2024-02-01《资治通鉴（十一）》：百世传之，于是作礼乐

《资治通鉴》第十一册记载了《隋纪一》至《唐纪八》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589年己酉，尽于公元628年戊子。

【势钧位逼】

隋朝一统天下，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中国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但是隋朝的命运和秦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大一统的王朝，经历了二帝共计38年。为什么统一了中国的隋王朝，依然只是一个短命王朝？作为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为中国进入大一统做出了贡献，他从辅政北周开始，夺权建隋，然后统一南北，开创开皇之治，但是在他统治期间，祸根也早已经埋下。

隋文帝在灭掉南陈之后，在开皇九年即公元589年下诏：“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杨坚认为现在已经天下大同四海一统，所以需要颁布“太平之法”，他所谓的太平之法即是偃武修文：“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间甲仗，悉皆除毁。”臣民要沐浴在德化之中，大部分军队要解散，军士则要开始学习儒学，民间的兵器都要销毁，以此来证明一个太平盛世的到来。

隋文帝想要偃武修文，这的确是一种走向太平的理想状态，但是隋朝本身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国家治理上还有亟待解决的困境，杨坚甚至还没有处理好自身问题。“上性猜忌，不悦学，既任智以获大位，因以文法白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过失则加以重罪。”这是他的问题所在，猜忌多疑可以说是杨坚的致命伤，一方面他明察秋毫，朝廷内外百官大臣如有人触犯法律他就会治以重罪，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官员贪污腐败，便以贿赂的方式试探他们，一旦发现则立即处死，所以出现的一个怪现象就是，在朝堂之中经常杖打官吏，“一日之中，或至数四”，有一次竟然因为行刑之人下手太轻他下令将行刑之人斩首，上述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或等人进言规谏，认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但是隋文帝并不予以采纳。

杨坚让全国销毁武器，弘扬德教，在他看来太平盛世就意味着刑法推动的是教化，所以不能肆意专行，但是自己却对过失者加以重罚，还在朝堂上杀人，这的确是一种矛盾。而到了隋文帝的晚年，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或者“帝晚节用法益峻”，或者，“帝既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对此，《隋纪三》有一段对于杨坚消灭南陈时的记载，南陈被灭，很多人认为天下将要太平了，但是监察御史房彦谦对亲近的人说：“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而他的儿子就是房玄龄，房玄龄对房彦谦说：“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父子的看法一致，他们指出的就是杨坚本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到了下一代便完全暴露出来了。

公元604年七月丁未，文帝在大宝殿驾崩，对于隋高祖个人的评价很多是正面的：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每旦听朝，日昃忘倦。虽啬于财，至于赏赐有功，即无所爱；将士战没，必加优赏，仍遣使者劳问其家。爱养百姓，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大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故衣食滋殖，仓库盈溢。

这里有一个数据，杨坚受禅之初，隋朝的民户不足四百万户，到了仁寿末年，超过八百九十万户，仅冀州就有一百万户，可谓“衣食滋殖，仓库盈溢”。但是这里也指出了隋文帝自身的问题，“然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功臣故旧，无始终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敌，此其所短也。”司马光也对此作出评论，他引用辛伯当初劝谏周桓公的一句话：“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动乱的根本在于内宠姬妾地位与皇后相等、外宠重臣与皇帝一样发号施令、庶子和嫡子相互匹敌、大都城与国家的势力相当，这四种现象的产生就在于人主没有慎重从事，而考察隋文帝也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害怕嫡子和庶子之间出现纷争，担心皇室的地位孤立，但是却没有注意“势钧位逼”的严重问题，当诸王的力量和皇帝的实力旗鼓相当，危逼皇位就会发生，“虽同产至亲，不能无相倾夺。”隋文帝只吸取了辛伯其中的一点建议却忽视了其他三点，隋朝的灾祸已经无可避免。

【所费巨万】

杨坚的儿子杨广果然阴谋夺宗，他早就觊觎兄长杨勇的太子地位，公元600年，隋文帝排斥大臣颎的劝谏，下令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杨广即位为隋炀帝之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亲弟蜀王杨秀被他诬陷使用巫蛊诅咒隋文帝及幼弟汉王杨谅，被剥夺官爵贬为庶民软禁于内侍省，后与诸子一起被软禁，不得与妻子相见；大业三年，杨广诛杀侄儿长宁王杨俨，又把剩余的杨勇诸子安城王杨筠、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颍川王杨煚、杨孝宝、杨孝范贬到岭南，在路途中全部被处死……这或者就是杨坚时代“势钧位逼”酿成的灾祸。

隋炀帝即位之后，骄奢淫逸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大业四年，“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馀万筑长城，白榆谷而东。”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馀人。”大业六年正月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疏浚大运河，建造东都洛阳，每一个大工程都是劳民伤财，而且隋炀帝还对外频繁发动战争，三征高句丽致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杨广奢侈无度，参保务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大业十四年，杨广巡幸江都时，被宇文化及围攻，当他们要杀死隋炀帝时，隋炀帝却说：“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对天子动刀，取鸩酒来！”隋炀帝解下自己的练巾交给令狐行达，让他将自己绞死。实际上隋炀帝早就有这一天，所以他随身携带着罂装毒酒，他对身边的宠幸也说：“如果贼人到了，你们要先喝，然后我喝。”这次毒酒没有找到，隋文帝也用练巾完成了天子死法。

隋炀帝死去，统治38年的隋朝灭亡，隋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唐王李渊恸哭，说道：“我北面称臣侍奉君王，君主失道不能挽救，岂敢忘记哀痛悲伤！”五月戊午，隋恭帝禅位于唐，甲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告天于南郊，大赦，改元。唐朝正是开始。

【化家为国】

在《隋纪七》中，对李渊和李世民关于隋朝的议论就有记载。李渊取神武肃公窦毅之女，生建成、世民、玄霸、元吉四男和一女，对于李世民的描述是：“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这个安有天下之心的人那一次偷偷对父亲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在指出隋朝统治的黑暗之后，他更是勇毅大胆，“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这是要反的想法，李渊大惊：“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于是李世民又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李渊再次阻止。等到第二天，李世民再次和李渊说起心中的想法，“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不过这一次，李渊长叹一声说：“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李世民在无人在场时对李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这是“天授之时”，李渊虽然大为惊讶，实际上也符合他的想法，那一句“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算是父子同心的表达。李渊称帝之后，命李世民南征北战，李世民击败陇西李轨、消灭西秦薛举父子、击退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夏王窦建德，迫降洛阳王世充，并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基本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武德四年五月戊寅，“王世充徐州行台杞王世辩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诣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瓌请降，世充故地悉平。”同时，“窦建德博州刺史冯士羡复推淮安王神通为慰抚山东使，徇下三十馀州，建德之地悉平。”

李世民在统一全国中功勋卓著，当年七月，回到长安的李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部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舆、御物献于太庙，行饮至之礼以飨之。”后来，李渊认为秦王李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于是特置天策上将，位列王公之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当时的李元吉只是一个司徒。李世民一方独大，自然引起兄弟的不满乃至怨恨，尤其是隐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态度显得比较矛盾，一方面从最初提出“天授之时”的时候，李世民就是对李渊说的，而起兵之后，也大都是李世民的计谋，即位之后的李渊曾经对李世民说：“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而另一方面，“喜酒色游畋”的李建成和“多过失”的李元吉在面对功名日盛的李世民时，开始协商“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他们曲意侍奉李渊的嫔妃，奉承、献媚、贿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上的宠爱，而李世民不愿去讨好这些妃嫔，所以妃嫔们开始诋毁李世民，对于这些言语，李渊竟也相信了，致使对李世民产生了怀疑。

武德七年记载的“校猎城南”一事就是典型，当时的李建成有一批喜欢尥蹶子的胡马，李建成故意将这匹胡马交给李世民让他试一试，李世民骑上之后胡马果然尥蹶子，李世民跃身而起在数部之外立定，之后他又骑上胡马，又被尥蹶子，如此三次，李世民便对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便让妃嫔们告知李渊，认为李世民说自己天授要当天下公主，不会白白死去。李渊听闻后非常生气，把李世民叫来便责怪他：“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李世民自己摘去王冠伏地叩头，李渊还是不解气，那时突厥前来侵扰，李渊便命令李世民和李元吉率兵抵御突厥。“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玄武门之变】

也正因此，才有了最终的“玄武门之变”。《资治通鉴》在《唐纪七》中用了15页详尽记载了这一事件，事件开始的叙述是：“六月丁巳，太白经天。”事件结束的叙述是：“癸亥，立世民为皇太子。”内中的过程极尽笔墨，而最终就是发动兵变的李世民射死了李建成，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禅让皇位。

对于震惊历史的“玄武门之变”，司马光发表了评论，一方面他以礼制的角度出发认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但是唐朝的特殊性在于，高祖李渊能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建成庸劣却位居李世民之上，所以兄弟俩“必不相容”。面对这种不相容，司马光一方面指出了高祖自身的问题，“ 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但是这些太过理想，所以现实情况发生了，太宗不得已而采取了措施，“蹀血禁门，推刃同气”即使再无奈，也成为了“贻讥千古”之事。所以司马光发出了“惜哉”的感慨——当然他希望这种兄弟阋于墙的事不要发展为喋血禁门的悲剧，而李世民这一行动本身就造成了深渊的影响，“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表动景随】

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是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贤明君王。在治理过程中，《资治通鉴》记录的两件事几乎代表着司马光的同一种观点。《唐纪八》中记载：唐太宗担心官吏中有人受贿，于是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当有人告知刑部下属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便要杀掉他——这和隋文帝何其相似！当时的民部尚书裴矩规劝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入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裴矩的说法就是指出了太宗本身的自相矛盾，甚至不符合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隋文帝不听劝谏不同，唐太宗听了很高兴，还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表扬裴矩：“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对此，司马光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评论，裴矩何许人也？他原来是隋朝的臣子，而且是为佞臣，但是到了唐朝，还是一样的人却成为了劝谏的忠臣，这是为何？“君明臣直”，司马光提出这个回答，就是要将臣下之所为和君主之所为密切相连，“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如果君主讨厌揭短，那么忠臣便成为佞臣，如果君主喜欢听到直言劝谏，那么谄媚就会转化为忠诚——君主就是测影的表，而大臣就是影子，“表动景随”就是君臣关系最好的比喻。

而同样的表达也从唐太宗自己口中说出。在贞观元年的时候，有大臣请求太宗出去奸佞之人，太宗问他：“佞臣为谁？”那人回答说：“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用阳怒的方式测试，不正是唐太宗已经做过的方法？但是这次唐太宗否定了这种想法，他提出的观点是：“君，源也；臣，流也。”正因为君王是源头，所以当源头浑浊了怎了可能让支流清澈呢？“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

司马光所说的“表动影随”和唐太宗自己讲到的“君源臣流”，异曲同工，都认为君主才是大臣的表率，才是国家的榜样——但是以此突出个人，是不是也会陷入另一种极端？

【礼乐之功】

《唐纪八》记载的六月乙酉一事，是关于礼乐的讨论。当时的孝孙等人演奏新乐，但是太宗却疑问道：礼乐只是古代圣人根据情况的不同而施以教化的产物，国家兴衰隆替难道也是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对于太宗的提问，回答说：北齐将要灭亡时出现了《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出现的时《玉树后庭花》，这些乐曲声调哀思绵绵，使人听后落泪，所以兴衰隆替就在于音乐。太宗对此予以了否定，他认为音乐的确能触动人的情感，高兴的时候听到音乐是喜悦，忧伤的时候听到则是悲痛，但是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本身引起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唐太宗还让现场弹奏灭国时的《伴侣曲》和《玉树后庭花》，他认为曲子都还在，但是在这个时候弹奏出来谁还会感到悲痛？

唐太宗的说法不无道理，那么是乐本身的作用还是人自身的原因？当时的魏徵认为，古人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所以，音乐的意义不在于声音本身，而是“诚在人和”。司马光一直强调礼乐之制，所以对此他发表了长篇评论，首先他提出了工具说，古代巧匠所能传授给人的是圆规曲尺，圆规曲尺就是工具，工具指向的是技术，比如“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礼乐则是圣人们传授下来的治国之道，“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所以它既不是工具，也不是技术，而是一种礼教，即使三皇五帝已经很遥远了，但是，“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进一步阐述说：“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礼乐之本末，是中和和容声的区别，但是两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身心统一才能本末并存，“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风易俗，诚亦难矣。”所以乐之流行于世，更需要德行相配，如果只是将乐看成是工具，最后将一无所得，对于唐太宗的说法，司马光提出了质疑，“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由此，司马光对于礼乐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  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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