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5《时代的活体解剖》：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
正是在这一天，美国移民局敦促他把名字从奥托-阿尔伯特·赫希曼恩改为阿尔伯特·O．赫希曼。
——《“经济人”的界限》
1915年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纳粹上台之后只有十八岁的赫希曼背井离乡到了巴黎，之后又去了伦敦；1939年德国国防军对法国作战后，他自愿加入法军保卫法国，之后在一个小镇沦为战俘；后来赫希曼前往马赛，成为了美国紧急救援委员瓦里安·弗莱的左臂右膀，弗莱组织的救援网络将大约两千人从死亡线上救了下来；1940年底，欧洲的局势对赫希曼而言变得异常危险，他最终离开法国，凭借一本假护照和由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资助获得的签证，赫希曼踏上了前往纽约的航程，1941年1月14日，在赫希曼抵达纽约的这一天，他把了自己的名字，从此以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名字开始了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从柏林到巴黎，从巴黎到伦敦，从伦敦到又回到法国，最后前往美国，赫希曼的这26年构成了他四处漂泊的人生历程，重新命名是自我的一次重生：他虽然坚持青年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但是绝不是理论教条主义者，他以一种“近乎直觉的确定性”孤身作战，直面学院派的亲资本主义经济学，从边缘出发分析其理论上的不足；在1958年的时候赫希曼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抨击了发展规划者的主流思维模式，提及了几乎被忽略的财富增长模式，阐述了“平衡增长”的官方思维成规掩盖了实物期权的观点；对拉美国家的分析，赫希曼证明了咖啡贸易价格因原料诸多不可测因素造成的不稳定，而国家不得不采取价格稳定措施，这一论证为他后来提出的对福利国家进行干预主张开辟了道路；50年代后期，赫希曼相当清醒且毫无保留地把市场视作调解利益的匿名媒介，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具体的那里中获得足以推翻主流学说的想法和观点；赫希曼的另一本著作《通往进步之旅》中，融合了田野调查研究以及客观报道方式，因地制宜为南美国家勾勒了全面经济改革的特殊机会；1967年出版的《发展项目述评》韩总，赫希曼提出了“隐藏之手”的概念，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呼应，道明了以下事实：传统研究由于专注于宏观市场机制，因而常常忽视了各种微观运作与地方举措，而恰恰是这些运作与举借才一同造就了可流通的生产部门。
改名之后的美国研究形成了赫希曼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阿克塞尔·霍耐特看来，赫希曼的这些思想遗产具有的意义就在于：“只有不断颠覆社会科学中的流行范式，才能在每时每刻都把握到社会变革的机会。”他提出的拉美经济模式、对福利国家的敢于以及“隐藏之手”的理论和实践，都成为他对不同政治、文化条件下经济主体共同利益的“真正关切”，只有看到这一天才能在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完成最终调和——但是霍耐特认为最为遗憾的是，赫希曼的核心思想并没有得到专业学界的真正重视，“这或许是这位伟大知识分子幸福生命中的唯一阴影。”
霍耐特对赫希曼核心思想被埋没的遗憾，通过这一篇《“经纪人”的界限》一文，也希望重新认识赫希曼的思想遗产，但是对于霍耐特来说，赫希曼身上真正具有遗产意义的思想并不只是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独特建树，而是从他个人的经历中淬炼出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深层经验，一方面当然是研究领域的，“今天，那些不信任这门学科的人最好记住赫希曼在其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中所积累的对它的批判。”之所以赫希曼一生积累了对政治经济学主流思想的批判，就在于他的思想遗产在个体构建的观念史上成为知识分子人格的体现，“他知道如何卓有成效地利用自己四处漂泊的经历，从在各地获得的知识与发现中得出导向批判自身学科的结论。”被迫流亡构成了赫希曼的人生经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成为自己原生文化的陌路人，而是以敏锐的批评视角开始一种构建——这是一个从原生文化中被迫剥离到主动批评而构建的知识分子——甚至，他的背井离乡，他的参战经历，他对流亡者的解救，都成为他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的“思想”，这就是对共同利益的“真正关切”。
赫希曼作为流亡的知识分子，也正是霍耐特“活体解剖”的一个重要样本。副标题：20世纪观念史肖像，霍耐特选取了十一位“从20世纪的历史经验空间中获得理论创作的灵感”的知识分子，来构建一种观念史的肖像：为什么选择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活体样本？从活体解剖中能发现什么？一方面霍耐特提出了“时代”的概念，20世纪并不是一种纯粹出于时间构建的时代序列，其中的约翰·杜威、弗朗茨·罗森茨威格、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罗宾·科林伍德，以及赫尔穆特·普莱斯纳都生于19世纪下半叶，但是在霍耐特看来，他们影响理论的经历和经验都发生在20世纪，而20世纪就是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极端的时代”；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提供了观念史肖像的群像，身份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在“迫于流亡和政治上的无所归依”中构建自己的理论，也就是说他们是托尼·朱特所说的“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这一类知识分子——20世纪这个“极端的时代”造就了“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无所归依的世界公民”反过来丰富了这个“极端的时代”，正式两者的结合让他们成为了“活体”。
| 编号：B82·2240320·2073 |
这是“活体”的双重构筑，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一代领导人，霍耐特继承了批判精神，这种批判就体现在解剖上，“活体解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得以构建：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和阐述就是对“极端的时代”中不同社会活体的解剖，另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试图对社会运作方式进行分析，借此对社会活体进行解剖，从而推导出关于历史、社会或者政治的合适概念”，他们本身就是可以被解剖的活体，对社会的批评观念和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了双重的“活体解剖”，霍耐特描绘知识分子的时代肖像就是为了作出一种尝试，“把该时代的思想史视作一个过程——一个从历尽艰辛的领悟中，萃取出充满意义的洞见与无法替代的教诲之过程。”
时代的思想史构筑是一个过程，知识分子的经历也是一个过程，霍耐特的过程主义对于“极端的时代”来说，其实很明显指向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被迫流亡，而被迫流亡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说，其命运的发生就和纳粹有关。死于1929年的弗朗茨·罗森茨威格可以说和纳粹的历史相对较为遥远的知识分子，他死于疾病而不是政治迫害，但是作为一名犹太宗教哲学家，他的学说命运却和纳粹连在了一起，去世四年后反犹主义开始盛行，如果没有亲友们冒着危险将他的信件和小论文出版，霍耐特悲观地表示，“罗森茨威格恐怕难逃被遗忘的命运。”反犹主义成为罗森茨威格身后的命运，但是这位犹太宗教哲学家却在生前敏感地察觉出了德国观念论的巨大危险。罗森茨威格早期深受梅尼克的影响，梅尼克在对黑格尔的研究中认为，黑格尔为构建德意志民主国家这一理念作出了贡献，他在《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认为黑格尔在基于“民族原则”所建立的国家中找到了世界历史法权。罗森茨威格却提出了疑问，他从俾斯麦的国家政治中看到了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征兆，所谓的“民族国家”思想过于狭隘，他的研究就是要证明这种国家模式不堪一击，在《救赎之星》这本书里，罗森茨威格认为黑格尔把国家视作自我合法化的强力组织，但实际上“人的自我权利”却献祭给了“被神化的国家”——在霍耐特看来，罗森茨威格的功绩就在于明确了“民族原则”的国家和自我权利之间的矛盾，而他身后开始的反犹主义不仅是这一矛盾的体现，更是“人的自我权利”在矛盾中被取消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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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克塞尔·霍耐特：把时代的思想史视作过程 |
同样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影响下的德国观念史进行研究，约翰·杜威则以“德国人精神气质的考古学”提供了一种途径，他通过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研究，认为唯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混合被赋予了进一步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将德意志的使命等同于绝对精神的贯彻，或者说，是黑格尔把战争理解为德意志使命的合理、净化的目标。但是杜威所理解的德国灾难性发展的思想根源，并不是黑格尔而是康德的理性先天有效性观念，“希特勒在其凌乱不堪的书里所展现出来的心态，基本上可以追溯到康德所提出的理性先天主义范式。”先天理性观念是对启蒙主义的超越，却导致了德意志心灵灾难性的发展：“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拥有普遍合理的理想，为了实现这种理性，德意志民族在紧要关头甚至必须诉诸残酷的暴力手段来与全世界为敌。”这就是杜威对于德国人精神气质的考古学研究，它是一种建立在“狂热的逻辑”之上的理性，这种理性最后变成了暴力。
罗森茨威格生活在纳粹反犹主义之前，杜威更是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分析德国精神气质，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前奏”和“外篇”，但是对于奥雷尔·科尔奈、赫尔穆特·普莱斯纳等人来说，“极端的时代”对他们来说则变成了极端的命运。科尔奈是匈牙利知识分子，但是在1937年希特勒进军奥地利的前一年，科尔奈逃离了维也纳，经瑞士到达伦敦，之后他离开欧洲来到了魁北克，在异国他乡开始了自己从伦理学到政治哲学的转向。科尔奈经历了漂泊，他早期的研究就是对“恶的现象学”研究，他发表了关于厌恶、傲慢与仇恨的论文，这些论文致力于对负面情感的现象学分析，霍耐特认为，“通过对负面情感态度的现象学解密，科尔奈试图把目光投向我们道德现实中那些与符合伦理价值，因而被理解为政治正确的经验相对立的消极面相。”但是在看到纳粹独裁的暴行之后，他开始了反思，1938年他出版的《反西方之战》中就提出了纳粹思想就是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反抗”，这一观念史的研究避开了纳粹的政治经济结构，从价值观和社会乌托邦中发现“合法性”。
和科尔奈不同，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一直从事哲学人类学研究，他认为，人类的优越性不应该从人类自身独有的能力中推导出来，而是必须从人与环境关系的特殊形式中加以解释，他提出了“离心定位”的人类学概念：人与环境的关系之所以向人类敞开自身，就是因为人类自身的肉体行为是可被经验的，也就是说，与其他以环境为“中心”的生物不同，人类对自己的行动采取“离心”的视角，不断从自己的身体中抽离出来从而加以支配。后来的普莱斯纳又通过《共同体的边界》证明，将人类完全纳入共同体的尝试，无论是基于“血缘”还是基于事实“价值”，都与人类心理和物理的双重存在背道而驰，而是与产生距离的公共领域的社会自由空间位基础，“只有建立起由仪式所确定的互动形式——正如礼节、客套与外交所做的那样——才能为人类打开伪装的可能性，保护他们不受规定所强制，从而拥有通过实验确证自身的无限可能性。”
“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在纳粹统治前”这是霍耐特对这一活体解剖的时间定为，但是普莱斯纳的“离心定位”人类学和共同体的政治伦理，其中心精神都是一种贵族式的信念，而非极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就像每个个体生命一样，共同体的政治治理也需要有意愿作出快速且适当的决定，最后这种意见转向了政治领域，在霍耐特看来，这就导向了一种和极权主义密切相关的政治模式，这种“自由的诱惑”实际上也忽视了纳粹暴力的潜在危险，霍耐特说：“或许，1931年之后的历史进程让他不得不睁开眼睛，他才得以洞悉自己作品中的自相矛盾。”
从纳粹前的观念史，到被纳粹暴力深受其害的知识分子流亡，“极端的时代”在扬·菲利普·雷姆茨玛研究中则是“世界末日之后”的社会理论，它构成了后纳粹时代的“活体解剖”。雷姆茨玛在“二战”后第七年出生，他的人生和那段暴力史无关，但是“他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是从刚刚过去的野蛮的恐怖中锤炼而来”，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巨著《信任与暴力》之中：他并不是对纳粹恐怖进行纯粹的表达，而是将对灾难的感受转化为一种知识，这种知识构建的就是后奥斯维辛的社会理论，“人类历史从古至今都以暴力与暴行为标志。”他区分了人类的暴力类型，一种是“移除型暴力”，在这种暴力中，为实现预期目标，身体被移开；另一种是“占有型暴力”，身体只是被用作增强快感的源泉；第三种是“摧毁型暴力”，身体最终沦为破坏狂的对象。移开、利用和毁灭，是三种暴力类型，而从制度层面对三种暴力形式的规范处理，则形成了暴力的社会理论：雷姆茨玛认为，所有暴力的物理核心是外部对自我身体施加的痛苦和折磨，由此拆解辛苦建立起来的身体边界，这对于人类来说，恐怖场景的出现不是“原始的信任”，而是“原始的不信任”，这就形成了雷姆茨玛的社会学理论，尊重他人为原则导向的理性能力是错误的，因为动机的无后果性，“试图对这一原则的认同视为某种不容置疑的、源于我们纯粹语言能力的东西，对于在具体历史中纠缠的主体而言，这样的努力仍然毫无意义。”他认为，道德是一种脆弱的力量，不足以承载文明的进步和永久的和平，但是，鉴于人类实施暴力的能力，只有在不懈努力中加强暴力的反作用力，建立一个“文明的最低限度”，使用身体暴力的可能性才会大大降低——雷姆茨玛骨子里的悲观主义，似乎是作为“世界末日之后”的存在，也是暴力在移开、利用和毁灭中创造了挥之不去的时代病症的一种活体。
从前暴力史中的思想学者，到暴力时代的流浪者，再到“世界末日之后”的知识分子，霍耐特构建了20世纪的观念史肖像，但是论文过于偏重于人物介绍，缺少必要的理论深度，他在书中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许应该从偏传记、作品历史的角度切换至更为系统的观察视角”，但是这一写作图式并没有得以真正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只是进行了一个时代的“死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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