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15《一种法兰西生活》：我在独自老去
我把女儿拥在怀里，有搂抱着一棵死树的感觉。她看着正前方。我们处在虚空的边际，在世界的峰顶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
——《雅克·希拉克(Ⅱ)》
玛丽把自己封闭起来，玛丽被送进了精神病诊所，玛丽正遭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折磨，但是对于女儿的现状，作为父亲的“我”还是为她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在医院里我要求医生打开了收音机，让玛丽努力看到并理解“事情背后的东西”，因为我不能接受女儿永远待在精神牢笼之中；我带着玛丽离开了医院，重走了四十年前我陪伴自己的外祖父走过的那条路，然后把她拥抱在即的怀里，虽然有一种搂抱着一棵死树的感觉，虽然父女一样处在虚空的边缘，但是“回家”的意义也许就在打开门的过程中和四十年前那样，被“世界之美”所征服。
这是让-保罗·杜波瓦所书写的“雅克·希拉克”时代，雅克·希拉克从2002年5月开始了他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二段执政时期，标题括号里安放的是执政的时间，但是从2002年5月开始，指向的却是一个“？”，这是希拉克执政还没有结束的标记，也是和我有关的生活还没有终结的标识，但是更多意味着未来的不确定甚至迷惘，这一章节、这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是：“生活只不过就是这种给人错觉的纤维，它把我们和其他人联系起来，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以为至为重要的生命存在，只不过是某种完全虚无的东西。”这个“？”就是一种虚无：我在拥抱女儿的时候，想到了我所有的亲人，他们很多已经离开了我，离开了生活，而即使现在和女儿一起在打开门的世界里重新发现了美，世界也呈现为一种渐渐逝去的感觉，或者说，他们之存在只是存在过本身，“在这个疑惑的瞬间，在这个许多东西取决于我的时刻，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帮助、任何的安慰。”
所以生活本身就是错觉，生命则是虚无，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趋向于未来却无法把握的“？”，而当杜波瓦在这本书中以倒叙的方式让保罗·布利科回忆那些岁月，最前面的就是死亡，小说的第一句是：“我的母亲跪倒在地。我从未看到过一个人这样突然地瘫软下去。”母亲之所以瘫软下去，是因为死亡降临了——她的大儿子即我的哥哥樊尚还不到十岁，却因为疾病告别了这个世界。和母亲的瘫软一样，我感觉自己的世界也一下子坍塌了，他曾经有被视为“神圣的物件”的四轮马车，他曾经是我的庇护，他和我度过了最美好的童年生活，他是我爱戴和崇拜的巨人，“樊尚的死截走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连同一些最重要的情感。”从死亡开篇，生命其实对于我来说就呈现为一种虚无的状态，而且在虚无中朝向了还必须经历更多死亡和虚无的生活，并且走向“？”的未来。
“我按时服用磷酸丙吡胺片和降压药，而且，和所有人一样，我也不再吸烟。我独自生活，独自吃晚饭，独自老去，即使我努力与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孙子保持联系。”这就是54岁的布利科现在的生活，“独自老去”就是对无力的世界最有力的一句表达，而这又何尝不是杜波瓦对世界的一种态度，题辞中他写道：“献给我的孙子路易，献给我的孩子克莱尔、迪迪埃和弗雷德里克．E”，这和小说中的布利科如出一辙，而他引用的两句话也在表达着生命的虚无：一句是约翰·厄普代克的话，“谁也不属于我们，除非在我们的记忆里。”另一句则是金特·安德斯的语录：“人比他自己更藐小。”当被布利科视为巨人的哥哥樊尚就这样被疾病夺走了生命，记忆的序幕被打开，难道不正是进入到失去了巨人的藐小世界？
为什么生活是一种错觉？为什么生命是一种虚无？对于这个问题，杜波瓦用小说标题做了回答，“一种法兰西生活”可以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生活”，是布利科54年来经历的生活，它以“我”为中心，通过我的目睹、旁观和感受揭开了生活表层之下的现实；另一个则是“法兰西”，法兰西不是和浪漫有关的形容词，而是和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有关的名词，或者说，它指的就是这个国家和第五共和国这一时代。所以“法兰西生活”被结合在一起，既是一种在法兰西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也指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的国家和时代。第一章节《夏尔·戴高乐》中，“法兰西”就变成了对这个国家和时代描摹的“法国的”：“这就是那个时代里的我家，令人不愉快的、过时的、反动的、极度阴郁的。以一个词概括，就是法国的。”这是时代之下个体性的生活现实，但是它也像这个国家本身，“自认为还运地活着，已经克服了它的耻辱和贫困。一个现在已足够富有的国家，可以蔑视它的农民，让他们去做工人，给他们建造荒谬的由低劣而丑陋的高楼构成的城市。”
| 编号：C38·2250421·2291 |
杜波瓦每一章节标题都是以第五共和国的执政者命名，他们构成了“法兰西生活”在国家和时代层面的宏大叙事，而在展现具体而微的家庭生活中，“法国的”宏大叙事又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每个人。樊尚在1958年9月28日死去，这个星期天播放的正是17668790名法国公民接受了新宪法，这其实是一个反讽，我最亲密的哥哥死亡，一个被我视为巨人的个体死亡，是一件悲痛的事，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哀伤，但是对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来说，却是一次集体的欢庆，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被17668790的复数所湮没，而且因为樊尚生病的原因，父亲和母亲并没有去投票，他们没有在投票意义上成为接受新宪法的公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和宏大叙事无关，但是“法兰西生活”从来不是个体的隔绝状态，一方面，生活被它影响，被它湮没，甚至被它完全改变，另一方面在影响和改变中却保持着某种同一性。
樊尚死了，幸福离开了我们，我们的悲哀被那台父亲1958年购买的电视机的扬声器所充塞，“很快，戴高乐占据了哥哥的位置，在饭桌上，正对着我。”我的祖母是一个威严而势利的女人，甚至是丑陋、恶毒、尖刻和无信义的样本，她看不起母亲的出生，所以看不起母亲的家族，而在政治生活中，她攻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那台电视机播放了正在发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它最终凝固成一个“遥远和抽象的概念”，还在1967年的家庭聚餐上播报了切·格瓦拉的死，当然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发生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风暴是政治意义的，也是个体意义的：
动荡的原因是什么？佛朗哥的绞索，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君主们的自负将军的军帽，蒂克塞尔—维南库尔，神职人员的恶臭，学校的霉气，道德钳制，女性地位，官员至高无上的权力，“托利·卡尼翁”号事件，吉斯卡尔的大胆，还有蓬皮杜和他的高贵高卢人，越南战争，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本·巴尔卡事件，还有我父亲和他关于倒霉的西姆卡的现代主义新言论，我母亲和她神经质的静默，我姑妈苏珊吁求秩序和铁腕、更多礼拜及最重要的尊敬，她的丈夫于贝尔陷入社又性酒精中毒和种族仇恨之中，奥迪尔姑妈则从社会主义者变为吉斯卡尔不断变化的修辞的信徒，还有被怨恨打败的体育记者道森，沦为追随党派中央委员会制定路线的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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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瓦波：努力理解“事情背后的东西” |
于我来说，一样是生命中的一场风暴：十三岁时在房间里读《悲惨世界》，独自发现了射精的要领和机制，而在大卫“搞你母亲的烤肉”的启蒙下我有了性的意识，当父亲将我放在“伦敦以南一小时路程的东格林斯蒂德的水上街”生活了一个月，在那里我发现了整整一生寻找的东西，那就是性、爱情、摇滚乐和拥有自我的绝对快乐，这就是我在1965年夏天实现的“个人的革命”，而当1968年的风暴袭来，我加入其中，把一块接一块的铺路石扔向了大兵。但是当个体融入革命叙事，也呈现出一种盲目性，当同行者用同样的方式将石块扔向父亲的车行时，我听到的就是“使人想到撞碎在大堤上的太平洋海浪的声音”，于是，我呈现出两个自我：一个是较少宽容和更多暴力的“革命”的我，按照革命者的吼声来说，这是“意识的失望造就秩序的谋杀者”，而另一个则是对闹事者喊出“住手”的我，因为他们毁掉的是一个正直的人的生意和生活。
一个我和另一个我，总是在这种矛盾中交错在一起，它们构成了和“法兰西”这一宏大叙事相关的“生活”，也以关照的方式对整个“法兰西”时代提出批评。1968年的风暴导致了戴高乐的下台，在阿兰·波埃成为最高权位代理者的1969年，我的生活也像代理时代一样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父母的家，过一种配得上自己的、真正的前卫生活。”而在1969年6月开始的乔治·蓬皮杜时代，我的自我和前卫生活真正拉开了帷幕：我用各种办法逃避服兵役，绝不穿上军队制服成为了我对制度的抵抗方式；窝棚认识了比我大的姑娘玛丽，这个一米八身高的女人唤醒了久经沉睡的荷尔蒙；我第一次穿上了领工资者的紧身衣，在一家半公半私的机构负责建立工人带薪休假卡；我和合租者一起建立了布鲁斯音乐组合Round up，还为婚礼演出助兴，在婚宴上大胆地批评社会：“婚姻是合法卖淫的形式，是对合乎道德的拉皮条经过公证的协议……”
在经过了阿兰·波埃的第二个代理期之后，法兰西迎来了新的总统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国家叙事层面，我没有投过票，也拒绝投票，“一直以来，我抵抗所有的诱惑，抵制所有使人产生犯罪感的、破坏稳定的活动，抵抗压力、要挟，以及铺天盖地的论据充足的辩论或是似是而非的诡辩，我只紧紧抓住自己唯一的卑微信条，认定自从1968年以来，每个人都明白，卷入选举从其中捞取利益的极少有值得称道的组织。”而且德斯坦上台之后也证实了我的想法，在曾经接待了请求赦免罪犯的律师，但是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求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几天之后，法国最后一个死刑犯被处决，在我看来，这个“第五共和国最后一个让断头台处决罪犯的总统”就是殚精竭虑要抬高家族地位的家贵族，“从那天起，我一见到他的形象，就会不自觉地想起死刑，就像是难忘记忆的回放。”而在个人生活中，我认识了安娜并开始同居，而且安娜通过父亲的关系为我安排了杂志社记者的职位，“我突然明白了，那把我与安娜结合起来的情感和肉体的联系，实际上掩盖了一桩深刻的社会地位不般配的婚姻。”接着安娜怀孕，并且改变了当初想要流产的决定，但是我又不想走进婚姻，在混乱中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樊尚，一种对哥哥的怀念，“知道了他的诞生和我们对命名的选择，我的母亲泪如雨下，紧紧地拥抱了我，好像我是她唯一的儿子。”一年半后女儿玛丽出生，在孩子到来之后，我也和安娜的父母妥协开始合法地成为了孩子的父亲，“即使每一天我都更明显意识到，安娜和我渐渐地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我还是愉快地过着这种在孩子们和一个不管她怎样我仍然爱的女人身边的日子。”
“我们属于彼此平行的世界。我们没有呼吸一样的空气，也没有分享同样的境遇。”我和安娜的婚姻，是不是都是由安娜决定？是不是也和德斯坦在政治生活中的殚精竭虑一样？1981年5月，第五共和国开启了密特朗的时代，父亲因为心脏病去世，我中断了作为儿子的生活，进入摄影界之后接到了拍摄《法国树种》的任务，于是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旅行生活，当我生活在树木中间，家庭生活却在另一端变得更为混乱，“我的孩子们不信任我。我的岳母有一个情人。我的母亲投票给一个社会叛徒。我的妻子在准备‘社会规划’。”所以对于安娜，我的评价是，“安娜自然也像她身处的这个时代：蛮橫无理，贪婪，渴望拥有，获得，渴望炫耀，尤其期待揭示历史已经完全终结。”实际上这个密特朗的时代在我看来就是蛮横、无理、贪婪的时代，甚至是专制的象征。母亲是密特朗的忠实信徒，当密特朗在1988年第二次当选总统，母亲以一种 青春的热情迎接这一结果，“我至今还记得她攥着小小的拳头，兴奋地砸在椅子扶手上。”
但是我却已完全相反的方式抗击着这个专制的时代，因为我拍摄树木而出名，有一天竟然接到了密特朗本人的电话，他让我为他喜欢的树拍照，电话中体现的就是一种专制的态度，在我看来，他是“在主母会修士家里长大的前国民志愿军成员”，是“在衰弱的左派与机会主义的右派之间摇摆的社会党人”，“我一点儿也不想拍弗朗索瓦·密特朗。同样也不想拍他的树。”但是母亲却央求我为她拍一张密特朗的照片，为了母亲我只好在总统外出活动时拍下了密特朗的照片，而看到了照片的母亲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密特朗去看她了，于我来说，这却是一个和伦理有关的噩梦，“种种迹象表明，她刚刚和那位爱吹牛的、撒谎的、街头卖艺的、掩盖真相的、还总是让自己表现得极其冷漠的社会党人老总统一起第一次背叛了我已故的父亲。”而对于这个时代，我的评价则是：“这个密特朗时代，带着某种威严的印记，在希望与允诺的沉醉中开始，在政治与道德的漂移中结束，它把共和国的门面浸入了代表其统治末期的污秽。”
密特朗之后，法兰西迎来了雅克·希拉里，在希拉克执政的第一时期，世界进入了新千年，美国发生了911，我居住的法国图卢兹则发生了AZF化工厂爆炸，我把法兰西的这个时代称为“扒手时代”，“明显地，我们厚颜无耻的道德衰弱的君主有着越来越轻浮的伦理观和特别笨重不灵的手。”但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法兰西的时代，而是世界新的格局，所以我认为，“不管是我自己的人生还是国家的命运，我看不到任何出路、任何光明，没有一点儿改善的希望。”在个人生活中，三年来一直为我进行治疗的精神分析师雅克安德烈·博杜安拉迪格，在杀死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之后对着自己的嘴巴扣动了扳机，为别人治疗精神问题自己却走上了疯狂而病态之路；儿子樊尚和女友圆谷优子结了婚，但是玛丽性格渐渐变得具有对抗性……新千年到来，却不是新希望的开始，而是必然要经历一种末日，对于我来说，末日就是1999年12月25日，我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他们告诉我的是：安娜坠机身亡。那天是安娜开车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处理工厂新厂址的事，但是她怎么会去坐飞机，又怎么会在一架双人座的小飞机上？
“安娜从来没有去过巴塞罗那。她也同样没有考虑过要把阿托尔迁到加泰罗尼亚。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种奇怪的、我完全不理解其用途也不知道其意义的编造情节。”安娜的死让这个“扒手时代”充满的谎言被揭开，“在这个结束了千年也崩塌了我的小世界的新年前夜，面对昏昏欲睡的母亲坐着，我想到了这些坏蛋和无赖们数不胜数的档案”。希拉克在2002年战胜对手，进入了第二执政期，同样，我没有参加投票，而母亲也走向了生命的终点，“我抚摸着克莱尔·布利科的脸。它苍白而冰冷，已成为死神的囚徒。在那儿只能感到虚无和失神。”
从哥哥樊尚之死开始，之后是父亲之死，安娜之死和母亲之死，在54年的人生回忆中，对于我来说并不仅仅是死亡，还有谎言，还有绝望，还有丑陋，还有专制，当然更让人感觉到生命虚无的就是玛丽——杜波瓦并没有过多提及玛丽走向自闭的发展过程，所以给人一种突然降临的猝然感，而对于未来，在这种命运猝然改变的现实中，也许真的只能是一个“？”，活着，从过去而来活着，看见亲人们一个个离去而活着，感受到孙子在成长而活着，也许活着就是活着本身，但是玛丽却也提供了一种关于活着的另一种样本：她才是真正从“法兰西生活”中抽身出来的人，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没有政治，没有谎言，她更不会感到虚无，“她从来没有被它的机制所欺骗，她的精神总是寻求超越事实，排除泡沫的假象，努力看到并理解‘事情背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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