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6-15《一位妇女，一个家庭》：个体作为革命者
“一位妇女，一个家庭”，并列的两天线索，都是单数的一种呈现，这是伊文思团队拍摄《愚公移山》中较少以个体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渔村》反映的是渔民群体的生活，《上海电机厂》则是对工人阶级的展现，《球的故事》是学校教育的整体叙事，《一座军营》则是对军队生活的记录，《大庆油田》是一曲发扬“铁人精神”的建设者的赞歌，《对上海的印象》是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介绍，《北京杂技团练功》《手工工艺人》和《北京京剧团<龙江颂>排练》则侧重表现了文艺工作者的群像——只有12分钟的《秦教授》是关于钱伟长这一个体在文革中受到思想改造的记录。
和《秦教授》只有12分钟的“短制”相比，《一位妇女，一个家庭》则是一部101分钟的纪录片，在《愚公移山》中也属于长片，所以伊文思并不像《秦教授》那样，只是展现一个侧面，一个局部，而是以单数的个体反映一个群体，反映一个时代，这就决定了在这部剧集里，伊文思团队要采用一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以点到面表现从个体生活到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一位妇女”是“一位家庭”中的妇女，“一个家庭”是一个社会中的家庭，是一个时代中的家庭，所以，“一位妇女”也是社会中的妇女，时代中的妇女。“一位妇女”是高淑兰，那么伊文思团队在拍摄时选择她，“一位妇女”身上到底有怎样的特殊性和代表性？
从资料上看，高淑兰绝不是一个普通妇女，这个贫农出生的妇女，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在北京的“二月七”工厂工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成为工厂的骨干，之后成为该厂解体车间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成为工厂的工会副主任，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伊文思在纪录片中并没有提到高淑兰中央后补委员的身份，说及的是工会副主任这一领导职务，或者纪录片拍摄早于中共十大，或者伊文思团队故意不说到高淑兰的这一身份，使她仅仅在“一个家庭”和一个工厂里展现个体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高淑兰的身份就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住在哥哥家里，她则是妹妹，是老妇人的女儿，这样的身份倒是普通的，所以在前半部分展示高淑兰家庭生活的故事中，伊文思的镜头里展现的是家庭生活的浓浓烟火气：早上她在菜市场里卖肉买菜，回到哥哥家里之后，给了女儿小红糖吃，小红在摄影机前面跳舞还唱起了“红太阳”；一家人浇花，包饺子，说起邻里关系，其乐融融。但是，伊文思拍摄高淑兰相关的家庭生活，并非仅仅是对一个普通女人的展示，他以高淑兰这一个体连接起了社会和时代，其中叙事的方式则是对比法：母亲说起自己生了9个孩子，有4个死了，说起自己8岁就成了童养媳，结婚就是“用一个闺女换一头猪”，还说起旧社会对女人的要求就是有小脚，那样才能嫁人；高淑兰的哥哥也说起自己是贫农出生，自己19岁结婚，是包办婚姻——高淑兰插了一句：“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母亲和哥哥都曾经生活在旧社会，旧社会所受的苦自然成了他们闲聊时的回忆，而所有这一切的回忆就是为了突出新社会成了主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以前旧社会要交税，现在哥哥嫂子一个月工资110元，房租费用只要7元钱；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吃一顿饺子，现在则是家常饭……
| 导演: 尤里斯·伊文思 / 玛索琳娜·罗尔丹·伊文思 |
高淑兰虽然生在旧社会，但是她却长在新社会，她说起和丈夫结婚，不再和哥哥嫂子一样是包办婚姻，更不像母亲那样是童养媳，她在25岁结婚，结婚之前两个人只吃了一顿饭，“不能让对方请”，这就是所谓的平等；高淑兰说起结婚之后夫妻基本上没有吵架，关系很融洽，这就是双方的尊重；而当问起是不是还要小孩，一边的婆婆似乎想要他们生一个，但是高淑兰说自己不要了，想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学习，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这种平等、尊重和自由，所折射的正是妇女的地位，它从“一个妇女”的故事变成了新时代、新社会所有中国妇女的现实。
而妇女地位的变化更突出地表现在高淑兰在工厂中的生活，她以前是一名普通女工，但是现在成为了工厂的工会副主任，这也意味着她成为了工厂的领导，在这个大厂里成为领导意味着什么？“二月七”厂历史悠久，1923年2月7日在中国铁路工人大罢工中，这家工厂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在罢工中有6人牺牲300余人受伤，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次大罢工，工厂便有了现在的名字，这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厂，这个工厂到底是怎样一个规模？伊文思没有说到工厂的工人总数，但是有两个细节表明了这家工厂的规模：在哥哥所在的四合院里，打牌的那些人几乎都是这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四合院有7个家庭38个人，伊文思用俯视的视角拍摄了这一带的四合院，可见这片居住着很多工厂工人；说到孩子的教育，这里除了托儿所还有小学和初中，“这里有5000个孩子”，5000个孩子可见工人的数量之庞大。
在这样一个有着革命传统、工人数量庞大的大厂里，高淑兰能成为工会副主任，的确有她的过人之处，在伊文思的镜头前，很多她的同事对高淑兰做出了评价：有人回忆说她当时进场的时候只有16岁，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孩有点羞涩；还有人说高淑兰有魄力，很勇敢，像个男孩子，很多男人不敢做的事她都会去尝试；有人则说到了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站在第一线，和阶级敌人作斗争，积极捍卫毛主席提出的“16条”……高淑兰果敢的性格，也是女性地位不断提升的写照，厂里的女工人就说起自己的车间，女性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以前“头发长见识短”的旧观念已经不存在了，“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当然高淑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她在伊文思提出为什么能走上工会副主任这一领导岗位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要为工人服务，她说工会有三大内容的工作，一是政治教育，二是技术培训，三是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一位妇女，一个家庭》电影片头
三项工作，对于高淑兰来说，似乎第一项工作永远摆在首位，而这也是她在文革中成为工厂骨干和革命者的原因，身为工会副主任，她现在还在思考如何加强工人的思想教育，而要让工人提高思想觉悟，自己当然不能退步，她之所以不想要更多的孩子，就是因为要把时间花费在工作和学习中，高淑兰甚至说了一句：“家庭生活不是全部。”这就是伊文思“个体作为革命者”的具体体现，但是在从家庭到工厂对高淑兰做全面展示的时候，在镜头后面的伊文思其实也带着一种思考：当一位妇女在革命中表现胆识和勇气，当妇女走上革命领导岗位，有所得是不是也有所失？同事们说她果敢，但也有人说她工作方法有些简单，有些做法不够严谨偏于主观，甚至暗示她容易骄傲自满，希望和群众打成一片。
伊文思只是借高淑兰同事的口说出了一些意见建议，而他直面高淑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拍关于你的电影，容易引起一些看法，你怎么看？高淑兰只是笑笑，她并没有过多考虑聚焦自己一个人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后来她说作为领导要多为工人着想。于是在很长的篇幅里，伊文思的镜头没有直接对准高淑兰，而是拍摄了工厂建立“三加一”小组、实施技术创新项目、废物回收利用等镜头，这种风格和《上海电机厂》的叙事风格相似，似乎也是伊文思对个体太多渲染的一种回避。实际上，在这部剧集中，伊文思对“一位妇女”的展示还是显得片面，一半的内容是在工厂里拍摄的，而另一半涉及“家庭”的故事，也并非是真正从高淑兰这样一个个体的视角来叙述的，她是作为四合院的一部分，作为哥哥家的一份子，而自己的家庭生活几乎没有涉及。
高淑兰每周一次坐火车回到北京自己的家，其他时间住在离工厂更近的哥哥家，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工作，另一方面丈夫是一名军人，所以在仅有的一幕夫妻相见中，穿着军装的丈夫来火车站接她和女儿，然后三口之家回家，仅此而已，按照高淑兰自己的说法，和自己的性格不同，丈夫平时比较内向，所以伊文思只是简略地拍下了两个人的见面和三口之间回家的镜头，而没有对家庭生活进行更全面、更细节化的展现。没有自己的家庭生活，甚至丈夫也只是露出了一个侧面，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高淑兰的“一个家庭”成了某种缺席，而这是不是也在表达着“一位妇女”成为革命者，在另一种层面上身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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