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14《哲学史教程》：让理性成为“立法之法”
因此哲学史是哲学真正的工具，而不是哲学本身。
——《十九世纪哲学》
完整梳理了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的哲学史，甚至把同时代的尼采放在“历史”之中——生于1844年的尼采只比文德尔班长了四岁，不过似乎尼采去世的1900年就意味着这本教程最后的十九世纪作为“历史”的退场。当文德尔班自己就站在“历史”的最前沿位置，身后的历史的确构成了一种从远观到近视的完整文本，但是当他用哲学史“不是哲学本身”作为文本的最后一句话作为结束，这样的哲学史观是不是对于黑格尔所说“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论断的一种简单否定？
文德尔班把自己同时代的尼采称为诗人，在他看来，尼采的伟大更多表现在他在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上，令人着迷的语言美，神秘的象征主义，对于晦暗和摇摆不定的沉迷，尼采所发展的是对于启蒙主义所呼应的文化运动，它的口号就是“对一切价值进行重新估价”，但是在哲学史意义上，尼采的影响并不是在价值重估中治愈了时代的痼疾反而是加重了疾病，一方面，是他遭遇到的是与时代本身所遭遇的同样不可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他提出的超人独断意志则终结了康德所开启的“理性自主性”——从康德到尼采的道路就是十九世纪的哲学发展道路，更是哲学历史在时代痼疾面前的困境。“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未来的问题。”在文德尔班看来，当哲学不再跻身于像心理学这样的特殊科学的活动中，当哲学已没有雄心根据自己的观点对特殊科学进行再认识，也没有编纂的兴趣去修补最一般的结构，哲学在历史中的使命其实已经变成：“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
也就是说，哲学必须有属于自己的领域，必须有自己关于永恒和有效的价值问题，这个价值问题也不可能如尼采所说要重估一切价值，它的独立意义必须回到哲学本身的价值上来，这就是文德尔班在整本书中所强调的理性，理性是哲学的使命，是“立法之法”，“人性之屹立于崇高而广阔的理性世界中不在于合乎心理规律的形式的必然性，而在于从历史的生活共同体到意识形态所显露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理性之所以上升到普遍性的法层次，文德尔班认为，就在于一切的理性都是“历史决定的”，“人在文化价值创造活动的具体产物中所获得的一切，通过科学，最后通过哲学，达到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所以哲学所拥有的有效性不是关于历史的真实性和可理解性，而是构建一种构建理性的历史，所以哲学史不是哲学本身而仅仅是哲学真正的工具——理性的工具，价值的工具。
这可以看做是文德尔班真正的哲学史观，在他写于1891年的序中就指出，这本书不是关于哲学的纲要而是“一部严肃的教科书”，其严格的意义就是要全面而精炼地描述欧洲哲学种种观念的演变，“其目的在于表明：我们现在对宇宙和人生作科学的理解和判断所依据的原理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什么动机，为人们所领悟并发展起来。”这是哲学史的一条线索，哲学史就是问题和概念的历史，文德尔班是要从中构建一个“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鸟瞰从古到今哲学的发展。有这样的史观就必须首先阐明什么是哲学，按照习惯的理解，哲学是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在这里，文德尔班所强调的就是哲学一词具有的科学性意义，在德语中，哲学一词即“Wissenschaft"，它的意思就是科学，当然一般的哲学是对现存事物进行认识的一般科学，而个别“哲学”就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所研究和认识的就是现存事物的个别领域。
作为特殊科学的哲学，其个别领域往往和其他特殊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宗教神学，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哲学创造了新的宗教代替了旧宗教，但是当中世纪宗教教义取代了哲学，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婢女，哲学又必须在这种卑微的地位中进行抗争，于是哲学在批判中开始摆脱宗教的影响，最后哲学和神学形成了对立，不仅是方法上的对立更是本质上的对立，而到了近代哲学，尤其在康德的时代，哲学获得了它的自信，但是哲学作为特殊科学对宇宙作哲学理解又是不可能的，康德限制了哲学的概念和任务，也从此真正开始了哲学作为特殊科学的发展之路，这是哲学自身的回归，在文德尔班看来哲学缩小到了只限于理性对其自身的批判活动。所以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从来不存在一种恒古不变的固定关系，与其说哲学对一般文化是“受”的关系，不如说是“给”的关系，这种“给”的关系所给予的恰恰就是哲学的理性价值和批判标准。
哲学提供的理性价值和批判标准，是对于其他学科的工具性意义，也是对自身的内在要求，这在哲学史中充分得到了体现。哲学的历史并没有共有的对象，但是它却始终在解决新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哲学史所体现的“共同成就”，这种共同成就就是通过人类理性将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转化为概念的形式，“每一种哲学，向着某一方向，以某一种方式，在或大或小的广阔的领域里，力图将世界上和生活中直接表现出的材料用概念明确地表达出来”，概念去思维，概念去判断，概念将经验世界的材料变成理性世界的思想，而思想更具有一种批判性，“没有这种批判观点，就没有历史。”所以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思维结构就构建了“形式逻辑的一贯性和理智的丰硕成果”的批判原则。哲学史是理性构建概念的历史，哲学史也是通过批判实现“共同成就”的历史，所以真正决定哲学史工具性价值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对人类宇宙概念的发展和人生判断的概念发展作出贡献？什么是真正的哲学什么又必须被排除在哲学史之外？
| 编号：B82·2250414·2286 |
文德尔班在阐述哲学发展历史中就充分体现了理性和批判的价值论，它们构成了哲学作为特殊科学的科学意义。在古希腊哲学阶段，当古希腊的国民生活开始蓬勃发展，当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当古希腊的个人判断具有了独立性，希腊人所追求的认识活动就是一种基于理智的科学活动，这也标志着哲学具有了科学的萌芽。“为宗教幻想摇摆不定所助长的个人独立思考，从实践生活问题扩展到对自然界的认识；在认识自然界时这种独立思考首先获得摆脱外在目的的自由，首先获得知识的自我限制，这就构成了科学的本质。”古希腊哲学家就在对自然界做客观思考中使得思维初步升华到科学的概念结构的水平，由此形成了基本概念的思想模式：文德尔班将古希腊划分为三个时期，宇宙论时期的宇宙起源诗是希腊哲学起源的直接背景，他们所提出的是“万物始基”是什么的问题，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开启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他们超越经验的形而上学解释，就是使得科学脱离了对事实的研究走向概念的思考；另外经验事物的相互转化又激起了关于存在的概念思考，这是科学在万变中追求不变的“世界本原”的努力；在宇宙起源学上又出现了宇宙变化的概念，恩培多克勒的循环论，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阿那克西米尼的物活论，都是对宇宙变化概念的探寻；而对于事物的本质问题，又发展出了认识的概念，尤其是关于思维和感知之间的关系问题，使得认知这个概念获得了规范的意义。
到了人类学时期，科学变成了社会力量，变成了政治生活的决定因素，所以科学进入了实践生活，哲学也由此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关于是否存在任何普遍有效的东西的这个问题就成为希腊哲学或者希腊启蒙运动的人类学时期的问题。”它主要涉及的是道德问题和科学问题。到了体系化时期，文德尔班认为这是希腊哲学从研究人类思维和意志转到形而上学的一个标志，而且达到了最高峰，成为体系化时期的代表人物，除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外，文德尔班认为还有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可以说是这个体系的两极，一个形成了唯物主义，一个则发展为唯心主义，但是在文德尔班看来，两者都是理性主义者：德谟克利特认为真正现实的知识本质上就是不变的存在观念，通过这一观念就可以理解在感觉中认识到的现实的“派生形式”，这就是理论的理性主义，而柏拉图认为，真正现实的知识内部有伦理目的，它构成了德行，具有实践价值，所以柏拉图的学说就是伦理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发展为更为系统的体系，他利用关系的概念、发展的概念进一步解决了希腊哲学的根本问题，即在现象千变万化的背后如何思考统一、永恒不变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是第一推动者，“在一切存在物中，它是最高、最好的，——它就是神。”之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即来自于此，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概念体系发展出的精神一神论也成为了希腊科学的成果。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思维在逻辑里已经达到了对自身的认识，已经发展为基本概念，它对于世界的阐述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希腊化时期，哲学的基本问题转向了处世哲学，打上了伦理学的烙印，而随着时代提出了迫切需求，哲学又转向了宗教，“哲学谋求在宗教里解答它一直徒劳无益地辛苦探索的问题；生活盼望为宗教的渴念和信念获得科学的阐述和基础。”到了中世纪出现了真正的导师奥古斯丁，基督教哲学成为他的主要学说，之所以不是神学而是哲学，就在于奥古斯丁的观念是以发展科学精神为目标，他的突出贡献就是建立了“内在经验的形而上学”，“他第一次将古代科学在整个发展结束时期不断准备的内在性原则搬进哲学思想的控制一切的中心位置，他在哲学史上理应据有的位置就是新的发展路线的创始人的位置。”他将精神概念作为宇宙概念的基本因素取代了物质概念，他通过怀疑达到了知识的确定，他将自我意识看成是现实性的“最可靠的真理”，当然他认为人的更高理性是直接感知精神真理的能力，这个精神真理就是上帝。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文德尔班将其分为人文主义时期和自然科学时期，在他看来，“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明的复兴，物质的发展，个体的自由，更在于“纯粹理论精神的复活”，这就是科学的“文艺复兴”，它尤其体现在方法论问题上：培根提出了科学认识的“新工具”，那就是脱离永无休止的概念争论，转移到事物本身上来，通过知识的力量改变世界，“知识就是力量，而且是唯一的持久的力量。”而笛卡尔从怀疑出发，用理性科学的信念改造哲学，“我思故我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存在的确定性只包含在意识的确定性中，“具有第一的、基本的、理性的真理的含义。”知识的“清晰”和“明确”成为理性主义的标准，但是他又把将其称为“天赋观念”，由此也走向了独断论。
梳理了从古希腊到启蒙时代的哲学史，文德尔班把更多的篇幅放在了“德国哲学”上，甚至他把德国哲学看成是在欧洲思想史上只有希腊哲学可以与它匹配的存在，这是德国民族内部精神发展到顶峰的标志，也意味着它将迸发出无穷无尽的理智力量，“通过这些力量使得德意志民族在下一世纪里有能力使其新获得的民族性在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作为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文德尔班自然将康德放在卓越的哲学家的位置，“他具有渊博的世界知识和令人钦佩的智慧，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荟萃于自身，而又诙谐机智，独具风格，分寸恰当，绝不炫耀自夸。”尤其在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成熟观念上，康德看清了经验主义利用心理学方法所发展知识的极限，在形而上学大厦的重建中追求真理过程，一方面是将人类理性活动的发展和价值问题完全分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理性批判的任务达到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探索，实现了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
当然对康德的理性批判，文德尔班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康德从判断表中推导出范畴表，将范畴表看做是“完善”可靠的逻辑学，就是一种“矫揉造作”的结构，“但是不幸的是康德竟如此坚信这个体系，在他后来的多次科研中，将此体系当作结构骨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德尔班继承了康德的理性批判而对康德学说进行的批判。而文德尔班重点对于康德的“物自体”提出了更多基于历史的不同观点，“物自体概念毫无合乎理性的意义吗？与物自体概念连在一起将认识的一切对象命名为‘现象’不是没有意义了吗？”康德认为物自体不是纯粹理性知识的对象，或者它根本不是“对象”，而只是为了思考它而存在，也就是说，它是纯粹假定性的，是某物，现实性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文德尔班认为这是康德的一个真正的“难题”：如果有一种不同于康德感性直观之外的直观，这种直观综合地产生自己的形式也产生自己的内容，那它就是真正“创造性的想象力”，这种直观的对象就不再是现象而是物自体，而这就是知性直观，它是感性和知性两种认识能力的统一，但是在人身上却是彼此分离的，所以这是一种难以否定可能性、也很难肯定它的现实性的能力，在康德看来，这是一个最高的精神实体，它是经验的极限概念，但是我们的知识没有任何可述的可能，“物自体必可思考，然而不可认识。”
文德尔班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影响就在于发展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兴趣的全面性，创造性思想的丰富，对近代文化需要的敏感，以及从原则性观点出发对历史的观念材料融会贯通所表现出来的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但是这些唯心主义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和物自体有关，“它们全都从康德在阐述物自体概念中交织着的种种敌对思想发展而来。”耶可比认识到了物自体是作为难以理解的概念而存在，它无法起到实际的有效作用，所以物自体体现了康德哲学的矛盾性，他证明了如果不以实在论为先决条件就不能进入到康德的哲学体系里，但是以实在论为先决条件又不能再此体系中停滞不前，也就是说，感性概念蕴涵了物自体的影响，这种因果关系使得范畴可以思维又不容许思维，所以矛盾性就动摇了康德的理性批判。而崇拜康德的莱因霍尔德则阐述了他的意识原则从而为康德辩护，在他看来，意识中的每一表象通过意识有别于主体和客体但是又与两者有关，所以客体自身和主体自身均不能被认识，只有两者之间的意识世界才可能被认识，从而进一步指出，在物质冲动中可以认出意志依赖于事物的不自主性和在形式冲动中可以认出意志旨在形式符合规律的自主性。文德尔班把莱因霍尔德代表的康德学派这一观点看成是粗糙的说法，因为他希望在想象力或意识中寻找统一，而康德早就将它们分离了。
另外，梅蒙希望修改康德含义上站不住叫的物自体概念，他认为在意识之外去思维物自体就是一个虚构，它是不可能的概念，完整的知识只限于理论意识自发形成的知识；而对物自体概念进行彻底粉碎的正是费希特，在他看来，唯心主义的原则就是自我意识，哲学知识的对象就越是理性体系，所以物自体的概念是彻底矛盾的概念；哥廷根教授布特韦克也攻击了物自体，他认为，“关于物自体或种种物自体我们不能谈些什么；因为在此包含着只对现象有效的关于本质、一和多以及现实性的范畴。”而在费希特的影响下，叔本华彻底将物自体变成了意志，物自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绝不按照知性原则即因果关系来考虑，物自体不是现象之因，而作为物自体的意志只能是“普遍的宇宙意志”，它以自身为对象，为了愿望而愿望，在现实意义上它就是生命意志。
虽然对于康德的物自体有种种的质疑和批判，但是正如文德尔班所言，十九世纪的唯心主义就是这种批判的结果，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终结的悲观主义，“哲学原则的历史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转折处以德国哲学体系的发展而告终。”文德尔班认为，十九世纪不是一个哲学的世纪，而且也再没有出现本质上和价值上崭新的东西，“这个时代的世界精神忙于尘世的具体事务，面向外界，而不面向内心世界，不向自身，不在自己独有的家园里自我享受。”只有关于人生价值的问题，有限地回到了康德的基本问题上来，而正如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一样，当超人的独断意志代替了康德的理性和批判，未来哲学也成为了一个新问题，而作为哲学史无疑已经提供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那就是哲学要扎根在理性之中，以理性之法寻找概念的清晰性和纯洁性，通过人的理性创造有效性的价值，从而消除内部的分歧，达到历史的再次辉煌，“其目的似乎是要夺回德国哲学伟大时期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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