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14《奇妙的工作》：死亡就是一种“物”
眼睛最蓝的一个外国兵把一包糖果扔给她，但是那女孩子和小狗连看也不看一眼，继续做他们的游戏。
——《突然变成的哑巴》
收录集子中的最后一篇，最后一篇中的最后一句话，当“外国兵”把糖果分给村子里的小姑娘，她抚摸着小狗的耳朵，并没有理睬外国兵，甚至看也不看他们，更没有接过可能从来没有吃过的那些糖果。“继续做他们的游戏”便成为了一种沉默，而对于这个第一次看到外国兵的村人来说，仿佛这种沉默也是对闯入者的惯常态度，当事件发生之后，他们还跟往常一样做自己的事情。
沉默就是对外国兵的基本态度，这种沉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无视？但是事件也是以“突然”的方式发生的，而且是一起死亡事件：和外国兵一起来的是翻译官，仗着外国兵给他撑腰，翻译官颐指气使，当自己游泳时的鞋子不见了，便让村长把鞋子找回来，在他看来，鞋子不是自己被冲到河里了，而是有人偷了，因为他认定村子里有贼，当村长拒绝承认有贼，他以盗用军用物资进行威胁，“盗窃军用物资是要枪毙的，懂得吗？”当村里人拒绝合作，翻译官搬出来外国驻军，并且认为日本作为战败国就依靠着那些驻军，“日本人今后如果不协助外国驻军，就无法生存下去。你们不是战败国的人民嘛！你们即使被战胜国的人给屠杀了，也不能说一个‘不’字。不协助就等于发疯！”或者在他看来，和自己为难就是和驻军为难，不听自己的话就等于不听驻军的话。
果然，在威胁、恐吓都无济于事的时候，翻译官让外国兵拿出了枪；果然，在翻译官的喝令下外国兵开了枪；果然，作为村长的父亲被打死了，留下的是村长的儿子在那里恸哭，“他已经死了。少年抽抽噎噎地哭着，把脸紧贴在父亲那滚烫的脊背上。”死亡事件因翻译官的鞋子不见而发生，村里人的命就像是战败国的命运一样，从来没有可以反抗的可能。但是在死亡事件发生后，村里人还是秘密处理了翻译官，最后他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沉入了水里。村长的死是外国兵和翻译官制造的，但似乎那种愤怒被压抑着，而翻译官的死是这种愤怒喷发的标志，但无论那种死，似乎都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而当事件发生之后，村里人继续着自己的生活，继续着他们的沉默游戏。
翻译官颐指气使，他之所以把自己同胞不当人，就在于“外国兵”的存在，而外国兵虽然是外国人，却在战败的日本成为了主宰者，也许当村长死去，作为一个标志，预示着反抗的真正开始，翻译官之死，村人继续自己的生活，都是在沉默中发生，“突然变成的哑巴”是一种沉默，却也不是沉默。大江健三郎在这篇小说中制造了“以暴制暴”的反抗模式，这是他对战后日本现实的一种态度，对于“外国兵”的横行霸道，另一篇小说《人羊》反应的也是这样的现实，但是和《突然变成哑巴》不同的是，这里却是真正的沉默。它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我”不仅成为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更在于对不公平和沉默有了一种在场的体验感。初冬十分，我坐上了一辆中巴车，车上有几个外国兵，还有坐在士兵膝头的大脸女人，之后我被外国兵挤到了角落里，“我被夺去了行动的自由”，不仅如此，喝多了酒的外国兵竟要求我脱下裤子。
“狼狈过后，灼热的羞耻感浸润了我的全身。”脱去了裤子展示被冻僵的阳物，这当然是没有尊严的表现，当然带来的是羞耻感，外国兵还不满足，而是让我赤裸的屁股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还要求车上的男人们都脱下裤子，并且侮辱他们是听话的“羊”。外国兵带着女人下了车之后，那些被当作“羊”的人们才提起裤子集上皮带返回作为，虽然浑身颤抖咬住血色难看的嘴唇，但是他们都沉默不语——我也一样。有一个职员却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我都不能想象，将日本人当作牲畜一般对待并以此为乐是件正常的事。”在他看来，受辱的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于是他强迫沉默的我去了派出所，告诉警官，“一些人被外国兵施与了暴行。”但是警官似乎也并不在意，“即便说是光着屁股被啪嗒啪嗒地打了一顿，也不会死的吧。”当然更为可恨的是我依然沉默不语，甚至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职员质问我为什么保持沉默而不告发那些外国兵，换来的依然是我的沉默。
“我要把你的名字和你受到的屈辱都公布出来！我还要让那些士兵和你们这些人都颜面尽失！不弄清你的名字，我决不离开！”这是职员的态度，体现了对外国兵的一种尊严，但是和这种严正的抗议不同，我的沉默就变成了“羊人”们的选择：为什么这些被施予了暴行的受害者不要回自己的尊严，不团结起来？这也许正是大江健三郎对当时日本的一种思考，当日本成为战败国，当外国兵横行霸道，到底哪种态度才是日本人应该有的？是不是“突然变成的哑巴”会是一种认罪？当然这两篇小说采取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虽然都是沉默，一种是反抗，一种是逃避，一种是秘密处决之后的无视，一种是忍辱负重的沉默——但是当第一种态度仅仅杀死了同为日本人的翻译官，是不是在对待外国兵的态度上依然是一种无奈？
| 编号：C41·2250421·2290 |
“外国兵”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不是日本人，却在日本具有特殊的权力，而他们的存在更是凸显着日本战败这一事实，但是，在战后，“外国兵”便成为了对日本主权的一种践踏。小说《饲养》也和“外国兵”有关，在我们居住的小村长里，出现了一家飞机，“敌机”，这是兔唇对飞机的叫法，之后村里人去山上搜寻这家坠落的敌机，发现了幸存的“外国兵”，他是一名黑人，“黑鬼是敌人吗？！”这是兔唇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反映着村人的疑惑，也成为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黑人大兵在敌机上，他自然是敌人；当父亲去町里报告，公务所还没有最后决定，黑人士兵就被野猪套锁住关在地窖里；村里人给他提供了食物，渐渐的，黑人士兵和村里人走得近了，“黑人大兵与猎犬、孩子以及树木一道，正在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从脚上套着野猪套、关在地窖里的敌人，变成乡村生活一部分的客人，黑人士兵的身份似乎有了转变，这种转变也是村里人对他的容纳。
但是黑人士兵终于劫持了我，把我当成了俘虏，关在了地窖里，最后在父亲的带领下，村里人砸开了地窖，然后杀死了黑人士兵，救出了我。“从黑人大兵沉重的尸体上喷涌而出的强烈臭味，环绕着我们的身体并在头顶上扩散，仿佛身处噩梦之中。”是因为黑人士兵劫持了我才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但是大人们这样做是为了解救我还是为了惩罚黑人？在这里，大江健三郎似乎含混地将黑人之死置于一种“敌视化”的状态中，他是最初的敌人，也是最后的敌人，但是在中间阶段他却是友好的象征。“外国兵”在这里并不是单纯的一个符号，而是变成了语义丰富的存在。但是黑人士兵终究还是一个构成威胁的“外国兵”，这种威胁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突然闯入，而是整个存在都笼罩在一种死亡的诡异中：村子的峡谷底端是一恶搞临时火葬场，“峡谷已被日暮的雾气完全笼罩，那雾气清凉得仿若林中涌出的地下水一般。”我和弟弟经常来这里搜寻死人的残骨，为的是制成佩于胸前的勋章，“然而，村里的孩子们业已将这里搜寻殆尽，我们一无所获。”因为在町上，村里人如同肮脏的野兽被人们所厌弃，日常生活被塞在这个小小村落里……敌机以及黑人士兵似乎打破了这种压抑的氛围，甚至开始在变敌为友中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但是死亡没有消散，黑人士兵被打死加重了这种压抑，“从黑人大兵沉重的尸体上喷涌而出的强烈臭味，环绕着我们的身体并在头顶上扩散，仿佛身处噩梦之中。”之后町上的文书在乘坐雪橇时不受控制滑了下来，“我蹲下身，看见浓稠的鲜血正从文书微笑着的脸上的鼻孔和耳朵里流出。”只剩下我怀里的义肢。黑人士兵死了，瘸腿的文书死了，两种死似乎毫无关系，但是却建立了死亡的类型学，一方面，人们会用黑人大兵收集的柴火火化文书，一种死亡会成全另一种死亡，另一方面，文书的死是意外，但是也像是一种必然，“突如其来的死亡，死者的表情，一时悲伤，一时微笑——我忽然对这些习惯起来了，如同村子里的大人们习惯了它们一样。”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突然变成的哑巴”里的沉默，大家在死亡发生之后继续着自己的生存游戏，死亡让人们变成了毫无意外的习惯——所以，沉默作为对死亡的一种态度，它是习惯，它是逃避，其实更是无法改变现状的麻木。
和《羊人》一样拒绝告发敌人、拒绝团结的小说是《他人之足》，在脊柱骨疽病患者的疗养所，生活着未成年患者，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黏液质感的厚实墙壁隔绝了患者和世界的关系，而身为患者也享受着这种封闭，“对我们而言，外界可以说是不存在的。我们在墙壁之內，充实、愉快地生活着。”这是沉默，这是病态的沉默，这是病态的沉默导致的麻木，这和死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一天来了一个新人，以前在大学文学部待过，一双脚缠着石膏，但应该是没治了，他一来到这里就要组织一个集会，让大家探讨疗养院的生活，商谈国际局势，还要对战争的威胁进行对话，但是作为年长的我却拒绝了这一建议，我认为自己最后就是死亡，“没有哪个家伙，会把枪塞到我手里。战争，是那些踢得了足球的青年们的事。”但是他却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大家都有发言权，大家都必须为和平站起来，还要让大家制作温基投递到报社和外国大使，“总而言之，我很高兴能让大家知道，我们与外面的社会并不是毫无关联的。”
结果可想而知，他的这番举动还是没能改变大家的态度，当那间单间的门关上，一起又恢复了原样，还是这个封闭的疗养所，还是黏液质感的厚实墙壁，还是愉快地活着的病人，而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就是一种死亡？是自己拒绝了和外界的接触，是自己否定了观点的表达，是自己学会了死亡的生活。活着就是死亡，这就是“奇妙的生活”，而或者就是死亡也成为大江健三郎笔下“奇妙的工作”：读大学的时候为了赚一些钱我去兼职了杀狗的工作，那些狗就这样被活活杀死，而在杀狗人看来，和把狗毒死不同，这样杀狗体现的是一种对狗的生命的尊重，它们有死亡的权利，而且杀狗人认为用棒子杀狗还能体现“生活的意义”。奇妙的工作是杀狗，杀狗能体现生活的意义，这是不是一种谎言？而对于我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现在二十岁，是一个奇妙又太过疲惫的年纪。甚至对于狗儿们，我也很快兴味索然。”对于杀狗人的谎言，我也没有丝毫的愤怒，因为愤怒在萌芽之时就已经枯萎了。
狗不断被杀掉，终于大家知道杀狗不是为了环保而是狗贩子的主意，而且杀了那些狗拿不到报酬，此时的我才有些愤怒，“我们本来是打算杀狗的吧，可被宰的却是我们。”这是我情绪的一个转折点，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我终于发现麻木的后果，不仅仅是被骗，而且“被宰的却是我们”，我们如这些狗一样，看起来拥有死亡的权利，看起来成全了生活的意义，但只是一种毫无尊严的死亡——对死亡的麻木态度在这里终于变成了一种主动的关照，但是在狗吠声不断响起的现实中，这种主动的关照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大江健三郎对死亡的阐述在最重要的小说《死者的奢华》中，和小说集中出现的隔绝的小村、临时火葬场、疗养所、杀狗场这些令人不安和惊悚的地点一样，这里是死者处理室，“死者们浸泡在浓褐色液体中，手腕相互缠绕，头颅彼此挤压，或浮起或半沉，挤得满满当当。”当然，这里全部和死亡有关，他们是尸体，浸泡在液体中，最旧的尸体是“二战”以前的，他们早就沉到了水池的底部。
死亡是什么？大江健三郎通过我给死亡下了定义：“死亡就是一种‘物’。”和《奇妙的工作》中的杀狗人认为用棒子打死的狗和毒死的狗不一样，毒死的狗完全不是死亡，而是消失，在死者处理室里，尸体是物，死亡也是物，这是尸体的一种“权利”——因为死亡作为物的存在，意味着一种紧密性和独立性，更重要的是，死亡通过活着的人的意识赋予了它物的特性，“我只能在意识层面捕捉死亡。意识终结后，便开始了作为‘物’的死亡。”也就是说，死亡的物性在紧密性、独立性之外还有一种意识性，这种意识性去也解构了死亡作为物的存在，即使是物也是一种“活物”。于是，大江健三郎在我的意识中让死者们“窃窃私语”，“不计其数的语音相互交织，难以听清。偶得沉静，是他们缄口不言，倏忽恢复喧闹。嘈杂声以缓慢到令人焦躁的速度高涨、低回，然后急转无声。”其中有一名士兵的尸体，他浮上来之后就开始说话了，“无论是对战争有多清晰观念的家伙，都没咱有说服力。因为咱在被杀之后，就一动不动地泡在这里了啊。”而我看到他腹部的枪伤，也和他进行了对话：“你在战争时期还是个孩子吧？”而尸体却说，下次如果爆发垄断战争，那参加的人就是你们了。
尸体被意识而激活，尸体变成独立的物，我和尸体的对话，就是我和死亡的对话、和战争的对话，甚至也是对生命的对话，一起处理尸体的还有一名女生，她说自己怀孕了，处理尸体就是为了赚一点让孩子流产的手术费用，但是后来女生改变了主意，“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我想把宝宝生下来了呢。一看到那个水槽里的人啊，就觉得，哪怕是个死婴，一旦生出来了，就肯定会有清爽的皮肤，总觉得这种想法难以抑制了呢。”这就是把死亡变成了“活物”继而变成了生命；我还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少女，尸体对着我张开这双腿，“少女的性器绷得紧紧的，洋溢着水嫩嫩的生命力，坚韧、充实、健康。”当我被吸引了，“以类似爱情的感情凝望着它”，这不正是赋予了死亡一种物性？还有，当教授问我毕业论文的主题时，我说写拉辛，教授笑着说：“研究拉辛的学生竟是运尸体的。”这也是对死亡一种积极的态度。
死亡是物，不再是麻木之物，逃避之物，沉默之物，而是独立之物，紧密之物，以及意识之物，它被打开时是对战争的谴责，是对人性的审视，是对生命的阐述，所以当这项处理尸体的工作再次变成骗局的时候，我终于要从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我势头强劲地跑下台阶，可那股涌上喉头、膨胀不已的厚重感情，每当我要将它咽下之时，又会固执地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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