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C39·2160516·1297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208066410
	页数：170页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名为《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的书，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奈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
——《11》

埃迪尔奈的童年，是他被写进书里的起点，而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则是他在书中的最后一页，是的，当最后一页合拢，他变成了“他”，一个活在引号里的人，一个取代我的人，一个被历史虚构的人——也是虚构历史的人，而不管是被历史虚构还是虚构历史，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从关于战争、关于争夺，关于陷落的历史中走进了小说里，走进一本名为《我所熟知的土耳其人》，而当活在引号里的“他”成为土耳其人，其实意味着我成为土耳其人，被置换的身份，被置换的人生，被置换的人称，以及被置换历史，仅仅在一本小说里就可以合为一体？

小说似乎正在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而所有小说都有一个被期待的位置，那就是读者，“我向那些不喜的读者们表示歉意，因为我给我的书加上了下面这一页”，加上去的这一页里，读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看见了我以及我的影子，看见我以及我的孩子，看见了我以及我的“他”，那里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包容了羞耻、怒气、罪孽和忧伤，包含了痛苦、羞愧、厌恶和欣喜，甚至，当读者变成访客，来到“他”的家里，“他”会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详细谈及作为影子的我，告知关于一名土耳其人的生活，并且把一生的故事呈现给意大利读者。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确定，阅读小说的读者确定，那么背后的作者显然可以隐退，我就在故事的身后，就在历史的背面，我看到他带着强烈的欲望翻阅我的书，终于看到了“他”的那一页：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问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当我作为一个作者看到他翻阅那一页书的时候，我到底是隐藏在身后的作者，还是另一个看见历史的读者？那一页里的我，到底是谁，看窗外的他又是谁？而那些桃子和樱桃、睡椅和枕头，以及橄榄树和水井，秋千和微风，是在被看见的小说书页里，却也出现在历史的某个场景中，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在城市陷落和武力攻打前夕，在我的埃迪尔奈童年开始之后，却在“他”还没有离开我之前，所以小说中的场景以一种复原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历史之中，而所有这一切的引号、置换和虚构，就是为了在历史的真实场景中看见虚幻的东西，而把土耳其人的生活告知意大利读者，显然是是要让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是要欧洲中心拓展亚洲视野，是要在置换甚至更替的故事里找到历史的真正作者。

“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这是历史还是小说？从威尼斯到那不勒斯，最后被土耳其人截获，无论是历史还是小说，都是东西方之间冲突开始的描述，而“我们”作为一种提供体验感受的人称，自然带入到一个非历史的世界里，而从我们之中脱离出的我，又带有了更多的主观视角，我的整个人生将由此发生改变，我在猛烈的炮火中竖立了白旗，我曾经告诉船长我会号脉和验尿，而最后，我甚至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联系，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被苏丹看见，甚至最后被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

其实看起来是和欧洲其他人一样，失去了自由，但是我却在这场冲突中保全了自己，甚至因为自称是医生让帕夏的病痊愈，得到了他的保护。当船长被火刑处死，当鞭打奴隶的水手被割下耳鼻，欧洲文明似乎在东方世界里遭遇到了打击，但是我之存在，我之得救，却成为这场冲突中的一个特例，是什么拯救了我？当然是知识，关于身体的知识，关于疾病的知识，虽然里面有着欺骗，但是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不是他们拯救我，反而我以知识拯救了他们。

知识和理性，代表着西方文明，即使在历史的某一个段落里，这些知识充斥着谎言，但也以奇迹的方式治愈了疾病，这是一种巧合？“现在我知道，多年来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当巧合找到了合理化的意义，就会变成奇迹，而我作为一名意大利人，就在这东西方的冲突中，让巧合变成了奇迹。奇迹的发生是因为我找到了相似的人，在没有活在引号之前，他叫霍加。“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那个相似的男子曾经出现在我在船上的梦里，“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其实，置换已经开始了，在开完一本书之后陷入到相似之我的梦境之中，即使醒来，那本书也开始了第一页的书写。

而霍加也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我的书页里，甚至可以说，是我进入到霍加的书页里，通过梦境，通过镜子，最后通过现实。我一年没有照镜子，但是看到霍加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我自己，而在那个睡梦中，我变成他的速度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国，和我的未婚妻结了婚，婚礼上没人发现他不是我。而我则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角落里观看庆祝活动，遇到母亲及未婚妻时，尽管我流着泪，但两人却没有认出我，都转过身离我而去了。最后泪水终于让我从这个梦中惊醒了。”其实是令人不安的，其实是充满风险的，其实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一面镜子、一个梦境和一种现实，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我必须是他，他必须是“他”。

一个以祖辈的名字命名的男人，一个土耳其王宫里的人物，一个拥有我这个奴隶的主人，霍加却需要实现历史的突围，他和我相似，为什么在镜子里、在梦境中反复变成我？为什么把我当成奴隶却要和我保持良好的关系？只不过他要从我身上获得知识，想要获得实验结果获得武器制作方法，最后想要掌控苏丹。是的，知识可以开启另一条道路，有别于权力和地位，从托勒密的宇宙志原理到行星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从木筏上的烟火发射，到和火龙展开的激烈攻击，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潮流的成因，到北方寒冷的国度里礼拜与斋戒时间的对应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中，霍加开始慢慢接近苏丹，开始慢慢控制苏丹，他与苏丹谈及的主题，完全被纳入到这个知识体系里，蚂蚁们有规律的生活中有哪些是值得去学习和理解的？磁铁的磁力从何而来？星星这样旋转或那样旋转有什么重要性？异教徒的生活中，除了不信教之外，还能不能找到值得了解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是能否发明出打败异教徒的武器？那时霍加会走到桌子旁，在纸张上为这种武器画下设计的图样，长炮管大炮、自行引爆的发射装置、让人想起恶魔巨兽的武器。正是被这样的知识体系吸引，苏丹任命霍加为皇宫星相学家，而且成为自己最信任的臣僚，开始关注宇宙命运的安排。苏丹祖母的叛乱，帕夏的谋反，在苏丹的掌控下平息，而霍加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而在这个知识体系中，霍加完全是从身上获得的，不管是我提供的那些方案，还是我为武器设计作证，无论是我关于宇宙的逻辑性探究，还是关于烟花的各种设计，可以说，我就是象征着知识文明，所以，霍加要变成和我相似的人，甚至要成为我。

但是霍加和我，通过镜子成为彼此的镜像，通过梦境相互交错，却是脆弱的，一方面我笃信的是基督教，从不会为了求生而放弃信仰，即使面对帕夏斩首的威胁，我依然如我，而最后帕夏还是妥协了，因为宗教的冲突似乎在知识世界面前，可以暂时搁置在那里。但是当那一场瘟疫爆发的时候，这样的搁置变成了亵渎，甚至对于霍加来说，变成了对于信仰的颠覆。城里爆发瘟疫的时候，我的精神彻底垮了，而霍加却说自己不怕瘟疫，因为在他看来，疾病是真主的旨意，“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死，那他就会死。”他把接触学校里孩子的手向我伸出来，当我退缩的时候，他却兴高采烈地和我拥抱，他说他想教会我什么叫无畏无惧。但是，那一天他却说，他开始害怕瘟疫，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淋巴肿块，虽然极力想证明是蚊虫叮咬所致，但是当他在我的身上找不到相似的肿块时，他忽然开始恐惧。

他有着淋巴肿块，而我没有，这无疑把相似的我们隔开了，无疑把镜中之我、梦中之我和现实之我，甚至知识之我，都从他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所以在这种相似危机中，霍加开始主动变成我，曾经我是他的奴隶，现在仿佛他变成了我的附庸：又一个梦，我的躯体离我而去，联合着一个长得像我但是脸孔却被阴影遮盖的人；又一面镜子，“来，我们一起来照照镜子。”是的，我们又开始走向一体，“我之所以为我”的标题下面是关于回忆，关于人格的故事，霍加命令我写下他想知道的故事，无非是要在镜子这种外表相似的镜像之外，要通过思考去观察思想的内在。

我之所以为我，其实是他之所以为我，而当那个肿块出现在霍加身上的时候，他在害怕之余却兴奋地说：“我们会一起死！”在对疾病的害怕、对死亡的恐惧中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现在，我和你一样了。我已经知道你有多么的害怕。我已变成了你！”实际上不管是“我之所以为我”的书写，还是“我和你一样”的害怕，对于霍加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背叛，何尝不是一种冒险？其实对于我和霍加来说，只要交换衣服，只要把我的胡子留出来他的胡子剃掉，就可以互换身份，就可以相互取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仅仅是外表世界的置换，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如果没有信仰的改变，其替换的意义又何在？

而知识、宗教，似乎并不是仅仅已有的一切，它根植在内心深处，根植在文明体系中，根植在东西方的历史里，简单的置换只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我终于离开了皇宫到了黑贝利岛，为的是逃避瘟疫，和那些基督徒一样，暂时找到了一种归宿，但是霍加终于还是找到了我，把我又带回去，“他坦白表示，他需要我的知识。”我在回来之后像素单建立了许可证制度，慢慢的瘟疫得到了控制：“一个月后的星期五，霍加被任命为皇室星相家。他的地位甚至比这更高：苏丹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周五礼拜，庆祝瘟疫结束，整座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这一庆典，而霍加就紧跟在苏丹身后。”

霍加看上去有了权力和地位，但是这种权力和地位显然是一种东方式的存在，也就是说，霍加用我的知识成为我，却无法变成另一个我，而当苏丹开始关注动物是否有灵魂，关注哪些会上天堂哪些又会下地狱，关注珠蚌是公的还是母的，关注每天早上上升起的太阳是新的太阳，“听了这些内容，霍加绝望地离开了。他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苏丹很快就会脱离他的掌握。”当苏丹下令我和霍加研制武器的时候，其实不是霍加影响苏丹，而是慢慢长大的苏丹开始控制知识。六年的武器研究，最后变成的是那一个叫做“真实的战争机器”的东西，它画在图纸上，它运输在途中，最后它却陷入到泥地里，“在好奇的人们困惑而惊骇的注视下，这个武器笨重地动了起来。胜利的呼喊声中，它向一座想像中的堡垒发起了进攻，摇摇晃晃地出发射炮弹，然后停了下来。资金继续从各个村庄及橄榄园涌来，但旦因为费用太高，霍加只好遣散了我们召集来的人员。”

埃迪尔奈战役似乎没有打响就走向了结束，苏丹最后没有来找我们，而我们只剩下自己。我们自己，也已经不再是合二为一的集合，苏丹让我们看见的是另一个模仿者，像我又像霍加，却又不是我们，这是第二种置换，“我越来越相信，不知不觉中，我的人格已自行脱离，与霍加的人格合而为一，反之亦然；而苏丹借着评估这个想像的创造物，已经比我们本身更了解我们了。”我们不像我们自己，那么所有的知识和宗教，所有的权力和地位还有什么用？甚至在我和霍加之间，那种相似也面临着解体，我在梦中遇见早已不认识我的母亲和未婚妻，其实会变成现实；而霍加多年未公开露面，几乎已被人遗忘。

我不再是我，霍加不再是霍加，或者说我已经是另一个霍加，而霍加也是另一个我，又是一个梦，当我们身处威尼斯化装舞会的时候，却像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宴席之上，而我看见了霍加，意味我还是我，但是当他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面具底下的就是我——我年轻时的样貌。“那个不管在别墅里、在宫中、在城里如此频繁出现于苏丹身边的人都是我，现在他们嫉妒的人是我！”我成了霍加，我变成了土耳其人，我的童年从埃迪尔奈开始，实际上，我脱身而出变成“他”，是因为我无法真正走进伊斯坦布尔，无法走进另一种文明，无法把自己当成历史中的别人，就像那山顶上的白色塔楼，士兵们永远无抵达那座白塔，它是一个存在着的知识、宗教和思想，却又远离我们，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也远离征服。

而其实，在那艘被土耳其人截获的船上，我就开始变成了“他”，我从梦中构思他，在书中书写他，在镜中找寻他，无论是霍加，无论是模仿者，无论是我在梦中看见的我，在镜中见到的自己，都是一种自我的虚构，“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那个他出现，我给了他名字，给了他“我之所以为我”的故事，给了他知识和信仰，给了他害怕瘟疫和死亡的思想，“那些日子里，我想将心力放在自己创作的其他故事上去，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苏丹，而是为我自己而创作的。”

而当他被书写，我便从历史中逃离出来，“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及接替我的皇室星相家因狂败被斩首之前，在我们那位热爱动物的苏丹遭到废黜之前，我就逃到了这里，来到了盖布泽。”我成为陌生的一个人，一个只拥有过去的事和将要做的事的人，而所有一切看起来像是小说又像是历史的故事，早就变成了虚构，就像有人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

是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却让我变成了读者，我之抽离，我之陌生化，我之读者，在历史中我变成了影子：“因此，我回到了这本有着自己身影的书，想像一些好奇的人会在我们死了多年或许是数百年后阅读此书，更多地幻想他自己的而非我们的人生。”而当1982年有人打开一本书的时候，他自动就会变成我，变成作者，变成书写另一种历史和小说的人：“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编号：C57·2160516·1296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20.60元
	ISBN：9787544732550
	页数：513页

凭借写在七个餐巾银环上面的名字；凭借四个圣地亚哥的名字；凭借我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名字，奥兰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我不会是痛苦的人，不会是爱哭的人，我还会挺直腰杆走路，虽然我谦卑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自然的主人，因为自然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她要求我们不当她的主人，而是她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把历史、时间以及时间的痛苦留在身后，不要再幻想我们是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的主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爱，劳拉·迪亚斯只是我们的艺术的主人，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能给予他人的一切的主人，劳拉·迪亚斯的身体，短暂易逝而有限的身体……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年》

1972年，卡特马哥，连同劳拉·迪亚斯的身体，都是固定的，都是短暂的，它们甚至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被标签化的时空和生命中，走出来仿佛是一个传说，走进去也仿佛是一种童话，但是在那怀旧的地方，在记忆的内部，所有的一切都回来了，虽然房子的主人是堂丹东的，虽然72岁的身体要经受癌症的折磨，但是劳拉还是看见了被牵着手的圣地亚哥，看到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看到了写在餐巾银杯上的名字，看到了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影子，它们不再逝去，意味着生命并不仅仅是走回去的轮回，而是在不被遗忘的时间里重新做回自己。

1972之卡特马哥，和1905之于卡特马哥，仿佛是生命中的两个端点，它们构筑了从出发到回归的时间历程，构筑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阶段，但却不是闭合，因为在七十二岁的时候，劳拉·迪亚斯学会了转身，转身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改变，甚至是一种信仰，转身而看到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1920年的哈拉帕，1922年的墨西哥城，1932年的底特律，1939年的巴黎咖啡馆，1949年的兰萨罗特，1965年的里约热内卢广场，转身而看到墨西哥、美国、非洲、欧洲和巴西，转身而看到革命、战争、政治和爱情，以及转身而看到各地，看到家族，看到男人，以及最后看到自己，那在两个端点之间行走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是永远都在别人的手中写成？

一个女人，一个从德国移民到墨西哥的女人，一个家族历史上有着太多伤害和逃避的女人，她所看见的历史总是和男人有关，总是和男人身边的女人有关，总是和外省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有关，它们都是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劳拉如何成为自己的主人，如何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何在历史中找到真相？其实在那一幕幕发生在时间的历程中，一个女人最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背景，甚至在劳拉未出生之前的1870年，科西玛·克尔森祖母被劫持故事里完全让一个女人阉割了身体的自然状态，那被砍断的四根手指不仅失去了戒指，也从此让身体带上了痛苦的印记。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军队的军官，这个自称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对于外省家族来说，永远意味着一种侵害，即使丈夫堂费利佩在祖母缺少四根手指的右手上戴上了塞满棉花的手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历史就已经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揭开了帷幕。

从德国而来，是为了改写自我的历史，而被砍掉的四根手指即使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墨西哥历史的一个见证，对于他们来说，不幸永远无法忘记的，逃离意味着出发，而“出发差不多就是死亡”，费利佩引用母亲这位法国女人的口头禅来表达出发的无奈，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需要消灭背景，消灭历史，甚至消灭身体，四根手指的伤痛被掩盖在棉花手套里，就像外省人被践踏的尊严被掩盖在卡特马哥的迁徙中，但是作为被取消的历史，真的不会在异域里成为新的不幸源头？“别提了，我不想知道墨西哥的过去，美洲只有未来。”费利佩的坚定对于他来说，或者只是为了刻意遗忘历史，但是当神父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消失在1905年的松戈里卡的圣婴节时，连同可以赎罪的信仰也不见了。

家族的女人，家族的男人，家族的过去，家族的未来，维系在一种彻底忘记过去的努力中，但是当欧洲的画报和小说被运来，当祖母从德国进口的银质大咖啡壶主宰日常生活，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对于12岁的劳拉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宿命的地方，“不管这个港口城市是多么的喧闹，多么的荒淫，太阳总是在同一时间升起，不论是在湖畔还是在海边。”像一种循环，从开始到结束，从来不会改变。但是改变其实只需要一次转身，背对历史意味着面向未来，背对欧洲意味着面对墨西哥，以及，背对死亡意味着面对新生。费尔南多·迪亚斯成为劳拉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背对而开始的改变，在丧妻之后这个陌生男人开始成为劳拉的父亲，而这也让她离开乡村生活，离开堂费利佩·克尔森家长一般的统治，离开残疾的外祖母和三个任劳任怨的姨妈——不管是祖父还是姨妈，他们身上可以显露的“非外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入了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他们不转身，他们只在自己的历史中书写遗忘的符号，而遗忘从来都是记忆的一部分。

离开家族的外省印记，对于劳拉来说，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一个大自己九岁的哥哥，一个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什么叫革命的男人，“最厌恶的就是庸庸碌碌。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请原谅我这样讲他，他只是羊群里的一只好羊。而仅仅成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在文学……这些领域里混上一个位置，那样绝对不行。我会受不了的，劳拉，我宁愿一无是处也不愿做个庸人。”圣地亚哥这样解释革命，而这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背叛，不愿成为庸人的意义就在于能以自己的方式转身，就在于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者。革命者的路从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在父亲那里是“伟大的旅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人生意义上的，而在圣地亚哥那里，则变成了背叛，变成了新生，“革命者，那天和之后的夜晚，这个词开始在劳拉的脑子里里轰响。”

革命者，对于劳拉来说，是一种新的生命注解，意味着自己可以像圣地亚哥一样逃离这一切，意味着不再受到某种历史的纠缠，意味着所有的背景都可以被推翻，所以圣地亚哥在劳拉的世界里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它开启了这个十二岁少女另一扇时间之门，在那里有着不说出的秘密，有着不被安排的生活，有着改写人生的机会。但是革命的历史却并不能轻易抽离出来，圣地亚哥胳膊上结痂的伤口，似乎是对于另一段非个人历史的注解，而当革命成为一种集体的运动，一样会取消个体的背离意义——圣地亚哥的尸体出现在劳拉的面前，身体之死，革命之死，以及时间之死：“没有过多的沉浮，圣地亚哥在海中慢慢地消失起，仿佛消失于一面镜子之中，这面镜子，没有使他面目全非，而是一点一点地、神秘地将他送往远处，这面空气的镜子镌刻着他在人世的时刻。”

被枪杀的命运，是把个体的生命又放回到宏大的历史中，而只剩下的劳拉，如何寻找自己的时间，如何继续自己的革命，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这个女孩心底的一个寂寞角落里，她相信自己要以圣地亚哥的名义去完成劳拉的一生，也许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继续着名义上是劳拉的人生。”即使1915年的墨西哥重新迎来了和平，但是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暂时的胜利，它需要的是一种继承，奥兰多·希门内斯的出现，就是把劳拉推向了另一种革命，“我想把我给圣地亚哥的一切都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他喜欢这样。”奥兰多会给她什么？对于劳拉来说，死亡是刻骨铭心的，她甚至在死亡的启蒙者身上看见了断裂的历史，所以在她看来，生命里太多没有实现的愿望，意味着所谓的未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时间，“随同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死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未来死了。”

未来死了，对于劳拉来说，是因为失去了革命的信仰，是因为丢失了启蒙的力量，当奥兰多介入她的生活，那也并非是对于圣地亚哥革命的继承，1920年爆发的全国混乱让劳拉重新回到了没有男人、没有未来的恐慌之中，而要摆脱恐慌，对于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女人来说，需要的是避风港，甚至是对于男人的某种依赖。看不到未来，或者只能看到现在，而现在，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只有舞会现场，只有战斗——当革命变成战斗，其实意味着回到了起点，回到了被砍掉四个手指的血腥记忆。

在劳拉·迪亚斯的生日那天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结婚，也是这样一种“回来”的象征，从身体的出生到婚姻的起点，对于劳拉来说，无非是适应一种现在时的生活，无非是把革命置换成了战斗，而这种战斗的现实甚至不能改写历史，胡安在工人运动中演讲，看起来是从事一种革命，而其实是把革命当成演说的一部分，甚至把劳拉也当成了演说的一部分，“不要在公众场合叫我‘亲爱的’。”这是胡安对于劳拉的规定，公众场合撇除了个人感情，实际上胡安只不过是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全人类的命运要高于个人，劳拉，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民，是劳动阶级。”个体命运被全体命运所遮掩，那么所谓的出生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劳拉希望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活在胡安的生命里，活在现时的生活里，“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用给一群人作演讲的口吻和我说话，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劳拉，你的妻子。”

一个人在战斗者眼里，就是他人演讲的词语，就是他人历史的时间，所以这个生命的原点对于劳拉来说，是自我意义的取消，婚姻的意义被架空，甚至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从那时起，我就变小了，不是长大，而是越变越小，好像是因为他配不上我，好像因为他，我才变小的。”这是“和他相称”的生活，没有了革命，也没有了信仰，在胡安的世界里，甚至只有权力——那个晚上打在劳拉身上的痛，变得刻骨铭心，似乎又将她推回到一个外省女人的原初状态。

但是，她的自我安慰却在儿子圣地亚哥身上得到了弥补，“我是女人，我有两个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是和胡安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对于劳拉来说，大儿子命名为圣地亚哥就是对于曾经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也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继承，革命的意义返回到自身，劳拉找到了寄托，也慢慢走向了自我。小儿子丹东的意义却又像是一种解构，这个和革命者有关的名字其实在和母亲分离而人生中走向了另一面，在来到哈拉帕家里的成长中，在是个女人的溺爱中，他成为王子，成为苏丹，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而得到满足使得他成为统治者。而对于战斗来说，丹东是不是就是一个胜利的象征，拥有权力，拥有地位，拥有非分的要求，拥有肆意妄为的行为。

圣地亚哥和丹东的分化，革命和战斗的分野，对于劳拉来说，也面临着一种选择，爱情或者婚姻，理想以及现实，似乎都纠葛于一种男人的控制中，“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感女人，做个你以为的女流氓。”伊丽莎白的建议把劳拉带向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故事，1930年的“改革大街”就像开始自我的改革一样，其实对于劳拉来说充满了未知。在奥兰多的床上，她摘下了戒指，这是对于和胡安婚姻的一种隐喻，也是对于祖母被“帕潘德拉的美男子”那一刀的回应，摘下就是转身，但是却转向了无法把握命运的宿命中：“她走向奥兰多的床边时，让戒指顺手落在地毯上，就像小红帽在森林里为鸟儿们撒下面包屑一样。鸟儿们无一例外都是猛禽，这些美丽的食肉者，一面抢食着路上的碎屑，一面对这个迷了路的小女孩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在狼窝里了。’”

奥兰多就是美丽的食肉者，在这个转身的过程中，劳拉与其在寻找，不如说是一种逃避，这里已经没有了革命者，没有了战斗者，只有演讲，只有丹东，只有权力，只有欲望，甚至她不在乎奥兰多有多少女人。对于劳拉来说，这样的自由是一种身体的交换，在奥兰多的身边，她需要看见自己的肉体，需要支配自己的身体，甚至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外省的身份在劳拉身上形成了一种束缚，她所有的逃离和靠近，所有的背叛和选择，都没有遗忘身份的属性，都没有走出过去的历史，甚至都被铭刻在四个手指的血腥中。而当豪尔赫走进她生活的时候，她只不过复原了一种英雄主义：“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承认会破坏我们的信念的任何事物。我们多么希望能成为英雄，多么愿意保留我们的信念啊……”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豪尔赫拥抱着劳拉，使她看见了属于外省的传奇，这种传奇不是像祖父那样逃离历史，逃离祖国，而是另一种统治，另一种革命，广场上的胜利，让和豪尔赫这个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代表成为新历史的撰写者。

但是被撰写的历史，又有多少是一种自由？英雄，又有多少可以改写现实？“暴力，它的种子，它的萌芽，它的产物，它与善恶的关系。”豪尔赫似乎正走入一个消灭个体的宏大政治寓言里，1940年的“各地，个地”把他带向了无休止的变迁中，哈瓦那、华盛顿、纽约、圣多明哥，而所有的方向都让他变成了一个外省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外省”状态，意味着隔离，意味着孤立，就像他和劳拉之间被墨西哥电信公司和爱立信分割一样，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而这种状态对于他来说更是信仰的覆灭，“为什么我们明知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只不过是信仰要求我们出示的证明，不会有任何回报，我们还坚持信仰，以信仰的名义行事？上帝这些可怜的子民要去向何方？”终于，在看见了广场上皮拉尔·门德斯被枪毙之后，他选择了逃避，从事专制的政治又离开集权，在那一个兰萨罗特岛上，他成为了一个苦行者，“别以为我是个圣徒。我只是一个被毁了的自恋者，这是有区别的。这个岛是我的监狱也是我的避难所。”对于豪尔赫来说，他无非成为“他者”历史的牺牲者，“你躲在这个石头小岛上就能洗净20世纪的种种罪恶了吗？你正是与你所憎恶的一样的骄傲啊。”劳拉在岛上对他说，并把他成为“不知羞耻的豪尔赫”，实际上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历史才是不知羞耻的。

不知羞耻的历史，其实不光是隔离了豪尔赫，也隔离了和劳拉个人有关的一切，母亲雷特西亚死了，这是“一段被男性的常春藤紧紧缠绕的柱子”上的女人；姨妈玛丽亚·德·拉奥死了，她是“这个家族在外省的过去的唯一见证人”，以及丈夫胡安死了，母亲和姨妈是一个家族的最后死亡，胡安是关于婚姻和演讲的死亡，而儿子圣地亚哥在疾病和艺术中死去，对于劳拉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自我历史之死，一个和曾经的革命启蒙者一样的名字，劳拉的生命中已经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我心爱的儿子圣地亚哥的死对我而言是唯一真实的死亡。它包含了一切死亡，也赋予一切死亡以意义。”死亡的意义其实是复活，复活自己的历史，复活自己的信仰，复活自己的爱，并以艺术的形式变成最后的永恒。

圣地亚哥那一幅金发裸体女人的绘画上，是亚当和夏娃，却也是爱和痛苦的象征，“圣地亚哥崭新的夏娃，却在分担着抽搐的、年轻的、身受折磨的亚当的痛苦。”他们承担的并不是原罪，而是自由和爱，用身体来还原，用身体来书写，而这正是和历史背道相驰的壮举，“伊甸园里上演的一幕是人类反抗天威的解放。它不是戏剧，而是历史。”反对当权者的历史，就是回到自我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里只有两个字：真相。

艺术意味着永恒，爱意味着永恒，身体之痛也意味着永恒，而圣地亚哥的死，发生了两次，在劳拉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自由的解放，是一种真相的历史，“两个躯体回到像当初一般，每个人的种子在对方体内。她在他里面重生。”但是，这个世界的外部历史并没有被合上，小儿子丹东“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的人生里，充满了权力、欲望，内心里藏着的是凯旋，荣誉，他以梦的方式和叙利亚黎巴嫩商人的女儿结婚，而婚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种命令：“我要不惜代价来让人仰慕。”所以劳拉对他的评价是：“你是个商人。”

艺术家和商人，劳拉的两个儿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述和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对于她来说，一个的死亡是复活，而另一个人的成功却是死亡。也正是在圣地亚哥以艺术抵达真相的道路上，劳拉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史，那手中的相机开始对准世界，开始对准自己：

这是劳拉所作的第一篇图片记录；它总结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带来的一切——莫拉的西班牙世界，拉克尔在布痕瓦尔德所受的非人折磨，皮拉尔在帕伦西亚的圣塔·菲的城墙前被残酷地枪杀，麦卡锡主义对哈利的迫害，弗里达·卡罗的两次死亡，先是动弹不得地死去，后来在火焰中重生之后死去——这一切都被劳拉集中在一张图片上，它拍得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墨西哥城生长出来的一个无名城市。

像一条睡梦中巨大的蛇，缠绕着自己，她却终于醒来，醒来就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复活，就是爱的迷惘之中的解脱，就是覆盖在国家历史之后的个人历史，“我厌倦了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战。真希望除了心灵，没有别的祖国，没有其他的祖国……”曾经在巴黎咖啡馆劳拉这样说，其实就在她心里，那种外省的标签必须清除，那种他者的历史必须改写，没有别的祖国，处处都应该是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即使在动荡的国家政治中，她也见证了第三个圣地亚哥的婚姻和爱，所以即使在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再次制造的死亡里，她也为他书写了个人的历史，：那张卡片上写着：圣地亚哥第三，1944-1968，一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有待创建的世界是区别于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区别于这个覆盖真相的历史，区别于这个没有归宿的国家，七十二岁疾病缠身的劳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却走向了那条乡村道路，走向了和圣地亚哥牵着手走过的防波提，走向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

这是一种真正的转身，“所以，她的生命不会结束，劳拉·迪亚斯的生命不会结束，因为她的生命中并非只有她自己，它是许多条线，很多代人，真正的历史，它是活过的生命，但它更是想象出来的”，活过的生命在其中，活过的历史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劳拉死去，她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那一幅照片，存在于那一件绘画，存在于那一些真相，存在于永远称为圣地亚哥的继承者身上——第四个圣地亚哥，在2000年的洛杉矶，也一样看到了信仰，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爱情，看到了真相，“我就是在那里被我的父亲圣地亚哥第三和此刻还健在的我的母亲劳德斯·阿尔瓦罗孕育出来的……丛林中的一棵木棉树。”他进入到那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起死去，他们就能继续在我身上活着。”活着就是进入内心深处，就是没有别的国家，就是去除了历史的隔阂，就是“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这片土地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种族，所有语言，所有历史。这是它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它的根源。”

	编号：C59·2160516·1294
	作者：【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2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32770540
	页数：150页

两人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从左到右一颗一颗地加，像是祖先们在数石头上记录年代的圈圈点点。数年岁是件忧伤的事。我的年龄让他们忧愁。
——《现在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的是孩提时那些画里受伤的鹿，是番荔枝树下土地里的眼泪，是灯笼果花上的阳光和空气，是森林里万物的歌唱和舞蹈，可是，当时间经历了百年，石头上何时长出年岁的灵魂？田园里何时会有不衰老的土地？堂·切佩和蒂娜女孩何时能记下我的故事？

这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白昼将要降临，黎明将要显现，子孙后代将被赐予力量，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件忧伤的事，因为堂·切佩和蒂娜女孩患甲状腺肿，疾病侵袭了身体，而且那些巫术正在影响他们，堂·切佩说：“为了将我的生命延至永生，在绿眉翠鴣巫术的作用下，我到了透明的境地。”而蒂娜女孩说：“野百合巫术的影响剥夺了我的时间意识，只知道一天连着一天，一年连着一年。”透明的生命中年龄是不是变得虚无，一年连着一年是不是没有了时间仪式？仅仅是我想起来了，仅仅是他们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而现在的道路，在巫术中已经找不到后代。

石头在看，树叶在说，河水在笑，还有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和大地在自己的意志里运行，而我在告别孩提之后看见的道路，却和天的四极相反，那里有绿色的路，有红色的路，有白色的路，在左右和中间交叉开来，而我无意间踏上的是黑色的路，四条路交会于西巴尔巴前，但是当那个幽灵说：“这条是国王之路，谁走这条路谁就是国王！”当我走上去的时候，我会引领子孙，还是幽灵带领我？我是有着首领的打扮，可是孩提时代已经远去，堂·切佩和蒂娜女孩已经患病，巫术已经统治时间，那一条黑色之路却有着黑暗的破坏力，它冲散万物，“将它们卷入昏暗的漩涡，直至化为粉末、无形、幻影。”

时间化为粉末，时间而无影，时间成幻影，玉米籽一颗一颗地架在年龄上，石头上写下圈圈点点，可是忧伤的岁月啊，那些子民都已经被驱赶出了传说，“子民听得见我，子民拥有着我，子民看得到我……”听到、看到和拥护，却是在时间的幻影里，“我钻得越深，我的心就越痛！”疼痛如我，疲惫如我，忧伤如我，首领如我，一定要把他们带离这一条黑暗的路，一定要打破那石头般的沉默，一定要回到祖先的石头纪事里，我听到堂·切佩说：“盲人用狗的眼睛看路……”我听到蒂娜女孩说：“翅膀是将我们绑上天空的链条……”仿佛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没有死去的祖先，在巫术、黑暗、忧伤里，我必须回到孩提时代，回到时间之中，回到家乡，“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成为我当初离开的理由，也一定会是我最后回来的终点。

“献给曾给我讲故事的母亲”的题辞写在一本传说的封面上，母亲是我的母题，母亲是我的家乡，母亲是我的传说，“这片土地上，多种力量筑起岩石与腐殖土的舞台，随后孕育出生命。它们依旧威力无比，精力旺盛，仿佛已枕戈待旦，待天灾突降于两片大洋之间，创造出新的融合与生命乐章。”创造的生命从何处而来？他们就在“火山传说”里，三个人来到风里，三个人来到水中，他们组成了纳华特尔民族恒久不变的数字，风里的三人像鸟儿一样以水果为生，水中的三人和鱼儿一样以星星为食，可是当这个世界被打破的时候，山之禽便成为远古的记忆，为了赢得土地而屠戮牲畜，为了获得城市而戴上面具，水中只有倒影，风中只有叹息。而对于鸟巢来说，山之禽是他们最初的父母：“这是我们的面具，面具之后藏着我们的脸蛋儿！这是我们的替身，我们靠他们伪装！这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山之禽，我们为夺得土地杀了他！我们的纳华尔！我们的纪念！”

风已不见，水已不见，他们把山叫做“卡布拉坎”，山是力量，吐出的火焰燃烧大地，指甲剥开的是火山口，于是，“鸟巢看到同伴们消失了，是被风掠去的；水中的替身消失了，是被火吞噬的，闪电从天而降落入玉米地，燃起了火。”火是燃烧，吞噬了大地，火是毁灭，杀死了水和风，火也是创造，一位圣人、一朵百合以及一名孩童，他们接纳了鸟巢，他们建立了庙宇，他们形成了村庄——火山孕育了新的希望，而所有的希望之产生因为有一样东西没有被毁灭，那就是图腾，当图腾活了下来，图腾便说：“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

重新启动了时间，重新书写了传说，重新诞生了生命。这是“火山的传说”，燃烧而毁灭，驱赶而留下，时间回到身边，于是有了编年史，于是回到了童年的家，于是有了“幻影兽的传说”，当修道院的修女剥去天使的果皮，果肉和种子便长成了基督的身体，“隐蔽的上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与肉。而那个“罂粟人”呢，却像一个幽灵在门前等着圣饼盒，他对修女说：“有人要剪你的辫子！”又说：“小姑娘，我领圣餐时，上帝有您手的味道！”这是亵渎，修女收回了碰圣饼的手，她从此看见梦中的自己站在罂粟人的身旁，身处魔鬼般的婚礼，蜡烛、棺材、蝙蝠，以及自己的肉身，罂粟人甚至摩挲她的私处，这是欲念的魔鬼，这是地狱的幻影，基督在哪里？“她撕扯影子，睁开双眸，带着不安的瞳孔脱离深沉的内心，如落入陷阱的老鼠们，混乱、失聪，脸颊一泪珠盒——变了形，伴着脚上他人痛苦的喘息和背上无形火焰里麻花辫的炽烈炭流，她瑟瑟发抖……”

肉体和精神，在幻影兽里变成痛苦的挣扎，可是这只是一场考验，辫子还在，手臂还在，肉身也还在，当夜晚降临的时候，罂粟人化为一头长形兽，而修女“她正跪在房间里，带着天使的笑靥，与百合和神秘羔羊一起耽于清梦。”幻影兽是信仰的幻影，终于在肉身之外找到了自己，如图腾一样，“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肉体的一天，信仰的永恒，而在生命在火山传说中诞生，信仰在幻影兽中寻找到，那么“文身女传说”则是关于文字的开始，杏树尊者将灵魂分给四条不同的道理，起先是朝向不同的四极：“黑极是魔咒的夤夜，绿极是春天的风暴，红极是金刚鹦鹉或热带的狂喜，白极是新土地的希望。”这是时间回来的鸮渔月月圆之时，白鸽在白色道路上用灵魂医治幻想症，红心在红色道路上用灵魂开始遗忘，绿葡萄在绿色道路上用灵魂抵偿债务，而最后的黑色道路上，杏树尊者却让自己脱去了植物的外衣，变成一个走向城里的人。

黑暗的路最短，黑暗的路最寂寞，可是在城里，来了商人，来了花鸟，来了三十名骑马的随从，杏树尊者问一个女奴：“四条路走过了多少月亮？……”他们像一对恋人，在月圆的时候彼此相望，从黑暗中来，想念着和月亮有关的时间，但是女奴却被追捕，说她中了邪，然后锒铛入狱，然后除以火刑。在行刑前，尊者在她的手臂上刺了一条小船，“文身女，有了这个文身的力量，你总能死里逃生，就像今天，你也能逃脱。我愿你如我的思想般自由；你把这条小船画在墙上、地上或空中任何你想画的地方吧，然后闭上眼，走进去，离开……”文身是符号，是希望，人们发现在牢里，长出了一棵枯槁的树，而在树枝间却有三朵小小的杏花，粉色依旧。

月圆之时，肉身上的文身是另一种时间的文字，在生命、信仰出现之后，文字是另一种力量，从黑暗和灾难中来，却拥有了思想，拥有了方向，甚至拥有了某种爱情。而她会逃向哪里？遥远的世界？美丽的寺庙？崇山之间？还是重新回到编年史里？可是那负责祭祀的教徒承载的是人类的羸弱，是对知识的渴求，是面对新世界时的虚荣或对精神传统的诉求，是沉湎于钻研美术、学习科学与哲学，但是却疏于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在末日审判时，“竟忘了在召集做弥撒后打开庙门，祭祀结束后关上庙门。”

谁会从那扇庙门里进入？是没有写进旧编年史的哲学家和智者？修士在修道院里发现了那疯狂跳动的小球，它为什么会跳动？谁在空着着它？是神秘的力量还是被魔鬼附体？没有哲学家，没有智者，没有思想，也没有知识，魔力是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在睡梦中修士也进入到恐惧之中，他终于看见了云朵深处的战争征兆，看见了战士向俘虏射出的箭，看见了向城市进发的敌人。“愿白人看到我们的武器后迷惑不解！愿我们手中不缺闪亮的羽毛，它就是利箭、花朵和春天的风暴！愿我们的长矛刺伤敌人又完好无损！”那些战士们在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驻守在城市里，可是那外面的敌人呢，他们叫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带来集市和交易，他们也带来哲学和知识，他们更看见了从没有看见过的镜像：“山重叠山，林覆盖林，河流连成瀑布，一堆堆石子、火焰、灰烬、熔岩、沙子、湍流沉落下来。”

太帽人的传说诞生，其实是一种殖民，而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对于写着旧编年史的国家来说，对于已经有了生命、信仰和文字传说的民族来说，眼前的西班牙人就像那个小球一样，“它是诡秘莫测还是魔鬼附体？……”胡安·波耶和妻子胡安娜·波耶缺失了胳膊，像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他们在自己的编年史里孕育出雨水，孕育出河流，孕育出孙儿，也孕育出灾难，“每一株植物，每一次植物诞生的尝试，都会出现新的灾难，沸腾的黏土冷却、流淌。”而他们看见，当自己的儿子进入到无形的离鸽女神城的时候，那里变成了第一座倒影城，“多少河之舌舔过这座城市，直至将它冲走？久而久之，城市逐渐失去了意识，变得柔软如梦，瓦解在水中，与其他原始的倒影城一样。”倒影里是新的年鉴，是新的男人和女人，是新的战争，是新的时间。这是“春天风暴的巫师”带来的传说，而当新的一切开始的时候，还会有火山的喷发，还会有幻影的梦境，还会有文身的希望？还会有新鲜的镜像？

“传说这些村镇就是这样失去了与神灵、土地和女人的亲密接触。”其实回到了我已经遗忘的孩提时代，回到了患甲状腺肿的男人和女人，回到了幽灵的记忆，回到了玉米籽带来的忧伤，帕伦克城、科潘城、基里瓜城、蒂卡尔城在哪里？当老者的寓言消失，当国王患上丘疹，当梦页数梦椰树编织故事，“岩石脚边，一个幼小的民族穿着宽大的外衣，缠着传奇的腰带，玩弄政治、贸易与战争。”还有织布方法、零的价值以及粮食的收获，而出现的城市是征服者的第一座城市圣地亚哥圣人城的孪生城、第二座城市安提瓜、第三座城市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当记忆占据了通往西班牙城市的阶梯，那么记忆其实在失去时间的传说里变成了一个盲者：“西巴尔巴与图兰，神话中遥远而氤氳的城市；伊希姆切，城徽上，被俘之鹰为卡克奇克尔贵族的御座锦上添花；乌坦特兰——权贵们的城市；阿蒂特兰，镶嵌于一片蓝色湖畔岩石上的瞭望台。”

新的传说，新的城市，新的人类，新的父母，那个哭泣的女人说：“我哭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我深爱的男人！他不是我丈夫，但我很爱他……请原谅，兄弟，这是罪过！”模糊的道路、殖民地的旧衣裳、忧伤的宗教精神是不是来自家乡之外的那些征服者？是不是就是雅伊所说的“装我在心间”的黄战士？《库库尔坎 羽蛇》似乎就在展示关于时间的三个段落，黄幕拉开是早晨的黄色魔力，红幕拉开是午后的红色魔力，黑幕拉开是夜晚的黑色魔力，这是库库尔坎的三色宫：晨为黄，晌为红，夜为黑。他是太阳，他是统治者，他是掌控一切的神，当钦奇比林向库库尔坎深深鞠躬，称他是“神，我的神，伟大的神！”的时候，金刚鹦鹉却说库库尔坎设置了圈套，金刚鹦鹉是倒影城，那么它提供了另一个关神的镜像；当隐形的拉拉巴尔可以提供最好的箭去射杀的时候，金刚鹦鹉说生活是“太过严肃的欺骗”，在他看来，“太阳并没有亲自来到夜晚，到的是他镜中的影像。”黑幕降临，库库尔坎的臂弯里是少女，但是有人把她带入了城里，然后反锁，“这样就没人会闯进庙宇的禅房，庙里存放着蠕虫和深色绒羽！”黄幕里解构了库库尔坎的神话，红幕里揭露了库库尔坎的谎言，黑幕里逃离了库库尔坎的控制。而在第二个循环中，永生不朽的金刚鹦鹉撒出不祥之兆的红豆，于是钦奇比林骂：“这些鸟就是如此，珠光宝气，外表光鲜，心肠黑毒！”库库尔坎说：“金刚鹦鹉用舌头搅乱神灵们的脚，使之弄错凉鞋，踏着右脚在左脚上的回声行走……”于是在红幕里有了不计其数的士兵，有了那最后一支箭，库库尔坎制造的战争，也欺骗了雅伊，，金刚鹦鹉告知的是：“你如果真想守住幻想，就听一听我黄羽毛的语言，电光石火间，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好让他的床不被占据，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新欢……”而在黑幕里，雅伊终于对库库尔坎说：“在太阳宫里，一切皆为谎言、流言，没有真相，什么都没有，只有个阔佬引领我们从晨至晌、自晌入夜、由夜及晨……天地之主，请告诉我，如此昼夜、昼夜、昼夜交替究竟有何用？百无一用。”

爱情变成爱情，幻想变成谎言，而金刚鹦鹉作为倒影城、魔力鸟，对雅伊说的话是：“你将与一个影像搏斗……”神之库库尔坎，统治之库库尔坎，也是一个影像，与影像搏斗的世界里是黄战士：“一旦库库尔坎到来，他会连忙闻一闻黄花，他优雅地弯下身子，好仔细闻闻她，闻闻让男人沉醉的女人味，然后握住茎秆将她带到婚床上，对她说情话；这时，黄花用手爱抚库库尔坎至尊的头发，直到他的脑门锃亮得如一面鏡子。”于是第三个循环里，黄幕里、红幕里、黑幕里，都是穿着黄衣、戴着黄头盔的钦奇比林在那里跳动，像那一个小球，被魔鬼附身，而最后的最后，是一败涂地的钦奇比林，是涕泗交颐的钦奇比林，而那口中不断重复的“雅伊，黄花！雅伊，黄花！雅伊！雅伊！雅伊”是最后的疯狂，疯狂之后，倒影城出现：“他慌忙撕扯衣裳，以尽快解开，接着从胸口掏出月亮。一枚悬于黑幕之上的金环陨落，不再移动。”

落幕，却是如石头般站立，却是永恒的照耀，黄花是武器，是信仰，是符咒，是寓言，却也在倒影城里返回，返回时间，返回家乡，返回父母，返回每一个古老却不曾泯灭的传说，从火山、幻影兽、文身女、太帽人和巫师，构筑的是一个激活图腾、信仰、文字、哲学、知识和战争的世界，但是当一切都变成倒影城的时候，镜像世界里的家乡是不是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库库尔坎的循环，与其说是时间的最古老统治，不如说是时间如何在倒影城中成为另一种时间，它们是石头、玉米、河流和土地，它们是阳光、月亮、城市和集市，它们是永远存在的传说：“这些历史、梦境、诗歌，如此潇洒地混合了信仰、故事、一个秩序井然的民族的沧桑岁月以及一片强劲并始终跳动的土地上的鬼斧神工。”

	编号：C38·2160516·1293
	作者：【意】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3.00元
	ISBN：9787544754064
	页数：105页

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并没有回头，小声说：“您在说什么？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名字，鼻子》

一句回答，却是一个反问，甚至反问在回答之前，“您在说什么？”指向的是一个虚空，一种无限，而“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将那个没有见过的午夜，变成了仿佛大家都在场的时间，问号和句号，“您”和她，以及无限的虚空，到确定的午夜，一句话里充满了惊诧，充满了质疑，以及对于死亡无可改变的命运。

而且，还是小声说，甚至，像不是对于我的问题的回答。我也是小声说，而且根本不想说给任何人听，“据说今天午夜她还在跳舞，而且是庆祝活动上最漂亮的……”同样出现了她，出现了午夜，却是自己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也不期望回答，只是想在一种表述中让自己追逐的女人以精彩的方式进入到自己世界。但是却被听见了，而且被回答了，最后却把她带向了死亡。反差，是两个句子之间的区别，也是两个观者之间的不同，所以在这被合在一起的对话中，到底谁接近了现实，谁指明了终点？

自始至终其实只有一个我，不管是大型香水店的德·圣-卡利斯特先生，还是玛尔提那的女店员，或者是奥蒂乐夫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都在香水世界里，但其实都是一种陪衬，而我才真正拥有自己的鼻子，才能闻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对于没有鼻子的来人来说，你们这些香水店就像是用一种无法辨认的文字写成、一半字母已经被夹杂着沙砾的风磨去的碑文。”我进入香水店并非是要挑选一款或浓郁或淡然的香水，而是想为这个世界找到一个鼻子，一个能辨认文字，能书写碑文的鼻子，一个具有嗅觉功能的主体，从而“在世人的灵魂中激发很多其他的颤动”。

所以只有一个我，一个鼻子，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他者”的存在，所以即使在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面前，我也是不想让别人进入到我的嗅觉体系里。对于他者的拒绝，却是为一个嗅觉的对象预留了位置，这个对象便是“她”，一个身上有香味的女人，一个让我可以让我辨认香水、书写碑文的女人，一个让我拥有鼻子感官的女人，“我只知道，在这个味觉的长河中间敞开了—个空洞，一个隐藏的皱褶，里面就隐藏着那种香气。对于我来说，它就代表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存在的对象，却并不是具体的人，但是当这个空洞被敞开，当这个皱褶被发现，那种具有意义的香气是不是会在味觉的长河里变成一个有所指向的主体？

鼻子具备了嗅觉，嗅觉指向了目标，却是危险的，食物和非食物，我们的山洞和敌人的山洞，都被鼻子感觉到，都在鼻子里面，是和非，肯定和否定，是一种统一，却也是一种对立，所以里面必然是危险，而“她”这样一个女人也同样混合着太多的是和非，肯定和否定，同样意味着统一和对立，意味着危险。“借助鼻子，我发现在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和其他女人不同。对于我的鼻子来说，她与其他女人不同。”与其他女人不同，其实意味着我和其他有嗅觉的人不同，这是一种嗅觉的统治，它取消了差异，取消了对立，取消了他者，使得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另外的可能。

危险之后更大的危险，所以当我从一个姑娘的皮肤闻到另一个姑娘的皮肤，从一种香水闻到另一种香水，是为了让他者成为我可以驾驭的一切，使得我成为他者的主人，所以女人没有名字，她没有名字，仅仅只有香水，仅仅用香水代表名字，代表所有言语，所有味道。“请您忘记我吧！某些人在我身上具有可恶的威力。”当我跟着她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无可逃避，她成了没有名字的女人，成了只有香味的女人，她的拒绝像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但是我却看不见危险，看不见对立，看不见死亡。

终于，一种敌人的气味进入我的鼻腔，和她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那是清晨，那是在街道上，那里有雾气，我看到的是垃圾桶，是鱼钩，是罐头，是尼龙袜，没有她，没有女人，没有香味，最后我甚至看见的最漂亮女人，却早已经死去。“如今，它已经与死亡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仿佛它们从来都无法分离。”其实是香味的死亡，不被命名的女人，当然可以消失在我的故事里，消失在鼻子和嗅觉的世界中。但是，对于我来说，死亡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可以被我闻到的味道？当我在救护车里，在急救中心，在停尸间的大理石桌面上，辨认出那种死亡味道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空气中充满了这种气味，死亡在弥漫，或者说，不是她的死影响了世界的气味，而是世界的死亡将她变成了一个无，没有名字的女人死去，不被注意的世界死去，而我，我的鼻子，我的嗅觉，是不是也在死去？

死去的感官，其实走向的是一种背叛，一种分离，一种隔离，是我不理解这个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本身就是虚无？世界起初是存在着香味的，诱惑，危险，而且不被命名，而味觉呢？当那一盘名为“tamal de elote”的食物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具体的感觉，用甜玉米做成，上面是薄薄的麦麸，而里面是加了剁碎的猪肉和极辣的辣椒，散发着美洲风味的食物，对于我这样一个欧洲旅行者来说，就构成了一个陌生的他者，所以看上去，我和妻子奥利维娅在这片他者的土地上，品尝到具有他者味道的食物时，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差异，“那是美洲文明与西班牙文明之间一种古老的挑战，是一种用非凡的诱惑来欺骗感觉的艺术。”

起初是建筑，那里的雕塑，是在祭祀台上的浮雕，或者是一只美洲豹，在阳光下张望着这个属于它的世界，而这个浮雕下面的祭台却沾满了鲜血，战争之中的那些士兵在仪式中成为一种祭品，“浮雕上的每一个形象好像都与那些血腥的仪式有关：观察星宿以便确定最为合适的日子之后，祭祀就在欢庆的舞蹈中开始；甚至婴儿的降生也是为了给战争输送新的士兵，以便抓住新的战俘。即使是那些奔跑、角斗、玩球的人物，反映的也不是和平的田径比赛，而是战俘被迫竞赛，以便决定谁首先站到祭台上去。”战争远去了？可是血腥的味道却还在，而这血腥的味道并不仅仅指向过去，而是指向了现在。成为祭品，那些战士的四肢和内脏去了哪里？向导阿隆索说，被秃鹫带到了天上，而萨卢斯蒂亚诺说，作为一种仪式的饭食，它们其实已经变成上帝的一部分，传递神圣的力量，“为赞颂通过祭祀达到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和谐，一种令人恐惧、火焰般的、灼热的和谐……”

祭品在战士和上帝之间，在死亡和救赎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这种文明之间具有挑战意义的艺术也从建筑走向了食物，把牙齿陷在肉里，然后撕烂它，切割它，这种欲望的表达是不是和那些祭品一样，具有神圣的仪式意义？是不是在死亡和上帝之间建立了艺术和宗教般的联系？奥利维娅说出“我想吃辣椒核桃酱”的时候，似乎只是在表达一种自我的食欲，和别人无关，和交流无关，它只满足于自己的味觉，它只在自己的世界里达到一种满足。封闭在个人世界里，封闭在单一文明里，当然在美洲大路上，在参观祭台之后，在听说故事之后，却发生了改变。

需要的是联系，是交流，是对应，就像我和她在一起，想到的是我们拥抱的床笫。这是一种我和他者合二为一的感觉，当奥利维娅表现出食欲的时候，就应该通过味道和我交流，或者是通过我们双重的味蕾，在一种默契中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去除的是一种缺失的感觉，一种会将人吞噬的空虚。我是在看到那一幅油画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种叫做默契的感觉，油画里的修道院神父的他，和修道院院长的她，他们有着巨大的年龄差异，但是却保持了一段30年的非凡爱情，爱情化解了年龄的差异，也弥合着某一方死去带来的缺失感。“默契，它不仅仅涉及到修女和神父，还有奥利维娅和我。”我是在食物中找到了这一种默契的感觉，加工精致的食物，大胆的味道，都蕴含着将里面极端的音符激活的意义，被激活而成为和弦。和弦而奏出美妙的音乐，“以便创造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一个没有归途的点，以及一种施加在所有感觉的可接受性上的绝对的拥有。”

绝对的拥有，灼烧般的辣味又如何？祭祀的内脏和四肢又如何？前者抵达的是味觉最极端的部分，后者通向上帝的神圣之处，所以奥利维娅的某些跳跃、迟疑、苦恼和颤抖，最终也在我面前变成了合二为一的交流，就如萨卢斯蒂亚诺所说，这是令人恐惧的、火焰般、灼热的和谐，像那油画里的故事一样，是30年的非凡爱情。合二为一是关于“我”的重新组合，也是我们的重新组合，“被她咀嚼的同时，我感觉到自己也在对她起着作用，将感觉从她嘴里的味蕾一直传递到她的周身，她的每一下颤抖都来源我。那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完整的关系。我们两个都牵连其中，并且受到这个关系的控制。”但是这种和谐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联系，取决于相互作用。但是当奥利维娅说我从来没有突发的激情，说我总是使他人的热情冷却，说我令别人泄气，而且还心不在焉，说我甚至平淡的时候，那30年的非凡爱情，那和上帝的神圣通道，似乎都在被解构，她对此的结论是：“饮食就是用一些味道来加强另一些味道的艺术。”

强加就是控制，就是统治，当奥利维娅发泄之后，我们的关系不是味蕾的双重交流，而是变成了一方吃掉另一方，“只有贪婪地进食奥利维娅的肉，对于她的口味来说，我才能不再那么平淡。”被她吃掉，或者吃掉她，才能改变那种平淡，才能爆发出激情，而这样，也就把所有的交流和联系都变成了敌对状态，献祭者实际上变成受害者，而爱情，不管在床笫间，还是在油画里，也都变成了一场战斗。我们都是战士，我们都需要献祭，我们都在吞噬被人，所以所谓的交流与和谐，其实就是一种残忍，“我们像融为一体的蛇一样，渴望彼此吞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正在被蛇吞噬。”当我们彼此吞噬的时候，在我们之外又有他者，开始吞噬我们，所以整个世界的格局是：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

最终，“我们”是所有人的他者，我们被所有人吞噬，即使我们站在祭坛上面对上帝，我们也被秃鹫叼走了四肢和内脏，所以我们是在他们面前死去的，味道在死去，爱情在死去，神圣也在死去。这一个“他们”到处存在，即使面对那一个拥有权力的国王，他们也用一种吞噬的力量在消化着我们。国王有权杖，没有人反对他，国王必须庄重，让子民们臣服，国王的意义就是统治，就是把所有人消化。这是国王的世界，不管是塔楼里的鼓声，还是食物被卸下篮子的声音，不管是女仆拍打地毯的声音，还是厨房里发出的碗碟相碰撞的声音，不管是马厩里的嘶鸣，还是栅栏门被关闭的吱嘎声，国王听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声音，“整个王宫布满了涡形和瓣形装饰，如同一只巨大的耳朵。在那里面，解剖学和建筑学彼此交换着名称与功能：楼阁、管道、耳鼓、耳蜗、迷宫。”

宫殿是国王的耳朵，是听到了这一切属于自己统治世界的声音，却也听到了从前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所谓隔墙有耳，在一个被统治的世界里，却总是存在着敌人，存在着间谍，他们可能在窗帘后面，在幔帐后面，在地毯后面，他们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宫女，可能是仆人，所以在宫殿里，国王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和谐的赞歌，可能是敌人发动的进攻，就如国王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躯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部分，躲藏着一个威胁，你的死亡已经潜伏在那里。”

敌人是他们，但是敌人是不是也是自己？国王开始想到曾经的战斗，想到那些被打败的前任，想到被处死的敌人，他们被赶出了宫殿，他们被埋在地下，他们被关在墙里，可是那一系列连续的敲击声，为什么会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为什么囚徒会随着声音逃出牢房？被听到而听到，对于国王来说，变成了一种害怕，一种恐惧，一种梦魇，“每一座宫殿都建在地下室的上面，那里面埋葬着某些活人，或者那些得不到安息的死人。你用手捂住耳也没有用，反正你还会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出逃，所以游荡，所以从宫殿走向城市，走向丰富多彩、五颜六色、充满喧嚣和各种声音的城市，而在宫殿之外的城市里，国王听到了一声轰鸣，一阵窃窃私语，听到了一首歌曲，一个女人在窗户边唱起的爱情歌曲。当然比宫殿里美妙，所以对于国王来说，他必须要寻找这个女人，一个唯一的女人，一个无法复制的女人，一个制造了一种声音的女人。而她在哪里？在城市的某个房间里，某个角落中，或者就是国王自己的某种幻觉。

从宫殿到城市，从恐惧的声音到美妙的音乐，从敌人到女人，到底是不是对于自身的解放？可是那些敌人，那些声音在宫殿里的时候，是一种臆想，那么在城市里，那种音乐，那个女人，何尝不是一种想象之物，“声音的生命曾经是一个梦，或许仅仅持续了几秒钟，就像是梦一样，外面噩梦却仍在继续。”制造了梦，却是被噩梦围绕，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国王是把自己囚禁在声音里，而不管是宫殿里，还是在城市中，那种噩梦没有消失，那种囚禁的感觉就在延续，“黑暗中又响起一声呼唤，是从囚徒说话的那个地方传来的。那是一个清晰可辨的呼唤，它正在应和那个女人的声音。那是你的声音，是你发出的有形的、应和她的声音，把她从城市声音的尘埃中拉了出来。那是从宝座大厅的沉寂中发出的，迎接她的声音！”

国王的对面是自己想象的他们，再被他们囚禁的时候，国王何尝不是他们想象的国王？这是声音的寓言，在他们的世界里变成声音的噩梦，所以“他们”永远都存在，存在于鼻子的嗅觉里，存在于牙齿的味觉里，存在于耳朵的听觉里。在他们不吃东西的时候，味觉是上帝仪式的一部分，通向神圣的天堂；在他们不制造声音的时候，宫殿是国王的耳朵，拥有的是权杖的统治；在他们没有鼻子的时候，世界就是我的鼻子，寻找香味和女人，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在味觉里，所有人开始消化我们，在听觉里，国王变成了囚徒，在嗅觉里，她带来了死亡。他们在我们对面的世界上，而其实，当尝到、听到和闻道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用经验给他们进行了命名，这一种命名带着自身的感官，带着自我的理解，带着我们的角度，于是，那个世界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从本质上说，是我们在消化我们自己，是我们在消化当成他者的我们，是我们在消化经验主义下的我们，这是一种封闭的知识阅读，这是一种单一的个体书写，而其实，“不读书的人能够看见和听见很多我们感知不到的东西：狩猎的野兽的足迹，还有风雨欲来的征兆。”已知世界没有了悬念，我们却在这个世界里树立敌人，制造美好，想象爱情，而世界的真正意义是进入那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在1972的《名字，鼻子》，1982年的《味道，知道》和1984年的《国王在听》中，进行了一种经验之外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总是在书写某些未知的东西，也就是说，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尚未书写的世界能够通过我们来表达自己。”所以在已经被书写的世界之外，在被经验谈及的世界之外，在知识包围的世界之外，卡尔维诺在寻找那一个从身边不留意而擦身而过的人，那一个不对话也不是他者的人，那一个存在却没有看见的人，就像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没有回头的时候小声地说：“您在说什么？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编号：C27·2160421·1291
	作者：平江不肖生 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1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2.00元亚马逊17.70元
	ISBN：9787540766245
	页数：1027页

江南酒侠复说道：“便在你们二派之中，也何尝不有死伤者。试想，修道是何等艰苦的一桩事，不料，经上了不少年苦的修炼，却为了这么一件不相干的事，而受下了伤，甚而至于死了去，这又是何苦值得呢？”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谠言严斧钺》

把争斗当成门派的劫运，并非是因为在打打杀杀中使门派之间陷入不停歇的死亡，而是在介入平民百姓的矛盾中，违背了修炼的本意，甚至破坏了所谓的“道”，所以当江南酒侠的水晶球上现出未来的征兆，便劝说各派退出争斗，重新回归到江湖的格局中，实际上，水晶球无非是江湖和民间的两种现场的分界标志，正如江南酒侠的意义，是“挽回这个劫运”，是将“一切都消灭于无形”，是干了“一件大功德”。

像是一次对于“道”拯救。本来到了打赵家坪的日子，无论是昆仑派还是崆峒派，都把这种民间的争斗当成是“天地大的一桩大正经”，所以双方在摩拳擦掌中各求制敌取胜之道，也想把自己的奇绝武功展现出来，但是在两派俱伤的结局面前，所谓江湖其实已经乱套，一年又一年，消损的不仅是各派个人的精力，也对于门派本身来说，也是违逆于道。水晶球上到底出现了什么，而使江湖遭受劫运？那里是赵家坪事件造成的死伤惨状，那是“水陆码头”之争出现的流血悲剧，而上面映照出的主人则是那些平江、浏阳二县的农民，也就是说，这本是两地农民之间的决斗，是无关江湖恩怨的，而正是因为两派介入到其中，使得争夺赵家坪变成了门派恩怨，而这种恩怨对于两派来说，陷入到一种无穷无尽、“等待明年再来”的循环中，也就是江湖规则屈从于民间规则，而这种屈从看起来更像是盲从，正如江南酒侠所说：“须知道，平江、浏阳二县农民的年年打赵家坪，已是极无聊的一桩事，你们以极不相干的人，更从而助甲助乙，也年年地帮着他们打赵家坪，这更是大无聊而特无聊的了。”

大无聊而特无聊，这是江湖门派对于这场农民争斗的定义，所以在违背了修炼的本性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争斗中退出来，水晶球的幻象归于沉寂之后，现出的十二个大字表明了这样一种“无聊”的状态：“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退出其实是回归到原则，那就是江湖的意义在于修炼，而不在于争斗，在于保存门派的尊严，而不在于介入民间疾苦。水晶球是划出了一个终点的标记，这种退出的想法看起来是为了凸显江湖的纯粹，是为了各自的修炼，而其实，更像是一种避世思想。

“巨干盘空，奇枝四茁，豪情侠态，跃跃纸上”，这是赵苕生对于《江湖奇侠传》的一种概述，不管是豪情还是狭态，最关键的是“奇”，正是这种奇，才显出江湖人士的本性，也显出真正的门派不参与俗世的态度，所以在平江不肖生“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的故事里，起着重强调的是“奇”，奇事、奇人、奇功，在他看来，奇是江湖最本质的特点，一开卷所写的柳迟，就是一个奇人，长到四岁，几乎都是在病中度过，甚至好几次已是死了过去，到了五岁也不能单独行走，而且柳迟的相貌奇特：“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个一字；两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时候，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着了，睁不开来；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替他洗涤干净，无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开眼见人；两颧比常人特别的高，颧骨从两眼角，插上太阳穴；口大唇薄，张开和鳜鱼相似；脸色黄中透青；他又喜欢号哭，哭时张开那鳜鱼般的嘴，谁也见着害怕。”

也正是这种奇特的出生和成长，让他契合了江湖的特性，七岁的时候猛然发现他能把《论语》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过了两年，练成了奇特的本领，凡是在一起的物件，只要被他看见，能够一个不差地说出来，而且他还不愿和小孩一起玩，只喜欢和六十七岁的老头子亲近，他在和叫花子在一起三年时间，就拥有了背上驼七个袋的资格。柳迟无非是一个标本，出生之奇，性格之奇，经历之奇，奇奇怪怪的最后便是孑然独立，超然于俗世之上，对于他来说，现世中的规则不适应他，所以他具备了超越民间的特点，所以与家人不辞而别，寻找得道之路，四处拜访高手，而在他看来，高手的唯一特点也是“奇”。

奇是一种反叛，是一种独立，当然，当告别了现实生活，奇的更大意义在于拥有超凡的本领，所谓奇高的武功，变成了江湖的一个标配。柳迟在千辛万苦中奇遇了黑茅峰调鹰的老者吕宣良，并拜他为师，而吕宣良送给他的一本书就是《周易》。奇特出生、离别父母，其余高手，获得秘籍，在柳迟的身上，平江不肖生建立了一种“奇侠”的标配，而正是这种标配，江湖世界才渐渐打开了。不管是放牛童解清扬的千斤闸武功，还是智远师傅“八百罗汉先期白日飞升”的功行，都让江湖世界涂上了奇幻色彩，也使之脱离了现实的平庸。

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的“奇”葩样本

拥有奇绝的武功，到底是什么目的？当初柳迟在清虚观拜笑道人为师的时候，就说过是为了“于野老之中能见至道”，那么什么是“至道”？柳迟没有详述，他只说了一句“超拔弟子，脱离苦海！”超拔当然是针对俗世而言，苦海也当然是没有修炼的人才有的宿命，所以至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告别人世的种种困境，包括生死，包括贫富，其实从柳迟的出生来看，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苦海“感受，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奇幻世界的追求，所以当平江、浏阳两县县民争夺赵家坪之事发生之后，当昆仑、崆峒两派弟子助拳争夺赵家坪“水陆码头”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则是找到了一种介入的机会，找到了苦海的缘由。

所以，赵家坪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奇幻的江湖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以现实事件为线索，才能凸显江湖修道者的意义，也才能从中达到“脱离苦海”的目的。所以江湖并非只是天高皇帝远的世外，它必须介入现实，必须制造困境，也必须从中寻找到机会。赵家坪是起点，延伸出的是善恶对立，是报仇雪恨，是门派之争，而所有这一切，在现实的铺垫中也隐约拉出了那一根“道”的线索。

现世是混乱的，混乱之中当然善恶对立，而奇幻的江湖中，自然也有善有恶，有超越的高人，也有迷恋世间的恶人。周敦秉学了道术，却并没有用在正事上，却年少风流，“湘潭有名的娼妓，他十九要好”，于是所谓的采补功夫，只不过是用来勾引女人，而且还是那些娼妓；道士潘道兴略通的是邪术，会几手拳脚功夫，却性情凶悍，他不仅在赌场里作威作福，而且和毛氏通奸，当淫荡之事被毛氏丈夫的母亲撞见，两个人又用邪术设坛诅咒四十九日，拔出了眼中钉，而毛氏更是恶毒，竟将死去的婆婆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然后“翻尸倒骨地弄了一会，用符水炒热许多铁菱角和川豆子，盖在尸骨上面，仍旧埋好。”为的是不让她的鬼混半夜来骚扰。还有笑道人的徒弟戴福成，也是讲目光对准曾经恋着的妓女，而且在学了法术之后所贪欲的那些钱，为的是“快乐快乐”。

最著名的当然属于“火烧红莲寺”，那一个红莲寺，表面上看是无垢和尚募化银钱而盖造，但其实是盐枭张汶祥拿出钱来修建的，木器也是“为他自己将来下台地步的”，所以在这个看起来清净之所，里面的肮脏勾当却无处不在。张汶祥和郑时平时杀戮官府，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当看到仇家的女儿时，也不放过，不想乱娶柳氏姊妹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他们从马心仪那里骗取了官职，却又受制于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被马心仪所占有，甚至光明正大在他们面前行淫荡之事，郑时本也是个好色之徒，将仇人之女骗做老婆，不想却被马心仪霸占，想要报仇却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而马心仪在最后逃路无果的情况下，竟然在遗嘱中将柳氏姊妹处死，因为他的罪行若被揭穿出来，清廷必认为他死有余辜，反倒被张汶祥得了一个义士的好名声。

不管是道士、和尚，还是官员，似乎都在沉溺在欲望世界里，所以那种恶自然受到了报应，而对于恶的报应自然是所谓的德行，所谓的道，周敦秉用道术行恶之事，他的师父智远和尚对他的惩戒便是七星针：“居士此后如能确遵令师梦中的训示，一意修持，贫僧愿助一臂之力！若眨眼就把那训示忘了，这番即算保得住性命，搽以后随时随地，皆难免不再有七星针飞到居士背上来！”而戴福成之事被揭露之后，笑道人对他的告诫是：“道家其所以需用法术，是为救济人，以成自己功德的。是为自己修炼时，抵抗外来魔劫的。谁知你倒拿了这法术，下山专一打劫人的财物，造成自己种种罪过。”所以将他的道术尽废，让他重新开始做人。而红莲寺的罪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一把火烧之，而淫荡的潘道兴，最后则死在了欧阳后成的枪口下。

“你此刻拜师，须拜受师傅的戒律，发誓遵守。第一戒妄杀，第二戒窃盗，第三戒邪淫，第四戒酗酒……”这是后成的师父方振藻提出的戒律，而其实这只不过是对于徒弟的一种表面功夫，当后成问：“师兄屡次犯了，侮么却不灵验呢？”方振藻便说：“我发的本身咒，是一辈子也不会灵验的。因为我当日发的誓，是倘若犯了戒，就得死在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手里。我的道法，休说未成年的小孩不能制死我，我敢说当今之世，没有能死我的入。我怕甚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道具有双重性，对人的约束和对自己的规范，完全不在一个系统里，而遵守或者破解的唯一标准，就是谁的法力高。所以昆仑和崆峒介入到赵家坪之争，更多的只是展示自己的道术，和正义无关，甚至两门派之争，背后还有更大的觊觎者，哭道人的徒弟赛半仙就设下计谋：“如今我们要想个法子把这昆仑派灭了去，不但是把昆仑派灭了去，并连这崆峒派，也要使他们同归于尽。”

所以奇绝的江湖无非是道的江湖，甚至只是道术的江湖，所以所谓的“江湖奇侠传”对于“侠”的定义基本没有涉及，只是偶然提及，比如甘瘤子作为强盗，和绿林强盗有分别，他们有许多禁忌，其中之一便是不是见钱都要：“读书行善的，和务农安本份的人家，不问如何富足，他们也是不去劫取的。有时不曾探听明白，冒昧动手劫了来；事后知道劫错了，仍然将原物退回去。平日所劫来的财物，总有一半，用在周济贫乏上头。”所以江湖上称他们这种强盗，也加上一个侠义的名目。强盗是侠义的强盗，而罗慎斋的脾气里，“生平第一厌恶的，就是贪官污吏”。方绍德收卢瑞为徒的时候，就告诫他“不许干预国家政事”，“我这道法，传自佛家，佛家是不许干预国家政事的，那怕昏君临朝，奸臣当国，我门下的弟子，永远不许有出来干预的事。”这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遭到了吕宣良的反对，他对柳迟说：“我们修道的人有什么国？有什么家？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谁的事不可以干预。”

对于国家政事的干预，当然是入世的做法，吕宣良认为修道的人干预国家之事，重要的是事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而不是针对某个人，这样的标准在善恶对立中，也是泾渭分明的，而正是这种泾渭分明，使得人物基本在扁平状态中，程式化明显，甚至所谓的善人和恶人也从来没有感情发展的铺垫，正如里面的笑道人和哭道人一样，分列在两派，争斗也无非是哭和笑到底谁的功力更大，正如哭道人写给笑道人的信中说：“笑之与哭，为极相反之名词，而处于极反对之地位，固夫人而知之。……我二人倘能不藉助于其他法力，而即以此‘哭’与‘笑’二字为武器，相巫见于战场，一较道力之高下，或亦为别开生面之举，而足为一时之佳话，道友傥亦有意乎？”

哭和笑，恶与善，根本不关乎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困境，当然也根本不关心民间的疾苦，所以“奇侠”的江湖是单一的江湖，是封闭的江湖，是技艺的江湖，而在告别了“鸳鸯蝴蝶派”的缠绵故事之后，平江不肖生也树立了江湖规则，善恶对立、报仇雪恨、门派之争以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江湖世界形成了一个样板，而这个样板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其实在开创新风格的同时，也陷入了窠臼，在“写不尽的奇人奇事”的计划中，为了追求奇绝的效果，却把故事的主线埋没了，甚至可以说，小说根本没有什么重点，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在“奇”的指引下，没有多变的性格，没有起伏的故事，往往一条线索即将形成，冒出一个新人，便又开始将笔墨转向新人，而在对新人的叙事过程中，又冒出来新人，便又开始转折，所以人物目不暇接，却几乎没有有血有肉的形象，对此，平江不肖生解释说：“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写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追求奇的效果，放弃了材料的组织和加工，“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

而在106回之后，平江不肖生竟然因为其中国奇人奇事太多而搁笔不写，而后续的赵苕狂基本上沿用了平江不肖生的写法，也是在没有主线的杂乱中书写奇侠故事，而这种只追求一时好奇的效果，其原因竟然是为了“写作换钱”：

在下近年来，拿着所做的小说，按字计数，卖了钱充生活费用。因此所做的东西，不但不能和施耐庵、曹雪芹那些小说家一样，破费若干年的光阴，删改若干次的草稿，方成一部完善的小说。以带着营业性质的关系，只图急于出货，连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没有。一面写，一面断句，写完了一回或数页稿纸，即匆匆忙忙地拿去换钱，更不幸在于今的小说界，薄有虚声。承各主顾特约撰述之长篇小说，同时竟有五六种之多。这一种做一回两回交去应用，又搁下来做那一种，也不过一两回，甚至三数千字就得送去。既经送去，非待印行之后，不能见面，家中又无底稿。每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多至数百，少也数十，全凭记忆，数干万字之后，每苦容易含糊。所以一心打算马虎结束一两部，使脑筋得轻松一点儿担。

带着营业性质，只图急于出货，甚至自己修订审核的时间也没有，连故事中的人物也是虚构了忘记了所以，这或者也是卖文度日的一种尴尬，而在这种功利性的写作中，不仅人物扁平，结构松散，主题混乱，甚至也是对于创作的一种亵渎，就如那水晶球上的“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的十二个字，是劝江湖门派退出俗世之争，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警示，修道是一件苦事，只是为了赚钱卖文，何来为文之道？所以“本书借此机会，也结束了下来，不再枝枝节节地写下去了”也算是对于这样的写作搁笔的态度。

	编号：C28·2160421·1290
	作者：[台]骆以军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15.80元
	ISBN：9787549554591
	页数：484页

似乎每一个“许多年后……”的句子都会成为一篇好故事。
——《多年以后》

Book1和Book2，脸之书的这一面和另一面：这一面是眼睛和鼻子的线条，另一面是嘴巴的轮廓；这一面是看见和闻道，另一面是说话和表达——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个简笔画的脸，如何面对生活的城市？“这是一座夸张的城市：不断重复着一切，好让人们记住自己。”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写在题辞上，这是这一面的城市，重复而夸张，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而在另一面，一样是《看不见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却变成了记忆：“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重复而夸张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记忆，都是为了一种确定的存在，就像原本分列两册的脸却分明合在了一起，那灰色的腰封从Book1的封面，绕过书脊最终包围在Book2的封底，它连接着Book1和Book2，甚至包容着这一面和另一面。是不是看见、闻到和言说可以合二为一？是不是视觉里的城市和被叙说的城市就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在包围的腰封之外，却分明打开了一个口子，允许翻阅，允许进入，允许看见，也允许看不见，那里是压挤的城市，是密闭空间，是你来我往，是虚张声势，是重叠的情感，是模糊的记忆，是逝去的梦境，而最后依然在这面和另一面合二为一的时候，在腰封连接而包围的时候，看见其实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也是看见：城市是一个存在，它不会以看见和看不见的方式消逝，也不会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状态中虚构。

首先或者是看见，睁开眼睛，也是从那一个留着的进口出发，是一条“末日之街”，那里有感伤的故事，那里有孤独的时光，那里有虚拟的存在，“我们活在一个蜂巢状全景像钟壳内部齿轮自主运转到这般地步的一个社会，或一座城市里。”蜂巢状的全景，是每一个人的存在，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却是挤压而单调的，却是渺小而封闭的，但是在内部，齿轮却在自主运转着，它告诉你早晨和傍晚，它带你走进白天和黑夜，它经过年轻和苍老——这是时间赋予的原始状态？这是生活给予的存在方式？但是蜂巢状的全景世界里，在人们如幽灵穿过的广场之上，在不被知晓混在同类的成长之中，那自住运转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

那个无声无息退出社团的女孩，并不是因为讨厌社团里的“红夹克”，而是在喧闹的世界里独自面对消失的幻术，原本挤满人的广场，原本积极抗争的运动，最后剩下的是漫天飞舞的垃圾，是堆成小山的矿泉水空瓶，空空荡荡回应着一个出院的病人，“问题是，那整个过程，这些警察，像把我们当透明人或幽灵那样穿过我们。”人之存在和不存在，像是虚幻的一个事件，它的热闹会带向一种权利？它的消失会终结一种故事？无非是感伤而已，甚至当年广场权力核心人物成为金融操盘手之后，在婚礼那天却和相交数十年的情人度过了最后一次春宵，而完事之后，既没有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也没有进入说谎的“南部开会”议程，而是跑去另一个房间，“然后召妓”。

感伤的故事，因为那内部齿轮就在那里自主运转，情人和婚姻，事业和政治，都远离最后的那一个夜晚，轮盘如一家机器，是不带着太多的情感付出，无非是回到物欲的状态。而留在那里的人呢，情人，妻子，还是那个从医院出院的她，似乎早已经被自主运转的齿轮所排斥，看起来是“孤独时光”，就像被父母遗弃的小孩，但是那一对美丽的兄妹，身为私生子却混在人群中是融合的，看不出他们本和这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成了“一群爬在一起悲伤的蜥蜴”，“无从分辨出其实是孤独到只剩己一人的那个……”

也是合二为一，却是荒谬的，而分开同样只不过是离开了那一个个齿轮，在自己都无法确认的世界里被抛弃，所以十岁父亲去世、母亲和男友去了大陆的慧宁，生活是“对自己负责，想办法生存下去”，所以那一对兄妹，毫无隔阂的和那一班人在一起，自己和他人，其实都在末日之街里成为另一种幽冥可悲的风景：“我们总想讨好取悦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家伙，我们不惜交出自己，让尊严被蹂躏，把正常人不可能承受的强暴和屈辱视为某种试炼。”

末日之街本就呈现着这个城市看得见的风景，而这也无非是“砸碎的时光”，作为工人的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将全新豪宅里至少两三百万的装潢，要在一个小时内全部打烂、砸碎，豪宅里的一切是城市看得见的存在，它或者代表财富，或者代表地位，或者代表权力，最后却是砸碎的命运，而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底层的那些工人，通过暴力，通过破坏，将财富、地位、权力都变成废墟。像是一种颠覆，可是只是某个命令而已，站在高处的还是那些财富，那些地位，那些权力，而带给工人的无非是这样一种命运：“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腰脊、膝盖，甚至脸颊到脖子处的肌肉，全浸迷进一种无比舒畅的暴力狂欢。”

是那一幢两三百万的豪宅，还是那暴力狂欢的肌肉，代表着自主运转的齿轮？当破坏和颠覆变成一种命令，砸碎的无非是自己的时光。那老旧公寓地下室里都是给流浪汉、酒鬼或流莺偶尔借宿的大通铺，那平安夜的KTV里是像戴着某种仿佛面具的虚假美少女，那盲人按摩院里是像“十数只白色小生物窸窸窣窣静默地啃食着桑叶”的群盲，那暗街深处包围着荒凉艳丽、腴白芬芳的女孩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秃顶、皱脸、全身邋遢，有的戴了粗黑框眼镜的阿伯”，“岁月静好”在何处？平安夜的“平安”在哪里？或者如幻灭的梦，或者是游戏一般的虚拟，美少女梦工厂、偷菜游戏、变形金刚，代表着永恒欲望，却又被岁月强压在世界的底端，连Q君看见桌子那边的妖丽娇媚的女子坐在男人身边，都会怀疑是自己的女友投身在别人的怀抱：“或许是我心魔投射的幻影，我内心底层，本就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撞见这一幕”。

只不过是幻觉取代了现实，只不过“砸碎”了真实，暴力狂欢也罢，欲望投射也好，城市的夸张，在于每一个人的夸张，城市的虚伪，在于每个人的虚伪，而现实在别处，“他知道当他走出那房间，站回那冷酷异境的水泥建筑车道时，那已是另一个和本来的世界并不相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里是欲望，是权力，是政治，是暴力，而这个世界是伤感，是孤独，是虚拟，是想象，却又不想让自己在人群中犯错，又不想让自己陷入孤独，于是，在那辆车上，根本没有尿意，没有颠荡，没有膀胱的鼓胀感，没有塑胶瓶装芦笋汁，没有尿裤子还惨的尴尬，没有司机在后弧镜里恶戏的笑脸，只有端坐在开往山城的公路上，只有坐在自己位置上从未改变的姿势。

城市终究是被看见的，被看见的街道，被看见的夜晚，被看见的咖啡屋，被看见的男女，被看见的豪宅，被看见的地下室，夸张而重复，为的是最后确认一种存在。这是城市的一面，看得见的城市里看得见的那张脸。而在“咖啡时光”之后呢？在“巫云”这个曾经和许多人一起相聚一起聊天的地方，为什么只剩下故人“老五”？“一头胡椒灰白枯发披垂至胸前，咧嘴笑时牙掉得差不多了，像印象中中世纪长发络腮、指甲蜷曲如蛇蜕、形容枯槁的苦行僧”，头发、牙齿、父子、指甲，这是看得见的老五，却也是看不见的老五，那些人去了哪里？那些黑胶唱片烧友、玩剧场或搞运动的又去了哪里？甚至不过两百米的巷子里，全部变成了各式小料理店、摊贩、流行服饰、二手书店、小咖啡屋、快可立式茶饮小铺……

时光老去了，就像老五，而回来的我开始寻找的“那个我”，却“突然调校钟表刻度如镜中影出现”，是的，在咖啡时光之后，在看得见的城市之后，需要的是一种记忆。以及由你和我构成，是由我们构成，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像站在对面的两个人，还是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回忆一起说去三岁时妻子带过的安安。父母离婚，后来母亲又去西班牙学画，小孩子总是赖着年轻的妻子，这是一种“宛若家人”的感觉，但是却只是住在那一段时光里，现在连“巫云”都已经不再，安安又会去了哪里？“她已是高中生咯。长大咯，一直跟着老爸。上回来过我店里，长得漂亮噢,不过外型上看有点……叛逆。说在玩乐团，要找人学电吉他，头发嘛，反正很酷的样子……”现在时，却早已经沉浸在心不在焉、对未来忧惧迷惘的空气中。

和安安一样，在记忆之中曾经还有在跌跤之后具有忍受痛苦意志的母亲，还有靠一群少年仔打天下的米哥，还有为家庭女教师梦遗的伙伴，还有从鼻子里喝下牛奶从眼睛里喷出来的二人转演员“侏儒”，还有腔调、气质是不折不扣的澎湖台妹却是外省人的阿咪……他们都在我的记忆里，也在城市的记忆里，但是当“宇宙旋转门的魔术时刻”到来的时候，记忆也无非是一个重复而夸张的存在，母亲“忍痛的意志终于顶不住那重摔造成的内部坏毁”；米哥的名字早已经被人在二十多年后从“他生命里被涂抹销掉”；电影院里用手肘去顶自己家教老师的乳房和在梦中预见一架飞机的空难的伙伴，终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消失了；而阿咪呢，终于离开小岛双脚踏地地生活，“如人鱼换上套装、高跟鞋伪扮混迹于人类的城市”。

而在这些记忆之中的人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外，那些记忆之中的事呢，仿佛也逃不出重复的命运：和孩子在大年初七放烟火，“我们两造各自对着河面零星射出的小朵焰星，和一旁那整群人用各式装备以镇压随时从那坏毁建物中矗立而起的恐怖火神之妖魔相比，简直微渺得滑稽。”但却烧着了那一辆水肥车，留下的是开车老夫妇的谴责；想起三十年前的一盒金箔滤嘴的彩虹烟，“像那时代的西门町，反而是一种废弃游乐园般的怀旧、老派、蛾翅粉屑坠落般的陈年纪念物了。”想起“烟雾弥漫，音响轰然嘎响，偶被邻桌美丽女孩尖笑声戳破”的温州街……可是当城市再次被看见的时候，那些记忆留下的也只有影子，影子世界入魔术，如幻术，如不存在的假象，我作为一个“种树的男人”，终于在疯狂地搬了近四十袋土和各种植物到五楼之后，终于腰椎变形错位，那“空中花园”像是对于我最好的慰藉，却也是破碎时光最后的物证，而损毁的身体或如记忆一样，再也无法回来了。

“对我而言，这个夏天是真正过去了。”夏天过去，时光过去，记忆过去，城市也走向了看不见的现实，一觉入梦的感觉，但毕竟还可以留存那一些梦境，“梦十夜”仿佛是最后留存着的片段，幻术一般，启示着曾经存在、未曾走远的记忆，于是在我家对面和平教会被拆除的时候，我梦见了“极靠近幸福的时刻”：“一种浓郁的树干木材、树叶青草味、树根湿泥的芬芳将我们包围……”于是即使在嘶嘶嘶的瓦斯外泄声传来的时候，他也梦见了和前妻在参加完大学同学婚礼后说了一句：“别回去了吧？我们找间旅馆过夜。”梦中有美好的气味，有美人儿，而一个梦却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许多年后”，许多年后遇到了现实，许多年后遇到了变故，许多年后遭遇了变化，许多年后是看不见的城市，但是在梦中的许多年后，她却还在设想着一种在一起的生活：“许多年后，我如果被困在一个状态中，我是假设啦，变老了或是变丑了，更可怕是变傻了。不一定啦，总之变成现在的我也不喜欢的那种人……困在那里头出不去，也许是一幢豪宅，也许是精神病院，也许是一座小岛，没有人知道我被困住了。你会不会来找我？”

“会的，我一定会的。”这是回答，梦中应答，梦中的许多年后，永远有一个“堆满我破烂什物的书房、我的卧室，还让我觉得安心、隐秘”的旅馆，“似乎我需要的不再是任何可能的旅行，而是旅馆。”是的，每一个梦都是“幸福又虚荣的时光”，每一个梦里都可以看见美好，每一个梦都在真实中看见自己，梦是另一个世界，梦中的我们是另一个我们，梦中的城市是另一个城市，重复而又夸张之后，是被看见的存在。

	编号：C55·2160421·1289
	作者：【美】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539971810
	页数：271页

关于政治、上帝和爱，人们都讲些无聊的谎话。想要了解一个人，你只需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本书？”
——《好人难寻》

谎言的对面是真话，好人的反面是坏蛋，“最喜欢哪本书”可以参考的是：不喜欢哪本书。红色的封面上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硕大的腰封覆盖下，在漂亮的书签衬托下，在精致的折页点缀下，一本书是如何也不会成为孤岛的，这是“现象级全球畅销书”，这是“25位美国读者含泪推荐”的书，这是“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的小说，全球畅销、含泪推荐以及名列榜首，还有谁会让它成为孤岛？还有谁不喜欢这一本书？

可是，它仅仅是放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它和现在手拿图书的读者无关，和此刻翻开第一页的读者无关，和没有去过孤岛的读者无关，实际上，阅读是拒绝先入为主的，甚至也无权把政治、上帝和爱，都称之为“无聊的谎话”，也不会把热力推荐的小说当成是人生必读，实际上，最喜欢和不喜欢构成的对立关系，只是一种阅读的两面，就如A.J.在奈特利出版社销售代表阿米莉亚推销冬季书目后，列出的是他不喜欢的书，在用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图书里，在书店、咖哩饭、死去的妻子的孤独生活中，他不喜欢的书也是一个长长的数目，不喜欢的是心情，书之于书，仅仅代表着阅读者的心情：

我跟你说说我不喜欢什么好吗？我不喜欢后现代主义、后世界末日的背景、已亡故的讲述者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对那些按说是机巧形式的设置、多种字体、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的照片——根本说来，任何一种花招——我都几乎没有共鸣。我觉得关于大屠杀或者世界上任何一种大悲剧的虚构文学作品都令人反感——拜托，这些只能用非虚构写法。我不喜欢按侦探文学或者幻想文学的路子来写类型小说。文学就是文学，类型小说就是类型小说，混搭很少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喜欢童书，特别是有写到孤儿的，我也不想让我的书架上有很多给青少年读者看的书。我不喜欢任何超过四百页或者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我厌恶电视真人秀明星请人捉笔的小说、名人的图文、体坛人物的回忆录、搭电影顺风车的版本、新奇玩意儿以及——我想这不用说——关于吸血鬼的书。我几乎不进处女作、鸡仔文学、诗集和翻译作品。我也宁愿不进系列书，可是钱包的需要让我不得不进。

这本被腰封、书签和折页包装起来的书，不是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没有多种字体、没有照片，也不是关于大屠杀或大悲剧的虚构作品，也不是给孩子讲述奇幻色彩的童话，也不是和名人、电影有关的回忆录，当然更不是处女座、鸡仔文学，不是诗集，也不是系列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既没有超过四百页，也没有低于一百五十页。这些不喜欢的书，是A.J.的趣味，而当A.J.变成加布瑞埃拉·泽文的趣味，变成岛上书店的趣味，甚至变成我的趣味，是不是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目的论，也就是在一本被指定、被宣传、被畅销的图书里，还能不能看到作者和读者之外的世界？

“来吧，亲爱的，/且让我们来相爱，趁你我/尚在人世。”引用鲁米的这句诗，似乎在寻找图书世界里的一种终极情感：爱。对面的是“亲爱的”，动作是“相爱”，那么自然这个世界就是爱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着的人，爱是活着的情感，“尚在人世”的我们应该寻找爱，应该享有爱，应该保存爱，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应该喜欢爱。也就是说，所谓关于图书的喜欢和不喜欢，归根到底是关于爱与不爱的选择，当A.J.告诉阿米莉亚自己不喜欢的长长书单，意味着自己不喜欢她推销的书，不喜欢尚在人世却没有优秀的书。

潜在的情感表达是：有人死去，有人不爱，有人不再阅读。这是书和爱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某种排斥，在这个名为爱丽丝岛的孤岛，在这个几乎有些隔绝的世界，在这个失去了妻子的生活里，A.J.当然喜欢列出不喜欢的长长书单，就像他不喜欢这个失去了一种爱的生活。妻子妮可死于交通事故，或者是因为要赶上回艾丽丝岛的最后一班轮渡而超速，或者是在冬季的道路上避免撞上一头鹿而急转，总之没有回到爱丽丝岛，没有会到岛上书店，没有回到A.J.的身边。

妮可对于A.J.来说，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爱人，更是和书有关的爱人，在这个年销售三十五万美元的书店里，在这个六百平方英尺的书店里，在这个岛上独家经营的书店里，妮可像是唯一了解书和A.J.的人，也就是说，在A.J.看来，书店、妻子是对于爱的诠释，甚至是爱的全部标签，但是当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尚在人世”破灭了，爱也破灭了，生活剩下了更新了销售代表的冬季，剩下了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机械生活，剩下了咖喱饭的孤独，而最后，连喜欢的爱伦·坡诗集《帖木儿》也丢失找不到了。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等经济有点起色后，就把这本书拍卖了。我本来打算关掉书店，靠那笔收入过退休生活。”爱伦·坡十八岁出版的诗集，首印只有五十本的图书，封面写着“一位波士顿人著”的作品，在A.J.那里却并不是代表着文学，代表着爱，它只是变成了A.J.收藏而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关掉书店靠拍卖过退休生活，一本珍贵的诗集最后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对于A.J.来说，当然是一种“尚在人世”的爱的否定，而这种否定也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挑战。

《帖木儿》的丢失是维持生计计划的破产，同样的困境是，为什么为什么阿米莉亚会对最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第三位约会对象没有信心？为什么玛丽安·华莱士会选择自杀而留下一个不知道父亲又失去母亲的孩子玛雅？为什么伊斯梅会在流产的痛苦中骂自己的丈夫丹尼尔在外面偷情？和A.J.对于阿米莉亚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在他眼里，她只是一个私利的销售代表，只为了推销那些劣质的图书，只为了和经营书店的人做业务上的往来。对于A.J.来说，这是一种“待宰的羔羊”的生活，妻子用冻羊腿打死了丈夫，警察吃了这条羊腿以处理这件“凶器”，但是问题是现实中的难题是不是就能通过这种毁灭证据的方式获得解决，警察兰比亚斯的质疑是：一位职业家庭主妇是否真的会以小说中描述的方式烹制一条羊腿，即不化冻、不放调料，也不用腌泡。

化冻、放调料，腌泡，这是对于一条羊腿的烹制方式，而这种烹制方式达到的是食物，而不是凶器，现实的锋利和无奈，有时候需要变成一种共享的食物，美味而富有爱意，“所以在散文以外的文字世界里，最雅致的就属短篇小说。”可是当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像里兹饭店那样大的钻石》摆在面前的时候，A.J.的注解是：“从技术角度说来，这是一部中篇，但是话说回来，中篇属于灰色地带。”为什么中篇属于灰色地带？长篇小说是人生的整体，是爱的整体，而生活太多是被短篇小说分割的，雅致的短篇小说，残酷的短篇小说，逆转的短篇小说，破碎的短篇小说，而当中篇小说属于灰色地带的时候，那一种尚在人世的爱，那一种让我们相爱的故事，如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里，变成一种生活？

玛雅的到来是另一个起点，这个被母亲用一张纸条留在书店里的孩子，这个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女孩，却在岛上书店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让她长大后爱读书，想让她在一个有书本的地方长大，周围是关心这些事物的人。”母亲玛丽安·华莱士留在玛雅身上的纸条里清楚地写着被抛弃的目的，让她和书在一起，让她能够读书，让她伴着书长大，一个只有两岁零一个月的孩子，为什么被母亲抛弃？而母亲为什么选择自杀来逃避这个世界？被抛弃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自杀是一部长及一生的长篇最后的结局，在短篇和长篇的中间，却是一个只有一张纸条却要和书为伴的中篇小说。灰色地带，神秘地带，悬疑地带，最后却被A.J.带向了另一种生活，本来只是为了让孩子找到一个寄养家庭，但是由于怕被无辜的孩子交到一个十足的精神变态者手里，所以最后A.J.担起了养育的职责。

玛雅叫他“爸爸”，对于A.J.来说，不仅是一种职责，更是一种爱，一个不知道自己爸爸的人把和书有关的男人命名为“爸爸”，这是一种从残酷现实走向诗意童话的开始，而A.J.成为他的爸爸之后，也开始了改变玛雅、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是基督徒却为玛雅举行非受洗派对，不知道给她吃什么，便向伊斯梅讨教，而玛雅的人生开局都和那些书有关。她被取名为“玛雅·帖木儿·费克里”，中间是A.J.丢失的著作，后面是A.J.的名字，这一种组合里有自己的自然出生，有图书的重新回归，是父性的最后获得，而她最爱去的岛上书店里，书店的一切都打上了她的影子，“书店有十五个玛雅宽，二十个玛雅长。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有次花了一下午时间，通过在室内一次次躺下而测量量出来的。”

岛上书店让一个孩子重新诞生，让一个孩子不断成长，让一个孩子收获爱，这是一种“世界的感觉”，就是从这里，最喜欢的那本书就代表着一个人的爱好，代表着一个人的目标，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而A.J.在命名和被命名的双重世界里，开始构筑一个不以单纯的书为喜好的爱的世界，那本《迟暮的花》是阿米莉亚推荐的，讲述的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回忆七十八岁时的一场婚礼，单身大半辈子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所以迟暮也能开花，失去的爱也能回来，即使新娘在婚礼后两年去世，那种爱也停留在老人的心里，停留在一本书里。因为书而重新认识爱，因为爱而重新认识阿米莉亚，冬季书目无非是一个爱的理由，脚踝骨折也无非是相见的借口，于是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约会者退出了生活，于是“美国英雄”成了陌路，于是那和生活有关的婚礼取消了，于是和书有关的爱情发生了。

曾经书在阿米莉亚那里是一种食物，是一种欲望，大学里读《古拉格群岛》想象过面包和汤，读《纳尼亚传奇》想要土耳其软糖，而现在，书变成了一种爱的象征，“《迟暮花开》写的是不论在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寻觅到伟大的爱情。”不在人世有爱，尚在人世也有爱，A.J.那张留给阿米莉亚的纸条里写着和书有关的爱情：“亲爱的阿米莉娅，如果你要一直等到奈特利的秋季书目出来才会再来艾丽丝岛，我真觉得我会无法忍受。”于是他离开了爱丽丝岛去看望阿米莉亚，于是他在派对上表达了爱意，于是他在秋天叶子变黄的时候和阿米莉亚结婚了。

书是生命，书是食物，书是爱，而其实不管是A.J.，还是阿米莉亚，不管是玛雅，还是兰比亚斯，他们是书的阅读者，也是书的作者，他们把爱写进书里，把生活写进书里，把美好的一切写进书里，甚至把悲伤、痛苦、疾病和死亡也写进书里。玛雅的获奖的作文《海滩一日》里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她游了出去，游过灯塔，她没有再游回来。”没有回来的妈妈，却留下了那一个灯塔，灯塔照亮的是这边的守望者。而在丹尼尔死去之后，伊斯梅遇到的兰比亚斯，给了他雅致的短篇小说，伊斯梅的长长伤疤在兰比亚斯看来，却是美好的一面：“对，我看到了，但它一点也没减少你的魅力。”

他们遇见了爸爸，遇见了孩子，遇见了爱情，遇见了书，而当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的疾病终于降临到A.J.身上的时候，他也是通过书和爱排遣痛苦、告别孤独，“我就越相信这一点是所有的意义所在：跟人沟通，我亲爱的小书呆子。只有沟通。”其实这世界就是一座孤岛，但是只要有书，孤岛里都是爱，“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并不孤单的人会成为爸爸，并不孤单的人会有一种爱，并不孤单的人会把灰色的中篇小说变成真正的生活，“玛雅，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没有书店的地方算不上是个地方。”兰比亚斯曾经这样说，当A.J.死去之后，他和伊斯梅开始经营这一家书店，书店不能没有主人，岛上不能没有书店，一种继承，是一种必然的生活，是一篇必然的小说，“我们不全是长篇小说，也不全是短篇故事，最后的最后，我们成为一部人生作品集。”在这部作品集里，A.J.写下了关于爱失去之后的重新寻找，玛雅写下了关于母亲死去之后的灯塔，阿米莉亚写下了关于食物和爱的最原始表达，兰比亚斯用伤疤写下了雅致的小说，似乎是圆满的，似乎是幸福的，似乎是关于书的解救和超越，却也是和书有关扁平的爱，是的，这“一书一世界”里没有后现代主义，没有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悲剧，不是侦探小说，不是童话，不是名人回忆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世界里，它是一个狂欢的乌托邦，是一个被硕大的腰封覆盖、被漂亮的书签衬托、被精致的折页点缀的小岛，而当人群聚集而来的时候，“岛上书店”看上去是一个和红色圆框的眼镜、红色圆包的水痘“相映成趣”的红色传奇，在冬季书目最终成为一种怀旧的时候，书店的命运是：“夏天来的人现在有电子阅读器了。”

	编号：C28·2160421·1286
	作者：[台]张大春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5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0.30元
	ISBN：9787549504619
	页数：363页

如果没有敌人，我该如何产生、保有、运用或者印证我的力量呢？不错，你们明白了，任何抱持着遥远崇高目的的训练都有所谓的“假想敌”，“假想”你们懂罢？
——《走路人》

走路人在前面，走路人在身后，走路人出现，走路人消失，走路人是敌人，走路人是朋友。可是那个跟踪他们的任务是确定的？那支射来的箭是确定的？那块吃半熟的猪肉是确定的？“走路人”拥有超乎寻常的求生能力，他们精于狩猎，他们对山区有特殊而亲切的了解，他们知道大自然赋予的每一个奥秘，可是，他们住在引号里，住在传说里，引号和传说，对于现实和现场来说，就是一个不在场的证明，就是一种想象。

我和乔少校要去跟踪他们，自然是用现实来介入传说，那条棱线通路仿佛是进入的通道，耳边听到三公里外的歌声，听到夜晚中的交谈，但是只是如影子一般的闪现，所有看见和听见，在六个小时以及更长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有和无的游戏。本来是无恶意的他们，在这诡异的介入中，竟变成了一种敌意，一支箭射来，一把刀挡回，一种声音刺激，一种回声反击，是诱敌深入还是抗拒拒绝？而最后当任务变成了猜谜的传说，走路人像一直住在引号里，从来没有走出过他们的世界。

“聚落那边的情形如何？另一个‘走路人’是不是像传说里那样，受到隆重的欢迎？欢迎会是不是在团团圆圆的月光下举行？有没有肥酒瘦牛？有没有美丽、害羞、娇怯的少女？或者，有没有出现匪谍的踪迹？发生状况了吗？开枪了吗？有炮击吗？看见我们的老婆了吗？还有我爹，我爹也披挂上阵了吗？他杀了多少士兵？还是陷人敌人口袋战术的重围里去了？”甚至种种的疑问不再有明确的答案，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一起被带进了虚构的传说里？后来我经营了农场，有时会跋涉十五公里去小镇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乔少校结婚了，留学国外的儿子把他接去养老。我们远离了任务，远离了传说，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现实里，最后一封信里提到的“半熟的猪肉”我以为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而其实，乔少校根本没有吃山猪肉，它也不是半熟的，

不是现实介入传说，是传说带走了现实，“无论你们相信谁的记忆，它都会在相信之后变成最真实的故事。”相信而真实，其实和现实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却将传说涂上了真实的色彩，这种真实便成了假象的现实，假象的敌人，因为这本根就是一次没有敌人的任务，种种的诡异，种种的恐慌，种种的箭和刀，种种的半熟猪肉，都是假象世界的一部分。住在引号里的“走路人”当然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中心思想，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文化教育，甚至没有任何立场”的他们，当变成假象世界里的敌人，就已经符号化了，就已经被虚构了，“我逐渐发觉到记忆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都是些你相信之后才真实起来的东西。”

记忆让假象变成真实，是相信之后看起来的真实，那么，真实和现实，也都住到了引号里。是的，在引号里有关于《印巴兹共和国事件录》，宗教狂热、军事戒严和事业发展的印巴兹共和国，为什么维持了十年近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迈向文明与进步中发生了政变？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的革命事件是真实的吗？牧师遇刺刺客被害和焚尸是真实的吗？只是一种联想，只是一个报道？写在报纸上，变成新闻事件，是现实最真实的体现，而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假想敌，一个虚构的现实，“你的信任建立在对这种报道口吻习惯上。”而这样的报道口吻只是另一种联想，只是另一种记忆。在引号里也有《天火备忘录》，那一个工厂发生的炉心熔解灾变事件，在十五年后有人进行了观察、回忆，有人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八千零五十六页、六百四十余万字的报告，手抄本的原件，标注有具体年龄、人名和职业的受害者，一切都是真实而具体的，都是可以还原历史的，但是在他们的回忆中，天火只是发生在被叙说的引号里，只发生在十五年前的传说里，甚至十五年也只是一个假象的时间，“核子和生命一样，都是我们还不了解，就已经全力去争取的东西。”当这句话注解这一场灾难，而不了解的何止技术和生命，还有显示，还有那些和梦、历史、宗教、政治、新闻报道一样的记忆。

记忆是岔开了现实，还是记忆弥补了现实？那些回忆之人也无非是“公寓导游”：“各位千万不要期待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故事，我只是个导游而已。”那一幢“富礼大厦”，英文名是Fortune Building，来自于两种命名，设计和建造者范扬帆，以及妻子林南施，英文不是对于中文的注解，就像记忆不是对于真实发生的现实的注解，它们各自在自己的传说里，所以林南施当有一天忽然抬头看见黑漆铜制大字的时候，竟有一种愤懑和不祥之感，“认为这大厦是一个疏离的象征。”名字的疏离，生活的疏离，时间的疏离，但是当公寓导游进入到大厦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中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之间拥有的却是亲密，面对各种矛盾，各种困难，各种变故，大家似乎都在维持着共同生活的这幢大楼，就像维护着各自的生活和现实，但是内部依然是疏离的，甚至他和她，他和他，她和他，也是住在引号里的一群人，引号里有充足的阳光，有宽阔的林荫大道，有步行上学的孩童，有超级市场买菜的妇女，有公园绿地——这是这个城市最美好的一面，这是自由多元化的社群，而当导游说：“欢迎各位随时将宝贵的批评指教提供给您的导游。”那么导游是不是属于这其中的一部分？是不是也带着记忆住在城市最美好的大厦里？

介绍而不介入，导游是游离的，游离状态其实是远离真实的，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叙述者，一个记忆的虚构者，和印巴兹共和国兵变的报道者、天火灾难的记录者一样，他们其实为现实制造了那个假象的引号，让那些记忆住在里面，看上去像是鲜活的，是在场的，其实是封闭的，是缺席的。用记忆去虚构，用记忆制造引号，这是一种假想敌，而另一种假想敌却在未来。

《写作百无聊赖的方法》里的百无聊赖有着错资本堂保肤液的笑话，有着约吃饭刚好拉肚子的故事，芝麻小的事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简单、无趣，甚至缺乏自省，但是百无聊赖并不是一个日常的普通人，他是第一个完全试管婴儿，这是科学创造的奇迹，这是属于未来的生命，甚至他被我当成了气数派小说中的人物，所以他从来不在现实里，当然更不再记忆中——他靠科技受孕、成胎，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族记忆，历史是被抽空的，所以他的意义在于为未来提供一种标本，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病理学、宗教学，甚至灵异雪、经济学，所以，百无聊赖的原名“赖伯劳”也在引号里，他的一切都在引号里，一个没有父母的人，在我的小说里变成了杀母娶父的角色，这是气数理论，这是科学幻想，而我把他带进小说，只是为了把所谓的爱也放进引号里：“爱是牺牲；作品是献祭，两者都毋须辩解。谨以此书献给我可爱的朋友百无聊赖。”

可是没有父母哪里来的爱？科技很伟大却也抽空了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百无聊赖只是对于未来的一种献祭，即使他对我说：“应该是‘杀父娶母’比较对吧？”我还是坚决把他塞进了小说里，义无反顾：“到底是你写百无聊赖，还是我写百无聊赖？”我写作，我虚构，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是记忆的书写者，我是未来的虚构者。在试管婴儿百无聊赖之外，还有在政治中失去了社会良心被关在疗养院里的透明人，有纠结于自然人的一切权力、能力和隐私的“合成人”，还有在故乡的土地上忘记了家族模样的伤逝者，甚至，还有活在戏剧人生里的旁白者。种种人物，都像是虚构文本里的一个符号，他们被命名，他们经历故事，他们表达观点，但实际上，他们的历史是被抽空的，他们的现实是被架空的，他们无非也是假想敌，只不过和记忆部分相反，他们在技术、在科学时代里，他们在被关注、被改造的生命里，他们一直就在虚构的剧本里。

“剧作家把剧本里的旁白叫‘aside’。”如真似假的戏剧人生里，每个人都是旁白者，那么谁是作家？作家是站在旁观者对面的人，是站在剧中人物对面的人，甚至是站在被制造的引号外面的人，所以那种找不到自己历史、家族和记忆的人，那些被放在未来的人，其实无疑是走到了现实的另一面，隔绝是天生存在的，就像那面墙，写着咖啡的价格，写着大幅的海报，甚至写着学运的口号，但是它一直就在两面的世界里呈现不同的人生，这一面是诗歌，另一面是政治，这一面是台湾，那一面是美国，这一面是民主，那一面是破坏，“其实，何必弄两个墙呢？一个墙本来就有两面嘛，你写这面，他写这面，不就结了？谁也看不见谁。”可是现实并非是这么简单，洪离开去了美国，曹地衣不再写诗而争取民主权力，而她呢，在两面墙的前面，在一面墙的前面，终于不能“在一起”，终于不能安然喝着咖啡，终于不能在变化中看见自己。墙是分化的墙，也是阻挡的墙，当她以反抗的方式“打落了曹地衣暗红色的男用皮包和那卷录音带”的时候，却不小心撞上那座墙一下，“它摇了摇。”

摇动而动摇，墙却还是那面墙，它依然分化，依然阻挡，依然对立，也依然在病变的现实里——《病变》似乎就在历史和未来，记忆和虚构中寻找那两面可以打通的墙。一个总是在寻找病变病毒的科学家耿坚，似乎首先遭遇的家庭的隔阂，艾雪儿成为他的妻子看起来就像是身为“蛇头”的岳父设计的一次交易，所以她在生下大儿子耿直之后就离他而去，结识并爱上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像是在耿坚面前树立了一面墙，第二个儿子，艾雪儿对他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她的。”但是出生的耿尔天生的暴力似乎是对于父母隔离的报复性隐喻，而其实，耿尔的疯狂，和耿直的歪脖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种病症的两面，身体之疾病是一种遗传式的病毒作怪，而耿坚身为病毒研究的科学家，却硬生生在家庭生活里培育了致残的病毒。

只有有病毒，就会有绿色痘疮，就会有喷血柱，就会惨不忍睹，可是这些病毒都是在死者身上出现和繁殖的，也就是说，它呈现的是一种和现实无关的状态，现实是活着的，“它对活的动物丝毫没有感染力。你不会被它侵入，就算你闻它、吃它、注射了它，身体的任何功能都不会起变化”，那么“暴露尸体而下着倾盆大雨的所在”的病毒感染条件，是不是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在现实之外。现实之外，是传说，是虚构，是假想敌，“病毒是从雨水里来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雨、各式各样的雨……我知道，可是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从……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而不是地球上的东西，虚构，而不是在现实里的东西，所以当找到了病毒的起点，也就找到了治疗的办法。

但是对于耿坚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化解病毒带来的科学难题，而是现实困境。为什么艾雪儿要离开他，为什么耿直会歪脖子？为什么耿尔会暴力和疯狂？两个孩子，两种爱情，就如是墙的两面，而这无疑是隔绝的代价，所以隔绝而病变，便是对于现实最大的问题。“这种病毒很可能是一种语言，一种属于海洋、大气、自然的语言，它可能是地球对不断制造灾难和战祸的人类所发出的一些警示。”病毒是语言，隔阂是寓言，耿直收到“我已病笃，汝可返，父字。”的电报时，为什么艾雪儿的回答是：“告诉你，那么远我可不回去！”艾雪儿离开耿坚和安德鲁在一起的时候，她在床上喊的不是“God!”、“Go!”或者“Qui!”而是说中文。四岁半开始每天要戴上矫正歪脖子的塑钢支架的耿直，和耿坚博士用的是华语交谈，和艾雪儿却用英语交谈。耿坚做科学研究使用的是那些术语而艾雪儿喜欢的是文学作品，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了三本诗集、三本散文集、三本短篇小说和一套讨论女性问题的评论……

语言是电报，是叫喊，是交流，是写作，可是种种都是隔阂的，甚至当耿直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想要发出遗言的他也距离电脑如此遥远，“有如在数以亿计的光年距离之外，而真正逼近他的却仿佛是整个不断膨胀的陌生宇宙。”所以最后是自言自语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死于孤独，也死于沟通。”孤独是因为不沟通，而不沟通带来的隔阂犹如病毒一样传染了他的孩子，传染了他的婚姻，传染了他的人生。遗言而成为语言，语言而成为寓言，在耿直的努力中，找到了那一种解决的办法，他翻译了耿坚的遗言，他翻译了艾雪儿的著作，同时也翻译了隔阂的寓言，从卷宗夹里抽出的复印电脑绘图里，写着一个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字：“这是个中国字，读‘I’，意思是‘爱’。”

人死去，语言活着，不管是杰出科学家耿坚名衔背后隐藏的政治诡计，还是他的研究会被当成可疑的笑话，不管安德鲁·阿却·汉考克变成纽约四十二街的醉鬼，还是艾雪儿最后被解冻、耿尔成为全世界性的英雄人物，对于《耿氏王朝》一卷《病变》中记录的故事来说，没有了历史，没有了记忆，也没有了未来，没有了虚构，“没有人肯再相信有关病毒的事，活着的人没有能力了解。”但是活着的人却可以了解那个被翻译的语言，可以在被拆除的两面墙之外看见现实：“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我们是爱好和平的生物，我们爱这个宇宙的一切，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