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游戏

编号:C38·2211020·1783
作者:[台]袁哲生 著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19.00元
ISBN:9787559604170
页数:248页

灵魂是不是真的存在并且有重量?袁哲生在《灵魂的体重》的序言里认为这样的实验得出的结论或许有些草率,人类确有灵魂或者也只是在流露出信仰的光辉时才会相信,“我不知该如何计算自己的正确体重,也没有努力地锻炼过双腿。幸好,朋友是愈来愈少了。”2004年自缢身亡,早逝的袁哲生所留下的这些文字或许是和灵魂有关的微尘。《寂寞游戏》《遇见舒伯特》《送行》《父亲的轮廓》《没有窗户的房间》《密封罐子》《木鱼》,七篇短篇小说组成了集子,附录有《<送行>得奖感言》、《张大春:渐行渐远的<送行>》《得奖感言:盛夏午后的相遇》等,袁哲生通过各种不同的人际情感,例如父母与儿子之间的亲情,年少时同学之间的友情,或是两人结婚多年的夫妻之情,一再地去捕捉寂寞这种“生而为人必定面临的困境感”,字里行间处处散发孤独的感觉。袁哲生独有的寂寞书写或许能让我们听见灵魂深处的一些声音。


《寂寞的游戏》:就像一尊蜡像

现在回想起来,早在那个提灯的夜晚,妻便已经离他而去了。
——《密封罐子》

提灯的夜晚是在八年前,那个他和妻子搬到山上的第三个元宵节,他们一起在那株茶花树下埋葬了一个西班牙手工制的密封罐子。为什么要埋葬密封罐子?因为里面有他和妻子的秘密:“就是各自写下一句最想告诉对方的话,然后装在一个玻璃罐子里,再把它埋在土底下,过二十年之后才可以挖出来,看看对方写了什么。”

“二十年后”终于没有等到,他等到的是八年后妻子过世的现实。在那个元宵节、八年后的去世和二十年后打开罐子的期待,构成了和他有关的时间轴线,但是这个故事里他似乎不是主角,因为他投进密封罐子的那张纸条上什么也没有写,空白是他对妻子想要说的话。空白的纸片,被密封进罐子,然后深埋在土里,这就构成了一个不为人知晓的秘密世界,但是起初的空白或者对于他来说,对妻子的秘密也是空白,那么,这个被密封的罐子,这个被埋进土里的秘密,就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对于妻子来说,这是有着埋葬本身更重要的意义——直到妻子去世,他提早打开了密封罐子,才发现罐子里只剩下一张纸片。

当然,这也是一张空白的纸片,他已经猜到,在埋完罐子之后,妻子背着他挖出了罐子,取出纸片来看,然后当妻子发现他投入的只是一张空白纸片的时候,就把自己那张写有秘密的纸片给拿走了。罐子还是重新被密封起来,还是重新被深埋在泥土里,但是秘密早已经揭开了——妻子比他早十二年就知道了秘密。那么,在他的空白和妻子的秘密之间,在八年前的游戏和八年后的真相之间,在一种死亡和一种活着的状态之间,毫无意义的秘密到底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他制造在那个提灯的夜晚妻子已经离他而去了?他和妻子同一师专毕业,他们一起来到僻静的山城,一起发现当时已经荒废的日式木造房子,两个人种着花,似乎开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妻子似乎喜欢小孩,那个元宵节他们就看见了山间提着灯笼的小孩,甚至妻子和他提着灯笼寻觅那些孩子的踪影,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在他所教书的学校里有很多孩子,所以对于他来说好像什么也不缺,但是他似乎忽视了妻子的这个秘密,直到妻子过世,直到罐子被挖出,直到里面只剩下一张纸条,他才知道妻子早就把自己锁进了那个密封的世界,“游戏结束了,或者说,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当妻子提出把纸条投入密封罐子的时候,游戏开始了,但是这个要埋藏自己秘密的游戏,对于妻子来说,就是现实无法满足的遗憾,也是游戏结束的标志,“当时,他走在妻的背后,看见她拖在身后的黑影在山路上孤单地颤抖着……”他从来没有走进妻子的世界,他从来没有想到妻子的需求,他从来没有想要了解妻子的秘密,就像现实之外和泥土之下,完全隔开了两个世界,所以“早在提灯的夜晚,妻便已经离他而去了”。

有着无限的忧伤,八年后是他的忧伤,而八年之前是妻子的忧伤,在被密封罐子隔绝的两个人的世界里,或许妻子的过世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她或者只能以死亡的方式保守着自己的秘密,不被人知晓,也不让它活着——和妻子有关的这个《密封罐子》的游戏是不是就是“寂寞的游戏”?“我总是怀念着躲在一个寂寞的角落里含着一颗糖的滋味,还有那一声划破寂静,和同伴们争先恐后地奔回起点的尖叫声。”这是《寂寞的游戏》透出的本意,当我躲在寂寞的角落里,当我含着一颗糖体会甜味,当我听到划破寂静的尖叫声,寂寞的游戏其实分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躲藏着不被发现的自我世界,一个是打破寂静在外面制造某种喧嚣的他人世界,这两个世界是共存的,但是独守自我世界重要还是优先走向外部世界更有意义?

我从小开始就喜欢玩捉迷藏,这个游戏的乐趣不在于被人苦苦寻找而最终被发现,在于躲藏着成为属于一个人的秘密,在于躲藏是享受一种寂寞。寂寞的故事是从父亲那里开始的,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过了很多天当他醒来才发现自己竟然置身在荒郊野外,四下是满是萧萧的坟堆和杂草——这当然是一个带有虚妄色彩的梦。但是在现实中,对于躲藏的渴望也从未停止:捉迷藏是其中之一,当我躲在一棵大树上的时候,我等待同伴孔兆年过来找我,就像嘴里含着一颗糖,看见他的脚走进却不被发现,一定充满了乐趣;孔兆年的潜水艇也和躲藏有关,“还有什么比潜水艇更会躲藏的呢?潜水艇倏地潜入水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在水中无声地移动着,那样地滴水不漏又没有半点缝隙,还有什么比这一小方空格更隐秘、更令人期望的呢?”还有那个防空洞,还有那个不想让别人说他绰号的狼狗,他用暴力的方式让“狼狗”成为只属于自己的名字,“那年我十三岁,我最好的朋友是孔兆年和狼狗,一个几乎不讲话,一个用自己的方式讲话;一个躲着全世界,—个则是全世界都躲着他。”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何文雅,一个我暗恋的女生,一个我躲在他身后的女同学,我想对她说的话是:“我觉得马是会飞的,马在跑的时候,我们看不见它的翅膀,就像鸟在飞的时候看不见脚一样。”我写下纸条约她隔天一起去欣欣百货看美国太空人带回来的月球岩石特别展览……

我渴望躲藏,但是又渴望被人知道,在自我世界和他人世界的“拉扯”中,躲藏的意义就在于即将被发现又永远不被发现。所以无论如何,这种躲藏是以他人世界为参照系的,也正因为如此,躲藏是脆弱的,它很可能滑向的是秘密的解构、自我的迷失以及游戏的终结。当我躲在树上期待孔兆年来找我时,直到天黑才看到他像个老人那样慢慢走来,却最后拖着他的那双橘色塑胶拖鞋慢慢离去,秘密不被发现,“幸福感随着时间慢慢消失”,最后我独自躲在阴暗寂寞的角落里哭了;从孔兆年的那艘潜水艇,我想到了人类是从鱼类进化而来,“在很久很久以前,孔兆年还是一只鱼,后来他先长出两只后腿,再伸出两只前腿,然后他上岸。”上岸代表着鱼类生活的终结,“起先是用爬行的,接着又站立起来,慢慢磨掉了尾巴,最后才变成孔兆年现在的样子。”就像我希望自己成为游手好闲的人,像鱼一样浸在水里无所事事,“他每拨动一下流水,成群的金色小鱼便游梭起来,把水面织成一匹泛着银光的白布,四周宁静无比。一会儿,少年又再度潜入水里去了。”但是世界根本不是泛着银光的白布,它是一条阴沟,那里的小生命“像是一群在黑暗中狂欢的幽灵”;想要告诉何文雅的那句话终于没有说出口,给何文雅的那张纸条她也没有收到,因为她后来退了学去美国读音乐学院了,躲在隔壁听着何文雅弹起的琴声,也成为了一种忧伤的记忆。

喜欢躲藏,是因为躲藏的乐趣在于发现和不被发现之间,在于不知道和隐约知道之间,在于“我”的世界在相对完整之中,但是,孔兆年不是像潜水艇一样的鱼,何文雅不会永远在隔壁弹琴,马也不会飞起来,梦想着漂浮的我,最后让自己成为躲在寂寞角落里的陌生人,“'我的泪滴从空中滚落,穿过屋瓦,滴在我的额头上,发出一串冰冷的水声。”而实际上,躲藏本身是不需要关注外面世界的,躲藏就是自我的守护,而且人天生就喜欢躲藏,渴望消失,它组成了人的生与死,“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就是躲得好好的,好到连我们自己都想不起来曾经藏身何处?也许,我们真的曾经在一根烟囱里,或是一块瓦片底下躲了很久,于是,躲藏起来就成了我们最想做的事。”生之前,躲在母亲的子宫里,像一条鱼;死之后,躲在那根烟囱里,最后是一批飘飞的马。但是这生与死租车组成的躲藏世界,因为向着现实开放,最后“我”的世界彻底被“他们”的世界侵袭。

在何文雅走后,我心底埋葬的那个故事被讲了出来:小朋友在庭院里玩捉迷藏,那个叫司马光的男孩背过手去要去找躲起来的人,最后他找到了所有人却发现少了一个,于是他用力将那口缸砸破,里面的男孩现身,但是当他脸上的污泥被抹掉,所有小朋友发现这个男孩和司马光长得一模一样,“所有的人好像看见鬼魂一样开始四下逃散,只剩下司马光一个人怔在原地,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藏在缸中的人就是司马光?一个人砸掉了遮蔽物,是将另一个自己释放出来,但是当司马光砸破了缸,他真的看见了一模一样的另一个自己?这个隐秘的故事或许是我心里最后的秘密,而躲藏本身就分出了自己和另一个自己:躲在树上期望孔兆年抬头猛然发现的是一个自己,看着孔兆年最后离去而在树上哭泣的是另一个自己;期望像潜水艇一样躲藏在水底世界的是一个自己,在阴沟里发现那些幽灵般存在的是另一个自己;偷偷在隔壁听何文雅弹琴的声音而感到满足的是一个自己,把内心想说的话写在纸条里的是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如何发现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如何和另一个自己对话?

真正的悲剧在于:这种发现和对话真的有必要吗?何文雅离开了,观看月球岩石展览也被取消了,我一个人去了文化城园区的古代人物蜡像馆,“因为错过了开放参观的日期”,我没有能进去,但是从一堵白墙的石窗格望过去,那里有人物,有盆景,有假山,有鸟笼,“红色的夕照从窗格弥漫进去,把所有的东西都糅合在一起。”我没有能进去参观,但是我架起相机按下自拍器,于是那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我,即使若干年过去了,我拿出来还是笑容依旧,它没有变老,我没有变老,“很诚恳,一点都没有改变,就像一尊蜡像。”照片上的我“像一尊蜡像”,我在照片里,我成为蜡像,所以我进入了那关门的蜡像馆,我成为了其中的古代人物,这是另一个自我,但是他又成为了照片中不老的我,我是该欣喜于这个“”像一尊蜡像”的存在,还是遗憾于没有真正走进那里?

这是“寂寞的游戏”带来的启示,躲藏着的我,和想要被发现的另一个我;想要被发现的我,和不想秘密全部被揭露的另一个我,在这自我和另一个自我、以及又一个自我之中,躲藏是不是变成了“一尊蜡像”的寓言?它取消了秘密本身,像那张在密封罐头里的空白纸片,是自己消解了自己——这个贯穿于生和死全过程的躲藏本身,是不是也不再是一个秘密,那么它将通向何处?“我只能说:他不被看见的自我,似乎也和他想要、却无法看见的对象一同化为生之灰烬了。”这是张大春在《袁哲生的寂寞与游戏》的序中所说的话,那时他已经得到袁哲生自缢的噩耗,而重新阅读袁哲生的文本,张大春发现,“他的故事也有一个巧妙的掩饰:那些看起来说不完的、老是周旋于青春期天真乡村风景之间的成长故事,总是窥探着死亡。”为什么袁哲生要窥探死亡并最终走进了死亡?

《灵魂的体重》是袁哲生的自序,他从那个传闻的实验中得出结论,从生到死体重相差的若干毫克,便“证明人的生命确实有灵魂存在”,但是袁哲生却陷在了“若干毫克”或是“零点零几秒”的轻微迷惑中,它演化成“人为什么而活”的疑问,变成“生命的意义”的诘问,而袁哲生似乎就这样开始了这个“寂寞的游戏”,“我便一步一步地踏入了那古老而坚固的迷宫之中了。”这是从躲藏到秘密被解构的一次逆反:回到躲藏世界,回到迷宫之中,就是回到真正的自己,回到秘密本身,回到生与死构筑的躲藏世界——但是这种防御式的、逃离式的,甚至一意孤行式地躲藏,却一下子跌进了消灭肉体的“若干毫克”的灵魂世界中。

《遇见舒伯特》的那个宋老师,所抨击的正是作为文化流氓的记者,而他所坚守的是贝多芬、舒伯特的灵魂世界;《送行》中那列列车上的人,不正是被速度和无法选择的方向推向了不可知的明天,世界是一个让人渐行渐远的存在。如果说在这两篇小说中,袁哲生向外的批判大于相内的躲藏,那么在《父亲的轮廓》《没有窗户的房间》和《木鱼》中,他完全构建了一个本来是窥探死亡最后却把自己推向死亡的寂寞世界。《父亲的轮廓》中的父亲曾经是自己的英雄,曾经给自己战胜困难的力量,“好好活下去,不一定要在意别人的话,人生有时候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构成了英雄主义父亲的轮廓,但是终于还是难以抵挡外面世界,父亲车祸身亡,不是一次意外,是千金散尽之后迫于生活压力、走向众亲叛离境地的他选择撞车自杀的结果,“南来北往的车辆不断地从父亲的轮廓上压辗而过,每压一回,关于父亲的生前种种便更加清晰起来。”这个不再分担忧伤的父亲终于最后变成了死亡的轮廓,“我坐在床沿,紧握双拳,心中又重新燃起了一股想死的念头。”

《没有窗户的房间》更是将死亡看成了和职业有关的生活,我不想考大学而来到了殡仪馆工作,每天要操作焚化炉,每天见到那么多死人化为灰烬,死亡变得直接而具体,“死亡就跟对发票一样,早晚会中奖的。”终于决定离开这里——但是死亡在离开之后并没有消失。《木鱼》是和一个离婚的男人有关,和孩子的约定是一起打篮球一起度假,但是那只不过是履行合约装模作样的生活,前妻电话中的骂声不绝于耳,那时的王毅民憎恶着自己,他想到的是:“就像一切会腐坏的东西一样,肉体终究无可挽救。”那木鱼结实而清晰的声音总是会被其他的声音覆盖,就像作为父亲的自己总是无法被人听见的心声,“衣服脏了没有关系,衣服脏了再洗就好了……人生很快就过去了。”死亡变成了王毅民的一种期盼,一种逃避式的期盼,终于儿子平平想要的小金鱼和自己世界里的木鱼构成了对位关系:一个是孩子世界里的父亲,一个是母亲眼中的孩子,一个想要木鱼般的精心,一个是小金鱼般的追逐,一个和另一个终于不再可能共存:

“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的声响自他的胸口发出,他闭上双眼,头部斜靠在玻璃窗上,右手握着一串念珠,左手提着一袋小鱼。在他浅浅地睡着之前,并没有发现塑胶袋里的小鱼,已经全部都翻了肚皮浮上水面来了。

死亡是躲藏,死亡是消失,死亡是成为拥有“若干毫克”灵魂的自己,死亡消灭腐烂肉体的必然,袁哲生乐于在这死亡的迷宫中玩一个人的“寂寞的游戏”,只不过死亡比他想象得要直接,最后死亡本身变成了“一尊蜡像”,被关在错过了时间而关闭的世界里,“很诚恳,一点都没有改变”……

斑马流浪者

编号:C39·2211020·1781
作者:【英】阿萨琳·维里耶·欧卢米 著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21.00元
ISBN:9787541160486
页数:296页

“各位,无论您是博学通达还是初入门道,杰出精英抑或苟且鼠辈,且听我道来:我叫斑马,本名毕毕·阿巴斯·阿巴斯·侯赛尼,出生于1982年一个烈日灼灼的八月天。”斑马出生于伊朗一个古老而屡遭迫害的文学世家,五岁时因战争而举家逃亡,路途中目睹了母亲的死亡。父亲教给斑马家族的文学记忆,以此来对抗悲伤,两人辗转多地,在纽约有了一个栖身之所。漫长的流浪消耗了父亲的健康,在父亲入葬时,阳光穿过树枝落下来,在棺木上形成一条条斑纹,斑马以此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双亲的相继离世让斑马陷入内心的空寂,决定重走儿时流浪的路线,用重新品味痛苦的方式治愈自己的过去。书籍是斑马的伴侣——直到她遇到意大利男人卢多,常年的流浪与孤寂让斑马躲藏在文学的坚壁之中,害怕得到爱,反复推开身边的人。永恒的流浪终会指向哪里呢?英国新锐作家阿萨琳·欧卢米在这部成名作中寻找着答案。


《斑马流浪者》:我的公式是热爱命运

上路前,父亲再次给我缠上黑色布条,我立马坠入更深的虚空里。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会从流亡的空寂中跳出来,把死亡的恶臭带走。
——《序幕 我命运多舛的本源》

缠上黑布条,是面对一个黑暗的世界,是面对更深的虚空,是面对流亡的空寂,但是黑暗、虚空和流亡却指向一个未来:作为侯赛尼家族最年轻的一员,作为久远血族里的最后一个,父亲赋予我的意义就是“最后一个未来的抄写员”——在抄写中记录唯一的真实,把死亡的恶臭带走,最后挖掘出关于死去的集体历史,以此作为“我们的真理”。

从黑暗和死亡的过去指向成为真理的未来,当父亲带着我走到了临近伊朗与土耳其边境的乌尔米耶湖时,为我上了一堂文学课,这是关于祖国学的最后一堂课,在这堂课上,父亲认为,“我们的真理”书写必须是一次文学事件,因为文学“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谎言与虚伪”。父亲对我上课,实际上就是将祖辈的遗训在我身上复活,并让我成为“最后一个未来的抄写员”,这是一种家族式的命名,而这个命名折射的是家族甚至整个伊朗多灾多难的历史。“每一个伊朗人都是杂糅的个体,最恰当的形容是:一个衰落帝国的余烬。如果你将我们看成一个整体,你会看到一个喋喋不休、混乱不安的民族,仿佛一个人拥有好几个脑袋和许多肢体。”帝国衰落的余烬,对于每一个普通的伊朗人来说,意味着苦难,那些多样的、不安的、混杂的人,就像蟑螂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摸爬滚打了数个世纪,他们见证了王朝更迭,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点头致意,“他们从来都只看向镜子。”甚至父亲的父亲和父亲的祖父被所谓的领袖杀害,所以伊朗人就像缺陷的集合体,“把我们的各部分组合在一起,出现的不是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图像。我们有着不规整的棱角,互不相容,缺乏章法。”

历史中有着太多的谎言和迫害,有着太多的暴力和谋杀,这是对伊朗民族“整体性”的不满,对伊朗历史书写的劫难。面对这种历史书写,侯赛尼家族选择了另一种庇护,“我的祖上是一代又一代自学成才之士,在德黑兰遭遇重重腥风血雨的一百年里,他们多次抛下这座都城,前往瑙沙赫尔避难。”从父亲到祖父,再到曾祖父,甚至更远的家族历史,都在追寻智行人生的过程中承受着无止境的流亡,而在流亡中,他们提炼出了家族的宣言,那枚用黏土制成的柱形徽章是侯赛尼家族的族徽,环状镶边内刻着三个字母A,它们代表着自修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而徽章底部镌有如下箴言:“世之妄也,吾等以死护己生。”这一句箴言暗含着向死而生的理想,世之妄是一种死,是对于历史、对于现实的无奈叹息,是对于一百年血雨腥风的控诉,是对于民族“整体性”缺乏章法的鞭笞,但是面对这一种“世之妄”,唯一的办法便是“以死护己生”——但是,如何“护己生”?

前往瑙沙赫尔避难是家族避难的开始,却也是寻找生的一种办法,当高祖父在20世纪初的伊朗宪法革命失败后完成一幅水鸟静物画,关于家族的生已经形成,他用幻灭和愤怒交织的语调对着他的儿子说出了赫赫宣言:“死亡将至,然我等文人学士将如这凫鸟般永葆鲜活。”从死到生,宣言里的重点便是将一切的使命赋予在“文人学士”身上,也即文学的意义,所以侯赛尼家族的三条戒律中,第一条便是:“成为旁观者。”对此的注解是:“去文学中寻求庇护,仅凭它的信条,你就能超越死亡,维持内心的自由。”而第一条戒律又衍伸了第二条和第三条戒律:第二戒是:“历史像一头长着犄角的公牛,靠不停地搜寻新猎物来掌控世界。”而第三戒则是:侯赛尼家族是文学鉴赏方面的行家,“可以拆解一段叙述,然后迅速将它拼接回来,比人受伤时条件反射喊痛的速度还要快。”文学是庇护,可以超越死亡,可以维持内心的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能够重新书写历史——或者说,可以将“世之妄”的历史拆解、拼接,而使用的就是文学的方法,就是文人的态度。

“我笃信自己血管里流着的不是血液,而是墨水。”从家族的徽章到戒律,从绘画到宣言,侯赛尼在避难和流亡中开始了家族的另一种重构,而父亲,通晓多钟语言,翻译众多的文学作品,蓄着尼采式八字须的他教给了我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希伯来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英语、法尔西语、法语和德语,“这其中有被压迫者的语言,也有压迫者的语言,我都要学习,因为对我父亲、他的父亲,以及我们的祖祖辈辈而言,历史的车轮转个不停,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个被碾压的是谁。”学习语言就是为了通向文学,因为文学已经成为我的武器,而父亲对我的嘱咐是:“苦命的孩子,等时机来临,你一定要一头扎进我们人类可悲境遇的潟湖里,潜入沼泽深处,带着沾满污泥的真理之珠浮出水面。”

文学是唯一真实的记录,文学可以超越死亡,文学是最好的庇护所,当文学被戴上了光环,它成为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存在,它抵抗着苦难的历史,它抵达着真理。而我的所有一切都和文学有关:我出生在“书的绿洲”的心脏区域——藏书室;我拥有父亲传授给我的多钟语言,我懂得了父亲所说的“记忆”的双重目的:“一来恢复文学的仪式性功能——它的口语性——从而合理利用文学自发改变听者的意识;二来保护我们饱受摧残的人性宝库,避免其在野蛮的战争和持续桎梏着我们的无知中消失殆尽。”当那一幢废弃的民居倒塌下来,当母亲被压在下面死去,父亲带着我开始了新一轮的流亡,而流亡的意义就在于重新构建抵达真理的文学殿堂,重新书写已经死去的集体历史,重新成为未来的抄写员。

但是,用文学构筑起来的一切真的能改变听者的意识,真的能保护摧残的人性宝库?或者真的如族徽和绘画一般,能从“世之妄”中找到向死而生的力量?1982年出生的我,从出生开始就背负起了家族的使命。这一种书写是从死开始的:母亲死在倒塌的房子里,流亡中看见了途中被冻死的异端分子,而他们曾经也制造了死亡:“我们在前线以北,他的部下一定是用直直的枪杆瞄准了任何有生命的活物。”而和父亲逃亡纽约之前,达到的是巴塞罗那,一个“炸弹之城”,经历了佛朗哥将军统治后人人自危,死亡弥漫于整个城市;而父亲在纽约也面对着自己的死亡,当他穿过公寓,从胡须下向寒冷的空气中吐出了一句:“流亡是死亡的缪斯。”

当我结束了和流亡的智利人莫拉莱斯结束每周后的会面而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靠在他的扶手椅子上死去了。流亡之纽约,就是一种死的过程,就像父亲所说“流亡是死亡的缪斯”,当这一切的死亡在我面前展开,我作为未来的抄写员,无疑进入到了关于文学的第一重世界,那就是如何面对死亡。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兴起读的是哈菲兹的诗歌,这些诗歌给了他确信不疑的事实:“我们的未来已被封印,它永远与我们隔绝”,所以,“我们都是活死人”,人生已经毫无意义,我们无法拥有快乐、自由和对幸福的追寻。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便是将父亲的遗言“将我们徒劳的苦难记录下来”,转化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动力。这是对死亡的延续,这是对文学的偏执,为了纪念“内心装得下一座巴别塔图书馆的人”,我打算写一篇题为“总体哲学:文学母题”的宣言,而面对莫拉莱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记忆。

记忆可以保持专注、独立的思想,记忆是让我们绝不屈服的工具,但是记忆是不是又回到苦难、谎言和虚无,甚至记忆是不是就是一种“世之妄”?甚至我对记忆的寻找依然只在文学、文本中,“我们是未来的抄写员。我们是文学宝库的守卫者。”回到记忆很多时候只是回到原路,阅读文本有时候只是重复文本,所以在流亡中的“纽约”,是莫拉莱斯将我从文本偏执的世界里推了出来,因为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阅读,只有重读。”重读不是重复阅读,而是重新阅读,在重读中文本和文学可以赋予新的意义,凯茜·阿克的《堂吉诃德》上面留下的三条“神谕”便是对重读的阐释:第一条是,孤立是一种政治伎俩;第二条是,为了住死亡之屋,我将所有的学识都留在了身后;第三条是:满世界奔走,只为追寻烦忧。三条神谕是不是对应于侯赛尼家族的三条戒律?而它们所指向的是文学背后的现实,是重读之后的建构——也正是父亲的死,莫拉莱斯的启示,以及重读的过程,我感觉自己承担的使命是转世,是重生,是新的流亡,是抛弃了生与死二元性的开始,所以我开始了自我命名,“斑马,黑白相间的动物,如同战争中的战俘;一种拒绝任何二元性的动物,象征着白纸上的黑墨。思想的殉道者。”

于是,我把自己叫做“斑马”,于是我开始了重生,于是我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流亡之旅,“我想:尤利西斯伟大的地中海之旅,堂吉词德伟大的文学之旅,圣徒但丁伟大的人性之旅,如果他们能做到,那么我,斑马,也有理由能同时完成这三种宏大的旅程。”但是, 重生和流亡,对于“斑马”来说,依然是对于文学的偏执,依然无法离开文本,所谓关于“文学母体”的宣言,其核心依然是在“偏执狂般的批判”中创造宇宙,依然在布朗肖通过博尔赫斯的话做的总结之中:“书本大体上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一本书。”而带着重读的文本,带着重生的冲动,带着重构的兴奋,我走上流亡之路只是让自己成为了一名“文学恐怖分子”,“一名戎装的空寂女士。”

从纽约重新回到“炸弹之城”巴塞罗那,是为了寻找父亲在这里的过去,是为了开启自己重生的旅程,但是当我自认为一直生活在“文学母体”中的时候,却见到了卢多·本博,他的祖先就是彼得罗·本博,16世纪著名的文学学者、诗人、彼得拉克鉴赏家,圣殿骑士团的一员。和我一样,本博的祖先也拥有文学的荣光,但是我却开始了对这种荣光的讽刺,我所信奉的“流亡金字塔理论”就是针对那高高在上者,“处在金字塔的高层。你是自愿流亡的,能接触到最多的氧气。你在山峰的尖顶,你的肺部充盈着纯净的氧气。你没有意识到,你每迈出一步,都在重重地践踏脚下那些不幸之人的脑袋。我就是这些不幸之人中的一个。”我继续说,“我生活在金字塔的中端,我的下面是不计其数的难民。这座金字塔以鲜血为食。”而我从他那里从巴塞罗那开始流亡之旅,就是因为这个看上去服务于文学母体的人,实际上是一个门外汉,甚至背叛了祖先,所以我的人物就是“将他拉回正途”,让他从99.9%的普通人变成0.1%的人,“两个0.l%的人,我暗自想,只消稍加训练,我就能把卢多·本博变成一个文学恐怖主义者。”

无论是纽约时期的“记忆”方法论还是巴塞罗那的“流亡金字塔理论”,对于我来说,活在“文学母体”中依然面对的是文学,是文本,是偏执的“朝圣之旅”——大段大段关于作家、关于作品、关于作品中的引文,实际上是陷入了某种文本主义的危机中,“我,斑马,能够直面死亡的出击,能够照亮眼前一览无余的废墟。”这种偏执何尝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但也正是因为本博这个文学门外汉的出现,使得这种偏执式的文学朝圣之旅一点一点被解构:巴迪欧的书中写着:“爱不过是一张想象的油画,画在性的现实之上。”一个星期把自己关在公寓里的我开始想着要走出去看看;在街上开始的“碎片中的建筑学朝圣”让我想起了父亲用手指点着太阳穴说起死亡才是“唯一能拥有的自由”;遇见本博时,背对着我的他正在吻另一个女人;在讥讽甚至愤怒之后,我竟然重重吻了他——从死亡到爱,从爱到人性,这一个动作到底是解构还是重构?

“卢多身上有一种神秘的特质,这种魅力吸引着我,让我无法抗拒。”但是对于我来说,萌生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按照布朗肖的观点,生和死组成的是总体,但是总体意味着“整体的不真实”——看见本博吻女人,又偷偷吻了本博,还让本博吻了,这是不是“整体的不真实”?而整体的不真实作为总体,是取消了生与死的对位,因为我所坚持的生死观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掌握着超越的钥匙,是精神上超脱于死亡的关键。”当那一个吻出现,文学似乎无力超越死亡,也无法成为重生的关键,当整体不真实,对于记忆,对于未来,都变成了一种紧闭的状态——因为,布朗肖认为,只有总体是开放的,而整体是一个闭合的系统。所以作为“斑马”,需要的是不束缚于爱,不留恋于性,不贪欲于生,而是建立一个总体的开放世界,从死而向生,从历史而向未来,从现实而向文学,“斑马的唯一目标和意图,就是作为浩瀚文学档案库里的集体数据中不断再生的余烬,再一次从子宫里钻出来,播撒在旧世界的网罗中。这个旧世界禁止一个中心的积聚,它错综复杂,层级分明,具有同时性,是一片与总体本身同样令人难以捉摸的大陆……不真实,非理性-实用主义,多重……”

但实际上,斑马已经成为另一重人格的斑马,我已经成为另一个自我,“我在克隆文本,在创造冒牌的替身,像一个僧人,像修道院里的抄写员。”而我在镜子中看见的自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斑马”,它像文学一样令人烦忧,像语言一样叫人不安。纽约之死,巴塞罗那之爱,其实都构筑了我的朝圣之旅,正是本博的出现,让我变成了镜像中的斑马,让文本变成了克隆,所以我选择了离开,但是这种行为,实际上把朝圣之旅变成了逃避。从巴塞罗那到赫罗纳,就是“强行与其所在的环境割裂”,在赫罗纳我用布勒东的文字“对非理性之爱和爱的非理性”与父亲的话分庭抗礼,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正在入侵西方领土的非西方人”——二元对立违背的也是“斑马”命名的初衷,而对待本博的报复,其实更为脆弱,因为那种爱已经无法逃离;而重回赫罗纳的我,选择用更多的朝圣者试图建立另一种朝圣之旅,同样意味着失败。

朝圣之旅,是记忆之人约瑟·普拉的朝圣之旅,是大眼天才萨尔瓦多·达利的朝圣之旅,是加泰罗尼亚复苏器雅辛·贝达格尔的朝圣之旅,是思想的殉道者瓦尔特·本雅明的朝圣之旅,是不屈不挠者梅尔塞·罗多雷达的朝圣之旅,是不知疲倦的挖掘者蒙特塞拉特·罗伊格的朝圣之旅……“这是一份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名单。”朝圣之旅是关于“他们”的文本,这是复数的存在,它们构筑了历史,但是它们并不能用复数的“他们”直到朝圣者的“他们”:“雷梅迪奥斯,疹子扩散到她右脸上了,她看起来像是刚被人扇了一巴掌;梅尔塞,她戴着防毒面具过来了,像一只发光的甲壳虫;阿加莎,她为这次行动特意戴了一对威尼斯耳环;还有卢多,他在脖子上系了一条丝巾,此刻正性感地和费尔南多一起躺在车顶篷上,仿佛在说:男版埃及艳后在此。”而我也成为了不复存在的人,“我从无处来,如同那辆沉入水中的车,我出生在那包揽万千的虚无中。”

文本束缚了文本,文学解构了文学,朝圣也颠覆了朝圣,在一种偏执意义上,所有关于文学的救赎力量、文本的庇护功能、朝圣的超越可能,其实都是一种虚无,因为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复数的存在,已经远离了个体的意义——而这种复数对面的个体,这种死亡背后的生命,永远指向的是人,“关于人的伟大之处,我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也就是说,不渴求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不求过去,不求未来,也不求永恒。”这是我写在笔记本里的最后一句话,而“热爱命运”所看到的是辞世的母亲,是死去的父亲,是我和本博的纠葛,“我站在那里,试图用不灭的爱意来回敬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而这便是最最初也是最终极的爱:爱是缓解苦痛的解药,爱是和死亡、文学和自由一样“无处不在”的存在,但是爱又“无处可寻”,它需要的是人去辨识去恭迎去维护甚至去付出,而这或许是最为动人的文本,最有力量的文学——所谓“文学母体”,就是让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的爱成为自我的朝圣之旅:

我想到了文学母体,想到了所有的黑洞和裂缝,想到了流亡金字塔,想到了我的病手,想到了宇宙的头脑,想到了空寂里那些作家平静地对我窃窃私语……我这样想着,记起了那句话——“空气中充满了各种声音。”

不中用的狗

编号:C38·2211020·1780
作者:【德】海因里希·伯尔 著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5.00元当当27.50元
ISBN:9787020164530
页数:168页

1972年,海因里希·伯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说:“伯尔的成就见证了德国文学的复兴,并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德语文学的复兴,不只是形式上的实验,而是覆灭后的重生,湮没后的复活,是一个历经无数寒夜、被宣判灭绝的文化,重新发出新芽、开出花朵。小说集选录了《心急如焚的人》《逃亡者》《巴黎“被俘”记》《不中用的狗》《幽会》《以扫宗族》《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死者不听话》《失去的天堂》《美国》和《德国奇迹》11部小说短篇,从纳粹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后饥荒、德国重建,德国每个时期的社会现实都在这部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海因里希·伯尔就是在寻找重生的希望,阅读这些作品,既可以感受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也可以窥视到作者博大悲悯的情怀。第一篇《心急如焚的人》第一句:“当海因里希·佩科宁十六岁时,他第一次想到好去死。”


《不中用的狗》:却总是害怕活着

当然,建造桥梁并不是一项值得去完成的任务,因为人们知道,这座桥梁最终注定要被炸毁,而没有任何地方,行为对象耐用性的倾向像在我们这行职业当中——建筑师的职业当中——这么强烈,在其他艺术中则也许存在着转瞬即逝的可能性。
——《贝尔科沃大桥的故事》

一座大桥,接到命令要建造,同样接到命令要炸毁;一座大桥,那些逃兵从树林里蜂拥而出时看到了它带来的希望,同样是那些逃兵,在桥被轰炸逃跑时看到了恐惧;一座大桥,对于参与其中的建筑师来说是一项使命,同样对于建筑师来说,则在炸毁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座一九四三年圣诞节开始建造的桥,这座在战争中被炸掉的桥,它对于整个故事来说,对于历史的记忆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人诅咒,有人哭泣,有人哈哈大笑,有人认为它根本不具有战略性意义,但是当一九四三年建造的命令下达,它已经成为了战争中的一部分,就像对于战争来说,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命运被凸显出来,而这种不同在最后少尉下达命令在四点钟时被炸毁,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同一?建造就是为了炸毁,存在即使为了毁灭,甚至不仅仅是关于桥本身的一种荒诞命运,我、施奈德和施努尔,作为三个建筑师,在三天之间里完成了关于建造桥的所有计算、测量和类似的事情,也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最后的建造。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建造一座桥就是完成“耐用性”的工作,它允许人们通行,允许人们进过,允许人们在逃亡时看到希望,这就是耐用性的意义。

但是因为处于“阵地上相当靠前的前沿岗哨的位置”,因为战争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或者因为造桥本身就不承担“伟大的历史意义”——尽管在桥即将建成的时候,从树林里钻出来的那些逃兵,在蜂拥而至而接近大桥的时候,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有神灵相助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所呈现的是大桥最高处小道上的那根挂着卐字旗的旗杆——它是即将庆祝大桥竣工的标志,最后在大桥的炸毁中,“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变成了建筑师施奈德、施努尔的死亡,就造成了大批逃兵再次逃跑时的恐惧,甚至造成了“对于我们这些除了尽自己的职责之外,什么事业没有干的人的仇恨”,“行为对象耐用性的倾向”终于荡然无存,它在轰隆一声炸毁时完全、彻底变成了转瞬即逝,连艺术具有的那种可能性也残酷得毫无保留。

一座桥之建造,一座桥之炸毁,是从耐用性变成转瞬即逝的命运,这座贝尔科沃大桥便是一个生与死的隐喻:它没有在耐用性中变成生的希望,它在转瞬即逝中抵达了死的结局——而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无法摆脱的宿命。死似乎是不被人主宰的,似乎是任人摆布的,转瞬即逝的背后就是如炸桥一样的命令,《死者不听话》中少尉说:“我们应当卧倒。”我们就会卧倒,少尉说,阳光灿烂,这里的确阳光灿烂,少尉说,战争快要结束了,战争真的快要结束了。但是少尉不再喊叫了,命令也没有了,阳光灿烂有什么用?正值春天有什么好?少尉拍打着那个林间道路上的睡觉人,才知道他已经死去,在战争中,睡觉就是死去的等式就这样在转瞬即逝中驱走了阳光灿烂的春天,驱走了战争快要结束的希望,“我们忽然感到,我们大家已经死去,就连少尉也已死去,因为他正在冷笑,身上根本就不穿军服了……”

死者不听话,其实死者才真正听话,而且死亡不是在一瞬间抵达的,只有从活着到死亡才是转瞬即逝的。从活着到死去,这个转瞬即逝的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不中用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个人躺在木板床上一动不动,他就是一个听话的死者,在死之前,他是不听话的,只有在毒打、脚踢和刺杀中,他才“被人以一种兽性的寻欢作乐的方式杀掉”,而这种死亡,按照神甫的说法:“谋杀一个杀人犯”——被人杀死,他就是一个杀人犯,而谋杀杀人犯,是不是让死亡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是一个被称作“不中用的狗”的人,为什么不中用?为什么是一条狗?赫罗德没有父母,教会学校里他成绩很好,但是因为家庭的苦难他变得斤斤计较,后来断绝了和学校的一切联系,带着疯狂的野心走向世界,他认识了贝克尔,和贝克尔成为了一生唯一的朋友,但是后来当上了神甫的贝克尔也离他而去,贝克尔的冷漠甚至拒绝让他又回到了苦难的生活,“被饥饿、困惑、恐惧和炸弹弄得麻木不仁。”

终于,他加入了军队,终于他动用了暴力,终于他杀死了32个人,也终于,他成为了一条不中用的狗,而狗之存在就像死亡本身一样,是转瞬即逝的一种存在:女人将他拉进了一个团伙里,他成为了他们的头目,他制造了不同的谋杀事件,关键是:这个女人爱他。但是他最后死了,不中用的狗死了,在他上衣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条,那是那个女人的字迹:“把这条不中用的狗埋掉。”一个杀人犯死了,背后是女人的谋杀,在赫罗德成为不中用的狗的死亡道路上,那个爱他的女人缘何杀死了他?没有原因,只有结果,但是在这个本身就沾着血迹的杀人犯世界里,他死之后却留下了眼泪,神甫说的那个秘密是:“他还哭了……您知道……您来之前,我把眼泪擦干了……因为眼泪……”

眼泪成为死亡的另一种证明,赫罗德在死亡之后为什么像活着一样留下了最后的眼泪,一条不中用的狗分明是在寻找对自我的救赎,这种救赎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贝克尔,他曾经是赫罗德的朋友,后来则成为了神甫,不管是从朋友角度还是从神甫身份,贝克尔都应该是赫罗德命运中的救赎者,但是他没有;还有一个则是那个女人,爱他的女人,她也应该成为赫罗德生命中的救赎者,而她的救赎方式则是爱——但是在信仰和爱都最后缺失甚至变成了了对他新的戕害时,他也只能成为他人口中那条不中用的狗,只能接受死后被埋掉的命运。与其说爱和信仰都无法拯救,不如说那里根本没有爱,根本没有信仰,在无处可逃的战争中,在没有拯救的世界里,死亡无处不在,堕落无处不在,消失无处不在:《幽会》中那个八天前在电影院遇到的“她”,为什么在八天后的码头上对我说:“让我走吧。”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所谓的爱就像是一场幻觉,“我把我的烟蒂也扔到里面,然后转过身去。房间已经空无一人,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以扫宗族》中的女人爱着那个无赖的男人,她把这种爱叫做幸福,但是她却恨这个幸福,“这种幸福是从我这儿来的,这种幸福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他悄悄溜到天堂剩下的几个地方,抢走了她的财产。那时候我爱他……”最后,他“逃走了”,从肮脏的世界逃走了,留下的只是对着沸腾的水拔掉电源的她。

但是,对于《逃亡者》中的他来说,至少在死亡之前,他的确看见了一种救赎自己的力量。约瑟夫是一个逃亡者,在逃跑中还用自身的力量狠狠地撞向了正在追捕自己的格马特,“撞了上去——这是他唯一的武器……用仇恨那难以置信的全部野性,疯狂撞向格马特……”这是他的冒险,也是他逃离死亡的最好机会。果然,他进入了一个房子,在那里他遇到了神甫。当神甫得知约瑟夫来自集中营,他似乎要为他祝福,他的手在约瑟夫的头上画了一个十字架,但是在这里他并没有看到救赎的可能,神甫之存在甚至更害怕集中营出来的他,而约瑟夫更是做好了打算离开走向更危险的那条路,头顶上的十字架画在黑暗中,钟楼上的钟在欢快敲了四下之后沉闷地敲了两下,“仿佛上帝的锤子掉进了永恒之中……”离开了神甫就是离开最后救赎的机会,外面的探照灯将他围住,格马特命令对他开始射击,“在接踵而来的一梭子弹将他打得满身窟窿、血肉横飞之前……他叫着……喊着……他在孤独寂寞中叫得如此大声,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似的。”终于,最后整个夜晚都变得死寂,“他同这片土地十分相似,人们简直可以认为土地本身也浸透着鲜血……”

没有了救赎,从逃亡到死亡便是转瞬即逝的事。这是和战争有关的死亡,而在《失去的天堂》里,战争结束之后也一样是无情的消失,从法国来的我穿过广场来到了曾经的房子,那里有着过去的记忆,有着青年时代的回忆,“我们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梦幻的回忆而已。”但现在,成为了一个参观者,那个叫玛利亚·X小姐仿佛就是一个梦。遇到的老人说起了自己的儿子,曾经在西线打仗的格里特纳·胡贝尔特,老人一直在等待他回来。也许他曾和老人的儿子一起在西线,也许他们是作为敌人面对面,但是没有回来的生命意味着转瞬即逝的事情已经发生,就像自己,即使回来了,有些东西却永远死去了,所以,转瞬即逝的事情永远在发生,“当他穿过后门,穿过这道锈迹斑斑、嚓嚓作响的小铁门时,他已经明白,他再也不怕死亡,却总是害怕活着……”

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活着,经历了战争,经历了分离,似乎死亡的恐惧已经结束,但是在战争之后回来,在分离之后返回,活着而找不到耐用性的意义,是不是更是折磨,甚至更是死亡?玛利亚·X小姐,就像被书写的名字一样,未知的X就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她的心脏跳动了二十五年之久,可他却仅仅只有半分钟才感觉到她心脏的跳动。她的头脑思考了二十五年之久,有几百万、上千万的想法,他所了解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为那是一种爱,因为那不是爱却是占有,但实际上回来寻找答案本来就是荒唐而愚蠢的事,没有占有,没有爱,就像活着本身一样,也是空无成一种形式,“从昨天起,她就是我妻子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是最后的回答,于是那个广场,那间屋子,哪些记忆,那个X,都成为了一个“失去的天堂”,只有影子还残留在那里,“只是在出现一种障碍、一段篱笆或者一座茅屋,或者一堵颓垣断壁时,我脑袋的影子才会在我面前停下来,不断地长呀,长呀,直到它长得超过对象的边缘,然后再扩大,扩大,扩到我面前,接着便超出我的广阔视野,向远处飞去,使我再也无法看到它。我心里明白,我永远不会,永远也不会赶上它了……”

没有爱,没有信仰,在无法被救赎的现实里,害怕活着的人是不是就是“心急如焚的人”?海因里希·佩科宁在十六岁时就想到了死,他决定自杀,因为他看到了世界的糟糕和愚蠢,看到了世界的冷漠和孤独,“他锁上了自己的心扉。”这是他害怕活着的态度,这是他寻找死亡的原因,但是《圣经》无法让他找到上帝的恩惠和仁慈,却偏偏在酒吧里看到了身为妓女的妙龄女郎——而且,当妓女苏珊对他说:“您并非我在罪恶的面具下接近的第一个人,但您却是许多同我坐在这儿的人当中第一个不需要我帮助的人。”他开始爱上了她。这是从死亡拯救的开始?这是爱的发现?他们相爱了,苏珊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海因里希更是找到了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并和他一起找到了做教员的工作,而贝内迪克特·陶斯特尔和玛格达勒娜也从爱情走向婚姻,在教堂里,神甫为他们祝福。

海因里希从死亡的边缘找到了爱,找到了朋友,找到了信仰,这似乎是他对于“活着”的一次彻底改变,但是从死亡到活着,所谓的转瞬即逝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里面有着太多隐秘的东西:苏珊从妓女到拯救他人的爱人,锁上心扉的海因里希看见了世界的美好,教堂里的婚礼“犹如一个小孩的葬礼那样悲伤”,神甫呢?为什么犹豫?为什么害怕?为什么闪烁其词?而在教堂里,“玛格达勒娜的两个兄弟在大教堂前同参加婚礼的人告别,带着他们那副令人厌恶的捞钱者的嘴脸,就像梦魇一样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小小的人群。”谁是“心急如焚的人”?要离开罪孽的人是心急如焚的人,渴望拯救的人是心急如焚的人,想要获得愉快的爱情是心急如焚的人,最后,“墙上没有挂装饰性的画像,只有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

这是黑色的警示?这是新生的谎言?这是自我的欺骗?害怕活着却还要活着,这才是真正的“耐用性”带来的悲剧,他死了,他却不死,他活着,他根本没有活着。《美国》和《德国奇迹》就像是战争之后的两幅生存图景,《美国》中的胡贝尔特画画时得到了我给他的半个面包,“这个面包是你从哪儿弄来的,你这条狗……”把我叫做“狗”,却是有用的狗,我告诉他是用自来水笔换的,“同一个美国兵……这儿——每支笔还可以多换一支香烟。”这就是战后的现实,困于生存,困于尊严,半个面包的交换似乎是一种活着的方式,但是美国方式的写作,美国香烟的交易,“全美国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还是这些香烟……”获得何尝不是另一种失去?《德国奇迹》中儿子问父亲“什么叫这个——叫德国奇迹?”父亲说起只需要一支自来水笔、三本支票簿、五马克邮资,“只有在你充分使用过你的账户之后,你才能提取一大笔贷款,开始从事某种能赚大钱的活动。”重要的是“动用你的账户”,那么人生道路会辉煌无比。《德国奇迹》是父亲告诉儿子的秘密,它将要发生,但其实它已经发生,“如果他不是由于沉思默想变得抑郁寡欢的话,他今天就成为一个富翁了。”和《美国》一样,这是和活着有关的隐秘故事,这是一种用失去换来获得的一次经历,但已经不再是“耐用性”的意义,而是从死亡到活着再一次转瞬即逝的事。

也许,《巴黎“被俘”记》是唯一一个看见希望看见爱看见救赎的故事,赖因哈德在巴黎的街上看到了成堆的尸体,听到了不绝的枪炮,身为一名德国人,一名战败国的军人,他如何能离开这里、如何能回到故乡、如何看见自己的妻子?“每一秒钟在眼前都出现可爱的、可爱的娇小脸庞……”这是他不害怕活着而要迎向活着的明天的态度,当他终于走进了那间小屋,看到了身材苗条的年轻妇女,以及身旁“哑巴”的丈夫。“您知道吗,我刚才在想,您也许就会成为在前线杀死我丈夫的人。”这是女人的担忧,甚至恐惧,但是赖因哈德告诉她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再也不会杀人了。”女人不相信是正常的,谁会相信一个德国人呢?而赖因哈德说的是:“我不是躲美国人,也不是躲德国人,夫人,而是逃避战争……另外,我相信美国人今晚上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不会再杀人,开始躲避战争,这就是赖因哈德作为一名德国士兵的态度,而他自愿作为巴黎俘虏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女人终于将一小包证件给了他,“别伤心,上帝、你妻子和我丈夫——爱着我们的这三个人也许以后会原谅我们……”

爱在身后支撑,救赎在眼前,从德国到法国,从德国士兵到法国俘虏,也是从死亡到活着,不再是转瞬即逝,而是在挣脱战争逃避战争中迎向一个可能的开始,死亡是终点,复活是新的起点:“她干脆利索地、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前额……然后他一个箭步,纵身而出,朝着月亮那冷淡的面孔走去……”

毁灭者亚巴顿

编号:C63·2210920·1777
作者:【阿根廷】埃内斯托·萨瓦托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6月第1版
定价:88.00元当当35.60元
ISBN:9787541159299
页数:566页

《毁灭者亚巴顿》的主线是发生在1973年同一时间的三件事情:其一,“疯子”巴拉甘目睹的异象——一只长着七个头的巨龙盘踞在夜空中;其二,十七岁的纳乔看见挚爱的姐姐与房地产公司总裁有染;其三,二十三岁的马塞洛因与游击队员“小棍子”之间的友谊,在警察局地下室被酷刑折磨致死。在主线之外,相当混乱地穿插了不同人物的对话、回忆、信函、会谈、新闻报道等。曾经在《隧道》和《英雄与坟墓》中出现过的角色,再次作为客体或主体出场,连作者本人也成为了书中的一个角色。重要的已不是情节本身,而是其间的争论、思绪,涉及诸多话题的探讨:现实、宗教、哲学、历史、战争、革命、暴力、现实和超现实……本书为阿根廷经典作家、知名物理学家萨瓦托的长篇小说,是其“心理小说三部曲”(《隧道》《英雄与坟墓》《毁灭者亚巴顿》)之终章。“三部曲”“无一例外地关注现代人的孤独、焦虑、与死亡,表达对人的存在与命运这一命题经年的探究和思考”。


《毁灭者亚巴顿》:上帝不会去写小说

所以,在你短短的一生中你也许不能成为一名作家,但却有可能成为你所在时代的艺术家,留下你的印记,拯救自己于这末日浩劫之中。小说起源于摩登时代,也将终结于这个亵渎(多有意义的一个词啊!)人类创作、戳穿一切神话的可怕时代。

起源于摩登时代的小说,是《隧道》,是《英雄与坟墓》,是《毁灭者亚巴顿》,它们一开始出现就意味着终结:没有看过《隧道》,没有看过《英雄与坟墓》,当需要参照着进入《毁灭者亚巴顿》的世界,是不是就是预设了一个拒绝进入的迷宫?那些人物曾经出现,现在出现,却如悬空在那里,所谓时代的印记在何处寻找?拯救末日浩劫如何完成?在缺省的小说世界里,在编者画蛇添足的小标题里,一个读者该如何安放?

那个叫萨瓦托的作者又该如何安放?那个叫萨瓦托的小说中的人物又该如何安放?或者萨瓦托在信件中称“亲爱的远方的孩子”的布鲁诺又该如何安放?作者、小说中的人物、建议去写小说的作者、阅读小说的读者,他们共同构筑了“小说”的体系,在一个充满迷宫的结构中,在一种缺省的“三部曲”里,在“亲爱的远方的孩子”处于迷茫的状态中,完整找出并留下印记的艺术家在何处?这是一个关于书写的难题,当小说终结于“亵渎人类创作、戳穿一切神话的可怕时代”,当艺术家只能在末日中进行自我拯救,是不是书写本身就是“毁灭者亚巴顿”的毁灭行为?

萨瓦托是悲观的,他在写给布鲁诺的信中,就告诉了他关于书写的“毁灭”使命:因为人性的复杂以及语言的空洞和虚伪,“我们应该全程使用引号”;因为担心故事的情节,“你只需要重复去写同样的内容”;创作如果全部靠直觉,那么主题必然优先于形式,当它们被分离开来,就意味着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是“社会”文学,要么是拜占庭文学——不管何种文学,它们就是“两种不同的灾难”……“全程使用引号”的书写,“重复去写同样的内容”的书写,直觉的书写,灾难的书写,的确是一种毁灭,但是书写本身具有的灾难性,因为书写是一个“行将腐烂的肉身”,因为书写就是一种不完美,“上帝不写小说,小说诞生于我们的不完美,诞生于我们被迫生活的这个有瑕疵的世界。”

萨瓦托当然也是书写者,一个书写了萨瓦托的萨瓦托,一个不是上帝的写作者,所以当小说诞生于不完美,是不是就是现实的这具肉身是不完美,甚至只能走向腐烂的死亡?但是当萨瓦托告诉布鲁诺这些书写的法则,就是告诉了一种新的语言,“卡夫卡作品的整体构成了一种新的语言,而非他平实的词汇和朴实的句法。”如卡夫卡想要焚烧自己的作品一样,将书写投入到烈焰之中,完成毁灭的行为,但是却以新的语言构筑了另一个世界,这种新语言就是象征。它是对书写的一种摆脱,在萨瓦托那里就是“创造”,一种柏拉图的诱惑:以桌子的标准,木匠摹仿了这个标准,而画家又摹仿了这个模仿品,它让事物的轮廓模糊不清,“而真正伟大的艺术却充满活力,它不是对木匠那张简陋桌子的模仿,而是通过艺术家的内心去发掘现实。”

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摹仿论中,书写和书写者,艺术和艺术家实现了分野,它是“毁灭”之后的创造,它是摹仿之后的发掘,而这便是萨瓦托的辩证法:“生活与艺术、真实与虚假之间存在一个辩证关系。”甚至于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说法,在精神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向着他的相反方向发展的——所以当小说终结于这个亵渎和戳穿神话的可怕时代,那么艺术家就应该以相反的方式构建象征世界,发掘真实现实,从而拯救自己于这末日浩劫之中,从腐烂的肉身中寻找真正存在的意义。从萨瓦托到布鲁诺,这是从书写到艺术家的一种构建,它是在毁灭文本的意义上进入现实,它是在破除语言的空洞中消除引号,它是在确证不完美中成为活在人间。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难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萨瓦托本身就是写作了《隧道》《英雄与坟墓》以及最后《毁灭者亚巴顿》的书写者,他如何从书写者变成一个艺术家?布鲁诺的迷惘在于如何写作一部“关于寻找绝对,关于年轻人的疯狂”的小说,他又如何在萨瓦托的启示中放弃书写而成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更为本质的是:当他们成为挖掘现实、留下印记的艺术家,他们本身就是在书写?他们如何摆脱不完美的书写的属性——小说的书写和对现实的书写,摹仿和创造,在何种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存在?萨瓦托给出的答案是:“我非常了解这种柏拉图式的诱惑,不是听人讲述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第一次在青春期肮脏邪恶的现实中独处,萨瓦托开始手淫;1934年逃到巴黎饥寒交迫悲痛欲绝,开始藏身于关于小说的想法中;1962年带着青少年的焦虑去寻找包法利夫人“生活过”的地方寻找真实的故事……如此等等,构筑了萨瓦托的亲身经历,构筑了丑恶肮脏的现实,身处其中而书写,才是在毁灭之后的创造。

但是,这些似乎都太过简单了,萨瓦托带着“柏拉图的欲望”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它构成了另一种书写,而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这似乎回到了作为书写者真正书写的原因。“我也无法向您解释究竟是何种力量作用在我身上,但无疑是来自瞎子们所管辖的领域。”无法看见世界的瞎子,并非是一片黑暗,它制造的是恶,他们所管辖的领域自然变成了恶的领地,当瞎子的力量在萨瓦托身上体现出来,他自身的书写就变成了对恶的看见。恶是什么?恶是自己的出生,萨瓦托曾经问过母亲,自己的生日是哪天?6月23日或24日?母亲说他是天黑时出生的,“当时人们正在点燃圣胡安节的篝火。”后来萨瓦托从一本神秘主义的书中了解到,6月24日是一个不详的日子,是女巫们聚会的日期——出生于一个可怕的时辰便是恶的来源;恶是自己的名字,比萨瓦托大两岁的哥哥夭折,家人就用他的名字命名萨瓦托,而萨瓦托这个词的词源是萨图尔诺,希伯来语是萨巴思,是传说中的孤独天使和神秘学者所认为的恶灵,“我这辈子都无法摆脱这个跟我同名同姓的男孩的死亡”。

恶的出生,恶的名字,萨瓦托的身体里已经写进了恶,已经成为一个自我毁灭者,所以当他完成小说写作,他的书写便被称为“妖术”,诺曼德夫人对他小说的评价是:“你写的东西太过危险!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涉及这个主题!”更为可怕的是,第一本小说写完之后,那个叫施耐德的博士问他的就是关于阿连德的眼盲,之后又开始跟踪他,出版第一部小说《隧道》的1948年或者出版第二部小说《英雄与坟墓》的1962年,无论是施耐德明处的评论:“这么说他们的皮肤是冰凉的咯?”还是隐喻地说出“瞎子戴绿帽子”,施耐德的出现不是单纯于小说中的恶,而是把萨瓦托纳入到那个神秘的团体中,施耐德口中的“豪斯霍弗”是谁?一个在1914年发布预言的人,一个研究叔本华和依纳爵·罗耀拉的人,一个引入了古老的卍字符号的人,一个自己的儿子参与密谋推翻希特勒的活动而遭到枪决的父亲——在萨瓦托那里,他就是魔鬼,当然施耐德也是魔鬼:在灵媒大会上,施耐德的一个无声的示意就可以让海德薇女伯爵按照他的指令行事。

“在我看来,恶魔的力量是多元的、模糊不清的。”萨瓦托已经被恶魔缠身,在第三部小说还没有交稿的时候,他再次被施耐德盯上,而他就是纳粹政权下神秘团体“玛贝尔的外国军团”的成员,这些成员由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德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他们是冒险家,是真真假假的伯爵,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女演员和男爵夫人,是罗马尼亚籍教师,是通敌分子,是纳粹分子——这是另一些“魔鬼”,他们构筑了萨瓦托在现实意义上的“瞎子”,他们管辖着萨瓦托的生活,当1954年回到罗哈斯镇调查那个报复的瞎子B,才知道自己的女教师在1934年就已经死了,“她眼睛被泼了硫酸”,死亡变成了梦魇,当1938年在敖德萨街上撞到一对情侣,发现其中女人的眼睛就是1934年死去的老师的眼睛——当女教师的眼睛在1934年被泼硫酸,一种死亡就是眼盲制造的,而眼盲是那些魔鬼所为——是不是意味着1934年逃到巴黎的萨瓦托再也无法逃离恶魔的控制,而之后的两部小说是不是也是恶魔控制下的书写?

埃内斯托·萨瓦托:灵媒是制造未来

“那也许是来自瞎子的报复。”时隔三十年后萨瓦托才醒悟出这里的蹊跷,而三十年之后看到预言成真的还有:1944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犯下的罪行预示了最终的末日惨状——“8月6日,光明之日,耶稣在大博尔山显圣容之日!”被魔鬼所预言,被恶所证实,如果萨瓦托再回到记忆之中,这种恐惧将会越来越明显:1927年在贝尔格拉诺教堂的地下室里,索莱达、R和萨瓦托走向了洞穴,三个人构筑了一个三角形,那时的萨瓦托看到索莱达有着蛇一般的女性胴体,后来恐惧而痴迷地发现,索莱达的性器官竟然是一只巨大的灰绿色的眼睛,“正带着阴森的期待和严厉的焦渴望着自己。”而R告诉他,这里同时也是瞎子世界的联络处——洞穴、瞎子世界,性器官的眼睛,它们构成了萨瓦托眼盲的现实,而每一个标记都回应着他最原始的恶的出生、恶的名字,“灵魂可以在梦中遨游,而且能看到未来,因为此时它已经摆脱了身体这座牢狱,不再被桎梏于时间与空间之中。”

这是关于恶的现实而不是恶的书写?为什么都和小说有关?甚至和小说中的人物有关?是萨瓦托自愿进入这个带着预言的恶的世界?是不是萨瓦托要在书写中成为“毁灭者亚巴顿”而制造一次新生?“他一直想把R作为主角写一部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来驱逐这个魔鬼”,这是一种书写的使命,创造并且毁灭,而另一种使命才是萨瓦托在潜意识里想要的,那就是毁灭并且创造。萨瓦托为什么要写作?他回答阿朗比德的时候说:“灵媒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制造未来。”所谓的预言其实是一个阴谋,它真正的用意是在行动中制造未来,也就是说,未来之发生早就是一个计划,它只不过在盲人行动中被赋予了神秘主义,而盲人就是睁着眼睛的恶魔,它把人类带向了灾难的未来。识破了这个灵媒的阴谋,萨瓦托才真正进入到“发掘现实”的艺术家行列,他对现实的批判在于自我、民族、国家、革命、犹太主义、专制、科技的野蛮、欧洲的傲慢,以及人性。

一群年轻人在谈论结构主义、马尔库塞、帝国主义、革命、智利、古巴、毛泽东、苏联官僚主义、博尔赫斯、马雷夏尔,萨瓦托反对革命中的艺术虚无论,“贝多芬的四重奏对法国大革命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吗?难道就要因此否定音乐吗?不光音乐,还有诗歌,还有几乎全部文学和艺术。”在他看来,音乐、艺术和诗歌是人类的价值所在,是一种拯救力量,而不是革命的对象;他否定有所谓的革命文学,那只不过是革命者把文学放进了抽屉,让它和猜字谜、填字游戏一样,“这种文学唯一的缺点在于,它根本不存在。”他认为阿根廷是由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三大势力、三大民族结合的产物,它们所表现的是犹太主义、西班牙的利己主义和意大利的犬儒主义,而这也造成了“欧洲的傲慢”对阿根廷现实的巨大影响,为什么拉美没有哲学家,因为“我们是野蛮人”;他认为人是二元的物种,但是从苏格拉底开始,人类黑暗的一面就被禁止了,启蒙主义将潜意识踢出大门,它却从窗户中溜进来,反而制造了更暴力更狠毒地反抗,“你看看在纯理性的法国出现的中魔的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从萨德到兰波再到日奈。”

而在小说创作上,基克所谓的小说技法完全是抽离了现实,定制小说、小说比赛、回文式小说、按对角线阅读的小说、跳跃式阅读的小说、换词小说、彩票小说都只不过是一种设计,他的观点是:“为什么要去玻利维亚丛林里当游击队员呢?永远不要去!把丛林留给切·格瓦拉这样的傻瓜就行了。”这样的小说能发掘现实?仅仅是让读者参与进来。而萨瓦托认为所有的小说都应该是“社会小说”,“人类在社会里生活、受苦、斗争,甚至隐藏自我,生存是自我与世界的共存。”人的梦呓、梦魇都是和社会共存的结果,所以最主观的小说依然是社会小说,“没有所谓的反思文学或社会文学,我的朋友,只有宏大的小说和狭隘的小说,只有好的文学和差的文学。”个人风格是一种以独一无二的语言观看独一无二世界的方式。

为什么萨瓦托的小说反而会被认为是妖术?跟踪的施耐德,反犹主义的“巨婴”科斯塔,无政府主义的纳乔,似乎都是在现实层面命名了这一种妖术,而从灵媒所谓的阴谋论得出预言是一种对未来的干预和创造,实际上萨瓦托的小说就是指出了这个巨大的阴谋论,就是在反对虚荣的、卑鄙的、变态的、肮脏的、虚伪的艺术家,陷入在自我书写的罪恶实践中,萨瓦托所要做的正如豪尔赫·莱德斯马在信中所说的:“亚巴顿或是亚玻伦,善天使或是撒旦,别再纠结于中介者了,上帝即是毁灭者。我们是想做向导还是守车呢?”只有以退为进才能脱身,萨瓦托仿佛进入到一个自我牺牲的救赎之路上,在恶心中他开始变形:脚慢慢变成了蝙蝠的脚爪,之后长出了肉质的翅膀,但是没有羽毛;之后他的视线模糊了,他一步步走向了彻底的失明;他开始求救,但喊声已不属于人类,“而是一只带翅巨鼠发出的尖厉刺耳、恶心的吱吱叫声。”

他变成了带翅巨鼠,变形而一种恶魔,而这种恶是为了打开艺术家真正的救赎之路。按照阿尔韦托·甘杜尔福博士的观点,撒旦和耶和华是给同一个人,他假扮成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变成地界上的上帝,“亚特兰蒂斯、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亚伯的遇害,还有自那时起在地球表面散播的罪恶,都是撒旦的杰作。”而人们通常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帝使然,实际上他们都被撒旦蒙蔽了。当撒旦假冒了上帝制造了人类的灾难,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上帝也是撒旦,或者说,制造恶的撒旦只不过有限地成为上帝,是为了警示人类的自私和无知——上帝是存在的,善是存在的,需要的是那些艺术家在不完美中创造完美,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真正的书写是对完美的向往,是对永恒的追求,“由于焦虑和犹豫,它在恐惧和沉醉的时刻会创作诗句,这样的诗歌产生于那片迷茫的领地,也正是那迷茫的结果:因为上帝是不会去写作小说的。”

萨瓦托变形为恶魔式的动物,是一种自我牺牲,他的死是要布鲁诺在书写中走向新生,“我们需要的不是让所有人用上电冰箱,我们需要的是创造出真正的人类。与此同时,作家的职责就是书写现实,而非用谎言助长堕落。”1973年,在父亲去世二十年后布鲁诺发现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萨瓦托的名字和这么一句话:“希望被埋葬于此/墓中只求一个词/安宁”。萨瓦托就像书写意义上的“父亲”,当死亡降临,书写走向了新的维度:安宁。安宁是什么?

安宁肯定是他所渴望和需要的,是作为创作者所需要的,是生来就被诅咒不肯接受现实的人所需要的,宇宙对他来讲是可怕的、转瞬即逝的、不完美的。他想,因为没有绝对的幸福,幸福只在短暂、脆弱的时刻被赋予我们,而艺术是一种能让(想让)这样的爱与沉醉的瞬间永恒的方式;因为我们所有的期待迟早都会变成粗俗的现实;因为某种程度来说我们都是失败者,就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成功了,也会在其他事情上失败:对于出生就是为了死去的生灵来讲,失败是无可避免的结局;因为我们都是孤独的,或总有一天会孤独终老:恋人失去所爱之人,父亲失去孩子,子女失去父母,纯粹的革命者亲眼看见,自己数年前在痛苦的折磨中誓死捍卫的理想可悲地物质化……

安宁是对不可挽回之物的言说,安宁是对记忆的遗忘和清除,安宁是创造的永恒。1973年1月6日,同一天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发生了三件事:“疯子”巴拉甘目睹了异象,一只长着七个头的巨龙盘踞在夜空中,鼻孔喷火,眼睛泣血;十七岁的纳乔看见挚爱的姐姐阿古斯蒂娜,从鲁文——佩雷纳斯房地产公司总裁,纳乔最鄙视的人——的敞篷跑车上走下来,而后与之走进一间公寓楼中,再没出来;二十三岁的马塞洛因与游击队员“小棍子”之间的友谊,受到警方迫害,在警察局地下室被酷刑折磨致死,后被拋尸沉入里约楚尔罗河中。它们是恶的出现和消失,它们的不幸遭遇和死亡终会被泯灭、被遗忘,而看见它们发生的布鲁诺也在1973年1月6日,他看到了安宁和永恒:“至少为了让某些东西永存而去写作——一场爱情、一种像马塞洛那样的英雄主义行为、一次沉醉。”

拾遗记

编号:W27·2210920·1776
作者:[东晋]王嘉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9年04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2.60元
ISBN:9787101137163
页数:204页

《拾遗记》作者为东晋王嘉,该书本为19卷,被南梁宗室萧绮整理为10卷。《拾遗记》集杂史、博物于一体,语言华丽奇诡,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拾遗记》前九卷上自春皇庖牺,下至晋时事,以历史年代为经, 记述了帝王后妃、文人名士、宦官娼妓等各个阶层历史人物的异闻逸事。部分卷篇后有萧绮录语,对王嘉正文或补正、或辩难、或发挥、或评价。《拾遗记》第十卷则是较为典型的地理博物类结构,此卷以方位的转移为依托,历述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等八座仙山,以及山中的奇景异物、有关神话传说等。《拾遗记》里的故事比《山海经》还要奥秘和科幻。如记述了尧帝时代的UFO事件,浮于西海之上夜明昼灭的“贯月槎”,和现代人描述的飞碟类似;如第四卷描写秦始皇接见过乘着螺旋形“沦波舟”的“神人”,这种船“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堪称几千年前的潜水艇。这些描述,对科学史、文学史、乃至人类文化学史都很有价值。


《拾遗记》:非守文于一说

录曰:万代百王,情异迹至,参机会道,视万龄如旦暮,促累劫于寸阴。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卷二·夏禹》

大禹开凿龙门,负火而进,行十里“既觉渐明”,见一蛇身人面之神,神示之以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还授之以玉简,长一尺二寸合十二时之数。八卦之图和一尺二寸之玉简,大禹得之“以平定水土”,而他也认出那蛇身人面之神便是华胥所生的圣子伏羲。

这是羲、禹的“历史性”相遇,一个是神人,一个是夏王,大禹在幽暗的龙门里“迷于昼夜”,仿佛就是在寻找圣迹,而穿越这幽暗之门,就像是在穿越历史,终于蛇身人面的伏羲献身,八卦之图和玉简传授给他,也使得大禹最终平定水土,完成了圣德之奇迹的接力棒。所以对于这一具有传奇性质的相遇,萧绮在“录”中说:“夫神迹难求,幽暗罔辨,希夷彷佛之间,闻见以之衒惑。若测诸冥理,先坟有所指明。”从衒惑到被指明,就是圣德在寻找历史的结合点,大禹无疑是见证伏羲之圣德的另一个标志,故他说,伏羲和夏禹,隔着悠旷的历史,但是能达到“日月同辉,阴阳齐契”的同在状态,而对于这一状态的解释,萧绮认为,他们都能够探究事物变化的缘由,领悟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千万年只是寸阴而已,所以圣道之传承,只不过是“参机会道”的事。

夏禹之传奇,在王嘉之文和萧绮之录中形成了两个文本,而他们似乎也是“参机会道”之存在。在本书并未收录的萧绮之《序》中说,王嘉的《拾遗记》“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本来所撰的十九卷二百二十篇“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嘉“纪事存朴,爱广尚奇”,把《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都“集而记矣”。但是这博采神仙之事,却最后因为历史原因而残缺了,“使典章散灭,黉馆焚埃,皇图帝册,殆无一存,故此书多有亡散。”一方面萧绮对于此种损失感到悲伤,但是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对残卷进行了辑录和整理,除了“删其繁紊,纪其实美,搜刊幽秘,捃采残落,言匪浮诡,事弗空诬”的标准,除了“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的编辑,萧绮最重要的是在文末中附录了自己的“录”,而这些录不仅仅在于文本式的补充和考证,更在于透露出自己的观点,“若其道业远者,则辞省朴素;世德近者,则文存靡丽。”这句话里很明确地说出了萧绮对王嘉神仙之事所持的评论观,那就是两个词:道和德。

王嘉之文和萧绮之录,形成了两种相辅相成的文本,王嘉重在辑录,萧绮重在评论,如何结合是不是如伏羲、夏禹之相遇,是一种“参机会道”的做法?王嘉“博采神仙之事”,是在人和事之具体记录上面,上自春皇庖牺,下至晋代时事,王嘉就是以历史年代为经,看起来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在每卷中,都是按照一朝的事迹记述前后顺序,体现了“史”的体例;在具体内容上,先记帝王以及帝王相关的琐事,再记述一些名人轶事,这也是一种记“史”的手法;而且,在具体写作中他甚至还借用了《史记》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于不同篇章之中的“互见法”。当然,在《拾遗记》中,除了这种独特的史体结构之外,王嘉在内容的取舍上突出了道教思想,“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万物而为言”便是他收录的宗旨。

《拾遗记》中,“博采神仙之事”最突出的便是圣人的出生神话,也叫作“感生神话”,如第一篇《春皇庖牺》上说:“神母游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长头修目,龟齿龙唇,眉有白毫,须垂委地。”颛顼出生时“手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筒狄吞燕卵生商的感生神话更为具体:“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后来夜梦神母,神母对他说:“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简狄于是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月而生契(商朝的祖先),“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虽遭旱厄,后嗣兴焉。”除了帝王的“感生神话”,圣人孔子出生时也颇有传奇色彩,“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以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镛之音,异于俗世也。”

除上古帝王和圣人的感生神话之外,《拾遗记》也记述了很多封建帝王的传闻逸事,这些传闻轶事具有的传奇性使得他们不同于常人,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圣德”的化身。如《春皇庖牺》:“比于圣德,有逾前皇。礼义文物,于兹始作。”庖牺的美德超过了前代的圣王,就在于他制定了礼法道义和礼乐制度,具体而言,“去巢穴之居,变茹腥之食,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饰武。”而且,“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因为他“变混沌之质”,而被成为“宓牺”;而《炎帝神农》则“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阜。”他更大的意义是“渐革庖牺之朴,辨文物之用”;颛顼在位时,“帝乃揖四方之灵,群后执珪以礼,百辟各有班序。”这是统治力提升的显著标志;而在《唐尧》中,帝尧则是“记天地之造化之始”,“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枭鸱逃于绝漠。”到了虞舜的时代,“舜乃祷海岳之灵,万国称圣。德之所洽,群祥咸至矣。”

当然除了圣德之外,其中的很多传说故事记述了帝王对长生不死仙道之术的追求,周穆王、燕昭王、汉武帝等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之术的帝王。尤其是周穆王驭八骏而西行,王嘉记载了八骏的具体名字:“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远谋,使蔓迹毂遍于四海,故绝异之物,不期而自服焉。”而对西王母的记述更是多了传奇色彩,“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文豹,后列雕麟、紫麏。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共玉帐高会。荐清澄琬琰之膏以为酒。又进洞渊红花,嵰州甜雪,崐流素莲,阴岐黑枣,万岁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莲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枣者,其树百寻,实长二尺,核细而柔,百年一熟。”最后西王母和周穆王“乃命驾升云而去”。

除了帝王的神异之事,王嘉还记载了各种奇异的存在,据粗略统计,《拾遗记》中记述的植物大约有七十多种,且对很多植物都有具体形态的描述,如“大如盖,长一丈……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的夜舒荷;“状如菖蒲”的芸苗;“状如蓍,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则合为一茎,万不遗一”的合欢革等;《拾遗记》中共出现了约五十多种动物,如“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的重明鸟;“形如鹤,止不向明,巢常对北,多肉少毛,声音百变,闻钟磬笙竽之声,则奋翅摇头”的背明鸟,“形似豹,饮金泉之液,食银石之髓……夜喷白气,其光如月,可照数十亩”的嗽月兽等;还有很多对奇景异物、远国异人的描述,如能刻作人形,“宛若生时”的暗海潜英之石;浮忻国所献“金状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的兰金之泥;日南之南“其水浸淫从地而出成渊”的淫泉;大月氏国进献“四足一尾,鸣则俱鸣”的双头鸡等就是对奇景异物的描述。而“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的祈沦国人,“人皆善啸”“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两舌重沓的因霄国人等则是对远国异人的描述。

所有这些描述无不充满神异的色彩,具有浓郁的神仙道教气息,这也是王嘉著述的出发点。或者这些“绝世而弘博”的故事只是一个壳子,更重要的是王嘉在文中所透露出对于“道”本身的探寻,古代帝王具有传奇之物是一种道,而他们所表现的圣德是另一种道,此道而彼道并非是截然分开的,道之为道,其实是一种治理之道,而这个对于治理之道的纪录和阐释则让王嘉文和萧绮的录“参机会道”,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统一结构。在上古帝王的记述中,所突出的就是圣德,“自稽考群籍,伏羲至于轩辕、少吴、高辛、唐、虞之际,禅业相袭,符表名类,未若尧之盛也。”这是卷一之末对尧的评价,而其实贯穿着三皇五帝“禅业相袭”的一贯性评述,所以在谈到“精灵冥昧”之事时,萧绮说:“至圣之所不语,安以浅末,贬其有无者哉!”孔子也不说是真是假,真假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对人世治理上的意义,于是,萧绮对于“茫茫遐迩,眇眇流文”,提出了一个观点:“百家迂阔,各尚斯异,非守文于一说者矣。”不要对这些奇思异想恪守成规于一家之说,所谓的“异”其实是一种思想的突破,是传奇的现实意义。

古代帝王具有圣德,而那些圣人更是体现了圣德思想。周灵王时期的孔子,在王嘉的笔下就是“天感生圣子”,而且孔子在生命即将终结时,看到了麒麟身上的丝带认得是母亲当年系上去的丝带,“夫子知命之将终,乃抱麟解绂,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时,及解绂之岁,垂百年矣。”历经百年最后的征象便是一种传奇,而萧绮在录中评价孔子的德:“是以尊德崇道,必欲尽其真极。昆华不足以匹其高,沧溟未得以方其广。含生有识,仰之如日月焉。”比孔子稍长的老子,“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他是道教之祖,所以萧绮在录中评价到:“观乎老氏,崇谦柔以为要,挹虚寂以归真,知大朴之既漓,发玄文以示世。孰能辨其虚无,究斯深寂?”甚至孔子也认为他是真龙下凡。

具有圣德的孔子和老子,无疑达到了道的境界,无论是“崇谦柔以为要,挹虚寂以归真”的出世,还是“尊德崇道”的入世,他们都是“异于俗世”的存在。也不仅仅是圣人,《拾遗记》里写到了很多普通人,但是他们因为好学,因为聪慧,因为追求自身之道,所以也具有了非凡性,比如贾逵之“舌耕”、何休之“学海”、任末之“经苑”、曹曾之“书仓”,以及“才包三古,艺该九圣”的刘向,所以萧绮评价说:“逮乎后汉,贾、何、任、曹之学,并为圣神,通生民到今,盖斯而已。若颜渊之殆庶几;关美、张霸,何足显大儒哉!”这一评价已经非常至高了,他们不仅被称为圣贤,甚至是从人类产生之日到现在的大儒了。除了这些圣贤和大儒,《拾遗记》卷八记述了三国时期吴国和蜀国的几位后妃,她们是吴国孙坚母、吴主赵夫人、吴主潘夫人、孙和邓夫人,蜀国的先主甘夫人。对后妃逸事的记述主要表现她们的心灵手巧、容颜绝美或聪慧贤德:吴主孙权赵夫人的受宠是因为她心灵手巧;赵夫人善画,巧妙无双,她不但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云霞龙蛇之锦,也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还能扸发织为罗縠,并裁为幔,“使下绡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是当之无愧的“机绝”“针绝”和“丝绝”;而潘夫人之所以能得宠于孙权则是因为她的美貌,她“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就是因父坐法而被输入织室时,仍被同幽者看作是神女,敬而远之,吴主孙权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命雕轮就织室,纳于后宫”;蜀主刘备的甘夫人则以贤德而受宠爱:当先主刘备取玉人置后侧,夕则拥后而玩玉人时,她的“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的忠告使先主幡然悔悟,并撤走了玉人,夫人明大体、顾大局的贤德品性可见一斑,难怪当时人都称赞她为“神智夫人”。

上古帝王和圣人具有的圣德,大儒具有的美德,后妃具有的贤德,《拾遗记》无疑构建了一个德的世界,“人臣之体,以斯为上。”但也正是记述了这些人具有的德,反面也衬托了无德之人。《殷汤》一章中除了记述“商之始”的契感生之外,也讲述了末代的商纣王,“纣登台以望火之所在,乃兴师往伐其国,杀其君,囚其民,收其女乐,肆其淫虐。”而在《周》整卷中,萧绮更是对整个周代的帝王进行了评价:“成、康以降,世襈陵衰。昭王不能弘远业,垂声教,南游荆楚,义乖巡狩,溺精灵于江汉,且极于幸由。”在他看来,两位女子徇死汉江,就是忠贞节义的丧失,所以他认为:“格之正道,不如强谏。楚人怜之,失其死矣。”在评价越国灭吴这一史实时,萧绮指出:“观越之灭吴,屈柔之礼尽焉,荐非世之绝姬,收历代之神宝,斯皆迹殊而事同矣。”而在《燕昭王》中,他认为,每一个禀受天地阴阳灵气的人都是受天之命而出生,都是具备了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故守淳明以循身,资施以为本。”但是通过大臣甘需之口对燕昭王提出了批评,“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群,迷心动虑,所爱之容,恐不及玉,纤腰皓齿,患不如神;而欲却老云游,何异操圭爵以量沧海,执毫厘而回日月,其可得乎!”

《拾遗记》对秦始皇、汉武帝、汉成帝、汉灵帝、魏明帝等帝王异闻逸事的记述,突出表现在他们劳民伤财大肆建造宫室苑围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方面。秦始皇为建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著名的“怨碑”就是这种骄奢的证据,“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对秦始皇奢侈残暴的揭露和批判;汉武帝为一睹已逝宠妃李夫人的芳容,竟然派“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耗费十年时间到暗海取潜英之石;魏明帝修建凌云台使“群臣皆负畚锸,天阴冻寒,死者相枕。洛、邺诸鼎,皆夜震自移。又闻宫中地下,有怨叹之声”,群臣进谏,他不但不停止,还“广求瑰异,珍赂是聚,饬台榭累年而毕”。所以萧绮在录中说:“至如秦皇、燕昭之智,虽微鉴仙体,而未人玄真。盖犹褊惑尚多,滞情未尽。”他们一生都在追寻长生不老之法,初涉仙风道骨却依然没有达到玄妙的极境,就是因为他们狭隘的欲求过多;谈到汉武帝时,萧绮也说:“夫仙者,尚冲静以忘形体,守寂寞而祛嚣务。”汉武帝专心于攻打讨伐,大肆营建苑囿,是“失玄一守道之要”;汉灵帝让宫人赤身裸体在就吃中追逐是一种淫荡的丑态,让宦官学鸡叫而让真鸡迷惑是糜烂的生活,“可为悲矣”。

《拾遗记》第九卷为《晋时事》,这是王嘉记述同时代之事,对王公贵族奢侈挥霍的批判更具针对性。石虎是后赵石勒的侄子,他性情残暴,骄奢贪婪,石勒死后,他更是杀了石勒的儿子自立称王,石虎在位期间更是游猎无度,政治黑暗,他大肆掠夺珠宝、美女,甚至还一度盗掘先代帝王的陵墓,“芳尘”“粘雨台”“燋龙温池”“温香渠”等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称,无一不流露出石虎的豪奢和荒淫。王嘉对王公贵族的批判,还表现在他们对女性的玩弄和遗弃方面。石崇的爱婢翔风曾经深得石崇的喜爱,她十五岁即特以姿态见美,并能妙别玉声,巧观金色,石崇曾指天发誓,让翔风在自己百年之后殉葬:“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然而翔风年仅三十时,石崇即退翔风为房老,使主群少,而翔风也只能作五言诗以自怨:“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白嗤!”萧绮在《晋时事》中这样评价石虎:“自古以来,四夷侵掠,骄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业,莫此比焉。”

或者是荒唐怪诞的神话,或者是道听途说的传闻,或者是正史所不载的神仙方术,《拾遗记》“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之博采是有着明确的“道德观”,有着强烈的是非观,记述这些“异于俗世”的存在,正如萧绮所说是“变通而会其道”:“随所载而区别,各因方而释之,或变通而会其道,宁可采于一说。”

神仙传

编号:C21·2210920·1774
作者:[东晋]葛洪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5.00元当当14.10元
ISBN:9787101124668
页数:438页

道教神仙传纪,葛洪撰。据葛洪自序称:此书是为了回答其弟子滕升关于仙人有无的问题而作的。该书“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之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葛洪编集此书,意在宣扬修道成仙者古已有之,论证神仙可学,不死可得。书中所述广成子、老子、彭祖、河上公、刘安、李少君、张道陵等人事迹,较之《史记》、《汉书》记载多有增益。壶公、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封君达等人传纪则与《后汉书·方术传》大体相符。后世道书仙传颇受此书影响,文人小说诗词亦多取材于此书,一些成语和文化典故,如“沧海桑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杏林”“橘井”等,大众耳熟能详,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次整理以收录神仙数目较多且文字内容较为丰富的广汉魏丛书本系统的《道藏精华本》为底本,并附录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的《太阴女》《太阳女》《乐子长》3篇,共计97篇、101位神仙的故事,是目前较为完整的一个整理本。


《神仙传》:以传知真识远之士

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
——《彭祖》

仙人,或无翅而飞,竦身入云;或化为鸟兽,浮游青云;或潜行江海,翱翔名山;或食元气,或茹芝草;或出人间而人不识,或隐其身而莫之见……种种仙人,率好深僻,不交俗流,但是为什么对于长寿八百岁的彭祖来说,他们“失其本真,更守异气”而成为一种异类?而自己拥有不死之寿,是不是也可归为此类?当彭祖将仙人列为异类,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莫伤之,便是不失四时之和而“适身”,不致思欲之祸而“通神”,知足无求而“一志”,八音五色以悦视听而“导心”——适身、通神、一志、导心, 才是真正养寿之道,而且不可欲速,否则也是埋下隐患。

一个是“面生异骨,体有奇毛,率好深僻,不交俗流”的仙人,一个是“适身、通神、一志、导心”的养寿者,彭祖将其分化,便是为自己的房中之术找到合理性,他对前来问道的采女说,自己遗腹而生,三岁丧母,又遇到犬戎之乱,流亡西域百年之久,而自己一生丧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经历了人生巨大变故的彭祖“数遭忧患,和气折伤”,也正由于此,他要近人情和荣乐,就要维护本真,“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神气导养,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在他看来,阴阳之术的本质就是在“节其思虑”中,在“适饮食”中最后得道。

彭祖一生经历曲折,但是在追求本真意义上,除了在方法论中以房中闭气的方式寻得养寿之法,“骨节坚强,颜色和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长在世间。”这是在个体意义上远离那些异气的“仙人”之法,而另一方面,彭祖也在“少好恬静,不恤世务,不营名誉,不饰车服”中接近本真,这一种本真是对于世务、名誉的鄙视,却在群体意义上的一种得道:当殷王将珍玩给他,他则将这些东西“以恤贫贱”,自己毫无保留。不管在个体意义上还是在群体意义上,彭祖的所谓都是对于本真的捍卫,所谓得道,便是“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莫敢犯,五兵百虫不可近,嗔喜毁誉不为累,乃可为贵耳”。

彭祖的故事,在《列仙传》中只是简略述之,但是葛洪在《神仙传》里却进行了详述,而彭祖之观点似乎也代表了葛洪对于成仙成道的价值观。他在“序”中认为神仙幽隐,“与世异流”,能被世上的人所知晓,也就是几千分之一的小概率,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彭祖所说的“不交俗流”似乎存在着同一性,“故宁子人火而陵烟,马皇见迎于护龙,方回变化于云母,赤将茹葩以随风,涓子饵术以著经,啸父别火于无穷,务光游渊以哺薤,仇生却老以食松,邛疏煮石以练形,琴高乘鲤于砀中,桂父改色以龟脑,女丸七十以增容,陵阳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无终,雨师炼五色以属天。”这些看起来也都是异类,但是他收集古之仙者之书,重要的意义,便是“以传知真识远之士”,在他看来,神仙之事过于玄妙,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只有“知真识远”的人才能从中领会得道之法,而“思不经微者,亦不强以示之”。

一方面葛洪将“与世异流”作为普通人和仙人的区分标准,但是另一方面,希望得到之人就是“知真识远之士”,又将他们和“俗之徒”区分开来,这两种区分隐含了葛洪的神仙观。在他书中,那些“神仙”都是与世异流的存在,首先从得道之法来说,他们不同于常人。后世被成为“黄大仙”的皇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岁,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无影,而有童子之色。”神人传授刘根得仙之道,“凡修仙道,要在服药。药有上下,仙有数品。”神人告诉他“药之上者”,有九转还丹、太乙金液,“服之,皆立登天,不积日月矣。”其次则是云母、雄黄,“虽不即乘云驾龙,亦可役使鬼神,变化长生。”再者便是草木诸药,用以治疗白冰,补虚驻颜,而对于成仙之法,“必欲长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即志意定,嗜欲除也。”神人传授给赵瞿的则是松子、松柏脂各五升,“此不但愈病,当长生耳,服半可愈,愈即勿废。”赵瞿按此方法,在人间三百余年,“常如童子颜色”。泰山老父则有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八毒,以应八风。”用这种方法,转老为少,黑发更生,齿落复出,能日行三百里,一百八十岁还身体强健。而王烈,因为常服黄精及铅,三百一十八岁还登山历险行步如飞,后来他更是在太行山中在石破天惊中发现了“石髓”,按照《神仙经》的说法,“神山五百年辄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与天相毕。”王烈从此得了天寿。丹阳人沈建首先学道引、服食之术,还年却老之法,他帮助人治病,后来学了断谷之法,“轻举飞行,或去或还,如此三百余年,乃绝迹,不知所之也。”

或者服药,或者辟谷,或者神枕,或者石髓,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得道,这些人当然异于常人,他们的故事便成了传奇。《王远》中的王远已是得道之人,他住在陈家,四十多年里陈家无疾病死丧,不仅主人还有奴婢,不仅人不患病,而且,“六畜繁息,田桑倍获。”后来他经过蔡经家,“乘羽车,驾五龙,龙各异色,前后麾节、幡旗导从,威仪奕奕,如大将军也。”那时的麻姑也应邀而来,麻古看上去只有十八九许,“衣有文彩,又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皆世之所无也。”刘根得道,张府君认为刘根是妖,于是要杀他,让他招鬼,刘根借来笔砚和奏案,于是,“厅上南壁忽开数丈,见兵甲四五百人,传呼赤衣兵数十人,赍刀剑,将一车,直从坏壁中人来。”张府君招鬼是为了杀死刘根,不想自己全家皆死于此。还有《李仲甫》中的隐形术,“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后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语、饮食如常,但不可见。”介象也会隐形之术,“隐形变化,为草木鸟兽。”《刘凭》中的刘凭则擅长咒禁之术,就是古代的祝由术,他在汉武帝面前用符招来数十人,“凭于殿上,以符掷之,皆面抢地。以火淬曰,无气。”孙博则演以“墨子之术”,“能令草木金石皆为火光,照数里。亦能使身成火,口中吐火。指大树、生草,则焦枯,更指,还如故。”而刘政拥有分身术,“能变化隐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万人。又能隐三军之众,使成一丛林木,亦能使成鸟兽。”

无论是得道之法,还是传奇之术,仙人都“与世异流”,但是,这种区别于普通人的道术和仙术,在葛洪看来,“以传知真识远之士”,何为知真识远之士?他们身上具有的禀赋,一个是“真”,一个是远,真是对于人之本性而言,种种得道之术就是为了合于本真,那么什么才是葛洪所推崇的本真?《广成子》中的古之仙人广成子在黄帝第二次问道的时候,阐述了“至道之精”:“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尔形,无摇尔精,乃可长生。慎内闭外,多知为败。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我道者,上为皇;失吾道者,下为土。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人其尽死,而我独存矣。”至道之精,就是道在生成或化生万物中最先产生的精微物质,在广成子看来,这种物质“杳杳冥冥,无视无听”,只有“抱神以静”才能自正,只有“必静必清”,才能长生,关键是,广成子提出了“慎内闭外,多知为败”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独守其心,必须不追求外在知识,得道而为皇,失道而为土,只有“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齐光,与天地为常”才能真正长生。

广成子是在黄帝第二次问道的时候才说出“至道之精”,这里就有了一种分野,当他第一次拒绝黄帝,第二次又说“多知为败”,是不是将黄帝所代表的权贵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存在,而自己独存便是“慎内闭外”的结果。“杳杳冥冥,无视无听”的境界和求外之术在《卢敖 若士》一章中也有体现,卢敖自以为成道,他去请教若士,若士嘲笑他说:“昔我南游乎罔崀之野,北息乎沉默之乡,西穷窈冥之室,东贯鸿洞之光。其下无地,其上无天。视焉无见,听焉无闻。其外有沃沃之汜,其行一举而千万余里,吾犹未之能究也。”罔崀之野、沉默之乡、窈冥之室、鸿洞之光构筑了若士的时空,这是无能穷尽之道,而卢敖自以为到达了尽头,实际上是浅陋而已,当若士举臂而入云中,卢敖发出了如此感慨:“吾比夫子也,犹黄鹊之与壤虫也。终日行不离咫尺,而自以为远,不亦悲哉!”

广成子和若士都是“至道之精”,而站在他们对面的是求道的黄帝和浅陋的卢敖,这一种对比正体现了权贵和本真之间的区别。《老子》一章也是如此,葛洪在一开始就引用了关于“老子”之名的诸多说法,“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天之精魄,盖神灵之属。或云,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或云,其母无夫,老子是母家之姓。或云,老子之母,适至李树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树曰:以此为我姓。”在他看来,这些说法载于书中,“未可据也”,而另一方面,葛红认为,“老子若是天之精神,当无世不出。俯尊就卑,委逸就劳,背清澄而人臭浊,弃天官而受人爵也。”所以这种种说法都是那些晚学之徒“好奇尚异”而已,在他看来,老子就是“得道之尤精者”,而非异类,所以他撰写《老子》一章就是为了去除脱俗和虚妄之说,“欲正定老子本末,故当以史书实录为主,并老仙经秘文,以相参审。”

这是一种创作观,另一方面来说,老子作为“得道之尤精者”,正是体现了他对于权贵的蔑视,对于本真的坚守,“老子恬淡无欲,专以长生为务者,故在周虽久,而名位不迁者,盖欲和光同尘,内实自然,道成乃去,盖仙人也。”孔子去见老子,老子当即批评他:“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也。”当孔子说自己想通过仁义来修道,老子批评说:“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染而黑,天之自高矣,地之自厚矣,日月自明矣,星辰固自列矣,草木固有区矣。夫子修道而趋,则以至矣,又何用仁义!”道自会来,何必用仁义?他认为孔子的做法“乃乱人之性”。他接着指出所谓“六艺”是先王之陈迹,根本没有什么用……批评孔子多骄气和淫志,否定仁义的作用,指出“六艺”之陈旧,其实就如广成子所说“多知为败”,于是孔子自叹不如,“至于龙,乘云气,游太清,吾不能逐也。今见老子,其犹龙乎,使吾口张而不能翕,舌出而不能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而老子对阳子说及了“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被万物而使民不恃;其有德而不称其名;位乎不测而游乎无有音也。”功劳与自己无关,教化万物使百姓依赖,德行让百姓歌颂,但他自己“游乎无有音”,不在又无处不在,所以葛洪认为老子“外损荣华,内养生寿”,“其洪源长流所润,洋洋如此,岂非乾坤所定,万世之师表哉!”

广成子“慎内闭外,多知为败”,老子“外损荣华,内养生寿”,内外有别正是区别了是“知真识远之士”还是“俗之徒”,而葛洪将仙人定义为“至道之精”者,就是探寻仙人身上真正可贵的精神。《白石先生》回答彭祖“何不服升天之药?”,就说:“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对于白石先生来说,不求闻达就是一种仙道;《马鸣生》中的马鸣生辗转经历五百余年,一直就是一个常人,“架屋舍,畜仆从车马,并与俗人皆同”;《阴长生》中的阴长生认为,草泽之士,“以隐逸得志,以经籍自娱,不耀文彩,不扬声名,不修求进,不营闻达,人犹不能识之”,这便是俗世之仙人,“亦何急急令闻达朝阙之徒,知其所云为哉!”那些急于在朝廷中飞黄腾达之人,如何也不能理解仙人之志的;而墨子入周狄山之前已经八十二岁了,他叹息说:“世事已可知—,荣位非常保,将委流俗以从赤松子游耳。”他向神人求道,就是为了“隐居以避战国”,在这过程中,他“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对孔子的批评当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玉子》中的玉子好学众经,面对周幽王的邀请,玉子拒绝了,“位为王侯,金玉如山,何益于灰土乎?独有神仙度世,可以无穷耳。”观点和阴长生如出一辙。

知真识远,需要在守真中拒绝外部的侵蚀,拒绝权贵的诱惑,而“远”则是另一种入世态度,那就是在反对妖邪中使道坚持纯粹性。道术总是带来传奇,而传奇如何区别道和妖?《茅君》中的茅君,即道教茅山派祖师,三茅真君之大茅君茅盈。他学道二十年而归,一回来父母便大骂他:“汝不孝,不亲供养,寻求妖妄,流走四方。”他们认为茅君学道是寻求妖妄,但是茅君回答说:“某受命上天,当应得道,事不两遂,违远供养,虽口多无益。今乃能使家门平安,父母寿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当父亲考验他,让得道的他让死人复活,茅君说:“死人罪重恶积,不可得生,横伤短折,即可起耳。”死人不能复活,是因为有罪孽在身,而那些受伤意外死去之人才有可能复生。横伤短折能复生,而死人不能复生,这也是神仙救人的一种严格区分,所以得道之人常常赈济穷人和治病救人的方式施以道术,《壶公》“悬壶济世”就是一种治病之法,“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三国时期的名医董奉留下了“杏林”的典故,“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而“橘井泉香”的苏仙公也是通过自己的道术治病救人,“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一方面是赈济穷人,是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则是除妖,《栾巴》中栾巴追杀狸妖,喷酒灭火,“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

仙人与流俗之人的分野,道和妖之分野,葛洪在《神仙传》中主张的是养生为内儒术为外,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之种种“与世异流”之术,在葛洪看来,“以传知真识远之士”,而这种“知真识远”正是寄托了葛洪的入世观,正如他在《抱朴子·内篇》所说:

览诸道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乐人之吉,愍人之苦,赒人之急,救人之穷,手不伤生,口不劝祸,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贵,不自誉,不嫉妬胜己,不佞谄阴贼,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

恶时辰

编号:C65·2210818·1769
作者:【哥】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3年03月第1版
定价:29.50元当当14.70元
ISBN:9787544263931
页数:205页

《恶时辰》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为冲锋前的“演练”。然而,在这次“演练”中,马尔克斯的大师气质似乎就已“初显身手”了,196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借《恶时辰》获得了创作生涯第一个文学奖“埃索文学奖”。作为马尔克斯的第一部获奖作品,《恶时辰》的故事其实十分简单:一座无名的小镇突发了一桩由匿名帖而引起的杀人事件,由此镇长决定对缠绕小镇已久的匿名帖开展调查,随着调查的开展,表面看似平静的小镇却暗流翻涌、人心思变。就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中,马尔克斯用白描的手法,为读者描摹出了一幅诡异时期的小镇“浮世绘”,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这幅“绘卷”中居然读到了作者此后在《百年孤独》里着力渲染的那种情绪——孤独。“我所满意的是描写孤独的书,《恶时辰》里你又一次感受到这种悲剧气氛,就是权力的孤独。镇长原本来征服小镇的,结果自己越陷越深,反而感到被小镇征服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如此解读孤独。


《恶时辰》: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昨天夜里又有人弹奏小夜曲了吧。”神父说。
“是用枪子儿弹的,”米娜说,“刚才还响枪呢!”

再没有人提起匿名帖,小镇似乎再也没有眼花缭乱的事件,一切像是平静了,或者还有五点钟的五声钟响,或者还有清越的、节奏明朗的单簧管吹奏声,或者还有做弥撒的人群——这是一种秩序的恢复?可是那份同游击队联系的人的名单还在,可是佩佩·阿多马被处决了,可是在小夜曲的声音中还夹杂着枪声,可是理发店的地板下还发现了武器——监狱里关满了人,男人们都去上山找游击队去了,小镇迎来了真正的“恶时辰”。

枪声弹奏小夜曲,这是权力对生活的干扰甚至侵害,秘密传单的搜查还没有结束,反对派还没有全部抓起来,所谓处决更像是一种“逃跑”,在这个声音置换的小镇,对于六十一岁的安赫尔神父来说,这绝不是秩序的恢复,甚至当他停住脚步,看见米娜夹着空盒子,盒子里也再没有被砒霜毒死的老鼠,在米娜“神经质”的笑容里,小镇笼罩在新的恐怖之中——匿名帖事件似乎从来没有结束,那一段美丽动人的小插曲在眼花缭乱的事件中,其实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无秩序世界中的匿名者——匿名而写下别人的罪状,被匿名者写下关于自己的罪恶,匿名和被匿名的状态构成了一种每个人都难以逃离的恐惧。

新的匿名帖是在星期四晚上贴出来的,星期五清晨,安赫尔神父的五点钟声已经敲响,但是几个女人正在码头高声谈论匿名帖,为什么她们会议论和关注匿名帖?匿名帖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按照法官秘书的说法,“由于到处张贴匿名帖,那个小镇七天之内就完蛋了,有的居民互相残杀,侥幸活下来的人把死者从地里刨出来,带着遗骨远走他乡,发誓永远不再回来。”匿名帖揭露不同的人的罪恶,导致居民互相残杀,而生者将永远不再回来。当秘书说起匿名帖的危害,阿尔卡迪奥法官似乎不以为然,他说出了一个故事,住旅店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其中一人已经死了,但是他并不是在旅店里被杀害的,而是在来旅店之前就死了,也就是说,死亡在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种死亡往往掩盖着另一种死亡,或者说,死亡是一件预知的事,“这个故事是十二年前写的,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个秘密就被点破了。”

死亡提前发生,死亡隐藏着秘密,而对于小镇来说,在匿名帖出现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相互残杀的事件——巴斯托尔被塞萨尔·蒙特多杀死了。那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塞萨尔在起床前梦见了几只大象,起床后把六法猎枪子弹装进衬衫衣兜里,他临走前对妻子说的是:“要是雨不停,礼拜六我就不回来了。”他走进了吹奏小夜曲的巴斯托尔的住处,那时巴斯托尔住在玛戈特·拉米蕾丝家里,塞萨尔一走进去遍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中屋子抖了一下,巴斯托尔的身子像一条虫子似的扭动着爬了几步,底下是沾满鲜血的细碎的羽毛。塞萨尔为什么用猎枪杀死了吹奏小夜曲的巴斯托尔?“蒙特罗家的罗莎莉奥和巴斯托尔一块儿睡觉,这件事谁不知道?”罗贝托·阿希斯告诉母亲这件事的根源,“巴斯托尔最后那首歌就是献给罗莎莉奥的。”

这是相互残杀的开始,对匿名帖议论之前,而其实梦见了大象的塞萨尔·蒙特罗是第一个看见那张匿名帖的,死亡不是提前发生,死亡就是在现场发生——当枪声代替了小夜曲,当死亡覆盖了五点的钟声,对于小镇来说,匿名帖的出现改变了“一套毫厘不爽的程序”。在塞萨尔的枪声制造的死亡之后,更多的人出现在匿名帖中,更多的恐怖弥漫在小镇上。匿名帖意味着什么?希拉尔多大夫问神父怎么看这些匿名帖?神父的回答说:“这是在一个堪称典范的城镇里出现的妒忌现象。”就像他后来对镇长说的那样,“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神父将匿名帖行为看成是一种妒忌,看成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这的确是从一个六十一岁的神职人员口中的定义,而这正是这个小镇道德腐烂的象征。巴斯托尔将一首歌献给罗莎莉奥并和罗莎莉奥一起睡觉,这是匿名帖上的内容,于是塞萨尔一枪打死了他;那天的匿名帖上还写着蕾薇卡·伊莎贝尔不是罗贝托·阿希斯的亲生女儿;而女人们在码头议论的匿名帖上写着,拉盖尔·孔特蕾拉丝今年出门不是去装牙套,而是去打胎。匿名帖或者只是“道德恐怖主义”的一种显性表达方式,而在小镇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充溢着道德的堕落:塞萨尔为什么枪杀和罗莎莉奥的巴斯托尔?七年前当罗莎莉奥来到小镇上的时候,就是塞萨尔帮她将箱子运到了学校去,后来她便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按照希拉尔多大夫的想法,“罗莎莉奥认识塞萨尔·蒙特罗仿佛是又一次从帽子里抓阉,中了彩。”黑人卡米查埃尔被人贴了匿名帖,是因为大家怀疑他和白人妻子生下的孩子,“那张匿名帖说,只有那些黑孩子是我的。还把另外几个孩子的父亲列了一张名单。连安息在九泉之下的堂切佩·蒙铁尔也被卷进去了。”这是卡米查埃尔对寡妇蒙铁尔说的,而寡妇死去的丈夫堂切佩赫然在孩子的父亲清单中,黑人卡米查埃尔和白人妻子能生出黑孩子之外的白人孩子?而希拉尔多大夫对堂萨瓦斯说他“唯一的美德就是厚颜无耻”,堂萨瓦斯兴奋地说:“除此之外,还有旺盛的性欲。”还有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她在神父面前会叉开腿,当神父希望她和法官结婚,建立一个正式的家庭,否则孩子就会是私生子,女人回答他的是:“我压根儿没想过,神父,眼下更不用想了,我快要给他生儿子了。”

还有当马戏团来到小镇,镇长让老板把卡桑德拉脚来占卜吉凶,而实际上镇长的用意很明显:“我倒想和她睡一觉。”安赫尔神父身边的特莉妮达有一次对神父说自己这几天都可能不过来了,原因是“我的叔叔布罗西奥在追求我”,“有一天晚上,他硬要在我的床上过夜。”男人和女人,女人和男人,总是在伦理之外交往着,而他们的故事自然成了匿名帖的内容之一,当安赫尔神父听到特莉妮达的话,“内心感到一种恐惧”,他只能用祷告的方式来抵御这种恐惧,而在镇上,他在五点敲响的五声钟响,他召集人们做弥撒,甚至在杀人的塞萨尔被关进监狱的时候让他忏悔,都在构建一个救赎的世界,这是以信仰对抗“道德恐怖主义”。但是安赫尔神父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灾难临头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灵”?身为神父,安赫尔也被欲望控制着,早上醒来闻到的是晚香玉的香味,想到的是“我的泪水让海水上涨”和“小艇把我带进你的梦乡”的歌词,当然六十一岁的他会在起床后撒一大泡尿——他需要秩序,需要晨钟,需要清越的小夜曲,需要良好的家庭,需要体面的婚姻,但是在他内心来说,他更需要的是被激活的欲望:当他站在蕾薇卡·德阿希斯面前的时候,他暗想的是:“这个娘儿们怎么会散发出这样一股热烘烘的香味。你看她,浑身上下珠光宝气,花枝招展,白腻腻的皮肤照得人眼花缭乱,她长得多么丰满啊!”

妒忌是一种恶,道德恐怖主义更是一种恶,匿名帖是一种形式,内心的恶才是本质。但是当小镇因为匿名帖响起了枪声制造了互相残杀的死亡,匿名帖的道德恐怖主义其实已经变成了政治恐怖主义。道德上有“匿名帖”,政治上也有匿名帖,而这个匿名者便是“镇长”——这是小镇上为数不多的无名无姓者,当去除了名字符号,“镇长”是一种匿名,更是一种权力普遍化的象征。在塞萨尔枪杀了巴斯托尔之后,镇长在枪声中猝然惊醒,他赶到现场,让塞萨尔把枪扔在地上,连忙召集希拉尔多大夫验尸,召集阿尔卡迪奥法官处理案件。这是新上任的镇长雷厉风行的表现,他还让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搬家到公墓附近,“那儿是公家的地方,不用你们花一分钱,镇里把那块地送给你们了。”为了能识别大选之后居民身份问题,他任命了检察官,突破了过去必须有镇议会任命的制度约束;他对镇上居民说的是:“新政府很关心公民的福利。”“咱们现在讲民主。”“过去是政治家说了算,现在是政府说了算。”……

神父口中“连镇长都换人了”,是一种对权力的赞美?还是一种权力更替的无奈?镇长的匿名性就是他的普遍性,他所改变的正是他没有改变的:电影《塔桑和绿衣女神》曾经是有益于大众的影片,现在变成了对公众缺乏尊重的影片;以前只有镇议会才可以任命检察长,但是当检察长被人打了稀巴烂,镇长自己到处找人“送人管做”;就像镇长说“新政府很关心公民的福利”,女人打断他的话说:“换汤不换药……”换了一种形式,却没有换权力的实质,换了匿名帖的内容,却没有换“道德恐怖主义”带来的恐惧,甚至更换了形式、更换了内容背后,是另一种权力的滥用:当塞萨尔被关进监狱,镇长告诉他的是:“你的一切全都捏在我的手里,上边有命令,叫我们结果了你,叫我们设个埋伏杀死你,把你的牲口全部没收。政府要拿这笔钱支付全州大选的庞大开支。你也知道,别处的镇长可都照办了,只有我们这儿没照命令办事。”于是塞萨尔用五千比索再加五只牛犊换来了自己和罗莎莉奥·德蒙特罗母女的自由。

当然还有权力之下制造的死神,镇长宣布实行宵禁:从睌八点到第二天凌晨五点,任何人没有镇长签名盖章的通行证不得上街;镇长亲自挑选居民参加巡逻队,下令只要警察连喊三声“站住”,都可以向不站住的人开枪;在特殊时期,他宣布电影院为公共事业,他赶走了马戏团——镇长的所有努力看起来是为了找到写匿名帖的匿名者,但是,一方面,正如卡桑德拉所说,写匿名帖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全镇的人,因为人人都是匿名者,人人都是道德恐怖主义;另一方面,镇长自己也被人贴了匿名帖:“中尉:用枪打兀鹰,白费弹药。”他的解释是:参加巡逻的人站岗站腻了,所以用匿名帖解闷——而实际上他也处在恐怖主义的恐惧中,也因此,他开始了个人权力下的屠杀:他发现了传单,说:“政府是换了,还许了愿,说要和平,提出了各种保证。一开头大家都信以为真。可是,当官的呢,还是原班人马。”他抓获了散发传单的佩佩·阿马多,并在佩佩·阿马多母亲找到他之前处决了他;他没收了蒙铁尔寡妇的财产,“从现在起,何塞·蒙铁尔留下的全部牲口,无论在什么地方的,全部归镇政府保护。”他看管了卡米查埃尔,他用枪威胁大夫和法官,他制造谎言说佩佩已经逃跑了——但是却对安赫尔神父说:“您该高兴高兴了,神父。匿名帖就是那个小伙子贴的。”

“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了。”理发室的这句话也成为了罪证,当小镇在镇长的权力体系下发起了对匿名帖的追查,开始了对反对派的秘密屠杀,这个匿名事件何尝不是匿名的镇长所实施的一次镇压?没有民主只有专制,没有福利只有恐怖,“我的牙可不介入党派之争啊。”就是在牙医那里他施展了自己的权力,而其实镇长的权力本身就是对旧有秩序的继承,对旧有暴力的延续,曾经死去的检察官、法官在镇上还留着恐怖主义的影子,曾经的堂萨瓦斯、堂蒙铁尔还阴魂不散,“死神来了”不是新的恐怖主义来了,而是从来没有远去过,和镇上淹死的散发着恶臭的母牛、被砒霜毒死的老鼠、不停用蹄子踢外墙的驴子、像玻璃小鸟一样的玻璃猫,以及四十年前被打死的那只手淫的猴子一起,构成了小镇不可逃避的“恶时辰”,“这种事早晚得出,这种事早晚得出全国都罩在一张大蜘蛛网里。”

我从哪里来

编号:C39·2210719·1767
作者:【德】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7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4.50元
ISBN:9787208169944
页数:407页

“随着南斯拉夫解体,波黑战争爆发,我和母亲逃亡到德国。我的家族分散地生活在整个世界,和南斯拉夫一样四分五裂,无法融合到一起。”萨沙·斯坦尼西奇生于波斯尼亚,14岁时与父母逃亡到德国海德堡,“我出生在一个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里”,当人生的起点变成一个虚无,“我从哪里来”变成了一种精神意义的寻找,“在做梦的南斯拉夫岁月,父母仍在樱桃树下翩翩起舞;而沧桑归来,我站在古老的群山中,寻找祖先的起源。”从波黑战争难民成长为德国文坛新星,萨沙·斯坦尼西奇在小说中展示了“南斯拉夫疯狂往事”, 贝尔格莱德红星队、飞向太空的山羊、龙守护神、初恋、祖辈墓地中的井水……自由穿行于回忆与现实,在心酸与温暖交织的故事中找回故乡。最后一章《龙——守护神》是大胆的文学实验,展现小说结局的多种可能性,让读者参与到结尾的叙述中,根据不同的线索和阅读顺序,进行着游戏的大冒险。


《我从哪里来》:我的反抗就是适应

我把手贴在她脸上。我祝愿奶奶晚安。我一直等到她进入梦乡。我坐到公共活动室里。鸟舍里有一只金丝雀。我打开《我从哪里来》文件夹。我写道:
我把手贴在她脸上。我祝愿奶奶晚安。我一直等到她进入梦乡。我坐到公共活动室里,鸟舍里有一只金丝雀。我打开《我从哪里来》文件夹。
——《龙——守护神》

这一段之后是另一段,另一段是这一段:手贴着奶奶的脸,祝愿奶奶晚安,在等她入梦之后坐到公共活动室,打开文件夹,写出那一段的文字,而一段文字正是对自己状态的描写。文字在重复,文字在循环,文字形成了一个永远闭合的系统,我的那双手,我的祝福,我的写作,都在一次次进入文字状态中被锁定在《我从哪里来》的文件夹里。

但是这个永远闭合的系统是轻易可以打开,甚至解构的,当我在这一段上写下“我写道”而不在另一段出现时,那个闭合系统的出口就已经打开了,它不是重复,它不是循环,它是现实和言说之间形成的缺口,更大的缺口是:然后又删掉它——连同我的双手,连同我的祝福,连同公共活动室,连同金丝雀,连同《我从哪里来》的文件夹,甚至连同“我写道”的写作行为,似乎一下子都被删除了。而删掉它之后是另起一段,是另一个故事,是另一个开头:“奶奶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她从阳台上向小姑娘大声呼喊,让她别害怕,她就去接她。你站着别动!”——小说《我从哪里来》的第一句。

循环来自372页的故事,在打开文件夹写下这一段时,最后是横线之后的“结束”:但这并不是故事最后的终结,“不,还不到结束的时候。”奶奶已经辞世,似乎是一种结束,但是奶奶在最后说了一句:“这是我吗?”似乎又将一切拉回到故事之中,尤其是这句在罗加蒂察养老院说的话带给我更多的疑问,仿佛奶奶的这句话是我对自己说的:这是我吗?父母的儿子,爷爷奶奶的孙子,太爷爷太奶奶的重孙,南斯拉夫的孩子,战前逃亡,偶然来到德国,父亲,作家,人物——这一切是我吗?“我”的疑问在于童年的一切似乎都已经不存在了,在于战争结束后每次去看望奶奶总是和她以及她的历史疏远了一步,在于书写着“我把手贴在她的脸上”是不是意味着一场梦?

那循环,那重复,那看起来像是历史闭合的系统,或许就是奶奶沉睡的梦。但是来自374页的故事是:“然后又删掉它。”接着是另起一行:“我写道:”我写道奶奶看到大街上站着一个小姑娘,写道她从阳台向小姑娘大声呼喊,写道奶奶只穿着袜子奔下楼去,写道她上气不接下气,写道她后来发现小姑娘不见了踪影——最后是横线之后的“结束”。但这似乎也不是故事最后的终结,而是《我从哪里来》的开始,回到第一章第一句,奶奶找不到那个小女孩了,她便呼喊着“克里斯蒂娜”的名字,这是她自己的名字,而呼喊变成了对历史的一次超越:“这事发生在2018年3月7日,地点是波黑的维舍格勒。奶奶87岁了,同时也是11岁。”

2018年奶奶87岁,她叫着“克里斯蒂娜”的名字,就是叫着自己,叫着11岁的自己——奶奶11岁,是1942年——那时战争已经爆发,就像街上女孩的消失一样,她进入到了某种历史之中。从第372页的故事结束,到374页重新“写道”,从374页的故事结束,到第一页的开始,历史在“我”文本中不断被梗更改,而这个“这是我吗”便成为一个和历史和现实、和奶奶和我有关的问题,当一次次写道又一次次删除,当87岁回到11岁,当“结束”之后是另一种“结束”,“这是我吗”是不是构成了可能性的历史?从返回养老院开始,从向奶奶说声晚安开始,“或许你已经回来过了,奶奶压根儿就没睡去。”故事出现了可能,于是在小心翼翼打开奶奶的房间,奶奶问了一句:“是你吗?佩罗?”“佩罗”是爷爷的名字,于是故事走向了歧义的可能:如果你说谎回答:“是的,就是我。”那么故事将在396页开始发展;396页里,你给她盖上被子,和小时候一样祝愿奶奶晚安,然后奶奶寻找你的手,她低声说:“挺好的,我们住在这里。”不知道奶奶所说的“我们”是谁,她指的“这里”是哪里,但是无论是谁,无论在哪儿,“毕竟有什么东西是好的。”于是第一次走向了故事的结束;但是如果那时你说了实话,“是我,奶奶,萨沙。”那么故事便会走向第339页;奶奶拉着我的手说要去维亚拉茨山找爷爷,“你说说,他去哪儿了?我的佩罗去哪儿了?”而我的回到又将故事导向不同的结局:如果我说:“爷爷已经死去好久了。”那么第396页的故事是继续:你说:“你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在你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自愿久久地守在龙群那里。”而另一种可能是没有说起爷爷佩罗的去世,于是走向了第366页的故事,园艺工正扛着剪刀守在玫瑰篱笆前,“剪刀刃就像是利剑。玫瑰篱笆四处蔓延。枝蔓像触角一样在风中晃来晃去。”你站在奶奶面前,一声不吭等待着什么事发生——到349页,奶奶想起了姐姐交给她的一些东西;跳到352页,奶奶和我一起上了车,快快离开吧;跳到342页,是关于龙的传说,“没有过去数千年那一次次移民潮,奥斯克鲁沙周围地区也就不会有龙。”于是在和奶奶下车时车里的灯熄灭了,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

从罗加蒂察养老院到乘车回到奥斯克鲁沙,再和奶奶一起上维亚拉茨山找爷爷,再到遇见了传说中的龙,乘坐龙找到了佩罗,再到回到养老院,这是我和奶奶的一段奇妙之旅,或者正是为了解开“这是我吗”这个和奶奶、和我有关的问题,问题有不同的寻找路径,有不同的展开场景,当然也有不同的结局:在寻找养老院的出口时,投骰子可能是奇数也可能是偶数,奇数是打开活动室北侧的门,偶数是打开活动室东侧的门;等着奶奶醒来然后把她送到养老院,或者当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式和奶奶去奥斯克鲁沙;干渴时看到了泉水,如果是陷阱,你会躲到树林里;如果和女妖一起喝水,就会有另一个故事……可能性不断在演变,但是每一种可能又总是回到“结束”这个有些冷酷的词:361页的结局是养老院的游戏时刻到了,奶奶每次都会赢,“午饭吃的是火鸡肉加土豆和蔬菜。”368页的结局是,奶奶没有找到爷爷,但是她听到了爷爷在外面呼喊,于是关于那个姑娘,那个士兵,姐姐扎戈尔卡都出现在奶奶的世界里,她闭上眼睛又问了一句:“这是我吗?”393页的结局是,在山上遇到了魔鬼,奶奶说:“魔鬼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不管怎么说,照此看来,仿佛你的旅行。”但是之后的故事是:我帮奶奶脱掉了拖鞋,因为她是我幼年的善良女妖;400页的故事是,奶奶看到了那条龙,也找到了爷爷,“他留着髭须,穿着衬衫和上装。他看上去神采奕奕。奶奶一直觉得爷爷是这番模样,也一直这样说。”而我却发现了维亚拉茨山上的一条剧毒蝰蛇,当我认为这就是诗人阿兴多夫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看见了奶奶和爷爷,看到了外婆和外公,看到了父母最后一次度假给我带来的瓷鸟,“我睁开眼睛。奶奶和爷爷坐在那里,互相凝视对方。”而406页是最后真实的结局,一场葬礼举行,掘墓人担心棺材太长放不下,预留了弧度,有人踩到棺材上,“棺材已经下得够深,再说也不是那么倾斜。”

真正的“结束”?经历了可能性里的不同选择,经历了故事发展的不同结局,当以一场葬礼作为最真实的结局,是不是历史在看起来不那么倾斜中被埋了下去?当历史像棺材一样走向了葬礼,是不是一种死?通往历史之死的道路有多条,历史之埋入的结局也有多钟,萨沙·斯坦尼西奇为什么要设置这诸多的可能?“你可以决定这个故事应该怎样继续发展,你可以去创造你自己的冒险故事。”因为斯拉夫人喜欢冒险,所以进入不同可能的故事在他看来就是冒险,而冒险之发生,或者是在回答奶奶提出的“这就是我?”的问题,或者在解构“这就是我”的回到,“你是一个企业经济学家和一个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家的儿子。一个黑社会女头目和一个过早离开人世的——是的,到底是干什么的?——人的孙子。农民的重孙,也是一个女歌唱家和一个艄公的重孙。你就是我。”只有在冒险中,“这就是我?”的疑问,“你就是我”的回答才会从历史中逃逸出来,才能进入到另一种关于可能性的定义中。

这就是虚构的意义,当奶奶在还没有健忘的时候曾问我,这本书写的是我们的事吗?我的回答是:“虚构是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再现我们的世界。”不是对历史的再现,而是重构一个属于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江河会说话,祖先会永垂不朽,“我心里所想象的虚构,我说,是一个由创造、感知和回忆组成的开放性体系,它可能会与真正发生的事实产生摩擦——”虚构和再现呈现出对历史的不同态度,而我之所以不选择再现是因为无法再返回历史,是因为历史已经是虚无,“事情就是这样:我出生的那个国度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个叫南斯拉夫的国家,当它变成民族冲突,变成战争,最后是解体,是消失,当“南斯拉夫”只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这是我吗?”才真正成为一个找不到归宿的问题,才真正需要虚构来重建历史——而重建的历史还是历史吗?

奥斯克鲁沙、维舍格勒和德国海德堡构成了和“我”有关的三个地理坐标,而这三个空间坐标恰好组成了历史的三段时间。奥斯克鲁沙是离维舍格勒不远的村子,是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当最后这个村只有13个人成为最后的一代,奶奶在2009年重回了奥斯克鲁沙,那里曾经有爷爷奶奶一起的故事,曾经有奶奶的姐姐扎戈尔卡考上战斗机飞行员的经历,有太爷爷挖出的那口井和井里的水,有农民们十分信赖的山梨树,当然也有和我有关的历史。当加夫里洛问我从哪里来时,这个问题便成为一种身份的归属问题,我从哪里来指的是地理位置?指的是国家边界?指的是父母的来历?基因?祖先?方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出身毕竟永远是一种身份建构!一种服饰,一旦它罩在你的身上,那你就得一辈子穿着它。”站在奥斯克鲁沙的土地上,加夫里洛告诉我的是:“你是从这里来的。你就是从这里来的。”而奥斯克鲁沙这个流传着“屠龙神”传说的村落,更是一种恶魔精神渗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那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奥斯克鲁沙!他们在这里扎下了根!繁衍了一代又一代斯坦尼西奇。而现在——现在就轮到你了!”萨沙·斯坦西尼奇,这个新一代的名字,和屠龙的祖先有关,和书写龙的自己有关,“书写祖先和后代。书写坟墓、桌布和幽灵。书写活下来的人。而现在无疑也要书写龙。”

这是和祖先有关的身份归属,而维舍格勒呢?那是和父母有关的故乡,那是和出生有关的历史:1978年3月7日,我出生在德里纳河畔的维舍格勒,“在我出生前的几天里,雨渐浙沥沥地下个不停。”母亲是铁路工人的女儿,研究马克思主义,父亲是企业经济学家,他们在战前的星期六河边上跳了一支舞,后来再也没有跳过,而当我在那个雨夜降生,维舍格勒便只留下了记忆,“维舍格勒是母亲对雨夜里一家医院的讲述,是强盗和绅士穿过大街小巷的匆忙与喧嚣,是指头间松针的柔软,是奶奶家里充满无数气味的楼梯,是滑雪橇,是学校,是战争,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它和南斯拉夫这个国家名字消失的历史有关:1991年,我有一台C-64电脑,我有许多书开始了自己的冒险之旅,我有喜欢的球队: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有一只名叫印第安纳·琼斯的仓鼠、两只虎皮鹦鹉,经历过一次几乎不可能的旅程,与父亲观看了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球队的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比赛,有一条红白相间的围巾——诸多的“有”构成了1991年的记忆,但是这一切都被那一个“无”所吞噬:再没有南斯拉夫了。

维舍格勒是我生命的起点,是南斯拉夫历史的终点:1990年,萨格勒布发电机队和贝尔格莱德红星队比赛时发生了骚乱;1992年,南斯拉夫国家队解散了;1992年8月,塞族共和国的军队血洗了离维舍格勒不远的一个村庄,26人失去了生命;2001年,俯卧撑世界纪录保持者米奥德拉格·斯托扬诺维奇·吉德拉在他的车里遭到枪杀——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脖子,五颗打中胸膛。这是一个国家走向终点的悲剧故事,而这个国家,曾经是“优秀者的天堂”,在体育领域优秀,在战争中优秀,在和平时优秀,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优秀,远离各种结盟,“在南斯拉夫的描述中,大家都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追求同一目标,不管年龄、性别、职业或者种族差异,人人平等。”而这种多民族思想的黏合剂根本无力承受民族主义情绪的潜在性破坏,于是出现了关于国家的新叙事,它以博得喝彩和慷慨激昂的演讲为叙事类型,以80年代迷失方向的政治、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为叙事框架,以薪水微薄的人、当今的失业者,以及数百年前阵亡的战士为主要人物,叙事的意图是:“行动起来,创造新的英雄行为!”

“我是混血儿。“这是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的写照,而“混血儿”最后走向的是消失,“在南斯拉夫国徽上,六个火炬在为六个民族燃烧,周围镶着麦穗,上面烤着五角星。孩童时代的我觉得这国徽很棒。与此同时,他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小麦或者五角星没有燃烧起来呢?”因为它被维舍格勒的那场雨浇灭了。而当战争爆发全家成为难民,德国海德堡成为和我成长有关的城市,那也是一个下雨的城市,下雨意味着偶然,“他很久以后才会意识到,成为一个海德堡男孩是一个偶然。他称偶然为幸运,称这座城市:我的海德堡。”在海德堡,渐渐去掉了“南斯拉夫”和“难民”这两个词,渐渐学会了说德语,渐渐学会了和同学在一起,这一切似乎在改变着海德堡的“偶然”:结交了德国女友里克,好朋友成为家里的客人,在阿拉尔加油站聚会讲着文学,所有一切都是为了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

从奥斯克鲁沙到维舍格勒,从祖辈到父辈,他们的历史充满了传说和传奇,充满了英雄和恶魔,而这一切似乎也象征着南斯拉夫的命运。奥斯克鲁沙的那条龙为什么会鲜血直淋?公墓里为什么会有关于蝰蛇的传说?蝰蛇,Poskok,它是毒液,它是开杀戒,“Poskok意味着:一个孩子——我?——和鸡舍里的一条蛇。Poskok意味着:阳光,它透过木板缝隙切开尘雾弥漫的空气。Poskok:一块石头,父亲将它举过头顶,要打死一条蛇。”蝰蛇会蜕皮,蜕皮意味着卸掉面具,于是这个poskok有了另一个名字:约塞普·卡尔洛·贝内迪克特·冯·阿兴多夫,他是浪漫主义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词语的戏仿揭开了书写的寓言,不要poskok,不要蝰蛇,不要屠龙,不要传说,不要英雄,不要“混血儿”,就像阿拉尔加油站的文学,“除此以外都是现实主义的,绝对如此。英雄们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或者向他人证明什么。”没有英雄的时代,对于我来说才是一个需要文学的时代,所以,我的反抗就是适应,“我反抗的是对出身起源的神化和民族认同的幻象。”不是屠龙神,不是蝰蛇,不是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归属感,在文学的书写上,归属就是在支离破碎的事物之间架起桥梁,“我要让一个个故事行动起来,跨越我们之间的一切障碍。”

让故事行动起来,在传说中反抗,“我已经厌倦了回忆的欺骗性,也逐渐厌倦了虚构的欺骗性。”回忆会带入歧路,虚构会遗忘历史,“这是我吗”的疑问充满了寻找归宿却一无所有的尴尬,于是在矛盾的世界里,在冒险继续而以葬礼结尾的书写中,像奶奶最后说的那样,“这个女人,埋的就是她。”她是自己,是回忆里的自己,是1942年的自己,是被写进书里进入梦乡的自己,那口棺材终于被人踩了下去,“棺材已经下得够深,再说也不是那么倾斜。”

赤彤丹朱

编号:C28·2210709·1762
作者:张抗抗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5年05月第1版
定价:27.00元当当21.70元
ISBN:9787020093687
页数:380页

赤是一种红,彤是一种红,丹是一种红,朱是一种红,《赤彤丹朱》以不同颜色的中国汉字的排列组合,构成一幅悲壮的历史图景。张抗抗从女儿的视角讲述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家庭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坎坷命运。从三十年代末期的珠江三角洲,江南水乡和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一直到九十年代的杭州西子湖畔,一对青年时期先后参加革命的恋人,历经了半个世纪的生死磨难。张抗抗描述了从“红色理想”到“红色风暴”到最后“红色神话”的消解,从个体命运中寻找半个世纪席卷中国的“红色变奏曲”的成因,对诸如“牺牲”“阶级”“血缘”“真相”等,进行了解构,希望回答的依然是出口问题:“你要到哪里去?而我是从一个泛滥着罪恶而荒淫、充满着饥饿和痛苦的城市来的……”“我也来自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但我要去的却是一个最理想的幸福的草原……”为“朝内166人文文库·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系列之一。


《赤彤丹朱》: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见证人

没有流血,却读出了鲜红;没有墓穴,却读出了黑暗……
——《十四》

有和没有,构筑了文本和现实的双重关系。第一层现实是在前天,昨天的昨天,经过了“张抗抗文学馆”,经过了浙报报史馆,经过了炎热午后的马路,经过了可以仰望的14层公寓,然后和一个97岁的老人面对面。现实是纯粹的一次采访,工作需要让面对面变成了现实对历史的一次人为介入。当对话涉及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我说过,老人已经被书写在历史里,而我完全在外面,“这样的采访是不是反倒变成了一种强行入内的折磨?甚至是一种对时间的解构?”甚至那天下午窗外下起了暴雨,刮起了狂风,响起了雷声,“我在里面,是安静的,是友好的,而外面风雨大作、电闪雷鸣,里面和外面完全被隔开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

历史和现实之间的那段鸿沟我无力用想象的方式填补,当然,现实本身在窗外和窗内、暴力和安静中成为分割的存在。而且,在97岁老人之外,我还想听一听他的女儿、著名作家张抗抗对那段家族有关历史的回应——我对没有将“著名作家”作为一种修饰放在张抗抗身上,而只想以“女儿”的身份属性来解读个体经历的历史,但是面前一直陪伴我对她父亲作采访的张婴音告诉我,姐姐张抗抗因为最近比较忙,可能没时间接受采访,她的建议是参考网上张抗抗关于那段历史以及创作访谈的文字。让采访变成对文本的静态化参考,当然不是我的目的,但是在无法直接面对的情况下,还是答应了。

这是昨天的昨天的第二层现实。说实话,我对张抗抗只是耳闻,甚至从未读过她的作品,和她的文本建立某种关系似乎也成为了一种虚无。但是现实是需要用某种方法连接起来,经过城市,进入公寓,是一种连接;购买图书,进入阅读,是一种连接,而完成阅读,通过邮箱提问也是一种连接——即使窗外和窗内、暴力和安静成为一种分割,即使无法面对面采访成为另一种不在,从文本里是不是也能找到线索,是不是也能形成回忆,甚或是不是也能构筑一种真相?昨天的昨天之后,是昨天,是今天:打开了刚刚取来的快递,翻开了还留着递送印记的小说,进入了张抗抗1994年完成的文本《赤彤丹朱》。

赤是一种红色,彤是一种红色,丹是一种红色,朱是一种红色,当四种颜色成为文本的主题,是强化“我的名字叫红”的色彩学人生?还是在解构红具有的政治属性和宏大叙事?一种先入为主的观感来自于《张抗抗文学回忆录》自序中的说法:“‘赤彤丹朱’四个红色的汉字垂叠交错,彼此挤压,奏出一首哀婉凄凉的红色变奏曲。在那块猩红色的底版上,留下了辨不清颜色的血迹与泪痕;最后演化成一个现代的红色神话。尽管风暴与神话最终被岁月消解,但心灵的创痛仍与沉重的历史同在。”暗色的红,光亮的红,热烈的红,皇权的红,却在彼此挤压中变成红色的变奏曲,那么红是不是反而指向了鲜血?红是不是对神话的解构?红的覆盖之下是不是有着沉重和疼痛?一个线索是:当1994年张抗抗完成《赤彤丹朱》时,她将小说分成了三个部分:《非红》发表在《收获》上,《非梦》发表在《钟山》上,《非黑》则发表在《花城》上。

一部小说分成三个部分,以彼此独立的方式形成了“非”系列,拆分就是一种拆解,“非”更是一种消解,张抗抗似乎在这种解构中寻找着对于历史的另一种讲述方法,讲述是让“作者”变成了“我”,而第一人称的出现,就是实现了现实对历史的介入,就是完成了历史的书写,“我”是旁观者更是见证人,当“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见证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是让宏大的历史成为一种非红非梦非黑的个体叙述,“对于这一点,我一向深信不疑。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闭上眼睛还是睁着眼睛,只要我愿意,封存于遥远过去的那些景象,就会如同影子般清晰或是朦胧地显现出来,然后向我慢慢伸出一只手,像只搭襻似的,把我出生前和我出生后的那些事情,准确无误地钩在一起。”我存在于父母的体内,我慢慢长大和成熟,我破门而出呱呱坠地,对于“我”的一次命名,更重要的是:“于是有一天我决定试着来复述这些故事。”命名而复述,“我”其实是走进了历史,甚至于在那段固化的历史和人物命运相连时,“我”发出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种样子?”

“是……而不是……”把命运变成了一种选择题,但是裹夹在历史中的个体真的有选择的权利吗?“非红”部分是关于母亲的,在红而非红的经历中,母亲到底遭遇了什么?从唐家到朱家,那条小船是母亲人生旅途中的第一站,出生六天的她在小船凄凉的桨声中开始了一生的漂泊;而漂泊在母亲的血液里却变成了自由,人之初性自由的她在抗战爆发后又以漂泊的方式来到了天目山;革命年代的那一记“仙人跳”,又让母亲从浪漫一脚跳向现实,从本真走向理性;参加了朝鲜义勇队之后遇见了自己的爱情,但是爱情在革命中的黯然失色乃至于成为死亡的一种阴影,“死神却比爱神抢先了一步到达。”遇见张恺之奔赴上海走进婚姻,对于母亲来说试一次新生,“爱情和事业,在那两年里,轰轰烈烈地一齐向她涌来。”但是“革命”没有终结,红色还笼罩着,甚至革命变成反革命,红色变成了黑色……

“非黑”是关于父亲的,从11岁到上海谋生,到17岁来到天目山,乃至后来的抗战、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在父亲的生命中,红色一直是照耀在他身上的光亮,“从一个流浪青年到新闻记者,又从记者到失业青年;从苦闷彷徨徘徊等待,直到觉醒直到反抗——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一个正发生着骤变时代的历史;这不仅是他人生的简单记录,而是一次信仰的抉择和确认的艰难旅程。他将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作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使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之燃烧出最灿烂的光和热。”但是经历的劳改生活、帽子上的“叛徒”字样、隔离审查,那片红色却成为了黑色,“鲜血溅于蔚蓝的天空,天变成了红彤彤的天;鲜血流入焦黑的土地,地变成了红彤彤的地——唯有残留的斑斑血迹,在空气的朽蚀中渐渐发乌,然后如墨如黛如黧如玄,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将他涂抹成一团漆黑。许多年中,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失去了色彩的世界上,他像一个黑色的阴影,覆盖了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

红而非红,黑而非黑,父亲和母亲的个体历史中掺杂着太多的困惑,混合着太多的迷失,作为一个早在他们体内的“我”,见证了他们生命转折的“我”,又该如何面对着非红非黑的历史?一方面,“我”是父母的代言人,当贾起在天目山牺牲,当爱情在革命中被摧残,我的疑问是:“革命为什么是这样残酷的啊?”当母亲成为反革命,我的问题是:“难道她年轻时所希冀的那个平等、民主和自由、富足的社会,只是一个虚妄的梦么?”当父亲遭遇不公,一夜之间的决定变成二十八年的错案,我的质问是:“如果社会理想的实现需要以人的价值丧失作为代价,那么这种社会理想的‘价值’究竟何在呢?”这是对父母已经经历过历史的疑问,“我”更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但是,“我”更多的意义是对于历史可能性的书写,而这种书写在介入中审视的是从红色理想到红色风暴到红色神话的消解,其中的两个隐喻便是红痣和黑色胎记。

张抗抗:置于似红非红、似黑非黑的底色中

“我”是在身上肚脐眼的地方偶然发现了小小的红痣,“红痣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也是一个神秘的句号,预示着我少年时代的突然终结。”红痣是原先长在母亲身上的一个标记,红痣代表的鲜血和苦难,代表着革命和理想,母亲迷恋绛红色的绒手帕、红皮鞋、红毛衣,都是红色理想的象征,但是有一天她却发现那颗红痣消失了,一模一样的红痣长到了“我”的肚子上,一种移位,似乎就是“非红”式的遗忘,“我曾经是喜欢红色的……红色奔放、热烈,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可是如今,我不知为什么……越来越害怕红色,它在我眼前出现的时候,总是像一摊摊鲜血……使我觉得恐惧……我心里的红色,恐怕就只剩下那个小红帽的故事了……”但是当它出现在“我”的身体里,“我”承担的是对于历史“复述”的职责,我是母亲精神的避难所,是流亡的灵魂最后的寄存之处,或者说,我作为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存在着,这个从红到非红的童话里有着浓烈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即使遭遇挫折,遭遇打击,遭遇不公,“非红”的底色依然是一种红,只不过再不是红色风暴的宏大叙事,而是不磨灭的红色理想——当“我”在十九岁那年毅然选择去北大荒,在和母亲不辞而别时,其实在远行中开始了另一种理想,这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超越,更是对自我的命名,“至此,妈妈在她对世事万物的宽宥中,完成了她对自己的阐释。”

而黑色的胎记长在“我”的头上,它又成为对父亲黑色记忆的一次“复述”。黑色是父亲遭遇那一场灾难的写照,是鲜血流入焦黑土地的颜色,是朽蚀的空气变幻的颜色,是父亲在失去了色彩的世界上命运的颜色,但是黑色却依然是他生命中的颜色,“当历史还其本色之时,他一头黑发却已花白。唯有黑色的双眸,依然明澈依然犀利,默默注视着脚下这片黑色的土地。”头上的胎记,脚下的黑色土地,也成为“我”对理想主义的一次继承,当我站在北大荒的黑色土地上,遥望家乡的方向,总能看见父亲的身影,“他用自己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体力,担起了所有压在他身上的重负。”他高扬着头极目远眺,他走过“卑贱”的人生却坚持自尊坚忍的人格,他经历了悲惨的遭遇,却“打而不倒”,“爸爸在苦难中逐渐抛却了他的幻想,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劳动者,笑傲尘世,独立于天地之间。”

红色的鲜血,黑色的焦土,它们是宏大历史中的色彩,红色的理想,黑色的信念,它们是个体历史中的颜色,红色的肉痣,黑色的胎记,它们是长在“我”肉身上的标记,却也成为“我”书写历史的符号,“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见证人。”不仅仅是见证,更在于反思,在于质问,在于继承。父母“非红非梦非黑”的故事是现实一种,更是一部深厚的文本,当“我”在文本中对诸如“牺牲”“阶级”“血缘”“真相”等进行了解构,回到现实,希望回答的依然是个体在历史中的走向问题:

当我写出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凝望窗外,以往北方夏季干热明朗的天气,近日却是连绵阴雨、濡湿沉闷;雾气迷茫、薄云层叠;天空说不出是什么颜色——非黑非蓝非橙非赤。唯有一只硕大的气球下垂挂的广告条幅,正悠悠飘过这座城市的上空,那是我视线中仅有的一点亮色,像一条巨大而鲜红的舌头。

附录:昨天的昨天采访之后,以及今天的阅读之后,终于和张抗抗在邮件中开始了对话

Q:《赤彤丹朱》里有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事件,但是因为有“我”的存在,纪实文学变成了虚构,这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创作手法,还是在“我”的见证和介入中表达了你对历史书写的可能性阐述?

A:《赤彤丹朱》作为一部长篇虚构文学,不仅仅是因为由“我”的视角,回溯家族历史的那种叙事方法,更多是由于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所决定的。我需要一个更大更自由的空间载体,阐述自己对“父母”所亲历的苦难的重新理解和认识。对于他们大半生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大量原始素材的处理,需要根据自己的创作需求进行剪裁和发挥。这是纪实文学无法完成的。所以,选择虚构,既是文学构思创新的必然,也是为了让历史书写达成更多的可能性。

Q:去北大荒是你人生的重要选择,这是遗传了你母亲的革命浪漫主义,还是继承了你父亲与现实不妥协的精神?亦或是你想要进入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独创世界?

A:这几种因素都有,并非单一的。在我童年到少年的成长期,我的父母正处于不公正的待遇之下,家庭生活诸多艰难。但他们从未忽略我的教育,为我买文学书订少儿杂志,鼓励我参加各种兴趣小组。我母亲对真善美的向往、对文学执着的热爱;我父亲顽强的个性和对“现实不妥协”的精神,都给予我极大影响。我选择去北大荒,好像是一种必然。其中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对文学的追求,是大家都熟悉的“诗与远方”。

坠物之声

编号:C65·2210514·1754
作者:【哥】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当当32.50元
ISBN:9787208167506
页数:360页

2009年,曾经生活在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私人动物园里的一头河马逃走并被射杀了,这个新闻让安东尼奥·亚马拉想到了他曾经的一个朋友,神秘的里卡多·拉韦德;1995年,他们在一家台球厅结识,那时的亚马拉是年轻的法学教授,拉韦德则是出狱不久的落魄中年男人,他们一度走得很近,差点成为洞悉对方秘密的知心好友;1996年的一天,他们在街头遭遇枪击,拉韦德死了,亚马拉身负重伤,陷入创伤后应激障碍,家庭生活因此摇摇欲坠;两年以后,亚马拉再次回到出事的地方,为了摆脱痛苦,他必须回到过去,解开缠绕在他身上的谜团,这时,一个陌生电话让他踏上了寻访过往的旅程,而许多秘密也由此得以逐一揭开。这是首部获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的拉美小说,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书写了一段家族命运浮沉,一部哥伦比亚当代秘史,第一句:“领头的河马是雄性,黑珍珠的皮色,一吨半重。”


《坠物之声》:我与死亡之间再没有任何人

玛雅又问:“爸爸就在那儿吗?”伊莱恩回答:“是的,爸爸在那儿。在大海的深处。飞机坠落,爸爸睡着了,然后时间干掉了他。”。
——《Ⅵ 向上,向上,向上》

“啪”的一声,一本书被合拢,发出如坠落一样的声音,在它倒下在桌子上的时候,完整地呈现出封面以及腰封上的赞誉:这是“首部获国籍都柏林文学奖的拉美小说”,这是“比《百年孤独》更现实,比《毒枭》更真实”的巨作,这是“全球30国读者热情捧读”的作品……声音是巨大的,就像在“向上,向上,向上”的指令下最终在艾尔迪卢比奥山坠落的那架航班发出的声音,就像从马格达莱纳河谷原先那座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动物园逃出来被375口径的子弹射中倒下的河马发出的声音,它们是带着皱纹的庞然大物合影,是一颗刚刚坠落的陨石,但其实,可能它们只是一只曾经飞翔而掉落的苍蝇发出的声音。

巨作是巨物般的存在,它在坠落和倒下时必然发出沉重的声音,但是它真的只是轻轻的“啪”了一下,甚至那只被放大而呈现出具体细节的苍蝇在封面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无声状态。极其讨厌于腰封的“盖棺定论”,它或者真的只是一个苍蝇的寓言——当里卡多·拉韦德从那个夜晚消失,“如果走远的话”成了他的谶语,那么这种坠落的声音则是无声的,它在里卡多的妻子伊莱恩那里就变成了“被时间干掉”的存在,飞机最终坠落于大海深处,消失于漫漫的时间之中,没有声响,没有波澜,在女儿玛雅的记忆以及生命中,都如同苍蝇一般轻坠而成为一个消失的谎言:里卡多之死被虚构了,“我跟母亲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就只我们两个,实际上是躲起来了。我被剥夺的不仅是爸爸,还有祖父祖母。”

里卡多之死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虚构?为什么会是一个谎言?玛雅在十二年的欺骗中如何又要去寻找和重构所谓的父亲?一个当然是属于里卡多的历史,这个带着祖父荣光的姓的男人,家族历史就构成了一部飞行史,“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接受了祖父的邀约。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踏上了瓜依玛拉飞行俱乐部的跑道与这位老英雄一同飞行,从而感到自己活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真切地感到自己活着。他走在加拿大军刀战斗机之间,试图坐进驾驶室里(他的姓令一切畅通无阻),随后,(又是因为他的姓)飞行俱乐部中最好的教练在他身上倾注了超出他学费的时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圣安娜的故事。”圣安娜的故事是神圣的,飞行也成为一种神圣,如上帝一般俯瞰大地俯瞰人类,或者可以称之为“向上”式的远离。

但是“我们都是逃离者”,又将里卡多的命运推向了可能坠落的地方,他认识了埃莱娜·伊莱恩,在拉韦德加里,之后在第七大道相遇,两个刚在美国大使馆喊了一上午关于“尼克松是罪犯”之类的口号,又一起高唱了“停战,停战,停战”——相遇其实是里卡多刻意的追踪,他在CEUCA的门口等候她,他跟踪她几个小时,他在远处窥探——藏在写着“卡利=谋杀犯”“逃兵役光荣”和“我们又为什么在那儿?”的标语牌后面,终于最终他坐火车也抵达拉多拉达,坐汽车来到卡帕拉皮,终于他们“相遇”了,终于他们走在了一起。这是爱情?这又不纯粹是一种爱情,他们在波哥大参加反对越战的抗议机会,参加本地美国侨民的聚会,他们谈论“大都会”和“维京人”,他们唱起弗兰克·扎帕的歌:“在那里为何而活?有谁需要和平队?”

爱情里都是政治,甚至政治成全了爱情,在抗议、示威和反战的爱情里,他们拥有过颜色如鲑鱼一样粉红的房子,拥有过恍如童年记忆的三年时光,当然对于里卡多来说,更重要的是为伊莱思建造别墅,最重要的是生下了他们的女儿玛雅——当里卡多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伊莱思问他的是:“你疯了吗?”在伊莱思看来,“因为生孩子是要钱的。因为我这种和平队的志愿者赚的钱就只能勉强过活。因为我必须得先完成志愿者任期。”这或许是他们最初的分歧,但是之后演变成了关于自我毁灭和逃避的法则。说疯了的伊莱思怀孕了,里卡多把全副精力都投注在她的身上,而飞机也完全变成了为了生活更好的毒品贩卖,“有人种它,迈克将它拿给我,我再用飞机运送,最后有人接收,就这么简单。我们把人们想要的东西拿给他们。”

“这件事迟早是要合法的”,里卡多的愿望终于没能实现,在那个他应该回来的夜晚他没有出现,伊莱思迎来的是将军绿色背囊扔在地上“看上去就像一条死狗”的迈克·巴比里,他说是来看里卡多的,但是在那个传来阵阵吠声的夜晚,迈克告诉伊莱思的是:“如果走运的话”——里卡多被搁置在“走运”的可能里,命运成了一种假设。而这种可能和假设都成了必然:“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卡多那晚不会回到埃莱娜别墅,早在一开始他就知道,早在骑着摩托车踏上去往伊莱恩·弗里茨家的路上,他就知道。事实上他原本就是为此而来:他要通知伊莱思。他原本就是为了告诉她,里卡多不会回来了。”里卡多没有回来,因为里卡多不会回来,他根本没有让塞斯纳及时起飞,也没有能及时逃掉,他穿过跑道冲进环绕四周的树林,身后是两名执法人员和三只德国牧羊犬,他们追赶着他,最终在距树林尽头三十米的地方将他捉拿。

不会回来的里卡多根本不可能走运,等待他的是二十年的牢狱生活。伊莱思或者早就知道了这个结局,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飞翔总会坠落,“因为我们都是逃离者”。为什么抗议?为什么示威?为什么反战?为什么加入和平队成为志愿者?在新婚的床上,伊莱思就抱怨哥伦比亚,“每一个公民都是政客,却没有一个政客愿意为公民做一点事。”而里卡多驾驶的那架飞机,也从最初英雄家族的传奇变成了运送毒品的罪恶,但是真正罪恶就是这个国家,它是暴力,它是谎言,它是阴谋,“它蔓延自那些卑微的人们,蔓延自他们卑微的怨恨与卑微的报复。”最可悲的是,“这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的,是大写的:国家,联盟,军队,阵线。”

可以说,里卡多和伊莱恩都站在罪恶的对面,都在反抗着集体的暴力,但是大写的罪恶总是容易吞噬个体。而当他们生下了女儿玛雅,伊莱思告诉她的是:“爸爸被时间干掉了。”因为时间而坠落,坠落于大海深处,就像睡着了一样。这是不是一种无声的“坠物之声”,对于玛雅来说,父亲变成了一个被抽离的存在,一个无;而伊莱思也坠落了,她乘坐的航班发生了事故,坠落在艾尔迪卢比奥山——于是在双重的坠落中,玛雅成了一个孤儿,“我独自一人,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我与死亡之间已经再没有任何人。成为孤儿就是这样的吧:没有谁在你的前面,这条路上的下一个就是你自己了。”被死亡隔开,被坠落隔开,对于玛雅来说,二十岁终于离开了波哥大是她反而想要的那种孤独,“我受不了,我痛恨那座城市。”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

无论是里卡多还是伊莱思,其实都有着对于罪恶的波哥大痛恨的情绪,当玛雅在被死亡隔开而选择离开波哥大,这反倒变成了一种赓续。但是这种赓续是不彻底的,是矛盾的,甚至也是谎言一种——当里卡多过完了20年的狱中生活出来,当偶然遇见了身为律师的“我”,当两个人几乎成为知己,那一阵暴力的枪声让他在20年后真正坠落,“我”似乎变成了另一种对他精神的赓续,而当我在两年之后寻找关于里卡多的点滴,遇到的玛雅自然开始了“父亲”的重构——“重构我父亲的人生,搞清楚他到底是谁,这就是我如今设法去做的事。”为什么玛雅要去重构一个消失的父亲?重构的父亲真的能在她的生命中发出“坠物之声”?或者她为什么要在自己和死亡之间安排另一个同为虚构的“我”?

玛雅重构父亲,仅仅是为了解构死亡,因为死亡在自己出生时就已经降临,因为死亡让她成为孤独一人,因为死亡让她体会到了更多的暴力,直面死亡或者才能开启关于生命的旅程,而这和里卡多当初对动物的同情如出一辙,这是某种爱的证明。但是当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河马被375口径的子弹射杀,当政府的暴力构成了大写的、集体的罪恶,当上升成为坠落的命运,所谓重构也变成了自我欺骗,也变成了虚构。所以在这样一个尴尬中,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设置了一个“我”:我认识了出狱之后的里卡多,我和里卡多在台球房里成为知己,我知悉了里卡多内心的恐惧和爱,当然,我也和里卡多一起经历了死亡——当那晚的枪声响起,两个人一起在暴力的世界里坠落:“我的身体被抬到了半空,人们奋力将我举上车子的后厢,摆放在拉韦德的身边。我们仿佛一个影子紧挨着另一个影子,在车身上留下血迹,在那一刻暗淡的光线里,这摊血仿佛夜空一样黑。”

里卡多真正在坠落中死去,而我被那颗子弹击穿了腹部,损坏了神经与肌腱,嵌入了胯骨,在差点打中脊柱而捡回一条命的非死亡中,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让我变成了另一个里卡多。一方面,虽然里卡多死了,彻底消失,但是我也身受重伤,这是一种痛苦的延续,而这种坠落和痛苦折射的正是波哥大的暴力,“就在拉韦德被枪击的同一个晚上,另有十六起凶杀案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我和里卡多都是暴力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里卡多有一个“她是我一切”的妻子伊莱思和女儿玛雅,而我也有妻子奥拉和之后出生的女儿莱蒂西亚,我和里卡多都希望在罪恶中感受爱的力量——所以我和里卡多甚至是“一模一样”的人,里卡多空出的位置自然安排了一个“我”,我患上了“广场恐惧症”,“恐惧是我这一辈的波哥大人最为常见的症状。”我回到了两年前事发地寻找里卡多的线索,而玛雅接受我的来访,并将从信件里得到的一切关于里卡多的资料进行了还原。

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不是玛雅从“我”的故事里重构了父亲,而是“我”在玛雅的还原里逃离现实,这是一个明显的错位,因为对于玛雅来说,她如何努力,如何渴望,父亲里卡多已经消失,伊莱思也已经坠落,她只不过想要某种东西来填补自己孤零零的状态。但不是,“我”却变拥有了强烈的渴望,里卡多仿佛是一面镜子,一个寓言,让我从他的故事里选择一条完全逃避现实的道路。在枪杀案发生三年之后,奥拉认为我依旧无法从死亡的恐惧中走出,但其实,回到现场不是意味着寻找里卡多坠落的暴力,而是我想要从这里开始,终结所有的恐惧。当玛雅问我有没有孩子时,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没有。那应该很奇怪吧,有孩子的话。我也完全想不出来。”我这样做,是为了让奥拉和莱蒂西亚远离玛雅的故事,远离里卡多的真相,远离坠落的暴力,按照我的说法,“是在保护她们的单纯,确切地说,是为了使她们免受污染”——“我心想,就让它留在拉斯阿卡西亚斯,留在拉多拉达,留在马格达莱纳河谷,留在这片距离波哥大四小时车程的土地上吧,让它远离我的公寓,那儿有我的妻女正在守候,她们也许坐立难安,是了,也许脸上现出了忧虑的神情,然而她们是纯洁的,未被污染的,不为我们的国家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束缚的。”

伊莱思对玛雅说:“爸爸被时间干掉了。”而我则让妻子和女儿活在我的谎言中,仅仅是在玛雅面前说谎就能让奥拉和莱蒂西亚远离暴力?仅仅是让他们不了解坠落的真相就能保护她们的单纯?甚至极为可笑的是,我竟然和厌倦了独自一人入睡的玛雅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我在玛雅面前就是另一个“父亲”,那条腹部的伤疤就是一个证明,当玛雅抚摸那条见证了父亲坠落的伤疤的确能回到重建父亲的世界里,但是当我吻着她,“与其说是为了吻她,不如说是为了令她闭上眼睛。”又有多少是一种虚伪?在以“父亲”的名义让她感受到爱的同时,又命名了另一种冠冕堂皇的爱:“确切地说,是我又有了一种另外的生活,同另外的人,而这另外的人此刻正在山的另一边等我,距离拉斯阿卡西亚斯四个小时,两千六百米的海拔……”而被爱统摄的一切,又在我的世界里命名为对不幸的对抗:

抑或尝试着说服她,坚称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对抗这个世界的不幸,这个世界对于孤身上路的人实在太过危险重重,如若家中无人守候,迟迟不归时无人担忧,无人寻找,那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我”是安东尼奥,这个坠落故事里的第三人称,当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将他变成第一人称的“我”,如上帝一样一切都变成了自我命名的旨意,何来对死亡的遗忘?何来对记忆的修复?何来对单纯的保护?何来对暴力的对抗?一切都在坠落,飞机在坠落,生命在坠落,爱在坠落,没有声音,宛如一只苍蝇发出了无声的“坠物之声”:“他们就快要死了,什么都做不了。”

戴面具的日子

编号:C57·2210514·1752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9年10月第1版
定价:38.00元当当20.90元
ISBN:9787532781096
页数:104页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历法有神圣历和太阳历两种,其中的太阳历又称哈布历,根据该历法,一个月由20天构成,一年有18个月,再加上5天,作为最后的一个小月,全年一共是365天。而最后这5天,便被称作“戴面具的日子”,或“戴龙舌兰叶子”的日子。短篇小说集《戴面具的日子》首版于1954年,是“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之一、墨西哥文学大师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平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于1954年出版,当时的富恩特斯26岁。全书由六篇充满了文字和思想活力的短故事构成,有对于人类文明的宏观思考,有指向美苏冷战的政治讽喻,有对外族入侵和开明君主的悲剧认同,有对巴拿马运河的离奇隐喻,有对阿兹特克神祇的敬畏,还有对最终毁灭文明的消费主义的嘲讽。整部作品充满了奇思妙想,开篇的《查克·莫尔》更是富恩特斯最为世人称道的短篇之一,小说的第一句是:“前段时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


《戴面具的日子》: 不遵从此岸时间的流动性

我坐在从前的一片海滩上一一如果我还记得点地理的话——没有海水冲刷。宇宙里除了两颗星星、浪和沙,也没有任何家具。我捡起几根干树枝,摩擦,好长时间,噢,第一点火花……
——《发明火药的人》

第一点火花出现,是光,是热,是希望,这是人类文明的起始之火,而“我”也成为了“发明火药的人”。当“我”坐在从前的海滩上,点燃了第一点火花,“我”便成为了文明的开拓者,这是一种几乎原始的存在,但是这却不是从空白中创造的历史,而是被恢复的记忆:从前的海滩是记忆的回归,两颗星星、浪和沙是记忆的复原,摩擦生火是技术的再现——因为这一切都是从地下室那本带印刷的书带给“我”的改变。

《金银岛》描述的是十八世纪中英国少年从垂危水手手中得到传说中藏宝岛的故事,地下室里的这本书收复了“我”的记忆和许多事物的节奏,那些记忆以及重返记忆而产生的火,是另一篇《金银岛》,所以很明显,这不是对原始文明的致敬,而是一种夺取宝岛的征服故事。记忆为什么会消失?其实《发明火药的人》指向的是“进步、工业和文明”的世界,也就是未来世界,那时尚存的不多的知识分子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赶时髦是无知的追赶、对新事物的追赶,后者保持了进步、工业和文明的种种活动,或者说,只有对新事物保持追赶的态度,人类才能找到它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地方——这几乎是对阿道斯·赫胥黎理论的反叛,因为赫胥黎曾说过:“谁建造一座保持四十年以上的大高楼,谁就是建筑工业的叛徒。”

于是,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变成了一场灾难:起先是早饭用的勺子在手里化掉了,绝对正牌的克里斯托弗银勺呈现出的固体液体化甚至气体化的过程,工业文明也开始化掉;之后刀子、叉子也纷纷开始融化,不管什么材质,不管是谁在用,“没撑过七十二小时就都变成了凝胶状”;后来嘴巴里的牙刷变成了塑料小蛇,“我”只好将它一段一段吐出来;写字桌解体成钢块,鞋子像皮质的花张开,衣服一条一条往下掉……这是物解体的过程,也是工业文明解体的象征,即使在这种解体之后工厂迎来了再生产的机遇,不仅失业解决了,自由企业也延伸到了越来越广阔的市场,私有经济回应着个人日常的要求,以消耗品为主的市场在不断更新中走向丰富、卫生和自由的生活:当那些工具和物品被解体,生活走向了另一个阶段,只要吃维生素片、胶囊和粉末就可以了。

但是解体过程还没有终结,这场灾难还在继续:图书馆里那些书上的字迹像熔浆一样流了下来;24小时作为一天的周期也面临瓦解;所有人的记忆慢慢丧失,“他们一天一天地过,被夹在一秒一秒的墙之间”……在这场连时间都被解体的灾难中,人类如何言说?终于“我”找到了一本还有字的书,它在地下室里,它就是《金银岛》,于是在记忆的逐步恢复中,我变成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少年,变成了在“金银岛”中创造新的文明的“发明火药的人”。赫胥黎的批判变成了《美丽新世界》的寓言,但是从未来发达的工业文明,退回到18世纪的“第一点火花”,是不是重新回到工业文明的起点?一本书。一本带印刷的书,一本在地下室没有解体的书,是不是词语唤醒了人类记忆从而走向了发生发展、变得幽默和可以言说的新时代?

那张可以言说的嘴也解体了吗?《因神之口》是关于嘴的寓言,嘴脱离了人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我”奥利维奥去服装店给它买内衣,把它放在水桶里,听见它的独白,掉在地上又发出尖叫……“你是我的囚徒,奥利维奥,你可以想,但说话的是我。”仿佛是神的存在。后来奥利维奥遇到了特拉索尔,这张嘴又带着她穿街走巷去她想去的地方:文学聚会、马术俱乐部、政治会议、银行家会所,每到一个地方,特拉索尔都在怪叫,都在骂人,“在各处堂皇大厅的墙衣上愤恨地啐口水和血。”但是一张嘴之外还有一只脚的世界,它们急于从那扇门进来,“已经有一只脚出现在门缝、准备好要跳进来,后面黑压压跟着一帮数不清的同伙。”而且一只脚也有独白,也有喊叫,也在大笑,还说着“领圣餐、健康、划破”的话,甚至最后特拉索尔杀死了那张嘴,杀死了奥利维奥,“唇肉瘫在地板上,恐惧地呻吟。”它几乎恳求地喊道:“逃啊,奥利维奥,快逃……我本来没想弄到这个地步……我也相信…啊,为什么你要把我从静静观看里拽出来!”特拉索尔的那把匕首已经在吻没有嘴的奥利维奥中插进了“我”的正中心,于是,门被打开,外面的游行队伍涌了进来,“其中有在走廊里聚集的翅膀和蛇的细碎摩挲,还有弯折的吉他和里面的声音在轻轻唱。”

嘴是言说的嘴,是亲吻的嘴,最后它被杀死,言说终止,但是门外的游行队伍和他们的脚变成了另一种言说,这是言说的替代?这是言说的革命?一张嘴的独立王国被群体性的脚所颠覆,“因神之口”成为灾难的寓言。但是这张最后走向覆灭的嘴是如何出现的?那时的奥利维奥在房间里,时钟即将走向十二点,“高的窗,低的天花板,四壁因为要汇成水泥拱顶苦苦呻吟,是的,它们在逐渐靠近、变窄,这堵矮、那堵瘦、第三堵凸着肚子,另外一堵带玻璃阴道,是通往那座大都市的破地图的唯一迷宫。”拟人化的房子其实是一种这个城市的寓言,“不想接待的访客马上就要到了”,它们扮成玛里亚奇乐队混进来,它们带着谋杀的液体挤进来,它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神话杀人的力量!”但是这不是让嘴走上覆灭之路的罪魁祸首,在美术馆的门口,奥利维奥遇到了堂迭戈,一个矮小、驼背的老人,他带着奥利维奥去参观的是“殖民时期厅”,他还盯着一个十八世纪无名氏的脸看,最后,这个老头却从玻璃窗上跳了下去,死了——一张嘴活了,活着走向了殖民时期,走向十八世纪,当奥利维奥看见门口和十八世纪无名氏一模一样的混血女子,才知道堂迭戈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奥利维奥所遇见的其实都是已经死去的过去,但是一张嘴却成为神话般的存在,它带入十八世纪或者殖民时期,是在言说一种记忆?但是,嘴也死于“神话杀人的力量”,记忆是不是也在解体?一张嘴,一种言说,在《兰花连祷》中却指向了“为了世界的利益”的当下。中午十二点醒来的穆列尔,沉吟着“好像纯粹因为音响而被发明的词”,它是巴拿马的脚,“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似乎穆列尔自己也成了词。当他发现尾骨上独立出一个包,后来包越来越大崩了开了,最后变成了一朵兰花,“简直太完美了!”尾骨上的兰花便是新出生的词语,它看上去美丽,但是在尾骨里,出行当然是不方便的,穆列尔将裤子剪了一个洞,让花在那里公开展露,他去了酒馆,和兰花共舞,花甚至也唱着歌——词语在唱歌,这是一种娱乐化的言说。回到家里,脱掉衣服的穆列尔拿起匕首剪掉了兰花,尾骨上又冒出一个绿色的鼓包。

词语产生,词语吟诵,词语被剪去,词语再产生,这似乎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穆列尔的欣喜在于“每支二十美元”,“他再不用干别的,只要每天躺在床上,等十二点到两点之间再开一朵兰花。”但是词语具有“神话杀人的力量”,“正在这时候,毫无征兆地,在花被切断的原地,钻出一根粗糙凶狠的桩。”穆列尔甚至没有机会叫出来,桩钻进了他的腿,在鲜血润滑的作用下进入内脏,吃掉神经,最后让心脏裂成玻璃样的碎渣。第二天早上穆列尔已经被钉死在尖桩上,双臂朝两个方向皱缩——这似乎是十字架上的殉难,但是在没有复活的结局里,没有上帝,也没有言和道,只有杀人的词语本身,只有这个被填满了词语的国家,“外面,各种前置词之间,巴拿马把自身的存在挂在自己的牙上。为了世界的利益。”

尾骨上的兰花是这个国家美化却是杀人的词语,指向当下的现实。而《为麦利一辩》则指向了词语的权力和虚无,“麦利是努西塔尼亚人的最高价值。”当努西塔尼亚人从特里布里奥麦利出来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道《麦利令》,包括《人类麦利者宣言》,每人十个麦利比多就可以参观;在非常麦利的麦利坝,他们按组织顺序进场,选举麦利比卡之大麦利者,只有喊出“麦利”次数最多的人才可以最终胜出;在他们看来,麦利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自由的麦利行为,“互相麦利越多,自然会更麦利。”所以努西塔尼亚人自认为是唯一的麦利受托人、诠释人、给予人,他们宣称,“人只有在努西塔尼亚非常麦利的麦利坝才是麦利博,任何其他麦利都是伪书。”

麦利令、人类麦利者宣言、麦利比多的货币,麦利坝、大麦利者……这些组成了努西塔尼亚人的“麦利神话”,麦利是言说的神话系统。但是遥远的吨的顿得利乌萨地开始了征服,他们是穿着兽皮的人,他们掌握了大权,同时宣布“麦利八达且麦利备拉的麦利丰达之麦利比卡”,而按照麦利比卡多的麦利比菲卡人的说法,顿得利乌萨的敌人就是麦利的敌人,而努西塔尼亚人不甘示弱;于是有了反麦利活动,甚至他们认为努西塔尼亚境内外存在对麦利实施恐怖袭击的人;而顿得利乌萨的麦利之父麦利宾的解释是:“除了麦利的、反麦利的、拥麦利的,所有身处顿得利乌萨的人都是麦利的。”于是,努西塔尼亚和顿得利乌萨实施了专家们所谓的冷麦利,努西塔尼亚的口号是:“今天保卫麦利,还是明天变成麦利的。”顿得利乌萨的口号是:“为了一个没有麦利的麦利。”没表示效忠的佩鲁普拉一千国家则认为,麦利仅仅是追求麦利的那种可能性;特罗佩莱塔人则把注意力被转移到对特罗佩莱塔诺问题的形而上追溯,不再关注麦利……

麦利神话和另一种麦利神话,麦利神话中有麦利原则,无论是麦利还是反麦利,无论是没有麦利的麦利,还是麦利的多种可能性,甚至开始了形而上追求,麦利神话其实就是一种命名的神话,一个国家的神话,和尾部开出兰花的穆列尔生活的国家一样,“整个国家都被这些词填满了”。而且这也是富恩斯特制造的词语游戏:“麦利”,Trigolibia,是富恩斯特自造的一个词,它由“麦”(trigo)和“吸吮”(libar)组成,音译为“特里戈力比亚”,音义结合的“麦利”也只是一种讨巧,它衍伸出大量新词指向了动作、状态、性质和主体,“对麦利之辩”就是词语之辩:词语到底该走向何方?

印刷之书《金银岛》在解体的未来返回到了文明的源头,这是词语对记忆的唤醒;一张嘴制造的幻想神话最后被群体性的脚所扼杀,这是词语的暴力终结;尾部长出美丽的兰花,兰花又钉死了主人,这是词语制造的十字架;麦利形成了巨大的神话系统,最后变成了无疾而终的争辩,这是词语的虚无——从未来到过去,到现在,词语如何言说时间?而这种关于言说的难题在富恩斯特的书名“戴面具的日子”中可以得到线索:在所选入的小说集中,并没有《戴面具的日子》这篇小说,所以它是一种总括:不是在“戴面具的日子”里,而是日子本身就是戴面具的存在,也就是说,时间是戴着面具的,当墨西哥的历史变成“戴面具的日子”,是不是需要摘到面具看到历史的真相?是不是从遮蔽的看见中发现国家的秘密?面具而遮蔽,似乎象征着墨西哥隐秘的过去,而《查克·莫尔》和《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都以深宅的比喻揭开那段“戴面具的日子”,从而真正言说历史。

《佛兰德花园的特拉克托卡钦》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这是一座古老、消沉、神秘的宅子,就像那面墙,“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在它们中间待了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已经被传导了一种清醒的放松,一种对迫近之物的体察。”从图书馆到花园到卧室,我一个人寻找着时间的印记,而不断下起的雨则让时间更呈现为流逝的状态。实际上,当我一个人在这幢别墅里的时候,是和城市隔阂着,“我可是住在自己的城市,在自己人中间呀!为什么我不能从这座房子,更准确地说,从对着花园的窗户跟前,把自己拔起来?”没有把自己拔起来,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太太,她的眼睛“像一条路、一片夜景,从皱纹深深的眼皮出发,出发向里,伸向每一秒都无穷的旅途”,她也是“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的存在”。而正是从她身上,从她的信里揭示了“戴面具的日子”:第一封信是:“亲爱的:月亮刚出来,我听她唱;一切都无法描述地美。”第二封信是:“现在开始,再不用写信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两个人在这座城堡里……我们绝不出去,也绝不放人进来……”最后面是一段话,“尊主,这是我们送您的花……”

信和“皇家墓穴”的回声共同组成了历史的言说,这是一处皇家墓穴,信中最后一段话是马克西米连一世及其夫人抵达墨西哥韦拉克鲁斯的时候,原住民代表迎接时说的话——纹章的铭文是一段德语:“卡洛塔,墨西哥女皇”。皇家墓穴、马克西米连一世、卡洛塔指向了19世纪的墨西哥:1859年,墨西哥的君主立宪派想在欧洲的天主教王室中挑选一位王子作为墨西哥的君主,他们找到了马克西米连,由于法皇拿破仑三世鼓动和马克西米连妻子夏洛特(后来的卡洛塔皇后)想做皇后的欲望,马克西米连于1863年同意接受墨西哥皇位;1864年马克西米连前往墨西哥,5月28日韦拉克鲁斯登陆。就任后,马克西米连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法国军队与墨西哥共和主义者的战斗中,他的统治没有得到前总统胡亚雷斯的承认;1866年,拿破仑三世因国内的抵抗和美国的反对开始逐步从墨西哥撤军,卡洛塔皇后返回欧洲,到处游说,反对法国撤军,她的努力失败了,并且从未回到墨西哥,而马克西米连拒绝离开他的追随者,1867年5月,克西米连试图突破封锁线时被捕,他最后被墨西哥的军事法庭以颠覆墨西哥共和国的罪名判处枪决。

历史在那两封信中被揭开了,这是欧洲和墨西哥的纠葛历史,而自由主义者的国王命丧墨西哥,也是被历史埋葬的牺牲品——这一处的“皇家墓穴”就是折射那段历史,马克西米连一世被困于此并最终枪决,美国的反对和法国的撤军是重要原因,而这幢别墅“豪华是豪华,没法用,法国入侵时期修的”,现在的主人是上过大学的布兰比拉,他设想的计划就是“招待他的美国朋友”,而托我照管,他就是“飞去华盛顿了”——法国和美国是这幢别墅的相关元素,它们指向的就是那段历史,而当宅子还在,意指的是现在的墨西哥到底该如何选择?“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却在另一种时间里叙说着对现实这种“迫近之物”的体察。

《查克·莫尔》是另一个宅子里的故事,是另一种关于墨西哥历史的言说。菲利韦托在阿卡普尔科淹死了,他是一个老职员,但是越来越颓废、忘事,曾经被水利部开除,后来去了奥尔诺斯海滩,住在德国小旅馆,跳了戈布拉达跳舞,半夜里游泳却淹死了。为什么他会越颓废?他的死亡还隐藏着怎样的真相?那些他曾经写下的笔记似乎在言说着他的秘密:“有过确信、纪律、对责任的坚持,不够吗?还是太过了?”他曾经怀疑有责任的生活,认为死亡是青春冒险的巨大报偿;他认识的佩佩已经不信教了,在他看来,“在墨西哥就是这样:要信什么人,先得杀了他们。”他怀疑真实,“真实是倏忽即逝的雪茄烟圈,是哈哈镜里的怪物形象,所有死去的、活着的、被忘记的,难道不真?”实际上,菲利韦托是一个迷惘者,关于信仰,关于生活,关于责任,他已经被抛弃到了边缘——死亡或者是他真正边缘化的写照。

但是,菲利韦托的存在,却带出了一段历史,他固守着父母留下来的那座宅子,波菲里奥时期的建筑风格有点阴森,但是他却在那里寻找回忆。最为关键的是,他从一家店里买了查克·莫尔的雕像——查克·莫尔是托尔特克人崇拜的神。这个“真人大小”的雕像在不断下雨的日子里,慢慢“活了”:先是因为水管坏了,查克·莫尔长出了青苔;之后发现它的手臂上有汗毛,后来发现它变了颜色,“黄色,几乎金色,似乎指示我他是一个神,目前还隐忍不发,但膝盖已经放松了不少,笑容也更和善了。”后来,“查克·莫尔站在那儿,挺直了,面带微笑,赭黄色,肚子肉鼓鼓的”,还朝着床这边走来;接着开始讲述自己如何被发现的过程,在菲利韦托看来,“把他从隐藏的地方挖出来是人为的、残酷的。”后来查克·莫尔开始“睡到我床上了”,开始在旱季发出低沉的呻吟,开始暴力砸家具,开始偷吃动物——这个在雨天被带回来,被雨“复活”的存在,就是多雨的墨西哥的一种历史存在,但是墨西哥也有旱季,当没有水没有雨,他便开始狂躁易怒,“查克·莫尔习惯被顺从,时时处处,而我不是发号施令那种人,只能一再屈服。只要不下雨——他的神力呢?——他就总是狂躁易怒。”因为不下雨它就会重新变成石头。

被水利部开除的菲利韦托,提出在沙漠降雨的菲利韦托,想要知道水的气味的菲利韦托,一生都在和水打交道,命运之改变也和水有关,甚至最后淹死在水里,这一种水的存在,却在查克·莫尔那里制造了水的暴力,“就让查克·莫尔占着这儿:我倒想知道没有一千桶水他能撑多久。”没有水,查克·莫尔会变成石头,因为水,菲利韦托走向了死亡——在水的双重叙事中,墨西哥的历史被翻开,一个墨西哥文明的代表,一种土著的传说,它被发现,它被唤醒,它被遗弃,最后以石头的方式回归历史。但是这一页被打开,它对于现实来说,则意味着对墨西哥命运的再一次关照——当我把棺材运到菲利韦托家,准备在那里安葬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有一个黄皮肤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出现,不是菲利韦托用想象制造,也无法用不提供水的暴力消灭,它是一种复活,却让神变成了真实的人,甚至是一个迎合某种现实装扮起来的人,“他的样子恶心得不能再恶心了,廉价花露水味儿,扑了厚厚一层粉想掩盖皱纹,嘴上拙劣地抹了些口红,头发像是染过。”

失去记忆而找回记忆,这是从未来回溯文明原点的神话;言说是词语的一次灾难,整个国家被词语所填满,这是现实制造的词语寓言;从幽深的宅子回归历史,揭开“戴面具的日子”,这是从历史面向现实的可能,但是在“不遵从此岸时间流动性”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还是未来,言说从来不固定为唯一的方式,也从来不是上帝的权利,对于墨西哥的命运来说,仅仅是言说本身,最后在言说里一切的现实都被埋葬:“没关系,我什么都知道,请让他们把尸体抬到地下室去。”

克拉拉与太阳

编号:C38·2210514·1750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68.00元当当37.40元
ISBN:9787532786831
页数:392页

“太阳总有办法照到我们,不管我们在哪里。”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极高的观察、推理与共情能力。她坐在商店展示橱窗里,注视着街头路人以及前来浏览橱窗的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她始终期待着很快就会有人挑中她,不过,当这种永久改变境遇的可能性出现时,克拉拉却被提醒不要过分相信人类的诺言。《克拉拉与太阳》是石黑一雄“后诺贝尔时代”的一部作品,故事虽然以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社会为背景,本质上却直指“人心”。作者通过机器人的冷峻视角,但以其一贯细腻内敛的笔触,揭示了现代人价值观的分裂与焦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牵绊在“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意义。石黑一雄在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后,探索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爱?爱能赢跑时间吗?“人心。你相信有这样东西吗?某种让我们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


《克拉拉与太阳》:它捕捉到的正是镜像

“克拉拉,我们不是在请你训练新乔西。我们是在请你成为她。”
——《第四部》

训练不是为了复制,而是要“成为她”:成为就是超越模仿,成为就是实现延续,成为就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它包含着爱,包含着感情和理性,包含着“人心”,从外延到内涵,完全“成为她”——但是仅仅是一个人工朋友的AF,真的能代替可能走向人生终点的人类,真的会完完全全实现延续而最终成为的一个独立的人?

这是在友人公寓里实施的项目,这是肖像画师那里进行的计划,当母亲、画师卡帕尔迪甚至父亲都告诉了AF克拉拉这个“成为”的秘密,只有乔西还不知道真相,在那一刻,她甚至就已经被抽离了:悬浮在半空中,身体前倾,双臂张开,十指展开,静止于某种状态中,就像是一个“空壳”,而且和转过那个L形弯的克拉拉形成了某种对比:乔西的双脚刚好到克拉拉的肩膀,这个对比的位置让克拉拉成为乔西的观察者:“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她被冻结在了摔倒的那一刻。”一种隐喻:患病的乔西即将被冻结,即将摔倒,却成为了一个悬浮的物,在被定格中,克拉拉再不是AF,而是进入其中延续她、成为她,从而完成关于生命最本质的交换。

卡帕迪尔说:“这个新乔西不会是一个模仿品。她真的就会是乔西。是乔西的一个延续。”母亲说:“你会成为乔西,而我会永远爱你,胜过除你之外的一切。所以,为我做成这件事吧。我在请求你为我做成这件事。”父亲似乎有些担忧,他问克拉拉的是:“你相信有‘人心’这回事吗?”在他看来,人心不是一个器官,而是这个词具有的文学意义,是让每个人成为独特个体的东西,“难道你不认为,要想真正地学习乔西,你要学习的就不仅仅是她的举手投足,还有深藏在她内里的那些东西吗?难道你不要学习她的那颗心吗?”对于卡帕迪尔的目的论,对于母亲的请求,对于父亲的疑问,克拉拉的回答是:“乔西的心很可能就像是一栋奇怪的房子,里面房间套着房间。但如果这是拯救乔西的最好办法,那我会尽我的全力。”

这是一个肯定的回答,但是这个回答里更多的是作为AF对任务的某种执行,是对自己能力的自信,或者说,克拉拉做出这样的回答仍是基于她作为一个能观察、有着特殊记忆、超越其他人工智能智慧的AF而言的,当乔西还在真相之外为肖像画做准备,乔西和克拉拉,其实就已经显出了他们不同的一面,甚至这种区别才是本质性的——或者克拉拉的肯定和自信还只是作为乔西的一幅画、一件雕塑甚至于一种躯壳而存在,不然她为什么最后会向父亲保罗建议:只要真正摧毁那台制造了黑烟的库廷斯机器,乔西才能痊愈,这才是让乔西真正成为自己、成为父亲和母亲不留遗憾的女儿的关键,“那样的话,卡帕尔迪先生、他的肖像、我学习乔西学得能有多像,这些就全都不重要了。”

尽全力会成为完完全全的乔西,只要摧毁带来黑烟的机器才能拯救一切,这似乎就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条是替代中的生成,是基于一种对AF的肯定而做出的人类计划;一种是破坏中的解救,是对人类既定规则的遵从——因为AF是永远无法取代人类而“成为她”的。至少在克拉拉看来,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而且她的判断明显偏向于后一条道路,因为只有摧毁了库廷斯机器,去除了被黑烟笼罩的黯淡世界,给予滋养的太阳才能照见所有孤独、患病的人类,让他们找到爱和自我,让他们告别痛苦,甚至在太阳光辉的照耀中,那些AF也才能更有力气更有能量。

所以在解救人类的道路上,至少有三种方式:克拉拉与太阳,以及摧毁库廷斯机器,克拉拉和太阳作为正面的存在,而库廷斯则作为负面的存在,当人类与这三者共存,他们走出孤独和痛苦以及病痛的折磨,就变成了一种多元论选择,但是其实,人类的选择又是那么脆弱,他们甚至只能作为旁观者来等待命运的改变。所以这个人类的难题就留给了AF的克拉拉,只有她知晓其中的秘密,只有她在中间做出努力和牺牲,只有她在最无奈的情况下可以成为乔西,也只有她可以向太阳请求,只有她知道摧毁库廷斯的办法——所以,在这个关于人类命运的可能选择中,石黑一雄给了克拉拉完全的视角,给了她一个“我”的人称,给了她完全属于人类的情感——但是她毕竟是一个AF,这个“我”是不是更会陷入人类编织的脆弱世界?

在克拉拉第一人称的叙述中,石黑一雄制造了“我”的命名世界,它们是Beggar Man(乞丐人)、RPO Building (RPO大楼)、the Sun(太阳)、the Manager(经理),甚至“母亲”、“父亲”、作为坐标的“中岛”、普通存在的“大开间”……首字母大写的行文规则石黑一雄留给克拉拉的规则,世界完全进入了AF观察和命名的特殊存在中。而起先被安排在商店自己位置上的他们,总是等待有人将他们带走并成为他们的AF——只有在人类的世界里,他们才是AF,而在商店里,他们只是一个机器,一种商品。那时的克拉拉一直想要走出橱窗,这种渴求与太阳的滋养无关,与被人选中无关,“我一直渴望着看到更多外面的世界——看到它全部的细节。”渴望看见更多外面的世界,就是渴望进入自我命名的人类世界,只有进入其中,作为观察者才能发现他们的孤独,才能体会他们的痛苦,才能凸显自己的价值。

“一个那样的孩子,没有AF,一定会非常孤独的。”这就是经理对克拉拉说的话,这是关于人类孩子生存状况的描绘,而当乔西从车里下到人行道上,从“严禁停车标牌”那里望见橱窗里的克拉拉,反而是克拉拉完成了一种看见:“她苍白又瘦削,就在她朝我们走来的时候,我看出了她的步态和其他的路人不一样。”乔西就是孤独的孩子。但是她在看见橱窗里的克拉拉、克拉拉完成对她的看见,人类和AF第一次有了交流:“有那么一回,就在她们走出我的视线之前,乔西回头看了我一眼;虽然这样做会打乱行走的节奏,但她还是向我挥手告别。”这是一种消除恐惧的交流,对于乔西来说,她希望能拥有这样一个AF,这样就能找到彼此,而对于克拉拉来说,那目光中的善意让她放心自己不会像其他被带走的AF那样最终会被孩子扔掉——最终,乔西和克拉拉在一起了,“乔西迫不及待地朝我走来。她伸出双臂环抱我,将我拥入怀中。”

这是乔西和克拉拉关系的起点,但是沿着这个起点向前,关于人类和AF之间的区别,或者关于AF的真正功用便一步步显露出来。克拉拉开始学习,开始观察,开始融入乔西一家的生活,对于她来说,这就是自己渴求的外面的世界,当她不再站在橱窗里,她超越了自己作为第三代商品的属性。而在和乔西建立的关系中,她也不断更新了她的认知和情感系统。开交流会是她对乔西的第一次全面观察,乔西邀请的特殊客人是里克,但是那天乔西非常焦虑,里克告知了克拉拉乔西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会改变,而克拉拉很快理解了里克的担忧:“我看出来了,里克害怕乔西会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人类会变,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里克的担心是乔西会成为别人,而不再是自己想要在一起的乔西——乔西曾经就说过,她和里克之间早就定好了的东西是不会变的:一种懵懂的感觉,一种像是爱的情感,“这事儿变不了。”乔西说。

如果开交流聚会认识到乔西的变,克拉拉只是站在观察者的位置,而摩根瀑布之行,克拉拉便面临了自己身份转换的问题。本来乔西计划带着克拉拉去看摩根瀑布,但是母亲发现乔西的行走出现了问题,便敏感地察觉到乔西又病了,母亲阻止了她,却带着克拉拉开启了摩根之旅,但这根本不是一次观赏瀑布的旅行,母亲让克拉拉做出乔西的动作,克拉拉学着乔西的动作,但是母亲却说:“不。那是克拉拉。我要乔西。”克拉拉的回答是:“嗨,老妈。我是乔西。”克拉拉把母亲叫做“老妈”,但是母亲却依然叫她“克拉拉”,这无疑形成了一种差别,而母亲此次的目的也显露出来,让克拉拉不断接近乔西,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模仿,“也许,我俩可以偶尔再去那里一趟。在乔西身体不好,不能外出的时候。”

摩根瀑布之旅像是母亲计划的一部分,回来之后克拉拉发现乔西似乎对自己冷淡了许多,更为奇怪的是母亲也疏远了克拉拉。“我渐渐看清了人类,出于逃避孤独的愿望,竟会采取何等复杂、何等难以揣摩的策略,我也明白了摩根瀑布之旅的结果可能自始至终都不在我的掌控范围内。”这是克拉拉思考的一部分,似乎完全超越了人类的思维,至少超越了乔西。乔西的病越来越严重,她和里克的也总是发生矛盾,他们玩的泡泡游戏里那些填充的文字都是乔西的渴望,“真希望我能走出去,去散步,去跑步,去踩滑板,去湖里游泳。可我不能,因为我妈妈有勇气。所以,我就只能躺在床上生病了。对此我很高兴。我真的很高兴。”疾病让她远离了摩根瀑布,让她的渴望化为泡影,让她和里克产生了隔阂,但是她却还是回到了克拉拉这个AF的身边,将她命名为最好的朋友。从冷淡到回归,乔西和克拉拉之间的关系更进了一部,克拉拉也让她告别了孤独,但是疾病之困却无法解除,而这正是母亲需要实施那个“成为她”的计划的根本原因。

让克拉拉延续乔西,成为乔西,而且是“完完全全是一样的”,这能不能实现?母亲因为担心乔西会和她的姐姐萨尔那样,在疾病的折磨中最终离开她,在经历了一次死亡之后,母亲直言再也无法承受失去乔西的痛苦,所以她必须让克拉拉成为乔西,“但我一直咬牙坚持,借用你的话说,是因为哪天我一旦停下,乔西的世界,我的世界,就会崩塌。”克拉拉接受了这个计划,并力求自己成为乔西,但是她却以另外一种方式解救了乔西,化解了母亲的焦虑——那就是寻求太阳的滋养。太阳是克拉拉世界中最大的希望,在橱窗里的时候,她曾经用自己的手触及太阳图案获得了力气,她曾经看见咖啡杯女士和雨衣男人在分离中重新拥抱在一起,她曾经发现乞丐人和狗一起死去却在太阳的滋养中重新活了过来,“太阳发出的某种特殊的滋养救了他们。”这是克拉拉形成的一个意念,所以在乔西陷入困境的时候,她也开始了和太阳的对话。

克拉拉从乔西的房间望出去,看见了最远处的那片田野,田野的尽头是一个四方形的黑影,那是麦克贝恩先生的谷仓。摩根之旅后乔西陷入了另一种迷惘,克拉拉去往谷仓寻找太阳的踪迹,“谷仓内部充盈着橙色的光芒。半空中飘浮着干草的颗粒,好似黄昏虫,他的图案洒遍了谷仓的整扇木门。”于是克拉拉面对太阳的图案发出请求:“请让乔西好起来。就像您让乞丐人好起来那样。”克拉拉知道太阳并不愿意对乔西做出承诺,因为慈悲为怀的太阳“依然无法将乔西与其他的人类区分开”。而在卡帕迪尔、母亲以及父亲联合实施的“成为”计划中,克拉拉面对已经越来越糟的乔西,再一次来到了谷仓,再一次开始了请求,“请向乔西展现您特殊的仁慈。”在太阳的光芒中,在被照见的相片中,在相片的田野里,在田野的羊群中,克拉拉对着太阳的请求实际上并不只是为了乔西的健康,更是为了里克和乔西能够一起在爱的世界里:“他俩都还非常年轻。如果乔西现在离世,两人便将就此永别。要是您能够赐予她特殊的滋养,就像我那天见到您拯救乞丐人和他的狗那样,乔西和里克就能携手走进成年后的人生,正如他们在那幅善意的画中希冀的那般。我本人可以作证担保,他们的爱牢固而持久,一如咖啡杯女士和雨衣男人的爱。”

克拉拉的请求终于有了回应,太阳射进了房间,太阳的滋养涌入房间,乔西开始慢慢恢复,最后她完全走出了疾病,“实证明,太阳特殊的滋养对于乔西就像对于乞丐人一样有效;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过后,她不但变得有力气了,还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成人。”而里克和她之间永恒存在的东西,即使在乔西去上大学之后两个人分开而不在一起,里克却说,“我想我要说的是,在某种层面上,乔西和我永远都会在一起——某种深度的层面上,哪怕我们踏进了外面的世界,从此再不相见。”乔西终于开始了她人生之路的另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她临行前抱住了克拉拉,而克拉拉也说出了“谢谢你,谢谢你选择了我”的感激之眼,即使乔西离开,她最后还是回望了克拉拉,就像她们在橱窗里第一次见面,看见和被看见构成了超越人类和人工智能的情感。

但是这个结局显得太过理想化了,是不是石黑一雄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太过乐观:太阳的滋养解救了乔西,甚至只是在克拉拉虔诚的请求中轻易就完成了人类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这真的是石黑一雄的乐观主义?太阳滋养了处于困境的人类,或者只是一个隐藏矛盾的寓言,一方面,求助于太阳,说明克拉拉“成为她”这个计划根本无法实现,也就意味着人类和人工智能隔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克拉拉有极强的观察能力,有很好的记忆力,再加上不断培育的情感,学会的“人心”,她已经成为了乔西,但是这个乔西依然是“类乔西”,乔西的孤独克拉拉能解决吗?还有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克拉拉能调解吗?父亲被人替代的命运,克拉拉能避免吗?

最关键的是,克拉拉去谷仓呼唤太阳,发现太阳并不是真的在谷仓里,“而是某种有镜面的东西碰巧被人落在了那里”,那是麦克贝恩先生或者他的某位朋友将长方形的玻璃叠在靠墙的位置上,太阳才反射出光线,也就是说,太阳是太阳的镜像,“此时,就在这太阳下山的最后时刻,它捕捉到的正是太阳的镜像。”镜像便是相反的存在,镜像便是虚构,镜像甚至会成为一种异化,而真正“成为她”绝不是镜像。“成为她”就像父亲送给乔西的那个礼物,“所有的镜子照出来的人脸都是反的,却从来没有人提意见——这事儿难道不奇怪吗?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你真正的模样。”一面能照见真正模样的镜子,才能“成为她”,而这个“成为她”就是让乔西依然成为自己,让人类依然是人类。在这个从镜像回到真正镜子的寓言里,石黑一雄似乎将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一条线索隐藏了。

克拉拉知道要解救乔西甚至人类的孤独、痛苦,必须将库廷斯摧毁,而且她也把真相告诉了父亲,父亲也答应了这个摧毁计划,但是要摧毁库廷斯机器,需要的是克拉拉身上的那种溶液,当克拉拉的溶液被取出,她自己也可能面临危险。父亲开始了这个计划,但是之后却只字未提这个计划的实施和最后的结果,它被隐藏了,但其实这个线索才是真正关键的:当人工智能无法“成为她”,只有用AF的功能性溶液才能摧毁库廷斯机器,这是机器对机器的战争,这是人类所有发明的目的——回到机器本身,克拉拉才是那个无关人类真正命运的“我”,而属于AF的故事最后就像“经理”一样,再没有回头,继续进入机器的世界,继续开始机器的旅程,“可她只是凝望着远方,望着地平线上那台建筑吊车的方向。接着她又继续迈开了脚步。”

金鸡

编号:C57·2210418·1744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49.00元当当22.50元
ISBN:9787544784429
页数:200页

“还有一个忠告。别惹其他人哭泣。对于死人来说这是永恒又沉重的惩罚。人活着的时候惩罚总有尽头,但是死人永远要受罚,因为死亡是永恒的。”迪奥尼西奥·宾松因手臂残疾,只能在村里做着“呼叫者”的体力活营生。一场庙会上,他救下一只奄奄一息的金鸡,悉心照料,母亲却因操劳过度去世。一穷二白的他,将命运寄托在那只雄鸡身上,决定只身出门闯荡。金鸡在之后的斗鸡中屡战屡胜,意外地给他带来了生活的勇气。走南闯北中,宾松认识了一位“阉鸡女郎”,有她在的地方,他无往不胜。正当他以为时来运转之时,命运却自有它的安排……《金鸡》收录《金鸡》《秘方》《生命本身并非那么严肃》《夜间奇遇》《昨日重现,神父说》等十五部短篇故事,其中《金鸡》是鲁尔福1956年回到首都写作的商业电影脚本,于1964年拍成电影,文本直至1980年首次面世。


《金鸡》:死人永远要受惩罚

我正是从税务官口中得知了他在那些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其实安赫尔·宾松的故事应该从这时说起,而不是他丧命的那一天。但是说到底,我得把故事讲得自然流畅,不能随心所欲。
——《安赫尔·宾松停在路口》

丧命是生命的终点,是死亡的发生,当安赫尔·宾松停在路口,无论是去往奥苏马辛村,还是回到农场“处女地”,等待他的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被等待他的那四到六个人杀死,而他也知道自己无法从他们的枪口逃生。子弹终于从几个方向飞过来,从背后,从身旁,射进他的身体,留下了二十个弹孔。但是,却没有从正面射向他,因为安赫尔·宾松曾经叫喊着不要射他的脸,“我罪有应得。我只想脸上干干净净地去见上帝。”

面对自己的姐妹,他最后说出了这句话,一张脸完好无损,是因为要干干净净去见上帝,而这对于安赫尔来说,是死亡必须要做的事。这是他唯一的信仰,而这个信仰指向的是他曾经杀死的那些人罪有应得。安赫尔死了,这是他丧命的那一天,而无论是他陷入复仇的泥沼,还是希望干干净净去见上帝,都必须回到那个“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都必须回到安赫尔·宾松杀人的动机——“他的故事应该从这时说起”,这时,是父亲把“处女地”的农场留给了安赫尔·宾松的姐妹们,“这样即使他不在了,她们也能有所依靠,不需要四处求人。”这时,是父亲一年后被人绞死在瓜西姆尔科山的一个山洞口巨大的木棉树上;这时,是安赫尔·宾松发现了案发现场那张钉在木棉树上的名单,“上面罗列了请愿惩罚这位盗贼的人,还有那些被他绑架和勒索赎金的人的名字。”这时,安赫尔·宾松开始寻找名单上的人,他们是杀害父亲的凶手,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送上西天。

这便是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先是父亲被人绞死,后来是安赫尔·宾松杀死了杀父仇人,再后来安赫尔·宾松又死在了复仇者的枪林弹雨中,死亡之后是另一种死亡,死亡叠加在死亡之上,直到安赫尔·宾松最后死去。但是那张可以干干净净去见上帝的脸,是安赫尔·宾松保持信仰的见证,也预示着他的仇杀是一种正义——但是正义之死,是不是另一种信仰的毁灭?胡安·鲁尔福引用的是伊本·赫勒敦的那句引语:“时光将我们吞噬,生命的絮语将我们打倒。”安赫尔·宾松之死就是被时光吞噬,被生命打到,但是他至少在最后的丧命中保持了尊严。同样姓宾松,《金鸡》中的迪奥尼西奥·宾松却在贪婪的道路上滑向深渊,他最后的死变成了信仰的沦丧,和妻子贝纳尔达一样,再也无法干干净净去见上帝了——在最后输掉了一切之后,他只留下一口给自己的棺材,“那不在赌注内……除了棺材,其余的一切都归你。”

迪奥尼西奥·宾松是如何滑向命运的深渊?是如何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信仰?命运发生的转变在迪奥尼西奥·宾松身上很明显地表现为身份的改变。他原先是圣米格尔·德尔·米拉格罗镇上最穷的汉子之一,看上去是个壮汉,但实际上却是残疾人,这便是迪奥尼西奥·宾松的第一个身份:残疾人和穷人。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活,他走街串巷,扯着嗓子呼叫着走失的牲口、失踪的小孩或姑娘,于是,他变成了圣米格尔·德尔·米拉格罗荒凉的街上的“呼喊者”,凭着嗓子吃饭,他和镇上最富有的堂赛昆蒂诺签订写意,从早到晚为他丢失的枣红马奔走呼叫,直到分不清自己的吆喝声和沉睡的吠犬声才罢休。之后,镇里有了斗技场,也是凭着嗓子,迪奥尼西奥·宾松开始做起了斗鸡场里的主持人——无论是曾经的残疾人和穷汉,还是后来成为“呼喊者”和斗鸡场的主持人,对于迪奥尼西奥·宾松来说,都是被命运重压着的身份,他只能用身体的优势来抵抗身体的缺陷。

但是,“他时来运转了。最后一场斗鸡改变了他的命运。”奇瓦瓦人的金鸡输掉了,他们想把受伤的金鸡扔了,但是迪奥尼西奥却要了这只垂死的鸡,他开始照料它,让它死而复生,于是,受伤的鸡痊愈了,它再次成为了金鸡,“每天清晨用力一抖,依然威风凛凛,英姿勃勃。”母亲逝世,迪奥尼西奥·宾松将母亲草草埋葬,他脸一口棺材也买不起。但是有了这只金鸡,有了这只能在斗鸡场上决战的金鸡,一方面他不再是主持人,而成为了金鸡的主人,另一方面,金鸡保障了他的生存不受威胁。这是迪奥尼西奥·宾松命运的一次转折。但是两个月后,在特里克帕克,他的金鸡在斗鸡中被杀死了。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在斗鸡中活跃气氛唱歌的“阉鸡女郎”贝纳尔达,认识了贝纳维德斯——贝纳维德斯找到他,是想要和他合作,“在斗鸡这件事上,一个人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要与人合作才行。否则,就会被人踩在脚下。”贝纳尔德斯有钱,但是他想要更多的钱,他和迪奥尼西奥合作,就是“用机关、耍手段”,迪奥尼西奥做“放鸡人”,然后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将对方的鸡肋骨弄断。

从此,迪奥尼西奥又从金鸡的主人变成了“放鸡人”,他们的合作赚来了大量的钱。但这不是迪奥尼西奥·宾松贪婪的终点,之后他在圣赫尔特鲁蒂斯度过了两周,在那里他学会了赌牌,学会了“大羊驼”这种复杂的赌牌方式,也从此他有了更多的钱:他变成了铁石心肠的人,冷诺冰霜、斤斤计较、霸气十足的他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在母亲逝世五年之后,他定做了一口华丽的棺材,甚至还将母亲的遗骸挖出来葬进棺材里;他从一个庙会到另一个庙会中闯荡,斗鸡、轮盘赌和打牌交替进行,还和贝纳尔达结了婚——命运似乎完全被改变了,曾经的残疾人、穷人、呼叫者、斗鸡主持人、金鸡主人、“放鸡人”都不复存在,他只有一个身份:赌徒,他没日没夜地赌博,从黄昏到凌晨。在这样的生活中,他和妻子总是争吵,妻子又带着女儿离开——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有些悔改,他和妻子周游四方,贝纳尔达继续唱歌,而他则在赌场上希望把输掉的钱捞回来。但是不幸的日子终于来到,贝纳尔达被抛弃了,她开始贪杯,嗓子也哑了,从此再也不能唱歌了,而在与酒为伴的日子里,迪奥尼西奥·宾松也完全不顾她,最终贝纳尔达在孤独中死去,“依然坐在原先那把扶手椅上,没有任何人照顾她,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咽气,是酒精中毒导致了她的死亡。”而迪奥尼西奥·宾松也输光了一切,最后他只想保留棺材,随着一声枪响,迪奥尼西奥·宾松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最后只留下孤苦的女儿,“她也像母亲刚开始唱歌时那样,歌声中饱含着孤苦伶仃的感情。”

迪奥尼西奥·宾松走向了丧命的一天,和安赫尔·宾松为正义复仇的一生相比,迪奥尼西奥·宾松却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而胡安·鲁尔福却从一开始就讲述了属于迪奥尼西奥·宾松“这个蛮夷之地的云游事迹”,他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最后却死在了自己的贪欲中——安赫尔·宾松留下的是一张可以干干净净去见上帝的脸,迪奥尼西奥·宾松却只留下了埋葬自己的一口棺材——死亡和死亡如此不同,胡安·鲁尔福显然已经从《燃烧的原野》的主题中走向了对死亡的关照,在这部小说集里没有命不保夕的逃亡,没有藏在秘密深处的死亡,甚至对于所谓的苦难也不再只从生存境遇中得到深化,他思考的是死亡的可能性:死亡是一种终极存在,但是对于生者来说,他有怎样一个命运才会走向死亡?

和《金鸡》中迪奥尼西奥·宾松不断转换的身份一样,胡安·鲁尔福在对死亡进行审视时,也运用了多元化的视角。《生命本身并非那么严肃》中,故事的视角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克里斯宾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母亲的叹息,这种叹息来源于父亲的死亡,“她还是不停地流泪;还是长时间地纠缠于她的克里斯宾已经死了的记忆中。”这种叹息也把死亡投射在克里斯宾的生命中,母亲总是自言自语:““他是不是在遭罪,里面,没有空气,他是不是憋得慌;要不就害怕黑暗。孩子们在黑暗中都会害怕。”后来出生,母亲摇着摇篮让克里斯宾感觉到一种安全,但是母亲却依然在叹息,而这种叹息让她也慢慢走向了死亡,冬天去衣柜上拿大衣的时候,母亲重重地跌落下来,“身下的地面离她很远,落不到地上……”

这是生活对她的捉弄,这是生命本身并不严肃的后果。而在《克莱奥蒂尔德》中,通过杀人者“我”的回忆构筑了死亡的故事。“我”是一个茕茕孑立的人,父母已逝,亲戚也几乎没有,只有塞西莉娅姨妈,后来我遇到了克莱奥蒂尔德,“突然她出现了,目光似水,小鸟依人,简简单单就解救了我,还不让我觉得难为情。”但是克莱奥蒂尔德不仅在我面前说姨妈的不好,而且还背着我去找其他男人,于是爱着她的我“恨死她了”,最后杀死了她,与其说我杀死克莱奥蒂尔德是出于仇恨,不如说,这依然是一种爱,“因为我爱她。我爱克莱奥蒂尔德,这简直是一目了然的。总之,那次我向她承诺,即便她不痛改前非,我也会给她以安慰。或者至少我是想这么说的。”最后“我”把克莱奥蒂尔德放在了满地是苔藓的树林里,“从此再也没有人记恨我们。”

因爱而恨,因恨而不再恨,这是死亡的逻辑,《死后》则完全是一个“死者”的身份言说死亡。这个昨天刚死的人,却像已经死了十年的人,因为死亡只有死亡本身,没有对立面,没有参照物,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虚无跟它对比,所以也不会有变幻的时空。死亡是死亡本身,但是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作为死者提出了几个忠告:一个是“临死的时候一定要哭”,因为眼泪是灵魂的通道,“一定要把灵魂从肉体里释放出来,不然的话诸位就会受罪,那种罪是人类经历过的最残酷和最难以忍受的痛苦。”这是对死者而言的,那个被活埋的人,因为无法说话,因为无法流泪,灵魂被囚住了,最后在绝望中扭曲,最后鲜血和恐惧使他成为盲人;第二个忠告是:“别惹其他人哭泣。”这是对生者而言的,因为他人的哭泣对于死人来说是永恒又沉重的惩罚,“人活着的时候惩罚总有尽头,但是死人永远要受罚,因为死亡是永恒的。”

这是“死者”的死亡体验,他给将死的人和活着的人提供了关于死亡的视角,当灵魂从肉体里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从罪恶中救赎的方法,但是当死亡变成一种惩罚,死亡则是永恒的。关于死亡的救赎和受罚,其实都指向了死亡具有的信仰意义,死亡没有对立面,没有参照物,但是死亡却关照着灵魂,也许只有在死后才能如安赫尔·宾松那样干干净净去见上帝,才能如迪奥尼西奥·宾松那样带着自身的罪恶进入地狱——尊严和信仰之有无,是死者在生者身上的投射。《特阿约堡》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个死亡的城堡,那里曾经有金字塔,有教堂的大钟,但是死亡一直弥漫着,“好像一座死去的村庄”。据说,这里曾经居住着瓦斯蒂克的精英们,金字塔便是圣城的中心,但是后来被莫西卡人发现了,莫西卡人征服了这里,“但是保留了那些神灵,因为莫西卡人惧怕神灵。”因为惧怕而保留神灵,这当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当死亡的阴影无法消散,特阿约堡就是一种堕落的存在,“时间流逝,信仰迷失。信仰的迷失就好比血管里的血液干涸。”

信仰的迷失是生者的堕落,当死人永远受罚成为一种永恒,再也没有干干净净的脸去见上帝:《夜间奇遇》中,“我”是雏儿,一个后来成为丈夫的男人在那次相遇中告诉我,不要爱任何人,“将‘爱他人’这件事放在一旁吧。”这个掘墓人看见了太多的死亡,或者他也会看见自己曾经是妓女的妻子下葬的那一天;《昨日重现,神父说》中的神父总是想到苏萨娜·圣胡安的身体,“她露出了赤裸的胸脯,在氤氳的热气中飘荡,还有腰肢的起点,那里简直可以串起男人们所有的罪恶。”最后他对教堂司事说:“我希望你别为我敲钟,最好谁都不知道。”《苏萨娜·福斯特》中的苏萨娜·福斯特将身体裸露在夏天的温暖中,“雨水滴下带来的轻风像是阵阵清凉的波浪,抚过她的大腿、她的手臂和她的胸脯。”她的眼睛会微笑,而当医生问她见过小鸟眼睛里的微笑吗,苏萨娜·福斯特却告诉他:“没有。我从不注意这种细节。您知道,我没那么细心。如果您跟我说一座坟墓,我看到的是一片墓地。”

“我”是妓女,我引诱了神父,我裸体于大自然中,这是女人的肉体,这是女人的命运,这是女人的死亡,当看见一座坟墓就是看见一片墓地,死者何其多,而在这信仰缺失、迷失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受罚的人,都是无脸见上帝的人,都是惧怕神灵的人,当然,他们都是死亡的人,“时光将我们吞噬,生命的絮语将我们打倒。”

燃烧的原野

编号:C57·2210418·1743
作者:【墨】胡安·鲁尔福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48.00元当当22.10元
ISBN:9787544784252
页数:204页

结实冷硬的土地上,穷苦人两肩尘土,微如草芥。因为穷,一头牛可以决定一个少女的命运,分到了地,可那里连一棵挡风的草也没有,不小心掉下的雨滴被干渴的大地一口吞下,转瞬没了影。为给可怜的牲口讨草吃犯了事,躲了大半辈子,可他们还不肯放过他……平原上,风是暗黑色的,时间是漫长的。谁也不记得时间,只听到这在万物的孤独中包含着的寂静。对于所有人来说,死是一种希望。《燃烧的原野》出版于1953年,收录《清晨》《那个夜晚,他掉队了》《我们分到了地》《科马德雷斯坡》《都是因为我们穷》《那个人》等十七个短故事,这是一曲拉美土地守望者的悲歌,讲述龟裂大地上的苦难与抗争、酷热与荒凉——绝望势如野火,将硬牛皮般的平原烧个干净。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


《燃烧的原野》:出来吧,苦痛的魂灵

我说我记得是那些天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在萨波特兰,人们正在放炮仗。炮仗每响一声,在我扔掉雷米希奥尸体的那个地方就会飞起一大群秃鹫。
——《科马德雷斯坡》

那些天发生的事,是萨波特兰的人在放炮仗,那些天发生的事,是我用针插进了雷米希奥·托里柯靠近肚脐眼的地方,那些天发生的事,是托里柯兄弟都死了——而且没有人来帮他们。放炮仗的庆祝和被针扎死,构成了那些天完全不同的景致:萨波特兰的人为什么不关注托里柯兄弟?我为什么要杀死其中的雷米希奥·托里柯?

是因为在科马德雷斯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被预设了:萨波特兰人不喜欢他们,甚至还给托里柯兄弟脸色看,因为分了地之后,科马德雷斯坡属于托里柯兄弟,人们对他们总是害怕,没有分到好的土地的萨波特兰的人几乎都走光了——这是占有和离开的命题,这或者也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区别,就像雷米希奥·托里柯,虽然只有一只眼睛,但是当他眯着的时候,“似乎能把东西拉得很近很近,好比能把东西拉到他手边一样。”作为他们最好的朋友,我是唯一留在那里的人,因为我耕的那块地属于他们。我是他们的朋友,我耕种的是属于他们的地,我为什么要杀了雷米希奥呢?因为那次他说是我把他的兄弟奥迪隆杀害的,理由只有一个:“奥迪隆那天是在衬衫口袋里带了十四个比索的。我把他抬起来的时候搜了搜他的身子,没找着这十四个比索。然后昨天我听说你刚买了条毛毯。”

但是我根本没有杀死奥迪隆,也没有拿走十四个比索,而且我也知道是谁杀死了他,但是面对雷米希奥的污蔑,我终于拿着那根针插进了她的肚子,最后把整个针都插进去才放手。奥迪隆是谁杀的,已经不是重点,他只不过是那块土地上对立社会的牺牲品,而我杀死雷米希奥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当他们死了,科马德雷斯坡将不再属于他们,人们也不再需要担惊受怕,放炮仗便成为他们的庆祝方式。但是当那一大群秃鹫飞起来的时候,科马德雷斯坡的恐怖并没有真正消解。这两种不同的死亡似乎都归结为一个原因,那就是苦难,而分地并没有缓解这种苦难的程度,反而加大了对立和敌视。《我们分到了地》便是对这种苦难的揭示:“我们分到的地,在那高高的地方。”高高的地方,不会产粮食,而那块平原,更是什么也没有,“平原上没有兔子也没有鸟。啥也没有。”一无所有的平原,被分到了地,也等于什么也没有,而真正有用的是“河边的土地”,“从河边到那里,净是肥地,长着那些叫木麻黄的树,还有青草,还有很好的土。”

“我们不要这平原。我们要河边的土地。”当四个人去河边的那块地,一种结局就已经摆好了:埃斯特万抱紧了自己的母鸡,然后和母亲一起消失在牧豆树之后。那块土地不属于我们,苦难却从未离开。在这片看起来广袤的土地之上,在这个看起来有分地的制度的世界里,无法抹除的贫富对立制造的是争斗,是堕落,是死亡,是逃亡,甚至是革命,但是当胡安·鲁尔福把这里称作“燃烧的原野”,那火光不是一阵对对立生活的摧毁,相反,它燃烧着,会将自己的一切都付之一炬,所谓的信仰,所谓的亲情,所谓的希望,在那个燃烧了的原野之上,最后都变成了飞起的那一群秃鹫。

《都是因为我们穷》就是用直白式的标题陈述了这种生活:上个礼拜姑姑哈辛达死了;礼拜六刚把她埋葬好天又开始下雨,刚刚收割来的黄橙橙的麦子便被毁掉了;昨天当姐姐塔霞满十二岁的日子,父亲给她命名日礼物的那头母牛被河水卷走了。这是一系列的遭遇,“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坏”,变坏就如父亲说的那样,我们家太穷,麦子、母牛都是重要的生活物质,但是都被毁掉了。但是这并不是最坏的,因为我们家太穷,两个姐姐不听话,他们从小就喜欢发牢骚,而长大了,便喜欢跟最坏的男人混在一起,他们教她们干坏事。而就在塔霞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更加犯难了,他担心塔霞会和另外两个女儿一样,但似乎他的担心最后变成了现实:“从远处飘来的腐臭的气味直往她湿漉漉的脸上扑,她的一对奶子不停地上下跳动着,好像马上就要开始膨胀,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了。”

都是因为我们穷,这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坏,这是原因和结果的双重呈现,或者原因最后变成了结果,结果也变成了新的原因:因为穷所以越来越坏,因为越来越坏,所以我们更穷。恶性循环的世界里,对立在加剧,而如何逃离这种对立、如何终结宿命,便成为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难题。因为我们穷,因为一切越来越坏,父亲担心塔霞会变坏,而塔霞真的开始走向堕落,这是家庭关系走向紧张的开始。《你听不到狗叫》也是这种对立的家庭叙事:伊格纳西奥一直干着杀人越活的营生,而且在父亲看来,他杀的总是好人,特朗吉里诺曾经给伊格纳西奥洗礼,也给他取名,但是最后还是被伊格纳西奥杀死了,所以父亲断绝了和儿子的关系。但是当伊格纳西奥在打斗中受伤,父亲又变成了父亲,他背着奄奄一息的儿子去托那亚找医生,作为一种救赎行为,父亲还诅咒了儿子身上传过去的血:“让我给他的血在他的身体里发臭吧!”伊格纳西奥在父亲的上面,父亲背着他希望她能听到狗叫,有狗叫里那个村子就不远了,但是这个黑夜里,除了父亲的自言自语,再没有伊格纳西奥的回应,父子关系就在这种缺失的对话中延续着,而当他终于到了托那亚,一身骨头似乎也散架了,而上面的伊格纳西奥只剩下紧紧扳住父亲的那双手,当父亲费力地将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才知道儿子已经死了,“你没听见狗叫声吗,伊格纳西奥?你连这点希望也不肯给我。”

儿子杀人越货,父亲希望救赎他,但是“连这点希望也不肯给我”,而在《北渡口》里,父亲却是一个不爱儿子的父亲,所以儿子要去北方赚钱,“我跟您说了,上礼拜我们吃的是苋菜,这个礼拜呢,连苋菜也没得吃了。所以我要走了。”儿子去北方赚钱,是因为他爱着孩子们,和这完全是和自己的父亲做对比,“不像您,把孩子们拉扯大之后就赶他们走了。”但是在经过北渡口的时候,遭到了伏击,有人跑了,儿子却回来了,回来父亲告诉他的是:“你的特兰茜托跟一个马夫跑了。好像她人还是很不错的,对吧?你的孩子们在这后头睡着呢。你自己呢就出去找个地方过夜吧,你的房子我已经卖掉了,用来补贴我的费用。你还欠我三十比索的代笔费。”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家,只有一个狠心卖掉了房子的父亲。

伊格纳西奥没有听到狗叫便死了,儿子没有越过北渡口却失去了更多的东西,父子之间的矛盾也“都是因为我们穷”,所以变得冷漠,所以变得绝望,所以变得暴戾——所以他们总是在路上逃亡,所以他们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制造死亡。《那个人》里那个有着平脚板被追杀的人,他就是把乌尔基迪家的所有人统统杀了,但他不想坏人,“他跟我讲起他的女人,提起他的孩子们。他还说那会儿他们离他有多远。他一边吸着鼻涕,一边想着他们。”但是后来他没有逃走,他的脸浸在水里死了;《求他们别杀我!》中的胡文西奥·纳瓦不得已把堂卢佩杀了,因为卢佩是是石门庄园的主人,还因为,“尽管他是他孩子的教父,也不肯把自己的牧草让给他的牲口吃。”这是属于土地的不公,“他长时间地端详着每一块土地,细细品味,好像眼前的便是最后一块土地了。”最后卢佩的儿子、那个上校抓住了胡文西奥·纳瓦,“把他捆起来,给他灌点酒,灌到他醉,让他挨枪子儿的时候别疼着。”《清晨》里的堂胡斯托老爷死了,有人怀疑是曾给老爷干活的老埃斯特万杀的,“现在呢,您看,我给逮捕了,给关进牢里,下个礼拜就要因为杀害堂胡斯托的罪名受审了。我真记不得了,不过可能是的吧。”而全村人为老爷服丧,因为他是“光明的主宰”,没有杀人的老埃斯特万成了替死鬼,夜的半梦半醒中,女人们在服丧的地方唱到:“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苦痛的魂灵。”

夜晚响起的只有丧钟,不是老爷这个光明的主宰死了而敲响了丧钟,是因为“苦难的魂灵”要出来,所有人都听到了丧钟,“丧钟彻夜呜响,直至天明,才被晨钟打断。”但晨钟响起,苦难的魂灵还飘荡在这个村子里——从夜晚的丧钟到早晨的晨钟,这不是救赎式的转变,而是生活的同一性的不同表现,而这个钟声背后是信仰的泯灭,它似乎就是从塔霞变成姐姐“去做让她堕落的勾当”开始的。《马卡里奥》里养母命令我捉青蛙,但是饥肠辘辘的我更记得菲莉帕的奶水,“那奶甜甜的,温温的,从舌头上汩汩淌过……”这不是一种纯粹摆脱饥饿的食物,菲莉帕每天都要忏悔,“因为我的身体里满是魔鬼,她要为我忏悔,要把这些恶魔统统赶出来。”仅仅因为饥饿而捉青蛙,仅仅因为要弄死这些青蛙,我的身体里便充满了魔鬼,奶水变成了一种救赎。《塔尔葩》里的哥哥塔尼罗想去塔尔葩见圣母,“让她端详着他,治好他的烂疮。”而要去塔尔葩,需要我和他的妻子娜塔丽娅架着他,而且要走一个多月的路,就这样从2月出发到3月底才走到塔尔葩,走进教堂对着圣母像,塔尼罗开始祈祷,眼里掉下的泪珠将娜塔丽娅放在塔尼罗手上的蜡烛浇灭了,还没听到神父的讲话,塔尼罗的头就埋在双膝之间死了。

蜡烛被泪水浇灭,神父的话没有听到,当塔尼罗死去,他是不是得到了救赎?烂疮还在,苦难还在,当返回时,我和娜塔丽娅将塔尼罗的尸体埋掉了。其实,死亡就是一种谋杀,因为我和娜塔丽娅商量好合伙把他害死,“我们把他带到塔尔葩,好让他死掉。他真死掉了。”浇灭的蜡烛似乎就是信仰泯灭的象征,而回来的路上,塔尼罗的尸体似乎一直在眼前,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埋塔尼罗的时候,“我和娜塔丽娅往他身上撒土,再加上好多石块,莫让他被山里的野兽从地里刨出来。”加上石块,是要将他深埋,是不想被人发现,罪恶总是在秘密处实施,而在《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中,当我将他杀死埋在地里,却是将罪恶本身杀死的一种手段。来自阿穆拉的老女人们来找我们,希望我参加为失踪的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举办的九日祭活动,因为她们是圣子安纳克莱托教友会的成员,她们把安纳克莱托封为圣徒,而我作为他的女婿,诗意和他有过接触且了解他的人,“除了你,还有谁更合适呢?你就在他身边生活过,你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讲述他所做过的慈善事业。”

我把他杀了,是因为越狱那天他来找我想要把财产都拿走,一个女婿杀死了岳父,这当然是一种罪,但是杀人是秘密行进的,在教徒看来,我的罪仅仅是因为不做忏悔,仅仅是没有信仰的东西,当他们说我是“异教徒”,说我在制造异端邪说,似乎是在对我进行信仰意义上的讨伐。但是身为安纳克莱托教友会的老女人们,当他们把一个入狱的人看成是圣徒,又何尝不是一种亵渎?我被他们看成是异教徒也是因为我骂安纳克莱托是一个“活生生的恶魔”,“他过去是卖圣徒像的,就在教堂门口的集市上卖。我替他扛包的。”而当最后只有潘恰留在我身边,我让她把鸡棚修理好,还用石块堆在角落里——那里正是埋安纳克莱托的地方。而当那晚潘恰说我一点也不温柔,他便说起了“真正懂得爱的女人”的人,“圣子安纳克莱托。他才真的会做爱呢。”

谁应该忏悔?谁的身上有罪恶?谁才是异教徒?杀人或者被杀,是罪恶的开始还是终结?忏悔是救赎的途径还是制造的谎言?在“苦难的魂灵”现身于这片土地的时候,也许只有成为“燃烧的原野”,才能摧毁这些异化的存在。但是,引用的民谣是:“杀了母狗,还有狗崽……”它是一种循环不止的宿命,它是悲剧连着悲剧的重复。在《燃烧的原野》上,响起的是“佩特罗尼洛·弗洛雷斯万岁!”的喊声,响起的是子弹的呼啸声,响起的是被打死的哀鸣声,但是已经成为了游兵散勇的我们,却迎来了萨莫拉,“大平原恢复了平静。”他是救星,从此,长长的队列在平原上行进,“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辉煌年代”,那时刚刚起义,“就像成熟的豚草被风拋撒,把恐怖播撒在大平原的四方。”那时候萨莫拉就说过革命的过程和目的:“我们要用富人的钱来搞这场革命。我们闹革命需要的武器和花费,都让他们来出。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面为之战斗的旗帜,我们应当抓紧时间积累钱财,到时候政府军来了,就会看到我们有多强大。”

重新回到辉煌年代,回到起义本身,放火烧了夸斯特柯玛特庄园,等待联邦军的到来,但是这只是一场散兵游勇的起义,而不是真正的革命,就像萨莫拉喜欢玩的是斗牛的游戏——当革命游戏化,起义本身的意义也被消解了,于是当发生萨尤拉的山坡上火车脱轨,当萨莫拉惹恼了政府,辉煌时代又走向了覆灭,每个人只能寻找方向逃亡,而我最终也入狱。当三年后出狱,我和一个劫来的女孩生活在一起,“她是最漂亮、最善良的那一个。”这是一种爱的召唤?而她这是那个我杀死的老人的女儿,当她不计前嫌,当她在监狱外等我出来,她的善良是不是对我的救赎?当儿子出生取名“皮琼”,这个和我同名的孩子是不是像她所说:“他不是什么盗匪,也不是什么杀人犯。他是好人。”一种救赎在后代世界里变成了无罪者。

但是,“杀了母狗,还有狗崽……”这依然是一个待解的谜团,无论是父亲对儿子的抛弃,还是父亲对儿子的解救,无论是女儿被父亲言中的堕落,还是女儿最后杀死父亲的报复,在这些亲情泯灭的故事里,在逃亡成为唯一出路的寓言中,在死亡总是秘密发生的恐怖里,“苦痛的魂灵”从来没有走远,在死亡的死猝然发生时,在死亡的生苟延喘息时,燃烧的原野最后总是“飞起一大群秃鹫”。

重返暗夜

编号:C64·2210418·1742
作者:【智】罗贝托·波拉尼奥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26.70元
ISBN:9787208168022
页数:272页

《重返暗夜》由十三个故事组成,形形色色的主人公或主动或被动地闯入其中。从热爱文学的黑帮头目、垂垂老去的色情电影明星、掌握某种魔法的足球运动员,到被误认为艺术家的士兵、目睹自己死后遭遇的鬼魂,还有诗人、流亡者、困于梦魇的年轻人等等波拉尼奥小说中的常客,他们共同道出了挥散不去的黑暗和令人惊叹的光芒。《重返暗夜》所收录故事的整体风格和《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相近,流亡者、诗人、迷惘的年轻人仍时时闪现于故事中,但相比《地球》,这本小说集里并没有出现B这样一个化身符号,主人公从警探、色情电影明星到足球运动员、小职员的鬼魂,叙事声音更加多元,他们也不再是冷淡的“旁观者”而成为了故事旋涡的中心,这本小说集中奇异想象的超现实成分也更多。“每个故事似乎都把读者变成了一个偷窥者,抓住了混乱的生活和鬼魂的侧影。”《卫报》这样评价这部小说。


《重返暗夜》:我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这时,维尔纳夫说道:您描述一下咱俩所在的位置。我说:这地方跟死亡一样,但不是真死,而是活着的时候咱们想象的死亡。
——《回归》

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光线,或者也没有生命,但是“无”的世界却让死亡变成了一种想象,在想象中又回到了“活着的时候”。活着便有了对梦中情人塞西尔·朗巴勒的回忆,才会对担架工的印象,才会被维尔纳夫恋尸,最后才能确认所处的位置并听完维尔纳夫的讲述,才会有两种消息:“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生命(或者类似的意思)之后还有生命。坏消息是让-克洛德·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癖。”

我死了,三十四岁的时候死了,或者是在跳舞的时候由于心脏病发作而死,或者是从摩天大楼纵身而下死去,总之“死前我毫无知觉”,我的的确确死了。但是,这种死却只是亡灵离开肉体而已,一个好消息诞生了:生命之后还有生命。当我被担架工抬走,当我被抬上车子,当我坐上电梯,当我被送到维尔纳夫的那个房间,我看见了一切,肉体已死,是亡灵看见了一切,亡灵继续着生命,“从那一刻起,我超自然生活的一切开始发生变化了,尽管新生活的各个阶段完全不同,但是一个阶段接替下一个阶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维尔纳夫抱住我,抚摸我,亲吻我的嘴唇,抚摸我的性器官,手法很像梦中情人朗巴勒,于是我死后第一次说话,因为,“我的属性依然是一个活人的属性”,它在继续,它却是开始,第二个是坏消息,但是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癖的坏消息在第一个好消息中变成了对于生命的另一种观察。

我坐在椅子上,维尔纳夫在说,他说着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故事,说着性爱问题上保留的态度,说着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说着由来已久的孤独,说着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愿望,说着他的艺术爱好,说着他周期性的不安全感,说着他和欧洲三位最优秀电影女明星的友谊,“一直说到晨曦从窗帘的缝隙中钻进房间,维尔纳夫才结束了他漫长的陈述。”但是当晨光透进来,坐在椅子上的我让他继续说下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这个“像是美人看护的孩子”,在讲述中把一生活着的状态都说了出来,而这些讲述的故事并非是他一个人的自传,而是许多人共同的遭遇,那不为人知的一面,那隐藏心头的秘密,那难以言说的痛苦——甚至,它就是三十四岁死去的我的故事。当说者和听者合二为一,维尔纳夫就是我,就是死者,就是发现生命之后还有生命的人。

因为死亡,离开了肉体世界,这是一种失去,因为讲述,灵魂又回到了过去,这便是“回归”——回归的故事里,在死亡和活着的诡异状态中,在听者和说者的交错叙事中,其实就突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小说集中的两个主题:死亡和讲述,这两个主题指向的是失去和回归,而回归作为“一个阶段接替下一个阶段”的标志,又会走向何方?书名便是这一问题的答案:重返暗夜:暗夜里有新的死亡,暗夜里有父辈的流亡,暗夜里的自己的孤独,暗夜里命中注定的结局——重返暗夜是一种轮回?重返暗夜会发现一个逃离的出口?重返暗夜会不会在晨光中继续走向黑暗?

死亡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但是这些死亡真的如我所说是“离开了肉体之后”的死亡?如维尔纳夫所说是“活着的时候咱们想象的死亡”?波拉尼奥叙述了两种死亡:他死和自死。《威廉·伯恩斯》中的“杀手”贝德罗艾和威廉·伯恩斯都属于他死之人。伯恩斯和两个女人和两只狗住进了山上的木结构小楼里,在几乎隔绝的生活中,两个女人说到了一个杀手的名字,伯恩斯有一次便进城去找他,那个家伙在城中心开了家商店,伯恩斯并没有和他正面接触,却带回来了三只狗。但是那天晚上,两个女人开始感到恐惧,因为她们说杀手在房间外面跑来跑去,甚至认为他想要从开着的窗户中闯进来。“之所以混乱,是因为恐惧具有传染性。”后来我把他杀死了,两个女人在叹息,“我一面吸烟,一面望着星空,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如何向镇政府说明情况。”但实际上,那个死去的男人根本不是什么杀手,真正的杀手躲藏在远处欺骗了我们,人死了是命中注定,我们被骗了也是命中注定,“贝德罗艾根本不想杀人,只想找狗。真是个可怜虫,我想。”

“杀手”被杀,这是死亡的错乱,但是,“六个月后,威廉·伯恩斯被几个陌生人杀害了。”杀死了别人的人自己也命中注定被人杀害了。“杀手”以及杀死杀手的杀手,都被躲在远处的杀手杀害了,杀手之死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循环,原本要杀别人的杀手却死在了别人手里,这是一种他死的最富戏剧性的展示。《威廉·伯恩斯》中的死亡和女人有关,《拉罗神父的预想》则和道德、信仰之死有关。“我”的父亲是一个背弃了信仰的神父,他在酒馆和妓院里传经布道,而母亲则是奥林波电影制片公司的三大女色情演员,我出生便被称为“神父”拉罗,“我甚至按照天主教信仰受了洗礼。”而在我出生之前,“我愿意相信进入我母亲阴道的每根阴茎插到底时都碰到了我的眼睛。”实际上,生命变成了买卖,变成了勾当,当我去找制片人帕哈里托的时候,他对我说:“小拉罗啊,你是来杀我的吧。”那时候从来不说“杀”,它被叫做送走、灭掉、沉掉、瓦解掉、粉碎、撕掉,让某人长眠、销声匿迹、被敲碎、夭折、受到庇护、将笑容永恒凝固在脸上,了结某人,弄吐某人,烧了某人。拉罗说自己没有想杀帕哈里托,只是想回忆回忆往事,后来梦见自己骑在帕哈里托的身上,“帕哈里托,我给你留下一些钱,让你不必干活就可以生活下去。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我送你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慢慢欣赏你喜欢的演员。”但是这更像是拉罗用“送走”的方式杀死了帕哈里托,因为那一刻他看见了胎儿和小生物睁开了眼睛,仿佛是自己未出生前遭遇的暴力,“刹那间我感到整个公寓开始颤动起来。”

像是一个婴孩实施的报复,那个制造罪恶勾当的人被送走了,当道德陨落,当信仰迷失,当生命变得可耻,杀死罪魁祸首是最好的告慰,可是,帕哈里托也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已。杀手被杀,罪人被杀,死亡中总是夹杂着谎言,死亡中总是有女人。《雪》中那个俄罗斯犯罪团伙的能人米沙·谢苗诺维奇·巴甫洛夫之死也和女人有关:罗赫略·埃斯特拉达来自智利,在莫斯科生活,后来认识了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喜欢上了一个女运动员纳塔利娅,让罗赫略去完成这个任务,而罗赫略也喜欢上了纳塔利娅,当这个“完美的女性”被巴甫洛夫所有,当罗赫略认为巴甫洛夫已经杀了纳塔利娅,罗赫略“没权衡后果,一下子扑过去,割断了他的脖子”。但是纳塔利娅并没有被杀害,之后她和我开始同居,但是之后又和一个德国人在一起,罗赫略最后决定回到智利。

纳塔利娅没有死,巴甫洛夫却死了,这也是如伯恩斯一样的他杀,而且是“误杀”,而罗赫略之所以要杀死这个俄罗斯犯罪团伙的能人,其实是一种在异域生活的隔阂感,甚至是父辈的流亡对自己造成的孤独感。罗赫略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在智利,他认为那时的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后来外号叫“大肚子埃斯特拉达”的父亲认为罗赫略注定要变成少年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感?因为罗赫略慢慢成为了小混混,但这不是关键原因,父亲是智利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军事政变发生后去了苏联大使馆避难,之后又来到了莫斯科,流亡生活造成的不确定感使罗赫略也成为了迷茫的流亡者,但是当他把自己取名罗赫尔·斯特拉达——一个意大利黑手党的常见姓氏,罗赫略其实走向了某种极端,这是和父亲对立的态度,“我父亲生活在一个堆满文件和备忘录的莫斯科,一个官僚的莫斯科,他们发出命令又收回命令,议论时事,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生活在一个理想化的莫斯科。我生活在一个有毒品、妓女、黑市,有享乐、恐吓、罪行的莫斯科。”后来随着苏联解体,父亲的莫斯科也不再存在,回到智利的他死在家中。而罗赫略继续在莫斯科,他帮巴甫洛夫做事,给他找巴甫洛夫最喜欢的女运动员,当他也喜欢上了完美的纳塔利娅,他就是想要自己找到一种“回归”的感觉,但是纳塔利娅还是落到了巴甫洛夫的手中,两个莫斯科再次发生碰撞,一个是斯拉夫精神有关的莫斯科,一个则是拉丁精神相关的莫斯科,最后我杀死了巴甫洛夫,即使纳塔利娅跟一个德国人跑了,“但是有时,尤其是在深夜,我会想念俄罗斯,想念莫斯科。”

《雪》将被杀和他杀的故事放置在了动荡的国际环境中,探讨的是所谓民族精神的话题,死亡似乎在流亡中成为了一种和时代有关的状态。《又一个俄罗斯故事》,也将死亡和时代联系起来,一个西班牙蓝色师的新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前线作战,作为圣诞颂歌的领唱者,他有一次受伤了,等到出院的时候没有拿到前往目的地的车票,他拿到的是一张去党卫队兵营的路条,于是他成为了德国党卫队的一员,后来苏联人开始反扑,党卫队的人被杀死,但是一名懂德语的苏联人听他说出了“kunst”,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艺术”的意思,于是他便当成了艺术家之类的人。新兵没有被当成党卫队而杀死,后来被送到了西伯利亚的俘虏集中营,一直呆到50年代末最后去了巴塞罗那定居,“有时,他会张开嘴巴让任何想看的人看看那缺了舌尖的舌头。”

因为一个词的发音被当成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的身份而成了俘虏,最后安全地返回了西班牙。被杀的故事变成艺术幸运的故事,而这无疑是一种戏谑,当他因为“kunst”而逃避了战争之死,他依然是一个流亡者,甚至经历了恐怖的死亡也是一种死亡。和《又一个俄罗斯故事》中新兵遭遇于时代之错误相同的是,《警探们》通过两个警探的对话,揭露出智利的社会现实。智利人不喜欢枪炮,智利人天性沉默,智利已经没有了男子汉,智利充满同性恋和杀手,这是开车执行任务的两个警探谈及的话题,关于智利的社会现状,他们的对话构筑的是一条明线,但是对于身为警探的他们“杀人”之事则构成了一条隐秘的线:他们谈起抓住的洛艾萨,“他家里可是个军火库。”谈起有一把马努汉枪的劳里托·桑切斯,“在他真死之前,至少装死过两次。有一次是和妓女在外面乱搞的时候。”谈起了佩索亚·贝利斯,谈起了阿图罗,谈起了马丁纳佐,谈起了贝拉诺,这些人都是他们曾经抓捕过的人,当然最后可能也都死了,他们是罪犯,是非死不可的人,但是“警探们”也构成了一种暴力,而且是被隐藏的暴力:“对不起,我不同意这话,我对亡灵充满了敬意。”这是讽刺;“全让咱们杀了是什么意思?我从来没杀过人。你杀人也是为了履行职责。”这是逃避;“咱们这些留下来的人就是为了做噩梦,仅仅是因为总得有人留下来面对他们。”这是无奈;而当最后他们回忆看见了镜子,以及镜子里熟悉的人,“我又看看镜子,我看见了两个老同学,一个是二十岁的、打着松松领带的警察,另一个是脏兮兮的、留着长发和大胡子、骨瘦如柴的家伙。”身为警探,完全可以掏出枪对准脑袋开一枪就行了,“然后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了。当然,我并没有这样做。”另一个附和道:“对,咱们不干这种事。”则把杀人完全合理化、合法化了。

共产党、党卫军、流亡、智利、警察,它们构筑了一个宏大的叙事体系,这是属于时代、属于父辈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发生的他杀故事充满了荒谬感。另一种死亡则是个体意义上的死,它甚至更多体现的是自死。《狱友们》中的我和索菲娅同年同月不同地点被捕,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智利,在相距万里的距离中,命运却找到相同点,另一个相同的则是喜欢各种做爱姿势。但是不同的地方更多,索菲娅后来结婚了,后来又离婚了,后来又结婚了,又来又分开了,在结婚离婚交替中,索菲娅变成了幽灵的存在,她谈到了魔鬼、阴谋和杀手,“唯一让她感到害怕的是有个疯子蓄意要把别人推向疯狂的深渊。”她和新未婚夫没有掐死埃米利奥,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有着一张忧郁、哀愁和病态的脸,即使重逢后第一次看见她微笑,索菲娅似乎也在魔鬼、阴谋和杀手中死去了。《克拉拉》中的克拉拉似乎和索菲娅有着相同的境遇,她结婚离婚又结婚又离婚,“老鼠、抑郁、神秘的疾病又都回来了。”她说自己的灵魂里有三个克拉拉,一个是小女孩,一个是被家庭奴役的老太婆和一个年轻女人克拉拉,她想离开那座城市,想画画,想摄影,想旅游,想活下去。但是在她得知自己患病得知要手术时,却失踪了,她最后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点着灯等她,最后在沙发上睡着了,梦见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但不是克拉拉,是个高个子的女人,消瘦,小乳房,长腿,深褐色眼睛,肯定不是克拉拉,这个女人的出现替代了克拉拉,把克拉拉简化成一个可怜的、迷失的、浑身颤抖着的四十岁女人。”

女人,被抛弃的女人,被暴力殴打的女人,以及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生活的人女人,她们是死去的女人,自死也是一种他杀。死亡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死亡他人制造的暴力,死亡是自我束缚的迷失,死亡是错乱,死亡是谎言,如何逃离死亡?波拉尼奥制造了“重返暗夜”的机会,在诡异的死亡发生之时,他给了死去的和未死的人一个说话的机会,“您一定感到羞愧吧!”这是《回归》中我死后第一次说话,而我说话就是让维尔纳夫继续说下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波拉尼奥也是在死亡发生时让他们说话,说话是活人的属性,说话是回忆中的逃离,说话是在场却不在场的证明:《雪》中的那个故事是我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认识罗赫略时他的讲述:“故事不太长,罗赫略说。随即起身拿来银边相框,在我对面坐下,左臂抱着照片,右手端着伏特加,开始讲故事:”《又一个俄罗斯故事》是“阿玛尔菲塔诺在跟一位友人讨论完艺术的奇妙特征之后,讲述了一个巴塞罗那友人给他讲的故事”,《威廉·伯恩斯》中也是关于讲述的故事:“威廉·伯恩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市人,他给我的朋友潘乔·蒙赫讲述了这个故事。潘乔是墨西哥索诺拉州圣特莱莎市的警察,他又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了。”

故事嵌套着故事,叙述连着叙述,听者是另一个听者,在故事讲述和倾听的链条里,它们慢慢脱离了现场,它不是正在发生,它已经发生,并成为了说的文本,而这既可以消解死亡的现场性,又会产生一种比死亡本身更大的悲剧性。《与恩里克·林恩相遇》中的恩里克·林恩是智利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他就是把过去和未来都看成是死亡的形式,他书写了死亡,他又成为波拉尼奥书写的死亡。1981年或1982年,波拉尼奥和林恩通过信,后来又见了面,那时波拉尼奥握住的那双手就是微微发凉的手,他告诉波拉尼奥说,“每三小时我就得喝一次这种难喝的东西,已经够受,别为水、洋葱、星星的缓缓移动寻找什么象征性了。”没有象征,就是真实的死亡,林恩于1988年死去,1999年波拉尼奥还梦见去了林恩的住处,“记忆中智利和圣地亚哥一度就像地狱,真实城市的隐秘深处与想象中的城市,二者的相似是永远存在的。”于是,死亡化作了那两本书,化作了泳池里的林恩,化作了药物和台词,化作了整个时代的背景:

从建筑物的外观看,都是旧时代的东西了,还有那些停着车的人行道也属于旧时代,属于沉默但仍变动着的时代(林恩看见那个时代在活动),那是个毫无存在道理的、令人不堪忍受的时代,只是因为死气沉沉的惯性才留存下来。

大理石像

编号:C55·2210418·1741
作者:【美】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20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当当19.30元
ISBN:9787532782482
页数:176页

“这的确是一根轴杆,本剧在舞台演出期间所出现的一切,以及自舞台消失的一切,均通过这根轴杆上的孔洞出现或消失,轴杆上的孔洞集送餐通道和垃圾通道于一体。”《大理石像》是布罗茨基仅有的两部剧作中的头一部。戏剧的背景设置在一个既未来主义,又复古主义的国度。“公元后2世纪”,在一个高度机械自动化的时代,人类以曾经的罗马帝国为模板,托古仿建了一个新罗马帝国。在一座钢筋高塔的监狱里,两名没有犯罪,却依照法令被随机判决终身监禁的囚徒在这匮乏的空间与冗余的时间之中,展开了一场柏拉图式的对谈。“因为不是人在征服空间,而是空间在剥削人。因为空间是不可避免的。拐过一个街角,你认为是另一条街。其实还是同一条街,因为这些街也同样处于空间之中。”这一切都是一个寓言,因为在被设置为未来的世界里,“监狱就是空间的匮乏,其补偿就是时间的过剩。”


《大理石像》:你刺伤我的膝盖了

图利乌斯 (教训的口吻)在时间那里,普勃利乌斯,什么都有,除了地点。尤其是在日期被取缔之后……而空间……它的每一个点都可以成为……因此空间得到了如此之多的描绘。所有这些风景和风光。写生画。纯粹的潜意识……这一套不适用于时间……比如,难道能画出时间的肖像画或静物画吗……

空间是每个点,空间是触手可及的存在,空间可以在写生画里被描绘,空间会形成纯粹的潜意识,空间也是“介乎一居室住房和太空飞船舱室之间”的囚室,是“更像帕拉第奥,而非皮拉内西”装饰风格的牢房,是高1000米的铁塔,是圆形像舷窗四角磨圆的方形像银幕的窗户,甚至是空间舞台演出期间所出现一切和消失一切的那根轴杆。空间是具体的,可见的,不消失的,当然空间也是背叛终身监禁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

当空间成为一切,时间是不是被取消了?没有时间的肖像画,没有时间的静物画,没有时间的潜意识,没有时间的任何一个点,而在日期被取缔之后,也只剩下了任何一天都是现在的空间。但是,当在囚室里的图利乌斯和普勃利乌斯拿起两把剑,在冲刺和挑剑,再次冲刺和再次挑剑,在最后冲刺和最后挑剑中,为什么会有进攻和退守?为什么会有开始和结束?为什么会有受伤和流血?为什么会有取胜和失败?分出了结果的过程就是时间的一种形式,即使在图利乌斯高喊着“是一场闹剧”而回归到囚室这个固定空间,即使否定逃走和自杀是一种对自由的探寻,普勃利乌斯也获得了逃离空间进入时间的机会,那一句“你刺伤了我的膝盖”,传递出两个意思:一个是自己在这个时间过程中受伤,就是时间的一种证明,冲刺是自然,挑剑是人工,“人工没有终结,无论何地,无论何时,无论何种方式。”在人工与自然的交替中,时间存在;同时,正因为被刺伤了膝盖,正因为鲜血流淌,普勃利乌斯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大理石雕像,不是图利乌斯所谓的经典作家,不是取消了时间的存在,“因为我有膝盖”就是一种在时间中活着的状态。

图利乌斯和普勃利乌斯,同处1750号囚室的两个人,分出了空间和时间的不同走向,而这不同的走向正是他们对于“终身囚禁”这一生活的不同态度。普勃利乌斯是体胖、有些谢顶的男人,喜欢听金丝雀的叫声,他把这种声音称作是抚慰,“那么上帝在天堂或许也能听见。”而图利乌斯则是体瘦、健壮,长着一头金发,他躺在浴盆里洗澡,读书,抽烟。同在一室,两个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态度,图利乌斯称自己是罗马人,他把普勃利乌斯叫做“野蛮人”——两种不同的命名自然区分了两个人,而他们的身份正代表着两类对于空间和时间注解了不同意义的人。

图利乌斯称自己是罗马人,读书、抽烟和养金丝雀,代表着他自认为具有高贵的血统;他报告司法官说普勃利乌斯不是罗马人,不信上帝;他说自己关在这里就是置身在罗马帝国境内,服从于“使用于所有哺乳动物”的罗马法律,按照该法律,每一代人都有6.7%的人被送进牢房;终身坐牢是一种税负,和是否犯罪无关;罗马元老院支持这项法令,委员会高瞻远瞩;如果家里人没有坐过牢,那么后代就不能担任国家公职,只有在铁塔里呆过的祖先,后代才有资格担任司法官、元老和执政官;他还想为自己的儿子取名提比略,一个取缔死刑却将坐牢比例缩减到3%的罗马皇帝……而普勃利乌斯,被图利乌斯叫做“野蛮人”的他反对坐牢的比例,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住宅变成牢房,把牢房变成住宅”;他批判罗马时代“迷上水管”的不良风气,“台伯河早就完了,我们都有功劳。”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没有坐过牢,当自己成家有了孩子,气愤于自己成了囚犯;他图利乌斯把罗马公民叫做“国家支柱”,并认为这就是“臭狗屎”……

而他们的矛盾所聚焦的便是空间和时间的分歧,图利乌斯认为“真正的罗马人渴望一致”,“从永恒的角度看,缺席就等于在场。也就是说,真正的罗马人认为差异就是下流的女人。”缺席就是在场,一致就是永恒,一模一样的每天就意味着时间本身,所以他期望这里的菜谱也天天一个样,而这在他看来就是罗马的精神:“罗马的任务,就是与时间融为一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不要多愁善感!”和时间融为一体,便是妥协,便是认同,甚至就是一种复古,所以在图利乌斯看来,探监与司法理念相悖,与铁塔的原则相悖,文学就是纹身,做爱就是逃跑,而这便是他所认为的道:“太初就有。特别是,太初有道。”在这个道里,他把罗马人的服饰“托加”看成是身份象征,这个在监狱词典F部“服装”条目里的词,其最主要的是皱褶,它包含了整个世界,包含了整个生命,“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也包括穿托加的人。”

图利乌斯就是自认为身披着托加的那个人,在他那里没有了从古代到现在的时间,只有像菜谱一样的一致;没有了创新的文学,只有大理石雕像代表的经典作家;没有了爱情和欲望,因为做爱意味着从铁塔逃跑,当然也没有自由,自由就是写在墙上的出口;没有逻辑和因果,因为一切的演绎最后都会重返原因,而这就是他所遵从的“思想绝对主义”——在没有了变化,没有文学,没有了情爱,没有了自由,没有了因果的世界里,在思想的绝对主义中,他让时间在自己身上消失,“没有之前和之后的事件就是时间。纯粹的时间。时间的截面。时间的一部分。就是失去原因和结果的东西。铁塔就由此而来。铁塔中的我们由此而来。摄像头也由此而来,目的是让铁塔中的一切在纯粹的时间中流逝。”取消时间,就是活在那充满皱褶的托加里,“不是托加为了人而存在,而是人为了托加而存在。”

很明显,是普利乌斯自己制造了时间的牢笼,一方面在他看来取消时间,就是回到罗马帝国,重温罗马精神,活在罗马制度中,另一方面,成为罗马的复古主义者就是在时间里囚禁自己,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也完全符合没有逻辑就会产生野蛮的思想绝对主义观念。当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时间的固化形式中,罗马代表的统治、征服、暴力、理性和制度,又成为他对自己的精神束缚,不想走出来,不是想恢复罗马帝国,而是放弃自由,放弃抗争,放弃对历史的超越,在他看来,甚至应该放弃鲜活的生命,放弃精神意义上的文学救赎,放弃信仰——因为他在报纸上读到了波斯的战争,读到了太平洋的龙卷风在天狼星和老人星上着陆,一切的灾难只不过是时间的一个影子,他说不重复的诗人会写下天鹅的倒影,除了自己欣赏“这双重的美丽”,它都是自欺欺人,就像牢房的那三面墙上出现了林荫道、吃糖、雕像和公园,以及不同的光投射进来,却只是一个静止的画面,只是一部电影,所以时间的谎言就在于它是一种同义反复,“更糟的是,还是自然界的同义反复。都说,大自然是母亲……”

“别唠叨什么女人、孩子,爱情、仇恨。别去思考什么自由。明白吗?你将和时间融为一体。因为除了时间,什么都不会剩下。”图利乌斯也是这样对“野蛮人”普勃利乌斯说的,但是对于普勃利乌斯来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他喜欢听金丝雀的叫声,吃掉了那块甜点,听司法官说加第二道菜要减去100克而愤怒,曾经在高卢打仗的时候和妓院女老板混在一起,也写过“可是我有时满腔怒火,连孔雀尾巴也救不了我!”的诗歌。当然他的观念是在和图利乌斯的矛盾中不断凸显的:他看不起图利乌斯看书的习惯,认为他是对过去感兴趣,而实际上还有未来,罗马帝国只有殖民地,只有地形学,“你读吧,读吧,当你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书还是会留在书架上,你却会被送进垃圾道。”当图利乌斯认为铁塔是与空间抗争的形式,是把人推入纯粹时间的存在,“因为空间的缺乏就是时间的在场。对于你来说,就是监狱,是牢房,是囚室,因为你是个野蛮人。”普勃利乌斯质问他的是:为什么不要自由?逃跑或者自杀都是一种出路;而面对所谓的经典作家大理石雕像,普勃利乌斯用一颗安眠药暂时逃离束缚,而趁他睡着的情况下,图利乌斯为他们献酒,“好吧,经典作家们。被砍下的文明脑袋……智慧的统治者。人们指责文学容易逃离现实,文学因此受到过多少指责啊!现在正是接受这些指责的时候。”

普勃利乌斯醒来,发现图利乌斯不见了,他以为图利乌斯获得了自由,但是通过摄像头,和司法官同进早餐的图利乌斯却告诉他,自己没有逃走,也不想自由,“对于我来说,司法官什么人也不是,铁塔什么东西都不是。司法官和铁塔,也就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和什么都不是的东西,都应该是完美的。否则不如回板房去。”而他认为普勃利乌斯把司法官当敌人,把铁塔当监狱,就是树立敌人,就是困在时间里,“在罗马,普勃利乌斯,永远是夏天。即便在冬季也是夏天。”在他看来,只有成为大理石雕像,只有成为经典作家,只有文学接受现实的指责,才能重构时间。

取消时间让空间囚禁自己,重构时间从空间中突围,两个人在两把剑的击打中走向另一种可能,当普勃利乌斯看到自己受伤看到自己流血,“至少,这能证明我还不是一座雕像。不是大理石像。不是经典作家。因为我有膝盖。”他才真正开始定义图利乌斯——这个把自己定义为“野蛮人”的所谓罗马人站在自设的时间里,站在虚构的高处,俯视着野蛮人,而普勃利乌斯用一种悖逆的方式,在命名中逃离了时间,在他看来,根本没有真实的图利乌斯,他只是一个“装有摄像头的机器人”,“摄像头藏在体内。也许,甚至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从提略特时代就开始的试验,继而他认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被设置好的,无论是花园和天鹅,无论是“森林芳香”还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维也纳森林故事》圆舞曲,都是一幕“古典主义”戏剧,“冒充也是一种绝望形式,古典主义最终也会被编成一个程序。”

时间是一个程序,它在古典主义的三一律中成为一处闹剧,普勃利乌斯膝盖受伤和流血何尝不是这一幕戏剧的一个场景?代表罗马的图利乌斯取消了时间,让自己和时间融合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讽刺,他自囚于在历史之中而让自己覆灭,但是当一切只不过是程序,“公元后2世纪”不就是公元前2世纪?牢房里的太空船舱、电梯、轴杆、电话、电视,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设备不就是古代的创造?古代就是现在,现在还是古代,在这个时间陷阱里,谁能真正逃离?就像图利乌斯所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死后也可以过渡到终身……也就是说,生前存在着认知身后的可能性……”同义反复的时间,同义反复的专制,同义反复的统治,就是思想的绝对主义,就是时间的绝对主义。在图利乌斯用安眠药沉沉睡去的时候,17个小时对于普勃利乌斯来说,依然无法逃跑,依然没有自由,依然没有文学,也依然不是时间——它只是1982年写作的一幕戏剧,离开了以托加的褶皱包围人生和世界的古罗马,却没有抵达拥有自由的现代世界,约瑟夫·布罗茨基像是被抽离了的存在,悬空在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寓言里,如普勃利乌斯独身一人,如图利乌斯沉沉睡去:

人是孤独的……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思想。

糜骨之壤

编号:C38·2210319·1736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7.00元
ISBN:9787533962968
页数:331页

雅尼娜是一位精通占星术、喜欢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并热衷动物保护的老妇人,她幽居在波兰边境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她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取个奇怪的外号,他们是“大脚”“鬼怪”“好消息”,她养的狗则被称为“小姑娘们”。突然有一天,邻居“大脚”被一块小鹿骨头卡住喉咙,死在家里,此后凶案接二连三发生……“某次,一个温顺、正直的人/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从此便向着死亡之谷走去。”第一句话就引入了那个神秘而诡异的死亡世界,小说贯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以及关于人、自然、动物的尖锐思考,雅尼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当下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极佳的视角。这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最新长篇小说,同名电影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亚佛雷德鲍尔奖,小说入选2019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201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2020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糜骨之壤》:动物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

“‘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这意味着猎人们清醒、理智、周到地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照顾大自然……”
——《第十五章 圣休伯特》

他说:“不可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他又说:“猎人们狩猎符合捕猎法则。”他还说:“‘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言说者的他是沙沙神父,一个用行动无比接近上帝的人,但他最接近上帝的却是观点,把人和动物分开,把猎人看成是合法的狩猎者,都是因为有上帝,或者说是上帝命名了他们: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而猎人就是上帝的使者和伙伴,他们甚至在清醒、理智和周到中辅助上帝创造并照顾动物们,所以捕猎就是一种“照顾”的行为。

捕猎合法化,甚至被神圣化了,按照沙沙神父的观点,猎人们定期给动物喂食,建造了41个鹿喂食架,4个糜鹿喂食架,25个野鸡喂食点以及150块盐舐砖就是猎人的功绩。所以人类高高在上,这是对上帝规则的一种回应,上帝规则变成了捕猎法则,而且出自一个神父口中,是不是代表了人类的傲慢?沙沙神父是在圣休伯特节庆祝活动中对“我”说这些话的,而起因仅仅是因为“我”的那只小狗死了,我把小狗看成是唯一的亲人,看成是家庭的一份子,甚至看成是“我的女儿”,而这一切就遭到了神父的呵斥:“请不要亵渎上帝。不能把狗当作女儿。别再哭了,祈祷吧,这样能减轻痛苦。”

沙沙神父代圣人之言,他似乎就成了圣休伯特,而其实圣休伯特在成为圣人之前就是一个钟情于打猎和杀戮的人,有一次因为在猎物的头上看见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于是便意识到了自己此前深重的罪孽,从此痛改前非不再杀生。看见猎物头上的耶稣,让休伯特从猎人变成了圣人,但是当猎人们将他作为守护神,“我”的疑问是:“他岂不成了自己所犯下罪孽的守护神?”让一个曾经的猎人变成猎人们自己的守护神,是不是在纵容杀戮的罪恶?和沙沙神父说的一样,当猎人们给动物喂食,最后的目的不是完成上帝交给他们照顾动物甚至照顾大自然的目的,而是“可以在这些喂食架旁向动物开枪”,谋杀更是变得合情合理,罪孽更是被免除了。

与其说是上帝的规则,不如说猎人们自己设置的法则,而正是这个自我设置的法则,最后遭到了报应:神父的宅邸着火了,沙沙神父死了。圣休伯特节没有给沙沙神父带来好运,却以讽刺而残酷的方式让他死去,谁是凶手?这已经是远离世界的普瓦斯科维什小村里发生的又一起死亡事件,在此前,“大脚”死在自己家中,像是有东西卡主了喉咙窒息身亡;之后发现了警察局长的尸体,他一个人躺在一口很浅的井里,头朝下,身体扭曲着;后来猎人福南特沙克被人发现死了好几个兴起,尸体成了碎块,散落在坑里,四周已经长出了蕨类植物;而现在,沙沙神父也在大火中丧生……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是不是共同的凶手所为?

“我”在大脚死去之后,和“鬼怪”赶去了大脚的住处,发现房子外面有鹿,“鹿站在雪地里,雪已经没过了它们的肚子。它们平静地看着我们,就好像是在执行某个仪式时被我们逮到了一样,那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仪式。”而大脚作为一个猎人,就曾猎杀过鹿,甚至房子里还有鹿头;警察局长的尸体被发现时,口袋里找到了很多钱,而在杀死他的凶器里发现了动物的血迹;“我”和福南特沙克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正准备去打猎,“当时我在森林的尽头看到了两只白狐,它们慢慢地走着,一个跟着一个。”而发现他尸体的时候,身上爬满了甲虫;而沙沙神父被大火烧死之前,就和我谈论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他们的死是动物对人类的报复?而最后的一张照片,似乎提供了足够的犯罪证据:照片里,警察局长、董事长、福南特沙克、沙沙神父站在一起,除了他们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最后是刚刚跑进来的大脚,“一个个都是家中的父亲,模范公民。”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穿着制服排成一排,他们面前是动物的尸体,其中有野兔、野猪、鹿、野鸡、绿头鸭等。当他们站在一排和手中的猎物合影,他们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猎人,猎人和猎物的合影就是一种杀戮的再现,“动物的尸体如同写给我的长句,那些鸟则构成了省略号,代表着无尽的延续。”

所以他们的死几乎没有悬念,动物对他们进行的报复,就是动物复仇者“卓柏卡布拉”的复仇故事,或者是德国人的传说变成了现实,“讲的是午夜射手在后半夜四处寻觅、猎杀坏人的故事。”而这就揭示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这个和捷克交界的边境小村普瓦斯科维什,是远离世界的存在,每年四月有人租住在这里,随着天气转冷,他们十月就会离开,而从十月到来年四月,这里只有几个人居住。这个到处是森林的地方,原本是宁静的,但也成为了狩猎爱好者的乐园,经常可以看见动物的血迹和尸体,动物之死当然是人类欲望的体现,就像大脚,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森林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一个典型的掠夺者。”

引用布莱克的诗句,“在路边被虐待的马,/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动物之死之后是人类之死,这就是报应,这就是“血债血偿”。而作为这个小村的常住者,我一直反对的就是人类对动物的捕杀,在一次的演讲中,我认为“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人类要让动物有尊严地活着,就像人类对待自己一样,“我也曾是动物,也生存过,吃过;我在绿色的牧场上吃草、产子,用身体温暖我的孩子们;我也曾筑过巢,往里填上温暖的枝叶。”人类以动物自比,就是把尊严还给动物而不是死亡,而人类所谓的讲道坛,代表着罪恶,是奸诈、狡猾和老练的罪恶,“他们架起干草堆,在上面放上新鲜的苹果和小麦来吸引动物。自己则藏在讲道坛里,一旦它们上钩并放松警惕,他们就直接瞄准动物的头开枪。”当人们用布道的方式制造罪恶,就像大脚的死,不是死于麻痹的窒息,而是死于报复,大脚抓住中了圈套的鹿,杀死了它,并吃掉了它的身体,“一个生物吞食了另一个生物。在一片安静、沉寂的夜晚,没有反抗,没有雷电,刽子手就这样遭受了惩罚,虽然没有任何人来行刑。”

动物死了,猎人死了,如果这只是一个动物报复的故事,似乎显得简单了一点,而其实在这一系列谋杀事件中,背后却是关于权力的思考。无论是警察局长还是董事长,无论是沙沙神父,还是福南特沙克,或者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以及大脚,其实他们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他们正因为手上握有社会权力、宗教权力、经济权力,所以将人类拔高在动物之上,所以可以合法化进行捕杀,枪就是权力的象征,而这种权力不仅在动物身上滥用,而且对人也进行了控制,福南特沙克拿着枪让我离开那里,理由是“我们正在射击”,而我的回答是:“该离开的是你们,否则我马上报警。”我因为牵涉到董事长之死,在权力之手下,我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像猎物一样,被权力控制着。这种权力更是外化为一种非法的占有,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混迹于各种阴暗、邪恶的教义中,“除了利用在警察局中的职权,他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拥有许多秘密而不祥的权力。”他被人发现死在坑里时,从他口袋里就发现了很多钱财,而这笔钱才就是贿赂的赃款。

“监狱用法律之石建造,/妓院是用宗教之砖砌成。”引用布莱克的另一句诗,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讽刺,法律之石建造的不是保护所,而是让人失去自由的监狱,宗教之砖建造的不是救赎的庇护所,而是妓院。由此引申出对国家的思考,我在演讲中就认为,“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当这个国家只有残酷和杀戮,何来民主?对国家的思考终于让我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小村找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从边境去往那一边的捷克,在我的世界里,捷克就是一种天堂般的存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会想到捷克,看到国界,以及在它之后美丽、柔软的国家。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当自己还生活在被个人主义占领的“神经质国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一旦处于人群之中,就会开始教导、批评、冒犯人群中的其他人,展示自己毋庸置疑高人一等的地位。”所以捷克就成为了逃离的目标,那里没有杀戮,甚至没有争吵,“我认为捷克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即使想吵也吵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语言压根儿不适合吵架。”最后我和研究甲虫的波罗斯在一起,波罗斯的观点是:“在大自然的领域,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这只是人类对物种进行的一种极不明智的分类。”而最后两个人跨过了边界,寻找另一处家园,“我在捷克的田野里行走,朝着它(处女座)的方向。而它也越来越低,好像在鼓励我随它往地平线走去。”

从动物保护的角度解读人类自私造成的杀戮,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审视民主的重要性,这都是从这片“糜骨之壤”引发的思考,但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文本也并不仅仅是这双重的思考,动物的生与死,人类的生与死,死亡折射的是命运,而命运的背后则是苦难的意义。我曾经是桥梁建筑师,之后成了一名教师,在技艺的教授中也深入到灵魂深处,而我热衷的则是星象学研究,“卫星云图和倾斜的地球时常打动我。可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暴露于行星凝视中的球体表面,被丢弃在巨大的虚无缝隙中。”我把变化的金星称作是“夜晚的星星”,我认为任何事物在苍穹中的地位是独特而永恒的,我笃信布莱克的那句诗:“任何可以相信的事物,/皆是真相之一种。”当人类成为宇宙中被丢弃的存在,命运其实需要的是自我主宰,而这也正是对权力、暴力、杀戮等罪恶的反抗,“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随时改造自我。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天空般无穷和浩瀚,使我们不知所措。我宁可变得渺小一些,如此一来微小的罪恶尚可被原谅。”

“我”把人类分成三类,一类是“滑雪爱好者”,他们是享乐主义者,一类是“司机”,他们喜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一类则是“过敏者”,过敏者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我把自己看成是过敏患者,他所处于的战斗状态就是对命运发起的挑战,所谓革命,就是为时代的变革做好准备。一方面,我身患疾病,“我的病痛很叛逆,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每当它来临,我的身体就会发生些什么,骨头也会开始疼。这是一种非人的疼痛,令人作呕。”双腿麻木和腿内灼烧是常见的症状,甚至后来还出现了血尿,我被一种死亡的恐惧包围;但是另一方面,身体的苦难是我更多思考死亡的真正意义,“既然有出生的顺序,为什么不能有死亡的顺序呢?”搜集了1042个出生日期和999个死亡日期,对于我来说,是从这生死过程中看见宇宙的法则,“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进平庸的心灵。”而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才会由此感到自由——我就是在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搜集中,保持着战斗,追寻着自由。

而这种为自由的战斗,和猎人们捕杀猎物的神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是猎人这个词包含着“思想”,而是猎人的杀戮中有着人类的罪恶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犯错的主体,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罪犯呢?”身体是一个宇宙,所以在穿越国界去往捷克之后,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让自己死去,是作为自然人的死亡,是建立自然的死亡顺序,而死亡之后的宇宙会展开另一面,此谓生,“但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就像我写给迪迦的那个小故事:

中世纪曾有一位修道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占星学家。他通过星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石头将会落在他的头上,将他砸死。从此,他便在修道士帽子里面再戴上一顶铁帽子。直到某年耶稣受难日,他把两顶帽子一起摘了下来,这主要是怕引起教堂里众人的注意,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时候,一块小石头落到了他裸露的头颅上,但他只是受了点轻伤。然而,修道士却认定预言已成真,便打点好了自己的一切,没过一个月就死了。

怪诞故事集

编号:C38·2210120·1728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0年05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7.60元
ISBN:9787533960759
页数:244页

《怪诞故事集》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最新的小说集。小说集由十个故事组成:森林里的绿孩子、母亲过世后留下的形形色色的罐头、意外卷入一场死亡案件的教授、“我”去探望做了变形手术的姐姐、修道院里的神秘木乃伊、每年都会在死亡后复活的莫诺迪克斯……每个故事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中,从现代的瑞士,到三百多年前的波兰;从中国的寺庙,到想象中的未来。每个故事都诡异且荒谬,你很难猜到下一页将会发生什么,但在怪诞之下又似乎潜藏着人类生活的蛛丝马迹。小说集融合了民间传说、童话、科幻、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历史与人的生活,通过这部小说,我们会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怪诞”,真实和荒谬的界限在哪里?该小说集出版一年之后,托卡尔丘克即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本书同时收入托卡尔丘克在瑞典学院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温柔的讲述者》及诺奖授奖词。


《怪诞故事集》:他的名字没有复数形式

“一个没有人的野生世界。我们看不到它,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主动和那个世界分离开来,如果现在想要回去,就必须做出改变。我们是自己的囚徒。这是一种矛盾,是一种有趣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但同时也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人只看得到自己。”
——《变形中心》

人从野生世界里分离出来,建立的人类文明,这就是所谓进化,但是为什么进化之后的雷娜塔的生活会失去光彩,为什么生活看不到希望的她选择“变形”?不仅仅是曾经父母的离婚,也不是因为孩子离开家丈夫因病去世,是因为人在脱离了那个世界之后,“人只看到了自己”,这种被崔教授——一个被命名为“他”的变性手术实施者称之为自我囚禁的人类困境,似乎只有不选择做自己,才能从这种困局中解脱出来。

人只看到自己,人囚禁自己,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但是放弃所谓的进化,像雷娜塔一样不选择做自己,在雷娜塔的妹妹“她”看来,却是一种“自杀”,而变形也就意味着“对她实施安乐死”。从动物进化到人类社会还是打破世界的藩篱成为变形人,这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对于“她”来说,遵循理性就是意味着保持人类的高贵性和控制力,那辆自动汽车就是人类进化之后的智慧结晶,“它一直依据卫星指令匀速、稳定、几乎无声地运行着,从不违规超车,也不做任何危险动作。”但是越是生活在理性世界,越是产生非理性的感觉,自动汽车不也是会发出咕咕的声音,而在她回去之后,惊慌地发现,自己的双手在自来水的水流下消失了,“双手一边洗着碗,一边就化了,如同冰砌的一般。”这是一种幻觉?似乎强烈感受到非理性的她发现了身上的变形——进化到高智慧的生活中,变形仿佛成为了如自动汽车一样的自动状态。

她梦到了姐姐雷娜塔,她坐车去变形中心去帮助姐姐,之所以帮助那个生活失去了光彩的姐姐,是因为在“她”看来,变形意味着非人类的生活,意味着回到野生时代,所以天生的警惕,她甚至将表情神秘不可捉摸的崔教授称为“他”——相信进化论的“她”和变形手术的教授“他”组成了一种天然的对抗,而在第三人称单数的命名中,是不是人类本身就进入了物的序列?当然,“她”还是固守自己的执念,她认为人如果选择变形就意味着不做自己,就意味着“自杀”,委婉的说法是“对她施行安乐死”。但是崔教授却否定了她的说法,一方面他把人类和野生世界进行区分的做法就是囚禁自己,就是一种糟糕的进化论错误,而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变形强调的是人和野生世界的相似性,它并非是进化的反面,而是在进化中找到这种相似,“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都是黑猩猩、刺猬和落叶松,这一切就在我们身上。这一切对我们而言都触手可得。我们和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距离。”是有区别,但只是关节和细小的缝隙能区别开来,崔教授的观点是:“宇宙是一元的。世界只有一个。”

一元的宇宙,一个的世界,没有所谓的进化和变形,也没有所谓的自我囚禁,它是一个共通的存在,所以当她看见了雷娜塔,雷娜塔告诉她的是,动物是识别意愿的大师。“我们能从它们身上学习到这种能力,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就会知道我想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就会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不会感到任何不安。”雷塔纳在变形中认识到了宇宙的一元性,而她是不是在这种“一个”世界中看到真正的理性?就像变形中心大楼的那一边有一个湖,只有通过木筏才能达到对岸,看起来此岸和对岸只有水的流动和波纹,但是,“当天空变得明亮,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水中映出的木筏的倒影。”它是一个远程遥控的平台,也是人类看见的自己的倒影,通过变形而回到唯一的世界,回到一元的宇宙。

变形当然是进化,是进化的实践,而不是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打破人与野生世界的隔离,回到一元的宇宙和唯一的世界,是变形世界对人类自身的解救。但是《绿孩子》里的悲剧却是人类真正犯下的“糟糕的进化论错误”。来自苏格兰阿伯丁的医生威廉·戴维森,被邀请成为了波兰国王扬·卡齐米日的御医,在为国王服务的那段时间,波兰经历了战争,农民又爆发了起义,而国王自己也在某种祸不单行的神秘力量支配下疾病产生。在这期间,威廉开始了对“波兰麻辫”现象的研究,“波兰麻辫”的出现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多灾多难国家历史的写照。但是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发现的“绿孩子”,他们是在森林里发现的,生活在原始状态下,几乎和动物一样,但却有着人类的样子,只不过皮肤是绿色的。

在威廉告诉国王“绿孩子”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国王问他的是:“自然是什么?”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创造的其他事物之外,我们周围的一切。”对于这样一个解释,国王眨了眨眼睛说:“那就是巨大的虚无。”自然是巨大的虚无,绿孩子是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所以有“绿孩子”突然就死掉了,人们把他看成是魔鬼,但是威廉检查之后发现绿孩子并非死于某种更高级的神秘力量,“因为人们用冰冷的溪水过早地为他洗澡而死亡的。”人为害死了绿孩子,更是根植在人类身上的愚蠢和偏见害死了绿孩子,而他的死似乎也是巨大的虚无,没有人为他的死感到悲伤。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当威廉说自然是人类之外的存在,是我们周围的一切,似乎也是制造了进化论的错误——威廉区别于自然和人类,是谴责人类“只关心如何独善其身”,是批判人类的冷漠,在他看来,上帝赐予了我们感官和理性,使我们用它们探索世界增长知识,而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出路,“这才是欧洲应该有的样子,一个理性被发扬的地方。”

所以在那个叫奥西罗德卡的“绿孩子”身上,威廉教她了一些当地的俄语方言,奥西罗德卡也开始说话,说那里的人会把自己看成是水果,“他们说人就是水果,动物会吃掉人。所以他们把死了的同伴绑在树枝上,等着森林里的鸟兽把他们吃掉。”后来当鞑靼人侵袭的时候,他们真的变成了水果,他们的尸体被高高挂在树上,但是不是被人类吃掉了,而是被鸟儿吃了。“绿孩子”死于冷水澡,“绿孩子”死于鞑靼人之手,它们就是自然这个“巨大的虚无”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人类的一员,而作为人类的一员,威廉也在这种错误的进化论中消失,“我离开了这世界一个最边缘的地方,那令人厌恶的潮湿,前所未有的痛苦,模糊不定的视野,在那之后,却只有巨大的虚无。”——他自己也成为用理性探索自然将自然当成对象的人类世界的刽子手。

从17世纪威廉医生对“绿孩子”的所见所闻,到变形世界的人类自救手术,故事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端点发生,而这条时间的轴线恰好印证了进化论是错误还是正确,但是从文明走向更文明,从理性走向更理性,进化似乎从来都表现了其糟糕的一面,人类也日益在自我囚禁中扼杀了宇宙的一元性——当人只看到自己,当人把自然当成巨大的虚无,人在进化世界里会不会变成最孤独的个体?《旅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恐惧”的故事,一个从小就被某种东西控制的男人,始终活在恐惧之中:一个人站在那里,小红点闪烁着,然后熄灭,在闪烁和熄灭中,是一双疲惫的眼睛,是长满花胡子的脸,是深深的皱纹,是薄薄的嘴唇,而且不是他看见了这个人,而是这个人看着他——他是谁?一个影子?一种幻觉?

似乎引起恐惧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个陌生或熟悉的人,也不是那种闪烁和熄灭之间的神秘感,也不是他可能会在下一秒制造令人害怕的是,正如这个男人所说,真正恐怖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不变的、猜得到的、杂乱无序的东西”,“那些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相互撕扯着的东西。”而这个反复出现的恐怖就是一个“他在看着你”的存在——直到60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真相,于是再没有奶奶教给他的祷词,再没有所谓的守护天使,再没有儿时对抗恐惧的仪式,也就在这一刻,他释然了:只是他在看着你而已。《旅馆》中的恐惧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是人类被隔绝在自我状态下的囚禁。而《罐头》则是另一种孤独,母亲去世了,他发现了母亲留在那里的罐头,每个罐头上贴着菜谱:“斯塔霞夫人腌黄瓜,1999”“随口青椒,2003”“佐霞夫人猪油”。他从这些标签上读出了母亲的爱,但那时有一次他看到了母亲写下的一个“错误”标签:“腌魔菇,2005”,于是他用叉子将又白又嫩的蘑菇头放到了嘴巴里,直到全部吃完,晚上他便开始呕吐,第二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叫来了救护车,医生认为应该进行肝移植手术,但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捐献者,于是几天之后他就死了。

母亲死了,他孤独一人:孤独地看到了标签,孤独地打开了罐子,孤独地吃下了蘑菇,孤独地拨打了急救电话,最后孤独地死去,甚至没有人将他的遗体领回来安葬,在警察的呼吁下,母亲的朋友们用雨伞在墓碑上拼出一个荒唐可笑的图案,“完成了自己充满悲悯的哀悼仪式。”孤独就是一种囚禁,连死亡仪式都被戏谑了。《接缝》也是一个关于衰老和孤独的故事,妻子去世了,B先生一个人生活着,那一次妻子项链的绳子断了,珠子掉了一地,找不到了,他开始陷入到失眠中,他被珠子控制,一直在想那些没有思想的小生命会跑到哪里去?珠子的绳子因为朽烂而断掉,掉落的珠子也失去了颜色,而这也是他衰老的象征,他已经看不出圆珠笔墨水的颜色,他发现邮票变形为圆形,而那双袜子,他始终找不到那个接缝的地方,问邻居斯塔霞:“您告诉我,袜子有接缝吗?从脚趾到松紧口的那种长长的接缝?”衰老和孤独,让他陷入到“我们抓不住它”的虚无之中,就像《旅馆》中的男人在漫长的时间里抓不到真相,就像《罐头》里的男人抓不住生命,而B先生最后睡在妻子的床上,抱住妻子的粉红色睡衣,在抓住的那一刻,“他睡着了,然后一切都停止了。”

恐惧、孤独、衰老和死亡,是不是都让人类走向抓不住的状态,而这是不是人对自我的囚禁?“怪诞故事集”里的故事都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他们就是在“人只看到自己”的现代文明中失去了自我主宰的能力。实际上,这是人类对自我的恐惧,而恐惧就是一个身体寓言,它是灵与肉分离、感性和理性分离、文明和野蛮分离之后的状态,这种分离对于人类整体来说,就是回到了糟糕的进化论观点:“我们是自己的囚徒。”如果顺着进化论再往前,这种身体的寓言更显出其怪诞性。《万圣山》是一个“世界颠倒”的图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去苏黎世进行科学测试遇到大雪封山需要坐飞机,当从飞机上俯视大地,一种颠倒的世界产生了,“他们肯定在毒害我们,从飞机里释放毒气,想改变我们的潜意识。”而另一方面,对青少年进行研究测试,是为了对未来进行预判,就像我经常做的演讲开头,“是的,我知道这会让你们不高兴,但是人类的生活是可以预测的。有工具可以做这样的预测。”但是人类对命运有着天然的恐惧,甚至会变成一种抗拒,所以,“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

万圣山无疑是有着历史烙印的存在,这里在很早的时候建有修道院,修道院里有很多的修女,至今保存的喝咖啡仪式便是一种证明,它是一种没有灭绝的存在,在其他物种有规律的消失中,这是人类对自我的肯定,“我们非常注重环保。我们人类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如果放任自流,就将面临大面积死亡的威胁。”修女安娜这样说。但是从历史而来,修道院似乎进入到了进化的世界,而这种进化带来的是战争,带来的衰落,带来的是异化,“1968年起,除了斯瓦蒂之外,再没有一个新的修女来到修道院。1990年,修女安娜担任修道院长,那时修女总数只有37人。”为了挽救不断萎缩的财政,修道院开始出售自己的产业,那些土地被租给农民用来放牛,而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木乃伊,他就是三百多年前的圣奥克森修斯,修女们照料这具尸体也是为了不让神圣的信仰泯灭,但实际上,从这具木乃伊被保存和照顾,修道院从中发现了挽救颓势的另一个办法,那就是将圣徒的尸体出卖给欧洲的公司,“那些被新教徒掠夺损毁的教堂在得到圣徒尸体后立即声名鹊起,将人们吸引到教堂的屋顶之下,使他们沉浸在受难者神圣的光环里,提醒他们现世无法与天国相提并论。”

这是一种双赢的方法,当然它也变成了宗教的进化论,不仅是圣徒的尸体,还有他们所有用过的东西,他们身上的一部分,包括手指、脚踝、头发、以及被取出的心脏和被割断的头颅,都在互联网上进行买卖。另一方面,修女安娜跑到印度,跋涉几百公里,寻找刚进入修道院、愿意去欧洲的修女,但是她失望而归,“我看到了一个机械的、生物的世界,像蚂蚁窝一样有着既定的秩序,然而这秩序愚蠢又无力。我在那儿发现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上帝,原谅我吧。”她看到了巨大的贫穷,看到了残酷的世界,看到了堕落,和互联网上出售圣徒的一切东西一样,根本没有了所谓的圣洁,身体成为了唯一的存在,却在异化的世界里上演怪诞的一幕:“我记住的修道院里的最后一幅画面是一群老妇人挤在玻璃电梯厢中的样子,她们正坐电梯上行,去做弥撒——天堂里的女人去向来世,去到时间的尽头。”

万圣山是被颠倒的世界,圣洁的信仰被买卖,圣徒的身体成为商品,而在凡世中的我,不相信上帝形而上的我,为青少年进行未来检测的我,在这个现代的可笑的进化论面前,看见了“人们并不想知道未来”的逃避主义和幽闭症,而且在回归人的本性中找到了重要的东西,当我把那个叫米莉的孩子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她摸了摸我的眼睛和耳朵,然后把手放在了我的心口,额头、眼睛、耳朵和心口,都散发着温热,都是身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活着的状态,“那是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陷入非理性的人类,陷入堕落的人类,陷于未来不可知的人类,最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身体,需要一颗跳动的心,需要自我的圣洁。

《人类的节日年历》无疑是为人类寻找的一条解救之路。这是由时间构筑的年历,它们是从灰色日子的冬走向早春、走向夏至、走向秋分,这是由仪式构成的节日,它们是“现身日”,是“权威日”,是“过渡日”,这更是从迷失到挣脱的自我拯救过程。莫诺迪克斯是未来世界的承载者,但是二十五年前他的头部被击中就几乎什么也听不见了,也不再说话,伊隆作为“雷控”世界中不可替代的大师,熟悉莫诺迪克斯身体的每一寸,他开始对他进行修复,并希望在“现身日”让世界重回轨道。莫诺迪克斯承载着未来世界,伊隆承载着莫诺迪克斯的使命,这是人类在进化世界中的工作,而进化的唯一目的却是让世界回归,“向人们保证一切都会如约而至。”因为莫诺迪克斯并不是机器,它是“承载未来”的弗洛斯,他身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如上帝一般的存在,所以,“莫诺迪克斯这个名字没有复数形式”,没有复数,他不是未来批量生产的产品,不在多神论的世界里,所以,他意味着神圣,意味着奇迹,意味着人类进化的最高阶段。

但是,在为莫诺迪克斯这个一神论的未来之神修复的同时,伊隆这个人类的科学家却有着两个秘密,一个是他和女儿奥雷斯塔之间的关系走向了隔阂,他认为奥雷斯塔就不该出生,就不该被赋予生命,“奥蕾斯塔是他的疏忽,他的罪过。”这是人类自在情感上的迷失,当奥雷斯塔提出要让朋友费丽帕住在她家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他的另一个疯狂的念头是让阿尔多和奥雷斯塔认识并成为她的丈夫,那么奥雷斯塔就可以进入治疗中心一起工作;另一个秘密则是伊隆偷偷研制了“人体地图”,它就藏在毯子底下,研制这个“人体地图”为的就是在现身日如果莫诺迪克斯的回归失败,那么就可以利用“人体地图”制造假象,让人们相信神圣的莫诺迪克斯完成了伟大的使命,“爸爸,可是这没有意义……我觉得恶心。”这是女儿奥雷斯塔直接的否定,她的恶心针对的是父亲的骗局,更是针对人类的堕落——伊隆敢于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莫诺迪克斯对人了充满了信任,“这种信任是自发的,充满希望的,把自己的一切命运都交给人类,无论好坏。”

但是莫诺迪克斯“死亡”了,而在现身日,他却奇迹地出现在观众面前,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手,他的手在移动,“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手指的移动、颤抖和那最微小的动作。全世界都屏住了呼吸,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记得童年时的那几个小时,每套房子里的屏幕上都显示着相同的图像——放在黑色寿布上的苍白的手,手指很长。这是等待的时刻。”死了的莫诺迪克斯为什么还会回归?戳穿这个谎言的是费丽帕,“今年播出的心跳声是我们提前录好的。”即使伊隆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对费丽帕充满了愤怒,但是费丽帕的回答是:“这不是犯罪,这是对一个人最普通的同情。”回到了普通人的情感世界,就是要去除人类的高傲,就是要戳穿人类的欺骗,“现身日”不是为了让谎言现身,而是让情感现身,让真相现身,让自我现身。

莫诺迪克斯是人类信仰的象征,它不是靠外壳支撑起来的,奥雷斯塔和费丽帕是人类情感的隐喻,他们是生命本身,而“人体地图”是进步、文明、智能世界的一个工具,它是非法的,它是欺骗的,它是虚无的,它甚至让人类自我囚禁,所以在“现身日”的谎言被戳破之后,在“权威日”的仪式解体之后,在“过渡日”,伊隆终于返回到了自我世界,他想念已经离开的奥雷斯塔,他一个人生活在孤独中,他渴望回归,于是当卫兵将人体地图包好运走,“伊隆明白了他们想干什么——伪造电视转播,欺骗上亿观众。”但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是无力的,因为他面对的是复数的世界——一个人的单数,指向了真实,指向了自我,指向了神圣,指向了一元的宇宙和一体的世界,但是当一切在科技中复制,一切都被赋予了进化的光环,伊隆和所有生活在怪诞世界里的人一样,感受到了悲观的气息:“黑暗很快降临了,他觉得,这次不会再发生逆转。”

致命尖端

编号:C55·2201215·1725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0年11月第1版
定价:108.00元当当40.00元
ISBN:9787544711760
页数:536页

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1年,一位纽约私家财务侦探玛克欣,在纪录片拍摄者雷吉、纽约警察、CIA前特工交织的情报网中,调查亿万富翁艾斯的一桩阴谋,以及纽约和其虚拟的地下网络如何成为“帝国”的角力场。其间,她面对UFO相关的时间旅行者,相识俄国KGB、各色徘徊在边缘的极客怪咖、代码小子与企业家,遭遇神秘死亡,艳遇南美CIA硬汉,步入逐渐溢出现实的“深网”的虚拟世界……终末,行凶者会被揭露,而不会被绳之以法吗? 而那个让纽约出现“归零地”的敌人是否再度归来?与《万有引力之虹》把V-2火箭技术放在二战的历史语境下描述一样,托马斯·品钦《致命尖端》凸显了技术主题,将互联网、虚拟实境置于9·11事件、后现代消费社会等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它以互联网发生转折的2001年为背景,讲述“.com”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影响、互联网模式的换代,黑色侦探、互联网、虚拟空间、赛博朋克,四大元素熔于一炉。


《致命尖端》: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

“我只是对互联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互联网的日子要到头了,我不是指科技泡沫,也不是‘9· 11’,而是它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它—直就在那里。”
——《38》

科技泡沫破碎了,9·11真实发生了,对于纽约,对于美国,对于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发生在真实历史坐标上的事件,而对于身处2001年9·11前后的玛可欣和艾瑞克来说,这些事件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就在现在时里发生,被看见,被触摸,被感受,甚至被影响,都无法逃离它的真实性,但是艾瑞克却将这一切指向了“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而且它“一直就在那里”——这完全呈现为共时性的“致命尖端”到底是什么?

艾瑞克没有明说,而且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也分明在“深渊射手”的程序里:这是一个开源代码的程序,这是一个虚拟世界的存在,这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地方,这里有成群结队的散客,有好奇的警察,有比爬虫耕低等的渣滓,有ROM黑客,有自制程序的人,有信奉旁门左道的RPG玩家,甚至“半个地球的人”都可以进来,不仅人员身份多元,人群庞杂,而且所有人都可以不停拆写、重写、拒绝、作废、重定义自己所贡献的一部分——当玛可欣在深远射手中遇到了艾瑞克,当艾瑞克向她发表了关于某样致命东西的存在,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将其拆写、重写、拒绝、作废、重定义?那么悖论是不是就是对于历史存在“一直就在那里”的东西,就永远不是共时性的存在,就永远是一个虚构。

但是,当玛可欣的两个孩子齐格和欧蒂斯选中了2001年9月11日之前的那个纽约城的图形文件,再将其变成自己的私人城市齐欧城,这种再建却让玛可欣有了“返家周末”的感觉,一种私人性的建构是不是又从历史性致命的不安中回到了一个安全的世界?9·11前的纽约是安全的,即使是暂时安全,也避开了历史必然发生的那次恐怖袭击,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逃离和构建对于这个在互联网上存在的深远射手来说,却又是新的开始,它颠覆了历史的规律性,颠覆了现实的压迫感,它是人类可能建设的世外桃源——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悖论:当人类在私人建造的齐欧城中度过了“返家周末”,虚构式的存在反而让互联网的日子重新开启了一个头。

但是,悖论同样是通过悖论而完成了虚无的命名,玛可欣听到艾瑞克说出关于互联网终结的预言,感觉这句话似曾相识,因为它就是从父亲厄尼那里说出的,“叫它自由吧,可它是基于控制的。所有人都连在一起,谁都不可能走失,再也不可能。再往前跨一步,把它跟这些手机连起来,你就有了一个监控的天网,再没有地方可逃。”对赛博世界的批判,厄尼的说法一针见血,也拆解了这两个悖论本身存在的问题:看上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是自由的,但这一种自由是基于被控制的自由,当所有人被连接在一起,世界永远不可能成为“返家周末”的私人世界,永远不可能逃离现实和历史,监控的天网控制了一切:你登录,你重建,你拆写,你自我命名,一切都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一切是新的束缚和封闭,“你貌似可以永远在里面开着车逛来逛去,永远不会远离。”甚至你连如何退出都忘记了,而它之外永远有一个无限探求自由的现实空间。

厄尼在说到互联网时代的自由假象时,提到的是他生活过的真实的冷战时代,那么这个冷战时代就可以获得自由?——“现在大家都以为,艾森豪威尔的时代是如此古朴、老实、沉闷,但是所有那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表面底下就是赤裸裸的恐怖,永远生活在午夜。”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赤裸裸的恐怖无处不在,“有些人缴枪投降,有些人发了疯,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冷战时代也绝非是互联网时代的对立存在,当玛可欣以游戏的心情进入深渊射手程序,看到了已变身为少年的杀人魔王温达斯特,与电脑高手艾瑞克无缝对话,发现了孩子建立9·11之前的齐欧城,但是和冷战时期一样,赤裸裸的恐惧无所不在,“仿佛她不停地被卷进一个旋涡里,每一次都被带至离现实更遥远的虚拟世界中。”而且深渊射手“马上要溢出来了”,“溢进屏幕和人脸之间危险的深谷里”,最可怕的结果是,从深渊射手中出来,玛可欣发现现实中的曼哈顿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拟的、可怕的城市,“她最后经由黑魆魆、没有警察巡逻的十字街到了第十大道上,发现那儿往城外去的车行道上满是顶在欢乐的黄色屋顶上的亮闪闪的字母数字,行驶在夜幕降临时分的马路上,仿佛路面是一条黑色的河流,在永远地朝城外流去,所有的出租车、卡车和郊区居民的私家车只是浮在它的上面被托着往前走而已……”现实完全变成了数字化的存在,是互联网对现实的深层投射——当冷战时代没有真正走远,当互联网溢进时代的深渊,“它一直就在那里”的致命尖端真的从来没有被改变。

从深渊射手程序到现实世界,从冷战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到底什么东西没有改变?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玛可欣的心理治疗师肖恩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是其所是是……是所是其所’……”他让学员们跟着念这个句子,是其所是,是其所是其所,重要的是你如何界定“是”这个词——是就是“是”,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应该成为的样子,但是“是”到底是什么?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心理学认识论上的存在,“是”是唯一的,却是不可知的,或者说在被改变了世界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对自身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人类发现世界的最后一个可能答案——但是“是其所是”却是一个永远的疑案,就像题辞引用康纳德·E.韦斯特雷克的那句话:“倘若纽约以角色的身份出现在悬疑小说里,那么它既不会是侦探,也不会是凶手。它会是那个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却不打算说出来。”

知道真相却不打算说出来,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的问题,而它所构成的正是“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它存在,却不被言说,或者嫌疑人不打算说出来,那么它就永远呈现在被进入和被拆写的状态中——是不是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既不会是侦探,也不会是凶手”的神秘嫌疑犯?真正说出真相到底是谁的使命?玛可欣无疑想成为那个知道真相而且打算说出来的人,作为小型欺诈案调查代理公司“缉凶事务所”的负责人,玛可欣仅仅是可以“缉凶”,她曾想加上“惩凶”这个词,但是她知道,这个想法只是异想天开——从缉凶到惩凶,似乎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因为缉凶是现实意义的业务,而惩凶是上帝的职责,这一种所谓业务范围的区分,其实是将现实和理想、业务和信仰截然分开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玛可欣进入了欺诈案件的调查之中,她要查的是计算机安全公司hashslingrz的不正常账户,查的是公司头儿盖布里埃尔·艾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案件,但是当开始着手调查,玛可欣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hashslingrz的公司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规的存在,这个和“hash slinger”的拼法极为接近的名字,包含着“廉价餐厅的厨师”的意思,包含着信息杂凑的元素,而按照艾瑞克的说法,“他的动机是用代码写的,我们没有人能读懂。”从支付款的数字中,出现的是“本福特定律异常”,首位数字出现的概率离本福特曲线越来越远,按照业内的说法,出现了“造假的午餐肉”;而往下查是更多的猫腻,连续的发票号、加起来不对的校验数位、通不过卢恩算法的信用卡号,按照玛可欣的说法,有人把钱从hashslingrz拿出来,然后零星碎雨地散布到各地不同的神秘承包商手里,其中一些几乎肯定是幽灵承包商,数额粗略算一下可能高达大几十万,甚至七位数出头。

这是玛可欣进入之后遇见的“真叫人恐慌”的现实,而按照德里斯科尔的说法,艾斯想要建立的是一个“邪恶帝国”。这个邪恶帝国如何建立?拍摄纪录片的雷吉说他们使用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不需要银行国际代码和银行手续费的移动资金方式“哈瓦拉”,艾瑞克发现资金已经转移到了海湾地区;阿克塞尔发现在“松饼与独角兽”的连锁餐厅里,有人用影子软件伪造收据;从艾斯的岳母玛奇那里,玛可欣得到了关于艾斯的另一个秘密,Hashslingrz跟美国安全机构的关系相当铁,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左膀右臂,“秘密工作、反制措施,天知道有多少。”而热衷于“讲政治”的玛奇将其归结为“蒙托克计划”的一部分,“蒙托克计划绝对是二战以来最恐怖的疑团,所有那些偏执的产值论、庞大的设施、奇异的武器、外星人、时间旅行、其他维度,要我往下说吗?偏偏对这个项目兴趣盎然的人,暂且不说兴趣变态了,竟是我那卑鄙的女婿,盖布里埃尔·艾斯。”而玛可欣也查到艾斯的款额汇到了世界各地,经过尼日利亚、南斯拉夫、阿塞拜疆的转付账户,最后在阿联酋的一家控股银行里汇集;艾瑞克还在hashslingrz的加密文档中发现了一堆神秘销售商,其中有一家光纤代理商叫“黑色线性解决方案”,它以隐藏的方式获得支付款项……

但是所有这些和技术有关的诈骗方式,对于hashslingrz公司,对于艾斯来说,都够得上是一种神秘,玛可欣在追查这些线索时,从纽约到长岛,到蒙托克,是在现实意义上“缉凶”,但是那个童年时的蒙托克成为“蒙托克计划”中的蒙托克,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缉凶式的现实之路发生了扭曲?曾经它有着指明方向的灯塔,有着好吃的海鲜,有着进入梦想的海浪声,但是现在,“整个长岛都挤在这里,国防工厂、杀气腾腾的车流、共和党永不被宽恕的原罪史、无休无止的郊区开发、延绵数英里的割过草的院子、承包商末开垦的硬地、纤维板和沥青的屋面、寸木不植的地产,所有的人与事都挤来这里,都缩坍到辽阔的大西洋荒野跟前这一块末端的方寸之地上。”虽然从80年代开始,“蒙托克计划”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它是旅游的一部分,老空军基地会向游客开放。但是历史并不曾改变,艾斯的隧道就建在下面,“在蒙托克那儿,地表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可能挤满前来找乐子的游客,而在他们游乐的双脚之下,不管地底下在忙什么,不管艾斯的隧道通往哪里,它们都将照常进行。”

从现实进入历史,从地上进入地下,这是艾斯案件带来的变化,其实也是玛可欣“进入”之后发现这个时代非真实的一面。随着调查的深入,本福特定律、卢恩算法、影子软件、黑色线性解决方案、透明数据链、剧毒中心、哈瓦拉等基于技术的产物不断出现,而这些技术性的运用并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更新,更在于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化,而互联网化给玛可欣带来最大的改变是进入到了“深渊射手”所构建的深网世界。她是和孩子们一起来到维尔瓦家里才知道深渊射手,按照卢卡斯的说法,这是黑客们建立的共享世界,“每个人贡献他那一小部分,然后不图回报地消失,这为幻觉增添了神秘色彩,你知道什么叫化身,对吧?”免费而共享,每个人进入其中都拥有一个化身,这个化身就是在虚拟世界里用来代表自己的3D画像。从一个节点走到另一个节点,你会越来越进入深处,它带来的是对真实世界的逃避,所以上瘾就会成为必然,就如一个黑客所说:“一旦你往深处去,再也别想睡觉去。”更具有对现实解构意义的是:链接只要一被点击,就会消失,然后重新定位,“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自我重新编码的通道,没有重走回头路的可能。”

这是一个迷宫,在重新定位和重新编码的过程中,永远以向前和向深处去的方式构建全新的世界,没有走回头路意味着你可能永远走不出来——艾斯所建的隧道是不是就是这一种深网?而且深网具有的特性就是一种血尖技术:“就是没有经过可靠测试、具有高风险、只有沉迷于技术尝鲜的人才能自如使用的东西。”这个永远尝鲜的世界也在拒绝:“它的表面以下是一套完整的具有重重限制的隐形迷宫,精心建造好,让你能去一些地方,另一地方则去不了。你必须学会并遵守这些隐秘的行为准则。一个结构精美的垃圾场。”玛可欣是进入了这个深网世界,她成了另一个人,她也遇见了别人,在重新定位和重新编码的过程中,不仅自己成为了一种异化的存在,连整个世界都不再是其所是,“那里有由赛博恶棍守卫边界的特别划定的地址空间区域,垃圾邮件操作中心,还有视频游戏,大家认为这些游戏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对目前界定的市场而言过于暴力、太不堪入目或太过妖魅……”深入深入再深入,而和现实相关的横幅标语、弹出式广告、用户群、聊天室都留在了浅网里——浅网和深网,现实和虚拟,熙熙攘攘和随心游弋,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正是世界的极大隐喻:“不同的是,夏天很快就会结束,一旦等他们下来这里,一切就会被郊区化,速度比你说的‘晚期资本主义’还要快。之后一切都会跟上面浅滩里一样了。一个接一个的链接,全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既安稳又体面。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所有酒吧都有营业执照。谁还想要自由,就不得不套上马鞍,往其他地方奔去。”

深处更深,是一种向下的探索和遗忘,是一种非真实的虚拟,所以玛可欣的“向下”构成了对迷宫式探寻的方向,但是真正的尝鲜却是一种“血尖技术”,是向上而看见的“致命尖端”——向下和向上所构筑的两个方向,看起来都是对现实的超越,但从来不指向解构,因为现实本身就在向下的虚拟世界和向上的信仰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命名,它是对自由的取消,它是对操控的深化,它是对上帝的物化,因为只有迷失了方向才“更容易被驯服”,而这就是从“缉凶”到“惩凶”的使命全面崩坍的“晚期资本主义矛盾”爆发,而最显著的事件便是9·11。

“市中心发生了不好的事。”收银台后面的印度人播报了这一事件,它如此轻描淡写。玛奇认为这是布什一手制造的,“华盛顿那些该死的纳粹需要发动政变的借口,现在他们有了。这个国家正一头栽进麻烦里,我们要担心的不是阿拉伯瘪三,而是布什那帮人。”玛可欣想起了“毒刺导弹”,丈夫霍斯特记起了世贸中心诡异的看跌期权,还有犹太人、摩萨德等的怀疑论,当然更多的说法在互联网上,“在赛博空间里广袤模糊的无政府地带,在数不清的自得其乐的幻想中,黑暗的可能性开始慢慢浮现出来。”但是不管如何,海蒂仍然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国家本身的问题,“9· 11让这个国家变得幼稚,它本来有机会成长的,谁知它却选择倒退回童年。”不管是怀疑论还是阴谋论,不管是圣战的牺牲品,还是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对于纽约,对于美国,对于21世纪来说,不管是原因,还是后果,都显示除了其复杂性,玛可欣评论说:“在所有那些混沌与困惑中,美国历史悄悄地打开了一个洞,一个管理责任的真空,人类资产和金融资产开始消失在里面。”

混沌和困惑,带来的是管理的真空,而这种真空的存在,不是变成虚拟存在,而是具有了玩起资本主义矛盾的显性特征,“无辜者有罪,罪人无药可救,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矛盾命题的一个主显节前夜,并不让人觉得特别轻松。”玛可欣的那个梦里,世界在沙漠中,那座用坚不可摧的稀有金属建造的城市,“笼罩在自足自得的神秘中,只有交换一大堆暗语与反暗语后才进得去……”而进去之后呢?深渊射手会溢出成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自由女神像会成为一堆的像素,““地狱并不一定在地底下,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向下的迷宫以向上的方式溢出,向上的信仰解体为像素,这便是颠倒,于是,地狱出现在天上,于是“惩凶”成为末日的景象,于是历史性致命的东西“一直就在那里”:它是“1999”那个官方聚会指向的新世纪,也指向了末日,“它更黑暗的潜文本是‘否认’。”它是80年代“二战以来最恐怖的疑团”的蒙托克计划,“共和党永不被宽恕的原罪史”就在其中;它是同样发生在9·11的轰炸计划,1973年9月11日,作为初级勤务工的温达斯特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执行任务,他为飞机探明敌军阵地的位置,“那些飞机炸毁了总统府并杀害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而9·11之后呢?安检点上检察员在康克林的内带里发现的就是那瓶具有历史意义的4711……

“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它以向下的方式制造爆炸,以更向下的方式深入迷宫,“他会再回来的,还没有结束。”就像艾斯计划一样,历史从来不会在一个时间节点停下自己的脚步,“致命尖端”串起了友善和歹毒的对手,串起了黑客游击队,串起了上帝和魔鬼,串起了历史和现实。也许,对于玛可欣来说,不向上也不向下,不缉凶也不惩凶,“她只是站在门口”,也是对于“一直就在那里”的历史致命存在的某种对视,它是真实的,是直接的,是平等的,“目送他们走过走道,两人谁也没有回头。她起码可以看着他们进电梯。”

慢慢学

编号:C55·2201215·1724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6.70元
ISBN:9787544767583
页数:181页

《慢慢学》收录了托马斯·品钦青年时代于1959年至1964年发表的五部短篇小说:《小雨》《低地》《熵》《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每一篇都包含着品钦小说创作标志性的主题与技法,更透露了许多有关他成长轨迹的线索:他的海军生涯、对勒卡雷的致敬、痴迷“熵”的起源……《慢慢学》中还收录了他在1984年为首版所写的自序,作为中年成功作家,他分析了当时作品的缺点,袒露了年轻时写作的青涩,对于一向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品钦,这篇坦率的自序意外地成为了解他思想世界的重要线索,他说:“当我们说起小说的‘严肃性’时,最终谈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态度——譬如人物面对它时会如何行事,或当它并非近在咫尺时,他们如何应对。”短篇集中的5篇作品写于1959年至1964年,是他22岁到27岁的青年时代。在自序中,他认为保留这些有瑕疵的练手作品是有必要的,告诉写作者会犯的那些典型错误。


《慢慢学》:雨是很奇怪的东西

她转身看着这个床上的男人,陪他一起等待,直到达到平衡的时刻,直到屋外和屋内都变成华氏三十七度,且永恒不变,而他们各自生命中那高翔的古怪金属音将融入黑暗的主音之中,进入那个所有运动都最终消失的地方。
——《熵》

安静地等待,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甚至是让运动最终消失,就像躺在床上的男人,以一种睡眠的方式接近无声无息。但是女孩的等待,是两个人的平衡,当一个人躺着一个人醒着,等待是无法相互抵消而成为永恒状态——在她转身看着男人决定一起等待之前,在这个我“违背租房规定的派对“上,她实际上制造了一次极大的破坏:她飞快地跑向窗边,扯下窗帘,用两只纤细的手击破窗玻璃,鲜血从手上流了下来,”肉里的玻璃碴子闪闪发光“。

扯下窗帘,击破玻璃,在双手被刺破的肉体之痛中,女孩当然没有尖叫,她用一种等待的方式迎接永恒,在那个期望出现的永恒里,生命中曾出现的“高翔的古怪金属音将融入黑暗的主音之中”,而最终进入所有运动都消失的地方,那么在之前扯下窗帘、击破玻璃的运动是不是也在等待一种不运动?或者说运动是为了解构不运动,让不运动替代运动直至“屋外和屋内都变成华氏三十七度”?一种平衡是为了抵消,直至达到零然后变成永恒。女孩把自己不顾一切的运动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而那些在派对上的人,以及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是不是也在做着指向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的运动?

米特波·马利根的派对已经进入了摇摇晃晃的第三天,那里有戴着角质镜架的“安杰利斯公爵”四重奏乐队成员,他们抽着掺装了大麻的烟草,脸上露出入迷的神情;那里有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局上班的女孩,她们在沙发上和椅子上昏睡了过去,其中一个还睡在了厕所浴缸里——四重奏乐队成员和政府里上班的女孩,他们已入迷和昏睡的方式成为这个派对上不运动的存在,“此处空气密闭,在城市的混沌喧闹中,它自成一隅,小巧有序,与外界隔绝,完全不用理会天气、国内政治和任何公民运动的变幻无常。”即使当乔治·华盛顿大学三个学哲学、手上拿着基安蒂葡萄酒的女大学生,带着深恶痛绝表情的五位美国海军军人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这个派对,他们也在关好门之后取消了运动,在一个保持着华氏三十七度的地方成为密闭的存在。

与外界隔绝、空气密闭、不理会政治和天气,这个派对是不是就处在平衡的状态中?1957年2月的一天,平衡远远没有出现,“当时在华盛顿特区附近有很多外国侨民,每当他们碰见你,就会讲他们确实打算要去欧洲,只不过现在还要在政府里上班。”当然这是屋外的不平衡,美国,华盛顿特区,出租房,派对,和欧洲有着遥远的距离,当然这种向外的欧洲观体现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索尔打了妻子米莉安,面对米波特的指责,他讽刺道:“最近北非有些欧洲人只是因为说错了话就被割掉了舌头。只有欧洲人才觉得自己的话是正确的。”北非和欧洲也不是不平衡的存在,它们只不过在隔阂中,一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是因为简单的沟通遇到了问题,而回到这个开门又关门的派对,他们所面对的是和外界的无法沟通,是和人之间的遥远距离。“但是迄今已经三天了,尽管天气多变,水银柱却一直停留在华氏三十七度。”卡里斯疑心这是末日的征兆,正像热力学中走向热寂的状态,形式和运动被消灭了,热能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是相等的。

命名为“熵”,是末日的征兆,是地狱的边境,和妻子吵架的索尔注解了这种热寂的状态,当对一个女孩说“我爱你”的时候,三分之二都没有问题,你和她,或者她和你都会走向一个闭合的回路,但是中间那讨厌的四个字组成的词,却要“好好防着它”,因为含混、累赘、渗漏都会变成噪音,“噪音会破坏你的信号,导致回路的混乱。”不是本身闭合的回路产生问题,是其中的噪音破坏信号导致混乱。那么回到这个温度计一直在华氏三十七度的封闭世界里,它的闭合性不在于和城市的隔阂,不在于门被打开又关上,而在于里面有着含混、累赘和渗漏的噪音,这种噪音不是为了让事物在打破恒定状态中变得更好,相反,它只是在概率世界里成为一种随机性故事——卡利斯托口述着热力学定律:事物将在变好之前只会更糟,“所有的城市和季节,所有他生活中随意的激情,现在都必须要从一个全新的、含混的角度进行考察。”存在着归谬论证的风险,可能会阻止羸弱的宿命论滑落,甚至像马基雅维利一样接受德性和时运五五开的比例,担心还是无法消除,“它让概率变得难以形容,难以确定,他害怕去计算这一切。”

一个是热寂的熵在增大,一个是随机的概率难以确定,预言仿佛已经成为女孩所说“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在这种热寂中,思想就如同热能,再也不能被传递,因为它其中的每一个点都会最终拥有同样的能量值;相应的,知识的运动也会停止。”而运动的停止却总是以不停止的运动作为表象加剧着这种热寂状态:卡利斯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奥巴德站在窗户边思绪在漫游,楼下传来女孩的尖叫,椅子被翻到在那里,杯子掉在了地板上……仿佛任何东西都可以刺破这个隐秘的扭曲时间,而那只小鸟开始衰竭,最后它以一种死亡的方式停止了热的传递——爱和温暖也停止了,屋内和屋外维持着的华氏三十七度便成为了一种永恒状态:即使最后的女孩不扯下窗帘,不击破玻璃,不让双手鲜血直流,她也能够和床上的男人一起等待,直到生命中高翔的古怪金属音融入到黑暗之中,直到所有运动都停留在最终消失的地方。

派对持续了三天,四十个小时,而且还将以运动消失的方式在熵的世界里继续,末日般的存在,因为它不制造一个向前的端点,这种空气密闭、自成一隅的状态不正是一种闭合的回路?连噪音也弥足珍贵了,在禁锢的世界里那些声音,那些动作,那些鲜血看上去像是自怜自爱的存在,可是,扯下窗帘击破玻璃也是对概率和随机的一次改变,至少是主动地制造了噪音——需要伸手伸脚来打破“幽闭恐惧症”,似乎成为了“垮掉派”对于传奇的某种向往,但是,禁锢的世界,恒定的状态,闭合的回路组成的“幽闭恐惧症”,到底什么是其中含混、累赘、渗漏的噪音?到底什么才能制造混乱?

三天四十小时不走出华氏三十七度的派对,在《低地》里变成了弗兰吉和妻子七年的婚姻生活,“丹尼斯·弗兰吉和辛迪·弗兰吉结婚的七年间,就住在这个布满青苔、几乎算天然有机的奇怪小山龟里。”这个位于悬崖之上的住宅,建于1920年代,由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岬和海湾、地峡和海口,所以联邦政府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和悬崖之上的住宅一样,弗兰吉的生活也在一种不知道的状态中,“他尴尬地发现自己变成了鼹鼠人,这与其说是一种行为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能让人听不见下雪的声响,而妻子的鼾声就像是羊水从毯子外面某个地方流淌和滴落的声音,甚至连自己脉搏的秘密节奏也变成了这幢房子心跳的回声。”对于他来说,生命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看得见的长度,余生所要面对的就是“子宫和妻子的无情理性”,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回路里制造的噪音就是喝着马丁尼,听着心理医生的吼叫,或者看见杰罗尼莫的疯癫,还有,“弗兰吉只剩下另一个慰藉——大海,或者说,长岛海湾。”

童年时代听说的一个说法是:大海就是一个女人,这个比喻后来变成了他的禁锢,就像女人本身让他活在回路之中。但是悬崖之上的住宅无人知晓,另一个角度来说,住宅也面对着大海,或者说,七年婚姻生活造就的“低地”意味着“死亡的中心”,有时候又意味着另一个出口。匹格·博丁七年之后来找弗兰吉,在被辛迪赶出家门后,弗兰吉和匹格、洛克一起驶入了勃林布罗克垃圾场,这是海平面之下“最低的、无维度的点”,“弗兰吉感觉到,这个垃圾场就像一个被乏味乡间包围的孤岛或飞地。”而所谓低地,却是他们对于禁锢命运的超越,这里有夜里出来的吉普赛人,有成为“红色末日之子”革命基地的历史,有一只很害羞的耗子,当然还有那个女孩尼莉莎——当他们留下来,当弗兰吉抚摸着耗子感觉是“她自己的孩子”,他心里冒出的一个想法是:“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辛迪和我从来没有孩子呢。”

七年来妻子辛迪的子宫空空如也,无情的理性又让弗兰吉看到了余生,这是大海的禁锢,唯有那一次的垃圾场之行让弗兰吉看到了低地之外的存在,“好的,我不走了。”他对尼莉莎说,那一句话说完,仿佛七年和余生的禁锢都被解构了,没有了“我爱你”,但那中间的四个字绝对成为了改变低地状态的噪音。是什么成为了改变的概率?是什么制造了随机的因子?是什么让运动成为不运动在热寂中变成等待?“这两者——行动和背叛——相互抵消了。抵消为零。”《玫瑰之下》里的泼潘提恩这样解读1898年的那次间谍行动,埃及,欧洲诸国的末日之战即将爆发,“大家都玩儿完,弄个鱼死网破,一拍两散。”这是和战争有关的运动,不伦是老牌间谍莫得威尔普,还是搭档古德费罗,都认为“终有一战”,“1848年的事件和整个欧洲大陆无政府主义者与极端分子的活动似乎已宣告:历史不再是由单个君主的文治武功来缔造,而是由乌合之众,由淡蓝色网格上那些趋势图和冰冷曲线来书写的。所以这场战斗注定会是老牌间谍和天真英国人之间的单打独斗。”

但是对于泼潘提恩来说,他和这一场战争隔着太多的距离,1898年就是一个华氏三十七度的封闭世界:他练就了一副冷石心肠,恪守着不破坏行规的原则;遇见了阿拉斯泰尔·列恩爵士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告诉自己的是“不可坠入爱河,除非你不想在间谍行业中出人头地”;作为马基雅维里党人,他还玩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游戏——他把自己放置在自我禁锢的世界里,在闭合的回路中成为一名“单纯的英国人”,在他看来,一旦事情降到个人层面,那么目的就不那么单纯了,爱的目标只能是一个抽象意义的人。但是在暗杀行动中,泼潘提恩却让自己进入到个人的历史之中,“有某种东西从他手里溜走了。他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遭到了严重的背叛。”维多利亚的一双手,开罗夜空的一片云彩,幻觉里出现的一条钟形曲线,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含混的噪音,于是行动和背叛相互抵消了,在零的状态中,一声枪响,泼潘提恩倒在了沙地上。

一个人进入了自己的历史,行动和背叛共同书写着零度的历史,当泼潘提恩在沙地上倒下,1898年的战争历史终结了一个禁锢者,这或者是马基雅维里党人的最后退场——而16年后的1914年,当萨拉热窝的古德费罗在迎接弗朗兹·斐迪南大公的人群中逡巡时,末日之战的历史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改变,“他的背已经驼了,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古德费罗终于从没有可能的历史中离开,历史在他处,留给他的是非泼潘提恩式的含混、噪音式的生活,“他不时掐他新相好的手,她是一个有胡子的金发女招待,她对朋友们说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英国佬,床上技术平平,但很舍得花钱。”而其实,这样的生活在16年前“单纯的英国人”泼潘提恩心中有过一丝的可能,当他站在午后的阿里广场,当他看见云朵朝着利比亚沙漠方向飘去的时候,他对自己说:“那就下点雨吧,快下雨吧。”

雨没有下在干燥的开罗,也没有下在弗兰吉悬崖之上的住宅上,当然更没有下在华氏三十七度的派对上,一场雨会打破寂静,会制造噪音,会带来含混,因为“雨是很奇怪的东西”——说这句话的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罗奇堡当技术兵的莱文,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终于获得了休假的机会。背上挎包,他看着慢慢下起来的雨说:“它能让植物发芽;能将它们连根拔起然后冲走。我在新奥尔良晒太阳时,会想念你们这些家伙的,你们还得在水里忙活着。”想念同伴,其实是想念这里的雨,甚至是想念那场飓风以及死亡,因为那次执行的任务就是打破了一直以来的禁锢生活——他“已经连续13个月被分到同一个营,同一个连,同一张床,很快就要到14个月了”。

14个月的重复生活就是一种禁锢,即使莱文认为自己真正喜欢罗奇堡,而且也改变了口音喜欢自酿的酒,甚至潜移默化成了本地人,“我爱的是军队。”但是在这个“普通人更容易逼得自杀”的地方,莱文所谓的潜移默化就是一种自我的禁锢,它形成的回路让一切都回到了没有爱和温暖的恒定状态。终于下了雨,而且是查尔斯湖那边的飓风造成的灾害,莱文被派往那里绝不是电线出了故障的技术活,而是如里佐所说“战争就是地狱”的战争——当尸体被装上2.5吨的卡车运走,这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但是莱文接受这个任务,不停寻找死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突围,他把自己命名为漂泊的犹太人,“不是谈自己的身份,而是谈一个地方的身份,以及你在任何地方所真正拥有的权利。”因为被禁锢在那里,就是一种死寂,用闭合电路的比喻,莱文说:“每个人都在相同的频率上。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忘记了剩下的波段,开始认为这就是唯一重要或唯一真实的频率了。可是在外面,在这个大千世界,还有很多五彩斑斓的颜色,还有X射线和红外线等等。”

大雨中他寻找死者,他开始漂泊,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在大死亡之中,有着小的死亡。”他就是把自己的禁锢生活埋葬了。“雨是很奇怪的东西”,雨也下在了《秘密融合》中,第一句是:“外面正下着雨,十月的第一场雨,意味着晒干草的季节结束了,明媚的秋日也结束了,不再有纯澈的阳光,而几周之前正是这种好天气吸引了众多纽约人在周末北上波克夏,来观赏那阳光下树叶颜色的变幻。”十月的第一场雨便制造了结束,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蒂姆向着十点钟到来就可以从妈妈身边溜走,他和格罗佛、艾蒂安,还有被妈妈骂成是黑鬼的卡尔一起,实施一个名叫“斯巴达克斯”的行动,他们进入报废机器准备的垃圾场,他们开始名为A行动的演习,他们发现了芦苇从中平底小船并命名为“S.S.里克”号——他们当然是不想被禁锢,就像艾蒂安,痛恨体制化的东西,而他们更不想在未来机器化的世界里成为只能讲笑话的人,所以他们都有着某种理想,格罗佛是个天才,蒂姆希望能当篮球教练,卡尔希望成为队里的明星,而艾蒂安更喜欢恶作剧。

“末日之战”成为他们演习的内容,一场雨带来的奇怪的东西,却扼杀了他们的希望,那个神秘屋子里据说有个娶了四个妻子的男人,他是骑兵军官,他有着金质肩章,他的手上拿着猎枪,“会毫不犹豫地对任何擅自闯入者开枪,尤其是孩子。”阴魂不散的他变成了孩子们的敌人。或许是传说,传说的禁锢性变成了对于孩子的某种恐惧,但是在一场大雨之后的现实呢?所谓的军官只不过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而且他自己活在阴魂不散的世界里,战后的迷惘和颓败,加上喝酒让他成为了流浪汉,警察局成为他的归宿。这是另一场“末日之战”?身怀理想不想被机器化的孩子在雨中命名了这个世界,却也发现了新的秘密,它是另一种禁锢,另一个回路,另一种闭合——所谓的行动计划似乎就是蒂姆所说那个去掉疣子的“暗示疗法”,暗示疗法无法去掉疣子,因为疣子自己有意识,它形成的是一个谎言,一种背叛,而当这个背叛和行动相互抵消为零的时候,一场雨只是一场雨,四十多小时的派对还在进行,七年的婚姻还没有终结,16年的历史没有取消走向,14个月的兵役还会继续,而第三年的“斯巴达克斯”演习计划在一堆垃圾中让大家各自回家:

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商场的灯光,离开了卡尔·巴灵顿,把他遗弃给了那片古老土地上其他羸弱的鬼魂,以及那处岌岌可危的庇护所;他们嬉闹着回到夜雨里,最终每人都会返家,洗个热水澡,用干浴巾擦身,睡前看一会电视,和家人晚安吻别,然后回到永远不可能再彻底安稳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