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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180619·1481 |
|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 |
|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 |
| 定价：49.00元亚马逊30.30元 | |
| ISBN：9787208150164 | |
| 页数：308页 |
十六岁的高中生杰姆在暑假来到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恩格然小镇，跟随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挖井。因为长期找不到水，劳作变得格外枯燥。不过，马哈茂德师傅和杰姆也渐渐变得像一对父子那样亲近。就在这个夏天，一位红发女人短暂地出现在杰姆的生活中。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杰姆仓皇逃离小镇。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他不断地阅读和寻找两个古代传说。他发现，这些古老的故事仍然在神秘地牵引着自己的命运。三十年后，杰姆已成为建筑公司老板，过上富足而平静的中年生活。他再度回到了恩格然，并发现了他试图忘记的一切……谁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宿命，谁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 “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
《红发女人》：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
有时我以为玻璃后面出现的不是我儿子，而是他死去的父亲，不，是他死去的爷爷。
——《第三部》
杰姆死在井底，恩维尔关在监狱里，作为死亡事件的双方，他们似乎已经归属于各自的命运，但是当杰姆的尸体解剖证明在掉入井底之前就已经死了，当证据证明那把杀人的勒克卡莱手枪是杰姆带来的，或者当推断是杰姆首先拔出了枪，死亡和杀人难道还是一清二楚的？有罪和无罪难道还是昭然天下？谜团或者并不在案件本身，当没有了目击者，所有发生的故事就像小说一样进入到永远的悬念之中，而最为可怕的是，杰姆是恩维尔的父亲，恩维尔是杰姆的儿子。
如果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恩维尔没有预谋杀死自己的父亲，那么他就属于正当防卫，就可以无罪释放，而且会成为杰姆的遗产继承人——因为杰姆和合法的妻子艾谢没有生下孩子，他们甚至在无孩子的无奈中把自己的公司叫做苏赫拉布，一个取自伊朗神话作品《列王纪》中被父亲鲁斯塔姆杀死的儿子的名字。而如果恩维尔成为杰姆唯一的继承人，并且成为苏赫拉布最大的股东，是不是就像《列王记》一样，反倒变成了一种弑父行为，而这种行为又把井边的决斗演变为一种宿命？
父与子，这是一种血缘和亲情关系，却最终披上了血腥的味道，而在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就是那个女人？她是父亲的女人，是儿子的母亲，所有关系的变化似乎都取决于她，但是在这场父子决斗发生的时候，她是缺席的，就像红发女人探视恩维尔的时候，他们隔着玻璃，而那块玻璃是隔音玻璃，也就意味着，当他们各自向对方说话时，声音是无法穿透玻璃传递到彼此的耳朵里，这是隔阂，透明的隔阂，彼此看见，彼此确认，却最终在缺席的位置上，所以那个在她眼前的人，可能不是儿子，而是在恩维尔面前死去的父亲杰姆——甚至可能是杰姆死去的父亲，也就是恩维尔的爷爷。
儿子、父亲、爷爷，这是家族的直线序列，但是当这三者都和红发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伦理意义就已经被颠覆了，而在这颠覆的伦理关系里，不管是《俄狄浦斯王》中儿子杀死父亲的悲剧，还是《列王记》中父亲杀死儿子的悲剧，都可能发生，而当现实以宿命的方式演绎着这两个文本，隔着隔音玻璃，彼此看见却听不见就变成了现实最大的隐喻： “我的儿子，知道你要写你的小说，让我非常开心！”
那张但丁·罗塞蒂的《红桃皇后》的画作从包里拿出来，交给作为犯人的恩维尔，红发女人说： “完成后，把这幅画放在封面，也写点你漂亮母亲的青春。这个女人，看，有点像我。”意味着要把自己写进小说里，而这在更大意义上抹除了自己作为现实中的最大的因，抹除了伦理颠覆带来的悲剧，或者说，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本小说，这是逃避，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书写，因为这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 “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又回到了原点，因为杰姆在自述中就说过： “事实上，我曾经想当作家。”
作家是写小说的作家，小说是现实之外的存在，在文本里他可以创造可以虚构，而所有写作的欲望都来自于对现实的逃避，但是当一本小说又以轮回的方式走向起点的时候，现实不仅无法逃避，反而以更加残忍的方式把现实推向了宿命的结局。如果把杰姆想要当一个作家作为起点，那么现实就是他难以逃避的最初影子。很小的时候他虽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为经营药店的父亲送饭，但是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父亲总是和左派的朋友在一起，而当杰姆到药店之后，他们便打住花头，不再讨论任何政治话题，而之后的军事政变，则完全让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他被带走，从此没有再回来，而家里只剩下母亲。
杰姆是察觉出父亲的缺席并不仅仅是政治原因， “有时，他们很久谁也不理谁，几乎不说话。或许，他们不再相爱。”这是一个关键的线索，也就是说，缺失了爱所以缺失了父性，而正是父性的缺席，使得杰姆和母亲发生了微妙的关系， “自父亲失踪后，我和母亲成为挚友。”这是在情感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颠覆，杰姆和母亲之间的挚友关系已经在杰姆的世界里埋下了一种乱伦的种子。而对于他来说，萌发他心中 “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在 “德尼兹”书店当店员时阅读的那些书，除了儿童文学、凡尔纳的科学小说，爱伦坡的小说，以及各种诗集、历史小说之外，那一本弗洛伊德的选集却 “改变了我的一生”——一种自身命运的注解，在一篇文章里，而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梦，关于俄狄浦斯情结，而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写小说。
遇到挖井人马哈茂德，似乎改变了杰姆的生活，因为跟着他我开始离开家离开伊斯坦布尔，也离开了母亲，而恰恰是马哈茂德的出现，使节目找到了一种缺失的父爱，他叫杰姆小少爷，挖井时对他鼓励，休息时聊天，马哈茂德的慈爱和亲近，以及权威，让杰姆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让杰姆在正常轨道上成长。但是在那个有6200人口的恩格然小镇，当我看到高个子的红发女人，便打开了我的另一个世界， “我的灵魂隐约感觉到这种美好源于刚刚在门前见到的那个漂亮的红发女人。”又如梦幻一样，只不过这次打开的是少年杰姆的欲望世界。她美丽，她性感，她也神秘，而且是在 “警世传说剧场”表演，而那个剧场里上演的就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当杰姆不断幻想和她在一起，甚至想要结婚，红发女人实际上就成为了自己梦境的投射物，而年龄比杰姆大的事实，又使得这个幻觉具有了和父亲同样的隐喻， “有时，我眼前会浮现出我们一起看书然后亲吻做爱的场景。在我父亲看来，最大的幸福，是年轻时和一个姑娘为了理想一起兴致勃勃地读书，然后娶她为妻。有一次父亲在谈到其他某个人的幸福时对母亲这样说过。”
终于那一次，杰姆遇到了红发女人，作为对梦想实现的第一步，他们的谈话中说到了马哈茂德，说到了杰姆的父亲，而这个线索又让红发女人具有不一样的身份，最后在那间房间里，已经结婚的红衣女人对杰姆说： “瞧，我和你母亲岁数相当。”杰姆第一次和女人上床，在那个夜晚他体会到了一种欲望的快感，而欲望的释放让他告别了梦，在现实的意义上完成了从孩子到成人的仪式， “我对于人生、女人和自己的想法豁然有了改变。红发女人教我认识自己，认识幸福。”相差两倍的年龄被忽略了，而 “和你母亲岁数相当”似乎再一次跌入了乱伦的映射中。
这是杰姆第二次违背了伦理，也正是这一次的违背，使他在面对马哈茂德的时候，陷入了某种欺骗 “父亲”的不安中，而当那次失手导致的泥桶掉落事件，似乎把杰姆和马哈茂德不稳定的父子关系变成了一场提前上演的弑父悲剧中。杰姆听到了惨叫，然后是死寂，在害怕中，杰姆没有救他，而是逃离了现场，甚至最后离开了那里，拿着父亲的旧行李箱坐上火车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坐在车厢里，我的内心没有顺从师傅带来的自尊受伤的感觉，却有无边无际的罪恶感。”这是罪恶的开始，父亲失踪带给杰姆的是父性的缺失，马哈茂德变成了引导他成长的另一个父亲，但是事件中他以逃避的方式把父亲推向了深渊，那个俄狄浦斯情结似乎冥冥中控制了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法消除的情结里，他生活在负罪的状态中。
回到伊斯坦布尔，求学，毕业，工作，乃至后来和艾谢结婚，杰姆的生活似乎走在正常轨道里，但是内心的负罪感却无法消除，他总是在问自己：马哈茂德是不是死了。而在这种看似正常的生活里，他和另一个女人、合法妻子艾谢之间却也陷入了某种宿命里，那次他们见到了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而父亲看到艾谢说的一句话是： “你找了一个很像你母亲的姑娘。”这是第一种隐喻，艾谢是不是和杰姆的母亲一样，会导致一个缺失的父亲？的确，结婚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也就是说，杰姆一直无法成为父亲，这成了隐喻，一种失踪的父亲和埋于井中的父亲双重缺失，带来的自我缺失，母亲、艾谢，甚至红发女人，则组成了另一个隐喻——杰姆爱着的人都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
父亲缺失，导致自我的缺失，爱上女人，却总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那么在这个错位的关系里，杰姆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或者说，他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小时候看的是弗洛伊德的文章，后来看的是剧场里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结婚之后办公司听说的是伊朗的《列王记》，这所有的文本构成了多重的梦境，而不变的主题则是父与子关系的悲剧性，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是一种罪，《列王记》中鲁斯塔姆杀死儿子苏赫拉布，则是另一种罪，但是当这些悲剧在所谓的情结里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杀人者反倒变成了无辜者，而杰姆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中，不断弱化对马哈茂德的负罪感，而他取名自己的公司为苏赫拉布，不是为了让父亲杀子的悲剧在现实中发生，而是为了弥补自己缺失的父性。
返回恩格然，似乎是杰姆的一次努力，也是为了找到自己，但是这为了消除自己罪恶的经历却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在那里他听说马哈茂德当时并没有死在井里，而是被人救起，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五年前去世，但是在这个父性回归的同时，另一个消息是，自己的父亲曾经有过一个情人，就是红发女人， “就是红头发的居尔吉汗女士。以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您已故父亲年轻时候的情人就是她。”杰姆曾经和她上床打开了欲望世界，而当得知她就是父亲的情人，那么自己又是谁？父亲和儿子面对的是同一个女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乱伦。而这还不是最终的颠覆，当那个叫恩维尔的人写信给吉姆，并说自己是他的儿子时，杰姆也恢复了父亲的角色，但是恩维尔却是自己和红发女人生下的孩子，这是另一重父子乱伦的悲剧。
那么，在梦、小说、戏剧、电影的文本暗示中，杰姆是不是会走向悲剧？不管是如俄狄浦斯王那样弑父的方式，还是《列王记》中父亲杀死儿子，父子之间都不存在正常的关系，也不会再有和平的结局，就像艾谢所预言的那样： “晚上，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当杰姆面对恩维尔的时候，他说的理由是，为了给马哈茂德报仇，这是一条隐秘的线，那次救出马哈茂德的是红发女人，之后他们生活在一起，马哈茂德照顾恩维尔，其实又变成了恩维尔的父亲，在这个关系特殊的三人世界里，父亲、儿子都没有亲缘关系，却变成了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而红发女人呢？当杰姆的父亲、杰姆和马哈茂德都在她身边，她其实就变成了混合体，她不是把关系带向明晰，而是在更加混乱的状态中导致了死亡：就是在马哈茂德的那口井边，杰姆被自己带来的手枪，被自己生下的孩子杀死。
“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这一句预言成真，也让《俄狄浦斯王》、《列王记》都从梦境中走向现实，而其实，在这个乱伦制造的悲剧里，并不仅仅和欲望、和成长有关，它在更大意义上折射的是社会性混乱。杰姆的父亲一直从事左派革命工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红发女人，他们的爱情似乎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社会摧毁了他们的爱， “二十五岁上下，我还是个现代的广场戏表演者，一个激愤但快乐的左派，而非从古老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挖掘警世意义的舞台剧演员。”所谓警世，就是希望为这个社会找到自己的父亲，找到保护者，而不是最后带来悲剧的俄狄浦斯王。
这便是一个国家的隐喻，土耳其这个遭受过创伤的国家就像一个孩子，他需要的是父亲的保护，但是就像杰姆一样，甚至和恩维尔一样，那个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一直处在缺席状态中，所以杰姆通过书籍制造梦境，而恩维尔则转向与西方个人主义， “因为他是个反叛的、西化的个人主义者……”这是一种分野，而个体的命运也折射着国家的矛盾心态，那个小镇恩格尔居住的都是战争之后的士兵，他们似乎被遗忘在那里，而无法回归的他们就像被抛弃的土耳其；那个剧场演出的是希腊悲剧，但是正如红衣女人所说，土耳其一直抵触希腊戏剧，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拒绝，而拒绝可能的结果是故步自封。
如果不是拒绝，是不是就可以走向开放，走向自由，走向民主？这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就像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从来不是像恩维尔那样的自由主义，当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当伊斯坦布尔和恩格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扩展的城市却毁掉了曾经的纯真，所以关于现代社会的选择，总是伴随着缺失，总是带来阵痛，所以在这种缺失和阵痛中，孩子就缺少了父亲的保护，所以无论是杰姆还是恩维尔，都在不正常的成长中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杰姆对于马哈茂德见死不救，恩维尔在井边和杰姆打斗，就像俄狄浦斯王和苏赫拉布的悲剧一样，他们其实都是无辜者，却最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或儿子，所以它们既不是原罪，也不是理性之罪，而是在和 “国家的敌人联手”中杀死了父亲或儿子，而这个国家的敌人就是专制主义。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恰恰是杰姆的父亲推荐的，而其中讲述的却是干旱和洪水，为什么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会出现干旱和洪水，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运行着强大的官僚制度， “统治者在自己身边，也就是在官僚和后宫中，想要的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是完全服从自己的奴隶，整个机制便是如此运作。”而这正是杀人者， “这样对待自己妻子和臣子的那些皇帝，最后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所以杀人只是一种手段，不管是父亲杀死儿子还是儿子杀死父亲，他们是被专制主义控制下的牺牲品，而专制主义带来的干旱和洪水，就指向了一个中心词：水。
马哈茂德为了寻找水不断挖井，正像他所说： “一个地方若是存在文明、村庄、城市，都因为那里有井。没有无水的文明，也不存在没有师傅的井。”所以无水的现实，以及最后马哈茂德被埋于井中，才是文明的悲剧，才是父性的陷落。但是，陷落之后，想要重新寻找，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并不乐观甚至悲观的命运抉择中，红发女人作为关键人物，却又重新跌入到了一种迷局中， “公开探视中，我总是抚摸着儿子的胳膊、肩膀、后背和脖颈，握着他的手。他也同样握着六十二岁的母亲的手，并像个情人般尊敬地亲吻它们。”恩维尔爷爷的情人，父亲的女人，在那个隔音玻璃的另一面，六十岁的她又以情人的身份出现，一个梦又开启了，一部小说又要写作了，一出戏剧又要演出了，无法逃离的命运似乎回到了不真实的起点： “当然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中的独白一样，既发自肺腑，又宛如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