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零还少

编号:C55·2181014·1502
作者:【美】B·E·埃利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18.50元
ISBN:9787532766772
页数:224页

《比零还少》是埃利斯的成名作兼代表作,已被公认为二十世纪“邪典文学”经典。小说以大学生克莱回洛杉矶度圣诞假为主线,通过电影分镜头般的画面,电子乐般的节奏,面无表情的语调,锋利简短的章节,切割出18岁的克莱和他的朋友们——一群天使之城的富家子弟,一群堕落天使——的迷乱生活,“我没有把你变成婊子。是你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婊子。”这场埋葬青春与纯真的葬礼式派对从另一个极端的角度,提示了在后工业化时代,在物质极度丰富的表相下人性的脆弱与异化,即我们拥有一切,所以我们一无所有;这是最好的人生,所以这也是最坏的人生。《比零还少》出版于1985年,这一年奥威尔《1984》的时代似乎刚刚成为过去。


《比零还少》:因为死神总是在的

男人压到朱利安身上。
不知道他人卖不卖。
就此消失。
我没有闭上眼睛。

男人压在男人身上是猥亵,“不知道人卖不卖”是还债的质问,“就此消失”是逃避和虚无,当暴力和羞辱上演的时候,我应该选择不看,可是我没有闭上眼睛,当一切不应被看见的东西被看见,是更为痛苦的存在,是更无从躲避的面对,甚至要从一个旁观者变成见证者——那时费恩看看我,又看看朱利安,说了一句话:“你别无选择。你明白吗?你走不了。你在不可能走。你要去找妈咪还是爹地,啊?”

对朱利安说的话,就像是对我说的。因为朱利安欠钱,因为朱利安无法还清,因为朱利安一次次失约,所以费恩在圣马奎斯的那个房间里让朱利安付出了代价,“一年前你欠了那些毒贩子一屁股债跑来找我,我给你工作,帮你吹捧,带你见人,你所有这些衣服,你吸的他妈的所有可卡因,都是我给的,你回报了我什么?”有付出需要有回报,这是一个规则,朱利安因为破坏了规则,所以被压在下面,所以一切的尊严消失,所以人变成了商品,肉体可以出卖,朱利安“你把我变成了婊子”的喊声已经无力,而这只不过是开始,接着费恩拿出了针头,然后把针头戳进了朱利安的胳膊,我在没有闭上眼睛的时候看到血充满了注射器,听到说:“你是个很美的男孩。这才是关键。”心中问的是:“不知道他人卖不卖。”——斜体的字,分明是我的内心挣扎,和“就此消失”一样,“不知道他人卖不卖”变成我永远的疑问。

卖不卖或许还是一种可选择的答案,就像无论是压在身上猥亵,还是血注入胳膊的惩罚,至少是一种代价的偿还,可是当我没有闭上眼睛离开朱利安被处罚的现场,那个吸毒过量死去的人被看见,却是一种卑微生命的丧失,“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具死尸。有飞蛾在他头上飞,绕着挂在他上方的灯泡打转,灯光照亮了下面。”那个十二岁的少女被注射器推进胳膊,是一种彻底的沦落,“女孩没睁开眼睛。”而我起先跟着朱利安进去的房间,更是带来了记忆之中死亡的复现,“我讨厌宾馆。我伟大的祖父就死在宾馆。拉斯维加斯的星辰宾馆。他死了两天才被发现。”

十八岁,回来,回到洛城,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回到有朋友家人的地方,四个月之后回来到底意味着什么?“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这是我回来听说的第一件事。”为什么怕在快车道超车?因为必须加快速度,因为危险无处不在。快车道提供的是一种城市场景,它是对外的,是社会化的,是一种规则,我以为回来就是回到家,就是重温记忆,就是远离快车道,“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发现什么都没变。墙还是白的,唱片还在原处,电视机没搬走,百叶窗开着,一如我走的时候。”但是这个如乌托邦存在的房间更像是自我的臆想,当一切都通向了快车道,回来意味着“我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了一切。

回来听说缪丽尔患了厌食症正在医院里,回来听说拉奥是双性恋,回来知道克里夫跟所有人睡,听说和知道,似乎我还在现实之外,但是当“洛城人怕在快车道超车”变成了回来之后听说的第一件事,似乎自己也在这种极度恐惧的状态下开上了超车的快车道。起先只是和特伦抽烟和百事可乐,只是和丹尼尔和潘趣酒,只是和布莱尔谈论四个月钱的分手,甚至只是听到缪丽尔患厌食症而感到恶心,但是,当和那一些曾经好友在一起,回来改变了一切。瑞普用刀片在粉末上划出四条粗线,那一张卷起来的二十美元变成了工具,“我弯下身吸了一条。”格瑞夫把我带进房间,然后慢慢脱掉了内裤,事情发生之后,我盯着镜子里的裸体看了一会儿,“然后趴在洗手池上,打开龙头把冷水泼到脸上。”我开始戴墨镜,开始理头发,开始戴围巾,却带来了另一种不安,“我不停地看后视镜,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谁在跟踪我。”

“我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映出我放荡的、可卡因式的傻笑。”这便是我回来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的自己,当那个放荡的、可卡因式的傻笑留在镜子里的时候,是不是仅仅是一种镜像?看见的一切还有那本色情杂志,封面的薄膜照片上两个女孩手里握着马鞭;还有杀人的暴力电影,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被割开喉咙扔进游泳池;还有充满了死亡的新闻报纸: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意外开枪射死了他兄弟;印第奥的一个家伙把他孩子钉在墙上,然后近距离用枪射他;一幢老人之家起火死了二十人;一个家庭主妇开车从学校接孩子回家时,从八十英尺的路堤上飞落而下,自己和三个孩子都当场死亡;一个男人镇定自若地来到前妻家,把她活活掐死,“那段时间我收集了许多这样的剪报,那是因为,我想,有太多这样的事情。”

或者,镜子、杂志、电影,以及后视镜里可能的跟踪者提供的仅仅是镜像,那么在现实意义上,我一样是不能闭上眼睛地看见了一切:缪丽尔闭上眼睛,注射器里慢侵充满血液;萝莉告诉我:“我该怎么改变这一切?于是我想,如果我做点什么,比如说,给耳朵穿孔,改变一下形象,染染头发,这世界就不会融化。所以我就染了头发,染成粉红色。我喜欢这种颜色。它能保持很久。我想这世界不会融化了。”因为吸可卡因上瘾,和瑞普斯宾去马里布买可卡因,而那个人的名字就叫死神,就像瑞普所说,“因为死神总是在的。”死神无处不在,死神就是每个人的名字。而当看见这一切,当死神无处不在,还有什么救赎?电视里的宗教节目无非是一种象征,“天父啊,让这些囚徒获释吧。他们,他们身处牢笼,教诲他们吧。感谢我主。让今夜成为解脱之夜。对主说,‘原谅我的罪’,你会感到无法言喻的欢乐。愿你杯中酒满溢。以基督之名,阿门……哈利路亚!”它一样提供娱乐提供消费提供虚妄的镜像现实。

但是,在这一切发生在回来的故事里的时候,对于我来说,似乎还希望寻找到一些东西,和布莱尔之间的爱情,是不是在分开四个月之后重归于好?我知道布莱尔还喜欢我,还保留着曾经在海滩俱乐部的美好,但是当回来,这种美好却变成了肉体之间的交媾,“我躺在布莱尔床上。地板和床脚全是毛绒动物玩具。”我在朋友面前说的是:“我跟布莱尔已经没关系了。我们已经结束了。”而当我最后决定回新汉普郡的时候,面对布莱尔的发问,我终于说出了“我没爱过”,彻底将一种所谓的爱情埋葬在肉体的世界里。

和父母之间的亲情,是不是还可以维持?父母在我眼前,但是他们本身就活在一种疏离的世界里,而我夹在中间似乎再没有回去的可能,于是,我想到了那年夏天的棕榈泉,想起了阳光和酒吧,想起了在一起的故事。但是充斥其中的还有烦闷,还有炽热,还有无法摆脱的压抑。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祖母说:“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死去”,于是两个月后祖母死了,“在漠边上一个空荡荡的医院房间里,一张高高的大床上。”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大家说起的是一个十三岁小孩买海洛因,最后吸毒过量死了,说起父亲的生意伙伴死于胰腺癌,母亲认识的网球搭档刚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不同字体插入的回忆里,是青春在无聊里的释放,“我和妹妹们会开着车半夜在沙漠里乱转,一边听佛利伍德·麦克或老鹰乐队,声音开得很响。”

十五岁已远,去年夏天的棕榈泉已远,四个月前和布莱尔的爱情已远,甚至真正的青春也已远,走进自己的小学校园,看见曾经像自己一样的孩子,看见曾经认识的老师,却不再打招呼;那架弹过的钢琴保存着一点记忆,“我弹过这架钢琴,同一架钢琴,在二年级的圣诞音乐会上。我又敲了几个和弦,就是当年我弹的曲子,它们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回荡。”如今却剩下恐惧,却换来逃避,就像祖母的死,就像酒吧里的白化病人,就像日落大道的“就此消失”的广告牌,回来看见的一切都意味着从此消失,那个梦中反复出现的男孩,“还没死,横躺在火焰上,燃烧着。”也是我的一个噩梦般的镜像。

没有闭上眼睛而看见,记忆和现实,臆想和当下,以前和现在,其实根本无法分开,而当我决定要离开,有一种“回去”的决定,是不是可以将这一切放在身后?在离开的一个礼拜,反反复复听关于这桌城市的歌,呆在房间里看一个下午的电视秀,和朋友一起去穆赫兰道兜风,但是在走之前,一个女人被割开喉咙从行驶的车上扔下来,一个男子试图活埋自己因为“实在太热”而放弃——而那时,我的两个妹妹正在装溺死,“比谁死的时间长”。现实和游戏混合在一起,死在某种意义上去除了恐惧感,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同的字体是回忆是酒吧是海滩,不同的字体是“不知道人卖不卖”,不同的字体是“你是个很美的男孩。这才是关键”,不同的字体最后是“好像从未离开”,疯狂的派对,暴力而血腥的电影,色情的杂志,圣诞节吸飘了的状态,触目惊心的死亡事件,梦中被火烤着的自己,这便是十八岁的青春,便是回来的世界,死神无处不在,“没爱过”却成为常态,回来是为了离开,离开也是为了回来:

在那些场景里,我看到这座城市里的人被生活逼疯。看到饥饿贪婪的父母要吃自己的孩子。看到那些跟我一样大的年轻人,在柏油路上仰头张望,被阳光刺盲。即使在我离开以后,那些场景也挥之不去。它们那么恐怖,那么残暴,那么邪恶,几乎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唯一的参照。在我离开以后。

神枪手迪克

编号:C55·2181014·1501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541143403
页数:272页

当12岁的鲁迪·沃茨用父亲的步枪“无意间”击中了对面楼里一名孕妇,作为夸夸其谈艺术家的父亲和年少的鲁迪对这一事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当父亲把它当作一次展现英雄主义的机会时,面对舆论的过度理解和司法的不公对待,鲁迪却选择了按部就班地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用戏剧来转移精神的困境,以保持“清醒”的心智……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他却发现,自己的人生并没有比父亲的少一些荒谬。不同的态度一样指向荒谬,或许,“我们依旧身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还没结束呢。”而这个黑暗时代就是谎言的时代,“如果我们瞄准谎言,又怎能击中真相?”而选择之不同只不过是一个词的不同说法而已:“这个词和肺鱼一样同属‘两栖类’,生于海洋,但也能适应陆地的生活。”


《神枪手迪克》:那么我打中的是虚无

鲁迪 对我和费力克斯来说,成长就是这样,在这过程中,父亲是缺失的,而母亲还一直认为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吉纳维芙 但你还是很爱你的父母。
鲁迪 中性人不爱任何人,也不讨厌任何人。
吉纳维芙 (感觉毛骨悚然)你是个很奇怪的人,鲁迪·沃茨。
鲁迪 那是因为我就是那个杀人犯。

帷幕升起,帷幕降落。这是一个闭合的系统,剧名:复式公寓,人物:叫鲁迪·沃茨的我,我的哥哥费力克斯,费力克斯第三任妻子吉纳维芙,编剧:鲁迪·沃茨——当编剧和演员是同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又将这个闭合系统解构了?鲁迪·沃茨在里面演出,鲁迪·沃茨在后面指导,鲁迪·沃茨是被虚构的人物,鲁迪·沃茨是虚构他人的人,一分为二,意味着这个“复式公寓”就是一种双重的复式存在:它是虚构也是现实,它是舞台也是生活。

复试是融合还是分隔?费力克斯说:“你出门的时候能踢自己的屁股吗?”吉纳维芙说:“你就是有病!你全家人都有病.!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孩子!”从踢自己屁股到全家有病,从全家有到“我们没有孩子”,戏谑变成了病态;吉纳维芙说:“对于你父亲的事我很抱歉。”鲁迪·沃茨说:“他没有杀过人。”鲁迪·沃茨的父亲奥拓·沃茨因为孕妇杀人案而被审判,最后关了两年监狱,但是传说最后变成了否定;吉纳维芙说:“你还是很爱你的父母。”鲁迪·沃茨说,父亲是缺失的,而且自己不爱任何人——最后的最后,一种奇怪的“中性人”综合了戏谑之后的病态,综合了传说之后的否定,变成了现实和生活中的唯一:“那是因为我就是那个杀人犯。”

但是当鲁迪·沃茨说出这个真相的时候,是不是拯救了已经死去的父亲?是不是把自己又推向了“神枪手迪克”的传说中?但是一个病态的“中性人”说出这句话,到底谁会相信?哥哥费力克斯还是激将让婚姻走到尽头的吉纳维芙?最后的对话在鲁迪和吉纳维芙之间,而吉纳维芙由此判断“你全家都有病”也成了一个真相,所以愤然离开费力克斯,而鲁迪自然成了这段婚姻的破坏者。人都害怕听到真相,但是真相是不是真的令人害怕?在“复式公寓”里的对话中,鲁迪和吉纳维芙提到了洗糖的浣熊,“浣熊会把糖放进水里,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是喜欢糖而去洗,最后的结果是:糖化了。当真相被说出的时候,于是有了两种面对的方式:一种是“你全家都有病”的病态归类,从害怕到逃避,另一种则是如浣熊一样,在洗糖的无知中让一切都变成了虚无。

第一种方法可以看成是现实的锋利性,第二种方法则变成了故事的虚构性,就像鲁迪,既在剧中又在剧外,即是演员又是编剧,于是这个关于杀人的故事既在现实里,又在虚构中。如果回到案发现场,是不是会消除“复式公寓”的双重性构筑,而成为一种唯一的存在?那一年鲁迪十二岁,父亲已经让他学会了射击,而且那天在米德兰枪支俱乐部的步枪射击场,鲁迪的射击很准,引起了众人的称赞,于是父亲将存放三百件古董和当代枪械的枪支室的钥匙给了鲁迪,让鲁迪去清理枪械。一把钥匙打开了门,其实就是打开了一个成人世界,而武器之于成人世界的隐喻就是可以操作,可以射击,可以拥抱欲望,就像对于那把春田步枪一样:“以前我只杀过鸡,现在我成了这些枪支弹药的主人,我可以尽情享受玩枪的乐趣了,可以想象甚至真的把春田步枪抱在怀里。它也喜欢被人抱着;它天生就是要被抱着的。”

那天哥哥费力克斯在火车站吻别了父亲和母亲,踏上了离开的火车;父母则在午餐时接待了美国总统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她正到米德兰市这个偏远地区军工厂鼓舞士气——当哥哥离开,当父母不在家,家里只剩下鲁迪一个人,世界完全向鲁迪打开,当我清理枪械的时候,那把枪却不慎走火,打中了一个名叫埃勒维茨·梅茨格的女人,她是《号角观察报》的都市版编辑乔治·梅茨格的怀孕的妻子,在自己家的二楼客房里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卫生时,被一颗子弹打中,“窗户上还留着子弹穿过留下的洞。”

一声枪响传来,似乎就这样打破了米德兰市这个偏远地区的宁静,也打破了鲁迪十二岁的生活。一种误杀?却带走了两个生命——梅茨格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死亡就这样降临,毫无征兆,却改写了许多人的生活。这是1944年的母亲节,也正是这个时间,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梅茨格怀孕,她正迎来她作为母亲的身份,而在母亲节这天她被一颗子弹打死,母亲的身份空缺了,而肚子里的孩子在死亡时也不再有母亲。而射杀了梅茨格的鲁迪呢?抱着那把春田步枪让他拥有了一种成年人的感觉,但是那射出的子弹,也让他真正成为了男人——似乎是一种悲剧的开始,“子弹是一种标志,是我从男孩长成男人的标志,任何人都不会为标志所伤的。”

但是当偶然的子弹从枪械里射出,偶然穿过了空气,穿过了窗户,穿过了怀孕的肚子,把一个母亲和孩子推向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一种必然?死亡之必然,带来成年之必然,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母亲,怀孕的女人不再成为母亲,杀人者也开始了十二生活真正的缺失,但是这个母亲节的真正意义在于荒诞地打开了如生命开始时的那个“小孔”,在任何偶然的过程里都会成为必然,而这种必然似乎也承袭了鲁迪父亲的某种命运,或者在一个意义上,鲁迪代替了父亲承担起擦拭枪支的责任,另一个意义,则是将未出生的孩子推向死亡,则是对于自我命运的代替。

“敬告还未出世的生命,敬告混沌虚无的灵魂:留心生活。”这是开篇的第一句话,明确地将生命定义为一种虚无,这是鲁迪的感叹?是谁打开了鲁迪生命中的这个“小孔”?又是谁将他的灵魂推向了虚无?当然是父亲和母亲,而在鲁迪的“小孔”未打开之前,他们的生命状态似乎也在混沌和虚无中。父亲奥拓·沃茨的老师奥古斯特·巩特尔教他画画,但是他的画作没有人认为画的好,后来父亲患上了淋病,十八岁的时候成为了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的浪子,祖父母的别墅又离奇被烧,而那时他在学校里的同学中有一个叫希特勒的,他也画画,甚至最终两个人成了知心朋友——一种偶然总是伴随着他,母亲的愿望是穿上匈牙利的制度,在保卫中队中谋取一官半职,却未能如愿;和希特勒成为朋友,如果父亲那个时候掐死这个二十世纪最可怕的恶魔,或者让他饿死、冻死,那么就不会有后面的战争罪恶;帮助洗劫了港口的两个意大利烧火工人逃跑,父亲却成为了他们的“神”;用一块面包就俘获了来自富足家庭的十三岁姑娘,最终成为了自己的妻子——种种偶然的遭遇,却让父亲走上了一种必然之路,“基本上父亲所有的观点都来源于一战前他在维也纳认认识的那帮酒肉朋友,是他们的教育(不论正确与否)构建起了父亲的知识体系。”

这帮朋友当然包括希特勒,正是这个知识体系的构建,父亲和母亲蜜月欧洲旅行的时候买下了很多枪支,存放在了枪支室;给哥哥费力克斯找了一个德国裁缝,让他穿上了上面印有纳粹党符号和希特勒青年团匕首标志的制服;在米德兰市的家中挂上了纳粹旗帜,“他认为在德国建立起的新社会秩序能够拯救这个混乱的世界,希望美国也能建立这样的秩序,而他会成为美国的新闻发言人。”一切似乎就是为了一种新秩序的建立,而这种新秩序是父亲对于现实的某种反抗,当启蒙意义的画画被否定,当渴望当兵的愿望落空,他似乎变成了一个被忽略的人,所以让偶然变成必然,然给生活重新找到秩序,便是父亲存在的意义。

还有名叫西莉亚·希尔德雷思的那个女孩,费力克斯曾经喜欢这个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邀请她去参加毕业舞会,而父亲却也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似乎也是对于自己关于爱之缺失的弥补,也是一种新秩序建立的工具,“父亲的计划就是:身穿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猩红和银色相间的制服去见西莉亚。当然,带羽毛的黑貂高皮帽和搭在肩上的豹皮自然也是不会少的。”邀请西莉亚成了父亲的计划,费力克斯再次成为一种虚无,而当父亲说出:“有请特洛伊的海伦移步向前来索要这颗苹果,如果她敢的话!”听到了这句话的西莉亚终于将自己下了血本的衣服撕烂,“当费力克斯走近时,她一把扯下胸前的胸花,蹬掉脚上那双高跟舞鞋,穿着丝袜的脚、妆容精致的脸、内心的恐惧与愤怒让她看起来像从神话里走出来的人,她完全惊艳到了我。”因为在父亲的眼中,她已经变成了海伦,因为在父亲的计划中那颗金苹果意味着特洛伊战争的爆发——父亲仿佛已经身穿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猩红和银色相间的制服,奔赴了战场,和希特勒等好友一起着手建立新秩序。

米德兰市最美丽的女人西莉亚,不接受金苹果的邀请,其实是对于因为自己出身带来不平等的愤怒,一个白人,却因为贫穷生活在黑人区,似乎谁也看不起她,而她的美不仅没有让她得到所谓的尊严和爱,反而变成了制造战争的罪魁祸首,“她说她真想把自己的脸抓花了,这样就没人看这张与她的内在完全没有关系的外皮了;她说她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去死,因为男性对她的想法和他们试图对她做的事情让她觉得羞耻万分;她说她往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堂去问问那些神,到底在她脸上写了什么,为什么要写在她脸上。”

军服、枪支、纳粹旗帜,朋友希特勒、金苹果、西莉亚,种种相关的秩序元素,又导向了另一种战争。而当费力克斯和鲁迪降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他建立秩序的一种手段,“它们是谋杀者。”不仅仅是指枪支室里的那些枪械,更是指父亲这个父权体系,费力克斯一生结了五次婚,鲁迪最后成为了无欲无求的中性人,也都在命运的虚无中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或者更可以说,是父亲的一种投影,让他们处在缺失状态中,他们让孩子出生,却让孩子虚无,这是不是一种谋杀?和警察莫里西杀了老巩特尔一样,充满了偶然性,是莫里西的枪不小心走了火,轰掉了巩特尔的头,而这个米德兰市的悬案最后变成了必然的谋杀,“为了不让莫里西的人生被意外摧毁,父亲那帮人把巩特尔的尸体扔到糖河里,让它顺流而下。”偶然就变成了必然,一种荒诞性被展开的时候,那里还有意外?

而当鲁迪手中的枪在母亲节那天杀死了孕妇梅茨格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偶然,也是必然,是意外,却也是无法逃离的宿命。而当父亲为十二岁的鲁迪承担责任,“该负责的人是我!该责怪的人是我!”最终被关进监狱,以及最后的死亡,似乎都是父亲在赎罪,当鲁迪代替父亲擦枪而射杀了人,父亲最终要代替鲁迪承担责任,像是回归,其实是真正实现了冒险,就像在海地时,费力克斯说起父亲:“这对他来说,是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冒险,他要最大化地利用它。终于有点事发生在他身上了,他一定要竭尽所能地让它长久!”他认罪,他忏悔,他被投入监狱,他失去了自由,但是鲁迪并没有因为父亲承担责任而免除了处罚,父亲曾经帮助过的莫西里反而用手中的权力对鲁迪施威,把鲁迪关进笼子,涂上墨水,变成黑鬼,“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之前的信仰是多么愚蠢——我竟然相信这些警察是我的好朋友、是所有人的好朋友。”

偶然之必然,父亲成为了“父亲”,而鲁迪的遭遇变成了一个社会的荒诞,那幕社会荒诞剧也开始拉开了帷幕,当鲁迪被警察从牢笼里拖了出来,当陆地恐惧得奋力挣扎着,当鲁迪哀求:“那是个意外!对不起!我不知道!”在警察面前,梅茨格说的是:“上帝啊,世间就不该有人这种动物!我们不该过这样的生活!”而他在《号角观察报》上的声明中写道:“我们无法摆脱人类一闪而过的邪念,但我们能摆脱让邪念成真的器械。”偶然变成了邪念,即使一闪而过,也是一种武器,而这种武器观从最初的“父亲”体系,变成警察体系,又变成了舆论体系,总之是杀人,总之是邪恶,总之是要赎罪,而唯一的赎罪方式是:“在此,请允许我告诉你们一个圣洁的词:缴械。”

枪械是男人的象征,是征服的隐喻,是父亲体系的欲望投射,而当鲁迪从十二岁的一颗子弹变成了男人,他也获得了“神枪手迪克”的外号,但是命名的却还是体系,是那个最后把我送回家里的警官安东尼·斯夸尔。一方面一颗子弹宛如仪式让鲁迪成为男人,成为“神枪手迪克”,鲁迪似乎只有在这种命名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当初的父亲,只有在身穿匈牙利保卫队陆军少校的猩红和银色相间的制服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己。但是父亲带来的战争,和鲁迪带来的死亡一样,变成了自我难以摆脱的荒诞存在。所以一方面鲁迪追寻着“神枪手迪克”的命名,另一方面却又必须去除自身的欲望,在一种有和无、戏谑和悲痛中变成这个病态社会的符号。

父亲年轻时身患的淋病,鲁迪十二岁时脑垂体发育问题,以及母亲的冻疮,似乎都是病态的象征,而当鲁迪成为一名注册药剂师,在药店里遇到了西莉亚,曾经的美人也完全是“牙齿残缺不全,面容衰老”的病人,她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堪,精神变得疯癫,当鲁迪拒绝为她开药,她骂出的一句是:“你这个死胖子,纳粹混蛋!”曾经服毒自杀,曾经在剧中成为演员,最后要依靠药物才能活着,所以这是一个“滥用药物的时代”,鲁迪在教堂里思考,“我对自己说,母亲、费力克斯、哈勒尔神父和德维恩·胡佛等人其实就是一只大型动物体内的小细胞,根本没必要把我们当作个体来看待。”这个大型动物其实就是社会本身,每个人都是病态的细胞,而由这些细小的细胞组成的动物,当然也是病态的,米德兰市的中子弹爆炸就是病态生活最后被毁灭的象征。

但是,当鲁迪远离药物是不是在远离病态社会?“自从十二岁误杀事件发生之后,我再没喝过咖啡或茶,也没吃过药,任何类型的阿司匹林、泻药、抗酸药或抗生素我都没吃过。这对于一个注册药剂师兼市里唯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药店里的常年夜班员工来说,简直称得上是奇闻逸事了。”不服用任何药物,不进入滥用药物的时代,鲁迪一样成为一个病人:从来没有和别人做过爱,即使曾经有那么一点喜欢过西莉亚,也早已泯灭了,“无欲无求才是为我、为我身边的人着想——不要有兴趣爱好,不要有目的动机,这样我就不会再伤害到别人。”变成了中性人,就不会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导致痛苦,不会喜欢枪械而误杀两个人,不会因为想要建立秩序而制造战争。但是这个我又是谁?或者,远离药物在某程度上也还是一个病人。

悖论世界里,其实就是无处可逃的荒诞,“生命没有结束,但故事主线已经结束了。”母亲在嫁给镇上最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后就戛然而止了,父亲在那个穿着制服奔赴战场的理想破灭之后就结束了一生的主线,而鲁迪在母亲节那天射杀了未出生的婴儿之后,也走向了终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神枪手迪克”也无非是被导演的一出戏剧,就像鲁迪成为编剧创作剧本,那个他描绘的加德满都,那个理想化的香格里拉,那个传说中的泰姬陵,完全变成了虚构,即使是费力克斯最开始前去的海地,这个唯一因奴隶起义成功而独立的国家,也是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序言”中一切的象征早就被写好了:那个球状艺术中心,“它象征着我六十岁的脑子。”海地象征着纽约,中性人药剂师在童年犯下的罪行,“也是我曾做过的所有坏事的象征”。而摧毁了米德兰市的中子弹事件,则是“源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狂热分子的幻想。”

“你知道吗?我们依旧身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一还没结束呢。”黑暗时代,甚至生命的“小孔”也不曾真正拉开,哪里有画着苹果的那一幅画,哪里有冷若冰霜的美人,哪里有缴械的圣洁,哪里有“神枪手迪克”——“反正我是神枪手,如果我对准的是虚无,那么我打中的是虚无。”

人生拼图版

编号:C38·2180820·1497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68.00元亚马逊39.40元
ISBN:9787508681061
页数:544页

1975年6月23日晚上,巴黎十七区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十一号的一幢十层公寓楼。乔治·佩雷克将这幢公寓楼纵向剖开,把房间、楼道、电梯、地下室划分成一个横竖各10格的国际象棋棋盘,除左下角的格子之外,其余99个格子分别对应书中的一章。作者从四楼楼道开始,依次描绘每个格子中的物品、人物、故事,描写的顺序按照国际象棋中马步的走法,绝对不重复,故事在四楼紧左侧的房间结束。整部小说按照严密的数学结构,有条不紊地描绘了1468个人物包罗万象的生活。佩雷克将小说设置成这种无以复加的烦琐结构,使读者如堕迷雾、不辨东西,但是一旦理解了这种结构,即撤去了作者安放在小说中的 “脚手架”之后,读者就会发现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那些或感人至深、或玄妙有趣、或意味悠长的故事。可视为小说主人公的有三位:亿万富翁巴特尔布思决心用50年时间完成一项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拼图板计划,手工艺天才温克勒持续20年负责为他制作拼图板,画家瓦莱纳则要把公寓楼的百年故事呈现在一幅巨型画作上。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楼房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光怪陆离的遭遇缓缓呈现出来,充满了人生的真实和谎言、幸福和忧愁。


《人生拼图版》:空缺的形状正好是X

巴待尔布思决定在二十年内画五百幅海景画,他选择这个数字,只是为了凑成整数。

是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不开车的话,根本不用在杆子抬起时进入到地下车库,而是直接从站立在岗亭的门卫边经过,然后左转,从9幢的过道里进去;如果有门禁卡的话,可以放在接收器上,当听到清脆的 “的”的声音之后,推开那扇楼道的门,然后坐上电梯,选择想要的楼层;接着在13层停住,走出电梯,然后将钥匙插进锁道,旋转,开门;进去正对着的是饭厅,右手边则是客厅,现在里面没有人,白色的沙发上空无一物,电视机正处在关闭状态;向左转进去,则是书房间,一张靠窗的榻榻米上放置着一张红色的小椅子,椅子正对着关闭着的电脑,而在放置电脑桌子的右侧随意摆放着几本书,一本是吉尔·格勒兹的《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它们都处于合上的状态中,另外一些本子、稿纸散乱地放在桌子上。

而那本《人生拼图版》却打开在那里,像是从左侧打开的窗户中吹来的风在阅读,翻到的是第002页,第一部分的第一章《在楼道里》,第一句: “是的,故事将从这里开始,就这样以一种笨拙而舒缓的方式开始。”笨拙而缓慢的方式出现在书中的第一句,同样出现在书之外的现实里。一种仿写?书中的那个过道提供了一个进口,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一句,就是打开整个《人生拼图版》,可是,一个过道即使作为 “公共场所”而存在,即使有无名争端、奇闻异事,以及 “那些低沉的窃窃私语”在陈旧的红色羊毛毯中消失,所谓的 “全楼最起码的一点点共同生活”其实也并非局限在楼道里,因为这是一个 “冷漠而有规律”的生活,因为每个套间的房门后面的事情都被隔绝了,但是当过道打开,当一本书打开,就是把人生的所有历史、现在都打开了。

但是,在进入过道这个 “公共场所”之前,在打开一幢楼所呈现的人生之前,需要的是一种 “看见”:题辞上引用的是儒了·凡尔纳的一句话: “睁大你的双眼,看,看吧!”翻过一页,前言引用的是保罗·克利在《数学笔记》中的一句话: “眼睛注视着作品中为它开辟的道路”——眼睛注视而看见,看见而开辟道路,就指明了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主体睁开眼睛,主体打开书本,主体进入故事,他所看见的是里面的任务和故事,连同那个 “最起码的一点点共同生活”的过道——就像仿写时从大门进入,乘坐电梯,进入房间,一样是看见书房间里被打开的《人生拼图版》。可是,谁应该用眼睛注视进入那条开辟的道路?谁又成为那个被看见的人?

其实,在整个进入到书房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向导式的叙述,其实那个主体必定是我,我进门,我坐电梯,我进入书房,我坐下来阅读,而当主体是我的时候,那个被看见的客体或者是不存在的,它类似于穿过窗户吹来的风,或者它就是这本打开的小说本身。这或者可以认为眼睛注视的主体和被看见的客体合二为一,它的风险在于我既是叙事者又是行动者,既是作者也是读者,既是书中的人也是阅读的人。一种理想状态,其实只是在仿写中去除了二元对立,但是,一本书却强调了这种分离感觉,看见就是看见他者,眼睛注视就是开辟新的道路——如果儒勒·凡尔纳和保罗·克利的引用不足以制造这种分离感觉,那么再往回翻,则是扉页之后围着书页的一段文字: “友谊、历史和文学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若干人物。如果与某些在世者,以及或真实或虚构存在过去的人物有任何相似之处,则纯属偶然。”排列成四方的结构,分布在边缘,它像围拢起一个封闭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 “提供的若干人物”便是乔治·佩雷克看见的对象,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构,其实都被他叙述,被他描写,被他虚构,最后一定在这本书本身制造的封闭结构里成为被看见的对象。

的确,如果从这个围成四方结构的句子出发,直接翻到最后,是一副关于公寓大楼的剖面图,从B1到9F,从楼道到各个房间,都被制成了一张图,而图也是封闭的,像拆开而围拢的句子一样,保持了四方的样子,为了突出这种封闭性,译者甚至还制作了三张解析图,第一章是按照行走路线绘制的动态图,从楼道开始,走过每一个楼层、每一个套间、每一个房间,以及门房、门厅、后门、地下室、锅炉房和电梯;第二张则是在公寓的平面图上标注了故事的章节,从四层楼道开始,最后在四层巴特尔布思的房间结束;第三张则是公寓楼的前房客与相应的章节。

“读者可以选择按照人物分别阅读,也可按照楼层上下次序阅读。”一扇方便之门也就此拉开,而译者的帮助无非是让读者看见,所以当作者乔治·佩雷克建造了这一个99格的公寓,编织了 “人生拼图版”一定是为了让读者看见,所以它一定不是封闭的,就像乔治·佩雷克在围着的句子里所说,是一些若干人物,是真实或虚构,是 “纯属偶然”,所以那个围着的四方结构并不是真正封闭的,它在左上角留着一个空白,一个出口,读者完全可以沿着文字,最后从这个出口出去,按照自己感兴趣的章节,选择性地阅读其中的故事。

为读者保留了一个出口,为故事提供了 “纯属偶然”的可能,为章节制造了随机选择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乔治·佩雷克的用意所在,看起来是封闭的99格,看起来是必然的一幢公寓,但是所有的阅读都不指向一个终点:在如风打开的第一页开始,我先是认真的按照章节进行阅读,但是随着眼睛不断注视那条道路,我开始观察周围的东西,只要是看,便是一种阅读,于是在某些章节只是很快地浏览而过,某些章节甚至只看标题,而某些章节则寻找解读的线索——不再保持同一速度,不再拥有同样的注视方式,虽然没有出现打乱秩序的跳读,但同样在这样的选择性中保持了阅读的自主性,而这种阅读方式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仿写时所获得的主客体一致的融合感?

一种阅读方式,大约是乔治·佩雷克故意制造的策略,当公寓反映的是人生,人生是不是必然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封闭系统?是不是如拼图版一样是先分解后总和的过程?是不是只有瞬间才是重要的?在前言中,乔治·佩雷克说:

乍看起来,拼图艺术似乎是一种瞬间艺术,一种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其全部内容都寓于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枯燥说教之中:人们看到的一切事物——无论是一种感觉行为,一次学习,一个生理系统,或是作家所关心的一副木制拼图版——都不是一些必须首先分解的部分的总和,而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也就是一种形式,一个结构;其单个组成部分并不先于整体而存在,并不更早也不更晚,不是由组成部分来确定整体,而是由整体确定其组成部分——不可能通过对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分割认识,来推演得到对整体及其结构和规律的认识。

强调的是整体性,是一种结构,甚至是整体先于分割的部分,也就是说,人生是作为一个整体被认识的,那些不同阶段发生的故事,遭遇的人,以及可能的变故,在整体意义上都不再具有关键性影响。但是当人生只是一种整体性存在的时候,一种矛盾体现了:人的整体不就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必然过程?那么整体意义何在?对于这个问题,乔治·佩雷克说: “只有把这块拼图版块与其他板块拼接起来,才是有效的。”拼接一定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过程,它消除了整体的必然性,但并没有破坏整体意义,也就是说,在整体意义之下,过程中出现的拼接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整体性是一种结构,拼接过程的可能性则是那打开的一扇门,而拼图游戏最重要的意义则是一次制造谜团再去解开谜团, “拼图游戏的难度不在于图画的主题和画家的技艺,而在于微妙的切割技术,任意切割的方法必然使得拼图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周边、细部、光点、轮廓明显的物品以及线条和过渡性板块的拼接非常容易,然而有些部分就要大伤脑筋,例如无云的天空、黄沙、草原、田野、阴影区等。”也就是说,制作拼图的工匠故意以狡猾、陷阱和幻觉来取代随意性,故意干扰线索,让拼图者处于谜团之中,从而让拼图成为一种游戏,而人生也在这游戏中变成了一种解谜过程。

在这幢99格的公寓里,其实有很多谜团的制造者。 “故事将从这里开始”是一个必然的起点,西蒙-克鲁贝利埃街十一号一座公寓楼的四层楼与五层楼中间是进口,它位于巴黎十七区蒙索平原,正好在梅德里克街、雅丹街、德夏泽勒街和莱昂·若斯特街组成的四边形的对角线上,这是一种整体性存在,但是只要你进入其中,谜团就展开了,在每个套间的每扇房门后面, “人们通常只能模模糊糊地知道一鳞半爪、片言只语、零星碎片”:德博蒙客厅里的那个文件夹上写着的数学方程式是什么意思?大厅墙上的那段铭文暗示的是什么? “如果某个国王一旦打开了城堡大门,他的士兵就会像第一个大厅的士兵一样变成石像,敌军将蹂躪他的国家。”是不是指向哈里发国家的分裂?1935年11月12日他为什么要自杀?在 “罗尔沙斯”的双层套间里,那部得意的回忆录是不是关于他一生的整体性记忆?但为什么在救火的梯子上那个空中杂技演员会摔死在地面上?当瓦莱纳第一次去见罗尔沙斯的时候,为什么电梯会出现故障?

人生有时候构成了历史,丹特维尔家族的祖先在路易十三当政时期,因协助维特里杀死孔西尼有功而被封为贵族;莫罗夫人从1940年之后成为了寡妇,他的丈夫在这年的6月6日死于索姆战役;布雷台尔案件和 “民族解放阵线” “红手” “雷克斯党”有牵连;甚至有王位的历史……无论是政变还是战争,个体人生成为大历史的见证者,但是在看见历史的过程中,他们真的可以描绘历史的真面目?人生有时候充满了悬疑,肖蒙-波尔西安双杀案为什么悬而未决?詹姆斯·舍伍德作为历代最大诈骗案的受害者,是不是最后变成小说的虚构?历史上公寓里发生的爆炸案和火灾是不是都是人为引起的?种种疑问,在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里出现不同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并不一定指向最终的答案,它们反而在时间、空间和人物的交错中成为新的悬案,甚至在乔治·佩雷克不露声色的描写中成为另一个谜团。

而对于这个公寓来说,最具有谜团性质的便是拼图版本身,而这个谜团的第一作者便是巴特尔布思。1925年11月,他找到了瓦莱纳,说要跟他一起学习水彩画,以每天学一课的速度,他要学一年,当瓦莱纳问他,为什么要学水彩画而且学十年,巴特尔布思说: “当然用来绘制拼图游戏。”十年只是它的一个起点:从1925年至1935年,他用十年时间学水彩画,然后用二十年时间周游世界,用自己学到的水彩画技能绘制五百幅同样大笑的海景画,他画好后寄给招来的工匠加斯巴尔·温克勒,让他根据海景画分割成七百五十块,制作成拼图版;然后再花20年时间,巴特尔布思将那些拼图版拼好。这是一个跨越50年的计划,为什么他要用这么大的精力、这么长的时间来完成这一拼图?按照巴特尔布思的想法,这主要是由三条指导原则决定的,一是精神方面的, “不是创造一个奇迹或打破一项纪录,不是上攀高崖或下闯深渊。”第二则是逻辑方面的, “计划的实施不许借助任何偶然的因素,而是把时间和空间当作抽象的坐标,使同样的事件严格地、不可变更地在发生它的日期和地点重现一次。”第三则是美学方面的, “计划本身毫无用处,对它最好的报偿就是得不到任何报偿。”

精神方面是为了超越物质,也就是超越游戏本身,逻辑方面是为了建立必然性,在时空的坐标中绘制一种可以重现的人生,而美学方面更可以说是阐述一种哲学,当意义本身变成无意义,是不是另一种意义?巴特尔布思想用这样一个行动达到自我消灭的目的, “巴特尔布思从零出发,制作出精美的产品,然后通过对这些产品的精确变换重新回到零。”也就是说,他化了50年制成的拼图版,最后是为了 “消灭”,是为了回到原处,把拼图版复原的海景画放到20年前绘制这幅画的地方,然后放进褪色的溶剂里,而最后再现的是 “一张雪白的好像没有用过的瓦特曼图画纸”。

从零点回到零点,从原处回到原处,这是循环式的自我消灭,但是那雪白的画纸真的是一种自我消灭的证据?就像人生拼图版本身,它在制造、绘制和拼接过程中,就已经进入到了无法复原的过程里。这是巴特尔布思的计划,也是他的人生,但是在这个并非是由自己操控的计划里,其实偶然性从来都无法避免,也正是由于别人的参与,才使得这个五百幅画的人生拼图版变成了一个游戏,变成了谜团。但是,在这个拼图者初衷是为了消灭自我的计划中,游戏又凸显出消解自身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计划之外,它本身也变成了谜团,巴特尔布思用17年的时间拼接了温克勒制作的拼图版,但是在完成四百幅的时候,他却忘记了这场赌博的规则:他不知道对手是谁,不知道赌注是多少,更不知道用什么当赌注, “这些奇形怪状的小木块变成了他噩梦的内容,变成了他孤独一人低声抱怨的、反复思索的唯一内容,变成了一个毫无目的的、没有生命的、愚蠢的、无情的探索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种制作者自身陷入的困局,而在温克勒为巴特尔布思制作拼图版的时候,他用幻想的方式制造了另一种谜团, “迫使巴特尔布思用一些表面看来不足为奇的,形象豁然、容易辨认的图块去填补空缺,同时从完全相反的意义上使他觉得这些木块天生就应该是填在这里的。”他设计这一个谜团,一方面是为了设置诱饵,让拼图者误入歧途,而另一方面来说,则是对于巴特尔布思所谓计划的一种颠覆,巴特尔布思找到温克勒制作拼图版时签署过一个合同,除了这五百幅水彩画制作成的拼图外,他不能在制造其他的拼图版。为了践行这个合同,温克勒之后在戒指上制作了最难的拼图版,为的是延续拼图版的技术,实际上是用这一种方式对巴特尔布思提出某种抗议,而故意引入歧途的做法当然也是他反计划抗议的一部分。

抗议本身或者构筑了一种谜团,但是对于温克勒来说,是不是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拼图版?就像绘画者于汀用 “雾化技法”绘制24幅绘画,就像瓦莱纳把自己画入画中一样,似乎都想在人生拼图版中留下自己的影子,而这些行动本身看起来是必然性,看起来和巴特尔布思的自我毁灭计划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但实际上,隐藏的自画像也好,五十五年的回忆录也罢,在绘制中本身就走向了一种想象,就像于汀所说, “所有的绘画,尤其是肖像画,都处于梦想和现实的交会处。”人生拼图版变成了 “想象的肖像”,在想象的世界里,便是充满了偶然、随机,充满了梦幻和谜团,阿黛尔·普拉沙埃每天在学生练习本上记下的流水账,代表 “巴黎传统商贩”的十六幅画和他们特殊的吆喝声,关于Cinoc的二十种发音可能,西诺在十年中收集的八千多个词和由此讲述的故事,不正是和五百幅水彩画、七百五十块拼图一样,构成了在制作、拼接过程中的随机和偶然、梦幻和谜团?

所以计划不如变化,必然总是败于偶然,人生拼图版正是在过程和结果的对抗中具有无限可能性,当巴特尔布思决定用五百幅画来描绘海景,是用整体来完成人生的定义, “他选择这个数字,只是为了凑成整数。如果他决定画四百八十幅画就好了,这样就是每个月画两幅,或者严格一点儿,决定画五百二十幅,也就是每两周画一幅。”这是整体性先于单一性的表现,而拼图游戏的另一个关键是制作者先于拼图者, “拼图游戏不是一个单人玩的游戏;拼图者的每一个手势,制作者在他之前就已经完成过;拼图者拿取和重取、检查、抚摩的每一块拼图版块,他试验的每一种组合,每一次摸索,每一次灵感,每一个希望,每一次失望,这一切都是由制作者决定、设计和研究出来的。”所以看起来巴特尔布思掌控了这个游戏,实施了这个计划,制造了人生,但是它却不是封闭的,它永远留着一个意外的出口:整体性在从零出发又归于零中变成了无意义,自我循环而不留下痕迹本身就是一种梦幻,一种如拼图版本身制造的谜团效果,而掌控全局的制图者最后却变成了一个瞎子——当他通过瘦弱的少女韦洛尼克·阿尔塔蒙的时候,这个人生拼图版其实就已经从计划之外、整体之外的出口逃逸出去了。

计划之中的拼图游戏,整体之外的人生拼图版,终于在1975年6月23日晚上八点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个公寓里,快八点的时候,贝尔热太太从诊所下班回到家里,正在做饭,阿尔塔蒙夫人在化妆,她丈夫刚从日内瓦回来,坐在她对面,雷奥尔夫妇刚吃完晚饭,奥利维娅·诺维尔正准备出门进行第五十六次环球旅行,克莱贝尔用扑克牌算了一次卦;马上就要八点的时候,西诺在厨房里一边查旧词卡片,丹特维尔大夫刚检查完一位老年妇女,伊莎贝尔·格拉蒂奥莱用纸牌搭一个塔,她父亲坐在旁边,正在查看一本人体解剖学书;快到八点钟的时候,克雷斯比小姐在睡觉,丹特维尔大夫的客厅里还有两个病人在候诊,门房太太正在房间里换衣帽间灯闸的保险丝,于汀在大楼顶层画室画一幅日本企业家的肖像画;几乎是八点钟的时候,约瑟夫·尼埃多和爱黛尔·罗杰斯正打算下楼上阿尔塔蒙家去,一位房产经营所的女职员很晚还来看加斯巴尔·温克勒住过的房间,赫曼·弗格很扫兴地从阿尔塔蒙家出来,在顶层,普拉沙埃夫妇在算账,他们的儿子正在排列收集的吸墨水纸广告;日娜维埃关·富勒罗在洗澡,等会儿她去门房那里接孩子,贝阿特丽丝·布雷台尔在接待同学,她的姐姐安娜在试用另一种減肥方法;立即要八点钟的时候,装修原来莫尔莱住过的房间的工人已经收工,德博蒙夫人晚饭前躺在床上休息,莱昂·马西亚想起了让·黎施潘在疗养院做的报告,两只小猫睡在莫罗夫人的客厅里……

快八点、马上要八点、几乎是八点、立即要八点……时间正一步步趋向于那个整点,当每个房间的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活在自己的人生里,整体性其实是一种多元化,计划其实是一种变化,而巴特尔布思也走向了他人生八点这个整体性的时间, “1975年6月23日晚上,瞬间就是八点钟。巴特尔布思坐在他的拼图版前,永远离开了人世。”一种死亡发生,就像一个句号标注在整点上,但是当生命走向终点,那块拼图版却保留了一个如谜的结局: “桌子上摆着他的第四百三十九副拼图版,已经拼出的图案是黄昏的天空,可是中间留下一个黑影——还缺一块板块。空缺的形状正好是X,而死者手中拿的一块板块形状却是W。这真是长期以来人们早就预料到的对他的一种讽刺。”

空缺的形状是X,只要将一个X拼入进去,拼图版就完整了,不管是整体性还是制作者的计划,都将以完满的方式落幕,但是X却变成了W,一种符号、字母和形状的替换,就是对于整体、计划和人生的颠覆。W是什么?这或许是乔治·佩雷克的密码,他在《W或童年回忆》中曾说到过有一个叫W的岛:

在编造W时,应该是在我十一岁至十五岁那段日子里,我在所有的练习本上涂上这些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他们与哺育他们的土地联结在一起的各种人物,帆与桅杆脱离、桅杆与船身脱离的海船,战争机器,死亡导弹,装置古怪的飞机和汽车,它们喷管松散、缆绳断落、轮子在空鞋;飞机的机翼与机身分离,运动员的双腿与身子分,手臂与躯干分离,双手再也抓不住任何东西。

也是和记忆有关,也是和虚构有关,也是和讽刺有关,但W的真正意义是一种缺失, “那个时期的特点首先就是标识的缺失:回忆是从虚无中夺来的生命碎片。”99格的公寓是一个空间封闭的存在,从1833年詹姆斯·舍伍德出生到1975年8月15日塞尔日·瓦莱纳去世,生与死的 “年表”构成了时间封闭的存在,在这封闭的时空里,有历史事件,有爱恨情仇,有悬疑故事,而当人生拼图版终于在缺失的X、在虚构的W中变成了一种生命碎片,生与死的整体,时间和空间的封闭,五十年的计划,根本不是真正的人生,它保留了一些可能,一种意外,以及一个出口:

八月十五日那天,全公寓大楼几乎空无一人。好几家从来不度假或近年来不度假的人今年都去度假了。

金钵记

编号:C38·2180820·1495
作者:【英】亨利·詹姆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79.00元亚马逊46.70元
ISBN:9787532163328
页数:560页

《金钵记》是心理分析小说开创者之一、20世纪小说的意识流写作技巧的先驱亨利·詹姆斯所著的最后一本长篇小说,与另外两本小说《鸽翼》和《使节》并列为他后期创作成熟阶段的三大重要著作。长相俊帅的亚美利哥是意大利没落贵族的后裔,他凭着王子的头衔,迎娶了美国大富翁亚当·魏维尔的千金——本不识愁滋味的单纯女子玫姬。夏萝是玫姬自童年就保持着联系的好朋友,但玫姬不知道的是,她和亚美利哥是旧日的恋人。当亚当·魏维尔续弦娶了夏萝为妻,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夏萝正式进了魏维尔家门后,越来越不避嫌地与王子俨然以男女主人之姿现身。玫姬难道对于丈夫与继母间的行为真的不知不觉吗?但由于缺乏实质证据,她无从得知真相。直到有一天,玫姬买下一只古董金钵作为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金钵记》:追求最终会有战利品

尽管和谐的样貌仅止于表面,但并非不持久,唯一快要破局的时候,是当亚美利哥已经站得挺久的、等着他不知所以走来走去的岳父来迎向他、对他说话或是提议什么,接着却又因为找不到恰当的字眼,也就给另一位客人端上一盘小甜点。
——《第六篇·第三章》

那一刻,话已经说了,只不过听到的人不是所有,当一切的秘密潜伏在内心的时候,他们对于发生的事的态度也只有动作:亚美利哥长久地站立着,岳父魏维尔慢慢走向他,妻子玫姬沉思却像在逃避,他们都在各自的心思里,却在众多客人面前像一家人,而夏萝呢?在这个复杂得最后畸形得有点窒息的关系里,她又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做出动作?

坐在宝座上,似乎是凝结成一个固定的意象, “左右是女主人和男主人”,女主人是玫姬,男主人是亚美利哥,当他们被命名为主人的时候,夏萝就是一一种客人的身份存在着,可是那发生的一切早就推翻了这 “清楚透彻,静静地、恰如其分地发出光彩”的场景:她是玫姬自童年就保持联系的好友,虽然在不同的时间从 “美国市”来到欧洲的伦敦,但是在美国式教育和欧式的生活中,他们一样在寻找融入的机会;而她却也是亚美利哥曾经的恋人,在那个属于他们的浪漫记忆里,一切都是天真的,没有任何文化的阻隔;而当她从美国来到伦敦,却又嫁给了玫姬的父亲魏维尔,在这一对老夫少妻的婚姻里,她却以出轨的方式再次回到亚美利哥的怀抱……

她是玫姬的好友,却是她的继母;亚美利哥是她的恋人,却成为了她的女媳,当夏萝处在这复杂的关系网里的时候,坐在宝座上,分列这女主人和男主人,是不是最强烈地感受到了 “破局”的降临——是被玫姬揭破真相之后背负伦理之罪,还是黯然退出男女主人的世界,让这幕场景继续恰如其分散发出光彩?其实,不安的不止是夏萝,当魏维尔不知所以,当亚美利哥找不出恰当的字眼,陷在为难困局中的其实更是玫姬:当她终于在王妃的世界里发现王子的秘密,是想着用行动准备战斗,但是为什么最后她无法爆发报复的怒火?为什么感觉自作孽的是自己和父亲?甚至为什么在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还要 “和钟爱的男士一起度过”?—— “每个时刻都像是跟他一起,在他的监牢里等待——法国大革命黑暗的恐怖统治时期里,那些高贵的俘虏依旧在记忆里闪着微光,他们总会把最后残余的资源拿来办场盛宴或是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破局已经出现,大家都看到了无法弥补的结局,就像那个揭露真相的金钵,它根本不是金子做的, “它是玻璃的——而且就像我说的,在镀金的下方有道裂痕。”一种象征,也是一条线索,当初它是在布卢姆斯伯里一家小商店,从美国来到伦敦的夏萝和亚美利哥选中了它,这是爱情重新回归的证明;之后它是作为玫姬送给父亲魏维尔的生日礼物,是一直以来收藏古董的魏维尔建造帝国的象征, “一种经过浓缩、具体化的最高等级的文明”——从情感的见证到文明的符号,金钵承担了截然相反两种体系的象征,而象征的矛盾性也就一览无余:十五英镑的这只金钵镀上了金,却不是真正的黄金物品,它的实质是水晶,所以当钥匙轻轻敲击它的时候,能听到清脆甜美的声音,却也是脆弱的表现,因为里面有一道被遮掩的裂缝,就像当初夏萝对亚美利哥说的那样: “真是谢天谢地,我们知道那里有道裂缝!要是我们就这么被毁了,只因为东西里有我们不知道的裂缝……!我们再也不能给彼此任何东西了。”

裂缝之存在,是一个秘密,是不是就预示着他们的恋情也存在着裂缝?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的最高等级的文明隐藏着破裂的可能?美国到欧洲,纽约到伦敦,美语到意大利语,在亚美利哥和玫姬之间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隔阂,但是语言、教育方面的差异性根本就不是核心所在——当初亚美利哥和夏萝也是在一种跨文化的背景中走在一起,所以在爱情世界里,隔阂是永远不存在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所谓天真的存在,使得亚美利哥在对待和玫姬的婚姻时,首先想到的是玫姬身上具有的天真品行: “玫姬偶尔也在其中洒一洒她精致的彩色水滴。它们的颜色……到底是什么呀?不就是非凡的美国式真诚吗?它们是她天真的颜色,然而同时也是她想象力的颜色;他们的关系以及他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中,布满她的想象力。”

真诚,是可贵的,甚至在想象的世界里,也一样充满着美妙的色彩。如果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出发,亚美利哥在伦敦和玫姬一起走向婚姻殿堂,也绝没有什么裂缝。但是,这完美的一切只不过是某种想象而已,当一开始婚礼就出现在亚美利哥身上,其实背后隐藏的东西才慢慢被打开。身为意大利没落贵族的后裔,亚美利哥身上带着某种 “名号”,这是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构筑的地位、权力是历史的一部分, “假如问题关乎帝国霸权,或是说身为罗马人,希望能重温一点儿那种感觉,那么伦敦桥上是个好地方;甚至五月天的晴朗午后在海德公园角也行。”亚美利哥曾经这么想,但是这明显是带有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 “最快乐的朝代,是没有历史的朝代,你晓得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如此被教育,不是忘记历史,而是凸显历史,也使得亚美利哥无法游离在家族的历史之外,当等待着更高级的文明的魏维尔遇见了亚美利哥,于是他便成为了魏维尔建造那座博物馆最坚实的材料,

“是呀——那些收藏,那个他希望捐赠的博物馆,你知道的,他满脑子都在想这件事。他一辈子心力都花在这上头,也是他做每件事的动机所在。”博物馆不是在构建一个历史?一个王朝的历史,一个文明的历史,而亚美利哥被命名为 “王子”,就是这个博物馆里的 “精品”,而在被命名王子的时候,他的女儿玫姬自然变成了王妃,王子和王妃,是旧帝国梦想的复原——一场婚礼,完全被打上了文明的烙印,甚至成为了某种权力的交易品——亚美利哥可以在美语的练习中和魏维尔平起平坐,在以为的天真中和玫姬一起编织美妙的色彩;魏维尔用名号构建了另一个文明大厦。

所以,婚礼一开始就显示出变异的味道,而在这个交易的婚姻中,玫姬又处在什么位置? “除非你死了,亲爱的,才会被埋起来。当然啦,如果你把到美国市这件事,称之为埋葬。”她是代表着父亲说话,在她一开始就成为魏维尔代言人的时候,她其实就已经偏离了亚美利哥所设想的天真,朝着谎言的方向慢慢偏离,而正是这种偏离,使得那个金钵的裂缝显露出来。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那就是从美国而来的夏萝,她曾是玫姬的好友,也是亚美利哥的旧情人,她身上带着美国式的自由,又融入了欧式的浪漫,这个跨文化的女人也成为象征——她的到来点燃了亚美利哥无法忘记的爱,又加速扩大了这个以名号、文明为交易而显出的裂缝。

亨利·詹姆斯:裂缝永远存在于工具中

但是,夏萝突然到来,更像是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实施者便是艾辛肯夫人。 “她成就了他的婚事,如同当年他罗马教皇的先祖成就了他的家族一样……”这是她最先的角色定位,她是纽带,是桥梁,架设在意大利后裔亚美利哥和美国富翁魏维尔之间, “其实她既不是个被宠坏的犹太女子,也非慵懒的克里奥尔人;她的出生地标记着纽约,却守着很到位的 “欧式”纪律。她穿黄色和紫色的衣服,因为她说过,她认为这么穿着令人看起来像示巴女王,而不是个女贩子;她头发上戴着珍珠,喝茶的衣服上也别着又是红又是金的饰品,为的是同一个理由:她的理论是老天爷已经给了她一副讲究打扮的样子,于是乎,她也只能顺其自然地讲究起来,想费心压抑根本是枉然。”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上的融合,当亚美利哥意识到婚姻可能是一种交易的时候,他显露出的是害怕, “吓坏了。我现在只能等着怪兽出现。这些日子可不好过哪,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真的,我什么东西都还没得到,却每件东西都要失去。不晓得还有什么事要发生。”这种感觉被亚美利哥认为是 “道德感”的缺失,而其实这种道德感无非是 “他们”的道德感,在艾辛肯夫人的解读里,这倒也成为了一种无奈,就像她自身一样,在表象的融合里需要的是一种对于规则的打破。

“她真是出奇地无依无靠。”是艾辛肯夫人将夏萝推向了亚美利哥,在婚礼之前,复燃的仅仅是旧日恋情?这是小小的浪漫,也是小小的悲剧, “咦,浪漫故事存在于他们的挫败感之中,存在于他们有勇气正视事实。”在艾辛肯的世界里,不是为了打破那个名号的象征世界,而是用一种介入的方式,一种命名为 “帮她渡过难关”的方式搅乱整个格局,而这正是一种跨文化符号的多面性,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之中,金钵的裂缝便在他们之间出现,而最终却又奇迹般地修复,在有和无之间,在缺失和获得之间,在纯真和谎言之间,在道德和阴谋之间,其实永远存在着这样一个金钵,存在着这样一道裂缝,也存在着那样一盘小甜点。

夏萝爱着亚美利哥,亚美利哥也爱着夏萝,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一种不受历史、权力、家族、文化影响的纯真爱情,即使跨越了时间,跨越了空间,两个人还是以信任的方式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是这像是一种理想主义,当亚美利哥已经被打上了名号的烙印而成为 “精品”,当纯真的玫姬为了父亲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一种从婚姻开始的生活就完全走向了理想的反面,即使如亚美利哥,如玫姬,也无法逃脱如金钵一样的命运,他们是夫妻,却在变异的爱里成为女婿,成为情敌, “他们成了王子和王妃。他们为其他人留了空间——所以其他人也都心里有数。”——玫姬说服父亲娶夏萝,仅仅是因为: “现在我嫁给别人了,结果您却仍未娶。所以喽,您能够娶任何人,谁都行。”而促成这一场婚姻的目的是为了 “使她不要为他的未来打算而烦恼”,也就是说,自己的未来,是借用父亲结婚的方式来达成。而夏萝同意这一婚事,也只是为了和亚美利哥保持最近的距离。无论是玫姬为未来的设置,还是夏萝追逐爱恋的目的,最后都把婚姻当成了一种工具,而这正是最奇异的现实:好友成了继母,情人成了女婿——变异的背后,是必然出现的裂缝,是无法消弭的道德困境。

但是,当裂缝出现之后,当真相发现之后,在道德困境中,所有人做的事情不是为了回到纯真,回到爱本身,而是在掩饰在说谎中,把整个世界都推向了 “合理”的状态中——夏萝和亚美利哥曾经在热吻中发下 “我们一定得信任彼此……”的誓言看起来也变得苍白,因为金钵 “如同机缘一般,裂开来,成不了局。”魏维尔的视而不见,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麻木,在他的世界里,也只有那更高级的文明,只有那历史意义的博物馆是生命的一种体现。而玫姬呢,曾经是一种天真,而且也爱着亚美利哥,当金钵被发现之后,她最害怕的是父亲和丈夫之间的那更绳子断裂,那样,她就会是一个永远孤单的人——无论在丰司的夏季看到亚美利哥和夏萝突出的存在,还是在伊顿广场和丈夫的高度紧张,都让她有一种幻灭感,现实都不存在了,何来未来?

所以在破裂的现实面前,在珍贵的真相面前,她想到的是自救, “她帮了他——帮了他自救一把,所以她也应该想办法让他来帮她。”而这种自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仅仅承认裂缝,却还依然把现实看成是金钵的存在, “你可以摸摸它们——不要害怕——如果你想确定一下,那个东西就是你和夏萝一起看到的那件。很可惜它破了,改变了它美丽的外观、它的艺术价值,但是其他的都没变。”或者说,她还依然是王妃,他是王妃对面的王子,即使王子爱着另一个人,一个在她之前就出现的女人,一个身为自己继母的女人,只要这种关系还维持, “每当她在对抗自己硬得像玻璃的问题时,她的热情就势必会伤到它的痛处。”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自欺欺人获得的存在感,对于玫姬来说,永远是一种自食其果的结局: “玫姬依旧感觉到镀了金的铁丝和受伤的翅膀,一只悬挂着的笼子,宽敞但永难安宁的家,她在里面踱步、拍动翅膀、或是用力摇晃都没有用,最后终将溃却消散于自己徒劳的意识中。”而在玫姬的自我欺骗中,其他人又如何面对裂缝?亚美利哥在说谎,夏萝在说谎,魏维尔麻木中沉默,所谓的天真,所谓的诚心,所谓的誓言,已经都像历史一样埋没了,何来帝国?何来文明?何来爱情?何来道德?亚美利哥曾经说过, “追求最终会有战利品”,是对于自我作为名号的一种讽刺,而在这个用谎而编织的世界里,追求就是一场为获得战利品而进行的交易,而在众目睽睽之中,那道裂缝看起来也弥补在闪闪发光的黄金之中,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继续着变异、畸形的生活: “王子和王妃送完访客上车回来后,静止的状态与其说是恢复了,不如说是刻意营造出来;所以,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注定了会十分突出。”

咒语

编号:C55·2180805·1492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49.80元亚马逊24.70元
ISBN:9787559421371
页数:296页

“由此,我姑且妄下结论——万能的上帝并未沉湎数字命理学。”上帝会不会发出预言式的 “咒语”?当越战退伍老兵哈特克回忆自己的一生时,那场战争,那种死亡之上是不是有一个不沉湎于数字命理学的上帝?而当上帝不懂命理学,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在荒谬的世界中看见了灾难和绝望?其实在一种叫做内心独白的世界里,我才是那个上帝,上帝让世界存在,上帝看见苦难,上帝发出咒语——1997年,当冯内古特完成自传体小说《时震》,便预言了自己84岁时结束一生——上帝一语成谶,2007年84岁他真的谢世,不过死因是意外摔伤,而不是他喜欢的死法:在乞力马扎罗山脉死于飞机失事。小说第一句: “我叫尤金·德布斯·哈特克,生于1940年。”


《咒语》:我的武器变成了语言而不是子弹

我活得更快活,而且我答应在本书结尾处告诉你们一个我想要刻在墓碑上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了完全合法的杀敌人数和通奸次数。
——《第四十章》

书之结尾是一个故事的终结?墓碑的意义在于纪念一个逝去的人?终结的故事,逝去的人,都以铭记的方式成为一种标志,为什么最后却是一串数字,甚至还是 “合法”的数字?它的作者是谁?为什么要统计数字,甚至还刻在墓碑上?记录好而刻写,并不是关于作者的一种记忆,而是以书写的方式记录下过去和现在,并以戏谑的启示昭示未来,就像最后一句话所说: “仅仅因为我们一些人会读书写字,还会做点算术,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狂妄自大到征服宇宙。”

读书写字和算数,都写在一张张纸上,一张张纸构成了一本本书,而一本本书组成了这个八十万藏书的图书馆,图书馆之存在,是关于历史、宗教、人文、数学等的总结,它们包罗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它们书写了人类的命运,但是藏于其中的那些虚构片段,如何解构这一庞大的文字世界?又如何呈现一个个体的命运?拥有巨大的藏书,却 “依旧无人问津”,而发现那些只言片语只不过是某种偶然,但是无人问津和偶然,却并不是一部小说的最终命运,各章节段落的分隔线,小写字母被写成大写字母,批量绘制的墓碑图案,当被发现的时候,其实是一种隐秘历史的重现, “对于他所有的特别处理,我想起另一位作家曾经告诉过我,一名伟大编者的词典里,有一个术语被奉为圭臬。经过一番思考过后,我决定采用这个办法——‘保留不删’。”

“导语”就是用读者的视角重新发现作者,发现隐藏在八十万册图书里的作者,发现在人类知识面前的个体命运, “保留不删”就是一种语言文字的呈现,但是那个作者却有意毁灭人类智慧,甚至毁灭语言本身,因为会读书写字和算数,只是一种狂妄,它不能征服宇宙,所以毁灭的最终结果是为人类竖起墓碑,而一连串的数字指向的都是这种戏谑:首先写下尤金·德布斯去世的年份——谁是尤金·德布斯?戏谑在分歧中展开了,他是美国政治家、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创办者,甚至曾以美国社会党人的身份五度竞逐美国总统,他的生卒年份是1855至1926。这是第一个 “尤金·德布斯”,在这个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死去之后的14年后,写在图书空白处的 “我”出生了,我因为尤金·德布斯而被外祖父取名叫尤金·德布斯·哈特克,这是一种缅怀,也是精神的继承,但是被命名为同样的名字,并不表示自动赓续,那只不过是死于1948年的外祖父一厢情愿: “在行将就木之际,他让我保证,要把德布斯最负盛名的一句名言铭记于心,这句话便是:‘哪里有下层阶级,哪里就有我;哪里有犯罪,我也感同身受;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我便不自由。’”

一句名言,刻在墓碑上,要让自己成为下层阶级的代表,要在自由中阻止犯罪,怎么可能仅仅在命名意义上完成?尤金·德布斯是墓碑上 “合法”数字的开始,接着要 “减去一部科幻电影的标题”,在我所经历的故事里,唯一一部和数字有关的科幻电影就是《2001:太空漫游》,这是我在参加越战的时候看的电影,所以这个数字就是2001,而科幻电影关于未来的2001年却已经成为了我活着的现在, “如今已是2001年”,在现实里,我写作,我记录,我虚构,我咳嗽,2001从来不指向未来,也不是最后的末日, “世界的确会在某天走上穷途末路,但不会是2001年,因为2001年早已波澜不惊地来到,又风平浪静地远去。”而正是这种波澜不惊,使得我得出和数字一样的结论,人类不可能用狂妄自大征服宇宙, “万能的上帝并未沉湎数字命理学。”

尤金·德布斯去世的年份之外,科幻电影的标题之外,数字还涉及到希特勒的出生年份:我当然没有经历过二战,却亲自参加了越战,两种战争有什么区别?而且在我从越战回来之后在西庇阿成为敲钟人,在一天晚上,被帕梅拉灌醉之后,我和她发生了关系,而在巴列展览馆当着学生的面对越战进行控诉的时候,我说: “希特勒是基督徒,纳粹十字党徽是基督教的十字。”这句话被偷偷录了下来,以致最后我失去了学校的工作。一个战争罪犯变成了基督徒,纳粹的标志变成了救赎的十字,这是一种亵渎?而无论是帕梅拉将我灌醉,还是偷偷录音,其实都是学校对人性的亵渎,而我之谴责的正是越战的种种罪行,无疑这个希特勒所代表的年份是关于战争期间的罪恶,也代表和平时期的亵渎。

数字还没有终结,接下去是 “加上负鼠的妊娠天数”,这是关于动物的生命延续;得到12的答案之后,还将得到一个数字, “那是前奴隶主托马斯·杰弗逊过世的年份,也是杰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出版《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年份,这本书没有在这里发行,但以后可能会的。”关于种族,关于自由;之后,再 “除以4的平方根”,再 “减去100个9”,再 “加上最多产的女人所诞下的孩子数量”——加减乘除之后, “然后就算出来啦,天哪!”但是最后的答案是什么?是一串数字,但是墓碑上却是一个 “?”也就是说,在关于社会主义、关于科幻未来,关于战争罪恶,关于生育、自由、种族之后,数字根本就不存在的,墓碑上的疑问恰好是整个人类的疑问:我们无法用读书、书写和算数的方式征服宇宙,而这是不是意味着 “代表了完全合法的杀敌人数和通奸次数”也成为了一种无意义?

似乎又回到了尤金·德布斯的那句名言: “有一个灵魂身陷囹圄,我便不自由。”谁的灵魂陷入了囹圄?2001年是现在,不是电影里的未来,也不是世界末日,在这个数字年份里,我进入了西庇阿的学校,成为敲编钟的人;我因为说了亵渎的话被学校董事会辞退;我进入了雅典娜监狱,在那里教书;我目睹了越狱暴动,最后成为了军事指挥者;我即将荣升国民警卫队的陆军准将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名叫罗布·罗伊的私生子;最后曾经日本人管理的监狱被政府管辖,而我也进入了无休止的禁毒战争中,在一连串的变故中,我到底会走向何处?是为消除种族隔离而努力的 “自由战士”,还是重现战争风采的英雄?当那个从未见面的私生子罗布·罗伊到来的时候,一种循环似乎又把我拉向了那个无法忘记的历史, “知道你永远不会这么称自己,但我妈说你就是战争英雄。而你当然也可以这么称呼你的父亲。有多少美国人能够在二战中击落28架德国飞机?”私生子把我叫做战争英雄,对应的是越战中我的银质勋章所代表的功勋,而我也可以称呼自己的父亲,对应的是二战击落德国飞机的赫赫战功——外祖父命名我为尤金·德布斯,却并没有让家族出现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工会组织者,相反却总是无法离开战争,离开战争的罪恶,离开战争的历史,而这循环的命运使得我再一次回到越战战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像是越战经历的重演。

的确,曾经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我8岁时记住了外祖父对我说起的那句尤金·德布斯的名言,21岁之前我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我成为 “灵魂商人”的音乐梦想——就是在高中阶段,我组建了我白人乐队,成为里面的钢琴手,热爱爵士乐的我可以大干一场,但是21岁那年父母却把我送入了西点军校,之后我成为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陆军中校, “千余将士唯我马首是瞻。”父亲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我像他一样在战争中建立功勋,二战时期,他作为平民涉足军旅,在化工领域颇有建树的他虽然没有穿上军装,但是, “在13周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同时兼备杀人倾向和自杀倾向的冷血莽夫。” “这是一次大好机会。”是他把我送进西点军校时说的话,而当我在父亲之后继续奔赴战场,似乎命运远离了灵魂自由的方向。

父母20年在加拿大一侧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礼品店里遭遇屋顶塌方,最后双双殒命,并非是我命运改变的线索,从越南战场返回之后,我进入了西庇阿学校,这里代表着知识和学问,而旁边则是雅典娜监狱,代表的是法律和管制,而这两个地方同时提供了关于人性黑暗和虚妄的证明,学校的伊利亚特·塔金顿畅想酷似林肯,却一直在尝试发明永动机, “痴心梦想着只要在开始轻轻一转或者略施魔法,这些玩意儿就能一直运转到最终审判之日。”詹森·维尔德是保守派报纸专栏作家、演说家和电视脱口秀主持人,起先是怒不可遏的家长,后来成为学校董事会成员,就是在他的策划下,金伯利跟踪我,给我录音,最后在他的怂恿下我被辞退;山姆·韦克菲尔德,以将军军衔退伍,开始为反战运动奔走,后来成了塔金顿大学的校长,他对我寒暄的时候,总是那句不怀好意的: “为什么这么着急走呢,孩子?”

塔金顿大学无疑是一个隐喻,在监狱暴动之前,那里发现的一块墓碑便指向了真相:那里埋葬着两具尸体和一颗头颅,两具尸体是塔金顿大学的植物学家赫尔曼·舒茨和妻子,他们因患白喉而逝世,那块墓碑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最后一句是 “自由思想家”—— “赫尔曼和索菲亚·舒茨并不是那场白喉疫情的唯一受害者。根本不是!但是只有他们立下遗嘱,想要埋葬于校园之中,在病榻之上,两人均把此地视为圣地。”但是,自由患上了疾病,自由被埋葬,自由成为了尸体。就是在这个自由被埋葬的地方,我也成为了没有自由的人,甚至只能在重演的越战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

关于濒死遗言,响起在越南三年岁月中那些死去的战士,一名十八岁的士兵曾在我的怀中奄奄一息,最后一句话是: “肮脏的玩笑,肮脏的玩笑。”看到山姆,就想到了在越南晋升准将的他授予了杀死五个敌人的我银星勋章;从头口禅 “真是要笑死我了”想到在顺化被狙击手打死的杰克·巴顿, “他是眉心中弹。真是个神枪手!射中他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赢家。”听到敲响的钟声,我也会想到战场, “有时,通常是寂静凛冽的寒冬,当我敲响钟声并从对岸监狱传回了巨大的回声时,我就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仿佛我在向监狱开火炮击。与此相反,在越南战场的时候,当我冒着枪林弹雨返回,身后的声音仿佛是种音乐,有趣的声音。”而当雅典娜监狱越狱事件爆发的时候,那一声巨响传来,也仿佛回到了越南战场, “越南就是我的一场巨大的幻梦,适应了越南,就适应了所有一切。”

越战在记忆深处,却总是被唤醒,如果说西庇阿的塔金顿大学披着知识和教育的幌子,那么雅典娜监狱则完全是另一个战场,那里有种族隔离,有暴力,莱尔·胡珀以自由战士为名杀死了塔楼里的看守;典狱长松本是日本人,他推行监狱改革,就是根据种族进行隔离,而作为广岛原子弹的幸存者,他几乎将这种痛苦转嫁到犯人身上,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是: “你们是怎么对待尸体的,我们就是怎么对待美钞的。先埋起来,再忘掉!但是你们清点尸体的可比我们清点美钞的要幸运多了。”而连环杀人犯埃尔顿·达尔文,是个黑人,作为反社会分子,他是个 “命运自决之人”, “他宣称自己是新国家的总统,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董事会办公室的萨摩扎大厅,里面的大长桌就成了他的办公桌。” “瞧瞧黑鬼也能开飞机”的遗言听起来更是一种狂妄而无法逃离宿命的悲哀。

监狱暴动发生,作为目击人,我仿佛看到了越战上组织领导的行动—— “突袭”,但是持续五天时间的激战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越狱爆发当晚,我像个偷窥狂一样无能为力,只要攻击打响,不管是葛底斯堡的罗伯特·李,还是滑铁卢的拿破仑·波拿巴,他们全都一样束手无策。”个体如何阻止战争?像二战,像越战,都变成无法控制的事件,而个体在其中,只能随波逐流,暴动被政府镇压,国民警卫队和伞兵占据了有利位置,最后占领了雅典娜,控制了西庇阿,而解救的人质接受电视采访时, “感谢上帝和军队”,而对于我来说,无能为力的个体存在只能走向两条道路:在越战的历史中回忆自己的辉煌战功;对现状表达不满,当被问 “所以现在没有任何政府了?”的时候,我的回答是: “我得说,你就是政府。”

越战已成为过去?墓碑只铭记历史?而在这个新的战场上,另一种深陷囹圄的灵魂,却在挣扎,对于我来说,谎言成为了我的另一种武器, “在越南的最后一年,我的武器弹药变成了语言而不是子弹,那时候我为所有的杀戮和死亡都找到了辩护的理由,甚至让我自己也为之印象深刻!我真是一个口念致命咒语的天才!”子弹可以杀人,语言可以骗人,子弹杀死的是敌人,谎言获得的是女人——从 “本垒打”的女人,到自己家族有精神病倾向的妻子,从 “元数据”的女人,到战争之后回到菲律宾的战地记者,我保持着一种记录, “我并不想打破和女人做爱的世界纪录,不论我是否真心爱过她们。”所以当离开战争和女人一起找到存在感的时候,我想到列出一份女人的名单,而当没有了子弹又被抛入另一个战场的时候, “我后来在想,使用常规武器的时候,我究竟杀了多少人。”

一张是女人的清单,一张是杀死的人的名单,它们都是我存在的证据,而这种证据指向的并不是自我的存在感,而是整个历史的罪恶感, “我希望能够同这两张清单一起入土为安,这样一来,如果真的有所谓的最终审判日,我就能对审判官说:‘判官大人,尽管您的时间亘古长青,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个节省时间的法子。您不需要查阅《凡间万事万典录》里有关我的条目。这里是我一生所犯罪行的清单。直接打发我下地狱吧,我不会有丝毫怨言。’”这也是我对于战争的忏悔,在这个逃离不了战争阴影的世界里,私生子的到来,战争英雄的命名,其实都在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控诉战争,而最后那块墓碑上的 “?”指向的是历史的虚无,未来的未知,没有自由,没有信仰,只有狂妄,只有暴力,战争在延续,而人无法逃离牺牲品的命运,就像八十万册图书馆里,那些虚构的片段变成了现实的隐喻,而它们的命运只有一种: “保留不删”。

天下骏马

编号:C55·2180723·1490
作者:【美】科马克·麦卡锡 著
出版:重庆出版集团
版本:2013年01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30.20元
ISBN:9787229060039
页数:408页

少年牛仔约翰·格雷迪不满于家族牧场的衰败,与好伙伴罗林斯一起离开故乡得克萨斯,骑着心爱的马儿,南下遥远的墨西哥追寻心中梦想。途中他们遇到了骑着漂亮的大棕红马的少年布莱文斯,三人结伴南行。可是,谁也不曾想到,大棕红马却成为小伙子们的梦魇……因为这匹骏马惹祸上身,布莱文斯只得独自离去,格雷迪和罗林斯到达理想的处所圣母牧场,成为整天与马儿为伴的牧人。其间,格雷迪爱上了场主的女儿。在异国的土地上,这朵爱情之花能否抗击暴戾难御的命运巨轮?正是由于大棕红马引来的麻烦,格雷迪和罗林斯被人从牧场逮捕。造化弄人,他们与命案在身的布莱文斯意外重逢。但是,在押送过程中,人生中最可怕的厄运却盯上了他们……


《天下骏马》:人与人之间没有共通的灵魂

他一只脚踩住马镫,伫立一会儿,咬紧牙关,使足力气将他那条血淋淋的腿迈过了马鞍。他知道,如果第一次跃不上去的话,那么第二次就更不成了。
——《第四章》

身后是追击不断响起的枪声,旁边是曾经陷害自己的上尉,拖着那条被子弹打中而流血的伤腿,在这片陌生得再也找不到朋友的土地上,约翰·格雷迪其实已经陷入了某种绝望,但是大棕红马朱尼阿一定立在那里,准备奔向它知道的方向,而约翰·格雷迪也一定闻到了马身上熟悉的味道,甚至黑暗中也能看见刻印在心里的那道轮廓,所谓可能,就是用最后的挣扎抓取最后的希望,在自己的方向抵达家。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再无更多的机会,做好所有的准备,聚集所有的力量,然后跨上马,勒紧缰绳,以一种离开的方式回家。所以在根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里,约翰·格雷迪就是让自己以孤绝的方式和朱尼阿在一起,这唯一一次的孤绝何尝不是自己命运的写照?当那个爱着自己的女人阿莱詹德拉带着泪水和火车一起消失于眼前,当曾经神往的墨西哥土地只留下杀戮和阴谋,当年少的布莱文斯被诬陷为盗马贼而被杀死,也唯有一匹马,才是自己最好的伙伴——不是因为他是天底下最好的骑手,也不是因为他是让十六匹马在四天之内乖乖听话的驯马师,而是他在马身上看到了自己,野性、自由、刚烈, “他爱马正如同他爱人类一样,爱它们有血有肉,爱它们所具有的满腔热血的秉性。他将今生所有的崇敬、钟爱之情以及爱好都投入到这些生性刚烈的生灵上。这些情感将永远如此,不会改变。”

永远如此的情感,不会改变的爱,在遭受了一些列变故之后,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受伤时 “第一次跃上去”,便是和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自己也是一匹马,准备奔向他知道的方向,没有阻挡,无所畏惧。而这种灵魂的共存状态,正是约翰·格雷迪对于人类的一种反抗, “尽管他仍然痴恋着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使他感到完全陌生。他陷入遐想,觉得在这个大千世界华丽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秘密。”一个才十六岁的孩子,一个正应该读书和相信上帝的年纪,为什么会看见华丽世界下的秘密?那些秘密到底怎样隔绝了他和别人?这个世界的美丽与丑陋,幸福和痛苦,正以相同的程度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当 “目睹一朵鲜花也要付出血腥的代价”的时候,秘密其实早已经被揭开了,就像他自己受伤的腿,就像阿阿方莎曾经致残而无法戴上结婚戒指的手指,唯有自己成为那朵鲜花,成为那匹马,才能在嘶鸣中,在奔跑中,重新创造一个不再华丽却安全的世界。

约翰·格雷迪是用自身的经历揭开了这个秘密,而那个牧场的老人则用某种启示告诉了他灵魂的意义: “这灵魂只有在马死的特定时刻才能看到。因为马类共有一个灵魂,而它们各自的生命乃是由全体马使之成形,最终难免一死。”所有的马共有一个灵魂,只有在死去的时候才能看到它,这是马之整体的存在,虽然最后是死去的命运,但是对于马群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命运被连接在一起,是没有隔阂,没有冲突,没有杀戮的,而人类对于马,则有两种命运,一种是: “如果一个人能认识马类的灵魂,那么他就能理解所有的马了。”人要理解马,就要认识马的灵魂,这是人和马之间的对话,当约翰·格雷迪在牧场里驯服了那些野性的马,当他从上尉手里找到了被杀死的布莱文斯的那匹马,当他千方百计寻找这匹大棕红马的主人,他其实就已经开始理解马,就已经认识了马的灵魂。

这或许并不难,而难就难在第二种命运, “人与人之间没有马类之间那样共通的灵魂,那种认为人类可以相互理解的想法可能只是个错觉。”他是一个人,只是一个在马的世界里认识和理解马的人,但是在人的意义上,他却找不到像马之整体的灵魂,人和人之间是冷漠,是隔阂,是冲突,是杀戮,就像阿方莎将他和同行的罗林斯从监狱里赎出来之后对他说的话: “实际上历史总是不断重演,人类社会充斥着贪得无厌、愚蠢无知和嗜血残杀,这是人类的痼疾,就连全能的无所不知的上帝对此也无回天之力。”伤残而不能戴戒指的手已经没有了疼痛,但是那伤疤却还在,甚至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阿方莎又阻止了他和阿莱詹德拉之间的爱情,所以当历史在重演的时候,人类的贪婪、愚蠢、杀戮,变成了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共通的灵魂就如一个虚幻的传说,解构了美丽与幸福,以丑陋、痛苦的方式,让一朵花永远在血腥的泥土里枯萎死亡。

在马面前,人的两种命运已经被摆放在那里,而当老人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对于约翰·格雷迪来说,并非是一种启示,而是对于自己经历的一种注解。为什么要离开美国,离开父亲和家?为什么和罗林斯穿越国境踏上这片墨西哥土地?为什么会被关进监狱受到非人的折磨?为什么其实并没有答案,或者说约翰·格雷迪早就知道了答案,而他所有的决定只是为了抵达,但是当抵达成为一种前方的目标,对于格雷迪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如何离开。

最初离开的起点是家,是一个有父亲活着的家,是外祖父刚刚下葬的故乡,一种背向的决定终于付诸行动,就是因为他看不到人与人之间那个共通的灵魂。 “你一生从来没有像那样梳理过头发。”在外祖父死去的时候,他心里这样说,这一个家族八个男孩中唯一活过二十五岁的男人,建造了这所房子,并在七十七年之后头一个死在里面,他之存在就是一种隔绝的现实,而当外祖父葬在沉默的土地上,他也看见了父亲身上的那种隔绝,葬礼上见到父亲,葬礼后和父亲对话,却是那一句冷漠的话: “到我来问你我该做什么的那一天,你才会知道你已经长大了,够资格告诉我了。”

从来不存在平等的关系,父亲就是父亲,是权威,儿子也只是儿子,只有被允许和不被允许两种生活,而母亲呢?也一样,当他问母亲为什么不把牧场租给自己的时候,母亲也是冷漠的一句话: “不管怎么说,你才十六岁,经营不了一个牧场。”但是在他们的冷漠中,父母就有一种共通的灵魂?他们早已经离婚,而母亲也离开了这个家,在那天他看见母亲从门厅走过,一个身着西装和轻便大衣的男子揽着她的腰,走出门钻进了一辆出租汽车。父亲告诉他的是: “这绝不只是因为战争,我们战前十年就结婚了。她当时离家出走了,从你生下来六个月一直到大约三岁,她一直没回家。我知道你并非全不知情,以前是我不对,没早点告诉你。当时我们分手了,她去了加利福尼亚,是路易莎,还有阿布艾拉在照顾你。”从小就缺失了母爱,而父亲依然是那个用权威剥夺了他自由的父亲,而父亲说的另一句话是: “人们再也没有安全感了,我们就像两百年前的科曼奇人一样,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会是什么模样。”

对未来的未知,是一种活着的无力感,这是时代的一个烙印,那条从基奥瓦族的乡间通过伸向北边的路,在暮色中变成了古道,隐现出往昔的梦境,仿佛那些旧日印第安人中的科曼奇族骑手正骑着涂有彩釉的矮种马从北边冲杀过来,但这只是一种想象,当象征现代文明的火车疾驰而来,当轰鸣声取代了马匹的嘶鸣,这个世界早就没有了昔日的荣耀, “就像最后晚餐的圣杯中贮了血一样,那是他们短暂而暴戾的世俗生命的总结。”所以外祖父和父亲,就像重新替换了的权威,在暴戾的世俗生命中继续扬鞭。

所以,对于格雷迪来说,必须离开,离开这片打上了父权烙印的土地,离开失去了母爱的家,离开被火车的轰鸣割裂了生活的故乡,而这种离开就是为了找到自己,就像他对罗林斯说的那样: “我还是会出生的,只不过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罢了。只要上帝想让我出生,我就会出生。”父母带来的只不过是偶然性的出生,但是在上帝之外,在家族之外,还有另一个自己。这是格雷迪的第一次转向,从为了离开而离开,到为了寻找而离开,那个叫做墨西哥的陌生地方,从来没有去过,也没有被父亲允许出发,他就和罗林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冒险之旅。穿过高山和河谷,穿越小镇和乡村,穿越白天和黑夜,他们杀死了鹿果腹,他们在野外宿营,他们遇见黑夜里的狼,遇见陌生的过客,一路的惊险并没有阻止他们前行的脚步,而坚定的背后是一种必然的方向。

遇见十三岁名叫布莱文斯的少年,并不仅仅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格雷迪更欣喜于那一匹大棕红马,这是他继得到父亲作为礼物送给他的马鞍之外,在马的世界里又走进了一步,当布莱文斯说: “天底下有的是好骑手。”罗林斯却告诉布莱文斯: “天底下有的是好骑手,但最好的只有一个,而这个人正好就坐在那里。”指的就是格雷迪,而他此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这片陌生却有着宝物的土地,而所谓的宝物,格雷迪的解释只有两种:女人和马,尽管罗林斯说: “骏马就像美女,带来的麻烦比自己的身价要多得多。而男人要的只是匹能干活出力的马。”所以罗林斯只是纯粹的冒险,但是对于格雷迪来说,它们都是他离开而寻找共通灵魂之所在,女人是为了弥补缺失的母爱,弥补母亲的背叛,而马是为了自由—— “我认为可以信你想信的东西。”一个已经不信上帝的人,却相信自己,相信灵魂。

真的达到了墨西哥,到达了普利西玛圣母玛利亚牧场,也正是在这个牧场里,格雷迪成为了驯马师,他用四天时间驯服了十六匹野性的马, “马厩里的几匹马在他刚走进马棚时就跑过来,他能听见马的鼻息声和它们兴奋躁动的声响。他非常爱听这些牲口的声音,也特别爱闻马儿的气味。”仿佛灵魂真的就在这驯服之间走向了共通。而这里也还有女人,牧场主罗查的女儿阿莱詹德拉就出现在他面前,而且骑着马, “她的马踏着步子,长脖子仰成优美的拱形,一只眼睛瞟着旁边的大头马驹,目光里透出的不是警惕,而是马类之间的些微反感。”似乎马没有马群共通,阿莱詹德拉也没有和他共通, “她也是个高不可攀的姑娘。”罗林斯告诉格雷迪的是,她在墨西哥上过贵族学校,所以在他和她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隔阂——无论是文化和语言,还有地位。

科马克·麦卡锡:寻找真正的马语者

但是,对于格雷迪来说,自信占据了一切, “我是马群的首领,我——就我一个。”在牧场上他们对视,在舞会上他们共舞,最后他和她终于在文化、语言和地位之外,相拥在一起,接连九天,她就这样溜进了她的小屋,在他狭窄的床上躺下,第二天离开。 “她还在神态庄严地骑着,骑过那在风雨中显得苍白无力的芦苇湖,一直到大雨赶上她,将她的身影没在夏日的狂风暴雨中:真正的马,真正的骑手,真正的大地和天空,但仍有如一场梦。”一种爱在燃烧,仿佛灵魂也在着肉体结合之外走向了共通,但是那个老人 “人与人之间没有马类之间那样共通的灵魂”的启示应验了——不是因为他们地位的悬殊,也不是国家的差异,而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横亘着 “习俗和权威”。

“生存中对我们有约束力的各种名堂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习俗和权威已经被意志薄弱所代替,但是我对这些东西的态度却没有变,一点也没变。”姑婆阿方莎终于找到了格雷迪,她告诉的他的就是这无法跨越的隔阂:格雷迪比她小,来自美国,而真正的习俗和权威是: “在这里,一个女人的名声就是她的一切。”而且不会宽恕,男人会失掉荣誉重新补回,而女人永远也不能。阿方莎告诉他习俗和权威的时候,也告诉了他伤疤:曾经自己也受过欧洲教育,曾经自己也是不相信上帝的自由思想者,曾经自己也是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的理想主义者,但是那一根伤残的手指就是她无法忘记的伤疤,因为这根手指再也无法佩戴戒指,她的爱情消失了,她重新回到了习俗和权威的一方, “伤疤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提醒我们过去是真实的存在。”这是比地位、文化、信仰更残酷的现实。

阿方莎无疑是一个牺牲品,她的背后是自己的父亲,就像牧场主遵循的规则: “只要是一把金钥匙,就能打开任何一扇门。”是一种金钱之下的控制。而当那道伤疤总是提醒她的时候,她又成为了实施者,和牧场主一起把阿莱詹德拉变成了牺牲品,把他们看见了 “真正的马,真正的骑手,真正的大地和天空”的共通灵魂带向了噩梦般的存在。所以对于格雷迪来说,马和女人出现在眼前的牧场,是他第二个必须离开的地方,就像离开美国的家一样,是为了寻找另一种机会,寻找另一个自我。

必须离开,最后变成了被关押的囚犯,也是在监狱里,他们遇到了那个被诬陷为盗马贼的布莱文斯,他一再强调马是自己的,但是在冒险经历中,为了马,为了自由,他终于拿起了枪杀死了对面的骑警,最后变成了杀人犯,在上尉的一声命令中死在了异国他乡的黑夜里。也就是在监狱里,格雷迪看见了杀戮者沾满鲜血的手,也看见了阻止灵魂共通的暴力,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走到哪里,哪里就不会有人笑。我到哪里,哪里就鸦雀无声。”上尉就是这里的绝对权威,就是这里的全部法律,而那个叫埃米略·佩雷斯的男人则把人的生命变成了交易。

一把用布莱文斯留下的钱而买来的折刀,成为格雷迪反抗的武器,一种隐喻,是将布莱文斯的仇恨转移到了格雷迪的身上,但是当阿方莎用钱将他们赎出监狱之后,格雷迪才知道自己真正失去了阿莱詹德拉,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共通的灵魂, “与其说我不相信命运,倒不如说我不认可命运的安排。如果命运就是法律,那么命运也受法律的制约吗?在许多时候,我们不能逃避责任。承担责任是我们的天性。有时候,我想我们大家如同在冲压机旁工作的造币工人一样,将待加工的金属片一个个地从托盘中拿出来,我们大家那样小心翼翼地在案边埋头工作,就连混乱的制造也不愿假他人之手。”可怕的伤疤永远在阿方莎的手上,戒指永远无法被佩戴上去,但最可怕的是她从牺牲品变成了实施者,甚至就是借着了牧场主的 “金钥匙”,上尉的暴力而把格雷迪抛弃在孤零零的世界。

还是火车,文明的产物,终于将泪眼朦胧的阿莱詹德拉从格雷迪身边带走, “他呆呆地望着她离去,眼前这一切恍如在梦中。”真正的马,真正的骑手,真正的大地和天空都是梦,而正是这一次彻底的离开,才使得格雷迪开始了返回之路——不是返回美国,返回故乡,而是在梦消失之后找寻真正共通的灵魂:和马连在一起——或者说,把自己变成一匹马,一匹自由的马,刚烈的马。他找到了布莱文斯的那匹大棕红马,在背后的枪击声中,在脚受伤的痛苦中,他却不再像阿方莎一样把伤疤当成报复的手段,他没有杀死上尉,而是在那唯一一次决然的跨越中,离开了墨西哥,离开了自己的梦,离开了习俗和权威。

在中途,他目睹了一场婚礼和一场葬礼,就是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美丽与悲伤、幸福和痛苦;而在罗林斯的口中,也知道父亲已经去世,当罗林斯问家在哪里的时候,他说: “我不知道它究竟在哪儿,我不知道那片土地上会发生什么事。”一种遗忘,一种告别,一种彻底的离开,而在转向面对那匹没有了主人的阿尼朱的时候,他真正感觉到了自己灵魂存在的意义,那就是自己像马一样存在,不仅是自由、刚烈,还有对于习俗和权威的背离,对于杀戮和死亡的反抗,对于未知世界的不妥协,一个人,一匹马,是整体的人和整体的马,在精神意义上构筑 “天下骏马”的理想世界: “马、骑马人和另外那匹马继续前行,他们在身后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前后相连,仿佛是一个单体生灵的影子。那影子慢慢消失在渐暗的大地上,消失在未知的世界中。”

我牙齿的故事

编号:C57·2180723·1489
作者:【墨西哥】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33.50元
ISBN:9787208146068
页数:210页

我,世界上最棒的拍卖师,巧舌如簧,一时无两。这,是一部关于我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我这些收藏品们、它们独特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作品。《我牙齿的故事》讲述了世上独特的拍卖师古斯塔沃·高速路和他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 “我”的收藏品、它们独特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作品。我口吐珠玑,用一个个亦真亦假的故事赋予我的收藏品新的价值,直到有一天,我的儿子夺走了我珍爱的梦露牙齿并把我囚禁在一个艺术馆的展厅中。随后有一天我遇到了佛拉金,请他为我立传。而我们便干起了从艺术馆偷窃小件物品的勾当,我现学现卖,用那些物件背后的故事给他传授起了艺术收藏的课程……


《我牙齿的故事》:谁会出高价买下我?

梦露的牙齿,
我给你留在这里了,
可不管怎样,
它们都是赝品。
——《书六 省略故事》

第181页开始的图,是实景拍摄的照片,是作为工具的地图:它们是果汁厂工人停车棚里倒挂着的自行车,是迪士尼乐园街的场景,是 “俄克拉何马-范·戴克拍卖行”的外景,是关着门的 “猫头鹰”的武器维修铺,是停着车的小酒馆……它们都是真实的,都是具体的,但是当这些照片被署上 “哈维尔·里维罗和狗子”的名字,是不是还是实景的再现——照片有作者,还是真实的,只不过变成了作品;当照片下面引用了句子,是不是还是真实的展现——是文字注解了照片扩展了图片意义?还是照片结合文字产生了间离效果?

彩色,方形,照片呈现了色彩和规格,它们又和 “我”有关:一个名叫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的拍卖师,也被亲切地叫做 “高速路”, “在世界上所有站在台后高声吆喝的拍卖师里,我,是最棒的。”图一的自行车是我偷来的那辆自行车,图二的迪士尼乐园是我和佛拉金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拍卖行是我拍卖收藏品的场所,图八 “夜之谜”的店是我经营夜间模仿秀生意的地方……当照片对应 “我”的经历,对应 “我牙齿的故事”,它们是真实还是虚构?或者说是照片印证了我故事的真实性?还是虚构的故事解构了照片存在的意义?

拍摄者、引用的句子、我的故事,都是属于照片解读的不同维度,而当历史、文学名人的句子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其实它以寓意的方式将这个 “省略故事”重新置于艺术的再建过程中。 “当我每每看到骑自行车的成年人时,我会重拾对人类的信心。”H.G.威尔斯的这句话和偷来的自行车无关,它只是具有对抗成年人符号的意义; “迪士尼乐园之所以将自己包装成幻想中的国度,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乐园之外的世界是真实的。 “ “恐怖分子”让·鲍德里亚的这句话真实揭露了商业迪士尼对真实生活的掩盖; “原创性其实不过是明智的模仿,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从别人的作品中借来灵感。 “伏尔泰的这句话是对于 “夜之谜”模仿生活的肯定,还有鲁文·达里奥、豪尔赫·伊瓦古恩戈伊蒂亚、夏尔·波德莱尔、清少纳言、何塞·玛丽亚·拿破仑的那些句子,都把照片、作者,甚至我的故事带向多元的世界,那么,我之真实是不是仅仅只是一个寓言?

第194页的图十也许是揭示这个疑问最后的线索,在佛拉金写 “我牙齿的故事”里,这是一个我最后死去的汽车旅馆,名为 “莫雷洛斯别墅”,旁边就是夜间模仿秀店,在佛拉金的文本里,高速路在主持完一场绝妙无比的寓言法拍卖会后,死于突发性心脏病, “去世时,他身边陪伴着三位美丽的妇人。”但是在图十里,根本没有那幢别墅,根本没有旁边的模仿秀店,也没有拍卖会,当然更没有身边的三个美丽妇人,也没有最后露出真面目的古斯塔沃·桑切斯·桑切斯,也就是说,我最后的死亡在真实的照片里却是缺失的——照片下面引用的句子来自何塞·玛丽亚·拿破仑: “当你离开时,请什么都不要带走。”

没有三个美丽少妇,没有死亡地点的真实展示,没有我的真面目,也就意味着当生命离开时,什么都没有带走——连同我写给儿子悉达多的那张便条的注解一样,哪里有什么梦露的牙齿,哪里有什么名贵的收藏品,那里有父亲给儿子的遗嘱, “它们都是赝品”——连同我拍卖生涯的那些谎言,连同被冠以世界各地的名人收藏品,连同它们在 “夸张故事”里和各种名人有关的符号,连同 “迂回故事”里和 “古斯塔沃”这个名字有关的各种人物,连同 “寓言故事”里各种艺术品,以及这些 “省略故事”里和我有关的各种真实场景照片,其实都是 “赝品”,而当一切剔除了夸张、迂回、寓言、比喻和省略性质,最终在死亡的意义上又回归到了唯一的本质:图十就是一条高速路,仿造的恐龙在那里,但是没有人,回归 “高速路”,却是没有人的高速路,却是我被命名之外的高速路。

“我和狗子一起将他的骨灰撒到安全岛上的玻璃纤维恐龙脚下。撒骨灰之地位于帕丘卡,美丽的风城帕丘卡。”帕丘卡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死亡而回归故里,终点走向了起点,便是最真实的人生故事,便是在迂回中回到了本质。我牙齿的故事,是我说起自己牙齿的故事,也是佛拉金写下 “我牙齿的故事”,也许在我之主体脱离了作者的身份之后,我才是真实的,它上面不再有艺术的面目,不再有名声的定义,不再有爱情的缠绵,不再有虚构和夸张, “在这几个月里,我投身于写作,并且基于每天早上他口述的故事为他抄录牙齿自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写作了 “我牙齿的故事”是让 “我”回到了自身,回到了真实,回到了本质。

但是在这个故事最后返回死亡意义之后的 “高速路”这个迂回过程中,的确被覆盖了太多。一个故事其实只需要开端、中间和结尾,对应着人的出生、经历和死亡,但是, “就像是我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故事剩下的部分是文学,有比喻、夸张、省略、寓言和迂回。”故事变成了文学,里面的夸张、比喻、迂回、寓言和省略,直接破坏了故事的真实性,也解构了人的本质,在文学意义上,最后是 “耻辱、死亡,也许最终还会有身后名”,但是残酷的是,我也成为文学的一部分, “但到时候肯定轮不到我以第一人称来作何评论。”我也不存在了,我成了他,成了 “我牙齿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成了被名声、金钱和艺术之名覆盖下的人物,成了有着梦露牙齿发财的迷恋者,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死了,即使幸福满足、惹人嫉妒,也是如梦露的牙齿一样,成为了没有任何意义的赝品。

如果用开端、中间和结尾来组成我牙齿的故事,大致可以简单表述如下:我在美丽的风城帕丘卡出生,出生是因为 “先天性出龈乳牙”而长出四颗乳牙;八岁长出了新牙, “每颗都有铲子那么宽”;二十一岁时,在果汁厂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在那里干了十八年零三个月;后来升职学习课程,遇到了 “小瘦子”,结婚,在墨西哥的发生地震那年生下了儿子悉达多;后来命运使然读到了写作赚钱可以换新牙齿的文章,于是我开始成为拍卖师,拥有了属于我的梦露的牙齿,再之后遇到了佛拉金,一个一直想要成为作家的人,于是我让他写我牙齿的故事——直到最后死去。当我的一切故事都和牙齿有关,是不是已经埋下了伏笔?当我期望用写作来换牙齿的时候,是不是我进入了寓言故事?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取消价值和权威的游戏

实际上,牙齿是我一生的宿命,也是我难以挣脱的象征,正因为在牙齿的故事里,各种比喻、夸张、省略、寓言和迂回将我真实的一切都解构了。四颗乳牙是一种天生的存在,就像护士所说, “桑切斯先生,遗传这门科学,背后充满了神灵。”因为父亲有咬手指甲的习惯,咬手指甲必须用牙齿,所以我既在神灵意义上继承了父亲的不良习性,而且父亲的指甲也成为我最初的收藏品;乳牙换成了新牙,是生命的一次更新,但是这更新的关键时刻,我看到的却是我第一个好友蓝和电台主持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翻云覆雨;成为保安,学习舞蹈,认识小瘦子, “歌曲结束了,小瘦子美成了一朵花,而我却凋谢了。半裸的我杵在文哲系木地板舞台上,睾丸缩成了两只小蝌蚪。”一种婚姻出现我男性符号缺失,那个悉达多的儿子当然会在地震同一天出生;而我走上拍卖师的道路,只是因为看到了某位作家将所有牙齿更新的消息,一本书可以更新牙齿,那么这些充满神灵意义却荒诞的牙齿故事是不是也可以被更新, “命运在我眼前豁然开朗。”

而在拍卖过程中,这种荒诞的文学故事更无遮无拦地上演,师傅教我的是四种拍卖方式:环形迂回式、椭圆形省略式、抛物线比喻式、双曲线夸张式,而我研究出了第五种方式: “寓言法”—— “寓言法的离心率£为无穷,且不取决于任何变数。”我要成为最棒的拍卖师,就是开辟了关于拍卖的文学手段: “历史上所有的拍卖师,无论他口吐数字时有多么巧舌如簧,无论他如何善于将实物价和买家情感价玩弄于股掌,都不懂得如何正确地描绘手中的拍卖物。”可以夸张,那些被拍卖的牙齿不再是简单的牙齿,它们是柏拉图的牙齿,圣奥古斯丁的牙齿、蒙田的牙齿、卢梭的牙齿,博尔赫斯的牙齿,文学大师的牙齿,牙齿里的文学大师,虽然这些牙齿的拍卖成交价并不高,但是在我的 “夸张故事”里,书写了一段新的传奇。

“和指定的所指物相对应的符号却不止一个。”引用戈特洛布·弗雷格的这段话,其实指出了符号的多义性,正是不止一个的对应物,使得它脱离了真相,而且具有某种合法性。而在 “比喻故事”里,引用索尔·克里普克的话说, “如果这个物体不论处于何处,指示词都指向它,那么可以说,此指示词严格地指向某一特定物体。”但是这种特定性在我的勃起变成疲软之后,丧失了意义, “刚才令我动弹不得的勃起的阳具现在已经完全疲软,阻止不了我了。”这是功能的丧失,也是关于性、婚姻、儿子等意义的解构,特定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而在 “迂回故事”里,我在拍卖中则解构了 “名字”,那时候我和佛拉金已经认识,我告诉他拍卖名字的方式: “很简单。拿我自己的名字做个比方,我收集‘古斯塔沃’这个名字,然后把它们拍卖掉。这一系列故事由绕圈子的谜语组成,因此被称为‘古斯塔沃环形迂回故事’,类似于斯塔提乌斯的谜语。” “古斯塔沃”是我,也是那个杀害学生的墨西哥总统,也是作家胖子,也是传教士,也是犹太人,也是象征主义画家,一个名字可以有不同的人物,拍卖名字就变成了消费名字,而最终在迂回中,名字本身的意义也消解了。

拍卖名字只是对于名字的合理消费,是命名意义的消失,而在 “寓言故事”里,甚至名字的符号意义也不存在, “名字是一种特殊的词汇,如此特殊以至于有些人认为它们根本不属于语言。”那时佛拉金已经开始写作我的传记,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家里失窃,那些藏品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重新找回收藏品,我用了 “埃卡特佩克寓言故事”的点子, “在这一系列中,通过讲述社区人物的故事,我们将回收所有昨夜被我们揽入囊中的艺术品。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们的名称将被提及,他们的贡献将获得肯定。我们可没那么恬不知耻。”但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却只是一种和动物有关的寓言,道格·桑切切斯·阿提肯的作品中,马都精神抑郁;奥拉维尔·桑切斯·埃利亚松的作品里,那只兔子被剥了皮,配以迷迭香、月桂叶和白葡萄酒烹饪;菲茨利·桑切斯·魏斯的作品中是穿连体服的田鼠——艺术在何处?侏儒一个叫果戈里,一个叫普希金,还有一个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是对花粉过敏的巴勃罗·杜瓦特——不仅艺术不存在,连和他们有关的艺术家都被解构了。

拍卖牙齿,拍卖名字,拍卖作品,实际上是消解历史,消解命名,消解艺术,实际上是破坏符号那种所指和能指的关系,破坏被人为赋予的意义,而为了换一口牙齿的故事呢?我是不是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一起消解了? “省略故事”便从我的叙述变成了佛拉金的叙述,于是我变成了虚无的镜中之物, “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像是一只深褐色的母鸡,咯咯叫了起来。”那个最终极的命题 “谁会出高价买下我?”便也缺少了意义:儿子悉达多不存在?梦露的牙齿是赝品?最后的拍卖只是寓言?

一个人生,一个人死,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牙齿,其实当所有的东西都被赋予故事意义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本身就成为命名后的作品,所以回归真实就是取消命名,取消寓言,取消夸张,取消意义,胡里奥·科塔萨尔只不过是那只金刚鹦鹉,乌纳穆诺只不过是迷恋偷情、为人龌龊的电台主播,富恩特斯只不过是卖意大利领带的售货员——在没有经典、没有作品的名字背后,是一条通往故乡的高速路, “当你离开时,请什么都不要带走。”

刺杀骑士团长(上、下)

编号:C41·2180723·1488
作者:【日】村上春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3月第1版
定价:98.00元亚马逊75.10元
ISBN:9787532776580
页数:780页

“历史乃是之于国家的集体记忆。所以,将其作为过去的东西忘记或偷梁换柱是非常错误的。”七年磨一剑的村上春树似乎带着某种勇气进入到那个可能错误的历史中,当一幅藏匿于阁楼的惊世画作串起战争年代挥之不去的伤痛经历和现实生活中超脱想象的意外离奇时,那个 “骑士团长”,那个 “长面人”是不是也变成了现实世界之外的隐喻?夜半铃声与古庙洞口、神秘邻居、绘画班女学生……村上春树用他擅长的层层剥开的写法,将读者步步引入奇妙之境,只是在一种虚设的场景里, “人相信他人的力量”可能也只是历史之外的臆想, “或许归终无功而返,可我还是打算拼命扑在自行构建的假设性尺度之上,一如筋疲力尽的游泳选手扑住偶然被潮水冲来的一截树干。”


《刺杀骑士团长》:让你穿过无与有的间隙

“并非如出一辙。”骑士团长说, “这种场合是我主动希求的,我希求自己本身被杀死。那是为了再生的死。快,下决心把环闭合!”
——《51 此其时也》

鲜血早已经从上面流了下来,红色,蔓延,凝固却流淌,那柄长剑还在,那只拿剑的手也在,但是,那红色是必然流出的血?抑或只是骑士飘扬起来的披风?只不过是封面的一种设计,扑面而来的红色似乎模糊了小说和画作的固有界限,《刺杀骑士团长》是藏在阁楼而发现的一幅画,是出版而被阅读的一部小说,小说包含了画,画又从小说里凸显出来,那么,那刺杀的行动就从来不指向一种肉体的死亡,它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再生,而死之为生,也在一种循环中走向了红色的隐喻。

“下决心把环闭合。”那是骑士团长说的话,那个环在哪里?为什么会闭合?闭合之后是不是无限地死? “如果理念是反映心的镜子,那么就是说雨田先生正在那里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了?”如果一面镜子只是在中间,镜子前面有一个存在的人,镜子里面有幻影,他们合在一起,一定是一个闭合的系统,没有外延,也就不存在生与死的界限,不存在自我和他者的分别。只是在那间阁楼里,在那副画作前,在红色的意象里,镜子不在中间,存在的人手里拿着一面镜子,他照见了里面的人,里面的幻影也拿着一面镜子,照见了照见自己的人,于是镜子里面是另一面镜子,镜子外面也是一面镜子,镜子和镜子制造的幻境就会无限下去,甚至把存在的人,肉体的人,真实的人,都变成了循环镜像里的一部分。

所以没有闭合,就像时间,就像历史,就像梦境。理念无休无止,当雨田具彦坐在自己作画的凳子前,看见曾经自己画出的那幅《刺杀骑士团长》,那么在理念的循环中,他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 “必须看的东西”,也将所有一切用意识连在了一起,无法走出,无法断裂,历史就不再是历史,时间就不再变成现在,而死亡也在反复中不死。所以在这被连接的关键时刻,作为理念的 “骑士团长”要求画作外、现实中的我, “坚决把我杀死”,而这种杀死不再是他杀,而是 “主动希求”的死,只有本身被杀死,那么循环的理念就会消失,反复的历史就会消逝,而这一种死是为了再生,从死中再生,便是把那个无限的环闭合起来。

主动希求的死,便是自杀。当我握着刀柄,把它插进骑士团长这一理念的时候,尽管红色的血流了出来,但早已经离开了那副画,离开了那段历史,离开了秘密, “我促使自己认为这是幻象。我杀的不过是幻象罢了,这终究是象征性行为。”而象征性之死,是 “自杀”了骑士团长,却再生了 “长面人”—— “我通过刺杀骑士团长而把长面人拽到了这个世界。”一种是死,一种是生,一种是在历史中、在画作中的理念,一种是回到现实的隐喻,醒来,说话,凝视,终于在闭合的环之外开始了另一个时间, “我的职责是把你送到对岸。让你穿过无与有的间隙是我的工作。再往下的事不是我的分内事。”

穿过无与有之间的间隙,就是穿过固有的理念和新生的隐喻,就是穿过历史的谜团和现实的困境。所以从一幅画到一部小说,红色的意象在村上春树的世界里,已经在他人 “自杀”的过程中分开了两种状态:无和有,历史和现实,死和生,就如一部小说被分成上下两册一样,一半是 “显形理念”,另一半是 “流变隐喻”,只有从理念过渡到隐喻,只有从显性转变为流变,才是一种向死而生的蜕变。而这个从无到有的间隙是如何穿过的?引言似乎是打开这个间隙的第一个隐喻:沃在短暂的午睡中醒来,眼前的椅子上躺着一个人,他盯视着我。当我被注视的时候,其实就像骑士团长作为理念看见了镜子里的 “骑士团长”,一种可以连接起来的不安便降临了。

而这便是开始的 “无”:他是 “无面人”, “应该有脸的地方没有脸,那里缓缓旋转着乳白色的雾气。”而且以那个企鹅护身符为交换,让我为他画一张肖像画,一个没有脸的 “无面人”,如何画出他的肖像,这是一个关于无的悖论,甚至当他离开,也是无的极致演绎: “无面人消失,一如雾气被突来的疾风扫荡一尽。”所以在无尽的 “无”这面镜子里面,我仿佛进入的是一个虚无的梦,但又不是梦,因为, “倘若是梦,我生存的这个世界本身就该整个化为一场梦。”必须给无面人画一张肖像,必须在无中看见有,隐喻便开始了,而唯一可以穿过这个间隙的办法,就是让时间回到时间本身——从现实折向历史,让历史恢复本来的面貌,然后再返回现实,就像我所说: “我必须把时间拉向自己这边。”

而在起点的现实里,一切呈现的也是 “无”的状态:结婚六年的妻子柚忽然有一天醒来的时候说: “已经再不能和你一起生活下去了。”因为一场梦,便把婚姻的重量彻底归零,柚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她没有说出梦中的隐喻,却把梦中看见的自己和镜子钱的自己做了区分, “镜子里的自己,不过是物理性反射罢了。”而梦却必须在隐喻中指导生活,而实际上在我无奈接受这种 “归零”的生活里,是另一个梦, “一张大床。哪里一个男人脱去妻的衣服——如此光景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想起她的白色贴身背心的吊带,想那下面粉红色的乳头。”肉体在梦中,婚姻在梦中,只不过在不同的梦中,现实必定会以无的方式呈现。

而妻子柚之离开,在我来说,则是另一种无的降临, “妻的眼睛让我真真切切想起死于十二岁的妹妹的眼睛。假如没有那对眼睛,我不至于那般执著地对她甜言蜜语。”十二岁时因为先天心脏病而死去的妹妹,在我的心里早已经成为了一个梦魇,那是即将发育的妹妹,那是美丽的妹妹,就这样在疾病的世界里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而我爱上妻子就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妹妹的影子,所以妹妹之存在,在妻子身上作为理念续存着,而当六年的婚姻归零,也就意味着这一种理念也走向了无。

生活在梦中走向了变故,无的世界降临, “世上发生了什么,自己一无所知,也不很想知道。”而当我一个人离开妻子离开家漫无目的地游走,似乎灵魂也走向了无,而这种无是对于我作为一个画家的存在而言的, “在创作这个领域,我几乎同纯粹的‘无’面面相觑。”似乎很久没有作品,找不到创作的欲望,在无的世界里仿佛沉沦了一般,而在妻子离开之后和其他女子接触,似乎也只是在肉体世界里沉沦,和两个人妻维持着性关系,希望的是寻求精神性的突破口,但是不管是第一个满身被丈夫暴力所打留下淤青和伤痕的女子,还是第二个长相端庄,衣着优雅的女子,都只是保持着某种肉体关系,甚至她们都是绘画班学生,也消除了情感固有的平等性。但更重要的是,和绘画班学生保持肉体关系的 “全新初次体验”,更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创作中的 “无”: “时不时觉得自己仿佛绘画界的高级娼妓。”

而我离开现实租住的那个地方,也像是无的一种存在,那是雨田的父亲雨田具彦曾经住过的地方,而年老的雨田具彦现在患上了认知障碍,住在一家养老医疗机构里,于是房子空了出来,当我住进去发现,那是一个远离城市地方,房子位于狭长山谷的山顶,罕有人迹。无论是曾经主人患上了认知障碍,还是房子所处的环境,都隔绝了现实,都成为无的状态,甚至最后找寻过来希望我为他画肖像画的免色,罕见的名字背后也是一种无: “免除颜色,不常有的姓氏。除了我家亲戚,几乎没见过。”

免除颜色,是不是对于绘画 “无”之状态的一种隐喻?但是所有的无并不只是静止的无,那种潜伏在无里的有似乎慢慢升腾上来,就像那个山顶的房子, “房子正面一片明朗,而后院却大雨如注。”两种状态含混在一起,是为开启那道间隙创造条件。于是,我在阁楼里发现了那副藏起来的《刺杀骑士团》, “这幅画中流淌着血,而且流得那么多,那么现实。两个男子手握仿佛沉甸甸的古代长剑争斗。”不是日本却是欧洲中世纪的元素, “骑士团长”身上到底有着何种神秘的意义?于是关于雨田具彦的经历慢慢浮出水面:曾经在三十年代的时候留学维也纳,并在动荡的战争期间见证了 “种种样样的历史场景”,甚至从免色那里得知,他曾参加了学生团体,有过刺杀纳粹军官的计划,但是最后计划暴露,参与的学生被捕以及被处死,而他则被 “遣送”回到了日本,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与世隔绝,也从未发表一部作品,但是独自练习日本画技法,而《刺杀骑士团长》便成为蛰居的雨田具彦表达自我的一个渠道。

这是一个打开间隙的进口,神秘的《刺杀骑士团长》画作,神秘的雨田具彦,神秘的山顶房子,以及神秘的阁楼,而当免色特意过来央求我为他画一张肖像画,是那种和历史有关的神秘闯入了现实。先是午夜时分传来的某种铃声, “不管怎样,似乎有个人在石堆下摇动铃那样的东西弄出声响。这点看来不会有错。可那到底是谁?”在一个人居住的山顶之上, “谁”是谁?和免色一起在铃响时分去外面查看,终于发现了树林深处那石块下面的洞,而当用现代的机械挖开那个洞,果然看见了里面的铃,但是只有一个铃,却没有 “谁”——午夜的声音是谁制造的?而在四壁坚实的洞里,免色甚至把自己放在被盖住的漆黑空间里,体验了幽闭带来的隔绝。

按照免色从江户时代的志怪小说得来的启示,这个铃应该和入定,和开悟有关, “要入定的僧人进入地下前一定期间持续木食,凋整身体。死后不腐烂,完美地化为木乃伊。”但是在没有木乃伊只有凌的现实里,一定有什么东西缺失了,而这种缺失便是历史的缺失——铃和洞提供了让历史显现的线索,而和它们有关的人,在缺失状态中需要现实去寻找,去挖掘,去发现。 “事实上好像等于一种自杀啊!”自杀而死,便是缺失,但是在留下了线索而在现实里显现,便成为了理念。

那个在夜晚出现在我面前的 “骑士团长”便是理念之一种,是活着的小人,但是没有隐私,没有时间,以一个理念的方式存在,免色看不到,却在我的世界里成为介入现实的存在,而这便是从无走向有的一个引导者,现实之种种无,并非是一种湮没,消失,而是为了唤醒有,而我在 “骑士团长”的指引下,便开始了对于现实和历史 “共通性”的寻找, “好比在位置A、位置B与我自身之间进行三角测量。”A仿佛是隐藏的过去和秘密,B是以铃和洞方式显现出来的神秘现实,而在这中间连接起来的必须是我,三点不是成为一线,而是成为一个场,一个容纳了无和有,历史和现实,理念和隐喻,梦境和真实的场。

而免色似乎也生活在无的世界中,却被有拉向了另一种生活,说起自己不想结婚的原因, “是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不适合跟谁一起生活。”便提及了那个女友,最激情的一次交合却是最后的分别,当以音讯杳然的方式退出免色的现实,她便成为了一种理念, “我的心中至今仍有为她保留的特殊场所,非常具体的场所,称为神殿也未尝不可!”而那个结婚之后生下的女儿真理惠又激活了我对于死去妹妹的那一层理念, “和妹妹死的时候基本同岁”,死去的妹妹又让我想到了六年婚姻因为一场梦莫名归零的妻子柚……如此连锁反应,也是不得遗忘的唤醒,而唤醒的意义便是激活理念,甚至让理念逃离 “死亡”的缺失状态,而走向更深的隐喻世界。

按照免色的说法,真理惠可能是自己的女儿,虽然不确定,但是在内心深处就是以理念的方式把她变成了女儿,她就住在房子对面的那个地方,是可以遥望的, “住着可能是我女儿的少女。我只是从远处看她的身影,小也想看,只是看。”所以他请求我为真理惠做一张肖像画,但是只是为她画画,而不是相认, “就是说,与其挑明真相,莫如就这样原封不动。”原封不动是不打破固有的理念,它不是为了现实而改变,就像那个发出铃声的洞,打开是为了发现真相,但是真相未必可以用如此直接的方式打开:当真理惠真的出现在我面前,作为我画肖像画的模特,她并非是免色真正肉体的女儿,而是理念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原封不动;而真理惠告诉我是从树林里的秘密通道过来的,当我们一起看到曾经被开挖的洞,真理惠很认真说: “那个场所保持原样不动就好了。大家都那么做。”

原封不动,是不破坏,不改变,让理念只在理念里,但是骑士团长、真理惠、女儿、铃、洞等诸多理念之出现,是不是真的就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一种转折?那杯深藏在时间深处的历史是不是可以永远不醒? “历史之中,就那样搁置在黑暗中为好的事件多得要命。正确知识未必使人丰富。客观未必凌驾于主观之上。事实未必吹灭妄想。”骑士团长在夜晚这样对我说,其实原封不动是维持理念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因为理念之出现和存在,一定还有比理念更深的源头和动力,那就是隐喻。

“寓意和比喻是不应该用语言说明的,而应该一口吞下去。”骑士团长为什么会消失?真理惠为什么会失踪?柚为什么会怀孕?那幅《刺杀骑士团长》为什么会流血?为什么的背后是被深埋的历史一点点被揭开,而当那种隐喻慢慢显露出来,便是真正导向现实的线索——雨田具彦代替了消失的骑士团长,坐在阁楼的那凳子上,看着那幅绘画。没有说话,没有交流,不像认知障碍的病人,像是理念之一种,但是这一理念为什么又具有隐喻的特点? “当心别让父亲的魂灵那样的东西附在身上。毕竟是魂灵强的人。”雨田具彦的儿子如此提醒我。

雨田具彦回到画室,其实是把历史以流变的方式带入现实的一种做法,和那个时代、那场战争有关的并非只有雨田具彦,还有他的弟弟继彦,当初雨田继彦加入了部队,然后在日本和中国全面爆发战争的时候,加入了南京攻城的行动,正是他无法违抗军官的命令,才用军刀砍掉了太多人的脑袋。这是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有人说中国人死亡数字是四十万,有人说是十万。可是,四十万人与十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数字永远是一个复数,死亡也永远是一个复数,当雨田继彦用刀砍下人的脑袋的时候,或者他也已经成为日本军人理念的一部分,无法违抗,听从命令,像杀人机器一样。

而他当时还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刚从音乐学院被征兵,20岁洞察的是生命的美好,弹钢琴的手制造的是生活的美好,而真正却把这一切都解构了,雨田继彦只是作为一个理念活着,而正是这种去除了自我生命意义的无,让他在回国后选择了自杀,一把锋利的剃刀,就这样划破了手腕,就这样杀死了自己,在那间阁楼里,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对于叔父,自绝性命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式。”被负债的理念,也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偿还。

阁楼上有着雨田具彦的画作《刺杀骑士团长》,有着雨田继彦的自杀往事,当它们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的时候,其实就是让历史和理念自己说话,然后从我的位置将他们连接到现实,成为一个共通体:在阁楼上的《刺杀骑士团长》并不只是雨田具彦未完成刺杀计划的一种内心补偿,而是化作了对于历史理念的一种消灭,甚至变成了人性的补偿, “骑士团长”是理念,代表的是征战、杀戮,刺杀骑士团长就是消灭这一理念,在流血的历史中,让历史流血。

“那么,一旦我认为‘骑士团长不存在’,你就不复存在。”所以当那个活人儿的 “骑士团长”要我杀死他,继而让这个环闭合的时候,就是不让理念继续凌驾在人心之上,理念之死,在骑士团长的 “希求”中变成了自杀,也只有让理念自己走向寂灭,才是真的救赎,所以最后的最后,认知障碍的雨田具彦便以完满的形式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件事,从此肉体消亡。而回到隐喻,回到现实,把世界从无的状态带入到有的境界,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免色并不是不适合结婚,他只是执着于自己的理念而已,从此他和真理惠的姑姑生情而几乎走向了婚姻的世界;一向抱怨自己胸部不发育的真理惠也终于发觉它长大了, “胸好像慢慢大了起来。”也终于走出了她像我死去的妹妹的宿命;而我也得知柚已经怀孕,而翻看以前的日记,才知道在离开柚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中和柚交合在一起, “以坚定的意志急剧收缩不已,持续榨取我的体液。”而这一场梦似乎就是纯粹肉体和性的梦, “作为一个生命同这个世界有机结合在一起,仍能通过肉感——不是理论不是观念——一同这个世界密切相连。”

共通的世界不只是所谓的理念,还有鲜活的生命,甚至是无遮的肉体,一种隐喻,也是一种现实,而这便是对于无的一次超越,也是对于有的一种定义,就像我亲自待在那个漆黑的洞里,只有在免除了幽闭恐惧症之后才能真正打来世界, “我重新观望自己周围的世界。这里有我熟识的东西。窗口吹来的风有一如往常的气味,四下传来听惯了的声响。”最后和柚又走在了一起,而且那个生出来取名叫 “室”的女儿也变成了我的女儿,变成了我们有着隐喻婚姻的结晶, “室,我小小的女儿是他们交到我手里的礼物——作为恩宠的一种形态。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东日本的大地震、田原房子的火灾,被烧毁的《刺杀骑士团长》绘画,似乎在一切毁灭的灾难之后,现实才会显出它流变之后的秩序,才在无的世界走向了真正的有: “那般具体,那般真切,几乎伸手可触。每次想到他们,我就像眼望连绵落在贮水池无边水面的雨时那样,心情得以变得无比安谧。在我的心中,这场雨永远不会止息。”

黄狗

编号:C38·2180624·1487
作者:【英】马丁·艾米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65.00元亚马逊36.30元
ISBN:9787532774449
页数:331页

马丁·艾米斯的《黄狗》是一部头绪纷纭的作品,他用先锋实验的文学品格、标新立异的创作形式、变幻莫测的情节铺陈以及惊世骇俗的语言天赋,使得西方文学评论界说它 “也许没有主题”。主人公汉·米欧是演员和作家,他的父亲梅克·米欧是极其残暴的强盗,早已死在狱中,他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唯恐遇见父亲生前的仇人或同伙,害怕他们对他报复。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变得十分孤僻,甚至疏远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直想实施报复的科拉,指使色情演员卡拉把汉诱骗到加利福尼亚,想以色相破坏其婚姻,但未得逞。汉在加州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生身父亲安德鲁斯,这个意外发现使科拉放弃了报复的念头,因为他并非米欧的真正后代。梅克·米欧是一个暴君,而汉寻找如何摆脱暴君影响的方法,正如那条哀鸣的黄狗试图挣脱背负的锁链。


《黄狗》:不能再有猴子在床上跳了

当它终于静止不动地开始俯冲时,上空出现爆炸式的闪光,一秒钟之内,彗星的尾巴就像银河一样划过天际……
——《最后一章·4》

黄狗在咆哮,在怒吼,甚至在张开嘴的一刹那,闻到了满是血腥的味道。但是只要你不打开一本书,不从封面开始进入一个 “我去好莱坞,又去医院”的故事,黄狗就只是黄狗,静止,死寂,不会扑向任何一个人。

封面总是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眼前,甚至赤裸裸地想到暴力,但是黄狗也并非是黄狗,即使它被拴住了绳子,吊在那根柱子上,凶煞的背后也一定有一个训练它、调教它,以及命令它的人。狗的事其实是人的事,在建立了这样一种逻辑之下,黄狗的故事看起来就和现实发生了关系——在这个城市,因为某一件狗咬人的事而导致了社会议论,便是 “黄狗”可能延伸的社会叙事学。但是,当黄狗以如此解读的方式进入现实,是不是暴力、谋杀以及无政府主义式的寓言就一定超越了动物属性?

这当然只是一本书,而且也不是汉阅读的那种 “一页只有一个词”的书,如果让黄狗进入现实,那么阅读也必须进入现实,打开一本书也必须以现实的方式。是的,汉阅读是在六点,在自己的房子里,身边是抬起头看他的女儿索菲,阅读之前还倒了一杯啤酒,时间地点人物,似乎都在现实层面,甚至在阅读的间隙,他还会想到应该如何跟第二任妻子罗莎讲起和科拉发生的事, “他在信中已经保证要对她坦白,所以他无法只字不提。”一件自己出轨的事,无论如何在现实意义上就是和道德、伦理有关,当淫念最后变成回忆,其实是社会禁忌发生了强大的效果,甚至在和罗莎说了之后,汉也想到了要离开科拉, “听起来老套——但生个孩子吧。每次看着你我都在想你的孩子。你的胸也在期待,期待你的孩子。快让伯尔·罗德把你的肚子搞大,然后全力待产。”

但是一页只有一个词,一个现实也只有一个词,它就写在翻开黄狗的封面开始的现实里,它不是淫念,它是乱伦。那是一个夏季的派对,花园里,以及叫 “猴子之家”的屋子里,前妻珀尔的家,罗莎也不在,在聊了两个小时之后,汉和科拉就在花园里做了那事,在床上, “有太多的猴子蹦来蹦去”,它们是活力的象征,是欲望的表达,也像孩子一样,无法控制自己,但是,在做事的时候,汉为什么发现了身体里那 “一块坚硬的软骨”?为什么会想到女儿比利和索菲,想到了 “校服、连体衣和尿布”?为什么拍色情片的科拉最后提到了约瑟夫·安德鲁斯?一种淫乱的回忆变成了道德的现实,而一种道德的现实最后又变成了乱伦的故事:科拉就是汉自己姐姐丽达的女儿,丽达的丈夫又强奸了科拉;而约瑟夫曾在爱城和汉见面时掏出了一张纸条,那是汉的出生登记证明, “九个月前你在哪里?你他妈的在温森格林监狱。我搞了你老婆,而且把她肚子搞大了。你那个儿子,他不是你的。他妈的是我的。”

丽达遭遇了丈夫的暴力,父亲梅克·米欧打死了他,和约瑟夫一起被关进监狱,那乱伦的伤害对于科拉来说,似乎是藏在心里永远的烙印,而她却又成为了汉的情人,当汉看到了约瑟夫的那张纸条时,才发现自己的秘密比科拉的烙印更难以抹除,就像自己脸上的伤口 “形状就像血染的括号,距眼睛上方西北角的半英寸处”。括号形成了一个封闭系统,在没有指向的伦理关系里,汉和科拉似乎都在同样的命运中,而当科拉说: “在我六岁到九岁那几年,我父亲每天都会强奸我一次……”而指向汉总是紧抱着的女儿比利时,似乎又将汉带向了可能的乱伦深渊。

那么,在夏季的派对上,在花园的软骨里,在床上的猴子蹦跳中,社会禁忌会以另一种病态的方式呈现: “医生说:禁止猴子在床上弹跳……”医生在说话,医生开出了药方,这是生理和心理意义的治疗,而对于汉来说,他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那个约瑟夫是谁?他在1949年开始的监狱生活中,在 “爱城”的房间里,在汉永远的伦理阴影中,但最后却在一本 “一页只有一个词”的书里, “知道。你书里的人物。我想那是对亨利·菲尔丁的嘲讽吧。《蜜汁》。非常棒。”在一本书里,成为虚构的人物,成为可以合拢的故事,但是,当科拉说自己其实是汉的侄女,说约瑟夫 “曾经是你的敌人”,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从虚构中逃离?还有什么可以从现实中躲开的?

因为一本书的封面永远是一只黄狗, “空中,一声哀嚎,那是黄狗的咆哮。”黄狗不在现实里,拴着链子,吊在柱子上,却永远发出咆哮,而且从空中而来,而那空中原本像一本书一样,充满了幻想的味道,汉一直想看见彗星到来的那一刻,而就在2月14日,那架101航班在经历了从早上9:05准备起飞,到发现问题,最后无法避免危机之后的14:09,终于从空中俯冲而下,像黄狗的咆哮一样,天空中充满了机器受损而悲哀的轰鸣声,最后是逆时针打转翻滚之后的爆炸声,而在一秒之内,彗星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了天际。

从现实到虚构,从虚构到现实,无法逃离的社会禁忌?无法避免的黄狗咆哮?而101航班上机长可能的畸形恋情,那具死了好几天的尸体,到底是现实一种,还是虚构元素? “他闭上双眼,看到了那只黄狗。”就在那个夏天的夜晚,就在那废弃的院子里,他看到了姐姐丽达和男朋友在一起,她跪在水泥搅拌机后面,裙子提在腰间,而工作室里的美女照片,等待泔水桶的群交野狗,以及兴奋的母鸡和尖叫的公鸡,都将一切引入了欲望的可怕世界,而当汉推开门的时候,他看到父亲正坐在一个男人的胸上,他们不是别人,是梅克·米欧和约瑟夫·安德鲁斯——一个是操他母亲的男人,一个是娶他母亲的男人,一个是出生证明中的父亲,一个是名义上和丽达一样保持着家庭关系的父亲。

两个父亲,却在虚掩的门里上演男人的游戏,那一刻,黄狗的叫声再一次响起,却不再是咆哮,而是呜咽、哭泣, “摇着脑袋仿佛想放松酸痛的脖子,它抖动着肩膀,试图挣脱那此——背上背负的东西。”——终于从那一页只有一个词的小说中挣脱出来,然后站在封面上,以现实的方式,用暴力驱赶暴力。一个回环,淫乱无法成为回忆,暴力无法变成虚构,乱伦无法获得救赎,无论是医生说出 “禁止猴子在床上弹跳”,还是《蜜汁》里无尽的嘲讽,在被决定了命运而无法逃离的现实里,黄狗也只是一两声的咆哮,以暴制暴,以权抗权,最后都变成了现代社会的宿命,如彗星一般,是寓言,是隐喻。

“我去好莱坞,又去医院;你是第一个,又是最后一个;他很高大,她却很弱小;你彻夜无眠,但又倒床就睡;我们很富有,却又贫穷;他们找到了安宁,却发现……”在汉的人生路上,好莱坞和医院仿佛就是命运无法逃离的归宿, “好莱坞”是一间运河岸边的酒吧,汉在那里喝酒,一杯啤酒,就像在阅读开始前一样,却是在进入他自己的故事;医院里有医生,有护士,当然也有药品,而医院的存在只为病人而准备,所以两条路指向了人生的两个方向:欲望和病态。而对于汉来说,这两个方向都能让他短暂地离开现实:四年前和珀尔离婚,他决定戒掉烟酒,戒掉的不是普通的烟酒,而是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波西米亚生活,那里是毒品、可乐、皮条客,似乎在告别一种颓废的生活,而取代的却是两杯鸡尾酒、四根烟和一小时的写回忆录,看起来美妙,是压力的平衡, “但他鬼知道,永远也无法迈过离婚这道坎。”

为什么离婚?不是那种现实中的鸡毛蒜皮, “当珀尔让他第三次被逮捕时,他站在公寓门口听对他的指控,他知道他们的婚姻已走到尽头。他已经走到了爱情的对立面——远远超越简单的仇恨。”仇恨夹杂着暴力,为什么要对他指控?为什么要让他被逮捕?是因为患上了 “夫妻间偏执狂”:长达数月的冷战、临时分居、独自旅行、频繁的拳脚相加、无休止的通奸, “他们的婚姻如同失落的世界,似乎是退化的、充满兽性的,甚至是史前的——如同一片蜥蜴横行的大陆。”蜥蜴横行,所以和科拉在一起的那个猴子之家,而最后对婚姻的逃离却又跌入了乱伦的深渊。而美国籍妻子罗莎呢?四年前结婚,也是在婚姻世界里分道扬镳,一个高大一个弱小,一个彻夜无眠一个倒床就睡,一个富有一个贫穷,一个在医院里成为病人,而另一个却以 “收腰的衬衫、运动型胸罩、浅褐色的乳沟”从医生面前走过——一个和另一个,依然像好莱坞和医院一样,走在欲望和病态的两条命运之路上。

在创伤之前,汉想着从第一段婚姻中走出来,在罗莎的世界里他想成为 “那个梦寐以求的丈夫:一个和母亲责任对等的父亲,温柔守时的情人,善于养家的男人,喜欢逗笑的伙伴,多才多艺且很少计较的家庭修缮工,精巧细致的厨师,有天赋的按摩师,更重要的是从不闲逛……”所有的标准都在远离那个坏丈夫,因为 “他曾经历过一次,并且它是谋杀。”但是在欲望和病态同时抵达的命运中,四十七岁的汉像在为自己写一部虚构的小说,那里一页只有一个词,那里的约瑟夫是个书中的人物,那里的女儿就在自己身边陪伴,甚至那里的妻子也原谅了他曾经犯下 “乱伦小插曲”的过错。

于是,出门就是走进自己的小说,于是,被人打倒就是逃避欲望和病态,于是,他送进了医院,转到了创伤科,产生了健忘症——而那条黄狗就在那里变成了一个词。甘地医生说汉遭受了高速碰撞,而使用暴力打击他的就是约瑟夫,这便是对于乱伦的某种影射,只有成为一个病人才能抽离更病态的社会, “他的状态就像身在二十一世纪:人们想从中觉醒、从中挣脱。这是一场梦中梦,而且都是噩梦。”那三个词是狗、粉色和现实,当甘地对他说了之后,汉重复的时候,却颠倒了秩序,也更换了词语: “粉色。猫。现实。”而之后第二次说起三个词,猫是猫,现实也还是现实,颜色却从粉色变成了 “黄色或蓝色”——于是,在词语游戏中,黄狗慢慢成形:他最终会在那充满了情欲和乱伦气息的废弃房子里,向着整个世界咆哮,然后101航班俯冲下来,然后彗星拖着尾巴飞过天际。

“无论是谁害我,我定要报复,我定要报复。”这是身为病人的汉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用病态来反抗更病态的生活,汉无非是一个个体,而在被展开的现实里,整体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态世界,那里有无政府主义的波西米亚,那里有充满犯罪倾向的暴力分子,那里有在婚姻的谋杀中永远的敌人,当然,好莱坞的欲望世界永远开放着:《晨雀》杂志把读者称为 “行手淫者”,他们的宗旨是: “行手淫者优先”和 “想行手淫者之所想”以及 “这是我们的行手淫者的真正兴趣吗”,而他们的办刊目的就折射出社会的现状: “好的。主流严肃大报的目标读者是当权者和知识分子。时髦的通俗报纸针对中产阶级。低端的廉价小报则面对无产阶级。我们《晨雀》的目标读者是失业者。”失业者无非是 “高智商的白痴”; “粉红公鸡”酒吧里永远站着一个叫安斯利·卡尔, “贝丽尔是安斯利青梅竹马的恋人。他们在十六岁那年举行了婚礼,两周之后安斯利就离开了她,在他历史性转会的第二天。”然后,《晨雀》杂志为了让卡尔重整旗鼓,策划的行动叫 “干了贝丽尔”;工作之后的生活,也完全是欲望带来的病态,杂志主要策划者克林特 “一直在做跟蕾哈博约会的准备工作,吃了三次壮阳药和五次沃硫姆内斯男性药片”。

色情、药物、肉体、乱伦,组合成的无非是 “现代化社会”的畸形生活,而当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陷入其中的时候,甚至历史也被解构了,何来一个叫 “亨利九世”的国王?英国叫亨利的国王之后八个,当第九世出现的时候,是以反现实的方式走进虚构,那里有祖父约翰二世、父亲理查德四世传下来的家族箴言,有带着荣耀的国王专列,有臣服的民众,但是国王没有权力, “除了钱我还有什么呢?我是立宪君主,显然,我没有权力。我有荣耀,是的。但没有权力。”也没有自己追求的性生活, “维多利亚公主出生后,亨利的性生活不再受控于日历和月运周期:现在,它听命于预约簿。”历史被解构,而里面的一切就像这个展露的社会一样,变成欲望和病态的混合体:亨利九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性生活,和那个叫何子珍的 “中国长期驻巴黎大使的女儿;做了九年斯堪维尼亚国首脑的情妇”的女人在一起,而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女儿维多利亚却陷入了黄房子的 “突袭”事件的漩涡中,那个视频里公主在白色浴缸里,但是在水流过身体的第四秒, “她把头扭向右边,身体转了九十度,翘起的屁股使水溅了出来。接着黑屏。”

黑屏,一段悬案,却在《晨雀》杂志的策划中变成了欲望的消费品, “性问题上的巧合:他自己,在城堡里,把异类的何揽入怀中;而穿过草坪,公主在黄房子里遭到‘突袭’。”所以对于亨利九世来说,权力和欲望在畸形的世界里,永远变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讽刺,而这种讽刺所折射的是信仰的危机, “我的信仰只不过是一株纤细的芦苇而已,陛下。”十二月党人布伦丹戈登对亨利九世这样说,作为国王身边的近臣,他其实代表着一种制度,一种信仰,一种思想,甚至一种爱: “他是共和党人,他在这里做的一切,他四分之一个世纪一直做的都是为了爱,一切都为了爱。开始是出于对国王的爱,后来是出于对公主的爱。”维多利亚十五岁,布伦丹四十五岁,在一种年龄的差距里,是不是他反而更像一个父亲——当亨利九世在虚空的世界里用可怜的欲望满足自己,他其实远离了带来爱的父亲形象,而畸形之欲望,最后编织的不是爱,而是乱伦。

黄屋里的身体,最后的谜底是 “她们”, “何子珍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亨利对维多利亚的爱最后只是变成了信封上的一个词,而布伦丹呢?十二月党人从历史中跳出来,却不是别人,正是约瑟夫一样的存在,暴力、入狱、同性,以及搞大了别人的老婆,生下了带着永远烙印的孩子——当回到现实,一本小说合拢,而病态的世界从来不曾被改变,甚至,汉在三个词语的颠倒中陷入另一种可怕的危机: “所有这一切都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事与比利有关。”

用身体紧紧抱过比利,为什么就会让人怀疑是乱伦?在珀尔的口中,在科拉的口中,甚至在罗莎的口中都变成了怀疑论,一切都像那个无家可归的约翰所说, “我没有家。”没有了家,也就没有了以忠诚为目标的 “婚礼颂歌”,就没有了依偎在怀里的父爱,没有了高举着她哄她入睡的责任,而所有没有家的信仰只是因为自身带着的那种原罪:汉是那个父辈欲望的牺牲品,却也制造了另外的病态生活——亨利九世是父亲,梅克·米欧是父亲,约瑟夫是父亲,丽达的丈夫是父亲,汉也是父亲。所以原罪需要的自救,只有毁灭之后才能迎来新生,这是一种悖论,像彗星来自天堂,也可能是来 “毁灭我们的”,就像小说在虚构中解构现实,却在合拢中依然听见黄狗的叫声,101航班的尸体带着鲜活的生命从高处坠落,就像欲望在堕落中自毁,而最后那升腾的可能也是希望:

现在她从他手中滑开,开始在屋里转来转去,从一个扶手转到另一个扶手。他一脸麻木地苦想:在这项保护他们的工程中,令人绝望的痛苦是,当他们还很幼小的时候,他们弱小的身躯,弱小的身躯,他们十分弱小的身躯。

圣安东的诱惑

编号:C37·2180624·1486
作者:【法】居斯塔夫·福楼拜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50元
ISBN:9787532774814
页数:251页

“白昼终于出现;仿佛一座神龛的幔帐掀开,金色的云霞盘旋向上,露出天空。”出现而新生,但是,在此之前,一切都呈现为堕落的形态,安东在一个夜晚产生的精神幻象,那是魔鬼,那是诱惑:财富、权力、享乐,乃至更具诱惑性的:礼仪、经文……魔鬼以科学之名,制造迷障,隐藏起宇宙的秘密。从夕阳西下到晨曦渐上,幻梦不断,最终,安东从迷局走出,迈向新生。小说反映出对妄念的反叛、对物欲社会的厌弃,是作家投入 “热狂”的一部作品: “噢幸福!幸福!我看见生命产生,我看见动作肇始。我的血激荡着,要胀破脉管,进裂出来。我想翱翔,我想游泳,我想吠叫,我想呼喊,我想吼号。我愿意长出翅膀,长出甲壳,长出树皮,长出象鼻,喷出烟氛,旋扭我的身体,分裂开,散入一切,和香气一样发散,和草木一样成长,和水一样流动,和声音一样响颤,和光一样发亮,隐藏在一切形体。钻入一粒一粒原子,一直坠到物质的尽头,——成为物质!”


《圣安东的诱惑》:十字架离我太远

钻入一粒一粒原子,一直坠到物质的尽头,——成为物质!
——《七》

物质是一本书?一幅画?一个作者?不管是布罗该的画,还是贾劳的画,都在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眼前展开,即使他写给勒·蒲瓦特万的信中说: “自己也很想把《圣安东的诱惑》写成一出戏;不过,这得另请高明,我可不成。”那也是一幅不可更改的画;一部作品打开在我的眼前,C37·2180624·1486的编号也是属于它的唯一;二十五年在困难中写作, “现在我算写完了,中间辍而复始,始而复辍,整整占了我二十五年!”也只有一个叫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作者;当然还有一九三七年一月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李健吾,之后再没有机会出版的译本也成为唯一……

不可更改的画,唯一编号的书,二十五年写作的作者,和唯一的译者,它们都呈现了恒定的物质,都在 “坠到物质的尽头”时成为物质:最后的物质,唯一的物质。但是在成为物质之前,一切的变化都在发生,在福楼拜看到布罗该的画后,是迟疑,但最后决定买下这幅画,从此开始思考如何写作 “我一生的著作”,而后来的一八四六年,福楼拜又买下了贾劳的画,在画里发现了一种共存, “忧郁的奇丑于我有一种异常的魔力;我的性格是滑稽地苦辣,所以这正好应和它密切的需要”。但是当他在一八四九年完成初稿,读给朋友听的时候,他们却要劝他扔到火里烧掉,福楼拜虽然没有付之一炬,但是却听取了朋友的建议写了 “俗不可耐的现实的故事”,这便是他的《包法利夫人》。

二十五年,仅仅是写作的时间,这部 “一个四世纪亚力山太世界的戏剧的展览”没有被烧掉而真正成为福楼拜一生的著作,其中的曲折只是因为他把作品给了唯一的读者,那就是自己,李健吾在《跋》中说: “他胜利了。这场胜利是光荣的,因为他收服了一个读者的读者,他自己。”唯一的作者,收服唯一的读者,这便是变化之后的最后物质呈现,而在像是上帝造人完成后的第七天,圣安东也在经历了魔鬼的七重罪之后发下了 “成为物质”的自己:

噢幸福!幸福!我看见生命产生,我看见动作肇始。我的血激荡着,要涨破脉管,进裂出来。我想翱翔,我想游泳,我想吠叫,我想呼喊,我想吼号。我愿意长出翅膀,长出甲壳,长出树皮,长出象鼻,喷出烟氛,旋扭我的身体,分裂开,散入一切,和气一样发散,和草木一样成长,和水一样流动,和声音一样响颤,和光一样发亮,隐藏在一切形体。

血液激荡,脉管崩裂,长出翅膀,分裂身体,翱翔,游泳,吠叫,吼号……如此众多的是形式,但是它从属于一个物质,那就是生命,所以生命之产生才是圣安东最后的幸福,这最后的幸福也成为坠落到物质尽头之后 “成为物质”,也在这幸福的第七章看见了基督, “就在中央,正当太阳的圆盘,耶稣基督的面孔熠耀着。安东画了一个十字,开始祈祷。”落幕,完结,救赎,得道。 “隐藏”着一切形体,是形式的多元表现,但物质只有恒定的一种,叫做生命,所以圣安东的整个过程就是从种种多元、多变的形式之中找到属于自己也属于上帝的物质,而这个过程就像福楼拜二十五年的困难历程,只为让一种思想,一本书定形。

那么,当安东在家里人逝去之后选择退隐在坟墓里长达十二年,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最后的物质?为什么在沙漠的八十多年修炼中,没有找到唯一的形式?为什么把自己的所有都变卖给穷人,没有让他看见耶稣的神迹?为什么鼓舞迫害的教徒、指责阿芮屋斯的邪说也没有让他找到皈依的上帝?形式多样,在安东的求道得道中似乎成为了一个迷障,当他在上埃及的戴巴伊德境内,当他居住在山顶圆平台上,当他以隐士的身份独居在茅庐里,当他竖起长十字架,这一切只不过具有了形式上的意义,尼罗河还在流淌,海滩之外还是一片海,里比山脉里藏着很多的秘密,而在安东的内心深处,有着无法抵御的痛苦。 “又是一天!又过了一天!”是厌烦, “然而往常,我并不这样苦!”是迷失, “如今,泉水涸了。为什么?”是困惑,当初毅然离开家,毅然远离家人和女人,安东似乎做好了准备,母亲快死了,妹妹要他回来,女人阿娼娜芮亚穿着开衩的后襟迎风飘荡,安东还是头也不回,盲人狄第穆给了他圣经的知识,追随的学生给了他作为长着的尊严,沙漠的苦修给了他勇气,但是当经历了这一切,他为什么还会厌烦、迷失和困惑?

他看到了总督最后一次示众中阿娼娜芮亚被脱掉了衣服毒打的场景,他听到了全城的邪教者争辩的声音,他感慨于自己的弟子全部离开自己的不安,他甚至想着如果不是成为一个圣徒,是不是做俗人、成为文法家或者学家,当兵做税吏或者更适合自己, “苦命的我!真就没有一个完!倒不如死了好!我忍不下去了!够了!够了!”那竖起的十字架只不过在沙子里投下了一个影子,像耶稣受难时的样子,哭泣的安东需要一种勇气, “我就这么弱,我的上帝!拿出勇气,站起来!”但那只是影子,耶稣的影子,上帝的影子的影子——种种的形式,如何抵达唯一的物质?种种的苦修,如何抵达唯一的得道?

影子的世界里,也有着不同的影子,尼布甲尼撒的影子出现了,他沉湎在快乐和骄傲中,最后上帝惩罚他让他变成了走兽,示巴女王的影子出现了,她诱惑了耶稣,但被耶稣打败,安东在众多的影子里开始思考的问题是,既然他们说世界是一个整体,各部分相互影响,就像一个身体的器官,在过程中相互爱憎,那么,在这个整体里, “形式不变的程序真还能够加以修改?”这无疑是对于形式多变的不安,自己是圣徒,是隐士,是接近上帝的使者,但是那些形式在沙漠上投下了可怕的影子,那个整体是不是也面临破碎?自我的欲望是不是会重新苏醒?

其实,已经醒来了,他越需要勇气,就越脆弱,他越需要泉水的干涸,就越饥渴,他也是看见阿娼娜芮亚的痛苦,越是想要靠近她——他也是苦修,是不是越是发现了自己无法克服的欲望? “如今有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沙漠之中呻吟!好像尤赛布,我腰上缠了八十磅的黄铜;好像马开尔,我露出身体叫虫来蜇;好像巴考穆,我一连五十三夜不闭眼睛;和我一比,砍头的人们,钳死的人们,或者烧死的人们,也许全不如道高德重,正唯我的生命是一串不断的殉难!”

所以,安东被一个声音定义: “可怜的安东!”那个声音是最初的诱惑:你要女人吗?你要银子吗?你要一把剑吗?你要全体人民都仰慕你甚至甘愿被你杀吗?声音传到耳朵里,其实这声音就来自自己的内心,就来自欲望的影子,于是声音之后,他看到了黑暗,看到了黑暗中的一塘水,一个妓女,一座庙的角落,一个士兵的形象,一辆有着白马的马车, “它们增多了,环绕他,攻打他。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袭有他;他什么也不感觉到,除去上腹一阵炽热的抽搐。”于是,有了面包和酒席,有了最终可以买通皇后的金钱,有了拿着长矛的人群,甚至安东把所有的仇人都杀死了, “他忘记的仇人他也认出来;他先加以凌辱,然后杀死。他剖开他们的肚腹,割断他们的咽喉,砸倒他们,揪老年人的胡须,压轧小孩子,殴打受伤的人们。”还有尼布甲尼撒,还有示巴女王,一切都回来了,一切都围绕在身边,从最初苦修时的舍弃,到苦闷时的复活,即使最后赶走了它们,即使最后用力抽打自己,欲望和信仰,被诱惑和自救,终是交织成一个矛盾体。

福楼拜:我讨厌每一种单独的教义

那些影子,那些食物,那些女人,那些被杀死的仇人,那些金钱,其实都在安东作为一个隐士的内心世界里,所以在这个自我坠落的世界里,一切的欲望都是想象式的,而惩罚自己也只不过是对于肉身的一种戕害,而既然作为整体的世界有不同的形式,那么诱惑人的又何止这些自我想象式的欲望?往年的弟子伊拉芮影来了,他曾跟随安东,又离安东离去,这便是一个隐喻,是从内心走向外部的象征,而这个走向外部整体的伊拉芮影,以引领的方式,看见了更多的影子,更多的形式,更多的欲望,而伊拉芮影对他说的那句话也成为安东欲望纠缠的一种解读: “伪君子!你陷在寂寞之中,为的是更好纵欲!你摒弃酒、肉、浴室、奴仆和荣誉;可是你放任你的想象贡献给你宴席、香料、赤身的妇女和喝彩的群众!你的节操只是一种更加微妙的腐败,厌恶人世只是对于它憎恨的无力!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同类全那样阴沉,否则也许由于缺少信心。”

尽管安东喊出了: “我时时需要膜拜上帝!”反而证明他缺少信心,这便是七宗罪与信望爱三种美德对于安东真正考验的开始,伊拉芮影带他进入到教堂,在这里有劝服丈夫皈依基督教的妇女,但是当妇女头发被剪平,安东开始害怕起来,这种害怕就是安东内心里的某种不平等思想,而所谓的罪,所谓的恶,所谓对于欲望的痛苦都从这个源头开始:人之异化。在这个教堂里,出现了摩尼,他住在世界的顶端,作为基督-诺斯替派的信徒,他通过怀疑论追求知识,更坚信知识可以获得解脱,他喊出的是: “灵魂宁可落在地上,也不要憔悴在肉欲的桎梏里面!”而在摩尼之后的各种教派教侣,有的认为 “圣灵乃是女性”,有的认为 “女人正是罪恶之树”,他们争吵,就像在安东曾经在城里的教堂里一样,不同的信徒传递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而孟塔鲁斯,作为无冕的异端之王,与摩尼分别掌管天地,他 “披着一件黑大衣,用两根死人骨头扣住”,他用异端的方式惩罚: “啊!皮鞭子抽你们的时候,你们怎样苦苦呼号!你们痛楚的四肢怎样献给我的热狂!爱情不能实现,你们怎样在我的胸脯上面枯萎!爱情的强烈为你们发现了好些世界,你们如今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望见灵魂。”

邪教异端充斥着教堂,在该隐教派高喊: “该隐万岁!所多玛万岁!犹大万岁!”之后,全教堂变成忿怒的波涛, “邪说领袖我们有些殉教者比你的殉教者还要坚苦,有些祈祷比你的祈祷还要困难,更高的爱情的激越,同样长久的禅定。”邪教也要苦行,也要修炼,也要殉教,但是和安东的信仰有什么区别?安东说: “可是没有天示!没有物证!”那只不过是一种害怕之后的辩解,在这个意义上,安东在诱惑面前,还不如邪教异端的信徒。完全赤裸的男人出现,他在这争论的世界里,却看到了空无, “正因为我认识万物,万物不复存在。”没有希望也没有忧虑,没有幸福也没有道德,没有日也没有夜,没有我也没有你,于是这个世界 “一无所有”。

男子在某种意义上启示了安东,当那种对上帝的皈依表现在肉体的苦修上,是不是反而变成了束缚?异教也殉道,而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异端?所以重要的不是形式,甚至形式本身就是幻觉,就是一种诱惑。于是,在这样的迷失之中,安东高喊: “我在什么地方?……我怕我坠入深渊了。不用说,十字架离我太远……啊!怎样的夜晚!怎样的夜晚!”在教堂之后,伊拉芮影再次出现,这一次他不再是孩子,而是变成了 “巨灵”,这一预示着安东的求索之路走向了对于神祇这一形式的怀疑。他们是偶像, “各国的,各时的,木头的,金属的,花岗石的,羽毛的,皮缝的。”他们把人毁灭了, “供在石祭坛上面;有些在臼里被碾碎了,用四轮车压扁了,钉在树身上。还有一位,全身烧红的铁,公牛犄角,拿婴儿活活吞了下去。”神与人之间似乎变成了对立,这便是伊拉芮影所说的 “最初的二元”,而他告诉安东的是,绝对不靠任何形式表现,即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最后, “其实也只是一个人。”

来自印度的佛来了,他也是修道苦行而成佛,勒底人的神衹奥阿迺斯来了,他说: “我太初万物同时。”而且形体没有一定的世界;巴比伦的姑娘为女神卖淫;波斯人的神有善神奥尔穆士,也有恶神阿芮芒;小亚细亚的春神阿提斯歌颂的是身体: “搂紧他的腰,吻他的胸呀!看呀!看呀!你觉得出我们戴指环的手指抚摸你的身体,我们的嘴唇寻找你的嘴,我们的头发拂过你的大腿吗?晕过去的神呀,不闻不问我们的祈祷!”如此众多的神祇,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实现着不同的目标,这便是众多的形式,但最后却都消失或死去,在安东面前,最后 “奥林普山摇动起来”,那些裘彼特、裘龙、马尔斯、狄亚娜等众神也不见,最后变成了黑暗,而在这不同形式的神祇面前,安东喊出了唯一的上帝: “我只信一位上帝,天父——只信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长子,——托生为人,——十字架受难,——埋葬,——刃于天,——要回来裁判已死未死之人,——他的王国没有终结;——我只信一位圣灵,一只信一种悔罪的洗礼,——只信一座天主教的圣堂,——只信肉身的复活,——只信永生!”

于是,伊拉芮影,又将她带向了魔鬼统治的科学世界, “我永远解放精神,衡量世界,没有恨,没有畏,没有怜,没有爱,没有上帝。”这就是科学世界,而安东就是把这个世界叫做魔鬼。那里有不同的星宿, “每个星宿影响其他星宿的行动,助成它们的行动,——不假一个助手,单凭法则的力量,程序的唯一的德能。”这是像上帝一样唯一的存在,但是众多不同的星宿是不是组成了整体的世界?但是魔鬼说,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 “无限”世界, “无所谓虚!无所谓空!处处有身体在‘幅员’不动的空间行动;如若有什么东西加以限制,它就不复是‘幅员’,而是一个身体,它没有界限!”身体没有界限,就是容纳所有的形式,或者形式之意义也被消解了,所以安东更加害怕:上帝会在哪里?善与恶的分界在哪里? “管它哪,善必须有一座天堂,恶必须有一座地狱!”而魔鬼说: “所谓善恶,仅仅同你息息相关,犹如昼夜、苦乐、生死,仅仅在幅员的一个角落,一个特殊的环境,一种个别的利害之上是相对的。”

只有无限,只有永久,空间和时间都不存在,神和人也不存在,而一切的诱惑和想象都变成了你自己的一部分, “万物以你的精神的媒介和你接触。仿佛一面凹镜,你的精神歪扭万物;一而你缺乏一切方法来证实它们的正确。”魔鬼嘲笑着上帝想要把安东一口吞下,但是却给他保留了最后的希望。安东 “举开眼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像耶稣的母亲或者像美丽的阿娼娜芮亚,但是当他们复活却不是人,而是死亡和物欲,老妇人不是安慰,不是休息,不是遗忘,也不是永久的绥静,年轻妇人不是安眠者,不是欢乐,不是生命,也不是汲不尽的幸福,他们是死亡的骷髅,是物欲的肉身。所以安东认为这是魔鬼制造的幻觉, “我拒绝幸福,我觉得自己永生。所以,死亡只是一种幻象,一块面纱,在某些地方掩饰生命的赓续。”

抛弃死亡的幻象,寻找生命的赓续,就是回到人这个实质,从神祇到怪兽,安东的最后一种历险,最后一种幻觉,就是把他从时间的巨大流转中带到独一无二的实质里,那就是生命,这是一种回归,也是安东在诱惑面前发现最后的物质,并将自己变成了物质,于是所有动作,所有的器官,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人这个整体,这个物质,那一个十字符号也终于在见到耶稣的面孔之后,在胸前画出——一切的形式制造了一切的幻象,一切的幻象导致了一切的欲望,一切的欲望通向了一切的痛苦,所以最后的第七章,就像上帝造人的第七天,完成了对于人这一种实质的命名:

超乎一切,最引诱我的,正是宗教。我的意思是说所有宗教,不限于某一种宗教,我讨厌每一种单独的教义,然而我认为创造宗教的情绪是人类最自然最有诗意的情绪。
——1857年3月30日 福楼拜致尚特比女士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

编号:C55·2180624·1485
作者:【美】康纳德·巴塞尔姆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8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32.40元
ISBN:9787544278065
页数:516页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是巴塞尔姆重要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唐纳德·巴塞尔姆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的作品,而这段时期也正是巴塞尔姆的创作开始崭露头角并渐入佳境的一段关键时期。在这段时间中,他所做的任何创作和尝试,都一次次地颠覆着人们对小说的理解。这里包括了处女作《回来吧,卡里加利博士》、《时代》杂志年度最佳图书《不可言说的实践,不自然的行为》,以及《城市生活》、《悲伤》等重要作品。相比巴塞尔姆其他书名标新立异的作品,本书的书名虽看似波澜不惊,却体现了巴塞尔姆站在更宽广的领域对待其作品的态度。书中汇集了他的八部已出版的重要代表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每个故事都从它的创造者对于这一篇本身要求什么的直觉中获得它独一无二的形态。每一篇都在用自己的声音唱着自己的调子。另有系列集子《巴塞尔姆的40个故事》。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要找到一个遗失的父亲

一一一首歌能让人怀孕吗?
——我想不行吧。我会说不行。
——也许是在一个人睡着的时候,可能么?
——也不大会吧。
——什么样的人会有歇斯底里的怀孕?
——嗯,你知道。那种神经质的女孩吧。
——如果一场歇斯底里的怀孕最终结果是生下来了,还是要把它算作歇斯底里吗?
——《城市生活》

一张嘴,一只眼睛,一些杂物,抽象而混乱地遍布在封面上,像是贴合着巴塞尔姆兀立、怪异、绝望的叙事风格,甚至那里根本没有目录——当一本书翻过131页的时候,在第132页和133页之间,却发现新大陆一样看见了那张单独的目录页面:和封面一样的设计,和内页几乎一样的宽度和长度,像是隐藏在其中成为内文的一部分,从1964年的《回来吧,卡里加里博士》到1988年的《不可言说的实践,不自然的行为》,从1970年的《城市生活》到1972年的《悲伤》,从1974年的《罪恶的快感》到1975年的《亡父》,从1976年的《外行们》到1979年的《伟大的日子》,以及序和译后记,共同组成了《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的序目。

为什么隐藏?为什么显现?只有进入到文本里才能找到,这是不是也在贴合巴塞尔姆的行文风格?怪异和混乱的反面是不是秩序和规则?那一排排的题目按照有序的方式陈列着,在目录世界里它们应该跳出来,为一本书制造进入的通道,但是隐藏而显现,看上去具有了一种阅读的行为艺术。甚至,夹住这张坚硬目录的第132页和133页,完全在叙述一个父亲的寓言。 “父亲就在那儿”,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感叹,像是发现了这张目录一样的表情,但是在哪儿?在床上坐着, “而且正在哭泣”,谁弄伤了他?谁侮辱了他?谁诽谤了他?

“我父亲玩着盐和胡椒瓶,还有糖碗。他掀起糖碗的盖子,把胡椒撒进去。”隔开了一个段落,父亲不哭泣了,但是还是坐在床上,他在翻娃娃的梳子,他在翻娃娃的床,他把手捅进娃娃房的一个窗口。娃娃不是他儿子,我坐在他对面,他为什么不和我说话,为什么不告诉我受到伤害的事?省略号之后还是省略号,泣不成声的故事里,一切都是断裂的,都是混乱的,都是隐藏的。但是如果拿掉坚硬的目录,在第133页里,却看不到一个省略号,看不到娃娃房,也看不到糖碗和胡椒瓶,哪里只剩下一个想知道父亲遭遇的我,于是拉尔斯·邦出来了,于是米兰达出来了,于是那条街和那辆马车出来了,于是贵族和主人出来了。

省略号的132页,坐在床上哭泣的132页,胡椒瓶和糖碗的132页,亲身经历了故事的父亲坐在床上哭泣,但是父亲之存在却是隐藏的;拉尔斯·邦来到房间的133页,米兰达勾勒了发生事情的133页,我和车夫约会的133页,父亲不在,但是他的遭遇却慢慢显露出来。隔开却呈现出不同的状态,隔开而具有某种逆反的叙事效果,而一张坚硬的目录之隔开,是不是更具有隐喻?但是夹在中间,它从来不属于故事,不属于132页和133页,不属于父亲和我,也不属于那个父亲死去的故事,它只是一个路标,突兀、怪异,以及最后必然抽身而出。

抽出身来回到封面之后的位置,文本似乎回到了文本,就像这本1981年出版的图书,当时巴塞尔姆还活在世上,当从1964年的故事到1979年的小说整合成一本书的时候,巴塞尔姆却用简单的名字和数字命名:60个故事,就是60个故事,没有分叉,没有混乱,没有怪异,朴实无华,就像大卫·盖茨在序中所说, “也许他对相处可以拱悬于这样一片多样风景之上的任何一个书名绝望了”,60是一个好数字,圆满而又悦耳,再没有那种 “举起一根手指挠到你的咯吱窝”的怪异感觉,也没有《我买了一个小城市》的异想天开,但是在用圆满的数字修饰的故事里,巴塞尔姆真的在回归一种现实主义的存在?真的要结束怪异而绝望的叙事风格?

残留在第132页和133页的影子还在,《我父亲哭泣的景象》,看上去也是简洁而自然:关于父亲在街上被一辆马车撞到,然后死去。但是当马车撞到父亲的时候,谁在现场? “我在出事后不久就到达了现场,没闻到酒味。”在店员面前我这样说,否定是因为父亲喝酒才被撞到,是因为我站在父亲这一边,但是,没有在现场,我的证明其实是脆弱的,而最后也变成了一种听说,一种想象。甚至,我开始怀疑,那个父亲是不是我的父亲,就像坐在床上哭泣的是不是就是我的父亲, “但也许在那里哭泣的不是我父亲,而是另一个父亲:汤姆的父亲,菲尔的父亲,帕特的父亲,佩特的父亲,保罗的父亲。”谁的父亲,其实不是为了探寻唯一的结局,而是为了证明,他不是谁的父亲。从一种肯定走向一种否定,这便是父亲的命运,而那个时候,父亲也变成了一种类: “父亲”。

带引号的父亲,可以是打开糖碗盖子的父亲,是坐在床上哭泣的父亲,是捅开娃娃房窗户的父亲,也可以是被马车撞到的父亲,但是他也是所有人的父亲, “坐在床中间的男人看上去非常像我父亲。”只不过是像而已,而这个像就把父亲变成了一种隐喻:所有人的父亲。被撞到,被弄伤,最后死去,完全不具有个体意义,所有的父亲都被侮辱,都被伤害,都在哭泣,那个店员说的话,女孩说的话,车夫说的话,从来不是证明我的父亲遭遇了事故,而是各自说着自己的父亲。父亲重新被淹没,而这是 “无父”的开始,隐藏而否定,就是放弃一种权威,而放弃权威的那种否定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另一种权威,撞到父亲的人是谁?一个贵族,名叫阿克莱菲尔特伯爵,他的马车,他的车夫,于是都成为身份之一种,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那天这么可怕的脾气;如果你父亲活下来了,而我的主人逮住了他,你父亲怕是得不了好,这是肯定的。”车夫拉尔斯·邦这样说,于是,一个父亲的死变成必然,一种权威的消失变成必然。

这便是1970年巴塞尔姆笔下的《城市生活》,父亲在城市,马车在城市,死亡在城市,当一切隐藏而消失,当一切解构而混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城市生活”的本质?城市生活里有被马车撞死的父亲,有和天使有关的教堂和信仰,有警察,有宗教,也有高高在上的 “玻璃山”,但是一切和父亲一样,只不过是陨落的权威,是解构的秩序,是颠覆的经典。 “艾尔莎和雷蒙娜进人了复杂的城市。”《城市生活》中的艾尔莎和雷蒙娜就这样进入到城市里,他们寻找公寓,遇见男人,生下孩子,看上去一切都是有秩序的生活,但是,生活里的没一个父亲都在哭泣,都死在更大的权威里。艾尔莎和雷蒙娜,一起都法律学校,是希望从事法律工作,这是秩序的另一个开始;他们都遇见了男人,都在爱情中怀孕,这是秩序的再一个开始,可是,一切的秩序都是混乱的:艾尔莎在卧室里哭泣,他和雅克卷入了一场争斗,而和艾尔莎在一起的查尔斯被人绑在床上,一根针扎进了臀部,后来艾尔莎和雅克走进了婚礼现场,艾尔莎怀孕了,查尔斯给雷蒙娜写信,雷蒙娜也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男孩, “当两个女孩住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必须做出选择。一个人不可能两个都拥有,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是她们各自的选择,但是谁也不知道她们会属于那种秩序,艾尔莎没有读完法律学院的课程,雷蒙娜带着孩子被老师指责——她们是怎样怀孕的?她们是怎样生孩子的?或者说,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

“雅克、艾尔莎、查尔斯和雷蒙娜坐在同一排看太阳舞。雅克坐在艾尔莎旁边,查尔斯坐在雷蒙娜旁边。当然查尔斯也坐在艾尔莎旁边,但他主要是靠向雷蒙娜。”这其实就是他们的 “城市生活”,坐在旁边,隔着距离,相互影响,又彼此独立,所以一首歌能让人怀孕,歇斯底里能生下孩子,他们命名为 “童女生子”只不过是一种反讽,那张销量达一百万的唱片名字叫《城市教培中心》,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父亲,没有秩序,一切都是动物的交配,而一百万的销量是不是意味着在城市生活中有一百万个孩子会在交配中生下来?

一首歌会让人怀孕,一曲舞曲却会让人产生恐惧。《警察舞会》里有警察,有王后至尊,有英俊的男人,有性感的女人,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舞会之中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秩序,都没有了权威,只剩下吃过烤鸡的味道,只剩下珍珠脚趾,只剩下高级钢灰色, “因为警力,那个伟大的准则,在违背与遵守之时最受崇敬。而这正是你们这些人的所在,在违法之时。”玛格戈和贺拉斯终于在舞会上各自交出了身体,没有了警力的保护,没有了准则的维护,当然也没有了自制力,最后便是弥漫着的恐怖, “恐怖已经移到了贺拉斯的公寓外面。即使警察和他们的女人也不安全,恐怖想。没有人是安全的。安全并不存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恐怖是城市的权威和主人,而书写了《恐惧与颤栗》的克尔凯郭尔呢? “真正的任务是经由现实性实现的和解而真正的现实性,克尔凯郭尔说,乃是宗教。”现实性实现而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宗教是唯一的道路,是消除恐惧与颤栗的必然通道,但是,在宗教之前,是不是有另外的现实性?一种反讽对应着 “城市生活”,警察、法律和政府,都在维护着现实的秩序,但是最后却成了反讽: “我们正在花费大量金钱用于我们所有的这支军队,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装备得美轮美奂。……。那么政府做的是什么呢?它跑去变卖它剩余的军装。孩子们开始穿上它们,军装或部分军装,因为它们便宜而又有某种风格。”反讽出现了,反讽的目的是什么?是反对而拥有自由, “反讽是一种剥夺客体的现实性的手段,为了使主体可以感觉自由。”但是当具有会眉心的反讽出现的时候,客体在战栗,在破碎,在消失,但是那个空出来的地方会放什么?克尔凯郭尔说是异化和诗歌,就像施莱格尔《路德清》里所说,它构建了一个反讽之后的替代物,优于历史,也优于现实,而在克尔凯郭尔那里,具有真正现实性的东西只有宗教。

克尔凯郭尔和施莱格尔,在文本里谈论异化和诗歌,谈论反讽和宗教,但是当从文本走向城市,真正的现实会出现吗?火车,似乎是逃离城市现实的一个通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在提问一个在回答:看到了火车上的女孩,在看一本书,书放在膝盖上, “她的两腿分得相当开,晒得很厉害,颜色是——”于是幻想出现了,它逃离了现实,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正在接近反讽,但是在讨论了克尔凯郭尔和施莱格尔之后,他们的问答是:

答:她在抚摸自己的乳房。
问:还穿着短上衣?
答:是的。
问:黄色的短上衣?
答:蓝的。

重新回到幻想,重新回到欲望,重新回到反讽——反讽的反讽,就在文本的背面,就在现实的里面,没有诗歌和异化,没有宗教和哲学,女人的乳房和短上衣成为最后的愉悦。和哭泣的父亲,交媾的警察一样,反讽在反讽着自己,于是,在 “城市生活”,美丽的公主被人从玻璃山上扔了下来, “可以依靠他们来对付她”,暴力,赤裸的暴力,是另一种权威,没有任何道理地发生了: “老鹰也没道理,一点都没有,一会儿都没有。”

1970年的 “城市生活”里,毕竟有过一种如父亲,如法律,如宗教一样的权威,毕竟有过具有摧毁性力量的反讽,但是在 “城市生活”之前呢?甚至连父亲是谁读不清楚。《你会告诉我吗?》在1964年的文本里,一个问号是无数个问号,你我也是无数个你我,先是三个人,休伯特、查尔斯和艾琳,查尔斯和艾琳结婚了,休伯特给了他们一个婴儿过圣诞节,婴儿名叫保罗,一个从银行来的婴儿,就是在这样令人费解的答案中,保罗长到了十六岁。在这十六年里,不是平平安安,暗处的故事以令人晕眩的感觉上演着:休伯特和艾琳有了恋情,他们没有让查尔斯知道,休伯特又有了一个养子叫埃里克,艾琳和查尔斯又有了女儿希尔达,和保罗同岁,希尔达于保罗不仅同龄,两个人也有恋情,但是风信子安喜欢保罗,保罗在丹麦又跟英格上床,霍华德想要摸希尔达的手,查尔斯的女儿罗斯玛丽又读诗给爱德华,还有无政府主义的杰克逊,年轻的亨利……

人物出场,又匆匆离开,于是关系变得复杂,缠绕在里面就像迷宫,谁和谁在一起,与谁和谁不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同义反复,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谁制造了混乱?线索是艾琳和休伯特有过的奸情,然后蔓延开来,于是希尔达砍到了黑梨树,爱德华咆哮着啃咬自己,保罗借出了一把斧头……在一触即发的暴力中,休伯特还摸着艾琳的乳房, “你有美丽的双乳,他对艾琳说。”查尔斯也在床上摸着艾琳的乳房, “你有对美丽的乳房,艾琳,查尔斯说。”于是,安的风信子扔到了海里,霍华德的爱慢慢枯萎,而埃里克,却拿出了那把霰弹枪,在休伯特问: “你带着那把霰弹枪去哪儿啊,埃里克?”艾琳大喊: “埃里克,把霰弹枪从你嘴里拿出来!”

枪响了吗?为什么是埃里克?他是谁?仅仅是休伯特的养子?或者说保罗仅仅是从银行拿出来的婴儿,希尔达仅仅是查尔斯和艾琳的女儿?关系混乱,人物混乱,故事混乱,最后没有秩序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保罗和希尔达拥抱。什么才美妙?他们想着。他们认为答案或许就在他们眼里或在他们交混的呼吸里,但他们不能肯定。这或许是虚幻的。”父亲是谁,隐约地传递起来,却成为最具伤害性的线索。 “混乱是美味的也是有用的”,巴塞尔姆站在暗处说,在《游戏》里: “我们每人都配有一支.45,我们每人都应该击毙对方,如果对方行为怪异的话。多怪异才叫怪异?我不知道。”在《总统》中, “我正在想着总统。我疑惑,他对于这一任合适吗?他是是个奇特的家伙,我想——不像我们有过的其他总统。”而所有的混乱都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关系世界里分不清自己是谁,就像《气球》, “每个交汇都是至关重要的,气球和建筑的相遇,气球和人的相遇,气球和气球的相遇。”相遇、碰撞、发生关系,最后的选择,都变成了一种必然却随机的举动,所以世界的混乱就是失去了秩序,《看见月亮吗?》和红衣主教Y对话便是将这种混乱推向了真正的解构:

“世界在什么上面?”我问。
“在一只大象上面。”他说。
“大象在什么上面?”
“在一只乌龟上面。”
“乌龟在什么上面?”
“在一台红色剪草机上面。”

上面的上面,再上面,似乎从来没有最上面的存在,上帝在哪?像一只气球,随风飘逝,于是《爱丽丝》说: “那就是混乱你可以制造混乱吗?爱丽丝问当然了我可以制造混乱我说我制造了混乱她打量那?混乱混乱是英俊而有魅力的她说而且比悔恨更持久我说而且比悔恨更滋润她说”……我在哪里?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该怎么办?愉悦和迷惘的混合,可能的选择和态度,最后不是焦虑,而是沉浸在混乱中,把混乱当成现实,把混乱当成上帝。

所以,1964年的《回来吧,卡里加里博士》是神秘的铺垫,1968年《不可言说的实践,不自然的行动》是前奏,而在1970年《城市生活》之后,巴塞尔姆在荒诞中走向批判,在反讽中新制造更大的混乱。《日常生活批判》是借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著作名字,我读的是《感性剥夺日记》,妻子旺达读的是《Elle》,不同的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意味着承诺的缺席, “如果你是一个已婚男人的话。没有什么事做,还是回家喝上九大杯算了吧。”所以即使在婚姻破裂之后,他们也是友好的,干杯互助健康,在一箱接着一箱,一年重复一年的生活中,消费着一切, “资本主义兴起并脱去了它的睡衣。又一天,又一美元。每个人的价值都以他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来衡量。”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兴起》,而更进一步,则是《在机械时代之末》,我和戴维斯太太建立家庭,仅仅是在超市买肥皂时,随机的手碰到了一起,最后离婚时,戴维斯太太说, “这是一个隐喻,它具有隐喻性的真实。”而我说: “还有机械时代之末,那是一个隐喻么?”

物世界异化了一切,《瑞贝卡》说自己想要改掉 “丑陋的、爬虫似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姓氏”,《被俘获的女人》回答年龄却说: “去年八月三十二岁。”《中士》里被人称赞 “这么快就当上中士了”,而回答是: “我一直是中士,我说。上一回我也是中士。”扑面而来的是反讽,它正在摧毁那种高高在上的秩序和权威,于是欧也妮·葛朗台想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是葛朗台却因为被捐了八十万而活活气死;于是,1888年5月,爱德华·李尔向亲朋好友发出邀请函,不是庆祝什么,而是让大家见证自己的死亡,女人、结婚,都不在活着的世界里出现,而死亡变成了最后的表演, “一个死者面模被立刻取下。”最后所有人都在消费死亡,就像葛朗台消费金钱和信仰, “随着时间推移,爱德华,李尔之死变得如此流行,以致全国各地都在重新搬演,取得了值得瞩目的成功。”

但是,反讽能建立另一种秩序吗?1975年的《亡父》似乎以独立的方式再次审视 “父亲”,这一本 “给儿子们的一份手册”中,列举了不同的父亲:狂怒的父亲,作为教师的父亲,跳跃的父亲,有獠牙的父亲,坠落的父亲,遗失的父亲,以及最后被弑杀的父亲,父亲有三角眼,有固定的蓝色,可以跟女儿一起睡觉,或者会成为一个国王,但是,父亲都会遗失,就像权威,就像秩序,就像上帝,而遗失并非是最后的结局,甚至,遗失也会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要找到一个遗失的父亲:要找到一个遗失的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是要遗失他,毅然决然地。”要找到另一种权威的 “父亲”,首先就要遗失,想尽办法遗失,制造事件遗失,所以遗失成为一种归宿,而真正的遗失是死亡, “父亲之死:当父亲死去时,他的为父之道被归还给了全父,他是所有亡父汇集到一起的总和。”但是,让他在死亡中遗失,绝不是弑父, “杀戮你的父亲是毫无必要的,时间会杀戮他的,那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你真正的使命不在于此。”

让时间杀戮父亲,这是不是取消反讽变成了一种自然?巴塞尔姆是反对 “无”的,而他反对的其实是物意义上的无, “一条雀鲷不是无,它是一条鱼,一条Pomacentrus,它喜欢暖水、珊瑚礁——甚至它自己,就我们月所知的一切而言。无不是一件长睡衣或一个傻瓜、九十二,或尼尼微。”当一个绝对权威的上帝如父亲一样在时间中被杀戮,这其实是为无提供了理念的存在可能, “海德格尔指引我们面向恐惧。从克尔凯郭尔那里借了一杯恐惧,他把它撒了,而在茁铺开的污渍里他发现(像一个茶叶占卜师)无。”它是更恐惧的恐惧,是更虚无的虚无,更混乱的混乱,所以在60种虚构里,60个故事里,60种父亲的杀戮中,最后的出路其实是摧毁 “父亲”这个次本身, “你必须成为你的父亲,但要成为一个更苍白、更虚弱版本的他。”

你不是你,不是父亲,你是他,永远的第三人称,不在抬起头的上面,不在床上哭泣,不在马路上被撞到,永远缺席,缺席而怪异,怪异而反讽,反讽而混乱, “混乱的存在应该有五大证据,其中第一个是上帝的缺席。”

庶出的标志

编号:C54·2180619·1483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9.90元
ISBN:9787532774357
页数:233页

“庶出的标志”——bend sinister,指的是从盾徽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斜纹,通常,也有表示私生子的含义,纳博科夫说: “选择这个标题是想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生活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小说的背景置于一个荒诞不经的警察国家,人们信奉埃克利斯主义,追求整齐划一的埃特盟(普通人)式生活,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是国民的通性。主人公克鲁格是该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享誉海外,为了让他为新政权背书,独裁领导人巴图克百般尝试却不得法,最后挟持了克鲁格幼小的儿子,通过这一小小的 “爱的杠杆”,撬动了固执的哲学家。作为移居美国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毫无疑问,可以从镜子中清晰地分辨出那些愚蠢可憎的政体造成的某些扭曲”。


《庶出的标志》: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

然后,克鲁格想到,最重要的是,我是意象的奴隶。我们总说这个东西像另一个东西,而我们真正渴望做的是描述一个不像地球上任何一个东西的东西。
——《十四》

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各自延伸,又各自返回,延伸的是自己应该行走的轨道,返回的却是被牵制的那条路,当这两个动作、两个目的指向不同的方向,又合二为一的时候,谁在里面建立规则?谁在中间制造力量?一个词, “像”,隔开了它们,却又联合在一起,但所有一切在如此诡异的过程中发生的时候, “创造性的毁灭”变以悖论的方式侵袭了那个左右为难的实体。

一个东西属于 “外在”问题,它是空间,是时间,是物质,是外面的未知事物;另一个东西属于 “内在”的问题,它是生命,是思想,是爱,是内部的未知事物,它们曾经如此独立,互不干扰,但是却在 “接触点”上相遇,不是谁比谁重要,而是哪一样东西都无法逃离一种束缚,那就是本体的消失,而当本体消失之后,外在而变成内在,内在也变成外在,它们共同在一种状态中成为互文,而这种状态就叫死亡。

在死亡没有降临之前,一种东西和另一种东西,内在和外在,就是沿着各自的道路,就在各自的轨道上, “就像以往那样,他有两面性,一个是情绪激动的人,另一个是旁观者,带着关切、同情在旁观望,时而叹息,时而惊诧不已。”克鲁格,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热衷于哲学的老师,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即使是两面性,也是对于两面性存在憎恨的人, “我的平方根还是我”,被复制却又返回自身,永远有那个 “我”存在—— “我”是 “我从来没有签署过,也从来不会签署任何东西”的 “我”, “我”是 “只要过了河就可以。明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会来把事情办好”的 “我”, “我”是 “我不能就这么胡乱穿上衣服。我必须得先冲个澡,我得刮胡子”的 “我”,看上去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但是当 “我”不断强调是 “我”,当我拒绝别人而保持自己的 “我”的时候,那种外在的力量,那种 “像”的意象,却已经成为一种破坏力,甚至让克鲁格看到了那种叫死亡的连接点上出现的影子。

死亡其实从来没有远离过,当克鲁格的妻子在医院里死去,当自己的朋友被捕,当孩子的生存受到威胁,当 “两个风琴手在同一时刻出现在同一个院子里”,还有什么可以成为完全的内在,还有什么可以避免绝对的外在,还有什么能绕过那个 “像”的状态?当初死亡降临的时候,在我的平方根还是我的倔强中,对于克鲁格来说,死亡也依然被直视,甚至 “把它称作是一只狗”,把它看成是令人憎恶的东西,就像憎恶那个两面性的 “我”,耸了耸壮实的肩膀,甩掉死亡这个怪兽,重重的一击中,在灰尘四起时, “那些厚厚的、陈旧的草垫、地毯还有其它一些东西纷纷跳起、落下,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惊骇的解脱。”

在克鲁格看来,我就是一个不能改变的本体,像妻子奥尔嘉一样活在自己的舞台上,像安波一样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像自己一样远离政治,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十五年前父母在火车事故中双双遇难了,几天前自己的妻子奥尔嘉在医院里死去,他曾经以为自己是一个英雄, “克鲁格能够瞄准一连串最时尚的、最高尚的人类思想,随时就能打下一只野鹅。”而且不能打败死亡,也正是由于这个能打败外部问题的人,他和奥尔嘉在错失了五年的相遇之后发现了存在着的 “本体”,他们用一种激情相爱,但是爱、思想、生命却终于无法抵御死亡, “那么为什么他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就此事而言,希望这个东西会失去它的鬈毛,它的面罩,它的镜子,成为没有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本体?”赤裸裸的本体,其实已经变成了臆想,变成了梦幻,变成了文本里的一个符号,被平方又被开方, “我”在其中,已经不是那个唯一、绝对,以及像 “悬挂在宇宙的圣诞树上的钻石”,而是变成了一个喻体。

“克鲁格希望找寻出来的不单单属于末描述的种、属、科、类,而是某种代表崭新的纲的东西。”这或者是一种努力,而新的世界被打开,也无法绕过,甚至后来就变成了逃避。在一个被 “像”统治的世界里,只有溢满到边缘的水, “像是一个匙形的洞,透过它你可以看到底下的天空。”当然,在行走的路上也照出自己的脸,克鲁格已经找不到用以擦脸的手帕,他的双手取代了手帕——手取代了手帕,是一种 “像”的本能反应;世界也变成了一面镜子,那只窝成杯子的手和低下的头都在镜子里,然后映照出一举一动,即使那个时候克鲁格在写信,在看《沉思录》,透过河对岸的冷杉树和桤木灌丛望见奥尔嘉姑姑的家园,甚至看见了五年之后相遇而获得的爱情,但是最后都变成能了 “一封丈夫酒后写给天堂中的他妻子的信的碎想”。

水里照出的是独立的本体和思想,镜子里看见的是曾经的自己的爱,但是它们都已经在 “像”的世界里了,还有什么可以像直视死亡一样直视喻体?唯有逃避。旋转钥匙,打开门,在 “空洞无比的、嗡嗡的、隆隆的、滚动的、轰鸣的寂静”中,他的想法是:带着儿子大卫去乡下呆上几天,并且警告最后的佣人克劳蒂娜: “记住,如果你向孩子透露一个字,我可不会对你客气。”无声无息地消失,不是对外部的世界抵抗着什么,而是在内在的问题中还把自己当成 “我”,就像他在学校里面对校长,面对同事的请求说的那样, “我不会签署不是我写的任何东西。”

但是,对于克鲁格来说,从来没有可能离开自己的存在,从来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奥尔嘉和安波,难道就只活在自己的舞台上?难道就是在演绎莎士比亚的悲剧? “现在有两个主题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是用现在时演绎的莎剧,由安波在他的小巷子里一手操办,另一个是融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混合物”,混合物里有我和非我,有政治和文学,有 “我”的平方和平方根后的 “我”,以及本体和喻体——莎士比亚的经典台词最后却变成了 “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在自造的词语里,舞台也渗透进了外部的残忍, “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击晕了整个城市。他热爱的两个人已经被带走了,也许被处决了。”

舞台已经沦陷,学校已经封闭, “亚当·克鲁格,你将拯救我们吗?”校长这一句问话其实是整个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更为悲哀的是,想要获得拯救,不只是让克鲁格投降,而是让所有人承认,他们成为意象的奴隶,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主人, “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我要加一句,一个伟大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非常巧合地成为另一个伟大人物,一个现在领导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的同学。”巴图克,一个人,一个领袖,一个伟大人物,不再是那个叫 “蛤蟆”的本体,不是那个克鲁格曾经的同学,更不是坐在他脸上一千次游戏的同伴,而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一个国家的符号,一个复制了人格的埃科里斯主义的统治者。

校长请求克鲁格拯救他们拯救学校,是把克鲁格和巴图尔当成曾经的同学,这是一种在 “我”和我们意义上的私人关系,甚至连 “蛤蟆”这个外号也具有某种亲和力——它不是 “像”的那个意象奴隶。克鲁格父亲是生物学家,巴图克的父亲是素食者,克鲁格曾经踢足球,巴图克不踢足球,即使,那时的巴图克是个沉闷、平淡无味的人,是个气量小、热衷于报复的人,他也只是一个个体,一个本体,一个 “我”。但是在时间的经历中, “像”已经慢慢吞噬了本体,巴图克加入了 “普通人党”,开始活跃甚至崛起,开始拥有了拥护者和卫兵,最后他终于登上了国家的领袖宝座,最后他驾驭了这个国家,一种本体的消失,是用另一个叫做国家的机器取代了它,从此, “像”便去除了所有蛤蟆的外号,去除了做了一千次的故事,去除了同学的关系。

“像”制造的神话,其实就像巴图克父亲设计的那个 “销售笔迹装置”一样,它是埃克利斯主义者信奉的一个教条, “它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机械装置是可以复制人格的,质量仅是数量分配的一个方面。”重复,机械,丧失人格,丧失本体,在机器中成为 “我”。新机器演变成新政体,新政体统治新国家,于是在巴图克的广播里,每一个曾经的个体都成为国家的奴隶: “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另一个市民的内心自我中建立自己的寓所,在心灵间振翼而飞,直到你不知道自己是彼得还是约翰,你们将与国家紧密拥抱,每一个人都会高兴地成为krum karum(krum与karum两词发音相近,可理解为 “紧密不分的”。)……”于是在大学开学典礼的稿子上,不同的 “我”都看见了同一样东西: “不管它们属于谁,两双看着一只靴子的眼睛看的是同一只靴子,因为在两双眼睛青里映的是同样的靴子;更进一步说,喉管是思想的位置所在,因此,思想的活动就是一种漱口。”

每个人和国家紧密相连,每一个我都在没有思想的世界里,所以巴图克说: “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那些被逮捕、不处决的不是你的朋友;所以巴图克说: “‘独处’是语言中最卑鄙的词。没有人可以独处。当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说‘让我独处’,那么结果就是癌。”所以取消个体,让每个人都在 “独处”中自灭,谁都是笔记装置中的一个意象,谁都脱离了本体的存在,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在这个国家机器里,还美其名曰是自由,那封油印件里清楚写着: “亲爱的公民,根据宪法第五二一条,以下四个自由是全体国民所拥有的:(一)言论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会自由,(四)游行自由。”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现实和由巴图克宪法授予公民的权利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为我们有足够的纸张供应,诸多优秀的印刷出版社,宽敞温暖的公共大厅,以及环境优美的场所和公园。”而在这样的自由和民主中, “唯一的真正的艺术是遵纪的艺术。”国家、领袖,共同体,只不过是不同的说法而已, “我们热爱我们所属的集体,甚于热爱我们自己,我们更加热爱我们的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我们拥护完全的一体化,平衡和融合国家的三套程序:生产、执行和思想。我们拥护在同胞公民中建立一个利益的共同体。我们拥护在爱人和被爱者之间树立强有力的和谐关系。”

领袖叫巴图克,国家叫 “巴图克格勒”,一种命名的背后甚至取消了作为蛤蟆的个体,那么在这样一个像 “笔记装置”的国度里,还有什么可以直视死亡?还有什么可以拯救思想?还有什么可以避开外部问题?舞台上的角色,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以及小说中的人物,是不是也只是一种 “像”之下的意象的奴隶?死亡没有被吓跑,而是席卷而来, “浑身空虚,他永远不会再写书了,他太老了,无法低头再重新建造这个世界,在她死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塌陷了。”对于克鲁格来说,这是他从避世主义走向反抗世界的第一个信号,警车、暗探、拘捕证,把他的幻想击碎, “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外在’和‘内在’也是幻觉,一座大山可以说是代表了千万个美梦,而希望和恐惧则可以很容易被描述成冰盖和海湾?”

其实,在这个全盘陷于幻想的世界里,在这个面临死亡的困局里,克鲁格可以让自己变成 “我”的就只有唯一的希望,那就是让儿子大卫离开这里,去乡下只是权宜之计,当一切慢慢靠近时,他想到了以更积极的方式离开这个国家:出逃。 “我决不能把我的孩子留下来。”这是克鲁格作为父亲的唯一一个 “我”,但是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种 “像”的互文:何处是出口?何人是本体?信赖的女佣?大学里的司机?策划出逃的书商? “已经太晚了”似乎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没有自我的时间。

甚至,这是真正死亡的开始,从克鲁格身边被带走,又送回来不是自己的孩子,之后是关于大卫在 “游戏”中死亡的消息,而最后告诉克鲁格的是: “这本不应该发生。我们实在感到抱歉。你的孩子将会得到最好的安葬,一个白人孩子所能梦想到的最好的安葬……”最后的希望成为泡影,死亡才在那一刻成为真正的解构,而面对死亡,克鲁格最后冲向巴图克,可以看成是个体向机器发动的最后反抗,而这反抗的终点也是死亡,只不过在彻底冲破了 “我”之固守的原则,以一种从奴隶到英雄的对抗方式,把死亡变成了一种 “幸福”—— “但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幸福的,而且他也看到了死亡只是一种风格问题。”

死亡是风格问题,死亡是一种生命的书写,上升而蜕变,从肉体到精神,再到思想,克鲁格显然已经从自我定义的哲学家变成了对他人具有启示意义的知识分子,也是一种 “像”,飞蛾扑火式的存在,但是在处处存在 “笔记装置”的国家主义面前,变成了一记响亮的 “嘟”: “于是,我伸展了一下身子,从写了又写乱成一堆的稿纸前站立起来,去查看一番窗上的铁丝网,刚才有什东西打在上面发出 “嘣”的一声。”打破了寂静,打破了黑暗,打破了纯粹书写的符号,在那一个书写者 “我”面前变成了从内部走向外部的信号,而这无疑是对于那个 “庶出的标志”的讽刺。盾徽上从右上方到左下方的对角条纹,是 “私生子”的含义,在一个取消了父亲本体存在的寓言里,这一条条纹永远是 “像”的符号, “暗示一种被折射破坏的线型轮廓,一幅镜中的扭曲图像,一次人生的错误转向,一个怪诞邪恶的世界”,水坑或者镜子,埃克斯利主义者,巴图克格勒, “草坪游戏”,都在意象的奴隶世界里制造了 “庶出的标志”,而唯有用最后的死亡来破解,才是唯一抵达幸福之路——纳博科夫称之为 “爱的杠杆”,因为大卫是儿子,因为克鲁格是父亲,唯一而真实的关系,只有靠爱的杠杆才能走向那个独立的 “我”——没有隐喻,没有象征,从死亡走向死亡,就是从本体回到本体, “死亡也只是一种风格问题,仅仅是一种文学的手段,一种音乐和弦。”

“嘣”。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有灯光,有声响,以及一个真正直视死亡的我,和我们, “很可能,同样的情况据说当我们在身边的空间里留下印迹时也许也会发生。”

族长的秋天

编号:C65·2180619·1482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39.50元亚马逊24.50元
ISBN:9787544269209
页数:258页

萨尔曼·拉什迪说《族长的秋天》是近五十年来各语种的小说中 “最为伟大”的小说,或者只是一种个人感观,只是放在腰封上的还有马尔克斯自己的告白: “有一天,当没有人记得《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街的时候,《族长的秋天》将使我免于被遗忘。”被遗忘其实是一种恐惧,一种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条街的独裁主义的恐惧,就像那个独裁者,他在难以数算的岁月中享尽荣光,却无法改变 “没有能力去爱”的命运,于是他一边用权力的罪恶补偿这无耻的命运,一边在只有母牛的宫殿里沦为自己孤独的祭品。 “他将自己仍记得的寥寥几件事情写下来,以确保永远不会忘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他写道,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她曾在他朽迈的年岁里教他读写,他拼命想忆起她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想再一次看到她撑着那面旗帜色彩的塔夫绸阳伞……”


《族长的秋天》:真相之后永远有另一个真相

他都会拿出一个论断:一件事如果现在不是真的,那没关系,他妈的,将来它全部会是真的。

将来总是在后面出现,甚至在最后的最后以一个句号的方式完成,而在 “无目录”的文本里,在一个逗号可以到底的段落里,在最后的最后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一件事总是以迫不及待的方式证明它是真的。塑膜之后,是封面,封面之后,是本文,从最初撕开的那一刻起,最初的真就仿佛凌驾于一切之上,透明的世界里能够望见腰封及封底的那些话,引用自萨尔曼·拉什迪的话说: “近五十年来各语种的小说中,《族长的秋天》最为伟大。马尔克斯以抒情诗般不可思议的语言,写下了无人能及的作品。”引用自马尔克斯研究权威杰拉德·马丁的话是: “马尔克斯身为作家最重要的作品是《族长的秋天》,而不是《百年孤独》。”引用自哥伦比亚《时代报》说: “《族长的秋天》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文学方面最具野心的作品,是这位不世出的作家用语言和画面撑起的一部史诗。”

不管是 “近五十年来所有语种里最伟大的小说”,还是代表加西亚·马尔克斯最高文学水准,无论是 “无人能及的作品”,还是最具野心的作品,所有的饮用都在一种最高级里,因为最高级,可以排除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其他小说,也把其他任何作家都抛向了最远端。引用总是他们在说,都是读者为他建立一个王国,而马尔克斯自己说: “有一天,当没有人记得《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街的时候,《族长的秋天》将使我免于被遗忘。”他看见自己,看见作品,是为了不被遗忘,但是前提是,所有人都忘记了《百年孤独》。

又是一个最高级,又是一种没有异样的 “所有”状态,那么这一种他说和自说的状态在最初时间里就扑面而来的时候,打开这一本无目录的书,如何找到最后的真?如何定义将来?198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已远,2015年的肉体之逝也不在眼前,它们比作品本身更早离开,在最初的引用和最后的结论之间,是不是横亘着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不是围绕着一种神话般的气息?甚至是不是只是出版促销的噱头?当 “他”拿出论断的时候,似乎就在自己的文本里设置了一个破解这些疑问的命题:

他说得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不曾有任何人去质疑他的历史的合理性,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证实它或驳倒它,因为我们甚至都无从确定他尸体的真假,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只有那个依据他个人的想象和偏好建成的祖国,它拥有被他的绝对意志的构思改变的空间与被校正的时间,它被他从自己记忆中最模糊的源头重建起来,同时他会茫然游走在那栋臭名昭著、没有住过一个幸福的人的宅子里

其实没有结束,一系列的逗号,已经将他的道理延伸到很远,而当用不是句号也不是省略号结束引用,是不是一种读者的暴力?暴力是为了打断无休止的陈述,是为了切断被延伸的引用,如此才有喘息的机会重新返回这个论断:现在不是真的,将来全部会是真的,但是这真的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质疑历史的合理性,所以真的只是把一个人,把一个时代纳入到历史之中,这种人为的方式排除了甚至抹杀了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的祖国只是 “想象和偏好建成的祖国”,于是空间是被 “绝对意志构思改变”的空间,时间是 “被校正”的时间,而那个宅子自然成了他幸福生活的所在。祖国、空间、时间和生活,都被一个人虚设了,如同真实一样,侵入到了现实里,侵入到我们的思想里,而作为他统治的 “我们”,真的没有能力返回?真的找不到最后的将来?

甚至,他死亡之后的尸体都难辨真假,当生命终结的物证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客观意义,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我们之中没有哪一个见过他”是一句悲哀的话,也是残忍的结论,当礼拜一的黎明时分这个城市醒来,当那间弥漫着腐肉味道的房间被打开,当权力的废墟不再是一个禁区,那看见的一切是不是会带来重见天日的惊喜?总统府的阳台已经破乱,金属窗栅已经腐朽,原先的藏身之处已经空阔,所有事物都在颓弱的光线下模糊难辨,而那个已经变成死尸的身体呢?

填充着棉花的缎面手套,巧克力战争虚假胜利的勋章,奢华的晚会制服,漆皮绑腿,十枚宇宙将军的悲凉太阳的徽章,似乎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属于他的荣耀标志,但是这些装饰本身就具有某种欺骗性,在一个独裁的世界里,在权力制造的神话中,甚至这独一无二就是抹除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死, “在孤独暴君的漫长生命中,他用这样的姿势睡过了一个又一个黑夜。”重复的黑夜,没有分别的黑夜,当死发生的时候,也像睡着一样; “看到山茶和蝴蝶之间停放着的噪音年代的四轮马车、瘟疫时期的运输车、彗星年代的彩车、有序进步时代的灵车、第一个和平世纪的梦游加长轿车,它们全部漆成了那面旗帜的色彩,在覆满尘土的蜘蛛网下被保存得完好无损。”四轮马车、运输车、彩车、灵车、加长轿车,不同的车,本该体现不同的时代,但是最后却被漆成了旗帜的色彩,在被尘土覆盖下,也没有了和时代有关的任何特征。

没有分别,历史在合理性里,他在历史里,死亡在他身上,而所有的可能都变成了不可能,唯一真相,唯一的死亡,以及唯一的他,便在这想象的祖国、用意志构筑的空间和时间里,成为另一个他,成为真实的神话, “我们也不敢相信他已经死去,因为那是他第二次被发现死在那间办公室里,孤身一人、穿戴齐整,无异于睡梦中的自然死亡,正如多年前巫婆盆中的预卜之水宣称的那样。”第一次死亡,第二次死亡,死亡之后的 “复活”,预言之外的现实,都以一种 “历史合理性”将他从自然状态下驱逐出来,于是,他变成了符号,变成了比喻,变成了制造神话的引用。

被架空的存在?从那个国家还算兴亡的秋天开始,他就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站在了权力之巅,将军,总统,父亲,所有的身份都让他活在自我的神话中。当他的卧室灯一亮,整个城市、整个国家都必须醒来:总统卫队会响起起床号,附近的公爵领区会接到新的通知,圣赫洛尼莫基地会听到号声,从基地到港口碉堡,从港口碉堡到整座城市、整个国家都随着一个人的醒来而醒来, “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用双手捂住耳朵,试图止息那会儿刚开始困扰他的耳鸣”——一个人阻止那些被制造的声音,是不是试图返回自己?当帕特里希奥·阿拉贡内斯时候,人群开始泄愤,他终于察觉到, “这个国家的问题就在于民众有太多空闲时间去思考”于是他开始让人们忙碌起来:恢复了三月诗会和一年一度的选美皇后大赛;建造了加勒比地区最大的球场, “并赐予我们球队不胜就死的口号”;他下令在各省建造免费教授清洁打扫的院校,让学校的女学生狂热地打扫家里街道合马路——当赋予人们某种机会,是不是试图建立和谐的社会?当他在纸牌世界里看见了对手的歧企图,看到了不忠和背叛,于是用纸牌的占卜主导国家的运势,甚至大赦政治犯,批准所有流放的犯人返乡——当囚禁的牢笼被拆除,是不是预示着民主的开启?当被当成 “圣徒”的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死去,当神父让她享有登上祭坛的荣耀, “神父,给您,于是整个国家自然都是他的了”,但是那些教皇使节官邸之外的麻风病人康复者,为什么要展示 “自己糜烂患处新生的皮肤”?于是,他以国家名义颁布了法令,这一份 “出自他个人灵感、不曾请武装力量参与、未尝向他的部长们问询且风险由他本人承担的法令”,除了将母亲的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之外,则宣布和圣座处于战争状态、将主教和所从驱逐、征用教会的所有资产——当政教分离变成新的暴力,是不是对于母性尊崇神话的再次上演?

一盏灯叫醒整个国家,一个事件改变了所有民众的生活,一道法令去除了所有的宗教机构,一副纸牌决定了对手的存在……一盏灯是他打开的灯,一个事件是他经历的时间,一道法令是他制定的法令,一副纸牌是他握着的纸牌,在单数的世界里,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主宰着民众、城市和国家的命运。 “他宣布了独立自主的民族所做的最高决定”,这依然是一个最高级,但是当他把这一切都叫做秩序,叫做规则,叫做制度,叫做权力,他其实也架空了自己——因为他自己就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中,在人群里,所以,他要寻找完美替身,那个像狗一样忠诚的帕特里西奥便成为了另一个他, “您先用木把我的脚掌打扁,让它们变得和您那双梦游人的脚一样,再用鞋匠的锥子穿过我的睾丸,好让我患上疝气,之后安排我喝下松油,让我忘记怎样读写”,帕特里西奥疼痛而受折磨的背后,便不再是他自己;所以他要寻找一个父亲,自己没有父亲带来的缺失,让他在权力世界里成为独裁的父,成为至上的族长, “幼儿园的教材上说他是一位身形魁梧的族长,因房门狭小而足不出户,他喜爱儿童与飞燕,通晓数种动物语言,拥有预测自然现象的能力,看人眼便能读人心,熟谙治病之盐的奥秘,能令麻风病人的伤口愈合,令瘫痪患者站立行走。”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仰视着他,都在狂热中尊称他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所以他要爱女人,致命的午休时段外,他会随时躲在妾侍们的身影间, “突然逮住其中一个,不褪她的衣服,不脱自己的衣衫,也不把门关上,于是整个府中都能听到他作为一个急迫丈夫的没有灵魂的紧促喘息”;所以他要生下孩子,那个七个月早产的怪胎在临时祭台上被施洗,在三岁时替他主持官方活动,被抱着检阅军队,接受人群的欢呼,六岁时出席公开场合——他成为 “拥有切实的司法权和指挥权的师长”……

一切似乎都在实现着他作为人的存在,但是当另一个自己是完美替身,当权力的族长被神话笼罩,当女人们只听到急促的喘息,当儿子代替他行驶权力,他又何尝是他自己?他依然活在一盏灯、一个事件、一副纸牌和一道法令里, “要知道连他的心腹们都不知晓他的确切年龄,在某些时期这一问题着实令人困惑:他出现在慈善抽奖会上时看起来已年过八十,在民众接待会上时六十,在公共节日的庆典上甚至不到四十。”而在被写在那预卜之水的镜面中,他唯一看到了自己作为凡人之死: “他看到了自己在与会客厅相连的办公室里于睡梦中自然死亡,他看到自己面朝下趴在地上,与他自出世以来的一生中每个夜晚的睡姿无异,穿着没有军衔标志的粗布制服和军靴,戴着金质马刺,右臂弯在脸下当作枕头,年龄在一百零七岁至二百三十二岁之间。”

年龄在一百零七岁至二百三十岁之间,何来真实的死?当死亡变成神话,所有的一切都无法抵达那个将来,都无法走向真实?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神话?女巫?纸牌?民众?还是自己?或者是另一个自己?无法摆脱的影子,是因为自己脱离了生死,脱离了恐惧,脱离了规则, “我一个人就够了,继续统治到下次彗星经过简直绰绰有余,它不会只回来一次而是要回来十次,因为我就是这样,我不想再死了,妈的,让别人去死吧,他不假思索地说着。”在自己制造的神话里,活着就是为了让别人死去:帕特里西奥以完美替身的方式死去了;一直保护他的国防部长罗德里格死去了;纳尔希索·米拉瓦上校死去了,那些被认为是威胁他权力的反叛者被公开处决,那些帮他掩盖中奖彩票骗局的孩子们死去了——在他身边不允许存在任何一个敌人,但是这个自我本身就是虚构和神话的世界里,杀死了敌人就是在杀死自己。

“一个人就是政府,没有能通过言语或行动阻断他意志的源泉,他在自己的荣光中如此孤独,孤独得连一个敌人都没有剩下”,甚至他第一次的死亡也变成了一个敌人,而真正可怕的敌人在自己内心深处:他看见的所有人都成为了敌人,连另一个自己,连完美替身,所以在制造的死亡里,一切的荣光都变成了最后的恐怖:圣徒母亲死了, “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混乱而躁动的世纪。”而当母亲死去,当他保存躯体,只不过是为了一个符号的永生, “事实上他母亲的躯体之所以得以保存,并不是因为她的美德,也不是因他出于专横的孝心而安排的凡士林的补救和化妆品的矫饰,而是因为她与那些在科学博物馆中展出的动物尸体一样,被施以最恶的技艺而制成了标本”;他 “唯一的合法的爱”死了,莱蒂西娅·纳萨雷诺是女人之外唯一的女人,生下了唯一的孩子厄玛奴耳,但是在街上最后死于六十只野狗, “但它们不是寻常的街头野狗,而是一群猛兽,有着惊悚的黄眼珠和光滑如鲨鱼的皮,是有人养来对付那些蓝狐的,六十只一模一样的狗,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从蔬菜摊中窜出来扑到莱蒂西娅·纳萨雷诺和孩子身上的……”

反对者、异己力量、兄弟会,那些 “有前科的逃犯,犯过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上过军事法庭”的人,就像那个 “刀与鹅毛交叉的图案”一样,在他心里就变成了永远的威胁,永远的符号,永远的敌人, “每六个脑袋都会制造出六十个敌人,每六十个都会制造出六百个,之后是六千个,再之后是六百万个,整个国家,他妈的,咱们永远都搞不完了”。所以当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有的预言都变成了自我命运难以摆脱的一部分,彗星没有再次划过天空,灯盏没有再次点亮,法令没有再次从口中说出,在满是敌人的世界里,他在自己的影子里看见了不存在的自己:他说 “我还有人民”的时候,外面已经没有了为他狂欢的人群;当他呼唤母亲本蒂希翁·阿尔瓦拉多,那阳台上只有一头母牛;当他想起女人,那激情的回忆只不过靠巫医的汤药;当墙壁上还留着将军万岁、伟人万岁的口号,那只不过是自己亲自写上去的幻影——十二点,就像敲响了丧钟,灯挂在了门楣上,卧室的三道门栓被锁上,最后未动的饭菜被倒入了马桶, “在可移动式马桶上经受了微不足道的排尿的最终燔祭,而后倒在了光秃秃的地板上”,就像第一次的死亡一样,也像最后的死亡一样。

谁是最后真实的自己?似乎只有那个名字让他有限地返回了自身, “同时确信有人在梦中叫他但用的不是他的名字,尼卡诺尔,又一遍,尼卡诺尔,有人能够不开门锁就进入他的房间,可以随心所欲地穿墙进出,就在那时他看到了它,是死亡将军阁下,您的死亡,它穿着龙舌兰纤维编织的槛褛的忏悔长袍,手中抓着钩杆,头骨上遍布阴森的水藻嫩芽,骨缝中开出陆上的花朵,没了肉的眼窝里眼睛朽迈而惊恐”——当一种架空的符号完成对自身的命名,走向的却是死亡,自我之死,影子之死,神话之死。

但是作为一个人死在最后的真实里,却也是另一个神话的开始,就像他曾经对他的敌人说的: “阁下,别傻了,孩子,祖国就是活着。”因为活着,所以可以无限,因为活着,可以没有时间,因为活着,独裁的统治会用永无止境,所以族长的秋天只是一个人的死亡,在没有最后的时间里,永远有他一样的族长,有他一样的将军,有他一样的总统, “到头来我们已不清楚没了他我们会怎样,不清楚在他死后我们的生活会怎样,我无从想象一个没有了那个男人的世界”,于是世界继续在神话中,因为真相之后永远都有另一个真相,真相从来不返回它真实的自身。

红发女人

编号:C39·2180619·1481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8年04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30.30元
ISBN:9787208150164
页数:308页

十六岁的高中生杰姆在暑假来到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恩格然小镇,跟随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挖井。因为长期找不到水,劳作变得格外枯燥。不过,马哈茂德师傅和杰姆也渐渐变得像一对父子那样亲近。就在这个夏天,一位红发女人短暂地出现在杰姆的生活中。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杰姆仓皇逃离小镇。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他不断地阅读和寻找两个古代传说。他发现,这些古老的故事仍然在神秘地牵引着自己的命运。三十年后,杰姆已成为建筑公司老板,过上富足而平静的中年生活。他再度回到了恩格然,并发现了他试图忘记的一切……谁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宿命,谁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 “您头发的红色是天生的,而我的红色出于自己的决定。”


《红发女人》: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

有时我以为玻璃后面出现的不是我儿子,而是他死去的父亲,不,是他死去的爷爷。
——《第三部》

杰姆死在井底,恩维尔关在监狱里,作为死亡事件的双方,他们似乎已经归属于各自的命运,但是当杰姆的尸体解剖证明在掉入井底之前就已经死了,当证据证明那把杀人的勒克卡莱手枪是杰姆带来的,或者当推断是杰姆首先拔出了枪,死亡和杀人难道还是一清二楚的?有罪和无罪难道还是昭然天下?谜团或者并不在案件本身,当没有了目击者,所有发生的故事就像小说一样进入到永远的悬念之中,而最为可怕的是,杰姆是恩维尔的父亲,恩维尔是杰姆的儿子。

如果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恩维尔没有预谋杀死自己的父亲,那么他就属于正当防卫,就可以无罪释放,而且会成为杰姆的遗产继承人——因为杰姆和合法的妻子艾谢没有生下孩子,他们甚至在无孩子的无奈中把自己的公司叫做苏赫拉布,一个取自伊朗神话作品《列王纪》中被父亲鲁斯塔姆杀死的儿子的名字。而如果恩维尔成为杰姆唯一的继承人,并且成为苏赫拉布最大的股东,是不是就像《列王记》一样,反倒变成了一种弑父行为,而这种行为又把井边的决斗演变为一种宿命?

父与子,这是一种血缘和亲情关系,却最终披上了血腥的味道,而在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不是就是那个女人?她是父亲的女人,是儿子的母亲,所有关系的变化似乎都取决于她,但是在这场父子决斗发生的时候,她是缺席的,就像红发女人探视恩维尔的时候,他们隔着玻璃,而那块玻璃是隔音玻璃,也就意味着,当他们各自向对方说话时,声音是无法穿透玻璃传递到彼此的耳朵里,这是隔阂,透明的隔阂,彼此看见,彼此确认,却最终在缺席的位置上,所以那个在她眼前的人,可能不是儿子,而是在恩维尔面前死去的父亲杰姆——甚至可能是杰姆死去的父亲,也就是恩维尔的爷爷。

儿子、父亲、爷爷,这是家族的直线序列,但是当这三者都和红发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伦理意义就已经被颠覆了,而在这颠覆的伦理关系里,不管是《俄狄浦斯王》中儿子杀死父亲的悲剧,还是《列王记》中父亲杀死儿子的悲剧,都可能发生,而当现实以宿命的方式演绎着这两个文本,隔着隔音玻璃,彼此看见却听不见就变成了现实最大的隐喻: “我的儿子,知道你要写你的小说,让我非常开心!”

那张但丁·罗塞蒂的《红桃皇后》的画作从包里拿出来,交给作为犯人的恩维尔,红发女人说: “完成后,把这幅画放在封面,也写点你漂亮母亲的青春。这个女人,看,有点像我。”意味着要把自己写进小说里,而这在更大意义上抹除了自己作为现实中的最大的因,抹除了伦理颠覆带来的悲剧,或者说,把现实中发生的一切都变成了一本小说,这是逃避,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书写,因为这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开始, “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又回到了原点,因为杰姆在自述中就说过: “事实上,我曾经想当作家。”

作家是写小说的作家,小说是现实之外的存在,在文本里他可以创造可以虚构,而所有写作的欲望都来自于对现实的逃避,但是当一本小说又以轮回的方式走向起点的时候,现实不仅无法逃避,反而以更加残忍的方式把现实推向了宿命的结局。如果把杰姆想要当一个作家作为起点,那么现实就是他难以逃避的最初影子。很小的时候他虽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为经营药店的父亲送饭,但是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父亲总是和左派的朋友在一起,而当杰姆到药店之后,他们便打住花头,不再讨论任何政治话题,而之后的军事政变,则完全让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他被带走,从此没有再回来,而家里只剩下母亲。

杰姆是察觉出父亲的缺席并不仅仅是政治原因, “有时,他们很久谁也不理谁,几乎不说话。或许,他们不再相爱。”这是一个关键的线索,也就是说,缺失了爱所以缺失了父性,而正是父性的缺席,使得杰姆和母亲发生了微妙的关系, “自父亲失踪后,我和母亲成为挚友。”这是在情感上已经开始发生了颠覆,杰姆和母亲之间的挚友关系已经在杰姆的世界里埋下了一种乱伦的种子。而对于他来说,萌发他心中 “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在 “德尼兹”书店当店员时阅读的那些书,除了儿童文学、凡尔纳的科学小说,爱伦坡的小说,以及各种诗集、历史小说之外,那一本弗洛伊德的选集却 “改变了我的一生”——一种自身命运的注解,在一篇文章里,而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梦,关于俄狄浦斯情结,而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写小说。

遇到挖井人马哈茂德,似乎改变了杰姆的生活,因为跟着他我开始离开家离开伊斯坦布尔,也离开了母亲,而恰恰是马哈茂德的出现,使节目找到了一种缺失的父爱,他叫杰姆小少爷,挖井时对他鼓励,休息时聊天,马哈茂德的慈爱和亲近,以及权威,让杰姆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让杰姆在正常轨道上成长。但是在那个有6200人口的恩格然小镇,当我看到高个子的红发女人,便打开了我的另一个世界, “我的灵魂隐约感觉到这种美好源于刚刚在门前见到的那个漂亮的红发女人。”又如梦幻一样,只不过这次打开的是少年杰姆的欲望世界。她美丽,她性感,她也神秘,而且是在 “警世传说剧场”表演,而那个剧场里上演的就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当杰姆不断幻想和她在一起,甚至想要结婚,红发女人实际上就成为了自己梦境的投射物,而年龄比杰姆大的事实,又使得这个幻觉具有了和父亲同样的隐喻, “有时,我眼前会浮现出我们一起看书然后亲吻做爱的场景。在我父亲看来,最大的幸福,是年轻时和一个姑娘为了理想一起兴致勃勃地读书,然后娶她为妻。有一次父亲在谈到其他某个人的幸福时对母亲这样说过。”

终于那一次,杰姆遇到了红发女人,作为对梦想实现的第一步,他们的谈话中说到了马哈茂德,说到了杰姆的父亲,而这个线索又让红发女人具有不一样的身份,最后在那间房间里,已经结婚的红衣女人对杰姆说: “瞧,我和你母亲岁数相当。”杰姆第一次和女人上床,在那个夜晚他体会到了一种欲望的快感,而欲望的释放让他告别了梦,在现实的意义上完成了从孩子到成人的仪式, “我对于人生、女人和自己的想法豁然有了改变。红发女人教我认识自己,认识幸福。”相差两倍的年龄被忽略了,而 “和你母亲岁数相当”似乎再一次跌入了乱伦的映射中。

这是杰姆第二次违背了伦理,也正是这一次的违背,使他在面对马哈茂德的时候,陷入了某种欺骗 “父亲”的不安中,而当那次失手导致的泥桶掉落事件,似乎把杰姆和马哈茂德不稳定的父子关系变成了一场提前上演的弑父悲剧中。杰姆听到了惨叫,然后是死寂,在害怕中,杰姆没有救他,而是逃离了现场,甚至最后离开了那里,拿着父亲的旧行李箱坐上火车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坐在车厢里,我的内心没有顺从师傅带来的自尊受伤的感觉,却有无边无际的罪恶感。”这是罪恶的开始,父亲失踪带给杰姆的是父性的缺失,马哈茂德变成了引导他成长的另一个父亲,但是事件中他以逃避的方式把父亲推向了深渊,那个俄狄浦斯情结似乎冥冥中控制了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无法消除的情结里,他生活在负罪的状态中。

回到伊斯坦布尔,求学,毕业,工作,乃至后来和艾谢结婚,杰姆的生活似乎走在正常轨道里,但是内心的负罪感却无法消除,他总是在问自己:马哈茂德是不是死了。而在这种看似正常的生活里,他和另一个女人、合法妻子艾谢之间却也陷入了某种宿命里,那次他们见到了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而父亲看到艾谢说的一句话是: “你找了一个很像你母亲的姑娘。”这是第一种隐喻,艾谢是不是和杰姆的母亲一样,会导致一个缺失的父亲?的确,结婚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也就是说,杰姆一直无法成为父亲,这成了隐喻,一种失踪的父亲和埋于井中的父亲双重缺失,带来的自我缺失,母亲、艾谢,甚至红发女人,则组成了另一个隐喻——杰姆爱着的人都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

父亲缺失,导致自我的缺失,爱上女人,却总是以母亲的身份出现,那么在这个错位的关系里,杰姆到底是儿子还是父亲?或者说,他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小时候看的是弗洛伊德的文章,后来看的是剧场里俄狄浦斯王的悲剧,结婚之后办公司听说的是伊朗的《列王记》,这所有的文本构成了多重的梦境,而不变的主题则是父与子关系的悲剧性,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是一种罪,《列王记》中鲁斯塔姆杀死儿子苏赫拉布,则是另一种罪,但是当这些悲剧在所谓的情结里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杀人者反倒变成了无辜者,而杰姆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中,不断弱化对马哈茂德的负罪感,而他取名自己的公司为苏赫拉布,不是为了让父亲杀子的悲剧在现实中发生,而是为了弥补自己缺失的父性。

返回恩格然,似乎是杰姆的一次努力,也是为了找到自己,但是这为了消除自己罪恶的经历却揭开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接受的现实。在那里他听说马哈茂德当时并没有死在井里,而是被人救起,之后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五年前去世,但是在这个父性回归的同时,另一个消息是,自己的父亲曾经有过一个情人,就是红发女人, “就是红头发的居尔吉汗女士。以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您已故父亲年轻时候的情人就是她。”杰姆曾经和她上床打开了欲望世界,而当得知她就是父亲的情人,那么自己又是谁?父亲和儿子面对的是同一个女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乱伦。而这还不是最终的颠覆,当那个叫恩维尔的人写信给吉姆,并说自己是他的儿子时,杰姆也恢复了父亲的角色,但是恩维尔却是自己和红发女人生下的孩子,这是另一重父子乱伦的悲剧。

那么,在梦、小说、戏剧、电影的文本暗示中,杰姆是不是会走向悲剧?不管是如俄狄浦斯王那样弑父的方式,还是《列王记》中父亲杀死儿子,父子之间都不存在正常的关系,也不会再有和平的结局,就像艾谢所预言的那样: “晚上,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当杰姆面对恩维尔的时候,他说的理由是,为了给马哈茂德报仇,这是一条隐秘的线,那次救出马哈茂德的是红发女人,之后他们生活在一起,马哈茂德照顾恩维尔,其实又变成了恩维尔的父亲,在这个关系特殊的三人世界里,父亲、儿子都没有亲缘关系,却变成了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而红发女人呢?当杰姆的父亲、杰姆和马哈茂德都在她身边,她其实就变成了混合体,她不是把关系带向明晰,而是在更加混乱的状态中导致了死亡:就是在马哈茂德的那口井边,杰姆被自己带来的手枪,被自己生下的孩子杀死。

“我梦见你的儿子被杀死了”,这一句预言成真,也让《俄狄浦斯王》、《列王记》都从梦境中走向现实,而其实,在这个乱伦制造的悲剧里,并不仅仅和欲望、和成长有关,它在更大意义上折射的是社会性混乱。杰姆的父亲一直从事左派革命工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红发女人,他们的爱情似乎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社会摧毁了他们的爱, “二十五岁上下,我还是个现代的广场戏表演者,一个激愤但快乐的左派,而非从古老神话和传说故事中挖掘警世意义的舞台剧演员。”所谓警世,就是希望为这个社会找到自己的父亲,找到保护者,而不是最后带来悲剧的俄狄浦斯王。

这便是一个国家的隐喻,土耳其这个遭受过创伤的国家就像一个孩子,他需要的是父亲的保护,但是就像杰姆一样,甚至和恩维尔一样,那个能保护自己的父亲一直处在缺席状态中,所以杰姆通过书籍制造梦境,而恩维尔则转向与西方个人主义, “因为他是个反叛的、西化的个人主义者……”这是一种分野,而个体的命运也折射着国家的矛盾心态,那个小镇恩格尔居住的都是战争之后的士兵,他们似乎被遗忘在那里,而无法回归的他们就像被抛弃的土耳其;那个剧场演出的是希腊悲剧,但是正如红衣女人所说,土耳其一直抵触希腊戏剧,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拒绝,而拒绝可能的结果是故步自封。

如果不是拒绝,是不是就可以走向开放,走向自由,走向民主?这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就像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立面从来不是像恩维尔那样的自由主义,当城市发展起来之后,当伊斯坦布尔和恩格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扩展的城市却毁掉了曾经的纯真,所以关于现代社会的选择,总是伴随着缺失,总是带来阵痛,所以在这种缺失和阵痛中,孩子就缺少了父亲的保护,所以无论是杰姆还是恩维尔,都在不正常的成长中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杰姆对于马哈茂德见死不救,恩维尔在井边和杰姆打斗,就像俄狄浦斯王和苏赫拉布的悲剧一样,他们其实都是无辜者,却最后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或儿子,所以它们既不是原罪,也不是理性之罪,而是在和 “国家的敌人联手”中杀死了父亲或儿子,而这个国家的敌人就是专制主义。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恰恰是杰姆的父亲推荐的,而其中讲述的却是干旱和洪水,为什么东方专制主义国家会出现干旱和洪水,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运行着强大的官僚制度, “统治者在自己身边,也就是在官僚和后宫中,想要的不是有能力的人,而是完全服从自己的奴隶,整个机制便是如此运作。”而这正是杀人者, “这样对待自己妻子和臣子的那些皇帝,最后也会杀死自己的儿子。”所以杀人只是一种手段,不管是父亲杀死儿子还是儿子杀死父亲,他们是被专制主义控制下的牺牲品,而专制主义带来的干旱和洪水,就指向了一个中心词:水。

马哈茂德为了寻找水不断挖井,正像他所说: “一个地方若是存在文明、村庄、城市,都因为那里有井。没有无水的文明,也不存在没有师傅的井。”所以无水的现实,以及最后马哈茂德被埋于井中,才是文明的悲剧,才是父性的陷落。但是,陷落之后,想要重新寻找,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并不乐观甚至悲观的命运抉择中,红发女人作为关键人物,却又重新跌入到了一种迷局中, “公开探视中,我总是抚摸着儿子的胳膊、肩膀、后背和脖颈,握着他的手。他也同样握着六十二岁的母亲的手,并像个情人般尊敬地亲吻它们。”恩维尔爷爷的情人,父亲的女人,在那个隔音玻璃的另一面,六十岁的她又以情人的身份出现,一个梦又开启了,一部小说又要写作了,一出戏剧又要演出了,无法逃离的命运似乎回到了不真实的起点: “当然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中的独白一样,既发自肺腑,又宛如神话。”

东京人(上、下)

编号:C41·2180514·1474
作者:【日】川端康成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79.00元亚马逊41.10元
ISBN:9787544276184
页数:726页

《东京人》是川端康成长篇小说代表作,分上下两册,描绘了战后东京一户平凡人家的悲欢离合,展现了日本社会的众生相。《东京人》洋洋洒洒60万字,直面美的残缺与毁灭,生存的艰难,人的欲望与孤独。住在东京的人,都是没有故乡的人。丧夫的敬子认识了岛木俊三和他的女儿弓子。俊三的妻子因病长年在外地疗养,敬子和俊三便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敬子的生意越来越好,她不但撑起全家开支,还承担俊三妻子的医疗费用,但俊三的公司却濒临破产。有一天,俊三忽然不告而别、销声匿迹。在有如两片破碎镜子一样重组的家里,敬子同她的亲生儿女、养女一道,在离合悲欢中体味着世间人情与善意,讲述着一个饱含爱与孤独的东京故事。


《东京人》:住在东京的东京人没有故乡

敬子无法把自己的孩子与朝子的孩子分开。正确地说,朝子的孩还没生出来,自己的孩子没生成。然而此时此刻,敬子感觉就像怀里抱着一个热乎乎的婴儿。这不是幻想,不是记忆,也不是现实,也许是女人的本能。
——《为谁落泪》

生下孩子是渴望,却也是幻想,是爱的结晶,却也是道德的羁绊,而当一个孩子真正降生,最为重要的是让一个女人成为了 “母亲”,这是一种归宿,是女人被确定的证明,当敬子感觉自己怀里就抱着一个热乎乎的婴儿,她便在自己的臆想中完成了这样的证明,但是无情而残忍的是:她其实已经流产,甚至连流产都几乎是一个人承受的巨大秘密,无法公开,无法讲述——那个和她有了 “孩子”的男人昭男还是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

“这不是幻想,不是记忆,也不是现实,也许是女人的本能。”似乎一下子将她对孩子的渴望变成了一个能超越现实的存在,它的后面是炽热的爱情,是相守的感情,是一个家的希望,但是当女人的本能最后沉寂在一个人的痛苦之中的时候,它赤裸裸地取消了 “母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不管是合理还是合法,都不是两个人之见的事,而成为一种公共事件:一个是风韵犹存的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个是和自己女儿同龄的男人,一个是丈夫死去和俊三同居了几年的女人,一个是和继女弓子有着暧昧关系的男人,这一段能够带来归宿感的情爱,终究会像这个孩子一样,走向流产的境地。

生下孩子是女人最大的本能,但是对于敬子来说,这个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爱的结晶,其实面临着现实意义的悖论,她其实有着三个孩子:儿子清和女儿朝子是和自己的丈夫所生的孩子,和俊三同居之后,俊三的女儿弓子又亲切地教她 “妈妈”,而且母女之间的融洽程度超越了自己和亲生孩子之间的感情,当三个孩子在自己身边,当俊三选择失踪之前还维系着一个家,为什么敬子最后会在 “女人的本能”中渴望另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为什么要以另一个假象的婴儿为自己 “母亲”的角色定位?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没有故乡”,这是在火车上敬子听到乘客的议论,火车从一个起点驶向另一个终点,其实只是从一个站点开往另一个站点,它们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地,离家东京也罢,去往东京也好,最终都是经过,而敬子的命运就像这一列火车一样,在经过的现实里始终没有归宿,而这种没有归宿的感觉就是一个女人在战后的现实写照,而从一个女人到一段感情,再从一段感情到一个家庭,没有归宿感的现实,就如风一样: “但无论是俊三、昭男,还是敬子本身,都如随风消散的影子一样虚幻缥缈。夫妇、情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不过一时的结合,脆弱得随时都会分崩离析。”

敬子的第一个丈夫,也是唯一的丈夫,死于战争,对于敬子来说,他是自己第一段感情的归宿,无论是爱还是家庭,还是生下的清和朝子,都让敬子成为真正的女人,成为真正的母亲,当然,也满足了女人的本能。但是战争的到来,以及丈夫的战死,最后破灭了这一种归宿感,甚至把敬子这样一个女人推向了另一个困难的境地,所以她在战后遇到了出版社的岛木俊三,进入了 “同居状态”,起初两个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找到了一种归宿感,但是这一归宿感只不过是对于现实的妥协。岛木俊三和妻子京子结过婚,但是京子身患疾病,但是俊三却带着女儿离开了她,后来遇到了敬子,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喜欢敬子的美貌,于是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们同居在一起,而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同居关系,造成了敬子之后的矛盾,甚至把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推向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战争中失去丈夫,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完整的家,这似乎是敬子的宿命,当她面对还没有离婚的俊三,面对自己的孩子和俊三的女儿弓子,面对这个临时组建的家庭,她其实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也让她在现实中,成为一个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像一列火车只是经过那些站点,却始终没有目的地。而对于俊三来说,严酷的事实也来自于战争带来的后遗症,他的出版社起先通过出版发行通俗性杂志生存,但是渐渐销路不畅,之后随着纸张费、印刷费、稿费的增加而无力开支,俊三为了摆脱困境,投入了新的资本,改出单行本,但是还是遇到了滞销问题,最后负债累累,无力偿还。

这似乎属于男人的问题,当一个家即使是临时组建的家,男人也必须承担起责任,但是对于俊三来说,除却自身性格原因,临时组建家庭的某种疏离感,让他整天愁绪满怀,又不想告诉敬子,只能靠安眠药来维持睡眠,而这一种恶性循环终于使他走向了绝境,当公司的员工病逝消息传来,对于苦撑着的俊三来说,似乎看见了自己的未来:战后的现实会打垮他,于是他选择了一条犯罪之路,偷偷从保险箱里拿走了钱,还给死去员工家属拖欠的钱,然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这是在现实中失踪的男人,俊三选择失踪在某种程度上比敬子战死的丈夫更为窝囊,他以自己的方式躲避现实的困境,也把敬子、弓子和这个临时家庭推向了另一种深渊。

但是,俊三作为一个躲避现实的男人,他导演的失踪事件却为女人主导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可能。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俊三自己亲生的女儿弓子,这个纯洁、美丽的女孩,并非如外表一样,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在俊三遇到敬子之前,她其实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有着很大的疏离感,或者说,在一个并不和谐的家庭里,弓子是迷失的,父母并没有给她提供足够的爱,所以当她把敬子叫做 “妈妈”,两个人却奇异地找到了一种共鸣,他们经常一起洗澡,一起聊天,相互照顾,像是姐妹一样, “敬子觉得,即使让俊三回到妻子身旁,也不能放弓子走,她对弓子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执着感情。”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于亲生母亲仿佛陌生人,而对于这个没有和父亲结婚的 “妈妈”却心生依恋。

实际上,无论是敬子,还是弓子,在她们内心世界里都有着一种对于美的天然追求,而这也是返回到女性本能的一种反应, “长期以来,弓子甚至含着一种同性恋的感觉,对敬子修长的粉颈、浑圆的窄肩、丰腴的胳膊无比羡慕。”而敬子又在弓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弓子被敬子娇生惯养,这样的养女在自己身边出落成如花似玉的少女,其实对敬子起到一种 “嫁接”的作用。这一点,不仅弓子没有发现,恐怕连敬子也没有觉察到。”敬子和弓子超越了年龄,成为情深意笃的朋友,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自我投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但她们在内心呼唤一种爱的时候,会暧昧地喜欢同一个男人:昭男。

川端康成:一曲悲哀美的颂歌

昭男作为一个医生,在弓子曾经患病期间曾经为她主治过,当他看见弓子的身体,似乎完全去除了疾病的生理影响,也不是以医生的身份发现一个女性的美,而当有一次没有回家,在敬子家留宿的时候,他第二次看见了弓子的身体, “无论是昨夜隔着蚊帐看恍若天仙的弓子,还是今晨羞答答的弓子,对于昭男来说,似乎映丽旖旎得难以高攀。”其实弓子的身体并没有让他进入到欲望层面,反而让他以欣赏的方式看待一种美,也正是这种暧昧的关系,是他从理性上拒绝了弓子,认为自己和弓子不在同一个世界。像是柏拉图的爱,在自我拒绝中,他却爱上了弓子的 “妈妈”敬子,这像是一种移情,但其实,当敬子主动去争取这份感情的时候,在昭男的内心深处,却是对于弓子付出的一种高贵的爱——就像弓子对他一样,当朝子结婚时弓子将那一束康乃馨送给昭男,内心世界两个人其实已经走在了一起,它超越了肉体, “弓子送给自己的康乃馨的花色比敬子洁白的肉体更鲜明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是朝子婚礼上插在新娘子腰间的小小花束。”

但是,高贵之爱本身也是一种虚幻,在现实面前昭男选择了妥协,而他选择和敬子在一起似乎是退而求其次的表现,但是对于敬子来说,这一种跨越年年龄的爱恋,又仿佛让她找到了做女人的感觉,并进而想在满足女人的本能中变成爱之意义中的 “母亲”——弓子叫她 “妈妈”而不是 “母亲”,这本身就是隐喻,一方面是因为弓子的父亲俊三没有和敬子真正结婚,他们住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俊三还没有和京子离婚,所以敬子其实是一个处在婚外情尴尬境地的女人,另一方面来说,她们之间的 “嫁接”和自我投影,也弱化了 “母女”之间的关系维系。但是更深意义上,不是母亲而是妈妈,也将敬子和昭男的关系推向了尴尬的处境,甚至让敬子背负了道德的负罪感。

敬子真正接触昭男是在俊三因为公司债务失踪之后,丈夫死于战争,同居者失踪,对于敬子来说,是爱的现实缺失,但是对于她来说,缺失只是一个表象,她有着强烈寻找自我归宿的欲望,而这种归宿就是爱——他爱的意义是为了自爱。她感慨自己年龄在增加,忧郁自己头上长出的白发,所以洗浴成为她挽救青春的一种努力,那些庭院里的蔷薇,是她对于青春之美的另一种寄托,而在弓子身上,她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去,在那株名叫 “二八年华”的蔷薇花前,她看着橘黄色和红色的花朵,对弓子说: “可爱的二八年华……弓子,这花名叫十六岁的少女。”

所以敬子不想让青春流逝,不想让爱沉寂,不想让自己枯萎,所以当他们看见昭男那道清澈的目光时,再也无法抵御自己内心的渴望,而昭男在另一种投射中也找到了弓子的影子,于是两个年龄差距在母子级别的男女以一种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方式在一起。不合理也不合法,命名为爱,其实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现实,敬子和俊三没有结婚而同居,当俊三失踪之后,敬子去海湾寻找他,当她听说那天有人选择了自杀,敬子几乎没有深入调查,就认定自杀者就是俊三,于是匆匆让公司为他办了葬礼,这是缠绕在敬子心中最大的负罪感,似乎只是自己宣布了俊三的死亡,而在葬礼不久,她就投入了昭男的怀抱,成为了一对偷情的情人,在害怕孩子知道,害怕社会舆论的谴责中,敬子又承受了第二重压力,而她和昭男之间的年龄差,似乎又让她在第三重压力面前无法释然,他们在朝子即将出嫁的那个晚上走到了一起,在身体火热的接触中,敬子甚至有一种做母亲的感觉, “敬子被抱着放在长沙发上,她搂着昭男的头闭上眼睛,搀杂着一种母亲般的甜蜜静谧的喜悦。”但是她还是把这一种感情叫做爱,但是面对这种爱,她必须承受第四重压力,那就是面对弓子, “这是敬子人生唯一一次,也是最后的恋爱冒险。一方面神魂颠倒、情肠炽烈;另一方面岑寂无奈、清醒冷静。”无奈的背后是弓子和昭男之间秘而不宣的暧昧, “敬子由于和昭男的关系,觉得面对弓子时罪孽深重、苦不堪言。”更为要紧的是,弓子一直觉得昭男貌似自己的父亲俊三, “我心爱的男人必须是像父亲的化身那样的人。”弓子希望在深沉朴实的爱情中宁静地生活。她的脑子里忽然浮现出昭男五官端正的脸庞。他那双眼睛像父亲,声音也像。”

敬子爱上昭男,是为了所谓的爱,为了女人的本能,而实际上在这样的爱情里,弓子的嫁接和投射却愈发强烈,昭男在敬子身上看到了弓子代表的纯净和美,弓子在昭男身上看到了和父亲一样的亲切感,无论哪一种投射,敬子都成为一个符号,甚至在现实面前再也无法回头的符号,所以当这一种微妙关系在现实中越来越难以维持的时候,她甚至畸形到想和昭男生一个孩子,也只有这个更具有符号意义的孩子,才能让她有真正做女人的感觉,真正找到归宿感。这是一种近乎荒唐的想法,而在现实面前,敬子最后只能接受一个女人飘离的哀伤, “作为一个女人,一辈子没有被男人刻骨铭心地爱过,最后连一个男人也没拴住,现在在神户的街道上独自彳亍。”

流产是对于身体的打击,更像是一种臆想,而这种失去爱的保护就是把敬子变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东京人。但同样是战后现实的无情打击,弓子和昭男也无法在所谓爱的世界里在一起,敬子因为 “自私”,她只想自己的儿子清和弓子成为夫妻,这样她就可以为自己赎罪,的确,清一直喜欢弓子,这是一直在生活在一起产生的情愫,尽管清爱着弓子,但是弓子却无力承担这份爱,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她在内心深处更渴望这原本应有的爱回归,所以她和敬子保持着非常规的母女之情,她暧昧地喜欢上了和父亲相似的昭男,也是投射而已。所以当清在那个晚上要逼着弓子说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弓子说出的那句话是: “爸爸死后,现在我非常懦弱。”跑出了门的弓子甚至一头撞在了柱子上,而这也彻底将清拒绝了。

这是另一个战后现实的映照,清是敬子的儿子,是这个家里唯一应该承担起职责的男人,但是作为战后的一代,清似乎一直处在迷失的状态中,他的忧郁,他的愤世,他的无奈,使他不仅在这个家庭也在这个社会里呈现一种游离的状态。而这种不承担责任的游离状态还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体现,那就是朝子的丈夫小山。他们是在演戏的时候结识的,当那一场宴会之后发生关系,当朝子未婚先孕,小山都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他让朝子把孩子做掉,而且即使在他们结婚之后,朝子怀孕,小山也依旧不接受这个孩子。和清的游离一样,小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自动取消了 “父亲”这个身份,对于他来说,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也只有一个身体,一种欲望,一种没有归宿的现实。

而小山作为一个男人的虚空状态,却正反映了战后女人的另一个现实,那就是以朝子为代表的女性。 “朝子二十岁,深蓝色的裙式大衣,饰带紧束着婀娜细腰,长相略显严厉,似乎带着几分不悦的神色。”与弓子清纯雅静不同,朝子喜欢西式打扮,喜欢自由,所以朝子是战后全盘西化的一代,她在物质上贪婪,在感情上放纵,但是当那个晚宴将自己的身体给了小山之后,她却把自己推向了命运的束缚之中,或者说,朝子的自由和放纵只是一种表象,在内心深处她还是一个传统的女人,正是这种错位,使得她两次打掉了孩子,承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戕害,而只要当她终于和小山离婚,主动舍弃了那些看似反叛的性格,她才第一次主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是这种对自我命运的掌握,在现实里又变得如此地残忍, “朝子不想结两次婚。所以,如果不要这个孩子,她就成了无儿无女的女人。”

敬子、弓子、朝子,都在这个战后社会里,在这个临时家庭里,面临命运的抉择,她们是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在她们面前,站着的是男人,作为父亲的男人,作为情人的男人,作为丈夫的男人,当这些男人在现实中同样徘徊同样无奈的时候,那个归宿到底在哪里?俊三之失踪是这个混乱世界的一个出口,而俊三的复现又提供了他们选择的机会,但是在这个可以轻易失踪的现实里,复现也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安慰,最后,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重新面临了一次抉择:昭男终于要离开这里,他既无法面对敬子,也无法面对弓子,所以即使最后敬子在机场的人海中看到了昭男,也终于不再有最后的归宿, “敬子仿佛自己也被黑暗的天空吸引上去。在极目的远处,飞机似乎依然没有离开地面。” “真想随他而去”成为自己最后的渴望,但终于没能跨过最后的障碍,飞向那个远离地面、远离现实的天空。

而俊三呢?在医院里,他见到了女儿弓子,见到了敬子,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最后那一张不辞而别的纸条是他执意离开的证明,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妻子,没有了家,回来只不过是另一种失踪,而身边那个一直陪伴他的美根子呢?不离不弃,甚至把他叫做自己的 “上帝”,在同样不为社会所容的畸形之爱里,她和他一起消失成为一种必然,当俊三被船票改成 “岛木美根子”,把年龄改成 “二十四”,似乎把美根子当成了自己的女儿,这一种投射里其实也没有真正同等的爱,而他真正的用意在于消失, “不过,他这一回说不定是为了明确告诉敬子和弓子自己死了。”在《萤之光》的音乐声中,在开船的锣声里,他对美根子说的那句话是: “谢谢你。去年乘的就是这条船,那时候真想一了百了……”

去年没有远去,离开一直在持续,告别现实,告别东京,去往那里已经不重要了,留下谁也不是关键,在 “住在东京的东京人没有故乡”的游离状态中,无论是在女人本能意义上没有得到真爱的敬子、朝子、弓子,还是游离的清、昭男、俊三,他们都成为了那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火车,飞机在天上,轮船驶向大海,空旷的世界里,永远没有那个叫做家的目的地。

动物集

编号:C57·2180514·1473
作者:【墨西哥】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4.60元
ISBN:9787532774555
页数:119页

《动物集》是阿雷奥拉的一部精彩的微型小说集。在书中,阿雷奥拉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描绘了二十三种动物。阿雷奥拉表面上写的是动物,但文中折射出的却是他对人的看法。每篇故事的篇幅都非常短小,但阿雷奥拉总是能够用寥寥数笔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寓意。阿雷奥拉的比喻直接、干脆,不带丝毫犹豫,有时甚至是定义性的,密度极大的比喻交织结成动物凿实的轮廓线条,《长劲鹿》里说: “上帝发现自己把喜欢的树上的果子挂得太高了,祂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拉长了长颈鹿的脖子。” “看得仔细些的话,蛤蟆就是一颗心脏”; “(斑马)受困于自己光亮的围栏,活在由不被理解的自由所造的飞驰的牢笼里”; “海豹是灰色的,是气味强烈到令人作呕的被磨光了的肥皂”。书中配有23副精美动物插图,以及精美书签一枚。


《动物集》:爱那像猪和鸡一样的人吧

现在我们在动物园看到的它们,像是一面羞辱性的镜子:它们嘲讽地看着我们,可怜着我们,因为我们还在观察它们的动物行为。
——《猴子》

它们嘲讽地看着我们,我们观察它们的行为,在交汇的目光了,各自读出不同的意义,看见,是在主体意义上的看见,看见,是给对象留出了位置的看见——甚至,看见变成了对立。在动物园里的猴子,在森林里的猴子,猴子之存在,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动物,所以是 “它们”。但是人类在观察它们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远离了动物世界,是不是去除了动物行为?

其实在看见的目光里,读出不同意义的交错却被连接在那里,如果按照进化论,人只不过是走在了从动物向高级动物递进的路上,他解放了上肢,他开始制造工具和利用工具,他开始了劳动、说话,于是他变成了人,当他独立行走甚至昂首阔步向前的时候,身后是有着那一群的猴子,而向前和向后,便构成了物和影子的对应关系,但是在猴子世界里呢?那个被人称为影子的动物,又如何看待人类? “早在几千年前(是几千呢?),关于自己的命运,猴子们决定拒绝诱惑,反对成为人类。”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把命运之不同看成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猴子反对人类就是一种主动行为,因为它们拒绝诱惑,因为它们忠于自我。

选择和不选择,在人和猴子具有共同祖先的背景下,猴子的拒绝诱惑和忠于自我,在胡安·何塞·阿雷奥拉那里成为了否定理性的一种写照, “它们没有落入理性的设计中,而是留在了天堂里。”人类用理性的选择让自己成为人类,从而远离了猴子的世界。而猴子当初拒绝诱惑,但是在所谓的天堂里,它们却又成为讽刺漫画的主角, “淫乱又为所欲为”,这里其实有一个角度问题,当猴子成为讽刺漫画的主角,那么绘画者一定是人类,也就是说,它们的 “淫乱又为所欲为”是人类对于它们品质的评价,那么猴子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人类的体系里,所以当猴子在动物园里的时候,羞辱性的镜子便照见了它们,以及他们——猴子也在看着人类,并且再次把人类当成理性的迷失者,或者一如既往地猴子根本没有改变对人类的看法,最终它们在自己的目光中,永远嘲笑者我们,可怜着我们。

我们与它们,人类与猴子,理性和非理性,以及建造动物园里和被关在动物园里,最后的命运似乎说明了一切:当猴子还保留着动物行为,它们已经无法逃脱人类的目光,比嘲讽和可怜更含有深意的目光是:它们远远落后于文明,它们无法走出动物的牢笼。但是这就是一种进步?当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把人类安排在动物园笼子外观察猴子的动物行为时,人类也被他关进了另一个牢笼,而在那个牢笼之外,观察者则是胡安·何塞·阿雷奥拉。

这其实是一个隐喻,牢笼之外还有另一个牢笼,嘲讽的目光之外还有另一道目光,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观察就是在思考人类是不是具有真正的理性和选择之后的优越性。像那部《人猿星球》的电影,当曾经的人类文明只存于地层中,当现在的人类像野兽一般,当人猿成为星球的统治者,其实就是一种逆向文明的过程。所以和时间的进程相反,文明又回到了原始社会,回到了冷兵器时代,人类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所以理性和控制,反倒是一个乌托邦,甚至最后人类寻找属于自己的文明,也无能为力,因为那具有标志意义的自由女神已经坍塌在大海边,于是人类文明最终被炸毁。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或者在建造另一个文明世界,那里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动物,当那头犀牛长长的角顶在封面上,传递出的是某种力量,某种破坏的力量, “它顶着披甲的、近视的、愤怒公牛的独角,带着完全属于实证主义哲学家的澎湃信念,像冲车—样进攻。”实证主义哲学家,需要的是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所以它朝着自己的目标向前,但是这一种形态并非是犀牛命运的唯一写照,当它被圈起来之后, “犀牛是一种忧伤地生锈了的野兽”,由力量的零部件组成的身体早在史前的险境中被武装起来了, “任不同的地质层在它身上压下了层层的皮。”无论如何,这还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但是当它被 “一位知晓分寸的处女征服”,它的肉身变了形, “那阳刚好斗却迟钝的角在少女的面前变成了纤长的象牙般的哀伤。”

犀牛也会被征服,经历了地层的险境而活下来最终还是被征服,甚至永远活在了哀伤中。犀牛的命运证明了动物的两面性,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笔下的《昆虫》也是如此,可怜的昆虫被处于顶端的雌性统治, “她们精力旺盛、嗜血成性,数量又少得可怕。”一只雌虫就会带来二十只弱小痛苦的雄虫,当雌虫开始追击的时候,雄虫们只能逃跑,那时候的雌虫是贪得无厌的,但是当最后雌虫疲惫了, “没有力气把骑在自己身上享乐的雄虫的头咬下来时,她便会和这最后一只幸存者完成结合。”最后一只雄虫是幸存者,但是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对于具有决定权的雌虫来说,从先前的贪得无厌到最后的无奈,和雄虫结合只能被视为一种和现实的妥协。

两面性便是矛盾体, “猫科动物”看起来威严可怖,但是这只是它身体的写照, “和它的灵魂一样,郡很像狗,很瘦弱。”作为食肉动物,它的生存法则 “全靠某些属下了替它做刽子手”,但是这样的威仪最后还是在远离了森林之后成为了一个符号,大理石刻出来,用铜铸造,或者印在马戏团的海报上,它们看起来都是幸福的,但是这种幸福已经远离了它们真实的存在。猫头鹰的两面性在于它既是和谐的也是阴暗的,但是不管是何者,都是符号意义的, “它是和谐的绣花羽毛组成的塔尖,支撑着一个希腊隐喻;它是不祥的阴暗时钟,在灵魂之上刻下了中世纪坐术的某个钟点:这就是这种禽鸟的双面形象,它总在傍晚起飞,并且一直是西方哲学书籍的最佳装饰画。”而熊呢?它有节制的友好,可以跳舞,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变成小孩手中的玩具,但是,它也 “可以越过界把我们搂进怀里撕碎。”而且,现在的熊洞依旧是所有猛兽居所中最舒适的。

还有 “海豹”,胡安·何塞·阿雷奥拉说: “它们是肢体残废的狗、没有翅膀的鸽子。是橡胶做的沉重压载物,抻着艰难的步带游泳疾驰。是只想交配的家伙。巨大的微生物。上帝赐予生命的、活在泥土最初形态里的生灵,那泥土本也有可能成为鱼、爬行动物、鸟类或四足动物。”而 “鹿”之存在,却在双面的象征里解决了人类的哲学悖论,它行走者,带着敏捷的迟缓,像是静止的,也像是在运动,于是, “它们将这二者结合得那么好,让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放进永恒里。”永恒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正是这种排除了时间和空间意义,所以鹿解决了人类的最古老悖论, “鹿同时是阿喀琉斯和乌龟,同时是弓和箭:它们奔跑着,却永远追不到自己;它们停下来,有些东西却永远留在身外继续疾驰。”

永恒之意义就是把现实放在身外,而且永远不在时间空间里被如此定义,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其实在寻找动物的隐喻,那些动物的两面性从深层次来看,其实也都是在人类的视野中,它们变成了 “永远留在身外继续疾驰”的动物,所以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确立了一个人类的坐标:被人类看见,被人类驯化,被人了征服,被人类观察,最终成为了人类的影子。而这种影子化的处理,更大的意义是一种类比:当动物变成人,或者当人类成为动物,他们一样是那些 “永远留在身外继续疾驰”的可怜者。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二十三种动物是二十三类人

蛤蟆的跳跃 “就是一颗心脏”,斑马总是 “饶有兴致地无限发展个体间的差异”,河马无聊的时候 “像躺在空酒杯边的披着巨大披风的醉汉”……甚至,当胡安·何塞·阿雷奥拉觉得海豹是灰色的, “是气味强烈到令人作呕的被磨光了的肥皂”,它们还是动物,只不过具有了某些人类的生理特征,也就是从生理意义上找出和人类的共同点,并非是批判性的。但是,当蛤蟆具有 “斯芬克斯式态度”,而且里面藏着隐秘的交换命题,那么蛤蟆就是丑陋的人类, “像镜子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猛禽中有独眼的老鹰,也有掉光了毛的雀鹰,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具有 “食肉动物的血统所享有的名望”,当他们站在夜晚的栖木上,依次侵犯下面的小鸟尊严,那么它们就是人类等级制度的写照;于是,当鸵鸟把头埋进土里,它不再是凌乱的、性感的、骄傲的鸵鸟,不再拥有优雅,而是在装饰自己的丑陋中变得更为丑陋, “它总是不知羞耻地移动着,跳着一种诱人的恐怖舞蹈。”就像在人类社会中,当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不正派的女人头上插上羽毛,她们就像鸵鸟一样,在裸体游行总被讽刺,被消遣;而鬣狗,具有嗥叫、恶臭和暗斑三重特点,但是作为凶猛王国的看门狗,它却有着很多的崇拜者,而且它的传道活动并不是一场徒劳,从这里看出的社会人类的荒诞: “也许它是在人类中获得新信徒最多的动物。”

动物和人类进行类比,胡安·何塞·阿雷奥拉在动物身上找到了人类的隐喻,或者说人类具有某种动物性,所以它们和他们,变成了只是因为选择不同而各自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就像人类和猴子,在本质上他们是同等的,无关理性,也无关诱惑。所以在这种同等命运中,如 “一座千年的细末垒成的小山”的野牛在人类面前,就成为了牺牲品, “人并没有被那角、蹄与厚唇的波涛卷走,而是埋伏着,射出一箭又一箭,于是一头又一头的美洲野牛倒下。”当它们被人类的箭射进 “第四纪的最后的牲口圈里”的时候,人类和野牛其实在同样的命运中,和平协议便是这一象征, “战败了的粗壮的牛向我们奉上了它们的反刍类动物的秩序,以及它们全部的肉和奶。我们还为它们加上了轭。”而人类则从原始社会开始, “在阿尔塔米拉洞穴里借野牛的形象完成了他最好的画作。”

《美西螈》在动物集里唯一出现了一个 “我”,而且是具有个体意义的 “我”:一是关于美西螈,我从两个途径获得了可靠的信息,一是《新西班牙博物志》的作者,另一个则是 “我的生活的作者”——胡安·何塞·阿雷奥拉故意将两个 “作者”采取了不同的性别,一个是阳性,一个是阴性,所以 “我的生活的作者”实际上指的是 “我的母亲”。而就在下面关于美西螈的故事中,就出现了 “我的母亲”,母亲告诉我的是,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村子里,有一个女人怀上了美西螈孩子。这像是一个传说,但是正像全神贯注的修士所说,美西螈 “像女人”,墨西哥水塘里的美西螈,就像是小美人鱼,所以当女人毫无戒备地在有美西螈的水里沐浴, “这难以察觉的明澈的生灵会在水中滑来滑去。”最终进入女子的身体而使她怀孕。

而美西螈的来源也与此有关,有一些长者告诉我,美西螈的祖先就是一个女人,当有一天一个男人在她月事间强占了她,而她不想要她的孩子,于是跳进了湖里,最终她便成为了一条美西螈。是一个传说,但是却像是真实发生的,所以当胡安·何塞·阿雷奥拉以 “我”这个个体作为讲述者讲述美西螈的故事,实际上就是把美西螈放在和人类相同的命运上,所以这种同一化就消除了人类的特殊性: “内米洛夫和让·罗斯坦德也同意,他们指出,美西螈是动物王国中第四种大约每月都得经受生理灾难的。其他三种分别是雌性蝙蝠、女人,还有某种雌性类人猿。”

所以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意图很明显,这本用一个星期口述的《动物集》并非是在记述动物故事,并非是在描绘动物的特性,而是将动物人化,或者将人动物化,在同等的命运中接受现实,正如前言所说:

爱那不配的和没用的人吧。去爱那散发恶臭、破衣烂衫、满身油污的人吧。
去真心问候那丑陋可笑的人吧,尽管他以人性之名,把他黏稠的信任、他死鱼般的手交给了你,还把他那狗的目光投向了你。
爱那像猪和鸡一样的人吧,尽管他们正欢快地跑向那动物占据的油腻腻的天堂。
爱那突然来到你身旁的人吧,尽管她身着母牛睡衣,按照家畜的习性,开始永无止境地倒嚼牧草球。

浮世画家

编号:C38·2180420·1471
作者:【英】石黑一雄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1年05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50元
ISBN:9787532754373
页数:258页

《浮世画家》是石黑一雄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获Whitbread奖并进入布克奖短名单。《浮世画家》同样以主人公的会议为基调,以非凡的小说技巧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回忆与思考,写作笔法含蓄委婉,耐人寻味。主人公曾是位显赫一时的浮世绘画家,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他才恍若大梦初醒:原来整个日本民族的过去竟是在为一种荒诞虚幻的理想献身,他的艺术理想也真如其名称一样毫无根基,虚浮于世: “画家有希望捕捉的最细微、最脆弱的美,就漂浮在天黑后的那些娱乐场所里。而在这样的夜晚,小野,那种美也会飘到我们这里。可是挂在那里的那几幅画,它们没有表现出一点那种虚幻的、转瞬即逝的特征。严重的败笔,小野。”


《浮世画家》:这些都有致命的败笔

现在每天都在施工,日新月异。川上夫人的酒馆外面,以前是寻欢作乐的人们摩拳接踵,现在正在建造一条宽宽的水泥马路,路的两边已经打好了一排排大型办公楼的地基。
——《一九四九年四月》

以前和现在,似乎就在一条路的两端,两端不是终点,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世界延伸,甚至延伸的两端也不是被隔阂在两个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它们会交错,会纠葛,会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变成一个世界。而当小野增二站在高处,看见变化的城市时,它仿佛像一个上帝检阅着这里发生的一切,上帝的视角似乎可以超越自身的存在,超越时代的疑问,超越众人的困惑,但是那一道自上而下的目光却只从现在延伸到了未来,无论是新建的马路还是办公楼的地基,无论是现在的日新月异还是未来的真正新生,这种单向度的俯视方式似乎注定把自己误读为一个已经走出了过去的人。

这是一九四九年四月,按照小野增二的注视方式,那个在未来到来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必定沉浸在喜悦之中,也是在高处,也是俯视, “看到我们的城市得到重建,看到这些年一切迅速得到恢复,又让我由衷感到喜悦。看来,我们国家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误,现在又有机会重振旗鼓了。我们只能深深地祝福这些年轻人。”小说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就是这种注视的终点,即使未来再向前延伸,那种重建的喜悦也溢于言表,那种对年轻人的祝福也发自肺腑。但是当对未来只有一种心情,当终点已经被注解,那些国家曾经犯过的错误,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那些民族和人们遭遇过的伤痛,是不是可以彻底抹除了?

甚至,小野也曾经以回首的方式看见路另一端的过去,一九四九年四月之前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从川上夫人的酒馆出来,站在门口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废墟,一些喝酒买醉的顾客,以及几座楼房的背影,在这个远离文明的地方,小野看到的就是颓废,就像酒馆的老板川上夫人一样, “战争前,她或许仍可以被称为‘年轻女人’,战争后,似乎她内在的什么东西破碎、萎缩了。”而当看到这些场景,川上夫人说这是 “战争的破坏”,这一句话不仅是对于这一片废墟,也是对于生存在其中像她一样的人的感慨。如果再向前,是一九三三年或者一九三四年,作为当时已经有些名望的画家,小野代表那些艺术家向政府提出了建议,就是要把这一带作为 “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不仅仅是饮酒,而是让这个酒馆成为颂扬日本正在涌现的 “爱国热情”,甚至要排除异己, “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正是这个建议,在新干线开通大约两年半,这个创作 “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作品的艺术家们有了这个叫 “左右宫”的聚集地。

现在是日新月异的激动,未来是重建恢复的喜悦,过去是踌躇满志的信心,那么一九四八年十月的那片废墟是不是被忽略了?在这个小野 “单向度”的世界里,他甚至用那座 “犹疑桥”来命名那些颓废的人, “我们之所以还这么叫它,是因为就在久之前,过了桥就进入了我们的逍遥地,你会看见那些所谓良心不安的人在那里犹豫不决地徘徊,不知道是寻欢作乐地度过一晚上呢,还是回家去陪老婆。”这是战前就开始的命名,而当这个名字在战后的一九四八年还保留的时候,小野似乎用鄙夷的目光注视徘徊者,他们和这片废墟一样,无法以超越平庸、颓废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未来,也无法成为这个国家的 “年轻人”。

故意延伸到未来而不是真正的回头,故意要抹除废墟的存在而忘记徘徊的岁月,小野的单向度代表了战后一类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激情,他的喜悦,他对未来的憧憬,似乎和战争无关,这种要把颓废从自己身上抹除的想法和行动,或许就是在寻找年轻的力量。曾经的小野还没有走上绘画之路,那年父亲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客厅里让他把自己偷偷画的画作拿出来的时候,父亲的态度很明确,不能从事绘画,他引用许多年前云游僧说过的话,说小野的性格里有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懒惰、不切实际、意志薄弱,所以父亲认为,如果小野变成了画家,那么他的生活将是 “肮脏而贫穷”的, “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容易变得软弱和堕落。”

这是小野第一次感受到颓废,从父亲口中说出,又注解在画家的生活里,这个颓废的未来是关于身体,关于性格,关于个体的现实,也正是这种对于未来的颓废注解,成为了小野超越自我的一个契机,他似乎在违背父亲的意愿情况下开始了自我超越,最终是通过了自己的努力走上了绘画之路。摆脱颓废的自我,是小野走出的第一步,而之后,他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向了未来——自己的未来,国家的未来。他离开竹田大师看起来是对于自己追求技术精进的又一次努力, “尊重老师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勇于挑战权威。在竹田的经历告诉我,永远不要盲目从众,而要认真考虑自己推往哪个方向。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鼓励你们大家去做的,那就是永远不要随波逐流。”不要盲从,不要随波逐流,就是要自己认清道路和方向,这是自我成长的需要,但是小野的这句话里却含有对于颓废天然的敌意, “要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和颓废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里,它们大大削弱了我们民族的精魂。”

提到了 “民族的精魂”,这是一个重大而特殊的转变,绘画当初是自己告别意志薄弱的选择,是纯粹面对个体的努力,但是当上升到国家和民族层面,你是为了告别战前那些颓废的思想。从竹田大师那里出来,跟着毛利君学习绘画,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化,而其实那时的颓废思想已经影响到了那些画家,毛利君告诉小野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和仪三郎经常光顾艺伎馆,那是一个充斥着娱乐、消遣和饮酒的地方,这种叫做 “浮华世界”的生活是颓废的象征,也成为绘画的背景, “人们所说的浮华世界,小野,就是仪三郎知道如何珍惜的那个世界。”但是之后的毛利君却幡然醒悟,并称这是他 “致命的败笔”,年轻人对于快乐经常会产生犯罪感,估计我也是这样。我想,我当时认为在这样的场所虚度光阴,用自己的技巧去绘如此短暂、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实在是一种浪费,是一种颓废。当一个人对一个世界的美产生怀疑时,是很难欣赏它的。”

也正是因为看见了 “致命的败笔”,毛利君开始改变生活,转变画风,而这种转变也影响到了小野,当小野开始教授学生时,他对学生说的是: “作为日本新一代画家,你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负有重大的责任。有你们这样的人做我的学生,我深感自豪。自己的画作不值得多少夸赞,可是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想起我在事业上培养和帮助过你们在座各位,那么没有人能使我相信我是虚度了光阴。”个人告别颓废,是为了寻找到国家的精神,民族的精魂。而在日本处在一个特殊关口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国家精神就变成了对于战争的鼓吹,正像松田说的那样, “我们是新生的一代。我们团结起来,就有能力做出真正价值的事业。正好,我们一些人对艺术情有独钟,希望看到艺术能响应当今世界的呼唤。”在他们看来,日本是一个生病的孩子,是一个颓废的人,这样的国家会让自己的人民越来越饥饿,越来越病弱,所以为了使日本摆脱现状,就必须成为强大而富有的帝国,而这个渠道最直接的便是 “利用我们的力量向外扩张”。

松田所说的 “我们的力量”一方面是在绘画中注入那种精神,另一方面通过绘画唤醒他人,所以小野才会向委员会提议让左右宫成为艺术家构建未来的聚集地,所以才会让学生绅太郎创作 “中国危机”的宣传海报,才会自己用实践表达自己的决心。那一幅《得意》的画是小野最为投入的作品,当初和松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从那一片废墟中得到了启示,废墟象征那时的日本,废墟上的不幸孩子象征当时的日本民众,所以在反对颓废、重建信心的画作上,三个男孩像准备作战的武士,而画作的左下角写着一句宣言: “可是年轻人准备为尊严而战。”而以这幅《得意》为原型,小野之后创作的《放盐地平线》则更进一步, “其中两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中间站着一位宫,举着长剑指向前方——西边的亚洲。他们身后不再是赤贫的背景,而是一片太阳军旗。”那句宣言也变成了: “没有时间怯懦地闲聊。日本必须前进。”

从告别意志薄弱的个人颓废状态,到告别娱乐消遣的群体颓废生活,再到告别饥饿贫穷的国家颓废现实,在小野看来,是一个画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未来的方向,所以当战争爆发,当日本侵略,画作变成了美化的艺术品。但是,这场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小野似乎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而当日本战败,当另一种怨恨的情绪滋生的时候,小野又把它看成了新的颓废思想,于是在通往未来的单向度目光中,他再一次要重建国家精神,再一次希望超越平庸。

一九四八年十月,已经是战后了,小野的大女儿节子已婚,作为一个老人,他似乎更应该把精力放在另一个女儿仙子的婚事上,而未婚的仙子却也成为他在战后寻找新的责任和精神的一种象征,面对发生变故的退婚事件,个体的生活和这个国家的未来纠葛在一起,而小野最终做出的决定其实依然是单向度的,依然缺乏反省。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或者战败的日本到底影响了谁?当上川夫人变得苍老,当杉村明的女儿变得消瘦,战争绝不仅仅只是戕害了人们的身体,曾经和小野一样要重建日本精神的松田为什么喊出 “战争把一切毁了”?曾经跟小野学画创作了 “中国危机”的绅太郎为什么要小野给委员会写信证明自己的清白?战前战中唱战歌、模仿政治演说的 “平山小子”为什么会被人揍打?或者三宅家为什么要和仙子解除婚约?

小野把一切都归结为怨恨, “如果你仔细研究每个人对你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会发现其中贯穿着同样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在他那里又再次被解读为颓废,所以实际上小野一直没有思考过战争的本质,他尽管认为战争是一次错误,甚至是一种罪过,因为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战争中丧生,亲人的死去对于他来说应该更深刻思考战争的本质,思考日本战后的未来,但是面对这些怨恨情绪,他根本没有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有的甚至只是敷衍,如此,对于未来的种种设想,最后却以讽刺的方式回到了可怜的原点。

战争之后,其实提供了不同的选择,那些经历过的人也表现了不同的态度,这其中有小野所谓的怨恨者,三宅解除了和仙子的婚约,并不是因为自己和小野家的名望有着差距,而是不认同小野的战争态度,当卷入过战争的公司总裁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谢罪的时候,三宅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忘记过去的罪行,才能展望未来,而他看不起甚至愤怒于那些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人,称他们是懦夫, “而且那些错误是代表整个国家犯下的,就更是一种最怯懦的做法。”而小野正是这样一种人, “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

怨恨者还有节子的丈夫池田,当小野儿子健二的骨灰从满洲运回日本,小野举行了仪式,他认为健二 “死得英勇壮烈”,但是池田却提早离开了仪式,他认为, “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正由于此,小野和池田之间产生了矛盾。怨恨者还有 “乌龟”,那个跟着小野学画、小野又处处维护他的学生,当小野再次说起《得意》这幅画作的时候, “乌龟”愤而离开,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 “你是个叛徒。请你原谅。”怨恨者,还有黑田的学生恩池,黑田以前是小野的学生,也是最为吹捧的人,但是战后他的画作因为是 “有害作品”而遭到警察的搜查,黑田也被审讯,当小野去黑天的寓所寻找黑田时,遇到了恩池,恩池希望他不要去找黑田,因为在他看来,黑田这几年所受的苦是小野导致的,他对小野说: “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叛徒。他们许多人仍然逍遥法外。”

怨恨者之外,还有逃避者,绅太郎要小野帮忙写信,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错误;还有松田,曾经雄心勃勃的松田现在已经变得病病恹恹,住在自己几乎与世隔绝的房子里,当小野去找他,松田答应他的一件事就是隐瞒真相, “关于你的过去,我只会说好话的。”除了怨恨者和逃避者,当然还有那些谢罪的自杀者,公司总裁自杀了,曾经在战争期间唱过那些歌曲的野口也自杀了,而对于他们的自杀,小野的态度一致,就像他对节子承诺恶那样, “我绝对不会考虑采取野口那样的行为。我可以毫不自夸地说,我当年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

怨恨者、逃避者、自杀者、被审讯者,其实当战争结束,当日本战败,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但是,当小野面对这一现实的时候,他尽管也认为战争带来了危害,也在黑田事件之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他把这一切和自己撇清了关系,就如松田所说: “ “军官,政治家,商人,他们都因为国家的遭遇而受到谴责。至于我们这样的人,小野,我们的贡献一向微乎其微。现在没有人在意你我这样的人曾经做过什么。他们看着我们,只看见两个拄拐棍的老头子。”正是这种无关论,使得他们能安然站在战后的时间节点上,并以从小就具有对于颓废思想的痛恨为支撑,在面向未来时,依然希望能重现国家精神,依然能凝聚民族惊魂,甚至还沉浸在曾经的自我超越上。一郎是节子的孩子,他没有经历过战争,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接受了多元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已经渗透到他的生活里,他喜欢看怪兽电影,学唱牛仔的歌曲,和大力水手一样吃菠菜,就像节子所说: “池田认为,一郎与其崇拜宫本武藏那样的人,还不如喜欢牛仔呢。池田认为,现在对孩子们来说,美国英雄是更好的榜样。”

但是,在小野看来,这种对于美国文化的崇拜是违背国家精神的,而在这种否定方面,他却在一郎身上看到了自己儿子健二的影子,他让一郎学着喝酒,当节子和仙子反对的时候,他甚至说: “你们女人有时候不能充分理解一个男孩的自尊心。”虽然是 “一小滴就够了”,但是在小野看来,一郎身上的男子汉气概就是健二的化身,健二曾经就是这样喝酒,所以在战后一代身上他又看到了国家精神, “我承认,看到孩子们继承了家里其他人的这些特征,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希望我的外孙能把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他成年。”成年而成为年轻人,或许正是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正可再建国家精神,所以当松田病逝之后,他却找到了自我慰藉的理由: “他当然更没有理由在幻灭中死去。也许,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确实看到某些瑕疵,但他肯定也认识到,他能够引以自豪的正是这些方面。”

战败之后当然需要重新建设,当然需要重塑精神,但是当小野以一种继承的方式在战争中寻找力量,却一定是一种可悲,一种顽固,甚至他把这种力量看成了告别颓败的不二法则,从而美化了它,当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坐在高处俯视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依然像上帝一样, “乌龟那样的人,绅太郎那样的人一一他们也许很勤勉,有能力,没恶意,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那天感受到的那种幸福。因为他们不知道勇于冒险、超越平庸是什么滋味。”而小野的观点也是石黑一雄的思想,在没有反思,没有反省的文本里,在 “献给我的父母”的题辞中,这种告别 “浮华世界”的方式完全变成了讽刺,就像毛利君评价自己的画作时说的那句话: “这些都有致命的败笔,小野。”

怪谈·奇谭

编号:C41·2180319·1461
作者:【日】小泉八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37.00元
ISBN:9787532766024
页数:289页

小泉八云,在日本文学史上堪称最为 “特殊”的存在,他身为爱尔兰人与希腊人的混血,生于希腊,长于爱尔兰,先后旅居过英国、法国、美国等,却对东瀛的思想、文化、风俗人情抱有执着的兴趣与热爱。之后加入日本国籍,成为近代史上有名的日本通、现代怪谈文学的鼻祖。被称为 “日本《聊斋志异》”的《怪谈·奇谭》共收录五十五篇怪谈故事,皆为小泉八云根据日本古典文学名篇所作的复述与改写,采自《卧游奇谈》《夜窗鬼谈》《十训抄》《今昔物语》《雨月物语》《古今著闻集》《百物语》《新撰百物语》等诸多日本古籍,这些黑暗中或孤独或寂寞的故事,深得日本文学之三昧。书中配有小泉遗稿中其手绘插画及多幅日本名家浮世绘作品。


《怪谈·奇谭》:谁知偏偏漏掉了耳朵

“不会吧?八云先生,你莫非把那篇怪谈故事还给当了真啦?”
——《宿世之恋》

新幡随院只是个无趣的破寺,墓地早已变成了芋薯田,石塔间插满了七扭八歪的木桩,那座在《牡丹灯笼》里的坟墓,却还在,只是在地藏菩萨像旁边的墓碑上,自己已经无法辨认,用柔软的白纸敷在上面,用黑色的黏土擦刷一下,纸面上的字却是一段 “宝历留念丙子三月十一日”的日子,而另一座碑石上却刻着 “延妙院法耀伟贞坚志法尼……”的字样。

一切之颓败,一切之萧然,死去之人也只是肉身寂灭,而那段在《牡丹灯笼》中奇幻的故事去了哪里?那痴心的露儿、感人的阿米,以及薄情的新三郎又在何处?它原先在文本里,《夜窗鬼谈》上卷第四十五篇三十九话便是《牡丹灯》,之后经过各种版本的演绎,根据三游亭圆朝的落语剧目《怪谈牡丹灯笼》而创作的《牡丹灯笼》成了最有名的狂言剧,在东京都内演出时好评如潮,堂堂爆满。这一个关于人鬼的恐怖故事为什么会吸引如此众多的看客,又如何在历史中不至于湮灭?

《宿世之恋》当然是关于人与鬼情感之纠结,那个名叫荻原新三郎的男子生得英俊逼人,而且性情平易,在和平左卫门的女儿初次相见,便情投意合,互生爱慕,甚至暗暗许下心意,誓言一生一世永不相负。这是男女之情发展的常有轨迹,只是在物是人非中的种种曲折中,誓言便也成空,露儿因未见新三郎前来见她,便以为对方负情,最后积愁成疾,进魂断香消,韶华永逝。而新三郎却一无所知i,,直到盂兰盆节的第十三日,遇见了露儿和丫鬟阿米,阿米告诉新三郎的是: “志丈那厮实在可恶!正是他向我二人编派说荻原大人已经去世。却原来都是那老贼的诡计。”

露儿早已成鬼,为何又遇见新三郎,而且阿米竟传闻说新三郎已经去世,到底谁是人谁是鬼,似乎也制造了一个悬念,但是露儿在两人交谈中始终以袖掩面,不发一语,便也是一种怪异。在之后的七日之中,露儿和新三郎倒也是风雨无阻在那间屋子里相会,新三郎对露儿一日比一日爱之深切,两人之间为情链所系,那份执着,较之铁锁犹更坚固。但是这发生的一切似乎不是感动,在沉迷之外的人看来,却也变成了可怖之事:露儿年轻美丽的容颜变成了一句空壳骷髅,眼鼻处仅余几个黑漆漆的窟窿。相面先生勇斋也叱呵新三郎: “你可明白,每夜与你温存亲吻的是死人之口;握着你的,是死人之手?如今看来,你面上已有死相显露。”

新三郎知道自己离死期不远,却央求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于是用起了符咒,于是念起了《雨宝陀罗尼经》,于是挂起了海音如来的佛牌,这一切也隔绝了他和露儿之间的情感,而阿米又想方设法出钱去除了那些符咒和佛牌,最后新三郎气绝身亡,而当他死时, “那张脸上,仍清清楚楚地残留着临终前的苦相。床上,紧挨他的尸身,还有一具女子的尸横卧在旁,森白的手骨,紧紧绞住了新三郎的脖颈,深嵌在皮肉之中。”男女之间,人鬼之间,生死之间,到底隔着什么?所谓的爱恋最终被金钱所击败,但是真正阻隔他们的还是新三郎求生的欲望,良石和尚曾对这一种宿世之恋有过评价,他说,露儿并非是出于憎恨而前来寻仇,而是执着过深之故, “可怜那女子,在距今生遥遥三世或四世之前,就一直对你爱恋不已。转生,死去,再转生,改变了容颜,即使如此,对你的爱意却从未歇止。”

不管是盂兰盆节相见,还是两人相守,都是跨越了人鬼之间的距离,但是最终当新三郎死去之后,那一具女尸似乎也在外人看来变成了诡异之物,而新三郎自己呢?能否化为鬼魂,与露儿长相厮守?似乎问题并不在于此,新三郎听闻自己和鬼魂在一起,而且自己死期已近,却担心起来,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远远超出了和早已为鬼魂的露儿的相爱,也正由于此,当他死去时,一切又回归到人的评价体系,对新三郎的鄙视便是对跨越人鬼阻隔的爱情的否定,这一出宿世之恋便也打上了重重的怀疑论的标签。

而本来计划将《牡丹灯笼》剧作翻译成英文的小泉八云,在这个故事里却也悟出了东西方之间的差异, “新三郎这个人,当真薄情。若是放在西洋的古典叙事诗当中,一对恋人真心相爱,男方必定会在女子死后,怀着热情和勇气追随她而去,到墓中与之相会。并且这些殉情的男子,本身都是基督教徒,他们是不信什么来世转生的,心中十分清楚,自己的生命仅此一回。饶是如此,也能够为了爱情欣然赴死。”薄情之人,只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却不知死之最大意义在于和露儿永久在一起,所以那种死也不是令人恐惧的,而是充满了无限向往,但是在西方世界里,这种殉情即使在人世间,也是极为珍贵的。所以最后和友人去新幡随院去求证,更多的是体味文化之间真正的差异,而当那墓碑上写着的只是尼姑的名字,先前的期望便烟消云散, “这明明是个尼姑的墓嘛!”于是新三郎的怀疑论又变成了对这出好评如潮的东方戏剧的怀疑,正如友人所说: “你自己不也是图个乐子才找到这儿来的嘛。”

不必当真的是宿世之恋,不必当真的还有所谓的传奇,似乎在活着的现实和死去的鬼魂之间,的确存在着无法消除的隔阂,所谓的生死故事,所谓的人鬼情谊,其实只是一种投射,最后还是以复返的方式回到人之为人的世界里。人只有死去的时候才能变成鬼,当人成为鬼的时候,他其实是人的影子,鬼之好坏也都是人之好坏的一种对应,于是在这种关系里,最常见的便是因果报应。《鸳鸯》中那个叫尊允的猎师是因为饥饿难忍,便拉起弓箭射中了一只雄鸳鸯,并当成了佳肴,最后死去的鸳鸯便化成鬼魂, “平日太阳落山,我便会与夫君缱绻依偎,相伴回巢。此刻,却落得形单影只,独宿独栖于茫茫菰草之中……此中悲痛,这凄楚滋味,怎一个愁字了得!”第二天,尊允再次看见了那只雌鸳鸯,却只见雌鸳鸯当着尊允的面,用尖锐的鸟喙猛啄起自己的身子,直到啄得遍体鳞伤,肠穿腹裂,最后惨死在尊允眼前。

传说中,杀鸳鸯是一件不祥的事,猎师为了填饱自己的口腹竟痛下杀手,而当他目睹雌鸳鸯的惨状后,才感知自身的罪孽,于是剃度出家做了和尚。《食人鬼》中也有着浓厚的因果报应,专噬人肉的食人鬼化成和尚,而他之所以变成食人鬼,是因为曾经做和尚的时候,为死者超度,却只想凭借僧人身份之便,获取的衣食资粮、利益供养,这是奉佛之心不诚的表现,最后因累下种种贪业,死后便遭受果报,堕入饿鬼道,投胎成食人鬼模样,专噬刚死之人的尸体。而《轱辘首》里的骷髅鬼化成樵夫,也说自己曾经是某位大名的家臣,但是时常纵情酒色,嗜饮无度,又兼秉性暴烈,骄纵跋扈,几次三番惹下祸事,连累了许多人无辜死于非命,在恶有恶报的罪责之下,只好隐姓埋名成为樵夫,虽然樵夫本是个轱辘鬼,但是他这一番话道出了因果报应的规律。

人而为鬼很多是报应,但也有感人之处,《阿贞的故事》里的阿贞原来就是长尾的妻子,不想染上重疾之后死去,在死之前她告诉长尾: “奴家总相信,哪怕明日便埋身黄土之下,凭你我二人的因缘造化,也注定会在人世间再度相逢的……”并非是在鬼魂世界里再次相遇,而是在人世间再续前缘,后来长尾在投宿客栈时看到一名女子,眉目间处处是阿贞的影子,于是最后娶了女子为妻,而女子似乎忘了客栈里的那些对话,也忘记了前世种种, “两人邂逅的瞬间,曾经一度苏醒过的前生记忆,重又烟消云散,在此后的岁月中始终混混沌沌,不复真切。”记忆之模糊,在再次相遇的人间真情里,也无那种必要。

小泉八云: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如何消除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那些植物也被赋予了人格化的一面,《乳母樱》中,乳母阿袖为救德兵卫染病的女儿小露,在不动明王前许下大愿,恳求以一己性命,换得小姐安然无恙。后来德兵卫家栽下一棵樱树, “在往后的二百五十四年间,年年岁岁花开不辍,每到二月十六,则必定喧阗盛放,花瓣白中泛着柔嫩的粉红,宛若女子哺乳后微微濡湿的乳房。”这便是人格化的樱树,寄托着另一种情感。而在《十六樱》里,那棵樱花树开花也都恰好赶在阴历正月十六,且仅此一日,绝不多开。而这并非是一棵普通的树,是伊予国的一位武士 “替死身”,当他铺开白布与蒲团,以武士剖腹之仪,毅然赴了死。之后,武士之魂便凝结在樱花树上,并凭借着一己的生命力在开花,使樱花之树和武士之魂结合于一体。

无论是人与鬼之间的因果报应,还是跨越生死的情感寄托,都是在折射着人的处事之善恶,而当这些具有东方意境的故事在小泉八云面前铺开的时候,所谓的隔离似乎变成了东西方之间理念的不同,正如那个《宿世之恋》的故事一样,为什么好评如潮的故事最后只是一个荒冢?那个哀怨的女子为什么只是一个尼姑?怪谈故事不能当真,那么这五十五篇采自于《卧游奇谈》《夜窗鬼谈》《十训抄》《今昔物语》《雨月物语》《古今著闻集》《新著文集》《百物语》《新撰百物语》《怪物舆论》等古籍的 “怪谈·奇谭”被辑录而成,对于小泉八云这个出生于西方生活在东方的作者来说,是不是体现着另一种文化融合的欲求?

《宿世之恋》中东西方之间的观念差异已经显现,而在其他故事里,小泉八云分明是用怀疑论的观点来讲述那一个个怪异故事,《毁约》中死去的妻子报复不遵守誓约的丈夫,却把新婚的妻子杀死了,小泉的疑问是: “这故事未免太残忍了!那女鬼存心复仇的话,也该冲着背信弃约的丈夫去啊!”但是友人却说: “男人都这么想,可女人们显然不啊!”《骑死尸的男人》中,女人因为被丈夫休掉而身怀悲痛与羞愤,当她死去时这一份悲痛和羞愤也无法被埋掉,于是变成女尸之后,正一心一意等待负心汉归来。男人看到了女尸,按照阴阳师的说法,只有骑在女尸身上才可以避祸,男人照此做了,除了一夜的害怕之外,负心的骑尸男既不曾发疯,也没有遭受报应, “男人感激涕零,向阴阳师一再拜谢。”看到这样的结局,小泉似乎有些不理解,负心男人应该得到报应,但是最后却是 “感激涕零”,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 “最后的注释,则更叫人失望”: “据闻其男与阴阳师的孙辈们,如今依然在世,居于大宿直村内。”

观念不同,理解不同,造成的隔阂似乎也不可避免,而其实小泉八云改写这些鬼怪故事,除了寻找一种东方叙事之外,更重要的在西方视野中发现所谓的差异,而这种缘由在《无耳芳一》中得到了某种阐释,几百年前的赤间关,住着位名叫芳一的盲人,他以其精湛的琵琶弹词技艺而闻名远近,其中表现源氏和平家连年争霸的《壇浦会战》一曲,弹奏达到了 “鬼神共泣”的化境。那一日夜晚,有武士邀他去弹奏,盲人芳一听到的是武士的命令,是宅门开启的声音,是门内的脚步声,是女人们交头接耳的议论声,当然也是 “这琴艺,端的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赞叹声,可是这声音被听到,而无法看见,便也成为了一种隐喻,只有当阿弥陀寺的和尚发现时,才揭开了真相: “你不是去什么贵人府邸说书,而是每晚到平家墓地去‘对碑弹琴’直到天亮。今晚寺里的仆役们找到你时,你正淋着大雨,呆坐在安德天皇的坟前。”于是在芳一的身上写上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胸前、后背、脸、头、手、足,以及足底,无一例外,却偏偏漏掉了耳朵,而当那个夜晚来临,也只有耳朵被那些鬼魂所迁走,从此,盲人芳一便成了无耳琴师。

“谁知偏偏漏掉了耳朵”,这一耳朵从人身上掉落,而进入鬼魂世界,这遗落的耳朵其实就是小泉八云在这些鬼怪故事里设置的隐喻,那就是悬念,就是留白,就是没有说满的结局。《因果谭》本就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卧于病榻三年的夫人染病,即将去世,她对侧室的雪子说,要在临终前扶她为正室,除此之外便想最后一眼看看庭院里的樱花,当雪子准备背起她去庭院的时候,夫人 “便将嶙峋的双手挪下肩头,迅速伸进雪子的衣襟下,嚯地捉住了雪子的双乳,随即喉中发出了悚人的狞笑”,这是匪夷所思的一幕,夫人最后说: “我的‘赏樱之愿’只不过,却不是那庭中樱树。此愿不偿,我死亦不能瞑目。如今,总算了却了一桩夙愿。啊,实在太高兴了!”在日本,妇人肉体之美比喻成樱花,但是夫人为何对血渍也有着肉体之好,其实这是一种惩罚,那一双手再无法从雪子双乳间拿走, “那双手已死死粘住了雪子的肌肤,若硬生生剥除,势必将雪子弄得皮开肉绽,血流不止。夫人的手指,绝不仅仅是深嵌在了雪子双乳之中那么简单,而是手心的皮肉与雪子胸前的皮肉以一种莫以名状的方式,完全粘连在了一起。”不是融合为一体,而是在每日丑时便会攥住雪子双乳,又拧又掐又捏,将雪子折磨得痛不欲生,直到寅时方肯罢休。即使雪子出家为尼,即使烧香拜佛,这一折磨却始终未能消除,而一切的归因在于: “可惜,宿业难消,造成如此恶果的,自有其恶因。”

雪子有何宿业,故事中没有提及,甚至伏笔也没有,这便是一种空白,一种悬念,也正是这一悬念使得整个故事让人有一种难受的感觉,而在《镜与钟》中,当那个整日游手好闲,不事正业的农夫学 “无间钟”而求富求贵的时候,得到的是一只大瓮,本来如果按照因果报应,好吃懒做的农夫得到大瓮,自然也是一种报应,但是,故事却在 “见瓮内有东西迅速充盈,不停漫涨,自瓮口满溢出来……”中打断,最后的一句话是: “那充斥瓮中的,究竟是什么呢?恕本人实难启齿。”《茶碗中》也是如此,名叫关内的侍卫在茶碗中看见了一张面孔,却不是自己的,害怕之中将茶碗之水倒掉,之后有人竟找他报仇,原因是倒掉茶水是因为 “加害于我”——那张脸就是这个复仇者的,但是最后在客栈里,关内和复仇者的争斗却没有最后结果,一句 “而后……”便在省略号中走向了空白,小泉说: “其后的结局,我大可随意杜撰几种,不过,应该没有一个能够满足西方人的思维喜好。因此,倒不如留给读者们自行想象,到底吞下灵魂后,会发生什么……”而这留下的悬念便也成为一种风格, “事实上,这些故事为何停留在未完成状态,则无人知晓。”正是不完全化的写作使得这些鬼怪故事保留了最后的遐想。

不仅配有1891年《平知盛海上出现图》、 作者、年代不详的《雪女》、《牡丹灯笼图》,而且还有小泉八云遗稿手迹《平家蟹》、《辘轳首》、《雪女》等,小泉八云用西方的目光来看待这一个个东方鬼怪故事,并非仅仅是对异域文化浓厚的兴趣,其实,这些故事就像是小泉幼年的一个梦,当父母离异,当自己寄样在叔父家,那一种没有归宿的感觉,让他只能在梦中流浪,所以五岁时的那个梦便成为他一生的情结,他把梦中的幽灵写进了《梦魔的感触》文章里,关进了文本,却总是想方设法逃逸出来,于是在这关与开之间,在这梦幻和现实之间,真和假便成为一种永远模糊却充满刺激的共存状态,而这也是小泉八云无法走出的 “宿世之恋”。

公羊的节日

编号:C66·2180319·1460
作者:【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34.90元
ISBN:9787532160419
页数:490页

阔别祖国三十五年的乌拉尼娅回到了故乡多米尼加共和国,三十五年前,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处于冷血独裁者特鲁希略的统治下,乌拉尼娅的父亲 “智囊”卡布拉尔正是这位独裁者的得力助手。三十五年后,卡布拉尔已老,他行动不便,更是丧失了语言功能。乌拉尼娅的姑妈不能理解为何乌拉尼娅从不曾探望自己父亲,面对质问,乌拉尼娅缓缓诉说起三十多年前的伤痛记忆,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阴谋,还有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秘密……略萨用写实的笔法,三线并呈的叙述结构,描述了乌拉尼娅对往事的追忆、独裁者特鲁希略如何开始一天的生活以及一场令人屏息的暗杀行动,略萨说: “这是一部小说,不是一本历史书,因此我有很多的自由。”


《公羊的节日》:这双手从来没有颤抖过

当拥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这恰恰是特鲁希略剥夺了多米尼加人三十一年的宝贵权利,你会感到咖啡和甜酒的醇香,会感觉到香烟、海水浴、周末电影或者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给身心留下的十分愉快的感觉。
——《九》

什么是自由意志?是惬意地喝着咖啡和甜酒,在海水浴中感受蓝天和白云?还是周末欣赏一部美国电影,听着广播中的默朗格舞曲?1961年5月30日,星期二,当子弹射进元首特鲁希略的身体,当暗杀终于变成现实,当31年的独裁统治终结,那首《他们杀了公羊》的舞曲的确在多米尼加街头上传唱, “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庆祝/公羊的节日/五月三十日……”

可是,谁是人民?公羊是不是就是人民的公敌?在结束独裁之后,人民是不是真的拥有了自由意志?5月30日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节日,但是当那条公路上传来连续的枪声,当身穿制服的 “公羊”脑袋被打碎,当公路变成染血的现场,这一个节日注定涂抹上了那血腥的记忆,而在节日之后,对于一个国家的期望只不过是六个参与谋杀的反特鲁希略分子的计谋,只不过是无数的部长、参议员、高级行政和军事官员的计划:共同重建政治制度,消灭特鲁希略主义的残余势力,实行开放政策,成立军民联合执政委员会,在美国的支持下,稳定内外秩序,防止共产党人介入,号召全民大选。

希望是美好的,即使暗杀者冒着生命的危险,即使计划者冒着被清洗的代价,5月30日也一定会成为一个终结,元首死了,公羊死了,特鲁希略政权死了,但是枪声没有沉寂,混乱没有消失,谋杀没有消失。1996年,当乌拉尼娅在三十五年后回到多米尼加,回到祖国,回到父亲身边,再没有了特鲁希略的统治,再没有独裁的政治,可是, “这座殖民时期的城市并没有焕然一新,她居住过的街道卡斯圭也没有变化。因此,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她们的家也几乎没有变化。”35年大于特鲁希略对于多米尼加的31年统治,或者说后特鲁希略的自由意志大于特鲁希略时代的独裁专制,为什么一切没有变化,甚至,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他们会把种种的滥用职权、暗杀迫害、贪污腐败、特工横行、封闭隔绝、恐惧焦虑统统忘记,会把曾经的恐怖又还原为一种神话,他们还在说: “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社会上也没有这么多犯法的事情。”

因为专制里有一个父亲,一个统治一切的元首,一个发号施令的统治者,一个像是上帝的领袖,是他,结束了多米尼加长期的军阀混战,是他,消除了海地人的一次次入侵,是他,摆脱了对美国的屈辱服从, “总之,无论好坏,是伟大领袖在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府啊!”所以他是人民的父,而且,人民也需要这样的父,当父权、君权和神权集于一身,他的个人意志便成为了人民的自由意志,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上没有那么多犯法的事,现实不再如此混乱。但是,当统治变成力量,变成一个声音,变成一种行动,它抹杀的却是个体,它去除的是民主,它扼杀的是自由,所以多米尼加的 “公羊”独裁其实提供了一种社会的样本:我们到底需要怎样一种制度?我们到底应该有怎样的意志?

以1961年5月30日为界,其实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特鲁希略的独裁时代,一个则是后特鲁希略时代。当戎马一生的特鲁希略在军阀混战中崛起,建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为元首,他在一九三七年挫败了海地人的入侵,并在全国各地捕杀海地人;他在一九四九年下令进行中银港登陆,巡航部队抓获了全部入侵者,并大赦俘虏,允许俘虏流氓国外;他和美国搞好关系,写信给美国报刊提醒美国人: “在整个特鲁希略时代,多米尼加共和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桥头堡,是美国在西方最好的盟友。”当他成为一个国家的父,他便成为这个国家利益的体现者, “这双手从来没有颤抖过。因为只有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认为绝对有必要时,我才下令杀人。”他便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特鲁希略可以让水变成酒,让面包成倍增加,只要他老人家高兴。”

但是,当父权在握,一个国家也便成为了一个人的国家,他曾经说过, “我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就是因为有章法。”但什么是章法?他可以在一夜之间撤除阿尔杜罗将军军情局长的职务,而认命没有上过任何军事学校的乔尼·阿贝斯·加西亚上校为军情局长,理由是乔尼是最忠诚于特鲁希略的人, “在我身边的人里,唯一不可能背叛我的人就是你,即使你想背叛我,也不可能!”就是在乔尼的手下,反对派的何塞阿尔莫依纳被杀死,并且组织了在古巴、墨西哥、危地马拉、纽约、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流亡分子暗杀反对派。也因为忠诚,特鲁希略任命 “宪法专家兼酒鬼”亨利·奇里诺斯,让他负责起草几乎全部的法律规定,并交由国会通过,目的就是要使得独裁政权合法化;他把华金·巴拉格尔博士扶上总统位置,成为一个傀儡总统,因为巴拉格尔曾对他说: “为特鲁希略效力就是为国效力。这让我的生活非常充实,远远超过金钱、美女和权力能够给予我的一切。”而且在一篇论文里,他让元首和上帝并肩站在一起。

他是元首,他是领袖,他是上帝,所以在父权、君权和神权于一身的特鲁希略便拥有了一切,对外,他以打击入侵者的名义屠杀海地人,他的一个口号就是 “乱世当用重典”,他不仅为一九三七年屠杀海地人辩解,而且还把大屠杀当成丰功伟绩, “既然涉及到拯救民族,那杀死个五千、一万、两万海地人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对内呢,双手更是沾满了鲜血,一九四九年中银港登陆之后,他大开杀戒,将银港省长安东尼奥·英贝特和他的弟弟、城防司令塞贡多·英贝特少校撤消职务,并逮捕入狱,还进行了刑讯拷打。一九六〇年,政府发现了秘密反对政府的 “六·一四”组织的存在,便动用国家机器开展了扫除叛乱的行动,米拉瓦尔三姐妹以及骨干都被清除;当他发现敌人或潜在敌人的时候,会用一切残忍手段将他们杀死,因为米内尔瓦拒绝和元首跳舞,最后父亲被送进了监狱;因为街上看到装疯卖傻的夫妻,竟下令将他们扔去喂了鲨鱼;因为路易莎·希尔的哥哥是 “六·一四 “动乱分子,元首终止了他们的婚约;因为泄露了机密,元首侍卫副官安东尼奥的弟弟达威托被军情局的特工残忍杀死……

并非只是特鲁希略一个人的权力过大造成了独裁,实际上是那些傀儡的总统,忠君的官员,阿谀的议员,麻木的特鲁希略分子,使得他的权力不断膨胀。但是在成为人民之父的时候,特鲁希略的象征意义和个体存在之间也出现了断裂,他喜欢美色,不断物色了美女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仅是那些官员的妻子名正言顺让自己享受,甚至那些少女也都在那个叫 “卡奥瓦之家”里满足他的欲望。但是当他用自己的身体占有无数女人的时候,他其实只是一个男人,和所谓的女人都站在欲望的前面,这或许是最为公平的关系,但是他却发现自己 “小便失禁”了,继而感觉到丧失了功能, “你可以打败成千上万的敌人,多年来,你用收买、恐吓和暗杀的方法战胜了他们。可是生殖器不是敌人,生殖器长在你身上,是你的肉中肉、血中血。”

这是一个隐喻,自己可以战胜所谓的敌人,可以杀死所谓的反对者,但是却无法让生殖器听自己的话,这就是权力的一种解体。当作为男人最基本的权力在滥情中丧失,他却以工具化的自我来拯救这样的悲剧,而其实,这是悲剧之悲剧的开始。14岁的乌拉尼娅是国务委员、参议员、多米尼加党主席阿古斯丁·卡布拉尔的女儿,当元首要她去 “卡奥瓦之家”的时候,卡布拉尔是犹豫的,但是他所有的权力都是特鲁希略给他的,他似乎应该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妻子暧昧不明的存在其实已经是他做出的巨大牺牲,但是面对女儿,他的心情是复杂的,那个前来劝慰的曼努埃尔对他说的是: “我为他可以牺牲一切,而仅仅就是为了让元首占有我的女儿,为了让元首同我女儿一起享受情欲,这会让我心满意足,让我感到幸福无比。”为了自己应该把女儿献给元首,这不是耻辱,而是荣耀,甚至也威胁他: “如果你被指控挪用公款、贪污盗窃而蹲了监狱,失去了一切,你的女儿可怎么办呢?”

对于卡布拉尔来说,乌拉尼娅是纯洁的,是可爱的,是自己唯一的宝贝,但是把女儿活生生推向特鲁西略的淫窝,又意味着什么?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是我最宝贵的一切。你母亲去世后,你是我生活里唯一最亲的人了。孩子,你明白吗?”当卡布拉尔对乌拉尼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都是无奈,这也是所有阿谀和麻木的官员返回个体世界时,面对的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让卡布拉尔也丧失了作为父亲的存在。乌拉尼娅进入了庄园,进入了一个人的舞会,进入了 “特权”生活,但是已经丧失了男人功能的特鲁希略,却以更加变态的方式找到了发泄, “给处女开苞的想法是很刺激男人的。”在抚摸身体之后,他竟用自己的手伸进了乌拉尼娅的下体, “他是因为那肿胀的前列腺,因为那疲软的阴茎,因为不得不像贝坦喜欢的那样,用手破坏处女的贞操!”

就是这双手,曾经用枪击溃了侵略者,维护了国家利益;就是这双手,曾经用绳子绞死了反对派,延续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也正是这双手,在男性功能丧失之后,变成了另一种工具,进入到女人的下体,这是另一种暴力,另一种耻辱,另一种扼杀, “从那天晚上以后,再也没有男人碰过我一指头。唯一碰过我的男人就是特鲁希略。经过你已经听到了。每当有男人走近我、把我当成女人欣赏的时候,我就感到恶心,感到恐惧。”14岁失去了女人的尊严,直到49岁依然没有结婚,这便是作为个体的悲剧。

但是当离开多米尼加35年的乌拉尼娅回到早已经结束了独裁统治的祖国,他一样看见了自己只是作为躯体存在的父亲,他已经中风,眼睛再无光芒,嘴巴不会说话,而身边只有一只盛放尿液的便盆。父亲不是丧失了父权,而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死亡,而这种死亡就是政治牺牲品所付出的代价。在特鲁希略的独裁时代,随着父权的丧失,一切的统治也便开始解体,那些特鲁希略分子也便从 “奴性十足的热爱和卑躬屈膝的服从”中挣脱出来,他们认识到的一个普遍真理是: “结束暴政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果暴君的性命。”

所以,1961年5月30日的 “公羊日”开启了这个国家寻找自由意志的征程,但是在那纷乱的枪声里,在流血的冲突中,谁能保证民主,谁能给予自由?当谋杀者的英贝特和路易斯·阿米阿玛失踪,安东尼奥·德·拉·玛萨、胡安·托马斯·迪亚斯和阿玛迪多在军情局的搜捕中死去,当筹划发动军队的罗曼被捕而割掉了睾丸,甚至最后 “幸福地听到了那最后的枪声”,那个美好的刺杀行动并没有进入预定轨道:特鲁希略儿子兰菲斯及其家族镇压,政权的不断更迭,大街上的暴力事件,治安的无序状态,成为后特鲁希略时代的另一种恐怖,甚至还出现了政权对立共存现象:一个由巴拉格尔领导的文人政府一再表示和声明,保证国家实行民主;一个由兰菲斯操纵的军警政权继续像元首生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抓人、打人、杀人。

即使随着特鲁希略家族猖狂出国,巴拉格尔成为新的元首开始政治大赦,即使在查明 “铲除暴君的义士们”的行动中, “凶手”变成了 “义士”,变成了 “英雄”,即使一九六一年十月二日巴拉格尔在联合国总部大会上宣布,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真正的民主和新面貌正在诞生。”但是经历过的恐怖、罪恶和死亡如何忘记,曾经发生过的混乱如何彻底消除?或者在一个公羊已死的后特鲁希略时代,人民的自由意志里是不是还需要奴役自己的父权?当乌拉尼娅再次离开,是离开自己的父亲,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亲人, “回来看我们!我们是你的亲人。这里是你的祖国。”在姑妈的请求中,乌拉尼娅答应写信,但是对于一个49岁封闭了自己的人来说,对于一个永远在病床上的父亲来说,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可是怒火还在燃烧,可是伤口还在流血,可是沮丧还占据着心头、还在毒害着你的心灵……”而每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乌拉尼娅就是他们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就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血色人生: “处女膜真的破了。我的腿上有血,他手上有血,被褥上也有血!”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上、下)

编号:C54·2180319·1459
作者:【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98.00元亚马逊77.40元
ISBN:9787532775576
页数:817页

夜晚书桌前的男人被一位不速之客惊扰,原来是来自故乡的木精灵;失散已久的儿子与母亲重逢,却现身在无比尴尬的时刻;名为 “剃刀”的流亡理发师给曾经迫害过他的男人刮脸;新郎在蜜月结束后不得不向岳父报告新娘的死讯;羞涩的梦想家与恶魔做了灵魂的交易……在这些幽暗而充满魔力的故事中,纳博科夫完美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小说技法,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智力游戏,以及对生命中无从躲避的暧昧和失落的迷人洞察,被称为 “英语文学的奇迹”。《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是文学大师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作品在国内首次完整结集。68则风格各异的短篇小说,由纳博科夫之子德米特里按照年代顺序编辑而成。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杀了我等于杀了他

因此,与其陷入瞎猜的困境,还不如重述一下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里那个快乐国王的话:哪支箭能永飞不落?是射中目标的那一支。
——《俄罗斯美女》

一支箭被射出的时候,一定朝着目标行进,这也是一支箭甚至一个射箭人存在的唯一意义,但是当精确瞄准,当用力射出,在飞行过程中却可能经历意料之外的事情:或者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或者偏离了目标,或者目标本身也在移动甚至逃离——射不中目标大几率远远大于射中的可能,当一切的意外发生之时,是不是那唯一意义就变成了无意义?甚至一支箭或射箭人都变成了无用的存在?

但这只是一句引用,甚至只是一个童话里的引语,童话世界之存在总是消解了现实,总是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范本,我最喜欢的童话,童话里的快乐国王,快乐国王关于命中目标的那支永飞不落的箭,都提供了一种逃逸现实的可能,而且我一直在 “重述”:循环而强调,越来越将现实埋葬在那里,越来越把童话变成了虚妄的存在。为什么逃避?为什么重述?当我站在奥尔加故事的另一面的时候,似乎就想把她从那个 “陷入瞎想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或者让她暂时忘记生存的困境,但是仅仅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一切显得徒劳和多余, “故事结束了”之后才开启那个童话,才引述那句话,才把一支箭当成理想的范本,所有一切其实都无可挽回。

奥尔加在说出那句 “真是一群乡巴佬之后”的第二年夏天,死于分娩,一个生命死于胎中,未出生而到来的死亡就是现实最大的困境,而身为 “俄罗斯美女”,其身上的标签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宿命,这是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有关的命名,一九一九年她离开了俄国,母亲死于斑疹伤寒,哥哥被行刑队处死, “这一切如今听来都是陈词滥调,是听厌了的小话题,可在当年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真实发生的故事,即使她来到柏林,对于她来说,这一切的困境依然无法摆脱,在这里她认识了一群年轻的俄罗斯人,似乎又让自己凸显了那个刻意遗忘的符号,俄罗斯美女和俄罗斯年轻人组成的世界,其实是自身命运的又一次投射,而带着这个无法抹去的标签, “昔日的记忆便是她唯一的嫁妆”,所以那个在肚子里的孩子,也成为了一个牺牲品——无法回到俄罗斯,其实是不想回到俄罗斯,回到痛苦的记忆里, “如今,重回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了,仇恨也成了习惯,几乎不再是一种罪过。”

如此困境,压制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女人,所以她的故事从来没有结束,甚至,在奥尔加的对面似乎永远有一个敌人,一个拿着一支箭的敌人,而且他就用全身的力量射出了那支箭,在空中发出呼啸声之后,箭深深地扎进了她的身体,一个俄罗斯美女应声倒下。当一个童话反转成了现实的一部分,不是可能忘记,而是永远成为伤痛的一部分,不是可能逃避,而是永远成为牺牲的目标,而射中目标的那支箭便成为永飞不落的罪恶象征。

柏林,是离开了俄罗斯的柏林,却是另一种陷入的困境,从记忆到现实,从亲人到自身,从遗忘到铭记,空间距离反而加深了心灵和精神的创伤,那么这一定是一种必然:罪恶之箭永远例不虚发。但是在这个必然降临之前,那些被贴上标签的人是希望有 “纯属偶然的事情”发生,甚至希望有 “一则童话”出现。阿列克谢·利沃维奇·卢仁就在 “纯属偶然的事情”里,也是五年前离开俄国,也是来到了德国。离开到抵达,本是一个空间迁徙的简单过程,但是当他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城市,是不是就可以将过去的一切埋葬,是不是就可以在纯属偶然中让那支箭偏离目标?在德国国际快车上当服务生之前,卢仁当过土耳其农场的雇工,做过维也纳的信差,还当过房屋油漆工、推销员,每一种换新的工作看起来都是纯属偶然,都是为了抵消命运必然性,但是当他下班的时候, “毒品就像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冲击波一样冲击着他。”什么毒品冲击了他的思想?妻子的失踪,他越是想遗忘,却越是在努力寻找,越是寻找不得,越是陷在可怕的自我麻痹中,于是最后的最后,他定下了自杀时期, “激起他兴趣的倒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前的种种细节。”

死亡成为一种预约,死亡的细节成为最有兴趣的一部分,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在八月一日和二日之间的那个夜晚来临之前,他却在列车上遇到了乌赫托姆斯基老公爵夫人,一个来柏林寻找丈夫的人,而他的丈夫被传说死在了那里,于是她以戒指为标记,当他真的死了就把结婚戒指戴在十字架项链上。但是来到柏林却听说丈夫还活着, “就在昨天,我在流亡人士办的报上登了一条寻人启事。”看起来是奔着希望而来,看起来是看见了童话般的美好,但是那枚戒指却不见了。一种符号的消失,总是像一个偶然事件,而偶然之存在能承载太重的希望?当列车远去,其实是一种宿命被写在了必然里,当马克斯在角落里发现了戒指,它的必然意义指向了更可怕的结果——偶然丢失,偶然找到,最后无法改变的依然是离开、悲伤、死亡的命运,于是, “一列不在该站停靠的火车风驰电掣地进了站。卢仁走到月台边上,跳了下去。煤渣在他脚下吱吱作响。”

纯属偶然的事情无法走出必然的宿命,那么, “一则童话”呢?埃尔温就在童话里,一个如此方便、仙境一般的德国小镇上,对他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一种幸福的生活,但是小镇提供的并不是生活中处处如意的生活,因为 “生性腼腆得有些病态了”,被同事存心捉弄之后不敢和女人搭讪了,那一句 “你该懂得羞耻,一边儿去吧。”似乎成为了他的心病,所以他避免与陌生女士交谈,而作为补偿,他隔着车窗玻璃看来来往往的姑娘。这是从外部世界走向内心生活的变向,沉浸在自我的遐想中,他可以暂时忘记外部的嘲弄和羞辱,但是当他被一个女孩注意了之后,童话便成为了无法逃避的宿命, “其实我就是一个魔鬼。”女孩这样介绍自己, “我计划下个星期一到别的地方转世。我已经选好西伯利亚的一个妓女,让她生一个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这个叫蒙德太太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童话,而这则童话更像妖术:她告诉埃尔温的是,从中午到半夜选中自己想要的姑娘,但必须是单数,只有满足这唯一的条件,她就可以答应为他做任何事情。

只要是单数,似乎并不是什么难题,于是埃尔温寻找街上的姑娘,从第一个到第三个,总是以单数的形式出现,即使是双数,他也必须寻找到另一个而使总数成为单数,十一点钟,十一个女人,但是还没到半夜,于是又增加了一个,但是变成了双数,当终于在午夜的时候凑足了十三,当蒙德太太的承诺就要成真,童话却走向了恶作剧,单数的第十三个女人平静地对他说: “ “你该懂得羞耻,一边儿去吧。”似曾相识?这原来就是第一个被搭讪的女人嘲讽他的话,从第一个到第十三个,从现实到童话,其实最后依然回到了第一个,回到了现实——哪里还有让人抱有幻想的童话?哪里还有可以逃脱困境的希望?一支箭永飞不落就是射向自己这个无法逃避的目标。

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无论是 “纯属偶然的事情”还是 “一则童话”,都在宿命之中陷入在必然的困境中,甚至更为可怕的是,自己永远不是射向敌人的那个射箭人,面前站着的敌人反而将那支箭射向了自己。这便成为了一种寓言,而在纳博科夫的世界了,寓言之可怕,寓言之压抑,寓言之宿命,往往呈现出它的荒诞性,它解构现实,它摧毁希望,它制造恐怖,而在这种荒诞性面前,人作为本能之一,就是想方设法地逃避,想方设法进入和现实无关的文本里,仿佛那个快乐国王正在邀请他们。《威尼斯女郎》构筑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故事,在城堡里度假的是麦戈尔夫妇,是弗兰克和他的同学辛普森,而城堡的主人则是弗兰克的父亲,那个上校。当麦戈尔把一副卢西亚尼创作的名为《威尼斯女郎》的画作挂好之后,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辛普森发现画中的女子很像自己的妻子,而这个已经死去的妻子在画作中复活,便是打开了辛普森的记忆, “当他踩着小径上紫罗兰色的泥土缓缓行走时,他想起了他和弗兰克的友谊,想起了他父亲的竖琴,想起了他自己一事无成、闷闷不乐的年轻时代。”现实似乎已经存在了,包括死去的妻子,但是辛普森告诉别人的是: “要是不跳出来,再过片刻,画就把我永远吸进去了。我会沉入它的深处,住在它的风景里,要么吓得发软,没有力气返回现实世界,也没有力气穿透新的空间。”

纳博科夫: “俄罗斯”是我永远的标签

这便是一个寓言的前设,并非仅仅是关于死去妻子的美好回忆,其实在这幅《威尼斯女郎》的画作中藏着更多的秘密,上校问弗兰克的问题是: “你和麦戈尔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弗兰克对上校说: “我在一本写阿富汗战争的书里读过你在那里的故事,还有你立功受奖的事。你那些事是绝对的愚蠢,简单轻浮,自我毁灭,不过倒也是英雄一场。”而当那个夜晚辛普森真的走进了房间,看见了威尼斯女郎的鲜活的身体,专注的眼神,以及玫瑰色的上衣,不同寻常的暖意,脖子和耳朵下面美丽暗色,一切就真的复活了? “他变成了画面的一部分,摆着一个可笑的姿势,站在威尼斯女郎身边。”童话故事似乎在召唤着一张美好,但是当辛普森消失,上校在赞叹中,似乎就把故事推向了另一个诡异的世界——原来是一场梦,辛普森说: “昨天夜里我出来散步,倒头睡在了这儿的草地上。哎哟,我全身疼痛……我做了个极其可怕的梦……现在几点了?”返回到了现实?威尼斯女郎又在何处?那些没有明确的关系指向何处? “没有理由对你隐瞒真相,上校。卢西亚尼根本没有画过你那幅《威尼斯女郎》。它不过是一幅出神入化的模仿品。”麦戈尔如此说到,现实是可怕的,可怕到一切都可能成为虚无,而所谓的爱情,所谓的怀念,所谓的希望,只不过是现实的 “模仿品”——现实是巨大的黑洞, “它出自你儿子的手笔,在罗马,我给他准备了画布和颜料。他用他的天才诱我下水。你为此画付我的钱,一半归他了。唉,上帝啊……”

麦戈尔如此说到,是弗兰克创作了这幅画?又出卖了它?那么他和弗兰克的友谊呢?弗兰克和妻子的爱情呢?都在上校那一句 “你和麦戈尔妻子到底是什么关系”中变得可怕和残忍,而一切的臆想就像画作一样,在秘密的通道里解构了所有的纯真关系,它映照出的金钱的迷失,是道德的沦丧,是自我的异化。《威尼斯女郎》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反文本,它不是为了构筑什么,而是为了破坏,为了毁灭,为了把试图逃离现实的人当成是被射中的目标。画作是一个恶的文本,那么城市呢?《柏林向导》中的柏林是什么,它有 “有沉默的隧道,两端各有一个管口”的公共管道,有 “一个它自己在俗世的人造伊甸园”,有 “一瞥之下竟然看到了某个人未来的回忆”的酒吧,有最后必然消失的马拉电车和有轨电车;《海军部大厦塔尖》是一个文本,在里面有颓废的爱情,有被命名的奥尔加和列昂尼德,有从事秘密工作,有虚构的革命经历, “写到结尾时,你让我加入了白军,在一次侦查巡逻时被红军俘虏,然后英勇就义,被一位身着‘犹太黑衣’的人民委员打出的子弹击倒了,嘴里还念叨着两个叛徒的名字——俄罗斯和奥尔加。”《昆虫采集家》也是一个文本,当一个 “教授先生”成为错失了梦想的人,他只在寻找蝶蛹的过程中,在 “大自然的珍宝”中遗忘现实,但是最后在 “是个什么价钱”的交易失败中,成为死去的符号: “四肢摊开,背朝着柜台,倒在散落一地的硬币中间。他死了,乌青的脸摔得没了模样。”

文本构筑了一个异想的世界,在那里可以逃避现实,可以重生希望,可以忘记过去,但是当这虚构的一切破灭,是陷入更深的困境, “没有力气穿透新的空间”便成为更加可怕的宿命,所以寓言的荒诞性是一个增殖的过程。在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中,除了极少的作品指涉的是人类的普遍困惑,关于爱情,关于信仰,关于生命,更多的则是和他的经历有关,也就是在 “俄罗斯”这个标签之下的流亡者,如何寻找一个逃离困境的办法。在这个世界里,有失去了生活纯正性而作家,他只能在 “一封永远没有寄达俄国的信”中叙说自己湮灭的理想: “一切都会过去,可是我的快乐,亲爱的,我的快乐将会永存:在街灯潮湿的倒影里,在小心地拐了个弯下到运河幽幽水中的石头台阶上,在一对对舞伴的微笑里,在上帝慷慨安排在人类孤寂周围的万物中。”在这里有《这里说俄语》中被囚禁在心灵牢房里的人, “我继续给他解释,他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得到大赦,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像泡泡一样破灭之日,也就是他获释之时。”这里有《博物馆之行》中被捕者的懊悔: “我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努力,才重新回到国外,从那以后,我发誓不再受人之托替人办事,尤其是受精神错乱的人之托去办事。”在这里也有多年后在异国他乡重逢的兄弟,他们却再也记不起那条小时候的贵宾犬叫什么名字。当然,这里更有把枪指向自己的自杀者,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希加耶夫逝世……俄罗斯讣告中常常出现的省略号,肯定代表词语的踪迹。这些词语踮着脚尖毕恭毕敬地排成一列纵队离去了,把它们的足迹留在了大理石墓碑上……”

这个寓言的统治者似乎就叫暴君, “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就是大众。”但是当这个提出了 “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的口号的暴君遇到了敌手,是不是反对暴君实际上也成为另一种暴力?那个我想通过选举打败他,想监禁他,想要把他流放到海岛上,甚至必须让他受死,但是二十五年过去了,他没有跌下神坛,我也没有让他死,如果二十五年前那把放在衣袋里装着格列戈里子弹上膛的左轮手枪能够打响,或者一切都不存在了—— “不会有冒雨的假日;不会有我的千百万同胞奴隶一般扛着铁锹、锄头和钉耙浩浩荡荡游行庆祝的场面;不会有震耳欲聋的扩音器,反复播送着同样的声音,令人无处逃遁;每一户人家不会有不敢声张的丧事;不会有花样繁多的酷刑;不会有麻木的心灵;不会有巨幅画像——不会有这一切。”

其实一把枪杀死一个敌人,只是一种暴力,当二十五年后再想要摧毁暴君,我想到的是:杀了我就等于杀了他, “因为他整个就在我体内,我强烈的仇恨养肥了他。杀了他,我也就毁了他创造的世界。”摧毁暴君就是摧毁自己,摧毁另一种暴力产生的根源,这是不是一种异想天开?或者说,解构一个人就是解构他创造的一切,如此,这个荒诞的寓言就变成了另一种救赎,而实际上,在纳博科夫的世界里,流亡而心怀希望似乎一直是不变的信念,而他要坚持信念就是希望在时间中摧毁旧有的秩序,第一部短篇《木精灵》中似乎就表达了他的这种救赎之心, “当我打开灯的时候,扶手椅上并没有人……没有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只有一股淡淡的香气,桦树的香气,湿苔的香气,飘荡在屋子里……”那香气的世界就是一个不被毁灭的希望之所在,那里有 “燃烧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的激情,有 “彩虹般绚烂的众神啊”的解救,有被遗忘的诗人复活的意义——《被遗忘的诗人》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那个被认为是 “俄国的兰波”的年轻诗人佩罗夫死于半个世纪前,据说是因为被父亲扇了耳光而在河里淹死了,他留下的是一件衣服,吃了一半的苹果, “可是尸首怎么都找不到。”

一件衣服、一半的苹果,没有尸首,本来就呈现了寓言特性,仿佛死去的只是一个意象,而留下的呢,也只是一个驱壳,当若干年后俄国掀起了重读他诗作的热潮,就像那个耳光,嘲讽了这个社会,而在学术会议中,却出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一句话是: “我是佩罗夫”。诗人死去整整五十年,却又 “复活了”,这到底是真相还是一种讽刺? “佩罗夫是个单纯、热情、有革命理想的诗人,那形象是融化在他的诗行之中的,怎么能变成一个在漆过的猪圈里打滚的粗俗老头呢。”但是,诗人真的死了?纪念大会是不是另一种形式上人他复活?既然人们可以用仪式让他重新出现,一个老人为何不能让他复活?

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消费,五十年前是不是真的死去已经不重要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被架空的符号,而当最后在革命中那个展览会的展品被一扫而空,当诗人的作品在巨大的撕扯声中摧毁,当老人死在现场,架空的符号本身就是对那个畸形价值观的社会扇出了一个巴掌,就像老人曾经说过的那样: “那是我演的一出戏,原因嘛我自有道理。”一出戏有演员,一出戏终归要落幕,所以寓言也罢,童话也好,纯属偶然的事情之外必须寻找到必然之路,就像宿命本身带有的必然性就需要用必然的死亡来遗忘, “不过没关系。无论如何,再过二十多年,俄罗斯也就与佩罗夫的诗歌完全失去联系了。年轻的苏维埃民众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们不知道我的作品一样。”也只有在遗忘之后,在死亡之后,在我的世界坍塌之后,才能重新在废墟中寻找到微存的希望: “毫无疑问,他得以重见天日、重受尊崇的时代肯定会到来,但现在人们还是禁不住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失去的也太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