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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9·2160227·1269 |
| 作者：周汝昌 著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2008年04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06342599 | |
| 页数：287页 |
“《红楼梦》之红，即她的真美，就正是‘别样’的红，简单无法形容，没有一个切当的字眼可以用得上。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不断地追寻这个‘别样红’的各种缘由、因素，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奥妙，竟使得这部‘小说’如此地夺人眼目，更令人叹为一万部书也比不上她这个‘别样’？”周汝昌认为“别样红”概括了《红楼梦》这部著作异乎寻常的内容、意义和艺术成，“她的文采之美，她的超凡迈俗的鲜活之气，那一种人间的情缘和诗词境界——远远望上去，就全与众不同。”《红楼别样红》是当代学者、红学家周汝昌重读曹雪芹《红楼梦》的新感受、新思量，全书分十二个小章节，内容是以感悟为主的新收获。
《红楼别样红》：聚散无端湘水云
只因要读懂《红楼梦》，特别是那其中之须先研究破解“荒唐言”、“辛酸泪”各各何指，而又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了一件事的“反正面”。这就是“红学”。
——《骥尾篇——说说“红学”的热闹》
反正面，却是正反事，先是那“一把辛酸泪”，再是“满纸荒唐言”，辛酸泪是实录，荒唐言才是创作，这一前一后，一实一虚构成了《红楼梦》真正的意义，是调和两方的矛盾才形成了“红学”，所以红学不是因红楼为“梦”而成为虚幻，周汝昌说，这其实是“古语的反词，名为梦幻，正是真实，而这种真实就是“真事隐去”的真实，而真事才是“辛酸泪”的全部构架——“‘红学’者，目的就在力图弄清曹雪芹用‘荒唐言’写出的‘辛酸泪’，既见其外形，又晓其内在，合起来方能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懂了的同时也就领受了那个难以言传的‘味’。”
周汝昌说自己研究红楼整整六十年，也标识“说我是个‘考证派’，无容置疑”，这“无容置疑”的背后就是把“满纸荒唐言”以逆构的方式考证“一把辛酸泪”的实录意义，不是一种关于谜面和谜底的互文关系，而是从梦幻的文本中寻找历史的证据。所以首先是这“伟大”的作品，然后才是和曹雪芹有关的证据，是谓“别样红”，就是在与众不同中找到其个性，而这种个性在周汝昌看来是无所倚无所待的，“一生爱好是天然”，是内在而外照的，是不乞灵于自身以外去物色的。
但是，很明显，“别样红”的红学在周汝昌那里是唯一的，所以在曹雪芹所做前八十回之后的《红楼梦》，已经预兆了最后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并非是最固化为高鹗后四十回的那种家族衰落末路，爱情分崩离析的结局，甚至在周汝昌看来，高鹗的续作乃是“伪作”，那无非是令人作呕的“扭捏”和“堆砌”——“总以为高续伪书是‘对’的，一部书除了林黛玉就什么思想艺术都不存在了。这个错觉很难难解脱匡救。”也就是说，这根本就违反了“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学脉络。
一生爱好是天然，“扭捏”和“堆砌”当然是造作，而在否定之中，天然的“别样红”到底红在哪里？周汝昌最坚持的一个观点是，红楼梦的归宿应该是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最后相会，也就是说不管是兴衰说，还是爱情说，真正的女主角应该是湘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成见和偏爱，而在周汝昌看来，却正是一把辛酸泪的真事和满纸荒唐言的审美的结合。为什么主角是湘云，传统所认为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又去了哪里？周汝昌也说，在很多人看来，史湘云是和薛宝钗被划为一党，与林黛玉“旗鼓相当”，甚至“排营对垒”，而实际上这种分类自然是走向了高鹗式的布局陷阱里。周汝昌认为宝玉对宝钗和黛玉的态度是“平起平坐”的，“一无扬张抑李，二不贬瘦褒肥”，最明确的便是那一句：“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玉带林中挂”即写黛玉，“金簪雪乡里埋”便将的是宝钗，所以部分先后，都在宝玉的世界里成为可叹可怜的过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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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汝昌：解得鸿蒙原蕴水，深情似水水如天 |
那么，史湘云为何会成为主角？在周汝昌的观点里，有缘分论，有情感论，有预言论，有线索论，有文字论，也有突兀论。缘分论是从那一句“都道是金玉姻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而来，周汝昌认为，金玉奇缘是表象，是一个高鹗式的陷阱而已，而真正的缘分是“木石前缘”，前缘便是旧盟，谁和宝玉有旧盟？当然是湘云，“原来，宝玉是自幼与湘云最亲厚的，因为这表妹是祖母的内孙女，她随祖姑常住贾府，故二人才真是‘青梅竹马’之深情至戚。”而当黛玉出现，并非是新的情感的起点，而只不过是宝玉失落了湘云之后的一种心理填补，也就是说，在宝玉和宝钗、黛玉相见之前，就已经和湘云相处很久，而且缘分早就定了，宝钗和黛玉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情缘，和旧盟比起来，“深浅亲疏厚薄太不一样”，甚至没办法比较。宝玉在续《庄》中说：“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在周汝昌看来，把钗、玉、花、麝者放在一起，而界定为一种“迷眩缠陷天下”的东西，就其实把湘云单独列了开来，具有不一样的分量。而这种处理，其实就是更为深层次的“书前书”和“书外书”——“此即构成它所以成为‘自传’性小说的重要标志与‘体例’”。
而其实，宝玉和湘云的那种基于缘分的情感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一次湘云回家、恋恋不舍，宝玉送至门口，湘云回头向他叮嘱，那一个场景在周汝昌读来为之泫然心动，“觉得这比黛玉那天天流的泪要感人得多得多。”宝玉和湘云感情深厚，而在周汝昌看来，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更符合婚姻观，如果宝玉娶了黛玉，一个只会写葬花诗，只会落泪哀愁的人，到最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结局无非是饿死，而曹雪芹也不想写成那样的小说，而与宝钗，虽然她是会过日子，会理家，但是却失去了诗意生活，而只有湘云，“德、言、容、工，才貌情思，样样具备而且超群”，她身上有宝钗和黛玉不具备的英气、豪气、侠气、正义气、爽利气，也就是说，他才是宝玉真正的情感归宿。
当然，这种真正的“木石前盟”在红楼梦里早就有了文字的佐证，在太虚幻境十二钗的“曲文”中，《乐中悲》说：“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周汝昌的疑问是，谁配称“仙郎”？在他看来，整个红楼梦，除却宝玉，没有哪个男子配称“仙”字，湘云后来嫁给了卫若兰，但是卫若兰从来不带有“仙”的来历和气质。这里就涉及到宝玉的定位，周汝昌认为宝玉的性格里有“刚性”，因为其有立足之境，便是所谓的“原则性”，在刚性之外，又有柔性，而这柔性和刚性组合成的是一种“情”，他不懂自私，不博爱，不自由地“损人利益”，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唯人主义”，而这唯人主义便使得他成为“情圣”：“宝玉是个情痴情种的最高代表。他的情，至大，至广，至诚，至切，至滦，至厚，至痛，至真，至善，至美。这是一颗无可比喻的人类心田、心地、心境、心灵。”所以周汝昌提升他为“新型圣人”——“他的崭新的价值观已然超越了以往的社会人生的标准尺度，而达到了一个升华至美、至大无名的境界。”
宝玉是圣人，湘云又是完美女性代表，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似乎是天然注定的。但是这种旧盟式的爱情注解其实在红楼里是隐秘的，但是周汝昌却从字里行间找出证据里。宝玉入园后，曾有“四时即事”的诗歌，中其《春夜即事》中说：“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春色梦中人是谁，湘云曾有诗歌云“一场春梦日西斜”，所以入梦醒梦，就是一种悲欢离合。而当初警幻仙子警示宝玉的时候，那首歌里有“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周汝昌认为，上句专属湘云，下句才包括以黛钗为代表的众多群芳、千红、万艳。“春梦”专属于“云”，就是预示着湘云多经历坎坷漂泊分散，而她自称是“梦中人”，也是与宝玉诗句遥遥呼应。“梦中人”在何处相见？当然是“枕上轻寒窗外雨”的“枕上”，在《红楼梦》中，一书，群芳夜宴时写到枕，那时宝玉所倚的枕名曰“红香枕”，红香是芍药，皆特属湘云的象征丽色，而湘云的别号就是“枕霞旧友”。
“湘”在《九歌·湘君湘夫人》中找到注脚，“蜗翊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周汝昌看来，就是湘云的季节，而“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宝湘遭变的线索；“云”则是梦云，懂了云才能解梦，才胜了花，也是一个暗示；而在湘云之外，“史”姓也暗含天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周汝昌认为，史就是野，“既以史实为据，又有文学的胜境”，如果说“林”和“薛”这两个姓是关于“荒唐言”的，那么“史”就是“真事隐去”的真事——“一把辛酸泪”，在此不在彼。而在名字之外，史湘云的故事总和红楼中的新阶段有关联，第三十一回金麒麟，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第七十回柳絮词，以至第四十九回脂粉香娃，所以周汝昌说：“只有湘云才是后半部的主角，与宝玉为对者，这个布局大章法，还不清楚吗？”
缘分论、情感论、预言论、线索论、文字论，还有突兀论，为什么史湘云在红楼中前无介绍后不交待，不是到是谁，来自哪家，是何亲戚，什么相貌，何等衣妆，只是一句“史大姑娘来了！”，而来了之后，也无“笔法”。对此，周汝昌的解释是，因为湘云就是一个熟人，就是旧识，她出来何必要去介绍，而这也正是曹雪芹的一种心态的大自由、大真实的表现——“湘云的原型是他最深印于心、刻不能忘的亲人，他太熟悉了，以至潜意识中以为读者也如此，早就太熟悉了，你只说一句她来了，就足够了”。所以突兀并非突兀，而是太熟悉懒得铺陈，懒得介绍。
而宝玉和湘云之感情，并非只是一种“荒唐言”的虚构，在周汝昌看来，它最后的指向便是“生平论”，也就是说，宝玉之于学芹，正如脂砚之于湘云。红楼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条政治棋局明争暗斗的气象，从丫鬟茜雪的重现看出是曹雪芹祖父之海棠诗典，从薛宝琴的《西江月》中的“三春事业付东风”考证是弘皙谋策推翻乾隆“大逆案”，从贾珍为秦可卿寻棺木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引出康熙的“忠臣孝子”，从雪芹笔下的“北静王”联系到康熙第二十一皇子被封慎郡王……这一条政治线索便是红楼梦真正的“本事”：“康熙废太子胤扔，被雍正谋夺了帝位，而胤扔长子弘皙欲报此仇，秘策推翻乾隆，又遭失败。两番罹祸，到乾隆五年案破，此一条十分重大的‘贵势’伏脉承传，方告结束，而雪芹家族正是因这一逆案而再度抄没治罪——家亡人散。”
而从这一条政治线索落脚为情感线索，也正是宝玉和湘云的最后归宿，而在曹雪芹和脂砚中也看出端倪，脂砚称“石兄”，唤“玉兄”，石兄，作者也。玉兄，怡红也，“脂砚声口，亲切如闻”——“脂砚对雪芹的情，方是以身心以之，性命以之，无保留，无吝惜——亦无犹豫迟疑，只因她最理解玉兄，无所用其盘算思量也。呜呼，雪芹不朽，脂砚永存。同其伟大，岂虚夸可得而侥幸者哉。”也正是这种关切、相守，才让周汝昌大卫感动：“她是是处处，如彼其关切玉兄，如彼其体贴玉兄，如彼其爱护玉兄——为之辩，为之解，为之筹，为之计，为之代言，为之调停……其无微不至，全是肺腑真情一片，略无渣滓。嗟嗟！人间哪得有此闺中知己，有此手法，有此大慈大悲菩萨，由此至仁至义侠士？雪芹有此，复何恨之有。”
而这种感动，无非是最后回到“唯人主义”的观点上来，所谓“千红一窟（哭）”，所谓“万艳同杯（悲）”，到最后也都是曹雪芹“大旨谈情”的情，宝玉之情，湘云之情，雪芹之情，脂砚之情，“这与干红万艳而同悲一哭的情，还不就是天地间万物所能具有的最广大、最崇高的‘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