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缺水的九品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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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2·2131231·1036 |
| 作者：重修西天目山志编纂委员会 编 | |
| 出版：方志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 | |
| ISBN：979787802386709 | |
| 页数：54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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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131219·1035 |
| 作者：杨克 主编 | |
|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38.00元亚马逊27.80元 | |
| ISBN：9787539964485 | |
| 页数：606页 |
那总被忽略的影子，跟来跟去
每逢这种需要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
它就在身后，猛地
喊我一声
——王更登加《影子在身后喊我》
影子，先是从一张锋利的纸上跃起，继而从一本厚重的书上跃起，再从一个完整的纪年里跃起。或者，影子从很远的地方出生，又从很近的岁月里消失，再从眼前的时间里“喊我一声”——猛地喊我一声，老去的是自己的身体，是诗歌的激情，也是那些扬起又掉落的尘土。只是一回头，那些“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变成了世纪末的咏叹调，变成了模糊的“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是的，1999年，影子曾经喊过我，《1998中国新诗年鉴》里的语言是一种可以流动的物质，“穿透思想，流进世界的末端”，那里有着日月星辰，有着孤独的人，有着西西弗斯的沉重而坚忍，照见的光里都有前行的影子，都有提及灵魂和命运的庄严场所和时刻，所以影子不断地成长，在时间的河里成为一面镜子，它延续到2000年，延续到2004年，而那些标注着“中国新诗年鉴”的锋利纸张因为“艺术上我们秉承 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而成为一道风景，只是时间也会有断流，就像身体在某处的断裂，听不到声音，却已经是摧枯拉朽地将一个时代肢解，到处是细小的尘土，到处是覆盖在上面的灰尘。而当世纪末变成一种虚拟的场景时，当日月星辰下的孤独影子变成符号时，影子早已经无声无息地关进了玻璃的橱门，它们和无数的纸张站在一起，分辨不出灵魂和命运，分辨不出尘土和空气，当然，也分辨不出在彼处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只是我们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朵渔在新世纪十年之后所说的“羞耻的诗学”是不是已经仅仅变成了一种踩在雪地里的新鲜感，罕无人至，却享受着无根基的幸福，所谓愉快，所谓卸去沉重，大约就是被影子重新叫醒，重新站在《2011-2012中国新诗年鉴》的现场。
为什么在身后，“猛地喊我一声”？必是要回头，必是重新回到民间立场，回到杨克的那片土地上，十年，或者更远，那“砾石累累”的土地上到底长出了什么：命定？热爱？无奈？还是争吵？回头的时候，其实“诗的土地翻检面积”更大了，挖掘得更深了，那柄铁锹是握在手里，但是即使在15年的守望中，他所看见的也是那片天：“当我从地里抬起头来，我看见了满天星空。”是的，那是日月星辰，那是孤独影子，那是1998的文本，不是回来，是继续走着，“一直干下去”，是影子再喊我一声，是“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猛地，便是“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
诗歌其实没有标点，没有段落，甚至没有时间的中断与延续，它一直在那里。如果要从一首诗歌入手，它写在王更登加的联想里，神秘和惊奇，是因为经过了天上和地下，经过了经文和影子，塔尔寺的经幡在来无踪去无影的风中，可是那明明写着的笔画已经落地生根，已经超越了一个经过者的目光，所以即使扬起一阵细小的灰尘，那忽略的影子也会在身后叫醒我们，叫醒忘记灵魂和命运的人。诗歌的起点，仅仅是一个切入的口子，其实到处是风，到处是尘土，也到处是经文，到处是我们写下的诗歌和阅读的影子。
“我果然走在了时间的前面，我来得太早了/我知道了此之前的秘密和这之后的阴谋/我果然赶在了时间的前面，我是见证者/当别人把握了见风使舵，我意外地/学会了宠辱不惊。还是客车候车室（杨小林《我是见证者》）”此前的秘密和之后的阴谋，是不是也是一缕风一粒尘，一片被忽略的影子，是不是也是一个现实？客车候车室里看见的只有时间，自己的时间和别人的时间，它们分别属于“见风使舵”和“宠辱不惊”，只是时间走在了他们的前面，我赶在了时间的前面，即使排队通行，也注定会一个错失的现实。就像詹澈看见的《转角的邻居》：“仿佛走过人生转折的中站/例如一辆出租车，清晨由妻子开去谋生/晚餐后有一段做爱的时间（我在隔壁听见）/然后丈夫接着开那辆车去载客”妻子和丈夫，开着同一辆出租车，所谓谋生的手段，是时间的接力，只是在晚餐后的那段做爱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尽管只是身体，只是欲望，但也会是简单的满足，“载客”是面对另一个世界，一个活着和存在的世界，而在这个与做爱无关的世界里，有消化不良的大脑和内心，有“每天吃神赐的米和蔬菜”的生活，有被礁石撞击得七零八落的家族，有遍布大街小巷的拆字，当然也有与人民同在的马桶：“这是商业时代的胜利/“末代皇帝长着痔疮/每天要在马桶上坐很长时间/顺便批奏折（欧阳露《马桶与人民同在》）”
这是现实，改变着时间，改变着生活，丈夫和妻子被一辆出租车割裂着，而人与人互致问候只是一出“长河戏剧”——“没有人意，也无人情。（凌越《从晚风中勒索鞭子》）”如同鞭打在身体里留下印记，而这样无情而冷漠的现实也让“村庄熬夜不睡”：“青蛙被一夜夜地拖出田野/谁还能在春天看到蝌蚪呢（泥马度《收购》）”。不仅青蛙，那代表自然的一切似乎都慢慢变成了记忆，“离别故乡/这束草就长进我的心里/因此我的身上/有一束草的味道（李向钊《长在屋顶上的草》）”仅仅是符号，是寄托，其实是空白的现实，是缺失的家园，而空白和缺失之外，是破坏，是篡改，冷眼的《两个岛国》里发出的“那些鲸鱼杀完了么？”是抗议，“哦，上帝，上帝。/沉没的小岛上/灰熊和鲸鱼/四只眼睛/在为你唱歌。”所以捕鲸船变成了上帝建在海上的大娱乐所，而那些拥有过美好记忆的人，在“无限多样性的排比句面前”，变成了盲人，“作为我们屁股底下的座椅/作为爱巢，作为淫乱之床/作为一条破枪/作为镂空的器具，作为木鱼/作为纵情歌唱的音箱……（余笑忠《诱人的排比句》）”树木变成了座椅，变成了床，变成了枪，变成了木鱼和音响，对应着屁股、淫乱、破败、镂空和纵情歌唱，纷纷解构的自然之物完全让我们找不到它最初的意义。而意义的改变并不是失去大自然的最后结局，而是灾难：“当18公尺的海啸磨蚀屋瓦、梁柱和树梢/几万双手仍顽强地在这海边挥手/几千双手也在海浪里顽强地挥手（白灵《向双手致敬——当18公尺的海啸磨蚀了高耸的树梢》）”
“顽强地挥手”并不是抗争的肯定，而是生命的无奈，是灾难的毁灭带给人类最后一种姿势，所以在“新诗典诗选”中，不管是刘斌《方石》中没人理睬的方石，还是纪彦峰《我们村是怎么没的》“只剩下两孔窑洞”，不管是西娃说“正在这一条/买不起裙子的道路上”，还是韩彬《这孩子他妈妈跑了》里“我爸爸死了/我现在就住在麻将馆里”，都是对于现实的无奈，对于物主义的迷惘和错乱，而剩下的就如李淑敏在《妈妈》中写的“这是一个陡峭的梦”：“因为我爱上了你喜欢的男人/之后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家/你懊悔/在夜里为我洗了脏内裤/而你再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或者如西毒何殇《冷场》里的那个残疾人：““我的左手没有大拇指，/右手没有小指，大拇指和食指和中指都少一节。”从具象的现实，到虚幻的梦境，所有的沉浮都变成了天狼《拍摄矿难》里的那种戏剧人生：“这些尸体点上烟吸着/说如果再来一遍/会演得更像”。这是一种荒诞的梦境，是一出虚拟的戏剧，一个颠覆的传说，它的指向是覆盖梦想的现实。
所以在这个已经变成“尸体”的戏剧现场，大自然不见了，家园不见了，连自我也在迷失，“我老了也是一个心事最重的老太太/盘腿坐在秋日的阳光下/眯起眼，就想起一些壮丽的词语：/比如私奔，出走，生活在别处……
我与那一群老太太多么不同啊/她们迷糊，打盹，连叹息都没有了/上帝，我还在否定我的皱纹，/时间在我周围那么柔软……（横行胭脂《我老了也是一个心事最重的老太太》）”私奔、出走以及在别处的生活，这些“壮丽的词语”替换成了迷糊、打盹和连叹息都没有的生活，时间柔软，它变成了皱纹，吞噬着一个个的梦想，所以在陆修远会喊出“妈妈，我很孤单”，所以潘洗尘会在墓碑上课上“爱自己的敌人，祝福诅咒你的人”，所以娜夜会“伟大的或者即将伟大地”署上孤零零的名字，所以马序寻找看不见的兄弟：“这个兄弟/——一半在船舱，一半在未来。”而我只是捏着自己的肋骨，“我是他的另外半个/保持虚假的俗世姿态/——抽烟，喝酒，吃肉。缓慢地走着。缓慢，缓慢地走着……（马叙《船舱里，一个兄弟》）”
在丧失壮丽的词语丧失梦想丧失名字丧失兄弟的世界里，自我已经变成了一段墓志铭，一个在俗世里缓慢走着的半个肉体，而当自我迷失的时候，剩下的或许只有死亡。“为什么忽然就死了？！/因为肉体的容器已满；死亡，乃是其自然溢出之物。（张作梗《答客问》）”死亡从肉体的容器里溢出来，那些有关存在的意义成为一种嘲讽，死是一缕烟：“世世代代 所有的苦痛寒霜就是这样被消化掉的，/在乡村/在一缕炊烟中（张维《后事》）”死是一个梦：“我继续梦着/就像在一场死人做过的梦里/梦着他们的人生（多多《我梦着》）”，或者，死就是在消解死的意义：“墙上的鱼形挂饰兀自摆动着尾巴/我身上胎生的鱼鳞正一片片脱落……（周伦佑《当死鱼游动的时候》）”所以即使朵渔在史铁生的死亡中看到了崇高，看到了生命的重新绽放，但是在“唯有死亡不容错过”的孤独歌吟中，隔开了一切的“第二人称”，变成了一个希望超越肉体之上乌托邦：“那就让死亡来得更猛烈些吧，死/是死不了人的。”
其实，在对于生命、自我、死亡、家园的“壮丽的词语”消解的同时，那在背后猛地叫醒人的影子也在寻找着一种归宿，一种抛弃物主义的超越，从现实中家园的失落对应亲情，从自我和死亡的状态寻找灵魂的意义，所为构建，是宫白云在《历史》中的“一些被废除的词，正通过/验证。”是高崎在《我还是接触那些火》中“在一个树的道路上/手握武器 胜过手握春天”，什么是手中的武器，是亲情，是爱，是关于父亲母亲和一切的壮丽词语，是“我要的不就是爱嘛（阿米《日常》）”，是“给飘荡已久的心写一封家书/写上永久的地址邀她住下来（荣荣《家书》）”，是在“夜蛾烧焦的翅膀和火苗上的舞蹈”中体会母亲带来的“一生的疼痛和温暖”，是要在春天将犯错的父亲“复生”。而所有关于亲情的温暖在魏理科那里，变成了数字游戏之外的呵护：“一是只有一个苹果我不吃/给她吃/二是一人一个，各吃各的/三是一个苹果切成两半/—人一半/四是我吃了几口的苹果/又递给她吃/五是她吃了几口的苹果/再递给我吃”，因为不管何种方式，“母亲最高兴的/是五/和四（魏理科《和母亲一起吃苹果》）”
仿佛是对朝圣者的启示，一切的构建必定是从身边开始，从复活的父亲开始，从母亲的苹果开始，“好的箴言/可以分成两次说，半句生在天籁/半句活在人间。（简明《纯金的布达拉官》）”所以每个人心中的那座圣殿里有着不灭的箴言，半句在人间，另外半句就在灵魂的超越中，就在“启开一张中咒而失语的嘴（鲁娟 解咒十四行（一））”。所以在灵魂的探寻上，首先是人与万物的默契，是永恒的东西，是迷醉心怀的智慧，“一些精神的密码/会在后人的脸庞以及举止之上/微妙地，遗传下来（李琦《西安男人》）”而不仅是人的精神密码，也是在“转着，就是坐着；坐着，就是问着；问着，就是写着；而写着，必将随方言的浊浪激荡”的传道中，所有的目的就是“兑淘出变幻的神通——既在更新的守望中俯仰芸生大地，/又涕泗橫溢，遍嚅着混沌汗涔的器官。（胡冬《达摩在黄河岸边踯蹋》）”而在更具有民族归宿的神灵世界里，灵魂是不信宿命的外婆变成通灵者，是佳支依达堆积如山的头颅，是“一片重构历史的石墨”，是“背对着星宿打跳赤着脚”的舞蹈，是“嫩的经书放在黑裙之中/把它取出需要—万年”的坚守。而其实，灵魂的超然只是一种心灵的安详，一种自我的豁达，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我在庸常的生活中热爱诗书/在节日里念诵经文/热衷于小。在这名为同心的小县城/贪图世间微小的幸福/领略小块地域上的各种欢愉（马占祥《我贪图这小城的幸福》）”。
是的，影子带来的是黑暗，是现实的沉默，是自我的遗忘，是家园的失落，是不可逃避的死亡，而猛地喊你一声的影子现出光亮，现出希望，现出意义，时间曾经是一个出口，从下坡慢慢走回来看见远处去的阳光，只是“仿佛一下子沮丧地进入了成年（马永波《1970年的记忆片段》）”，而当活过，爱过，写过之后，向东又向西的脚步里总是有着历史中踯躅的场景，“时间使得一颗石头/变成一朵云（隐匿《包袱与洋葱》）”，所以当重新从影子的象征里找到时间的意义，那块看得见星辰的天空下是否布满了“忧郁的眼睛”？或者那个关于世纪末开始的神话在民间的复活中是否具有了持续的意义？“民间立场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写作的基本在场。”那么，在场是不是就是从1998年的持续？是15年开垦的土地？是“一直奉行着民间出资、民间策划、自谋市场的路线”？那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的纷争到底带来的是浮躁还是坚持，是独立还是偏执？或者说，当满天星空里是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微诗体诗歌、新诗典诗歌、网络诗选、散文诗等形式分野的时候，“民间立场”是不是已经从启蒙意义变成了对于“一个镍币和四粒豌豆”的怀念？
“新世纪诗歌的民刊和网络书写热闹非凡，它的能指滑动、零度写作、文本平面化的激进语言实验与狂欢，在反叛、质疑主流中心话语的同时，也消泯了许多优良传统，造成诗意的大面积流失。”朵渔的“羞耻的诗学”里所要构建的也并非只是“下半身写作”的冒犯、冒险和自由，当然“民间立场”也绝非只是个人化、日常化和口语化的简单造句，在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命题里也依然有着他们的身影，它们是柏桦《重庆，1983》“她是不死的，永恒地睡在床上深夜，让我听一听”的缅怀，是叶延滨《真相》“死神两只手正/掐着你俩的喉咙”的命运，是欧阳江河《母亲，母亲》“如今晚餐在天上，/整个菜市场被塞进冰箱，/而母亲，已无力打开冷时间。”的逝去，是徐敬亚《判人类一个点球》“我要以简明的开幕，判人类文明一个点球/为了倒退式的前进，为了让/古老的土地扳回那古老的比分”的公平，是余光中《水中鹭鸶》“：鹭鸶说，那是鱼/只低头一啄/就破了剎那的幻镜”的禅思。
是的，那猛地喊我一声的影子只是让自己回头，看见经文，看见诗歌，那么就不要管影子是日月星辰照见的影子，还是那昏暗的灯光照见的影子，只要信仰还在：
我对空白有一种洁净的癖好
我喜欢一本书中
突然出现的一页空白
这一定是为我预留的信仰
——吴投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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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Y79·2131219·1034 |
| 作者：米拉拉 编著 | |
| 出版：九州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11月第1版 | |
| 定价：56.00元亚马逊33.60元 | |
| ISBN：9787510823725 | |
| 页数：351页 |
妹妹，你的咪咪很大，它比我的理想大
我说妹妹，我的理想很大，它比我们的未来大”
——李志《暖昧》
理想比未来大，咪咪比理想大，所谓覆盖，只是一只手的大小，只是一页纸的厚度，只是一个暧昧的表情，只是文艺的碎碎念，所以，即使我们说好了不回头，说好了一意孤行，我们还是在走出一段距离后回望我们的人生，回望那比理想大的咪咪，回望没有未来的现在，人生辽阔，所有的大都是小时代，所有的路都是断头路，所有的理想都是现实，都是眼泪和伤口，都是一事无成的青春，都是鸡飞蛋打的中年。
是的，已经进入了鹦鹉史航的“流动的盛宴”，那个海明威的系列故事已经将浪漫变成了浑身的小伤口和一个星期的胡桃汁脸，在“都值得回味”的浪漫中，付出的代价或者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理，甚至是那个比理想大的咪咪，而在我们手中，有时候握着的不一定是暧昧，是厚实的书，是被鹦鹉史航称为“慈悲的仓库”，或者是“游戏里神奇的空间戒指”。黑色，并不是永远的黑色，覆盖也并非是一页纸的覆盖，泼墨的字体，透明的腰封，它破解的是一种“密集恐惧症”，它说：“引导一切精神享乐”，它说：“献给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它说：“乌托有个帮”——里面是彩色，里面是丰富，里面是暧昧的暧昧，里面是文艺的文艺。“生活中很多种方式任君选择，不管红绿黑白。”又回到李志的“暧昧”，只是这一次他指向的是一次定格，一个态度，一种决定：“或者你可以选择认真做本杂志。”
那个“或者”，已经不是暧昧，不是犹豫，是一刀切下去的快感，是流出血的痛并快乐着，是“3年有余，100期，一次即将发生的蜕变”，是张扬的自我、独立的精神、浪漫的情怀、不懈的坚持、燃烧的激情。《文艺生活周刊》100期精华珍藏版，是梦想不灭，是偶然与必然的交织，是乌托邦，是真实，当然也是比咪咪大的理想。它是531页的集成，它是对文艺群像的致谢，这里有林兆华、濮存听、姚谦、有待、胡德夫、赳赳、高屹、俞心樵、绿妖、张晓舟、林荫宇、周云蓬等“良师益友”，有袁野、曹真、王竹、骨朵、聂凡鼎、高晓倩、小粉、孙率兵、秦琴、彭昊、池旭、何脑斯、刘一磊等“主要成员”，有何欢、张润欣、马德林、孙亚格、赵悦、丁晓兵、杨建新、黄亚平、小宁格格、王静等“特别鸣谢”——是的，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组成了“乌托有个帮”，他们打开了“流动的盛宴”，他们也取代了比理想大的咪咪。
还有什么是可不说的暧昧，还有什么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还有什么是鸡飞蛋打的理想？“她们视我为异类，只是因为我不屑于掩饰我的轻蔑。”这是话剧《柔软》里的一句台词，而在郝蕾的解读中是保持真我的状态，一种“如是”的生存境界，从音乐、电影、戏剧到绘画、摄影、文学，在文艺的乌托邦里永远住着现实之外的异类，住着不屑掩饰轻蔑的异类，而它的同义词就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理想这个东西一直存在，足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可能年龄越大，就越不好思跟别人说起自己的理想。但幸运的是我生活在北京，这里有很多跟我一样，在而立之年还为的音乐理想而奋斗的人，你不会感到孤独。”这是郝云的一句话，这位被称为“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北京爷们儿用接地气儿、本土化、人情味儿的创作风格来表现自己的生活状态，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理想，所以即使他说“我想四大皆空，我还想大闹天宫”，到最后还是会到脚踩大地头顶蓝天的现实中。
2010年郝云是“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其实理想一直在心里，在温暖和幸福，是发现自己的存在，林奕华在《贾宝玉》里就表达这杨的观点：“《贾宝玉》对于我来说，都是关于‘灵性’，是一个人可以找到的自己的终极价值。”自己的终极价值或许就是生活本身，但是灵性总是被尘土被世俗的欲望覆盖，被时尚潮流所淹没，而那些属于自己的存在声音就微乎其微，甚至已经销声匿迹，“很多人现在不懂得关心自己，他们只是宠自己。”所以林奕华的self-reflection才认为是电影或者戏剧“最被需要的境界”。
欲望的投影无处不在，它是我们不认识的自己，是异化的自己，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二手玫瑰”所表达的叛逆性和所坚持的原创性，这个从东北二人转发掘题材，从底层叙事和传统曲艺吸收养料的乐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从那天起，我不想在空中瞎飞，我要双脚落在地上，回到民间的血液里。”而这种“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调戏现实，娱乐观众的一种反应，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理想“往幼儿园里开”，成长出纯洁的花朵，所以“二手玫瑰”是一种拒绝，是一种反讽：“二手是个反讽，想要表达当代艺术许多许多都是复制和抄袭，而我要做一手的艺术。一手的意义就是原创，就是讲述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生活，就是民族性，就是创新的源泉，多简单的道理啊，可是现在许多玩音乐的人就不明白。”不明白的创作中有太多的复制，太多的西化，太多的“二手玫瑰”，所以怒放就应该是生命的原生状态，是自我的自然表达。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郝蕾要在近六十度的高温中重走佛陀成佛讲经的地方，为什么丁武要从梦中寻找音乐的灵感用绘画投影“出事儿了”的生活，为什么曹方听到极远处传来太阳鼓的声音会“莫名地被指引去走近它”。那是对自我的找寻，而这种找寻必须和现实进行对抗，必须让理想的玫瑰开出芬芳，那个挪威礁石上的字母A，是曹方遭遇的尽头，字母头上的圆圈是句号，象征着陆地的戛然而止，但是陆地之后呢？挪威之后呢？旅途之后呢？从行为方式变成艺术方式，或许也是一次超越，一次对理想的坚守。
从寻找自我到返身到艺术，这本是不可分割的过程，人生即艺术，艺术演绎着人生，HAYA乐队的名字里包含着“边缘”，但却也是从边缘中挣脱束缚，超然物外，它是融合万物的宝石，它将爱充盈真个世界，所以HAYA乐团要踏上迁徙之路寻找艺术的宝石；所以谢天笑要用柔似流水的古筝和密如雨点的Reggae相融在一起，寻找中国摇滚的突破口；所以赵淼要从《聊斋志异》的水鬼主题和傩戏的演剧方式中找到中国戏剧的另一种“形体”……张玮玮的牢歌收集、林怀民的“云门”舞蹈、徐昂的忧伤喜剧，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在创造着艺术，在坚持着理想，或者正像孟京辉所说：“表现人类应该表现的。”
而这种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盛开一束束的玫瑰，可以成为一个人引领的风景？似乎包围在外面的永远是逃避不了的中心，似乎永远是纷纷扬扬的碎片，孟京辉对先锋姿态下的定义是：“有一种曲线，它永远想要接近X轴，但永远接近不到，我觉得这就是姿态，一种趋向，一种美学观念，一种身体力行的东西。”是的，他们制造了趋向，他们表达了观念，他们身体力行，但是他们想要接近的X轴，却永远不能抵达，或者说，只能是无限接近，但不会是重合，文艺的尴尬或许也是如此，在众多自我的坚守和拯救中，往往会忽视那条曲线的指向，或者会误解那条无限接近的X轴。“二手玫瑰”在《征婚启事》中唱到：“混到了北京我混没了牵挂，混乱了生活我混长了头发，到底是什么让我无法自拔？”而这似乎解构着那些怀揣梦想的人，或者对于19岁那年的谢天笑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个体的反讽：“从淄博一路北上，追随崔健、唐朝和黑豹留在他印象里的痕迹来到北京”是不是所有文艺青年的必由之路？那个“北京”是不是也有黑暗之光是不是也在改变梦想：“这瞬间被建立的城市／是谁梦中片刻的意志／形状如此真实／回忆如此虚伪／你摧毁她经历的世界／或探索她已展开的边界／清晨苏醒之后／她已有了改变（雷光夏《她的改变》）而HAYA想要“唱给在城市中失根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在“中心”湮没自我的人？
这是不是只是一个属于艺术的传说，一种神话，一个“天方夜谭”？“当‘文艺’染尽了坏名声，当传统媒体在衰退，当碎片式的新闻占据了人们日子里的边角余料，当‘审丑’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话题，我们却两手空空得要把一个贴着‘文艺’两个大字、提倡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的杂志做起来。”这是写在《致所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的碎碎念》这篇“后记”里的一段话，文艺沾染了坏名声，碎片式的解读占据了生活，审丑变成喜闻乐见的话题，在这样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艺术的传说，文艺的革命，以及理想、信念、激情、自我又去了哪里？所以提出任重道远的“解救”意义变成了一本书的职责，或者也只有一本书，才可以让人民大众抛弃碎片抛弃审丑抛弃那个比理想更大的咪咪。因为文艺是遥远的，深度阅读是遥远的，精神享乐是遥远的，它只属于那些行走在路上的“乌托有个帮”。
3年，100期，这是一本书的时间轴线和周期指数，但是不论是人物专访、LIVE，不论是Focus、看艺术还是艺述，几乎所有的篇章都以时间和地点作为标签，以及“记者某某”的观者标签，这些标签象征着时代性和现场感，2011年3月12日北京五棵松体育馆的Eaqles 2011北京演唱会、2012年8月31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音之印象”音乐周、2013年1月12日北京·后山艺术空间的野孩子腊月音乐会，以及那些集锦式的各类音乐节，在图片的传递中并没有让人产生身临现场的快感，相反倒是感觉自己距离所谓的“文艺”越来越远。在一个大多数人生活的“非中心”的城市里，没有音乐节，没有摄影展，没有戏剧演出，所以从来没有艺术的现场体验，没有激情、疯狂、融入。而对于我来说，在这本“文艺红宝书”里，所检索到的和我有关的相关信息只有：郝蕾或者娄烨的《苏州河》、《颐和园》；不在书店里恶鸟的实验小说；放到网络上的孟京辉戏剧《恋爱的犀牛》以及去年曾有过某种臆想的乌镇戏剧节。
而其余所有的一切都是遥远而陌生，都隔着厚厚的玻璃，都是一个“天方夜谭”，艺术在别处，艺术高高在上，所以注定是“乌托有个帮”的群像，而那种渴望抵达”深度阅读和精神享乐“也只是一个不断被侵蚀不断被异化的的杂志理想，那些标注着记者的署名文章只能证明它是一本报道集，一本有关新闻的碎片化组合，甚至只是一本缩小了的杂志，它不是如丁武所说具有宗教意义的“图书”，所以在Focus中，那个关于大爱音乐节的报道在讲述圆满的梦和破碎的爱，更多只是在描述音乐节本身，“前所未有的豪华阵容，难以置信的舞台音效，以及细致入微的人性设置，都让习惯了国内音乐节标配的乐迷为之惊喜”，它所带来的却是“第三天工作人员罢工演出延迟开场，到音乐节结束后酒店追讨房费员工纷纷逃跑”，或者更多的只是报道“从大跃进到大逃亡，从捧上神坛到跌入谷底，短短四天辉煌带来无比沉重的代价”。其实，作为深度，并不能局限在音乐节本身，“2013年的音乐节更加层出不穷，音乐节市场被红了眼的人们越炒越热，突然热起来的市场也带来了迅速成长所必经的阵痛，重复的阵容，疏松的管理，随之而来的是票务漏洞、艺人与主办方的冲突、乐迷的审美疲劳……”这一句或者才是解剖的要点，但可惜只是一笔带过，无法完成Focus的深度挖掘。
而在《艺述》的不部分章节中，除了缺少深度，甚至还只是一种知识的普及，在《香港电影MOVIE in H.K.》文章中，参考“香港星光大道官方站点”的《香港电影发展历程》就是知识的传播，而接下去关于Made in Hongkong的新浪潮，也只是简略介绍徐克、许鞍华和谭家明三个人的电影，#港味影像#更是将香港电影的解读变成了碎片化的100条微博介绍，最后《我与香港电影》的采访是文周和飞鸟的对话，而飞鸟作为豆瓣小站“香港电影的电光流影”站长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至少在采访中，对话也仅是从关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香港电影、最喜欢或最怀念哪个时期香港电影、怎么看待香港电影新时代的没落期、最喜欢哪些香港影星这些简单的话题，根本没有在深度上去解读香港电影的发展脉络。
“幸福只有芝麻大一点，我奔走在它的边缘……”这是张浅潜在《幸福的芝麻》里唱出的心声，芝麻大的幸福对应的是咪咪大的现实，奔走在边缘对应的是主流和中心，“《文周》三年来采访过的人，大都注重自身专业领域的探索而隔离浮华。他们钻到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世界里，与这个有些坏的时代周旋，那其中的苦与乐，是一般人根本无法体会的私享幸福。他们生活在成人和孩子中间的青涩地带，渴望分享、渴望自由。正是这些人，让这个充满了悲观和负面情绪的世界，多了一些让人热泪盈眶的理由和干净的存在。”这里是有对于理想坚持的感动，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实践，有激情，有自我，但是“致所有在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后面是挣扎，也是无奈，对他们来说，现实或者也是一种无法逃脱的桎梏，而在这样一种芝麻大的世界里，所以他们拒绝中心却在抵达中心，他们远离碎片却在制造碎片，“战争中你鲜血流尽，和平中你寸步难行。”其实，做一个平静的人，写一本平静的书，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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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6·2131219·1033 |
| 作者：【加】爱丽丝·门罗 著 | |
|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 |
| ISBN：9787530209837 | |
| 页数：368页 |
在她正在逃离他的时候——也就是此刻——克拉克仍然在她的生活里占据着一个位置。可是等逃离告一结束，她自顾自往前走自己的路时，她又用什么来取代他的位置呢？又能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人——能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
——《逃离》
那个位置已经不能改变了，它就在卡拉骑马训练的地方，它是朱丽叶想象的将陌生人压出血的铁轨，它是格蕾丝不愿加上去的“我很抱歉”，它是劳莲恨死却不能去除的蒺藜，它是若冰那条穿错的绿裙子——应该的样子，使一个个的她变成了“她们”，使一次次的逃离又返回到了自身，从模糊到清晰，从逃离到投奔，所改变的只是偶然经过的存在，而那些从另外世界悄悄带来的东西只不过是脆弱的安排，是鲁莽的信心，是“一门心思地相信一切都会按照设想往前发展”的偶遇，只是那危险的布局在往这边或是那边移动一分，“事情便会落空”，那结局不是取代，不是虚构，不是告别，不是走开，而是如卡拉在迷路的时候发出的呼喊：“来接我一下吧。求求你了。来接接我吧。”
可是，在第一次逃离的时候，卡拉是没有这样的呼喊的，把一切仍在身后，是不是勇气，是不是年少的脆弱和无奈？那仅仅是因为爱上了克拉克，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在停车场会合的男人，而这种爱在卡拉看来变成了顿悟，所以离开是为了抵达顿悟的现实，留下的只有给父母的一张纸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无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需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克拉克是不是就是那种找寻的真实？在孤寂的骑马训练地方，在萧条的乡下，在一个男人暴力构筑的生活里，卡拉或许是被真实迷失了，所以这种顿悟甚至变成了一种对性的向往：“现在她认为那只是性这方面的问题。也许仅仅就是性的问题。”性让她离开曾经的现实，而性又在克拉克那里变成了赚取钱财的一种方式，比如那个老去的贾米森先生，所谓勾引，是让卡拉成为现实的一个钓饵，“他表示出自己的欲望，想用手指捅捅她勾她过来顺从自己，配合他做些亲热的动作。”如此，便构成了另一种生活，“下流，真下流。”这是卡拉心中对自我的一种否定，所以在卡拉克打架、粗暴的生活背后，那种一心想追求的真实不存在了，而停车场的回合变成了第二次出逃，“他什么时候都冲着她发火。就像是心里有多恨她似的。她不管做什么都是做得不对的，不管说什么都是说错的。跟他一起过真要把她逼疯了。”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所以卡拉的出逃是从贾米森太太那里获得钱，和一套她的衣服，“只要可能，我会付出一切代价这么做的。可是不行啊。我没有钱。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投奔。”这是卡拉把自己置身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付出一切代价”的背后是盲目，“任何地方可以投奔”的注解也是盲目，所以那一套衣服，那个遥远的小镇以及陌生的女人，都是卡拉心中“危险的布局”，就像曾经离开父母。
当那张字条上的“all right”误写成“all write”，当穿着贾米森太太的衣服变成了另一个自己，当公共汽车在那条路上让卡拉体会到了迷路的感觉，投奔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是错位的方向，这是错位的人生，当有代替无，当投奔代替出逃，那个位置却还占据着克拉克，取代不是盲目，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自顾自往前走，还有什么可已成为“如此清晰鲜明的一个挑战呢”？危险让人有一种存在感，如果逃离变成了真实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危险化解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让人触摸那些下流，那些勾引，那些暴力？“来接接我”最后成了卡拉确认自己存在的呼唤，但是回家是不是就一定是回到真实回到清晰回到那种危险的布局中？克拉克甚至把卡拉接回来变成了对于西尔维娅问罪的理由，“我敢说你自然是会吃惊的，在你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帮助她逃走之后。”这也是危险的，当时当两个阵营的人对立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危险不是清晰和真实的现实，而是那一个关于山羊弗洛拉回来的虚构。
或者他们都看到了，卡拉一直希望找到的山羊在失踪之后重新出现在他们面前，并不是安全的，而是在迷障一般的黑夜里，如幽灵一般降临，“在我看来，这一整串事情里最最诡异的一件事，就是弗洛拉的重新出现了。”也是逃离，也是回归，却把两个阵营的危险化成了一种神话，但是这样将西尔维亚和克拉克联接在一起的仍然不是现实，是一种虚构，它其实是卡拉的一种幻化，离开和回来都是诡异之一种，而克拉克终于没有将这样的传说告诉卡拉，因为那是不存在的幻觉，是一种迷惑。而在若干年后当卡拉知道这件事之后，弗洛拉其实早已经不存在了，它是真正逃离的象征，留下的只是西尔维亚给她的那封信，那封关于诡异和虚构，关于迷惑和联接的信，它不是失踪，是逃离，是存在于克拉克记忆中的一次逃离，所以对于卡拉来说，她被取代了，她成了那个危险的符号，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切清晰鲜明的挑战被化为乌有，“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卡拉不再朝那一带走了。她抵抗着那样做的诱惑。”只有那根针像真的存在一样，刺痛在她的心里。
而对于西尔维亚来说，贾米森对于卡拉的欲望投影或者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取代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利昂和我没生过孩子吧，是挺傻的。那是一种移位的母爱。””西尔维亚说到了这个爱情故事的一种可怕结局，是没有孩子而造成了移位的母爱，所以卡拉的性问题从逃离父母开始也变成了一种“移位”，克拉克又将她推向了贾米森，而卡拉对于山羊弗洛拉的爱仿佛又是一次“移位”，所以在不断地移位中，那种突然断裂的感觉就仿佛是暗处开始的逃离，但是所有的逃离都是宿命的，都是对于现实的一次“侵犯”。那个叫劳莲的女孩最害怕的事就是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这样，她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轻易解构了。在被看见的那个盒子里，是一个失去的孩子，“那个女娃娃从筐里摔出去时就已经完了。不过我们却没有失去艾琳怀着的那个。那就是你。你懂了吧？就是你。”但是这样的话对于劳莲来说，却并不真实，在父母不断争吵的生活中，总是会触及一个孩子的敏感问题，那个有着安眠药和刀片构筑的家庭里，劳莲几乎成了问题少女，“她五岁的时候喝下过半瓶啤酒，六岁那年抽过含有大麻的香烟，虽然这两样东西她全都不喜欢。她吃晚饭时偶尔饮一点点葡萄酒，这玩意儿她倒还能接受。她知道口交是怎么一回事，也了解避孕的所有方法，同性恋者干的是什么事她也明白。她时不时就能见到哈里和艾琳一丝不挂，也见到过他们的一伙朋友脱光衣服围坐在林中篝火之前。”而在德尔芬的玩笑里，”也许他们根本不能生呢。很可能你还是领养的呢。”这是一种具有“朦胧的魅力”的想法，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一下子被解构了，在劳莲的心中便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想法：“如果他们两个孩子都失去了，而不是只失去一个，那又会怎样？如果她从未存在于艾琳的肚子里，不必为她肚子上的轨迹负责，那又怎么样？她怎么能肯定她不是他们领来的一个代用品呢？如果已经有了一件不为她所知的如此重大的事情，那么怎么能保证就没有第二件呢？”领养女孩的夫妻名字、父亲在一家杂志做事，如此众多的线索对于劳莲来说不是巧合，而是事实，是朦胧的魅力变成了现实，领养是一个代用品，甚至取代了劳莲自己的身份。而最后父母的解释是，结婚五年是有过领养的孩子，可是那不是劳莲，或者说是有劳莲的名字，但不是她，“我猜想那是因为我们最喜欢这个名字，而且这样可以给我们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被重新命名的劳莲，真实存在的劳莲，这是一种“侵犯”，就像西尔维亚所说的“移位”，“德尔芬掬起一把灰烬，但是没有把盒子接过来并传出去。艾琳也掬起一把，又将纸盒传给哈里。”共同分享一般，实际上在劳莲看来就是侵犯，侵犯自己的名字，侵犯自己的生命，“她的。我们的。”最后那些蒺藜的危险反而让她有了某种回归的想法：“可是她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仅仅是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
坐着不动并耐心等待，或者时间能够最后给出答案，或者自身的存在才是最好的“逃离”，所以对于朱丽叶来说，爱情的冒险是一种“机缘”，只是太“匆匆”，像那来回的火车，载着她走向一个陌生的男人，而最后，连同自己的女儿佩内洛普的离开，都像是自己生活的一次翻版，走向“沉寂”的归宿。《机缘》、《匆匆》和《沉寂》构成了朱丽叶的一生，从处女的爱情到家庭的干涉，再到女儿的离开，人生三部曲都是在寻找取代的那个位置，可是最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最后去了哪里，命运的无常或许就像铁轨上的那个死亡事件：“六个月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六个月之前，那个死于火车轮下的人仍然活着，也许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呢。”
世界的陌生，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存在感，朱丽叶在火车上的偶遇化解了关于那一滩污秽和可怖的经血的不安，满都是血的现实其实也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那个自杀者被压烂的身体上的血取代了作为处女的朱丽叶在卫生间丢下的红色，而那句“搭伙儿聊聊”的说法一下子俘获了她的心，是的，当埃里克告诉她自己的太太在八年前受伤导致全身瘫痪，“连吃东西都要别人喂”，埃里克照顾了她八年，那一刻在朱丽叶把自己当成了那个被照顾的妻子，获得了感动的爱，被取代的命运仅仅是从“我是时时刻刻都会想起你的哟”一句话开始，所以当火车载着她抵达的时候，埃里克的妻子已经死去，而她从来就不是被取代的角色，“此时，她又敌意地想起了克里斯塔。埃里克有女人。他自然是有的啦。”就像那个在轮下的死者，如果在六个月前，他还是一个正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所以所谓的取代只是命运的一次捉弄，只是一种偶然，所谓的爱或者不爱，都不是必然，实际上，“吸引她的——实际上是迷惑住她的——是在前寒武纪岩石层峦叠嶂的遮蔽后所听能寻见的那种极端冷漠、重复、漫不经心以及对和谐的轻蔑。”是对命运的嘲弄，而自己在长途跋涉中所要取代的位置早就变成了一个虚构的“危险的布局”，所谓“机缘”就是偶然，是错失。所以即使朱丽叶最后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依然无法改变现实，这是父亲山姆和母亲萨拉带给她的现实，山姆因为朱丽叶爱上有妻子的埃里克，而辞职，甚至跟别人吵架，而其实这不是最根本的，在山姆的故事里，有一个“摆脱”萨拉的计划，这是一个口头上“感恩”的故事，作为对疾病患者萨拉，山姆只有简单的感恩，“要好好对待萨拉呀。她是冒了生命的危险才怀上你的，这是值得记住的呀。”这又是一个轮回，埃里克之于妻子，山姆之于萨拉，萨拉肚子里的朱丽叶，朱丽叶肚子里的佩内洛普，组成了一种命运的对应关系，所以当萨拉说：“不过我敢肯定，现在你有了这个宝宝一你很快乐吧，我的意思是。我敢肯定你是快乐的。”朱丽叶的回答是：“是很快乐，就像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那样。”
持续生活在罪恶之中，是不能逃离的痛苦和宿命，所以对于上帝的怀疑，对于爱情的怀疑，对于家庭的怀疑，让朱丽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注定的，被取代的，所以最后对于朱丽叶来说，埃里克的信给了她一种彻底的解脱，所谓家的观念上的变化，其实是走不出的宿命，是一种控制：“是关于家在何方的观念上的变化。不是指和埃里克在鲸鱼湾的家，而是更早的年代的家，在她整整一生之前那个时代的家。”所以，最后“她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是一种放弃，是妥协地回归。而这样的生活持续着，即使不是罪恶，也会是命运的再一次翻版，《沉寂》的日子到来，是21岁佩内洛普的离开，那个相依为命、“带给了我快乐”的女儿在休学之后失踪了，没有地址没有任何信息，使朱丽叶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而早已经遇难的埃里克的生活在朱丽叶看来，始终没有走出危险的境地：“艾罗是他们的老邻居，对埃里克已故的前妻至今仍然很有感情，对朱丽叶则是百般看不惯——朱丽叶发现埃里克跟克里斯塔睡过觉。”在一种自我折磨中，佩内洛普的离开又让朱丽叶体会到了一种自我惩罚的折磨，而琼安的说法是：“不论她去了哪里，不管她决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那都是正确的。对于她的性灵以及她的成长，那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虚构，对于逃离的虚构，当最后朱丽叶找到佩内洛普的时候，才知道她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的生活绝不是性灵，是校服，是钱，是现实的困境，“佩内洛普的确并不存在。朱丽叶寻找的那个佩内洛普已经消失了。”找到又怎么样？那只不过是命运的又一次取代，“我的女儿没有对我说声再见就离开了，事实上她也许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出走。她不知道那是永远走开。”
从火车“搭伙儿聊聊”的相遇，到怀孕三个月的家庭变故，再到21岁女儿的永远离开，在朱丽叶的“人生三部曲”中，她都是一个被取代的角色，她寻求的自我，摆脱的持续罪恶，以及对于爱和亲情的找寻，都在一次次的“逃离”中变成了另一种梦魇。这种梦魇是爱情的虚构，是信仰的缺失，是亲情的解体，而在《播弄》的若冰那里，梦魇则变成了一种巧合的悲剧。“明年夏天”是一个从丹尼尔嘴中说出的再次相遇的时间，是爱情被不断深化的约定，但是当若冰在“明年夏天”再次走到那个小店的时候，她一心想要取代男友和情人的命运和爱没有出现，或者是陌生的出现，他没有理睬他，根本没有看见她，或者根本不认识她，若冰那期待的光芒瞬间熄灭，有所依托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传说，变成了羞辱：“现在他又朝她走过来了，好像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干什么了。不再对着她看，而是坚决地而且一在她看来——十分反感地，把一只手放在那扇木门的后面——那扇一直是开着的店门一对着她的脸推门关上。”
而这个羞辱直到乔安妮去世十八年后才揭开了谜底，兄弟、双胞胎成为最后的答案，不可思议的爱情，不可思议的错失，是不可思议的取代，是不可思议的人生，这是两个世界的故事，“一如任何一个在舞台上虚构的世界”，而若冰那年的绿色裙子却也是穿错的，这错误让一切变成了虚无，“她希望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什么人。告诉他。”但是有什么用？即使能够解释那些错失的爱情，裙子能够取吗？时间能够取代吗？不能取代的一切，总是用逃离的方式上演，对于《激情》中的格蕾斯来说，对于尼尔的感觉就是一次逃离的结果，那个爱上她的莫里是尼尔同母异父的哥哥，那个爱情的想法如此脆弱：“倒不是说她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结婚。那样的可能性——一半是必然性吧——在她脑子里也是闪现过的，和靠编藤椅谋生的想法交织在一起。”所以当受伤被尼尔带到另外的地方的时候，竟莫名地成了一名女俘：“一名无忧无虑的降臣，身内除了涌流着欲念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而在这样的欲念中，她很担心尼尔身后的那扇门会突然关上，是的，这里没有什么诱拐，没有堕落，却有着错失和取代，“她竟会想到要跟莫里结婚，这不是莫名其妙吗。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一种对自己的背叛。”和尼尔却不是，但是那种爱情还没有成为婚姻，还没有熄灭背叛的萌芽，尼尔就在事故中丧生了，“她的胳臂一下子疼了起来，像是挨了次猛击似的。她手里的盘子几乎失去平衡，不得不用双手将它抱在胸前。”身体之痛，也是心理之痛，逃离似乎永远没有方向和终点，而那个位置似乎从来没有合适的人占据，所以当莫里写信问她“只需告诉我是他让你这样做的。只需说你是不想去的”，而格蕾斯的回答只有五个字：“我自愿去的。”——“她本想再加上一句我很抱歉，可是最终还是没有加。”
对谁很抱歉？对自己还是对尼尔，或者对莫里？对这场邂逅偶遇，还是背叛？那只是一点点的激情，她，她，还有她们，点燃的时候是熄灭的时候，所以逃离的最终目的还是回来，还是“把一切都放回到原处去”，正如《法力》中的那句话：“今天我穿了雪靴就老老实实走在街的正中心，雪上除了我的脚印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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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21·2131219·1032 |
| 作者：杜维明 著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53.00元亚马逊39.80元 | |
| ISBN：9787108043092 | |
| 页数：538页 |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受到自己的文化精英狠批乃至彻底扬弃的文化传统，儒家是惟一的。”将儒家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上来审视，批判或者扬弃是不是儒家传统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些思想传统相比，儒家传统是入世的，甚至是世俗的。而杜维明似乎要在这样彻底的洗礼中，用“放大镜里扩展出来”的办法找出它的黑暗面，而最终的目的是“把它原有的创造性力量发挥出来”。1988年，杜维明应台湾大学哲学系和历史系的邀请，以“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为题，开设了13次的公开课，从多层次、多面向、多维度和多因素的视野来考察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和现代精神的儒学诠释。他的核心关切是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以回应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著名命题，内容包括从帕森斯模式看儒家传统、帕森斯主义的危机、美国的生命形态、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美国当代的危机、文化层和社会层的断裂、哈贝马斯：理性的透视、哈贝马斯思想产生的背景、哈贝马斯及其思想来源等。
儒家传统能对现代西方文明作出创建性回应的先决条件，是其自身必须通过以现代西方文明为助缘的现代转化。
——第十二讲 新轴心时代的必要与可能
站在台湾大学讲台上的杜维明，他的“今天”是1988年，而21世纪对他来说是即将到来的新轴心时代，是存在着文化重建必要和可能的现代社会，是儒家传统进入第三期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作为一个回首过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中国文革，乃至四五运动的儒家学者，他站立的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节点，也不仅是工业东亚的兴起和发展可能，而是从韦伯提出的现代精神，到帕森斯的“当代挑战”，再到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挑战的西方文明轴线上，提出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
1988年的“今天”对于杜维明来说，不管是美国国家艺术科学学院提出“超越突破”观念的1972年，还是面对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他提出文化重建的1985年，对他来说，20世纪的儒家传统受到重大撞击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出现“儒门淡薄”的现状，但是在杜维明看来，中国以儒家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在面对西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脱序和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命力，相反，儒家思想在现今的资本主义发展、工业东亚的崛起、中国文化的重建上都有着极大的空间，而这种可能在他看来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说在面对21世纪的新轴心时代，面对现代人存在的课题，从儒家传统中寻找新的意义，寻找现代转向的可能，最终构建全球伦理。
“经过柏林围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欧洲整合的进退失据、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矛盾加深、日本的经济失调、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和非洲的浩劫，世界秩序正在重构。我们不仅对现代精神要重新理解，对现代性也要重新定义。”这是杜维明在《前言》中的观点，这篇写于1995年元旦的文章在时间轴线上上似乎更接近那个即将到来的21世纪，所以视野也从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现代主义困境更大地转向整个西方社会，这包括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意识形态的事件，但是和1988年站在台湾大学讲台上的忧虑一样，仍然是关于世界秩序重构中的儒家意义，是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的抉择可能，也就是重新寻找更具现代意义的“寻根意愿”，也就是说，在杜维明看来，讨论问题的“参照系”没有改变，而这个参照系就是所谓的“现代精神”。
现代精神的两个方向是回顾和前瞻，回顾当然是轴心时代文明的发展带来的西方理性主义，而前瞻是在理性主义下西方文明呈现出现代化倾向。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人类几大文明区涌现了几大思想潮流，这些文明经过2000年的发展，对于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导引作用，而在罗贝特·贝拉看来，由于宗教发展的影响，在几个轴心文明中，只有基督教进入了前现代，而其余的还停留在历史宗教阶段，当然更不用说到了“现代宗教”阶段。所以轴心文明的发展到了19世纪，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之后，西方思想家认为现代西方的发展才是人类走向未来的趋势，甚至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来看，也认为人类文明的焦点是在西方，梁启超说“以动力横绝天下”，正是要从西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所以产生了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其实是欧洲理性发展的一个结果，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建立的现代精神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他认为，“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诗的时代。这个时代，上下没有一定的分裂，如权力的运用，理性和神秘，凡俗和神圣，超越和内在，没很大的歧异，更无大小传统之分。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个改变是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知识分子的出现。”在他看来，理性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个理性化过程就是现代化过程，他对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解，也是从工具理性出发的，当然在工具理性之外，还有一种以经济力量和价值取向为主的价值理性，“韦伯所提出的观点，如理性化的过程，乃至对新教伦理的描述，对现代人格的理解，逐渐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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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 |
而韦伯学说只是杜维明设定的一个基点，“我们可以从韦伯的精神资源中的多样性、紧张性和自我意识的特殊性来了解现代西方的动源。”也就是说从韦伯构建的理性伦理中找到西方中心说的现代精神。在杜维明看来，韦伯精神动源主要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希腊文明和罗马传统。这三大动源也是现代西方的动源，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形成了“排斥性的二分法”，就是将神圣和凡俗，身和心，精神和物质截然分割开来，“这种截然分割的二分法，使得韦伯及其他西方哲人认为创造世界的上帝和被创造物之间不仅没有合一的可能，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辩证的张力。”也就是在基督教了解、控制、转化中达到理性化的高度和强度。而希腊文明提供给韦伯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理性意义上，职业变成了宗教，同时在合理化、公式化过程中对超神魅力进行了消解。而罗马传统中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带来了现代精神上的官僚化。
韦伯虽然提出了西方文明的三大源头，但是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整合，所以在现代主义的理性方面，杜维明又沿着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来阐释现代化的多面性。“帕森斯在他的理论架构中，还提出了一种作用互相影响的模式，即经济的适应，政治的控制，社会的整合，模式的维持。通过这四方面的交互作用，他发展出一个四向度的分析模式，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这四个不同的领域是互相运作的。”他将工业化和西方社会进行分析，提出了“科际整合”，也就是从交叉学科中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杜维明认为，“从理论结构来看，帕森斯的贡献是为社会分析和文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涵盖性的蓝图。”也就是他从更辩证的方法上将意义结构、经济动力之间建立起认同关系，三个层次和四个模式及其互动关系对于构建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是帕森斯主义最大的弊病是：“他把美国社会的特殊经验，自觉或不自觉地、有选择或无选择地看成一种普遍的规律，甚至预言这种经验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美国典范取代了欧洲典范而成为未来发展的模本，“要把美国所代表的欧洲的这个典范变成东亚的典范，其中的脱序或断层的情形是很可怕的，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国际冲突。”
在杜维明看来，美国绝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典范，相反，在美国福利社会和自由市场之间甚至出现了冲突和矛盾，他认为，美国的现代化转化其实遇到了“当代的挑战”，从丹尼尔·贝尔的社会有效性来看，美国的社会出现了危机：“民主制度和帝国角色之间的冲突；知识精英受到了经济在内的各种不同打击；再者，社会职业化、技术官僚化达到某种程度后，大家的参与感增加，要求直接参与和咨询的意愿特别强；更严重的是社会和文化的脱序。”这种危机实际上造成了帕森斯提出的社会结构的矛盾，从文化层和社会层的断裂来看，则是资产阶级价值理论的崩溃，“美国社会是工具理性的高峰，但其文化的表现———种特殊的价值理性，却是反工具的。这种文化和社会脱序的现象，非常明显。”
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美国的现代危机，引发了哈贝马斯对于理性的重新讨论，在这种称为“理性的透视”的重建中，哈贝马斯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个体系常常有自我批判，也就是形成了极好的“反馈系统”，这便是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这种沟通理论不仅超越唯物和唯心，也超越韦伯的“排斥性的二分法”，所在杜维明认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是对“何为人”这个问题所作的回应和重新定义，他的指向是如何重视生命世界。生命世界的课题实际上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挑战提出的解决方案。“目前人类存在的困境，不仅仅是因为地球村的出现而要求共识，同时因核战、环境、资源的限制等显而易见的问题，必须彻底改变现代西方的文明典范，人类的生命形态才有延续的可能。”所以对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实际上也是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全体人类而言，都有着极深刻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可能性所导引出来的爆炸性的危险性，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套用海德格尔的“如何能够让我们重新听到存有的声音？”的提法，现代主义的挑战实际上就是一种”寻根意愿“，也就是人类在理性价值不断发展的同时，存有的声音却已经断裂了。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提出西方文明的动源，从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寻找当代挑战下的生命形态，又从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重建现代主义挑战下的“存有”，其实这一系列的演进，在杜维明看来，就在于提出可能：儒家传统面对西方的挑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他指出：“这个创建性的回应是多层次的，至少应该分三个层次：一个是宗教的层次，对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然后是社会的层次，对马克思和各种不同的民主制度、不同的社会思潮有没有创建性的回应？有没有代表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结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的出现？还是一个是心理的层次，即能否对弗洛伊德的各种心理问题作出回应？”一方面回顾了儒教中国的命运，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在西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但是不管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还是五四时期的极端西化，对于中国现代命运来说，一直处在一种认知和实践的困境中，而放眼工业东亚，杜维明认为，儒学在经历了第一期发展之后，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同构，那就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工业东亚所代表的企业精神以及东亚的社会组织所导引的特殊的政治发展路线，加上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价值，创造了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生命形态。这一现象对整个西方的经济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杜维明看来，儒家传统还是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寻根意愿的强化和全球意识的出现，给儒学的重新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具有儒家特色的精神取向是内在的超越。讲它是凡俗的，亦即韦伯所说的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是内在的。但我不能接受韦伯的解释，即因为是入世的，所以一定要跟这个世界取得妥协。我认为儒家的精神是既在这个世界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它的现实性，同时又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要改变现实；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又不接受它所代表的游戏规则，因为有另外一套理想的规则要来改变这些现实的权力结构。”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使它即可以是内在的理想主义，又可以是外在的现实主义，所以在儒学第三期发展上，完全有进一步的可能，虽然相比于西方文明，儒家传统所缺少的是“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情操，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但是儒家传统也具备西方现代文明并不具备的优势：“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知识精英的政治参与和民间社会的宗教活力，可以为东亚的利益领域开拓在欧美未必不可能但的确不多见的空间。同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为东亚构建一套凸显义务、同情、辞让、正义和公德、从小康趋向大同的社会理念。”那么如何构建，或者如何在西方现代主义危机下重建体系，杜维明认为：“如果儒家传统第三期发展的话，要从中国文化和东亚文明走向世界。这意味着它的资源、它的养分来自中国文化，也来自东方文明。这是它的历史因缘，也是它的社会基础，但它一定要有勇气走向世界。为此，它要克服自身的缺陷，并面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现代西方文明所碰到的各种挑战、难题，创造崭新的、有深刻宗教涵义和广泛政治实效的人文精神。”
“我认为儒学能否有第三期的胜境，取决于儒家学者能否从美国、欧洲和日本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以壮大其生命力，吸收深厚的智慧结晶以淬砺其说服力。”一方面当然是吸收，另一方面则是在西方文明的助推下实现现代转化，也就是说吗，在杜维明的理论构架中，对于现代化的突围依然是以欧洲中心为背景，西方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甚至是反思性的反馈系统，都是全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能够从根源上解决核战威胁、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人口爆炸和社会解体种种问题的人类长久共生之道，而儒学虽然在在构建“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信赖社会”、“社群伦理”及“国际精神”的东亚现代性上发挥了作用，但毕竟不能构建全球伦理，也就是说，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型只是为了在西化的途径上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发展的道路，但是最后到底会走向何种方向，是发展稳健的民主，还是和西方一样建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杜维明似乎并没有确定的指向，甚至对于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只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我并不坚持惟有光大儒学才能丰富“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才能开辟“文化中国”的价值领域。但我深信，重新确认儒家传统为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珍贵资源，是学术、知识和文化界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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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9·2131219·1031 |
| 作者：【英】V.S.奈保尔 著 | |
|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3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80元 | |
| ISBN：97875442619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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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自己历经沧海，现在也看明白了，人类用以证明自己的力量、打破这可怕秩序的途径，并不是创造，而是毁灭。
而那是一只公猫，一只有双深不见底的绿色眼睛的猫，一只擦着他的裤腿蹿出去的猫，以及一只在星期四把他吓住的猫。门厅里的灯还没有点亮，公文包还没有放下，甚至手上还戴着手套拿着钥匙，那只猫便轻而易举打破了斯通回家的原有秩序，“那天是周四，米林顿小姐下午放假，斯通先生只得自己开了房门。”这是一个即将退休老人的秩序，这是一个可以享受独处的秩序，但是却突然而来，居然入侵，居然滋长出敌意，居然让人害怕，所以对于斯通来说，公猫是一种敌意的存在。
这种敌意是伴随着花园的花圃被糟蹋而开始的，隔壁家的猫起先是作为小孩子的玩物而存在的，但是在不追逐纸球、乒乓球和线团之后，侵袭便开始了，驱猫胡椒粉是曾经的武器，而当猫从花圃转移到屋里的时候，害怕变成了忙乱的恐惧，“这条街道上猫族横行，他常常会猛然看到一只猫，一动不动地坐在围墙上，所处高度和他的个头齐平。”而猫的存在是对人的袭击，是对他伺弄花草生活的一种干扰和破坏，作为一个还在公司里工作却是单身、身体不错的即将老人来说，看着花草的成长不仅是在消耗多余的精力，也是在这样一种时间的更替中沉淀着某种经历。“春天的新叶、夏天的绿荫、冬天的枯枝，他并不把这看成是生命在被慢慢消耗。这些只象征着时间的流逝，象征生活经验的增长，他的过去变得越来越长。”植物的成长和衰败，拉长了过去的的时光，拉长了生活的经验，但是在长的另一端却是越来越被压制的空间，越来越少的时间。
而一只猫的闯入，让他感到无措，感到不安，甚至感到恐惧。在驱猫胡椒粉之外，对于这一只猫，斯通甚至用奶酪作为诱饵，撒在地上，从院门口到卫生间，没有任何解释其实是盲目，因为吃奶酪的不是猫，而是老鼠，这种错位带给斯通的却不是荒谬，而是严肃，是黑乎乎、空荡荡、寒气逼人的晚上，这一切的行为其实是在为斯通建造另一种秩序，一种捍卫的秩序，一种保持独处的秩序。
而生活毕竟有太多的秩序是被改变的，像那只猫一样突然闯入，在周四的那个晚上成为一种袭击。在只有一个陪伴他二十八年的女佣的生活里，他的秩序是不容侵犯的，在他的生活里，一切沉淀成了经验，沉淀成了经历，成点成了事业，以及被享受的一切，而这种享受给他的是幻想，以及那些和被拉成的过去有关的数字，这些数字的陈述可以是“我加入伊斯卡尔公司已经有三十年了”，可以是“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二十四年了”，可以是“认识汤姆林森已经四十四年”，或者还会想到母亲去世已经四十五年，如此而已。所以在离开汤姆林森夫妇家的时候，“他很不开心，感觉很丢脸，十分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被一种孤单、空虚和绝望的情绪笼罩着。”因为那晚宴里有着格格不入的欢乐，有着众人喧闹，有着“你是想让我喝胡话说醉”的混乱，当然，也有着把猫说成是“原本就是丛林里的动物”的颠覆，。
这句话从那个带着男性化特征的斯普林格太太口中说出，不是刻意而为之的豪爽，却成为晚宴的中心，成为斯通自我伤心的理由，一只猫如何被赋予新的意义，一种生活如何在独处时被颠覆，斯普林格太太无疑是另一种闯入者，只是她用男人的特征，用一种错觉重新开启了斯通带有秩序的生活，那是被放大的现实，“这现实变得不现实，每个事情好像都在发烧。”所以尊严和安静，最后以一句“米林顿小姐，平民是怎么叫这个的？”的鄙视变成了拯救，“他想起了那些心神不安、无着无落的时刻——记忆和恐惧加速袭来，他看到过去一年中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电影中飞闪过的一幕，办公室里的一句话，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自己的一个思绪——因为这些时刻不在他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上，所以他以为它们已经被埋藏。”他的不安开始有了焦点，有了被埋葬之后重新发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就像些季节的更替一样，终归是一种秩序。
那种秩序变成了结婚，变成了斯通和和斯普林格太太的婚姻，“当时，学校操场上的树正长出新芽，阳光下那芽尖看起来是白色的。”结婚是秩序的重组，是风趣的重合，对于猫的唐突和恐惧，变成了丛林动物的机敏和智慧，但是两个人走到一起与其说是一种创造，不如说是一种破坏，斯普林格太太变成了妻子，变成了玛格丽特，变成了米林顿小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但总归还是有些事情和过去不一样了。比如说他的独处，他再也不会下班回到一栋没有人的房子里。还有就是他和奥莉薇的关系。 另外，就是他房子的气味和感觉变了。”但是改变并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独处和对房子的感觉，还有那些在婚后被发现的东西，比如玛格丽特的假牙，比如洗漱之间里的尴尬，比如来得太晚的责任，就像那些窗外的树枝，不再象征着时间的更替，而成为一种谴责。而黑暗中对屋外的莫名恐惧，直接被“啪！嘭！啪！”的声音和报警的行为所取代，“房子里确实有外人。”这是玛格丽特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预示着斯通的秩序向着一种被颠覆的方向发展。而那次玛格丽特将蛋糕叉在刀子上烤火的举动，变成了真正的破坏，“你会触电的！”的喊声里，斯通听到了自己的呐喊，听到了自己的荒唐。
曾经叫斯普林格太太，曾经像个风趣的男人，对于斯通来说，这像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是对同一种秩序的维护，尽管曾经有过和米林顿小姐的相处，但这个房间，这些花圃都是他自己的，是“稳固的、不变的、永恒的世界”，是人类执着的东西，就像他看到窗外浇灌春天的花朵“老怪物”，看到修整扩建宅所“雄性男”，都是对于秩序的创造，都给人以宽慰，但现在不是，那假牙，那火上的蛋糕，那被他叫做“狗崽”的玛格丽特，是闯进了生活，是再次成长起来的婚姻，是会触电的危险，在这样的境遇下，他体会到了一种现实，“所有那些和肉体无关的东西对人类来说都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意义的；而重要的肉体是软弱的，会腐朽的。”
“这些飞逝的星期让他离退休、无法动弹、肉体腐烂的日子子越来越近。”当秩序被改变，当时间的意义被改变，肉体腐烂就会成为即将到来的恐惧。那场蜜月旅行对他来说也不是享受，而变成了一次有关虚无、有关死亡的经历，穿军装的男人，站在石穴不远的地方，在艰难的行进中这一个意向变成了遥远的“传奇”，连带服务员口中拉长的“g”的尾音，让人挥之不去，虚幻的感觉一下子消解了真实的存在，土地、生命和情感仿佛一下子都变成了那虚幻的一幕，逼仄的不是现实，而是虚无，是肉体的虚无，是时间的虚无，是秩序的虚无，弗雷德拿出那块表送给他说的“星期五退休……”变成了对斯通最大的威胁。
而要摆脱时间的虚无，摆脱肉体恐惧，摆脱退休的不安，对于斯通来说，意味着返回到自身，返回到自己的时间序列中，而这种返回是以“骑士计划”的方式出现的，对于他效力的伊斯卡尔公司来说，不仅仅是数字化的三十年，而是有大批退休老人的公司，那些人和他一样，正在经历着某种被颠覆的秩序，被改变的生活，被腐朽的肉体。“他为退休职工想出了一个改善生活的方案。他把他们从无所事事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这是一个让他有一种“坐在椅子上飞翔”感觉的计划，“这不是为了帮助伊斯卡尔，这是为了帮助那些没了朋友，没了亲人，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可怜的老年人而做的。”这是斯通在计划取得成功之后的感言，“骑士计划”对于斯通是帮助，而对于合作者温珀来说，却完全是为了公司，这是一种利益的矛盾，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这个词组包含的元素有年轻、时代、尊严、伴侣。还体现了是公司、是集体。骑士伙伴。太棒了！这个名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的骑士伙伴们可以组成一个骑士社团，开圆桌会议。每年举办一次宴会。”骑士计划在温珀那里，便形成公司、集体的一种荣誉，一种自上而下的操控，甚至是一种竞争。所以，他们不同的出发点让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充满了各种问题。
在温珀的设计中，每个骑士伙伴会收到一张任命书，任命书上使用伊斯卡尔公司的印章，而每一个骑士伙伴“应该在衣服的翻领上别上一枚银色的胸针”，胸针做成一个全副武装、戴头盔、携长矛飞驰的骑士的模样，尽管“退休员工应该佩戴一朵金属制玫瑰花”的计划没有被采纳，但是很明显温珀在颠覆着斯通的计划，看起来更像是公司的一次权力外延，在斯通看来为了让退休人员“免于遭受残忍的漠视”却变成了另一种漠视，所以在计划中，开始有了骑士伙伴以游山玩水方式的作弊，有了滥用职权的投诉，甚至有退休员工根本没有接待过任何来自骑士伙伴的访问，而杜克遭遇的马斯韦尔希尔的“囚犯”故事则变成了一种罪恶。别上胸针，拜访退休员工，当杜克敲开房门的时候，里面退休老人的女儿却对他说，父亲已经死了。而杜克几次试图进入房间，最后闯入进去，最后的结果是：在一个插着门闩的房间里找到了那个领退休金的老人。
老人没有死，他只是不喜欢猫，是的，在房间里都是猫，都是让人不安的猫，都是侵袭的猫，而老人对于调查者只有一句话：“要把你送到MCC去。”猫再次出现，在破烂的房子里，在日渐腐朽和死亡的老人面前，不喜欢猫和“要把你送到MCC去”成为了一种诅咒，让骑士计划变成了侵犯，变成了对秩序的破坏，而一手颠覆计划的温珀也在“情妇”的故事中开始倾诉，而这种倾诉在斯通看来，完全变成了性，“温珀的言谈中开始透露童年和参军的经历，他提及的那些令人感到羞辱的过往好像近在眼前。”这终究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当玛格丽特直呼他为比尔，当温珀直呼玛格丽特的名字，当斯通却还是斯通的时候，这种侵犯变成了挑逗，“告诉我，温珀先生，你对童贞女生子是怎么看的？”玛格丽特用一种女演员的强调问温珀的时候，那种矜持，那种尊严，都已经不复存在，这是对骑士计划的破坏，是对婚姻生活的侵犯，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斯通男性权威的颠覆。
“有时候，斯通先生发现自己被女人包围了：玛格丽特、格蕾丝、奥莉薇、格温、米林顿小姐，而这些女人都活在某个男人死去或者缺失的世界里。”这是即将退休的斯通的生活秩序，他是作为一个男人而存在的，这个男人保持着尊严，保持着职责，保持着独立，女人在他的周围，他是对于某个男人死去或者缺失的世界的弥补，那里有相处二十八年的米林顿小姐，有具备男性风趣的玛格丽特，有维持童年时期状态的妹妹奥莉薇，有妹妹的孩子格温——尽管他们总是有矛盾，也有经常去拜访的格蕾丝，但是她们缺失的男人并不是斯通，或者斯通在她们的生活里永远无法扮演成“骑士伙伴”，一切的颠覆猝不及防。
米林顿小姐要被玛格丽特辞退，曾经没有结婚前斯通有过幻觉，“他预想过有一天她会死去”，这个受年龄和沉重的身躯之累变得越来越迟缓的女人就快死了，而现在这一切就像变成了现实。而格蕾丝呢，打电话来告知的事实是，丈夫托尼死了，“八点半的时候他还在看电视，九点就死了。”活生生、十足完整的托尼一下子就不存在了，“所有的行动，所有想出来的花头，都是对那情感和事实的背叛。”这是毁灭性的的打击，“在这个背叛的过程中，他周遭的世界也破碎了。这又提醒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其实一无所依。”是的，这种背叛还有拿着面包刀的玛格丽特，还有与温珀讨论童贞女生子的玛格丽特，还有把猫叫做”这条街上母猫群里的恐怖分子”的玛格丽特。
那就是一只公猫，一只不生子的公猫，一只成为恐怖分子的公猫，一只孤独的公猫，也是一只面临死亡的公猫，“你很快就要死了，就像我一样。”斯通从最初对于这只猫侵入的不安和恐惧，变成了同情，“现在，他不仅沉迷于它悠闲而高雅的态度，更为它的孤独倾倒。”但是冬天来了，死亡来了，肉体的腐朽时刻来了，当第二天早上，黑猫没有出现在对面屋顶上的时候，他才意识到黑猫被杀掉了，活生生的黑猫死了，就像托尼，或者就像不久之后的自己，就像那个骑士计划，“最纯、最真的时刻出现在他在书房里奋笔疾书时，只有在书写的过程中，他才能体会到情感的深度。”
这是过程的终结，这是秩序的终结，而这样的终结总是以一种毁灭的方式出现，而真正的毁灭并不是死亡，而是新的毫无预兆的开始，“一切都已经晚了。奥莉薇道出了格温已经怀孕的事实。”奥莉薇的女儿怀孕了，而那个男人就是温珀，这是突然而来的颠覆，这是完全没有防备的破坏，“而且平庸。不道德，而且平庸。”这是斯通对温珀的评价，格温和温珀似乎从未交集，但是却用一种肉体、一种性关系结合在一起，让这个世界的秩序瞬间坍塌。
“他的幻想中，这座城市里所有不会腐朽的东西都没了，只剩下一个个活动的人。”身躯是脆弱的，身体是腐朽的，那些背叛、逃离以及新生的不安其实都不是重要的，黑漆漆的门厅后面甚至还会出现一双绿色的眼睛，一双“惶恐里掺杂着内疚，内疚里掺杂着爱怜”的眼睛，以及一声熟悉的“眯眯”，但是一切都变成了旁观，对于斯通来说，活着或者是最后的秩序：
他不是个摧毁者。世界曾在他周围倒塌。但他生存了下来。他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再次找到平静和安宁。只不过现在累极了。在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独自一人。他把公文包带到书房里，在那里等着，说不定还能干一点儿活，等着玛格丽特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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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7·2131116·1030 |
| 作者：【奥】佛洛伊德 著 | |
| 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86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4.40元 6.00元 | |
| ISBN：书号10229·0501 | |
| 页数：52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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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6·2131116·1029 |
| 作者：【苏】波尔查洛夫 等著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53年10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7300元 6.00元 | |
| ISBN：书号1038 | |
| 页数：23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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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6·2131116·1028 |
| 作者：【苏】纳得托契也夫等著 | |
|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 |
| 版本：1953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11200元 6.00元 | |
| ISBN：书号176 | |
| 页数：2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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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78·2131116·1027 |
| 作者：【苏】阿历山大罗夫 主编 | |
| 出版：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54年08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1.78元 6.00元 | |
| ISBN：1636·850 | |
| 页数：4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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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31116·1026 |
| 作者：梁斌 著 | |
|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 |
| 版本：1957年12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1.15元 6.00元 | |
| ISBN：10009·260 | |
| 页数：53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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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42·2131116·1025 |
| 作者：【法】普·利沙加勒 著 | |
| 出版：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62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1.15元 5.00元 | |
| ISBN：11001·219 | |
| 页数：50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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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6·2131116·1024 |
| 作者：中共中央办公厅编 | |
| 出版：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56年01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0.80元 5.00元 | |
| ISBN：1944·787 | |
| 页数：43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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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76·2131116·1023 |
| 作者：李达 著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53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原价0.45元 3.30元 | |
| ISBN：2002·1 | |
| 页数：22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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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9·2131116·1022 |
| 作者： | |
| 出版：地图出版社 | |
| 版本：1959年11月 | |
| 定价：原价1.46元 3.30元 | |
| ISBN：12014·92 | |
| 页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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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32·2131116·1021 |
| 作者：辽宁大学中文系 | |
| 出版： | |
| 版本：1971年11月 | |
| 定价：3.30元 | |
| ISBN： | |
| 页数：39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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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131022·1020 |
| 作者：唐晓渡 张清华编 | |
|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2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78.00元亚马逊46.80元 | |
| ISBN：9787539950327 | |
| 页数：714页 |
春天了，树木长出新叶
我也要舒展开枝条
每根枝条上，栖息着
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
他们使枝条轻轻摇晃
有两根微微地垂下来
——车前子《树》
那个人在30年前，那个人在30年后，那个人在未“回答”之前喊出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个人在“眼见着轮回……”里却说“日子过了很久，似乎走到了空。空。空。”那个人是北岛，那个人是唯色，而在每根枝条上栖息着的“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是顾城是海子是戈麦是张枣是骆一禾，是多多是根子是江河是食指是舒婷，是海男是虹影是林雪是小君是翟永明，是于坚是韩东是西川是杨黎是周伦佑，是伊沙是朱朱是朵渔是杨典是沈浩波，是马兰是何小竹是吉狄马加是嘎代才让是桑丹，那个人是他们，他们的声音传来，他们使枝条微微地下垂，他们用一卷典藏的诗歌梳理30年的诗歌谱系。
而在“典藏与谱系”的文本中，在“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的枝条上，还有一个树上的我，一个挖着土，听到飞鸟，兜售花生、姜和大葱，在井边洗脸的我，一个多想成为那个人的我，只是不管是挖土，还是听到飞鸟，不管是兜售花生、姜和大葱，还是在井边洗脸，我终归讲着淮河下游的方言，骑着自行车的自己，终归想要在春天来临之际看见新叶看见那些下垂的枝条，终归成为一颗写成像诗歌一样的树，只是当舒展开枝条，我成为那个人，而他们却一直栖息着，一直在我理想的树上栖息，从此我不是我，那个人不是那个人，从此时间也只是在多事那年“已经淡忘”，留下的“鸟惊。鼠窜。乱卷的乌云”在轮回里被看见。“如何穿越寒冬”变成了最后的疑问，“随风。随风”就一直在那里说话，不管是枝条舒展的春天，还是雪域里经久不息的寒冬，一切的时间轮回最后总是在30年的树上成为一个下垂到底的符号。
“当代先锋诗歌当之无愧的顶级之选／展现汉语无远弗届的生机与活力”， 《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白色的四方图形里是一个孤独的声音，凝结在30年的时间轴线上：“1979-2009”，“所可纪念者，一是以1978年底《今天》问世为标志的当代先锋诗将满三十周年，二是‘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二十周年。总之有必要为这场曾经波澜壮阔的当代诗歌变革运动做一个回顾，一个总结。”《今天》终于翻过成昨天，1986年终于变成历史，回顾和总结便最后成为黑色的墓碑，上面镌刻着“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的名字，可是那不是死亡，那是召唤和启示：
那个金黄的召唤，把苦涩交给海，海永不平静
在黑夜之上，在遗忘之上，在梦呓的呢喃和微微呼喊之上
此刻，在世界中央。我说：活下去——人们
天地开创了。鸟儿啼叫着。一切，仅仅是启示
——杨炼《诺日朗》
启示是一首诗里的表达，是一个时间的仪式，启示是红色的封面，是714页符码叠加的语言，而在中间分明是一条随时可以切进去的红色签带，切入第2和第3页，切入第235和236页，切入最前的《回到》，切入最后的轮回，切入每一首诗，切入每一段句子，切入每一个词语，切入每一个标点——切入时间的内部，“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就会想来，就会在启示中听见天地混沌初开的声音，听见活下去的召唤，听见春天鸟儿的啼叫，当然，也听见自己在下垂的枝条里抵达泥土的声音。是的，在世界的中央，被分开了天地，那个人之后是你们，是我，是真正的男人，“我活着，我微笑，骄傲地率领你们征服死亡／——用自己的血，给历史签名，装饰废墟和仪式”，在历史中，我就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代替着你们的人，是代替“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的人。而我到底是谁，江河说：“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流出过多少血液（《纪念碑》）”杨炼说：“我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在中国／古老的都城／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立着（《大雁塔》）”默默说：“手里的石头攥成了黄金／怀里的鲜花抱成了武器／我站成了一个巨大的敌人／我不是一个人（《我的命令》）”大写的我，站在纪念碑里，站在历史中，站在土地上，站在“巨大的敌人”面前。我为什么要站得那么高，为什么身上有石头的重量？“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我属于北京属于中心属于一个大时代，而1968年12月20日的声音曾经响彻大地响彻这个国家的每一棵树，所以听到的是愤怒：“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岛《回答》）；听到的是呐喊：“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黄翔《野兽》）”听到的是宣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
世界的中央，谁是主宰，谁是英雄？在一个充满仪式命名的时代，“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芒克《天空》）”太阳只在那受伤的天空里，而它从血迹中来，当然会照耀那地上的血迹，“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你该走近它／你走近它便会发现／它脚下的那片泥土／每抓起一把／都一定会攥出血来（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是的，太阳也是暴力和伤害的制造者，而那追逐太阳的人也已经老了：“上路那天他作过祭祀／他在血中重见光辉，他听见／土里血里天上都是鼓声（江河《追日》）”不管天地，还是英雄，他们的身上都带着血，带着伤痛，带着被架空的仪式，而在“太阳落了”的黑暗之中，那个正义的声音回荡在时代之中，而“放开我”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趋死的折磨。是的，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是在陆地和天空之中回荡着英雄之魂，“空虚在你去年咬出的一排排牙印上／弹奏得极其卖力／这一年里只有风在风尘仆仆／你掸了一年才看见灰底下的日历（严力《超级英雄的反省》）”而在那些书写过英雄传奇的历史深处，只有被埋葬的现实：“盘古的手大禹的手／如今只剩下一只手，我被埋葬／被历史抛弃也抛弃了历史／石头的复仇是石头（杨炼《石斧》）”他们已经死去，已经成为一个空洞的符号，如同在“石斧”的记忆里：“讣告／从诞生第一天就已发出／我独自醒来”，而那些被书写的形象最后散失在岁月深处，只留下坟场，只留下墓碑，只留下那竖立着的“大雁塔”：“那些不得意的人们／那些发福的人们／统统爬上去／做一做英雄”，而结果呢，大雁塔只是大雁塔，甚至它只是一个被传说的名字而已，“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韩东《大雁塔》）。
爬上去，看看风景，然后下来，上去不是到达顶点，下来也不是走在低处，大雁塔里没有传说而爬上去的人也不是英雄，英雄是一个虚构，英雄是一种死亡，英雄是一种仪式，而当这一切被“然后再下来”的行为消解之后，最后留下的是是不是还是那个有着愤怒有着呐喊有着宣言的大写的我？是不是和太阳、纪念碑、石头、北京一样可以主宰历史？我自己成了英雄，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架空的象征，一个属于时代的疾病，“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那后果却不堪设想／天呵！为何一年又一年地／在疯人院消磨时光（食指《精神病院》）”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哪里？我最后的北京在哪里？它在病房里，在疯人院里，“伤口，压在那儿／沉重的、沉重得无法搬开的石头／还有／还有这股病房的气息／也许，永远无法驱散（林莽《无法驱散》）”永远无法驱散的或者并不只是疾病和疼痛，还有死亡，“你就这样死了／在故事的复述中／在语言的十字架上／你一次又一次地死去
（田晓青《死亡》）”死亡是一种被复述的故事，是语言十字架上的救赎，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死去之后，轮回的是不是宿命，是不是命运的不可抵抗？“星期六的阳光明媚／我们在下午的露天咖啡馆里／我们谈到死亡谈到旅游／谈到自杀者／谈到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谈到自杀者到另一个世界之后／再自杀一次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严力《星期六的阳光明媚》）”自杀只不过是一次和旅行差不多的话题，而出发和回返都敞开了自己的大门。自己的疾病，自己的死亡，都为了淹没那一段历史：“从早期的苦闷走向晚年的毁灭／从绚烂趋于衰败／伤口处的积雪／早已淹没了一座白色医院的历史（刘漫流《疾病进展期》）”疾病可以被掩映，而死亡也只不过是可以走过去的虚构：“这样他就不知道他将作为谁／愉快地感知：生命并不独特／死也是一个假象（耿占春《当一个人老了》）”
是的，春天的来临起始于一场疼痛，而终于那伤口处的积雪，而在疾病终结的时候，树上的枝条是不是可以舒展开来，是不是会垂下两枝，是不是栖息的“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会慢慢醒来？“请睁开伤口看一看吧／多美的景色呀／（严力《证明》）”当英雄最终消失，当仪式成为历史，当春天从伤口中醒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终于《一代人》开始从疾病和死亡的虚构中站立起来，那广场上托起的手臂被放了下来，那黄金镌刻的铭文被抹去被遗忘被践踏，那些英雄被死去的人俯视。那么，从此是我的一个时代，是自我代替英雄代替神话代替历史的开始，也是自我出生、自我反击、自我死亡的循环。那在我之前的是还不能看见的洞穴，“深深的洞穴／我的轮廓被落日投射在石壁上／阴森地晃动／神秘而庄严／似乎比我更真实”，影子里的故事，其实是一种无限离开真实的自我，而只有告别那柏拉图的影子和洞穴，只有用牺牲的方式才能“重新认出自己”，结束历史的虚构，结束形而上的叙述，但是自我的出生并不仅仅只要睁开眼睛：“不相信自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对故事的结尾抱以／一次呼吸之间的 迟疑（耿占春《迟疑地》）”这种迟疑是为了“确认”，历史之外的确认，故事之外的确认，以及返回自我的确认，而这样的确认甚至变成了质疑，变成了对约定俗成的那个自我的“反对”，“我蛰伏在每一种事物中／以千百种婴孩的形象／出生／我不再隐瞒你们／我／不是我（黄翔《出生》）”出生是一种身份的属性，它可以是被追捕的野兽，也可以是刚捕获的野兽，可以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也可以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主动和被动，自我和非我交织在一起，“我看着大雪向我下落／我想着宿命，我已经是另一场牺牲的大雪（梁晓明《雪》）”所谓牺牲是一种宿命，那么谁是真正的自我，谁能主宰非我？
我就是
那个被你征服了
但还反抗着的人！
我又一次像面对命运一样面对你的存在
我又恍然记起那随着夜雾一起到来的寻求
是的！我一直在寻求着一个人，一个
第一次从大地上站起来，默默向你顶礼
翘首向你发出震撼千古的“天问”的人
一个被你无情唤醒又永久放逐的人
一个从龙舟跳上岸来悲状起舞
使石头和群星再一次惊呆的人
——王家新《星空：献给一个人》
一个人，是一个站立的人，是一个反抗着的人，是被放逐的人，一个人也是活着的人，是时代最深处呼吸的人，是“空无一人的座席上／竟响起一片掌声和喝彩”的人。不管是野兽还是异教徒，不管是自我英雄还是醒来的“那个人”，在一个被唤醒的时代，一个人总会看见希望：“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一个人总会看见理想：“为了理想它乐于再次去死，／这同样是预料之中的事。（陈超《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一个人总会看见爱情：“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致橡树》）”当然，一个人也能看见那温暖的家园，“当远处的湖面偶尔传来几声割裂缭绫的凄厉／那是一种名贵的山喜鹊呵！她们翎羽幽蓝／（黑大春《秋日咏叹》）”。这理想主义的希望、爱情和家园在时代变化中会不会成为一种矫情？以梦为马的诗人总是想起自己平静的家园，想起埋葬在高高山上的自己，是的，因为哪里有一片麦子：“白杨树围住的／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海子《麦地》）”甚至在麦地里完成了和仇人握手言和的仪式：“我们是麦地的心上人／收麦这天我和仇人／握手言和／我们一起干完活／合上眼睛，命中注定的一切／此刻我们心满意足的接受。”这心满意足的和解只是一场梦，梦就是“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所以在另一个诗人那里，麦子变成了在鲜红土地上的一种象征，“如果麦子死了／要等到明年的麦子出来／才会改变地上的颜色（周亚平《如果麦子死了》）”“如果”也是一个梦，麦子隐喻在逐渐消失，理想在逐渐隐退，而最终在另一个时间的终结点，麦子被消费：“诗人们已经吃饱了／一望无边的麦田／在他们腹中香气弥漫／城市中最伟大的懒汉／做了诗歌中光荣的农夫（伊沙《饿死诗人》）”吃饱了的是做过梦的诗人，所以在这样的暴力中，诗人成为一个恶俗的死亡者：“我呼吁：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用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
这是家园之死，这里理想之死，这是自我之死，这是诗歌之死，而在这个理想国里，“中文系”一定是带着厚重意象的词语，它连接着伟大，连接着传承，连接着人文，连接着救赎，只是伟大和传承变成了“吃伟人的剩饭背诵伟人的咳嗽”，人文和救赎则将中文系“以后置宾语的身份／曾被把字句两次提到了生活的前面”，生活在后面，现实在后面，哪里有啃《地狱》第八层的亚伟，有在女生密集的场所用腮唱歌的胡玉，有五公里外爱一个姑娘的敖哥，有打算和刚认识的姑娘结婚的杨洋，还有骑上自己气泡的教授们，而最后“现在中文系在梦中流过，缓缓地／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它的波涛／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李亚伟《中文系》）”也是梦的终结，只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小便，是被盖卷，伟大和崇高被消解，中文系也成为一个可以消费的词语，取而代之的则是日常生活，是事件，是没有象征、隐喻和神话的乌鸦：“我要说的 不是它的象征 它的隐喻或神话／我要说的 只是一只乌鸦 正像当年／我从未在一个鸦巢中抓出过一只鸽子／（于坚《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甚至所有的东西都在被自我命名中，都在另一套消解意义的词语世界里，他们毫无感情，毫无欲望，毫无分别：“我们熟知一切 停电之前 停电之后 一样的／程序 细节 局部 整体高潮和尾声一样的（于坚《事件：停电》）”
现实是不是一块玻璃，诗歌是不是一块玻璃？“在同一个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欧阳江河《玻璃工厂》）”象征是哲学，装饰是美学，而物态呢，是一种行为学，是消除了崇高和眼泪的静态，是一个人的“零档案”，是“我是某某”的命名。在那一辑女性诗歌写作中，有浓浓的爱：“她当年迷人，喜欢／在细长的脖颈搭一条白绸巾（虹影《谁的母亲》）”有烧掉的情爱：“你用自己的身体做柴／在情爱与女人中／一截一截地烧掉（林雪《纸婚》）”有对母性的反思：“我天生的多疑天生的轻信我／我在出生之前就使母亲预感痉挛／噩梦在今晚将透过薄冰／把回忆陷落并且淹没（唐亚平《黑色沙漠》”甚至也还有对于下层女性的深度思考，“我看见的雏妓却不是这样／她12岁 瘦小而且穿着肮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 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翟永明《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但在女性自身的观望中，那些关于家、爱情、伤害、母性的主题是象征的，是装饰的，是崇高的，也有眼泪，而在另一种眼光里，却完全变成了物态，这种物态起先是杂夹着某种身体的欲望，“少年时，我喜欢胸部／从领口里伸进手去／捏住它们。或者看你们在奔跑时／衬衫下的颤抖，它们像鸽子／发出汩汩之声（马永波《我所爱的女人身体的若干部分》）”和青年喜欢中部、中年喜欢上嘴以及将来那手移开后永久的冰凉形成了对于情欲的男性态度，而这仅仅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或者也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在更换了视角之后，消解变成了某种亵渎，像一把刀划过女性的身体：“你不叫虞姬，你是砂轮厂的多病女工。你真的不是／虞姬，寝前要牢记服药，一次三粒。逛街时／画淡妆。一切，要跟生前一模一样（陈先发《秋日会》）这是一个我刻在阴阳界上的留言，跟生前一模一样，跟那个美人的名字一模一样，这是一种脱离了装饰和象征的女性，甚至脱离了女性自身的属性，砂轮厂的多病女工虞姬和江非《对付周永花这个胖女人的写作办法》里的周永花：“一抖一抖的两个乳房／多像两片刨花在正午的逆光里飞扬”，简单《胡美丽的故事》的胡美丽：“她该用哪一种香水／哪一种更性感的内衣，把一只虫子／牢牢地吸引”，她们构成了一种群体，这种群体是被消费的，是对于女性之美和男女之爱的亵渎。“她的眼睛也很美，像我想象中的妻子。／但她是我的母亲。（蒋浩《作于儿童节》）”想象中的妻子其实是在我的母亲，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崇高的亵渎？而亵渎或者还有某种哲学意义，那么沈浩波的《静物》里的那个少妇就连欲望也没有了：“案板后面／卖肉的少妇坐着／敞着怀／露出雪白的奶子”，卖肉有着双关的意义，但是在这里完全没有女性身体有关的伦理想象，只有和案板上的肉一样的女性肉体，所以没有欲望的肉体便成了“静物”，就像那一起摆放的猪头一样，眼眶下有两道冰痕，“而我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那一瞬，我走了过去。／我想／或许有什么出了错（徐江《猪泪》）”
出了什么错？是崇高在消费时代里的错误？是理想在物欲时代的错误？是自我在迷失的现实里的错误？还是先锋在后现代意义里的错误？“‘先锋’相对于主流和保守，往往和某种激进的社会和艺术思潮相关联，并伴随着大规模的形式实验，其灵魂是开放的自主性和批判的实验精神。先锋意味着对既定秩序和相关成见的不断突破，同时通过自我；批判呈现自身的成熟。”批判和实验成为先锋诗歌在取材上的一个标准，这是30年的时间轴，这是30年在树枝上的“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无论是朦胧诗歌，还是第三代诗人，无论是和广场、纪念碑有关的大我，无论是充满了质疑和反思的小我，也无论是站在理想主义麦地里的诗人，还是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他们都睁开了眼，看见了春天的树枝舒展，而那微微垂下来的两根终于用词语抵达了大地，“先锋就是这样，与传统有一种既对立又融合的关系。不断对传统予以‘胀破’，同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实验也是被实验，革命可能反革命。合上这满树的枝叶，“那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和那个人”也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而现实正以无法阻挡的颠覆性力量奔袭而来：“他们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柏桦《现实》）”，那么，入土为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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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131021·1019 |
| 作者：【美】查尔斯·布考斯基 著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28.00元亚马逊19.60元 | |
| ISBN：9787549527670 | |
| 页数：224页 |
每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陷阱，只有正式邮差知道它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他妈的什么事情，你得准备面对强奸、凶杀、狗，或某种精神病。
那是一颗烧焦的子弹，那是一颗射向肉体的子弹，那是一颗带着紧张、弱智和疯癫症候的子弹，射向天堂的那一霎那，却毫无偏差地射进脊椎骨有错位的十四个地方，是的，从天堂返回，返回到天上，返回到地面，返回到身体，返回到“面对强奸、凶杀、狗，或某种精神病”的这个世界，烟在燃烧，酒在沉醉，可是死亡的生命却并没有被子弹击穿，即使手指头被烟头烫伤，身体在酒醉时滑过床垫，但依然是一种麻木的睡眠，“早晨就是早晨而我还活着。我也许该写部小说，我琢磨着。我真的写了一部。”
一部小说，其实并非是一颗子弹带来的历险，它平淡，它孤独，它色情，但终归是关于活着的记忆，关于被划分的区域里的沉陷——一名邮差，甚至不知道死去的意义，查尔斯·布考斯基的墓碑上写着“Don’t Try”。只有一次，从候补邮差到正式邮差，从正式邮差到被指控开除，一个人的一生就如这小小的陷在自己陷阱里的现实，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会听到子弹射向天堂的声音，可是面对最后走向的墓碑，面对“Don’t Try”，天堂只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就像乔伊斯诅咒的那只小鹦鹉，久居牢笼之后飞了出去，却不知道到底要向着何处，而天堂里的上帝耶稣基督从来不曾给你救赎，不曾给你忏悔，那只是赛马游戏中的随机数字，可能是幸运，可能是倒霉，但绝不是关于逃避关于自由的那个神，“我不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总是和这种事联系在一起。”不知道，只有命运还在那里扑腾，宛如被诅咒的鹦鹉，“卜拉，卜拉，卜拉，卜拉”地讲述一个故事，而那结局分明是重新被关进牢笼，重新成为被诅咒者：“我很抱歉你终止你在邮局的工作并且……”
请从第一句开始阅读，开始射出子弹：“事情开始就是一个错误。”错误是因为找不到自由的通道，那笼子里的门打开又会被关闭，“卜拉”的鹦鹉本身就带着那受伤的子弹，所以即使在美国联邦邮政局里谋生，即使在编号为742的备忘录中记住了每一个邮差的“行为规范”，依然只是这个错误最生动的注解——充满着反讽，充满着隐喻。“我们每个人必须努力在未来的邮政服务中为公众利益作出贡献。”以及“全体邮政员工必须以坚定的廉正自律和完全的奉献精神对待公众利益。”都写在上面，也写在牛脖子主管琼斯通的脸上，但是在一个被设定在不同区域内的陷阱里，所谓贡献、奉献，以及公众利益都是一个错误。当办事员说：“我说了，琼斯通先生是好人！”的时候，那扇门正在错误的方向上打开。
错误，是因为肉体。比如539号那个丰硕的女人，起初是那么决然地拒绝门铃响起，拒绝一个陌生人闯进房子，可是那签字的故事以一种肉体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射进肉体的子弹便不会转弯，“邪恶邪恶邪恶的男人！你到这儿来强奸我！”她大叫，她诅咒，就像对着自己半露的胸脯和淫荡的心，“邪恶充满了你的脸！”也充满了每一个在寂寞的世界里活着的人，“她上来紧贴着我，我抓住她的屁股并把我的嘴放到她的嘴上，她的乳房抵住我，她的全部身体上来抵住我。她又把头从我身上撤回来。”只有肉体，和邮差的身份无关，和女主人的身份无关，只有男人和女人，只有肉体和邪恶，只有十足的错误，在最后骂出“强奸犯！强奸犯！邪恶的强奸犯！”之后，我成为那颗射进肉体的子弹：“我把她的内裤退下来，拉开我的拉链，把它放进去，随后带着她走向长沙发。我们倒在那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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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Try”的查尔斯·布考斯基（1920-1994） |
是的，错误的结果是：“她是对的。”而搞完之后，拉上拉链，留下的就只有“她在那儿呆看着屋顶”，屋顶是不是也是通往那个天堂，通往毫无遮拦的肉欲和邪恶？其实这一幕只是子弹的正常路径，我在出去干活的时候，就眼见着厕所淋浴的地方写着：“邮差在罗马天主教教堂光着屁股淋浴并且吸上帝的血被捉住。”大写着字，触目惊心，但是上帝那儿的禁忌早就被水冲刷干净了，连上帝自己也早就变成了赛马场上的一个随机数字，一个喝下酒才能“赢了最后三轮中的两轮”。却依然是一个女人，依然是肉体，但比丰硕的女主人更加邪恶，那个叫玛丽·露的女人也喝着酒，然后将一个在底层的邮差从赛马场上剥光了裤子，“骚货！你设计了这个，对不对？你让这个猴子谋杀我就为了我钱包里的四五百块！”只为了钱包里可怜的一点钱，那果然是一个陷阱，一个和肉体有关的陷阱，和耶稣基督有关的诅咒，或者也是和那邪恶的子弹有关的陷阱。
错误，是因为邪恶。隐藏在邮差行为准则里的公众利益到底在哪儿？那种奉献精神是不是主动将钱包里的可怜一点钱都变成了上帝面前的随机数字？琼斯通最得意的邮差是马修·巴特尔斯。这个有着身份的正式邮差是备忘录编号742的代表，“出入总是衣冠楚楚”，可是“他们昨晚抓走了巴特尔斯”，不仅仅是昨晚，“是啊，罪名是偷窃邮件。他私拆发往尼卡雷拉神庙的信件并且从中把钱倒出来。他这样干了十五年啦。”十五年从来没有发现，十五年衣冠楚楚，十五年为了公众利益表现出奉献精神，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故事，但不论是开头还是结尾，都不是一种错误，错误在于这个世界总是困在陷阱里，困在一颗子弹的逃离中。简称为G.G.的乔治·格林，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做邮差，到六十多岁的时候，也被一颗子弹射中，好心的老G.G.因为给了小女孩糖果，最后被指控儿童性骚扰，最后的故事在错误中走向终结：“他的喉咙上横了一把刀，倒在一家本地超市的杂物堆上，这堆特价处理的东西———块无盒包装的洗衣皂、购物小票，等等，没有什么超过三美元。”
特价处理的洗衣皂、购物小票，没有超过三美元，却变成了一把横在喉咙上的刀，就像子弹，射进疲惫的身体，这是错误的开头，也是错误的结束，不论是巴特尔斯十五年来的偷窃，还是G.G.四十多年的好心，这漫长的人生之路总是趋向于一个错误的结局，邪恶贯穿其中，邪恶里是强奸、凶杀、狗或者某种精神病。而那些肉体有关，糖果有关，金钱有关，都陷在我作为一个邮差的人生之路上。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我参加了考试，合格，体检，合格，于是我成了候补邮差。”而候补邮差的生活是：“我奔忙在华氏100度的热天，浑身汗透、呕吐、昏昏沉沉、没醒酒。”只有在G.G.出事之后，我才从最初的错误中找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三年后我转正了。这意味着带薪假日（候补并环享受带薪假日）、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和两天休息。”
但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强奸、凶杀、狗或者某种精神病依然存在，邮差的方案分析和背诵，以及超出常规的分发量，几乎使人陷在难以自拔的陷阱里，而那个意大利佬在培训上说的话，也像一个子弹：“我要你们明白我们必须控制成本！我要你们明白你们分理的每一封信——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周——你们分理的每一封额外的信都远超出本身的意义，你们是在帮助打击俄国人！”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周都是错误，都是陷阱，都是邪恶，都是子弹。而作为一个男人，失败的男人，无意要寻求另一种方式的解脱，“我的姘居生活半半拉拉，断断续续。我是孤独呀，我孤独地面对眼前这个丰硕娘儿们。”
姘居和孤独，是不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是不是就是那射向天堂的子弹？当贝蒂对我说：“都结束了，我不会再和你睡觉了。”预示着一个错误的结束，但是当我和年轻的乔伊斯办理了简单婚礼，生活并没有从错误中走出来，我想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而乔伊斯也在警察局找到了工作，但是生活还是像在笼子里的鹦鹉，无法脱身，“好了，我能习惯天竺葵、苍蝇和毕加索，但是你必须意识到我每晚工作十二小时还要培训，而你干扰了我的精力……”尽管我做梦变成了纽约市长，但是逼仄的生活还是在一种无法选择中继续，我甚至打开关着鹦鹉的笼子，依然觉得这是非常艰难的游戏，因为：“人类，鸟，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选择。”选择是打开鸟笼，却不是彻底的逃离，生活依然是被关闭在错误的路上，就像那一盘黄油炒蜗牛的菜，乔伊斯看到蜗牛的皮炎：“它们都有小小的屁眼！这太可怕了！可怕！”我却将这一切看成是正常的现实：
屁眼有什么不好，宝贝？你有一个屁眼，我有一个！你去商场买一块上等的牛排，那有个屁眼！屁眼覆盖了地球！某种意义上树也有屁眼但你找不到它们，它们只是掉下叶子。你的屁眼，我的屁眼。世界充满上亿个屁眼，洗车工有屁眼，法官和凶手有屁眼……甚至紫别针也有个屁眼！
人人都有屁眼，每一种食物也都有屁眼，“屁眼覆盖了地球”，屁眼也成全了人类，当我看到乔伊斯那张离婚的传票时，生活继续在错误的路上行进，继续射出病态的子弹。女人似乎从来不会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正确的选择，就像那份邮差的工作，乔伊斯离开，“我丟失的不过是三四百万美元。但是我仍然有邮局的工作。”而在重新回来的贝蒂身上，我忽然有了某种宿命的感觉，我看到贝蒂“屁股蛋子上出现的皱褶”，才发现这是一个回来的悲剧，“这是悲剧，是悲剧，是悲剧。”离开之后是可怜的回来，是“我们都被抢劫了”的喟叹，而这不是最终的悲剧，因为喝酒，贝蒂死了，而在那场葬礼上，我还在想着那一场赛马比赛：“我已经在另外两次葬礼之后来赛马场并且都赢了。葬礼是这样的，它会提升你的眼光。每天一个葬礼我就会富有了。”
悲剧和喜剧，交错在那里，当然是错误的故事，而不管是乔伊斯，还是贝蒂，或者是之后的薇，她们作为女人，进入我短暂地生活中，都是离婚和醉酒，都是那装瓶750ml的威士忌，当然还有性感和肉体：“薇准备了所有的事。她拿着她的酒，坐在我的大腿上，吻我，把她的舌头探进我的嘴里的时候我的老二顶住了她结实的屁股。”甚至我的肉欲的子弹会射中其中好看的护士，或者在报刊亭边偶遇的某一个性感女人，但她们陌生，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最后那个叫费伊的离婚女人。
费伊一直有着拯救世界的思想，她“穿着黑衣服抗议战争。她参加社区和平示威、单身俱乐部，加入诗歌朗读会、工作室、共产党会议，还有就是坐在嬉皮士咖啡馆。”这个女人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生活，比如一起生下了名叫玛丽娜·路易斯·切纳斯基的女儿，比如在孤独的生活中看到了街上的骚乱，看起来已经不是错误了，看起来会有拯救世界和自己的可能，但是我只是一个丈夫，只是被允许休息十分钟的邮差，只是整天喝着750ml瓶装威士忌的男人，她只在另一个世界，而我的世界只剩下警告、处罚、裁决，一份份的通知出现在我错误的生活里，酗酒被逮捕，或者停薪停职，十一年的邮差生涯最后还是一个错误：“十一年了！我口袋里并没有比我刚进来时多十美分。十一年，尽管每个夜晚都漫长，但流年飞逝。即便是夜班。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
费伊想着拯救世界，却没有能够拯救我，女人最后离开，邪恶再次成生活的主题，而女人又再次成为一个偶遇的符号：
“那个……你知道怎么回事，玛莎。”
“我的名字不是玛莎，是海伦。”
“我们结婚吧，海伦。”
“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的手多久才能用？”
关于身体，关于肉体，关于无法射向天堂的子弹，最后都变成了抽烟引发的火灾，当然，还有酒醉之后的那种彻底失去自我的现实，当我再次以孤独的方式离开喧嚣的时候，我只是在无人经过的房间里，看到一个“盛着人类心脏的家常大玻璃罐子”。这是身体的器官，这是人生的标签，“弗朗西斯”是已故主人的名字，而那个玻璃罐子就是一个半空的750ml瓶装威士忌和苏格兰威士忌、杂乱的啤酒瓶、烟灰缸、垃圾。麻醉自己或者死亡的标签，高度统一在一起，而那个身体有关的脊椎骨已经有十四个地方错位，就像生活一样，意味着紧张，弱智，“还有，通常情况下，疯癫。”
一个人的房间，一个人的世界，邮差生活，已经不在；面对的强奸、凶杀、狗，或某种精神病，已经不在；那些女人，爱过，死去，或者带着邪恶的肉体的女人，已经不在。“我进了门，说再见，打开收音机，找到半品脱苏格兰威士忌，喝了它，笑啊，感觉好极了，终于享受了，自由，手指头被烟头烫了，随后我爬上床，爬到边上，掉下去了，大头朝下，滑过床垫，睡啊，睡啊，睡啊……”享受和自由，疼痛和麻木，最后是像死去一样的“睡啊，睡啊，睡啊”，只是早晨还活着，而其余一切的孤独、无助和恐惧、失望，都变成了某一部小说，“如同一颗子弹射向天堂”，从此便再也无人敲响那扇门，因为门上写着和墓碑上一模一样的话：“Don’t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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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55·2131021·1018 |
| 作者：【美】雷蒙德·卡佛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5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亚马逊34.80元 | |
| ISBN：9787544734653 | |
| 页数：600页 |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
那你想要过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最后的断片》
当然，“恋爱是好的”。所有人的贫穷和长痔疮的痛苦，都是生命的一种形式，都是现实给予的那些一生陪伴的东西，但是还有恋爱，还有“叫我自己亲爱的”，还有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被爱”，当生命“最后的断片”以这样一种调侃的方式回归的时候，站在诗歌对立面的不是爱，不是身体的疼痛和现实的无奈，而是“你们”——“不过你们不知道爱是什么/你们不知道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爱过就这么简单（《你们不知道爱是什么》）”不知道爱的你们是被诗人抛弃的那一些人，是不回到我身边的“她们”，是被生命的最后断片切开而得不到想要的一切的自己。
但是这断片切开的并不仅仅是被爱和自爱，它带走的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仪式，那连接活着和死亡的一张纸，写满诗歌的纸，前面是《余晖》，是放回原处的照片，是照片里眨眼、微笑和“香烟那活泼泼地倾斜”的场景，定格的生命形式必须以照片的方式呈现，余晖只是一种纪念，没有阴影，没有幽暗，以及那不肯消除的“浅浅的金黄”；而另一页，则是大段大段被抛弃的诗歌——《未辑之诗》，注解是：别逞英雄，拜托，是另外一个故事里完全没有提到的“黄铜戒指”，是耗尽力气在抗拒的起起落落的萨克斯，是穿行在每一个污秽房间的“返回”努力，是镜子里在我们身后的两张嘴唇……杂夹在一个虚无的情境之下，最后的断片隔开了另一个世界，生或者死，恋爱或者抛弃，宛如黑和白。
它是沉淀的诗歌，是“我们所有人”的寓言，是一张纸，一本书的断片：去除封面，是黑色的空白，没有文字，没有诗歌，而另一面是白色，空白的黑；再翻开，是半页的黑和半页的白；再翻开，黑色的字写在白色的纸张上，是一首诗歌，“我们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都想要拯救/我们不朽的灵魂，有些方式/显然比别的/更加迂回，更加/神秘。（《在瑞士》）”有些方式是拯救，也是埋没，是自己，也是他们，是白色，也是黑色；再翻过去，还是黑色和白色，一张照片，没有眨眼，没有微笑，也没有“香烟那活泼泼地倾斜”的场景，是“雷的伴侣和文学合作者，最后成为他的妻子”的苔丝·加拉格尔的评论：“也许在诗歌的蜿蜒曲折中，他可以达到一种高度，而无需圆滑地逃避典雅、讥讽甚至卓越——所有这些他宁愿选择放弃，即使它们多半并未超出他的天性和审美趣味。”
“无需圆滑地逃避典雅、讥讽甚至卓越”，苔丝·加拉格尔在一种逝去的回忆里完整记录“最后的断片”，选择放弃，并不是为了抛弃，在一个用天性书写的符号世界里，“叫我自己亲爱的”，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学会被爱，学会不放弃，“诗中叙述者的感觉意识也会被带入血液，在我们的生命中再循环。”永恒的天性进入每一个翻阅过黑白世界的人，进入“我们所有人”不朽的灵魂，甚至，连那凝结生命意义的两百首诗歌所组成的生命之书也像是从一个伟大而不朽的灵魂上切下的“断片”，无论是《火》（1983）、《水流交汇的地方》（1985），还是《海青色》（1986）、《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以及未辑之诗《别逞英雄，拜托》（1991），都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呈现出格调、理性和感恩。黑与白在被设计的文本里自豪地成为生命的仪式，不是被切开，而是融合在一起，就像诗歌本身，“吞噬了所有技术的痕迹”。
而带入血液中的那些生命意象，完全消除了一些恐惧和不安，甚至治愈了我们的贫穷和长痔疮的痛苦——身体只是一种循环的形式，而最终留在卡佛世界里的必然是“叫我自己亲爱的”：“我们爱他的诗，并不仅仅因为它们是人生的巅峰和低谷——尽管谁不会对一个因酗酒而险些丧命，又从死亡边缘逃生，身患脑瘤、三分之二的肺罹患癌症，却仍写作不辍的人感到惊奇呢？相反，是那种对现实探求的激情，是诗人重访绝境和失意旧地的勇气始终吸引着我们。”酗酒、病痛、疾病，以及死亡，都变成了丰厚的一首诗，就像和查尔斯·布考斯基共度的某个晚上，一起喝酒，一起聊天，一起看待生命的疼痛，一起说着“贫穷是好的长痔疮是好的/恋爱是好的”的故事，或者如《邮差》一样说着那个错误的开头，但最后一定是对于生命和诗歌的虔诚：
今晚这间屋子里只有一个诗人
今晚这个城市只有一个诗人
也许今晚这个国家只有一个真正的诗人
那就是我
——你们不知道爱是什么
一个诗人就是我们所有人，就是不放弃的爱，就是生命的激情和意义，就是对于不知道爱是什么的“你们”的反击。但是在所有过程中，必有如布考斯基所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就是：—块石头，沉重而锋利。（《解剖室》）”，现实是无奈，是疼痛，是因为“贫困在我们的生活里扎根，是的。（《移动》）”在《忍痛大甩卖》里，我们能够看到那种扎根的贫困，大甩卖的东西包括儿童顶篷床和梳妆台，包括沙发，茶几和台灯，包括一箱箱各色各样的书和唱片，包括厨房用具，带闹钟的收音机，挂着的衣服，和“一把一直陪着他们，/被他们叫作‘舅舅’的大安乐椅。”而这些生活的主人是一个女人：“一个家庭成员，一个亲爱的人，/一个曾经想当演员的女人”，以及男人“正坐在桌边，/努力对他读着的那本书/装出感兴趣的样子——是傅华萨的《编年史》”，所谓忍痛就是把生活的物品变现，而逼仄的现实让人无法选择，而我作为朋友，“我伸手摸到我的钱包，随即明白：/我并不能帮助任何人。”而在《食物去哪儿了》里，是更为直接的无奈和挣扎：“他需要/避开食物这个话题；除了悲伤，/它从没给他们带来过什么。”贫困扎根在生活中，而另一种贫困则是无法逃避的社会问题，《照片上的威斯·哈丁》是一个标本，“——不妨这么说——/那使我出神凝视的/是这大大的黑色的弹孔，/穿过那瘦削的，看起来纤细的/右手。”黑色的弹孔里有孱弱的生命和直接的死亡，而我们也曾是那三个“无良少年”，用谎言来生活的人：“谎言开始在我心里盘绕，把它当成家。/渐渐习惯阴暗和它狡诈的方式。/从那以后我一直骇怕响尾蛇。/对于上帝则将信将疑。/但某些人，某些事也不无咎责。/现在，和那时一样。（《维纳岭》）”没有走出“那年秋天”的困境，无良还是无良，谎言还是谎言，“和那时一样”是真正的无奈。
所以那只狗死了，为死去的小狗所写的诗歌却是很打动人，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几乎要为那条小狗被碾死/而高兴，否则你永远/也写不出那样的好诗。（《你的狗死了》）”写着那惨痛的诗歌，却能听见一个女人的尖叫，继续写，“她又开始尖叫”，不知道这样会持续多久。诗歌和生活到底有多少距离，或者说现实的困境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化解？沉重而锋利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争吵并彼此伤害的小房间”，“随后感觉到痛，和孤独。/无常。安慰的需要。（《小房间》）”而在这样的现实中，我们何尝不是那死去的小狗，那带着尖叫的女人？甚至只是那孤独和无助的“蠼螋”，一只美味的朗姆酒蛋糕，覆着杏仁，有着甜蜜的第一缕气息，但是“一只蠼螋从那潮湿的深处/爬了出来。一只蠼螋/在你的蛋糕上饱餐。陶醉/于此。”本来是豁免，是看着这一只蠼螋陶醉在甜蜜中，不忍破坏，但是没有捏碎的后面是第二只、第三只，所以仁慈变成了最后的暴力：“捏碎了它们，/没有一只逃脱。真是一场屠杀。”而这一只只被捏碎消灭的蠼螋何尝不是孤独的自己？“你真好，还惦记着/这个冬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独自生活。像一头野兽，我想。”而消灭蠼螋的人类有时像狼，杀机大起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消灭孤独的自己。
对于生命中的贫穷、无奈和挣扎，有一种方法就做麻醉，在那些有关酒的诗歌里，都是另一种疼痛，在《驾车时饮酒》时体会到“现在每一分钟，都可能有事情发生。”妻子的问题总是集中在“还喝酒吗？”而父亲的照片里也总是有和我现在一样不能忘记的酒：“父亲，我爱你，/但我怎么能说谢谢你？我也同样管不住我的酒，/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钓鱼。（《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对我来说，在生活中愿意放弃朋友、爱和满天星光，但是却希望“换取一座没人在家的房子，/没有人回来，而我可以开怀畅饮。（《运气》）”但是酒预示着放纵预示着麻醉自己，那更是对于沉重而锋利的现实的妥协，在《给我的女儿》里提出的忠告是另一种疼痛：“
女儿，你不能喝酒。/它会毁了你。就像它毁了你妈妈，毁了我。/就像它曾经毁了我们。”
在逼仄的现实中，最受伤害的却是爱情，那个婚姻仿佛只是杂志上“凯蒂和列文终于结婚”的消息，触动的是所有的生活，但仅仅是“眼泪涌上眼眶”的设计，而现实是邻居刚刚从看守所出来，也是喝醉了，离开的时候没有祝福，只有那“一方小小的波光粼粼的池塘/在颤抖，懵然不知它们的存在。（《婚姻》）”这是另一种生活，是冷漠和孤寂，是被抛弃，是“在我们的新厨房里边哭边写”，是另一个抚养我的孩子的男人“与我的妻子同床共眠”，是“在烟灰缸里掸一掸，等着她/哭完”，是“我不会睡在没有你的我们的床上”的无奈守候。这些都是另一段生活，看起来是没有错误的生活，是背叛和放弃，甚至是决然和抛弃，但是另一段生活里依然挤满了“烟头和烟灰”，积满了愁苦和疼痛，积满了爱情和婚姻失去之后的冷漠。
而另一段生活也是忘记现在，忘记现实，从时间里寻找慰藉，或者躲在别处，看着历史在生活之外演绎，那里有打着哈欠、喷着鼻息的“巴尔扎克”：“撩开他的睡袍，/将一大泡尿射进/十九世纪早期的/便器。”那里有着对480年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大海战一声令下的希罗多德：“赐鞭三百/予那狂暴的海水，再/扔下脚镣一副，另加/烫烙铁烧炙。”而正踏上征程的波斯大军也无法改变背书写的历史；那里有“生命正陷入黑暗的犁沟”的普罗塞，失去了田地，“夜里又想要回忆自己的青春”……被历史覆盖，被时间篡改，这一些的记忆却依然无法逃脱现实的作弄：“我呢，一直回想着/待在亚基马的那些旧时光。/还有那些丝滑的底裤。/那些令人留恋的东西，詹妮，/瑞塔，缪丽尔，苏，和她的妹妹，/科拉·梅穿过的。所有那些女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或者更糟糕。/这么说吧：死了。（《1954年，在伍尔沃思零售店》）”时间之死，记忆之死，父亲已经去世，留下的钱包里是永远无法和现实割裂的痛苦，而离开小镇也意味着更大的悲伤，即使从历史走出在更远的未来，2020年的温暖屋子里也只有幸运的活着，而对于幸存者来说，只有慢慢地变老这样一种归宿，最后是“慢慢地失去一切和所有人”，就如那在遥远和荒凉的箱型峡谷追踪的美洲豹，也只是喝酒醉后讲的一个故事：“你确定那不是一只山猫吗？”是的，忘记射击的现实就是“他又纵身一跃，从我的生活里完全消失”。
记忆如同冰冷的草莓，会想起“苔丝，小女孩，狗，/旱冰鞋，记忆，死亡，等等”。是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生活的无奈和疼痛，那些现实的挣扎和错误，最后一定会走向一种终极，那就是死亡。木匠约翰·杜根死在一辆运木头的卡车底下，是“安然无恙，毫发无伤地驾着车，/驶向死亡。（《爆破工》）”没有预兆，甚至是走向死亡，就像“睡眠”：“他一辈子都睡在陌生的屋顶下。/现在他睡在泥土下。/睡了又睡。一个古老的国王。（《睡眠》）”这睡眠里有受鞭笞在背上的巴西黑奴，“很快，我们将在地下腐烂。/这不是真理，只是事实。/活着的时候，给了彼此/这么多幸福的我们——/就要腐烂。但我们不愿/在这里腐烂。不是这里。/那被绑在一起的手臂。（《巴西，巴伊亚》）”这睡眠里有痛苦中死去的妻子，而他用“小刀削着/苹果皮。白色的果肉，苹果的/身体，在他眼前，/变暗，变褐，/然后变黑。死亡那陈腐的脸！/往日那闪电般的速度。”这里睡眠的还有五十三年来喊着我相同名字的父亲：“他说完‘把这个拿到/厨房去，儿子’，然后就死了。/儿子这个词从他的嘴唇发出。/在空气中颤抖着，为了让所有人都听见。”
死亡是闪电般的速度，死亡是地下腐烂的真理，死亡是更为沉重而锋利的现实，引用安德烈·马尔罗的话说：“尸体滋长了人们的焦虑，不论是那些信仰最后的审判的人，还是不信仰的人。”而在焦虑中，如何寻找信仰，寻找不被审判的信仰。在卡佛看来，只有那不被抛弃不是“你们”的爱，是生活中发现的快乐和激情，是和无奈和疼痛的现实的对抗。快乐似乎超越了生死，一瞬间就来了：“它出其不意地/来了。它超越了，真的，/任何—个清晨。（《快乐》）”生活是一艘自己驾驶的船，在《我的船》里都是阳光灿烂，都是玩乐，都是意义：“只想要每个人都玩得开心。不去想/这样那样或摆在面前或落在身后的事。”快乐是抵达，是遗忘，是前进。那“早晨，遥想帝国的”世界里，并不只有冷漠地“磕碎一只漂亮的来亨鸡的蛋”的生活，并不只有“我们确实已彼此看低”的爱情，而是有着在山顶喊着死去的妻子名字，并且在“他孤单的桌子上/他仍为她摆上一个盘子”的想念，这不全是悲伤，而是爱的依靠，爱的不被遗忘，就像那梦见海边一场葬礼的故事：“但你/碰了碰我的手臂说，‘嗯，没事了。/她很老了，而且他爱了她一辈子。’（《她一辈子》）”一辈子是永远的爱，是不放弃的人生，就像对于苔丝，卡佛用几首《给苔丝》来表达浓浓的情，“你一打开/我的信，就会回想起/那些日子，还有我是多么，/多么地，爱你。（《蜂鸟》）”这爱情的表达是对于“他们曾住过的地方”的忠诚，“我爱过你，他想。/好好地爱过你一场。/在不再爱你之前。”
只是那生命中“最后的断片”来得太快了，“有一刻我甚至允许自己想象我已经死了——/情况还好，至少在几分钟内，/直到真正陷入：死亡。（《给苔丝》）”而即使在这最后的断片里，也要保留最后的温暖，保留“在这个世界上被爱”的权利：“我感激你，你知道。我想告诉你。”其实，卡佛想要告诉的不是苔丝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在贫穷、无奈，死亡的降临和生命的逝去中，或许对于生活的爱和乐观，对于不放弃的信仰和激情，才是走向永恒的唯一道路，一个真正的诗人留在黑与白的断片里，是为了启示“我们所有人”：“在这里/我们过得很快活。但是希望/所有人不久都能得到启示。（《在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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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31021·1017 |
| 作者：【俄】尤金·扎米亚金 著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2013年02月第1版 | |
| 定价：29.80元亚马逊17.90元 | |
| ISBN：9787540761455 | |
| 页数：287页 |
被官方排挤打压，后迁居国外悒郁而终的尤金·扎米亚金，似乎一直在寻找“我们”这个集体，而这种对集体的寻找往往以个体的自我牺牲为代价的——只有“我”而被颠倒的“们”的封面设计似乎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他是一个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那个叫“联众国”中，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个体，主人公便叫“D-503号”。D-503号是一名联众国培养成人的数学家，他对联众国满怀忠诚，特地记起了笔记，想借之赞颂威哉壮哉的联众国。怎料，联众国再发达文明，也仍旧奈何不了残留的人性。某个美艳过人的女性号码I-330突然出现，完全震撼了D-503号的纯洁心灵。在I-330的引诱下，D-503号一步步解放了本性，由小说开始时恨不能化身为机器的极端忠诚分子渐渐转变为有恨有爱，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凡人。而其实，I-330之所以接近D-503号，自有她的秘密计划。反乌托邦、极权主义、人性，这些文本的标签使之和《1984》、《美丽新世界》一起成为“我们”的代表。
突然之间我明白了：是的，我从前的确不属于任何人，可是现在……难道这还不清楚吗？现在我不再生活在我们的理性世界中，而是生活在疯狂的古代世界里，一个-1的平方根的世界。
——《笔记之十四》
突然之间的醒悟，是重新回到疯狂的古代世界，是包含着人性的非自由本能，是母系延续的爱心，或者是那种由性而升华为幸福的爱情，只是在这“突然之间”，依然是荒谬，是无理性，是一个-1的平方根统治的数字式生活，而且完美，一切的自由都是为了牺牲幸福，牺牲反抗，牺牲革命。以为突然之间的醒悟是“我”，其实我作为一个第一人称的主体，淹没在“我们”的上帝中，淹没在“他们”的“幸福的敌人”里，我只是联众国里的一个普通号码，而“积分号”只是试飞，却从来没有可能逃离被绿墙围裹的世界，“试飞会进行到底，而你们，你们将再也没有机会轻举妄动！”
是时间隔开了现在和古代世界，隔开了理性和疯狂，也隔开了-1的平方根和一切的有理数——时间的数字呈现在联众国里依然是一个空间的寓言。“1000年以前，你们英雄的父辈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了伟大的联众国。时至今日，你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辉煌光荣：通过玻璃建造、电流驱动、喷吐熊熊火焰的‘积分号’，联并未知的宇宙等式。”是父辈的英雄创举，是一个封闭的联众国，玻璃、电流、火焰，是冷冰冰的形式，却禁锢着所有未来的方向，那个宇宙等式不仅未知，而且为“我”的生命“套上令人欢欣愉悦的逻辑之枷锁”，逻辑就是数字化生存，就是完美的符号和数字，就是精确无暇的幸福，就是非自由的状态，就是一条“漫长、神圣、精确、英明的直线，最最睿智的一条直线”——它解放了人类曾经的野蛮曲线，绷直在一个没有分叉的未来联众国里，1000年太久，永远没有出口。
这里有浅蓝色制服，这里有金色的时间证章，这里有时间表，这里也有“积分号”制造台上的那些车床、调整器、曲柄、横梁、凿子，当然，这里还有那无数个“我”组成的“我们”，但是这里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弥天盖地的宇宙等式，是关于数字的完美生活。“积分号”的直线就是一个机械芭蕾，而芭蕾之美从何而来？这场舞蹈缘何如此美妙？答案只有一个：“因为这乃是一种不自由的行动。这场舞蹈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对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毫无保留、心醉神迷的臣服。”因为不自由，所以能有直线的芭蕾之美，能有心醉神迷的幸福：“我们给他们送去的，实则一种数学般精确无瑕的幸福，若是他们且无力领悟这一点，那么我们的任务便是强迫他们接受这种幸福。”就像那个长着黑人般厚嘴唇的诗人R-13所讲的那样，世界一共有两个乐园，或者是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是没有幸福的自由，在这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只有愚蠢的傻瓜选择了自由”，而选择了自由意味着“他们一直渴望得到镣铐的束缚”，镣铐的束缚从本质上就是从心里流露出的对世界的厌恶，这也就是“世界之痛”的根源所在，所以在抛弃愚蠢的傻瓜的做法之后，就是在这联众国里选择一种非自由的幸福。
非自由的幸福是无所不能者，是死刑机，是立方体，是巨大的气钟罩，是安全卫士，是粉红色的卡片标注的性日，是拉上窗帘的制度，是联众国创造的壮观、美丽、尊贵、高尚、透彻、纯净，“因为这一切保证着我们的非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而所有的“我”组成的“我们”都是被符号标注，我叫D-503号，是“积分号”的建造者，还有O-90、I-133、S-4711，不管是性感的女人，还是安全卫士，或者是控制员，都在一个数字化的规范世界里获得非自由的幸福，这是遥远的1000年前建立联众国之后的王国，而在时间之外，是那个过去且遥远的古代世界，那是一个博物馆，“一幅20世纪的照片上的一条街道：街上充斥杂乱无章、五颜六色的人群，汽车，动物，广告牌，树木，色彩和鸟儿……据说，这一切的确曾经存在！”的确存在的古代，的确有着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像猿猴和猪狗一般生活在牲畜才有”的状态中，所以即使有自由，也绝非会产生国家逻辑，而在“我们”的群体中，还有人在内心深处是不是听到原始神秘的角落里传出的“猿猴时代的回音”。所以这样的自由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当成是病人实施手术，或者被推向死刑台执行死刑。
而且那种自由换来的幸福对于国家来说，一定是个人的覆灭，但它不是对“我”每一个个体的谋杀，而是对成百万人“进行缓慢、逐步的谋杀”：“杀死一个人，也就是说将个人的生命年限减少50岁，被认为是犯罪，而将人类的生命在整体上削减整整5000万年，却不被认为是罪行！这难道不是荒谬无比吗？”荒谬的幸福，也是荒谬的自由，而在联众国里，在数字式的完美生活里，一切被仪式所控制。仪式是歌颂和欢呼，“以无所不能者之名，向联众国所有号码发布通知”里明确提出：“一切有能力的人，都应当视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等等文章赞颂我威哉壮哉之联众国为理所当然之己任。”而这些文章便是“积分号”要运送的首批物品，在歌颂之后则是“联众国万岁！众号码万岁！无所不能者万岁！”的颂扬。这里也有礼拜仪式，和古代社会所侍奉的那些荒谬可笑、莫名其妙的神灵相比，这里侍奉的却是早已了如指掌的理性之神，“他帮助我们摆脱一切疑问”，也就赋予我们纯粹的真理，“我们欢庆的正是整体针对单一，全体针对个人的胜利”，而这样消除古代人荒谬可笑、莫名其妙的神灵的仪式其实是对于个体的剿灭，在礼拜仪式上，对于死刑犯是一种残酷的谋杀，“他的双手被红色缎带捆住。无所不能者像沉重而不可动摇的命运一般走到死刑机边，巨大的手搁与上把柄……四下死样沉寂，大家都屏住呼吸”。还有天降仪式，有响亮的管乐颂歌，有诗人的吟诵选举颂歌，这是对于复活日选举的一种顶礼膜拜，在这个壮观伟大的节日里，一片人群，大家“都虔诚无比地齐刷刷举着胳膊”，然后将“坚固无比的幸福堡垒的钥匙交给无所不能者”，在这个节日中，从来不曾出现过一个另外的声音挑战伟大的和谐一致，“与古代人那些怯懦、猥琐的‘秘密’相比，我们的选举是多么高贵、诚实和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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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金·扎米亚金：世界永远是一个乌托邦 |
每一种仪式都变成那条直线上的机械芭蕾，每一个仪式后面都没有了“我”——被统一，被物化，被和谐，但是这个被绿墙围裹的数字式完美生活被一条暗语打破，那时I-330用X风格的微笑告别的话：“后天到112号礼堂来找我。”那是O-90温顺地抬起水般清澈的圆圆的蓝眼睛说出的话：“今天我真想到你那去，拉下窗帘，就今天，就现在……”礼堂里不是非自有的幸福，今天的粉红色卡片也绝非是性日的约定，她们是女人，是诱惑，是人性中的那点另类的幸福，但是这多少是一次冒险，因为在300年前就颁布的《性法》里规定：“一个号码可以获得将任何别的号码作为性产品使用的许可证。”也规定只有在16点到17点和21点到22点，才有时间表规定的私人小时，也只有这私人小时是从”强大的联合机体“内分解为无数个独立细胞，那个独立细胞便是“我”，而即使如此，所谓的爱在联众国里被规范，被纳入数学公式。
爱和幸福是独立细胞，但是它本身在人性的展示中充满了风险，和I-330进入古代的房子里，甚至和奶奶说到了爱情，虽然不该有什么“没有原因的爱”，但是在联众国里，爱并不是幸福的终点，而成为一种仪式，在假装生病而获准进入那个古代疯狂的世界之后，在I-330的陪伴下，我忽然发现了另一个自己，这是被严禁的酒精麻醉而出现的我，“我觉得自己变成玻璃，顿时清晰地看透了身体。我体内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以前的D-503号，号码D-503；另一个……从前，这另一个人只会时不时展示他毛茸茸，而现在他整个人都脱离了他的躯壳。这躯壳被弄得四分五裂，马上就要……”尽管在疯狂消失之后又恢复了自我，但是那另一个“我”其实已经无法抹去了，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镜像，就像宿命，发现了自我就意味着消灭本我，消灭数字是完美生活里的那个号码，“夜里所有号码都必须睡觉；夜里睡觉，就像白天工作一样，都是我们的义务。夜里睡觉有利于第二天的工作。夜里不睡觉是犯罪行为。”尽管不停地暗示，但是我根本无法入眠。
这种无眠是被唤醒的自我，被唤醒的另一个“我”，是突然之间的醒悟，在古代疯狂的世界里看见了“一个-1的平方根的世界”，看见了镜面板的大海，看见了墙里面我自己的世界。“是啊，太糟糕了。显然，你体内已经形成一个灵魂。”灵魂这个曾经在古代社会里和荒谬可怕、莫名其妙的神在一起的奇怪、古老的字眼又冒了出来，而在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这是陌生的自己，这是可怕的自己，这也是真实的自己。“我曾经有坚定的信仰；我相信对自己了如指掌。”而现在，我“生平第一次地，是的，有生以来第一次地，我一清二楚又有点惊奇地把我自己看成某个‘他’！我是‘他’。”我是他，他是我，人称的颠倒其实是个体世界的颠覆，固有的那个非自由状态的数字式号码已经完全被替换了，而“在镜子里看到了两道断裂的、颤抖的眉毛；我，真实的那个我”之后，我突然听到一句狂野、刺耳的嚎叫：“要是我知道我是谁就好了。我究竟是哪一个我？”
镜子的表面成了有深度的东西，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世界，眼睛需要做手术，还是灵魂经手烧灼之苦？而一切起源于那个古代房子里的约定，取决于非性日的粉红色记忆，“整个故事的起始坐标当然是古代房子。从这个中心点开始，X轴、Y轴和Z轴愈延愈长，最近它们已经侵入我的整个生活。”还是数字式的生活，但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有X轴、Y轴和Z轴的立体世界，而我也发现，在生活表面，每则公式、每条等式都对应着一道曲线或者一个物体，虽然我们从来就不曾见过和我的-1的平方根对应的曲线或者物体。但是，“可怕的是这样的曲线或者物体的确是存在的。我们固然看不见它们，但是它们肯定存在也必须存在”。
肯定存在，而且必须存在，对于我来说，号码已死，数字已死，直线已死，而那镜子，那房子，那曲线，已经不可遏制地进入我的身体进入我的世界，这是，“我极其悲哀地发现，我并不是在写一首严格符合数学韵律的联众国颂歌，而是一部幻想小说。”不仅是幻想小说，在装病，在偷情，在这个逐渐出现另一个自我的世界里，尽管看到了那断头台的刀刃，看见了锋利的武器，以及短暂的死亡，甚至将爱情的函数值域设置在死亡里，“L（爱情）=f（D[死亡]），爱情是死亡的函数。”但是我已经慢慢汇聚成“我们”，已经慢慢汇聚成和权利的对抗：
我们自有我们的天平：一边摆的是1克，另一边摆的却是1吨！一边是“我”，另一边是“我们”，即联众国。所以这还不够清楚吗？在国家面前，要说我有任何“权利”，这简直就像在断言1克在天平上可以与1吨抗衡！
1克和1吨，我以及我们和联众国的“他们”，已经开始在天平上抗衡，而在那个复活节里，在天降仪式上，我愕然看到成千上万只“反对”之手高举，成千上万张嘴没有声音地呼喊着，这“好像一幕恐怖的电影”中出现的不是颂歌，不是和谐，不是虔诚，而是喊叫，是狂奔，是鲜血，这是另一种仪式，对于我来说既有信息也有恐惧，一方面这是要让我们“都再次变成顶无片瓦的人，倒退回我们古老祖先的野蛮自由状态？”我为他们感到羞愧，深深的、痛苦的羞愧，可是，另一方面的疑问是：“他们”是谁？我又是谁？
甚至这样的仪式最后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那艘前往宇宙“联并未知的宇宙等式”的积分号却成为革命的武器，我们要走出那堵绿墙，解放那些建造的比我们小1000倍宛如奴隶的小人，要关闭礼堂和联众国对抗，要贴上魔非斯特缩写的“魔非”标语，因为I-330说：“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力量，熵和能。前者会带来美妙的、导向幸福的平衡。后者则破坏平衡，导向令人不安的永恒动荡。我们的，或者不如说是你们的祖先，也就是基督徒们，将熵当成上帝来崇拜。可是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是……”我们是另一种力量，我们是另一个神，我们要炸毁通往幸福道路上的最后一道路障。而在这样的革命的烈火下，我的两列逻辑的火车相撞了，“它们扎进彼此的车厢，地动山摇，令人窒息……”上帝和魔鬼，我和我们，在激烈的思想斗争，而最终，我终于启动了积分号的试飞按钮，穿过绿墙，进入那一个完全陌生的自我世界。
但是革命并没有真正成功，无处不在的联众国安全卫士控制了结局，《联众国报》在首页用大字印着：“幸福的敌人已经醒来！快用双手抓牢你的幸福！明天，一切工作都必须停止，所有号码都必须参加手术。不做手术的人将被送上无所不能者的死刑机。”这黑色字体像是一道死亡的符码，积分号的占领失败，试飞最后依然是联众国这部机器里的一个数字式完美生活，依然是不自由的幸福，而I-330代表的我们呢，我再也找不到了，那个刽子手对我说：“记住：天堂里的人再也没有什么欲望了，没有怜悯，也没有爱；他们全都生活在幸福中。上帝的天使和仆人的幻想中心都被施加了手术；所以他们才得到这种赐福………现在，我们正要进入这个美梦，我们正把这个美梦牢牢抓在手心……”
但是这“两列火车相撞”的革命意义已经无法根除，无法再回到那个直线的世界，“显然，大家都被拯救了，可我却不可能得到救赎。因为我不想要救赎……”不想救赎是因为知道“真理的必然特征就是残忍”——正如火的必然特征就是能够造成烧灼感一样，是必然要付出，要消灭魔鬼般的那个我，“这无异于自杀，但也许这样我就可以得到重生。只有死去方能重生。”而对于我来说，所谓的幸福不是数字式完美生活，不是不自由的幸福，不是一条直线下的机械芭蕾，而是要像古代人那样，“有一个母亲就好了——我的母亲，我的，对她来说，我不是什么‘积分号’的建造者，不是D-503号，不是联众国的一个分子，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她的一个部分，一个被践踏、萎缩、脱离了的部分……”回归到人性之后，我的后面就是无数的“我们”——“在横贯城市的第40大街上，我们成功地竖了道临时高压电墙。我希望我们获胜。不止如此；我坚信我们终将获胜。因为理性必胜。”
疯狂、赤身裸体，而且全身覆盖着毛发，这是古代的那些人，但是却在自我的世界里成为“我”，在幸福的世界里成为“我们”，“锋利的刀刃切割着矛盾，无所畏惧的思想就正像这刀刃一样……”D-503已经不是一个号码，而是活生生的人，他是积分号的建造者，他是笔记的记录者，但他更是驱逐魔鬼的革命者，他的名字是尤金·扎米亚金，一个在幻想的世界里发现自我和自由的战斗者，一个被排挤和流亡的俄罗斯作家，一个对于乌托邦拿出锋利的刀子并且狠狠戳上一刀的人，这是“我所创作过的最滑稽、最真切的一部作品”，而在反乌托邦的世界里，他飞进了那茫茫太空，联并了一个未知的宇宙等式：“我已经翻过最后的边界，已经把这副皮囊留在下面不知什么地方，我摆脱了我的身体，正朝一个新界翱翔，那里必将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