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16 文学“西厢记”与政治“白蛇传”
其实,并不是比喻,只是在历史的文本中发现了那种暧昧的传说而已,关于文学,关于政治,关于特殊的标准和主义,关于已逝去的时代挽歌,这一切并不在证明时间流逝的无奈,相反,却在发黄的故纸堆里看见我们的历史,距离很远,却又很近,而那些文本记录的也绝非是一种恒定的历史,它在那里变化,在那里总结,在那里沉思。
还是假日书市,也是经过,但似乎不是找寻和经过,是必然的中途。这一次似乎更为谨慎,更为仔细了,几乎是端详着从第一个书摊走向最后一个书摊,那些书依然陌生,依然只是泛黄的历史里的一种见证。10元3本,着实让人觉得贱卖背后的诱惑。其实那些书品相也不错,而且内容也很有价值,比如1952年第一版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953年第一版的《西厢记与白蛇传》,1954年第一版的《文学发展过程》,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论》以及最长书名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则是历史的档案,而这些档案上面清楚地写着革命、英雄、苏联、修正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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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样吧,读者,如果你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真理,你就立即行动起来,传播这些真理;因为时间不容虚度。”这是威廉·魏特林在序言中的话,真理论里隐含着他的乌托邦主义的成分,作为十九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之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而在这本1842年出版的书里,魏特林从《社会病态的产生》和《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两部分阐述了他的真理,对于一个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威廉·魏特林主张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本书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的德文版翻译的,卷首有编者贝恩哈德·考夫霍尔德的导言,对原著作了详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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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讲李白,下篇讲杜甫,一代“诗仙”、“诗圣”到底有着怎样的生活:李白究竟是哪里人?为什么李白能一生游山玩水却不为生计愁?为什么李白会成为道士?为什么说杜甫是禅宗的信徒?为什么说杜甫嗜酒不亚于李白?而在生活之外,当然是李杜二人的从政历程,而最后的“李白杜甫年表”则呈现了一代天朝从盛世荣光到凋零衰败的万千气象。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晚年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是一部奇书,是一部据说留下把柄的书,一部令人不耻的书,一部普遍认为郭沫若一生中最失败的书”。人们所以不齿,就是因为书中有太过直接的“巴结”情结。因为毛泽东说过喜欢三李不喜欢杜甫,于是,郭沫若这样的聪明人立马写了《李白与杜甫》,并在书中果真高扬了李白而贬斥了杜甫,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立场分明,采取了“一边倒”的态度,极大歌颂着李白,极端贬斥着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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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面世的中译本距离1950年苏联出版此书仅有2年的时间,但是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各阶层读者的热烈欢迎,10个月之后就印刷到了第六版,仅这本第六版的普及本当时的印刷数就达到了18万,加上平装本的35万,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奇迹的时代,这也是英雄的年代,书中的主人公卓娅和舒拉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卫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这一代优秀青年的代表,就是千千万万反法西斯青年英雄的代表。而这本书就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留·柯斯莫捷棉斯卡亚编撰的一部纪传体小说:突如其来的炮火打乱了卓娅和舒拉一家宁静的生活,姐弟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份最动人的生命答卷,他们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三年卫国战争中姐弟俩双双入伍,最后在这场艰苦卓绝的祖国保卫战中献出了生命……青春、生命、阳光、笑脸在战火纷飞中消逝,留下的是两个小英雄英勇无畏的浩然正气,是两个孩子对祖国、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他们母亲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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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是1958年4月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出版者说明中认为,这“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纲领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现代国际生活中决定性矛盾之一。但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不应该成为产生集团机构的必然性;对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援助只有不附带任何军事和政治条件,并以国家间民主关系为基础,才有助于社会历史前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不平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而应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为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奋斗;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的,但道路可以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应是内部发展自由、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完全平等地交流经验;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和内容依各个国家情形的不同而不同;以及社会主义各种关系逐步发展的过程就是国家逐渐消亡的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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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黄裳出版过多种古典文学的论著和古籍点校本,1953年7月平明出版社的《西厢记与白蛇传》为其中一种,竖排,32开,266页,初版时印刷数为16500册,这是初版本,再版时附录一种抽去。此亦“版本学”中一小掌故也,平明出版社颇用心印书,此册印制亦甚精雅可观,附录中的《跋祁彪佳<曲品>残稿》,后因已经着手重刊祁氏书,遂于再版时抽去此文。毛边本,但表面却看不出来,是法文书的平装版式。黄裳在《后记》中说:“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是我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两年中间陆续写下来的有关戏曲杂文的一部分。没有发表过的只有有限的一两篇,其余大都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刊载过。其中‘公案杂剧谈’的一篇附录是从六年前的旧作《旧戏新谈》里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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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页上印着“一九七七年·北京”的字样,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7月的第2版。“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这是一部以共产党人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壮烈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被共同关押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集中营里,亲身经历过敌人的种种野蛮暴行和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作为幸存者和最直接的见证人,这两位作者在写作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先烈们的斗争事迹,加以集中、提炼、进行艺术再创造。历时十年之久,完成了这部作品。这是一部神品的小说,许云峰、江姐、甫志高这些人物耳熟能详,而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英勇斗敌、舍己为人、坚贞不屈也成为“红岩精神”之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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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第三部分,是苏联大学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本书的主旨是“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归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经验为出发点,指出文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系列具体的、概括的形式”。译者为查良铮,即诗人、翻译家穆旦。他在《译者的话》里说:“它的企图,是以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为基础,一方面结合了世界上伟大文艺作家和文艺作品,一方面着重地从世界最早的一部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摄取了精华,建立了文学的理论。”本书为平明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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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27日到2月5日,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标志着苏形社会主义建设的彻底胜利,标志着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大会听取了苏共中央等一书记赫鲁晓夫作的“关于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并对这一报告进行了决议。代表们一致赞同七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并表示要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这一重大规划而斗争。 赫鲁晓夫的报告,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投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共为目标,表现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勇往直前地要把共产主义变成现实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对目前国际形势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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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召开,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主要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重申了苏联共产党对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政策的支持,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认为,在一些国家通过议会的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报告还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的新理论,对世界形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指出,十月革命的方式在当时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现在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将越来越多样化”。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1956年当年就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死伤上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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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根据红旗杂志社1963年第三、四期合刊上的文章排印,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将矛头指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引言中说:“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攻击,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多年以来,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某些意共同志在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发表了许多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的错误言论。对这些错误言论,我们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篇文章包括八个部分:一、引言;二、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四、战争与和平;五、国家与革命;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七、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篇洋洋十万余言。文章主要以陶里亚蒂的一系列观点作为论文的由头和批判的对象,是对中苏两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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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铁托认为,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斯大林主义,不能简单地把匈牙利发生的危机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批评匈牙利领导人请外国军队来教训自己的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普拉演说不仅批评了苏联处理匈牙利事件的方式,而且触及到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因此立刻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强烈反响。从11月25日开始,毛泽东接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着重议论铁托的演说。会议认为,铁托提出反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诬蔑,是西方分裂共产党、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恶毒做法。本书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1957年1月第一版,收集了当时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对这篇演说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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