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16 《窃听风暴》：1984，国家机器下的秘密
1984，是随时可以搜查的国家安全局；1984，是布满窃听设备的“勇者行动”；1984，是代号“HGWXX/7”的窃听者和命名为“玛塔”的线人；1984，是自杀的导演、反动艺术家和露出屁股的性交易。在临时看守所、监狱、秘密警察组成的国家机器里，1984却也有布莱希特的诗歌，有《好人奏鸣曲》，有“你面前的观众”——当1984终于像那堵围墙一样倒掉的时候，《献给好人的奏鸣曲》的扉页上写着：“谨献给HGWXX/7，这是最深的感激”，作者和读者都走过了1984，他们在相同的一本书里看见了被隐藏的秘密，而等到这个秘密终于被发现的时候，他们在人生中都看见了这一句话早已写好的话：“这是给我自己的。”
给自己的一部作品，其实是给1984的一个剧本，也给历史的一个注解，却是秘密的。当1984年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那个秘密原本是一部国家大机器，10万人的专职人员、20万人的鲜明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他们严密监控着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人，他们的目的是确保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名字就叫“秘密警察”：邻居逃到了西德，一个无辜的人却坐在气味采样设施的椅子上，在不间断的审讯中备受折磨，当终于说出那个帮助邻居逃离的人，他自己也便成了有罪者，成了编号为227号的破坏分子。
“你们的对手是社会主义的反动者。”卫斯曼站在学院的讲台上，面对着底下的学生这样说。他用那些成功的案例告诉这些初出茅庐的人，什么是反动者，如何识别有罪者。那时，他站在高出一截的讲台，高高在上的感觉让他可以俯视他们，这是一种权力掌控者的视角，就像在那个剧场里，坐在楼上的他也用这样的方式注视着舞台上表演《爱的面貌》的那些演员，注视着那个“标准自大狂”的作家德瑞曼，那一架望远镜，似乎让他无限接近真相，无限窥见内幕，无限掌控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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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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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高高在上的并不只是秘密警察，还有那些有着丑恶嘴脸的官员，文化部长汉普向秘密警察发出指令，为的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为的是维护国家稳定和安全，在德瑞曼的戏剧演出结束后，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艺术家是人类的工程师。”作为国家更高权力的代表，他应该保护好这样的工程师，但是他的那只手为什么要伸向演员克丽丝塔的屁股？权力只是欲望的遮羞布，当在那个夜晚强行把克丽丝塔拉上车的时候，坐在专车上的他迫不及待地拉下了他的遮羞布，露出了丑陋的屁股，在肆无忌惮的欲望释放中，把克丽丝塔变成了交易的牺牲品。
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制造了怎样一种压抑而扭曲的现实？导演雅斯卡因为说了真话被列入了黑名单，当德瑞曼去拜访他，他说的一句话是：“无法忍受这些迂腐而徒有其表的人，也感谢当今的权贵，来世只想当个作家。”其实，导演和作家又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说真话还是成为国家机器的一员，在德瑞曼的生日宴会上，雅斯卡送他的礼物是布莱希特的诗歌，是一本《好人奏鸣曲》的曲谱，在那个热闹的生日宴会上，他却孤独一人坐在那里，“置身在这群人中，我就像一个骗子。”他面对的是那些和秘密警察在一起的人，其实，像骗子的是那些以艺术的名义说谎的人。所以在这个听不到真话的国家里，想要拥有诗歌、音乐和电影的人类工程师，却只能以极端的方式逃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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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听风暴》电影海报 |
雅斯卡自杀了，和1984那些自杀者一样，他们被官方叫做“自杀谋杀者”，在东德的这片土地上，自杀成为对于体制的最大抗议，但是从1977年起国家不再统计自杀者的数字，也就意味着自杀者已经从这部国家历史中抹去了，和诗歌、音乐和电影一样，不再有真实的声音，不再是真实的自我。就像德瑞曼的那部戏里说的台词一样：“亚瑟死了，坠入了死亡的幽谷。”在这变异的死亡面前，到底谁来揭开1984那个被隐藏的秘密？
高高在上对于卫斯曼来说，只是这部国家机器里的一个零件，但是他终于走了下来，走出了剧场，走出了办公室，走到街上，走到现实，走到另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冷酷的面容，像是这部国家机器打造的表情，但是他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看得懂诗歌、听得懂音乐的人，一个能区别真实和虚假、美丽和丑陋的人。当永远不需要被监听的高层在他面前上演了一幕丑剧的时候，他仿佛看见了这个权力体系最恶心的秘密，汉普部长在占有了克丽丝塔之后，把她送到了德瑞曼的楼下，卫斯曼看见了发生的这一切，他无法相信部长会干出这么龌龊的事，于是他用自己的权力导演了另一出戏：用设备制造门铃，让楼上的德瑞曼发现这一切。
剧情推向了反转，卫斯曼以背叛纪律的方式走向了德瑞曼的一方，这是从否定开始的转变，而在对德瑞曼监听的过程中，卫斯曼却渐渐走上了完全肯定的那条路，他开始编造谎言，开始设计剧情，开始像一个作家那样写作关于窃听的另一出戏剧。他拿走了德瑞曼房间里那本布莱希特的诗歌，认真地读到：“头顶是湛蓝的天空/天空飘着一朵棉花般洁白的云彩/而只要你心中有信念/它将永远不会离你而去”，他在监听中听到德瑞曼在弹奏雅斯卡的那本《好人奏鸣曲》，美妙动听的乐声带来的是愉悦，“那些真正聆听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那一刻泪流满面的是在那个幽闭的房间里监听他们的卫斯曼。
诗歌回来了，音乐回来了，真实的自己回来了。可是他毕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毕竟戴着设备实施“勇者行动”，在这权力和道德，国家和个人之间，卫斯曼在挣扎，在痛苦，仿佛人格分裂一般，但是他必须选择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于是他制造了秘密，在秘密警察身份之外的秘密个人。以个人身份的他对坐在酒馆里的克丽丝塔说：“你是真实的演员，我是你的观众。”“你就是艺术，这场交易划不来。”所以20分钟后本打算去部长那里的克丽丝塔回到了德瑞曼的身边；以个人身份的他，听到德瑞曼的朋友要秘密去往西德演讲，却在那份监听报告中写道：“没有进一步的动静。”以个人身份的他，得知德瑞曼搜集资料给西德《明镜》撰写关于东德自杀状况的文章，他在报告中却写道：“他们正在写剧本，为纪念建国40周年。”以个人身份，即使他发现了《明镜》编辑海森斯坦在德瑞曼的房间里商谈，并给了他一部特殊打字机，但是他又把这个情报毁灭与无形，在古毕兹的办公室里，他提出的工作计划是：不再进行室内监听，因为一无所获，不再和队友交替监听，只要一个人，为的是能更全面掌握情况。
德瑞曼房间里的声音是在对抗那架国家机器，而卫斯曼无形之中也在以个人名义反对这架国家机器，他们像是朋友，却在彼此的世界里走向自我。但是国家机器毕竟是强大的，它可以让一个演员即刻消失在国家舞台上，因为克丽丝塔对于性交易的拒绝，她被捕，她被审问，最后她成了那个“玛塔”，而已经被怀疑的卫斯曼成了坐在她面前的审讯者，“我就是你面前的观众。”这是一个秘密的代号，卫斯曼坐在审讯室里，就像当初坐在那家酒馆里一样，而当克丽丝塔终于交代了那架打字机的确切位置后，卫斯曼却快人一步将打字机拿走，使得古毕兹带领的国家安全局人员扑了个空。
德瑞曼是个人，克丽丝塔是个人，卫斯曼也是个人，在缺失了打字机这个最关键证据之后，为了“弥补”自己过错的克丽丝塔撞向了疾驰的汽车，她成为了另一个“自杀谋杀者”；而卫斯曼因为被古毕兹怀疑而成了一个信件审查员。死去或者下放，都是一种国家惩罚，而这种惩罚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机器崩溃的警报，当一个个人组合成一种民意，当一个个人聚合成力量，其实就是对于1984最大的解构，那部德瑞曼的剧作还在舞台上演出，只不过那个坠入死亡幽谷的专制，是权力，是秘密——当窃听、审讯、谋杀成为国家秘密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写在克丽丝塔“弥补过错的”死亡里，写在“勇敢行动”的档案里，写在1984年的历史中。
但当这个罪恶的秘密被揭开，1984便成为了一个隐喻——它是必须被翻过的那一页，必须被推倒的墙，必须成为尘封的档案，距离19844年4个月，卫斯曼听到了柏林墙倒下的消息；两年后，德瑞曼发现了家里那些监控设备和线路，发现了“勇者行动”的秘密，发现了那个代号HGWXX/7写下的另一个剧本；再两年后，《献给好人奏鸣曲》出版，“谨献给HGWXX/7，这是最深的感激”写在扉页上。早已经找到了心灵共鸣的卫斯曼和德瑞曼没有见面，早已用秘密的方式帮助并解救了自我的卫斯曼和德瑞曼没有相遇，但是他们在这一本书里，这一段秘密的历史里，这一个好人的剧本里，却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真实故事，“我就是你面前的那个观众”，其实，“我”也是送给自己的最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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