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02《利益区域》：我们与“平常的恶”的距离
鲁道夫·霍斯被调任到奥拉宁堡工作的时候，来自各个纳粹集中营的指挥官召开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的会议，其中就提到了一个名字，那就是艾希曼。乔纳森·格雷泽在这里的用意是明显的，这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的那本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电影中的场景也会让人将这部电影和马蒂·格肖内克2022年导演的《万湖会议》联系起来，同样是讲述二战时的纳粹故事，同样和犹太人、集中营有关，也同样是对“恶”的一种表达，乔纳森·格雷泽似乎“另辟蹊径”，以一种冷静呈现的方式制造了我们和历史、和恶之间的距离。
在近三分钟的黑屏之后，电影的第一个场景是在河边，刚游完泳的霍斯一家和朋友坐在河边休息，孩子们在旁边嬉戏、吵闹着，然后再一次入水，在传来孩子的哭泣之后，所有人穿过树林坐车回家。在这个场景的表现中，格雷泽选择的是远景和全景，选择的是固定机位拍摄，这是一种完全客观化的表现手法，而展现的又是霍斯一家日常生活。这就是格雷泽在电影中的“视角”，他故意拉大了观者和影像呈现的历史之间的距离，如果说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阐述的是“平庸的恶”，那么格雷泽则表现了纳粹军官霍斯身上所体现的“平常的恶”：这天是霍斯的生日，无论家里人还是他的集中营同事，都祝他生日快乐；回家之后的霍斯穿上军装，骑上高大的战马出门，去集中营上班，之后回来听取了关于集中营焚化炉“逆时针循环”设计的原理；在家里，妻子玛塔抱着最小的孩子安格莱特在花园里赏花，然后挑选了几件名贵的皮草试穿；大一点的孩子汉斯和克劳斯则躺在床上，一个在看书，一个则在玩镶金的牙齿；晚上霍斯回家，发现坐在过道上的女儿，于是抱着她回屋，然后给她读关于天鹅的童话故事；在一家人都休息之后，霍斯关灭了所有的灯，然后而和玛塔分床而卧。
这就是霍斯一家的生活，他们有分工不同的仆人，还有园丁，霍斯和客人脱了靴子换鞋之后，仆人还会仔细地清洗靴子；玛塔享受富贵生活，那个大的庭院里种着各种花果蔬菜，是一家人休息、聊天和招待客人的地方；玛塔还希望霍斯能带她再去意大利泡温泉……尽管他们属于中产阶级家庭，享受着优渥的生活，和战争期间普通德国人的生活不同，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日常生活，霍斯努力工作，玛塔相夫教子，无论是家人出游还是孩子教育，无论是工作调动还是夫妻共处，都显得极为普通，这中间甚至还有霍斯的岳母从布拉格来探访他们，住在这里的时候，玛塔带母亲参观了自己的后花园，身为母亲，对玛塔的婚后生活相当满意，说她“成功了”，玛塔则沉浸在自己身为“奥斯维辛女王”的安逸之中。即使霍斯遭遇了工作的变动，一时让玛塔无法适应，“这是我梦想的生活。”她哭泣着要让霍斯疏通关系，至少自己要留在这里，霍斯也积极打报告，对于调离的决定，也没有太多的抱怨，“为了生活这些牺牲很值得。”他对孩子们这样说，的确，在他去奥拉宁堡工作后不久又收到了重新调回的决定，生活的波澜又恢复了平静。
| 导演: 乔纳森·格雷泽 |
这是普通德国军官的生活，这是战时德国民众的日常，当格雷泽用在摄影机和人物、场景之间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他的讲述是冷静的，甚至，格雷泽完全实现了去历史化的讲述方式：历史上霍斯恶贯满盈，1947年4月16日，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内被绞死。去历史化就是让霍斯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烦恼有欣喜，有妻子有孩子的普通人，但是“平常的恶”所表现的依然是一种恶，在冷静中展开，在平常中演绎，恶变成了恶本身。“如此平庸，如此愚蠢，反而是一种滑稽。”阿伦特对艾希曼“平庸的恶”是这样阐述的，而霍斯所表现的“平常的恶”甚至没有平庸，没有愚蠢，也没有滑稽，而是完全正常，不带有一点道德的负罪感，他不仅没有成为恶人的“理想”，也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而是兢兢业业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也就是说，恶在他那里就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无。也正是因为“平常的恶”消弭了善与恶的对立，化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格雷泽故意制造的距离却反而变成对恶的一种讨伐。
霍斯一家就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旁边，生活和杀戮隔了一墙，这边是无忧无虑的德国军官生活，是自由休闲的一家人日常，那边则是残忍、血腥和死亡，当格雷泽的镜头几乎只展现霍斯的生活，死亡集中营看上去像是隐藏的，但实际上无处不在：从院子里望出去就是集中营的烟囱，自从焚化炉的改进方案实施之后，一边焚烧一边冷却的循环系统大大提高了焚烧的效率，每天都冒出浓烟；孩子家里玩骰子的时候，外面隐约传来声音，因为有人偷了苹果，所以要接受被淹死的惩罚；外面下雪了，孩子们在游泳池旁玩雪，而那积起来的灰白尘土除了雪还有从烟囱吹过来的骨灰；霍斯陪孩子们在河里游玩，垂钓的他发现踩到了硬物，拿出来一看是一块下颌骨，他赶忙让孩子们回家，在浴缸里不停地冲刷身体；穿着纳粹制服的汉斯和克劳斯玩游戏，克劳斯就把汉斯关进了温室花园里，然后模仿毒气室里施放赌气……
一墙之隔，这里和那里便是不同的“区域”，但是两个区域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产生渗透和影响的就是恶本身，这里的日常生活被无处不在的杀戮包围着，在某种意义上生活也成为了杀戮的一部分，而霍斯正是因为在集中营研究了焚烧系统而做出了贡献，在奥拉宁堡的会议中成为了向各集中营推广的样本，于是纳粹加速了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霍斯最后能够回调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也是对他的褒奖。在不露声色的日常生活中，恶无处不在，每个人都是恶的一部分，只有霍斯的岳母因为无法忍受每天的浓烟而不辞而别，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恶让她产生了负罪感。但是这一切真的并不能改变“平常的恶”，反而“平常的恶”带来的是对历史本身的反思：与艾希曼的“平庸的恶”一样，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恶，生活消磨了恶，才是最可怕的，因为对于恶不再避讳，不再恐惧，就意味着恶的扩散，恶的增殖，他们都成为了恶这个体系中“谬论的牺牲品”，极权政府的本质，官僚体制的本性，都把人完全变成了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
《利益区域》电影海报
虽然冷静，虽然保持着距离，但是格雷泽还是表达出了对恶的批判，那个夜视红外线下拍摄的黑白画面就代表着格雷泽的一次“拯救”，女孩偷偷地在遇难的犹太人旁边放置了苹果，她还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化妆盒，然后逃避纳粹的检查，骑着自行车回家。这是格雷泽插入的一段影像，从彩色到黑白，是一种抽离，它让这个世界从“平常的恶”中看见人性之光，而从黑白回到彩色，则是一种警示，人性之光只能在“平常的恶”里艰难存在。这个女孩是谁？是霍斯家里的仆人？因为她深夜回家推开的似乎是霍斯家的门；是玛塔在电话中说起的叫埃莉诺·波尔的女孩？因为玛塔说到了“小粉盒”；是弹钢琴的女孩？因为她所弹奏的正是被杀害的犹太诗人的作品，“阳光温暖夺目，而我们是这里的囚徒”；抑或是霍斯的女儿？因为霍斯总是发现深夜时分她坐在过道上，霍斯将她抱进房间然后读童话伴她入睡……
小女孩是谁似乎并不重要，格雷泽在这里用特殊的方式表达的就是“平常的恶”里必须有的善，“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反抗行动，留下食物似乎很简单，在当时却带出了神圣的意味，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亮点。”但是强烈视觉冲击带来的明显用意和隐喻，反而对整部电影的冷静风格形成了反差，这种反差甚至取消了“平常的恶”真正可怕之处，使得去历史化又变成了道德化评判。但是最后霍斯准备离开时格雷泽设计的一次穿越，却形成了一种对恶的真正凝视：他走下楼梯，在空无一人的楼道里停下脚步，然后目光向着摄影机望来，之后是黑暗中的一点光，这是从历史进入现实的入口，之后是集中营纪念馆的日常维护，那些焚化炉还在，那些死者留下来的鞋子成堆，那些囚服还挂在那里，墙上则是大幅的遇难者照片。一样是无声，一样是冷静，却传递出一种静谧、静默和静寂的死亡气息。
黑暗中的亮光打开了入口，这是恶的历史对“未来”的凝视，死亡成为唯一的符号；然后又从未来场景返回到霍斯所在的历史中，他继续下楼，戴好军帽，最后走进了吞噬一切的黑夜之中，在这里则完成了对恶的凝视，黑暗吞噬了包括“平常的恶”在内的一切，是对于恶的结局的一次影像审判。恶对死亡历史的凝视和现实对恶的凝视，最后完成的双重凝视是格雷泽消除距离的一次努力，就像那些花园里的花，在凝视的距离不断缩短中，在隐约的惨叫声传来中，它们变成了特写之花，大红、猩红、血红，弥漫开来，在电影中盛开，这是死亡之花，这是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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