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16 《罗丝的遭遇》：没有你们土地是无名的
土地下面生长着生活必需的土豆，却也埋着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土地之上生活着勤劳耕作的男人和女人，却也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和敌人——这是一片经历了蹂躏的土地，这是一片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土地，苦难的土地，苦难的人民，苦难的波兰，在那个叫战争的年代里，如何埋葬罪恶？又如何走向新生？
“你们根植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你们土地是无名的。”牧师在教堂里这样说，那时他说的是德语，“我们必须等待，等待一种体系和秩序起作用，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住所。”这时他说的是波兰语。你们和我们，德语和波兰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语言，谁是这里必然的主人？谁能等到秩序起作用？当牧师说出这段话的时候，底下那些人的目光其实有着一种冷漠，他们或者也说着德语，也说着波兰语，或者他们是“我们”，也是“你们”，在这样存在着区别，存在着隔阂的土地之上，其实就指向了无名的状态。
这是德国和波兰交界的边陲小镇马祖利亚，生活在这里的是玛索人，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种特殊性就在于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民族，但是更特殊的在于他们无可选择地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1944年，二战还没有结束，而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战争的苦难以更加灭绝人性的方式加剧着这种无名性。罗丝是生活在这片无名土地上的人，当她拥有罗丝这个名字，其实也像无名的状态一样，罗丝，是Róza，英语是Rose，是玫瑰，代表着鲜艳和美丽，但是这种美好却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成为了一种讽刺，她的丈夫在战争中成为德军士兵，最后在战火中死在了华沙；在德国占领波兰的时候，一直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的罗丝因为会说波兰语，她反而没有得到德国人该有的宁静生活；而当德国投降之后，随着苏联红军进入，她又成为了“敌人”。
丈夫之死，让她成为寡妇，这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开始，而在1944年的时候，当这个国家陷入混乱的时候，她在民族维度上也成为一个寡妇，甚至成为了失去了一切保护、被蹂躏的女人：当苏联红军进驻村子，并且把她的农场当成司令部的时候，她被一个军官带着走进了那间小屋，门关上，她被强暴了。当身体被侵占，就像国家被侵占一样，已经没有了尊严——那些拿着枪的苏联红军在镇上将女人们按倒在地，然后直接脱下裤子，满足他们的淫欲——一批过后，是轮流的另一批，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当罗丝和那些女人躺在冰雪还没有融化的土地上，感受到的是刺骨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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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沃伊切赫·斯玛若夫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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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杜斯终于还是逃了出来，当他来到马祖利亚，来到罗丝家中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找不到自己归属的无名者，他为罗丝带来了一张罗丝一家的合影，和一枚戒指，“我出席了你丈夫的葬礼。”而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已经饱受了苦痛的罗丝问了他第一个问题：“他是怎么死的？”当战争到来，无数人在枪林弹雨中死去，死亡或许只是一种集体命运，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对于还活着的妻子来说，死亡的个体就是他们牵挂的所有。但是塔杜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死亡已经发生，对于生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活着，如何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秩序，又如何在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名字。
所以起先塔杜斯来到马祖利亚，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外来者，但是当自己失去了妻子，失去了队伍，失去了名字，他就是要在这片土地上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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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丝的遭遇》电影海报 |
一个守护者，甚至是建设者。罗丝让他住着，起先希望他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将农场里的那些地雷排掉，因为地里还种着很多土豆，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塔杜斯对罗丝说：“我不是工兵。”像是在拒绝她，“当军队到来的时候他们会清理我。”塔杜斯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所指的，那就是人民军和红军，而自己作为国家军的幸存者，他需要的是隐姓埋名，需要的是去除自己的身份，去排地雷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证明，所以他拒绝，他逃避，但是罗丝说：“没有人能活着看到。”这是一种更绝望的说法，无论他们是谁，在罗丝看来，这个世界本身就已经死了，活着更像是一种只在土豆的世界里维持生命的卑微存在。
但是塔杜斯慢慢开始关注这片土地，关注罗丝，他去镇上理了头发，剃掉了大胡子，像一个仪式一般开始了新生。而当他回到村子，发现骑摩托车的士兵进入罗丝家里的时候，他勇敢地拿起了棍子，成为罗丝的保护者，那些士兵想要强奸罗丝，塔杜斯打死一个赶跑了一个，他看到罗丝呆坐在床上，说出的那句话是：“只有德国人对我们像家人一样。”德国是纳粹，是入侵者，是敌人，但是在更惨无人道的那些士兵面前，她几乎连畜生都不如，这是一种绝望，而说这句话的时候，塔杜斯看到了在镜子中的罗丝，那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当一道裂痕分割了罗丝的头和身体，在镜像意义上罗丝就是这样被割裂了，而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命运也是割裂的。
割裂的现实，需要塔杜斯这个男人成为有限的保护者。于是他用杆子和刀做成了排雷的工具，小心翼翼在农场里排掉了地雷，将那些土豆挖了出来；地雷被挖出来，为了不让坏人靠近，他又布置在房子四周，并且把控制爆炸的工具给了她；他还从池塘里那辆废弃军车上发现了枪支，开始教罗丝如何用枪……“玛索人相信死了的灵魂留在身体里，当身体搬出去人们就会打开窗户，让灵魂飞出去，但是我们会在门阶上放一把斧头，是为了……杀死魔鬼。”罗丝曾经这样向塔杜斯讲起玛索人的风俗，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为了这个一体必须打开门窗，但是那把斧头的意义是为了杀死魔鬼，让灵魂随着身体得到救赎。这个风俗对于罗丝的遭遇来说，也是一种启示，不管是地雷还是枪支，它们都是武器，很多生命因为它们而终结，但是武器的意义并不一定用来侵略，它们也可以用来保护生命——这是一种功能上的转变，也是意义上的颠覆，更是从外来者成为保护者的身份更换，只有用杀人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才能驱赶魔鬼，才能得到安息。
塔杜斯开始住了下来，他成为罗丝身边的一个男人，那次罗丝的下体突然流血，塔杜斯马上去镇上找医生，他对医生说的话是：“我妻子快死了。”罗丝成为“妻子”，这便是一种命名，而这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也开始慢慢告别“无名”的生活。医生检查后说是流产了，要让塔杜斯照顾她，本来塔杜斯想自己亲自为她擦身，“我不会看的。”但是罗丝告诉他，可以叫雅德维加来做，雅德维加是她的女儿，为了躲避那些士兵，她一直在阁楼里。当雅德维加从阁楼上下来，她和塔杜斯、罗丝仿佛就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家。
罗丝和雅德维加骑着那辆自行车，在屋前转着圈，罗丝的脸上第一次出现笑容；当邻居弗拉德克一家回来，罗丝邀请他们来家里，在聊天中罗丝靠在塔杜斯的身上；在黑暗而寂静的世界里，罗丝终于和塔杜斯睡在一张床上，他们甚至被激活了激情；在发现了那只小船之后，三个人划着船荡漾在湖面上，或者垂钓者湖里的鱼，或者上岸吃着烤土豆，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像极了一个破碎之后重建的家庭，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应该会慢慢走向富足，慢慢迎来幸福。
但是，对于罗丝和塔杜斯这两个“无名者”来说，这片入地上依然有着难以挥去的梦魇，那些士兵还会闯入进来，罗丝早已经被侵占过的身体一次次遭受蹂躏，甚至被推向了被摧毁的边缘，塔杜斯可以用斧头砍死了两个士兵，并且将他们的车子一起炸毁在树林里，但是那个侵入了身体的恶魔终于还是夺走了罗丝的生命，那次罗丝肚痛难忍，医生检查说，是流产的碎片还在身体里，而这种碎片最后变成了恶性肿瘤，尽管塔杜斯用自己身上的美元换取了吗啡，但是最后罗丝还是走向了死亡。而其实对于罗丝来说，还有一种伤害是精神上的，那些镇上的女人为什么骂她是婊子，并且将满袋的土豆倒在了路边？在教堂里，那些人为什么用鄙视的目光看着罗丝，认为她不配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罗丝一家好心相待的弗拉德克会反目于他们，甚至对他们不是感激而认为是耻辱？就是因为罗丝在他们看来是无名的，就是因为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归宿。
身体被侵占，精神被摧残，这便是属于罗丝的无名生活，但是塔杜斯同样以无名者的身份为罗丝找到了家的感觉，这便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重建，在罗丝走向死亡的时候，塔杜斯读着这样的句子：“当爱上升到再也无法承受，被无尽的欲望煎熬；当友情来得如此猛烈而害怕失去，回首你的童年挚爱：今日种种似水无痕，明知未来一片漆黑，你想要战胜过去，而我则要倾吐最初的喜悦。”在床边，塔杜斯让她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爱，是信仰，是人性，终于，罗丝在被摧残了一生的最后时刻看见了喜悦。
而对于塔杜斯来说，命运也似乎无法让他逃离无名者的悲剧，他的身份终于被当地的政府人员发现，在罗丝的葬礼结束，在教堂里塔杜斯和雅德维加举行了婚礼，雅德维加其实是代表母亲罗丝和塔杜斯结合，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重生，但是在走出教堂的那一刻，他们抓走了塔杜斯，在一次次的严刑拷打中，他们问塔杜斯的问题是：“1944年8月你在哪里？”“美元是从哪里来的？”而塔杜斯只有一句话：“一路打到华沙。”脸上布满了血痕，但是想起了罗丝，塔杜斯便感觉到了欣慰，便会在黑暗中大笑。
伤痛，苦难，卑微，塔杜斯终于逃过了历史的劫难，但是那种无名者的生存状态却并非随着1956年的到来而消失，当塔杜斯再次来到这个村子，他留着大胡子，就像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样，饱经风霜的脸已经变得苍老。他看到的是大批的村民离开，“德国人回到德国”似乎是一种对于身份的认同，而曾经生活过的农场主人已经变成了弗拉德克，“她在等你。”他终于看见了让她好好活着的雅德维加，他拉起她的手，穿过那辽阔的草甸，经过水面平静的湖，他们依靠着，行走着，越走越远，像是和那个混乱的年代告别，和无名的状态告别，和苦难的大地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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