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10 《维洛妮卡佛丝》：这个国家身上带着毒
“回慕尼黑，1860露天体育场。”罗伯特在离开诊所的时候，坐上了出租车，目的地在别处，时间在别处，1860年属于足球，属于体育，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是罗伯特对时代的告别，也是对现实的逃避，或者只有当他回到1860年的露天体育场，回到自己作为体育记者的职业，他才能远离那一种痛，远离那一种毒，远离那一种死。他是需要这样一种隔离，在离开之前，他听到了医生和官员举杯庆祝一场“胜利”：“现在一切都好了。”在听到胜利之前，他看到了报纸头版刊登的“超级明星服毒自杀”的消息。之前的自杀悲剧，之前的胜利庆祝，似乎都在罗伯特的生活之外，他只能用离开的方式远离这个时代，远离被黑白欲望笼罩的时代。
无法救赎，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悲剧。在时间的背面，写着1860年的字样，但是当时间翻转过来的时候，却是站在现在的超级明星佛丝，却是读到那孤独房间里纸条上的“都是最好”，是的，医院里的那间房间再不会打开，为她举办的演唱会就如一个梦幻，收音机里的音乐变成了一种怀念，而镜子里的自己，即使画上了口红，也只是一个不真实的影像。一间屋子，在佛丝看来，是“安全的避风港”，卡特兹医生，在卡佛丝看来，是最好的朋友，可是当吗啡换成了避孕药，当演唱会变成了囚室，“都是最好”如同那一句“现在一切都好了”的祝福一样，变成了一个女人最后的墓志铭。她拿出抽屉里的药，张开嘴巴，喝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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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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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讽刺往往是自己无法改变的现实。那部电影里，她就曾经说过：“它会摧毁我所有的一切。”所以留下遗书，所以吞服药物，“谢谢你，我的一切都给你了。”不是奉献，是因为看见了自己的宿命，一部电影，却是自己一生最后的预演，对于佛丝来说，就是在这亦真亦幻的世界里看不见自己，把一切给了“你”——把青春给了曾经的那个时代，把婚姻给了自己的编剧，把生命给了“最好的朋友”，把身体给了那一间“避风港”。而真正的事业，真正的爱情，真正的人生呢，却只是最后的安眠药，最后收音机里的音乐，最后镜子里的面容。
却是遇见一个男人，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她活在了他的伞下，在孤寂恐惧的时候，她活在了他的身边，在歇斯底里的瞬间，她活在了他的面前，这是重返现实的努力，佛丝似乎在寻找一个真实的自己，他是暴雨中的安全港，那一把伞可以遮挡风雨可以带来温暖，她是满足的，尽管他送她上公交车的时候，她拒绝坐下来拒绝转身，因为“人们会认出我，还有人会和我讲话。”被认出，并且和人讲话，她就会变成曾经的自己，就会变成电影里的角色，就难以走出那个过去的时代，所以对于罗伯特，她像是一次奇遇中的感恩，在充满了逃避的现实里，他让他看见了活着的自己。“在你不知道我是维洛妮卡佛丝的情况下，我再一次感觉自己像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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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洛妮卡佛丝》电影海报 |
像一个人，却成为一种理想，对于卡佛丝来说，这是对自己的超越，所以她像一个人那样，打电话给只见过一面的罗伯特；所以她像一个人那样，去找罗伯特，并把他从女友身边带走，只为陪她一个晚上；所以她像一个人那样，在难受的时候要让他送自己去卡特兹的诊所。像一个人，就是去掉身上关于昔日超级电影明星的光环，就是褪去曾经的辉煌和荣光，就是忘记曾经的付出和得到，单纯地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渴望爱的女人。即使她在那个夜晚，在死去的屋子里说出：“我喜欢诱惑无防备的男人”，那一种欲望也完全像一个正常女人那样的欲望。
关掉灯，点上蜡烛，告诉名字，或者是一种吻，像一个人那样不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卡佛丝是朝着“现在一切都好了”的方向走下去的。但是，她无法真正像一个人，无法真正像一个女人，在她的内心深处，有着巨大的矛盾，像黑和白的对立一样缠绕着她，让她在小心翼翼走出来之后，又无奈而无力地回到梦幻的世界里。她就是那个带着光明和阴影的漂亮女人，她就是那个希望再现辉煌却又被抛弃的电影明星，无法忘记过去的一切，也无法走近现在的故事。
她总是问罗伯特，自己是不是很漂亮；她在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却告诉他：“我不想拍摄电影了，但是无法拒绝。”那借去的300马克买来的胸针无非是一种复旧的情怀，只有这耀眼的一瞬光亮才能照亮她自己。那间屋子曾经生活着她和丈夫，曾经见证着她的青春和爱情，见证着他的辉煌和荣耀，可是当一切都过去之后，只有那遮挡灰尘的白布覆盖在上面，所有的家具，所有生活的印记，都成为了逝去的过去，但是她偏偏要带罗伯特来，偏偏要点起蜡烛，偏偏要喝起美酒，甚至偏偏要上床。不是要忘记这一切，是要记起着一切，所以在床上，她开始难受，所以当罗伯特踢掉了一只古董的花瓶，她就开始大喊大叫，一定要罗伯特赔一只一模一样的，而且要放在原来的位置。
这里的一切都不可更改，这里的一切都不能破坏，所有的秩序、规则都在死去的状态里，但是一种死复活了她的虚荣，也复活了她的孤独，她重新变成高贵的电影明星，重新变成富有的女人，重新需要一种荣耀和膜拜。但是当她“复出”走进电影世界的时候，巴伐利亚3号摄影棚对她来说，却是一个噩梦，试镜几次她都找不到感觉，只好用甘油装作眼泪，表演一个虚假的故事，而最后的倒地，却只能证明在过去和现在的矛盾中，在光明与和阴影的对立中，她只是自己的一曲挽歌。
1944年的电影被取消放映，3年来只拍过一部电影，她的婚姻也完蛋了。这就是对于佛丝现在的注解，“这是一个自然定律。”在无可更改的定律面前，既要“像一个人”，又要复活自己的辉煌，无疑是一个悲剧的开始。而罗伯特，在一场邂逅中走进这个女人，走进这个故事，甚至走进她的欲望，对于他来说，都像是看见了另外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罗伯特的女友对他说：“她疯了，你也会跟着她变疯。”佛丝的离婚丈夫对他说：“她只是灾星，你无能为力，她会毁了你，因为她是一个吸毒者。”光明和阴影，活着和死去，上升和堕落，就在佛丝怪异的现实里，但是罗伯特进入她的世界，不是为了一种爱，不是为了满足欲望，不是窥探明星的隐私，当然更不是感受那种变疯的生活，他说：“我要去救她，我不会让他们毁了他。”
罗伯特看见了对佛丝最大的威胁，就是卡特兹的那家诊所，因为佛丝的毒瘾就是在这家诊所里染上的，而一旦染上，她只能在自己痛苦的时候求助于医生为她注射吗啡，而在这种无法自拔的“救助”中，她把所有的财产都抵押了进去，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阴谋。所以罗伯特的解救计划，就是要将佛丝带离这深渊，他的女友化装成空虚无聊的贵妇人，轻易得到了吗啡注射的证据，但是这样的证据在阴险的卡特兹医生及其助手、官员的联合下，变成了另一场悲剧，罗伯特的女友被他们撞死，然后被更换了处方，毁灭了证据。当罗伯特带领警察控告他们的阴谋时，警察却得不到任何证据，而正在房间里的佛丝却早已成为一个真正的病人，她拒绝离开，拒绝告诉真相，反而将卡特兹说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解救计划失败，其实是罗伯特无法真正走进佛丝的世界，无法在光明和阴影对立中看见一个真实的女人，她只活在过去的电影里，只活在烛光的夜晚，只活在旧花瓶的虚荣里，只活在药物的麻痹里，而罗伯特其实早就遇见了自己在故事中的结局，一个记者，爱好写诗，在偶遇佛丝的时候，他写道：“晚上听见了从未听过的事/安拉的第一百个名字/当莫扎特死时鼓点没有记下/对话在发源地得到领会。”这是他从未遇到过的事，而这件事的背后是一种死，一种没有记下鼓点的死，一种只在过去的对话里。而在调查佛丝的时候，在打字机上，他写道：“记忆的耗尽/我是五个玻璃球/前途一片渺茫/昨天是很好的一天/今天魔鬼就跟在了后面。”女友念出了诗，他却大发雷霆，因为他想到某种记忆耗尽的时候，前途渺茫，而“昨天是很好的一天”带来的结果是魔鬼出现在身后。
终于走不出那一间到处是白色的诊所房间，白色如同覆盖着那间老去屋子里的物品，白色如同遮掩了过去荣耀的那种炫目，白色，如同吗啡注入身体时的那种透明，是抑制一种痛却让人再无法摆脱。但是白色的世界并不仅仅只是卡佛丝一种悲剧人生的颜色，那一种毒并不只在这个女人的身体里，实际上，它是德国命运的写照，痛也是国家身上带着的痛。收音机里总是播报着战后德国的现实，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回到曾经的辉煌，还是“像一个人一样”回归？但是在光明与阴影的矛盾里，和佛丝一样，无法摆脱。
佛丝过去的辉煌，就在纳粹德国的历史里，罗伯特女同事告诉他：“她是戈培尔的女弟子，演了不知道多少部电影。”用佛丝自己的话就是：“当一个女演员演一个想去满足一个男人的女人，她想把世界上所有的女人演成一个。她需要音乐，灯光还有酒。”在音乐、灯光和酒的世界里，一个国家其实是糜烂和腐朽的，是濒临死亡的，所以要想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就必须自我救赎，正像和她一样经常去诊所治疗的特勒贝尔夫妇说的那样：“我渴望她最后的善行。”一对老人，曾经就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痛苦的伤害者，特雷贝尔的手臂上赫然刻着“7927”这个数字，他说出的一个词是“特雷布林卡”。这是关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符号，所以老人在这个带着病毒的国家里，最后选择了用蜂蜜水自杀，“带着最后的甜味离开”，是想为自己的痛苦人生寻找一种安慰。
旧花瓶终归是碎了，有人却想要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维持那一种逝去的辉煌，而这种感觉只能是佛丝最后赴死之前的梦幻，而在1955年，以佛丝为原型的德国女演员席贝丽·史密兹自杀，饱受离婚、病痛和麻醉剂折磨的她，曾经就是纳粹德国炙手可热的红人。1955年，是这个国家在最后的痛苦中迎来未知现实的一年，而1955年，这个国家的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写下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经典句子，恐怖之后，死亡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拯救？当罗伯特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写下那几句诗的时候，在“前途一片渺茫”的现实里，在“昨天是很好的一天”的虚幻中，在“今天魔鬼就跟在了后面”的恐怖中，奥斯维辛却还在那里，在那间屋子里，在那只旧花瓶里，在那张报纸上，在“现在一切都好了”的一场“胜利”祝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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