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0-21《史塔维斯基》：从历史的内部虚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德国犹太人，法国“正义之战”，以及托洛茨基，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当种种的历史元素汇聚而来，无疑这是对于过去的一种解读，“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人名也都是虚构的。”电影一开场的注释，明白地表露了阿伦·雷乃的用意：当历史的框架摆放在那里，用虚构的人名解读历史，就会一种“非历史”，而这个非历史的影像到底指向什么？
1974年，阿伦·雷乃似乎已经开始转向，从“夜与雾”构筑的在场，转变到真实事件的记录，但是这种转型似乎只是影像讲述方式上的，以前的反战是对记忆的一种延伸，而当“在”的在场复活于记忆，那种“作家电影”对于历史的反思依然是片段的，但是当《史塔维斯基》变成一个历史真实事件的主角，当时间和地点都变成唯一，记忆是不是被取消了？片段的反思是不是成为了传记式的整体？“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以及虚构的人名，似乎又回到了雷乃固有的叙事手法中：似是而非的人物关系还在，确定的情节只是外壳，而深入其中的依然是关于战争、关于存在、关于人性的阐述，就像“史塔维斯基”这个名字一样，从来不指向历史的具体存在。
“这样，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列宁的战友，红军的指挥者，开始走上末路了。”当托洛茨基流亡到法国寻求庇护的时候，这句话似乎也终结了一种历史的终结，曾经的革命者变成了流亡者，末日来临，一段历史结束——而且作为法国政府庇护的对象，法国内政部提出的要求是：不得干预法国内部事务。历史不仅终结，而且被隔离了。但是托洛茨基或者只是雷乃对于历史叙述的一个引子，当那个叫亚历山大·萨奇的男人出现，当这个苏联犹太人活跃在法国政坛，当真实名字叫“史塔维斯基”的他从事非法的投机活动，法国政府又如何对他进行限制、调查和惩罚？当他的罪恶暴露又饮弹自杀，谁能又说自己是清白的？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有无数个“史塔维斯基”组成的网络，这就是有无数个“史塔维斯基”制造的谎言，这当然也成为无数个“史塔维斯基”应有的下场。史塔维斯基曾经因为诈骗罪被捕入狱，当他出狱之后便改名换姓为亚历山大，对于他来说，名字似乎只是一个被用来改变的符号，而对法国政坛来说，政治也成为一个和名字一样可以虚构的东西。亚历山大行骗是为了什么？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首要目的是为了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无所不用其极：他伪造证券，控制了银行业；他巴结官员，获得了独立银行的股份；他开设了赌场，控制了全巴黎的新闻出版界，帝国大剧院几乎成了他私人表演的舞台，当他的触手伸向法国政坛要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
甚至将自己的妻子阿雷特都拱手让给了别人，西班牙军火商蒙塔沃被阿雷特吸引，不断邀请她接近她，最终向她表白，当在高尔夫球场想要吻她的时候，阿雷特却避开了他：“我只属于一个人，我最害怕的是他离开我。”这一幕却被拿着望远镜的亚历山大看到，心中的一个计划似乎就此成型。他对于阿雷特的感情从来不是“只属于一个人”的那种纯粹，即使他将阿雷特的房间放满了花像是一个天堂，但是对于他来说，阿雷特无疑也是自己手中的砝码：他就是要利用蒙塔沃的资源，在军火生意中得到好处。所以他反而极力促成蒙塔沃和阿雷特的关系，而当蒙塔沃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他告诉亚历山大的是：100英镑已经打到了你瑞士银行的账户上。
| 导演: 阿伦·雷乃 |
爱情被金钱取代，亚历山大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利益，他又可以用这些钱解决账户上实际的亏空，而相反，那个说出“我只属于一个人”的阿雷特，似乎也并非在爱情世界里拥有满屋的浪漫。亚历山大在酒店里看见了旁边一个女人，于是在他的安排下给女人送去了鲜花，之后他上了她的床，她的那根项链送给了亚历山大，而亚历山大又把项链给了阿雷特，当阿雷特拿着项链，也知道是从那个女人那里得到的，却丝毫没有吃醋，仿佛这知道这和爱情无关；当亚历山大被调查，阿雷特无疑也成为了重点目标，贝荣说：“亚历山大的所有秘密就是她。”其实不是说她掌握了亚历山大的秘密，而是说他利用了她的所有资源， 而最后，阿雷特甚至不知道亚历山大到底做了什么，她只是问了一句：“他会自杀吗？”而当阿雷特入狱，贝荣似乎是礼节性地送了一只花篮，最后那只花篮却被放到了监狱门口，无用的隐喻，就像亚历山大曾经送的那些鲜花一样，关于爱情，都会在交易中枯萎。
一切为了钱，一切都是欺骗，银行、赌场、新闻出版，这些要害部门被亚历山大所控制，但是在这一种投机中，危险也慢慢在扩大，即使到了边缘，亚历山大也不忘为此一搏，当助手艾伯特提醒他：“我们已经亏损了，这是在浪费钱。”亚历山大说：“这是投资，不是浪费。”一个发明了子宫探测仪的男人找到他希望得到投资，只要一万法郎的投资，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几乎成了反讽，他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说：“我来教你做生意。”在他眼里，只有西班牙军火生意，只有伪造证券，只有让官员为他让路，才是真正的生意。但是这样一个一掷千金的人，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却也是孤独，也是苦闷，甚至是折磨——当警察终于敲响他在霞慕尼的那扇门，他做的两件事是：把阿雷特在报纸上的照片减下来；拿出自己准备好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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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塔维斯基》电影海报 |
他害怕失去阿雷特，害怕自己进监狱，因为害怕，所以要保持自己不害怕的状态，因为在公众场合不害怕，所以他越来越害怕，麦泽医生说：“他是个双重人格的人。他想人们谈论他，可以做任何事，可实际上他真正想要的是人们忘记他。”为什么要人们忘记他？也许是两年前被捕入狱的经历，“我宁可死也不要进监狱。”这是他曾经表达的害怕，监狱意味着仅仅失去自由？其实是失去一切，所以出狱之后，他改名换姓将过去的一切都埋葬了，就是让过去的一切都死去。但是这种性格并非仅仅是被捕过，而是来自家族的某种遗传，七年前他的父亲自杀，那把手枪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勇敢，而是无法摆脱存在的现实，所以他要人们忘记他，而唯一可以让人忘记的不仅仅是改名，而是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埋葬，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要用足够的钱，有足够的的关系，有足够的的骗术。
但这并非是被忘记，甚至有一天真相被暴露的时候，便是永远被记住，所以当越来越陷入难以自拔的关系网里的时候，亚历山大渐渐看见了某种宿命，“我老了，最好做一名乡村推销员。”那是他在帝国大剧院举行生日宴会那天说的话，无上的荣耀，生命的仪式，却想到了微小的愿望，但是亚历山大显然不可能完成这个心愿，那只被踩死的小白鼠似乎是他命运的写照，在树林里，他没有听到老鼠的尖叫，也没有感觉到它的挣扎，却赤裸裸变成了死亡。生日那天，他去了那间被铁门锁住的老房子，那里有着他的记忆，但是最后都变成了废墟，而自己的生命是不是也会在真相暴露之后成为一间废墟？
想要被人遗忘，却又害怕直面如老屋一样的命运，双重人格永远在寻找一种平衡点，却永远在病态中被自己否定，妻子阿雷特是一个工具，那些财富只不过是骗局，甚至犹太人的身份也变成了一个仇视被人又被人仇视的符号，那个在剧院里前来试演的爱玛，是一个犹太人，当亚历山大问他为什么要让所有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爱玛说：“因为我蔑视所有其他种族文化的无知。”蔑视其他文化而成为一种唯一，是不是也是一种无知？当30年代的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危险的身份，爱玛却用她的无知论构建种族的优势，是不是就是身份带来的悖论？
是的，一切都在双重人格中成为了自己：他是史塔维斯基，他是从苏联犹太人，他是投机分子，于是在一切真相被揭露之后，他拿出了那把枪，朝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一个戴着红花的千面骗子变成了时代的悲剧，“一个时代结束了。”阿伦·雷乃说，这不是三十年代的结束，这也不是1974年影像的结束，而是在虚构的人名之外，在加入了想象之外，一种法国式的人文时代结束了，就像亚历山大视为好友的贝荣在面对法国外交部官员时说：“他不是一个好人，他也不是一个法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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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影，非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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