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28《孙文波的诗》：旅行者是人的身份
但在关键的一刻却出现了阳痿。
他妈的，一下子他成了一个滑稽的角色。
——《一个中年男人的艳遇》
一段艳遇，充满了惊世骇俗的意味：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一个政府机关里，他遇到了“形象如汉代的宠妃”的女人，他用诗歌的语言说：“我不知幸福是什么模样，它就像一颗行星，/在高高的轨道上飞，速度太快，我/只有想象它。”之所以这样说，因为那个女人“精通一门外国语”，而且“会背诵彼得拉克的诗”，他和她开始了精神意义的对话，像行星和行星在远离生活的轨道上相遇，石破天惊，似乎正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模样的他，只不过说出了一具“勾引她的话”，潜台词是：“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但还是相遇了，还是开启了生活的可能，还是如一部好莱坞电影一样上演，“但在关键的一刻却出现了阳痿。”
他不是贾宝玉，也不是西门庆，在关键一刻出现的问题面前，他也无法发出“生存还是毁灭”的灵魂拷问：只不过是一场艳遇，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他只不过是一个滑稽的角色，而她也是无非是想象中的宠妃，“阳痿”是生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更是虚构的想象遭遇现实的挫折而出现的结局——男人不再是一个可以把激情演绎为爱情的人，同样，这也是一场看起来“有声有色”却连自尊都被泯灭的虚构。爱情何为？艳遇何在？一方面是故事在这突然降临的一刻被解构，那只不过是一个前面是机场后面是市政府大厅的梦，最后脑海中剩下的句子是：“割去你的生殖器。”“灾难是伟大的。”另一方面是虚构何在？诗人何为？虚构一场生活中的艳遇，是一次“反道德”的行为，而当那一刻降临，反道德的武器也没有了——文本内外构成了孙文波双重的“中年危机”。
“他的生活中没有客厅。/你知道吗？客厅是一种象征，寓意/灵魂找不到放置的地方，只能/做客。”这是虚构中那个男人的现状，灵魂找不到归处更找不到女人，是因为男人的中年生活乏善可陈；终于放下了对这首的虚构，最后的评价是：失败，这是孙文波作为中年男人的失败。写于1994年6月，那时的孙文波还不到四十岁，应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年，但是通过对中年男人的虚构，对中年男人从艳遇到幻梦的虚构，孙文波完全变成了那个中年男人的代言人，“现在，我决定结束这首诗。”像一次止损，因为诗歌并不一定要写的有声有色，因为艳遇并不一定充满激情，因为生活并不一定充满惊奇，在“混沌”的中年时代，一首诗就应该写得无味，不需要对生活歌唱，而是：“尽量浅薄。”
无味的诗歌，浅薄的主题，真的是对混沌中年际遇的一种反映？真的是对虚构生活的一种消解？“蓝星诗库”典藏版收录了孙文波的代表作，“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被区分和写作的时间无关，和诗歌的主题无关，“第一部分”是短诗，“第二部分”则是长诗，这是最形式意义上的区分，而不管是第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写作的时间几乎都在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1990年至2000年构成了诗歌的创作区间——偶尔有几首溢出了这个区间，是不是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就是孙文波遭遇中年危机的时代：是虚构和艳遇走向失败的年代，是精神世界不断坍塌的年代，是生理出现阳痿的年代，甚至就是一个在“尽量浅薄”中不背负“诗言志”使命的年代？
虚构其实凸显了向上和向下两个世界的对立，一个世界里有“形象如汉代宠妃”的女人，懂外语还能背诵彼得拉克诗歌，还有将勾引说得像做诗的男人，艳遇充满了诗情画意；另一个世界是阳痿，是割掉的生殖器，是混沌的中年——孙文波笔下的“90年代”中年期就在这种向上和向下的对立中走向了浅薄和无能。一方面是他想要突破城市的禁锢，以一种行走的方式寻找自由，城市是什么？城市在消失，城市在扩充，城市拆掉了“最后一座清朝时代的建筑”，城市的打夯机发出巨响，“它扎入的不是别的地方，只能是我们的心脏。”这首《城市·城市》可以视作孙文波对城市进入“混沌”中年的一种批判，这种巨响扎入心脏的城市病像是一种“灾祸”，《骑车穿过市区》中，孙文波写到了一场车祸，一位在家精心打扮过的女人却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膝盖被撞破了，衣衫被撕裂了，“宛如一位遭难的天使。”宛如天使的女人在城市遭遇车祸，这本身就是对“神性”的结构，而“灾祸无处不在”的告诫也来自布道的牧师，城市的现实呈现为一种沦落的状态，“警察是雀鸟？信号灯是果实？”重要的是城市已经“失去了它来自本质的特征”。
| 编号：S29·2241021·2193 |
不再有所谓的天使和牧师，不再有城市的本质特征，城市在孙文波的诗歌里被异化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像什么：/一只甲虫；一个卡夫卡抛弃了的单词！”早在1991年的诗歌《聊天》中孙文波就看到了卡夫卡式的荒诞：原来的草地传来搅拌机打夯机的轰鸣，过去的溪流漂着化工厂排放的泡沫，道路完全改了样，儿时的伙伴回家也找不到熟悉的街道，当然城市的改变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成为了卡夫卡笔下的甲虫，“生活在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如果我对你说：我们仍然是孤独的。”甚至不是所谓的孤独，而是变成了肉体化的麻木，“肉体就是地狱。欢乐是徒劳的，痛苦也徒劳。”连曾经熟悉的成都，也找不到可以进入的通道，“它的广场、街道，闲散/就像幽灵一样左右着每一个词，使我/写下的与意义没有关系……”在城市中的人，也都成了小丑，“戴着面具使劲地翻着筋斗”：电梯小姐在等待中露出了她的大腿，某某政客怀上了狮子胎，新一代的诗人在欲望中成长，言辞变成了三陪小姐——每个人都不在是他自己，“是的，我觉得你/可能只是超级市场中的某一种小商品，/建筑工地上的某一块水泥板，或者/干脆就是一阵突然刮起的冷风，一朵很薄的云。（《他削尖了脑袋……》）”
巨响改变了城市的样子，言辞改造着我们的城市，人人都成为了商品、小丑和甲虫，这是城市进入“中年危机”的体现，在这里孙文波将城市之变置于精神意义的沦落上，它不再是一种家园般的存在，所以在言辞改造了的城市面前，孙文波开始了迁徙，从成都到北京，当然对于他来说是生活的改变，但是这里的隐喻是：北京作为一种国家中心的存在，它是对精神的另一种靠近。但是生活真的改变了？1997年的诗作《在路上》，孙文波笔下的整个城市完全沦落为一种世俗场景：艳俗的银行营业大楼、鳄鱼嘴似的五星级饭店、形状犹如阳具的玻璃商厦、阴唇似的某某使馆，而且孙文波并不只是对城市的沦落进行讽刺，他更是将之和“国家”相联系，“今天，她穿上了时装，戴上了饰物，/涂抹了胭脂。”国家也会像女人一样每月来一次月经？也会在路上发出“左向还是右向”的选择？就是在“看见了整个国家”的地方，“只能登上拥挤/的公共汽车，像沙丁鱼一样，/一边忍受着摇晃，一边使劲地大口喘气。”
在国家中心里，孙文波所住的地方是上苑，在90年代末期他写作了好几首有关上苑的诗。《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晚走在从兴寿镇到上苑村的路上》，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变成了诗的题目，它书写了一次行走的过程：“我没想到深秋的夜晚，我会走在燕山下/的乡村公路上。”走在乡村公路上，想起了二十多年前从城市下放到山区，“去见朋友，或者/赶回自己的住所。”或者回忆起自己当兵时急行军蹚过冬天刺骨的河流，或者看见了当初俯身在车床上的身影，当然还有自己的爱情故事，这些回忆在走乡村公路时涌现出来，当时虽然有“我为什么远离/妻儿，把异乡当做家乡？”但是还是体会到了一种并未失去的青春激情，那最后看见店铺灯光而唱起的歌曲就是激情的重现，“豹子豹子，/一只豹子来了。一只豹子，向着上苑村前进……”但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幻影？《上苑短歌集》所构筑的就是所谓的命运：堆在屋角的书成了老鼠的窝，废弃的饮料厂自己是唯一的客人，当元旦的钟声响起，自己在微醉中自我祝福，“酒使我看到生活的另外一面：/开放的灵魂在酒中/向着死亡前进。/一天一醉，逝者如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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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文波：中年是混沌 |
孙文波说自己在上苑就像时待在蒸笼的一道菜，孙文波说自己没有消灭老鼠反而它们在自己体内成为跳来跳去的幽灵，孙文波说在上苑生活不需要所谓的幸福只需要平静……从成都到北京，从城市到国家中心，但是北京是上苑的北京，城市是上苑更远的城市，实际上孙文波就构筑了一种矛盾体：远离那个世俗的城市为的是接近精神中心的北京，但是北京之中心却在上苑的生活中完全去中心化了，主流和边缘，接近和退出，更宿命地书写着“中年危机”，在这里，孙文波的“中年危机”逐渐向一种政治性的批判过渡，他把上苑里的人叫做“人民”，他们是做馒头生意的河北人、村头小卖铺的胖大嫂、裁缝店的高素珍、开黑“面的”的王忠茂、村委会的电工，还有一起喝酒的“申伟光、王家新和我”，与其说政治语境中的“人民”变成了具体鲜活的存在，不如说孙文波赋予了普通大众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以此形成一种新的知识分子语言权力，“我要告诉你的是：我的长安街和长安街不一样，/我的西客站和西客站也不一样。”从北京的长安街为什么要跑回上苑村，因为这里有人民，“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再告诉你吧：/我体内有很多条路很多建筑。”
奔跑不是逃离，是回来，也正是在这回来的路上构筑了新的建筑，这可视为一直在孙文波内心的知识分子情结：1992年在《满足》一诗中就写到了这样一种重构的目的，“我就像大地上的客人，我永远/如同旁观者那样，目睹着人类的生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片大陆到另一片大陆，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国家，他被剥夺了贵族的权利，他成了过客，却心甘情愿在迁移中目睹人类的生活，“他从不购置房产，不买永久性的/家具。甚至当他成为学问家，/他也不收藏书籍。”对于他来说，最喜欢的物品是火车，最喜欢的地方是车站和公寓，因为，“旅行者是人的身份。”旅行是漂泊甚至流浪，旅行是从成都来到北京，旅行是从长安街回到上苑村，“多年来我无法接受/我在的地方，我/觉得我应该在别的地方。”引用米沃什的这句话，就是凸显了一种旅行的真义，“是城市加速了/我们生活的流亡性质。是它让/我们知道，心灵是梦想的同义词。”
但是，就像在上苑村把他们叫做“人民”一样，他在旅行中其实把自己看成是灵魂中的救赎者，看成是具有担当、使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的定位中，孙文波陷入了另一种“中年危机”中，他在时代的整体沉沦中迷失，他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嘲讽的对象，国家和时代也成为他批判的目标，他以宏大的叙事构筑了自己的知识分子使命就像是一个乌托邦。第一首诗《铁路新村》所书写的就是一个“时代之病”，“谁能够从它坚实的俄式建筑中看到旧时代/的阴影？一代人的梦境却从这里开始。”从可爱的姑娘长成平庸的女人的姊妹，到在商海里游泳的同伴，从自己病魔缠身仍抚养着死去兄弟的四个孩子的邻居，到一个夏日被五花大绑带到大街上游行的“革命敌人”，从伟大侠士的化身的消失者，到以九岁的模样出现在我面前的她，“风暴的时代”造成了这一切，当那一切已经远去，为什么我还在院中的桉树底下“像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因为那个时代根本没有远去，“我看见的/是另一些人：孩子们在院中奔跑的身影。”
在关于时代的书写中，孙文波面对风暴，总是会设想一种“神”，在《回旋》中，他说：“广泛的，纯粹的美好有什么用？/那是舞台上的事情，神的许诺。”神的许诺没有实现，它变成了“铁锤和镰刀”；在《1626年吴人书》中他进入了1626知识分子被残害的历史，“很多时候，/一想到此，我的心就如同掉入了/油锅。我真想问：神衹们是不是瞎了眼睛？”也没有神，当然没有神的漠视；在《玫瑰花香》中，以“一个时代的痼症”的受害者发出声音，“神的高度是窥不见的。我当然见不到你。/我的悲哀风一样飘过城市。飘过……”没有神的承诺，没有神的拯救，也没有神的高度，当一切在孙文波看来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都不存在，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曲挽歌，“我真的想/唱挽歌了。在挽歌中，我要把/自己对于时间的理解全部埋葬。（《走进母亲居住的……》）”但是之所以变成挽歌，孙文波的骨子里还是在挽留什么，一种逝去的无奈，一种改变的遗憾，在他的内心深处，神依然还在，只不过在现实变成“人民”的幻想中，孙文波构筑的只是一个乌托邦。
他反向于这个堕落的世界，于是和博尔赫斯作对比，“我想象过模仿他。但我的城市/以对物质的坚定的信任拒绝了书籍。/我走在大街上，找不到进入书页的门。/而时间在流失，在店铺招牌和行人的脸上。(《博尔赫斯和我》”他在电车上想起埃兹拉·庞德，“在摇晃的电车上，在旁边女人浓重的/狐臭气味中，我突然想到了你：/你的不加修整的头发，你的夸张的/红色领带，出现在我的脑海，‘你/是否如我一样，挤过慢腾腾的公共汽车？’”他在书页中发现“我的身体里有一群人”，从孔子、屈原、张骞、苏武、曹氏三父子、谢灵运、陈子昂、杜审言、王维、裴迪、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到乔叟、莎士比亚、庞德、维庸、曼捷斯塔姆、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科特、希尼、博尔赫斯……而自己也一定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坐下来，我开始聆听/他的教诲。（《论传统》）”他认为菲力浦·拉金不在绷起脸做绅士就是一种勇敢，在约瑟夫·布罗茨基身上看到了把诗歌当做坚实武器的战斗精神，他学习特德·休斯要将“自己灵魂中的/危险推出身体”，他赞赏W．H.奥登“写诗是劳动”的观念，因为这正是在“校正人的生活”……
写于2000年的《研究报告》，孙文波就是从“诗人”这一角色出发进行的研究，他通过这些诗人找到了灵魂的进口，但是这些由知识分子构筑起来的世界，那不过是一场幻境，或者就是那场虚构的艳遇的变体，当一切的圣言被“阳痿”所解构，反道德、反世俗的拯救就变成了梦，“我身体的各省都背叛了。/我看见，我怀着乌托邦似的乡愁眺望死亡。”似乎一切又回到了1995年，回到了《梦中吟》，回到了W.H.奥登的乡愁乌托邦里。当这样的一场知识分子梦想中介，孙文波又开启了另一个梦，那就是以牙还牙的抗争之梦，“语言就是我的乌托邦。/我要用乌托邦反对乌托邦。（《假面舞会》）”那是从韵律开始的浩大革命，那是由长征组成的形式，那是在风格中建立的政权，“这时候，他便获得了荣耀的版图，/徜徉在其中，接受敬意。”革命、长征、政权、版图、帝国，这些宏大叙事构筑了对诗歌王国的毁灭，而要抵抗这种毁灭，就必须构建另一种宏大叙事，于是能指和所指南辕北辙，于是对母题做了手脚，于是抽去了关键词汇，“建立一种秩序，就是消除其他的秩序，/我们必须把这点看成是严肃的技术问题。”但是，那只不过是一场洋务运动，“放眼看去，/这里是巴洛克的幽灵，那里是洛可可/的面具。‘哈罗，李白，哈罗，杜甫和自居易。’”在革命可能失败的际遇面前，孙文波又发起了另一种语言革命，那就是《母语》中的戏谑：
我可以说：“狗日的”，然后再在
后面加上“霜雾”或“夜莺”；我也
可以写下：“亲爱的”，再在后面加上
“张三的老婆”或“购物中心”。
它们不是别的，它们就是诗人的语言，它是“正处于发情期”的公牛，它是“电视是当代生殖器”，它是“足球已沦落为怨妇和娼妓”，它是“冬天的苍蝇是哲学命题”……这是对“母语”的丰富，还是对“母语”的亵渎？这是对时代的嘲讽，还是对诗人的讥笑？既无法在中心寻找归宿，也不能在上苑有家的感觉，既不能在“风暴的时代”幸免于难，也无法在乌托邦的乡愁中独善其身，既无法在以牙还牙的抗争中迎来政权，也不能在戏谑的言说中放弃神圣……一切只不过是孙文波旅行中的艳遇，没有布道者也没有巴别塔，只有旅行本身，当然身边还有一个叫肖开愚的诗人，于是知识分子的旅行变成了两个人的“散步”，于是一切的崇高意义消失不见，“也许它们的确比我们更有先见之明，/消失在时间深处，不再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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