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6【“百人千影”笔记】马丁·斯科塞斯:“最后的诱惑”未上映

电影就是疾病,当它感染你的血液时,它就像最强的荷尔蒙一样控制着你;电影就像吸毒一样,解决之道就是拍摄更多的电影。
——马丁·斯科塞斯
2026年上映的电影是《耶稣的一生》《白城恶魔》;2027年上映的是“未定名”的“马丁·斯科塞斯夏威夷”和“弗兰克弗兰克·辛纳特拉传记片”以及《Midnight Vendetta》;2028年的电影是《Aldeas–A New Story》《家园》《夜的真相》和《Untitled Grateful Dead Biopic》;2029年是《西西里岛的沉船事件》;2030年的电影则是“未定名”的“雷蒙斯乐队电影”和《赌局:海难、兵变和谋杀的故事》《迷人的旋律》《罗斯福的崛起》《罗斯福》《混蛋》《银色魔鬼》……
这是一份长长的电影片单,排在2023年上映的《花月杀手》之后,从2026年到2030年5年时间共计17部,平均每年超过三部。但是除了改编自彼得·卡梅隆同名小说的《夜的真相》传出消息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开机,其它的16部电影或者已经有了名字,或者还未定名,它们都集体处在“未上映”的状态中。这些“未定名”和“未上映”让影迷对这个已经86岁的电影大师充满了无限期待之外,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计划不如变化中可能流失的危险——片单甚至是不是只是影迷一厢情愿而命名的一个斯科塞斯“乌托邦”?但或者这种担忧也是一厢情愿,斯科塞斯在30年前的《美国电影之旅》中,面对镜头就已经表达了拍戏不止的雄心壮志,他引用弗兰克·卡普拉的话就指出了自己在电影之路上永不回头、永不放弃的决心,因为,电影就是疾病,电影就像吸毒。
但是最重要的是后半句,当电影是一种控制你的疾病,当电影如吸毒一样上瘾,它们本身就呈现出一种表象意义的病态,但是斯科塞斯通过漫长的“电影之旅”找到了对于病态的“解决之道”,那就是“拍摄更多的电影”,以“更多”的方式抵抗这种病态,不是让自己越陷越深而趋于毁灭,而是以其道反治其身的方式发现电影的本质:它构成了一种反控制的力量,在和电影的角逐中把握主动,导演也只有导演才是真正具有反控制力的存在,只有导演才能掌控电影并创作出更多控制你的电影——5年17部列入计划的电影,即使未定名、未完成、未上映,它们依然是斯科塞斯不迷失、不患病的最佳解决之道。在被控制中形成反控制力,在反控制中不断推向前进,控制和反控制在一种无限延伸、无限循环的“电影之旅”中,这像极了那部在斯科塞斯在童年时代就启示了他的电影:《红菱艳》,一双红舞鞋是舞者的终极梦想,当舞者得到红舞鞋,她在舞台上却再也无法停下来,直到跳到死去,不断追逐的理想成为停下脚步的死亡,斯科塞斯是不是也在寻找“解决之道”中陷入了“红菱艳”式的悖论?
与其说是悖论,不如说是斯科塞斯用亲身实践证明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和理想有关,和控制有关,和电影有关,更与斯科塞斯对电影本质的理解有关,他对于美国黑色电影的评价是:“黑色电影没有缓刑,你只能不断地为你的罪过偿还。”黑色电影是对邪恶的屈服,是情感的永恒创伤,是绝望,但是归根到底,黑色电影带来的惊悚、恐怖、死亡,唤起的反而是一种命运突围的自由,甚至是一种自我主宰的创造,而这不正是导演所要追求的目标?以拍摄更多电影作为电影“成疾”的解决之道,以永远跳下去的“红菱艳”作为对疯狂的阐述,以不断为罪过偿还作为黑色电影的“缓刑”,斯科塞斯是决绝的,是理想主义的,更是身为一个导演“生命不止、电影不停”的精神母题。
这样一种闪烁着理想光泽的阐述,是斯科塞斯走上电影之路、孜孜不倦于罪恶叙事的“启示录”。作为第三代移民,斯科塞斯出生于美国纽约皇后区,这个街区聚集着意大利移民后裔,由于患有先天性哮喘,童年的他不能与其他小孩在户外尽情玩耍,他总是从自家的窗户俯视楼下的街区,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也是一个危险的存在,这里有流浪街头的乞丐,有小混混组成的帮派分子,有玩耍的孩子,有虔诚的教徒,也有穷困潦倒的摇滚歌手。窗户成为了他观察世界的第一个“取景框”,也成为了成长中第一部“纪录片”,不安和暴力成为这个俯视世界的剧情,由此构筑了他具有启蒙意义的“大街叙事”:就像他的出身背后的身份一样,他是一种流离的存在,大街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扎根的存在,所以他在三岁时就梦想成为一个牛仔;大街上上演着纷争,还有暴力,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牧师。大街是无法扎根的大街,是充满纷争和暴力的大街,但是当他无法成为自由主义的牛仔,也因为被神学学校开除而无法成为救世的牧师,斯科塞斯的梦想就变成了电影导演,“现在,作为一名艺术家,某种意义上讲既是黑帮也是牧师。”
现实中理想的破灭,在电影世界里重新构建,这是斯科塞斯受挫后重启的新起点,而当这个起点转向电影世界,对于斯科塞斯来说,却依然是“大街叙事”在影像中的实现:对于“神圣秩序”和“道德救赎”的追求。之所以有这样的追求,“窗口取景”和“大街叙事”给了他最鲜活的文本,而实际上这里有着斯科塞斯不断探寻的心路轨迹。为什么艺术家既是黑帮也是牧师?黑帮存在,无疑就是一种对秩序破坏的犯罪,而犯罪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他们“受罪”,因为受罪而犯罪,这就是“黑帮之道”;黑帮在受罪的命运中选择犯罪,它以“以暴制暴”的方式带来了新的罪恶,这就变成了本罪,甚至是不断为罪过偿还的“缓刑”;而真正的解决之道是得到救赎,这就需要牧师的存在,牧师让受罪者不是走上犯罪道路,而是以赎罪的方式得到自我解救。在受罪的命运中,斯科塞斯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解决之道,一种是犯罪,一种是赎罪,一条以暴力展现,一条以信仰为完满,它们是两条永远互不相交的道路?
当斯科塞斯将黑帮和牧师同用“艺术家”来涵盖,实际上他并不是在非此即彼中安排关于罪的解决之道,而是在人性、道德、权力、欲望中寻求一种犯罪与赎罪的混合之道,甚至那些“先知和毒贩”的混合体一边犯罪一边赎罪,一边自由一边失去自由,一边迷失自我一边找回自我,斯科塞斯就是通过这些不同领域的天才、疯子、罪人,探索内在的暴力和愤怒对抗的较量,从而完成了对灵魂的持续剖析,可以说,他是在用摄影机代替祈祷,用电影完成忏悔,在既是黑帮也是牧师中完成“艺术家”的命名。但是不管人物身份是怎样的复杂体,解决方式是怎样的混合之道,它的原点只有一个:受罪,它是自我的迷失、信仰的缺失、权力的丧失,这是原罪混合的本罪。《谁在敲我的门》作为斯科塞斯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那个女孩脸部的特写中是一处黑点,纯洁、神圣的女孩是作为圣母形象而出现的,但是她却带着无法被抹去的黑点,“女人分为两种:好女孩和妞。”这样的二分法就构成了J.R.内心深处的双线叙事,它凸显的是神圣之爱的缺失,和脏脏之性的侵蚀,当那扇门最终被关上,进入教堂的J.R.再也看不见完好的圣母像。1972年的《冷血霹雳火》中,电影最后的结尾是比尔被钉死在火车车厢上,他宛如被暴力杀死的耶稣,爱情死去了,希望泯灭了,没有救赎,没有复活,权力和资本“杀死比尔”也杀死了救世的耶稣。
圣女受污和耶稣受难,这两部电影可以看做是斯科塞斯早期“受罪”的文本,面对受罪,“先知和毒贩”的混合体出现了,它构成了斯科塞斯最著名的黑帮电影,1973年的《穷街陋巷》可以说是黑帮电影的发轫之作,这是“大街叙事”真正影像化的开始,它也是对受罪之后信仰的怀疑,“那些东西,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只是一些话语。”查理在教堂里喃喃自语,信仰在经文中,经文被言说,但是信仰只不过是词语本身,当他将手伸向燃烧的蜡烛,痛苦成为他体验信仰的唯一办法,但这也变成了一种自我伤害,而生活在“穷街陋巷”,最后的暴力和死亡让查理在无奈喊出“上帝,我尽力了”时,也彻底将他推向了受罪的深渊,一边是庆典的狂欢,另一边是射杀的疯狂,一边是灯光璀璨的明亮,另一边是危险继续的幽暗,一边是保佑大家的上帝,另一边是救赎缺席的上帝,一边和另一边都指向了信仰,但是咫尺却是天涯,上帝永远也在别处。
《穷街陋巷》是1970年代好莱坞掀起“好莱坞运动”中的标志性作品,马丁·斯科塞斯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改革浪潮中的地位;这也是马丁·斯科塞斯和罗伯特·德尼罗首度合作的电影,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五十年“比婚姻还稳定的关系”;这更是马丁·斯科塞斯在徘徊、探索中确立自己影像风格的电影,也由此为原点构建起了极富个人叙事模式的“黑帮电影”序列——这是野蛮生长的街区帮派,这是苦闷空虚的底层状态,这是欲望释放的狂欢生存,这是以枪为“圣经”的暴力故事,在这个暴力和反暴力的世界里,斯科塞斯将“犯罪”故事称为“关于信仰的宣言”,就是在受罪而犯罪中开启黑帮电影对信仰的本质追问,“上教堂不能赎清你的罪恶——只有在街头才能做到。”受罪在街头,犯罪在街头,赎罪也在街头,“街头叙事”的真正意义是将信仰问题变成一种日常,《出租车司机》的主人公拉维斯游离在纽约,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此时,禽兽倾巢而出了,那些娼妓、醉汉、鸡奸者、毒贩都出来了。一方面他用枪和复仇取代爱和希望,让自己成为“上帝的孤独者”,更是以上帝的名义完成对罪恶本身的复仇,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必然将复仇变成新的暴力,他成为了上帝与魔鬼的独行者,先知与毒贩的混合体,“在每一个城市,都有独行人。”电影海报上这样写道。
“独行人”就像拉维斯所说:“我的生命只朝一个方向。”有时是不能逃脱的宿命,有时却是走向真正的覆灭。在斯科塞斯的黑帮电影中,犯罪成为对受罪命运的反抗,也在不断偿还罪恶的缓刑中寻找着所谓的信仰,《好家伙》中是“盗亦有道”的友情,《赌城风云》是一把钥匙体现的信任,《无间道风云》是“这里只有一个警察”的正义,《爱尔兰人》是父女之间那条缝留着的亲情,但是它们都无法在犯罪中得到救赎,都无法在暴力中抵达信仰,就像《纽约黑帮》一样,四个昼夜的血腥屠杀,暴徒们制造了纽约的黑暗,而军队又用枪镇压了反抗的人,地头帮为了“新美国”而刺杀了民选的议员,“死兔帮”用血腥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在这混杂的争斗中,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谁站在纽约的街头看见自己的家园,谁又在死亡的痛苦中被黑夜吞没?“我父亲告诉过我,一切都在鲜血和苦难中诞生。我们伟大的城市,也是如此。在此之前我们在狂热的岁月里生与死,仿佛我们曾熟悉的一切,都被一扫而空。无论他们如何重建这个城市,在剩余的时间,仿佛没有人知道你曾在这里生活过。”
不断偿还的罪构成的“缓刑”,是一种“穷街陋巷”永远的日常状态,斯科塞斯在这个从受罪到犯罪又走向新的受罪的循环结构中,并没有真正给信仰以出路,但是他的宗教电影就真的是“信仰的宣言”?斯科塞斯并没有官方定名“宗教三部曲”,《耶稣的一生》这部计划于2026年上映却“未上映”的电影之外,最接近“宗教三部曲”的是1980年的《愤怒的公牛》、1988年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和2017年的《沉默》。《愤怒的公牛》中的宗教信仰更多是一种隐喻,斯科塞斯把拳击比赛形容为“灵魂争取救赎的斗争”,在德尼罗饰演的拉莫塔的最后一局比赛中,在斯科塞斯略微仰拍的镜头中,他靠在拳击台边休息,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献血沿着拳击场边的绳索低落,成为圣物。肉体受苦,得到灵性,获得超脱,似乎成为了马丁·斯科塞斯电影的潜在逻辑,但是这是一个被隐藏的神性存在,电影引用《约翰福音》中的那段话,“在神的面前说出真相,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罪人说出真相,罪人从十字架上走下来,他就是“愤怒的公牛”拉莫塔,而走下十字架的罪人永远回不到自己的位置,最后他喃喃自语,“上场吧,冠军!”想是对自我的肯定,但其实是一种叹息,他挥舞着拳头,这个动作曾在拳击场上击败过对手,曾在监狱里击打过墙壁,但是在此刻,只有空洞的现实,甚至没有回响,没有红色的拳套——太鲜艳的颜色已经完全被残酷而暴力的黑白影像过滤了。
《愤怒的公牛》从十字架上走下成为了说出真相的罪人,而《基督最后的诱惑》中的耶稣也在死之前走下了十字架,它和犹大成为英雄、保罗成为谎言家一起,构成了斯科塞斯最离经叛道的一次改写,在乌云散去之后,耶稣看见了面前的小孩,他说自己是“守护天使”,是神派来的,于是他把耶稣从十字架上解救下来,离开了各各他,离开了死亡的神意,进入了“最后的诱惑”。它不以《圣经》为依据而以耶稣的故事为线索,是一次祛魅的过程,完成的是耶稣对十字架必死神意的逃离,片头引用了尼古斯·卡赞特扎吉斯小说中的句子:“基督的双重本质:像人一样寻求渴望,却又超凡得以由人身升华为神体,一直是我内心深处理解的谜团,自年少以来,我所有内心的痛苦、喜乐和悲伤都源于这灵与肉之间亘久不休的惨烈争斗,而我的灵魂深处就是这两派势力兵戎相见的战场。”可以说,在这里斯科塞斯和原作小说作者尼古斯·卡赞特扎吉斯一样,展现了人身与神体的矛盾、耶稣和基督的斗争,而这种矛盾和斗争真正体现的则是灵与肉之间的内在冲突。
耶稣始终作为一个肉身而存在,肉身有恐惧,有疼痛,有堕落,“要解放人的心灵,肉身才是基础”,那些神迹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肉身的解救,但是肉身的恐惧、疼痛、堕落何尝不是灵魂的恐惧、疼痛和堕落?灵与肉的冲突也是灵与肉的合一,这种合一所呈现的就是诱惑,耶稣返回人间,他和抹大拉一起生活,而抹大拉甚至怀了孕,一道光亮之后,抹大拉死去,按照守护天使的说法,“是神杀了她,带走了她,一切都交给神吧。”耶稣的俗世生活没有结束,他又和以撒路的妹妹玛丽在一起,当面对有人说:“重生的耶稣将拯救所有人。”耶稣反而认为这是谣言,“你看见重生的耶稣了?这是谣言,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要享受人生……”耶稣几乎就在这平凡的人生中走过一生,犹大突然出现,“你说在十字架上是神的旨意,但是你却逃跑了,你躲在了人间,你为何不死在十字架上?”这时耶稣才看到一直在身旁的守护天使就是那团撒旦的火,守护他的不是天使而是撒旦,于是在耶路撒冷的大火中,在犹太人的杀戮中,耶稣挣扎着爬了出来,“天父,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再接受我吗?”
走下十字架经历“最后的诱惑”,又在神的原谅和接受中重新回到十字架,神让他在“成了”之后变成了基督,属于耶稣的最后诱惑——也是作为人的最后诱惑——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一场关于灵与肉的斗争以灵魂的救赎为结局,给了肉身最后的安排。但是当故事回到了《圣经》的结构,是不是斯科塞斯的祛魅被重新回到了赋魅,是不是要回到赎罪的宗教救赎之中?一方面斯科塞斯的祛魅是从神性中看到人性,从神学中解读人学,但是另一方面最后的诱惑之后依然要成为基督,依然要走向十字架,也依然要回到斯科塞斯梦想中的牧师身份。在2017年的电影《沉默》中,斯科塞斯通过传教士在日本传教而遭受迫害的故事,探讨了上帝的“沉默”和发生的深层问题,传教士在惩罚中弃教,“踏绘”成为是否让肉身活着的考验,坚守信仰的塞巴斯蒂安最后还是选择了亵渎神灵的“踏绘”:双脚踩出去或者不踩出去是弃教和信教的分别,是背叛和信仰的不同,对于一个心怀上帝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条信仰之线,而塞巴斯蒂安在信仰的“沉默”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上前来,没关系的。踩踏我吧。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分担人们的痛苦。我背负十字架,是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你的生命现已与我同在。”
《愤怒的公牛》通过罪人说出真相,《基督最后的诱惑》在走下十字架满足诱惑后“成了”,《沉默》以内心信仰之声完成救赎,斯科塞斯像是从标志性的“黑帮系列”回到了探讨信仰的终极问题上,受罪而犯罪终究是暴力,终究是毁灭,终究是人性的沉沦,甚至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救赎也只是殉道而已,“在沉默之中,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沉默》的启示也是斯科塞斯在悖论中寻找着赎罪的可能性、世俗性意义,在上帝沉默中,信仰与反叛、圣洁与背德、强权与卑微、受难与恐惧、坚贞与隐忍、挣扎与超脱就成为了对人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这仍然是人性意义上“最后的诱惑”,就像斯科塞斯编织罪恶与暴力的美学,构建神圣与救赎的主题,创造“先知与毒贩”的混合体,就是在一遍又一遍揭示人性“最后的诱惑”中,给受罪的肉身走下十字架之后重回十字架、祛魅之后赋魅、完成电影之后在未命名、未上映中永没有终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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