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迪报告

编号:C63·2160313·1274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532762910
页数:116页

博尔赫斯代表作,小说集,1970年出版,收入《第三者》、《小人》、《老妇人》、《决斗》、《布罗迪报告》等短篇小说十一篇,其中所收同名短篇《布罗迪报告》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得到启发,呈现的是传教士布罗迪在“雅虎人”部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文明世界写的报告,报告中详尽的细节描述却营造出一种虚幻感觉。在序言中,博尔赫斯说:“我舍弃了巴罗克式的故作惊人的笔法,也没有采用出人意料的结尾。总之,我宁愿让读者对期望或惊奇有些思想准备。多年来,我认为凭借变化和新奇能写出好的作品;如今我年满七十,我相信已经找到了写作方法。文字变化既不会损害也不会改善内容,除非这些变化能冲淡沉闷,或减轻强调。语言是一种传统,文字是约定俗成的象征;独出心裁的人能做的改变十分有限;我们不妨想想马拉美或者乔伊斯的不同凡响但往往莫测高深的作品。这些合情合理的理由有可能是疲惫的结果。古稀之年使我学会了心甘情愿地继续做我的博尔赫斯。”


《布罗迪报告》:现在是匕首的回忆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遭遇》

物件是一本抽出来摊开的书,物件是一张插入却并不锋利的书签,这是一种还没有“遭遇”的状态,甚至静止为一种物件和另一种物件之间永远的距离,我站在中间。但是在我面前,遭遇必将发生,或者说,是我导致了一场遭遇。抽出、摊开、插入,都是及物动词,他们组成的动作是前后发生的,而我当完成这一系列过程之后,似乎已经把它们推向了遭遇的境地中——那么,连同我的完成,所有的动作都呈现为一种胶着状态。

但结局似乎在这一系列动作开始之前已经写好了,就在封面上,那盖过“布罗迪报告”书名的是一幅骨架,左右分叉,却结合在中间的骨骼里,似乎牢不可破,又似乎即刻散架,而关键是这一幅完成腐朽的骨架是不是和人有关,是不是象征着死亡?覆盖在书名上,就是主题之一种,但是这骨架分明是有趋向性的,倾斜45°角,以向上骗右的方向似乎爬向一个看得见的远方——就在那封面的右上方,是一个类似十字架的东西,也是倾斜的,也是断裂为一种骨骼,但是十字架的轮廓十分明显。所以当死亡降临的时候,那失去了肉体的一切是不是必须走向十字架的救赎?是不是在死亡和重生之间隔着一段看见却无法抵达的距离?

被图像化的结局,是不是也是隐喻?当我真的抽出这本书,真的打开这本书,真的插入书签,真的让两个物件遭遇,“物件比人的寿命长”是不是在封面和内页里变成一种现实?书的封面、题名、内页,仿佛就是一个物件的肉体,如果撇除里面的中心思想,撇除里面的虚构和现实主义,撇除那些时间和人物,它就如那“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两件武器,没有被打扰,静止在发生的故事里。但是沉睡不是永远的状态,沉睡意味着醒来,当那枚书签插入书页里,我似乎听到了内页如骨骼一样的断裂声,并不锋利,也没有沾血,但是在用力插入底部的过程中,它已经威胁到了安静如斯的文字,它们在那里被惊醒,遭遇如一场战争,我是那个坐山观虎斗的看客。

“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遭遇之后,故事便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颤抖的乌里亚特,颤抖的郭坎,他们手上拿着曾经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武器,他们在惊醒的文字里寻找置人于死地的方法,其实一样的惊醒,一样的颤抖,一样的武器,还有什么是遭遇之外的结局?还有什么能逃避一枚书签的谋杀?乌里亚特的武器捅进了郭坎的胸部,而郭坎躺在草坪上说了一句:“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

被惊醒又进入了梦境,是不是又是另一种沉睡?但是当武器从玻璃柜子里被唤醒,就像文字被书签所唤醒,就像封面被图像所唤醒,梦的另一个意义就是直接的死亡,而在死亡之前的唤醒,在唤醒之前的遭遇,其实并非是两个人之间的决斗,而是一种历史,一种传奇的复活。虽然两件武器都不是最著名的莫雷拉的匕首,两个人物也不是高乔的代表人物马丁·菲耶罗和堂塞贡多·松勃拉,但是当历史和传奇被复活,暴力和死亡就必然以梦的方式发生。

那把匕首其实扎进了胡安·穆拉尼亚的身上,作为巴勒莫的著名刀客,穆拉尼亚已经创造了一种历史,已经书写了一种传奇,但是在没有“遭遇”的情况下,他也如那静止的书页,也如那沉睡的武器,并没有被唤醒。当玛丽亚·胡斯蒂娜·鲁维奥·德·豪雷吉这个参加过独立战争的军人中唯一健在的后代,从朝南的后门溜出去,在深更半夜中找到那所房子,当她用瘦骨嶙峋的打手将匕首插入穆拉尼亚的肉体,巴勒莫的刀客显然没有再带刀,刀只是一个象征,它早已在历史和传奇中沉睡,“他尝过死亡的滋味,后来成了一把匕首,现在是匕首的回忆,明天将是遗忘,普普通通的遗忘。”

遗忘也如沉睡一样,在梦中变成了永恒状态,那么,男人和女人,匕首和刀,今晚和明天,一样在遭遇中走向了如封面一样的结局:只留下腐烂的骨骼,趋向于一种十字架的救赎。但是当匕首的遗忘把人带走之后,只剩下物件的寿命只能是另一种死亡,把新教、犹太教、共济会、异端邪说、无神论等等都当成同义词的那个女人成了凶手,憎恨、疯狂和所谓爱情的驱动,已经变成了遭遇的邪恶力量,纷纷在物件重新沉睡之前赶在了死亡的路上。

“遭遇”之后,是“决斗”。“命中注定要使用的话言只适于炫示辞藻,不适于表达深邃的思想或澎湃的激情”的玛尔塔·皮萨罗竟然只是一种工具,像物件本身一样在玻璃柜子里沉睡,最终被唤醒的时候,她看到了克拉拉·格伦凯恩和内利达·萨拉之间早已存在的敌对关系,但并不是野蛮,而是为了寻找闲适生活,甚至为了“创造美好事物的艺术家的世界”,有好感的两个人在隐秘的决斗中反而保持了“光明磊落”的品行,所以,当“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将在黑暗中结束”变成现实的时候,奇怪的梦也如被武器刺中了胸口的郭坎一样,看见了一场梦。

决斗之后,是“决斗另篇”。指挥红党军队的胡安·帕特里西奥·诺兰的提议是:“我让你们每人脖子上先挨一刀,然后你们赛跑。上帝知道谁获胜。”时间是在太阳下山之前,决斗是关于谁是好汉的命名,而在太阳下山之前意味着在黑暗中运行的历史还没有降临,意味着“真奇怪。好像是一场梦”的虚幻还没有展开,而且还可以在挨了一刀之后赛跑。但是遭遇而决斗,决斗而另篇其实是一场关于死亡的梦,“混血儿诺兰为自己担任的角色骄傲,一激动手下失掉了准头,砍了一条从一侧耳朵连到另一侧耳朵的大口子;科连特斯人干得干净利落,只开了一个窄窄的口子。鲜血从口子里汩汩冒出来;两个人朝前跑了几步,俯面趴在地上。”

鲜血、伤口,还有疼痛,赛跑的结局是卡多索伸出了胳膊,他赢了,“不过也许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但是这场赛跑本身就是为了在上帝面前证明谁是好汉,所以上帝一定知道——仿佛又回到封面故事,倒下的骨骼以倾斜45°的方式趋向于右上方的十字架,那么这样的决斗却是积极的,因为好汉是为了让上帝知道,而死亡是为了唤醒信仰。十字架似乎永远筑在信仰的高地上,当有人倒地,当有人睡去,他们转过脸去一定会以仰视的方式看见它,所以在《马可福音》里,不识字的古特雷一家在听到《圣经》的寓言故事时,“居然全神贯注地倾听,默不作声。”不识字只是一种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的状态,而《圣经》的寓言故事是唤醒了他们,所以当物件被唤醒之后,他们必然会遭遇——一个是不识字的一家人,一个是医科学校毕业的学生,一个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寓言故事,一个则是不受宗教束缚的自由思想者。知识和思想,无神论和信仰,如何在遭遇中走向一种必然的结局?

当布特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了拯救世人才让人杀死的”,埃斯比诺萨的回答是:“是的。为了拯救世人免堕地狱。”《马可福音》开头的地方按着埃斯比诺萨的手指,就像一个物件,在沉睡后被唤醒,甚至有着一种颤抖的原始动作,因为他自言自语地说:“水开始退了。要不了多久。”自言自语之后是布雷特一字一句地跟读,物件之于物件,信仰之于信仰,遭遇并非是一场决斗,有时也是一种融入:“他们把门打开时,他看到了天空。一只鸟叫了;他想:那是朱顶雀。工具棚顶不见了;他们拆下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

是“他们”一起把门打开,是他看见了工具棚不见,是“他们”拆下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他们和他,他和他们,在这场和身份、信仰、知识有关的遭遇中,在人称的不断转换中,一定有东西在这种看似融入的过程中丢失了。丢失的东西或者在《第三者》中找到模糊却隐喻的答案,两个是混混的尼尔森兄弟,似乎都在一种做梦的状态中生活,“他们赶过牲口,套过大车,盗过马,一度还靠赌博为生。他们的吝啬出了名,唯有喝酒和赌钱的时候才慷慨一些。”但是那一次他们把一个叫胡利安娜·布尔戈斯的女人带回了家,而且,开始同居,但是女人似乎对弟弟更有好感,当哥哥离开时也说了一句:“胡利安娜就留给你啦;如果你喜欢她,你就派她用场吧。”一开始的同居并没有被唤醒,后来“派她用场”似乎也没有被唤醒,甚至后来只是为了满足两个人的欲望而被占有,其实也没有被最终唤醒。后来,他们把她卖给了妓院,后来他们分了钱,再后来他们又禁不住诱惑把她弄了出来,再后来克里斯蒂安把她杀了——当这个可以被唤醒的女人走上了一条死亡之路,那种欲望和爱,那种占有和遗弃,也始终没有让她真正“遭遇”,没有让兄弟开始“决斗”,但是当死亡发生之后,却有一种东西被唤醒了:“如今又有一条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的女人和把她从记忆中抹去义务。”

兄弟俩失声痛哭,紧紧拥抱,仿佛杀死了人是一种遗憾,是一次错误,甚至是一种罪恶,从记忆中被抹去,也像是一场奇怪的梦,而这个梦指向的不是暴力,而是消除暴力,“第三者”的存在在她被真正唤醒之后一定会带来决斗,憎恨、疯狂和所谓爱情的驱动一样会成为邪恶的力量,所以胡利安娜之死,是物件之死,是象征之死,是欲望之死,是暴力之死,而在这一切死亡之后,他们紧紧拥抱中,仿佛看见了屋子里绝无仅有的拿一本书:破旧的《圣经》。

默默无闻的《圣经》,就如在右上角的十字架,就如用大梁钉成的十字架,到底会不会让人找到皈依?其实现实就是玻璃柜子,就是沉睡的物件,警察局长俯视着众人,“这里有证人的证词和从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词上签字吧。”普通的警察也俯视着小混:“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场是什么。”而有人为了逃避坐牢完全可以成为委员会的打手:“假如我不替党办事,他们会把我重新关进去,不过我有勇气,有信心。”有人在没落的晚年还会被玉米棒子党唤醒:“大批客人的闯入、前所未有的混乱、镁光灯的闪烁、部长的讲话、穿制服的人、频频握手、开香槟酒的瓶塞声响,这一切加速了她的死亡。”而这样一种现实,其实根本无法避免遭遇,无法消除决斗,无法离开死亡,甚至无法看见那一个十字架,所以被唤醒的只有巴勒莫的刀客,只有成为记忆的匕首,只有女人被抹除的记忆,暴力在解构信仰,而真正让人进入沉睡状态的是无信仰,就如生活的城市早已在时间中错落:“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移。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堂圣地亚哥,菲施拜恩已经去世。”

城市其实空着一个位置,那个我如果是博尔赫斯的话,他一定是带着那张具有隐喻意义的封面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当然他也带来了并不锋利的书签,他制造了一次遭遇,他见证了一种决斗,他也用句子唤醒沉睡在那里的物件,“我们经历和遗忘的东西太多太多。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去世,目击证人庄严地发誓保持沉默。”所以他总是在述说,“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从而有了《小人》;“我们现在闲着没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发生的事讲给您听。”从而有了《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不管怎么样,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由于时间久远,文字表达的好坏,难免同真情有些出入。”从而有了《遭遇》。但是讲述不是为了避免故事消散,不是为了避免物件沉睡,而是在现实的境况中寻找比人的寿命更长的信仰和理想,“用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说,本集的故事都是现实主义的。”

现实主义中的虚构,博尔赫斯说是一种“偶然事件”,偶然地得到一份手稿,偶然地发现一个故事,偶然地看见一群叫做“雅虎”的部落,偶然而虚构,其实也是现实主义的一种组成部分。阿伯丁出生的苏格兰传教士,在非洲中部宣扬基督教义,后来又去巴西的丛林地带,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一个有着十字架的人,有着完整《圣经》的人,但是当那个雅虎世界闯进来的时候,到底是让自己用文明去唤醒他们的野蛮,还是在他们的野蛮中反思自己的文明?

他们佶屈聱牙的语言里没有元音,他们用扔泥巴招呼别人,他们干任何事都可以当着别人的面,他们赤身裸体,所以他们是野蛮的;但是,他们用石块做打仗的武器,他们用四个巫师挑选国王,国王可以对犯人做出有罪判决,王后用扔石块的方式处决罪人;他们还有诗人,“成员之中有人偶尔会缀成六七个莫名其妙的字。他喜不自胜,大叫大嚷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巫师和平民百姓匍匐在地,形成一个圆圈,他站在中央。”在这个被称为雅虎部落的人中间,有暴力,有野蛮,有耻辱,但是这些的暴力、野蛮和耻辱是不是现代人对于他们的命名?一个国王拥有至上的权力,但是他们却“使他伤残,烙瞎眼睛,剁去手脚,以免外面的世界转移他的圣明。”一个王后有权扔出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石头,但是公众却可以称颂王后生殖器官的美丽,朝她抛玫瑰花和恶臭的东西。

混杂在他们身上的不是文明,但也不是野蛮,而大卫·布罗迪作为一个传教士,带去的是一块表、一顶铜盆帽、一个罗盘和一本《圣经》,当他进入雅虎人的世界时,他们的确以奇怪的方式看见这些象征现代文明的东西。但是当传教失败,文明的渗透或者也变成了一种虚构,而“手稿缺第一页”的隐喻就在于野蛮和文明的遭遇中,那一种真正缺失的东西。一个城市,一个现代的城市,一个文明的城市,不是有着疯狂和混乱,不是有着刀客的匕首,不是有着十字架的异化和《圣经》的破旧,不是有着欲望和死亡,所以,对于雅虎来说,“他们有制度,有国王,使用一种以共同概念为基础的语言,像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一样相信诗歌的神圣根源,认为灵魂在躯体死亡后依然存在。他们确信因果报应。”所以野蛮之于文化,并不比罪孽的文化更低级,而野蛮和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时两个物件的遭遇,不是谁必须战胜谁,谁必须取代谁,而是在一种对决状态中照见彼此,“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阿莱夫

编号:C63·2160313·1273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2.50元
ISBN:9787532762934
页数:203页

短篇小说集,1949年出版,收入《永生》、《釜底游鱼》、《两位国王和两个迷宫》、《等待》、《阿莱夫》等十七篇,为幻想小说合集。阿莱夫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在数学中代表无穷数、无限的集合,神秘主义理解为超越时空极限的潜在的能量。在小说集所收的《阿莱夫》这篇中,“我”在自己爱慕的女人贝雅特丽齐去世之后,每年仍在她生日那天去她家里拜访,她的表哥,在郊区图书馆任职的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多年来一直在写一部题为《大千世界》的长诗,他经常在“我”面前朗诵所写的诗句,高谈阔论关于诗的艺术。因住的房子要被拆除,他向“我”吐露了一个秘密,这幢房子对他写诗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一个“阿莱夫”,那正是他写诗天赋的来源。照他所说的,我躺在幽暗地下室的砖地上,眼睛紧盯楼梯的第十九级台阶,静等阿莱夫出现,终于,我看到一个闪烁的小圆球,球里的场景令人眼花缭乱,“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那就是阿莱夫。博尔赫斯以小说的形式展开了对时间、对空间、对宇宙、对宏观与微观的思考。


《阿莱夫》:结局只在隐喻里才能找到

我叙说的故事看来不真实,原因在于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
——《永生》

从引用开始,以献辞结束,当引号作为一个起点,如何在最后的结局中逃离句子?或者说,当一种叙述变成一部小说,如何在里面发现真实存在的“我”?而我之为我,其实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原稿是用英文写的,夹有不少拉丁词语。现转载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变动。”清清楚楚写在故事的开始,而故事其实早就已经发生了,它从1929年6月的那本《伊利亚特》开始,从当年10月的乘客讲述开始,而无论是小四开六卷本的经典,还是关于卡塔菲勒斯最后死亡的传说,都在时间中变成了另一个文本,那么,如何在追溯中找回到关于“回忆”的细枝末节,如何在名言中得到“永生即死”的启示,如何在我的叙述中看见“我又成为普通人了”的迷失?

“一切新奇事物只是忘却。”引用之引用,所罗门的名言活在弗朗西丝·培根的《随笔》里,而《随笔》又活在《永生》的叙述中,而《永生》又被收录在《阿莱夫》的我小说集里,《阿莱夫》还在《博尔赫斯全集》里——像是一种从一个点到无穷点的循环,从单数到复数的集合,当那些引用在不同的文本里活着的时候,那些叙述者、传说者和作者是不是也会活着,是不是也会在不曾忘却的语言里成为最后的名言?

是为永生?转载且“文字没有任何变动”似乎就是趋向于一种原著,那么作者就是永生者,但是当死去的卡塔菲勒斯在留下的那份手稿里复活的时候,听到这个传说、读到这篇小说的人到底能不能看见“新奇事物”?答案似乎是明确的,因为“底比斯的一座花园”作为开始,把我引向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里,作为罗马执政官,我参加过埃及战争,也经历了战争的死亡,看见了城市变为废墟的悲剧,但是这真实的时间和空间却又被一句话所引诱,那个骑手在死之前说:“我寻找的是另一条河,使人们超脱死亡的秘密的河。”死亡让人寻找,寻找是为了永生,这样的因果论像是一个悖论,所以关于恒河彼岸的善,关于往西走的世界尽头,关于使人永生的河流,关于永生者居住的城市,关于棱堡、阶梯剧场和寺庙,都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一个被死亡带向神秘的传说。

有人死去,有人没有死去,世界被分隔成两种状态,截然不同,泾渭分明,即使我在带领两百名士兵前去寻找,也像是重复了一次战争:经过了蛮荒之地,有人得了热病,有人发疯而死,有人私逃,有人要暗杀我。战争似乎在重复,死亡也在重演,所以对于传说中的永生之河和永生之城,只有寻找到才能彻底告别战争的阴影。是的,它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个地下室有九扇门;八扇通向一个骗人的迷宫,最终仍回到原来的房间;第九扇(经过另一个迷宫)通向第二个圆形房间,和第一个一模一样。”另一个世界被打开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被关闭了,所以当永生出现的时候,也就是死亡的永不出现。

但是永生是一种死亡后的循环,还是遗忘死亡?当一座宫殿成为神造的杰作,当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难以置信的存在,当我在这个永生的城市里发现了可怕的一幕,永生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死亡,“它的存在和保持会污染过去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还会危及别的星球。”到处是此路不通的走廊,到处是深不可及的窗户,到处是通向斗室和枯井的门户,到处是朝下反装的楼梯,循环,反复,一模一样,这是永生的意义,但是走不出来的迷宫,建造者的神都已经发疯的城市,其意义不在于永远,而是打破永远,而是寻找出口。

那个最后的穴居人还在,那个被我发现的地下室出口还在,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了穴居人其实是看见了一种对于永生告别的启示——我命名他为《奥德赛》里那个快死的阿尔戈,就是重新寻找到我之外的客体,只有一种客体存在,出口就没有关上大门,永生就会有一次死亡,而所谓命名,就是让我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属于我的语言:“最后的我想到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时间的世界;我考虑是否可能有一种没有名词的语言,一种只有无人称动词和无词形变化的性质形容词的语言。”

但是记忆和时间却在他身上存在,“我最初创作《奥德赛》以来,已经过了一千一百年。”这一句话里明白地写着时间,写着故事,写着一个唯一的作者,他是以前一百年前的荷马?他是不死的永生者?如果永生只是关于一次时间的记忆,如果永生只是一个作者的复活,那么他必须用死亡的方式才能凸显意义,也就是说时间不会趋向于无限的存在,只有消除死亡才能达到死亡,“永生的意识是神明、可怕、莫测高深。”所以永生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平衡,就像奇数偶数,就像智慧与愚钝,就像贤明于不消,相互抵消,相互纠正,才是一种永远的平衡。所以真正永生的意义是成为所有人,“我是神,是英雄,是哲学家,是魔鬼,是世界,换一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什么都不是。”

“有一条赋予人们永生的河;某一地区应该有一条能消除永生的河。”千年前的荷马就是千年后的穴居人,曾经的罗马执政官就是现在的普通人,所以循环的死就是轮回的生,那被刺扎伤的手,那流出的血,那让人死去的战争,才是真切的,才是死亡之前最好的生命状态,“我又成为普通人了,我重复说,我又和别人一样了。那天晚上,我一觉睡到第二天天明。”双重性其实是唯一性,所以永生者的意义在于从死亡中找到生命的另一面,找到另一个我:《釜底游鱼》中那个名叫本哈明·奥塔洛拉的“好勇斗狠之外一无可取的无赖泼皮”,为什么在最后用计谋杀死的乌拉圭走私贩阿塞韦多·班德拉,却并不是一次篡夺,因为他没有看到每一个人的双重性:“奥塔洛拉临死前忽然明白:从第一天起,这帮人就出卖了他,把他判了死刑,让他得到女人、地位和胜利,因为他们把他当成死人一个,因为在班德拉眼里,他早就是釜底游鱼。”《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小传》中,被杀死女人的儿子塔德奥·伊西多罗为什么在一个夜晚的一个片段就被葬送了前程?深入骑兵团最后被包围,“他明白自己的本性应是独来独往的狼,而不是合群的狗;他明白对方就是他自己。”《阿斯特里昂的家》里,和王子一样名字的囚徒,是一个救世主还是一个罪犯?当救赎的仪式之后,手上沾着血迹的他把人送往了死亡:“我的救世主会是什么模样?我寻思着。他是牛还是人?也许是一头长着人脸良的公牛?也许和我一模一样?”

无赖泼皮成为走私的头头,报仇者成为被围困者,王子成为囚徒,一个人的双重性是消灭了唯一性,而唯一性却是打破了平衡,那么永生就是一次在迷宫里的自我死亡,《死于自己的迷宫的阿本哈坎-艾尔-波哈》里,那个二十五年前的故事在时间中变成了悬案,其实是被时间的直线拉向了无限,而消除无限的唯一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死亡,回到和死亡平衡的永生里,“主要的是消灭阿本哈坎。他伪装阿本哈坎,杀了阿本哈坎,终于成了阿本哈坎。”所以当死去之前他才会想起自己曾是国王,或者伪装过国王”。

但这是明白的结局?这是唯一的出口?这是真实的时间?那个关于永生之河和永生之城的故事只是在一本原告里,当“没有做任何修改”的手稿变成故事的时候,时间到底去了哪里?那个复活的讲述者“我”如何定义他的死亡或永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好解释。我只知道是杜撰。”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替代和命名,一定有一个原文,一定有一个作者,所以当双重性变成唯一性的时候,叙说的背后已经指向了不真实,“故事里混杂了两个不同的人的事情”也是混杂了生和死,混杂了我和他,所以当最后的结局出现的时候,“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被放在句子里的语句,被引用的语句,被时间包括进去的语句,“漫长的时间混淆了我一度听到的话和象征那个陪伴了我许多世纪的人的命运的话。”当我出现在文章里并成为那一个叙述者的时候,“结局是不能接受的”——《永生》之后是《一九五〇年后记》,卡塔菲勒斯的那句话明确地告诉了语句具有的永生意义:“接近尾声时,记忆中的形象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语句。”语句在评论里,不管是亚历山大·罗斯的《维吉尔的福音》,还是普林尼的《自然史》,不管是德·昆西的《著作集》,还是萧伯纳的《回归梅杜塞拉》,“推论说整篇文章都是伪撰。”

又回到了引用的原点,《埃玛·宗兹》在谋划报仇时给洛文泰尔是一个关于罢工的电话,而当她终于拔出沉重的手枪扣下扳机的时候,又是在电话里说出了这句话:“出了一件想不到的事情……洛文泰尔先生借口要了解罢工的情况,把我叫了来……他强奸了我,我杀了他……”《神学家》里胡安·德·帕诺尼亚批驳奥雷利亚诺观点的是一个抄本,而他被指控散布异端言论也只是一段二十个字的话,而被处死的欧福博在死亡之前所的也是一个寓言:“这种事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你们燃起的不是一堆火,而是一座火的迷宫。如果你们把我这样的人统统处以火刑,地球上容纳不下这许多火堆,火光烛天,会刺得天使们睁不开眼睛。”胡安死于一场大火,奥雷利亚诺被闪电烧着的树木烧死,同样的死亡在一个句子里变成了现实,“故事的结局只在隐喻里才能找到,因为背景已经转换到没有时间概念的天国。”与上帝对话,却只是一种现实,神学家却变成了异教徒,所以,在寓言里,正统和异端,憎恨者和被憎恨者,告发者和受害者其实是同一个人。

上帝没有唯一性?生命没有唯一性?但是为什么科尔多瓦寺院的一千二百根大理石柱子中只有一根的一条纹理叫扎伊尔?为什么摩洛哥土得安的犹太人区里只有一口水井的井底叫扎伊尔?在一个故事你里,在一个语句里,唯一性往往是从一个讲述者的口中出来的,“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人是个苦行僧,住在荒野,与世隔绝。”所以唯一性是第一人称的“我”,我是囚犯,我是王子,我是神,我是作者,“人们不得不喂我吃饭,帮我穿衣,我分不清下午和早晨,我不知道博尔赫斯是何许人。”当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制造传说的时候,其实引语、传说、词语、口诀都变成了“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九十九像是无限的一部分,像是永生的命名,而这这不过是泛神论,泛神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神论,“显而易见”的扎伊尔最后也是没有意义的注解,“也许我由于反复思考,终于会花掉那枚扎伊尔;也许上帝就在那枚钱币后面。”

两面的硬币,人却听不清神的话,显而易见的皈依却是一种亵渎,所以“神的文字”有时候只是一句魔咒,无限有时只是一个原点,“一梦套—梦,直至无穷,正像是沙粒的数目。你将走的回头路没完没了,等你真正清醒时你已经死了。”四十个字母,十四组的字,是通向“长生不死”的口诀,而当那些梦以无限的方式进入到我的身体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埋葬,所以时间也一样,在永远、永恒、永生的意义上,它就是一个通向死亡的入口,而我作为第一人称也变成了另一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不念出那句口诀;因此,我躺在暗地里,让岁月把我忘记。”

忘记,是在时间中忘记,是在神性中忘记,是在永恒中忘记,是在永生的入口处就忘记,那个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叫做“阿莱夫”,但是为什么在集合意义的《博尔赫斯全集》里被命名?为什么《阿莱夫》又成为17篇小说的集合题目?甚至为什么要把以此命名的小说放在最后一篇?也是在死亡之后,也是进入一个迷宫,也是看见了永生,“莱夫是空间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点。”当第一人称的我变成疯子进入地下室的时候,终于看见了阿莱夫:

我看到浩瀚的海洋、黎明和黄昏,看到美洲的人群、一座黑金字塔中心一张银光闪闪的蜘蛛网,看到一个残破的迷宫(那是伦敦),看到无数眼睛像照镜子似的近看着我,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镜子,但没有一面能反映出我,我在索莱尔街一幢房子的后院看到三十年前在弗赖本顿街一幢房子的前厅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细砖地,我看到一串串的葡萄、白雪、烟叶、金属矿脉、蒸汽,看到隆起的赤道沙漠和每一颗沙粒,我在因弗内斯看到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女人,看到一头秀发、颀长的身体、乳癌,看到人行道上以前有株树的地方现在是一圈干土,我看到阿德罗格的一个庄园,看到菲莱蒙荷兰公司印行的普林尼《自然史》初版的英译本,同时看到每一页的每一个字母(我小时候常常纳闷,一本书合上后字母怎么不会混淆,过一宿后为什么不消失),我看到克雷塔罗的夕阳仿佛反映出孟加拉一朵玫瑰花的颜色,我看到我的空无一人的卧室……

省略号趋向于“我看见”的无限,像是无数的沙子,无数的生命,无数的死亡,无数的时间一样,阿莱夫是世界,还是世界是阿莱夫?但是当第一人称的我看见阿莱夫的时候,我是在阿莱夫之内还是在阿莱夫之外?也就是说,我是整体的一部分还是整体之外的整体?“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这是一种悖反,因为我看见世界看见我,并不是真的看见,因为我在看见之外,我看见的世界其实像镜子一样,变成了虚幻之一种,而所有的语句、扣具、字母和词句,是不是也是放在口号里的镜子,是不是也是世界之外的阿莱夫?

“我委婉而坚决地闭口不谈阿莱夫”,这或者是最后的结局,这或者是“学会说真话”的意义,这或者是扎伊尔“显而易见”的真理,这或者是时间的唯一性,当一切在引用中变成无限的文本,其实结局只是一个隐喻,那就是在遗忘中成为自己,世界是一个阿莱夫,我在其外;第一人称的死亡,不在引号里,却在自我的无限世界里永生,就如哈姆雷特所说,“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

杜撰集

编号:C63·2160313·1272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9.60元
ISBN:9787532762903
页数:96页

小说集,收《刀疤》、《死亡与指南针》、《秘密的奇迹》、《南方》等短篇小说九篇,1944年与《小径分岔的花园》合为《虚构集》出版,延续虚构的传奇故事题材。其中作者声称“也许是我最得意的故事”的《南方》,被视作博尔赫斯写作的革命性转折点,从此,彻底取消现实与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成为博尔赫斯最惯常的写作手法。1938年圣诞前夕,博尔赫斯在上楼时头部撞上窗户,伤口感染,发展成败血症,遭受高烧、幻觉、失语折磨,一个多月后才康复,他自己这次在生死之间徘徊的经历成为《南方》的故事原型。高烧不已,噩梦不断的达尔曼在病情好转后他决定回祖辈留下的南方庄园休养,路上却卷入一场决斗,死在对手刀下。这个故事在博尔赫斯的语言迷宫里,又有另外的读法:达尔曼没有死,回南方庄园的旅程其实是他躺在病床上做的梦,他在梦中死于决斗,一个庸常生活中的人在梦中选择了他所向往的轰轰烈烈的死亡方式。


《杜撰集》: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

他结束了剧本:只缺一个性质形容词了。终于找到了那个词;雨滴在他面颊上流下来。他发狂似的喊了一声,扭过脸,四倍的枪弹把他打倒在地。
——《秘密的奇迹》

唯一的形容词,唯一的剧本,唯一的喊声,在唯一的作者唯一一次醒来之后,却变成了一次“重复”——那枪弹为什么有四倍之多?四倍的枪弹仿佛扑面而来,令人猝不及防中把那个名叫亚罗米尔·赫拉迪克的作者打倒在地,那么当这一种结局降临的时候,死亡是不是变成了一次重复,变成了一个四倍的处罚?

“亚罗米尔·赫拉迪克死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零二分”,这是清清楚楚写在末尾的句子,从月日到时分,精确到唯一的时间,曾经他以“煽动人心”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执行的日期定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九时和九时零二分,这多出来的二分钟,是不是一次重复的时间,是不是指向四倍的枪弹?但是赫拉迪克曾经说过:“人们可能遭遇的经历不是无限的,只要有一次‘重复’就足以证明时间是个假象……”所以看上去,当他被四倍的枪弹打倒在地的时候,似乎在假象的时间里,似乎经历了假象的死亡。是的,当枪口朝向他的时候,当时间指向被执行的九时的时候,那些杀他的士兵们一动不动,那个举起手臂的军士长保持着没有完成的姿势,那一只蜜蜂在后院地砖上投下的影子一动不动,还有那风也停住了,而且赫拉迪克试图喊叫时,声音也静止了,扭动的手臂也凝固了——一切的东西就在那里动弹不得,而时间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假象。

是谁赋予了这个世界凝固和动弹不得的权力?是谁阻止了时间在九时抵达一种必然的死亡?是谁制造了被抽离出去的“重复”?《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六十一节上说:“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逗留了一百年,然后使他复活。”当他被问及“你逗留了多久?”他的回答是:“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不是最后的“零二分”的时间,也不是最后一个性质形容词的寻找,而是把“一日或不到一日”变成了一百年,变成了在神的意义下的复活。

母姓是亚罗斯拉夫斯基,有着犹太血统,对贝姆的研究时兴奋犹太教的证据,以及在抗议德国兼并奥地利的生命书上签字,这是赫拉迪克罪名的由来,似乎也让他无比接近那个上帝,所以当接近上帝甚至在上帝的梦中看见重复一百年的时间,那么时间的假象就是一个可能,“只要今晚的时间在持续,我就不会死,谁都奈何不了我。”时间的持续在一个名为《仇敌》的剧本里,《仇敌》而为诗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忘记艺术的现实,所以《仇敌》的剧本变成了对于“煽动人心”罪名的消解,对于九时执行时间的消解,对于“死亡的纯粹和总体行为”的消解。

一个剧本,就仿佛是一个梦,“他想起人们做的梦是属于上帝的,迈蒙尼德斯说过,梦中的话语如果清晰可辨,并且看不见说话的人,那些话就是神圣的。”他祈求上帝,给他一年的时间完成剧本,因为“那部剧本可以成为我和您的证明”。于是他进入到了剧本里,进入到上帝的身边,进入到重复的一年时间里,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阅览室向他开放,他为寻找上帝而来,他为神圣的证明而来,就如图书馆管理员所说:“上帝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

四十万册藏书是一个无限的集合,就像一百年和一年一样,成为唯一之外可以重复的存在,而在复数的世界里寻找的只是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唯一性存在于重复性之中,所以德国人的枪弹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间隔了整整一年,所以赫拉迪克在“煽动人心”的罪名和靠近上帝的《仇敌》作者之间也间隔了整整一年,所以在一只蜜蜂在后院砖地上留下的影子和雨滴落在他面颊上的间隔时间也是整整一年——上帝恩准了他一年,其实是作为作者的自己在《仇敌》的虚构中制造了假象的一年,所以在那个梦里,在那个剧本里,在那个图书馆里,他是他创造的另一个自己,他是自己创造之后隐匿的自己。

那么,当剧本结束,当形容词被找到,当雨滴留下来,当他喊了一声,被四倍的枪弹打到在地的人是谁?或者说被历史记述的“死于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零二分”的人是谁?“他是谁”构成的是关于上帝和自己的“秘密的奇迹”,“煽动人心”的罪名就写在自己的履历上,“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的执行时间也写在历史之中,但是当“秘密的奇迹”出现之后,他在哪里成为一个秘密?他在哪里成为一个梦境?他又在哪里经历一种死亡?《刀疤》里的约翰·文森特·穆恩也是如此,那条“灰白色的、几乎不间断的弧线”,就在一侧太阳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上,这是明确的符号,连同爱尔兰登加凡地方的出生,连同差劲得像巴西人的西班牙语,连同策划过爱尔兰独立的经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都成为明确而唯一的自己,但是在那个约翰·文森特·穆恩讲述的故事里,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一个断言革命注定要胜利的人,一个被子弹擦伤左肩的人,一个在小松林里抽抽搭搭哭泣的人,一个怯懦到不可救药的人,甚至最后成了一个告密而且逃跑的人,最后,在故事里,“我从墙上将军的兵器摆设中抽出一把弯刀,用那半月形的钢刃在他脸上留下了一条半月形的永不消退的血的印记。”

他的脸上留下了永不消退的刀疤,但是,把他放进这个故事的是“我”,是名叫约翰·文森特·穆恩的叙述者,“我”说这是真相,意味着这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约翰·文森特·穆恩的故事里成为一个带着刀疤的人,一个懦弱的告密者,但是这不是一个被叙述的他,他就是我,“我用这种方式讲故事,为的是让你能从头听到尾。我告发了庇护我的人,我就是文森特·穆恩。现在你蔑视我吧。”他成为乐我,毋宁说是我用他把自己藏匿在一个故事里,藏在一条永不消退的刀疤里,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被叙述的替换中,我才逃离了刀疤的宿命,才以另一个“神秘的奇迹”制造一个他者。

《叛徒和英雄的主题》里,这样的替换和隐匿似乎更为“神秘”,也是爱尔兰,也是确定的一八二四年的时间,当秘密会议会员里出现叛徒,身为领导的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委派詹姆斯·诺兰挖出那个叛徒,而最后以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密谋者就是领袖弗格斯·基尔帕特里克,一个被爱尔兰人崇拜的英雄,一个正在策划起义的首领,以及一个签署处死告密者方案的领导者。当叛徒和英雄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当“领袖签署了自己的判决书”的时候,其实不是身份的合一,而是故意的隔离:“建议被判死刑的人死于一个身份不明的刺客手下,情节要富于戏剧性,给人们印象深刻,从而推动起义。”这是一种赎罪,也是一次隐匿,为了革命,为了起义,为了历史,基尔帕特里克必须成为另一个人,另一个被刺杀的人,于是在模仿林肯总统遇刺的剧院包厢里,于是在一八二四年被写进历史的时间里,“一颗盼望已久的子弹射进了叛徒和英雄的胸膛,他两次口喷鲜血,几乎来不及说出预先准备的话。”

这是另一个人的“结局”:当雷卡巴伦看见黑人和外地人对决的时候,他听到黑人说:“我们交手之前,我有一个要求。希望你在这次格斗中拿出所有的勇气和奸计,正如七年前你杀我弟弟的那次一样。”于是他在对歌中完成了报仇的任务,而当这个任务完成,“他成了另一个人:他杀了一个人,世界上没有他容身之地。”这是另一个人的“南方”:当落魄庄园的达尔曼带着《一千零一夜》在楼梯上被刮伤而患上败血症,他被送往疗养院的八天像是经历了八个世纪,在如梦中的车厢里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进入到自己的南方,“他想,他有一身而为二人的感觉:一个人是秋日在祖国的大地上行进,另一个给关在疗养院里,忍受着有条不紊的摆布。”

“一身为二人”的南方是不是另一种重复的假象?“叛徒和英雄”是不是被叙述的悖论?那个能够准确报出时间,能够记住每一片叶子的形态,能够学会各种语言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是不是在记忆的世界里可以忘记现实?数字超过了两万四千,梦境可以再现一整天,回忆编号成七万个,背诵《自然史》留下的一句话是“耳闻之事皆成文章”,当一个人的回忆抵得上“开天辟地以来所有人的回忆的总和”,当他成为世界上有权利把“记得”变成神圣的动词,富内斯成为无限的象征,成为神秘的奇迹,他把自己分成了无数个人,但是这种奇迹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纷繁、那么清晰,以前再遥远、再细小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晰,简直难以忍受。”这种无限带来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记忆,而他拥有这样的权利却是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而且再无站起来的可能,没康复的希望。

其实无限和重复的记忆,取消了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属性,甚至自己在“预言和金字塔之前就已存在”的传奇里隐匿而成为一种悲剧的象征。“堕落似乎已经在劫难逃。”那么当尼尔斯·吕内贝格领导诺斯替小教派出版《基督与犹大》和《神秘的救世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隐匿的历史中找到了一个替身,一个他者?《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里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到底是谁?德·昆西的猜测是:犹大出卖耶稣是为了“迫使他宣布他的神性”,以激起反抗罗马压迫的起义,吕内贝格提出的形而上学辩护是:犹大的背叛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安排好的,“圣子成为肉身之后,便从无处不在到了有形的空间,从永恒到了历史,从无限幸福到了生老病死苦;为了同这样的牺牲相匹配,一个代表全体人类的人必须作出应有的牺牲。”有形的空间、真实的历史、生老病死,其实都变成了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圣子是一个拥有肉身的凡人,而圣子的门徒犹大当然可以降格为一个告密者,“下级是上级的镜子;人间的形象和天上的形象对应;皮肤上的斑点是终古常新的星座图像;犹大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耶稣。”

被选去宣扬天国已经临近,去医治病人,叫长麻风的人洁净,叫死人复活,把鬼赶出去,犹大只不过是在完成一种救世主给他的重任,所以把罪恶归于他只是“满足于找一个卑鄙的动机”,而这个动机在吕内贝格那里是一种无限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者为了把更大的荣耀归于上帝,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犹大则贬低甚至折磨自己的精神。”而这样一种动机论直接把耶稣变成了一个犯人,“是声名狼藉的、遭到谴责的、永劫不复的凡人”,为了拯救我们,他把自己当成了凡人,而犹大的存在,就是他自我命名的一个结果:“他选择了最坏的命运:他成了犹大。”

耶稣成了犹大,他成了他者,一身而为两人,古老的神性被解构,透彻的圣子概念里添加了邪恶和不幸,关于颠覆,关于改写,关于书写,似乎吕内贝克就是那个《仇敌》的作者,就是在一年时间里寻找唯一的形容词,但是当一年最后还是回到“九时零二分”的时候,死亡以四倍枪弹到达的时候,这种颠覆、改写和书写还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制造了“他是另一个他”的作者还有什么价值?这是对于无限、重复的消解,这是对于神性、宗教的怀疑,这是对于时间、真实的审视,这是在死亡中寻找一个突破的“指南针”。

三个针对犹太教的谋杀案次第发生,第一个案件现场纸条上写着:“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已经念出。”第二个案件现场留下的是“名字的第二个字母已经念出”,当然第三个案件的现场应该写着“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是警官特莱维拉努斯看到的结局,但是他的疑问是,还会不会有第四件谋杀案,“如果今晚的事只是一场演习呢?”而埃里克·伦罗特却用一封信的引用终结这个神秘案件:“谢谢你昨晚派人送来的等边三角形。它帮我解决了问题。明天星期五,罪犯们就能关进监狱,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三个案件的现场分别是在西面的油漆厂、土伦路的酒店和北方旅馆,他们构成了一个神秘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但是三角形却不是最后的结局,系列案件其实指向的是一个菱形:第四宗谋杀案还会发生,而且正在发生。

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是菱形的最后一个点,埃里克·伦罗特终于还是走进了这个精确的顶点,当他在三层楼的最后一层看见无边无际的房子的时候,才发现“使它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漫长的岁月、我的不熟悉、孤寂”,“红”夏拉赫捆住他的手,对他说的那句话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已经念出。这句话宣布说一系列的罪案是三件。一般人都是这么理解的;但是我反复插进一些迹象,以便让你这位推理家,埃里克·伦罗特,知道罪案是四件。”四件案件,埃里克·伦罗特被引向了最后一个现场,成为夏拉赫迷局的牺牲品,成为“扣下扳机”的死者,但是当“名字的组以后一个字母已念出”,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可能?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死亡?为什么还会有另外的方向?

扩展是因为对称,是因为重复,是因为阴影,是因为时间,而实际上在第四宗案件发生之后,名字被念出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我知道一种希腊迷宫只有一条直线。在那条线上多少哲学家迷失了方向,一个简单的侦探当然也会迷失方向。”从菱形到直线,是不是不会迷失?是不是再无对称?而其实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更是会把人带向一种神秘的现场,因为并非“无用的对称和怪僻的重复”制造了假象,而唯一性也通向最后的迷宫,“我觉得世界是个走不出来的迷宫,尽管有的道路通向北方,有的通向南方,实际上都通向罗马。”

而通向最后终点的罗马才是绝对的终点,“传说神有九十九个名字;希伯来语言文化学家认为这个不全的数字是出于对偶数魔力的畏惧;哈西德教派则认为这个欠缺说明还有第一百个名字,也就是绝对名字。”当一切的化名,一切的替换,一切的他者,一切的犹大,都成为神的九十九个名字之一,那么他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绝对的名字——不在历史中,不在剧本里,不在预言中,不在传说里,就如赫拉迪克“终于找到了那个词;雨滴在他面颊上流下来”,即使四倍的子弹把他打倒在地,在唯一的动词里,他就是那个绝对的名字,绝对的自己。

小径分岔的花园

编号:C63·2160313·1271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9.60元
ISBN:9787532762897
页数:102页

小说集,1941年出版,收短篇小说七篇。其中,《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按作者所说为”侦探小说,读者看到一桩罪行的实施过程和全部准备工作”。叙述者德国间谍余准,一路躲避英国军官马登的追踪,潜入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家中,他在与艾伯特大谈一部名为《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杂乱无章的小说手稿过程中,突然开枪杀死了艾伯特,却借此成功将情报传递给了德国人。“小说—花园—迷宫”的联系第一次出现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并成为其艺术的关键词,对时间或平行或背离或汇合或交错的不同序列的理解融入他的写作,无穷的可能性由此而生。“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说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分岔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博尔赫斯想象出“一座时间的无形迷宫”,“一座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


《小径分叉的花园》:只要一本书就够了

门槛的例子十分典型:乞丐经常去的时候,门槛一直存在,乞丐死后,门槛就不见了。有时候,几只鸟或一匹马能保全一座阶梯剧场的废墟。
——《特隆、乌克巴尔、奧比斯·特蒂乌斯》

门槛的例子其实在最后才显示出来,第87页,最初出现了门槛,而后在92页、93页相继出现,在我阅读的体验中,对于门槛的态度是忽略,是跨越,并非如乞丐一样在“经常去”的状态中保留着门槛的意义,也不是在死去之后消除了它的形式。只是偶然地把《小径分叉的花园》当成了阅读的第一篇,于是在门槛的存在和不见,在阅读的向后和向前过程中,寻找那个布满了分岔迷宫的那座阶梯剧场的废墟。

其实是那个“?”字,第87页如下叙述:“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的曾孙,彭?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在用扫描笔摘录的过程中,“彭?”变成了“彭寂”,偏旁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下半部分——当笔端的那束光线缓缓照见一个字,缓缓生成一个字,为何在中间被取代了?或者不是取代,而是一种改变,扫描笔的程序里大约有一个数据库,在形体被输入过程中,它会自动识别,那么很明显,这个“?”字没有进入到数据库里。这是一道门槛,于是用输入法,而且是手写,当写完偏旁,写完下半部分,跳出来的是读音zuì,但是输入的字却变成了一个“?”——疑问,未知,假象,以及不存在?

大写的“?”质问一个小写的“?”,代表着两种疑惑,而所有的现象都明确地被告知:它无法被书写。把《小径分岔的花园》第87页的那段文字输入搜索框,跳出来无数篇存放在网络上的同题小说,而问题是,那个“彭?”并没有以统一的形式出现,有的被写成“彭辰”,有的变成了“彭蕞”,有的是和我扫描摘录一样的“彭寂”,甚至还有用如问号一样的符号代替的“彭囗”。彭辰彭蕞彭寂彭囗,似乎以一种增殖的方式代替了那个被印刷出来的“彭?”——门槛变成了无数的门槛。

一开始是被挡在门外的一根门槛,后来是辨别不清的无数根门槛,情况的复杂性显露无疑,但是从这个字的读音,我完全可以用“彭冣”这两个字代替,而其实,“冣”也无限趋同于“?”,所以在无数门槛面前,我找到了最接近本质的那根,于是从“冣”字入手,开始查阅相关的意义,清代陈昌治刻本《说文解字》:“积也。从冂从取,取亦声。才句切。”《徐曰》:“古以聚物之聚为冣,上必有覆冒之也。今借作最,误。”积聚的意思,如果还要更深一步了解的话,还有民俗参考、字形结构、音韵参考等。

大约是了解了这个字的基本意义,从彭?到彭辰彭蕞彭寂彭囗,再到彭冣,是不是在门槛的符号中进入到了一个迷宫?彭?曾经想要建造的就是一座迷宫,就如艾伯特所说:“彭?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彭辰是一个起点,彭蕞是一个起点,彭寂是一个起点,彭囗是一个起点,而最后区别最小的彭冣是不是也是另一个起点?果然从起点再出发,“?”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博尔赫斯会安排这样一个名字?是不是这个名字就是迷宫的最大入口?而作为翻译作品,当译者将博尔赫斯的原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了无数根门槛?“多语言翻译”是网上提供的一个功能,“积也”的“冣”的多语言翻译提供了英语、日语、韩语、俄语和德语的翻译,却没有博尔赫斯写作的西班牙语,先试试,点击进去却不是所谓的翻译,而是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页面,关于五行,关于八字,关于留学,关于考试……不一而足,而且是“在线翻译”的首页。

首页是一个起点,是一个入口,那些“在线翻译”都留着文字输入框,似乎你只要在里面复制彭冣、复制《小径分岔的花园》,就会立刻获得被翻译的文字,而其实,这种机器智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在没有“冣”的翻译面前,不能提供多语言翻译功能的困境面前,每一个入口其实都通向那些迷宫:“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是另一些分岔的起点。”只是对于一个字的穷根究底,只是对于一根门槛的求知欲望,却不想以实践的方式进入了迷宫,这是不是博尔赫斯早就设下的寓言?

不同的变体书写,多语言的翻译入口,首页眼花缭乱的按钮,迷宫似乎脱离了一本小说,而侵入到了现实里,那么当以一种决绝的方式放弃那些变体文字、翻译入口和在线注释,重新回到第87页,阅读的疑问变得更复杂:为什么作为“彭?的曾孙”的我,名字却是余准,而且在中国的青岛大学是一个英语教师?彭?和曾孙之间是一种家族的承续体系,但是从“彭”到“余”,却并没有实现传宗接代的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对宗法的亵渎?

这或者才是进入迷宫的入口,“我得逃跑”,这是我最迫切的想法,当骗过了理查德·马登而成为罪犯的时候,我的命运似乎只能当绞刑架,只能迎接生命的死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逃是为了证明,逃是为了离开,而逃不出去的唯一可能是:“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

所以当逃亡变成改变命运的一种方式,那么取消被叫到的名字则是最保险的办法,看起来“彭?的曾孙”成为“余准”,就是一种策略。所以迷宫在某种意义上是取消了承续的连接性,就如斯蒂芬·艾伯特博士所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这一隐秘的原因不允许手稿中出现时间这个词。”曾祖父和曾孙,就是时间迷宫的序列,“我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也就是说,迷宫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从入口进去,从起点开始,却再也无法从里面安然走出来,被包罗过去和将来的时间所吞没。所以小径分岔的花园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取消时间性,取消重复意义,取消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取消从“彭冣的”到“余准”的家族传承。

时间不出现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当取消了连续性,也就取消了时间的必然性,所以过去是一个可能,未来也是一个可能,朋友是一个可能,敌人也是一个可能:“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存在和不存在,曾孙和非曾孙,迷宫和非迷宫,在分岔的时间里,还有什么能够生生不息?“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所以,我拿出了手枪,扣下了扳机,打死了艾伯特——一个提供了曾祖父迷宫线索的朋友,是在了我的手中,而我被马登抓捕之后也被送上了绞刑架,他是我的敌人,而在这种消灭了时间必然性的死亡面前,或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迷宫取消了必然性,在可能性、偶然性中诞生了不同的死亡,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分岔出来的又一个迷宫:“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谜之为谜,是象征的迷宫,是小说的迷宫,是文本的迷宫,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取消了时间的必然性中走向无限的可能,“我认为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循环不已、周而复始。书的最后一页要和第一页雷同,才有可能没完没了地连续下去。”

循环不已的是不是“环形废墟”?周而复始的是不是“巴比伦彩票”?生生不息的是不是“通天塔图书馆”?《环形废墟》里那个梦见的人又梦见了我,梦在延续,梦在重复,“夜复一夜,他梦见少年在睡觉。”《巴比伦彩票》里,“既然彩票是偶然性的强化,在宇宙中引起定期的混乱,那么让偶然性参与抽签的全过程,而不限于某一阶段,岂非更好?”而在《通天塔图书馆》里,“图书馆是无限的、周而复始的。假如一个永恒的旅人从任何方向穿过去,几世纪后他将发现同样的书籍会以同样的无序进行重复。”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无限性,以及幻想性,其意义真的在于没完没了的时间中进入迷宫?实际上,偶然和无限并非是时间的本质意义,当一种时间没有了开始和结束,也就取消了其时间的真实意义,而那座迷宫只不过是无用的时间里让人死去的坟墓。

所以梦需要破解,彩票需要改革,图书馆需要变异,那个梦中的少年其实不在睡觉,他站了起来,而且醒了,“在那做梦的人的梦中,被梦见的人醒了。”儿子醒了,创造的儿子在等待事件的发生,即使当一场火焰烧毁了庙宇,当梦中的剧场变成废墟,他却没有被火焰吞没。而巴比伦彩票被改写的那个号码,使得赌博变成了罚款,使得偶然变成了必然,“巴比伦无非是一场无限的赌博”变成了一个传说。在通天塔图书馆里,六角形的回廊不能确定书目,二十个书架不能确定书目,二十五个书写符号也不能确定书目,而其实这种重复只是因为没有理解图书馆的正确意义,“某些语言里,‘图书馆’这个符号承认了‘普遍存在的、永久的六角形回廊系列’的正确定义,但是‘图书馆’也是‘面包’或‘金字塔’,或看仕何其他事物,解释词也有别的意义。”它的意义其实是无限伸展的,所以在意义面前,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解释的读者,就如在彭辰彭蕞彭寂彭囗中找到“彭冣”,而读者才是图书馆的主人,“当人们听说图书馆已经收集齐全所有的书籍时,首先得到的是一种奇特的幸福感。人们都觉得自己是一座完整无缺的秘密宝库的主人。”这样的主人,在博尔赫斯那里被叫做“书人”:能够发现“某个六角形里的某个书架上肯定有一本书是所有书籍的总和”。

无限而变成总和,偶然而成为必然,循环而最终被终止,博尔赫斯原注中引用莱蒂齐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话说,“庞大的图书馆是无用的;严格说来,只要一本书就够了,那本书用普通开本,九磅或十磅铅字印刷,纸张极薄,页数无限多。”一本书就是无限的书,并不是又重新开启循环的迷宫入口,而是让“可见的每一页和别的页面相映,中央的一页没有反面”,而是让图书馆成为“青灯孤照,无限无动,藏有珍本,默默无闻,无用而不败坏”的地方。

所以,博尔赫斯在书写这样一本“每一页和别的页面相映”的图书时,选择让自己成为图书的主人,读者,或者书人,“编写篇幅浩繁的书籍是吃力不讨好的谵妄,是把几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事情硬抻到五百页。比较好的做法是伪托一些早已有之的书,搞一个缩写和评论。”在《赫伯特·奎因作品分析》里,不管是《迷宫中的上帝》还是《连体孪生兄弟的奥秘》,不管是《四月三月》,还是《秘密的镜子》,它们都是伪书之一种,而这种被引用的伪书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消灭迷宫、无限、镜子做好铺垫,“无限的故事,无限的枝蔓”最终是失去了“作为人群的读者”,而博尔赫斯却成为了真正的读者,最终成为了作者:“我从题为《昨日玫瑰》的第三篇汲取灵感,写了《环形废墟》,也就是《小径分岔的花园》集子里的一篇故事。”当然,《吉河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不仅文本是伪书,连作者也是虚构的,“……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作者为梅纳尔的这句话引用的完全是塞万提斯的话,一字不差,却成为新的迷宫,所以《吉诃德》从来没有走出过“唐吉诃德”的影子,甚至它以一种缺省的方式制造着永远存在在草稿里的无限:“草稿的数量越来越多;他顽强地修订,撕毁了成千上万张手稿。他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不让它们保存下来。”

越来越多的草稿,成千上万张的手稿,这是循环的书页,却无法为一种确定性的文本找到位置,《特隆、乌克巴尔、奧比斯·特蒂乌斯》里的那个“乌克巴尔”也找不到位置,《英美百科全书》的四十六卷只有“乌普萨拉”条目,四十七卷只有“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条目,乌可巴尔、乌科巴尔、奥克巴尔、敖克巴尔……所有和乌克巴尔有关的谐音,到最后还是遍寻无着。没有乌克巴尔,是不是就没有了那部百科全书,是不是就没有了那面镜子,是不是就没有那句“男女交媾是可憎的,因为它们使人的数目倍增”,是不是就没有了特隆第一百科全书?镜子使人的书目倍增,男女交媾使人生生不息,这是无限的入口,这是偶然的延续。

“但那卷有九百二十一页,而不是标明的九百十七页。多出的四页恰好是有关乌克巴尔的条目;正如读者已经注意到的,不在字母标明范围之内。”《英美百科全书》有过这样一句话:“镜子和父亲身份是可憎的,因为它使宇宙倍增和扩散。”这可以看成是和乌克巴尔相同论题的一句话,可是为什么乌克巴尔只在那多出的四页里?四页,是不是一种确定?但是当我从第87页的门槛开始,却发现了博尔赫斯隐藏着的一个迷宫:一本书,如何以单数的页码作为终结?一张纸,正反相应,它一定是偶数的,第九百二十一页之后一定是九百二十二页,第九百十七页之后一定是九百十八页。单数是一个迷宫,而且在寻找乌克巴尔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线索都通向了让人迷惑的单数。

阿什收到的那本大八开的书一共有一千零一夜,《特隆第一百科全书》一共有十一卷,赫伯特·阿什因动脉瘤破裂去世的时间是一九三九年九月,而当初大家以为特隆就是“一团混乱,一种不负责任的狂想”,后来知道是“一个宇宙,有一套隐秘的规律在支配它的运转”……如此等等,这或者是关于数字的一个线索,却可能是真正破解乌克巴尔隐秘的理由,“谁发明了特隆?肯定不止一个人,大家一致排除了只有一个发明者的假设——像莱布尼茨那样孜孜不倦、默默无闻地在暗中摸索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当特隆成为一个集体名词的时候,它的背后一定是一个发明它的动词,动词的最初一定是单音节开始的,所以从不断出现的单数世界寻找到的入口是:“中央的一页没有反面。”没有反面中断了倍增的可能,取消了无限繁衍的偶然,所以没有名词的动词才是一种“原始语言”:“里面没有名词,但有无人称动词,由单音节的、具备副词功能的后缀或前缀修饰。”

无论是“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个”的学派,还是以辩证的游戏让数量倍增的哲学,无论是异教创始人关于九枚铜币的“骗人理论”,还是北半球语言用形容词堆砌起来的名词,其实都在繁复中让世界变成了无限、偶然的迷宫,循环不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所有的线索都变成了迷宫,而那本书,唯一的那本书,单一的那本书又在哪里?名词无非堆砌,无非比喻,而动词才是关键,才是在“找到”和“遗失”中让事物具有同一性:“比如说,《道德经》和《一千零一夜》——把它们归诸同一个作家,然后如实地确定那位有趣的‘文人’的心态……”所以单一的主体才是全能的,所以只要一本书就够了,所以门槛不需要复制,所以彭?的迷宫不需要更多的翻译和查找,也所以,那个九枚铜币的故事完全可以用博尔赫斯的语气来叙述:

甲是乙,又是丙。丙之所以发现三枚是因为他记得甲遗失了钱币;甲之所以在走廊上发现两枚钱币是因为他记得其余的钱币已经找到……

恶棍列传

编号:C63·2160313·1270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7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532762880
页数:110页

博尔赫斯首部小说作品,1935年出版,集中讲述世界各地“恶棍”的故事,既有美国南方的奴隶贩子、纽约黑帮头目,也有冒名顶替望族子弟的英国流浪汉,甚至包括日本江户幕府时期侮辱赤穗藩主而最终被复仇的礼官吉良上野介、中国清朝时期著名的女海盗郑寡妇。真实的历史背景,与作家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刻画出芜杂的社会角落里生长出来的一个个“反英雄”形象。奇绝荒诞的情节、稀奇古怪的人物、精妙幽默的语言共同构成巴罗克的浮饰风格,博尔赫斯说:“大乘禅师教导说四大皆空。这本书是宇宙中一个微乎其微的部分,就本书而言,禅师们的话很有道理。书里有绞刑架和海盗,标题上有‘恶棍’当道,但是混乱之下空无一物。它只是外表,形象的外表,正因为这一点,也许给人以欢乐。著书人没有什么本领,以写作自娱;但愿那种欢乐的反射传递给读者。”


《恶棍列传》:镜子和父道是可憎的

博尔赫斯,我又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那把刀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
——《玫瑰角的汉子》

精光锃亮的刀,清清白白的刀,不留一丝血迹的刀,放在第74页和75页之间,如果书页如刀鞘,是不是在它拔出的那一刻,寒光也会在纸上留下锋利的印痕,可是那里分明夹着一直笔,和一张书签。打开了笔帽,笔尖也是不可阻挡的,和书签一样,以最锋利的方式指向一个已经被改名的神秘故事。但是,在还没有沾染上血迹之前,一支笔或者一张书签,只是作为一种分割的存在,前和后,左和右,第74页和第75页,以及《玫瑰的汉子》之前和《玫瑰的汉子》之后。

如此画出一条分割线,就如一九三五年的出版序言和一九五四年的再版序言,被写在两种和死亡的叙事里,“事过二十年,仍按原样重印。”一种说明,其实早就抽离了那一支笔,写作者已经在文本的身后,他是不带刀的神秘人,却注定在所谓的巴罗克的风格中变成历史的一部分,“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引用《圣经》里的一个句子,就像挥舞着早已被去除了血迹的刀,精光锃亮,清清白白,谁会用淡化巴罗克的方式将一切的紧张关系淡化?所写的已经写上,那么谁在里面成为恶棍,谁在里面受到惩罚?谁在巴罗克的演绎中走向一种死亡?

“书里有绞刑架和海盗,标题上有‘恶棍’当道,但是混乱之下空无一物。”但一定是一本书,一本没有了笔照样可以书写的书,一本不插入书签照样可以阅读的书,标题也是精光锃亮,也是清清白白,他们是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是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是女海盗郑寡妇,是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是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是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是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当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出现在恶棍的名单里,他们在混论之中到底演绎了怎样的巴罗克人生?又如何在不沾血的刀子上走向死亡?

名字写在标题里,作恶的经历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某种如宿命一般的结局谁也无法改变,“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诸江之父的密西西比河,是那个无与伦比的恶棍表演的舞台。”河流是出生的证明,是表演的舞台,潦倒落魄的莫雷尔所谓的自豪,是因为有着纯粹的血统,这完全可以区别于那些所谓的密西西比河黑人,所以即使童年贫穷,即使生活艰难,即使没有读过《圣经》,他照样可以像南方老式的财主那样,看见属于自己的那些黑奴,照样可以在讲堂讲坛上布道,让赌场的老板“禁不住哭了”。身份只于他就像一五一七年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甫那样,把安德列斯群岛中那些过着非人生活、劳累致死的印第安人从金矿里置换出来,而变成黑人的地狱。

一五一七年其实是不慈善的,当黑人替代印第安人成为奴隶,他们也在只有一次的生命里劳累致死,所以莫雷尔这个“看上帝的面都能下毒手杀人”的人,在一八三四年的时候,却在黑人身上寻找另一种价值,他从种植园里逃跑的黑人卖到另一个庄园,然后从卖身的钱里获得收益,然后再帮助黑人逃跑,如此循环,最后把黑人带到已经废除黑奴制的州。这是一种带有利益的解救,在种植园里黑人是不自由的,就像在安德列斯的金矿里一样,最后的结果是劳累致死,但是当他以逃离的方式最后来到废除黑奴制的州,他就是自由的,而且还能拿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卖身钱。

但是为什么黑人还要背叛他?“出于感激或者愁苦,黑人会吐真情。”当莫雷尔甚至想要自己成为南方的财主,购置大片大片的棉花地,蓄养一批奴隶的时候,他却在背叛者告密的情况下被警察包围。侥幸逃脱的莫雷尔是不是也像黑奴一样,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这是不是意味着最后他也会拿到属于自己的卖身钱?其实对于莫雷尔来说,真正的罪恶是有人告密,有人背叛,他曾经对过千人的手下说过,如果有人反叛,最后的结局只有两条路,一是让他们落到官方手里,受到法律的制裁;另一种结局则是在脚上拴上一块石头,然后扔进滚滚浊流。

黑人为了自由背叛种植园主,为了真情背叛莫雷尔,而莫雷尔的手下背叛这个心狠手辣的解放者,是因为“密西西比河正是污浊的约旦河的极好形象”,它似乎天生具有这种邪恶的本性,作为解放者,莫雷尔用枪杀死了最后祷告的人,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的黑人奇起义,然后攻下新奥尔良,然后率领那些梦想绞死他的黑人……如此种种,历史或者可以被改写:改写黑人的命运,给些新奥尔良的历史,改写自己作恶多端的历史。

但是一八三四年,这样的慈悲故事没有发生,无与伦比的恶棍终于出现了,他不是莫雷尔,不是有着纯粹血统的莫雷尔,不是在布道时让人流泪的莫雷尔,不是帮助黑人逃跑的莫雷尔,也不是绞死那些背叛者的莫雷尔,“一八三五年一月二日,拉萨鲁斯·莫雷尔在纳齐兹一家医院里因肺充血身亡。”没有被绞死,却因肺充血而死,那么谁是那个杀死莫雷尔的凶手?当为了自由而逃跑的事情发生,当为了感化而布道的慈悲出现,当为了复仇而起义的计划实施,“一切富有诗意的因果报应”走到了悖论的一端,自由走向了不自由,慈悲走向了罪恶,复仇者却死去,甚至,“他的葬身之处也不是他罪行累累的河流。”在这悖反的结局中,莫雷尔是不是还是那个作恶多端的解放者?那死去病床上,一直清清楚楚写着肺血肿死去的人的名字:赛拉斯·巴克利。

其实,所有富有诗意的因果关系都走向了悖论,当莫雷尔变成赛拉斯·巴克利的时候,他是在逃避死亡,还是在追求另一种自由?是在等待慈悲的机会,还是隐藏另一种罪恶?或者,作为恶棍,当他们的自由和革命,当他们的暴力和破坏,无法被带向诗意的结局的时候,他们其实在寻找另一种命名。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出生登记上的名字是阿瑟·奥顿,但是,因为“博得了一户姓卡斯特罗的向人家的好感,他们收养了他,让他改姓卡斯特罗”;那个情人被套上绞索自己成为强盗首领的郑寡妇,却在和中央帝国的激战中看见了狐狸和龙的寓言,于是,“编年史家记载说狐狸得到了赦免”,她从此不再叫郑寡妇了,起了另一个名字——“慧光”;用混乱残忍而庞杂无章地书写了纽约黑帮历史的蒙克·伊斯曼,死一千二百条汉子的头目,而他有过爱德华·德莱尼的名字,有过威廉·德莱尼的名字,“又名约瑟夫·马文,又名约瑟夫·莫里斯”;欠下二十一条命,却说“墨西哥人不值得记数”的比尔,在从狱中逃离走向西部的过程中,变成了“英雄小子”比来,“逃犯比尔·哈里根就此消失。”

拿在手里的刀不是恶棍的标志,它甚至会成为英雄的符号,被替换的名字,被更改的命运,对于那些恶棍来说,他们的恶行似乎也只是出现在标题里,而在里面,其实就像那把刀,“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反对官方的起义没有发生,击败帝国海军的计划没有成功,在“狐狸寻求龙的庇护”中,他们其实都变成了“恶棍”这个名字的背叛者,背叛可以不死,可以被疾病取代,但那种被命名的故事里还有谁成为真正的恶棍?甚至变成了在西部世界里创造新历史的英雄,变成了让离开四十年的母亲重新见到的儿子,甚至是用刀子在棍子上刻上一道以平息纽约黑帮骚乱的解救者,但是当他们被重新命名的时候,那把刀子上是不是真的洗干净了血迹?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最后成为教会的牺牲品被判处十四年强制劳动,命运的结局是:“他一如既往地谦逊和希望讨好别人,往往以自我辩解开头,以忏悔告终,完全根据听众的喜好而定。”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在政客和法官的审判中也被判了十年徒刑,出狱后加入了步兵团,最后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身中五弹而死,“一只幸免于难的、极普通的猫迷惑不解地在他身边逡巡。”而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最后被加雷特郡长左轮手枪打死,“第四天,人们兴高采烈把他埋了。”而无礼的掌礼官上野介被一把刀削去了脑袋,仆从如云,前呼后拥也无法保证那一个年轻人抽出复仇的刀。

改名、顶替、误用,名字是一个恶棍的起点,当他们被重新命名的时候,其实早就不是那个恶棍了,正如蒙面染工梅尔夫的哈基姆所说:“他们看到了我的脸,所以瞎了眼。”戴着面具,就是一种被他人命名的状态,而面具里是谁,或许只有那个自己最清楚,但是面具不是自我保护,自我隐藏,而是为了遮掩一种被看见的现实,哈基姆不敬神、弄虚作假、反复无常,哈基姆颠倒天使和撒旦,哈基姆用一百一十四个瞎眼的妇女满足肉体的需要。不戴面具的人是可以看见别人的人,而看见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就是掉入到肉体有关的淫欲中,而哈基姆戴上面具纵欲在女人中间,是为了消除那种皮囊的人生:“你生前只有一具皮囊;死后遭报应时有无数具。”生前是皮囊,死后遭遇报应,生前是瞎子,死后是不是在梦中找到“特有的幸福”?面具和梦,一样是遮掩,一样是替换,一样是重新命名,于是那些被写在标题上的“恶棍”就是在被改写的人生里去除一种皮囊的宿命。

“我们居住的地球是一个错误,一种不够格的模仿。”不够格,却在模仿,于是有了镜子,于是有了出生,于是有了各种命名,而他们不约而同的结局大约是逃避不了死亡,而且是死后遭报应的死亡,所以如果存在着镜子的镜像和父道的秩序,必然存在着模仿,存在着“使地球生生不息、予以认可”的错误,他们只不过是无数恶棍序列中的一员,只不过是父道的宿命论者的延续,只不过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容和肉体,一百四十个瞎眼的妇女,当她们看不见的时候,不是废除了皮囊,一个如先知的蒙面人,当他看不见的时候,不是把肉体变成神圣,“那张到过天堂的脸,实际上是白的,是麻风病人那种特有的惨白色。”

蒙面者的欺骗,恶棍的死亡,依然在悖论的存在中消除了富有诗意的历史,当那些人终于用长枪刺向企图进行最后欺骗的哈基姆,是不是一张面具从此要从人类的道德制高点上被扯下?是不是所有的恶棍都会在混乱的历史中留下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名字?编目在《资料来源》里,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写着一个“心狠手辣的解放者莫雷尔”,菲利普·戈斯的《海盗史》里留下“难以置信的冒名者汤姆·卡斯特罗”的故事,赫伯特·阿斯伯里的《纽约的黑帮》里是“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的传奇……每一种著述都有题目,都有出版城市,都有出版年,当然,更有作者,当恶棍被写在标题上,当写进资料里,当成为真实纪年的一部分,“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便安于历史之中,无法被蒙上面具,无法被改写名字,无法被虚构在小说里。

这是巴罗克的演绎?这是混乱的传奇?但是那只是表面之一种,“你们罪孽深重,无缘看到我的荣光……”的启示录里只有那些谎言的存在,“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的刀只留下了死亡的影子,连同那支没有了笔帽的笔,连同锋利的书签,在分割而开的故事里是需要看见真正的主人:他是博尔赫斯,是把刀从马甲左腋窝下抽出来的博尔赫斯,是一个以“我”的名字讲述的博尔赫斯。

“玫瑰角的汉子”终于被翻开了那一页,不再有刀,不再有笔,不在有书签,当第74页和第75页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如镜子和现实的合体,包容在映射的区间里?那个女人已经去世,那把刀子被扔进了马尔多纳多河里,那个牲口贩子是不是只剩下尸体?“谁都明哲保身,不愿意找麻烦,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尸体扔进河里。”当死亡没有意外的降临,三个街段的故事里已经没有了威胁,“我”靠近亮着灯的窗口,最后也以熄灭的方式推向了黑暗,那么当我离开现场,离开“玫瑰角的汉子”,是不是也离开了影子?

“献给恩里克·阿莫林”的献辞写在上面,“既然问起已故的弗朗西斯科·雷亚尔,我就谈谈吧。”的说明放在第一句,而那个“一九五四年版的序言里”却提到了关于暧昧的创作,“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作为消遣”的我在这篇小说里用了“弗朗西斯科·布斯托斯”的名字署名,这是有点神秘的成功,但是,当博尔赫斯不成为最后的作者,是不是一篇被改写的故事重新找到了可憎的镜子?而且还是可憎的父道:弗朗西斯科·布斯托斯就是“一位祖父的祖父的姓名”。

自设的镜子和父道,所以从“资料来源”之后,还会有“生生不息、予以认可”的神秘和成功,还会有加紧了脚步明白一切的“我”,还会有那把看起来“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的刀,还会有绵延不绝无法破译的“双梦记及其他”:《死去的神学家》看见了和在世时一模一样的幻觉;《存放雕像的房间》里有映射着的一句话:“如有人打开本堡的门,和入口处金属武士相似的血肉之躯的武士将占领王国。”和那些书、世界地图、圆形的镜子、点金石一样,成为被照见的宿命;《双梦记》里的富人终于在自己院子喷泉底下发现了宝藏,和队长梦里看见的一模一样;而《墨中镜》里的那炳剑,终于以映像的方式落到那颗有罪的脑袋上,“他发出一声不能引起我怜悯的呻吟,倒在地上死了。”

梦,镜子,幻觉,映像,死亡,以及启示,“荣耀归于不朽的神,他手里握着无限宽恕和无限惩罚的两把钥匙。”谁在那里说话?谁制造了寓言?谁又把死亡推到了神的反面?其实没有了我,也没有被重新命名的人,那些恶棍们也早已经在“资料”里寿终正寝,当混乱的世界空无一物,当巴罗克变成死亡的色彩,当肉体在镜子和父道中只剩下虚构,血迹已经遍及了每一页纸:“我还要把我保全下来的我自己的核心奉献给她——那个与文字无关的,不和梦想做交易的,不受时间、欢乐、逆境触动的核心。”前和后,左和右,第74页和第75页,以及《玫瑰的汉子》之前和《玫瑰的汉子》之后,都以锋利的方式让“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的一切变成新的“恶棍列传”。

所以,真正的恶棍就在那里,马甲左腋窝下藏着锋利的短刀,他的名字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个被写在“有绞刑架和海盗,标题上有‘恶棍’当道”的封面上恶的作者,那时他不拄拐杖,没有失明,眼睛如一面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和子孙,上至人类的始祖亚当,下至听到世界末日号角的人。”

红楼别样红

编号:C29·2160227·1269
作者:周汝昌 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8年04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06342599
页数:287页

“《红楼梦》之红,即她的真美,就正是‘别样’的红,简单无法形容,没有一个切当的字眼可以用得上。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不断地追寻这个‘别样红’的各种缘由、因素,究竟是什么神奇的奥妙,竟使得这部‘小说’如此地夺人眼目,更令人叹为一万部书也比不上她这个‘别样’?”周汝昌认为“别样红”概括了《红楼梦》这部著作异乎寻常的内容、意义和艺术成,“她的文采之美,她的超凡迈俗的鲜活之气,那一种人间的情缘和诗词境界——远远望上去,就全与众不同。”《红楼别样红》是当代学者、红学家周汝昌重读曹雪芹《红楼梦》的新感受、新思量,全书分十二个小章节,内容是以感悟为主的新收获。


《红楼别样红》:聚散无端湘水云

只因要读懂《红楼梦》,特别是那其中之须先研究破解“荒唐言”、“辛酸泪”各各何指,而又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了一件事的“反正面”。这就是“红学”。
——《骥尾篇——说说“红学”的热闹》

反正面,却是正反事,先是那“一把辛酸泪”,再是“满纸荒唐言”,辛酸泪是实录,荒唐言才是创作,这一前一后,一实一虚构成了《红楼梦》真正的意义,是调和两方的矛盾才形成了“红学”,所以红学不是因红楼为“梦”而成为虚幻,周汝昌说,这其实是“古语的反词,名为梦幻,正是真实,而这种真实就是“真事隐去”的真实,而真事才是“辛酸泪”的全部构架——“‘红学’者,目的就在力图弄清曹雪芹用‘荒唐言’写出的‘辛酸泪’,既见其外形,又晓其内在,合起来方能真正读懂了《红楼梦》,懂了的同时也就领受了那个难以言传的‘味’。”

周汝昌说自己研究红楼整整六十年,也标识“说我是个‘考证派’,无容置疑”,这“无容置疑”的背后就是把“满纸荒唐言”以逆构的方式考证“一把辛酸泪”的实录意义,不是一种关于谜面和谜底的互文关系,而是从梦幻的文本中寻找历史的证据。所以首先是这“伟大”的作品,然后才是和曹雪芹有关的证据,是谓“别样红”,就是在与众不同中找到其个性,而这种个性在周汝昌看来是无所倚无所待的,“一生爱好是天然”,是内在而外照的,是不乞灵于自身以外去物色的。

但是,很明显,“别样红”的红学在周汝昌那里是唯一的,所以在曹雪芹所做前八十回之后的《红楼梦》,已经预兆了最后的结局,而这样的结局并非是最固化为高鹗后四十回的那种家族衰落末路,爱情分崩离析的结局,甚至在周汝昌看来,高鹗的续作乃是“伪作”,那无非是令人作呕的“扭捏”和“堆砌”——“总以为高续伪书是‘对’的,一部书除了林黛玉就什么思想艺术都不存在了。这个错觉很难难解脱匡救。”也就是说,这根本就违反了“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学脉络。

一生爱好是天然,“扭捏”和“堆砌”当然是造作,而在否定之中,天然的“别样红”到底红在哪里?周汝昌最坚持的一个观点是,红楼梦的归宿应该是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最后相会,也就是说不管是兴衰说,还是爱情说,真正的女主角应该是湘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成见和偏爱,而在周汝昌看来,却正是一把辛酸泪的真事和满纸荒唐言的审美的结合。为什么主角是湘云,传统所认为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悲剧又去了哪里?周汝昌也说,在很多人看来,史湘云是和薛宝钗被划为一党,与林黛玉“旗鼓相当”,甚至“排营对垒”,而实际上这种分类自然是走向了高鹗式的布局陷阱里。周汝昌认为宝玉对宝钗和黛玉的态度是“平起平坐”的,“一无扬张抑李,二不贬瘦褒肥”,最明确的便是那一句:“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玉带林中挂”即写黛玉,“金簪雪乡里埋”便将的是宝钗,所以部分先后,都在宝玉的世界里成为可叹可怜的过客而已。

周汝昌:解得鸿蒙原蕴水,深情似水水如天

那么,史湘云为何会成为主角?在周汝昌的观点里,有缘分论,有情感论,有预言论,有线索论,有文字论,也有突兀论。缘分论是从那一句“都道是金玉姻缘,俺只念木石前盟!”而来,周汝昌认为,金玉奇缘是表象,是一个高鹗式的陷阱而已,而真正的缘分是“木石前缘”,前缘便是旧盟,谁和宝玉有旧盟?当然是湘云,“原来,宝玉是自幼与湘云最亲厚的,因为这表妹是祖母的内孙女,她随祖姑常住贾府,故二人才真是‘青梅竹马’之深情至戚。”而当黛玉出现,并非是新的情感的起点,而只不过是宝玉失落了湘云之后的一种心理填补,也就是说,在宝玉和宝钗、黛玉相见之前,就已经和湘云相处很久,而且缘分早就定了,宝钗和黛玉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情缘,和旧盟比起来,“深浅亲疏厚薄太不一样”,甚至没办法比较。宝玉在续《庄》中说:“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在周汝昌看来,把钗、玉、花、麝者放在一起,而界定为一种“迷眩缠陷天下”的东西,就其实把湘云单独列了开来,具有不一样的分量。而这种处理,其实就是更为深层次的“书前书”和“书外书”——“此即构成它所以成为‘自传’性小说的重要标志与‘体例’”。

而其实,宝玉和湘云的那种基于缘分的情感也并非空穴来风,那一次湘云回家、恋恋不舍,宝玉送至门口,湘云回头向他叮嘱,那一个场景在周汝昌读来为之泫然心动,“觉得这比黛玉那天天流的泪要感人得多得多。”宝玉和湘云感情深厚,而在周汝昌看来,他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更符合婚姻观,如果宝玉娶了黛玉,一个只会写葬花诗,只会落泪哀愁的人,到最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结局无非是饿死,而曹雪芹也不想写成那样的小说,而与宝钗,虽然她是会过日子,会理家,但是却失去了诗意生活,而只有湘云,“德、言、容、工,才貌情思,样样具备而且超群”,她身上有宝钗和黛玉不具备的英气、豪气、侠气、正义气、爽利气,也就是说,他才是宝玉真正的情感归宿。

当然,这种真正的“木石前盟”在红楼梦里早就有了文字的佐证,在太虚幻境十二钗的“曲文”中,《乐中悲》说:“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周汝昌的疑问是,谁配称“仙郎”?在他看来,整个红楼梦,除却宝玉,没有哪个男子配称“仙”字,湘云后来嫁给了卫若兰,但是卫若兰从来不带有“仙”的来历和气质。这里就涉及到宝玉的定位,周汝昌认为宝玉的性格里有“刚性”,因为其有立足之境,便是所谓的“原则性”,在刚性之外,又有柔性,而这柔性和刚性组合成的是一种“情”,他不懂自私,不博爱,不自由地“损人利益”,在他身上体现的是“唯人主义”,而这唯人主义便使得他成为“情圣”:“宝玉是个情痴情种的最高代表。他的情,至大,至广,至诚,至切,至滦,至厚,至痛,至真,至善,至美。这是一颗无可比喻的人类心田、心地、心境、心灵。”所以周汝昌提升他为“新型圣人”——“他的崭新的价值观已然超越了以往的社会人生的标准尺度,而达到了一个升华至美、至大无名的境界。”

宝玉是圣人,湘云又是完美女性代表,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似乎是天然注定的。但是这种旧盟式的爱情注解其实在红楼里是隐秘的,但是周汝昌却从字里行间找出证据里。宝玉入园后,曾有“四时即事”的诗歌,中其《春夜即事》中说:“枕上轻寒窗外雨,眼前春色梦中人”,春色梦中人是谁,湘云曾有诗歌云“一场春梦日西斜”,所以入梦醒梦,就是一种悲欢离合。而当初警幻仙子警示宝玉的时候,那首歌里有“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周汝昌认为,上句专属湘云,下句才包括以黛钗为代表的众多群芳、千红、万艳。“春梦”专属于“云”,就是预示着湘云多经历坎坷漂泊分散,而她自称是“梦中人”,也是与宝玉诗句遥遥呼应。“梦中人”在何处相见?当然是“枕上轻寒窗外雨”的“枕上”,在《红楼梦》中,一书,群芳夜宴时写到枕,那时宝玉所倚的枕名曰“红香枕”,红香是芍药,皆特属湘云的象征丽色,而湘云的别号就是“枕霞旧友”。

“湘”在《九歌·湘君湘夫人》中找到注脚,“蜗翊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在周汝昌看来,就是湘云的季节,而“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宝湘遭变的线索;“云”则是梦云,懂了云才能解梦,才胜了花,也是一个暗示;而在湘云之外,“史”姓也暗含天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周汝昌认为,史就是野,“既以史实为据,又有文学的胜境”,如果说“林”和“薛”这两个姓是关于“荒唐言”的,那么“史”就是“真事隐去”的真事——“一把辛酸泪”,在此不在彼。而在名字之外,史湘云的故事总和红楼中的新阶段有关联,第三十一回金麒麟,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第七十回柳絮词,以至第四十九回脂粉香娃,所以周汝昌说:“只有湘云才是后半部的主角,与宝玉为对者,这个布局大章法,还不清楚吗?”

缘分论、情感论、预言论、线索论、文字论,还有突兀论,为什么史湘云在红楼中前无介绍后不交待,不是到是谁,来自哪家,是何亲戚,什么相貌,何等衣妆,只是一句“史大姑娘来了!”,而来了之后,也无“笔法”。对此,周汝昌的解释是,因为湘云就是一个熟人,就是旧识,她出来何必要去介绍,而这也正是曹雪芹的一种心态的大自由、大真实的表现——“湘云的原型是他最深印于心、刻不能忘的亲人,他太熟悉了,以至潜意识中以为读者也如此,早就太熟悉了,你只说一句她来了,就足够了”。所以突兀并非突兀,而是太熟悉懒得铺陈,懒得介绍。

而宝玉和湘云之感情,并非只是一种“荒唐言”的虚构,在周汝昌看来,它最后的指向便是“生平论”,也就是说,宝玉之于学芹,正如脂砚之于湘云。红楼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条政治棋局明争暗斗的气象,从丫鬟茜雪的重现看出是曹雪芹祖父之海棠诗典,从薛宝琴的《西江月》中的“三春事业付东风”考证是弘皙谋策推翻乾隆“大逆案”,从贾珍为秦可卿寻棺木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引出康熙的“忠臣孝子”,从雪芹笔下的“北静王”联系到康熙第二十一皇子被封慎郡王……这一条政治线索便是红楼梦真正的“本事”:“康熙废太子胤扔,被雍正谋夺了帝位,而胤扔长子弘皙欲报此仇,秘策推翻乾隆,又遭失败。两番罹祸,到乾隆五年案破,此一条十分重大的‘贵势’伏脉承传,方告结束,而雪芹家族正是因这一逆案而再度抄没治罪——家亡人散。”

而从这一条政治线索落脚为情感线索,也正是宝玉和湘云的最后归宿,而在曹雪芹和脂砚中也看出端倪,脂砚称“石兄”,唤“玉兄”,石兄,作者也。玉兄,怡红也,“脂砚声口,亲切如闻”——“脂砚对雪芹的情,方是以身心以之,性命以之,无保留,无吝惜——亦无犹豫迟疑,只因她最理解玉兄,无所用其盘算思量也。呜呼,雪芹不朽,脂砚永存。同其伟大,岂虚夸可得而侥幸者哉。”也正是这种关切、相守,才让周汝昌大卫感动:“她是是处处,如彼其关切玉兄,如彼其体贴玉兄,如彼其爱护玉兄——为之辩,为之解,为之筹,为之计,为之代言,为之调停……其无微不至,全是肺腑真情一片,略无渣滓。嗟嗟!人间哪得有此闺中知己,有此手法,有此大慈大悲菩萨,由此至仁至义侠士?雪芹有此,复何恨之有。”

而这种感动,无非是最后回到“唯人主义”的观点上来,所谓“千红一窟(哭)”,所谓“万艳同杯(悲)”,到最后也都是曹雪芹“大旨谈情”的情,宝玉之情,湘云之情,雪芹之情,脂砚之情,“这与干红万艳而同悲一哭的情,还不就是天地间万物所能具有的最广大、最崇高的‘仁’吗?”

王蒙谈红说事

编号:C29·2160227·1268
作者:王蒙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09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30211410
页数:354页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不同于刘心武的剑走偏锋,也不同于李国文的常规解读,作家王蒙对红楼的解读独辟蹊径,虽不成系统,却也灵光频现,点出了诸多疑团。《王蒙谈红说事》收录了王蒙关于《红楼梦》的文学人生评论文章。在王蒙看来,《红楼梦》首先是一本人生的大书,值得我们用一生经验细细品读,“黛玉开始很乖”、“如果你的老板是宝二爷”、“袭人算不算特务或变节分子”……王蒙认为,《红楼梦》是一个特别好谈的话题,可以借题发挥,可以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作补充。所以《红楼梦》不是政治斗争史,不是宫闱秘闻,不是猜谜游戏,它只是一本人生的大书,文学的大书。


《王蒙谈红说事》: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红楼梦》果然是百科全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都可以在《红》中找到雏形、例证,至少是可以找到类似参照事物。例如夺权——秦显家的夺取柳嫂子的厨房管理权;智力引进——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小报告与特殊补贴——袭人向王夫人报告而获额外月例;扫黄打非——宝钗劝诫黛玉不要看“少女不宜”的书与绣春囊事件;大小字报——揭发贾芹胡作非为的揭帖,等等。而且《红》中有“包产到户”——著名的探春兴利除弊的新政:——《一四〇 探春搞包产到户》

雏形、例证或者并不需要苦心去寻找,甚至在文本编辑上是显而易见的,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在封面正中央,而这无非是对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版本的一次新包装,而新包装对应的是旧酒,此前的版本书名为《不奴隶,毋宁死?》,副标题是:王蒙谈红说事。虽然这次新版版权页上标注着2011年9月为第一版,而翻过那如词牌的封面,里面的篇目却是一模一样,甚至每一单页的页眉上还赫然迎着“不奴隶,毋宁死?”这几个字,加上双页页眉的“王蒙谈红说事”,当单页双页合上的时候,无非又回归到历史——从2008年6月版本到2011年9月版本,从“不奴隶,毋宁死?”到如词牌的“王蒙谈红说事”,同样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同样是354页,无非是一次简单的翻版。

雏形、例证,当被改头换面的时候,它像新的一样,而回到历史的时候,那页眉仿佛就如爬行的“现实主义”,让人有些不快。还好,这只不过是文本的一个陷阱,没有读过2008年6月的《不奴隶,毋宁死?》,翻开第一页,阅读第一篇,看到第一行,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而当忽视了页眉,抛却了虚无的“不奴隶,毋宁死?”,回到“王蒙谈红说事”,却也看见了里面的人生。算是一种弥补,那雏形和例证倒不必过度解读,在内在的世界里,翻阅到的果真是一个既有阔达终极,又有诗意灵动的现实世界。

“我跟侧重史料钩沉的红学家不一样,史料也不是我的强项,我主要从文学与人生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王蒙的说法也是跳出《红楼梦》文本的一次经历,从书名开始,便寻找那关于现实意义的雏形好而例证,比如各种书名里,《石头记》是最好的,“石头云云,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也最哲学,同时又最令人唏嘘不已。”石头可以直击宇宙,又可以直通宝玉,既可以登高望远,又可以具体而微,登高望远的宇宙观指向的是哲学命题,具体而微的个体观,则是一个人生课题,所以由石而玉,也是找到了最原始的雏形,找到了最终极的例证。

那块玉,当变成宝玉身上的关键性部件的时候,它是一种重构,构筑的是一个符号,一条主线,一种哲学,一些情节,而最主要的是构建了另一个“自我”,在王蒙看来,宝玉生而衔之的那块玉,就是其物格化的标志,他的命运似乎就是玉的一种象征,而当宝玉戴着这块玉,它又在相反的过程中完成了人格化,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物件的玉和作为个体的贾宝玉之间形成了一个“互为主体”的关系,来源于石头,归宿于石头,“贾宝玉的平安祸福都反映到了那块玉上面”,无论是丢玉还是送玉,无论是贾宝玉还是甄宝玉,互为主体,也互为反射,看起来是一种象征主义,甚至魔幻主义,实际上是另一种现实主义,“绝非爬行的现实主义。”

爬行当然是呆板,甚至是静态,它总是缓慢地走上一个统一的路线,走向一种规定的结局,但是在王蒙看来,《红楼梦》的通灵宝玉的意义是开启了一种关于人生的哲学,它是发生学,它是未来学,它是终极关怀,而每一种发生、未来和终极关怀,都和人有关,它是具体而微的,它是平静本初的,它是有雏形有例证的,它也最令人唏嘘不已。为什么《红楼梦》里会安排一个刘姥姥?进来而出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过客类型,实际上在家族兴亡的大历史中,刘姥姥其实是一个另类的段落,而这种另类在《红楼梦》的家族变迁中,扮演了一个“进步与可爱”的类型,在“越来越有本领、越来越不动声色、越来越尖刻——越来越讨嫌”的主体线索之外,刘姥姥是“越来越可爱”,而这种可爱在宿命的结局中,自然是一种“进步的可能性”。

所以在个体人物的分析中,王蒙着眼于那些另类的个体,比如他说妙玉带着极其明显是变态特点,她是排他的,孤独的,居高的和震慑性的,是一种“雅妙逼人”的态度,雅的反面自然是俗,所以她对于俗的痛恨变成了一种变态,“她的变态的特点是自己受虐后变本加厉地施虐于人,干脆仇视一切俗人尤其是劳动人。”而这种变态在王蒙看来,却也是令人同情的,两个世界彼此隔绝,彼此痛恨,到最后却像大家族一样换来宿命的悲剧结果。所以,无论是“宿命地不可理喻地疏离着他人、疏离着家族、疏离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体制的一个”的惜春,还是“过分强势为自己掘了坟墓”的晴雯,都映射着某种现实的宿命感,而殉主拒嫁的鸳鸯,被很多人认为是抗击封建婚姻观的精神体现,为她大唱赞歌,而其实,鸳鸯的拒绝是为了为主子服务,甚至要一身殉主,这何尝不是封建时代的最生动注解,其身上的荒唐和残酷对于那一个现实来说,则是一首无声的挽歌。

这是最现实性的一种体现,所以在《红楼梦》的叙事中,雏形和例证所对应的就是一个放大的社会,在事件上,有夺权之争,有智力输出,有特殊补贴,有扫黄打非,有大字报,有包产到户的新政,无不是现实的一种反映,而在情节的演进中,既有如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非一日之寒,露出了下世的光景”的长期性结局,也有如金钏投井自尽这种天有不测风云的突发性事件,更有自四十回起“不祥之风渐渐起于青苹之未”的渐进性发展,所谓人情世情,都已经埋下了伏笔。在这个没有大决战,没有高潮,没有全景的世界里,却依然有命运和现实的大转折,王蒙认为,《红楼梦》真正具有现实主义悲剧意义是从七十四回开始的,傻大姐捡到了一个涉嫌淫秽的荷包,于是便有了搜检大观园,晴雯遂死、司棋自杀、宝钗迁出、芳官等人全部被逐,“这是一次扑杀青春的歼灭战”,当青春不再,便在铙钹齐鸣、鼓号皆响、天翻地覆、雷电交加中开始了大转折,“由吉而凶,由福而祸,由开端与发展而走向结束,由制高点而降落,由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而走向下世、没落、分崩离析。”而到了一百零五回“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一个乐极生悲、盛极而衰的过程便已经有了最终的结局,“你甚至会想起基督教的末日审判——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王蒙按照黄金分割点的美学理论,将七十四回放在了分界点上,虽然有些对于数字的过度解读,但也明晰了《红楼梦》大结构的衰败没落。一个家族的盛衰,是现实的折射,而王蒙认为,真正折射的是关于青春自由和放诞的终结。青春和爱情有关,和自由有关,甚至和诗意有关,而青春的代表自然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生活在女性世界里的贾宝玉说出了“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实际上是将青春做了一次定义,这里是平等,是交合,但是宝玉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虽然他对于封建主流价值体系和教育体系有一种逆反心理,甚至率真、任性、贪玩、笃情,但并非如评论家所说,他是反封建的斗士,“宝玉的反抗性有限,大多以孩子淘气、刁钻、撒娇的形式出现,似不能评价太高了。”实际上这种性格正是青春的典型,唯美主义、同性恋倾向,甚至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淫偶像”,都使他具有了某种自由和放诞的特点,而在这种自由之外,宝玉的“兼容性”也体现得很明显:“他可以规规矩矩地去谒见北静王;他可以乖乖地作贾母的好孙子王夫人的好儿子;他可以与花袭人或不止是花袭人“初试云雨情”同时乖乖地听袭人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训,像对待自己的姐姐;他可以与黛玉互为知己,心心相印并张扬另类叛逆情愫;他可以与秦钟一见如故,发展准同性恋的关系;他可以与晴雯共同任性而为,胡闹一番;他可以与茗烟一起大闹书房;他可以与众姐妹一起结社吟诗;他也可以与薛蟠、冯紫英、伶人蒋玉菡和妓女云儿等为伍去吃酒鬼混,与蒋玉菡交换贴身汗巾,与他们一起唱艳曲。”

而黛玉,有着强烈的个性,重感情、轻功名,一方面显示其清高,孤独、痴情是其主要特点,另一方面,却恃才、多疑,而这正是将她列入了弱者的范畴,她脖子上没有所谓的玉,她总是和诗歌、泪水、哀愁相伴,她是众姐妹里最单薄的人,正是这种弱者的形象,她“对于某某人出现、居住、享用于这里的合法性问题、资格与身份问题最为敏感,最为在乎”,说刘姥姥是“母蝗虫”便是一个例证。在这种弱势中,她唯有抓住那根爱情的稻草,“她一爱上宝玉就只能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了。”但是,在《红楼梦》里,爱情似乎并非都和青春的自由有关,在黛玉葬花之后,宝玉欲与黛玉交谈,黛玉不理他,而后来宝玉对她说的话却不像是青春的宣言,看起来更像是生活的叹息,什么陪着顽笑啊,好吃的千干净净留下来呀,亲不亲谁谁是外路呀,“完全是低水平语言:无诗情画意,无浪漫情怀,无激情浪花,无火焰喷射。”而这“不像宝玉说的”的表达在王蒙看来,却是爱情世俗化的注解:“呜呼,爱情使人超凡脱俗,使人如人仙界,飘飘然,飒飒然,云里雾里,乘扶摇而上九天,逐星月而迷五色;但爱情也使人变得现实,变得想过好日子,想过董永的而不是七仙女的生活,一句话,爱情使人如此地热爱生活,平凡的生活。”

而最后爱情在惊天动地之外,终落得悲剧下场,其实在彼岸世界里就注明了这种非世俗性的宿命性,子啊太虚幻境中,绛珠仙子和神瑛侍者之泪的奇绝故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所以黛玉在婚姻问题上深感痛苦,对环境与自己的运气总是唉声叹气,从个性意义上,就是无法逃避的现实主义,就是弱势者的最无力挣扎。但是在黛玉的孤独和痴情之外,在某些诗作里却有着关于政治的见解,元妃省亲时,代宝玉题诗中说:“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如果说,在王蒙看来,这是黛玉的应景文学代表,那么在“幽淑女悲题五美吟”中,却以古代政治风云中的女性为题,表达了另一种见解,《西施》中说:“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白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这是对于效颦东施的理解与同情,《虞姬》中说:“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把虞姬与汉室被诛功臣的命运放在一起比较,流露的是一种胜败得失的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明妃》《绿珠》《红拂》里,也都有关于哲学、政治的观点,所以王蒙发问:“林黛玉怎么了?《红楼梦》怎么了?曹雪芹怎么了?”

或者并非是反抗,只是哀叹,或者并非是政治,只是人生,女人,悲剧,何不是历史在自我身上的投影?何不是情感最终缺失的悲剧预见?何不是青春被歼灭的宿命表达?而在诗歌中寄托情怀终究无法逃脱所谓的现实主义,雏形也罢,例证也好,现实就在那里,绝非爬行,也在伤心、疑惑、悲哀中一步步走向终点。

冲积期化石

编号:C27·2160227·1267
作者:张资平 著
出版:上海书店印行
版本:198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1.60元 15.00元
ISBN:J149·1
页数:246页

1918年,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有感于自己的留学生活,遂通过文学形式将其表现出来。最初他将其定名为《他的生涯》,郭沫若认为太俗,作者便改为《冲积期化石》,1921年11月脱稿后寄郭沫若,郭转交郁达夫,郁将其列为“创造社丛书第四种”,1922年2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创造社成员张资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种,据创造社出版部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三版影印。

第三次世界大战

编号:Z48·2160227·1266
作者:【英】约翰·哈克特等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9年11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1.25元 15.00元
ISBN:统一书号3017·259
页数:421页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以什么方式,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和什地方进行?”这是“一部未来史”,英国约翰·哈克特上将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预测了1985年开始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北约军队和华约军队在欧洲中部拉开战线,世界各地也被卷入,而最后的结果是两个超级大国—一美国和中日共荣圈诞生,“美国和中日将隔着太平洋遥遥相对——我们希望它们能和睦地隔洋相望。”但是约翰·哈克特对于新出现的超级大国保持了一种孤立主义的态度,并且希望和平时期重建的欧洲不要成为一个易于发生“部落战争”的欧洲,而是希冀建立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应该成为一个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的欧洲。”

中國新文學史講話

编号:Z32·2160227·1265
作者:蔡仪 著
出版:新文艺出版社
版本:195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5900元 18.00元
ISBN: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许可证〇一一号
页数:176页

“不是叙述一般新文学运动的史实,只是考察几个新文学史上的问题;却想通过这几个问题,去认识新文学运动的大致情形,并且进一步去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如何英明地把握了新文学运动的主导方向,解决了当时新文学工作中的基本问题,指示了以后新文学发展的必然道路。”《中国新文学史讲话》的序言指明了自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到抗战文学后期,中国新文学所要承担的任务,而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四个:(一)新文学运劝和革命运动的关系;(二)新文学运动的团结和斗争;(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四)大众化的倾向。

唯物主义与辯証方法

编号:B78·2160227·1264
作者:【英】康福斯 著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本:1956年08月第一版
定价:原价0.42元 15.00元
ISBN:统一书号2002·52
页数:147页

“每一种哲学都表达一种阶级观。一切剥削阶级力图用种种掩饰和伪造来维护和辩护它们的阶级地位;但是与此相反,工人阶级从本阶级的地位和目的出发,所关心的只是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理解它们,用不着掩饰和伪造。……这个就决定了我们的哲学即唯物主义的性质。”英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康福斯在《党的哲学》中如是说。本书是作者1950年10至12月间在共产党伦敦区委员会主持下所作的讲课,所论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方法的基本观念,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唯物主义》,下编为《瓣证法》。

痖弦诗集

编号:S29·2160220·1263
作者:[台]痖弦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1版 著
定价:59.00元亚马逊42.60元
ISBN:9787549574209
页数:344页

“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痖弦在1959年5月的代表作《深渊》中这样写道,似乎也是在叙说着某种愤怒,而笔名“痖弦”,“痖”就是“哑巴”的意思,取其谐音,而“痖”的象形字体将“病”与“亚洲”的“亚”结合了起来,“弦”有“弦外之音”的意思,合起来近似于“无声的中国”仍旧翻涌着“潜在的激流”之义。这个笔名其实是对戒严时期台湾政治当局的一种“命名的抗议”。在痖弦的诗歌里,似乎从来就不缺少这样对于重复的愤怒,“人生朝露,艺术千秋,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对我说来,大概只有诗了。”《痖弦诗集》收诗人创作以来所有作品,并收有英文的译诗,由痖弦自己翻译,曾于1968年5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出版过,在“庞德式的美丽的错误”中构筑一种语言的新意。


《痖弦诗集》: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

当一年五季的第十三月,天堂是在下面。
——《深渊》

一年只有四季,一年只有十二个月,这是一年所呈现的自然计时,可是那一种用四季和十二个月组成的一年终于不再是写在历史里,终于不再活在现实里,终于不再和自然的生卒有关,我们到底会滑向哪里?是上帝挑选了这样的时间?是上帝制造了这样的日历?还是上帝在考验着下面的每一个生灵?是的,上帝应该在我们的上面,天堂应该在人世的上面,而在被颠倒的生命里,死去是必然,生存却在深渊。

一开始总是四季分明,一开始总是生死有序,一开始总是童年的“野荸荠”,一开始就有上帝的召唤,不管是“赐男孩子们以滚铜环的草坡”,还是“赐女孩子们以打陀螺的干地”,不管是太阳晒着“老婆婆的龙头拐杖”,还是掀开“那花椒前的流苏”,一切都能感受暖暖的太阳,总能听见动听的唢呐,总能看见春日坐在里面,即使秋天什么也没留下,却也“只留下一个暖暖(《秋歌——给暖暖》”,即使一切都是忧郁,在春天也都是“没有忧郁的/只有忧郁(《忧郁》)”即使男孩子和女孩子发出“妈妈为什么还不回来”的疑问,生命的历程中海油那些美好的记忆:“这样我便忆起/昨天的昨天的昨天/我用过的那个名字/面向着海,坐在露台上,穿着丝绒睡衣/把你给我的爱情像秋扇似的折叠起来/且试图使自己返回到/银匙柄上的花式底/那么一种古典(《早晨——在露台上》)”

昨天的昨天的昨天,无非是构成了一种时间的过去,在过去有用过的名字,有面向的大海,有坐着的露台,有折叠起来的爱情,而这一切都是一种古典而永恒的回忆,从早晨到晚间,从白天到黑夜,都是最值得怀念的岁月,都是自然而然的生命体验。而时间却突然老去了,甚至回忆都变成了虚构,那道一九八〇年的太阳光从蓖麻树下漏下来的时候,诗人瘂弦突然就看见了将来时——晚于那个战时的一九四二年,却把那老太阳推向了无限远,推向了虚无,推向了之后的回忆和缅怀。

起初是光明,是温暖,但一定是带着阴影的,所以当一九八〇年被照见的时候,它的背面却是那个把母亲埋在过去的一九四二年,“细脚蜂营巢于七里祠里/我母亲半掩于去年/很多鸽灰色的死的中间/而当世界重复做着同一件事/她的肩膀是石造的(《战时———九四二 洛阳》)”时间和地点,人物和事件,清清楚楚地写在一九八〇年的背面,写在生的背面,石造的肩膀是一种永恒,却把四季、十二个月,却把童年、野荸荠,却把阳光、一九八〇年都解构了,所以在春天,“我在菩提树下为一个流浪客喂马”,在夏天,“我在敲一家病人的锈门环”,在秋天,“我在烟雨的小河里帮一个渔汉撒网”,在冬天,“我在古寺的裂钟下同一个乞儿烤火”——所有的我,都不在自己的故事里,不在自己的时间里,都在为那些孤独者、病人、乞讨者提供帮助,都在用一种挣扎的方式去除时间里的阴影。是的,这就是“战时”,是土地公默然苦笑的战时,是土地婆婆“死于刈草童顽皮的镰刀”的战时,是有“很多黑十字的夜晚”,是藏有“灰鼠色的核分裂的焦虑”的食盘。

瘂弦:世界上唯一能对抗时间的,大概只有诗了。

战时也是时间的一种状态,却是黑十字带来的病态:“病钟楼,死了的两姊妹:时针和分针/僵冷的臂膀,画着最后的V(《战神》)”是“我母亲底硬的微笑不断上升遂成为一种纪念”的死亡,是“开始凄凄地/凄凄地滴血”的民族,是“宣统那年的风吹着散乱的红玉米“的历史,是“船长盗卖了我们很多春天”的“死亡航行”,是被抽掉了旋律的“无谱之歌”:“战争哟,月桂树哟,蛮有意思的各种革命哟,/用血在废宫墙上写下燃烧的言语哟,/你童年的那些全都还给上帝了哟。(《无谱之歌》)”

所以,废弃墙上的言语,必然是历史的一种失语,而当童年全部还给了上帝,我们的野荸荠不再说话,我们的风信棋不再说话,我们像一只船中之鼠,“今天能够磨磨牙齿总是好的”,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是不是另一种信仰的开始?“一日诗人,一世诗人。”瘂弦说:“面对过去,尤其是那样一个再也无法回复的、充满诗情的过去,是一种伤痛。”所以当从一九八〇的阳光而看见阴影,当从一九四二的战争看见死亡,伤痛便会慢慢扩散,但无需逃避,需要的是面对。在这种“面对伤痛”的过程中,瘂弦用了两种方式来重新进入苦难的历史,一种是空间的横向进入,另一种则是时间的纵向深入。

空间的横向进入,是一种对生存的扩展,是对文化的反思,那里有忘掉所有的悲哀、“今天我们必须工作”的巴比伦,有时间的斧子发出“一些钉棺椁的声音”的阿拉伯,有“每匹草叶中住着基督,在南方”的耶路撒冷,有“断柱上多了一些青苔”的罗马,有“在圆寂中也思念着马额马啊”的印度,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代,沉寂与复活,其实都在这空间的端点里制造新的纪事,而其实那些和空间、和城市有关的意象里,都沉淀着关于生与死的疑问:“在塞纳河与推理之间/谁在选择死亡/在绝望与巴黎之间/唯铁塔支持天堂(《巴黎》)”,而这种生与死的疑问也是关于文化的继承问题,所以当瘂弦的目光转回来的时候,“在中国大街上”又必然提出何为“一日诗人,一世诗人”。

在中国街上有吸墨纸的“梦和月光”,也有寂寥的“三明治和牛排”,有“接不到女娲那里去”的公用电话,甚至龙这种生物也被质疑,所以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现状,“穿灯草绒衣服”的诗人就需要寻找一种皈依,寻找新的定义,“且陪缪斯吃鼎中煮熟的小麦/且思想走着甲骨文的路/且等待性感电影的散场/且穿灯草绒的衣服(《在中国街上》)”交接与联系,复活与新生,只有诗人在灯草绒的衣服里才能融合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才能在“断柱”的状态下延续文化的脉络。

而其实,这种横向的空间过渡法只是一种手段,面对沉寂的历史,面对埋没的文化,甚至面对勃勃生机的陨落,瘂弦也从纵向的时间通道寻找时间的意义。纵向而呈现的是那些群体的生命,“C教授”在夜晚以繁星组成“巨大的脸”,修女闭上眼“顺手将钢琴上的康乃馨挪开”,弃妇“恨听自己的血/滴在那人的名字上的声音”……这些群体都在以一种逃避的方式面对现实,甚至以一种虚无的面具遮挡,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化解生命的存在意义,所以当《上校》的一条腿“诀别于一九四三年”,对于他来说,这一个制造伤害的时间注定会让他迷失于自我的存在,所以最后的结局是:“他曾听到过历史和笑”。历史是一种不消逝的过去,笑是一种对苦难的化解,所以一条腿的“单数人生”里,保留的是一种对历史的永恒叙事,而如果这个“上校”完全脱离于战争的身份,那么他可能就是那个处在伤痛中的诗人,对于无法回复的、充满诗情的过去,他所需要的是一首支撑的诗歌。

诗歌是“从感觉出发”的心情,当那个“下午”传来墓中牙齿的声音,“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所有的日子?”是不是就是在寻找超越死亡的永恒?当“夜曲”“以眼睛/把死者捞起”,是不是一种谎言中的拯救?当“一到了晚上”“梦是一件事炸弹是一件事”,是不是就是对战争的隔离?引用W.H.奥登的那句诗“对我来说,活着常常就是想着”,那么所有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回到永恒的另一种方法,活着就是想着,想着就是思考,思考就是不再睡去。那感觉之前的一切存在,都是趋向于死亡,何其可怖的日子在回响,有人抓着墓中的泥土,名字被浸入历史的险滩,死亡面前,是“那些永远离开了钟表和月份牌的/长长的名单”,但是当“他们把我卖给死”,却是一次革命式的复活,因为诗人会在死亡中找到另一种力量“如这回声的日子,自焦虑中开始/在镜子的惊呼中被人拭扫/在鲟角盘子待人拣起/在衙门中昏暗/在床单上颤栗(《从感觉出发》)”。

这是一部感觉的编年纪,而不管是横向空间的进入,还是纵向时间的深入,在瘂弦的诗歌世界里,总是在寻找那一个如诗人的上帝,而当一年变成五季,变成十三个月,当天堂在下面,其实是一种错乱,一种颠覆,垂在十字架上的只有憔悴的额头,只有写在风上写在旗上被抛弃的名字,只有“向坏人致敬,微笑和不朽”却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我们,“这是日子的颜面;所有的疮口呻吟,裙子下藏满病菌。”滑下深渊的就是这带有病态的一切,如何上升如何救赎如何抵达天堂,那一个词是“我活着”,活着才可以为去年的灯蛾立碑,活着才能用铁丝网煮熟麦子,“哈里路亚!我仍活着,双肩抬着头,/抬着存在与不存在,/抬着一副穿裤子的脸。”

其实,活着就是在苦难中为卑微立碑,在伤痛中抵达麦子,就是在深渊中打开窗打开镜,迎来笑迎来血,就是把罪恶沿街叫卖,就是重新看见那一道一九八〇年从蓖麻树下漏下的光,尽管刺伤眼睛,但是那里面同样有诗意的麦芒,所以深渊到底,意味着一次反弹,意味着一种超越,意味着凝聚一种力量,意味着可以像拯救者一样喊出诗人的声音:“哈里路亚!我仍活着。/工作,散步,向坏人致敬,微笑和不朽。/为生存而生存,为看云而看云,/厚着脸皮占地球的一部分。(《深渊》)”

从深渊走向阳光照耀的地方,甚至走向有阴影的一九八〇年,瘂弦就如“背负/第二支可笑的十字架”,天堂不再上面,不再下面,却在自己身上,因为每一个诗人都是自己,都是在时间的荒诞中拯救者:“有那么一个人/他真的瘦得跟耶稣一样(《序诗·剖》”。

斯通纳

编号:C55·2160220·1262
作者:【美】约翰·威廉斯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10月第1版 著
定价:39.00元亚马逊29.10元
ISBN:9787208130500
页数:336页

这是一部被7家出版社退稿的小说,在作者约翰·威廉斯43岁时,终于被一位年轻的编辑慧眼识中,却因为销量不济,很快绝版。但50年来,这本在书店难觅身影的书,却疯狂流传于二手书店与地下文学圈。蒙尘50年,重新出版,《斯通纳》一年销售超20万册。在美国密苏里州,来自偏远农场的农家子弟、19岁的威廉·斯通纳进入州立密苏里大学学习农学。自一堂选修文学课为起点,他的一生就此悄然改变。未来的斯通纳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死亡。在他生命的尽头,或许他可以坦然面对这个问题:你的一生,还要期望别的什么吗?《斯通纳》讲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爱,认同,怜悯,志业,傲骨,信任与死亡:“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处于成功的边缘,你会被自己的缺点毁掉。所以,你被选中,被挑出来;天意,它的幽默感经常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天已经把你从这个世界的大嘴里抓出来,安全地放在这儿,放在你的兄弟中间。”


《斯通纳》: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

他觉得这是一种公共悲剧的力量,一种恐怖,一种如此无所不在的仇恨,连私人悲剧和个体不幸都被转移成另一种生存状态,而且被那种宏大强化了,这一切都在这种宏大中发生,感觉就像一个孤独的坟墓带来的冲击力可能会被周围巨大的荒凉衬托得更加突出。

公共对应私人,宏大对应微弱,当两种力量交错而对立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是强化和影响,而是覆盖和取消,甚至那种自我的孤独感也在所谓的宏大叙事中变成了一种讽刺,那是战争,无法逃避的战争,置人于死地的战争,而即使被改变了生存状态,对于斯通纳来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36年的叛乱,都在把生命可能的状态带向一种虚无,仿佛是被抹去的命运,剩下的只有那个完全符号化的名字,不指向身体和欲望,不指向爱情和孩子,不指向我和你。

“可怜的埃德。他真是个倒霉蛋。我利用了他,你知道。”斯通纳的女儿格蕾丝把自己的丈夫叫做“倒霉蛋”,是因为在和战争有关的宏大叙事中,他只是那个生出来孩子的父亲,一种血缘关系的承续性丝毫不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他只是进入了格蕾丝的身体,只是用纯生理的关系构筑了一种婚姻,结婚,生孩子,在完成了个体的一系列转变之后,他却还是那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之后的参军,之后的上战场,之后的牺牲,对于格蕾丝来说,他只是为她带来了一个生命,没有真正的爱情,没有相守的婚姻,他始终在这一个个体叙事之外,而战争的宏大体系取消了他作为一名丈夫和一个父亲的所有意义,“我想,是我害了他。他是个多好的男孩,我们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对方。”

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埃德,只是被称为丈夫,被称为父亲,他的个体悲剧甚至变成了被遗忘的荒凉。但是在格蕾丝说出这个悲剧的时候,作为旁观者的斯通纳又具有怎样的一种个体属性?他是格蕾丝的父亲?他是伊迪丝的丈夫?他拥有过完美的爱情和永恒的婚姻?他享有了个体在伦理意义之外的全部幸福?当1941年12月的那个寒冷凄凉的下午到来的时候,当他和伊迪丝出席了在法官杂乱书房里举行的女儿婚礼的时候,当他看见头发灰白凌乱的女人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斯通纳或者也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像埃德的自己,一个被利用的自己,一个只有符号化的自己,一个被宏大叙事取消了自身意义的自己,是的,当埃德成为格蕾丝口中那个“倒霉蛋”的时候,自己何尝不是看到了被周围巨大的荒凉衬托的孤独——甚至那种孤独也在个体的不幸中,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哀叹,而从来不是某种宿命的注解。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这是在密苏里大学里,朋友马斯特思对斯通纳说的话,那时他进入了大学,他选择了农学专业,他认真学习,似乎这一切都是他命运改变的开始,1910年进入密苏里大学,对于斯通纳来说,就是另一个世界在他面前被打开了,这是19岁的斯通纳,这是对世界开始好奇的斯通纳,这是感受到一种孤独状态的斯通纳,但是斯通纳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却并没有进入,他站在门口,按照里面世界的规则改变自己,而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斯通纳的自我想象,而这种想象把他和真正的世界隔绝开来,他无法找到其中的意义,他只是像一个符号标明了自己的存在。

约翰·威廉斯:孤独是无法摆脱的私人悲剧

并不是不想进入,只是正如马斯特思所说,是拒绝跟世界拼搏,不是为了一种孤独状态,而是无法找到其中的位置,“这所大学就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这个世界的弃儿而存在;不是为那些学生而存在,也不是为了无私地追求知识而存在,不是为你听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存在只是存在,既不是逃避,也不是获得,既不是为了知识,也不是为了信仰,只是在一种隔绝的状态中,变成存在本身,“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可是,为什么一个从农场出来期望改变自己的人会在这一个庇护所里,失去拼搏的动力,为什么会在被世界吃掉再吐出来之后还在纳闷错在哪里?

把这个世界当成一个乌托邦,对于斯通纳来说,仅仅意味着改变本身,而不是其最永恒的意义。出生于密苏里中部布恩维尔村的小农场,贫穷、封闭、疾病,在斯通纳的个体意义上打上了烙印,六岁的时候,他的世界里只有瘦骨嶙峋的母牛,只有被赶进圈里的猪,只有下鸡蛋的鸡,而到十七岁的时候,在农活的重压下,“他开始驼背”。其实这样的生活具有某种家族的延续性,父亲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像五十岁,腰身佝偻,母亲双眼苍白,布满皱纹,他们在提前苍老的世界中日复一日地劳作,而最后换来的却还是土地的贫瘠和生活的绝望。但是这种生存状态对于他们来说,也变成了习惯性生活,当父亲终于死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母亲也从来不想和斯通纳一起离开这里,对于她来说,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也是不想改变的生活,而布恩维尔村最后留下的就只有那两座凄凉的坟墓。

斯通纳是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是希望结束这样一种宿命,他终于进入了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命运改变的起点,用鸡蛋钱买来的黑色绒面呢正装,用秋收的麦子抵押借来的衬衣和工作服以及25美元现金,以及农场那辆驴拉的平板车送他上学,仿佛都是用一种仪式来宣告人生新的开始。进入大学,斯通纳是开始了改变,英国文学老师斯隆给他讲述的莎士比亚诗歌让他看见了思想的力量,也终于让他感知了自己,“我想象,一个严肃的学文学的学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技能并不完全适合土地的召唤。”所以,在这样的启示下,他开始和自己的过去断裂,农场、土地、父母,或者都是他命运的羁绊,所以从农学转向文学,是一种决绝的态度,而否定过去就是意味着未来,那时,斯通纳仿佛看见了一个光明的前途正在展开,“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

探索其实意味着未知,为什么命运在改变中还是无法走出未知?为什么体验了孤独却还是找不到真正的自己?斯通纳其实被马斯特思说中了自己真正的宿命,那就是对“外面另一个世界”的拒绝,对一种变化生活无从把握的恐惧,对于那一股吞噬自己力量的恐惧,所以那扇门看上去打开了,其实是禁闭的。世界开始变化,而斯通纳却拒绝自己成为变化中的那个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最终没有像马斯特思那样走向战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拒绝是因为“他憎恨战争对大学强行制造的撕裂”——撕裂的后果是马斯特思的战死,是某种友情的消失,而对于斯通纳来说,是另一个世界对自己无情地介入。

拒绝未知,拒绝介入,在斯通纳的爱情里,事业中,和别人的交往里,他都和世界保持着距离,他都小心地呵护着自己,他曾经想要进入,曾经想要改变,但是缺少的勇气,缺少的力量,终归将他带向那和自己出生的土地一样贫穷、封闭和疾病的世界。他是爱上过伊迪丝的,他在这个独生女身上发现了一种孤单的状态,他在这个优雅的女孩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激情,尽管身为财经人士的父母对他报以冷冰冰的态度,虽然他追求伊迪丝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保护,但是在斯通纳和伊迪丝的爱情以及婚姻里,主宰关系走向的却只是一种欲望。“她的品德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家庭,本质上都是保守的,要抑制欲念,而且抑制的几乎全跟性有关。”这种压抑看起来也像是对于另一个世界的拒绝,而当欲望真正燃烧起来的时候,其实烧毁的和另一个世界的孤绝状态,是一种想退回来的保守情结。

“躺下的那阵子,他欲火难挨,欲望现在已经变成某种没有感情色彩的东西,只属于他自己。”这是斯通纳的欲望,而当他们结婚之后,当他们商量孩子的时候,“忽然,她的双手像爪子般伸过来,他几乎跳着躲开了!但是这双手只是伸向他的衣服,紧紧抓住,开始撕起来,把他拉到自己旁边的床上。她的嘴向他贴过来,大张着,热得发烫;她的双手在他全身抚摸着,拽着他的衣服,探索着他;自始至终,她的眼睛都睁着,盯着,毫不厌烦,好像这双眼睛是别人的,而且什么都没有看。”这是伊迪丝的欲望,两种欲望都在迸发,却在错失的状态中走向了两种方向。对于斯通纳来说,欲望是一种避风港,就像大学校园一样,让他有一种为存在而存在的意义,而伊迪丝的欲望,完全在一种工具式的生活中,颠覆了压抑、保守的生活方式,“这种情欲就像饥饿感,如此强烈,好像与她的自我没关系”,如此,便站在对立的两面,渐渐把爱情和婚姻都变成了一种恐惧。

那个外面的世界始终没有向斯通纳敞开大门,相反,外面的世界却向斯通纳发起了进攻,伊迪丝是其中的一种力量,当经历了压抑经历了保守,伊迪丝开始反扑,她向着最现实的方向颠覆,那一幢每月支出超过六十美元债务的房子成为斯通纳财务的最大负担,而对于自身的改变让伊迪丝成为一个恐惧的源头,她从母亲那里借了笔钱,她买了整套全新的衣服,她把头发剪短了,她买来化妆品和香水,她学会了抽烟……对于出生的女儿格蕾丝,伊迪丝更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将她变成了一种工具,买玩具、上钢琴课、办聚会、控制阅读,在斯通纳看来,伊迪丝正是通过改变女儿来达到自己颠覆的目的,而斯通纳的痛苦就在于,女儿被利用了。

除了伊迪丝,在斯通纳面前的“外面的世界”就是那个有着才华却总是和斯通纳作对的沃尔克,他打断了斯通纳的课,说出让人为难的评论,甚至故意制造紧张敌对情绪,破坏了斯通纳的整个计划,“一个人必须得准备好为自己的信念忍受痛苦。”沃尔克的讥讽不是无知,而是另一种颠覆,所以与其说是他和斯通纳作对,不如说是斯通纳和他作对,在沃尔克的身上,是斯通纳看到了愤怒和憎恨,看到了才华和思想,但是偏离了他立下的题目,甚至赤裸裸质疑自己的学术水平,这对于斯通纳来说,就是在破坏那一种恒定的状态,一种不被打扰的世界,那个最后平定的F就是斯通纳对于沃尔克的报复。而这是报复并没有使斯通纳维护自己的权威,相反,在系主任劳曼克思的威逼下,斯通纳只能妥协,只能让步,甚至只能以一种保全自己的方式回到卑微的状态。

沃尔克就是外面那个世界,斯通纳极力不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就像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阻止在外。”就如斯通纳所说:“是沃尔克。让他轻易地走进教室,那会是场灾难。”但是对于斯通纳自身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灾难?在这场把自己慢慢解构的灾难中,斯通纳是有过对于外面世界的反击,对于沃尔克,他给了他F的不及格,对于劳曼克思,他有过一种对抗,而对于伊迪丝,他也有过愤怒,而最后,这些反击都没有让他成为另一股力量,都没有让他阻止外面的那个世界,反而,他更退缩到自己的庇护所里,被世界吃掉,又被吐了出来。

和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婚外情,注解了斯通纳反击的最大行动,她让他找到了自己,让他拥有了欲望,让他回归了激情,也让他对于爱情有了某种超越现实的理解:“你最初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想去了解另一个人。”他们彼此开放,彼此占有,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是一种返回自身的努力,对于斯通纳来说,就是建立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把爱情视为转化的人类行为,一种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一天接一天,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发现、修改的状态。”

但是,这种修改的状态并没有真正成文,也就是说,凯瑟琳·德里斯科尔只不过是斯通纳寻找自我世界的一个偶然,当被别人发现的时候,他想到了两个人一起离开,这是一种勇气,但是最后却以一句“我做不到”回答了了凯瑟琳·德里斯科尔:“几乎可以肯定我就不能教书了,而你——而你也会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两个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都会——一文不名。”也就是说,斯通纳无法把自己推向另外一个世界,无法接受被破坏、被颠覆、被改写的现实,“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早知道这点。”

凯瑟琳·德里斯科尔最终离开了斯通纳,这无非宣布斯通纳已经被这个世界吃掉了,又被吐了出来,甚至真的还在寻找自己的错误,即使若干年后在凯瑟琳的著作中看见了“献给威·斯”的题辞,即使他在麻木、冷漠、孤绝的背后看见了激情和爱的力量,对于他来说,也永远不属于另外一个世界。而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那场战争,慢慢开始吞噬这个世界,女儿的丈夫埃德牺牲在这个世界里,而其实,斯通纳也难以逃脱这样一种命运,难以逃脱个体悲剧被宏大叙事所取消的宿命,直到患了癌症面临死亡,斯通纳依然无法走出被世界吃掉的最后结局,“你身体里面全被吃空了。”没有在战场上牺牲,没有冲破婚姻的牢笼,没有改变机械而封闭的学校生活,一切都向他关闭了,而他也把世界隔绝起来。

当死亡慢慢临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还不想死,发现自己还需要爱,但是那个“凯瑟琳”只是发不出声音的词汇,那个伊迪丝已不再身边,“他打开那本书,这样打开的时候,这本书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书不是自己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世界也不是自己的,而斯通纳的个体悲剧,似乎完全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死去。”

英烈传

编号:C24·2160220·1261
作者: [明]郭勋 编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著
定价:11.00元亚马逊8.30元
ISBN:9787101093803
页数:266页

《英烈传》又名《云合奇踪》、《皇明英烈传》等,章回体小说,共八十回,作者不可考,一说为郭勋。现存刊本很多。该书系明代民间流传故事改编而成,讲述元朝末年顺帝失政,朱元璋率兵起义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政权。其中一些小故事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卖乌梅、取襄阳、战滁州等。至于那些英雄似的人物如常遇春、胡大海、徐达等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今天流行的评书《明英烈》就是据此而加工所成。《英烈传》对人性在权力名利冲击下的转变,瓤画细致,戏味浓郁,其中有至死不渝的爱情;因爱成恨的畸恋。深宫喋血,争权夺位,情节诡秘出奇,动人心魄,配合精彩的武打,扣人心弦。


《英烈传》:仁政多端,说不尽洪恩等天地

这几年间,也有时改筑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的坛宇,上答乾坤的生化;也有时创四代祖宗的太庙,并同堂异室的规模;也有时教民间栽种桑麻,开衣食的本源;也有时量天时,蠲免税粮,溥无穷的惠泽;最急的设立学校,养育千人之英,万人之杰;至紧的钦定律令,爱惜蝼蚁微命、草木残生。
——《第八十回 定山河庆贺封王》

“这几年间”却也是未来,不管是筑坛宇,还是创太庙,不管是种桑麻,还是开衣食,不管是设学校,还是定律令,也不管是惜微命,还是免税粮,在一个已经被预言的世界里,已经变成了国家治理的范本,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从起兵反元,到统一中原,这种种的出生入死,也无非是为了顺应天道,无非是回应真命,所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三语,无非也是一种对于太祖圣明的写照,而当登基立国,弘开一统,那未来也是早已被书写:“仁政多端,说不尽洪恩等天地,万几无暇等闲的过隙几时光。”

“臣生于淮甸,起自濠梁。提三尺以聚英雄,统一派而救困苦。托天之德,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倚天之威,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因苍生无主,为群臣所推,臣承天之基,即帝之位,忝为天吏,以治万民。”在登基时,刘基所诵读的祝文,既是一种对于创业一统的回应,也是开启盛世的写照,而在这其中,最主要的暗示,是一种“天之德”,天之德是救万民困苦,是诛肆毒枭雄,也是造福苍生。所以时势造英雄,更是“承天之基,即帝之位”的安排,是将圣名变成现实,是将天德化为新朝。

这或者就是一种宿命论。“太平无象谁能说,只有家家清酒香。”家家清酒香的盛世是因为“天下有象”,象是一种预兆,更是一种安排。当元朝陷入末代,是荒淫失政的现实,天怒人怨,干戈四起,盗贼蜂生,无论是挖运河毁拆民庄,还是专朝政群奸肆乱,顺帝都已经将一个朝代带向了深渊,而种种的覆灭迹象也早已经显露,清德殿塌了一角,地陷—穴,贼兵也反了一十四处,甚至脱脱也被奸臣所害服鸩而死。“天苍苍,地茫茫;干戈振,未角芳。元重改,日月旁;混一统,东南方。”石碣上的二十四字就是一个预言,而顺帝的南柯一梦,更是将这种预言变得具象化:“满宫皆是蝼蚁毒蜂,令左右扫除不去。只见正南上一人,身着红衣,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手执扫帚,将蝼蚁毒蜂尽皆扫净。”

左肩架日,右肩架月,无非是一个“明”字,而这个“明”字也是上天的安排,在第四回《真命主应瑞濠梁》中,玉皇闻得世间的混乱,便问大臣如何是好,大臣的理由是:“连年战伐,只因下界未生圣主,明岁辰年,应该真龙出世,混乱乾坤,肃清世界。”所以真龙出世是为了肃清世间魑魅,“几几世修行阴德的,付他圣胎,以便生降。”但圣胎所付的选择,似乎也是一种随机,近旁的金童玉女恰好拿着日月掌扇,合在一起也恰好是个“明”字,于是玉皇下令:“我如今就着你二人脱生下世,一个做皇帝,一个做皇后,二人不许阻推。明年九月间,着送生太君,便送下去罢。”

这一幕预言的戏便开场了,太祖降生之时,是天上八音齐振,诸鸟飞绕,而在五色云中,“好似十来个天娥彩女,抱着个孩儿,连白光一条,自东南方从空飞下,到朱公家里来。”而在朱家门里,两条黄龙绕住,里面火光冲天,生下孩子,却也是异端,三日内不住啼哭,弄得居家不安,而十七岁那场天灾,却也是夺去了朱公夫妻并长子朱镇的姓名,而那南柯一梦里,仙鹤一只,朱红色高台,以及两个金刚念念有词,也都是一种预兆,而及至成人之后,预言力量似乎越发明显,太祖说:“如我果有此分,明神可再还我三个立筄。”向天空再掷,几次三番,都是立筄。

不仅是太祖,是被预言的真主,连手下的群臣将士,也都有着不同凡响的预兆,徐达出生时,合乡老小也是望见北斗右弼星光从瓦上坠下,“豁喇喇如霹雳一声,满空中如火的焰焰不息,不移时便生他下来。”而刘基闯入石室,那上面早就写好了七个大字:“此石为刘基所破。”将大石捶裂,毫光万道中是一个石函,而石函中就存放着日后随太祖征战的兵书四卷。这是开启的预言,而最后当太祖登基,建立明王朝的时候,刘基隐退,也是因为看到了那一句诗:“南北红罗一样名,只将神变显清声。大明明大胡边靖,妙玄玄妙匣中兴。卯金刀头角蛟精,未头一角尔峥嵘。须念机关无尽泄,角端见处一身清。”首句与末句的应验,也让刘基终于离开,所以当太祖赐券与众人的时候,唯独刘基拜辞不受:“臣命轻福薄,若今日受恩,必折寿算,伏乞陛下俯从臣请。”

刘伯温归回,“自在逍遥”的生活最后是“不题”的结局,但是不管是曾经的石函兵书还是最后的诗句应验,出山和归隐也都是被预言的。虽然这大明江山的开创早就是玉皇预言,但是在一统天下过程中,肩负真命的太祖还是有国家治理的文公武略。让徐达出山时,太祖就问他,如何才能治理国家,徐达说:“合天理,应人心,爱众恤物,敬老尊贤,人自乐而从之,虽小而可致大;倘奢淫暴虐,或柔而无断,或刚而少仁,或愚昧不明,或好杀不改,未有不亡者也。”而太祖在这过程中,也几乎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整治军队。天下英雄归附太祖,当兆先投降的时候,太祖说:“大丈夫存心至公,何思报复。尔果同心协力以救生民,他日功,富贵与共。”而这一番话使得“五百个人人安心,都道是天地父母之量”。当良臣纳降太祖不杀的时候,他说:“久慕仁德,多缘迷谬,归顺无阶。今幸宽宥,当效死力以谢不杀之恩。”太祖不仅不杀他,还将部下士卒,散与各将调遣,说的也是一种宽宏大量。而当军队出征常州府及宜兴、广德、宁国、镇江等处的时候,临行之前太祖告诫众将说:“尔等当体上天不忍之心,严戢将士:城下之日,毋得焚掠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

当太祖率军击败劲敌陈友谅之后,太祖便趁秋收之际恢复生产:“及时种麦、种豆、栽桑、插竹,尽力田亩,毋得扰害民生,以养天和。至于远近税粮,俱因兵戈扰攘,一概蠲免。所有罪过人犯,非是十分难赦的,俱各放释还家,并不许连累妻孥,羁縻日月。文书一到,大家小户,那个不以手加额,祝赞早平天下……”当徐达攻克元大都的时候,就严格遵守当初太祖的要求,“急令军士,不许扰害良民,擅离队伍。”而在此期间,太祖在民间遇见几件事,也是对他治理的一种考验,一是看见有人家“杀子以祭”,母亲生病,孩子用孝心祈愿,而当母亲康复之后,按照习俗却是要杀三岁孩儿“为母亲还愿”。太祖听了便喝骂道:“父子是天伦极重的至情,古礼原为长子服三年之服。今手刃其子,绝伦灭礼,惨毒莫此为甚,还认是孝子!”于是发令刑官把伯儿重杖一百,着南海充军。太祖不许有逆理惊骇之事,而当人要送美女给太祖的时候,太祖大怒说:“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耶?可即选佳婿配之。你做父亲,不令练习女工,反事,末务!”

太祖有德,也是对于预言的一种实践,是为了“仁政多端,说不尽洪恩等天地,万几无暇等闲的过隙几时光”的未来。而身为真明天子,太祖在统一过程中也是出生入死,但是在描写过程中太过于程式化,而在语言叙述中,多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的痕迹,甚至多是拼凑。第一回《元顺帝荒淫失国政》里,顺帝无道其宫殿大震,地陷一角,下出一穴,派人下去打探,里面黑气冲天,这情节与《水浒全传》中洪太尉上山进香相似。五十五回所述《常遇春辕门三射戟》中,降将吕珍直接说“闻听古来降服,有以力服,有以心服,今我等见三国中吕布能射戟上红缨,不知将军可否”。然后常遇春就命小校竖戟而射,三矢三中,吕珍等遂服。这种直接引用《三国志演义》中的故事在文中出现,足证其有很大部分内容是得自罗贯中;五十六回《张豹所摆八门阵》与《封神演义》中闻太师所摆十绝阵相仿;第三回写朱元璋插竹为旗,喝令众鹅,青者归东,白者归西,众鹅立刻就分列两旁,唯独一花鹅不知所从,往来与二旗之间,就是来自冯梦龙所编《古今笑》一书。

全书共八十回,主要叙述太祖从起兵到建国,有一半以上笔墨描写他和陈友谅、张士诚开战,其叙述战场情景几乎是翻版于《三国演义》,比如访贤徐达是“三顾茅庐”的影子,鄱阳大战的水战火攻颇似“火烧赤壁”,最后是“可惜五十余万雄兵,俱丧于此!”陈友谅逃亡,就明显是曹操败逃华容道的一种移用。文中“白猿献书”、“铁冠道人返魂”、“金童玉女下凡”则杂取明代传奇话本中的一些情节。所以,《英烈传》仿佛是杂烩的大拼盘,而这一杂糅之书在清代却遭遇了另外的命运,“系传奇小说、语句混杂,又多邪说,应销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莱说,《英烈传》以正史野史杂史缀连成篇,到是后来为评书、戏曲提供民间参考文本,或者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左撇子女人

编号:C38·2160220·1260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著
定价:49.00元亚马逊37.50元
ISBN:9787208113688
页数:377页

彼得·汉德克说:“要让这个有梦想的女人活着,永远活下去。”他以饱含着渴望女性解放的艺术之笔把一个女人的生存有意识地移植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这个名叫玛丽安娜的女人,似乎毫无先兆突如其来地解除了与丈夫的婚姻,要过上一种独立自主的日子,她好像神秘地幡然醒悟了一样。她独自承受着寂寞、忧虑、考验和时间的折磨,竭力保持独立,不屈从于任何世俗理念。“有谁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凶手,只能装模作样地继续从前的生活?”变成一个凶手,是不是意味着解放和重生?但是之前一定是毁灭。《左撇子女人》为小说集,由三部小说组成,包括《左撇子女人》、《短信长别》和《真实感受的时刻》。彼得·汉德克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左撇子女人》,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提名。


《左撇子女人》:我要尽可能地与人为敌

她站在镜子前说:“你没有暴露自己。不会再有人贬低你了!”

出版商说:“那我们也互相拥抱吧!”弗兰齐斯卡说:“我有我的间谍。”丈夫布鲁诺说:“所有我们剩下的人都用不着内疚。”只剩下女人,却把那个相互拥抱的“我们”,那个和自己在一起的间谍,那个不用内疚的“我们”放弃了,三十岁,有八岁的儿子,有爱自己的丈夫,有翻译的工作,可是却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喜欢孤独的女人,一个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女人,以及一个翻来覆去听《左撇子女人》唱片的女人。

从夜晚传出的歌声,从唱片里传出的歌声,并非是女人对面安慰自己的东西,也并非是他们所说的“我们”,左撇子女人是一个她,单数的她,怪异的她,甚至带着病态而疯狂的她,在那些公共空间里,她和“别人”在一起,和别人从办公楼里出来,和别人挤在市场摊位前,和别人坐在沙地游乐场边,甚至当她被“我”看见独自下棋,她也不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而在另一面,当“别人”离开,她便成为她,一个呗“我”定义的“你”:

我想在地球上一个陌生的地方看见你
因为在那里我将看到人群中孤独的你
而你将在千万人中看到我
我们终将走向对方

她变成你,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是因为第一人称的“我”建立了一种隔绝的秩序,那里没有别人,那里只有陌生的地方,那里只有孤独的人,但是在“我”的秩序里,“走向对方”到底是回到了和别人一起的公共空间,还是在某种想象中完成另一种孤独?唱片被反复听见,歌曲被反复吟唱,而女人终于成为了左撇子女人,终于成为“我”,成为“我”之中的“你”——这一种人称的完成,是因为最终站在了镜子前,面对面,看起来是相同的自己,却是一种反射,一种镜像,一种虚拟,没有暴露自己等于没有贬低“你”,这样一个关系的建立,就是把自己异化为一个真正的孤独者,一个远离了我们的左撇子女人。

住在别墅区里,和丈夫儿子在一起,和谐的家庭,美满的生活,但是却轻易被一个“奇怪的念头”击败,“你要离开我;你要留下我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些:走吧,布鲁诺。让我一个人吧。”是因为要逃避什么,还是因为要获取什么,布鲁诺说:“别老一个人待着。否则你早晚会孤独死的。”甚至在她独自开始翻译的生活里,有健壮的女友弗兰齐斯卡,又对她有好感的出版商,但是他们都不能把她带进“左撇子女人”和别人在一起的生活,甚至连“我愿意在白天见到您”的出版商都在女人的眼里变成了对于单数自己的一种干涉,而她对女人生活的定义完全是别人无关:“我不想幸福,最多只是满意。我害怕幸福。我觉得我脑子里承受不了幸福。我会彻底疯掉,或者死掉。或者我会杀人。”

幸福变成一种伤害,彻底疯掉,或者死掉,或者杀人,都在一种极端的方式中保持着自我,女人选择一个人的夜晚,一个人的唱片,一个人的镜子,仿佛就是进入一个梦,没有拥抱,没有安慰,没有间谍,只有自言自语,只有我的世界里的你,只有重新定义的日常生活,所以布鲁诺在被拒绝的生活里,内心的痛苦就像一把螺旋桨,“却不能把人带向任何地方/只有螺旋桨在空转。”原地,空转,既离开不开某个地方,又抵达不了另一个目的地,是婚姻的比喻,还是生活的叹息?而站在他对面的女人,其实也完全撇除了妻子的角色,她是一个没有暴露自己的女人,一个不会再被人贬低的女人,可是,她也变成了一个像螺旋桨空转的人——取消了女人的角色和定位,世界就只剩下一个单数的第二人称,就像歌德写在《亲和力》里的那种生活状态:“大家就这样,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日常生活,有人反思,有人不反思;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连一切都处于危险时的极端情况下,大家也继续这样生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种引用,而这样的引用,是不是就是自己的方式“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唱片里的“左撇子女人”也是一个引用,它和女人似乎隔着一个人称代词的距离,而那个在《真实感受的时刻》的里格里高尔·科士尼格呢?他也是在一种引用里生活,也隔着一个人称代词的距离,一个在巴黎的奥地利官员,一个专门搜集媒体关于奥地利形象的工作人员,他不是面对一面镜子,而是面对一个虚假的自己,不是没有暴露自己,不是不被人贬低,而是自己暴露了自己,自己贬低了自己。

从报刊杂志中圈出与奥地利有关的文章和报道,然后向大师作总结报告,大众媒体中的奥地利形象是一面镜子,但是这面镜子的东西不是对真实现实的反射,而是修饰,他需要的奥地利形象是美好的,是高大的,甚至是伟大的,而版面上却经常出现了负面的“越来越多”的字眼:“越来越多的婴儿有营养过剩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儿童自杀行为。”越来越多是一种进行时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种如镜子平面的形象早就变成了一个虚假的神话。而格里高尔自己呢?当他在一个悠长的梦中杀了人之后,那一种平常的日常生活就变得可怕而可悲,就像某个乡村的朝圣地,取名就叫做“玛利亚·可悲”。

这是一种悖反,格里高尔将这一切命名为“双面生活”,甚至没有生活,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是伪装,都是泯灭。那房间里是沉睡的妻子,是可爱的孩子,可是他却找到了那个失去了丈夫的情人贝亚特丽斯,“她不喜欢困境,却把困境看成是好事的兆头。”或者这是一种对双面生活的补救,是对悖反世界的改变,与她在一起对于格里高尔来说,是可以暂时忘记那个万念俱灰的梦境。梦里出现了什么?一个被杀害的老妇人,被装进一个木箱,但是在结尾的时候,那个木箱却竖起在自己的公寓门外,有路人打开了它——杀害没有抛弃,而是回来,而是被发现,而这样的结局带给父母的是一种羞辱:家里出了一个凶手。

他变成了凶手,变成了杀人犯,变成了耻辱,梦境过后,所以他找到了情人贝亚特丽斯,希望从困境中找到安慰的办法,安慰是肉体之间的慰藉?可是为什么到高潮时,他却体会到了一种冰冷?还有贝亚特丽斯转动卷笔刀时的声音,让格里高尔忘记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另一种陷落,是另一种危险,“我也需要一种次序”,格里高尔的目的仅仅是掩盖没有体系的事实,因为在梦里,在肉体里,他感觉到自己的丑陋,感觉到自己站错了边,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不断地异化:“一次复杂的灵魂塌方,他想。一些零星的思想突破了外壳,他永远地僵化了。”肉体不是为了解决灵魂的问题,它甚至连肉体自身的问题都无法解决。

所以对于格里高尔来说,需要的是扭转,用现实来扭转梦,用死来扭转异化,用自我来扭转他者。杀害老妇人的梦不再,而是有关母亲的梦,在故乡的母亲和他跳舞;他用“辞世”来代替死,写完了那一封遗书;他不再收集有关奥地利形象的报道,那仅仅是一个讲述“连载故事”的国家,单调的装饰取代了真实的体验,而使得祖国和英雄变成了“历史的无人之国,无历史的小人物”;他开始和作家打架,告诉妻子:“今天下午,我在使馆和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女孩子一起睡在地上。”扭转了梦境,扭转了观念,扭转了历史,扭转了国家,也最终要扭转自己,而所有扭转的出发点都是一个疑问:谁说世界已经被发现了?

“世界只是在故作神秘的意义上被发现了,有些人以这种神秘性来对抗别人,维护自己的安定,这种人为的秘密已经不存在了,不会有人再向他们逼供,不管是神圣同盟的秘密还是宇宙的秘密:任何一个高尚的秘密本质上都是黑蜘蛛的秘密,或中国围巾的秘密——恐吓的工具。然而这些躺在他面前土地上的神奇物品不是恐吓。它们让他充满希望,激动得难以自抑。”被发现的世界是另一个被命名的世界,是另一个被梦涂写的世界,是一个丧失了真实的世界,所以在“真实感受的时刻”,独自一人的格里高尔终于把自己当成了敌人:“他突然想到,自己从来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敌人,没有一个他想毫不留情地毁灭的人。我要尽可能地与人为敌!他怀着一种奇特的快乐想。”

与人为敌,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对立面,是为了告别一个不真实的自己,是为了在镜子里不被自己贬低,就像左撇子女人一样,是为了告别和别人在一起的生活,告别公共世界里的“奥地利形象”,所以自言自语,所以不要幸福,所以梦里清醒。但是与人为敌的乐趣仅仅在于建立一个敌人?或者仅仅在于进入敌人的世界,在分崩离析中体会真实的感受?《短信长别》似乎就是一个矛盾的词组,短信里有不见面的问候和信心,长别离面对面的告别,而矛盾的世界却也从此打开。“我在纽约,请别来找我,找到我,不—定会是好事。”这是“我”收到妻子尤迪特的信,内中是一种拒绝,甚至是一种恐吓。但是短信是一种隔阂,地点是在纽约,找到真的不是好事?是的,那封信的背面印着纽约的字样,邮戳却是“费城”,而当我前往费城的时候,那一封电报却是从罗克希尔打来的。

游离式的寻找,其实寻找根本不是目的,而是在寻找中感受那种与人为敌的刺激,我想象着尤迪特死去,也想象着自己被惊吓,想象着对面的黑人发疯地扑向我,想象是一面镜子,可是镜子里其实空无一物,我只能在一种空洞的世界找到最低级的欲望:“我抓住自己的阳具,先是裹着毛巾,然后直接用手开始站着自慰。”即使我找到了曾经和我一起上床过的克莱尔·麦迪逊,也只是为了寻找肉体的另一种“真实体验”:“我从这些恐怖的梦中醒来,阳具勃起,立即挺入熟睡的克莱尔,全身瘫软,接着又睡着了。”

刺激之后是瘫软,瘫软之后是梦境,而梦境又是恐怖,恐怖又让我醒来,仿佛是一个无法停止的轮回,所谓的敌人,其实就是自己背向了自己:自己物化了自己:“我暂时把固有的环境抛到了身后;在眼下这个陌生的环境里,我不过是一个使用公共设施的人,一个在马路上行走的人,一个乘坐汽车的人,一个住酒店和光顾酒吧的人。”所以在失去了生活的动力之后,所看见的一切都变成了矛盾。我和尤迪特就是争吵连着争吵,争吵重复争吵,“并不是争吵本身让我觉得可笑,而是在说着话的时候,什么东西突然对我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当我收到那个写着“最后一次”、画着一把手枪的生日贺卡,当我收到电击了我的手的急件,我就是站在和尤迪特互为敌人的境地。而克莱尔对于“可爱的一对”的恩爱夫妻的解读,也是在制造敌人,她认为那只是一种折磨,无论如何也不会带来自由,而我的说法是:“这是一种快乐而甜蜜的异化。在这其中,仇恨时我视尤迪特为物;释然时,又把她当人。”

视他人为物,是一次主观式的异化,是建立了敌人,“这个生物,我这样说尤迪特,这个东西:他,她,它。”很明显,在短信之后的长别里,在隔阂之后的见面中,敌人也依然存在,异化为生物还在发生,而我之所以在异化的敌人中感受到刺激,就是因为生活从静止状态变成了故事状态,从概念状态变成了内容状态:“当我让人在舞台上说话时,他们说不了几句就没词了,永远成为一个概念。所以我也许更情愿去写故事。”和七十六岁的导演谈起那一个故事的时候,无论是我还是尤迪特,无论是自己还是敌人,其实都是为了去除生活中的概念,都是为了激活真实的体验。

舞台下其实都是观众,观众是复数,而这些复数在导演那里就是“我们”,尤迪特问:“为什么您总是说‘我们’而不是‘我’呢?”导演的回答是:“我们美国人,即使谈论我们的私事,都说‘我们’,这也许出自于此:在我们看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家共同行动的一部分。‘自我’故事只存在于一个人代表所有别的人的地方。”“我们”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是纽约,是费城,是罗克希尔,是离开故乡的真实体验,而曾经的国家,曾经的故土,曾经的奥地利,或者早已经是一个异化的概念,他们在报纸上成为修饰品,他们在梦境中成为想象物,他们甚至变身为敌,最终就是那一个没有意义的“我”,所以真正的真实感受,真正的孤独体验,真正的异化解救就是找到开放的我们,找到自然的我们:“我希望,什么也不要改变,树叶永远这样摇曳下去,橙子永不被采摘,总之,一切保留这样不变。”

10½章世界史

编号:C38·2160220·1259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7.50元
ISBN:9787544752596
页数:339页

“方舟上只有企鹅才穿燕尾服。要记住这是一次漫长而危险的航海,哪怕事先订好了一些规则也仍有危险。”漫长而危险的航程中,为什么规则也会变得?朱利安·巴恩斯或者在这个“偷渡客”的故事里设置了另一种可能,而这个可能为的是改写一部世界史,所以在世界末日,一只木蠹混进挪亚的方舟中,它目睹挪亚的所作所为和书中记载大相径庭。“偷渡客”并非是要达到另一个目的,它只是冷眼看着历史如何被歪曲,歪曲的又如何成为“真实”历史。《10½章世界史》以十篇故事和半篇随笔组成朱利安·巴恩斯的一部“世界史”,这当然不是一部完整的世界史,但人类历史的种种虚构和被虚构的过程却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巴恩斯坚决认为:虚构、歪曲、掩饰,这才是人类历史的主题。


《10½章世界史》:如何把灾难变成艺术

真说起来,我更认为爱情会使你不幸福:要么马上就不幸福,因为夫妻不合而陷入窘境,要么日后不幸福,等到蛀虫不声不响地啃咬了多少年之后,主教的宝座坍塌陷落。但是,你可以既这么认为,而又仍然坚持爱是我们的唯一希望。
——《插曲》

一本正经,以及奇思妙想;幸福爱情,以及无人回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字排列成的序列里,对应着从第一页开始的页码,对应着从诺亚方舟到从古老的梦里醒来的现实,对应着从灾难拯救到物种灭绝的历史,可是那236页开始的《插曲》为什么像一只很大的甲虫,开始咬啮着洁白的纸页?为什么那个“我爱你”的爱情宣言,无法传递到大西洋彼岸?为什么奥登诗歌里的命题是从“必须”的相爱最后抵达的是死亡?

本来是完整的七天,以及和七有关的倍数,可是在星期三遇到的那个部落,就把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变成了电报里的唯一的一个回答:“十五日,星期一回伦敦。请在此之前连人带东西搬出公寓。留下钥匙。结束了。”插曲总是以一种意外而另类的方式改变一本书的结构,星期三,十五日,每一种时间都和七无关,那么爱情似乎就必须和幸福无关,不断的信件写在书本插页之前,“亲爱的”的称呼出现在书本插页之前,生孩子的想法出现在书本插页之前,那么所有关于幸福的定义也都在236之前?可是从印第安部落到大西洋彼岸,一定比236页的书本隔着更远的距离,一个电话,再试一次,再试一次,得到的回答是“此号无人回答”,三次的沉默,以及像沉默一样的回绝,最后都变成了十五日的那个电报,只要有回答,那就证明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在现实的另一端,甚至在236页的另一端,一定还有人在,那就意味着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外一定会有另一个不结束的序列。

可是并不是那一端必须要有人回答,并不是在序列之外还有新的插曲,三次电报其实是回环之外打开的一个缺口,它允许有人承认错误,允许有人正视不幸福的爱情,允许有人在失望中保留希望,其实,每一次电话都有人接听,大西洋彼岸传来的声音是:“即使爱情令我们失望,尽管爱情令我们失望,因为爱情令我们失望,爱情仍是我们的唯一希望。”那么好了,为什么对于查利来说“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会在星期三发生?为什么五年的感情最后会留下钥匙而结束?查利用一封最传统的信件代替电话的时候,说到的是在印第安丛林中遇到的所谓冲突,这是克制和宽容的冲突,这是按法律条文办事和按法律精神办事的冲突,这是手段和目的的冲突,这是错误动机办好事和好的动机办坏事的冲突,每一种冲突都站在对立面,对站在矛盾方,就像和平和暴力,救赎和罪恶,共产主义和革命颠覆一样。但是查利说到的种种冲突,他似乎是想告诉大西洋彼岸那个叫皮帕的女人,可以用一种爱来化解,但是仅仅是信件,仅仅是可以像写到236页的爱情宣言一样,其实只是一个自然的序列,在里面却充满了欺骗。

查利,或者实际上是费明,“只不过有时假装成这个叫做查利的白人。”而那种缠绵的爱情,到最后在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也变成了“听着,贱货,你干嘛不滚到一边,别再碍我的事,干脆滚开,滚到一边去”的咒骂,实际上,化解一种对立的矛盾,最后采取的却是建立矛盾的方式,整个颠倒了过来,还有什么是必须遵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还有什么必须沿着七和七的倍数开始历史的讲述,还有什么是在大西洋彼岸来的电话里回答“我也爱你”的回答?只有插曲,才给爱情一个合理的定位,爱情不是为了通货和股份交易,不是为了获取利润,不是为了生孩子,不是为了永远的幸福,“我一生已爱过两次(这在我看来够多的了),一次幸福,一次不幸福。”它们同样是爱,可是却岔开了不同的方向,而不同的方向到最后又会合在一起,而即使没有爱情,也可以像渡渡鸟一样作为一个物种而灭绝——也就是说,爱情不是永远的活着,它的死亡,甚至是不幸福的死亡,都会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就像插曲变成序列的一部分。

而爱情重要的不是去获得,去拥有,成为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幸福存在,就像历史,不是总写着传奇,总写着意义,总写着超越,总是在递增的数字序列里变成进步的阶梯,一四九二年那一年,哥伦布航海去探险,而一四九二年之后是一四九三年,一四九三年是不是更远的探险,是不是更有意义的航行?而其实,一四九三那一年,他漂洋过海回家转,也就是我们在一四九二年之后的一四九三年,不是看见新的希望,不是抵达新的目标,而是回到出发的地方,“让我们庆祝一四九三,而不是一四九二;庆祝回返,而不是发现。”于是历史变成了另一种称谓,就像236页开始的“插曲”,它不是程式,不是计划,不是运动,不是扩张,不是织锦挂毯的民主进程,不是相互关联的一连串事件,不是一个好故事接着另一个好故事,“我们是历史的解读者,历史的受害者,我们审视历史程式,为的是发现给人以希望的结论,找到前进的路径。”

历史有的是时间,在时间里它会沿着自己的路径发现希望,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出发或者返回,甚至会以自己的理解看见对立矛盾,从而去寻找一种解决的办法,所以在插曲里的回答不是为了一种星期三宣称的伟大爱情,不是为了必须从一四九二年到一四九三年的进步,它只需要真实:“性爱讲究的是真实。你在黑暗中怎样偎依拥抱,决定了你怎样看待世界历史。就这么简单。”10½章世界史,插曲作为一个附加者却改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它不是“赘疣、畸变、正题之外的牵强附会”,而是像半个门牌的号码,像一半认可的房子,它以然是历史的全部真实。

性爱的真实,历史的真实,需要有回返的勇气,需要有插曲的注解,可是那么多人总是把一四九二年之后的历史叫做必须前进的一四九三年。“哥伦布航海去探险”的下一句总是被忘记的时候,她想到的是那一对驯鹿,成双成对的幸福夫妻,像进入方舟的动物。可是驯鹿属于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属于节日,节日属于幸福,这是一个关于进步的逻辑,可是那一对驯鹿吃了有放射性的地衣,放射性达到了四万两千贝克勒尔,终于那些驯鹿被有毒气的云团埋到了六英尺以下。事物是相关联的,一种是通向幸福的方舟,一种是通向死亡的深渊,所以在一四九二年之后,再次回到被改写的历史之前,那个关于幸福的想象就变成了一场性爱的梦,那两只猫终于怀孕了,终于在距离一四九二年遥远的现代成为幸运者,“第二天,在托雷斯海峡一个长满灌木丛的小岛上,凯思·费里斯醒来后发现琳达生产了。五只小小的玳瑁猫蜷缩在一起,娇弱无力,闭着眼睛,但却毫发无伤。”

和一四九二年有关,和航海有关,和幸运者有关,如果寻找这个历史源头的话,那种被想象而关联的幸福感就和七有关,就和诺亚方舟有关,就和人类的救赎有关。但是当所有关于真实的“插曲”被取消,历史终于变成了一个“偷渡客”:“我是个偷渡客,也存活下来,又逃离(离舟一点不比登舟容易),而且活得很好。”活着是历史的形态,而在这活着的偷渡客眼中,方舟的救赎意义完全被颠覆了,那个叫诺亚的人承担着把人类从灾难世界救出来的伟大使命,可是他却是一个嗜酒成性、歇斯底里的无赖,只是一个堕落的怪物,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昏君,只是一个一丝不挂躺在那里的老人,而当灾难发生的之后,他把动物分成两个等级: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然后依次上船,那么那一对幸福的驯鹿呢?那不该被灭绝的物种呢?把动物区分为两个等级何尝不是一种冲突,而在这种带有上帝意志的冲突,使得“方舟可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有时倒更像囚船”,而诺亚的真正目的就是:“方舟的使命:他想着在洪水退走后得有东西吃。”

诺亚方舟已经被写进人类的历史里,那是一种伟大的救赎,而当历史经过了偷渡客的改写,在经过了一四九二年般的遗忘之后,当人类终于开始探寻历史的源头,才终于发现那只不过是一种欺骗。一八三七年十一月,是在一四九二年之后,都柏林以外的那间正方形房子里,弗格森上校的女儿阿曼达读到了关于方舟的经文,但是也听到了头顶上甲虫发出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这是报死窃蠹的求爱叫声,看在上帝的分上,孩子。就这么简单。”这是真实的现实,可是诵读经文的阿曼达却要去寻找方舟,寻找上帝创造世间万物的明证,弗格森说,自然也是神的创造物,所以更需要尊重,而那些像是木蠹的虫子发出的声音难道不是上帝的声音?但是阿曼达认为父亲只看到了危险、混乱和邪恶,她亲自前往亚洲地区的阿里古村,因为那里是诺亚方舟停靠过的地方,“但又是谁创造了水蒸气,谁创造了天?谁在所有的山岳中唯独让挪亚的山上每天都有云的光环熠熠生辉?”是上帝,但是那个古村根本没有方舟的遗迹,诺干年前这里发生了一场地震,所有的居民因此丧生,那么在方舟停靠的地方为什么还会有另一场灾难?为什么这座圣山之上还有大罪恶?

寻找诺亚方舟的除了阿曼达之外,还有斯派克·泰格勒,一四九二年之后的一九四三年,作为美国全国橄榄球联赛历史上最远一次传球者,斯派克·泰格勒实施的是一个叫阿勒的计划,“上帝叫我去找挪亚方舟。”这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的两年,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并且以一架F-86喷气机,阻止共产党的米格飞机飞过鸭绿江的斯派克·泰格勒开始了这个计划,而实际上精神病医生对他做出的检查报告表明:“斯派克有点失常,比臭虫还荒唐,像五十克拉的水果蛋糕那样疯癫。”像阿曼达听到咔哒咔哒的甲虫声音一样,斯派克·泰格勒也变成了战争年代的一只臭虫,在那座像是夫妻俩的大小阿勒山上,他们终于在山洞里发现了头盖骨,斯派克·泰格勒认定,这就是九百五十岁的诺亚的头盖骨,“在上帝眼里,他福分不浅。如果说,他的骨头强壮到能支撑他奔波了上千年,你总不会以为它们也按平常速度腐烂,对不对?”但是当斯派克·泰格勒把这块头盖骨带来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头盖骨大约是一百五十年前后的遗骨,而它并不属于什么诺亚,它肯定属于一个女人。

上帝没有作出某种示意,阿曼达在圣山上看见了地震灾难留下的印记,斯派克·泰格勒在像夫妻俩的大小阿勒山上发现了一个女人的遗骨,那么诺亚在哪里?方舟在哪里?历史又在哪里?而那个“偷渡客”又逃向了哪里?“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或许从三个简单的故事里,或许可以让这个历史变得更真实。一个故事是关于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据说他作为幸存者保存着一条毛毯,上面绣有救援轮船的船名,而其实,这件毛毯是假的,而这个八十多岁的幸存者也只是个异装骗子,但是当他在那部名为《冰海沉船》的电影里的时候,他仿佛又走进了历史,但是这历史一样成为一个骗局;另一个故事是一个叫詹姆斯·巴特利的水手在福克兰海域被一条巨头鲸吞吃,他的遭遇会让人联想到约拿,一个欺骗上帝的人,当上帝惩罚他时就是让他被鲸鱼吃掉,但是在被吃的那一瞬间,约拿忽然悔悟,他在鲸鱼肚子里向上帝祈祷了三天三夜,信誓旦旦往后一定唯命是从,于是上帝将他从鲸鱼肚子里放了出来,“因为巴特利就是现代的约拿。有一天,会发生一个水手从鲸鱼嘴巴里进,又从肚子里出的事情,连你都会相信。”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从汉堡出发的圣路易斯号班轮驶载着的是纳粹国家的难民,但是当船满员无法载上更多的人员时,问题出现了,如何让这些人下船?何处下船?而其实正值大战时期,每个人的命运都可能会因为下船的地点不同而迥异,“他们的运气是好是坏取决于他们被分派到哪个国家”。

三个故事都和航行有关,都和灾难有关,都和历史有关,但是理解历史的方式不一样,一种是艺术地虚构,一种是神话的联想,一种是现实的偶然,而其实这三种对于历史的理解方法都不是真正的历史,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所谓的艺术,所以当历史经过了一四九二年的航行之后,他很可能进入到另一个领域。一八一六年六月十七日特内里费出发向塞内加尔进发的舰队,在绕过菲尼斯特雷角之后发生了海难,在海难中,有人幸存了下来,但是幸存者之间发生了叛乱,甚至出现了吃人肉的悲剧,“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分开,就像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开一样。”但是这不是那条诺亚方舟,这里只有灾难,只有死亡,而那只落在风帆上的白蝴蝶像是一个趋向美好的象征,“这只平常无奇的蝴蝶是一个征兆,是来自天堂的信使,和挪亚的鸽子一样白。”最后这些幸存者在十三天之后被获救,这个被称为“上帝插手”的奇迹后来被描述在一幅名为《海难景象》的绘画作品中。海难是一段历史,而当这个被上帝插手的奇迹发生之后,那幅关于海难的绘画上却看不见那些惨烈的景象,作者籍里柯没有画梅杜萨号触礁,没有画拖绳扔掉、木筏被抛弃的瞬间,没有画夜里的叛乱,没有画迫不得已的吃人,没有画为达到自我保护目的而集体谋杀,升职也没有画蝴蝶的到来……没有画这些内容,籍里柯的原因是,他不会画有关政治性、象征性、戏剧性、震惊效果、刺激性、伤感性、记录性、非歧义性的内容。

而实际上,这种对于内容的抽取和改写,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嘲讽,画作斩断了历史的锚链,而变成了艺术,“我们不只是想象那致命木筏上的凶残和悲惨;我们不只是变成受难者。他们变成了我们。画的秘诀在于其力量模式。”但是当灾难变成艺术,是不是历史必然要走的一种模式?而实际上,用艺术的方式来表现灾难,就是为了不让历史变成传说的历史,变成被篡改的历史,变成必须进步的历史,“灾难变成了艺术:说到底,本来就该如此。”

本该如此,就意味着圣山上只有发生过的地震,意味着大小阿勒山的遗骨属于一个女人,意味着泰坦尼克号首次航行的二等舱乘客不是幸存者,意味着被鲸鱼吞下去的水手在无法生还,意味着犹太难民在战争中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也意味着上帝从来不插手那一场海难,而艺术改写的历史里,只有那木蠹栖居其间的画框是真实的,所以在阿曼达抵达圣山而见证了地震的灾难之后,她发现迷失的是自己,就像从教堂的椅子上一头栽下去的主教。由于“那条像耶利哥城墙一般倒塌的座腿里木蠹积聚成灾”,所以主教跌下了圣坛台阶,摔得不省人事,此事发生在一五二零年,收藏在贝藏松市政档案馆的这场“宗教战争”是关于居民和木蠹之间的诉讼,主教被木蠹所蛀的凳子上掉落,所构成的是关于邪恶的罪,所以居民要求“极其紧迫地请求法庭铲除罪恶分子对吾辈的恣意骚扰”。木蠹何罪之有?木蠹作为一种生物,是不是上帝所造万物的一部分?“木蠹是上帝的造物,因此像人一样有资格生存;而且还应承认,正义应兼备宽容;我们提议,法庭令这些缴纳什一税如此拖沓的马米罗勒居民为上述小虫指定并留出另一块牧地,它们可在那儿安详地吃草,不再妨害圣米歇尔教堂;法庭有权命令小虫移至上述牧地,但这不影响上述各点。”这是出任昆虫代诉律师的申辩,而居民的答辩是:《圣经》根本没有提到木蠹登上或者走下挪亚宏伟的方舟,因为方舟不是用木头建造的吗?所以,“方舟上没有木蠹,木蠹是一种非自然和不完全的动物,洪水泛滥之时并不存在。”最后的判决是:“我们告诫前述木蠹这些面目可憎的害人虫,并命令它们七日之内离开贝藏松教区马米罗勒村的圣米歇尔教堂,并毫无延误或阻碍地移至由居民们为它们提供的牧地,以此作为其栖居地,再不许侵扰圣米歇尔教堂,违则处以谴责、诅咒乃至革除教籍。”

方舟不是用木头建造,没有木蠹,所以不是上帝要求诺亚拯救的生物,既不属于接近的吗,也不属于不洁净的,既不属于健康的,也不属于不健康的,当然,既不属于幸存者,也不属于偷渡客,而实际上,这种戏谑式的审讯和判决无非是把所谓的历史带向一种解构的边缘,主教栽倒,和阿曼达栽倒何尝不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木蠹在那画框里才是真实的,而艺术对于想象的历史也在不停的解构,那么当一四九二年的故事以回返的方式找到了源头,也就完成了历史的寻找和发现,也就完成了对历史的书写,就像偷渡客在诺亚方舟上说的那样:“我们偷渡,幸存,逃脱——全没有和上帝或挪亚订什么靠不住的契约。我们自己干。”

自己干,就是一个撇除了神话意义的历史,就是回归到真实的历史,就是打乱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序列,就是安放了插曲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就是从最古老的梦里醒来发现“葡萄干饼干里没放够葡萄干”,而最后的意义就是把在如梦境的历史中的“你们”叫做“我们”:“我们?哦,我们跟你们异常相似。实际上,我们本该是你们。或许我们就是你们。”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编号:B11·2160212·1258
作者:徐崇温 著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6年12月第1版
定价:2.20元
ISBN:统一书号 3090·832
页数:341页

“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不仅是一些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影响的思潮,而且是一些始终同马克思主义发生密切接触的思潮。”作为一部“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加以考察、剖析和回答的”介绍性著作,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之下:“它忽而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以‘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忽而又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忽而在诸如阶级、国家、权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解释,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出版于1986年的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这一思潮的著述。”全书共为五章,分别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和人物进行了述评。本书为“面向世界丛书”系列之一。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人之消亡”于何处体的性质

结构主义从其反主体性原理出发,否定了人本主义,认为不是人赋予世界以意义;而是相反,是结构赋予人以意义。
——《第一章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潮》

意义是被结构赋予的,还是人赋予的?赋予和被赋予对应于意义,仿佛是存在和打开,一本书,起先是沉默的,只是一种存在,即使在关键字词上面标注着加粗的黑线,即使在翻过来一页中已经获得了知识,可是当时间覆盖了这些标注,然后合上只成为存在的一个文本,遗忘便又变成了沉默,知识又走向了死亡。但是人却总在那里,当“从深处拖出来”的时候,黑线重新被看见,知识重新复活,阅读里便安放着一个叫做读者的人。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已经陈旧,它“从深处拖出来”的时候,并不仅仅是陈旧,一本出版于1986年的书,如何在现时代里又成为知识?图书被出版的时候,人在哪里?显然它是无法找到他的对应物的,而在那一次,人找到书,继而以消费的方式购买的时候,它还是一本沉默的书;再往后,它被人打开,在上面标注着加粗的黑线,然后让人暂时获得了知识,但是当被扔进抽屉的时候,它依然是没有意义的;再往后,从抽屉里被发现,然后被编号,可是在没有打开阅读的时候,它还是无法被赋予意义;只有当在现时的时间里,正式开始阅读,开始摘录,开始标注知识,它才对人开始说话,才开始活着走向知识。

从1986年到2016年,30年的时间,这一系列的变化是不是形成了一种历史?而在历史里,从消费到翻阅,从编号到阅读,是不是找到了属于它的某一个人?而当历史走向现在,人是不是就像《S/Z》里的那样,发现了“一篇文,我们抬头之际,此文我们写在自己的头上”。抬头而读,是人的一种在场,而那种系统化的过程也仅仅是为了掌握“一切阅读的总形式”——“便是:唤起一种阅读理论。”阅读理论之于福柯,探究的不是人物的心理学,不是文的主题学,不是轶事的社会学,也就是说,摒弃了阅读的工具化模式,而在场之于我,似乎也只是在被打开中听到那一句话:“你不曾抬头而读吗?”

“结构主义认为结构具有内部的和谐,没有运动和矛盾,排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否定世界的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可是,结构主义听到了那一句话了吗?当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风暴爆发的时候,当存在主义变成左翼激进主义的时候,结构主义却保持了沉默,不是听不到,也不是不回答,而是他们在同时态的结构里不向外面的世界说话,不以人道主义的方式体现人的主体意义。当索绪尔给普通语言学定义了能指和所指,当统一了概念和声音-映象,当给了语言一种任意性的解释,当结构取代了主体而具有了自主性,物和名词的固定关系便开始解体,而在外部世界里,知名知足取代了对自由的追求,中庸之道取代了革命斗争,纯理论思辨取代了社会实践,保守取代了激进。

把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当做是一种抨击的目标,对于结构主义来说,就是把曾经作为主体的人进行了否定,把从笛卡尔以来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解构,“结构主义之所以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反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它对‘人’、‘主体’概念的这种抨击,就在于它的这种反主体性、这种‘主体移心’论。”从语言学发轫,到人中穴、人类学、精神分析,乃至到社会思潮,结构主义确定了社会现象的本质,也就是在可以认识的表层结构之外,还有一种具有内部联系的深层结构,它无法通过经验的感念去火的它,而只能通过理论模式去认识。

这种理论模式是反经验主义的,它依靠的是先验,它的根源是“无意识”,也就是说,用“无意识”的模式结构加于现象使之带有条理化,从而赋予世界以意义。主体性消失,人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消失,人本主义消失,甚至意义也消失,对于结构主义来说,它似乎指向的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在其理论框架的构建上,却总是和马克思主义发生联系,“它忽而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以‘阐释’和‘补充’马克思主义,忽而又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挑战,忽而在诸如阶级、国家、权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解释,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里是不是有革命?而对于五月风暴采取沉默的结构主义为什么在自足的结构中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发生密切接触?

文本选择的是亚尔都塞(后来翻译成阿尔都塞)和濮兰查斯作为理论个案的分析,而这两人本身就是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尔都塞加入过法国共产党,在六十年代后甚至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心驰神往,被称为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濮兰查斯是一名希腊共产党员,他提出的“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似乎也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寻找一种解答。而不管是谁,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和阐述,甚至决裂,就是希望用一种结构的方式去改造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具有现代化,从而在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方面更具时代意义。

亚尔都塞认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是一种经济主义,是一种伦理唯心主义,它体现的是一种技术统治,一种人道主义,而在深层次原因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走向一种原因/结果和本质/现象的模式中,这种模式只能解构理论的专门性和自主性,只能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到诸如“斯大林主义”的歧义实践中。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是在哲学中贯彻无产阶级立场的哲学实践,它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加深”,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寻找到在未来的意义。

虽然声称自己不是结构主义者,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述时,亚尔都塞运用的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他认为,首先在对马克思主义作品的阅读中,要通过“依据症候的阅读”,在马克思的原著中找到加深的办法,理论框架是一种结构,是一种无意识结构,而要发现这种结构,就需要找到它在理论框架中提出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在其同现实的关系里。这种关系不是显明的,而是“沉默”的,是埋葬在原文中的,必须通过无意识的症候,比如无、空白和沉默连接起来,这样才能把一种学说的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

在亚尔都塞“依据症候的阅读”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和意识形态“认识论上的决裂”,是一种不同于机械因果观、表现因果观的结构因果观,结构“只是作为一个结果,以其决定性的存在,出现在那里”;在历史观中,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经济具有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所以是一种多元决定论;在认识论上,由于和意识形态的决裂,所以是一种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由于反经验主义,所以马克思提出了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从而构筑了一种“理论实践”,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因为人道主义是一种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是反人道主义的,而在反人道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种反历史主义……

通过症候的阅读,将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而拖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通过结构主义的自主性、整体性和差异性建立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从一种独自自主而不相互联系的结构中,发现理论横断片上的“排列组合”,而实际上,这种排列组合也是反历史主义的,甚至是抽空了历史的发展,而陷在一种孤立的结构中。而之后,亚尔都塞宣告马克思主义存有危机,实际上也标志着他长期以来鼓吹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破产,而最后亚尔都塞的发疯,似乎是根本没有从深处拖出来,而是在自设的结构里无法让自己走出。

相对来说,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似乎更具有开放性,虽然他认为,政治和国家也都是一个相对自主性的问题,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相分离基础之上的,是国家权力机构所固有的一种特点,所以他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把国家当成维持生产条件、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统一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国家是一种力量关系的凝聚,一方面是开展内部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各种机构和国家机关之外的平行斗争,两者结合起来,“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国家是一种结构,社会阶级是一种结构规定的东西,所以濮兰查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相对自主性的国家成为力量关系的凝聚,是免于权力陷入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中。但是不管是亚尔都塞还是濮兰查斯,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阐述中,虽然强调了结构的整体性、自主性和系统性,但是不可避免地在寻找主体的意义,所以在结构主义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明显“存在着人道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残余”,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拒绝把人归结为观念的主体,实际上是一种客观主义,从而忽略甚至抹杀了“欲望着、实践着的社会主体”,“当巴尔特说,分析精心制作了作品的一个拷贝时,必须把它理解为作品本身已经是一个拷贝,把所分析的对象看作是一个结构的模拟物,重新发现结构则是构造模拟物的一个模拟物,这种允许把阅读和写作混淆起来的分析方法,实际上是从传统的模型观念得来的”。马谢雷抨击了结构主义的非历史主义,实际上也把矛头指向了结构主义的二元论批评。

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并不是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是质疑和否定:结构主义崇尚的是一种理性,而后结构主义则是把理性看成是一种恢复世界秩序和形而上学传统的力量,从而进行了批评,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试图恢复结构主义所忽略的非理性事物和伦理性事物;结构主义严格追逐一种逻辑探究,而后结构主义则不信仰逻辑,甚至把这种非逻辑性渗透到语言和文学的本质中去;结构主义把语言学当成一种模式,试图在文学作品中推敲出元语言以元语言下的本文,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语言模式产生的文本是一种自相矛盾;结构主义以同质事物的集合体为结构,而其实一种封闭的模式,而后结构主义则异质事物,主张将封闭的结构改为开放的结构,通过引进异质事物创造出多层次事物;结构主义相信系统的知识,而后结构主义以则主张这种系统知识的不可能;结构主义强调总体性,而后结构主义则反对总体性,而在文学作品中,也认为没有一个内在的中心或结构,也没有决定作品着重的绝对真理,而是在一个“无中心的系统”中展开,在一层一层中看见所指,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一个新的所指即表意系统,“因而诠释过程严格地说来是个无穷无尽的过程”。

实际上,后结构主义对于结构主义的质疑和否定,如德里达所提出的一样,是一种“解构”,而起解构的本质是取消总体,取消逻辑,甚至取消隐藏的人的主体。不管是德里达还是福柯,他们认为结构主义依然根植在形而上学之中,依然具有“存在-神学”体系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存在标明结构的内部是先验的,是理性的,是出场的。如何消解,德里达试图建立的是一种书写方式,而福柯则是在权力的配置中生产知识。

“语言和写作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第二(指写作)只是为描述第一项(指语言)的目的而在着。”这是德里达对于传统结构主义的一种批判,也就是说,当言语成为语言的现实,写作只是一种象征,只是在试图描写语言,是一种附加品,“是言语的一种外加的衣裳”。所以在颠倒说话和写作顺序的努力中,德里达消解了出场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写作打断了出场,然后通过“物质的铭刻”,在空间上进行组织,这便是“铰合”;而在颠倒之后,便是改变,在差异性中让符号发生作用,产生出现在/出场的所指,并最终以游戏的方式取得意义。

德里达的“写作”和游戏,使得语言变成了一个绝对自主的自我关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所指转而又是一个能指,如此等等,以至无穷。而在福柯的体系里,则把结构主义的反主体倾向引向了而极端,在尼采思想的影响下,福柯提出了“人的消亡”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谈论人、人的统治和人的解放都是无意义的,从而人道主义变成了一种虚无的改变,这种“人的消亡”在本质上取消了人的理性,人的主体性,从而为权力体系扫平了道路。

什么是权力?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惩罚制度,但不仅仅是一种惩罚,它还是一种生产性的东西,通过权力的配置、激动、策略和技术作用,使得权力变成了一种装置,“权力不涉及使公民服从国家的那些制度;权力不构成一般的统治体系,权力并不是暴力征服的法律对等物,权力并不代表一种权威。”权力在“国家机器、法律表领导权”的制度领域得到体现,而在更广泛意义上,权力“从高度机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内所固有的不平衡中产生的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造就了一种知识,也就是说,权力和知识是共生的,权力不仅在话语内创造知识对象,而且创造了作为实在客体的知识对象,“权力/知识”成为一个自主性的系统,和人的主体无关,和形而上学无关,和理性无关,甚至和逻辑无关。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结构的整体性到权力的生产性,从理性到非理性,从逻辑探究到非逻辑本质,从封闭模式到开放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形而上学的彻底否定,而人的沉默到人的消亡,就是人这种主体的最后终结,历史不在时间里,黑线不在记忆中,文本会走向无穷,而抬头而读的也无非是让此文“写在自己的头上”。

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

编号:B11·2160212·1257
作者:张汝伦 著
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6年12月第1版
定价:2.40元
ISBN:统一书号 3090·829
页数:372页

“在当代社会,释义学主要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艺术和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文学批评理论出现的。它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和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和天地,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重视。”本书以哲学释义学为主线,系统阐述了释义学的起源和古典形式,以及它在本世纪的重要发展和种种表现,分章介绍了狄尔泰、贝蒂、赫施、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的释义学思想,并对释义学与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本书也有专章论述。本书为“面向世界丛书”系列之一。


《意义的探究》:能理解的“在”就是语言

普通语言,科学思维和逻辑使我们远离了这个世界,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文本解释使我们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开始了自我回归,自我认同,自我理解的过程。
——《第六章 追求释义学的统一》

1986年被出版,某一年的某一天被购买,2016年被翻开,1986年、某一年的某一天、2016年,是一个时间的序列,是一种单线的秩序,它们都指向一本有着页码、价格、版次和字数的书,时间是固定的时间,图书是固定的图书,即使最后被翻开,时间和图书也只是一种物,但是当这个物被标注着“面向世界”的时候,是这一本书可以承担面向世界的使命,还是需要一个我在阅读和评论中“面向世界”?面向世界当然是从被尘封的过去展望未发生的未来,当然是从封闭的书本打开一个广阔的世界——当2016年10月,我翻开这一本书,我获得了知识,我似懂非懂地完成了阅读,并且在博客上写好了笔记和评论,是不是就是一种自我面向世界的阐释?

似懂非懂,似乎也早已经确定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我的阅读多大程度上和作者的文本保持了一致?多大程度上理解了释义学的发展历史和内在意义?作者张汝伦,一段介绍,一张照片,以及行文的方式,都包括在这本书里,所以看起来作者也成为固定时间、固定图书的一个物,而我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实践着,在阅读过程中,在阐释世界里,是不是可以认识作者,甚至是不是可以唤醒作者,从而唤醒整个文本?而在唤醒作者的过程中,似懂非懂的意义是不是就可以把自己也当成一个作者?是不是也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文本?是不是也在发现一个没有显现的自己?

尘封而沉默的世界里,其实我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所以面向世界的意义就在于用一本书打开、阅读和似懂非懂的阐释中看到了这个世界,回归了自我,认同了自我,也理解了自我。但实际上,这可能会先到一种经验主义的怪圈中,甚至会在相对主义的阐释中远离了客观性和真实性,那种无家可归之后的找到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个临时的家,还是一种漂泊的状态,而临时和漂泊,不指向作者的经验,不指向文本的客观,就像一场游戏,我不是终点,只是让游戏发生了,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游戏者不是游戏的主体:游戏只不过是通过游戏者得到了表现。”

游戏没有开始之前,在我打开这本书,摒弃阅读的时候,却早已经被定义了,我定义了我自己,我定义了文本,我也定义了意义,于是,“我思故我在”让我成为了主体。这便是古典释义学,甚至一般释义学中对于释义者的解释。刻在阿波罗神庙上的“释义”就是关于神谕的解说,所以它带有某种形而上的意义,某种神学的主体性,所谓解释便具备了两个意思: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如何显现,如何清晰,古典释义学的施莱尔马赫给出了两种方法:语法解释和心理学解释,语法解释体现的是语言性和整体性,心理学解释体现的是和作者有关的生活整体,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站在作者写作这一前提上,作为解释者,只是用租后的历史知识和语言学知识,却理解作者,“理解别人也就是在理解自己。”而在这种条件下,自己也无非是别人的一个影子。

狄尔泰被称为“释义学之父”,他反对的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而要战胜它们,需要把哲学看成是一种经验哲学,也就是一种结合了历史与哲学、人类经验和人类心灵的学科,它是“精神科学”,是人文科学,而精神科学的重要特点就是经验,就是历史理性,就是一种文本,也就是在经验意义上,人才是独立的,才会有自己的方法论,才能摆脱自然科学的因果解说,才能改变科学实验或逻辑思维的单一意识来源,才会让知识变成对人有用的知识。所以在他看来,释义的本质就是再体验,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同化话”,就是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情境中,想象历史人物会如何思想,如何行动,会有怎样的喜怒哀乐。这种想象编织了一个文本,而这个文本就是在经验和行为中展开阅读。

释义学区别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在人文意义上具有了经验性,所以解释中的解释者便成为一个主体,他是积极的,思维的精神,他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并且将它对象化,从而在自己的经验中赋予它一种意义形式,所以在这样的释义学中便产生了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在主体的现实性和对象的他在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法。在贝蒂那里,这种辩证法拥有四条原则,一是对象的自主性原则,二是意义的整体性原则,三是理解的现实性原则,四是意义的释义学相符原则,贝蒂的目的是要解决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所以文献学要素、批判的要素、心理学要素和技术-形态学要素共同构筑了解释过程中的理论要素,甚至他认为,在解释的过程中会出现意义的缺乏和意义的过剩,所以需要“补充解释”,需要“寓言的解释”,而不管具备何种理论要素,不管做何种补充,其实他所要求的是在解释者和作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就是让两者“志趣相投”。

实际上,贝蒂的释义学就是一种解释,即使解释者具有主体、积极的思维,他也必须认同作者的意义,也就是说作者是客观性的,解释必须在“志趣相投”中达到和客观的一致性。而在赫施看来,这种客观性只是一种“解释的通天塔”,在他看来,这种通天塔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文本的意义并不一定是作者的意向,而解释者当然也在“志趣相投”中容易走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中。所以他认为,解释具有可再生产性,同时也具有确定性,也就是说,作者在文本过程中指向解释的意义,就是要体现意义的共有性和自我同一性,它是一种意向,是指向要说的意义,指向被解释者理解的意义,所以作者是“被解释的作者”,他不是传记的人,而是一个说话的主体——意义渗透在词语中,词语被唤醒具有了活力,便成为作者意向性意识的产物。

意义的可再生产性和确定性,似乎是在寻找另一种“解释的通天塔”,但是不管是贝蒂还是赫施,不管是一般释义学还是古典释义学,不管是解释的客观性还是作者的主体性,其实都只是把释义学当成一种解释的方法论,从作者到解释者,建立的那种释义过程就变成一种方法,在哲学意义上,它只是“我思故我在”形而上学的一种静态实践。所以释义学在海德格尔那里开始了本体论转折,“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更具颠覆意义的“我在,故我思”。

“从古到今以至将来,一个永远使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在是什么?”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在”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本身就陷入了一种先验主义的陷阱,也就是说,把在当成了确定的东西,当成了现成的东西,在的意义已经被明确了,而其实,“在是什么”本身就带有方法论的元素,而要从本体论上确定的话,这个问题就应该变成“在为什么在?”以及“怎样在?”也就是说,本体是“在”而不是“在是什么”,在是什么其实是在者是什么。所以当在变成一种本体,那么在就不能归结为任何现成的、确定的东西,只有在者才是现成的、确定的东西,由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在并不是一种实在,在者的在不是实体本身。”也就是,在的不确定需要在者的确定才能被确定,这就意味着在的意义,必须从分析人这个在者开始,而在者的在就是“存在”或者是“此在”。

在者的在而成为此在,所以此在是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任何这样的在者的在都是我的在”,就是说,永远只有具体的单个的人,没有一般的人,所以“我在,故我思”,而思的过程要有意义,就必须在此在意义上被揭示出来,“与此在相遇”,这个相遇而投射到世界的过程,就是“筹划”。在海德格尔看来,筹划的前提有三个部分:前有,指我们预先已有的东西;前见,解释存在的一个特定的度和观点;前设,就是用一个观念来弄清结构,“无论何时,只要某事物被解释为某事物,解释就将本质地建立在前有、前见和前设的基础上。”

前有、前见、前设,在解释的本质上,就是把在变成了在者的在,变成了此在,所以意义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人的能在的模式,意义也完成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折,释义学也从一般释义学变成了哲学释义学。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意义涉及此在的条件,而不是词或句,意义从可能的世界而不是现成的世界中获得它最终的根据。那么如何获得?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就沿着哲学释义学的本体论方向,指出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就需要在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中发现,也就是在人的世界经验中具有知识和真理。海德格尔用“筹划”来让前有、前见和前设进入到解释世界里,而伽达默尔的模式便是:游戏。

“游戏者不是游戏的主体:游戏只不过是通过游戏者得到了表现。”游戏是一种发生,游戏者不是主导游戏,他只是让游戏得到体现,甚至游戏者在游戏中失去自己,取消先验的本体意义,才能使游戏实现它自己的目的。所以在作品中,读者就是一个游戏者,他的作用是让游戏表现,让游戏发生,让游戏本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过程,所以读者的经验在游戏中建立了一个对话模式,而这种对话就是通过语言理解了“在”——不是说在就是语言,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语言理解在。

哲学释义学给了意义一种本体的地位,从本体论出发,才能建立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真正阐释作品,“一切实体的或本体论的理解首先并总是在语言中获得表现的”,利科在伽达默尔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上释义学的统一,他借用了“属于”这个概念,属于意味着唯心主义自我构造的主观性的破灭,意味着主体不再是意义的唯一源泉,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成为派生的形式,他的本体就是在,就是文本的此在,所以释义学就是“同文本解释联系在一起的理解操作的理论”,也就是说,我们解释文本,只是使文本在属于过程中显现,而文本解释使我们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开始了自我回归,自我认同,自我理解的过程。

文本不是静止在作者意义上,而是在解释者的筹划、游戏和属于过程中向自己敞开,从而接受一个扩大的自我。所以哲学释义学解构的是历史主义中的文本,解构的是历史语义中的“文学批评”,它指向作品本身,指向读者,指向阅读的过程,姚斯的接受美学就此运用而生,在他看来,如果作品本身不经过阅读,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是读者在阅读中赋予了它意义;作者和作品的价值是随不同时代的读者、不同的接受意识而浮动的;文学的接受过程是从作家进行创作构思前就开始了;读者的解释具有差异性,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作品的潜在意义;读者的能动性影响作品的再生产;读者能动接受意识对于作品的效果具有决定性意义;文学具有一种潜在的引导力量,它产生的社会效果能影响乃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作者和读者,写作和阅读,其实对于文本的释义来说,是一体的,他们都在打开那个在的世界,都在实践此在的意义,都在解释中显示自己,都在寻找那一个本体论的自我。而从打开到翻阅,再到阅读,再到释义的终结,“面向世界”其实已经告别了一本书四角方方的状态,告别了理解和引用的派生动作,阅读就是创作,就是发现,就是显现另一个文本,所以不是还原本来的意义,不是建立“志趣相投”的关系,而是似懂非懂地“误读”,就如布鲁姆所说:“没有解释,只有误解,因此,所有批评都是散文诗。”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

编号:C38·2160121·1256
作者:【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9.30元
ISBN:9787532158126
页数:205页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收录了施尼茨勒著名的中、短篇小说《梦的故事》、《古斯特少尉》、《埃尔瑟小姐》、《死者无语》、《鳏夫》、《另一个男人》六篇。其中,《梦的故事》为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奇的电影《大开眼戒》提供了素材。《古斯特少尉》无疑是施尼茨勒影响最深远的代表作,这篇小说没有脉络清晰、冲突跌宕的故事情节,施尼茨勒刻意记录的是主人公在其荣誉观念受到伤害后转瞬即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捉摸不透的心理活动,外在的情节自始至终融化于少尉神经过敏的内心独自中。晚期的小说《埃尔瑟小姐》把作者在《古斯特少尉》中运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发展,把社会批判意图融贯到这个别有风格的心理案例中,在主人公瞬间感知的联想中,始终反射着那个值得令人反思的外在世界。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施尼茨勒中短篇小说选》:不要喊醒我

明年我会成为什么呢?明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明年?什么叫下一个星期?什么叫后天?
——《古斯特少尉》

明天的前面是省略号,而明年的后面却是问号。当过去变得模糊,当未来变成一个疑问,在指向今天的人生里,到底在发生怎样的故事?昨天是十八岁的见习军官,是二十岁的少尉,可是当这一切都在省略号里变成再无法重来的时间,对于古斯特少尉来说,明天和明年,下一个星期和后天,都变成剧院里的那段呓语,只有一个人说,只有一个人听,只有一个人回顾,只有一个人展望。

“美极了!”这是古斯特少尉在剧场里所发出的感叹,包厢,姑娘,以及抛媚眼,没有说话,只有眼神,甚至只有在黑暗处的眼神,一切都以一种非对应的方式变成今晚的一个镜头,是美妙的沉湎,是孤独的放肆?时髦的女人,戴着的钻石,还有什么可以像某种梦境一样抵达现实,抵达今晚?“她可真像画的一样漂亮!就一个人?她在朝我微笑。我跟在她后面,这可是个好主意!……”用一幅画的方式延伸着自我的现象,而这种自我的想象除了美妙,除了孤独,还有一种被勾引的快感,但是快感的转瞬即逝,是要模糊现在的真实性,所以在跟着某一张画,从梦境般的剧场走出的时候,是陷入到没有预设的阻碍里。

“少尉先生,如果您闹出哪怕是一点点动静的话,我就把战刀从刀鞘中抽出来,折成两段,把它寄给您的军队指挥官,您懂我说的吗,您这蠢小子?”谁在说话?为什么会有一把刀的威胁,为什么会有告密者?他说了什么?他真的朝我说话?在这样的疑问背后,其实是开始怀疑了一切,他为什么会认识我?那个可爱的女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在剧场之外我是不是被跟踪?甚至,过去和军队有关的一切,和生活有关的一切都会被知道?如在梦境中出现的是波西米亚人莉德尔,是订婚的妹妹克拉拉,是妈妈,是喜欢我的安娜,是店铺里上班的阿黛尔,她们都是女人,和我有关的女人,她们都在过去,和梦境有关的过去,所以当她们都在今晚以梦境的方式出现在古斯特少尉的生活里的时候,意味着那个陌生而抛媚眼的女孩也成了其中的一员,而成为和现实无关的人。

所以从剧场到咖啡馆,从普拉特公园到泰格特霍夫纪念碑,乃至最后的环形大街,都是关于人生行走的一个隐喻,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是一个循环,一个像梦境却又无法逃离的循环,一个和女人有关却始终不再自己身边的循环,一个出现在时间里又消失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里,那个陌生而神秘的“他”却总是出现我的身边:“你听到了吗,古斯特:结束,结束,与生活告别吧!就这么决定了!……”是对过去的结束,还是对今晚的结束?或者是对于未来的后天、下一个星期以及明年的结束?

科帕茨基为什么一定要把戏票给我?斯台菲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为什么的后面是无法逃出的循环世界,而终点是一把枪,一次自杀,一个时间的终结,失去了一切,失却了荣誉,失去了想象,以及失去了梦境,“除了给我的手枪装上颗子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前面的省略号变成了后面的省略号,过去的死亡变成了未来的死亡,梦境的终结变成了现实的终结,“睁不开眼睛”的夜晚,哭泣女人的声音,以及饥饿综合症下的恐惧,都一一变成了今晚面对的现实。所以在古斯特的世界里,颠倒而混乱的时间,就变成对于循环的无声妥协:“若是我昨天晚上带一支就好了”,或者“已经有今天的报纸?”或者“我觉得我应当看看,是否登有我自杀的消息!”自己自杀,自己又看见自杀,在这个循环里,自己其实也成为梦境中的一个人,自己也成为人生的旁观者,所以在一切被旁注的夜晚,我也已经不存在了,他在昨天成为少尉,在今晚迷失,在明天死去——时间里已经去除了所有痕迹。

施尼茨勒:谵妄梦境里的另一个现实

但是,却听见了哈帕斯瓦尔纳夜里十二点中风而死去的消息,是谁告诉古斯特少尉?是谁又在咖啡馆里避免了自杀?一种投影,是将自己从呓语的深渊里解救出来,哈帕斯瓦尔纳像是一个替身,死亡的替身,今晚的替身,以及未来的替身,“就像命运的一种安排”,偶然,以及听说,自己轻易从这个循环中逃离出来,“在一刻钟之内我就回到兵营,让约翰用冷水擦擦身……七点半是荷枪训练,九点半是操练。——我要给斯台菲写信,她今天晚上必须得腾出时间,下午四点……呐,等着吧,我亲爱的!”

从循环里逃离出来,从梦境中挣脱出来,世界是一个“等着吧”的状态,似乎明年、后天和下一个星期正在慢慢走来,似乎人的一生再不从昨天的省略号里被忽略,这是古斯特少尉的偶遇,以替身的方式寻找到了一种现实的意义,可是对于埃尔瑟小姐呢?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姑娘,一个著名律师的女儿,本该对未来充满憧憬,“我倒是十分愿意到美国去结婚,可不是和一个美国人。或者我同一个美国人结婚,可我们得在欧洲生活,在里维拉有一幢别墅,大理石台阶直伸入海里,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大理石上。”即使嫉妒茜希·莫尔和表哥保尔的那种爱情,对于她来说,也应该在未来的时间里遇见一个爱她和她爱着的人,十三岁时爱上了万戴克——“或者爱上了修道院院长德·格里欧,也爱上了雷纳尔德。我十六岁的时候,是在威尔特湖。”过去的时间序列里,都是和美妙的爱情有关,可是都没有成为现实,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没有不幸的爱情,只要不因为怀孕而被抛弃,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应该被期待的。

可是,属于今天的命运里却是父亲输了钱,却是盗用了保证金,却是面临牢狱之灾,三万古尔登,这一笔数字对于父亲来说,是自由之身,是解脱的罪孽,而为了将父亲从这一种困厄的现实中解救出来,这是要筹措这一笔钱,要电汇给费博士,而只有冯·道斯戴先生可以帮助做好这件事,而要冯·道斯戴先生答应这样做,却需要埃尔瑟小姐将自己的身体给他,一个赤裸的身体,一个满足情欲的身体,一个消灭了爱情的身体,“埃尔瑟,您的裸露,这种魅力定会使我欣喜。”可是不管是这样的诱惑,还是对于流氓的咒骂,对于埃尔瑟小姐来说,却也像是自我的想象,和他见面了?和他讲话了?和他诉苦了,还是他最后答应了?犹豫或者矛盾,沉沦或者自我牺牲,在谵语的世界里,埃尔瑟是看见了另一个自己,看见了另一个冯·道斯戴先生,而他们会成为像古斯特少尉一样的替身吗?

“不,我不出卖自己,永远不。我将来也不出卖自己,我奉献出我自己。”终于在内心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十七岁的漂亮姑娘,著名律师的女儿,这是对于自身身份的坚守,而这无非是要将父亲的命运置于一种死亡的地步,所以在在洁身自好和自我牺牲之间,埃尔瑟看见的自己其实已经死去,而且必须死去——赤身裸体地死去,毫无道德地死去,而留下一个完整的自己,而这个完整的自己也只有在现实的死亡里变成永恒的形象。所以即使最后从三万变成了五万,命运其实也无从保留一个否定的回答:“到林中空地我宁愿死去。流氓!五万。他不能说不。”

拯救而牺牲,牺牲而自救,当逃避一种死亡,其实是进入了另一种死亡,赤身裸体是最后的毁灭,“冯·道斯戴先生,我不是妓女。永别了,永别了!……”爱情变成替身,身份变成替身,“他们都是杀人犯”的世界里,只有最后变成一个沉沉睡去毫无知觉的人,才能逃避这一种道德的惩戒,逃避另一个自己成为替身的现实,所以在今晚的“埃尔瑟!埃尔瑟!”的叫声里,埃尔瑟以一句“不要叫醒我”否定了从此再无爱情的世界,“他们从那么远喊我!你们要做什么?不要喊醒我,我睡得这么好。明天清晨。我做梦,我在飞。我飞……飞……飞……睡眠,做梦……飞……不要喊醒……明天清晨……”

死去的今晚,却又留下一个“明天清晨”的未来,飞是一种告别,是一种逃离,是成为另一个自己,所以在睡梦中,在飞翔里,埃尔瑟小姐否定了古斯特的偶遇,否定了他的大运,否定了有人会成为替身,埃尔瑟不是死于道德,是死于梦境,一个十七岁女孩对于未来爱情的憧憬。毁灭总是这样无可逃避地发生,也只有在“不要喊醒我”的状态中才能保全一个自我。所以在《梦的故事》里,不管是弗里多林还是阿尔伯丁娜,也都希望保全一个自己,一个不被道德侵害的自己。

“一十四个褐色的奴隶在划一只华丽的帆桨大型战船,朝向卡里夫的王宫驶去。阿米基亚德王子身披紫色罩袍,他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甲板上。夜空深蓝,群星密布,王子的目光……”战船和王宫,王子和罩袍,都是和传说有关的身份,也都是和现实之外的梦境有关,当弗里多林在梦中看见那个女人的时候,他几乎就像阿米基亚德王子一样,在孤零零状态中游离,“也许只有十五岁的姑娘,一头松散开来的金发垂落双肩,在一侧覆盖住柔软的胸部。”一个梦会是压抑现实的映射,十五岁的姑娘却从来不在身边,还有金发,还有柔软的胸部,在弗里多林工作的诊所里,却只有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死人,他们才是现实,才是无法逃避的现在。而当参议员的女儿玛丽亚娜在诊所里看见父亲的死亡,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现实的覆灭,可是在弗里多林的世界里,却变成了梦境中出现的那个十五岁的姑娘,“如果玛丽亚娜成为他的情人的话,那她看起来肯定要漂亮得多。”他在梦境中把她当成了情人,把她当成了欲望,甚至还想起了一部关于孩子被女友诱奸的长篇小说,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小孩,仿佛玛丽亚娜就是在灵床前诱奸的女人。

梦境侵蚀了现实,也替换了现实,即使在妓女米琪身上,弗里多林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现实,可是这种离开是不彻底的逃避,用钥匙打开,却是无尽的害怕,就像在想象玛丽亚娜的时候,看见她的未婚夫用一把手枪的枪管对准了太阳穴,“人们不可能知道,这病总会发生的。如果你感到害怕,那你完全是对的。一旦发生了,那你会诅咒我的。”弗里多林的害怕是想让自己回来,回到现在,回到婚姻,这是一种妥协,而阿尔伯丁娜何尝不是在这样妥协中维持着现实的道德,“我感到奇怪,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但是新娘的礼服还没有到。或者是我弄错了?我打开了衣柜去看看,没有结婚礼服,挂在上面的是另外一些服装和戏装,歌剧用的,华丽,东方色彩。”这是阿尔伯丁娜的梦,可是弗里多林就像否定自己的梦一样,对这一切加以否认了。还有那个假面舞会,无非也像是一个被遮蔽的现实,在那里,他们都不是自己,却在面具里成为自己,“不久,他俩就像一对恋人一样,置身其他相爱的情侣中间,在冷餐自助间吃牡蛎,喝香槟,相谈甚欢,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结识似的,进入一场大献殷勤,欲拒还迎,诱惑引逗,允诺顺从的喜剧。”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也逃离了那个让他们痛苦的现实,像一对恋人,从熟悉到陌生,就是一次解救。

可是,梦境破碎了,“我忘了暗语。”这是弗里多林的害怕,没有谁能回到假面舞会上,也没有人会回到最初的浪漫,甚至没有能子啊赎罪中保全自己,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装作忘记过去,装作放弃明天,“应该感谢命运,我相信,我们已从所有的冒险中解脱出来,从真实中的和从梦境中的。”面具被摘除,在真实的冒险和梦境的冒险中走出来,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是没有想象,没有未来,就像阿尔伯丁娜所说:“永远不要对未来作出承诺。”

未来在古斯特少尉的独行中,未来在埃尔瑟关于美国的爱情里,未来在弗里多林和阿尔伯丁娜被面具遮挡的欲望中,可是这一切的未来都在梦境中,都在呓语里,都在谵妄中,不要对未来做出承诺,有时是一个替身,有时是一种妥协,有时是一种放弃,而当未来不再,当过去不再,唯有现在时的现实无可逃避,但是以为是一种道德上的优胜感,却还是进入到一个谎言和欺骗的世界,《死者无语》里背着丈夫和情人约会的她,《鳏夫》里早就认识了未婚妻的他,《另一个男人》中跪在妻子坟前的他,都是在一种反而现实的过去,逾越过了道德的界线,在像是爱情的世界里戴着不被人看穿的面具,而这样的面具如果要进入永恒的梦中,唯一的办法是让活着的人死去,因为,“他永远不会报复的,永远不……他死了,他肯定死了……死者无语。”

情人死去,妻子死去,而到最后,当一切的死者无语的时候,梦境、道德、想象也都在过去死去,而现实呢,在“不要喊醒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从此再无明年,再无后天,再无下一个星期四,从此再无爱情,再无荣誉,再无身份——死者无语,未来无语,“多少个傍晚,多少个深夜,我长时间凝视着这双沉默不语、谜一般的眼睛……”

魔山(上、下)

编号:C38·2160121·1255
作者:【德】托马斯·曼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75.00元亚马逊58.10元
ISBN:9787532154845
页数:841页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于托马斯·曼的评价是:“作为一个德国作家和思想家,他在反映真实的同时与各种思想全力拼搏,创造了痛苦之美。他把诗的高贵与才智同一种对人类淳朴生活的渴求之爱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在《魔山》中,那个疗养院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普鲁士军官、俄国贵妇人、荷兰殖民者、天主教徒等欧洲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似乎都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整个疗养院始终弥漫着病态的、垂死的气氛,战争马上要来了,死亡马上要来了,人类的灾难马上要来了。波澜壮阔的场景,磅礴的气势,细腻的心理分析,精辟的哲理,《魔山》成为一部但丁式寓言与现代欧洲现实主义相融合,德国神秘文化与知识分子辩论的融合,德国教育小说与滑稽剧的融合的伟大作品。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魔山》:爱情和死亡全带有肉体的性质

她叫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您明白。因为爱她,也为抗拒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屈就了非理性的原则,疾病的天才原则;当然喽,我早已和从来都处于疾病的影响之下,所以就留在了这山上,——我不再清楚已经多久了,我忘记了一切,和一切断绝了关系,和我的亲属、我在平原上的职业以及我的全部未来,断绝了关系。
——《第七章》

非理性的原则对面是不是疯狂,疾病的天才原则对面是不是死亡?那一个对于舒舍夫人的吻仿佛是一次转折,表哥约阿希姆最后回到疗养院的死是不是也是一次转折,甚至最后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的革命和保守思想的统一,也在魔山之上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颠覆,而这一切和当初离开故乡,离开习以为常的世界,离开与职责、兴趣、忧虑和前景的生活,形成了一种逆反的过程,这逆反的轨迹里,一端是三个月的短暂时间,一端是七年的漫长时间,一端是年轻无知的上山探望,一端是屈就了种种原则而留下来,一端是断绝了和世俗世界的种种联系,一端却是建立了新的秩序——在逆反的过程中,爱情和死亡,疾病和理性,物质和文明,甚至欲望和意志,也都在过去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的时间里,分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对于卡斯托普来说,世界的最后一个疑问是:如何远离“麻木不仁”这个恶魔?

它不是在灵媒会上使亡者复活的精灵,不是对于死亡在精神意义上的超脱,不是一个俄国式的吻带来的暧昧,也不是大人物在山上夸夸其谈的理论,四处游荡的恶魔在“山庄”疗养院里,变成了一种无可逃避的邪恶,在时间无止境的生活里,统治着一切,而那些神通能力和梦游状态,仿佛是增添设备的娱乐室,在表面上制造了高尚的娱乐活动的时候,却也带进了一个痴迷而无法自拔的状态中,像一场表演,看一眼死去的亲人,不是对实际生活毫无影响,而是在害怕中投射到自己身上,所以麻木不仁是一种不反抗的态度,是一种屈就的做法,是一种迷失的状态,终于在最后在人心中散布神秘的恐惧,甚至让人产生逃跑的念头,而这样一种麻木不仁的恶魔,其实也是在逆反的过程中,让卡斯托普获得了关于自己的一种知识。

一开始就像无知的人,卡斯托普就是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感觉来到还把一年六百米的“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这是一个空气清新,接近自然的地方,它以一种高度的方式远离卡斯托普曾经的生活,当和世界分开,和生活分开,宛如一个梦,在卡斯托普的时间里变成未知的一个领域。起初就是为期三周的时间,就是去探望在山上的表哥约阿希姆,而离开故乡有条不紊的生活,以一种不断升高的方式接近这个虚无之境,对于卡斯托普来说,人生的疑问就只有一个:“他到那上边以后将生活得怎样呢?”

这儿的人对时间不在乎,这儿的人观念会得到改变,这是约阿希姆对于卡斯托普的解释,“三个星期对于他们就像一天”是将复数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单数,而在山上,那许多的人,许多的故事,许多的观念,是不是也会在升高的海拔里变成另一个固定的单数?尽管约阿希姆对卡斯托普说:“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年的作用可不小,要在山下,就会带来许多的变化和进步。而我现在呢,却在这儿停步不前,恰似一潭死水——是的是的,完全像个臭水坑,这样的比喻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一种对比,实际上,山上的世界对于已经处在其中的约阿希姆来说,变成了无法离开的束缚,变成了消磨人生的深渊。而卡斯托普的到来,所遭遇的麻木不仁,是把关于曾经,模糊的信仰、意志、爱情和生命,完全变成了成体系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又是解构意义的。

一个治疗疾病的疗养院,对于卡斯托普来说,最直接的观念冲击是关于身体疾病和死亡的。在这里的人都带着患病的身体,他们的目的是治疗,是为了让身体康复,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山庄里反而变成另一种疾病的根源,卡斯托普的身边总是传来人病逝的消息,有人刚刚死去,有人便睡在那张带着死亡气息的床,卡斯托普就是这样,“他躺上床,熄掉灯,把自己昏昏沉沉的发烧的脑袋在那个美国女人临死前睡过的枕头上。”曾经在山下的世界里,他经历过了父母的死亡,在五岁至七岁的时间里,两人相继死去,而那时的死亡对于他来说,是懵懂的,记忆最深刻的便是刻在银钵上的那些家族祖宗的名字,它们仿佛是从古老墓穴里发出的神秘声音,又好像指向了现实,与自己的生活发生着联系,甚至在这个基督教家族里,死亡反而变成了一件圣洁的事,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在幼小的童年里经历的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存在的影子,甚至慢慢走向了圣洁的反面,因为它只牵涉到肉体和物质,“既不美,也无意义,更不神圣,就连凄凉也说不上。”

托马斯·曼:治疗疾病的德国神话

而在疗养院里,死亡是直接的,“你旁边的人死了你也全然不会察觉。棺材一大早运了来,趁你还在睡觉;运走也选择在那样的时刻,例如正当开饭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种死亡,在山上的那些人对卡斯托普注解了不同的疾病观和死亡观,意大利人塞特姆布里尼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他那里,一切都具有了理性和启蒙的意义,死亡就像命运的深渊,它是理性闪闪发光的武器,用来对付黑暗与丑恶的势力就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和灵魂的批判,而每一种批判都意味着进步和启蒙的开始。什么是人文主义,在塞特姆布里尼看来,就是要“保持人的美丽和尊严的传统”,而疾病和死亡意味着丑恶和恐惧,何来人文的传统?塞特姆布里尼把人文主义建立在批判之上,就是要在一种对立和矛盾中找到它的意义,按照他的说法,世界正处于两大原则的争夺之中,这两大原则包括强权和正义,暴政和自由,迷信和知识,顽固、停滞和运动、进步。“两种力量中哪种终将取胜,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启蒙的力量,不断合理地趋于完善的力量。”

也就是说,文明的胜利,启蒙的力量,理性的光芒是需要在批判中寻找它的基点,需要建立它的反面,所以正是有疾病,才产生痛苦,才贬低人的意识,他反对将疾病说成是高贵的东西,反对认为疾病可以调养和护理,反对在精神上尊重疾病,所以塞特姆布里尼反对的是中世纪迷信而带来的堕落,“人文主义首先是为着捍卫人的事业、人的尘世幸以及思想自由和生活欢乐而斗争,因此认为,天空可以公平合理地让给麻雀。”所以他对于卡斯托普曾经早早接触的死亡,也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因为正是那种死亡懵懂的看法变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变成了对于尘世生活粗暴、严酷的处境,甚至变成了玩世不恭,他告诫卡斯托普,看待死亡唯一健康、高尚和虔诚的方式,“就是把它理解并感觉为生的组成部分和附带现象乃至于生的神圣条件,而不是在精神上将它分开,使之对立,甚或相对地将它否定和贬低——这样的方式是健康、高尚、理性和虔诚的反面。”

人文主义踩在迷信世界之上,建立起另一种虔诚的世界观,所以死亡在他那里是生命的摇篮,是复活的母体,是尊贵的象征。塞特姆布里尼的观点却在约阿希姆那里变成对一切的攻击,因为肯定自己意味着否定一切,这是不是另一种迷信,另一种中世纪的专制?而在卡斯托普那里,对死亡的直接感受其实是带来了对于生命的恐惧,因为当初只是前来探望,到最后在这个治疗的疗养院里,他自己反而得了某种疾病。先是整天躺在床上的“水平的生活方式”,让卡斯托普难受和厌烦,而后来,他开始发烧,嘴巴里没有味道,心脏又无故乱跳,以为是不适应气候,不适应环境,不适应隔壁俄国夫妇的行径、愚蠢的施托尔太太的唠叨、走廊上马术师搅烂糨糊似的咳嗽、阿尔宾先生的高谈阔论、养病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刺激,但是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出现了严重伤风咳嗽的征兆,额头晕乎,扁桃发痛,呼吸艰难,冷空气刺激下的连连咳嗽,甚至嗓音变得沙哑——在来到这里三个星期之后,体温计显示的是三十七度六。

本来三个星期是卡斯托普离开下山的时间,而现在反而使得自己变成了病人,宫廷顾问贝伦斯对他检查后十分肯定地说:“您在左胸上方还有一个部位声音不清,已近乎是噪音了,无疑有了新病灶——我还不想说它正在扩散,但可以肯定是处于浸润期,而您要是让它继续往下边发展,亲爱的,您那整叶肺都只好见鬼去,不管您有多大的能耐。”在塞特姆布里尼那里,疾病是复活的母体,是生命的摇篮,而在亲身感受的难受中,人文主义是不是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虚构?

所以卡斯托普开始从人文世界转向病理世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讲课的时候提到了身体和肉体,而他把欲望当成是疾病的原因,性欲冲动导致了非节制的生活,而非节制则会变成病症,“病症就是伪装起来了的性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变态的情欲而已。”而实际上,作为病理学的博士,他认为疾病就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爱欲是最摇摆不定和最易受到危害的一种,从根本上看倾向于迷惘和不可救药的非理性。”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对于疾病的解释似乎在卡斯托普的生活里得到了印证,他喜欢上了舒舍夫人,走近她便有了某种激动、紧张、满足和失望,而他也允许自己在欲望世界里感受一种生活之美。舒舍夫人其实对于卡斯托普来说是陌生的,她甚至还是一个没有离婚的女人,只是与丈夫分居,只是不戴戒指,甚至在疗养院里她坐相难看,随手摔门,还搓面包球,还咬手指头。

但是种种的缺点,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完全没有成为理由,这是不是意味着卡斯托普进入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所说的非节制生活,进入了欲望世界,进入了病态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是满足的,是愉悦的?宫廷顾问从生理结构来解读,似乎为卡斯托普找到了一种理由,古希腊的美男子,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和美,而这种力量和美即使变成雕塑,仍然能激发一种欲望,这是艺术的魅力,所以他绘制的关于舒舍夫人的肖像画,卡斯托普甚至闻道了那一股汗味,一种体香,“要是你忍不住把嘴唇贴上去的话,那感觉到的将不再是颜料和油脂的气味,而将是人身体的味道。”这种物化的美,在宫廷顾问的解释里,则是一种生命的原点,它产生生命,它燃烧生命,当然,它带来愉悦和兴奋,而这种愉悦和兴奋,即使变成了一种疾病,也是强调快乐,也是关于生命的放纵。

生命的原点走向的自我,所以不管是文艺的关系,医学的关系,还是机械的关系,在人的身上,都变成了人道主义的一部分,从人文主义到人道主义,似乎为卡斯托普的疾病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所谓“爱情和死亡,两者全带有肉体的性质”,他看到了生命最原初的组织与死亡,那是有机物产生无机物的方式,那是死亡和腐朽与生命、生殖、能量的交织,而他对舒舍夫人的想象中,带着的是她的骨骼和内部器官的X光透视图。而当卡斯托普终于向舒舍夫人表达了爱,“就是我对你的爱,是的是的,就是从我眼睛看见你的一刻起,我就爱上了你,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我认清你的一刻起,从我认出你的刻起——吱你,把我领到了这山上……”在忧郁和屈辱一扫而空的情况下,他的体温又往上窜,升高到了三十八度。

越来越走向疾病,越来越陷于矛盾,而在人文主义、病理学之外,纳夫塔,这个深谙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犹太人、耶稣会士,则更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二元论的,物质世界之外就一定是精神的统治,“您赋予个体以物质性,把事物的本质从一般中分裂出来,变成单个现象,从而使世界脱离与最高理念任何形式的融为一体,世界便排除了上帝,对上帝成了超验的存在。”带着上帝的影子来俯视一切众生,不管是在床铺上,还是在战争中,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权威,离不开意志,离不开国家,”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系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甚至所谓的道德,也必须在这样一种意志中体现上帝的旨意,中世纪治病救人中为了让自己染上疾病,他们要亲吻麻风病人,要让自己长出脓疮,“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还是一种反宗教?这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邪恶?所以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的观点就是一种对立,塞特姆布里尼说,“疾病是非人性的。”而纳夫塔立即反驳说:“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对人道主义的否定,强调权威和意志,是不是走向的是一种极端的战争状态?所以实际上在不同的观点中,卡斯托普需要的并不是将所有一切都变成自己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信仰,卡斯托普第一次产生了质疑,第一次看见了矛盾,那就是生活和信仰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带来的是偶然性和永恒性的矛盾,就如他本来是希望在三个星期之后离开魔山,而现在却已经足足呆了七年,是谁改变了这一切?疾病?欲望?知识?还是时间本身?

所以那种本来是过去完成时的状态,现在却完全变成了现在进行时,时间就像这座魔山一样,制造的是一个神话,“时间是什么?是一个谜——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威力无比,是现象世界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一种运动,一种与物体的空间存在和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时间带来的是“产生效果”,它似乎在永恒和无穷中将个体变成它的一部分,山上的夏季可以下雪,四季可以省略,舒舍夫人可以离去,卡斯托普所体验到的时间真的把自己变成了虚无,所以在卡斯托普的自我意识里,终于开始了对于时间的对抗,而对于时间的对抗就是对于虚无,对于知识,甚至对于理性的怀疑。

这种怀疑在卡斯托普那里,是一个词:执政。执政是他在这风景优雅的隐退之所进行的严肃的思维活动,是使他面对生命的最高创造,是在他内心深处生出了荣誉感的现实。走出疗养院,迎接暴风雪,体验一种迷途的感觉,以及迷途之后重新回来的激情,他看见了从未见过的大海,见到了雕像,见到了梦境,“从根本上讲,我一直清楚这是个梦,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树木繁茂的园子和滋润的空气,以及接下去的美好景象与可怕情景,我几乎全都预先知道。”即使是如虚无的梦境,对于卡斯托普莱说,也是一次走向真正自我体验的生命状态,走向真正矛盾的现实体验:“也就是说,人比矛盾冲突更加高贵,比死也更高贵,对于死来说太高贵了。”这便是心灵的虔诚信仰,便是生命中的那首诗,便是善良和仁爱,便是忘掉了自己的时间——“卡斯托普已经压根儿不再搞得清楚,自己到底多大年纪啦!”

表哥约阿希姆走出魔山寻找生命之路,而回来之后却在疾病中死去,纳夫塔也在魔山之上在疯狂的二元论中死去,而塞特姆布里尼在丧失了矛盾的论者之后也一蹶不振,而卡斯托普在度过了超出预想的整整七年之后,也终于打开了生命的符码,爱情不是暧昧的吻,身体不是虚无的死亡,风雪的体验是重新找到了信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晴天霹雳,让我们怀着一些敬畏讲吧,它震撼了这个世界的根基;但对我们来说,这霹雳也炸开了魔山,把那长睡七年之久的年轻人一下子摔到了大门外面。”是的,他要离开,离开自我封闭,离开“水平的生活方式”,离开虚弱和疾病,离开没完没了的知识阐述,离开人文主义和虚无主义,离开海拔一千六百米的隔绝,走向一种个人和民族的新生:“从这死神的世界节日里,从这燃烧在雨夜黑暗天空下的狂热里,什么时候是不是也能产生出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