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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48·2110312·0794 |
| 作者：穆罕默德·阿勒马克图姆 | |
| 出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
| 版本：2007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页数：188页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殿下在书中探讨了阿联酋发展经历的多个方面：创优经历，阿联酋从区域经济中心转变为世界辅助经济中心的经历，进一步依赖优质服务、旅游、知识经济、创造性人力资源的经历，实现国家希冀的发展率的经历。《我的构想:迎接挑战追求卓越》的素材来源于对发展的亲身经历、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每日的实践。书中分析了实现进步和领先的基本因素，特别是独特的构想、渴望提高人民地位的领导、有效的管理、能使领导的构想变为现实的工作组等。《我的构想:迎接挑战追求卓越》论述的是独特的发展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效仿的典范文明共存、宗教共处、多样化、合作创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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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10116·0793 |
| 作者：东西 | |
| 出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 |
| 版本：2005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253页 |
应该是很久远的事了，2003年的小说，2004年变成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我都没有看过，我想我是忘掉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那里的世界又被我遗忘的地方，而当我在一个新年初临的时候注视的时候，是方力钧的光头和烟，是“Voices in the Light”，是“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简介上说：《耳光响亮》以一个普通平民家庭的故事，写出了六十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仪式，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启蒙过程进行了真实再现。从某程度上讲，它就是这一代人的心灵史。本书聚汇了那些破碎的、不健全的心灵，他们既被别人伤害，同时又伤害着别人，甚至还不时地相互伤害。一切既定的传统伦理关系在这里都受到了巨大的怀疑和肢解。书的第一句：“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
当当网上7.5折优惠，对于东西的作品，或者并不能用这样的价格指数来衡量，但毕竟是有些久远的东西，2003年就出版了《耳光响亮》，当年还拍摄了电视剧，只是拙劣而娱乐地改成了《响亮》，但对于我来说，东西的作品还是陌生的，这位广西作家似乎越来越走向制度化生存，但在无限接近中却总是擦肩而过，《耳光响亮》成为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响亮》中的蒋勤勤因出演牛红梅而获得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入围，或者提名，都在走近体制，“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在目光“愈拉愈长”的体制内成长中，似乎我们听到了那记响亮的耳光。我是因为看到封面上方力钧的绘画才买下的，男人和女人，橘红色的欲望在升腾，却被他们陌生的目光所阻挡，光头，烟夹在手上，仿佛世界就这样凝固了，那种“最向往的生活”已经不能随目光“愈拉愈长”，东西说：“他的画我很喜欢，画中夸张、荒诞、泪水之后的微笑，苦难却又不失理想，其中蕴藏的复杂性与我作品的精神气质相似。”但那眼神不像是被扇过响亮耳光的眼神，冷漠，麻木，没有方向，很多认都在问，这样一个一代人的悲欢故事中，到底谁扇了耳光，或者说，谁被扇了耳光。
父亲牛卫国、母亲何碧雪、姐姐牛红梅、哥哥牛青松、以及叙述者“我”牛柏翠，一家五口，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张开，扇将下去，一个时代便出现了红色的手印。或者这样的简单的数字化寓言正是东西在作品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隐喻，一代人的成长仪式，一代人的心灵史，里面有着时代给我们留下的记忆碎片，但是对于我们所要批判的或许不仅仅是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在一系列荒诞中我们其实在寻找黑色幽默背后的那记响亮耳光。其实，那耳光就从叙述者档案开始，最喜欢的书：《毛泽东选集》；最喜欢的歌：《红旗下的蛋》。
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这两种文本阅读会让我们毫无悬念的进入那个颠倒的历史现实，“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个“普鲁斯特”回忆录式的开头方式，就是为了表明一个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而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个体陷落在巨大的陷阱中，讽刺也好，警世也好，生命的时光无法逃脱，1976年的记忆，毛泽东逝世，这样的回忆直接把小说带向寓言的起点，那就是父权的丧失，作为那个时代政治信仰和民众记忆最强烈的记忆，毛泽东的辞世就是把一个父权社会带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权威丧失了，没有了方向，也就没有了信仰。
我睡在20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人的蝙蝠，在蚊帐顶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朦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飞出来。
把这个故事设置成这样一个起点，后面的个体荒诞便顺理成章，空空荡荡的世界突然出现在面前，于是父亲牛正国毫无预兆的失踪了，只留下一封遗书，又一个父权消失了。国家父权和家庭父权的双重消失，让这个家庭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中，所有的秩序似乎都在瓦解，也都在像一种真实状态靠拢。在追悼毛主席的现场，出现了一个一丝不挂，精神分裂的杨美，杨美用作为国家舆论工具的报纸遮住了脸，她的这一举动似乎在消解时代的权威，而她被拒绝进入，小孩们则围住杨美喊：聋子、哑巴、坏蛋、神经病。而在这样一个丧失最起码尊重的时刻，“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他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开追悼会。”在别人看来，她没有尊严，更没有任何话语权，但是即使在一个被界定为神经病的病人身上，也有着不能消除的对父权的盲目崇拜。
当父权瓦解的时候，正像杨美一样，是需要寻找另一种父权带代替丧失的父权，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对父权的寻找逐渐成为变本加厉的行为，一个是牛红梅，她和初恋情人冯奇才约会被发现，然后被流氓宁门牙糟蹋，怀孕。但是对牛红梅来说，这是一个计划外的怀孕，宁门牙不可能成为孩子的父亲，父权的丧失又一次出现，牛红梅为了给孩子找一个爸爸，不惜向长相丑陋的邮递员曹辉求婚，竟然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她做了手术。在认识杨春光之后又怀孕，但是在杨春光背叛的计划面前，牛红梅再一次流产，最后在刘小奇按摩店里，再次被强奸，但是昏睡过去的牛红梅一无所知，直到自己被检查出再次怀孕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牛红梅三次怀孕，却三次在孩子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被推向一个悲剧的高潮，这样的隐喻对于作品来说，无非是用残酷的手段表现没有父权下的无奈和痛苦。
另一个是金大印。和母亲何碧雪好上之后，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对自己成为一个爸爸的强烈渴望让他的人生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举动，金大印“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真心诚意地叫他一声爸爸。”于是他在抓小偷时，用小偷偷生的欲望满足他做父亲的渴望，他把那些叫他爸爸的小偷放掉，然后，内心充满着“如果是放了小偷，他会格外兴奋和自豪，会不停地笑着说他叫我爸爸，哈哈，他叫我爸爸了。”在这样扭曲的人性需求下，金大印似乎一直在人生的边缘，他希望用父权来树立自己的地位，但是遭领导非议等一系列不公之后，他却用一种英雄的存世方式来挽救自己的道德信仰，他按照记者马艳三个信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照顾邢大娘，救一名儿童，直至成为新闻人物，到处作报告演讲，金大印不是真正的英雄，他在虚拟的英雄光辉下寻找自己的父权地位，而这一切在那个时代只能是一场闹剧。
更啼笑皆非的闹剧还不止这些，当最后“我”需要30万元作为拍电视剧的资金时，金大印答应出资，但是条件是和牛红梅结婚，目的也只有一个，生孩子。当最后和牛红梅签订结婚合同书的时候，那种荒诞的文本后面，其实是一个乱伦生活的开始，而倡议者竟然是金大印的相好，“我”和牛红梅的母亲，在这里，仿佛人性中那种扭曲的东西被放大到极致，而他们的出发点无非是为了换回失去的父权。最讽刺意味的是，在数次流产、堕胎中，牛红梅其实已经丧失了生育功能，在一纸合同中，所谓建立父权秩序的努力变成一个十足的讽刺。而更为讽刺的是，最后父亲牛正国在越南芒果街被找到，而此时，父亲已经没有了记忆，从失踪的父亲变成失忆的父亲，他的存在只是父权社会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
从毛的逝世作为起点，从牛红梅的“不知谁是父亲”的质疑到金大印“他们叫我爸爸”的虚荣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父权社会的人性悲歌，从信仰膜拜到道德困境，一代人并不能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撑，在分崩离析的现实面前，这些所谓的追求显得可笑可叹，我们仿佛听到那岔开手指突袭而来的耳光，沉闷地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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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110116·0792 |
| 作者：木心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8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1.80元 | |
| 页数：259页 |
副标题是“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看起来应该是一本和个人经历有关的书，如果是诗，也大致是叙事的。没有腰封，仍然是素白的封面，和那一个隐秘在书橱里的作者一样。读之，我想我必须是敬仰的，必须是向上的。所以我现在需要用一种收藏的心态来护爱这纯粹的文字。据说，木心回国时将在美国的东西都带回来，有一册自己最看重的诗集，常在身边秘不示人，叫《伪所罗门书》。现在终于示人了。很小心地从网上看到里面的一句诗，如下：“伊斯克尔水库，钓鱼，晒太阳/那些都是随俗的借口/无论何方，都可以安顿自己/乡愁，哪个乡值得我犯愁呢”。
我是两度海难的幸存者，深明海的启示
爱海要在陆地上爱，登高山，瞭望大海
爱人亦然，万全处，方可率性狂恋
——《与米什莱谈海》
那分明是有一颗不羁的心灵，“深明海的启示”的木心终于泅渡到岸边，在陆地上爱海，瞭望大海，那个世界很遥远，却孤身一人走过了几乎半个世纪，再返回岸边的时候，他是抱着那本《伪所罗门书》，像抱着一个宝贝，不忍被丢弃，是啊，不管身处何方，何处飘零，但最后他还是回来了，回到故土，回到那个出发的起点。
那仿佛是很久远了，2006年的夏天他回到故乡，鬓发已白，面容消瘦。而更久远的是30年代的浙江桐乡乌镇东栅财神湾，少年时读《诗经》，但更多的是西方的世界，20岁刚出头，他参与学生运动，还曾是领导者，结果被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亲自下令开除学籍，又被国民党通缉，于是走避台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大陆。再久远的便是那场牢狱之灾，1970年所有绘画和诗作被抄没，因言论获罪，他被关进废弃的、漏雨积水的防空洞。后来平反了，他的20本作品却要不回来了，说是烧掉了。木心灰了心，决意从此只画不写。最后久远的事，是1982年，他自费留学到了纽约，55岁，没有亲戚朋友。
这便是他传奇的人生，西方视野对他来说无非是一次游走，他说，我是来Check（检验）一下的，验一验跟童年少年的阅读是否吻合。Check的结果是：“在巴黎，巴黎失去了巴黎；在汉堡，汉堡失去了汉堡。”世界文化的大船正在下沉。这个“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文革’之前就看卡夫卡。”的画家和诗人一直穿梭于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人有两套传统，一套精神，一套肉体。我的祖先在绍兴，我能讲一口绍兴话。我的精神传统在古希腊，在意大利，在达·芬奇。所以我说我是绍兴希腊人。”或者也只有他最了解西方文化中的那些经验，也只有他能够把所有的经验一概否定，所以他才敢说，“东方文化是空灵的，西方文化是机械的”，才会认为“夏娃的苹果即系水果店的苹果”，才会把“伊甸园绘成了山顶的花园”，也才会“以所罗门的名义”来作一些“魔毯”里挥洒下来的诗作，来一次“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
我一直不解木心所谓的“个人成长史”是不是就是带着这些中西异见的心灵史，是不是两套传统中的游历？他说，“野地玫瑰几乎蓬头垢面/采进屋里，灯下，郁丽而神秘（《那末玫瑰是个例外》”，玫瑰是个例外，那么水仙、藏红花、迎春花和风信子也就那么平静的活在另外的视野里，浓香醉人，却不蓬头垢面，也不神秘，在木心的世界里，西方文化总是那么不自觉地脱离开来，让他有一种分明的无奈，却谈不上空灵，“亚当在墙里吃苹果，我们在墙外吃苹果，所查如此而已。”这一墙之隔仿佛就是心里没有消除的隔阂，所以伊甸园只在山上，苹果也只是水果店里的那一种，所以我们也会在教堂司事的院落里“劫掠了十分之一的苹果（《窥视和劫掠》）”。苹果必定是被还俗的，而对于木心来说，对于西方的神秘主义、宗教和神性都有着一种剥离出来的欲望。“罗马主教的仪礼，十四世纪/今天来说当然全部过时，失实（《六百万马克》）”“你落得这样的永恒/还不如我这样不永恒的好（《神殿》）”“回教是植物教，我是个植物的诗人/那动物的情侣嗥叫着越奔越远了/落日熔金尼罗河载我流向地中海（《尼罗河》）”
他一直在行走，从荷兰到匈牙利，从埃及到德国，从新加坡到波兰，穿过福迦拉什城堡，经过圣索菲亚教堂，或者走过圣约翰街，那条个人成长史的路线图被勾勒出来，但不完全是一次纯粹的旅行，他似乎在寻找一种历史遗落的东西，“金字塔太重，强盗搬不动/永恒太贵 谁也买不起/我独揽你粗犷中的秀媚（《入埃及记》）”历史仿佛在这里转了个弯，我们见到了木心的孤独，看到了旅人的迷惘，而那些所谓的城市和教堂仿佛变成他心灵的一个歇息的地方，却没有终点和归宿。想起书的标题，似乎历史正在剥离它原来的面目，呈现给我们更真实的一面。为什么木心要用“所罗门的名义”来挥洒他的“伪所罗门书”呢？在后记中，木心提到了巴赫，提到了《赋格的艺术》，说是“巴赫音乐思想无可比拟的里程碑”，我忽然想到了这一册诗集隐含的结构主线。他给“赋格的艺术”以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他的诗集就在用一种我们不易发现的赋格技巧来铺陈他的“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体裁，又称“遁走曲”，意为追逐、遁走。赋格的结构与写法比较规范，乐曲开始时，以单声部形式贯穿全曲的主要音乐素材称为“主题”，与主题形成对位关系的称为“对题”，之后该主题及对题可以在不同声部中轮流出现，主题与主题之间也常有过渡性的乐句作音乐的对比。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听说过复调，巴赫金在《论陀思妥也夫小说中的诗学艺术》中首次提出了文学中的复调手法，这个复调其实就是借用音乐中的手法，展开主题和对题的，那么，木心的这一册《伪所罗门书“不妨看作是一种诗歌上的赋格。而我们也的确发现了其中的复调手法，在木心的很多诗歌里，”我“其实并不是作者自己，或者并不是那个叫木心的诗人，而充分运用诗绵密精致的意象、巧妙的转喻，征引的典故等，构筑了一个诗人对另一个诗人的凭吊主题。在《伪所罗门书》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以色列国王的英雄事迹，也看到了一个君主的无奈，当然，还有作为《圣经》中《箴言》、《传道书》、《雅歌》的作者、诗人的心灵史。
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和继承人。《旧约》中记载，所罗门登基后，继承了父亲大卫的广阔土地版图：东北到幼发拉底河，东南至亚喀巴湾，西南延至非利士、埃及边界。所罗门王野心勃勃，他的决策判断多有智慧与谋略。他大力加强统治的国家机器，所罗门还加强首都耶路撒冷的防御建设，还修建积货城、车辆库、战马场等。所罗门时代，还以埃拉特港为基地，发展海上贸易，他的贸易船队航行于红海、地中海，远达非洲、印度等地。这样一个闪烁着“所罗门的智慧”的国君和诗人，在木心看来，却用一种赋格手法，变成了一个驰骋在现代世界的旅行者，而那大片的疆土或者也在木心的诗里，变成游历亚非欧的“路线图”，我们看到在这册诗集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在描写战争，尤其在第六辑中，几乎每篇都写到了战争，“难忘的舞会啊，战争发生在在凌晨三点（《战争第一夜）”“世界不会在最近四个星期毁灭（《1914》”，这些对战争的描写着墨于二次大战，当然里面有着独裁者，像那个所罗门一样，用征服来统治世界，但是木心并不是用简单的谴责来描写，他的诗里有着很大的反讽张力，那就是用轻松和愉悦的笔法，说出战争之外的那些细节，比如：“事后回忆起来简直像秋季结伴旅游（《华沙四日》）”“他把足以叫人兴奋的事件都讲了个透/大家笑得嘹亮（《生命》）”“慈悲的力量高出权力之上（《OK》）”……而这样的处理仿佛更能让人体会战争带来的创伤，而这样借今讽古的笔法也可以认为是木心的大胆创造，其实，对于那个历史以及历史人物来说，说有能逃得了宿命？“在他一生中曾有过许多的劫难/大半数是没有显露出来（《绿河》）”
一开始，我觉得读木心的诗歌很简单，文字直白，仿佛就是散文诗，所以在几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读完的时候，我便认为木心的文字并不惊艳到必须正襟危坐的程度，但是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浅薄，当我一次次深入他的文字内部的时候，我才发现里面的世界太精巧了，掩映着，极易被错过。当然，那些所谓的赋格手法或者也是自己的一孔之见，对于木心的阅读来说，极可能也是一个误读，“如果爱一个世界/就会有写也写不完的诗/如果真是这样/那末没有这样一个世界（《雪橇事件之后》）”，而我却喜欢这样，把木心完全放在一个不能企及的高度来瞻仰，“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的人，我能走多远”。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作为出版社，实在有点急功近利，《伪所罗门书》共收录木心79首诗，诗作体例大都是27行诗，但是书册的过度渲染，字体的过度放大，其实让人感觉是在强拉着它的页码，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实在有些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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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10116·0791 |
| 作者：韩寒 | |
|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215页 |
《独唱团》死了，2010年岁末，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韩寒只能在1988和世界谈论一些东西了，他现在是一个爸爸，他亲自关闭了那个世界的大门，1988字符的后面是一个青年的无奈，走在路上，却没有喝彩。对这本书的注解，出版社用煽情的句子概括：首印量达到空前的70万册，韩寒称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长篇小说，也首次开创了“公路小说”的新概念。但其实，这里面有着韩寒一直以来的不安和困惑，他说：这部小说完成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我从2009年的夏天就开始落笔，多事之夏，最终停滞。到2010年初的冬天继续开始，再停滞。一直到2010年的夏天，一样多事之夏，但完成了1988。书的第一句是：“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和《独唱团》里的句子一模一样，不知道命运是不是也一样。
书的秩序原来是这样的：《1988》在下面，《1Q84》第三季在上面，终极版的《1Q84》压着韩寒据说是自己写得最好的小说，我翻了个把《1988》抽出来，秩序颠倒了，我说的是那个书名，韩寒说，正是因为《1988》和《1Q84》有着冲突，所以几经周折，在“内心已经无法更改”的尴尬中，他最后把书名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读起来有那种小孩叫板大人式的自信，但其实，这里没有瓜葛，我把书的秩序翻过来，看起来只是完成了一场行为艺术。
和《1Q84》或者只是时间概念上的冲突，但其实他们都不涉及真正的时间，1Q84是个规则变化的世界，虚拟和现实难以分辨，而《1988》只是一辆自我命名的越野车，在物理时间里，我倒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这种不对称是阅者和作者之间的不平衡，恕我对于《1988》的简单处理，这本韩寒从2009年夏天至2010夏天完成的小说，我只是用急促的1个半小时便阅读完毕，那中不能体会作者创作艰辛的感受让我一直找不到很愉悦的快感，它呈现给我的只是一个故事的简单文字，属于有限的夜晚。我抚摸套在外面的塑料，有一种很柔软干净的感觉，然后撕破，扔进垃圾箱，翻开，里面是韩寒很酷形象的一枚书签和他的签名海报，作为图书的附属物，我只会在阅读完之后再把它们收录进去，完完整整地合拢，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是它早就发生了故事，我说的是《1988》的那段开头，在《独唱团》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上，去年的那个秋天午后，我用心阅读了韩寒的那段青春记忆，但只是这部首次开创了“公路小说”新概念的小说在杂志上显得那么孤独，也充分说明了独立刊物的无奈，在这样的绝唱面前，“我和世界谈谈”显得很有必要，但其实只是大人设的一个圈套，世界才不会理睬你。
我想我也必须在撕破图书那层宛如处女膜一般的塑料之后，阅读一段公路奇缘。这是一个激发回忆的故事，有着不一般的经历，但绝没有经典，它像一段自由流动的空气，你没法阻止它，但是你却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抽根烟，或者在夜色中住宿下来，前方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目的地。但我们必须在某一个时段前进，因为有人在等着我们，等着生活继续前进，等着“要跟他们，跟这个世界谈谈”。“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这样一个凯鲁亚克式的开头使我觉得接下来的很多东西都可能没有终点，我们在路上，而我们的行走像极了行为艺术，“因为我坚信，世界就像一堵墙，我们就像一只猫，我必须要在这个墙上留下我的抓痕……”那道抓痕说明我们曾经来过，至于那抓痕会在墙上留下多深，谁也无法知道。
抓痕是成长的必要仪式，在这里，一个青春的故事被安排进了我们需要跟随的目标后面，看起来那个目标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的朋友和丁丁哥哥。朋友给我留下一辆车，就是那辆带着死亡气息的1988，曾经只有壳子和车架的报废车，但是朋友让它成为一辆车，一辆可以在公路上开，可以遇见妓女，也可以运载回朋友的骨灰；丁丁哥哥，帮我摆平来自小地痞的刁难，带我兜风，为我唱歌，教我踢球的时候要做假动作，但有一天，他去了一个地方——北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紧紧跟随的精神寄托，“我总是发现，当我在发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思考了，当我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已经行动了，当我行动的时候，他们已经翘了，然后我又不敢行动了。翘了的他们就成为我生命中至高的仰望。我天生佩服他们，希望他们身上的血能够温热我的身体。”在我身上，似乎有着那种瞻仰的感觉，生活在下，必须仰起头，高于自己的理想就是我们精神的全部，尽管现实中有着种种的磨难和不平，有着那个吞弹子的10号，但毕竟我们都是需要那些精神支撑的孩子，“只爱一个人，刘胡兰”式的英雄高度是我们对现实的一次超越，于是我们用卡通的圣斗士来武装自己，保持着“生命中最重要的台词”。
“我也是被他们笼罩着的人，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
继续前行是一次青春的仪式，无可避免会有那些爱着或不爱着的人，那些记忆中的爱情或者爱之外的遇见，这是年少的必须经历，而我的故事在一段有形的路上展开，那里没有刻骨铭心，却有着无法摆脱的情结。于是便有了出卖肉体的娜娜，或者叫姗姗，或者还可以叫田芳。她是一个乐观的人，对生活的希望是延续自己肚子里不知道谁是父亲的孩子，要给他教育，要不让他走自己这条路，这个把台灯当成红外线照射仪器，把嫖客当成医生的妓女，似乎一直在自己默默承受的轨道上行进，对于她来说，对于爱或者喜欢只有10元钱的一个标准——只要喜欢的人她只收10元钱，仅仅是一种象征而已，但是对她来说，剩下的身体也已经不能成为资本了，在底层的生活中，她其实是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尊严，她甚至只为了孩子去赚钱，而当面对我作为一个真实的听众，她会把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告诉我，而我，似乎一直就是一个不和她发生意思感情，却愿意听她故事的人，自然，那些回忆中触动了我的青春记忆，关于女孩，或者关于那些爱，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子”，还有那个想着出名的演员孟孟，但是这些所谓的经历对我来说，并不心里刻骨铭心的东西，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后来却把我叫做“反革命”，而且和10号一起在路上成为牺牲品，而那个孟孟，只是一个爱出名爱赚钱的不入流演员，娜娜，或者孟孟，对于我来说，都是那段青春里的抓痕而已，“我们一生很难对婊子动情，很难对戏子动心，纵然我对婊子动情，婊子也很少赠我真情，纵然我对戏子动心，戏子也未必还我真心。”那种哀怨似乎正是青春难以摆脱的宿命，“似乎只有违背现在的生活，才真正懂得了生活。”
违背生活其实就是走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朋友死了，只留下一堆的骨灰，娜娜死了，只剩下那个孩子，“我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在路上，生活是看不见尽头的旅行，我们有时候自己把握着方向盘，有时却是被搭载在自己以外的车上，韩寒在《1988》序言中写道，“以此书纪念我每一个倒在路上的朋友，更以此书献给你，我生命里的女孩们，无论你解不解我的风情，无论我解不解你的衣扣，在此刻，我是如此地想念你，不带‘们’。” 青春的记忆里，有些纪念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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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1·2110116·0790 |
| 作者：[日]村上春树 | |
|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1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39.50元 | |
| 页数：416页 |
空气蛹的世界难道会让人回到现实？小人物难道操纵者一切？青豆和天吾难道错失了他们的爱情？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1Q84 BOOK3》可能也只是一个悬念。腰封上明白地写着“1Q84突破性完结”似乎要把这个故事带向最后的终点，村上春树说：“如果能够反复阅读BOOK3，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我看来，这一部完全不同于前两部。”我还是愿意把BOOK3当成是一个过渡，其实在前面，一个虚空的环境下，你已经随时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告别“1Q84”了，只是你把悬念当成了永恒，便再也无法走出那个“空气变了，风景变了，规则也变了”的1Q84年。
距离已经拉大了，去年十月之后，我没有仔细观察过月亮，不论是秋天还是冬天，当回归到初春的阴雨时节，月亮的世界还仿佛是记忆之中呈现着，小五说像香蕉，我则茫然地想不出比喻，月亮终究是一个未知的天象，它不是我思绪的进口，当然，也不是我退会自己安然的出口，它只是那么有规律地出现和消失，那么没有象征的阴晴圆缺。当然，更没有两个月亮，没有“一大一小两个月亮。大大的黄月亮和形状诡异的绿色小月亮。母体与子体。”
我甚至很少在某个夜晚认真阅读《1Q84》的第三卷，我只是零碎地翻开合拢，插上书签，书签是另外一本书上，只是一本图书出版的讯息，叫《优雅的汉语》的古代诗词读本，谢有顺说：“粗鄙的心灵是配不上优雅的汉语的，但优雅的汉语却能拯救那些日益粗鄙的心。”看起来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崇拜，汉语的优雅，优雅的汉语，对于一本非汉语的小说，我仿佛有一种被界定成粗鄙的人的无奈，村上春树，日本作家，尽管施小炜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了“优雅的汉语”，但是从《1Q84》呈现的语言美感来说，显然只是一种被转换的符码，还有关于韩寒在《1988》里说的那种时间命名上的冲突，让我觉得这样一张书签仿佛是故意策划好的，所有的故事可能都不是优雅的，里面有着我们未知的粗鄙和不可解读。
就像那个1Q84年。青豆终于没有用枪上的扣机结束自己，生与死只有几厘米，那把枪她后来藏在了自己的口袋里，成了在孤独公寓里的自卫武器，至始至终，青豆都没有用枪作为武器，自杀或者杀人：他用那枚针杀死了“领袖”，而监控的牛河却是被Tamaru闷死的，那么一把枪，出现在小说中，没有派上用场，“手枪或许到最后也不会开火。好像违背了契诃夫的原则。”这似乎涉及到小说情节和道具设计的技术性问题，“契诃夫原则”并不适用，那是因为“和契诃夫生活的时代相比，情况总有些不同。”时代变了，技巧变了，规则当然也变了，因为这是1Q84年。
而在青豆看来，1Q84年的存在并不是让枪成为一种摆设，更重要的是“除了自绝性命，没有办法能逃离1Q84年。这么做就可以换回天吾的命。”在1Q84年最后的期望就是拯救天吾，拯救爱情，青豆像是一个孤独的守护者，要把世界从某种出口解救出来，对她来说，这是唯一的使命，也是活着的唯一理由，在牛河跟踪和追查中，青豆一直在寻找那两个月亮的标志，因为只有寻找到这个1Q84年唯一的标准，就可以找到天吾，找到遗落20年的爱情，找到逃离1Q84年的通道。所以她在“临睡前一定要读几页《空气蛹》。因为那是天吾写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她在1Q84年生存下去的指南。”这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留在1Q84是为了解救，是为了逃离1Q84，“世界的出口也是入口”，而那些迷幻我们的就是两个月亮的不真实场景，那个让我们寻找母体与子体的寓言。
现实世界到底在哪里？不在手枪里，也不在两个月亮的凝视里，“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啊，到哪一步为止是假设，从哪一步开始是现实？一针刺下去会流出殷红的血来，那地方就是现实世界。”到处都是假设，到处都是虚幻，NHK的收费员仿佛是处在昏迷状态下的天吾父亲，对着住户大喊大叫却终于没能有效敲开住户的门，收取应该的NHK会费，而最后天吾的父亲之死也显得奇怪，没有可以证明是器官衰竭，但总之是不复存在了，NHK的收费往事在天吾的记忆里也最后消失了。或者现实就是母体，那些虚幻和假设才是子体，深绘里和天吾合写了《空气蛹》，她也成了那个母体世界衍生出来的子体，通过她，在雷电之夜，使青豆怀上了的孩子，在没有性行为情况下怀孕的“处女怀胎”，使青豆成为“作为伦理不可避免的承担者”，这就是1Q84年才有的子体，是感知者和接受者。
对于青豆来说，有了1Q84的子体，便需要和天吾的相逢，这是必然的情节，而这样的相逢仿佛简单，在一个过于虚幻的1Q84年，有很多东西却比现实更为直接，青豆和天吾在滑梯上相见顺理成章，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力，“两人在冰冷的滑梯上无言地双手紧握。一个孤独的少年和孤独的少女”，天空中有两个月亮，如此“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变成了一个夜晚的握手。这简单的相逢看起来是欣喜的，是自然而然的，是开始也是结束，“我们就是为了与对方相逢，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虽然我们自己都浑然不知，可这就是我们进入这里的目的。我们必须经历种种困阻。不可理喻的事物，无法解释的事物，奇妙的事物，血腥的事物，悲哀的事物。”而等待他们的就是一个目的：离开1Q84年，回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的世界。我们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小小人无力作乱的地方。”于是，他们从阶梯上爬行，走回到“首都高速公路三号线”的出口，离开1Q84年，回到1984年，而回来的标志也只有一个：世界只存在一个月亮。
离开1Q84年的出口对于青豆和天吾来说，似乎轻而易举，这不像《海边的卡夫卡》那个石头后面的出口，有一种暴力和毁灭，而这里，仿佛只要按照既定的目标走出去就行了，这样的简单容易却越发使人担心和不安。那个错综复杂的1Q84年终结了，或许月亮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方法，但是对他们来说，世界还是如此陌生，他们已经找不到原来的现实，他们的疑虑是：这里会不会又是一个不同的场所？我们会不会只是从一个不同的世界，走进了更加不同的第三个世界？谁也无法知道真正的原来的世界到底怎么样的，但是对于青豆和天吾来说，这些似乎并不重要，“还未判明这是个怎样的世界。但不论这个世界结构如何，我大概都将留在这里。这个世界里恐怕自由相应的威胁，会潜伏着危险。”他们义无反顾，离开猫城离开1Q84年，就是为了寻找属于他们的世界，管他到底是不是以前必须的世界。
似乎到了这“突破性终结”，1Q84该全部落幕了，青豆和天吾重逢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村上春树设置的又一个圈套，1Q84真的都远离了现实？青豆“处女怀胎”的子体还在，那就是不可逃脱的延续，而且会越发变得复杂，越发变得虚拟，而牛河死后，他尸僵状态下嘴巴里出来了六个小小人，在空中抽丝，织起“空气蛹”，“灵魂的一部分现在即将化作空气蛹”，仿佛更大的寓言即将上演，在“入口即出口”的1Q84仿佛并没有关上大门，相反，却现出巨大的诱惑，要把世界重新拉回到假设和现实混杂的地方。
“突破性终结”终将是一个未知的出口，1Q84年还在，猫城还在，村上春树还在，而这个下着初春细雨的日子，天上是不会有月亮的，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我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辨认自身存在的方法，那个大大的“Q”覆盖在书页上，仿佛是我们逃离不了的问题question，那根尾巴一直拖在我们的头脑中，“人是一边活着一边逼近死亡的。”是的，小小人还在闹腾，世界永不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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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00929·0789 |
| 作者：韩东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230页 |
腰封和封底很变态，夸耀的头衔和密密麻麻各类人的评价，显得杂乱和轻佻，我忽然发现韩东早就在变形了，从诗人开始，从小说作者结束，他的“口语诗歌”主张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化写作，1998年，他与朱文发起“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言辞激烈地与现存的文学秩序宣告决裂：“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小说，则我们的就不是”。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实那时的激情和反叛恰恰暴露了韩东的迷失，我之前不喜欢他的诗歌，后来我也不喜欢他的小说。但是他想他一定在不停地寻找突围的方向，在不断的进行蜕变，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生活中真正的荒谬和真实，触摸，并且有痛感。《知青变形记》第一句：“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
罗晓飞其实早就死了，和那只”闺女“耕牛一样，只是一个符号的消亡，“死了八年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尽管他还活着，还在罗晓飞的墓前鞠躬，还在用阿Q胜利法安慰他，而在这之前，他一直想把自己恢复到罗晓飞的知青身份，一直想回到南京，回到记忆之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自己，从物化到人化的渴求如此强烈，当最后回归到范为国的时候，他只能将一切都埋葬，虽然他拥有土地、妻儿和安全，但他还是一个符号，接下来的所有命运只能是一个被制度驱逐的悲剧。
我之前没有看过韩东的小说，有限的只是他的一些诗歌，作为一个对汉语进行反叛的作家，韩东的文字里有着和精英写作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些东西被称为口语，在群体上是汉语诗歌“第三代”和“他们”，在与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之争中充当着先锋者甚至导师作用，在转型之后，韩东开始写小说，从中短篇到长篇，乐此不疲，但是在小说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个作为诗人的韩东，审慎、严谨和冷静的韩东，平淡、写实和安全的韩东，不管在语言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韩东没有多少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把一个寓言讲得更像故事，仿佛近在眼前就可以触摸。
我并不想说这是韩东的进步，或者是突破，尤其在《知青变形记》这样一篇长篇小说中，还是有着明显的口语诗的影子，有着日常生活诗意解构的欲望，当变成长篇之后，故事就变得更加荒诞而缺乏必要的逻辑性，甚至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难过，它颠覆了故事应该的结构，颠覆了小说必要的想象，也颠覆了阅读的必要体验，在一个符号和隐喻表达的空间里，你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
其实，故事的内核很简单：来自大城市的中学毕业生罗晓飞一夜之间成了知青。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他要求饲养生产队唯一的一头耕牛。谁知耕牛因病趴窝，竟将他卷入一个充满谎言和报复的政治旋涡，跌入噩梦般的深渊。然而，命运在极其偶然中出现转机——村里一对农民兄弟争吵打架，致使哥哥误杀了弟弟。村民们为保哥哥脱罪，集体决定让知青罗晓飞来冒顶弟弟的身份。于是瞬间，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知青变成了原住农民，同时也接收了范为国的一切——包括老婆孩子房子和所有的亲戚与乡亲。
当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一个符号便代替了另一个符号，知青变成了农民，村妇便是女友，乡村便是城市，今天便是明天，生便是死，他人便是自己。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悄无声息，那么顺理成章，罗晓飞逃避了政治罪责，打死弟弟的范为好逃避了刑事处罚，所有的生活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而唯一改变的是罗晓飞的符号特性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物，我们悲凉地看到的，并非偷生的庆幸，而是那个顶着农民“为国”名字生存的人，事实上在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已经失去了灵魂：
此时村子上的人声渐渐远去，就像随着那个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躯壳，轻飘不已，不由得一阵眩晕。继芳慌忙伸过两只手来，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紧很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这是命运的妥协，一夜之间，难逃的宿命之下，他似乎获得了温暖与安全，也淡漠了生死、身份的纠缠与焦虑，他再也不会问“我是谁？”身份的转移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物物的交换，“她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呀？”“我不也是失去了一个女人，又得到了一个女人？邵娜不是也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 生活变成简单的算式，所有的荣辱与尊严，所有的欲望和人性，都在这荒诞的一夜泯灭了。抛却故事的内在混乱逻辑不讲，这种无物交换的荒诞感其实在复制着卡夫卡《变形记》里传达的那种西方式的想象。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就是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
和《变形记》不同的是，卡夫卡试图传递的是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深邃的寓意体现人类的某种常常被遗忘的存在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中，这样的寓意是明显带着时代特征，是特殊时代下特殊制度的产物，身为南京的曹寇说：
在罗晓飞的命运轨迹里，不难发现，他完成了以下几次“变形”：由城里人变为农村人（下放制度），学生变为农民（知青制度），男人变为女人（工分制度），无辜者变成奸牛犯（司法制度），罗晓飞变成范为国（宗法制度），被迫的范为国变为虔诚的范为国（道德制度）。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二者融为一体，归位于一个“人”而已。
但其实，罗晓飞变成范为国，逃脱政治罪责和制度扼杀，成为一个牺牲品本身就是带着对那个时代制度的全面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一种悖论。当邵娜来信，希望他回城的时候，那种物物交换后的生活泛出了“死水微澜”，回城、争取知青证明，这一切虽然看起来是挣脱物化，回到人化生活的一次努力，但其实在本质上还是希望把自己纳入到另一个制度中，只是当纳入制度的所有渴求仍然是以牺牲那个稳固的农村生活为代价，他还是最后选择了妥协，并且很坚决的和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符号告别：他来到“知青罗晓飞之墓”，对着坟包三鞠躬，说：“听好了，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长或短，都是一样的，都得死，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分彼此了。”
卡夫卡《变形记》里，成为异类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他的等待只有死亡，从这种等待死亡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也看到了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世界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才是它的真实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批判，我们所看到的是灵魂在制度下不会复活的生存，在反抗制度无果的情况最后只能屈从于制度，妥协于制度，是一只苟活着的甲虫，连死亡的勇气也没有，看起来是超越生死，其实是一次沉沦。
封底的乱弹评论和腰封的荣誉罗列，使这部小说看起来有些浮躁，我只相信韩东是个优秀的诗人，《知青变形记》故意把时代属性凸现出来，无非是想把罪责全部归于历史，归于制度，而弱化了人性中的那种逃避和妥协，韩东无法超越的正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这种宿命，而这也正是他本质上作为一个诗人的宿命。“我1961年出生于南京，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住过。”对于知青生活，韩东不是亲历者，只是知情者，所以在这部“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次努力”的小说中，韩东希望通过一个诗人的想象还原那一段历史，“真实历史总是比单纯想象更加精彩纷呈、复杂吊诡、充满意韵，这就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趁这一茬人还没死，尚有体力和雄心，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趁关于知青的概念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的构想使整部小说大面积的细节只能源于韩东的少年经验，在情节推演和叙事动力上，则全部依附他的诗人想象。我们或许能够在这首早期诗歌中找到韩东在小说中的影子：
在桥上
你将我领到一座桥上
我们看见架在同一条河流上的另一座桥
当我们沿着河岸来到它的上面
看见我们刚才俯身其上的拱桥
和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完全不同
有两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身影
伏在栏杆上，一个在看粼粼的水波
一个在闷热中点燃了一支烟
与我们神秘地交换位置
当你俯身于河水的镜子
我划着火柴，作为回答
我们是陌生人的补语
亲密者的多义词
只有河上的两座桥在构造上
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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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100929·0788 |
| 作者：张枣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15.20元 | |
| 页数：316页 |
可惜他死了，死亡和活着都是让人可惜的事情。2010年3月8日凌晨4时39分，他死于肺癌，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他48年的光阴最后只剩下被吟咏的诗歌，张枣的诗国内以前出过一次，这回终于全了。他们说，“他曾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现在，他与他的诗歌已经被磨成芬芳的尘埃。”他活着的时候，每次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时，都会说：“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在《镜中》，他写道：“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蓝星诗库”丛书之一，是在张枣死后出版的，在这之前，这一套丛书分别集结了死于诗歌的海子、顾城和昌耀的诗。肉体只为腐烂，闪耀的便是星，他们都不长命，但愿诗歌从此不会消逝。
只有你面视我
坐下，让地球走动
重复气温和零星小雨
也许，我们会成为雕像。
——张枣《纪念日》
这是80年代的张枣，年轻气盛，尚未赴德，而且身体健康，甚至在诗歌的世界里，他也没有做好准备让自己树立为雕像，一切还很遥远，身体里的纪念日还在用一种沉默的方式积聚，而且很长很长的岁月，是看不到2010年的死亡，看不到“一个赴死者的梦”，但终归是诗，终归是“我奇怪的肺朝向你的手”的烟，终归是“突然甜的鞠躬起来”的酒，终归是“我和他合一舞蹈”的灯芯绒的幸福，在一个孤独、母语、爱情、死亡构筑的诗歌世界里，张枣必定会以一种身体的寓言来抵达死亡，成为一尊雕像，最后他说，“纸条落空，明天会特别疼痛”（《祖父》）。
这个2010年的冬天，我手捧张枣的诗歌，外面是“重复气温和零星小雨”，甚至是雨后的太阳，甚至是太阳下的飞舞的碎雪，一切诡异地让你不敢直接进入现实，而躲在张枣的诗歌里反而会感到安全，一尊雕像的文字，如此矗立，却也高不可及，我甚至会在这样唯美的午后有一种被诗歌笼罩的快感，已经第二遍了，翻来覆去被我检阅忧伤，一个名字，一种死亡，一些诗歌，在这个纪念日里显出什么幸福，我甚至用从未有过的笔记方式摘录他的那些诗歌，写下来，重复一种心情，想象一种孤独，尽管所有的文字都存在于另一个人心里，存在于一个已逝的生命体里，“是不纯的，像纯诗一样。”如此，我便觉得我把诗歌的那种隔阂消除了，如鹤一般飞翔起来：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
廖若星辰的
那么几个佼佼者
阅读，并且喜爱
——《云天》
我不是佼佼者，我只是很认真地倾听一个已逝诗人的内心挣扎，316页，16万字，130余首诗歌，这几乎是张枣肉体消逝之后留给我们的全部，这个低产诗人似乎要把他的全部诗歌融进生命中，用30多年的写诗经历叙写“一个赴死者的梦”。对于张枣，北岛说他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柏桦说是“现代汉诗诞生以来的绝对第一人”，颜炼军说他是“枯坐于世的仁者”，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但不管怎么说，张枣对于语言的天生敏感让他的生命也便成了诗歌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秋天的戏剧》中所说：“我潜心做着 语言的试验。”
这样的“语言试验”来自于他的德国经历，1985年，张枣提前离开了当代中国的八十年代，离开了风起云涌的诗歌江湖，赴德留学。颜炼军认为，张枣的赴德的主要目的一个是追求四川外语学院喜欢上的一位德国姑娘，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想让自己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开始写作起，他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帝国汉语。”所以在这册张枣的诗歌集中，绝大部分诗歌完成于德国留学期间，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的婚姻，也走完了语言的一次炼狱之路。从他很多诗歌中，我们都能读到张枣对于语言近乎痴迷的解构和吸纳，“我的格式又是世界的格式”（《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我们必须在道上，并且出走”（《一首诗的挽歌》），虽然遭遇母语汉诗的表达困境，但是张枣还是一如既往，他说：“母语之舟，撇弃在汪洋的世界”（《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他说，“祖国或内心，两者水火不容”（《选择》），其实他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就预感到了那种语言或者内心带来的伤痛，他在临走时所作的《刺客之歌》中写道：“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这样的矛盾我们或许无法深入张枣的内心，但他毕竟是抱着一种决绝而去，从此，张枣变成了一个写汉诗的德国人。
德国汉学家顾彬是张枣的好朋友，或许他能理解一个诗人的语言之困，他说：
与原文相遇就是与语言相遇，与语言相遇即意味着交流或有意识的交流的可能。虽说所有的言谈和书写最终都是交谈的尝试，但并不一定就会导向那孜孜以寻的尤其是平等的对话。对话形式正是张枣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下几则对话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诗人与家谱（《云》，133－140页），生者与死者（《死囚与道路》，131－132），现在与往昔（《楚王梦雨》，54－55页），东方与西方（《祖母》，143－145页）。由此可见，张枣是自传性的诗人，同时又是诗人中的诗人，在两种情境中他都是一个内化记忆或追忆的诗人。
正因为在异乡的孤独，正因为语言遭遇的解构和困顿，所以张枣总是设想自己面对另一个自己，用“对话”的方式来解构现实，《与夜蛾谈牺牲》、《在夜莺婉转的英格兰》、《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等诗作中通篇都是对话，而在这些对话的背后是汉诗的再创造，“张枣的诗学实践暗含着对在中国影响极大的现代主义的摈弃和对朦胧诗的远离。它是对汉语之诗的回归。”这样的回归是一种语言的容纳和超越，摒弃了现代主义在中国汉诗中的不成熟成长和极端表达，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张枣的诗里有着汉诗诗人少有的严谨和理性，特别是诗歌意象的运用，带着西方诗歌的通灵，被德国哲学浸润的张枣推崇歌德在谈话录中对象征和寓言的划分，他说象征具有“阐释的不可抵达性”，而寓言就是比喻。他强调现代诗是元诗，主题是诗本身。他提到词与物。他提到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在所有的事物当中沉睡着一支歌，等待着被词语唤醒，。所以我们会很兴奋读到他的那些诗歌之物，读到“仇恨死亡的蝴蝶”，读到“满脸心事的蓝马”，读到“翘着二郎腿的燕子”，当然更多读到张枣一直喜爱的“鹤”，《夜色沧桑》中，他第一次写到“鹤”：“研究的鹤”，之后在《空白练习曲》、《一个诗人的正午》、《祖母》、《春秋来信》等中都出现了“鹤”，而在《大地之歌》中，鹤成为一个中心，一个杂夹着等待和希望，迷茫和消逝的象征物：“渺不可见，像鹤”，“鹤之眼：里面储存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透明，一如鹤的内心”……颜炼军在《后记》中说：这些都“在他尘埃四起、烟雾缭绕的手掌中，清扬婉转地稳住自身，贯穿着看不见的一切，如鹤的嬉戏摄住了务虚的天空。”
但这后面并不是都是嬉戏，并不都是务虚，对于身处异乡的游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身体的流浪更为难受的，所以在“语言的试验”的背后，更多的是一个诗人天生的孤独，是“枯坐”的害怕，是对死亡的想象，“我们的睫毛，为何在异乡跳跃？”（《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流浪的酒边记下祖国和杨柳”（《我们的心要这样向世界打开》），“我的梦正梦见另一个梦呢，那么我的痛也是世界的痛”（《楚王夜雨》）……似乎他正用自己的个体之痛完成孤独这个世界之痛的命名。北岛在悼念张枣的《悲情往事》中说，我们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因为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张枣回国了，而这样的回归倒是张枣诗歌语言的死亡，回来之后，他几乎没有写诗，他的“鹤之眼”里也看不到有待冲洗的底片，不再流浪的语言和身体或许并不是诗意的栖息之所，“我走着，难免一死，这可不是政治”（《死囚与道路》）。 2010年3月8日，张枣终因肺癌逝世，像卡夫卡一样死于肺病，“我奇怪的肺朝向你的手”，而这似乎印证了布罗茨基说过的话：“诗人之死”听起来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诗人之死”固与一切有死者一样是不可转让的，然在缅怀中，人们往往发现死亡并没有使一切终结，某种东西逸出了时间之外，歌者看不见了，歌声却更加清晰、动人、不绝如缕，像一尊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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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00929·0787 |
| 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 | |
| 出版：凤凰联动 | |
| 版本：2009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248页 |
三获布克文学奖、囊括欧美三十余项文学大奖；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当代英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是“后殖民”文学的“教父”，又有人把他和奈保尔与石黑一雄并称是英国文坛上的“移民三大家”；“文学天才”和“文痞走狗”的不同评价使他饱受争议，1988 年他因第4 部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而遭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追杀”，命令至今有效，使得拉什迪不得不一直生活在严密的保护中。而在去年，他与第4 任妻子、名模演员加主持人帕德玛·拉克希米（Padma Lakshmi）分手，之后便创作了“撇清任何政治影射，全情醉心于历史”的第9 本小说《佛罗伦萨妖女》中。出版于1983年的《羞耻》影射了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近代史，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时至今日，他依然活着。但曾经有很多人为了使他的作品在一个个国家问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就是：萨尔曼·拉什迪，欢迎他光临中国。
这个雨天看起来不合时宜，作为传统元宵节的气氛渲染，我还是有一点隐隐的不安，更不安的是我竟然捧读的是一册异国的《羞耻》，S-H-A-M-E，五个字母在那褐色的封面上闪着黑色的光泽，秃顶的拉什迪正用一种讽刺的眼光看着这个传统的佳节。四周有鞭炮响起，作为驱逐年兽的仪式象征，这将是新春最后的声音了，但是在不久，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噼啪作响的声音会疯狂涌来，占据我们的耳朵，占据城市的天空，占据我们每一寸的呼吸。
《羞耻》也是。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大规模出版拉什迪作品，而这将意味着20年来只在流言和有限专业读者阅读中被传播和塑造的拉什迪向普通读者自由地敞开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第一次把一个生于印度、迁住过巴基斯坦，定居在英国的极端写作者推向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不仅仅于此，拉什迪就是因为作品中的宗教批判，使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号召穆斯林在全世界追杀拉什迪。他仿佛就是一头野兽，“当它确知自己的力量，它便看准时机，一跃而起，穿过一堵砖墙。”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元宵节，猛然走过一个中国读者的书桌前，于是纷纷扬扬，向那些噼啪的声音一样，无可阻挡，“潘多拉，被她盒子里那些未释放的东西占据了。”是的，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所有我们逃避和追求的东西都一一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头野兽，就像苏菲亚·齐诺比亚·沙克尔，体内蛰居着的野性随时可以爆发，“是某种本能的东西，暴力的化身，纯粹是那头野兽的恶毒力量。”
“这是一部充满讽刺、揶揄与怪诞的小说。”在阅读中，这样的腰封是被撤出的，我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手段来阅读这样一部带着野兽光芒的小说，起初是按照惯例，从头开始，再三天之后用书签插着中止了阅读，不是因为晦涩，是我无法是自己集中有限的精力，将目光转向一个毫无瓜葛的宗教纷争中，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放置不理，一个月，甚至更长，我甚至遗忘了这个极端主义者还在用讽刺的眼光看着我们，等到那么一个晚上，我忽然心血来潮端坐在黑夜中，仔细阅读一个伊斯兰的寓言，读完了书签之后的内容，然后便是从头开始，从第一页“升降机”直到最后的“决斗”，在书签之前的页码用被我温习，仿佛一个圆，用不合规则的方式画完，时间是3天。对于这样一种错乱的阅读感受，我只能用某些自诩的话来总结，仿佛我的身体里也长出了那“一跃而起，穿过一堵砖墙”的野兽，把秩序弄得支离破碎，才觉得是一种颠覆，是一种革命。
“所有故事都被可能要形成的故事的鬼影纠缠。”当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害怕拉什迪制造的伊斯兰罪恶会带来多少政治上的变故，它只是一本小说，一本伊斯兰纪年的小说，文采飞扬，寓意深刻，情节饱满，回归到一部小说也就够了，尽管外界的革命正在发生风起云涌，在埃及，在也门，在伊朗，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旧秩序中。
在旧的世界中，是没有野兽的，有的只是我们固守的那个堡垒，那所大宅。体内生长着野兽的苏菲亚·齐诺比亚·沙克尔，她的丈夫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曾经生长在这样一所大宅中，出生在外祖父死去的床上，大宅是外祖父老沙克尔修建的，他在本镇居民的聚居区和殖民者的军营区之间建起了这么座宅院，而他的他的三个女儿被幽禁其中。老沙克尔死后，三姐妹敞开大门，请来军营区的英国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大部分镇上的本地名流都没得到邀请，舞会过后三姐妹便在镇上居民的咒骂声中成了Q镇的耻辱，而在狂野之夜，其中一个怀孕了，而她们都成了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母亲，在Q镇居民的咒骂中，她们关起院门，同时做起了孕妇，仅靠一架升降机与外面联系。外部世界，无论居民还是真主，都被她们拒之门外。“她们是如此衷心地希望跟姐妹一起成为母亲，一起把未婚怀孕这一公开的耻辱，转变成拥有梦寐以求的集体婴儿这一私人的喜事。”于是“羞耻，羞耻，红罂粟般的羞耻”开始了，它深入在久闭的大宅中，深入到在同为人母的三姐妹中，当然，更深入到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心里。羞耻，说到底，她们拒绝的是那个世界里的羞耻，既然逃不出那世界，就把自己幽闭于其中。然而，在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12岁的时候，因为一个生日愿望，他逃离了大宅，但是却永远逃不出那种羞耻的宿命。什么是羞耻？拉什迪说：
在羞耻与无耻之间有一个轴，我们转动它，两极的气候条件都是最极端和恐怖的类型，无耻、羞耻：暴力之根。
对于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来说，他其实在寻找远离羞耻的东西，那不是仅对大宅的逃离，内心里有些东西却是根深蒂固，“羞耻的反面是什么？当沙拉姆被缩水之后，还剩下什么？当然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甚至比羞耻更为要命，肥硕、懂催眠的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自此开始了自己“不知羞耻”的政治之路，他和伊斯坎德·哈拉帕臭味相投，在伊斯坎德40岁时，这个“人民阵线”的总理把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踢到一边，他又用自己的催眠艺术成了拉扎·海德的女婿，也就是苏菲亚·齐诺比亚的丈夫。
这似乎是一个男人和男人的故事，又或者是一个男权和男权的故事，伊斯坎德·哈拉帕和拉扎·海德，政治争斗没有停止过，那种倾轧、谋杀构成了一个动荡的社会图景，总统被推翻，伊斯坎德·哈拉帕上台，之后伊斯坎德·哈拉帕被推翻，拉扎·海德上台，而当最后的示威和起义重新燃起的时候，拉扎·海德和妻子毕奎斯，连同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又一起回到了大宅，回到了那个羞耻的渊薮之地，三个人都疟疾病发，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红罂粟般羞耻”的三个母亲并未救治他们，也无药可救。毕奎斯病死，海德活过来，却被三位母亲杀死在升降机里。男人死于女人，而他们同样沾着羞耻的血。“男人会把他们的最爱，献给他们荣耀的残酷祭坛上。”其实，小说中很突出地强调了性别带来的羞耻，伊斯坎德·哈拉帕的妻子和拉扎·海德拉妮和拉扎·海德的妻子毕奎斯是表姐妹，她们都嫁给了追逐权势的男人，但都被自己的丈夫所冷落。而他们的仇恨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拉扎·海德的儿子在毕奎斯身体里被脐带缠死，作为一种补偿，毕奎斯生下了苏菲亚·齐诺比亚，但她因为一场脑炎而成为白痴，而伊斯坎德·哈拉帕生下的女儿阿朱曼却被称为“铁裤处女”，她“厌恶自己的性别”，所以白痴苏菲亚·齐诺比亚和“铁裤处女”阿朱曼更像是羞耻对于男权社会的报复，而这便成为最后那头“野兽”毁灭旧有秩序的开始。
苏菲亚·齐诺比亚因为羞耻，一开始就会脸红，“当她父母承认她不可改变的性别，按信仰的要求，顺从真主，就在这一瞬间，拉扎怀中这个崭新而安静的生命开始——这是真的！——脸红了。”她智力低下，生长缓慢，而最可怕的是她体内有着一头“暴力的化身”的恶毒野兽，一旦爆发，“这个世界就疯了”，她撕咬了很多搅得她母亲心神不宁的火鸡，在自己妹妹的婚礼上又差点咬断自己姐夫的脖子，而对于白痴苏菲亚·齐诺比亚来说，她自己也会被消耗殆尽，可以说，她是恶毒的制造者，也是牺牲者，“必须告诉家人，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他们全部是苏菲亚·齐诺比亚事件的同谋。”而当她像一头野兽一样穿透砖墙，消逝的时候，真正的灾难便降临了，人们传说中的白豹几乎就在眼前，残害生灵，却没有人真正见过，巨大的恐惧打这个社会变成分崩离析的存在，直到最后拉扎·海德家族在大宅中覆灭，而大宅也在爆炸中毁灭：“他的身体被抛离，像一个昏头昏脑的醉鬼，之后她体内那头野兽再次退去，她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眨眼，双脚不稳，仿佛她不晓得所有的故事必须一齐结束，不晓得那火正在聚集力量，不晓得在那个惩罚之日，法官也不能豁免受审判，不晓得那头羞耻的野兽之力量，不可能永远被约束在任何血肉之躯的框架内……”
家族的毁灭，羞耻却仍然不肯散去，“所有故事都被可能要形成的故事的鬼影纠缠。”是的，我们总是能读到痛出，里面有着马尔克斯般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大宅、催眠、乱伦、暴力，令人着迷，又令人反感，“好消息”每年从她肚子里洪水般流出的婴儿，那27个孩子仿佛是背离常伦的游戏，刺激我们的神经，“四脚的情妇们”、“地震是由天使从石缝里出来时引发的”、“他死翘翘从子宫出来”、“想象让一条鱼爬进你的肛门，一条鳗鱼在你内脏里吐沫”……这些要从纸上溅到人脸上的粗言秽语，在小说中让人难受。
抛却政治和宗教的意图，拉什迪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多彩的伊斯兰社会图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评价拉什迪时说：“他的作品使我们在绝望的境地产生勇气，其诗意能够承受任何最残酷的东西。”在诗意中建立他的文学帝国，或许这正是他这头穿墙而来的野兽来到我们身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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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100929·0786 |
| 作者：梁晓明 聂广友 主编 | |
|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39.80元 | |
| 页数：383页 |
“北回归线”首先想到的是亨利·米勒的小说，和《南回归线》构成对位的姊妹篇，但在正规发行之外一直小心翼翼；二是中国的“北回归线”诗歌网站，很早就认识了，有过好感，但是几乎没有更新，而且布满了木马等病毒。相比来说，只有这样文本的《北回归线》诗歌集才能让人有很踏实的感觉。每年太阳都只能直射一次，在北回归线上到底有什么样必须先锋的东西？梁晓明或许是个符号，作为主编，他一直想把最珍贵的太阳光线直射到每一个喜欢诗歌，耕耘诗歌的人心里去，包括2003年他在浙江卫视的《中国先锋诗歌》里作的节目。《北回归线》创刊至今已经接近二十年，二十年以来，它一直是国内最重要的诗歌阵地之一，本书是自《北回归线》同仁阵地成立22年来，第一次正式结集出版，这也是《北回归线》诗群22年来的一次重要展览。
我不知道什么是诗歌在时间上必须的祭奠，一首诗的诞生？一个诗派的形成？抑或一个诗人的死亡？语言或者人，都是在时间上可以被消灭的，而唯独有些东西，存在于远古的过去，存在于迷途的现在，也存在于旷远的未来，汪剑钊说，“以语言的韧性对抗老去的时间”（《雪》），梁晓明说，“死去的人在风中飘荡/正如我们在时间中行走”（《开篇》），南野说，“我带着自己/的时间奔逃”（《无记忆的体会》）。
22年，时间上似乎就是那个一个点，但是对于不足百年的中国现代诗歌来说，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坚守，《北回归线》，纸刊、网媒，或者一批诗人，纸张终究会发黄，他们终究会老去，但是在时间中，他们却可以用文字来复活精神，“因为我新死，与众神相争”（阿九：《明歌》），他们似乎正在寻找语言的源头，寻找语言的恒久，寻找那份失落的记忆。“通过可书写存在物及语言的暗示，暗示域的可能抵达。”他们在时间的短暂中，让语言狂欢，从而把诗歌带向另一个彼岸。
其实对于一个阅读者来说，对于“北回归线”也都成为记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很早就听说，是在网络上，一直以来《北回归线》网站就用一种恬淡的态度延伸着纸张之外的表达，我所说的恬淡，是因为他们不夸张，却一直活着，也逐渐成为中国民间诗群不多的网络领地，但是对于我来说，《北回归线》的亲近完全是一种类似精神的信仰，写作者和阅读者同处南方之隅，在心灵沟通上已经达成了契合，仿佛触手可及一般，当阅读每一个字的时候，在这个富庶的江南城市，我只能很崇敬地认为，他们的存在无论如何是在对时间进行着反抗。
《北回归线》一直贴着“中国先锋诗人”的标签，这个标签不是别人的命名，而是那一群人的自我解构和建构，在放逐中寻找到的那一个理想国，诗歌的复活多么难能可贵，“这些理想主义者/就是以这种悲壮的舞蹈/来对抗着当下的自然的历史”（聂广友：《自然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些人，理想主义者，先锋诗人，用近乎撒旦的舞蹈书写现代的汉语诗歌体系。对于先锋，1988年的梁晓明在《北回归线》创刊号上说：
《北回归线》认为中国的现代诗大国的发展必定是从当代先锋诗人开始，它是怀着创建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而站立出来的，它努力的方向是在世界文化的同构中，重现和提升人的根本精神。它的作品中所发出的声音更多的是一种希望、一种引领与上升。它本着穷尽与丰富自己生存内容的雄心在向着眼前这个时代高峰不断迈进。
于是，他们出发，带着自己，带着灵魂，开始“重现和提升人的根本精神”，开始重建一种被遗忘的秩序，“自由在自由中，在此刻，朝圣者的喜悦正振羽翱翔”，1988年12月，在中国杭州，诗人梁晓明与孟浪、刘翔等同仁一起创办了《北回归线》民刊，从此开始了先锋诗的探索之旅。现在的《北回归线》阵地包括《北回归线》（网站）、《北回归线》年刊（纸刊）、《中国诗刊（网刊）、《中国诗歌地理》（以书代刊）。从时间刻度上来说，上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汉语诗歌在浮躁中重新建立秩序的时候，民间诗刊如雨后春笋出现，诗歌社团社刊型民刊也是不断兴起，严力1987年5月创办的《一行》诗刊；上海撒娇诗社1985年创办，青年诗人默默、京不特主编的《撒娇》诗刊；四川成都现在诗社1985年创办，欧阳江河、孙文波、翟永明主编的《现在》诗刊等，而著名的如北京、上海的《倾向》，浙江的《北回归线》和北京的《幸存者》，这些诗歌民刊对于重建朦胧诗之后的汉语诗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诗歌社团和民刊都如昙花一现，坚持下来的寥寥无几，而“北回归线”的阵地却在他们的沉沦中不断巩固，而且一直坚持着反口水诗的“先锋”实践。而这册《北回归线》诗歌合集正像在时间流逝中寻找到的一个精神家园，“先锋”成为他们身上遗世独立的一个标志，成为他们超然脱俗的一次努力。
什么是先锋？什么样的诗歌才具有先锋性？什么样的诗人是“先锋诗人”？《北回归线》灵魂人物梁晓明所提出的精神追求或许更多是一种宏观表达，涉及诗之为诗，诗人之为诗人的普世标准，但是真正的写作方向并无明确，这一群体对于《北回归线》的先锋性及中国汉语诗歌的界定也有许多观点，汪剑钊认为，他们除了必须写出“诗”以外，还面临一个建立标准的现代汉语的任务。红山认为，当下诗歌普遍缺乏精神层面。先锋性日益丧失。而刘翔的说法，“北回归线”诗歌更注重形式感和诗歌技艺，还有抒情色彩，聂广友的观点是，“北回归线”比较强调一种在技术和内容上的完美结合，张典则认为，“北回归线”诗歌表现了人的根本精神和技巧上的“极端主义”，阿九则认为：先锋就是历久弥新的理想主义热忱，是对母语的承当，是对人类经验领域的历险，是发现的快乐，也是友情的温暖。
罗列关于他们对先锋诗歌的观点和理解，其实并不能完全解读《北回归线》作为一个诗派生存下来的理由，其实，作为中国民间诗歌群落，北回归线并无什么明确的诗歌纲领，他们在写作中也是按照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解去创作，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他们再建中国汉语诗歌秩序的勇气，比如技巧、比如人性，比如抒情，特别是在技巧上，先锋往往和形式主义的极端化联系在一起，除了聂广友的《上海哀歌》，南野的《白：厌倦和贪欲》，晏榕的《抽屉诗稿》等对形式的革新有着一定的探索之外，更多的诗歌还是从内容的构建上进行着超乎寻常的努力。但其实，《北回归线》所实践的更多是对于诗歌“现代性”母体的阐述，重构诗歌的中心和权威，包括死亡、孤独、语言、他者，包括失落、焦虑、物质、故乡。诗歌是高于生活的，而北回归线的诗人更侧重于对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我们无从掩蔽地遭遇饥饿、享乐、生殖等等/在他的目光下”（南野：《无记忆的体会》），“啊，我们终究要在正午/归还给教父肉体。在尘世中/画上影子的线轴和格子”（聂广友《教父来信》），那是一种逃避不了的物质故乡，却也是必须掩蔽的生存，比如汪剑钊《抽烟的女人》，刘翔《幸福就是一只被供奉的猪头》，张典的《遛狗之诗》，但更多的是，作为诗人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辉，这种理想主义是高高立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先锋从来不会紧跟时尚潮流，相反他先天具有引领时代的责任，在他的内心，永远是孤独而高傲的。”正是这种孤独和高傲，使诗人能凌驾在世界之上，用一种英雄般的视角审视我们生存的现实。“而狂欢持续进行着，场面盛大，大家都在笑。”一方面是对于现实秩序的嘲笑和解构，一方面，却是自我的命名抵达对岸：“我的眼就是圣经的网页”，“我们/在大地的圆心饮酒良久。不肯归去/东方渐白。一声狼嗥。”（聂广友《理安寺》），而这样的命名并不是一气呵成，并不是永远含着笑，更多的则是诗人自己的放逐：“两种生者。死亡之下的，和死亡之上的。”（晏榕：《抽屉诗稿》）；“他们拼命使自己向自己逃离。”）梁晓明：《开篇》）；“我只是用诗句同自己交谈。”（张曙光：《错误》）。诗人的独孤先于诗歌的狂欢，而最后的意义便是寻找到生存的归宿，“对于诗而言，事物本身高于我们的言说。”（聂广友）；“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生还。”（晏榕：《抽屉诗稿》）；“那不能称作人的人，在所有的人中他是最完整的。”（梁晓明：《开篇》）。我们读到的是痛苦的无奈，是理想的不懈，是肉体之死和精神之生，“让我像一个真正的魂灵/一颗骄傲的燧石/点燃故乡的心中致密的夜晚。（阿九：《亡灵还乡》）”
其实，对于20余位诗人来说，要完整地评介和解读一个诗群的特点，显得很尴尬，而作为个体而言，他们也各具特色，阿九对于语言的熟稔掌握，晏榕对于意境的营造，臧棣对于日常法则的消解，以及梁晓明对于人类终极的追问都让人感受到语言深入人心的快感，从而对诗歌怀有崇高的敬意。但总体来说，《北回归线》的诗歌风格过于庞杂，诗歌观点过于多元，就像阿九《穿越》中所说：“我把两本印着敌对思想的书/并排放在硬木书架上。”对于一个诗歌派别来说，他们虽不存在这那种敌意和矛盾，但这22年的维系和生存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对于诗歌的热忱和诗歌之外的友情。“但是我必须有一个故乡/我是唯一的神，沿荒年行进。”（阿九：《明歌》），或许对他们来说，诗歌这就是他们心中所追求的那个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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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00917·0785 |
| 作者：鲁羊 | |
|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6.00元 | |
| 页数：329页 |
鲁羊在序言中说：“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一场大病之后的创作欲望会无限膨胀，这就是“创作机会主义者”鲁羊的自白，或者可惜，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鲁羊没有作品问世，也就没有什么大病，健康是福，鲁羊应该深谙此道。几年前，我曾经这样评价《在北京奔跑》和鲁阳的的小说：读鲁羊的小说你必须明白“我”的意义，他说：“没有名词，我认为所有的名词都是代词。”当然他不是在语言上苦心经营的小说家，他在情节上往往让你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沉稳不是他的风格，先锋也不是他的目标，他只是在叙述他的生存状态，那就是“断裂”。
那枚书签被我从鲁羊的小说中取出，坚硬如铁，却没有一丝血迹，我曾经说过，我对鲁羊小说的阅读显得很散漫，里面杂夹着一些无奈的惰性，所以在长达两个月的断断续续阅读中，我的书签总是很有力地插进某一个篇章中，某一页和另一页文本中，插得次数多了，我便下意识以为那些书页和文字已经遍体鳞伤了，但是当我形式般翻阅到最后一页，把书签放在灯光下照耀时，发现它还和起初一样，坚硬，干净，无所事事。
我喜欢鲁羊的小说，喜欢字里行间那种忧伤和孤独，喜欢一直以来坚持的先锋体验，但是我把鲁羊放置得太久了，从书桌到枕头，从初夏到深秋，若即若离的鲁羊活在小说中，我只是那么有限地在夜晚想起他，想起90年代的寓言，想起一张书签的孤独，我想，那么这些夜晚沉淀下来，我和鲁羊都是不幸的。当然，我的不幸还表现在对文字的遗忘，在如此漫长的阅读中，我会很意外地有一种读不下去的感觉，如果排除生理上的毛病，我可以归纳为对90年代的陌生，我总是在下定决心认真阅读的激情中开始，在近似迷糊瞌睡中掩卷，而当我第二天再次打开小说，接近文字的时候，我发现我又遗忘了过去那个夜晚的所有故事，他们像未曾发生过一样，从我的夜晚开始新的体验，如此重复，如此健忘，当最后一页被掩卷终结的时候，我仿佛只记住了鲁羊这个名字，只记住了90年代的后半夜，只记住了落城和马余。
这样的遭遇让我很是不安，我曾经幸运地以为，我和鲁羊一样还活在90年代，活在那个“九三年的后半夜”，还在用后半夜的虚拟语气抵达我们的精神王国，是的，看起来是这样的，鲁羊的这本《亲切的游戏》小说集几乎都是90年代的作品，每篇小说都标注了发表的杂志和日期，他说是“为了检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怀念，它还说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但其实，很早的时候，他有过一本名叫《在北京奔跑》的小说集，我大概是喜欢他的语言，所以重复购买了两册，而这个现象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我从来没有认真记住鲁羊小说中的情节，包括鲁羊这个名字，和这本小说对我的遭遇一样，我是在激情与怀念中开始遗忘之旅的。这就是我和鲁羊最大的区别，我翻阅了我曾经写过的所谓小说，原来也都是90年代的呓语，而我曾经把《后半夜的虚拟语气》作为90年代小说的总括，现在想来，我是中了鲁羊的毒，他早已用两册相同的小说集，在“九三年的后半夜”，把我的精神彻底征服了。
说起来，这就叫宿命，但看起来像是一个寓言，这和作为小说作者的鲁羊的身份一致，鲁羊曾经长久地迷恋于制造寓言，他甚至提出过“新寓言主义”的口号。在《青花小匙》中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讲故事。尤其在我自视认真的写作中，经常回避讲故事。也不喜欢别人在写作中把讲故事作为一篇作品的核心内容。我经常有意破坏故事的形成，我说，别人要看的，我尽量省略。而别人不要看的，我却要不厌其烦，反复描述。
这可以说明我曾经迷恋文字的一个原因，那种称作虚构的东西，在鲁羊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个叫做“落城”的乌有之乡，那个叫做“马余”的虚构人物，都是鲁羊实践他寓言王国的需要，在这里，一切外在现实的因素被解构，你找不到对立点，你复原不了生活，而在这个虚构王国里，只有鲁羊可以得心应手，可以纵横捭阖，可以让他活着和死去，如此，鲁羊则是最接近小说精神的一个。
多年来我的叙述，基本上局限在落城界内，落城和北京的区别很多，首先可以指出的一个区别就是真与假，现实与虚构的区别，落城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一座架空的城池，随着叙述的深人，在落城的虚线轮廓之内，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貌似真实的街巷和人物，整个落城的虚构性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纵观我这些年的叙述，多半内容都处于虚构的阴影中，不能解脱。
但不能不说，鲁羊闯入那个叫“北京”的地方，纯粹是一次恶搞，对于读者来说，似乎是对可触摸现实的回归，对天马行空的拘束，但实际上，北京并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并不是我们心中的首都，它也只是一个汉字的组合，和“落城”的虚构指向一样，是故事的一个陷阱，是对中心的解构，里面有着年轻的、金色绒毛的、奔跑着的、带着北京公厕气味的茁壮的爱情，可以说，鲁羊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北京的奔跑”中，你几乎看不出他对现实的逃逸有多么急切，在寻找中他其实把你带进一个新的寓言王国，里面全是隐喻，里面全是幻想。
而他的背后则是接近孤独的渴求，作为曾经的诗人，里面有着诗人最无边无际的冥想，“你知道我很孤单，你看看我这只眼睛，我和它一样孤单。”在《青花小匙》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孤独的影子，以及影子背后博尔赫斯式的叙述。不得不承认，鲁羊的世界里到处都有盲者博尔赫斯开启的叙述结构。
在《银色老虎》中，我们看到了鲁羊对于大师的膜拜，博尔赫斯是一个对老虎有奇异感觉的人，他有一本诗集名为《老虎的金黄》。而鲁羊在这部小说中，把童年深处的那种护身符一般的隐喻挖掘出来，“在见到银色老虎的日子里，我不知道那就是老虎，也不懂得那种颜色和光泽”，就是在这里，鲁羊找到了生命的光泽，“它使我的说话方式得以丰富。同时又作为一种景象，在我一生的经验领域内大放光芒。”
随着岁月的流逝，
别的绚丽色彩逐渐把我抛弃，
如今只给我留下
朦胧的光亮、难测的阴影
和原始的金黄——博尔赫斯《老虎的金黄》
从落城到蓉塘镇到北京，鲁羊总是喜欢脱身变成一个名叫“马余”的人，“作为一个艰苦写作的人”，马余并不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的形象，相反，你看到的马余是多面的，不确定的，甚至是误入歧途的，就像那只“银色的老虎”，“它不是由血肉、骨骼和毛皮构成的人间动物。它仅仅是一种通体银色的影像。”这样的影像，让他感到安全，所以，育邦说：“鲁羊的小说就是他的退缩之地。从广阔的世界，回到密密麻麻的文字之穴。”
一个虚构的夜晚结束了，鲁羊结束了，当我拔出书签的时候，黑色的夜汹涌而来，在一个2010年的前半夜，我再一次跌入不安全的孤独中，“如果说我对于自己的生命存有梦想，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多数的别人，让更多数的别人化为自己。”我仿佛变成了落城的那个马余，用“银色老虎”的光泽把自己遣回到不再反复的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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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58·2100917·0784 |
| 作者：[美]黄仁宇 | |
| 出版：中华书局 | |
|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18.00元 | |
| 页数：286页 |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最负盛名、也是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明史研究专著。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已逝的王小波在《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中说，“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素白的封面，除了《万历十五年》的书名和“[美]黄仁宇”的名字，就只有书脊左边的一张仕女图——仙鹤、松柏、宫苑，工笔彩绘，人物安详，景观舒闲，我不知道这张图出自谁人之手，或许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历史节点，但是和“万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放在一起，让人觉得有浓浓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腥味。和历史并无多少瓜葛，“万历十五年”显然已经超越了纯历史纪年，而成为黄仁宇的符号，以及所谓“大历史观”的典型著作。我不太关注历史，所以翻阅这本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的阅读积累，也不是要想从野史中了解“明朝那些事儿”，我只是想要接近在人们传说中逐渐变成经典的一本图书，这和学术无关，甚至我会在“1587”这个数字面前很鄙夷地想起某一个酒类的广告。
从这本增订本的数字可以看出《万历十五年》创造了中国历史学著作的记录，版次上是2010年1月第11次印刷，印数是从130001到150000册，也就是这中华书局版从2007年开始到去年，印数已经突破了15万册，再加上三联版的印刷数，足可以看出在中国史书阅读中，《万历十五年》的确占据着一个神话般的地位，而评论也大都把这部著作描绘成颠覆性的经典作品：
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人的历史阅读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夸张地说，在《万历十五年》之后，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历史书写作和阅读的黄仁宇时代。
说实话，我真的对历史不甚感兴趣，那些历史风云都已成过眼云烟，我也记不住那些历史的细节，在故纸堆里讨论所谓的现实意义也多少有点隔靴搔痒的味道，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去了解一个浸润过西方史学的学者如何去破译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背后的那些经验，从历史的横断面去剖析明代社会的国家命运，而且文本采用的传记体叙述方式，感觉实在阅读一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娓娓道来，充满了想象力和诱惑力。
《万历十五年》，英文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把1587称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因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是那些易于忽视的事件，“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件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黄仁宇正是从这些机缘处落笔，把1587年作为切入其大历史观的节点：1587年3月是万历皇帝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基也快十五年了；1587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1587年，申时行五十二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1587年，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万历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离开人间；1587年的次年，李贽剃发为僧……这些细枝末节却组成了1587年政治叙事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他发展的尽头”，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都在经历和见证着明朝的封建社会衰落，黄仁宇认为，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
意义被消解了，因为大明的封建气数已经慢慢走向了终点，这颇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任凭如何努力，都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作为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身为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在万历看来，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中，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所以对他来说，皇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他只是一个道德的象征。在这个巨大的象征面前，万历皇帝的痛苦是只能把个性隐藏起来，和正德皇帝要求实现个性的发展不一样，万历皇帝只能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的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是在于琐屑地去解决问题。再不解决问题的要求下，万历不仅成为清算张居正运动的参与者和执政者，对张居正作出总结性的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而万历自己，则慢慢陷于一个“宪政危机”之中，他以皇帝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在无为而治下，他就一直和另一种权威对抗着，而且这样的僵局不能打破，废长立幼并不是没有理论上的依据，而在于伦理上无法实现万历自己的愿望，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在法律和道德的选择下，一个封建帝国如何保持生命力，而“万历十五年”的悲剧性在于：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
这就是黄仁宇在“大历史观”中所要强调的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也正是万历时代中国封建力量极速下滑的根本，“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它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万历皇帝只是时代悲剧性的一具骸骨而已：“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于是我们看到，作为文官的海瑞，虽然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以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廉洁已到了偏执的地步；戚继光作为武将，一心驱逐倭寇，不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但是在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里，他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而自相矛盾的思想家李贽，则在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
对于此种结局，黄仁宇在《自序》中说：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其实，黄仁宇的历史观更重要是着眼于历史，分析中西文化，而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出征英国的前一年国，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而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就是说，欧美和日本这些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做高层机构或低层机构的联系，而1587年作为标记的落后的明朝国家，则是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这就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在道德为上和道德唯一的选择面前，其实也暴露了政权的诚信难题，黄仁宇认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在这版“增订纪念本”里，补入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黄译作“欧蒲台”）刊发在《纽约客》的书评《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中，他说：“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用今天的眼光看，明朝必然走向灭亡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在集权的皇帝身上。这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统治道德问题，在法律和技术之后，也无法拯救帝国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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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1·2100723·0783 |
| 作者：村上春树 | |
|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0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36.00元 | |
| 页数：352页 |
据译者施小炜先生透露：《1Q84》BOOK2中，除天吾和青豆两条线之外，还会加入一条新的线索，最后诸线索合一。我忽然觉得，BOOK2出现得太快了，她封面上“7月-9月”似乎和现实中的这个夏季没有什么关系，1Q84是村上春树的时代，即时你扒光了她的衣服，你也不一定了解她的规则。BOOK2的最后一句是：“青豆把手枪插入口中，把力气送上了手指。”
黑色的夜，并不是全部的黑，灯光和星光，支撑着我们的视力和活动范围。关于一只蝙蝠，不是乌鸦，不是在村上春树故事里出现的那只被称为“卡夫卡”的乌鸦。从窗帘上掉落，又停留在窗帘上，我的腰以下部位，我按下阳台开关的时候，它就出现了，而且用一种常见的拥抱的动作紧紧依附在窗帘上，依附在灯光明亮的居室里。我看见了，也看见了我，姑且因为它好奇的眼睛让我觉得它在看我，但其实不是视力，是超级波。只有人类的视力才能看见黑暗之外的灯光和黑暗之中的通道，富有想象力，就像不期而遇进入1Q84里，那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1Q84年”。
接下来陷入了一场恐慌。
蝙蝠在房间里飞翔，黑色的点，在有限高度的空中飞翔，慢慢幻化成无数的点，它用自己的超声波不断盘旋在我们的上空。小五狂叫着把我抱住，对他来说，这个不速之客侵扰了它最正常的生活，而且还在盘旋，还在飞翔，还在来回中把我们覆盖住。是的，它不是“卡夫卡”，它只是一只蝙蝠，只是一只被城市的夜空忽略的蝙蝠，一只经常光顾又经常逃离房间的蝙蝠，一只被无限象征着“瑞福”的蝙蝠。我打开窗户，抚慰小五，又伸出手，在窗户的另一面设置了障碍，让蝙蝠在大开的窗户中找到回归的出口，就像30岁的青豆找到1Q84的起点，“通过这个避难阶梯，走到下面的二四六号公路上时，我的世界就被调换了。”
没有费多少周折，蝙蝠的1Q84进口找到了，它用一种被黑夜覆盖的黑色逃离光明，它回到了城市的夜空，无影无踪，进口也就是出口，那扇窗又重新被关上，一切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小五惊骇已定，跳绳、洗澡、刷牙、睡觉，进入梦的进口，与现实有关，或者，无关。梦中那只蝙蝠会回来，但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出口，从小五的虚拟世界中再次出逃。
我想着，说，夜晚是个巨大的窟窿。某个城市的某一个黑夜，某一只误闯的蝙蝠，某一本小说，都来自现实，都被书写成另一种虚幻，这里也是1Q84的起点？这里也有空气蛹？这里也住着小小人？或者，当蝙蝠飞离，当小五入睡，当我打开《1Q84》的BOOK2时，这里其实只是2010的9月，这里只有352个页码，这里都是我一个人的幻想和经历，文字不是真正的现实，1Q84也不是真正的密码。
是的，只有我，我是Perceiver，我也是Receiver，感知者和接受者，从空气里抽取丝，编制着“空气蛹”，越来越大，白色，流畅，像花生一样的形状，“凹下去的优美曲线，两端柔软的装饰性圆瘤”，然后，从最上端开裂，里面有着微弱的光，一个子体，逃离了“共同体”的子体，和母体一模一样，却是另一种存在。台灯微暗，黑夜无限，空气蛹降临在文字深处，可是30岁的青豆和天吾却擦肩而过，那对10岁时拉手就产生了永久恋情的男女，却成为一个子体和一个母体，无法相逢，爱情便在虚拟的世界里找不到突围的出口。
“我已经置身于这1Q84年。我熟悉的那个1984年已经无影无踪，今年是1Q84年。空气变了，风景变了。”青豆置身在一个快满30岁女人的世界里，却被《1Q84》置换了身份，也置换了那份爱情，父母为证人会的信徒，十岁出外独立，中学时身为垒球选手，之后成为健身教练与暗杀者的双重身份。当冰锥扎入那个男人的身体的时候，她闻到的不是死亡的气息，而是生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精神帕拉图式的天吾出现在她脑子里的时候，她才软弱不堪，他们之间的爱恋与她自己孤独时的自慰的经验是外界谁也无法涉足的私密。
而天吾，也被拉进了那个“1Q84”里，三十岁的天吾，存有母亲于一岁半时的肉体影像并深深为之困扰，在他重新代写十七岁美少女深绘里的作品《空气蛹》之后，他便成了那个世界不能逃离的人，因为他看见了夜空中的两个月亮，这是1Q84的象征，而在父亲几乎走向死亡的边缘中，天吾望见了空气蛹中那个子体的青豆。但是，那仿佛就是梦境，取代了现实的真实。
“我要找到青豆，天吾重新下定决心。不管会发生什么，不管那里是怎样的世界，不管她是谁。”这是最后一句。我合上书，把BOOK2合在灯光微暗的2010年9月的时候，那个空气蛹，连同“Q是question mark的Q的“1Q84”一起，被关闭在厚厚的书页里，我的逃离和那只蝙蝠一样，只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寻找到出口，出口即入口，没有攻击，没有恐惧，向着黑夜更深处飞行。
我望着窗外，没有两个月亮，现实还是活生生的现实，我观察着熟睡的小五，梦境还是他的梦境，1Q84年到底有没有降临？这小说像现实的季节转换一样，我在9月读完了“1Q84年”9月的所有故事，青豆和天吾，第一次，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从1Q84年的入口开始，从空气蛹的世界开始，有了重逢的可能，两条线索像他们存在或不存在的爱情一样，开始交汇，又开始分离。而这样的重逢，让你感到村上春树一直站在背后，他以前是不露声色的，而现在他若隐若现，甚至强加给那个世界一个现实的外壳，精巧、复杂的结构变得顺理成章，却没有了诱惑。
接下去呢，村上春树是不是会站在前面，像那些小小人一样，成为这个世界完全的主宰和权威者？“先驱”教主已死，新兴宗教并不是和现实没有关联，相反，却在村上春树现实的指挥下，呈现出颠覆现实的巨大威力，是的，村上春树必定是站在最高处，把虚幻的1Q84还原成真正的现实，两个月亮、空气蛹、小小人，都将成为真实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实，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虚拟的东西远比现实更真实，你把所有的阅读想象强加到现实中去，到最后，你反而觉得现实多么的不真实，多么的充满尴尬，仿佛一触摸，就会感觉到恶心和不安。
2010年的9月，《1Q84》BOOK2完结，我知道还有BOOK3将会出现，10月到12月，冬天，岁末。这是否意味着第三卷就是《1Q84》大结局？是否会落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窠臼？我不知道，图书还没有露面，文字还在那个世界里存在，我却觉得在这个沉沉的黑夜，我用一只误闯的蝙蝠，一盏微暗的台灯，和没有两个月亮的夜空，完全读完了那个“空气变了，风景变了，规则也变了”的1Q84年，而剩下的那些，就是另一个通道，因为从明天开始，就是1Q8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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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7·2100723·0782 |
| 作者：韩寒 主编 | |
| 出版：书海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16.00元 | |
| 页数：128页 |
已经忘了《独唱团》第一辑到底比原计划推迟了多少天得以正式出版，似乎一直停留在“裆中央”的暧昧时代，其实这只是一小撮意识形态为王的人意淫这个世界的结果。韩寒，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意见领袖，在这样的意淫者和意见领袖的对峙中，《独唱团》的面世多少可以看作是文艺青年的绝唱，这明明是一本杂志，却没有刊号，而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韩寒说：“它终究只是一本文艺读本，无论是从程序上还是从本质上，他都无法承载很多人对于改变现状，改善社会的期望。”
这个夏日的悠长似乎早已注定了，从每天早上一开始，我就想拍点日出和云彩，晨曦的美几乎都在我的想象之中，但后来我发现，我根本不必去守候这早晨的一刻，所有的白天时辰里，天空都是让我沉醉，街道都是明亮得令我兴奋，这是夏天的统一风格，过度的白，过度的亮，过度的热，也过度的自我，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再拿起相机，处处是风景，我何必去捕捉。
这样的放弃是不是也是获得？我其实陷入了老王子《合唱》里的那个为享受之死的弟弟的轮回中，
我忽然觉得自己原本是一个无比乐观的人，我心里包藏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人世幸福的渴望和逃脱惩罚之后的快乐，都压抑不住地迸发出来。
我成了哥哥，找到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我”的头发“还是丝毫没有弯曲的直发，而且赫然是中分”。
《合唱》里有诗歌，有性爱，有追求和失落，也有不尽的冲动，只是，我们就是差那么一点想象，把自己脱壳出来，活在另一个现实和想象并存的世界。《独唱团》第一辑，我觉得韩寒选中这篇小说是故意的，从“独唱”到“合唱”，标题上的针锋相对无非是把现实和理想做了一次行而下的解构，而且我一直觉得，这册难产的丛书取名为《独唱团》就是为了彰显我们个体的无为，有时候却是一种力量，而且团而结之，向这个世界发出并不孤独的声音。
独唱而成团，是矛盾的螺旋式上升，是生存的张力体现。版权页上创作团、问题团、项目团等的“入团须知”则明白地把一本文艺杂志的定位展现出来。我就是坐在一个充满着冷气的地方，参加一个关于“合作与发展”的主题论坛，其实，我无意把这样一本想彰显个性的杂志带到会场，也无意选择这样的主题讨论中展开它的第一页，但是我承认，合作发展的主题就仿佛是为手上这本杂志寻找未来突围的方向。
“写作者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让作品不像现实那样到处遗憾，阅读者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用眼睛摸一摸自己的理想。”韩寒在扉页中，用镂空的“T”字表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镂空的符号后面，我看不到那种亵渎和颠覆，设计过的签名倒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张狂，理想主义是不是韩寒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是不是贴在《独唱团》文本中的标签？至少是在现实面前，理想主义才显出那可贵的独立个性，周云蓬的《绿皮火车》里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但这是身体残疾之后的妥协和无奈，盲文背后更多的倒是对现实的向往。
这里很容易想到一个关键词：体制，从《独唱团》多舛的命运经历来看，似乎就是寻找体制内的突围方向，包括韩寒本人，一直是个挣扎的个体，所以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独唱团》的意义并不在于里面的那些文字和篇目，而是整体的命运沉浮，成为中国文学、出版的一个新现象。“双腿夹着灵魂，赶路匆忙”，这是张楚的歌词，也是北山《我们去卅城》的一个主题隐射，里面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称呼：老五，我是带着感情色彩看完这篇小说的，我忽然发现，自己原来也可以被嫁接到一条国道旁的沉沦生活中，其实，那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充满了生活最后的意淫，这或许也是体制生存之外的冒险生活，但是没有意义，和这篇小说呈现的文本一样，原来是个岔口，根本不能提供方向。《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里韩寒把一个逃跑的孩子推向了生活情趣和反叛的极致，高墙和爬越，里面的对立很明白是体制内外的对立，所以那个叫田芳或者姗姗的妓女要生下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时，一切变得那么黑色幽默。
《所有人问所有人》是把所谓的体制矛盾用现实的手段直接揭示出来，上海车管所、上海交通局、狱警、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这些体制内的机构被坦露在这篇问答式的文本中，中间还吊着一根红红的实线，符号的意义一目了然，而这样的实录式问答意图太过明显，反而有些尴尬，使《独唱团》应该具有的独立品格被刻意消解掉了。或者还有罗永浩的《秋菊男的故事》，看起来的确很幼稚。
“合作与发展”体制内的讨论已经很白热化了，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个盛夏的午后，我故作独立地用一张会议记录纸虚假地掩盖下面的档案纸封面，看起来天衣无缝，其实破绽百出，我或者可以把这样的阅读献给这本文艺丛书，同样有一种逃避。128页，13万字，860mm×1600mm开本尺寸，16元人民币整的定价，这些数字组合成的《独唱团》，我用一个午后的时间全部看完，几乎是逐字逐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整体上还是有着萎靡和无聊，有着一味抱怨的幼稚，尤其是散文，没有新意，而那篇待续的《一如玫红色的蔷薇之于夏日》像一部纯情小说，尴尬得令人想笑。
推荐：咪蒙《好痛的金圣叹》、王子乔《风在算钱》、沈纹《这个夏天你去不了》，除此，尔尔。随着主题论坛结束，我掩卷读完《独唱团》，所谓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的突围也在这个盛夏午后悄悄落幕。外面，云彩还是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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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S29·2100607·0781 |
| 作者：木心 | |
|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39.00元 | |
| 页数：317页 |
木心的一本独特的诗歌集，就这本诗作而言，木心依据《诗经》创造性地注入现代内容，每首十四行，整整三百首。本诗集曾被认作“天书”，木心曾说：“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所以，《诗经演》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诗从汉语传统返本探源的一则孤例。《诗经演》没有任何腰封，只有塑封，封面的版画仿佛是河对岸的那个妇人遥望劳动的男人，在扉页上，木心写道：“诗三百，一言蔽，会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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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2100607·0780 |
| 作者：[美]苏珊·桑塔格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32.00元 | |
| 页数：374页 |
苏珊·桑塔格的第二部长篇，一部闪烁着卡夫卡式光芒的难以言传的心理惊悚小说。迪迪，显微镜公司职员，一位“很难不讨人喜欢，连灾难也会避他三分”的好好先生、曾经自杀未遂的离异男子，一次出差途中，他在隧道里杀死一名铁路工，却无法确认此事的虚实，在摇摆的车厢里，他爱上一位盲女以求慰藉。从此他与心魔搏击，试图逃离真相。然而在死亡的诱惑和负罪感下，虚弱的迪迪再次进入那个黑暗的隧道，可怖的谋杀再现，他也终于步入了死亡之匣……
通体都是黑色的封面，包裹着白色的的纸张，那里面究竟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第一页开始，我就做好了准备，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迎接一切可能的恐怖和不安，幸福和希望。都是陌生的，连同被称作“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的作者苏珊·桑塔格，书柜上只有一册未曾翻动的《反对阐释》，她的奠基之作，和书一样，这个美国文艺女青年正用一种藏匿的方式走近我，令我的呼吸和封面一样，找不到一点可以宣泄的亮色。
这便是某一个进口，《死亡匣子》的进口，撕掉薄膜，拿掉黑色外面的另一个封面，我不知道是进入了故事的中心还是故事进入了我的中心，总之我是小心翼翼，没有章节的序号，故事的段落之间只有5行的间隔，我不喜欢这种编排方式，仿佛汹涌的巨浪一下子把你淹没，没有呼吸的出口，它压抑着我可能放弃的阅读欲望，“‘好人迪迪’正出差在外。”这是第一句话，没有危险，也没有寓意，一切都很平静，我以为就像迪迪这个“好好先生”一样，故事会温馨地走向和谐的一面：
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不会虐待妇女，从不丢失信用卡，洗碗时绝不会失手打碎盘子，对工作尽心尽责，对朋友慷慨大方，不管多么累，每天半夜都要出去溜溜狗。
然后后来危险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出身于中等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年三十三岁、就职于一家老牌显微镜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广告部门的好人，却经历着别人未知的中年危机：婚姻失败，事业未成，缺少亲情，没有朋友，在极度抑郁和孤独中于一个月前自杀未遂。“迪迪并非真正地活着，而只是有一条生命。”活着只是一条命，对于这样的落差，我是如何也不能确定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性情随和、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克己敬业的人，也不能确定接下来的故事和真实的死亡无关，我越来越感觉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怖正在慢慢逼近，仿佛那一体的黑，要把一个“一条生命”活着的人包裹进去。
谋杀出现在第77页，在这之前属于迪迪的谋杀已经发生了，在铁轨旁，一列休整的列车旁，谁也没有成为证人，迪迪失手杀死了那个对他态度不好的铁路工人尹卡多纳，一切都是黑暗中进行的，除了迪迪身上的味道，什么也没有留下，在没有旁观者作为证人的现场，对于迪迪来说，恐惧不是来自他成了一个杀人犯，而是他却不能证明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死亡事件，这一点甚至开始折磨迪迪，在毫无预谋下尹卡多纳沉沉死去，迪迪离开铁轨，上了火车，一切都按原计划行进，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灾难，仿佛处在虚幻之中，因为没有任何关于死亡的答案。所以新的谋杀出现了，在第77页，我说的是关于一本书，关于文本的谋杀，第五行，靠右，一只苍蝇的尸体，扑在文字上面，压住了“心灰意冷”的迪迪，那个“心”字是靠推断出来的，苍蝇的脚伸展出来，整个尸体完整呈现着，在76页的同等位置，是一滩淡淡的血迹。
我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次无人在场的死亡，和迪迪的那次失手一样，它允许我展开想象，这是一本刚刚撕开塑料封膜的新书，374页，2009年8月第一版，未曾发现漏页错页、撕页等不合印刷规范的错误出现，从苏珊·桑塔格写作开始，经过翻译，经过校对，经过排版，这一切都在我想象之外，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印刷中，冬季的一天，一只调皮的苍蝇落在了即将装订的页码上，然后便是机器的定制，苍蝇毫无准备，被卷进了机器，然后便被成为了文字的一部分，和心灰意冷的迪迪一起，进了书店，进入某个人的阅读中。
不在现场的死亡显得虚幻，我不知道那个真相在哪里，看不见，也早已过了时间，在两年的时间里，一只苍蝇的死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等到她被发现的时候，死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成了一个标本，成了好人迪迪之外的另一种被阐释的文本。这个发现让我有些兴奋，我仿佛看到了迪迪最致命的不安，它同样来自对真相的无能为力，“怕什么？是真相……人们唯一害怕的不就是真相吗？”在迪迪和盲人女友海丝特的争吵之后，迪迪发现自己身上的恐惧与日俱增，他摆脱不了这样的折磨，尽管他对海丝特说起过那次死亡，但盲人海丝特并不能见证什么，即使有真相，她也看不到什么。
这是最大的无奈，对于迪迪来说，真相已经越来越远，他几乎被遗忘了，在和海丝特做爱的生活中，在另外一个城市，谁也不会记得这件事，而最可怕的是，迪迪连自己都不能保证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铁路工人尹卡多纳是不是真的死了，或许整个过程只是他的一种想象。我们看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迪迪一直在证明是他杀死了尹卡多纳。他初识海丝特和她做爱时便告诉她自己杀了人，“我想我一定得跟人说说，否则就太不真实了。”后来他寻找当地的电视和报纸，希望看到尹卡多纳死亡的消息，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死亡最后也成了无人问津的普通事故，他考虑过出席尹卡多纳的葬礼，希望在验尸中发现死亡是非正常的，但是他的希望一步步落空，没有人提出验尸，而且尸体是要火化而不是土葬，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在他看来“入土并且慢慢腐烂的尸体是真实的东西”，而一旦被火化，所有的证据，所有的可能都会不存在。迪迪又假装铁路公司拜访尹卡多纳的妻子，在被拒绝之后，迪迪梦见了自己成为尹卡多纳，和他的妻子儿子在一起，“不仅除掉尹卡多纳其人，还盗用他的身份？”他的一次次努力都是为了证明尹卡多纳的死亡和自己有关，但是他越证明，那种真实性却越淡化，甚至到最后他都不知道尹卡多纳到底有没有死，那次死亡事件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一个想象。在巨大的不安中，他只能寻找与海丝特疯狂的爱情。
作为一个盲人女孩，对于迪迪来说，海丝特似乎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对迪迪来说，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使他痛苦，使他不断地想象，这种想象“既牢牢粘附着对于过去所看到的一切的怀疑，又忐忑不安地凝望着未来”，所以他认为眼睛是有罪的，而海丝特双目失明却可以让他感觉到安全，这种安全完全是建立在对世界的自我命名，因为海丝特失明而拥有了某种特别的智慧，能看到平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他甚至假设把尹卡多纳的眼睛给海丝特，那样，“也就不会罪不可恕了”，在他心里，海丝特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幸存也没有负罪感的世界，所以迪迪才会把海丝特当成是自己的爱的对象，照顾她，甚至合二为一，在做爱的高潮中“得到宽恕之感”。
而最后，迪迪为了证明真相，他亲自带着海丝特走进了隧道，去重新开始那场死亡的谋杀，这一点匪夷所思，但是在迪迪看来，却是唯一真正可以看到的真相，“由于第一次下手时半心半意，我只好回头重来一遍。”在他面前，尹卡多纳又出现了，他又一次抡起铁锤杀死了他，只有这样，那悬在心头为被证实的死亡才会变成现实，而最后，赤身裸体的迪迪似乎印证了“死亡=人生百科全书”的哲理，在满是尸体的古墓里寻找到死亡的终极意义。
“更多的房间。迪迪继续走着，寻找自己之死。迪迪制作了他的最终图表，画出了他的最后地图。迪迪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名册。”这是《死亡匣子》的最后一句，我仿佛看到了迪迪最后和死亡融为一体，黑色匣子打开又关上，只不过这次，他把自己关了进去，或许，只有自己抵达最后的死亡才能真正实现永在。死亡的诱惑不是去发现和活着的区别，而是为了证明真相。这一点或许就是苏珊·桑塔格一生在追求的主题，她似乎一直在穿透那些被某种“阐释”所遮蔽的现实真相，她反对把“影子世界”取代“真实世界”去阐释，因为“阐释”会把那个无比复杂、多元的世界变得可怜和简陋。所以迪迪的一生都在寻求别人对死亡的阐释，所以他才会那么痛苦，才会备受折磨，而我掩卷着黑色的《死亡匣子》的时候，那只苍蝇的死亡影子还未曾消退，它死在第77页，我却在没有兴趣去想象被印刷成书的那个瞬间，不管是复杂还是简单，我们永远接近不了那个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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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52·2100607·0779 |
| 作者：胡兰成 | |
| 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
| 版本：2004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24.80元 | |
| 页数：260页 |
胡兰成，实在是一个眼熟的名字，和张爱玲的那种情感纠葛倒是不能忽略的故事，只是多半是隐匿在背后的，当然，最主要的是在官方历史体系中，他被冠以“汉奸”的蔑称，我不大知道关于胡兰成的这段历史，而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浮出水面大约就是这两年的事，《禅是一枝花》是管窥他的一个进口。这本书是胡兰成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台湾居留期间对禅宗第一奇书《碧岩录》中一百则公案的逐一解明。八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们一直都想解明宋代《碧岩录》，直到胡兰成，才做成了这番事业。此书对于中国禅宗思想的理解，有着巨大的作用。可被视为中国禅学的一件大事。书中表哥、哥哥、妹妹等其实都是胡兰成自己的化身，如满天花雨，无处不在。书中的解读当然仍是胡的文学整体观念的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部“禅解”的《今生今世》，亦无不可。
放在案头，已经数月，《禅是一枝花》静卧了些日子，等我翻开来，又是一段日子，这一来二去，这一夏一秋，也还是懵懂着不解其意，大致是慢慢读着便开始瞌睡无聊，胡兰成所说的”机“大约就是这样一遍遍不求甚解中被浪费了，愚钝如我，禅在我面前，却变得甚为可怕。
也买过读过一些讲禅的书，比如南怀瑾的《禅话》，也比如不立文字却流传多个版本的《六祖坛经》，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还有周裕锴《禅宗语言》、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南唐静·筠禅僧的《祖堂集》，当然还有蔡志忠的《禅说》等等，都是偏重于史传，对于禅宗思想也只是过眼云烟，翻阅一下也便忘了，等于忘了胡兰成所说的“机”，但是蔡志忠的漫画，记忆深刻，特别是慧可断臂立雪，破机的执着非一般人所能为，上次去”少林寺“，也见了那“断臂立雪”之处，晴朗的日子、干净的地面，是不见雪的，也不见血，却把那场景还原起来，心智为之震动，然而，胡兰成在《禅是一枝花》的自序中，却不喜欢，“慧可断臂立雪，我亦不喜，还是被贼斫臂可信。”着实让人迷糊，大约也是我等愚笨悟不到这其中的禅意。所以，对于胡兰成所说的“机”似乎还带着很浓厚的怀疑主义。
禅的思想是一个机字，盖承自易经卦爻之动，与庄子之齐物论，非印度佛教所有。机在于阴阳变化生生之先端，印度佛教言因缘而不知阴阳，故不识机。西洋的是物质的有的宇宙，不知无，不知生，当然亦不识机。西洋人惟说条件。条件是因果性的，而机则是飞跃的，超因果性的。所以禅的思想纔真是创造性的，理论倒是其后的事。
他说的机当然是“动”，是生于无，是创造性的，断臂或者只是达摩的口谕而已，不见得慧可有多少创造性。他比较推崇的的《南泉斩猫》，那猫不只是哪边的，立断不能，便斩死之，也就解了不能解的机缘，“当机立断，平息烟尘”，他说，“南泉禅师斩猫一节便是教了千秋万世的人们一个天道的机字。”但是到底什么是机，胡兰成说的就是创造，就是无所顾暇别旁的事，来得快去得也快，当然是在立动中显现，《俱胝惟竖一指》也是胡兰成推崇的禅之机，“俱胝和尚，凡有所问，只竖一指。”回答所有问题只数一指，有所悟无所悟，全在这手指的动，“如此可知俱胝的只竖一指，是像天的一个声音。是像中司娘舞时头上押发针的一闪宝石红，是像水浒传里林冲的打一棒，此方的是真东西，但也要对方是有情。”他又说“是故俱胝的只竖一指他人不可假冒”，这才是禅机的关键，后来有模仿者亦如此，凡所问只竖一指，有一禅师见之，立马将其所竖一指砍去，等再问时，还是竖起一指，却发现已无，便开悟。
不过，胡兰成没有将这故事再延续，也就没能感悟最后的机理，欲言又止，看起来胡兰成所解的公案都是点到为止，但可惜内中不独是这样让你回味的机，却也留尽笔墨谈些情，而且可怕的是，这情是媚到骨子里的风情，于禅却不怎么相宜。说红楼，第四十三则《洞山无寒暑处》中说：一部红楼梦的伟大，即在贾宝玉与林黛玉及晴雯的痴情，有太上忘情为境。一部红楼梦，不是琉璃古殿阶上的月中兔影，而是太虚幻境离恨天一块顽石上鑴的字迹。日本的源氏物语没有此境。金瓶梅更没有。歌德的浮士德亦没有此境。第四十六则《镜清雨滴声》：林黛玉对宝玉，如南泉说的“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你怎么的亦不能与之恝然不相关。你对他有万古的思慕幽怨。这不是逐物吗？这不是迷己吗？
看来落脚还是那“迷”字，情到最迷惘处那当然是走不出来，逐物迷己了，也就是把胡兰成这样一个”能让一个天才的女子低到尘埃里去的男人“凸现出来，也在抬高张爱玲的悟性和才华，却有一种未说的媚气，这媚气沾染到禅里去，终究是“大海中的盲龟”找不到一根浮木，读着读着，却始终看不到公案背后真正的禅机，或者一如他那备受争议的感情生活，让张爱玲最后也只得说了寥寥几句伤心话：“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胡兰成此书主要是想给《碧岩录》解说：”近年台湾的中国文坛忽流行言禅，虽初缘疏浅，亦是一机一会，我所以写此碧岩录新语，于百则公案皆与以解明，庶几发昔人之智光，为今时思想方法之解放。“却未想是用这禅来取悦人的，即便不是刻意去撩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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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00601·0778 |
| 作者：卢洪营 | |
| 出版：青岛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28.00元 | |
| 页数：321页 |
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所谓的“悬疑小说”，一部电视剧放大了这样的小说类型，放大了卢洪营本人。我只是感兴趣这书的包装，一只牛皮纸袋，看上去像若干年前孟京辉的那本《先锋戏剧档案》，袋子上分门别类地写着策划、作者、设计、技术等人的名单，也是按照编号、姓名、职务和性别来标注的，当然还有一段“备注”。牛皮袋子不能轻易打开，仿佛里面关押着潘多拉：“未经购买不得翻阅”写在红色的印戳上，边上是两句话：豪华绘事版，限量9999册。看起来充满了悬疑，而图书所赠的东西除了这个黄色的牛皮纸袋之外，还有《河图洛书》+《梦笔生花·六道天书》。
“未经购买，不得翻阅”的提示印在书后，和牛皮套子一样，上面是两个黑色宋体字：绝密。如此编排的目的一目了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不购买就没有知情权，不花钱就打不开绝密文件，最下面的定价：28元，把这些所谓的绝密都一分一角地解开。封面的《案·情》也是黑色的，却像沾染了血渍，浓浓淡淡化不开来。编号1-7列出了“天书文化”策划人的目录，从姓名、职务到性别，四方表格，像一个囚禁的牢笼，所有工作人员像是杀人犯一样，备注栏写着如下文字：“专家组鉴定：罪犯作案手法专业，案件纷繁复杂，感情线索众多。需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以期在最短时间内结案。”
321页的文字里到底藏着怎么样的悬疑故事，一副皮囊综合了所有可以想象的元素，把一个通俗的小说烘托出来。最关键的倒是《案·情》书名下面的那段类似腰封的说明：“【潜伏】作者推理悬疑力作！”，压住了那个叫卢洪营的作者。1985年出生的卢洪营似乎还是个学生，白衣卿相称之为“小卢”，我曾经以为，电视剧《潜伏》的热播放大了小说文本，但其实，那部大红大紫的电视剧《潜伏》的原著作者是龙一，而不是卢洪营。卢洪营的小说《潜伏》只是和龙一的同名罢了，却并未改编成电视剧，也就是说，那句“【潜伏】作者推理悬疑力作！”的类腰封口号只是一个“伪噱头”，和余则成、左蓝、翠平毫无关系。就是因为“潜伏”的符号陷阱，让我误以为是电视的放大效应。电视和文本是两个概念，两种境界，在“后潜伏时代”，这样一本被高度包装策划的小说，它的终极目标依然是电视，策划人白衣卿相公开说，这部小说“也将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届时就将是荧屏观众之福了。而本书的读者诸君，算是先睹为快。”
这是小说最终极的命运？这是文本最快捷的通道？所以我们看到，用档案牛皮纸的封面，关闭了所有可能通向外面的门，甚至连窗户也没开，而真正的悲剧在于，你根本不知道卢洪营到底是谁，他潜伏在文本后面，或者潜伏在《潜伏》后面，却丧失了真正走出来的可能。
其实，这故事没有什么悬疑的魅力，这“案·情”也绝非被描述成耸人听闻的“纷繁复杂”：一场神秘的纵火杀人案件，将《洛城晚报》的首席记者曹云近和公安局城南分队队长付乙卷入其中。两人在商界精英秦浣的协助下，费尽力气挖掘线索。然而当真相逐步显露，案件幕后的大集团的面纱即将掀开时。付乙却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曹云近设好的圈套……可以很简单地概括小说的故事情节，推理其实并没有充分展示，曹云近过早被剥开了真实身份，让前面营造的那份悬疑彻底瓦解，我们要做的就是顺着揭开的谜底，一步步走下去，知道按照设定的线路走到终点，在路上，没有猜测，没有假设，没有荡气回肠，没有峰回路转，大路朝天，什么都告诉了你，你就可以把小说称之为“故事”，然后合上最后一页。
在案件中增加情感成分，不是首创，也不是高潮，那种纠葛激不起你遐想的欲望，在从头至尾打上通俗小说符号的文本里，你很安静，甚至不用费力思考，在一目十行的浏览中完成对故事整体的阅读。这是今年来读得最轻松的小说，加起来不超过3个小时的浏览，使我觉得有时候阅读真的会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错误，我甚至认为，在这个夏季，我的阅读呈现出一种骇人的低俗倾向，牛皮纸档案袋、河图洛书、梦笔生花，这些皮囊式的元素把我的阅读习惯引向了谷底。我并不是说故事写得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文本，不喜欢豪华的策划下掩盖着的虚弱文字，如此，这28元的“拆封费”算是对我阅读趣味调整的代价。
《先锋已死？》的谩骂是对真正精英文化的渴望，而《案·情》中的通俗至死，则让我彻底无语。短短的夏季，里面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无奈，我不知道，我似乎在这样的图书策划营销时代被逼到了死胡同，然后转身，我便看到了纷纷扬扬的欲望，压着我，让我觉得出路已经被完全堵上，我只好在里面守着我的皮囊，来一次彻底的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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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29·2100601·0777 |
| 作者：郭玉洁 主编 | |
| 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0元 | |
| 页数：220页 |
它的系列性证明的确是一本杂志，《单向街》002号，理论来源似乎是“单向度的人”，塑封着，不好随便呈现里面的“生为人杰，死亦鬼雄”的关于“先锋”的讨论，无法管窥“纪录、探索、批评”的理念，一切都是未知的，只是封面的那种白色包围的红色面目看起来多少有点反传统的意味，我猜测里面的文字大都是装着一副离经叛道的样子，抨击当下的文学、艺术、电影等等，里面有着一些反抗，但到头来还是妥协着。副标题是：“没有伟大的作品，只有平庸的年代”，似乎平庸就是先锋死去的传承时代，平庸是我们的物质至上的注解，而那些轰轰烈烈的先锋作品，大都已成为故纸堆，在缅怀中扫进历史的尘埃中。
我知道，这个题目相当恶心，会换来很多的鄙夷，但这是我在吃过一顿午餐之后的决定，对一本用“下半身”思考出炉的图书，虽然带着“先锋已死”的精英主义封面，但我实在是闻到了里面的恶臭，阵阵散发，每一个文字都像是爬行的蛆虫，物质已下肚，精神却令人呕吐，25元的图书定价，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所谓文人沦落的代价，先锋已死？有时候道德死得更快。
这几天我一直被某种恶臭所包围，这是我开启这本图书之前的现实，地点在单位。从周日开始，我值班时，就闻到了三楼楼梯上的这股难闻的味道，说不出什么味道，但和某些腐烂的东西有关，起先我以为周五清洗空调留下的清洁剂的味道，有着鼻炎的我似乎乐意这样去揣测现实，并给它一个善良的解释。但是后来我知道是自己欺骗了自己，空气清洁剂应该会被风吹散，但是那股味道却越来越浓烈，你几乎不能正常从楼梯上经过，要到达三楼的办公室，必须掩着鼻子快速通过。
但是在坊间传说是什么动物的尸体腐烂的时候，我还是冒着被熏到的危险，慢慢靠近楼梯的窗户，俯视，方圆几米未见小猫小狗小老鼠的尸体，然后眼睛向内，看到了一只垃圾桶里，周五的遗弃物，尚未清理，再次壮着胆靠近，终于发现了恶臭的来源，被剥食过的虾壳留在那里，有些虾肉还残留着，但是高温天，所有的东西都难敌腐烂的命运，最后在这些虾肉上我发现了缓慢爬行、正在美食的蛆虫，三五成群，饕餮盛宴。
我可以毫无抑制地呕吐，把几天的粮食都翻江倒海出来，但是我却极其克制极其理智，仅仅是掩鼻而已，发现恶臭的真正原因才让我兴奋，有一些悬案般的东西揭开谜底才会让人大快，所以我基本把这一事实当成不可磨灭的证据，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周一上班之后，打扫卫生的阿姨会把这些恶臭彻底从这个楼梯口移除。而我，只是回归到释然，回归到应有的现实当中。
说实话，我当初疑虑这股恶臭的时候，是怀疑过某些小动物的突然死亡，甚至是人，请不要怀疑我的道德，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在这样幽静少有人往的周末，甚至在这样难闻的恶臭面前，我的想象仅仅是停留了那么一小会儿。当谜底揭开，我便把那些爬行的蛆虫当成是必须生存的小动物而已，你不去看也便相安无事了。
如此一来，对这本《先锋已死？》的杂志书，我也尽可采取这样的态度，把它当成是某些人生存的小蛆虫就够了，闻到恶臭，找到根源，随后也就是掩鼻避开。但其实远非那么简单，从利益上来说，这是我掏出积蓄购买的图书，所以利益链让我的身份成为一个消费者，从时间上来说，我花费了两个晚上不充分的三个小时，从撕掉外膜开始，到凝神静气像压住一个少女双腿一样一页页翻阅，我也是花了精力的，所以，从人力精力和财力上来说，我都无法容忍自己和这本图书相安无事，无法容忍这样的恶臭来影响我的欲望。
《先锋已死？》，单向街丛书002，2010年5月出版，距离野心勃勃的《单向街001·最愚蠢的一代？》8个月时间，似乎有点难产。封面是勾勒出的一个奇怪表情，红底，很有革命的味道，眼睛里有着莫名的愤怒，“先锋已死？”的书名在打框的红色下面，是一个疑问句，问号不够重量，已经挤到了封面的悬崖边。从外观上，我是喜欢的，至少承袭了所谓先锋的一贯品格，购买的时候，书是被塑膜纸包着的，像一件艺术品，但是不能永远陈列，我必须撕开薄膜，深入其中。书的栏目分专题、纪录、访谈、艺术、随笔和沙龙，我没有看过《单向街001·最愚蠢的一代？》，所以不知道这些栏目是否有承袭关系。专题讲的是先锋戏剧，从林兆华到孟京辉，再到田沁鑫、牟森，这些人物对我来说都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的确构成了中国先锋戏剧的过去图景，但是我从这专题里，看不出对先锋戏剧的梳理，看不出所谓的文艺批评，有的只是这些人物的简单经历，像某报纸的那些报道一般，他们都成了平面的人，叫什么名，干了什么，获得了什么，现在从事什么。再往下看，还是如此，而且更平面，所有的解读都是在传递着一个简单的信号：这是一本杂志，我们纪录，但我们不批评。所有的文字都是对封面那种表情的背叛，所有的精英主义都是为25元价格而设下的圈套，我基本对里面的文字不忍卒读，那里没有人文主义的关怀，没有批评精神的灵光，有的只是事实的陈列，人物活动的堆砌。
而那篇《图书帝国》似乎在为策划这册丛书的“磨铁”和“文治”树碑立传，这是沈浩波的计谋，也是沈浩波的死亡。他从前是一个诗人，诗歌界“下半身”运动的灵魂人物，2007年还被评为“当代十大新锐诗人”，曾反问韩寒“哪个男人不想性？”。在出版界，他变成了“诗人和逐利商人的结合体”，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从春树的《北京娃娃》，到《明朝那些事儿》，从《盗墓笔记》，到袁腾飞的《历史是什么玩意儿》，沈浩波的磨铁制造着传奇，但也生产着“下半身”的读者，一个被职业推手炒作到排行榜上位的那些所谓作品，其实都是泛滥着沈浩波的那种“下半身”的骚味，当然，还有27岁的苏静。而这本杂志书这是沈浩波和他的磨铁帝国对中国出版和中国文化的强奸。在乌有之乡网站，有个叫“微麦子”的网友在一篇《春树及其书商沈浩波为什么会成为汉奸亡国奴》的文章中说：
春树的《北京娃娃》一书2002年非法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并先后传播到很多国家，被美国人狠狠地利用了一把。中国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青少年一代的灵魂世界从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移植，随后，该书的策划沈浩波所倡导的“下半身”下流诗歌团体在中国诗歌界进而文学文化界开始一路畅行，《三联生活周刊》，《广州日报》等对沈浩波的“流氓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正面发表与报道，导致了伪自由主义的在中国以一种极其淫秽的形象全面开花。
很抱歉，我没有读过《北京娃娃》、《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或者还有袁腾飞的《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当然，还有沈浩波的“下半身”诗歌，这的确使我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是我仅仅从这本《先锋已死？》的伪精英丛书中读到了隐藏在最深处的恶臭，上面爬满了蛆虫。似乎有些可笑，在《图书帝国》里描写的那场关于沈浩波的磨铁和“中国最牛历史教师”袁腾飞的浪漫蜜月，在今年已经变成了“离婚”官司，据悉，袁腾飞已经在今年4月起诉沈浩波，理由是他赖账不还，并且未经许可，推出“非法出版物”《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3》。而沈浩波在接受采访时，则用所谓出版界的行规来自我辩解。从两人的一唱一和到现在的对薄公堂，不知道这个冷笑话的背后是不是折射出出版行业内的合作缺乏诚信这一现实。
《先锋已死？》终于结束了“被阅读”的使命，而我购买这本书时发出的“死的不仅仅是先锋”的感慨，最后却成了谶语，有些狂欢的背后往往是寂寥，有些繁荣的背后往往是陨落，“单向街”其实只有一个通向死亡的方向，对于沈浩波，对于磨铁，对于那些披着精英文化的“下半身”来说，都是布满蛆虫的爬行。和沈浩波同为1976年出生的许知远在这本丛书的序言中说：
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而人们在其中长久地生活，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
顺着这个思路，我在沈浩波的博客里发现这首诗：
你狞笑问我
为何如此低贱
我微笑着告诉你
我在练习忍受
题为《奴隶赋》。也算是作为告别沈浩波“图书帝国”的一个总结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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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1·2100527·0776 |
| 作者：[日]村上春树 | |
|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 |
| 版本：2010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36.00元 | |
| 页数：400页 |
故事还是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一个人要去谋杀另一个人，另一条线索则是一个人帮另一个人改书稿，有这两条线索，最终接近了一个连警察都无法靠近的秘密组织。于是，那个《1984》的影子出现了，是“追究奥威尔《一九八四》式思想管制的恐怖和本源恶的现实批判小说。”从而探讨了“善恶界线崩毁后世界上的幸福的绝对性”。我们似乎也依稀看到了1995年3月造成3800人死伤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可是，我们的阅读是要超越文本，超越作者，超越那个低调而又传统的男人：“他（村上春树）从不去银座等地方喝酒，一生只爱自己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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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2100410·0775 |
| 作者：阎连科 | |
|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08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29.00元 | |
| 页数：332页 |
该书面市后，就引起了外界“诋毁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的质疑，而书中对《诗经》的解构也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争议。但毕竟这是阎连科的实验和创新，书的封面也以“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来定位他。而当我们手捧332页、纸张略有粗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惊喜重重袭来：从形式创新改革开始，到总价目8.5折结束。第一章《关雎》这样的描述：“他趴在我妻子身上，宛若一只晒干的虾米缩在一条白条鱼的身上。这一黑一白，一肥一瘦，一明一暗，让我当时就想，他们难有性高潮的到来。”
大块的色彩组合，在封面上跳跃，雄鹰被遗落在黑色的影子里，花草泼墨，写意人生，大致是抽象的，和风雅颂传承的文字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探究和复古。其实，在新书上，那些写意的抽象题图是被腰封遮挡住的，可是我买的时候，腰封消失了，这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封面之一，曾经还窃喜了一段时间，那句轰炸式的“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阎连科”的注解终于没能影响我的阅读，但后来想想，失去了腰封也就失去了一次直观感受文本主题的机会，也就失去了“钝刀割肉，佛头作粪”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传达。
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文字，风雅之颂，颂的不是诗经的浪漫主义，不是一个教授的济世美德，也不是退守“诗经古城”的坚守，颂的是在知识贬值、道德沦丧，以及无所不在的利益博弈下，荒诞世界会生长出最后的精神之光，妥协和懦弱的背后是一个对现实的超越，蝴蝶振翅中仿佛发现了我们弥久被封存的天启幸福：“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但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
我一直觉得杨科是个乐观的人，多年评不上教授，又遭到妻子的背叛，却想着自己对诗经的著作能够开启新的对文明研究的新思路；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逃后与妓女群厮混，却想着用自己的收入把他们从肮脏的世界里解救出来；最后成了杀人犯却想着自己在“诗经古城”发现了被孔子删除的诗经遗篇……一路下来，却是欢歌笑语、希望永存的，而正是这样的乐观生存，才凸显着社会的荒诞和不可理喻，这样的张力让我的阅读充满痛苦，活生生的知识分子被折磨，在最边缘的地方，一个个希望被泯灭，而最后，杨科依然建设着他的伊甸园：
但我在死亡的生命之上，确实看到了飞舞的粉色蝴蝶，看到了天地之间的雪花，也还有雪后的一丝初晴。
《风雅颂》，最早的名字叫做“回家”，而小说就是展现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家之路，他的家园，不在清燕大学，那里只有利益的博弈和道德的沦丧，也不在天堂街，那里只有女人的肉体和对生命的践踏；他的家园也不在寺村，在情人玲珍去世、玲珍的女儿小敏嫁人之后，这个村落对杨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家，在《诗经》里，在传说中的诗经古城里。爱上了小敏之后的杨科，无法忍受小敏将要出嫁的现实，他杀死了小敏的丈夫李木匠，也最终从高高的知识分子神坛跌落，成了亡命天涯的杀人犯。然后，否极泰来，在天涯的尽头，他找到了黄土下的古城，和城墙上刻着的一首首被孔子从《诗经》中删去的诗。在小说的结尾处，杨科坐拥诗经古城，不但收纳各处不为世所容的专家、教授，更吸引来无数自愿投靠的妓女，于是，一座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就此诞生。阎连科，和杨科一起，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完成了对世界的超越，也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
这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虚妄的精神胜利，“软弱、不承担”的知识分子劣根性正是在这个荒诞社会里解救自己的良药，至少那些爱情和精神，在扬科身上是无论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他那种战战兢兢的人生态度和处世之法正是让他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杨科与12位小姐在春节期间连日狂欢，在身体上相敬如宾，在精神上却完成了无与伦比的高潮，特别是他给小姐们讲《诗经》，众人同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场景，淋漓尽致，壮观不已。纵观《风雅颂》全书，那一次，不但是杨科人生的最高潮，也是知识分子惟一一次体现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当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由经院走向市井，由庙堂走向市井，并与市井大众文化合流，在市井化中获得了大众的支持而实现新生的时候，精神家园也就成为最底层生活中折射的温暖和关怀，而扬科在这样的家园寻找中完成了最后的突围，虽然这样的突围仅仅是个体，仅仅是偶发。
作为一种精神自传，阎连科这本小说出版后备受争议，有教授说，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我忽然觉得小说情节活生生在现实中得以展现，阎连科说，“任何对号入座的事情都太荒诞，比我的小说本身还要荒诞。”其实，“唯荒诞，才真实。”文本和现实的互为关系被阐释得天衣无缝，如此，我们才会宿命地觉得现实更是个挣脱不了的荒诞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