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五行缺水

	编号：C28·2110815·0819
	作者：毕飞宇 著
	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当当价5.60元
	页数：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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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毕飞宇的作品是《玉米》，而这本《哺乳期的女人》依然有着浓厚的女性意识和摆脱不了的男权控制。小说叙述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少妇之间的性意识，它是一种潜在的原生状态，说不清道不明，所以作家自始至终都不点破这种朦胧境界。他以一种心灵叙事的方式，缓缓地打开男孩的内心，又以少妇特有的温情，缓缓地收拢一切。其实对于女性心理来说，普通读者何止读出了一个哺乳期女人的烦躁和不安，“惠嫂回过头来。她的泪水泛起了一脸青光，像母兽。有些惊人。惠嫂凶悍异常地吼道‘你们走！走——！你们知道什么？’这或许就是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的区别。书应该不错，只是不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这一系列图书，为何特价得令人不安，25.00元的原价完全出乎意料到了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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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期的女人》：信仰沦丧的三种救赎

其实，我一直以为毕飞宇是不小心闯进我的阅读世界的，不小心的潜台词是误闯，是没有任何准备的深入，或者说，毕飞宇是我阅读世界里最新发现的符号。所以从《玉米》之后，我已经明显产生了对毕飞宇的阅读依赖，从这册《哺乳期的女人》到昨天购买的《推拿》和《青衣》，我被这样一种“充满瓷器质感”的文字所吸引，甚至延伸到了南京作家群上，比如鲁羊，比如曹寇，我不知道是不是南京在地理上处在南北分界的尴尬决定的，总之，我觉得是毕飞宇把我带进了一个古典的阅读世界里，在这里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弥漫开来，如《8床》里的那句话：“处处洋溢出死亡的健康活力。”

但是，对于书名，我还是有一种本能的质疑，在这本收录32篇小说的集子里，作为书名的《哺乳期的女人》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充满瓷器的时代》、《因与果在风中》、《祖宗》、《手指与枪》，我觉得都比《哺乳期的女人》具有更强烈的寓言意义，也更贴近毕飞宇说要表达的“异乡的孤独感”，所以用这篇小说作为书名明显是带着对阅读趣味的挑逗，以性诱惑挟持读者的阅读期待当然违背了毕飞宇小说的意义，所以我的阅读有时会有意绕开这样的表达，而寻找毕飞宇小说背后的历史性、现代性，寻找这些文字背后的孤独、无助、对立。这种阅读的回避与寻找其实正是人为制造隔阂，这种隔阂包括读者和作者、书写和阅读之间产生的背离，说到底，有很多东西是绕不开的，努力去做的事情往往只会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我在《火车里的天堂》看到了这句话：“我们厌倦了自我重复，我们无法产生对自己的不可企及。”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悲剧？不管对于书写者还是对于阅读者，文及其背后的故事都是不可重复的，都是唯一在场的存在，所以不管是对于书名的质疑，还是有意逃避式的阅读，或者都不是面对真诚和富有质感的文字最起码的态度，也就是说，到这里，所有的质疑和逃避都应该消失，都应该回到文字本身，回到毕飞宇的符号中来。在这样的回归中，我竟然最后发现早就存在的秘密：早在10年前，或者更远，我就已经是毕飞宇文字的阅读者，他不是以“不小心”的方式闯进我的世界，他其实早就修补在我的文字世界里。我就是在《武松打虎》中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兴奋地看到了在另一个世纪伏案阅读的背影，说书人的经历在我脑中翻过出一个时代的影子，就是这部小说，颠覆了我心中早就存在的英雄主义，村子打谷场的那场说书，其实是在消灭武松这样的英雄，在消灭一种意义，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说书人在夜晚的死亡，曾那么惊人心魄地闯进我的世界，说书人死了，就是文本的被消灭，那个英雄主义的武松也就不复存在了：“武松提了哨棒没有上山，他没有与大虫相遇，也就是说，他没有打虎。”

我记住《武松打虎》，但是没有记住毕飞宇，明显是一种文本意义在现实中的复制，毕飞宇像是那个说书人，他只是在这个故事中创造英雄，但他同样杀死了英雄，毕飞宇或者说书人的存在是要把你抛向一个历史的虚空中，却又要把你拉回来，让你在这样历史和现实，文本和故事对立中寻找到意义。我忽然发现了阅读毕飞宇这部小说的钥匙，因为10多年前的《武松打虎》，因为毕飞宇成为另一个说书人，或者因为《哺乳期的女人》的诱惑和反诘，总之，我找到了散乱在各处的线索，聚拢在一起，从此，这部小说要开始重重地走向我了。

和《武松打虎》的意义消解一样，毕飞宇正是在寻找文本背后那些意义到底影响了我们多少判断？或者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自我重复的那个孤独者？在时间之外，在历史之外，在习俗之外，我们都是不可逃脱的，这种状态是什么？我在《充满瓷器的时代》里发现了那个词：异乡人，是啊，在自我重复的时代，我们就是被自己异化，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故乡。在毕飞宇看来，这种异乡人的感觉包括历史与现实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男人与女人的对立等等，而要消除这些对立，毕飞宇分别用时间、语言、爱情来修补仪式，在仪式的复原中寻找意义，寻找信仰，“信仰沦丧者一旦找不到堕落的最后条件与借口，命运会安排他成为信仰的最后卫士。《因与果在风中》”

首先是时间。《五月九日和十日》中，毕飞宇就直接把生活中对于时间的双重性呈现了出来，昨天和今天，在时间上成为两个男人不同的时间属性，时间在另一种意义上混淆了真实，在《唱破二黄的一朵》中他说：“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昨天等于今天，今天等于明天。”而在时间具有的仪式感上，与《五月九日和十日》异曲同工的是《与阿来生活二十二天》，他说：“零时，是一个日子与另一个日子相交接的性感时刻。”单纯把时间做一些形式上的阐述并不是毕飞宇想要的，他要把时间切开来，看到历史，看到现时，看到未来，在《武松打虎》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消失，而在《祖宗》中，我们则看到了对于历史的复原。《祖宗》写了太祖母的死亡，作为一个家族的曾经见证者，“太祖母的身上终年回荡着棺材与铁钉的混杂气味。”，而在这样一个标本身上，似乎还在延续着历史，延续着真实和虚构混合的故事，她又长了新牙，在民俗意义上，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它预示着历史将成为一个家族无法摆脱的梦魇，太祖母以“人精”的形式将延续权威，这让整个家族的现实生活破绽百出，最后他们通过合谋“拔牙”的方式消灭了历史，消灭了意义，也使太祖母最后成为的历史纪念物，“破译这里的宇宙玄机”。

第二种途径是语言，这是城乡对立中寻找的一种突破口，“新世纪大厦”和“断桥镇”这两种地理坐标成为城乡对立的符号，一个是28层的生活，一个是农村的世界，一个是遥控的生活，一个是养蚕的世界，《遥控》和《生活在天上》就是直面这样的对立：“这也遥控，那也遥控，城里人还长一双手做什么？”遥控生活代替乡村生活并不是简单的器物替代，实际上是现代人寻找不到归宿的寂寞，《生活在天上》的母亲在高层大厦里找不到自己了，物质丰富的背后却是精神的空寂，而在28层养蚕就是一场黑色幽默。所以我们看到了那种无助，那种孤独，还有《卖胡琴的乡下人》的饥饿感：卖琴人这辈子就栽在饿上头，而对于曾经的“艺人”来说，城市永远是不允许他们的存在：“城市的概念是卡拉OK、KTV，MTV；城市的记忆对胡琴早就失却了怀旧。”所以在这样的对立中，语言成为一种解药，在《充满瓷器的时代》中，“蓝田和他的女人有意无意地学起了秣陵镇的声腔音调。这是接近异乡人的唯一途径。”在毕飞宇一系列城乡对立的小说中，语言都成为一种符号，不仅挂在嘴边，也刻进了心里，成为不可更改的身份符号。在《马家父子》中，“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他们父子的隔阂集中体现在语言的自我认同中，“语言即人”，“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语言的正确形式”，所以即使骂人，他们也以不同的语言划清着各自的界线，而这种分界也在心里上造成了永远的隔膜：“儿子马多的精神沿着北京话的卷舌音越走越远，故意背弃着故土，故意背弃着老马的意愿。”

第三种是爱情的拯救。在这里其实是惜墨如金的，他没有花很大篇幅来描写爱情，来塑造经典的男欢女爱，更多则是对于缺失的爱情的追寻，而在更多意义上，是对性感受的追寻。在《架纸飞机飞行》中仅仅是一个念头：“我有妻子、女儿，居然又想恋爱，这个念头危险之极。”世俗的判断压抑着性感受，在《哺乳期的女人》中，旺旺作为一个孩子，对于母性哺乳的获取，完全是天性的，是压抑之后的回归，但是却遭到了另一种世俗力量的干预，“哺乳”的性符号完全被消解成了个体意识的萌动。在毕飞宇的很多小说中，男女之情往往以离婚的方式而告终：“离婚真是太容易了，就像照完了镜子再背过身去。《男人还剩下什么》”，毕飞宇用很多对立的词语来描写这样的感情困境，比如：当出轨的时候，“目光简直，美不胜收”；当说到离婚时，“哭得真美”。但其实这并不是感情沦落的轻松感觉，而是一种信仰的缺失，在《因与果在风中》，当棉桃成为长发飘飘的女人，“罪过（或堕落）把女人还给了女人”，而最后水印出家则预示着信仰的最后泯灭“出家俗人水印出家后重新做了和尚，为正反两方面的人都预备了好条件与好借口。”

时间、语言、爱情，毋宁说是毕飞宇消除信仰缺失的努力，不如说是在这样的努力复原中，寻找到了世界另一种堕落，这种指向让世界更加无助，更加孤独，也更加没有意义，而毕飞宇刻意营造的这个世界就像《手指与枪》中断指的高端五一样：“在抚摩中，高端五体会到的不是抢，而是手的完整。枪弥补了手的全部意义。”

	编号：C38·2110815·0817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当当14.00元
	页数：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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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心兽》之后，我所购买和阅读的赫塔·米勒又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情节在她的文字里完全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简洁，清爽，洗练的背后，却是不易察觉的另外的世界。不管是“狐狸”还是“猎人”，赫塔·米勒用她独特的符号来解构那个时代，那些人们，而在这些符号里我们嗅到了政治的气味，含着独裁、民主和死亡的气息。那个叫罗马尼亚的国家，风雨飘摇，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恐惧、屈辱和绝望。它们爱上工程，爱上警察，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尾巴每天都短了一截，是不是威胁越来越近？在《额头前的卷发》中，赫塔·米勒写道：“报纸很粗糙，然而独裁者额头前的卷发却在纸头上有一道明亮的闪光。它抹了油，闪闪发亮。它是被压乱的头发。额头前的卷发很大，它把小一些的卷发全赶到独裁者的后脑勺上去了。它们被纸头吃掉了。粗糙的纸头上写着：人民可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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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那时已是猎人》：黑暗的袋子长满隐喻话

完全可以把小说肢解开来，那是由苹果蠹蛾的道路、手中的男人等32个章节组成，然后把章节捏碎成每一个句子，把句子捏碎成每一个词语，当词与词碰撞，当词变成独立的个体，关于阅读就会陷入一种黑夜之中，我看见疯狂的词语挤压过来，蚜虫、苹果、侏儒、胡桃，以及葵花子，而我小心翼翼选择在“狐狸”这两个词上落脚；阿迪娜、克拉拉、伊利杰、里弗，以及保尔，最后死去的是独裁者……他们都是陌生的词，陌生的人，“不相信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很孤单”，这是村庄教师里弗说的，当所有的词语都变成孤单的时候，我看到了赫塔·米勒脸上的微笑，看到了她离开罗马尼亚时的愤然，1987，她的世界里仍有逃离独裁的恐惧，而两年后，1989年，在那个叫泰梅斯瓦的城市，伊利杰买了一张单程的车票，离开就是到达，那里的天空留着夏日的尘土，而那里，就是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的地方。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我小心翼翼展开，又小心翼翼合拢，那些词语太危险了，我必须用这样的动作保持阅读的矜持，保持对“陌生的孤单”崇敬，距离《心兽》已经过去4个月了，但是这个“Herztier”还是不肯安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又会回来，带着仇恨，带着恐惧，回来了，“独裁者蛰伏在心中就同蛰伏在你的小说里一样。”这是一个狐狸的世界，所以心兽里的那句话“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变成了“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咒骂代替仇恨，还是在词语的中间摇摆，“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来自第三页，前面的铺垫是：“咒骂是冷的，咒骂不需要大理花，不需要面包、苹果，不需要夏天。”是的，这是繁华和饱食的终结，这是夏天的终结，那是《心兽》的季节，而现在叶落归根，沧桑，夹着一些独裁的呼吸，“黑白相间的天空仍然是空空荡荡的”。接下去是什么，还是咒骂，“咒骂只是用来搅动漩涡和平躺的，用来短时间地暴怒和长时间保持安静的。”是一个过程，是一段时间，多么强大，多么无奈，暴怒和安静，有多少人会从咒骂中苏醒过来，面对陌生，像赫塔·米勒那样喊出逃离的口号？或者咒骂只是一种想象？我在第168页同样读到了相似的句子，“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过。”这是一次微乎其微的改变，“存在”两个字没有了，那时，是伊利杰开始叛逃，作为一个军人的“背叛”，“他的咒骂是冰冷的，他的咒骂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觉睡，他的咒骂只能使他反反复复地迷途，使他不住地感到寒冷，咒骂在玉米秸之间向上升腾，最终窒息。”

这“窒息”不是伊利杰叛逃最后的命运，却是在黑暗中看到的恐惧，像袋子一样笼罩着，我记得《心兽》里的那句话，有关袋子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在这里，也有一句话：“黑夜用黑暗缝了一个袋子”。“黑”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具象，化解开来，大约是和某种不明现状的死亡有关。和一本书呈现的封面一样，赫塔·米勒用她的黑色寓言营造一个破碎而恐惧的世界。右上角的几何图形或许是一面窗户，通向未知，通向另一个文本的袋子，打开就是颠覆，其实方向永远是一个错误，“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在这个矛盾的结构中，我们看到的还是大把大把吞噬我们想象的黑暗，压过来，“最终窒息”。

谁是狐狸？谁是猎人？这是必须面对的文本疑问？当“咒骂”中断之后，任何东西都会形成语言的牢笼，带着恐惧，带着隐喻，当“狐狸”重新变成一把钥匙的时候，你会看到黑暗最后就是一盏明灯，照着你通往比黑暗更黑暗的地方。“那时我还不满十岁，阿迪娜说，我盼望一只狐狸已经很久了。”当狐狸成为希望，我们内心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阿迪娜的言语中有着不安，“因此当知道明天就能有一只狐狸时，我的喜悦反而有一半变成了恐惧。”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存在的时候，你无法绕开，无法消灭，唯一可以做的是改变它的存在方式，那是狐狸已是猎人，我有一种阅读的释然，一个句子承载着所有答案，朝向可能的出口，走下去是看得到的意义：

猎人把狐狸放在桌子上，把狐狸毛梳理光滑，说，猎狐狸不用抢，用套。猎人的头发和胡子和手上的毛是红色的，还有他的脸颊，和狐狸一样。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那挂在卧室里的狐狸尾巴总是会短下去，空气中越来越有窒息的味道，那些独裁者出现了，在街道上，在工厂里，在学校里，在每一个角落，当狐狸用它的隐喻来制造恐惧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信仰来解救我们自己，那些信仰有上帝的箴言，有男女的性爱，有权力，有党派，在那个门卫看来，所有没有信仰的人必须得到惩罚，“他会欣赏所有有信仰的人。他并不爱所有有信仰的人，而是敬重他们。他敬重党委书记，因为他的信仰是党。他敬重厂长，因为他的信仰是权力。”

克拉拉说，如果我没有烦恼，我就会忘掉信仰，门卫说，信仰是一种能力。而在这里，工厂是屠宰场，所有人都是慢慢短一截的狐狸，笼罩在巨大的黑暗中，还是理发师，头发有旋儿的理发师，还是女裁缝，将不料缝反的女裁缝，还是有白铁匠，没有无名指的白铁匠，只要到了夜里，狐狸的腿才会长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夜里成为猎人，成为独裁者面对的猎人，后来阿迪娜说：“我梦见一只狐狸正穿越一片空空荡荡的田地，地刚刚翻耕过。狐狸躬着身走，在吃土地里的泥土，它吃啊吃啊，越吃越肥。”

其实，狐狸的意象正在慢慢被解构，“马桶里漂移着两个葵花子壳，她不用想就知道：狐狸。”那些人们开始在越来越近的威胁中寻找到了逃离的方向，街道将永远通向乡下，到处都会变成城市，独裁者将会用最后的力气维护谣言，维护暴力，而如伊利杰这样的“背叛者”将横穿田野，走向不远的边境，权力大街走到了尽头，便是那个叫泰梅斯瓦的城市。

《狐狸当时已是猎人》和《心兽》、《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同称“罗马尼亚三部曲”，这是赫塔·米勒同样作为“背叛者”发出的声音，散乱的句子、破碎的词语，每一页都是隐喻，都是“黑夜用黑暗缝了一个袋子”，其实关于独裁，关于暴政，或者关于齐奥塞斯库，都已经蛰伏在她的小说里了。在最后，我还是能听到了那一声声咒骂，像子弹一样射出：

光秃秃的灌木丛紧紧地贴伏在体育场的土墩子上。最后射出的球已经被忘却，那支禁歌已唱遍全国。传唱开了以后，它现在反而有了梗喉的感觉，于是它哑了。因为坦克还守候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面包店前的队伍依旧长长，长跑运动员依旧在土墩子上方迈着赤裸的双腿跨越城市，一件大衣套进了另一件大衣里。

	编号：C28·2110721·0815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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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雷峰塔》的故事，《易经》描写女主角18岁到22岁的遭遇，同样是以张爱玲自身的成长经历为背景。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易经》则全以成人的角度来观察体会，也因此能将浩大的场面、繁杂的人物以及幽微的情绪，描写得更加挥洒自如，句句对白优雅中带着狠辣，把一个少女的沧桑与青春的生命力刻划得余韵无穷！虽然小说《易经》主要是描述香港沦陷和女主角回到上海的历险，但张爱玲写作此书时已经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回顾将近20年以前的经验,她其实是有着历史的后见之明的。1950年代末,在美国写作《易经》时期的张爱玲，已是一个两度结婚，移民他乡，依靠非母语写作的中年作家了，回望1938年初入文坛以来的种种遭遇，她有理由为自己所经历的变化唏嘘不已,从而理解“易”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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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

“和楼上的世界两样”终于还是在琵琶面前打开了，“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这是一个少女走向向外道路的开始，告别了幽深的家族之痛，告别了弟弟陵死亡之痛，在她的面前完全呈现了不同的景观，后母不在了，为虎作伥的不在了，礼教也不在了，似乎那个新世界正在终结一切囚禁的噩梦，缓缓打开一扇真正的窗。

从《雷峰塔》到《易经》，从儿童到少女，这文本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张爱玲曾在写给好友宋淇的信中提及：“《雷峰塔》因为是原书的前半部，里面的母亲和姑母是儿童的观点看来，太理想化，欠真实。”相形之下，这里已经没有了家族的哀怨，没有了挣脱的冲动，连琵琶自己都觉得自己小时候的事“老派得可笑，也叫人伤感”，世界的口子里出现了另一个城市，另一种人生。那就是香港。在母亲露看来，香港是出国的过度，而在琵琶看来，这里更多是一种宗教的庇护，香港维多利亚大学，弥漫着宗教的关怀，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在一起，他们注册学习，他们仿佛要远离那个世界。香港在另一种语意上，其实是护佑，心理上的归宿，这就如寻找母体的努力一样，琵琶也在母亲露的照顾下接近自己的成人世界。

但这仅仅是表象，母亲和琵琶的关系完全从《雷峰塔》时代走了出来，那种依恋也慢慢解构掉，在琵琶看来，母亲已经的护佑是一次失败，在骨子里才是真正囚禁她的原因，历史老师布雷斯代给琵琶的八百块钱被怀疑是琵琶肉体换来的，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而露曾经的自由解放形象也不过是一种表象，在她心里还是恪守着传统的礼教和道德，甚至有些已经完全变成了猜疑，变成了压抑。“这些年来压抑住的嫌恶，以及为了做个贤妻与如母的长嫂所受的委屈，都在这时炸了，化为对琐屑小事的怨恨。”美德毕竟要付出代价，妇道也只不过是一种维系世界安稳的手段，而当世界开始走向另一种环境的时候，也就会慢慢被摧毁。这几乎成了女性的悲剧。

母亲露之外，琵琶找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姑姑，曾经以为“姑姑珊瑚和明哥哥：她还当他们是男女间柏拉图式恋情最完美的典范。”，但其实隐含着更多的乱伦味道，之后母亲口中所说的为钱而闹得不开心，二位一体的关系也迅速瓦解；另一个是表舅妈，围绕在汉奸表舅的身边，却无自己的生活，她的“七情六欲都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男人，毕生都坚定的、合法的、荒谬的爱着他。”直到表舅被蓝衣社的人杀害，表舅妈还无法从那样的秩序中走出来。在琵琶看来，“中国对性的实际态度是供男人专用的。女人是代罪羔羊，以妇德补救世界。”这样就为女性的生存找到了一条欲破的方向，可是琵琶也是女人，也要面对爱情，面对家庭，面对每一次的成长。所以实际上和母亲的某种关系断绝也是女性走向自觉的一个标志，“孝道拉扯住的一代又一代，总会在某一代斩断。”

母亲哭了，战争爆发了，世界被颠覆了。《易经》将视角转向香港，转向更广阔的生活，这里已经有了家庭的破裂，有了战争的阴影，也有了少女的自觉意识，布雷斯代给她的八百块奖学金却“给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尊。”，而在战争面前，琵琶更多面对着生与死，面对国家，面对更多的迷茫，这里有宗教的，也有政治的，对于迷惘的琵琶来说，突围的方向更多是走向自省。对于宗教，她说“不能为了不想死了就完了，就去信什么宗教”，对于国家，则是一片厌弃之声，“我怕的不是轰炸，是到处都是政治，爱国精神，爱国口号，我最恨这些。”在女性被沉沦的礼教之后，琵琶又一次面对政治的斗争对人性的泯灭。比如“日本皇军是热爱文化的。”比如一提起“共产党”这三个字，“就会吹来一股鬼气森森的冷风”。甚至她用一种暗黑之心的来理解世界，“对于普世认为神圣的东西，她总直觉反感”，“她觉得真正的爱是没有出路的，不会有婚姻”，而在这样一个哀怨的世界里，“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圈禁疯子似的，唯有慈悲的松懈穿过，美丽动人，无法形容。”

但毕竟是要寻找归宿的，战争无非是让她这个愿望更迫切。琵琶对归宿的寻找其实就是在寻找生命的母体，当父亲变得专横，后母变得霸道，母亲变得压抑，及至整个国家在战争中变得伤痕累累，像莲叶的故乡一样，中华文明变成荒漠之地，她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母亲，能够包容她，能够安慰她，而那个充满孩童记忆的城市上海似乎已经成为她躲避的最后落脚点。“她的家人同住在上海的每一个人一样，那里是生活的基地。上海在政治上免疫，被动、娇媚、圆滑，永恒不灭的城市。”她需要归宿，需要在地理的回归中寻找到精神的领地，“被阳光包裹住”免于伤害的家。

不像香港，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对琵琶而言，打从小时候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因为她拼了命回来，为了它冒着生命危险，尽管香港发生的事已没有了实体，而是故事，她会和姑姑一笑置之的故事，上海与她自己的希望混融，分不清楚，不知名的语言轰然的合唱，可是在她总是最无言的感情唱得最嘹亮。

她的囚禁是成长的代价，“我回来了，她道。太阳记得她。”其实更多的是，琵琶在上海这样的记忆之城寻求精神的庇护，完全是一种虚无主义，她甚至不关心国家，不去想爱国，“这是她头一次以观光客的外人眼光来看中国。从比比那儿学的，她一辈子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住在中国。”她也不热衷于恋爱，在变化之中，她却是躲避着一切：“她想找《易经》……这是一本哲学书，论阴阳、明暗、男女，彼此间的消长兴衰，以八卦来卜算运势，刻之于龟甲烧灼之……五经里属《易经》最幽秘玄奥，学校也不教，因为晦涩难懂，也因为提到性。”再次回到书的题目，其实是一种双关，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隐喻，晦涩难懂或许就是对生活的极致追求，是人生的最后归宿。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自己的悲剧，她的上海早已倾覆，她的爱情早已哭泣，“痛楚将她圈禁在盒子里”，叫人伤感。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瑞芬在《童女的路途》中说：

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编号：C28·2110721·0814
	作者：张爱玲 著 赵丕慧 译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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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描写了张爱玲从4岁到18岁的少女时代，写到父亲迎娶后母，后母挑拨父女关系，将女主人公琵琶监禁阁楼，以弟弟的病死告终。张爱玲在1966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中，表达了写作《雷峰塔》的初衷：“这本小说就是写给美国读者看的，她努力接近美国人的阅读习惯。”《雷峰塔》和《易经》原属同一部小说，因为篇幅过长，分拆成上下两部。作品完成后，由于遭到书商拒绝，对美国市场充满期待的张爱玲心灰意冷，将书稿锁进抽屉，一锁就是四十多年。而现在重见天日可以看见那囚禁她的家里到底有什么样挥之不去的记忆？里面写道：“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混乱匆促，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那个地下工厂，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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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在护城河的另一岸

蓝紫色的腰封是不太好剥去的，围在那里倒有了些姿色，“张爱玲自传小说三部曲终于完整问世！”“独家授权”“道尽身世之谜、家族枯荣，堪称民国版的《红楼梦》”……如此云云，让人有了从腰封开始剥离开来的欲望，仿佛那里面不是一个哀婉的故事，而是一个还活着的张爱玲，她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说，“离开你，我不会死，我只是凋零。”。她来了，如此的样子，大朵大朵的花隐匿在封面之内，只是微微打开了一个窗口，你不容易看见，你却要急着钻进去，揭开一个更大的身世谜团。只是拿了腰封，拿了那蓝紫色的大色块，你会发现封面只是大绸缎的背面，苍白、单一，像是凋零的故事，被囚禁在时间内部了。

所以我索性是脱了全部的封面，就像面对一个毫无遮拦的女人，用纯粹的文字来填补故事，用完全的经验来解读身世，《雷峰塔》，328页，245千字，剩下的也只有文本，甚至无关那个叫张爱玲的女人。这是阅读的第一步，走出来，然后才是在历史经验中构筑一个被遗忘而又返回来的女人。我不熟悉写作者的处心积虑，我只是在这样的阅读目光中发现可能忽视的东西，点点滴滴，让人惆怅着在语言的二元对立中感受到背后不真实的存在。语言不死的，她从汉语出发，又回归汉语，在时间的河流中很多东西被涤荡干净了，那个毫无遮拦的女人却总是背对着我，就像有人“背向未来”。

琵琶，绝对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家族的荣耀对她来说也是不真实的存在，或许也因为这段万花筒似的童年滋养，琵琶的脑子里常转着超龄的念头：她幻想能无穷无尽地一次次投胎，变成金发小女孩住在洋人房子里；她看到书里压的褐色玫瑰花瓣，就伤感人生苦短；她觉得十八岁是在护城河的另一岸，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过去。4-18岁，在一个童真的世界里，该存在多少历史的影子？该有多少家族的荣枯在她的心里变成一汪深深的梦？“琵琶顶爱背后的的这些声响，有一种深深的无聊和忿恨，像是从一个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能提振精神，和楼上的世界两样。”这个世界总是处在真实与幻觉的中间地带，有时候来了，有时候又飘远了，而琵琶只不过是带着少女的眼睛来投影这一段被囚禁的梦。

“和楼上的世界两样”，对于琵琶来说，楼上是她和弟弟的世界，是养尊处优甚至是豢养的世界，是贵族般的迷茫的家庭世界，是围绕着丝绒门帘、身穿水钻缎子的宾客、裹小脚的老妈子，和一堆关系庞杂的二大爷、姨奶奶、表姐表哥们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有父母的缺席，“父亲都不在的两年在琵琶似乎是常态。”而母亲露和姑姑也在外留洋，对于这样还保持着旧日繁华的生活，琵琶是想要改变，甚至颠覆的，想要来一些“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于是在她的成长经历中，头脑中总是会出现那些叛逆的影子，“她不要，她要一次次投胎。变成另一个人！无穷无尽的一次次投胎。做梦自己是住在洋人房子里的金发小女孩，她都不敢相信会有这么称心的事。”投胎换做他人，这是对身份的否定，或者要在空间中突围，当全家从天津到上海去，面对那些旧房子时，琵琶就觉得“拆光了的房间给她一种平静的满足感。”，对她来说，要到什么地方去，随便哪里都好。

要有一个向往的地方，必定是有一个要离开的理由。在家族荣耀的背后，是支撑着的旧有思想，孔教般的桎梏，在生活中处处显现。比如墙上是挂着孔夫子的像：“一身白衣，马鞍脸，长胡子，矮小的老头子，裙底露出的方鞋尖向上翘。“先生教的第一堂课就是《论语》，还要背着课文，否则要挨板子。比如家族的大爷“开口闭口不离道学”，看到电影接吻就 眼睛，父亲则把离婚看成是家族的最大耻辱，甚至，他们“知道娶进门的妻子不是处子是很严肃的事，有辱列祖列宗。“，就是在这样满是仁义道德的家族里，到有了留洋的母亲，有了反叛的琵琶和弟弟陵，在他们看来，离婚“是个新玩意，初始的畏惧褪去后，她立刻就接受了。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有汽车或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只是这保守的常态却并不永恒，父亲沉迷在鸦片与旧时繁华里终究是和母亲离了婚，也终究是娶了后母，在这幽森豪门里，后母的到来其实是更大的残酷命运，她既不是守旧的魔鬼，也不是开放的家长，倒是自身的创伤让她对着这个家族的人，有一种深深的报复感。后母原是唐五小姐，嫁给父亲也不是了处女，还吸大烟，对于琵琶来说，“后母就像个高大没有面目的东西，完全遮掩了琵琶的视线。”，她阻挡了琵琶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她用家族的权威动手打琵琶，还把她关在阁楼，甚至要琵琶的弟弟吃治肺结核的药。在这样的囚禁中，琵琶只身逃出投奔为她准备出国的母亲，出逃就像告别一个繁华的梦，而她想着要把陵解救出来。但是沉默老实的弟弟终于没有走出痛苦的青春，因为肺结核死了，对于“两人什么事都一起，洗澡也同一个澡盆洗”的弟弟之死，琵琶像是被抛到了一个孤独的世界，“心里某个地方寒冷而迷惘”。生命的悲凉感即刻成为琵琶难以摆脱的梦魇。

梦魇似乎是旧有家族制造的，是传统礼教的伤害，是后母的残忍，但或者这正是一种历史的轮回，充满着无奈的喟叹。后母的人生也是一段囚禁的历史，她曾经喜欢一个表哥，但是祖父不准她嫁，把她锁在房间里，逼她自尽。而她对于琵琶和陵无非是一种对爱情伤害的报复，而同样的残酷也发生在何干身上，她的儿子活埋了她的母亲，“二千五百年来的孔夫子教诲，我们竟然做出这种事？”悲剧是可以传染的，陵之死，琵琶被囚，以及何干这样下人家族的悲剧，都在用道德的名义扼杀一种童真的美，丑和美，真与假，在某一刻成为一张纸的两面，互相依存也互相转变，“老虎杀死的人变成伥，再也不离开这头老虎。”，这句话在《色戒》里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在这种文化、利益相冲突的世界里，难怪琵琶总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The Fall of the Pagoda，回到书的题目《雷峰塔》，或者更多是向往着一种传统礼教的倒塌，那一年是“俄国老毛子杀了他们的皇帝”，是“宣统皇帝不坐龙廷了”，是革命，是颠覆，是雷峰塔“倒了，她就能出来了，到那时就天下大乱了。” 只是这“更冷更辛苦的世界吹来的风”，不知道何时吹到家族里，“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这是《雷峰塔》的结尾，琵琶站在月台上，望着远方，却依然迷惘。

对于《雷峰塔》的寓意来说，仿佛是革命，小说也写到了“诗里的改朝换代”，写到了“革命党攻破了南京城”，也写到了上海抗日，但都是隐在背后，到底会有怎样一个革命，或许是《易经》给我们的启示，但是我一直怀疑张爱玲通过这两本英语小说，来指出革命的必然性和方向，在更原始和粗浅的意义上，《雷峰塔》和《易经》只不过是张爱玲探寻那个逝去家族的一扇视窗，而她打开的方向是西方。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说过：

《易经》和《雷峰塔》不折不扣是张爱玲进入英语世界市场的最初的尝试，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斟酌，她的处心积虑。用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风格来面对她想象中的读者？这个读者可能对广义的中国有兴趣，可能对东方主义的异国情调有兴趣，可能对中国的神秘家族历史或小儿女的成长有兴趣……张爱玲有很多策略上的考量。

在他看来，张爱玲在上个世纪中期离开了上海之后，只能从过去汲取创作的资源。“可能是她少年成长的一个创伤，最后很反讽地变成不断书写的源头。或者是她必须用这样一个她最熟悉的经验，来作为英文书写、面向新读者的方法，等于是一个捷径。也不必讳言，面对新的生活环境她有很现世的一些考虑。”所以在2011年5月，这两本小说的简体中文版在内地面市后，反而遇到了冷落，甚至被讥讽为出版商的逐利行为。毋庸置言，在图书的翻译上可能已经远离了张氏风格，所以从文学史的角度去寻找脉络已经是很明显的炒作了，“十八岁是在护城河的另一岸”，结果我们看到的只是依附着张爱玲影子的“他者”。

	编号：C28·2110517·0810
	作者：张炜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2005年1月第一版
	定价：18.00元 当当价11.70元
	页数：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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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21世纪，在这个跨国资本、网络和英语浩浩荡荡席卷而来的时代，巴黎正在挣扎，极力避免沦为纽约的“外省”；而在中国，《外省书》写于“外省的外省的外省”，这个句子表明了一个毅然决然的行动；不是被“推”出去，而是“走”出去。张炜六年磨一剑，写下这部篇，塑造了两个大时代里的“局外人”形象：一个是身处边缘的思想者，一个是被社会抛弃的刑满释放分子。前者孤独避世，沉思默想生命的本质；后者则以百折不挠的热情，对抗生命的寂寥。围绕两个“局外人”，作者精心编织了一张复杂的人物关系网，里面有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从边缘到中心，他们各自承受着情感的创痛，与喧嚣的世界周旋，既爱又恨，又互相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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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书》：历史深处的一声叹息

1993年3月-2000年7月，这是这本小说的写作时界，6年，20万字，284页，在这些数字组成的小说世界里，我们其实根本看不到时间在文字创造中巨大的整合力，到最后它必定以一种整体的数字传说来标示这样一部小说，我甚至也很不情愿将小说和“六年磨一剑”联系在一起，对于张炜来说，里面的确有着艰辛的付出，有着对文字的坚持，但是他却不能成为一部小说思想之高或者文字之美的所有理由，至少，在六年和整部小说之间是很难画等号的——不管是小说的篇幅还是小说故事的框架，甚至是小说语言的张力，所以，我们阅读和解释的所谓“外省”或许也是一种张炜“去中心”写作的一种努力，它不再接近那个“九月寓言”，在自我中心之外寻找边缘的突破，寻找另一种对话，但是，张炜的努力只是微小的收获，甚至在整个框架建构中，失去了一种宏大叙事的美学规范。

第一次读张炜的小说，在《古船》、《九月寓言》制造的光环中，《外省书》其实很弱小，在封底《联合报》、《亚洲周刊》、《香港文学》等媒体的赞誉中，我们其实是看到了一种急功近利和标榜的嫌疑，这无论如何都是张炜式的自我拯救，这本当当8折的图书是我在最后一刻作出的选择，因为实在不了解“张炜语言”和张炜叙事“的特点，所以只是搭上最后的便车。在整个运输过程中，是从北京移仓过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传递的时间，或者也可以说，这样的移仓过程就是从中心抵达外省的过程–《外省书》活在北京的某一个仓库里，我们必须在时间的消耗中开始新的阅读。

这里面有一些对图书的不敬，但是在其中，的确是看到了张炜内心的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和不安里有着他对外省情结的人为移植。“外省”这个词让人想到19世纪“巴黎的忧郁”，在大巴黎范围以外的所有地方都叫”外省“，所以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外省意味着去中心的政治性、去富有的经济性，在巴尔扎克、莫泊桑等小说中处处都有外省的影子。而在中国，这个词提及不多，或者它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性和心理性，它的词义还很模糊，一般指的台湾文化中的”外省人“，除此之外，很多人把北京之外地区统称为外省，而有的则把外省定义为全国二三十发达城市之外的广大地区。

其实地理概念只是一个参照系，真正对外省的界定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基础和文化认同。而张炜在小说中如此急切提出“外省”这一概念，实际上有着明显的先入为主的想法，他的意思很明确，以史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心理的焦虑中离开所谓的中心，在制度、社会影响下并不情愿地离开中心，做起了一个“外省人”，里面有着无奈和凄苦，但更多的是不甘心。

史珂已经垂暮，他在回忆中把曾经经历的故事当成是文化意义上的驱逐。作为一个语言学教授，他经历了文化、经济甚至整个民族的那种接近崩溃的灾难性变故，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妻子肖紫薇被造反派小头目霸占，好友元吉良也诬陷他入狱，他抱着“失贞节，勿宁死”的狭隘，曾像酷吏般反复盘查妻子，直至其病故。但最后他醒悟到，其实最不可原谅的是他自己。时代的灾难过去后，而史珂却成为京城里孤零零的一个，爱妻辞世，儿女没有，四十年置身于显赫的学术机构，却因时代的种种，一个字都没留下。他可怜自己，“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旁观者，一辈子都在看，看。”在通往衰老的路上，他害怕孤单了，他回到故土，回到海边的老屋。当他不顾侄儿侄媳的挽留与拦阻，傍海而居，开始沉寂的生活后，他惊喜地感叹“崭新的时间正从脚下滋生。”开始了一个思想者的旅程。

史珂身上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他“真想看到元音怎样在那个平坦的大舌头上打滚”，而当他听到师麟“鲈鱼”的女儿师辉的讲话时，心生羡慕，“多么标准的京腔，他却为此奋斗了四十年。”这是一种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张炜主要通过语言这一符号来强调差别，他努力的东西就是在走进中心，为中心所接受，不管过去所受的打击还是最后的坚持，都使他不敢轻易放弃，也不想轻易成为“外省人”，所以在这样的矛盾中，他一方面沉浸在卷舌音和儿化音的美妙声音中，一方面却要想把整个中心都边缘化，他迷恋那个女画家“绝没有那么多卷舌音”的纯洁雅致清爽，同时他也认为马莎“标准的京腔又来了，多得可怕的儿化音”，对他来说，“一个人要真实质朴，要找回天生的那股恳切劲儿，也许首先就要设法取出口腔里的那个小飞轮。”那小飞轮就是接近中心的语言工具，所以在这些思想中，既看到了史珂离开的无奈，又看到了他对外省身份的不甘心。所以他才会把语言看成是边缘化的主要符号：

人造的“中心”是脆弱的，而外省是如此辽阔和伟大，它孕育了更多的生机和可能性。语言将人划分为中心或外省——要先从语言上肯定自己、认识自己。比如中国人，要树立对汉语的信心。

其实，外省情结更多是一种际遇，是一种妥协和不妥协的抗争，但是张炜更多把它归结为历史的伤害，无论是史珂，还是师麟、胡春旖，无论是肖紫薇还是元吉良，甚至史动宾、马莎、师辉、狒狒这些年轻人，都在承担着上辈给他们的伤害，承担着历史的边缘化带来的“外省生活”，他们对那些被灌输的中心文化毫无抵御能力，只知道围观和评论，并一边享受着精神食粮。

外省应该是身份上的被拒绝，应该是文化或者心理上的建构，李敬泽在《找一找“外省”在哪儿》的评论中说：

顺着史珂的足迹走，我们只会走向自己的内心，我们内心中有一个遥远的地方正在沉睡，那是我们从未说过的语言，是我们通往这个世界的惟一通道，它可能永远不会被我们自己发现和进入。

	编号：C28·2110517·0809
	作者：毕飞宇
	出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版本：2008年7月第一版
	定价：22.00元 当当价6.60元
	页数：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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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当的特惠品，原价22.00元只要6.60元，打了3折，实在是出乎意料，当然价格和图书质量并不存在一定的必然联系，我只是好奇这个名为“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的出版机构，以前未所闻，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的出版社。我知道《玉米》是毕飞宇的代表作，曾获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李敬泽在本书的腰封上写道：姐姐玉米是宽阔的，她像鹰，她是王者，她属于白天，她的体内有浩浩荡荡的长风；而玉秀和玉秧属于夜晚、秘密的、暧昧的、交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夜晚……三个人，三个女人的故事，她们生长于田野，她们都梦想远方。但通向远方的路崎岖、艰险，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远，她的所到之处却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们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她们焦渴、破碎于干旱坚硬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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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不许压韵”的女性史诗

“不许压韵！”是诗人楚天最后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是反抗，是愤怒，实则是无助，是压抑，是徒劳，身披白大褂的医生给了他一针，激烈的咆哮变成了迟钝的目光，只剩最后挣扎的呼吸，“像岸边上躺着的一条鱼”，他最后他被送上了救护车，结束了一个放浪诗人的全部历程。

诗人楚天完全不是小说的主角，甚至他完全可以在和玉秧的感情中被忽略，但是楚天却是一个符号，看不惯师范学校的一切，却渴望男女之情，只是这种感情带有强烈的欲望，给8个女孩写情诗的结局是他成为道德维护者的反面典型，他叫出的“不许压韵”的呼声看似在维护诗歌语言的纯洁性，实际上是在颠覆一种守旧的传统道德，他疯了，任何人都把他看成是个疯子，但是有时候最疯狂的并不是疯子，而是疯子背后的社会评价体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压制，而在一切可以被麻醉的乡土中国，“不许压韵”毕竟显得微弱了，而所谓的身体革命也终究是一次徒劳。

回到小说本身。我觉得毕飞宇用一种很高超的障眼法把诗歌力量藏在了具体叙事的后面，你在一个家族式的女性成长中看到了风俗和道德，看到了社会变迁，但其实透过这些故事表现，毕飞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沉重的人性命题，第二人称变成了“第二”人称，在叙述者的背后你能很真切感受到那种不均匀的呼吸，仿佛就躲藏在你的身边，冷不防会龇牙咧嘴对你怒喝，只是藏的太深了，我们都以为是一个在社会和历史中走不出的宿命。就在今年的3月17日，《玉米》获得了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评委在评价中这么说：“生动地探索了文革中中国家庭和乡村生活，通过环环入扣的家庭冲突和爱的故事，展现了个体和社会的面貌。”

这或许就是大众视野中的《玉米》阅读。从购买的时候起，我就对这本当当价格只有6元多的小说开始误解，这样的出版社闻所未闻，翻开来看的时候，纸张的确很粗糙，比不上其他纸张光洁，也抵不上其他书锋利，我只是把它当成一部了解毕飞宇创作的简单小说而已。但是在越来越深入的阅读中，我才发现原先的认识是一个十足的笑话，我第一次被那种充满张力的语言所折服，很委婉地讲述故事，却把你带向一个温柔的陷阱，直到最后你才发现你已经深陷其中，拔不出来，那些文字都是一把把锋利的刀，要把你划出殷红的血来。

这些血属于女人/女性，在这个二元关系中，血不仅具备生理上的特点，还具有女性被客体化的标志，从玉米的自慰“来填充自己”，到玉秀草垛上被报复强奸，最后到玉秧第一次给了一个家里阳痿、专门揭发男女私情为道德招牌的老师，那些女性身体之痛的血就这样以不同的方式流了下来，这是男权统治下的代价，她们以最直接的方式获得了男权社会的评判，而实际上在女性身体里留下的并不是身份认同的惊喜，而是如玉秀那样“脑子里滚过一阵尖锐的恐惧，男人的恐惧，对自己下半身的恐惧”。

玉米、玉秀和玉秧，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而要在她们的故事中展现女性身体之痛，就必须树立一个参照系，那就是男权社会。三个女人的父亲王连方就是一个男性集权者。他是王家庄的支部书记，有着不一般的淫威，在家里他是绝对权威，妻子施桂芳只是他生孩子的工具，在连生七个女儿之后终于生出了儿子，女人是一种工具而已，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在王连生身上达到了高潮，不仅在家里，还毫无顾忌地睡村里的女人，他和有庆家的女人赤条条睡觉，被从水利工地回来的有庆撞见，王连方竟然恬不知耻却像模像样的说：“有庆啊，你在外头歇会儿，这边快了，就好了。”实在让人哑然，而有庆家的女人不小心怀上了王连方的孩子，死活要生下来的时候，婆婆竟然说：“怀上就好，你先孵着这个，能怀上就好了哇！”

在王家庄，王连庆就是男性的权威，这种泛化的权威掩盖了道德和法律，以致在被秦红霞的婆婆发现之后，对他的处罚也仅仅是职务上的免掉，而没有追究任何法律上的惩罚，双开除的王连庆“四十二岁出门远行”，表面上是远离了男权，实际上是一次隐形的继续，在他的安排下，玉米嫁给了县里分管人武的革委会副主任郭家兴。从王连方到郭家兴，实际上是男权的另一种表现，在这中间，还有一个更具有过渡性质的男人：彭国梁。彭国梁是开飞机的解放军，对于王家庄来说，这意味着更高的权威，具有更强的崇拜性，在和玉米的接触中，她已经越来越被这种权威所折服，即使在最后被怀疑被人睡过而被彭国梁抛弃，玉米还是觉得没有把身体给他是一种失败，甚至是一种耻辱，“他这架飞机要是飞远了，玉米的天空真要塌下来了。”而最后，他用手指来填充自己，在疼痛中获得安慰，也彻底告别了守身如玉的时代。

她成了的女人，实际上是个补房。第一次，在人民旅社315房间，玉米自己扒光了爬上床去，那时郭家兴原配还在，他对玉米说“她一走你就过来”，实际上玉米完全没有选择权：“玉米什么时候出嫁，完全取决于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则又取决于郭家兴的原配什么时候断气。”而在之后成为郭家兴女人之后，玉米也完全失去了一个家里长女的权威，郭家兴把男性的性强加于她。对于玉米来说，手中身份的权利并不应该马上缺失，而是要在另外的地方显现，那就是妹妹玉秀身上。

玉秀完全是女性身体被男权统治的牺牲品。在村里看电影时就被那些报复他家的男人们强奸，这个被“玉米”称为狐狸精的女人实际上是王连方男性淫威被报复的牺牲品，从此，在她的身体内部留下了对于男权的恐惧，她不敢爱，手里像是永远拿着一把刀子，在和郭家兴的儿子产生感情之后，那种乱伦般的姨妈和侄子的关系让她的爱变成了耻辱，尤其在玉米看来，这是一种莫大的亵渎，是见不得人的事。当最后得知玉秀偷人必须生下孩子之后，她内心的道德大厦顷刻倒塌了，她以为这是玉秀最大的丢脸，但其实玉米自己也是一个牺牲品，只不过看上去她的经历更为隐蔽。当玉秀生下孩子，玉米得知是个男孩时，把他送了人，也没有满足玉秀的要求最后见一面自己的骨肉。把男孩送人，或者也可以看成是玉米对男权的反抗的开始，她要用这样的形式来消灭新生的男权。

但显然，这样的消灭显得一厢情愿，对于这个社会现实来说，男权是可以繁衍的，不断会以新的形式出现。玉秧生活的师范学院就是一个男权统治的另一个小社会，在《玉秧》里，我们能体会到和《玉米》、《玉秀》在整体上的脱节，对于毕飞宇来说，或许是一种新的开始，在这里，都是倾轧，都是怀疑，也都是犯罪。“每个人都在犯罪，每一个人都是罪犯，谁也别想置身于事外。”所以玉秧成了像克里斯蒂娜小说中一般的侦探，负责检举揭发学校的男女关系。而学校校卫队的负责人魏向东则是男权社会的最大统治者，这个以前温和的男人就是因为拳头硬、出手火爆，把学校的革命推向了一个新台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把男权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他成功在玉秧的检举下揭发了好几对男女，另一方面他在交易中慢慢侵入女性身体，没有暴力，只有你对他的信任。有人揭发玉秧怀孕了，魏向东要亲自检查，玉秧完全当成一种工作，而就是用这样的手段，玉秧把第一次交给了他，在血红的记忆中，她身体变得麻痹，变得病态。其实，玉秧作为七姐妹的老幺，从一开始就是男权的牺牲品：“这一来幺妹子很不值钱了，充其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为了生一个男孩所做的预备，一个热身，一个演习，一句话，玉秧是一个附带，天生不讨喜，天生招父母的怨。”

玉米、玉秀、玉秧，三个女人的生活史诗，实际上是不能逃脱男权统治的怨曲而已，她们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没有自己获得的爱情，也没有自己真正的骨肉，甚至她们的身体在一次次遭受戕害中变得麻木。她们甚至没有自觉要跳出男性包围的勇气，只有屈服和妥协，而且更可悲的是，在他们身上滋生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权利阴影：“但是权利就是这样，你只要把它握在手里，捏出汗来，权利会长出五根手指，一用劲就是一只拳头。”在权利的被压抑和自我争取中，三个女性实际上是走在了一条中国传统社会妇女的宿命之路，沉沦之路。在散发泥土的气息的土地上，充满了美丽的忧伤。

PS:题图为田洪涛演播的《玉米》封面

	编号：C39·2110517·0808
	作者：[法] 提埃里·科恩 王大智 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0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2.00 当当价12.90元
	页数：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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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是一本被市场劫持的书，是被偷走的书，“畅销”成为这本书唯一的注解，2007年在法国出版后，却以席卷之势登上法国《读书》杂志、亚马逊等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并被迅速译成德、意、韩、俄等多种语言，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热销发行。这本“法国年度第一畅销书”登陆中国也是呈现热闹的景象，我是在禾子的极力推荐下购买这本书，而在当当网上，这本书成为一册限购的图书。无尽的黑暗中到底会有怎样的悲伤之旅？“他在二十岁生日当天自杀身亡，却不断在不同年份的生日时醒来……”这是“欧洲最会讲故事的作家”提埃里·科恩的悬疑小说，封面上写着不同年代的那个生日：05.08，冥冥中，仿佛故事就在身边，就在今天：“我的生命是一个黑洞，一道深渊，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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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偷走的人》：丢了自己,然后丢了上帝

如果那个叫热雷米的人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过了他三十岁的生日，可是他没有死，他真的还活着，二〇一二年的生日他会醒来，在背叛和指责中继续睡去，然后再醒来，在二〇一八年、二〇四六年、二〇五五年的生日醒来，感觉世界的美好一点点被破坏，爱情一点点逃离，生命一点点死去，“我的生命是一个黑洞，一道深渊，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他说，在时间的无边黑暗中，我们其实是在简单地寻找生的出口，很多很多在面前，却总是无能为力，伸出手去抓不牢，眼睁睁看着时间成为最后的死亡。

生日是五月八日，所以五月八日组成了他生命的一段符码，在五月的末端打开五月八日醒来和死去的小说，内心有一种被时间接近的恐慌感，仿佛热雷米的那道深渊，那个黑洞就在我面前，在五月见证过最近的死亡的时候，真的有一些无以名状的不安，他睡过去了，就像死了一样，或者他死了，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都是没有记忆，都是是梦是幻觉是虚构，在这些“选择性失忆”面前，只是有时候我们还会回来，再次寻找到丢失的记忆。

这是一个刻意编排的故事，充满了戏剧的设置，当然更具有象征意义。在时间的来去中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寻找另一个自己，继续在爱情中体验“情感休克”：二十岁生日这天，他鼓足勇气表白，竟被他爱的维多利亚一口拒绝。他心如死灰，服毒自杀。当他睁开眼睛，已是二十一岁生日，一年时间悄然流逝。所幸维多利亚正守在身边，并深深地爱上了他！夜幕降临，美好的一天即将结束，沉郁的祷告声在耳边神秘响起，他又昏昏睡去。再度清醒时，是二十三岁生日，维多利亚是他深爱的妻子，并与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二十九岁生日那天醒来时，他发现妻子已伤心欲绝地离去，并指控他是残酷、可怕的恶魔。昏睡，清醒。昏睡，清醒……一年、两年、六年倏忽而过，时间被看不见的盗贼无端偷走，他陷入越来越深的迷惘和恐惧……

每一个被消灭的时间终点都留下了记号，从“生日快乐，热雷米！”到泪水滴落手心的灼痛，到老人、圣经和醉酒交替，再到像孩子一样哭泣，在时间的流逝中，他不断地失去一些东西，爱情意外地降临，却是他失去的开始，从感情受到伤害，从与朋友妻子的出轨，到与朋友的背叛，再到妻子的离开，对于热雷米来说，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失去爱，失去珍贵的东西：“你离开我，你不爱我了，我的大儿子恨我，父母不认我，最好的朋友厌恶我。”实际上，热雷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面目可憎，越来越把身边的爱换成了背叛。他发现，自己失忆的时候，另一个自己生活在亲人中间，“占据我身体的那个人”进行着无休止的破坏。

对于热雷米来说，另一个自己是可怕的，却又无能为力，他在照片中寻找真相，他通过修士进行宗教的救赎，而对他真正的自己来说，生命只有九天时间，“只有九天生命的一生。”而当那个叫亚伯拉罕·克利高维奇的修士告诉他，他其实在二〇〇一年五月八日就已经死了，从此修士用宗教解开了他生命的密码，热雷米每次醒来就会发现，圣经中的第三十节、第七十七节和第九十节都被撕掉了，而这个“撕掉”的意义就是被上帝所拒绝。亚伯拉罕·克利高维奇解释了那三章节的意义：

第九十节是关于挑战上帝的警告。在上帝的名义下，任何错误都无法容忍，他的愤怒是毁灭性的。于是人们迷失，迷失的人们开始信奉上帝，祈求得到他的宽恕。第七十七节：对抗上帝的事，就是他有能力摧毁藐视他的人，是人们可以充分享受他的生命……抑或生不如死。第三十节：上帝宽恕的力量，它赋予灵魂重新歌唱、重建自身的能力，使其在对生命的感恩中重新绽放。

也就是说，在二〇〇一年五月八日，热雷米在二十岁生日的自杀行动，是对上帝的抗议，因为热雷米认为，上帝拒绝满足我最后的心愿，我最重要的心愿，那么试图自杀就是为了惩罚上帝。但是真正的救赎却是反过来的，因为“自杀的决定是一种挑衅，是对上帝的侮辱”，而我们的灵魂来到世间是为了学习，不断完善、不设法让生命前行、甚至嘲笑自己灵魂的人只是一具尸体。既无用，又无意义。所以，在上帝看来，热雷米忘记了存在的价值，他的自杀行为是对生命最严重的亵渎，对上帝最严重的冒犯。也就是因为此，上帝让另一个灵魂占据了他的身体，那是一个只懂得享受、破坏和毁灭的灵魂，是您的灵魂的阴暗面，用这种惩戒来使世间美好的爱、尊敬都背叛自己。

生命的宗教属性显露无疑，热雷米的悲剧就是在宗教的亵渎中自尝恶果，但热雷米说他不相信宗教的，因为曾经父亲的家人都死在了集中营，死亡和宗教救赎之间，热雷米最终选择宗教，其实是一种生命之道的演绎，“被偷走的人”其实就是宗教属性被偷走，那样对于一个非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进行如此长时间的折磨，显然是另有企图的。我不解这本书到底有多少宗教的意义存在，但是最后几章通过修士来解释人的生命天生具有的宗教属性，显得有些突兀，而且充满了教条的味道，生和死的参透并不应该依靠人的解说和传道，也不应该依靠虚构的那种上帝惩罚，更多的应该是体悟。

自己丢失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回来的，无论是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将这本“法国年度第1畅销书”合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阅读体验中只有“畅销”这个夺人眼球的词：

2007年，《被偷走的人》悄然出版，却以席卷之势登上法国《读书》杂志、亚马逊等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并被迅速译成德、意、韩、俄等多种语言，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热销发行。

我对畅销的定义最后变成了4个小时的阅读和5.9折的优惠，在没有感受到生的意义，或者皈依上帝的价值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也像被偷走了，“无边的黑暗中，我陷入了一段没有记忆、没有自己的悲伤之旅……”有人也开始占据我的躯体。

	编号：C28·2110517·0806
	作者：曹寇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2011年3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当当价16.90元
	页数：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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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封面卡通人物是沙僧，胸口挂着念珠，手拿月牙铲，嘴巴张开保持惊讶状，腰封上是加缪的一句话：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于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我不知道这两者有什么关系，《越来越》的书名里透出一种速度死亡的恐惧，流弹追上奔跑，或许也是一种古典人物的现代死法吧。第一次看曹寇的小说，很认真，在当当里只发现了这本小说集，《操》（坏蛋出版计划，2009）和《喜欢死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都没有发现踪迹，也越来越觉得像曹寇所说，这是一个操时代。这部中篇小说集包括《越来越》《水城弟兄》《挖下去就是美国》等篇目。作者用富有个性的文字带着诙谐与同情着意捕捉了都市与乡村双重渗透下的小城镇里的青年们，在一种近乎百无聊赖的气息里的小纠葛、小挣扎。这是一些不那么成功的人物，却渗透着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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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一颗流弹的死亡书

这是一个让人感怀意蕴深远旷日持久、只逗号不句号的标题，而且极富感染力，我试着进行了粗鄙的模仿：比如世界越来越新鲜禅杖越来越锋利曹寇越来越诗意。这基本上概括了这本书的封面呈现给我的感官刺激：桔黄的外表下深藏着一个寓言，沙僧手持禅杖似乎正在寻找那个千古之谜，张开的嘴巴似乎正在爆着粗口，关于这一卡通形象在翻阅过的那一页中得以呈现：深邃的目光中都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喜怒哀乐，双眉紧锁的日子里，要学会对待越来越顽强的生命：死亡只是希望者的最后武器。

在这张曹寇的照片中，我一直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个1977年出生的文艺青年，已经越来越重口味，在快餐文化流行的现实中，他的目光本身就带着生存的痛，2006年的邂逅让我对曹寇充满了敬仰，他不多言语也不苟言笑，喜欢抽烟，深邃地思考，给人感觉是与现实格格不入正在寻找理想的一代愤青。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于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这是阿尔贝·加缪的一句话，在封面的一张条子里，这句话刻进了纸张的肌肤里，也刻进曹寇的文字里，像涂抹不掉的标记。我一直想象流弹奔袭而来，在转角处追上脑袋，然后一命呜呼。我对这样突然的死亡充满着少有的快感，而在现实中，这样痛快淋漓的死法并不多见，在道德和法律的范围内，死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虚幻，以致我不得不使用文字的力量使死消除恐怖，从而回归到日常生活。

一个人杀另一个人，未必需要什么深仇大恨。这是水城兄弟的死，里面有着化解不开的兄弟情义，而在更多的时候，死只是一种态度，是人生向前告别过去的态度，所以在《新死》中，我们看到：“高丽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此行彻底了结二人的关系。把未完成的完成（去乡下），把经历的重温一遍（做爱和划船），别无遗憾，死可瞑目。”死变成了另一种复古，变成了想象的的真实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死只是一种人生的际遇，一种概念，一种我们无法触摸的虚拟世界。

所以，对于文本的解读，一定要在曹寇关于文字的母体中获得，比如关于“越来越”的句式，最初在《所有的日子都会到头》中，在刚刚翻阅的第二页：“我越来越感觉自己缺少理由。”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的文字跳到了第三页，这种句子的破碎感让我对“越来越”的句式产生了疑惑，它只是一种生活着的状态，而不是对事物持久过程的描述。在主打的《越来越》中，我看到了一个文字跳跃者的内心独白：

·越来越冷的天气会使它们主动熟，能吃到正月。
·我的睡眠很浅。越来越浅。
·于是，他们真诚地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晚辈后代越来越幸福。
·他对越来越为广大青少年所喜爱的超女表示坚决的不屑。
·人民的口袋越来越鼓，越来越富裕，早已解决了温饱。
·即便是当下这个身高越来越高的时代
·她选择的也是越来越流行的长筒皮靴。
·风确实越刮越大，越来越刺骨。

我承认在一种文字游戏中，我开始感觉“越来越”背后的文字陷阱，曹寇似乎不想把这个陷阱讲透，他只站在远处，任凭世界被逐个颠覆。“我的困惑就是没人（包括自己）能搞得懂的困惑”，我一直觉得曹寇把“我”带向一个没有地位的旁观者的位置，或者说，我只是一种被虚构的产物，它来去自由，承载不了很多宏观的诉求，“有谁像我，成日里纠结于生活的鸡零狗碎？”

这样说，我觉得曹寇是别有用心的。除却《水城兄弟》，在这些小说中，曹寇一直想用一种违反规则的人物来搅乱既定的秩序，在王奎、张亮和李芫组成的世界里，“我”一直处在尴尬而神秘的地位，这其实就是“我”的缺失，第一人称的逃避，不管是《携王奎向张亮鸣谢》的“我”小曹，还是《美好的夜晚》中的我，每一个故事都试图挣脱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觉，但实际上是留下了更大的悬念，也就是说，“我”都是不存在的，都是虚拟的。

在《携王奎向张亮鸣谢》中，“我”很简单地获得了白小云的好感，那种费尽周折的追求在“我”面前不堪一击，“我”逐渐成为颠覆秩序的旁观者，看似没有任何瓜葛但实际上却是险象环生，“我”的颠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历史的，一种是空间的。历史的比如李唐和高丽的缠绵，完成了一种未完成的仪式，而空间的，从《挖下去就是美国》可以窥知一二。“教室就这么挖下去，就能挖到美国。”作为地理老师，挖下去就是美国，其实就是一种理论上的诙谐说法，并不可靠，很不科学。这种诙谐中蕴含着很多对意义的消解，包括崇高感、神圣感，以及遥远的距离，“我在沙发上跟王丽干那事的时候，也想到过她很可能正在回味大学时代与前男友的交媾场面。”王丽最多只是一个文字记录的符号，她不承载很多文化的终极意义，比如处女情结，比如爱的唯一性。

所以，曹寇对人物的塑造故意打破那种人称的意义，在《越来越》中，我们在前面看到了替换的夫妻、男人、女人的称呼，就和《所有的日子都会到头》中的余德水和桂兰，最后却变成了“我”的父母，崇高之情被瓦解成一男一女的性别建构，所以在《美好的夜晚》中，我们看到了对于生存的质疑：“你连机器人都不算？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谈你的家人，你有父母吗？我现在都怀疑你不是女人生的。”

性别、性格和家庭背景被悬空，越来越能感觉到曹寇对秩序颠覆的狂热感受，“我认为，小说是说事的文体，我只表达自身。”曹寇这样说。只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的时代，我们丝毫不能获得存在的优越感，不能获得爱情的意义，“一颗流弹”的希望并不在马路的转角，它一直出现在生活的呼热气息中，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像出轨的列车，碰撞在我们醒着的黑夜：“总之，一切看上去好像很美，或者真的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