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疾病史

编号:C28·2120518·0896
作者:张绍民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0年11月
定价:29.00元 亚马逊12.30元
ISBN:9787510413117
页数:305页

小说前沿文库第二辑之一。它的前沿性在体例上是作者张绍民自创的“自由章回体”,何为自由章回体?在未开始阅读之前,文本被塑封在塑料里面,所以从外面旁观,它呈现的依然还是传统的书页格式。而贾平凹评价说:这是一部独特的书。独特之于自由章回体,或许也只是形式之一种,而“村庄”和“疾病”这两个词似乎天生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它们都呈现着物质的匮乏,和对“乡村辽阔生命的祭礼”。所以几十种的疾病,不一而足,在文本的目录中,就是走向一种“列表式”的命运里,而村庄史,亦是如此。在《糖尿病》里,张绍民说:“糖尿病人不应抽烟饮酒,并要限制食盐摄入量。一个人第一次吃糖,糖就控制了舌头上的甜味——人的感觉即事物的仆人,仅仅只能传递一些小小的信息,而不能传递巨大的内容,感觉永远处于卑微但又微妙的位置。”


《村庄疾病史》:只有骨头才有所作为

作为人体上的暴力,任何一种疾病都像诗歌一样具有神秘性。——《村庄疾病史·黄疸》

暴力,是因为改变了健康的秩序,是因为否定了身体的意义,是因为解构了活着的方式,最后变成死亡的一部分,诗歌独自在那里吟咏生命,在那里题刻永恒,在那里养育爱情,而最后一定是逃不掉的被抹去,就像任何一个村庄里的生命一样,抵达的终点一定是肉体逝去的死亡。只不过,在代代相传的延续中,神秘的诗歌总是需要一个作者,从内心发现身体的美丽,发现身体的力量,或者,像贾平凹所说,“唤起了许多呻吟”。

许多呻吟,那一定是痛苦的,是由身体而传递进心灵的,“这是一本独特的书。有如此的奇思妙想就够了,它确实在我们看书人的心灵里唤起了许多呻吟。”这一句话写在最前面,容易忽略的位置里是一个阅读者的收获,其实,呻吟并不是从这个位置传出来的,从身后的文本里更能感觉到呻吟之外的痛苦,没有声音发出来是不是最痛心疾首的,那些人物都在里面,都在文本的世界里,感受着人体的暴力,感受神秘的诗歌,感受不能说出来的呻吟,而对他们来说,最后的感受是关于自己的死,关于时间的死,以及关于村庄的死。

在另一种出版中,这个48种疾病组成的历史被巨大的“命”所压抑着,副标题“一个村庄的疾病·死亡”明白无误地表达着村庄最后的归宿:死,在命的无奈下走进死亡,这种直接表明疾病的终极:“这是以一个村庄为生存背景,以疾病、死亡为两大主题写下的一部作品。通过写几代人的疾病与死亡,描绘了一个村庄的疾病史、死亡史。把村庄编织为一张疾病与死亡的时空之网。写一个人的疾病或死亡,有别人的参与,从而有了故事,更有血肉与张力。在这张网中,网的漏洞处留下的空白与网的风格线路同样重要。”而在这样的死亡中,那不断的“呻吟”在何处?宿命之外是不是没有了虚构的可能?漏洞处的空白是不是还有那些美好的东西存在?

文本和文本的区别,2003年或者2011年的不同,张绍民的“村庄疾病史”是不是经历了命定的死亡和最后的逃离?在文本和时间组成的差别中,其实折射着一个村庄封闭世界的变迁,时间为轴,一定是开放的,一定是可以吸纳时间之外的东西,《村庄疾病史》之于《命》来说,或者是“许多呻吟”对最后死亡的修改,就像志玉所说:“疾病修改人的身体,疾病修改人的命运。”疾病当然修改时间之内的文本,当历史成为一个没有终结、不断被修改的开放空间的时候,死亡也只是一个过渡。

看上去,死亡一定是最后的终点,“其实人的历史就等于一部死亡史,村庄的历史也等于一部人的死亡史。”个体的死亡构成了村庄的死亡,但是,并不能说当个体之死会加速村庄最后的消逝,几代人的生活,必定是指向最后的死亡,但村庄还活着,还在继续着它的故事,美好的,悲惨的,玄妙的,甚至是快乐的,活着就有新的可能,活着就是对身体的再一次叙述。

如果把身体进行一次生理意义上的解剖,那么所谓身体也是一个不同层次的组合,从最外面的皮肤到里面的神经、血液,最后到达骨骼,在身体不同层次的解剖式解读中,所谓的死亡是不是一种立体地呈现,或者首先是生理意义上不同层次的呈现。从皮肤开始,在疾病上,比如有“硬皮”,小丽母亲的蛇皮是一个信号,而在皮肤里书写着一种最初的人际关系:“打架首先要对付一个人的皮肤,打在一个人身上,皮肤应战,皮肤纸张一样破了,皮肤有了破绽,血肉雀跃欢呼出来。”小丽和刘驰的关系直接体现在了皮肤上,触及的并不是简单的表层矛盾,而其实,是从皮肤开始看到了整个的血肉。还有,武举麻子的“麻疹”、刘木福及老婆、和启明老婆的“疥疮”、刘菊兰的儿子“烫伤”,看起来都在身体最浅层中呻吟。从皮肤开始,比如神经,小丽的“忧郁病”,铜婆婆和陈二娘疯了的“神经病”;比如血液,小王八喝酒上瘾,割自己的身体一部分做下酒菜已经成为身体的悖论,而血液里的酒完全置身体于死地;而最后,是骨骼,是巫婆喜欢搜集的骨头,也是秋单最后笑着与“女菩萨”睡在一起的骷髅,也是志玉最后看到的被刘伍草打死的阿丽骷髅,坚硬的骨头里是皮肤、神经、血液等身体各部分之后的不再腐烂的那个部分,是最后的象征,“骨头实际上代表着一种灵魂的结构,它在我们身上说话。”甚至,它是和血肉有关的一种爱情,“血肉之于骨头,好比一个人和他深爱的人。”比如秋单,雕刻菩萨已经是超越肉体之外的精神追求,是与世隔绝,那场“高规格”的婚礼是对抗着肉体的活着,而死亡最后也只不过是肉体的泯灭,那种永恒已经完成了命名:“秋单的皮肤大海一样地溜走,只剩下他的骷髅笑着与‘女菩萨’睡在一起,而对于志玉和小丽来说,他们所谓的爱情也在超越俗世,但其实,他们连肉体也无法超越,甚至,连肉体也是不完整的,小丽的身份也是一个妓女,当最后被刘伍草害死的时候,那种超越显得悲悯,”当不再“对一个肉体的人的伤害”的时候,爱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意义?“只有骨头才有所作为”,似乎在最后的死亡面前保持了尊严,保持了一种作为人的身份。

而在这个巨大的村庄里,身份往往意味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或者说,身体永远不会是简单的皮肤、神经、血液和骨骼,所谓疾病也当然不会是简单对身体的戕害,刘再男的糖尿病、刘再王的咳嗽、刘土甲的淋病、吴世财的牙痛……这些疾病都侵害了人的某一个部分,而用一部分来对身体进行全面的解构,充满了村庄的历史,甚至不再残忍,除了“自己肉体的人死于麻将之中”的个体死亡,还有汤星天对鬼子的报复,让他们躲在棺材里 为用自己“身体一部分做下酒菜”,知道死亡,他们还在享受自己的身体;而在吴姓和汤姓的家族比赛中,“比剁手指油炸吃”已经完全超越了家族的争斗,而成为赤裸裸身体的游戏,快感完全在于痛感,痛感延伸着痛感,当“耳朵帮”用自己的耳朵作为一种食物的时候,那种比死亡更残忍的身体疾病已经成为村庄里最大的悲剧。

但实际上,疾病已经侵入了整个村庄,侵入了社会,侵入了历史,所有人患病,在更深层次上,这是一种社会制度和个体身份带来的疾病。疾病折射着某种身份,这种奇怪的等级制度也深深地影响着所有人的健康观和生命观。刘驰赚了钱,住进了城里空调房其实意味着新的等级,从扇子到电扇再到空调,“空调人家意味着私人生活的进行,有的事情在村子里不再群体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也带来了身体的伤害,空调病的背后是一种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单身汉2和老实人汤理为了借钱,两个人竟然互打耳光,“两个人成了一对同义词”,而在这种打耳光的奴性行为中,满足了刘再男的权力欲望,耳光响亮,不仅是对自身的虐待,也是对存在着的权力结构的讽刺。而对于整个村庄来说,最大的身份和权力的争斗,便是体现在家族之间不停歇的争斗,刘家、吴家和汤家,三足鼎立,而在这种表面的对立下,三家的纠葛也组成了村庄纷繁复杂的关系,财产的争夺,个人的恩怨,甚至还有肉体之间的乱伦史,而在家族看来,则完全变成了无休止的权力争斗,修族谱其实就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权力系统,“族谱就叫食物链,就叫历史的阶梯。”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书写中完成了命名,“一本族谱简直就构成一个监狱”,其实,族谱中所反映的疾病,也是一个不断被关押的个体的历史。

村庄史是身体的疾病史,是身份的斗争史,也是女性的失语史,在巨大的村庄神话中,男性主宰着一切,在这个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呈现的一定带着欲望的肉体,所谓的爱情或者婚姻,就像“露水夫妻”一样,“大喊大叫充满了短暂性的快乐”。所以在村庄的历史和现实中,女人总是成为男性权力的牺牲品,她们一方面迫于生计过出卖肉体的生活,一方面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中成为疾病的一部分,被堕胎的小丽使生命成为“一种虚构”;哑巴的阿丽不仅忍受着母亲的耻辱,也要忍受自己被强暴的羞耻;汤酥红在爱情的路上失去了身体和生命,当从坟被挖出来“她躯体里的许多大海依旧在进行自己的生活,进行自己的世界”;还有“疾病打搅了她的身体”的梨花鸟,性别也被隐藏的刘西布,在这些女性中,身体成为无法跨越的一部分,生或者死,也完全丧失了自我的选择权,“一个人是另一人的药啊”,但是在女人的疾病面前,所谓的“药”只是男权的秩序,从身体回到身体,最后必定是灵与肉的双重死亡。

“疾病修改人的身体,疾病修改人的命运”,对于志玉来说,“村庄疾病史”只是他的一种灵感而已:“每一种疾病都在人体上,疾病的故事能讲出村庄里人的故事,种种疾病就构成了村庄。”这种元文本的叙述使志玉成为一个游离在故事之外的人,而其实,他他也是深受村庄疾病戕害的一个人,“自由章回体”,张绍民独创的这种小说体例看上去松散、自由,仿佛很多的入口和出口,等待你进入和走出,但其实,在充满压抑的疾病历史中,村庄的和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简单的一种开放状态,辽阔生命的祭礼其实只是在“虚构中揭示真相”,正如那种叫“虚构的病”,志玉说:“虚构的疾病可以在人身上,也可以在动植物的身上,也可以独立存在。”

树叶全集

编号:C28·2120518·0895
作者:徐淳刚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1年9月
定价:23.00元 亚马逊14.30元
ISBN:9787510414053
页数:203页

小说前沿文库第二辑之一。不认识和我同岁的作者徐淳刚,作者简介上说:“徐淳刚(1975-),蓝田猿人后裔。中国物主义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诗集《自行车王国》,哲学随笔集《永恒之物与短暂之物》,文化批评《当代中国的妓女问题》,小说集《共和国》,译著《弗罗斯特诗精选》。诗文刊发于《物》、《水沫》、《后天》等独刊物。2003年获水沫诗歌奖。现居西安。”其实对于“中国物主义”,我有过一点可怖的感觉,其实是从文学返回到文字或者符号的一次努力,比如在这部集涵十八部短篇小说的小说集里,就会出现椅子、石头、胸罩、绳子、饭碗、铁锤、树叶,甚至2、○、古希腊直线……等物,在《数理三编·1.共和国》中,徐淳刚写到:“←♀→:起先都是这样,只能朝一边。从·制造出——,从——制造出□,从□制造出立体,从立体制造出一切的感觉和物体。”


《树叶全集》:从2中减去4是荒谬的

“其实我和你一样分不清树叶、扑克和钱币。”——小徐同志:《面孔》

分不清树叶、扑克和钱币,对于小徐来说,其实真正分不清的是面孔,多少人的面孔,多少人的身体,多少人的象征和寓意,在面孔上识别着眼睛、鼻子、耳朵、头发以及头颅,而对于“天天在器物中间”的小徐来说,头颅的象征,眼睛看到的外表,以及在面孔里的器官都组成了一个“肉身及全部”,仅仅如此,便是可以识别的,当身体只具备肉身的意义,小徐才会像《默尼卡的肉身生活》里的默尼卡一样,实践着那个“永恒的默尼卡定律”:我的身体和世界哪怕某个渺小之物的关系都是多样的、不均衡的。

可是,除了肉身,实实在在是有一个叫“小徐”的人存在,但这仅仅是和姓有关,仅仅是一种命名,歧义总是这样不在“很多器物中间”的时候出现,小徐或许是迷宫的一个部分,但却不存在于“博物馆”里。这才是巨大的象征,“小徐”是一个陷阱,他仅仅露出了“面孔”,便认为是多样的身体对于世界的折射关系,便认为找到了那种不是“以人为叙述的中心”的真正小说,便认为是从身体而进入”这个世界的入口“。小徐是谁?这个世纪难题再一次把自我推向了一个轮回的深渊中,“x≥y;x≤y;x=y; x≠y:也许x是徐淳刚,也许y就是王”,在不同的关系中,在x和y的等式和不定式中,小徐或者可以叫徐淳刚,那个写在一本图书封面上的名字,或者他也是那个隐秘的王,王是什么?王是所有,王是未知,王是上帝,王也是树叶。

王就在那个等式和不等式的右边,永远居于右边,而对立的是左边,左边的是事件在寻找,在迷惘,在不确定中,在小徐的变幻和命名中。左和右,犹如镜子,犹如2和-2,“-2是2的相反数。它类似于2的影子,譬如我们自己的影子。”在这样的影子中,我们可以对王做一些猜测和选择,比如《耶和华,苹果树下的选择题》的第26题:“你认为上帝是()”,选择答案有:A.几何学家B.卖膏药的C.疯子D.小孩子;是不是没有标准答案?是不是有单项和多相的选择?上帝面前,就是王,就是y,就是几何学家、卖膏药的、疯子或者是小孩子,如果可以选择,如果x和y真的映射了徐淳刚和王的若干关系,那么“永恒的默尼卡定律”就会失效,“我的身体和世界哪怕某个渺小之物的关系都是多样的、不均衡的”完全可以表述为:“可是那天早晨,x哭着对y说:‘昨夜我又梦见你和z在一起……’。”

王只是一个称呼,和小徐的命名一样,显得随意而无聊,x、y和z的关系也只是在那天早晨才显出一点暧昧的味道,在他们没有关系、有点关系、同学关系、、邻村关系、重要关系、不是一般关系、恋爱关系、非常关系、婚姻关系、可以彼此深入的关系、在同一座城市不同的单位上班的关系、每天只有晚上呆在一起,睡着了谁也不挨谁的关系的12种关系中,唯有这个早晨出现的z才把一切都解构了,甚至如那只被猜想的巨大石碗一样,埋于地下,消除了质疑和猜测,便是谜语的最好归宿,“埋在地下的风景,等待蚯蚓和蟋蟀,一个绝望的考古专家或盗墓贼。”所以z就是那个埋入地下的故事,蚯蚓和蟋蟀,绝望的考古专家或盗墓贼,完全不知道石碗的象征意义,而埋于地下的意义也把徐淳刚和王的所有关系都成为一种数学意义上的可能,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小徐和徐淳刚也不存在对等关系,小徐更不会是王,更不会是上帝,他只是在《柿树下的单身牌戏》里说过那句话:“哗啦啦树叶全无穷尽。”听起来像是上帝经过时说的那句话:“那些挂在树上的树叶,一直在响:哗啦啦树叶无穷尽。”

这是树叶的帝国,小徐的面孔就是每一片树叶,“所有的树都可能有名字,却不是所有的树叶都有名字。我写不出树叶的名字。”树叶是繁复的,是不确定的,公元前401年的柏拉图、公元1911年的胡塞尔、公元1294年的但丁、公元1931年的海德格尔、公元1961年的爱德华、公元1121年张择端、公元1927年的富戈森……他们都在树叶帝国里寻找到了自己的那片树叶,但也仅仅是其中几片而已,他们用数学、哲学、宗教、历史、音乐编织了著作,他们用英文、法文、德文、梵文书写了语言,而在这之外呢,“一棵树就是一部著作。一万棵树就是一万部著作”,而“只拥有《树叶全集》”是不是一种自我的坚守,面对的是上帝创造的那个绝对的世界,“我怀疑《树叶全集》是上帝本人的著作;树叶是上帝手中的扑克。”那么树叶帝国也一定会在梦境、虚幻中变成一个寓言,借用博尔赫斯的那句话说,“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点是森林”,便是“本体的绝对显示出喻体的空泛以及小说本身的徒具形式。”树叶是不是也是一种形式?上帝是不是也是空泛的喻体?那么小徐,以及y,以及面孔,以及石碗,等等,是不是正在走向“绝对的本体”的反面?

“绝对的本体”相对的一定是具体的本体,或者说就是那个《从物到物,或现象的回归》的“物主义”时代。那个叫徐淳刚的作者说:“我们呼唤从语言回到物,从肉身(欲)回到更广阔的物,看看在一个物的世界中人到底是什么,以及物在人的世界中究竟怎样。”物主义的提出必定是在反对那种技术、人文等统治下的过分人工化的人类世界,所以“必须使那种技术主义的想像的明证以及日常主义的经验的明证观念得到遏制,使自然主义得到遏制,使世间万物本身的光亮和晦暗自由绽出、涌现”。物主义不是自然主义,所以“物是美的”。而实现这样的美的表达便是寻找物的真正归宿,寻找那个“什么”。

“2中减去4是荒谬的”,这是帕斯卡17世纪的荒谬,类似徐淳刚在《小说是舅舅》的代序中说:小说“更靠近妗子,数学,她的精确和含混,她的逻辑构造,伟大的直觉,约化公理,相容-非相容定理,从0中减去4的无知、冒险和荒谬”。这种数和数之间的无知、冒险和荒谬,其实是在寻找2背后的的物,“2个什么和2本身之间的关系”才是物的本质,而“什么”才是通向物世界的上帝,“当我写下‘2’这个标题时,我就是抛出一个孤零零的‘什么’。”这个“什么”包含着巨大的宇宙,是世界的本质和意义,是“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的“猿猴之恋”,是“我不知道我的过去和将来”的“小鸟日记”,是洞穴时代几何学家的“永恒、辉煌的○”,也是默尼卡的肉体生活,总之“什么”就是一个博物馆,“博物馆并不为人存在,但因人的存在才有了述说和记忆。”在乡村的博物馆里,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存在的根本法则:

博物馆里的人成千上万,他们大都符合自然、健康的标准,不过也有六个手指的,脖子上长瘤子的,斜眼的,少脚的,瘸子、驼子、瞎子、聋子和哑巴。指桑桑骂槐的女人,顺手牵羊的男人,顺藤摸瓜的孩子,他们始终在博物馆里居住,但在他们的意识中只存在山岭、村子、具体的东西,并不存在博物馆这一名称。

“博物馆”里人而为“物”,是在消灭隐喻,消灭象征,“博物馆的象征是可疑的”,他们只是存在于一个物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残缺的世界,而那些人忘记博物馆这一存在,其意义就是在融入真正的物世界和物生活,“物不是理想,无论自然物或人造物抑或我们自己”,物就是一种证明自己的存在。而“博物馆”的意义,明显区别于图书馆,作为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建筑,图书馆所承载的往往是人工化的人类世界,而这个世界在“物主义”者看来,是对物的侵犯,“书籍是博物馆中最无用的东西,它们顶多用来铰鞋样、哄哄孩子而已”,取消人本意义,而进入世界的本质,看起来这种对于意义的消解类似于《玫瑰的名字》中,修道院的那场火,是一种对秩序的毁灭,而理想主义者在其中发现了人类证明自己的那面魔镜,从里面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关于存在、痛苦、虚无、意义、事物”,而这些“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期从未泯灭的主题”,却“在《树叶全集》面前都像风一样无力”。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对立就像那个不断砸石头证明自己的“铁锤英雄”,一个人和一群人,艺术和生活,虚构和现实,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存在恰恰将人文的技术、存在、虚无都彻底消解掉,对于一个寂寞的英雄来说,“我所理解的河流早已变得鲜活无比。我所理解的石头已不再是僵死之物。”

这是没有崇敬的英雄,没有绝对的上帝,没有诗人和小说家,也没有永远的数的等式,“如果x=3,那么天要下雨。”“如果”就是一个充满疑问的词,不确定的世界里到处都是陷阱,而回归物,寻找到物的终极归宿,就是找回自己的身体,“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知觉把握这个物的世界,我们的身体是进入这个世界的入口,是获得真理或谬误的根基,是我们醒时的全部。”身体就是本质,就是绝对,就是存在,就是最初的物,最初的逻各斯。那把椅子来源于地面,来源于一棵树,而在手艺、来者、复制的不断改变下,在未来与过去的空无之间,椅子其实越来越脱离了它最初的本质,它的物,不管是大师鲁班还是“本村刚喝农药死去的李木匠”,对椅子的改造都在破坏着它的物,它的真实,“对于一棵树的思考,我依赖我记忆中的一把椅子;对于那块地面的知觉,我依赖一棵树;对于什么也没有,我又依赖那块地面。”《对一把椅子的二十三种观察》就是在自然物和人工物的斗争中寻找它的真实和意义。

但是,物主义是不是一定是一种终极的归宿?或者说物主义是不是摆脱人工化世界的最有力武器,在抵抗过分人工化的同时,会不会走向另一种过分物化的极致?徐淳刚说:“物是美的”,这其实是一个悖论,美的定义本身含有太多的道德评判。而在过度的主义中,物并不都是美的,在博物馆里没有图书馆的美,那个“真理,绝对的○”到底是0,还是o,还是〇?没有绝对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所有的规则,“永恒的○居然成了永恒的圈套”,这可能是最大的悲剧,发现自我的同时也消灭了自我,而物主义也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数主义、形主义、身体主义的羁绊中,这种多元的表达有时就是为了刻意寻找那个“什么”,那种感觉一旦不复存在,2真的会陷入“什么东西”的中国境遇中,不是无知、冒险和荒谬的等式提供了可能,而是所有的身体都被消灭,所有的数都成为未知,那么,“到事情中去!”更像是一句口号,空空的物,毫无美感的物,“其实我和你一样分不清树叶、扑克和钱币。”小徐的那句话,其实真实的意思是,所有的树叶都已经腐烂。

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

编号:C55·2120518·0894
作者:[美]凯鲁亚克、巴勒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1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3.90元
ISBN:9787020081080
页数:161页

河马、煮死、水槽,书名完全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对于“垮掉的一代”这个标签来说,标题似乎也像杰克·凯鲁亚克一样,看似戏谑,其实完全是一次精心的设计,只是这过程太过漫长,据说小说被雪藏了六十多年,一直到所有主要当事人和两位作家都已去世,才在2008年初次出版。在小说之外的事件完全可以用杰克·凯鲁亚克的著名小说《在路上》来形容。纽约一群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充满了毒品和艺术,困扰和残酷,也带着“垮掉的一代”对于生命的意义探寻,“这本书是我们这代人‘失去’的那个部分的写照。”这代人失去了什么?当“垮掉的一代”只成为只在文学意义上的一个名词时,才是他们真正“失去”的,而我们在杰克·凯鲁亚克之外,还应记住另一个作者的名字:威廉·巴勒斯,因为“河马被煮死”作为一个事件,完全是“一个失落时代的一部迷人的快照集”。


《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因为没有梦到海

马丁尼喝到了第三杯,恐龙灭绝了,池塘变干了,而那只河马没有从马戏团的火灾里逃出来,“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只是一个新闻而已,油腔滑调和津津有味组成了新闻播报的两种表情,省略在里面的不光是时间地点和新闻的真实性,“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其实应该叫“而河马被活活煮死在水槽里”,“活活”是一种状态,一种向死而生的悲剧感,菲利普的完整播报,最后变成文本的一个标题,便开始省略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还可以省略掉“而”字,或者“被煮”,最后变成言简意赅的标题:河马死在水槽里。

你可以想象“活活”被煮死的痛苦表情,河马不是象征,是动物园的一种动物,是马戏团的主角,水槽里有河马的尸体,但是所有人都以为没有看到,菲利普对芭芭拉说:“你能去弄点煮河马肉来吗?”被煮死和煮河马肉,两种境界,两种生活,死亡的不同状态和不同意义,河马一定是本体之外的喻体,菲利普当成了食物一种,消除了火灾的悲剧,所以当他最后用斧头敲死阿尔的时候,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刚杀了阿尔,尸体扔在一个仓库那儿了。”像河马一样,尸体变成了某一种可以消费的肉?

菲利普的哲学之一,关于浪费即邪恶、创造即美好。,这位十七岁的土耳其美国混血儿,其实是个文艺屁精,正在构想他的“新视界”,“只要你在创造,那就是美好的。唯一的罪就是你浪费自己的潜力。”浪费性创造和创造性浪费到底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河马被煮死和煮河马肉到底有何区别?没有煮河马肉,也一样可以在第三杯马丁尼之后吃自助餐,培根,或者潘诺酒。

酒和毒品,“酷儿”和“拉拉”,这就是菲利普和我们这一“垮掉的一代”的生活,但不是全部。年轻人,没有钱,没有安定的生活,没有幸福的家,四十岁上下的拉姆塞·艾伦,也叫阿伦,“迷菲利普迷得像只害羞的秃鹫那样围着转”,性子直爽的阿格尼斯·奥罗克,不多的“她”,十九岁的海员迈克·莱科,当然还有威廉·丹尼森,爸爸是个有钱的老鳏夫的贾妮,纽约大学商学院十六岁的学生詹姆斯·卡斯卡特,从不洗澡不刷牙不整理房间的克里斯·里弗斯,还有下层的军工厂工人丹尼·博尔曼,码头装卸工休·马多克斯,等等,他们的生活里除了酒,除了“每天下午一家一家串门”的生活,三十二号公寓成了大家的据点,甚至,“各种各样的甩门声、杂音、抱怨声、地板的吱吱嘎嘎声充斥其间”,使“这三十二号公寓仿佛成了个最糟糕的妓院”。当然,他们混在那里,还有感情。比如出身于波士顿上流家庭的姑娘小兔子非常爱阿尔,而阿尔却迷恋菲利普,对他来说,菲利普的存在就是一种寄托:“但我最想要的是他的感情,而是,是长久的感情。”但是在和芭芭拉的那种暧昧中,菲利普需要的却只有逃避,双性恋,或者更复杂的感情,对于一个“文艺屁精”来说,意味着永远的痛苦,和对于肉体的某种逃避。

在菲利普的世界里,未来是一个“新视界”,而要找到自己的“新视界”就必须让自己成为“有审美能力的人”,在菲利普看来,所谓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终极社会,“终极社会必须完全是艺术家社会”,艺术家社会就需要成为“文艺屁精”,“每个这样的艺术家公民必须在他的一生中完成自己的精神循环。”而精神循环就是菲利普哲学中的“创造性贡献”,而对于菲利普来说,最大的痛苦是“现在是前终极社会”,或者说,精神循环永远无法实现,“新视界”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所以,菲利普而言,逃避成为最后的选择。

逃避其实渗透到菲利普的血液中,菲利普的妈妈曾经就有同性恋取向,肉体的暧昧使作为“典型的清教徒”的妈妈,有了对上帝的怀疑,“不相信上帝却能相信罪孽”,对她来说,信仰变成了一种邪恶,根本无法拯救她自己,所以,“她拒绝这样得到赦免,如同拒绝粗俗的求婚一般。”而当她遇到菲利普的爸爸,她便发现了一种救赎的降临,“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出口,能让自己从那种罪孽的取向中逃脱出来的出口”。社会认同的婚姻变成了逃避罪孽的出口,成为自我救赎的一次机会,而菲利普的爸爸在拯救的道路上也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于菲利普来说,房间里被“通缉”父亲的照片成了一种象征,成了自我观照的一种提示,而对于被纠缠的“酷儿”身份,菲利普也在寻找那一个出口,那个出口不在芭芭拉身上,不在酒精和毒品的麻醉中,更不在“煮河马肉”里,而在乘船去往巴黎的向往中。

又是巴黎,这是菲利普母亲曾经暧昧之地,而菲利普的计划只是为了寻找自己的那种“精神循环”,那种遥远的“终极社会”,艺术家社会的建立首先是一种背叛和逃避,然后才是“我们坐牛车,睡干草堆,直到抵达左岸”而离开阿尔成为最直接的目的,长久地在一起的感情寄托对于“酷儿”生活来说,则被讥笑为上帝没有忍耐力,所以,对于菲利普来说,出海成为新的理想主义,他们千方百计混到海员证,以水手的身份离开,但是最后的曲折过程却并没有让他们离开,用迈克·莱科的话说,就是:“我早就知道我们出不了海,因为我没有梦到海。”没有梦到海,其实生活还在岸边,此地即为一种痛苦的纠缠,这是永远存在的阿尔世界,而对于阿尔来说,“我想要做你做的事情。我想要写诗、出海,所有那些事。”这是菲利普无法逃避的痛苦,而如父亲一样被“通缉”,或许是最后的救赎,那把斧头拿在手里,那一刻“格格不入的文雅”成了菲利普向死而生的“精神循环”,最后的自首仿佛是自己寻找到了出口,可是,对于菲利普来说,“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腐烂了,他带着死亡的气味。”

终极社会是不是也是死亡的一种?救赎无非也是一个借口,对于“前终极社会”的无奈,想要摆脱也绝非是一种个体的死亡,“你想,你是池塘里的一条鱼,而池塘就要干了。你必须变异成两栖动物,可是有人一直拖住你,叫你留在池塘里,跟你说会没事的。”鱼的命运也如菲利普喜欢的那本《第三道德》的书里所说,是一种生物变异带来的拯救,有人拉住你是要把你拖向一个没有精神循环的“前终极社会”,没有上帝总是寂寞的,而那种为了生存的争斗就像是笼子里两只狮子争抢食物,充满了毁灭的快感,“一只狮子为了块牛排弄死它兄弟”,而最后的结局是“那只狮子四脚朝天,滚来滚去。”牛排,作为食物一种,也像“煮河马肉”一样,消除了它的悲剧意义。

菲利普终于没有吃到“煮河马肉”,《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完全具备了消解意义的作用,这本60年来一直“藏在地板下面”,就像它奇异而有趣的题目一样,是走在精神、信仰、上帝、死亡的终极意义的背面,巴勒斯遗孀詹姆斯W·格劳尔霍尔兹在《前言》中说:“或许,煮河马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笑话。”或者,很可能来自早先的某次胡侃,和电台实验,总之,河马之死可以是圣路易斯动物园马戏团的一次火灾,“至少有一百六十五个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亡,五百多人受伤”,而马、狮子、大象和老虎都被迅速地从危险中转移出来,那次火灾也“根本没有河马可煮”,也或者是科尔兄弟马戏团的火灾,“除了七只外来动物,还死了一头侏儒河马。”

这是河马的全部?或者说是“煮河马肉”的全部?《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完全可以写成《池塘里的鱼必须变成两栖动物》,或者《一只狮子为了块牛排弄死它兄弟》,在对终极意义的解构中获得另一种可能,詹姆斯W·格劳尔霍尔兹说:“《河马》是以一个‘装裱好’的形象来到你面前的:孕育了垮掉一代的哥伦比亚谋杀案!凯鲁亚克的遗佚之作!巴勒斯的遗佚之作!”这句话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的腰封,而吸引足够的眼球,而在面前中译文的腰封上,写着的却是另一句话:“塑造‘垮掉的一代’的哥伦比亚大学谋杀案”,背后是杰克·凯鲁亚克的注解:“这本书是我们这代人‘失去’的那个部分的写照。”

“失去”的那个部分是什么?作为“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这本书的作者是杰克·凯鲁亚克和威廉·巴勒斯,两个作者进行着双线索叙事:“每人交替写一章,然后读给对方听。”所以在威尔威尔·丹尼森和迈克·莱科为标题的交错叙事中,失去的或者就是“我”这个人称代词,其实,“我”根本没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不管对于马戏团火灾还是好吃的煮河马肉,都只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而已,而菲利普的那些哲学和理论无非是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悲剧而已,正如威尔·丹尼森的评价一样:“整个菲利普情结就像基督教的天堂,从需求中滋生出来的错觉,漂浮在虚无缥缈的柏拉图幻境里,像个幸福约定一直在前方召唤,但永远不可企及。”

幻影书

编号:C55·2120516·0889
作者:[美]保罗·奥斯特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7年8月
定价:26.00元 亚马逊17.60元
ISBN:9787533925000
页数:300页

“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这是第一章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在第一页里。一开始就说到死,说到那种偏离我们正常秩序的死,一定是保罗·奥斯特要带我们进入另一个世界,或者说,死亡即为幻影中,我们还如何辨别生者,辨别方向?一场空难让戴维·齐默教授失去了深爱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不知所措,他迷失了自我,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死人。他足不出户,沉溺于悲伤的酗酒泥潭中不可自拔,直到六个月后的某个夜晚,他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默片谐星海克特·曼的电影片断,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有笑的能力——于是,为了看完所有海克特的老电影,他开始周游世界,那成了使他继续活下去的惟一动力。而海克特早已经离家出走,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不在人世。然而,新墨西哥荒漠中的来信,却使教授走上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幻影之旅……幻影重重,其实并无真相。


《幻影书》:为了毁灭而创造的胎记

那块胎记就是她自身。它消失了,她也就随之消失了。《幻影书·第四章》

作为“死神之印”,它长在乔治亚娜的脸上,也长在阿尔玛的脸上;作为一种道具,它长在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里,也长在保罗·奥斯特的小说《幻影书》里——文本的文本,起初以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入口,但其实出口一直在那里,在另一个文本里,在海克特的电影《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世界》里,当阿尔玛变成没有胎记的女人,它的罪恶、死亡和衰败被置换出来了,“通过她母亲,通过某种她自己生活的替换版本,她获得了重生。”重生之后,是生活的另一个版本,是身体的另一种响应:“让我想象自己正在观看没有胎记的阿尔玛,遇到我之前的阿尔玛,二十二三岁还是少女时的阿尔玛。”

可是,只能是置换式的重生,而不是消除印记的手术,乔治亚娜憎恶那块胎记,因为它代表着缺陷,代表着自损,代表着污点,甚至代表着内心的堕落,而艾尔默爱他,他研制药方要去除这可恶的“死神之印”,后咯爱,那块印记慢慢从脸上退去了,它消失了,彻底消失了,而那时,没有了缺陷,没有了自损,没有了污点,没有了内心的堕落的乔治亚娜死了,“清除它无异于自我毁灭”,因为,它是身体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中心,是自我确认的通道,也是检测人性的标志,在未死之前,它是自身,死了之后,它就是毁灭的一切。

而文本里的胎记是完全为“毁灭而创造”的,阿尔玛写着那本叫做“海克特·曼的死后生活”的书,它在那个活着的海克特面前成为一种胎记,就像“我”在夏布多里昂的《死亡回忆录》里找到人生之所以悲惨的原因,它是一块活着的胎记,甚至是在成长的胎记,记录着身体和生命,记录着时间里的不断延续的故事,延续着文本里不断置换的故事,但是所有的文本的指向却都是为了毁灭,为了在火中燃烧,在死后埋葬,成为一个不记载任何存在过的东西,像那块胎记,被消除的那一刻就是自身死亡的那一刻。

似乎这是一个没有漏洞的循环,但是如果胎记不在身体里,如果毁灭不在创造中产生,或者如果文本的毁灭永远留下证据,那么死亡会不会是一种骗局?或者说生和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被确认的幻影,“在挂在墙上的镜子面前,他的脸并不在那里,他没有了映像。”这是海克特的寓言,他找不到了那种投影,也就找不到了自己对自己的确认,镜子里的人生就是一种不存在的幻影,但是除了镜子,谁还能证明我们的存在?对于海克特来说,巨大的悖论开始了,“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当一九八八年我那本关于他电影的书出版时,海克特·曼已经失踪了将近六十年。”这是真正的入口,写在开篇第一页的第一段。六十年的时间里,失踪着的海克特是一个没有形体存在的人,就像他的电影《隐形人》一样,他在暗处,控制着那些被确认的人,甚至可以“掀起一个女人在裙边仔细观察她的腿”,当切斯的阴谋被揭露出来,隐形人完全成为伸张正义的象征,但是对于海克特来说,六十年的失踪是一个伪命题,在我的文本的诱惑下,或者在我用胎记这种“死亡之印”的置换,而重新成为一个活着的符号。

“既然他出生于一九〇〇年,并从一九二九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任何理由会认为他还活着。”海克特的失踪到底在多大意义上存在着被重新发现的可能,不管是夏布多里昂周而复始的“活很多次”,还是关于那块胎记被置换后的那个在电影里的阿尔玛,首先必须是他人意义上的确认,作为胎记一种,“别人的人性都藏在里面,但我的却戴在脸上”,胎记是“对他们人性的测试仪,它能称出灵魂的重量”,这种“看相技巧”完全从身体开始,所以从六十年多来海克特的失踪,完全是对于身体的一次确认,这是唯一的办法,“不管海克特的命运如何,一个确定无误的事实是:人们从未找到过他的尸体。”这便是他人确认的真正开始,没有尸体就是消除了身体的属性,也正因为如此,这种通过他人的确认变得困难重重,或者说,这种确认存在着极大的欺骗性。对于“我”来说,所有的分析都来自他创造的那些文本,包括电影世界里的虚拟存在,“他要么是一九二九年死的,要么是前天死的。”什么时候死的都无所谓,因为我没有见到他,那么被确认的结果就是“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种简单的逻辑一定隐含着确认的非唯一性,海克特的所有外在的信息都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比如他的出生地,比如他的名字,甚至他的爱情他的婚姻,在一个不断改名以及不断编织谎言的世界里,他人确认就只能是一个错误百出的笑话,关于海克特的四个版本实际上是把重新推向一种不确定:“把这些矛盾放在一起,你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一无所得,如此多变的个性和家庭背景使他这个人变成了一堆碎片、一幅各个拼块之间毫无联系的游戏拼图。”而在另一方面,海克特的身体也在不断被隐藏起来,或者说他在一直不断地消除身体属性,与女人的暧昧关系是海克特身体的一个起点,在这种“内疚与欲望”的纠结中,他用自己的身体来毁灭了存在过的真情,布莉姬·奥夫伦怀有海克特的孩子,却被将要和海克特结婚的圣琼失手用枪打死了,“把一颗直径三十二毫米的子弹射进了奥夫伦的左眼”,这种身体的戕害是在演绎着一种悲剧,而海克特必须隐藏起有关身体的一切,他与西尔维娅·弥尔丝从事色情表演时,必须戴着面具,当在银行遇到劫犯的时候,他的身体反而成为拯救芙芮达的正义工具,他得到了芙芮达的爱情,但是他们三岁子却被蜜蜂蛰死了,身体的躲避是为了消除他人的确认,而这种消除却也带来了某种报应,正是孩子的死亡,才使海克特开始从他人确认走向自我确认,而他的确认方式,便是走进虚拟的电影世界。

而在电影世界里,海克特用他的小胡子、白色衬衣来构筑一个自我之外的世界,对他来说,拍电影并不是为了艺术,为了商业,“他拍的电影将永远都不会公之于众,他纯粹是为了拍电影的乐趣而拍电影。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虚无主义行为,而他却一直坚持到了现在。”所以在打破规则的电影世界里,在建造的独立电影基地里,海克特躲避着这个世界的所有可能的确认规则,或者说他一直活在没有尸体的失踪中,他用自己的方式消失了,似乎是在真正解救自己的身体,真正抵达了那个自我的世界。但是,这样的世界是不是那个被消除的胎记,是不是在完美的虚构中进入了更大的谎言?“它是海克特对自己消失的一种冥想,它那暧昧的内涵和结尾隐秘的暗示,它里面所有那些提出之后却又拒绝回答的道德难题,都为我们揭示了这部电影最本质的主题:自我确认的极度痛苦。”海克特活在电影的虚拟之中,活在完全自我的世界里,同样面对一个确认的难题,这种自我确认的难题甚至更为痛苦,因为在这里,“他的世界裂成了两半”:“他的精神和肉体不再能相互对话。他是个暴露狂,他又是个隐士,他是个疯狂的淫棍,他又是个孤独的和尚,而他之所以还能设法在这些自我矛盾中存活那么久,那只是因为他让自己的精神变得麻木不仁的缘故。”

当世界对个体的确认从身体开始,那么对自我的确认一定是抛出身体,或者遗忘身体,海克特的痛苦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难题,在“我”身上,在阿尔玛身上,在夏布多里昂的身上,在所有和虚拟的文本有关的人身上,都存在这样的难题,“电影造成一种悖论:电影模拟现实世界模拟得越像,它表现现实世界的能力就越弱——世界不仅仅在我们周围,同时也在我们脑中。”文本世界给了我们另外的存在,有时候甚至会在这个世界里迷失自我。我的妻子儿子丧生于一场空难,这是我写书的一种伤痛,从此我害怕坐飞机,这种害怕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于亲人失去生命的悲痛,但实际上是对自我确认的极度不安,谁能保证我是活着的,而在这种不确定中就会衍伸出另一种极端,“如果飞机不出事,我无法再相信自己。”对于我来说,一登上飞机,就是对自我的否定,对自我确认的否定,“会发狂,会尖叫,会打别人的脸,甚至会冲进驾驶舱想要掐死飞行员。”这种极端“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会死——而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死。”所以这样安全地抵达就是对死者的侮辱,“我等于是在告诉他们死得毫无意义”,偏执的自我确认往往是彻底否定用身体来衡量的他人确认的规则,这种彻底否定除了现实世界里的偏执,那就是走进完全被虚构编制的文本世界,走进那种幻影的自我中心里:“我在写一样我再也看不到的东西,我必须用纯粹的视觉语言把它们表达出来。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幻觉。”

“对于我,生命是如此沉重;也许死亡更为合适。”这并不是一种对生命的逃避,而是实实在在寻求自我的突围,海克特沉溺在电影世界里,我沉溺在没有别人打扰的孤独中,而这一切自我的确认却指向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单一而冷漠,或者这种为了毁灭而创造的世界就是一种破坏整个秩序的极端,在他人确认失去意义,在自我确认遇到困境的时候,用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实际上映射了更危险的后果:人与人之间确认的终结,或者说,彼此之间建立关系的破坏就是在消除那块胎记,那块重新返回现实的标志,而一旦真的从彼此信赖中消除掉,那么真正的死亡也就降临了。

在海克特的电影《马丁·弗罗斯特的内心生活》里,这种彼此的不确定表现得很充分,作家马丁所遇到的女人并不认识,但却住在同一张床上,而且还赤身裸体,陌生感导致的警惕使那个叫克莱尔·马丁的女人发出了“我要报警”的威胁,后来他们彼此被一种和身体有关的欲望所控制,彼此的确认变得异常简单,克莱尔引诱了马丁,而马丁也确信“遇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但是海克特的电话中说,他不认识克莱尔,而且他只有侄子没有侄女,巨大的不安开始笼罩在他们由身体建立起来的彼此确认的关系中,马丁在问自己:“你怎么可能去爱一个你不信任的人呢?”而克莱尔则说:“我是谁并不重要。那不重要,因为你爱我。因为你想要我,那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种存在极大危险的爱,或者欲望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马丁或者克莱尔·马丁,是一个投影,是那部《写字间的旅行》的小说之外的一个寓言而已,陌生的开始,也就会有陌生的结束,克莱尔“陷入了完全的无意识状态”,而马丁烧掉了作品,他所要跨越的是小说里的那个世界,那个由三十七页纸的词语组成的欲望,“三十七页纸换你的命。”似乎是彼此确认最高的形式,对文本的毁灭实际上只是在消除一种不确定,就像克莱尔朗读康德的那句话:“我们反对那种观点,即认为真实的火与意念中的火之间,梦中或想象中的燃烧与实际的燃烧之间有很大差别。”为了把克莱尔从死神手里救回来,马丁烧掉了他的小说,但那也是海克特在挽救布莉姬·奥夫伦,为此海克特也烧掉了自己的电影,“像这样自相重叠的事情越多,我就越能更深入地领会这部电影。”而对于海克特来说,那些电影,“成了一种忏悔的形式”,芙芮达曾经答应过海克特,“她的丈夫死后,她就毁掉他的作品,毁掉共同的一切。”这是“近五十年前许下诺言”,实际上这个承诺是对于真实的毁灭,电影的毁灭一定是在海克特死后,在身体死亡之后,也就是在他人确认的尸体和自我确认的死亡之后,真正地走向了“遗忘之路”,“这该死的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真实的对面,一定是一个幻觉的世界,而在不断寻找确认标准的时候,世界就完全成为一个虚构的存在,海克特死的时候,”我们做爱,聊天,又做爱“,用可以触摸的真实来消解活着的意义,消解文本的虚构,“抱着那样的希望,我继续活着。”这是我最后的态度,对应于第一句“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其实是解开了那种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幻想,他人和自我之外,只有死亡是唯一的确定,而那种活着的不确定才使一切变得真实,“你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假装戴维的人。一个冒名顶替的家伙。”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有可能,置换出来,获得重生,幻影也无非是生活的替换版本,是的,只要胎记不死。

万火归一

编号:C63·2120516·0888
作者:[阿]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6月
定价:22.00元 亚马逊15.40元
ISBN:9787020069323
页数:204页

再次引用才发现,《南方高速公路》变成了《南方高速》,作为一部小说的翻译标题,里面有着变化着的文本需求,但是堵车还在,流言还在,范晔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的译后记里说:“《南方高速》通过堵车这一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呈现出另一种“非常态”的现实,——或许比“正常”秩序中的现实更值得留恋和向往;”“非常态”的现实是一个隐喻,而“正常”的秩序则是阅读中的经验主义。八个短篇所构成的“非常态”现实也是科塔萨尔在营造的充满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感觉与意识的质地被不断复制,深入其中你只能感受到时空交错,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觉,但这种不真实却让你不想回到“秩序”的现实,此大概就是科塔萨尔真正的魅力。《西语美洲文学史》的作者奥维耶多说:“每当想起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fascinante(迷人的)’”。


《万火归一》:藉着他自己的死亡杀死了我

一切都是象征,我估计。——《给约翰·豪威尔的指令》

观众之一,你和我,或者,没有角色分配的第三个人,总之是在瑞斯之外的,也在约翰·豪威尔之外,也不是替代了他的座位,但可以明白地指出一出戏剧里面的修辞手段,“你已经看见游戏是怎么进行的了”,如果作为一个道具,进入了游戏里,那么戏里戏外,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已经逃脱不了了,荒谬是最合理的存在,“可一场戏剧恰恰是与荒谬的一次合谋,是它奢侈的活力操演。”荒谬穿过街道,穿过火车,穿过田野,穿过奥德乌奇剧院,穿过那个叫瑞斯的人——起先他是个观众,后来他变成了荒谬的象征,“好戏从现在开始。”

不是,这里根本不是巴黎,不是科塔萨尔第二故乡的巴黎,不是《万火归一》在古罗马帝国之外的现代巴黎,或者也不是在星期天专从高速公路为回去的那个巴黎,是伦敦,是秋日周末的奥德乌奇剧院,这是不是一次”他乡“的荒谬经历,故意的,就像科塔萨尔带领着那些观众,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出象征戏剧,那时豪威尔“现在上场”了,在幕间休息时,荒谬的现实上演了,瑞斯已经不是观众,已经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了,他听到爱娃说:“这个秋天的下午特别长。”比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公路赶回巴黎的时间更长,也更愚蠢。那出戏里有什么?一切都是象征,当爱娃说:“别让他们杀我。”这是起点,当爱娃说:“你要陪我到最后。”这是落幕,总之是一个祈使句,而所有的象征可能是沿着这条路前进的:“让木偶按预定的内容回答,戏就可以往下演。”所以对话里面暗示着的答案永远是荒谬的,永远是在真实的瑞斯之外的。一个被拖进象征主义漩涡的人,在伦敦,他就只好保护自己,彻底打碎那种荒谬,于是,“瑞斯镇定自若地继续着他的叛逆一步步颠覆着预先的指令,以一种激烈而荒唐的表演与技艺高超的演员们对抗。”爱娃还是被杀了,也并没有人会陪她到最后,最后必须是远离象征,“回到自己的座位”,那个豪威尔脱下了面具,逃走的瑞斯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在相反的方向里,在远离奥德乌奇剧院路上,“在街灯的光芒中他看见一个寻常的名字:罗丝巷。河在那里,有座桥。总会有桥可过,有街可走。”

荒谬而来,从荒谬而抽身,瑞斯的戏剧人生也只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或者周末而已,“特别长”是因为象征而无法逃走,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堵车危险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更荒谬的是被拉长的时间,不再是那个星期天的下午,甚至已经不是那个巴黎了,南方高速公路被封闭在一个荒谬的空间里,王妃牌汽车的姑娘、标志404的工程师、双马力的两位修女、凯乐威的自杀男子,以及其他有关堵车的所有人,都被一种巴黎的外省世界所包围,无法逃脱,当然,也不是演戏,不是可以重回自己的作为,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而去,在这个只有唯一方向、唯一目的,以及唯一时间的地方,开始流传许多现实之外的“说法”,比如对某一车祸的猜测,比如对于陌生人的最后融合,或比如对于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的反抗,都是从自身出发,消灭一种陌生,人和人之间,或者场景。都因为陌生而呈现出“非常态”,呈现出时间的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人去计算今天或者这几天共前进了多远;王妃上的姑娘估计在八十到二百米之间;工程师没那么乐观,但他很乐意拖长和女邻居一起演算的时间。”而当最后堵车消失,巴黎又成为一个目标而清晰起来的时候,象征也就最后变成了愚蠢的行动:“为什么要在夜间公路上置身于陌生的车辆之中,彼此间一无所知,所有人都直直地目视前方,惟有前方。”

前方到底在哪里?是真的巴黎,还是其他?其实,在堵车的那个自足空间里,他们的陌生恰好重新扮演了新的自己,而一旦有了明确的方向,自己反而找不到了,只有为了方向而进行的方向,所以,在现实之外,找寻自我变成了一种温馨的努力,相反,则是愚蠢的演戏。被驱逐的自己,对位于谁?是那个豪威尔?还是《会合》里的切·格瓦拉?和谁会合在故乡,或者那种“名至实归的真实”如何达到?路易斯死了,还是没有死?所谓“会合”也就在某种赴死的努力中摆脱旧有的秩序,包括革命,包括灾难,就是要在真实的死亡中重新定义:“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场笨拙的战斗转化为秩序,赋予其意义,使之名正言顺,最终引向胜利。”秩序的重建是一场“笨拙的战斗”衍伸的意义,就像抛弃秋日的荒谬一样,而在《病人的健康》里,则成为附属在“假冒的信”里一次虚构,阿莱杭德罗母亲去世最后变成了比现实更真实却也更荒谬的的一种存在,而在《正午的岛屿》里则完全变成了一种臆想,那个岛屿可能是霍罗斯,也可能是希罗斯,或者是希腊岛屿,但总归是“舷窗的蓝色椭圆形里浮现出来”的一种幻觉而已,寻找孤岛无非是给自己一个被他人理解的定位,但是现实并不是仅仅发现一个岛屿,很可能那里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自己,而当坠机时看到那具尸体,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某一个影子,“在这种无用的重复观看中一切都被扭曲;也许,真实的只有那重复的欲望”,而当欲望变成虚幻的东西,那憧憬,那希望,甚至那种救赎也只是“渔夫们难得抬起头来仰望另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虚幻”,而在现实世界里,一切的象征最后都变成了对自我世界的嘲讽:“那具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

用尸体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死亡的意义凸显在非时空的虚构中,死亡只不过是某种对应,生对应于死,现在对应于过去,我对应于他,而在科塔萨尔看来,其实对应也完全是一种阻碍,是人工的痕迹,那种身份的转变或者是有意的演戏,或者是非现实的秩序,而真正的还原是不露痕迹的,或者是无缝的,在《克拉小姐》里,母亲的口吻、宝宝的口吻、护士的口吻等合二为一,没有对接的痕迹,如蒙太奇的转换一样,自然而然,也就消灭了个体从一而终的属性,给世界一个重新的定义。在《万火归一》里,古罗马的角斗场又转移到了现代的巴黎,爱情或者欲望,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景里,却相似地发生着,或者就是同一事件的不同面貌而已,不管是总督和妻子,里卡斯夫妇还是罗兰·雷诺阿、让娜和索妮亚之间的情爱,都隔着某种时空,而所谓“万火归一”就是寻找一条通道,而这条通道最具体的呈现,便是那些“有更深的意义”的数字,四百一十六、三十二、一百四十五……这些无序的数字是为了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蚂蚁王国”,所以“在一片更临近也更厚重的沉寂下继续着详尽的计数”,计数是为了秩序,那些隔着时空的争斗和死亡总在在破坏着这些秩序,所以当最后以一场大火而告终,实际上就是找到了最后归宿的秩序,角斗场在燃烧,而那场跨越时空的大火也“试图从梦中吞噬她的燃烧的怀抱”,巴黎成为一个象征的词,一个重建着秩序的词,一个不断重复、解构和合一的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跨越都会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抵达,“万火归一”的“一”本身就隐含着自我体系的建立,而要真正从事物的背面发现存在的秩序,就必须设置那种陷阱,让表面存在的东西跳入到现实的虚空里,“这一双眼眸不属于你,你从何处得来?”眼眸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谜,是六个连续的×,《××××××》的文本所呈现的就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不管是第四歌第五节,还是第六歌第一节,都是一个在眼前消失的世界,是“另一片天空”,故意隐去的引言就像那个锁喉的杀手洛朗一样神秘,其实看起来神秘实际上可以不费力气查询到真实的资料,比如这是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的《马尔罗之歌》的句子,他隐去了,那么那个他会在哪里出现?
在古埃姆斯通道?还是维维安拱廊街?是我的过去记忆里还是现在的生活里?或者,我就是那个洛朗,一个存在于虚无的个体:“我在那个世界的幸福不过是一支欺骗的序曲,一个花朵的陷阱,仿佛那些石膏雕像中的一位递给我一个虚假的花环,只是为了一步步陷入洛朗的噩梦”,我的女友伊尔玛还在,但是若西亚娜,以及若西亚娜们呢?《另一片天空》被认为是科塔萨尔怀想故乡的一次实验,那个隐秘在更深处的“南美佬“就是一种自我的映射,是眼眸的背后的那一个故乡和记忆,而在他第二故乡巴黎的生活中,南美其实是一个无法抵达的地理概念和精神世界,甚至早已在那里死亡,所以他说:

有段日子我总会想起“南美佬”,在乏味的反复思忖中我编造出一个慰藉,似乎是他为我们杀死了洛朗,也藉着他自己的死亡杀死了我。

这是“彼此呼应的死亡”,南美佬和洛朗,以及我,或者《××××××》的文本作者、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都在复调的世界里,以另一种方式告诉存在的最后去向,“‘南美佬’和洛朗,一个死在他旅馆的房间里,一个消失在虚无中,被马赛人保罗所取代。”同一个死亡,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最后趋向同一个符号,而在街区的记忆里一去不返,也就剩下那六个连续的×所构筑的隐秘文本。其实,消失或者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包括“南美佬”填补了某种无聊的聊天空隙,也比死在旅馆房间里更能引起关注,而最后“我长久的失踪”似乎只为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

当死亡不再“是密林沼泽中一颗偶然的子弹”,那么最后对自我的寻找一定是精心的策划,是“万火归一”的归宿,从南方高速公路已经回不去巴黎了,那里是伦敦奥德乌奇剧院,是古罗马角斗场,是希腊孤岛,是一九二八年前后藏宝的洞窟,在异化的时间和陌生的空间里,象征统治着一切:“那天夜里他梦见一尾鱼,梦见一条凄凉的道路穿过断折的柱群。”

谋杀

编号:C28·2120516·0887
作者:余地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1年9月
定价:38.00元 亚马逊25.90元
ISBN:9787510420443
页数:438页

侦探?案情?死亡?我越来越觉得小说文本正在切入现实的身体,甚至生命。《余地小说全集》的标题注解就已经宣告文本后面的作者生命的一次终结,《谋杀》所以也是余地遗留档案中的先锋试验小说的整理。我不知道所谓谋杀,是不是指向死亡这个终极意义,作为“小说前沿文库”之一种,在小说中余地的探索一直在延伸,“他让小说中的主人公获得完全的独立意识而手刃作者的这种写作意识是‘作者之死’的灵活运用。”在书的介绍中说,“余地小说对密度的要求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使阅读保持了‘间歇’和“滞涩’,天然的休止符,阅读余地小说有篇幅无形中被拉长的感觉,最终使作品饱满起来。”而当作者的书写和生命消逝,那么留给文本的是不是被拉长的谋杀过程,在《2001:十四行》的诗中,他写道:“从哪里开始,最后在什么地方结束?我不知道/上一步和下一步之间,所有的十字路口如此相似/这是肯定的:从我的脸庞中间穿过的,永远是同一面镜子”。


《谋杀》:作为死循环的“纪实和虚构”

你可以说有两个罗列,一个写小说,一个被谋杀;也可以说有两个张力,一个在大师的小说里,一个从小说里跳出来杀死了大师。——《谋杀》

其实,也是两个余地,或者更多:一个写小说和诗歌,一个被谋杀;一个在自己的小说里,一个从小说里跳出来杀死了自己。在这个“纪实与虚构”的游戏中,余地完全从一个陌生的个体变成了一种隐喻,在小说的里面,和外面,一起完成了一个循环,就像《谋杀》一样,是“在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但是,对于余地来说,意义的消解不是一个可以证明的过程,当身体成为被消解的对象的时候,或者说完成了“献身的激情”之后,他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永远无法返回的“死循环”,这个死循环就是余地最后用身体完成消解的小说,那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10月3日23点左右,在家以菜刀割喉自杀身亡;几天后,骨灰回葬湖北宜都。”

一句话,隔着一个分号,不是将生与死分割开来,而是存在的身体和消灭的身体的区别,割喉自杀,至少还是呈现着身体的最后形态,是没有完全消解的肉体,它和鲜血、黑夜组合在一起,但是当时间走向“几天后”,那么身体完全变成了一抔需要标注的骨灰,再无那具体可触摸的特点,而“回葬”故里的仪式变成了余地真正“献身的激情”,像雪一样,覆盖在大地之上。

在苦难和极致的意象中,余地解脱于可以死亡的生物属性,而具有了一种象征意义。如果客观而冷静看待“纪实”的故事,那个叫余地的人所具有的就是对于身体的某种拥有,或者呈现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的时间轴线上,从377页至438页的年谱,占了这本命名为《谋杀》的余地小说全集的1/4强,这份由白宗彝于2010年11月-12月9日编撰、包含由张翔武提供详细全部遗作的年谱,介绍了余地从2000年之后的昆明八年的主要创作,虽然详细,但有时候显得冗长、繁琐,这可能更多是编撰者对于余地之死的缅怀,而如果从陌生阅读者的角度出发,进入余地世界的入口就可能是这样的:余地,本命余新进,1977年出生于湖北宜都,2007年自杀身亡。

在这个一般意义的生卒简历中,余地完全具有了“纪实”的特性,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我们还可以读到完全具备自传性质的余地日记,比如2005年的日记里,记叙了报社同事、诗歌沙龙、同居女友和肺结核同事的一些片段,在2007年2月的日记里,他与女友马晶回湖北老家过春节,并举办婚礼;而在2007年9月3日的新浪博客里,余地发表了最后一篇博客:《可爱的平平安安》,在这篇博客里,余地不仅贴出了两张孩子的照片,还这样写道:

给安安

你的牙齿在生长,你的微笑也在生长,你的手——
世界和你一起长大,像你手指头上的螺纹,向外旋转。
生命,让你快乐,让你向未来伸出手。

给平平

对,藐视他们,在心里微笑。
把他们逗得大笑,然后抬起腿,狠狠一脚。
你是一个调皮的孩子,还不明白,那些心。

博客里充满着对于孩子的关爱和期望,而这最后的感情完全可以作为余地作为一个活着的人的最生动注解,也为一个月后的割喉自杀增添了悲恸和悲痛,但是这样在博客里记叙生活,是不是一种最真实的纪实生活呢?或者说,余新进、博客、孩子等元素组成的叙事框架里,是不是可以窥见一个曾经真实生活过的余地?如果这些还不够,那么继续,在2007年10月9日的《长江商报》上,刊登了题为《湖北籍诗人余地在昆明家中自杀身亡》的消息,这篇标有“本报记者 沈右荣 胡怀军 孙明 实习生 李小颖 《云南信息报》记者 江枫”等作者字样的新闻详细报道了余地自杀的经过,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其中写道:“据其生前朋友介绍,余地养有一对不满3个月的双胞胎儿子,其妻身患重症。”。趁妻子洗澡间隙自杀、朋友对其自杀早有预感、骨灰已带回宜都安葬等细节的披露使我相信,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余地,一个经历了结婚、生子、写作等过程的人,而他的死亡也完全在生物意义上,只不过用痛苦而极致的方式而已。

真实的余地,或者余新进?

但是,还原一个真实余地到底有什么意义?解开余地自杀之谜似乎并不是这篇新闻报道的目的,而新闻报道上的余地自杀行为却在《余地昆明时期年谱初编》上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其中写到:“据他身边的朋友说这是余地虚构出来的双胞胎‘儿子’,当“余地之死,至今没有答案”成为一种表达方式时,所有已经建构的真实余地便被解构了:“他的双胞胎儿子是他杜撰出来的。他的妻子是假的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结过婚”。在这样的谜案之前,曾经以为的真实余地慢慢模糊起来,或者这可能就是一个误读的陷阱,一个用自杀虚构的故事。这种充满游戏精神的解构终于让余地彻底从1977年出生的余新进变成了将死亡作为身体一种表现形式的余地,在2000年12月的《在平安夜为一个人守灵》中,余地写道:“就在这个夜晚,他已经悄悄地离开/却没有打扰别人,我知道/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2002年1月的《那一夜的江湖》里,余地直接预言了五年后的自杀:“如果我有一双手,我一定要自杀。”

真实的余地变成了文本的余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直在追求的,用身体来描述和记述死亡,是余地最大的实践,这种实践正如在小说《谋杀》中说的:”不是我进入了小说,而是小说进入了我。”余地的文本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小说的意义来消解现实消解身体,“我认为,写作是一次谋杀。”所以余地实际上是他写作的一个人物,或者说他的自杀是自己早就虚构好的一部小说,套用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为了游到岸上/和自己的影子结合”,余地则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想要做的是与我自己的结合。我认为,小说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影子。”所以,在《谋杀》中,不管是张力还是罗列,都在一个建立好的文本里,而那些文本则是跟随者他们的出走而无限延伸,“在《谋杀》中,实际上是在完成一种循环:在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余地的最后目的一定是消解,建立文本是为了消灭文本,生是为了死,所以任何意义上的写作都是为了消解意义,而在身体上,余地用最直接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创作。就像小说中的张力:“他突破了小说与现实的界限,甚至超越上帝与作者。”

超越上帝与作者,对于余地来说,就是“不断确定意义的同时进行消解”,那么这种循环是小说文本对身体的消解,还是用身体消解小说的意义?对于余地来说,对于无法返回的死亡一直情有独钟,在他的小说里处处弥漫着死亡意识,而这种死亡意识又是以消灭身体为前提,比如《堤岸》中的病中少女被强奸,这是身体戕害的开始,当然直接导致了少女最后的自杀;而在《蝴蝶之死》里,罗忆贞在五岁那年的春天,“她目睹了大批的蝴蝶一起自杀”。这个意象挥之不去,也成为她面对“一个清晰的词语:通奸”的世界时,最直接的反应就自焚、割脉、跳崖等形式的自杀,爱情或者婚姻的解构是以身体的解构为前提的,所以在罗忆贞获得国际大奖的时候,她却在一次野外考察中不幸身亡。对于身体的意义,从最初的生物属性到象征和隐喻,一步步瓦解,在这个瓦解的过程中,身体残缺不全,《伤疤》里,车祸留下了伤疤成为身体的一个部分,却变成了“残酷的事实”:“我再也不能赤身裸体地站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的身体,洗澡也将成为一种折磨,我变了,变得如此丑陋。”身体变得丑陋只是解构的第一步,而余地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作者杀死,完成一次谋杀的写作。毁坏的自画像、失踪的京洛士人,以及《猫科动物》里那个尚未成型的胎儿,都像“突然熄灭的蜡烛”,陷入没有尽头的黑暗中。

但是,余地的死亡意识是不是只是对死亡的迷恋,或只是对无法返回的消解过程的实验欲望?对纳博科夫以及文本情有独钟的余地来说,他发现了一个关于时间的寓言,“时间是隐喻文化的流状媒体”,在余地看来,纳博科夫所塑造的《洛丽塔》就是在实践着他关于时间的命题,老男人对少女的诱奸,从故事的外壳来说,这就是一个非正常时间在身体里的欲望投影,“命运,让他失去时间。时间,让他没有永恒。爱,让他得到虚无。”那么纳博科夫以及他的文本里有着比记忆更为永恒的时间,而这样的时间并不能轻易抵达,当记忆像肉体一样消失,那么时间一定会留下来。这个时间的命题,实际上是对于永恒的追求,或者说,在余地的内心深处,挣扎着一种身体之外的永恒,这种永恒或者来自于爱,或者来自于未来,而永恒到底存不存在?对于余地来说,人无法逃脱时间的桎梏,不管是京洛士人,还是蝴蝶之死,都无法抵达永恒,或者说,在对永恒的追求,到最后必将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付出,就像《在虚构的现实之上》的门代表着未知的事物,但是只有在墙的存在才赋予意义,也就是说,所谓的永恒,包括永恒的爱,永恒的生命,以及永恒的文本都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死循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现在只是过去的顶端,未来则不存在。”余地相信纳博科夫这个对于时间的寓言虚构了一种意义,而要从伪命题和死循环中寻找出路,在余地看来,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杀死作者,从文本之中解脱出来。”

没有永恒的身体和文本,也没有永恒的爱和生命,未来是走向迷失的开始,余地在小说中不断解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比如老虎/猫、男/女、他/她,甚至《入夜之后的剪纸游戏》中的第一稿/二稿,正是有这种对立,才会有永恒性,而余地对于对立性的消解使永恒成为一种死亡,在《迷失》中他说:“我似乎已进入了一座神秘的迷宫,消失在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里,也消失在他和我的故事里面。”当雪融化,当极致的美最后消失,所有的象征和隐喻,所有可能的文本,也都成为“一个燃烧的神话”。

余地死在文本里了,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陌生人或者只印在这本“小说前沿文库”署名的作者,我情愿把余地当成是那个不愿走出小说、藏在小说深处的一个虚构人物:“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一日,就在他生日的前三天,诗人、小说家余地从他在昆明的住所失踪。”

拍卖第四十九批

编号:C55·2120516·0886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0年7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3.60元
ISBN:9787544708760
页数:145页

“它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吗?没错,只要你别忘记它所侦探的是藏于一切万有之中的那个秘密。”《时代》周刊这样问,而在越来越多的“反侦探”或者“伪侦探”小说中,精神上的那个迷宫才是我们失踪的地方。奥迪帕·马斯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也是如此,在调查皮尔斯遗产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暗示有一个历经几个世纪秘密地与美国官方邮政部门竞争的通讯系统——特里斯特罗的线索,迷宫出现了,那里有托马斯·品钦故意设置的熵、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大量邮票里暗含着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神秘人物的到来,似乎并不是寻找出口,反而在迷宫里越陷越深,所谓迷失,也只是在无序、空虚、没有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尴尬处境,但是对于托马斯·品钦来说,消失也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他早年的照片和档案以及私生活早就消失在公众面前。据说这是品钦已有的长篇小说中,最易读的一部小说。


《拍卖第四十九批》:词语帝国的秘密和流放

这些日子里无论她朝何处看,巧合是处处开花,她别无所有,只有一个声音一个词,即“特里斯特罗”,把它们集合在一起。
——《拍卖第四十九批·第五章》

日子是“厚厚一副纸牌那么多的日子”,开出来的当然就是一朵“无精打采的、邪恶的花”,这是不可磨灭的经历,对于奥迪帕来说,“曾经有花结装饰的金号角此时沉默寡言”就是一句铭文,鲜艳却已无任何被欣赏的可能,沉默里是有声音传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历史的一个无声陈述,也可以是在浓雾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特里斯特罗“,一旦命名,就必定是个要走下去的错误。

谁会在厚厚的日子里被词语所围困?这必定是一个隐喻,像伊维尔宝宝的歌一样,充满着童趣和快乐,也像妄想狂乐队的曲子,把世界推向一个毫无感觉的未来,但是对于走过来的那段记忆来说,隐喻是危险的,奥帕斯的故事开始了,来自于“一个夏日的下午”,来自于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一份遗嘱,那个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死去了,在圣纳西索都是开出的花,那么奥迪帕,作为过去的情人,是不是会有那些财富的秘密,或者是一场爱情的过去?

奥迪帕,也是马斯太太,那个叫马桥乔的丈夫“是个匈牙利难民,糕点师,多嘴多舌者”,“脸皮很薄”是对于奥迪帕作为皮尔斯的情妇过去的赦免?醉得不能再醉,再下去必定是清醒,所以作为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声音一个词”的起点,一定是被隐藏了,“太阳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所在的斜坡后升起”,但是斜坡上的人却无一看见,“因为那斜坡朝向西方”。是的,没一个词语都可能朝向背面,朝向看不见的斜坡后面,夏天的下午便是虚构的,就像和皮尔斯的情妇史,一定带着某种错误而被看见。

遗嘱就在路上,而对于奥迪帕来说,就是一次对于现实的逃避。“她这么一个被囚禁的少女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很快便意识到他的塔,它的高度和结构,就像她的自我一样,只是偶然的:真正将她拘于此地的是那匿名的恶毒的魔法,它从外面毫无道理地侵袭她。”这就是理由,偶然的自我,所以看不见那些必然的东西,包括生命,包括爱情,包括作为少女的曾经,和囚禁的时间,所以她的背叛看起来就是接近真正的自我,她与律师罗斯曼调情,“与我一起私奔吧。”在内心完全变成了一种召唤,或者还有与遗嘱共同执行人梅茨格的“不贞行为”,仅仅是肉体的背叛?对于逃避的隐喻来说,“将是它逻辑上的起点”,却也是接近皮尔斯,接近遗嘱,接近那个逝去的秘密的开始,而“目的是终结她在塔里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最后就变成了与“特里斯特罗”有关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邮件系统:

皮尔斯在那次通话之后的几个月里,电话线意义不明的宁静变换成被复活的回忆:对他的脸、身体、他给予她的东西、她偶尔装作没听见他说的事情的回忆。这回忆取代了他,把他置于被遗忘的边缘。

“被遗忘的边缘”并不是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也不是皮尔斯的住所和总部的圣纳西索,当然更不是太阳在斜坡后升起的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遗忘的边缘是一次印刷错误,是一张邮票的赝品——甚至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而是刻意改变的秩序,是一张邮票里的秘密,看起来是“平常的马乔风格的信封”,脸皮很薄,没有不贞行为,所以在普通的航空邮票上,在“邮戳的左边有政府盖上的告示:发现任何淫秽邮件请向你的Potsmaster报告”,当postmaster变成potsmaster,餐具储藏室的伙计作为一种“印刷错误”而存在,实际上就如奥迪帕的自我一样,“只是偶然的”,淫秽邮件是一个指向,是一个声音一个词的帝国,赝品和印刷错误,情妇,那么“特里斯特罗”就真的来了,“上帝,真的有一个特里斯特罗,而她碰巧遇到了它。”不是假定的故事,不是假定的遗嘱,是唯一活着的词语,成为解开邮票,或者整个符号系统的的秘密。

皮尔斯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奥迪帕在想,“他是否就是那样被家中唯一的那尊雕像砸死的?”其实在确认死亡的漫长过程中,奥迪帕建立自己的词语世界,或者有关的一切把她推向了一个世界,陌生,有趣,充满邪恶和悲剧,从一张邮票开始,从一个符号开始。真相来自于哪里?在偶然的自我中,在醉得不能再醉的生活中,邮票揭开的真相往往意味着奥迪帕的逐渐消失,皮尔斯的集邮册里有许多未知的故事,是一个悲剧?还是一个复制的剧本?或者是邮差的一次见证和目击?“许多真相的揭示将来自于皮尔斯留下的集邮册,他常常以它取代她——数以千计的能洞见空间和时间的远景的彩色小窗口:有着无数大羚羊和瞪羚的热带大草原,驶向西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大帆船,希特勒的头像,日落,黎巴嫩的雪松,虚构的寓言性面孔。”如果这是一切的开始,历史或者现实,也都没有值得探究的,邮票是很多“能洞见空间和时间的远景的彩色小窗口”,单不仅仅如此,皮尔斯把邮票作为自己世界的一种隐喻,拒绝来自于奥迪帕的那些肉体的诱惑,或者情人的命名:

那些那时候留下来只是作为她的前竞争对手,像她一样被死亡欺骗,将要被打散成一批批拍卖品走向不知多少个新主人的,缄默无言的邮票终究又能告诉她一些什么呢?

但其实作为竞争对手,真的是在消解一个阴谋,一个与情人有关的符号世界,奥迪帕发现了,一个“由一个圆圈、一个三角和一个梯形构成”的符号,WASTE的渠道?与性有关?或者只是如法洛皮恩正在做一本美国邮递秘史一样,是可以把“美国的内战与1845年前后开始的邮政改革运动联系起来”,但是这是开始,符号蜂拥而至,WASTE成为摆脱不了的隐喻,它在灰暗的金图章戒指上,在背部涂有胶水的邮票水印里,在街边上的那个邮筒里,无处不在,像“无精打采的、邪恶的花”,而对于奥迪帕来说,“已亲眼证实了一个WASTE的系统:看见过两个WASTE的信使,一个WASTE的邮筒,WASTE的邮票,WASTE的盖销票。”是什么强大的符号?关于一个驿车号角的使用标记?关于图尔恩和塔克西斯信使队的标记?是“从他杀死的一个人的手指上割下来的戒指”的暗语?而邮件系统,从诸多的符号中,其实奥迪帕和所有人一样,已经进入了那个一个声音一个词的“特里斯特罗”帝国,妄想狂乐队、反政府右翼分子,或者战争的目击者,都被卷进了这个符号帝国,W.A.S.T.E.就是“We Await Silent Tristero's Empire”,我们等待着沉默的特里斯特罗帝国,而那个帝国的深处,是一部复制的剧本,《信使的悲剧》,但是建立一个系统,必将是反系统的开始,那个剧本被复制,而那个“特里斯特罗”的词语不见了。或者仅仅一次,书里的那个故事就被拖向了“与1678年版比较”的那个注解,《信使的悲剧》在信上的封印是一个巨大的屠杀阴谋,“一个个杀死后丢入湖中,后来他们的骨头又被打捞了起来烧成炭,炭制成墨,墨被安杰洛颇具黑色幽默地用来书写他此后写给法焦的所有信件”,那么铅笔写的“与1678年版比较”也含着死亡的气息,而在范戈索环礁湖地区,1853年,也是一场战斗,“戴着面具、穿着神秘黑衣的掠夺者”制造了死亡,而事件的唯一见证者是一个骑马的邮差,但是“事后不久就死了”,仅存的线索便只有“一个遇难者在尘土上的‘十’字”。

信使之死是悲剧被埋葬的原因,那个“特里斯特罗”的词语帝国也并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真实地出现在历史中,那么有多少人参与了特里斯特罗的秘密和它的流放?或许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复制的剧本“在四开本、对开本和“白教堂”残本之外,还会有另一个版本吗?”而那首诗里说到:“我相信任何神圣的星群都无法保护/那曾与特里斯特罗有过幽会的人”,博茨说:“神圣的星群”指上帝的意志。那么很明显,“与特里斯特罗有过幽会的人”是一种对神的亵渎,难道也是对于奥迪帕情妇身份的惩罚?“梵蒂冈里有什么?”“一部色情版的《信使的悲剧》”如果“特里斯特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他者”,那么对于奥迪帕来说,对于秘密的寻找就会陷入某种断裂,或者会是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信息的中断一定不是简单的离开,里面是“等待着沉默的特里斯特罗帝国”,在帝国内部,信息的循环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信使、遗嘱和剧本构筑的文本世界,而这个新的世界就是“熵”的世界,一种修辞,一种反馈,一种能量,也是一种寓言,一个麦克斯韦精灵:“这个精灵可以坐在箱子里以随机速度运动的气体分子群中,把运动快的分子与运动慢的分子区分开来。把足够多的快速运动的分子集合在一处,你就得到一个高温区。然后你可以利用箱子里这个高温区与其他低温区的温差来驱动热力发动机。”精灵开启了信息的交流,把他的数据传送给敏觉者,而后者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反馈。这种循环而建立的“熵”其实正如“特里斯特罗”一样,是一个世界不断被阅读的结果,也是奥迪帕索要逃避的“匿名的恶毒的魔法”,在孤立封闭中,不可逆转的世界让一切归于“热寂”。

热寂“从外面毫无道理地侵袭她”,就像文本的作者,遭到了特里斯特罗部队的攻击,而当文本被复制而修改,奥迪帕确认,那封遗嘱,或者那个有关自己“被折磨的情妇”历史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博茨与梅茨格、科恩、德里布莱特、科特克斯、在旧金山的那个文身的海员、她所看见的的W.A.S.T.E.的信使——他们都是皮尔斯·英弗拉里蒂得人?被收买的?或不要钱,仅为了取乐而忠于他所策划的一个宏大的恶作剧,这一切都旨在使他困窘难堪,遭到恐吓,或在道德上得到改进。”

有限的爱,或者肉体的不贞行为也都是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甚至别针里的那个象征Inamorati Anonymous(无名情人)的IA标记,也都是“一种最糟糕的瘾”。一个词语帝国里的革命、自由、孤独、死亡,以及“权力、全知、无法平息的恶意、他们自以为是历史法则的种种特性、时代精神”,组成了一个世俗的特里斯特罗。一切符号意义消解了,圣纳西索和遗嘱消失了,而“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确确实实死了”。当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邮票收藏品将作为第四十九批拍卖品出售时,那个神秘的竞买者将买走特里斯特罗的“伪造邮票”,但是神秘者是谁?会买走邮品吗?其实,当词语帝国被消解,当符号意义最后变成简单的书写,对于那个“特里斯特罗在最后审判日死去”这句双关语,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意义的“熵”:

奥迪帕在座位上往后一靠,等待那第四十九批拍卖品的叫卖。

物:六十年代纪事

编号:C38·2120516·0885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0年2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3.60元
ISBN:9787802258228
页数:155页

乔治·佩雷克的“六十年代”是一个消费时代,而出版于1965年的这本小说或者也可以称为一种消费产物,当年的雷诺文学奖在小说文本的赞誉上试图摆脱物质主义的压力,所以这只是一场早期消费社会中对于“小资”生活品味的展示。而在“物的时代”,如何寻找幸福?佩雷克说:“今天要想做一个有福的人,就绝对得做一个现代人。”在这个消费社会里,现代人到底意味着什么?巨大的物质诱惑?逐渐失重的精神?在沉重中寻找幸福,在现代世界里这或许是一个悖论,“允诺并不等于现实”,佩雷克说出了一种幸福的可能,在无限满足欲望的过程中,物是一个巨大的旋涡。而在细致而又繁琐的社会学的描述中,佩雷克也用优雅、细腻、含蓄的小说语言,接纳和开拓了现代的叙事方式。小说第一句:“起初,目光将沿着一条又长、又高、又狭窄的走廊,在灰色的化纤地毡上向前滑动。”


《物》:他们瞥见了世界的富有

他们的生活不是什么征服,只是一场离别。——《物:六十年代纪事·第一部分》

离别首先是拥有?是七年的生活还是六年的探求?是巴黎的向往还是突尼斯的体验?在生活中,空间或者时间,改变了许多以为不曾改变的东西,而看起来像是征服物质和物欲,但实际上是被征服,是告别拥有,告别获得,甚至是告别存在的“他们”。

他们是谁?“他们会首先拆开刚收到的邮件,然后摊开报纸。”“他们点上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他们还会出门。”当然,“他们属于自己的时代,和环境血肉交融。”在无数个“他们“组成的生活中,一切开始变得繁琐而具体,而人称的复数就在那里,不曾改变不曾变化不曾转身,他们是他们,他们也不是他们,而他们到底是谁的疑问直到第16页才解开:”热罗姆二十四岁,西尔维二十二岁,两人都是社会心理调查员。“他们有了名字,他们有了年龄,他们有了职务,他们变成了真正的人称代词,两个人的复数,在日上生活中占据着一个位置。

起初他们就是逃离的,所谓离别,就是一种真正状态的背离,和现实有关,和理想有关,也和财富有关。“他们本来期望自己是富足的。他们相信自己懂得如何像富人一样生活。”这是本来的期望,在财富中开始的生活,甚至,财富于他们,就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不是掠夺不是抢占不是欺骗,当然也不是偷窃,财富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对待财富,他们只会淡然如水,任其自然显示。”这就是他们的现实,唯一的现实,现实的规律在他们看来就是如此正常而自然,“这里的生活将是轻松、简单的。物质生活所要求的一切义务、一切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应对之道。”甚至在慢慢抵达幸福的彼岸。

但是,他们却是一种人生的复数形式,不具备个体的独特性,所为财富也只是一个梦境,甚至是一个陷阱,“他们拜倒在财富的符号面前,在学会热爱生活之前,他们首先爱上的是财富。”爱上是一个及物动词,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及物的是一个数字构成的真正“物”世界,他们的空间匮乏,让他们感到窒息的是“三十五平方米”的束缚,而所有的一切都以一种近乎魔幻而呆板的数字方式呈现,墙上的三幅画、三条色彩黯淡的地毯、起居室宽三米、三颗大头铜钉挂着丝织的拜垫、三层高脚漆柜、三面饰有镂空铜镶边的床头柜,以及抽屉里的一本三幕戏剧的本子和信封里的三张支票,如此等等,三的世界,也是一个复数的世界,也是充满着数字的物性,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种呆板、简单而又充满着压抑的生活,离别会自然而然发生在财富之后吗?

“起初,目光将沿着一条又长、又高、又狭窄的走廊,在灰色的化纤地毡上向前滑动。”第一句指明了生活中的慵懒,目光呆滞,向前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和对“他们”的人称复数的称呼一样,物性社会成为摆脱不了的现实习惯,所谓最初对财富的理解,也变成了一种从心底涌出的渴望,以渴望代替自然而然的存在,代替淡然如水的态度,“对提早退休年龄、延长假期、保障免费午餐和实行一周三十小时工作制,他们都嗤之以鼻。他们要的是真正的富豪生活,渴望着克莱芒牌滑冰鞋、供两人单独享用的空旷海滩,周游世界的豪华之旅、高级大酒店。”所谓离别,就是和现实的离别,和理想的离别,和淡然如水的财富意识的离别,“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瞥见了世界的富有。”这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富有只是瞥见,便擦肩而过,便四处追寻,便是他者的巴黎。

巴黎,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是理想,是天堂,对他们来说却是逃离,而离开的另一面必须是抵达,突尼斯的斯法克斯,是一个彼岸,这或许只是一个“归隐田园的想法”而已,而对于他们来说,则是逃离没有财富的那种孤独,时间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他们“带着四个书箱和一张行军床,在马赛港登上了开往突尼斯的‘克吕伯列’号轮船。”终于出发了,是逃离物性的巴黎,所以带着的行李中你能看见精神的书籍和那张行军床,所谓理想和富足,是有别于巴黎的另一种形态,其实,也是瞥见,和当初对富有的眼光一样,只是一闪而过的亮光,照亮了一瞬间,却又被熄灭了。

在逃离而来的世界里,带着书箱,似乎生活也在一步步摆脱物的束缚,“西尔维仍旧上课,向她的学生提问,批改她们的作业。热罗姆依旧到市立图书馆去,随意阅读找到的书籍。”讲授和阅读,知识和智慧,似乎正在物的相反道路上前进,也没有了数字“三”的控制。但是这样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另一种真正的富有?那里还有孤独、空寂和冷清,甚至重新被冷漠的物所包围:“这里没有活着的生灵:再那些永远紧闭的大门后面,只有空无一人的走廊、石砌的楼梯和不透光的庭院。”这是住着的孤独;“他们几乎每天都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点着一沉不变的菜单:金枪鱼冷盘、撒面包粉的肉片、烤肉、金黄的鳎鱼和水果。”这是他们吃着的单一;虽然他们还有“阅读成堆的报纸、看电影、在街上闲逛”等生活,但是在另一个逃离的地方,物被架空,也仍旧是一种新的束缚,“某种近似于宁静的悲剧的东西,悄然进入他们慢悠悠的生活。长久以来的梦想化为废墟和灰烬,他们就在这废墟里迷失了。”在废墟里,所拥有的就是“一种空无一物的生活”。

空无一物开对抗满世界的物,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而对于这样一种空无一物的废墟生活,已经在时间的侵蚀中变成“路程的终点”:“在那难以描述的求索里,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或者说,逃离本来就是新的陷阱,而最终的结果则是:另一次逃离。是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是重新开始于自然而然的财富?还是重新进入被单调的数字控制的“物”生活?回到巴黎,“晚上十一点”是个特殊的时间段,像是一种寂静的回归,又或者是偷偷潜入那个物世界,而巴黎的生活,似乎开始真正发生改变,或者说真正距离财富更近了,在工作中,他们接受两份负责职位,他们前往一家广告调查所,他们将有体面的外表,“从广告巨头那里得到的酬金将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财富的金桥”,所以巴黎生活让他们“住得好,吃穿得好”,甚至“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抱怨遗憾的”。谢斯特菲尔德牌沙发、宽敞空旷而又明亮的房子组成了财富生活,他们瞥见的富有成为了现实,在这个生活刚刚开始的起点,一切似乎以物质的富有代替了空间匮乏带来的逃离,但是对于年轻的他们来说,再一次逃离又有了新的方向:“他们将在九月初离开巴黎。他们就这样出发,将一切舍弃在身后。这将是一次逃离,没有什么能留住他们。”

还是逃离,从巴黎到突尼斯,又从突尼斯回到巴黎,那么这次对巴黎的逃离将会指向何方?往昔的日子作为背景,他们会想到青春,想到初次相遇,想到那棵院子里的树,还有聚会、朋友,回忆指向的是非物质的过往生活,那么在这样回忆中所奔赴的也应该是满含着青春、理想、友情的理想之地,而在最后的火车上,他们发现“侍者端上来的午餐却的的确确是平淡乏味的”。结尾只是结尾,却没有告诉你最后的结果,以及他们的下一站,如此戛然而止是不是在证明所有的出发都是没有终点的,或者说,终点就是新的起点,就是不停歇的奔波,走向另一种离别。

没有征服,也就没有最后的收获,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永远不会有一个最后的定论,从物到物,无非是一个循环,一种重复,永远摆脱不了的奴役和离别,但是如此的物性奴役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另一种幸福?作者乔治·佩雷克当然确认了这样一种必然的关系:“我们的文明的富裕程度,让某种幸福成为可能。”他在现代世界里建立了“物和幸福之间”关系,也就是说,所有对物的指责,对消费社会的谴责都是在误读,或者用卡尔·马克思的那段话结尾用以也在这里:“方法和结果在同等的程度上属于真理。对真理的探求本身也必须是真实的;真实的探求,就是这样一种被运用的真理,它零散的片段汇聚到其最终的结果之中。”

当物的幸福成为一种真理,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他一定在反对用我们主观的诗意去解构”他们“的世界,而这部1965年获斯诺多文学奖的小说在对财富生活进行描述的同时,在物质和文明对应关系的建立上也做出了尝试,但是乔治·佩雷克的小说还是局限于某种主题的单纯解读,“他们”的生活并不具备虚构意义,甚至在物和幸福的关系上也陷入一种概念化书写中,正如“瞥见的财富”那样,小说也因为被瞥见而失去了那种高度和深度。甚至长达50页的《译后记》占据了文本的1/3,长篇累牍解读文本,解读乔治·佩雷克的小说世界,只是一种“消灭读者”实践,而当“他们”真的消失,当热罗姆和西尔维用个体取代人称复数,物其实脱离了“六十年代”的时代属性,而简单成为一种象征,仿佛是有人在背后说:“他们无尽的空想从此不过是一种乌托邦。

跳房子

编号:C63·2120514·088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出版:重庆出版社
版本:2011年6月
定价:38.00元 当当27.20元
ISBN:9787536689824
页数:586页

“同我一样,她也认为,一次偶然的相遇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不具有偶然性,她也认为,准时按地赴约就跟写字非要用带格子的纸张或是挤牙膏非从底部挤起不可一样。”这句在《跳房子》里的话恰好可以说明我和科塔萨尔的偶遇。从《动物寓言集》而来,在这部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中,科塔萨尔更加深入地叙写了关于巴黎“外省”个体的心路历程,奥利维拉寻找“天堂”巴黎,最后却只能回到“人间”布谊诺斯艾利斯,形而上的追求到最后也只能是一场空。在这部“二战后关于情感和观点的最为强劲的百科全书”中,科塔萨尔依然设置了障碍,充满阅读挑战的文本里除了技巧之外,更是在找寻阅读的“合谋者”,即读者自己挖掘出的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无穷的讲法。他甚至把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虽说是歧视,但也充满了阅读的挑逗意义。


《跳房子》:谈论生活的时候,指的却是死亡

“一条鱼单独生活在鱼缸里,它就伤心;只要摆上一面镜子,它就会高兴起来……”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相遇在那边,或者这这边,在“巨大的比喻”的巴黎,或者“用耻辱这个角度”看待的阿根廷。也或者是他和她,男人和女人,“但不管怎么说,二人确实在迷宫般的街道上相遇了,最后几乎总能相遇。”相遇治愈了孤独,治愈了孤独带来的伤心,至于伤心带来的死亡威胁,高兴地看到了所有活着的可能,包括自己,都在那一个镜子里重新开始寻找生活的希望,就像圣-琼·佩斯在诗中写到:“我只能在你身上看到自己。”

这是引用,巨大的引用,无视一条金鱼的孤独,无视镜子里的高兴,引用是一个工具,就像阿米巴虫的伪肢,就像庄周梦见的蝴蝶,是谁缺了谁。是谁爱上了谁,又是谁梦见了谁。“我能找到玛伽吗?”像一个辽远的疑问,从《跳房子》空洞的世界里发出,那面镜子在哪里?奥利维拉是一条鱼?“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是在另外的镜子里,甚至不在巴黎的街道上,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房子里,为什么要去寻找?像是触及了世界的本质,触及了自我的本质,对于奥利维拉来说,那是另一个鱼缸里活着的鱼,即使在镜子面前,它也不会死去,它会照着那些巨大的引用否定孤独,否定离开的伤心,这是多么富有挑战的提问,“我能找到玛伽吗?”就像在所有人面前问道:我能找到自己吗?

他和她,相遇,或者只是一种幻觉,他,在波拉之后,遇到玛伽,一种记忆,关于时间的肉体,横亘在巴黎这个“巨大的比喻”中,那绿色的蜡烛已经不在燃烧了,就在那里成为泄愤和幻想的工具,“波拉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她把宇宙的黑夜概括在自己那小小的黑夜里面,那是一个酸牛和白葡萄酒同肉类和蔬菜混在一起在其中发酵的黑夜,那是一个无限丰富而秘密、遥远而贴近的化学中心。”所以不敢接近,所以都是镜子里的幻影,而玛伽在一步步靠近那面镜子,那个可以告别伤心的他,奥利维拉的名字其实是早就刻在了现实的生活中,只是在时间的记忆中,玛伽已经难以逝去,它成了她的牢笼,也成了他的罪孽。对于玛伽来说,“在蒙得维的亚,没有时间这东西。”因为,一个女孩已经成了一条永远被关在鱼缸里的鱼:“我永远是十三岁”,永远都是“爸爸打我”,也永远都是“黑人强奸我”。

永远就是在消灭时间,但不可消灭的是记忆,甚至也不存在“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一切都是过客,都是不曾留下的镜子,玛伽在别处,即使在巴黎的那边相遇,他们也是被当成了他人,当成了一个符号,找不到背后的真面目。爱情?当然不是十三岁的黑人强奸了她,当然也不是爸爸用暴力摧残身体,而是“仅仅是我手拿一朵黄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则手中拿着两支绿色的蜡烛,时间从我们的面孔上慢慢流逝,我们相对无言,接着就是告别,各自去购买地铁车票”,又或者,只是“做爱时,技巧既冷淡又恰到好处,接着就陷入了可怕的沉默”。玛伽沉溺在十三岁的记忆里,混乱而且无序,而且在审判每一个人,包括奥利维拉,他甚至被置于监视之下,置于和波拉的虚构之中,肉体并不是唯一,却是实现惩戒的一种工具。还有那个以孩子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孩子,罗卡玛杜尔,这是唯一可以消除玛伽记忆的人,将他从十三岁的噩梦中拯救出来的人却永远带着肉体的疾病,和死亡,甚至也成为惩戒与奥拉西奥的爱情的一种武器,这种异想天开的命名方式直接取消了所谓的爱情,它滋长着关于复仇的火焰,而在奥拉西奥看来,也就是一种荒谬,像是那个腊制的小人一样,完全成为道德的工具和镜子,奥拉西奥说:“荒谬之所以是荒谬,那是因为它在表面上并不荒谬。”那时,他们蛇社的成员在一起喝着咖啡,谈论着荒谬,看不出逼近的死亡,或者说,那一场死亡正是用不荒谬的表面刻意掩盖的,楼上的老头敲着音乐节奏,和地板,反节奏消解着表面的那些人文主义,但其实荒谬是一个计谋,奥拉西奥甚至在心底里已经构筑了”笨拙与混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玛伽的世界,属于十三岁的世界,属于被命名的罗卡玛杜尔的世界,“她马上就要把药倒在勺里了,等她走到床边,勺里的药会洒掉一半。”荒谬和冷漠,对于玛伽来说,是突然的降临,孩子的死亡甚至毫无声息,在咖啡、欢笑和所谓的“哲学家们的聚会”里,在荒谬的夜晚,世界走向了死亡,这种荒谬是不是一种热寂?或者就是那种叫做“熵”的东西。“它本来的功能被一引起抵消作用的神秘力量破坏掉了。”这像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条绳子,被绑在那里,运用弹性,制造神奇的力量,熵的物理学意义,其实早在巴黎的“在那边”就开始了。

“熵”的热寂从来就是一种灾难,玛伽消失了,那封信上说道:“孩子,罗卡玛杜尔,孩子,孩子,罗卡玛杜尔:此时我只是在镜子上给你信,我不时地还得把手指揩干,因为上面沾满了泪水。”金鱼没有游出鱼缸,镜子也只是虚幻,所以对于玛伽来说,消失的死亡也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符号,被命名的罗卡玛杜尔和被肉体化的奥拉维拉,玛伽出走便成了一种赴死的行为艺术:“她一直念叨着蒙得维的亚和一个蜡制小人。”而对于奥拉维拉来说,“我能找到玛伽吗?”成为一个终极寓言,成为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必然经过,成为从“在那边”到“在这边”的地理转向,或者是从玛伽到塔丽妲的角色转变,总之一切在表面的荒谬读可能改变,但是那面镜子的寓言却还在继续,那只不过是寻找自己的工具,照见的孤独会变成一种相守的温暖,就像那出相遇的爱情,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在我和玛伽之间横着一片语言的甘蔗田,我们不过分开几个小时,相距几个街区,我的悲哀就真正可以称做悲哀,我对她的爱情就真正可以称做爱情了……”

所以寻找自我才是真正的难题,而自我必须是世界的中心,对于奥拉维拉来说,自我是被放逐,是巴黎的另一中心的开始,“我记得,我是于某日来到巴黎的。”含混的开始,仿佛梦境,就像和玛伽的相遇,充满了某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巴黎在非现实的一端,强大地占据你,以物质和精神的虚幻感觉创造一个没有中心的神话,哥莱戈罗维乌斯说:“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而玛伽说:“巴黎就代表一种盲目的伟大的爱情,令我们大家迷恋,但它总是带有那么一点涩味,一种苔藓味。”不管是蛇社的哈罗德、还是罗纳德、艾蒂安,对于他们来说,逃避和解放当成为巴黎存在的一种理由时,还不及贝尔特·特雷帕的自我欣赏,没有观众的演奏,“您肯定注意到了,最主要的是我演奏自己的音乐,几乎每次都是首场演出。”这就是真正的自我,而巴黎不能容忍这样的自我,贝尔特·特雷帕无疑成为蛇社的一个笑话,湮没在巴黎巨大的隐喻中,没有中心,巴黎也只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消灭自我的世界,所以玛伽的出走为奥拉维拉的寻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巴黎的中心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

地理的转变,并不代表真正的归宿,无论是巴黎,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有一种生活像是死亡,总有一种爱情围绕着肉体,这是现实和非现实的较量,这是自我和非我的角逐,“一个非现实把另外—个非现实展示给我们,就像画中的圣徒用手指着上天一样。这一切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我不可能是某个叫做奥拉西奧的人。”所以在无限接近自我的过程中,奥拉维拉其实在逃避某种形而上的约束,在逃避哲学化的中心,但其实,某种替代和转变根本不能解决那个中心的问题,那个自我的价值,不用寻找的玛伽变成了塔丽妲:“他认为玛伽已经死了,玛努,但同时他又觉得玛伽就在他身边,而今天晚上,我就是玛伽。”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代替巴黎,这注定还是一个荒谬的表面,那根绳子的力量形成的“熵”正在吞噬着这些幻想,实际上,对奥利维拉来讲,“在巴黎一切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反之亦然。”

巴黎不是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是中心,那么中心是不是存在于另一个入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戏团里,当真实的自我被角色代替,当形而上变成另外的生存需要,入口便出现了:“马戏团里是相反的,洞口在上面,开口处与开放的空间相通,象征着结束;而现在他则处在深井的边缘,厄琉西斯的门旁。”那个人跳房子的游戏也打开了门,打开了所谓的“天”和“地”,所谓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奥利维拉用上一支烟头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并把烟头扔向第九格,他却看到烟头落在了第八格,然而一跳,又跳到了第七格。”这是第几格的游戏,这是跳下去的勇气,这是中心的结构,这是发现新的自我的努力,那个统一体,那个dopplganger,那个化身,玛伽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不是塔丽妲,那谁能证明那个抽着烟,坐在绳子上的人就是奥拉维拉,“你并不是孤身一人,奥拉西奥,你的孤独纯粹是由于你的虚荣心在作怪。你装出一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尔多罗的样子。你不是一谈什么doppelganger吗,你瞧,现在正有人陪伴着你,这个人跟你很相像,尽管此人处在你那可恶的细绳的另一边。”那个doppelganger或者只在奥拉维拉的心里,在跳房子游戏里找到的无非是投影,世界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金鱼在镜子里的自我中寻找快乐,世界是一种关系,是消灭了自我的解构,是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消失,是一个游戏的最后命运:

塔丽妲不知不觉地站在了第三格里,特拉维勒则把一只脚踩进了第六格,而奥利维拉却只能向他们挥挥右手,羞怯地向他们致意,并盯着玛伽和特拉维勒告诉他们:三人终于互相了解了,尽管这种互相了解只能持续一小会儿,但这一小会儿是多么的甜蜜啊,在这一小会儿中,毫无疑问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向外一倾身,让自己落下去,啪的一声,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在那边”结束了,“在这边”结束了,当最后以“-135”的符号出现在“落下去”的那种游戏结束的时候,世界又开启了另一扇邪恶的门,这是《在别处》,是“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那时,奥利维拉说过:我要是跳下去,“肯定会落在‘天’上。”“天上”就是新的入口,从第57开始,世界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生活中,有那么一刻是很可悲的,那就是很容易地把书翻到第九十六页,同书的作者就咖啡和坟墓、无耻和自杀进行对话,而桌旁边的人却正在谈论着阿尔及利亚、阿登纳、蜜雅奴·巴铎、居伊·特雷贝特、西德尼·贝切特、米歇尔·比托尔、纳博科夫、赵无极和卢森·博内特。”可悲的开始?试着去翻阅第96页,第20节,“让我走,你很清楚,我会回来的,至少是今天晚上。”这是奥拉维拉对玛伽说的,当时就在巴黎,就在相遇而开始的非爱情中,可是玛伽不让奥拉维拉走,两个世界的对话,挣脱出一只手,但结局却是另一种出走,玛伽离开奥拉维拉,所以在96页的巨大隐喻中,那个可悲的一刻正在发生,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和非我,或者中心和非中心,在相反的道路上前进,而且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就是这样开始了,混乱而无序的寻找。

接下去是126节,96页的出口被安放在最底下,其实已经进入了科塔萨尔的世界,他是另一个自我和非我,不是奥拉维拉,不是玛伽,不是罗卡玛杜尔,也不是特拉维勒,他吸着烟,烟灰会掉在跳房子的格子里,他使劲儿记着小说的入口,“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里甚至把他当成了莫莱里,他写着那些完成和未完成的笔记,他说:“我这个肉体够预见这样一种状况:当它否认自己是个肉体,同时也否认其客观相关物是客观相关物的时候,它的良知就会对肉体之外、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状况做出让步,而这个世界又将成为进入存在的真正入口。”依然还是肉体,依然还是活着的作者和阅读者,一起进入世界,出口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上面有“导读表”,是进入真正的文本的中心的必由之路,在两种读法中,我以表面荒谬的形式读完了第一部,在读到第五十六章结束时,科塔萨尔说有“三个明显的星号,这等于‘终止’二字”,但其实没有,既没有星号,也没有三个明显的星号,只有末尾另一个符号:-135,新的指向新的入口,这便开始了科塔萨尔的第二部的阅读:“从第七十三章开始阅读,每章结尾处所指的次序读下去:73-1-2-116-3-84-4-71-5-81-74-6-7-8……”

序号重新被印在各页的下方,在反复和重新阅读中,世界在正以革命的形式发生在改变,2和3之间的116,3和4之间的84,4和5之间的71,插入、转向、回环,甚至55、74指向的消失,都在创造着另一种可能的文本,第一节第一句:“我能找到玛伽吗?”但是在第二种阅读中,这并不是故事的开始,并不是一个辽远而空洞的发问,它承袭着更多的故事,来自于第73节:“对,可有谁能够治愈我们那无声之火,治愈我们那夜晚态走出斑驳的大门和狭小的门道,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色之火,治愈我们那舔着石块,在门框中窥视的无形之火呢?”

形而上的火,熊熊燃烧,在文本的另一个入口,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以为寻找玛伽会成为一种伤感的故事,会像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样带领我们去阅读,但是科塔萨尔显然要改变这种阅读,寻找中心本身就是错误,就像奥拉维拉来到巴黎,就像卡塔萨尔自己的巴黎之行,所以中心是不存在的,巴黎只是另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自我也只是一个非我,所谓的现实也必须用非现实来解读,当然,文本也需要用另一种文本来进行重新构筑,“只要有一部绝对反小说的小说就行了”,这就是科塔萨尔的计谋,他在小说中设置了进口,却关闭了出口,你迷失在那个世界里,迷宫里的世界就是曼荼罗的世界,就是跳房子的世界,而阅读者也成为了文本的一部分,“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造就一个合谋者,一个同路人,使之与自己同步。”莫莱里的笔记里写出了卡塔萨尔的构想,也在文本中创造了这种可能,“要促成,并敢于写出一种不完整的、松散的、不连贯的文本,细致的反小说(尽管不是在离奇、有趣意义上的反小说)文本。”

这就是文本的计谋,文本的革命是带着非中心的努力去完成的,但是那真的是一个“国联社会”,新的中心?或者只是科塔萨尔式的“庄周梦蝶”?“可我的花园在去年夏天却飞满了蝴蝶。”但是到最后却都飞走了,像玛伽的出走,是一个象征,梦和被梦原本就是叠合在一起的幻觉,而文本与文本的在创作也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看似在消解中心,但其实是在消灭作者,在文本的另一种阅读合谋中发现新的中心,“谁占据了中心谁就算赢了”,可是,对于跳房子一样的游戏来说,“但这中心可以是边上的一格,也可以在棋盘之外”,就像文本的创作,不管是第一部阅读法还是第二部阅读法,只要不是“玄学,也不要把词意同四边的象征意义混淆起来”,那么这种非中心的阅读才是可能的。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其实并不能相遇,就像作者和阅读者也永远不可能“合谋”,那面镜子其实一直是虚幻的象征,就像从活着的状态下照见了死亡,从存在的状态找见了离开,从写作的状态找见了阅读,不在同一个中心和自我的世界里,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背叛:“背叛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那就是像以往那样放弃中心,置身于边缘,那就是因同另外一些卷入同一行动的人结成手足之情而感到快乐。”

2666

编号:C64·2120514·0882
作者:[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2年1月
定价:98.00元 当当63.70元
ISBN:9787208102019
页数:869页

《2666》完全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从杰作、全景式小说、小说的里程碑、宇宙小说等对作品的赞誉,到最勇敢和无畏、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最令人钦佩、写作优雅有气魄等对作者的定性,都在书写一种阅读的神话:“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超越《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这句写在腰封里的评语,对于罗贝托·波拉尼奥来说,永远是身后的传奇。这名2003年因为肝脏功能损坏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在巴塞罗那去世的作家没有看到自己的《2666》出版,当然更没有在汉语世界掀起一个阅读的高潮。有时候文本的永恒反而衬托出生命的短暂,年仅五十岁的罗贝托·波拉尼奥或许把《2666》当成了一个时间的象征,未来不远,仿佛触手可及。但是,但是“2666”组成的这个数字可能根本没有时间的意义,只是一串数字的组合,由文学评论家、玛尔、菲塔诺法特、罪行和阿琴波尔迪为标题的五个故事组成的叙事框架,才是真正引诱我们的那个黑洞。


《2666》: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偶然。”
—— 《第一部分 文学评论家》

从偶然开始。那条路就不在眼前,在梦中,水里的镜子,或者那些只写着作者名字的几何学著作,这是反逻辑的叙述,是画家约翰的那只右手。艺术何尝不是虚构的命名?狂热而自恋的约翰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完整的身体,他把右手砍了下来,工具是画具,以艺术的办法实现了新艺术的跨越,然后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他人的作品,甚至不是终点,最后的意义是解放了艺术的终极迷宫,开放成了动物的一部分,将右手送给动物标本制作人便是消灭了艺术最偶然的部分,自画像沉沦,就如丽兹·诺顿在性爱之后说:“没有回头路啊。”,或者像让-克劳德所说:“最奇怪的是梦里的水是活的。”

没有回头路,也就没有了终点,让-克劳德第一次阅读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著作就是在1980年的圣诞节,在巴黎。从这个入口开始,奇怪的梦便在阅读、梦境、宗教中开始了,丽兹·诺顿也在巴黎,但是不在永远的巴黎,也不在自己的英国,更不在曼努埃尔的德国,莫里尼的意大利,他们只是有时间偶然碰到一起,四个国家的四个入口,通向阿琴波尔迪的作品目录,通向丽兹·诺顿”没有回头路“的性爱之中,仅仅是个偶然作为一种客观而具体的叙述方式,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表达:“第一次让-克劳德、莫里尼、曼努埃尔和丽兹·诺顿四人相见,是在1994年德国不来梅举行的当代德国文学国际大会上。”这不是偶然的相遇,甚至这不涉及一丁点的艺术和身体,约翰的右手浸在偶然的水里,梦中,或者他们四个在研究作品之余的爱欲方式中,总之,这无关爱情,无关艺术,只和身体有关的一个迷宫。

身体是丽兹·诺顿一样的女人,是三位教授的男性渴望,当然,也是说出巴黎是迷宫的那个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的一部分。所谓“殴打”,就是对于身体的非艺术干预,可是,这充满偶然的事件一定是画家约翰没有砍下右手的时候最好的作品。巴黎是迷宫,容易迷路。这句话不是偶然说出,从前来自于狄更斯和斯蒂文森,后来也来自博尔赫斯,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发现,就是迷宫的非偶然表达,巴基斯坦司机的一句富有艺术见解的话最后变成了身体的创伤,他们殴打他,用身体制造新的迷宫,可是回不去了,出租车在一条没有终点的路上,他们看到了最初的偶然,梦境,和水里的荒诞,以及一只沦为动物一部分的右手,世界从此完全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殴打—停,他俩在几秒钟内陷于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之中:这很奇怪。好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三人合床同睡。”

“二人说起打人时的感觉,像是梦和性欲的混合。”新的命名来自于身体的偶然变故,迷路的巴黎不是首都,不是故乡,当然,最后也不是犯罪现场。只有迷宫,只有不尽的道路,上面满是开车的司机,被伤害的身体,以及三个人或者更多人以欲望为终极目标的睡觉,他们逃离到梦境中,在“没有回头路啊”的现实中发现身体,发现不存在的东西远远胜过存在的事物,包括书籍,包括作者,包括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而只有在那个现实里,发生了许多妇女被杀害的凶杀案件的时候,四个人因身体而具有的偶然性爱和“没有回头路啊”的现实才会慢慢消失,那时候,或者他们走到一起的本诺·冯·阿琴波尔迪,也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关于这个人,实际上差不多任何人,包括他的出版人,对其都一无所知。”或者在偶然中,那个神秘和令人鄙视的施瓦本人实际上就是阿琴波尔迪?也可能如迪特尔所说,“咱们认识的那位使用阿琴波尔迪名字的作家实际上是布比斯夫人”,身份是一个工具,阅读往往是在另一个世界发生的故事,那么塞尔维亚老师对阿琴波尔迪只有四个字:德国老人。德国老人消除了艺术的虚构,文学的创造,以及偶然的命名:“没有思想,没有肯定和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引导的意向,不赞成也不反对,就是一只寻找可触摸元素的眼睛,对这些元素不做评判,而是冷冰冰地展览出来,是临摹式考古学,也就是复制品考古学。”消除了一切的巴黎式迷宫,像魔杖揭开了真正的秘密,梦没有了,不活在水里,甚至也可以走回头路了,用“德国老头”代替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是为了寻找那不存在的存在,那模糊的具体,甚至是一面照见自己的镜子。

如果从最后的历史学叙述开始,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完全是一个偶然,像“夜幕降临前漫长的宁静”一样,出生于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一直在寻找水中的那个梦境,他用潜水的方式抵达活着的梦,“到了六岁,他觉得下潜一米太少,决定直奔海底。”而在这个具体而微的时间里,他第一次偷书,书名是《欧洲沿海地区的动植物》。海藻一样的身体里藏着一个宇宙,一个身体有关却不是偶然的世界,那个世界慢慢长大,慢慢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然后是参军打仗,甚至是可以被命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或者苏联俄国的反击,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写在那里,它属于汉斯·赖特尔,属于恩特赖斯库将军、冯·贝伦贝格将军和冯·聪佩女男爵,还有冲着阿兹特克人和暴风雨发誓的英格博格·鲍尔。在一连串时间和事件,以及人物构成的历史中,我们可以读到这些:1930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自杀;1936年政治大清洗,伊万诺夫被枪毙……“无论你多么天真幼稚,都应该明白十月革命已经失败了。”如果仅仅是历史的一种叙述,那么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他在另一边,在1920年汉斯·赖特尔的另一面,在独眼母亲和瘸腿父亲的另一面,在妹妹洛特和侄子克劳斯·哈斯的另一面,甚至是完全历史的另一面,偶然的发生不是这样的,在一个被命名的世界里,所有的梦都在水里复活,都在潜下水的过程中变成一种艺术,而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也早已变成了巴黎式的迷宫,不是艺术的迷宫,不是来自于狄更斯和斯蒂文森,后来也来自博尔赫斯的迷宫,而是像巴基斯坦出租车司机被殴打的那个迷宫一样。是的,他又回到了现场,犯罪现场。

完全是革命的一次背叛,屠杀和文本的清洗,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记录了一切,还有鲍里斯·安斯基的那本笔记本,历史中的笔记本,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变成了有关名字的史书:“名字,名字,还是名字。他们干过革命,有可能被这场革命吞噬;这革命已经不是原来的革命,而是对革命者开刀的革命,不是理想,而是噩梦,它隐藏在理想的后面,伺机而动。”而保留这样的历史就是消灭不了的证据,消灭不了的巴黎迷宫,消灭不了的犯罪现场,而且,那个叫鲍里斯·安斯基的人就是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开枪射杀的。历史最终消灭偶然,但建立起了强大的现场,所以算命的老太婆说:“必须改名换姓!千万别回犯罪现场去了!这条锁链必须打破!明白吗?”这是颠扑不破的原理:“凶手总是回到作案现场”,只有回到现场的人,才不是偶然,才不是丽兹·诺顿所说的“没有回头路”。到处都是通向犯罪现场,到处都是历史的真实,所以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变成了本诺·冯·阿琴波尔迪,那个被戴上艺术面具的某一个画家:“画家名叫阿琴波尔多,朱塞佩或者优素福或者优素佛或者尤素布什·阿琴波尔多或者阿琴波尔蒂或者阿沁波尔杜斯,生于1527年,卒于1593年。”画家之于画家,也是重返砍掉了右手的约翰,被命名的阿琴波尔迪是动物的一条右手,永远不返回现场,永远是那个找不到的作家,甚至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个名字含有多少不合规范的地方,“没人叫这种名字,本诺·冯·阿琴波尔迪。这本诺一开头就令人起疑。”但是他就是那个不返回犯罪现场的人,原理被打破,历史被打破,身体被打破。

偶然的偶然,是关于一部小说,而没有回头路就是不在现场,这是消灭了身体的一次经历,命名的开始,也当然是消灭了历史,不再是1920年的汉斯·赖特尔,不再是1930年作家自杀和大清洗,也或者不是1978年皮诺切特军独裁统治时期,甚至,历史的幻想在阿玛尔菲塔诺的头脑里变成了“共产主义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的叶利钦,而在所谓的革命、政治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描述几乎成为空想的代名词,甚至有大段对于中国革命的描述:

好吧,罗乌,我没见过毛主席,可真的见过林彪,他去机场迎接我们,林彪后来要害毛主席,在出逃俄国的路上,由于飞机失事死了。林彪个子不高,比毒蛇狡猾。你记得林彪吗?罗乌说他这辈子也没听说过林彪这个名字。于是,我说:好,我告诉你,林彪相当于中国一个部长,或者党的副主席。

这就是所谓“腐败的历史”?所谓“散了架又重新组装的历史”?在一个法国女人口中几乎等同于梦想、符号和数字,而在英格博格的内心深处,一样是时间的错误记忆:“咱们周围都是往事啊。是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仅仅是记忆,或者是猜想,在咱们上方照耀着群山和雪原,咱们无能为力,是躲不开的。”躲不开的历史,仿佛梦魇,没有出口,政治高压最后变成了最血腥的犯罪现场,而那些作家、画家、甚至革命家都是在寻找这样的解构,像逃亡的入口,“西西弗斯一死就用了一个合法的策略从地狱里逃跑了。”坍塌的巨大神话其实是一个游戏,一个寻找逃亡出口的游戏,西西弗斯的隐喻被颠覆,他不是在苦难中救赎,推动的巨石只是消灭时间,消灭逃亡的可能,然后在时间的巨大象征中,西西弗斯或许会变成一个没有放弃了救赎和生命沉重感的符号,而仅仅是一个个体,就像阿琴波尔迪在信末写道的那样:”可是说不定哪一天西西弗斯会冒出一个念头,重返人间。”

不管是政治斗争和革命,不管是西西弗斯的神话解构,而犯罪现场却永远在历史中,不断变化不断被书写被记录被报道,历史难道真的可以轻易挣脱?从1993年开始,直到1997年,墨西哥圣特莱莎都在发生着妇女被杀的案件,惨不忍睹的现场,是身体的戕害,是生命的逝去,也是历史的一种血色记录:

此事发生在1993年。是1993年1月。从此,以这具女尸开始,计算后来妇女被杀的人数。但有可能此前就发生过妇女被杀事件。这第一位者名叫爱丝贝兰萨·戈麦斯·撒尔达尼亚,十三岁。但有可能她不是第一个被害人。也许许出于统计方便,由于她是1993年第一个被害人,因此在被害人名单上她排位第一。

被强奸、被阉割、割去乳房、咬掉乳头、高度腐烂……所有的尸体都是对身体的一次侵害,而在这个序列般的犯罪现场,所有的线索看起来可以连接到某一个嫌犯,或者犯罪团伙,但最终来说都是迷宫,都是偶然的一部分,不是历史,就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那个叫索诺拉的地方,甚至一直出现在《荒野侦探》那部小说中,罗贝托·波拉尼奥似乎在这种文本互换中逃离犯罪现场,那里是消失的沙漠,没有侦探,所有的案件都是一个偶然的迷宫,而在关于这些谋杀案件的报道和叙述中,只有那些单调重复的话语,远离中心,也远离那些不在场的“原理”:“闭上了眼睛,张开了嘴巴。舌头开始工作。重复了已经说过的话:那是一片大沙漠,那是一座大城市,位于索诺拉州的北方,有女孩子被害,有妇女被杀。”

永远离开现场的罗贝托·波拉尼奥

仅此而已,而那些身体被残害的妇女,如果从象征意义来说,关乎着性,关乎着和丽兹·诺顿一样的身体寓言,所以在这个不回犯罪现场的叙述圈套中,其实是关于身体的背叛,是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族的巨大隐喻,九个月、强奸、女人,以及共同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的名字,从1865年到1953年,又是一个“百年孤独”,轮回在关于身体的犯罪现场,“于是,在维亚威西奥萨郊区,有个五世同堂的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家庭。”“玛丽娅·埃克斯波西多“这个名字也成为犯罪的永远的见证者,她不改名,永远在那里,延续着一代又一代,历史被轮回,而名字永远是原罪的符号。

那么,在简单的身体之外,在家族轮回的历史之外,还有一种背叛,那就是宗教,或者是心中那个神性。神性不是妹妹洛特心中的哥哥那个巨人,而是消灭了自我的一种救赎,是从“亵渎圣卡塔里娜教堂‘忏悔者’”开始的救赎,女院长:“我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墨西哥人在骨子里都患上了恐圣症。”而“恐圣症”就是对一切秩序的怀疑,对一切神性的否定,甚至完全融进了生活,变成了恐桥症、恐尸症、恐床症、恐雨症、恐女症等等,而那个在电视上的“女圣人”弗罗里达·阿尔梅塔也只是一种宗教般的符号,舌头在工作,在诅咒,在呼吁,而神性早已不在那些话语里,只在偶然的梦里:“对,这都是梦。有些梦可以容纳一切,有些梦空空荡荡,世界就是一具吱吱咯咯作响的棺材。”死亡最直接,宗教救赎最后也一样未能远离犯罪现场,当“女圣人”死在医院里,也宣告了宗教救赎的破灭。“如果一切顺利(往往不都顺利),你就有了宗神圣感。”所谓的宗教神圣感,完全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晾在那里的一次行为艺术,变成了哑巴式的圣战,或者,最后只是维尔克口中的那个生命之本:“咱们基督徒手淫,但不自杀。”

“恐圣症”传染到每一个人,那些巨人的想象也就变成了对于犯罪现场的逃离,那么在身体的、历史的、宗教的否定和背叛之后,一定会走向一个终点,一个消灭了偶然的终点,一个被命名之后的终点,作家本诺·冯·阿琴波尔迪出现在洛特梦中的陵园里,”里面有座巨人的坟墓“:墓石开了,巨人伸出一只手来,接着又是一只手,然后是脑袋——披着长长金发、布满泥土的头颅。而这个坟墓仿佛正是1999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在发表的《护身符》里设置的2666年的丧葬之地:

这时格雷罗居民区特别像墓地,但不像1974年的公墓,也不像1968年的陵园,也不像1975年的坟场,而是像2666年的丧葬之地——一个遗忘在死者或未降生之人眼皮下的公墓,一个想忘却一点什么,结果却遗忘了一切的死亡眼皮下的公墓。

“2666”成为互文的一种解读,钥匙是一串数字,就像是《荒野侦探》里的索诺拉沙漠里的迷宫。2666是公墓里的时间?是历史的记号?小说中没有这个刻度,那么不妨用偶然的线索来解开数字后面的迷宫,如果2666只是时间,那么距离2003年罗贝托·波拉尼奥去世是663年,而波拉尼奥关于《2666》创作的中,有这样单独的文字:“2666的叙述者是阿图罗·贝拉诺。”另外一处笔记里,说明用于煞尾处,补充说:“2666就要煞尾了。朋友们,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就说到这里吧。这是我所做的一切,我全部的生活经历。假如我还有点力气的话,肯定会哭上一场。阿图罗·贝拉诺跟各位说:永别了!”是对远去的时间的一次怀想?借用《荒野侦探》里劳拉·达米安的那句话:“时间只是一种幻觉。”那么“如果在无限之上添加无限,最后的结果还是无限。”从这个意义上,2666永远不在时间序列中,如果作为偶然的一个数字,你可以将它保存在梦里,在水中,波德莱尔说:“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最后,一定要小心合上书,套上封面,夹上腰封,只留下巨大的“2666”在封面上,而那个抽烟、戴着眼镜、一头卷发的罗贝托·波拉尼奥被夹在里面,像是不能动弹的本诺·冯·阿琴波尔迪,永远离开了现场。

动物寓言集

编号:C63·2120421·0876
作者:[阿]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5月
定价:16.00元亚马逊9.90
ISBN:9787020084920
页数:118页

“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包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确切的说,这段话不在封面上,在腰封上,旁边是科塔萨尔的黑白照,叼着烟,目光中满是不屑。作为科塔萨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从1947年开始创作,1951年结集出版,顾名思义小说里都以动物为主角,并且都有着需要解读的隐喻:《剧烈头痛》中的“芒库斯皮阿”仿佛是病痛本身的化身、《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对动物女巫般的支配力量令故事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动物寓言集》中影射人性的虎、以及《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令“我”最终崩溃的兔子……


《动物寓言集》: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

想到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她就满心欢喜。甚至,她想象着有一只橡皮大小的小老虎在蚂蚁王国的通道中走来走去。

在阅读之后,我的想象里没有老虎,也没有蚂蚁,或者通道里也都是被塞满的困意——作为春夏之交的一次午后经历,我实在有些抵挡不住困顿的倦意,直线而上的温度宣告了季节的改变,转身的一瞬就会把你推向炎热的境地,这是气候引起的官能症,也并不是科塔萨尔在《剧烈头痛》中说的那种眩晕,当然,面对倦意,我也不会寻找玛格丽特·L·泰勒的那篇名为《眩晕和剧烈头痛的指导性症状及常用治疗对策》的美文,来对症下药,其实,最头痛的不是头痛本身,而是那些迷乱的名称本身,乌头症、马钱子症、缺磷症、溴樟脑症、氯化钠症、紫草症、缺硅症、白英症、白头翁症、硝化甘油症、印度大麻症、仙客来症、颠茄症、原料病症、响尾蛇症……在布满文字的《剧烈头痛》中,这些病症采用斜体的方式特别标注出来,书写方式特别的潜台词是:秩序在改变,而且在加速改变,我仿佛看到了那些病症蜂拥从书本中跳出来,齐齐向着这个午后袭来。

当然,这不是“炼金术般的、秘教式的研究文章”,这只是科塔萨尔的一部寓言,一部包括代序只有118页的小说集,蔚蓝的封面显得很纯净,看上去会医治一点那种“剧烈头痛”和午后的困顿,小说集的腰封早就被我遗弃一边,这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外套,灰色,或者人像,让科塔萨尔站在了最前面,但却是不应该的,我只喜欢这种蓝色的安静,这种统一和秩序,上面只有简单的题目,不被篡改和剥夺,就像最后那篇《动物寓言集》里的蚂蚁一样,“两窝蚂蚁,各守玻璃盒一角。”,而“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人一旦闯入,就是对既往的秩序的破坏,“伊莎贝尔觉得蚂蚁们真的被吓到了,对影子唯恐避之而不及。”

所以,回到蚂蚁,是掩卷之后对于封面的一次排他性解释,是的,在封闭的室内,是没有手的影子的,即使有,也是暗淡得可以忽略不计,与周围的光影完全在一起,不用害怕,世界安静着,甚至没有想象。但是作为一种场景之一,象征开始了,或者有关动物的寓言开始了。

是一只甲虫。小小的,黑黑的,就那么一个点,就像黛莉娅鼻子上的那个黑点,有些情节地展现出来。起初是从桌子上爬过来,很安详地移动,动作不是很灵敏,但是方向很坚决,它爬过了摊开来的那本书,爬到上面的一只信封上,然后在信封上来回走动,就像科塔萨尔在小说中所说“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不惧怕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手影,看到我的困顿和倦意,所以小甲虫把世界当成了它自己的一切,甚至我会把它爬上信封这个动作也解释成对于科塔萨尔小说的阅读,比如在《狡诈的女人》中,两封匿名信就没有寄到黛莉娅手里,它们落在了马里奥的手里,然后烧毁,两封匿名信有不同的内容:第一封写到:“据家人透露,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他自杀。”第二封信说:“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门前的台阶。”小甲虫的行为艺术对于匿名信的标签的解释,似乎有着太多的想象,总之,最后小甲虫并没有出现像那条金鱼一样,在“黛莉娅预言的那天死了”,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它死亡。从“他”到“它”,从自杀到死亡,是两种秩序,两个世界,所以,小甲虫的意义是和所有动物一样,是参照着人的行动和行为。所以,在小甲虫的爬行中,我的困顿和倦意逐渐变成了对它的观察,我仿佛也在它的爬行中找到了摆脱头痛的方法,是一种参与,是观察者的参与。就像《天堂之门》的马塞洛·哈多伊一样,“一个职业者,一个知识分子。我一声不响地望着发生的事情。我是个观察者和新闻记者。”科塔萨尔说他是个“生疏的、有点冷漠的观察者”,那么在这样的午后,面对一种优雅爬行的小甲虫,我也必定是生疏和冷漠的,因为我和小甲虫完全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仅有的交错也只有这午后的时光,这桌子和遗留的信封,或者《动物寓言集》满是蓝色的封面,那么这种互不侵犯、没有“手的影子”的相遇是不会给谁造成什么影响,它是它,我是我,然后便都是独立的行动:甲虫告别爬行,振翅飞起来,而我,从科塔萨尔的封面开始,阅读“伴着爵士乐的曲调和自由”。

其实,对于科塔萨尔,我是曾经熟悉的,但是一直没有作为阅读者进入他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一直以“生疏和冷漠”的观察者而存在,甚至,连观察者也没有,只是旁观者,《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在书橱里,一角,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购书经历,对于文本来说,只是迁移而已,没有阅读,积满了灰尘。但是被封尘之后,我才知道有一个远在我之上的世界,一直在运行,而我在时间上的错过是静止的旁观,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对文本进行过货币化的消费,所以,在面对科塔萨尔的时候,一种闯入者的快意洋溢出来,就像科塔萨尔面对科塔萨尔一样,文本的阅读者和阐释者面对作者,这种如朱琺注释的“分裂或化身”,其实就是博尔赫斯所写作“两个博尔赫斯”为题的作品,作为博尔赫斯的弟子,科塔萨尔一定深谙此道。而在这样的“分裂或化身”面前,我也开始面对十几年前的那个消费者和旁观者,我之于我,是两种人称了,或者这种分离就如小说《远方的女人》一样,日记的这端和那端是同一个人?阿丽娜·雷耶斯,或者写信的我,“因为有人打她,因为有人打她,她就是我。”只有外力施加,她才是我,而在这种紧张关系被消解的时候,却只有恨意和分裂,“如果她真的是我,她会屈服,她会投身到更光明、更美丽、更真实的我这边。”完全是一种身份的交换,如果的假设后面是对于现实的颠覆,对于秩序的重构,但是在幻想中,却是一种游戏:

可怕的是句意指向并非王后的人,指向晚上我会再次痛恨的人。那个叫阿丽娜·雷耶斯的人,不是拆词游戏中的王后,她也许是任何人:布达佩斯的乞丐,胡胡伊家境贫寒的学生,克萨尔特南戈的女佣。她在任何遥远的地方,她不是王后。可她的确叫阿丽娜·雷耶斯。

王后和乞丐,对于阿丽娜·雷耶斯这个名字来说,意味着往返的可能,“我觉得故事的结尾是绝对富有幻想色彩的。鉴于事实上女乞丐是和阿利娜相像的人,所以就发生了灵魂交换的现象,阿利娜的灵魂留在女乞丐的肉体内,女乞丐的灵魂占据了阿利娜的肉体,而胜利者实际上是阿利娜肉体内的女乞丐。这是颇费心计的。”还是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的阐释中,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肉体和灵魂,乞丐和王后才诡异地合在一起,而最后的秩序颠覆,完全是一种计谋,科塔萨尔在背后捅破了唯一的秩序,日记不复存在了,离婚两个月后的故事变成了现实的的一种,不是阿利娜的阿利娜面对丈夫,走到桥边,她拥抱了一个女人,所有的关系和对应全部坍塌

“不,太可怕了。”这就是被颠覆所带来的恐慌。而这样的颠覆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分裂和合一,更多的则是对秩序的破坏,对既有规则的篡改。《被占的宅子》里那所“宅子”就是一个规则,一个秩序,固守着几代人,还有很多传奇故事发生过以及发生着,“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执意两个人住是延续着规则,而且可以牺牲某种爱情或婚姻,面对这样一种“执意”,甚至会出现“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那就是:“曾祖父母在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有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兄妹的乱伦是为了维持宅子的“传统”,但是这样的秩序并不能维持,在外界不断变化甚至革命的时代,对秩序的“执意”坚持,甚至以牺牲某种自由,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后来宅子不断被侵袭和占有,这边和那边连续“沦落”, 直到最后,“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从一开始宅子就是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在被占之后,慢慢坍塌,甚至于我门的“执意”来说,反倒成了一种讽刺:“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钥匙扔进阴沟。”对权威的消解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在《动物寓言集》里,一直贯穿着这种对秩序的破坏甚至颠覆,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住在苏伊帕恰街公寓里:“不是因为小兔,更是因为闯入一个封闭的秩序让我痛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一成不变,“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但是在充满寓意的兔子面前,所有的秩序都被破坏了,“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苏伊帕恰街公寓完全变成了兔子的王国,而这种秩序的破坏看起来是闹哄哄,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落魄、不自由的我们的孤独,没有人会注意苏伊帕恰街公寓里的秩序,甚至没有人会注意那些兔子,对于公寓外的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是“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在《公共汽车》里,克拉拉和男乘客都没有带花,对整个168路公共汽车上的其他人来说,他们就是闯入者,就是陌生人,就是秩序的破坏者,所以168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嘲笑、抛弃的象征,而车上带花的人为着去公墓,等他们下车,空荡荡的168路公共汽车上只有莱蒂罗、一毛五的票、没有花等共同的身份标签,秩序又恢复了,但是这种恢复只是一种秩序破坏和重建的过渡期,等到他们下车,到达广场的时候,原本不认识的他们最后在广场各自买了一束花,“各人拿着自己的花,各人走着自己的路,非常开心。”这种开心看起来是建设了属于自己的规则,但是只是“他们”规则的一个翻版,融入的结果其实有着一种盲从的无奈。这种无奈在《天堂之门》里也是如此,做过舞女的塞丽娜和马洛也有着“火热的幸福”,这是现有的秩序,对曾经舞厅里的塞丽娜来说,则是秩序破坏的开始:“她放弃了最爱的米隆加,放弃了最爱的茴芹酒,放弃了最爱的土生白人华尔兹,仿佛故意惩罚自己,为了马洛,为了马洛式的生活,只是偶尔要求他带自己出门跳个舞。”为了融进马洛的生活,或者寻求意思爱情的慰藉,她告别自己的秩序,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走出了无法停止的脚步,直到最后发病死亡,对她来说,则是一种摆脱:“只属于自己的天堂里,她无拘无束,每个毛孔洋溢着幸福,重新投入到马洛无法追随的生活状态。”

进入别人的规则,到底如何接纳秩序,或者说,在秩序无法真正融入自己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当这种“封闭的秩序”被打破后,科塔萨尔选择了几种方式来抗衡,比如宅子被占后扔掉钥匙的抛弃式行为,比如《奸诈的女人》里马里奥烧毁了那些匿名信,比如《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运走的尸体,这些都在为秩序的破坏和重建寻找解救办法,而在《剧烈头痛》里,则是以一种纯虚构的动物芒库斯庇阿来构筑一个自我的世界,这种虚构的动物具有顽皮性,反复无常,吃发芽的燕麦,还要换毛和交配,甚至每八小时进食一次,对我们来说,这种虚构的动物就是一个理想生存状态:“我们担心,只要一晚上照顾不周,芒库斯庇阿就会万劫不复,性命不保,而我们也会倾家荡产,遭灭顶之灾。”虚构的芒库斯庇阿甚至是一种拯救者的角色,但是在这种充满着乌托邦的秩序面前,所有的病症都围聚而来,像是故意要在肉体和心灵上对理想主义进行惩罚,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某种动物在那儿绕圈游走。对着窗户嗥叫,对着我们的耳朵嗥叫,快要饿死的芒库斯庇阿在嗥叫。”芒库斯庇阿是虚构的动物,也对新秩序的一种命名,但是这种命名只是某种幻想而已,甚至也在解构自己的那些种种的文本秩序,喂养芒库斯庇阿的我们也成为想象的一部分,“我想象的那一对男女差不多像《被占的宅子》那一对男女,但是更含糊一些,因为不清楚他们是两个男人还是两个女人,还是一男一女,他们是不是丈夫和妻子,是不是兄妹俩。”

科塔萨尔,一个象征

男人和女人,性别或者群体或者某种关系的模糊,是科塔萨尔故意要强调的,而在这些小说里,那种所谓的爱情也都是这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被占的宅子》里的我们、《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的我和劳拉,《奸诈的女人》中的马里奥和黛莉娅,《天堂之门》中的马洛和塞丽娜,他们其实都像168路的克拉拉和男孩一样,看似有着莱蒂罗、一毛五的票、没有花等共同的身份标签,但其实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两人重新迈步时,他没有再抓着她的手臂”,他们买花也是各自的事,走各自的路,像从来没有过交集,像从来都是陌生人。

正是因为貌离神合的微妙关系存在,规则和秩序其实都变成了心痛的一部分,而那些动物世界里的故事,作为对人类世界的共处方式,其实折射着人类自我的焦虑,类观察带来的是寓言般的解读,所以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吐出来的小兔,或许就是在说着人类的心病,《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做巧克力酒,还弹钢琴,看似优雅的生活背后是另一种残忍,她在薄荷和杏仁糖里,放进捣碎后后蟑螂尸段,像“大批大批的人死于昏厥”的罗洛的死和“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的赫克托,作为黛莉娅,都以死亡而告终,死去的蟑螂吃进肚子里似乎就是这样的神经机能症;还有《动物寓言集》里的“老虎”,跑进了大起居室、在三叶草花园、几乎一直是工头向他们报告老虎的动向、十点了,老虎在钢琴房、老虎在书房,直到最后内内的惨叫,老虎完全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祸害,包括那些细菌、蚂蚁、蜗牛,自身的秩序被人类破坏,而反过来对人类建立的秩序进行另一种破坏。

动物寓言,或者就是人类自己的寓言,停留在病理学的层次上的故事,读起来让人有一种畸变的恶心感和巫术般被支配的惊悚,这些脱离常规的特例也在印证着科塔萨尔多变的生活现实,患病、任教、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最终在1951年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开始了法国之行,而就在这一年,作为个人第一部短篇小说的《动物寓言集》出版,在时间上也正好表达着”科塔萨尔式“秩序的破坏,他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上说:“写短篇小说也为我治好了许多心病。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幻想的故事可以叫做调查,不过,它是一种关于治疗法的调查,不是形而上学的调查。” 治疗式的调查,就是对身体的那种抵抗,但是科塔萨尔的地理空间的转变,从阿根廷到法国,依然没能改变他严重的神经机能症,1984年他死于白血病,和恋人卡洛儿一样,因此而死去,对他来说,在文字里设置动物,设置那些驱邪式的治疗办法,但那也只是一种象征,就像他的巴黎一样“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这里没有蚂蚁,那只小甲虫一直没有再飞回来,我合上书的时候轻轻把手指抽了出来,影子不会停留在书里了,一片安静,我的头痛已经过去,我知道这也是象征,如被描述和猜测的“乌头症”一样,“是场强风暴 来得快,去得快。”

玫瑰的名字

编号:C38·2120421·0873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0年3月
定价: 33.00元亚马逊21.40元
ISBN:9787532748549
页数:558页

“我写了部小说,因为我想写小说。”埃科说,我也可以说,我买了部小说,因为我想读小说,仅此而已,但是当面对被塑封着像是一具不曾拆解的尸体的时候,我是很害怕里面有令我癫疯的故事和寓言,隔着塑料,我可以看到字母Umberto Eco,看到汉字“玫瑰的名字”,以及一个个点组成的虚线,一条条虚线组成的迷宫,封面有时候不是一扇窗,不是一扇门,而是一个进入黑暗的入口,进去了就找不出来。出口等于零意味着不可逃逸的结果,那么恶鸟所引用的“毒死一个修士”就是万劫不复的阅读。作为埃科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问世于1980年,曾荣获意大利两个最高文学奖和法国的美第奇文学奖,并席卷了世界各地的畅销书排行榜,被译成35种语言,至今总销量超过1600万册。侦探的外壳里是无限的符号可能,小说的第一句:“那是十一月底,一个晴朗的早晨。”这也是第一天的晨祷。


《玫瑰的名字》:上帝的手指藏着毒

经我耐心的拼接,结果我好像是建了一个小型藏书馆,它象征那座业已消失的庞大藏书馆,一个由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构建成的藏书馆。

万火归一,这是书的最后归宿?或者这是藏书馆的最后形态?当一场大火烧毁了“曾是天主教世界最宏大的藏书馆”,那篇“阿拉伯文的文章、叙利亚文的文章,以及西普里安的《晚餐》一书的译介或誊写本”都已毁灭;那本“有关炼金术和埃及文小册子的译文”不复存在,那册“比千只蝎子的毒性都要大”的手稿化为灰烬,当然,作为隐藏着秘密的地方,藏书馆里所有有关的迷宫都将裸露在天地之间,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实,早就有人说过了,那本书有毒,那本书是偷来的,甚至那本书被老迈的豪尔赫撕碎吞下了肚,悬疑毁于一旦,你最后会听到十三世纪的阿德索,或者二十世纪的埃科说:“自然,这是一部手稿。”

回到书页,那些“片段、引证、不完整的句子、残缺不全的书本”,其实就握在埃科的手上,同时也放在我的书桌上,时间是永恒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二〇一二年的阅读之于我,就如一九八〇的写作出版之于埃科,或者是一九六八年获得手稿之于埃科,这是一个与“时代毫无关联”的文本,如果再细致一点,那么就在八月十六日,某一个夏天,进入那个“经我耐心拼接”的小型图书馆,展开来的手稿清楚地表明文本里的秘密,《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是一次冒险的开始,尽管埃科曾怀疑是一本假托之作,而且在幻觉中见到了未写的书,但是它却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先是瓦莱神父由拉丁语翻译成法语,而与我结伴的人突然消失不见了,并带走了瓦莱的译本,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小旧书店里,从格鲁吉亚语的译本《观镜下棋》里读到了“有关阿德索手稿的丰富的引证”,而“原始资料出自一位名叫阿塔纳斯·珂雪的神父的著作”。如此,这当然是埃科故意设置的一个复杂入口,在语言的翻译和文本不断丢失中,读者已经很难寻找到藏书馆里的版本,它实实在在变成了片段、引证和不完整的句子,再加上残缺不全的手稿,埃科的读者似乎永远不会变成他所想要的“模范读者”,而在既不懂拉丁语,又不懂法语,还不懂意大利语的阅读中,自然逃脱了我的二〇一二年,这是埃科的计谋,对于他来说,关于手稿的辗转可以概括成以下这句话:“这位德国僧侣十四世纪末写成的拉丁语手稿于十七世纪被一位大学者发现后,由瓦莱神父译为新哥特风格的法语出版,我从法译本译成意大利语。”而在是要成为模范读者还是经验读者的难题面前,我读到了最醒目的汉字:玫瑰的名字,而Il nome della rosa自然变成了汉字的一种注解,像躲在那里的字符,只露出细小的羞涩表情。

这是一个语言上的象征,对于如此不怀好意的阅读,我极有可能像威廉修士一样,被某种迷宫般的语言困住,然后极力挣脱出来,比如“先是用希腊文念了前面几行,然后翻译成拉丁语,并接着继续翻译成拉丁语读”,这也仅仅是关于另一部手稿的陈述,而其实这并没有让我“知道这部致人于死命的书是怎样开头的”,而是引向了一个双关的游戏场景,正如那一段的描述那样,“用类似的话语来表达不同的事物,以及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类似的事物的双关语,来自话语的重复和游戏,来自昵称和发音的谬误,还来自语言的不规范。”语言完全是在设置障碍,而在这样的解读中到底是不是离真相越来越远?对于阿德索的回忆,不管是假托之作,还是语言翻译上的困境,其实对于埃科来说,这只是一个让你绕进去的陷阱,“删除了不必要的段落,不过还保留了一些。”这是一个完全是叙述者的作为,作者被空置在那里,对于阿德索来说,只是生命暮年的一种象征,留下“符号之符号”,而目的只是让自己的子孙后代作出诠释。

埃科在时间的设置上,完全暴露了他的险恶用心,而从手稿开始的所谓“侦探小说”叙事,则完全是要把你带向一个真实和虚构并存的历史中,没有边际,延伸出来的是那段基督教的教派斗争,以及异端生活中的死亡与爱欲,那么戴上面具吧,在语言的王国里,埃科一定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一下子就进去了,毫无声张,却把手稿带向了现实的背面,“我翻译时并没有考虑现实。在我发现瓦莱神父的译本的那个年代,人们都深信写作只需着眼于现实,是为了改变世界。”故事背景在时间上的遥不可及,就是为了与现实不再关联,就像那座存在于山谷之间的修道院一样,里面的秘密则完全交给了读者,“我没有许诺给你们一个已完成的设计蓝图,这只是一张记述着一系列可叹可怕事件的单子。”从此,埃科消失了,只有那朵并不盛开的玫瑰还在。

这是七天的旅行,“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作为读者,完全可以像虔诚的僧侣们一样谦恭地反复吟诵这段经文,道在哪里?道和神同在,道就是逻各斯,是“言辞”,在哲学上的意思是“言说”或“理性”,或者说也是中心,是工具,与上帝的统一,是不是僧侣们追求的终极意义?作为言说的一种,语言是不是也是一种道?语言在多少大程度上构筑着神的形象,延伸着神的意义?或者说,上帝是不是依靠着《圣经》这样的正典来还原至上的意义?在修道院里,其实处处都体现着这种“言”,这种逻各斯,在意义的多种构筑中抵达宗教的终极意义。

修道院的建筑风格和设计上,就是完美遵循着神学体系,比如楼堡,“是以三重的模式逐次增高”来象征神学的“三位一体”意义,还有四,“蕴含神圣的教诲”,而七,则“也是跟这些数字一样是神秘的数字”。这修道院“巧妙的和谐中蕴含这神圣的数字组合”,所以每一种数字后面都有“一种极其细微的神圣的意义”。“如此漂亮如此完美”的修道院在布局上的神圣当然是建立了一种意义,而这种建筑的“完美”完全对应着kosmos(拉丁语,宇宙)的次序,也就是“匀称的次序”。包括手稿分为七天,教堂门柱上的绘画,都在传递着一种神圣的意义。而在修道院发生的死亡事件,看起来更像是对道的一种遵循,“先是冰雹,接着是鲜血和水,现在是星球……如果是这样,一切都得重新审视,凶手不是偶然伤人变得,而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而这个连环杀人事件完全被解读为“遵循《启示录》规定的准则”来实施的计划,也就是说是“遵循《启示录》的七声号的顺序发生的”,死亡超越了谜语,超越了无知,变成被记载和被实施的一种神授,而在威廉的调查中,“因为那些手指发黑的死者都懂希腊文”的推断则再次把死亡带向了一个精心布置好的“逻各斯”。或者所有的谜案在为解开之前,都是隐含着寓意,隐含着现实无法触及的神意,奥尔德海姆的诗为什么所有词的词首都是同一个字母P,为什么可以有十二种方式来命名火,为什么“非洲之终端”是关于独角兽、狮子、阿拉伯作者,以及摩尔人的象征?为什么“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是一种镜子里的影像?

在意义的构筑上,还有爱情,而我和少女的偶遇以及肉体的接触完全变成了一种享乐,一种抵达精神顶端的爱,“少女群中一颗灿烂的星星”是“花园里的泉水”,蕴藏着珍贵香料的芬香扑鼻的幽闺。所以在我的心里,这就是至美,它渗透到弥漫着死亡气息的修道院里,恰好是为苦难或者恐惧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我所谓的爱其实也只是一种欲望的升腾,但是在那个夜晚却完全成为一种面对自我的意义命名,完全不同于多里奇诺修士的那种肮脏的亵渎,因为在他那里,是“无耻的乱伦”:“跟任何女人发生性关系都是合法的,因此谁都不应该被指控有通奸罪,即使是同时跟妻子和女儿有性关系……”

但是,所谓的意义,所谓的道,到底真的建立了一种通向神圣的通道,是不是真的会和神同在?其实,不管是手稿还是传奇故事,都在消解意义,消解至上的神道,而走向一种毁灭。很明显,阿德索的手稿完全是对十四世纪教皇派系之争的一个讽刺,异教徒完全亵渎了神学正典的意义,威廉推辞出宗教裁判官的职务就是在告别异教徒生活,因为“异教徒常常是宗教裁判所制造出来的”,在他看来,“天使的激情和撒旦的狂热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极端兴奋的意志”往往会产生一种可怕的亵渎。那么从这里开始,解构便成为揭开修道院死亡之谜的重要手段,而对于意义来说,最常用的工具便是知识,或者说,用知识的工具化来还原我们的现实,还原现实中的故事结构。

威廉引用培根的话,说“知识的获得要通过对语言的掌握。”从语言开始,知识看是还原我们面对的现实困境,手稿的语言转译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消灭语言的多义,不管是拉丁语,还是法语、意大利语,甚或我的汉语,都在用知识在传授一种交流方式,所以手稿这种文本的存在就是语言延伸了知识的领地和范围。而威廉身上,似乎就体现着知识的一种功用,他的旅行包里都是机械,而“神奇的机械”被看做是技艺的成果;他可以从马的脚印推断出马的种类和名字,他的那副玻璃眼镜,也完全是博学的代表,所以在威廉身上,一种强大的知识王国被建立起来,而修道院那些神秘的死亡事件也完全依靠着威廉的博学知识而逐一解开。“世界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是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向我们传授知识的。”蛛丝马迹结成知识的线索,从而打开所有可能的进口。

藏书馆当然是最大的迷宫,藏书馆一方面代表着圣言,一方面则是知识的珍藏之地,“但是,要保持只是完好无损,只有阻止任何人进入,即使是僧侣们自己。”而进入其中的最大危险就是从此困在圣言的迷宫里,而不能通过知识找到出口,而那个“非洲之终端”的迷宫完全是对于意义的颠覆,而获取的知识快感。比如威廉“要找到外部的规律与内部的规律相等的地方”,也就是要承认普遍的知识,尤其是周密的数学知识,藏书馆的建设完全不是为了抵达神圣的高度,而是为了数学里的完整和严密。所以揭开藏书馆的秘密就是寻找“一条对应的规则”,比如要破译“非洲之终端”的秘密,找到“用手在幻象上方四的第一和第七上操作”这段秘密,如果抛却数字里对上帝的和谐之美的赞颂,则完全变成了一种知识的运用,“宝座四周就座的二十四位长老”作为镜框上方的那些铭文,则完全变成了对quatuor的解读:“这个字有七个字母,只需按动第一个字母q和第七个字母r。”所以,“在第六天与第七天交替的深夜,我们进入了‘非洲之终端’。”从而发现了迷宫里的秘密,发现了豪尔赫,发现了那本书,发现了死亡之谜。

也就是说,从修道院的建筑之美到数字迷宫,都是非宗教意义的,而纯粹是知识的运用,包括遵循《启示录》的死亡谜案,也完全是对意义的虚构,所以藏书馆作为迷宫之一种,完全不是意义的储存,而是知识的象征,最后那把大火其实就是对于意义的消解,而我所建立的小型藏书馆,则是知识的另一种发现。而对于爱情,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身体的欲望满足,女神变成了女巫,而对于我来说,那种被想象成的伟大之爱完全是一种无知:“我不能呼唤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呻吟”,所以,“对于我这一生中经历过的唯一的世俗之爱,我并不懂得,而且我始终不知道叫它什么。”就像威廉当初所说:“我不喜欢把与万能的上帝交流时在肉体的接触中所产生的颤栗说成是一种爱。”

所谓的意义被消解,神圣的宗教大厦被烧毁了,知识是通向谜底的通道,所以无论是爱情还是信仰,最大的问题不是如何发现它,如何谦恭地遵循它,而是如何命名,明明才是最后的道,最后的逻各斯。包括各种教派之间混战而导致的异教,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缺少命名的秩序,而所谓的敌基督也完全是一种统治的借口,它制造混乱,制造无序,“上帝在惩罚我们。修道院周围充斥着异教 我们之中有人违反了禁令,把迷宫的封条给撕了……”而作为手稿,所传递的理想状态的命名,就是从亚当开始,这也传达了埃科在《悠游小说林》里的观点,那就是“亚当命名了所有生物和事物”就是对事物、对信仰、对爱情,甚至对词语的尊重。所以威廉曾说过:“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跟前,看他怎么给它们取名。”这种命名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逻各斯,是道,是和神同在的终极。

但是,寻找到了逻各斯,寻找到了道,一样的难题是谁是亚当?这个悖论的最后意义就是阿德索在尾声里所说的那句话:“然而,一个必然存在的人怎么能够存在于完全被‘可能’充斥的环境之中呢?上帝和宇宙起源的混沌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呢?认定上帝绝对的万能,以及他对选择的绝对自由,不就等于表明上帝的不存在吗?”可能的上帝到底存在哪里?谁能在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万能中命名?威廉作为博学之人最后也是一个被安排了死亡的结局,知识的终极意义并不是找到出口,而是制造另一种迷宫,所谓修道院的阴谋也只是一个“无意中发现的阴谋”,那么上帝的秩序是不是真的像那把梯子或者那张网,等你上去之后就得把梯子扔掉,“因为人们发现,尽管梯子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意义。”那么,这份手稿也就是一把梯子而已,“不知道为谁而写,也不知道主题是什么”。

博学者死了,作者死了,叙述者死了,那么只剩下了读者,只剩下读着“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的读者,最大的藏书馆毁于一旦,小型藏书馆也是我的拼接之作,那么作为汉语读者之一,告别玫瑰也就是最后的阅读体验了。关于玫瑰,埃科实际上也在寻找命名的办法,从封面,从腰封,从封底,都在阐述着“玫瑰”,偶然的一个词而已:“《玫瑰的名字》的想法差不多是偶然来到的,我喜欢这个名字,因为玫瑰是一个意义如此丰富的象征形象:神秘的玫瑰,“她恰似玫瑰只绽放一个清晨”,双玫瑰战争,玫瑰色的人生……读者迷失了方向,他无法选择一种解读……”多义的另一种解读就是没有意义,让读者从模范读者变成经验读者,对于埃科来说,这是一种毒辣的做法,但是,当玫瑰带着埃科的体温和标签,再次进入读者藏书馆的时候,多义的玫瑰就开始了对埃科真实的背叛,诠释和过度诠释之后,埃科成了一个被读者命名的上帝,手里藏着毒,但是只能毒着自己,毒着那份手稿,所以1984年,你会听到忍无可忍的埃科在《关于<玫瑰之名>的思考》中大声呼喊:“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

编号:C57·2120320·0870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9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5.80元
ISBN:9787020086573
页数:402页

他在病床上看着死亡向自己走来,在或清晰或迷糊、或明或暗的思绪中,这个骄傲的新贵族追忆自己绮丽而又残酷的一生:革命时如何英勇作战,如何失去最爱的人,如何逃避被处死的厄运;革命后如何与总统之女卡塔琳娜结婚,幸运地得到总统的青睐,却被妻子憎恨;他的财产如何成倍地增加,如何获得显赫的地位和万贯家产……这部被“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使卡洛斯·富恩特斯享誉世界文坛,书中的革命、死亡、独裁,或许就是拉美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主题,小说“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优美和惊心动魄的力量”,第一句是这样的:雷希娜长长的眼睛半开半闭,在发亮,好像是块黑色而闪亮的伤痕。他深深呼吸了一下。雷希娜的双手合到他的后脑勺上,两个人的轮廓又在一起了。”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

你就是这个走向大地,发现大地,从自己的出发点走出来,发现自己归宿的孩子,而事至如今,死亡已经使出发点和归宿合二为一,不顾一切地在两者之间插进了自由的锋刃。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个纪年的最末端,接下去就是全新的一九五六年,那时距离他“终于进入人生”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已经67年了,而距离飞机降落还“镇静自若的”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还有最后的4年,所以这既不是他的生,也不是他的死,是变成老头靠近死亡的时间,或许也没有了爱情,而只有身体的回望,那些女人不在身边或者在身边,但都是“自由的锋刃”所不能插入的,她们起先是爱情,是肉欲之外的那种生死之恋,但是最后当身体死去,爱情死去,肉体成为女人唯一的注解,“这些该死的女人……他们懂得这么多的小聪明,有那么喜欢忸忸怩怩……把开始阶段的拖得老长……先是不肯,然后是犹豫,最后是等待,然后是勾引,哎,应有尽有!”犹豫、等待、勾引,当时间最后摧残了一个时代的欲望,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记忆,甚至想象中的记忆,雷希娜、卡特琳娜、劳拉,以及最后的莉莉亚,尽管有“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成为一种摆设,“不但没有挑起他的欲望,反而使他充满了克制,一种恶意的禁欲。”

女人的时间,贯穿在一个男人的生活中,他已经变成了老头,在一九五五年即将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寻找自己应有的归宿,只是被模糊的不只是爱情和肉欲,还有革命,还有战争,还有财富,还有大地。所以,发现自己的归宿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而到最后看到了死亡,归宿便成为虚无,可贵变成了可怕,大地会在哪里?

这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疑问,“谁在一生中都会有一次像你那样既体现了善,也体现了恶,同时受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这是大彻大悟的开始?如果把一部分的时间抽取,那么这个开始就是回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回到“克罗—福,我相信字母d是不发音的”的那一天,他已经是三十万元的股本的股东,在五月五日大街寻找那些大地,财富成为一生的荣耀,“我赢了许多人。我赢了一切人。”而在财富的陷阱之外,必定是要看到那些善和恶,那些超脱出来的生死,或许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没有完全看见,或许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可以抵御身体的痛,“我很快会痊愈”,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原谅他们”,让敌人在那一天消失,也让女人们在某一种身体腐烂之前,暴露她们最可怜的欲望:“到了最后时,棺材落到了那个洞穴里,一大批女人在我的坟墓上会不会一面哭哭啼啼,一面又给自己的鼻梁上抹粉?”

但是一个身体里会长出多少这样的狂放,傲视一切的无耻和无聊,而剩下的真实却是“多么无用的抚摸”:“我想摆脱它的接触,但我没有力气”,卡特琳娜的手变成了发现那个编年史人生的罪恶之手,让身体提前在死亡之前死去,对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太过残忍,所以在他看见的那种善与恶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的线索的牵引”下,我们可以很安全地返回到我们一直抚摩的封面,它刺激我,成为我购买并阅读的全部理由,仅仅在于黑和白构成的两条“神秘的不同颜色”,黑色的背景像是我们面对死亡肃穆的颜色,庄重、压抑,而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和Carlos Fuentes,人物和作者的西班牙文呈现骇人的白,有些错乱地分布着,将黑色压在下面,没有反抗。而在那右侧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的题目,与套在外面的封面呈现的白色不一样,这里是红色的中文,从西班牙语变成汉语,完成了一种颜色的变化,没有原因,或者只是简单的语言符号的转变,那么这种转变就可以为阅读之后的标题寻找到改变的充足理由。

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作为卡洛斯·富恩特斯1962年的那本书的标题,已经活过了60年的时间,它比阿尔特米奥·克罗斯71岁的生命略短,所以很可能看不见那条善与恶的线索,只是那么拗口地占据着拉丁美洲文学的位置,那么当60年后的阅读变成某种破解的努力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就是一个拆除围拢在里面的符号的过程,书名号死了,也就是60年圈定在那里的历史死了,重新被阅读,就是重新被书写,重新寻找故事。在死之后,便是“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它是历史,它是文学,它是生命,而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它完全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反对政权的一次反抗:它就是“他妈的”,粗俗,却是力量,这个字眼是一切反动的根源,是一切力量的化身:“诅咒,目的,喧嚣,生活的计划,所属的关系,回忆,绝望挣扎者的呼声,穷人的解放,有权有势者的命令,打架和工作的号召,纪念爱情的铭文,出生的记号,威胁和嘲笑,作见证的圣徒,吃喝玩乐的酒友,象征勇敢的利剑,代表权势的宝座,象征奸狡的犬齿,家族的族徽,山穷水尽的救生圈,历史的概括:墨西哥的标志:你的字眼。”

其实,“他妈的”远没有结束,作为墨西哥的标志,一定是革命与历史有关,一定和身体与死亡有关,所以“它叫喊,它消失,它生活在每张床上,它贯穿着友谊,仇恨和权力的编年史”,它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字眼,它是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标志,它是墨西哥文学的风暴,它是抵达汉语之岸的阅读方舟,那么当完成这一系列的仪式,我们就可以平安地进入故事的核心,寻找关于死亡的线索,寻找关于革命的历史,寻找关于身体和欲望的不同呈现,以及领袖、爱情、罪恶、自由等一切的存在,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甚至是他,是我,是你,人称的单数里是每一个不同的世界,它一定活在文本之内,在翻阅到每一页的时候,“死在每张床上的编年史”就会打破迷宫,打破沉默,在最后的生命荣光里发现所有的归宿意义,就像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顿悟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一样,在真正的死亡到来之时,会看见那些不曾走远的日子:“有的则历历在目——邂逅与拒斥,昙花一现的爱情,自由,怨仇,失败,意志。

那些词组排列在一起,在死亡到来的时刻一定是洞察到了死亡之中的自由和自由之中的死亡,”预先思考死亡,就是预先思考自由。“这是蒙田《散文》里的话,在题辞里作了注解,而其实相同的意思来自于劳拉,“预先想好死亡,也就预先想好了自由。”在死亡和自由之间,死亡一定是前提,或者说不死亡才是自由的前提,所以对于死亡最终实现的身体来说,是一次万劫不复的存在,“如果死掉,你就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了,你就不是七十一岁了,你的体重就不是七十九公斤了,你的身高就不是一米八二了,你就不戴假牙了,你就不抽黑色烟丝了,你就不穿意大利丝绸的衬衫了,你就不收藏马具了……”“如果……不”的句型背后是一个身体不想毁灭来换取更多自由的向往,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从最后一部分的“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出生,到第一部分的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的死亡,翻转过来,本身就是在颠覆这种秩序,所以对于最后的归宿,身体在人生中不断地更替,不断地呈现新的自由,身体之变也直接折射着肉体的爱欲。首先是雷希娜,她对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来说,完全是爱,是生与死中结下的爱,崇高而无二致,或者一生都沉溺在这爱的世界里,而革命事业让他们分道扬镳,追击敌军导致了分离,“他朝着南方,朝着首都;她就回到北方,回到辛纳洛阿的海边,也就是她结识了他并委身于他的地方。”错开的爱情,也是身体的分离,她死了,在革命中死去,只有那裙子在风中飘扬,那一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是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中尉,这一场爱情的死亡也让他的身体遭受了从未有过的裂变;而当革命事业继续前进时,他结识了卡特琳娜,这是一个让他的身体开始第二次替换的女人,却完全是事业或者革命的牺牲品,因为她只是为了探寻哥哥致死的原因,委身于他或者只是一次交易,“双眼、双唇、结实而柔软的胸脯,既是哀恻而又幽怨。”肉体带来的并不是欲望,而是恪守在那些背后的那些线索,她成为他的贱女人,“报杀兄之仇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抱这个人,拥抱他而又拒绝把他企图在她身上找到的爱情献给他要把他拖死,把自己的苦水一一挤出来,变成毒汁,把他毒死。”身体变成了交易,变成了相互报复,那场政治的“逼婚”完全变成了可耻的来源,“我让他给玷污了……我却得到了快感。多么可耻啊。”在享乐和羞愧之间摇摆的时候,身体也处在某种爱欲与政治的摇摆之中;当然,还有劳拉,自由和死亡看透的劳拉,还有莉莉亚,仅仅作为一个陪他度过假期的女人,这女人的更替,是身体的向下滑行,而最后,甚至青春正旺的肉体也没有了任何兴趣,这也就是身体在更替中最后必然要走向的死亡。

而身体并不仅仅是身体,它不独立于时间之外,在身体的不断更替这样的命题下,必须有一个时间的更替,而在时间的更替中,表现为革命政权和领袖的更替。从被遗弃的命运开始,到投入联邦军反对独裁,再到墨西哥革命的身先士卒,再到最后成为一个英雄般的人物,发迹发财,人生在一系列的变革中被改写,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入死,也见证了无数的溃败和死亡,对他来说,甚至生命也是一次阴差阳错的选择,比如深夜逃命而被人鄙视为“卖友求荣者”,当卡特琳娜的哥哥死去,所有人都在怀疑,“回到普埃布拉的竟是他,而不是被枪毙了的贝尔纳尔,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这是一次化装舞会,是一次冒名顶替,是一次可以郑重其事地开的玩笑。”就像身体的更替这一命题一样,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是一次替代的过程,而这种替代也直接给了他走向政治“自由”之路的捷径,那就是不断地见风使舵,不断地阿谀奉承,不断更替心中的领袖:“他择主而事一直都选择得很对,总是选择最有出息的,选择新兴的领袖,反对穷途末路的领袖。”对于他来说,政治斗争就是“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大悲剧”,只有当自己成长为领袖,告别侏儒,“自己才能爬上去”,所以他会选择卡特琳娜的“羞耻”来成全自己的政治资本,继而积累财富,当报纸、地产、不动产投资、硫磺矿、矿山、采伐区以及短期高利贷、收购地皮成为所操作的事物,他的帝国也就建立了,但是而当身体走向死亡的时候,那些政治资本和财富却变成了一种不自由的束缚,变成了对物的占有而湮没的“快感”,“做生意是做生意,宗教是宗教”的结果只能使自己丧失最后的信仰,而当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弥留在床上,两毫克吗啡或许可以缓解肾炎肠绞痛等身体的疼痛,但是“碧绿的眼睛,细瘦的胳膊和被太阳晒成古铜色的头发”却也只属于那个曾经对自由向往的身体,也只有在最后的死亡阶段,才会看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是这只眼睛……我就是这只鼻子……我就是这副颧骨”,这里面透出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无奈,“我请求把我的脸和身体归还给我”这最后的期盼是对于荣誉和生命的期盼,但是死亡如此迅捷,当一切死亡完成最后的仪式的时候,他、我和你都将变成人称一种,变成更替的叙事者,而最终退出身体编织的人生舞台。

你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把你带在我当中,你死我也死……咱们三个……都死……你……死……你已经死了……我也死了。

最后一句话,却在”一八八九年四月九日“的出生日开始,这是一个寓言,这是进入迷宫的入口,却放在了最后一页,“不是昨天,是今天上午。不是病了。不是的。不是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不是的。”如果死亡全部是可以变成否定句,从而离开身体离开叙事或者离开时间离开”编年史“,那么“在过去的第一个里程碑和未来的最后一个里程碑之间”,让我们做一次关于身体和自由的实验,像阿尔特米奥·克罗斯出生时那样,没有痛苦,没有抱负,也没有女人,只是“沿着河水放下去,让蝴蝶一路照料他”。

酒吧长谈

编号:C66·2120320·0869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4月
定价:39.8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020083633
页数:566页

反独裁是略萨大部分作品中一个雷打不动的主题,极右和极左都是他批判的对象,略萨坚信,“小说需要介入政治”,这是让小说变得尖锐而有力的重要武器之一。在《酒吧长谈》里,就反映了1948—1956 年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的秘鲁社会现象,一个是在独裁政权中当过保镖和密探的人,另一个是“一生倒霉”的人,他们偶然相遇在酒吧,在饮酒忆旧中,那些被席卷的日常生活、爱情和梦想一一浮现出来。“对话波”、“通管法”、“质的跳跃”、“戏剧旁白”,这些现代新小说技巧的运用,在制造悬念上都有新的发展。这部作品也被视作是作者写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的标志。封面上是大江健三郎的一段评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高峰的标志”,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


《酒吧长谈》: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他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我看到那一个圣地亚哥,是切实走在街上的某个拐角处,没有光着屁股,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漠然,在我的眼睛看到的范围内,他在路口寻找方向,“灰濛濛的中午”,最后却是一只狗和出租车。圣地亚哥没有喝酒,他一定是想起了卡利托斯,想起了那个恐怖的夜晚:“他上床的时候看见满床都是蟑螂和蜘蛛。”其实他只是听说,圣地亚哥不在现场,听说是一个容易出错的词,圣地亚哥却当成了真实的现实一种:

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他的惊呼声震撼了黏渍渍的清晨,惹恼了追赶着的蚂蚁和蝎子。

蟑螂和蜘蛛,蚂蚁和蝎子,总是成对出现,在床上,在心里。那个夜晚只有卡利托斯的影子,那种恐惧感最后钻进了圣地亚哥的脑子里,成了他无法摆脱的虫子,每每出现吞噬着脑子里的想法,甚至幻觉,最后是毒蛇似的蠕虫,扭曲地爬行,最后是尖刀,扎进去了,却看不到血。圣地亚哥在自己的恐怖世界里,看到的却是卡利托斯的影子,隐隐的,虫子进入了别人的身体,光着屁股跑到街上有什么用?还大喊大叫,对于身体的某一部分来说,逃避有时候真的变成一个幻影。

只是这个幻影对于卡利托斯来说,从“借酒浇愁”的小资活法,完全变成了一种对身体的惩罚,“木桶般的房子”像是封闭的秘鲁,在这里,或许可以用麻醉的方式让身体遗忘,“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在卡利托斯那里,当“黏渍渍的清晨”开始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被沾染在那里了,即使光着屁股,即使大喊大叫,也一样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属于秘鲁的身体,“你做得对,卡利托斯,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避开秘鲁。”对于圣地亚哥来说,这完全是一次嗜酒的行为艺术,那些虫子会结队而来,没有酒,倒霉也会降临,“你就像秘鲁一样,也是某个时候倒霉的。”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不可逃避的秘鲁,是无法避开的地理和历史,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圣地亚哥在小虫一些的现实面前,被侵袭,即使喝酒也只是在开启某种幻觉。街的拐角是那个叫“大教堂”的酒吧,诺尔文说:“酒能给人带来灵感”,其实只是借口,是圣地亚哥从街角拐向另一个目的地的托词,他一闪而去,狗和出租车还在那里,我也在那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在这个“灰濛濛的中午”不喝酒,我也不写关于反狂犬病的社论,我只是很平常地回家,怀里夹着一本厚度达566页的书,《酒吧长谈》。红色的封面里成长着一个酒醉的故事,以及黑色的封底,都来源于那个”黏渍渍的清晨“,之前的黑暗都在那里,仿佛入睡的梦境,横跨历史,横跨南半球和北半球。而他,身体斜转过去的一个角度,眼睛里是不安,甚至恐惧,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是秘鲁“高峰的标志”,结构现实主义著作,散发着拉美文学特有的魅力——就这样被我夹着穿过街区。在南中国的春季,一个文本的悲欢离合,于我来说,完全变成“一个人影在木桶般的房子中间乱跑”的行为艺术。

如果可能,我还将细致地描写有关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比如封面上那句“我怀着崇敬之情读完了《酒吧长谈》”,大江健三郎语。在酒杯的构图上面,也是黑色,和下面三分之一的红色,一起夹着那些东倒西歪的酒瓶,是葡萄酒,不是圣地亚哥和安布罗修在“大教堂”的酒吧里喝的啤酒,也不是圣地亚哥的爸爸堂费尔民给安布罗修喝的加了药粉令人兴奋的酒,是简易画,没有商标和文字,显得散漫,看上去像是被大江健三郎冠以“暧昧的日本”的那种情愫混合物。把这个日本作家的评价放在最上面,也许是在强调“高峰的标志”,而这个“高峰”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应该是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略萨成为拉丁美洲继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作为1994年的诺奖得主,对新得主进行褒奖完全符合一次正常的出版计划。而这并不是全部,或许也是某种凑巧,书签被我抽出来,是赫塔·米勒的作品集书签,《心兽》有关,是关于仇恨、践踏、割爱等,作为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罗马尼亚“祖国”和之后的德国国籍给了这位女作家有关政治隐喻的一个身份标签,或者,被驱逐的感觉更是身体背叛的一个标记,这种“政治逃亡背后的语言恐惧”对于大江健三郎和略萨来说,或许是不存在的,大江健三郎的“变异的现实主义”是在强调自己那种“暧昧的日本”的民族情感,而对于略萨来说,秘鲁更是一个“暧昧”:“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和狂热。”疑惧、迷恋和狂热的感情像是封底的那种眼神,既有不安,也有不屑。

大江健三郎、赫塔·米勒和略萨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荣誉面前的相遇,完全是偶然,是对于“高峰的标志”的个人解读,也完全成为一个人影的“乱跑”行为,瑞典皇家学院2010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略萨,就是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而这种精致描写完全可以用《酒吧长谈》作为标记,这部再现1948-1956年奥德利亚军事独裁时期秘鲁社会现实的反独裁小说,完全是一次非诗意的解构,庞大、深邃和喋喋不休的酒吧“对话波”组成了小说的宏大图景,而夹在我的身体某处,那种厚度会让我感觉解读的劳累,我想如果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哄哄的大街上打开小说,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略萨的圈套中,那种对于圣地亚哥般被小虫、毒蛇和尖刀折磨的感觉,完全以文字的形式吞噬我,589千字的规模真的抵达了我阅读的“高峰”,是的,我必须在这样泛着红色光泽的时候,安全地从观察者的位置退出去,从略萨“暧昧的秘鲁”退出去,从“教权主义和造反精神”的阿列基帕退出去,从“斗牛和军事独裁”的利马退出去。是的,在四个小时“借酒浇愁”的醉态里,圣地亚哥完全成为一个倒霉的无信仰主义者,那些虫子开始折磨没有力量的个人反抗,身体太软弱了,世界太广阔了,酒是戒不掉的迷药。

回到那里,一定是个强大的现实主义,结构只能抛在背后,所谓立体小说、全面体小说也是略萨寄予的那种复杂的“通奸关系”,交媾着肉体的迷恋和放弃的痛苦,如酒喝进嘴里,是幻觉,是逃避,是醉意,也是不可逃避的矛盾,“与我同龄的秘鲁人,是在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中成长的。”这种特殊的祖国情结让略萨在面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个人情感,“寻找秘鲁”成为了这种情感表达的直接方式,圣地亚哥、安布罗修、卡利托斯、费尔民都在秘鲁的这个特殊时期发现了那些存在着的改革或者革命的暧昧,甚至贝尔穆德斯的个人生活转变,也完全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一次误读。而这种暧昧和误读,其实完全是一种信仰的缺失,从个人信仰到政治信仰,都没有那种归宿感和牢不可破的制度保证,所谓的迷失,也是一种“充满醉态”的温柔暴力。

作为资本家费尔民的儿子,圣地亚哥也曾有过理想,比如当律师,比如写作和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单纯”。所谓单纯,也是一种对于社会冷漠的积极反应,作为新闻记者,他目睹了一些社会现实,但也只是灵光一现,单纯更多只是某种逃避,在大学期间,圣地亚哥参加反政府运动,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讨论大学体制改革,大学同学
阿伊达、哈柯沃等,也都积极面对动荡的社会局面,他们甚至提出了“要想彻底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的想法。但是他们都怀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哈柯沃“是个起来背叛自己的肤色和阶级的人,也是个起来背叛自己和秘鲁的人”;阿伊达则“连走向坟墓,到了竞技场投身于凶狮的爪牙之中,都表现得那么迫不及待”。而圣地亚哥则在所谓的单纯面前,“我就像这些小虫子,在危险面前缩作一团,一动不动,等着别人来踩,来割自己的头。”等待和冒险的“单纯”其实就是信仰的缺失,是撒谎的生活,最后变成了处处逃避的胆怯者:。

小萨,如果那天你入了党,情况又将会如何?党会不会把你拖进去,把你牵连得很深?会不会把你的疑问一扫殆尽,而使你在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名单纯的无名英雄?

对于圣地亚哥来说,“革命、书籍、博物馆,这些都是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所以在现实面前,圣地亚哥矛盾而无法摆脱,离开“亲政府”的父亲而选择独立生活或许是一种自我成长的选族,但也仅仅是对于某种单纯的追逐,也没有最后的归宿,“我笑我自己这幅知识分子面孔”成了圣地亚哥自我的嘲讽,内中的苦涩也只有自己能品味。在理想不断泯灭,现实又强加在自己身上而无法自拔的时候,所谓的“倒霉”也成了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黑色幽默,就如卡利托斯对圣地亚哥所说:“小萨,使你这辈子倒霉的正是一个发了疯的屁。”甚至被父亲讥笑成“浪荡哥儿”:“我倒宁可你加入共产党,而不是成为酒鬼,浪荡哥儿。”

没有信仰、撒谎的个体其实也折射出那个独裁时期秘鲁的现状,改革是死路的时候,革命会风起云涌,但是奥德里亚分子上台,清洗阿普腊分子,甚至奥德里亚失去总统宝座,也都是一种政权更替另一种政权,一种独裁转换成另一种独裁,“在秘鲁,只要拿出一千万索尔,就没有不成功的政变”,这便是现实,罢工、镇压、集会、监狱,在这样的政治生活面前,谁都不知道下一刻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刚刚得宠的堂卡约成为内政部长,又顷刻在革命中“被赶下了台”,而已经被捕的埃斯皮纳,又在革命中成功翻身,被任命为大使……“有了国家机器和忠于政府的领导集团的支持,奥德利亚倒是可能再次当选。” 就如贝尔穆德斯自己所说:“他们今天支持你,明天就会从背后捅你一刀。”在变化的局势面前,谁还会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谁还会在诗歌中寻找伟大?作为喉舌的“报纸就像沼泽”,在意识形态面前,这样的现实完全是赤裸裸的政治讽喻。

没有信仰,是个体的现实,也是政治的讽喻,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残酷而无奈的生活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我们这个国家,生活总是虐待老百姓。”卡约·贝尔穆德斯最开始的妻子,是乡巴佬的罗莎,但随着他自己政治地位的节节攀升,他抛弃了所谓的爱情“自从卡约进了政府,夫妇俩就没在一起生活过,也不见面。”在所谓的“荒唐的婚姻”背后,是“会跳舞”的缪斯,是奥登希娅太太,是情妇,是性感,是放荡,是腐朽,也是生命的一次玩笑,缪斯最后却被安布罗修刺死,因为在卡约·贝尔穆德斯政治生活终结和堂费尔民“羞耻”的个人生活被曝光之后,必然的下场。而作为目睹种种丑行的安布罗修,完全是一个政治的工具,谁给他好处就给谁做事,他是司机,是打手,是酗酒者,也是凶手,在独裁政权中,他也是一个牺牲品,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实,在羞耻地被“同性恋”中不能反抗忍气吞声,甚至没能光明正大娶自己的女人,当阿玛莉娅怀孕难产而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钱付给医院:“人死没死都得付钱,可我拿什么付啊,少爷!“这种悲戚的反问是挣不脱的命运枷锁,而那个死去的阿玛莉娅,一生都是别人的佣人,在爱情中不断地被抛弃,最后死了的时候,是一种幻觉样的呼唤:“在下沉,她感到自己在往下陷,急剧地落了下去,她内心越来越痛苦,她明白,自己听到的事情将要留在上面,她明白,在她下沉、陷落之际,她带走的,只能是内心的痛苦。”

还有被捕而因脑溢血死亡的特里尼达,有享受虚荣的妓女凯妲,有怒斥“本应做他仆人的女人结婚”的索伊拉太太,都是“被虐待”的百姓,都如阿玛莉娅,不断下沉,不断看到死。下沉是因为没有拯救的力量,是因为信仰等于零,当沉醉的幻觉可以自我欺骗地实现一种逃避的时候,酒实际上成为一种精神的鸦片,“用嗜酒来反对那慢性的死亡”也是一种消灭那些毒虫的最好办法,如此,在沉醉中发现了生活的惬意,发现了存在的合理解构,所以在略萨的结构计谋中,“对话波”便成为他的一个标记,和通管法一样,实现着现实之外的虚拟对接,安布罗修父子、贝尔穆德斯和萨瓦拉、以及贯穿始终安布罗修和圣地亚哥“酒吧长谈”,三层关系的对话逐一展开,有时甚至是横冲直撞进来,一下子把结构摆在面前,不管是直接对话还是间接对话,斜体字里分明是一个弥漫着酒味的世界,那里有回忆,有叙述,有想象,也有虚构,但是在酒味中甚至呈现了现实以外的另一种真实,不断消融着“温柔的暴力”或是“粗暴的柔情”,而对于略萨来说,这个特殊时期的秘鲁现实活生生地展现了一幕悲喜剧:“转瞬之间,生活显得很惬意,充满醉态。”

醉却要醒来,却是逃避不了的无奈,是“光着屁股就跑到了街上,还大喊大叫的”的发疯的现实,不管是地理意义上的阿列基帕还是利马,不管是和自己经历有关的圣马可大学、卡魏德活动、马克思主义著作、新闻记者等个人标签,略萨所要展现的就是自己“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巴尔扎克《夫妇纠纷》里的那段话明白地写在书页里,“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而对于秘鲁的爱恨情仇完全融进了略萨的血液里,“虽然我恨秘鲁,但是这种恨,正如塞萨尔·巴耶霍的诗句所说,总是浸透着柔情。”

屋顶长的一棵树

编号:C28·2120320·0868
作者:曹寇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2年2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8.20元
ISBN:9787533932916
页数:280页

《屋顶长的一棵树》标题总是会让人犯和“红旗下的蛋”一样的歧义理解,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曹寇依然实践着他的“零碎描述”,无论是“我”、邱女士、王奎、乡镇流氓,还是“革命者”、新闻事件中的死者、棺材匠,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有短暂的青春、卑微的生活以及让人忧伤的欲望,这也许并非世界的全部真相,但你会发现,事实大抵如此。《鞭炮齐鸣》中与死者的交谈,使一切都蒙上了死亡的黑纱;《都健在》中那些少年时代的朋友,他们各奔前程,都还活着,但也正在死亡。与其说作者喋喋不休的是现实主义,不如说它们都是寓言。如果说寓言是严肃的,那么这次例外,这里只是一些有意思的小事情。韩东说:“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而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这也像一个寓言。


《屋顶长的一棵树》:随机和对偶

为了化解他的反抗,我只能使劲掐。然后,我就把他掐死了。

这样的死来源于一个叫赵广发的人,是他,也是我,我站在他的对面,他站在我的对面,互掐变成了互文,那感觉像是他进入了我的身体,而我也进入了他的身体,像是一款格斗的游戏在精彩上演,既然如此,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他死了就是我死了,那么谁是胜利者?

显然,对于这个问题,曹寇并没有什么答案,最直接的提示是有人死了,赵广发或者我,死了的意思就是有人消失了,与此相应的是还有一个人活着,活着的意义就是:“我相信,我终于和她们母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们白天在我们的土地上劳动,晚上睡在一起,然后又是一个精神焕发的白天。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过过这样的生活,但我坚信,这样的幸福直到我们死去,即将不复存在。”幸福来源于活着,来源于没有敌人,当革命的意义最后从赵广发的名字中消解,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替代着活过来的人。这是一个开始,延续到我们看不见的幸福未来。但是,你以为赵广发死了,其实是一个身份死了,一个名字死了,和叛变被杀,或者被掐死,意义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死亡从来都不是崇高的,它甚至只是卑微地和母女“睡在一起”。

这样的死其实是俯冲而下的,类似于在《有没办法都一样》中开头的的那句:“和一只蚊子爬到我的脸上,我就把它拍死。在拍死这只蚊子后,我习惯性地把它捏在手指间,然后揉啊揉,揉成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是最后的形式,蚊子之死也必须消解死亡的意义,轻轻地涂抹掉,像是没有发生一样,或许是残忍,但是所谓的死亡,何尝不是一种平等低贱的存在,这种死呈现于父亲坟前的戏谑对话,呈现于“没错,我就是打死小女孩的凶手”的轻易认罪,也呈现于青龙会”生即是死“的宗旨,当然也呈现于塘村女人的那口腐朽木料打成的棺材。死是平等的,死也是最终的归宿,“一切人生都是化疗,都是死路一条。”

如此,并不是悲观,并不是敬畏,倒是对于那种人生最终归宿的嘲解,曹寇显然不想探究人生的意义,以及死亡的终极,他是要撕开藏在死后面的那种生的无奈和活的空廖,甚至是一个虚拟虚构的身份。所以在这里,所谓困境就是在生着的路上遭遇的那种尴尬,曹寇把这种尴尬抽取出来,用种种的残酷现实来映衬人生的虚幻,所谓小人物,大抵就是“他和她结婚了,请我去吃饭,我就去吃饭”的随性和无意义,就是“这个世界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你想干的事”的卑微,就是“就这样,天渐渐地要黑了”的压抑。

这生的困境,有一种便是身份的缺失,找不到自己,或者是一个设置在面前的谜,看起来有很多个入口,在等待你,在诱惑你,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出口,根本就是没有答案的悬案。这个谜是“一个叫王奎的人”,是失踪在王水里的二爷。王奎到底是谁?似乎大家都认识,但似乎都不知道这名字的后面是一个怎样的肉体呈现,所以大军说“我不知道”,老李因为差点成为自己老婆的女人失踪,而是一个叫王奎的人活下来,她的父母得了个儿子,“好像叫王奎,好像。”好像是一个虚拟语气,不确定的名字和肉身背后是不确定的身份,而王奎也是刘秀娥的男朋友的名字:“比我大三岁,二十八,不,现在三十一了。”这里仍然是对于人身份的模糊,而真正的王奎或许只是一个符号,在身份缺失的时代,王奎的意义构筑来自以下的元素:“男性,三十三岁,苏北某县人,去年来宁打工。”那个叫王奎的是坠楼的民工,“当即死亡”。只有在死亡面前,缺失的身份才会被找到,才会最后成为一种确定的东西。同样来自于《王水中的二爷》,当公安最后抓不到二爷的时候,他的身份已经缺失了,失踪或许是个借口,“说不定二爷家也有一瓶王水,他躲进去了。”但其实,二爷这一身份只是作为公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当公安历经艰难找到二爷的时候,那种平衡就被打破了,二爷的身份一定会在这种失衡中消失,找不到,不是永远找不到,而是另一个身份,另一种名字的替代,比如那个叫“张德贵”的来我家,洗澡、吃饭,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就这样,天渐渐地要黑了。”黑夜降临也是取代了拿过来的白天,这种转变自然而然一气呵成,就像在《请问你认识一个叫王奎的人吗》最后,我对小百货说:“王奎死了,我们结婚吧。”

身份缺失一定会有身份的填补,不管是生活着死,这是自然发生的过程,也是意义回归的努力,所以身份的置换成为在生的道路上凸显意义最关键的一步,它取代死亡,取代秩序,在一种看似光明正大的转移中实现寓言的指向。在《鞭炮齐鸣》里,那个我鄙视过的“老光”只有在墓碑上,我才知道他叫“张德贵”,而在《青龙会老大要多凶有多凶》里,只是因为一把绘有特殊图案的匕首,张德贵又从一名小学教师置换成为一名黑社会老大,并最终杀了人。当然,最具讽刺的仍然是《我在塘村的革命工作》的革命者,是赵广发,也是我,这种身份的置换让生与死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陷阱中,区委决定派我前往塘村,冒充赵广发,这个事件本身为身份的置换创造了条件,我成了“侄子”,而且“恍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赵广发”,而这种感觉无疑是在消灭主题,消灭“我”,所以,“我感到自己来到这个世间是多么悲伤,必须像个虚构的人那样活在人间。”虚拟的下场必定是被现实取代,所以当赵广发成为叛徒之后又出现的时候,我的唯一选择就是重新把身份置换回来,重新变成赵广发,也必须将真正的赵广发“掐死”,只有这样,身份的置换才能成为事实,才能拥有“睡在一起”的幸福,才能迎来“精神焕发的白天”。

而在这种身份置换中,很多是虚拟的,是意义的取代,对于曹寇来说,这样的置换或许太形而上了,而作为最直接表现形式的身体置换,反而成为曹寇消解意义的最有效途径,从身份置换的形而上到身体置换的形而下表现,甚至肉欲式的呈现,都在抵达现实中生存的困境。“邱女士”只是屏幕上字母显示为“市民邱女士”的中年妇女,在道德谴责杀人城管之后,却成为那个在阅览室里没有女伴没有男伴的肥胖丑陋的女人,而正是这个女人散发的肉体欲望将身体的置换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没有回头,但我至今都明白身后是什么,是邱女士裸露在黑暗中白滚滚的肉。”从“邱女士”的符号意义到身体的最直接呈现,消解的当然是那种自上而下的道德批判。同样,在《都健在》里,我取代了张亮,成为小汪的男朋友并在肉体中实现了对换,张亮还没有见过小汪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逃离秩序的背后是身体置换实现的可能。而在里《咏春》里,我和王鹏的老婆小童通奸,“很难说我后来跟小童通奸,不是为了弥补自己在王鹏面前感受到的差距。”差距在身体的表现上直接变成了背叛,这种背叛不仅是道德层面,甚至在法律层面,当我事后问小童,“你这么好的一个良家妇女,通情达理,挺懂人心的,怎么就跟我通奸来了呢?”这种伪道德的反讽反而使身体的欲望呈现变得赤裸裸。而在《干我们这行也是有前途的》里,小偷的身份完全变成了对女人的爱慕者,那个叫赵爱菊的女人或许也是在身体深处闪现的符号,“就是像赵爱菊的这个姑娘有自己的名字,她的身份证上写得清清楚楚。但我不打算纠正过来,还是称她为赵爱菊比较好。”放弃纠正就是放弃秩序,而在这种身体的置换中,所有的属性都变成了一种破碎的符号,身份也只是可有可无甚至不断被游戏被篡改的东西,而这样的困境,其实就是曹寇力求表现的那种无归宿的生活。

归宿被视为精神的家园,而在这样的生的道路面前,小人物所构筑的现实是不堪一击的,所谓的青春、欲望和爱情都在不断被肢解,归宿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在心灵深处在慢慢蜕化。归宿是房子,但是在现实中它却在衰老;归宿是土地,但是它却在不断地迁徙,到达物质发达的深圳、广州,从故土南京逃离;归宿是爱情,却变成了那种肉欲主宰的交换和通奸;归宿是城管的公务员生存,但其实是“受害和作恶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杀人现实;归宿也是革命,但却变成了背叛,变成了互掐,变成了母女“睡在一起”的幸福向往……

没有归宿,谁还会恪守生的道德标高,谁还会在形而上中保持独立和自由?没有归宿,看到的一定是“都市里最荒凉的”楼梯,一定是王桂兰含着酒窝的肉体,也一定是“她晚上会梦游”的睡觉女人,人和人之间没有区别,只有身体和身体的标记,只有身份和身份的对抗,《记张先生某次不重要的讲话》里,张先生问“你得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理财顾问王小姐说是“随机抽取的”,这“随机抽取”也就是活着的人的现实命运,而在这种种的置换中,每一个矛盾都会有相应的表达方式,男/女、生/死、爱/欲、梦/现实,如此等等,都是呈现矛盾的自足状态,而这种自足就像《记张先生某次不重要的讲话》里那样,是一种对偶存在:“他不仅与她是对偶存在的,他们二人也与厨师和服务员对偶存在?这是否也是幸福一种?”这种对偶甚至是我和非我呈现的矛盾和和解,比如在《管道层》里,办公室后面的镜子里我看到了那个男人,其实,这“让我吓一跳”男人正是我自己,所谓自我迷失,更多是像这样在镜子中呈现的“想象界”。

个体的随机抽取,矛盾的对偶存在,在这样没有归宿的生存面前,曹寇或许是背后最大的制造者,从《越来越》而来,更多是一种语言的张力,以及更多的仰视视角,“我认为,小说是说事的文体,我只表达自身。”这句在《越来越》自序里自信的话,在这本小说集里变成了“我认为自己的所有小说都是习作”的谦恭表达,他在仰视着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希望自己能快乐起来,能获得自由”,但其实,文本里呈现的荒诞感让曹寇自己不断地挣扎着,甚至有被置换身份的危险。如小说集的题目《屋顶长的一棵树》,完全逃离了收入其中的十五篇小说里,这是一个类似于文本悬案的行为,我只能有限地在《鞭炮齐鸣》中找到线索:“没人住,房子瞬间就衰老了。”这是一种迁徙,离开土地,离开故乡,离开房子,永远没有归宿:

我悲痛的不仅是“家”的破败,还有我不能就近回村里的家,居然需要舟车劳顿地回城里那个家,想想就觉得累。

没有归宿的感觉会在你掩卷之后,重新回到封面寻找感觉,你会发现,只要揭开腰封,你才能看见房子的全貌,才能看见树如何从地下长出来,如何让房子悬空,如何长大到天上——必须的仰视,是对于卑微生活最合理存在的敬畏,只是韩东和叶兆言刻在腰封上的评语,完全变成了俯视:

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韩东

南京年轻一拨玩小说的,最应该看好,也许就是这个曹寇。——叶兆言

他们正俯视着那瓦砾掀掉的屋顶,俯视着那遮住大地的树冠,也俯视着1977年出生的曹寇,并且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头,说,孩子乖,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的作家,那棵树一定会长到天上去。

尼禄王

编号:C28·2120320·0867
作者:姚伟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0年10月
定价:27.00元亚马逊11.50元
ISBN:9787510413124
页数:261页

“该人在罗马史中臭名昭著。他接受了最好的外邦哲学教育,但是他却堕落到有史以来道德最卑劣者之流。”这是意大利作曲家托马西尼与托斯卡尼尼笔下的歌剧《尼禄王》的形象,而到了80后的姚伟手中,除了是“一部古代暴君的心灵史,一部直抵灵魂的魔幻传奇”外,也成为打通西方拉丁语和中国古汉语的一次努力,“在西方,拉丁语以简练、精确著称,被称为‘镌刻在大理石上的语言’。我想,中国古汉语也能毫无愧色地匹配这一美誉。它们都追求一种隽永的格言体文风,都合乎简而不空、繁而不腻的美学准则。”所谓“历史幻想小说”,也只是对古罗马暴君尼禄心灵历程的恣意虚构,“融合古代笔记小说与现代技法的第一个成功范例”的注解下,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被“汉化”的暴君形象:“作那里拥有今天世界的所有矛盾和错乱,但也拥有今日世界所稀缺的智慧和高贵,或者说对智慧和高贵的不懈追寻。”


《尼禄王》:汉语“暴政”的瓦解和重构

“我知道时间对我来说是虚假的东西”,它像是一句梦呓,随着我翻开合拢一本书而出现在我脑子的角落里,我想我是刻意去计算过在这个过程中我花费的时间:4个小时,阅读一本书的时间完全是一个夜晚的全部,对于《尼禄王》或者姚伟来说,这是一个写作和阅读的“差异”:“这本小书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三年时间,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多次变化,可谓尝尽至苦和至乐。”在《后记》里的这句话,明明写着文本以及之外的某种跌宕和沧桑,在三年的时间过渡中,是被我的阅读完全抛开的存在,所以这种“差异”带来的是某种虚幻的感觉,甚至有些不公平,在书写和阅读构筑的两个世界里,彼此行进,甚至从不交集,包括时间。

但是“虚假”的时间何尝不是文本里的铭文,它刻在第3页,还没有结尾的句号,下面的一句话是:“只要是在罗马城外的夜晚,我就能自由穿行于过去和未来之间。”这是尼禄的自白,当以一个“我”字涵盖时间,开启小说文本之路的时候,对我来说,一个过去的时间轴线慢慢打开了,它从这里起步,抛开我在初春时快速阅读的那个夜晚,一个人,也是孤独的呓语,也抛开姚伟三年的“至苦至乐”的跌宕,时间变成了“我”的陈述,“我”的记忆,也变成了文本“虚假”的一个入口:公元1世纪,罗马,“我”,再接下去,就是对时间无休止地结构和解构:“我想是罗马的城墙过于厚实,阻止了时光在我身上的流动,使时间恢复了几近冻结的缓慢步伐。”是的,它缓慢地流进历史,又从历史流到文学,你可以从最初的铭文开始,依次遇到以下时间状语:在我很小的时候、很久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十二岁时、五年后……如此,不一而足,甚至是那句“多年以后,对初次梦境的回忆使我明白了自己命运的不可思议”而汹涌袭来的《百年孤独》体——我无意人为去理解经典文本的覆盖力,但是在时间的某种解构中,多年以后,让我们在阅读中体会孤独和对记忆走失的恐惧。

从这个入口进去,时间真的会变成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它不仅在第3页,它已经扩散到文本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时间的迷宫出现了,守在门口的不是那两只狮子,而是叫尼禄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出版于2010年的小说正在被人阅读,它不返回过去,它不是羊皮纸的书写,在看似洁白却有些暗黄的纸页上,我读到以下有关时间的描述:我翻到了《牧羊人传说》第129页,因为12月9日是罗马城着火的日子,12月9日距离我很遥远,从春天开始,将依次经历夏天和秋天,直到冬天的岁末,或者也可以从初春回溯到罗马帝国的那个灾难之日,向前或者向后,都完全是时间的一种排列规则;尼禄私生子布鲁图斯在1945年8月8日,已经是意大利的一名间谍,这个摩尼教教徒和炼金术士,完全驾驭在时间之上,虚假的时间变得更加可怕;翻阅卡夫卡全集的时候,挂钟指向6点21分,而日期是6月3日,这是可怕的噩梦,因为6月3日是犹太作家卡夫卡的祭日,这一段描述据说在某一处的勘误中说,“6月3日”应改为9月3日,“钟下方的日期是6月3日”以及“6月3日是犹太作家卡夫卡的祭日”两句应删去。这则豆瓣读书上的《尼禄王》勘误发自名为“雅典狙击手”的ID,在文章里注明这些错误搜集“多数为羽戈贡献”,我不知道“雅典狙击手”和“羽戈”到底是谁,和作者姚伟有什么关系,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勘误到底对不对,我只面对眼前这本140千字2010年10月第一版ISBN为9787510413124定价27.00元的“小说前沿文库”一种的文本,我依次对照勘误表的词语,如第40页第18行“密实”当为“密室”、 第194页倒数第一行“鳃梆”当为“腮帮”,发现文本里的确存在这些问题,另外我还拾遗到另外一些,比如148页的“150首战舰”应为“150艘战舰”,第216页“迹近“应为“几近”,但是勘误不是我阅读的主要责任,而且在有限的4个小时里我是发现不了更多的词语错误,这些勘误或者只对于书写的姚伟具有更大的纠正意义,书写是刻写在那里恒久的东西,就像那句关于时间的铭文,一定要致以敬畏。

关于时间,的确会有很多文本以外的意义发生,所以在最后谈到末日问题而凸显的时间,我更愿意理解为“虚假的东西”,包括“施特劳斯灾难常数”推算的1989年、牛顿“万有引力损耗定律”推算的2060年、斯大林推算出的2080年、蒋介石《推背图》预测的2213年,甚至是“有些基督徒先知把末日审判的期限定为1999年的最后一天”,都只是末日的一次数字演绎,里面到底有多少科学,或者多少是符合历史,一定是姚伟出的一道关于时间的难题,站在时间之中的某个点,活着,并且阅读,是不是也是一次反虚假的努力?但是,说实话,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去解读这本小说,未免陷于机械。时间不仅标注在文本里,成为叙事的一根轴线,当然,时间也在历史之外,在阅读之中,在4个小时的夜晚之中,而最后归结的点一定是尼禄这个名字背后的虚构中,如姚伟所说,更多是“把钦佩的目光投向过去的世代”。古代和现代,或许也只是一个时间的寓言,在“尼禄”的书写和阅读中,意义已经成了那种在雅典学院里的科目“灵魂盗取术”一样,“灵魂术士长时间盯着猎物的眼睛,直到其灵魂经由眼睛进入对方的身体。”

当尼禄进入了眼睛,那么灵魂到底会以何种途径进入身体?尼禄在最初意义上或许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史料记载简述如下: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日耳曼尼库斯(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37年12月15日—68年6月9日),古罗马帝国的皇帝,54年—68年在位。后世对他的史料与创作相当多,但普遍对他的形象描述不佳。世人称之为“嗜血的尼禄”。他是古罗马帝国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是古罗马乃至欧洲历史上有名的残酷暴君。“暴君”是历史上对尼禄最典型的定位,在这本小说的封底也简介着要表现“古代暴君”的心灵史,从历代文本的构筑来看,尼禄作为暴君的标志事件就是乱杀平民、烧毁罗马、杀妻杀母,镇压基督教,等等,一份拉丁文的编年史用非常简洁的语言这样总结道:“尼禄继承了他的母亲,然后吃掉了她;他强奸了他的妹妹;烧掉了罗马的12个街区;处死了赛内卡;在拉特兰呕吐出青蛙;把圣彼得钉死在十字架上;砍了圣保罗的头;统治了13年零7个月;最后被狼吃掉了。”

这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尼禄,他只活在历史的典籍里,而在姚伟的文本里,尼禄显然并不如文献记载那样被“复活”,他已经变成了“我”,变成了一个活在文本里的形象,而“我”的到来,就是一次关于时间之梦的苏醒,“对我来说,梦中的日子是幸福的。”梦直接站在现实和历史的反面,在寓言的意义上开启着一道门,矛盾、多元、双镜,向前或者向后,你都可能看见一个叫尼禄的人:“我是这世上最幸运和最不幸的人。我同时拥有两个人的记忆。”两个人的记忆就是对抗,就是悖论,就是找不到最后归宿的恐惧,对于尼禄来说,这首先就是梦醒来之后,身体不能进入现实的恐惧。身体是什么?是母亲阿格里皮娜换来帝位的工具,是第一任妻子屋大维娅沐浴时的肉身,是安提戈涅用铜镜抚摩时的快感,甚至也是寡妇们含在嘴里、“没有人能区分她们是在歌唱还是通奸”的风月琴,对于身体的膜拜完全变成尼禄灾难的开始,而母亲阿格里皮娜看来,这是快乐的哲学,“认为女人在床底寻欢时刻意压抑呼喊的欲望,便是对神灵的亵渎”,释放欲望,必然会以某种禁忌作为牺牲,也必然是“练习对虚无和死亡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尼禄才会找到身体里写着的道,那些在淫乱之外的“逻各斯”:“逻各斯的残缺直接在女人们的身体上打下了烙印”所以,弥补这个女人身体里的缺口,就成为一种使命,这种弥补,有时是寻找到的美,尼禄在雅典学园的美学论文题目就叫《乳房与阳光》,后来改为《美与虚无》,传递的美的理念,就是“人们对虚无和死亡的热爱”,而这种美也衍化成对于火星和水星的宫像重叠,“这意味着一个人在德行上邪恶与至善的奇怪混合”,所以对于美的追求也变成对于火和水的膜拜,“生命的繁衍不过是被囚之火在蔓延自身”、“女人每月流出经血,不过是火焰为蔓延所作的准备”、“火焰的终止将导致时间在黑暗中的熄灭”……所以可以在河边的黑森林里购买时间延续民族,而尼禄梦中的红色河流成为被诸神保护的火墙的熄灭标志,包括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那场火,以及最后罗马城的大火,都是尼禄为自己的残缺的“逻各斯”寻找可以弥补的那一部分,而占卜古书上火星和水星的宫像重叠,也挽救了他的生命,使身体得以继续活着。

所以,在尼禄看来,身体的淫荡是一种恶俗,是一种毁灭的力量,他所要寻找的除了身体的罗格斯,也有那种如安提戈涅美貌下的爱情,所罗门、铜剑、以利亚城、《死亡颂》,对于尼禄另一个梦中的那个身体和记忆,他完全变成了安提戈涅,一个符码,实现着某种关于爱的神谕,而“那次谈话后,我就开始称呼她为“安提戈涅”,而渐渐忘记了她原来的名字。”这种代替正是尼禄对于眼前罗马城的秩序的不安:“安提戈涅使我相信,我处身的世界从根本上是神秘而不可理喻的,包括人所遭受的苦难。”而最后出征波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征服波斯女王扎拉葩,征服她的身体之美,但其实,身体或者肉体,并不能承载幸福和爱情,安提戈涅的悲剧是以利亚人的死亡,不列塔尼库斯和崇拜他的老太婆恋爱,而老太婆却最后背叛了他,甚至最后完全变成了肉体的交媾,“阿格里皮娜与儿子分享人伦的欢乐来获取青春,”糜烂的肉体破坏了她的青春,使她第二天就变得十分衰老”何止于阿格里皮娜这样的淫妇,对于尼禄来说,“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的身子是干净的,他们就像污泥中长出的苔藓,散发着生机勃勃的邪恶气息。”,所以那种身体和爱情的失陷,必然会以某种报复开始,多密提乌斯死于儿子的响箭,阿格里皮娜成为“杀父弑母”的牺牲品,无一不是作为一种暴在实践着某种美学,这种美学也完全成为雅典学园里那些理论的政治体现。

不管提比略对犯人释放,还是卡里古拉创造的做爱时的乐曲,“我有时觉得暴政和暴君本身也是伟大的艺术品”,艺术归于暴力,在尼禄看来,这完全是延续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对于淫乱肉体的杀戮,是对于低俗平庸的镇压,这种尼禄式的“暴政”包括通过交配比赛选拔官吏、向全国诗人征税、组建幻想学校,用来满足天下所有失败的男人、派军团去野外开垦种粮,镇住他们的骄横,并且妇女可以向男人要求身体服务,所有这些措施和制度只为“防止罪恶日渐扩大,防止有一天不断壮大的罪恶连同他的宫廷一起淹没”,而鞭打妻子这样的举动甚至成为一个比喻,是“作者认为民众与王者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虐恋”,而这样的虐恋的目的是什么?当从身体解救自己失败之后,所有抵达对岸的方式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统治者对于秩序的重建,而尼禄建立的就是一个和谐实际上是平庸的帝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平庸成为尼禄式的暴力,“由于平庸是比杀戮更大的邪恶,因此你要竭尽全力,使平庸的人们获得最终的胜利。”在一个野蛮时代,尼禄最终并没有实现什么政治抱负,相反却成为基督教或者巫师的一个牺牲品,“作为罗马皇帝的我长眠在了巫师的大瓮里”,而在之后的投胎和降生中,完全变成了身体里失败者,甚至变成了“飞鸟和昆虫、野狼和羔羊、耕牛和宰牛的屠夫”。

“八个月后,我死在了一所乡下旧宅里,终止了对罗马十四年的统治。”又是时间,尼禄瓦解了一种政治上的信仰,对于身体、对于死亡,甚至对于平庸的追求,目的“要让平庸者压制杰出者,以防止少数杰出的人把同伴引向我们见识过的那种灾难”,其实导致了新的野蛮时代的到来,导致了末日的流行,而这种“暴政”其实是对于固有的“贵族精神”的瓦解,“诗人指责尼禄创造了一个空前平庸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能激发诗人灵感的悲剧事件越来越少。整个国家被尼禄安排得四平八稳,诗人所需要的悲哀和愤怒被粗暴地剥夺了。”

在这种尼禄式的悲剧面前,姚伟似乎要急于在这个被定性的历史人物中找到另一种意义,而那种抹杀贵族精神,倡导平庸统治的尼禄暴政,显然是姚伟所要反对的,借《徐芾东游》或者《王术》的汉字版,姚伟努力寻找在历史背面的文化母体,语言或许是最好的工具,在古希腊罗马各种历史典籍的运用和补充中,似乎体现着姚伟的这种喜好,作为对古希腊罗马哲学、艺术、文化推崇的他,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个经典“汉化”的难题,古罗马的尼禄在姚伟看来,完全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原,而是寄托着某种解救的崇高意义,时间再次复活,在文本之外,“指望用后一种语言创造经典,即使不是痴人说梦,也需要厚着脸皮霸王硬上弓。”对于现代汉语的批评足可以看出姚伟对于现代汉语文学的堕落的担忧,用尼禄来衬映现代汉语甚至汉语文学的困境,因为在姚伟看来,“古代汉语是贵族语言,现代汉语则是平民和贱民的语言”。“贱人国”以利亚是覆灭或许也是一个隐喻,在贵族精神不断瓦解的“技术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时代,姚伟显然遭受到了语言的“暴力统治”,比起那些词语的勘误,现代汉语里“视野的萎缩和灵性的怠惰已经成为人类堕落的标志”,而他这本小说“出版时删去的楔子”看起来更像是在时间的恐惧中,遇到的一个“漆黑一团、混乱不安的睡梦”:

表面看来,古人的大多数文字,都在大自然杰出毁坏力的帮助下,永久退出了我们的视线,或者说,古人的糟粕大多已被我们成功遗弃。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成了杰出祖先们的弃儿。根据一种可靠的说法,自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开始,人类就走上了无止境堕落和衰败的征途。

马口铁注

编号:C28·2120320·0866
作者:恶鸟 著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1年9月
定价:24.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10419638
页数:213页

马口铁是什么?是“镀锡的薄铁皮,美丽而不易生锈”?或者是“上面有符文,产地在波希米亚”?恶鸟说:“但这些也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只是小说里的两个流氓说的。就是这么一块铁,就如艾柯的玫瑰一样,它是如此神秘,为什么不呢,就当作小说名字好了。”这是关于小说命名的奇妙联想,或者可以通过艾柯的《玫瑰的名字注》和《玫瑰的名字》找到某种对应关系,所谓注解,并不是要找到出路,而是制造更多的迷宫,是要推翻阐释,“我认为一个叙述者不应该为他的作品提供阐释”,非阐释的小说就是在文本中建立的另一种秩序,《马口铁注》当然是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隔着塑料纸,我看到封底写着这么一行字:“这些谵妄的诠释,可以说又是用了拜厄特的薄片粘合法,把普鲁斯特、塞尚、艾柯、莫兰迪等等的文本编织在一起,最终形成的多层之问的关联,产生了一种共振的新型小说。”


《马口铁注》:39D的身体,以及被毒死的文本

“应该在小说这一遍开始之前,这个小说早就开始了,在这个小说这一遍结束的时候,这个小说还没结束。”39页第5行,恶鸟在《马口铁注》里的这句话,必须为今晚零点在中国市场上映的3D《泰坦尼克号》寻找隐喻的借口,开始之前的开始,和结束之后的结束,铺陈出不同的叙事层和不同的时间线,如果返回,那就是一个在记忆之中的1998年春天,普通版《泰坦尼克号》上映,我猜想那时的恶鸟还没有学会用专业术语去解读一部来自美洲的电影,作为一个初中学生,对于影像的最大震撼,或许只是对于那三分钟被描述的露丝全裸镜头。

隐喻出现了,我必须负责为这个隐喻寻找诠释的出口。恶鸟,于我仅仅是QQ的单一一次聊天,他住在杭州滨江,如此而已,没有更多的信息获知,而其他有效的信息几乎完全来自这一本“小说前沿文库16”的《马口铁注》和与此相关的介绍,特别是他那张蒙着眼睛的恶徒头像让我一直有一种不敢接近的恐惧,“1982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毕业,涉猎广泛,计算机程序开发出身,大学期间曾开发一套RPG游戏脚本引擎,对实验小说创作、小说美学(主要涉及叙事学、符号学、阐释学)、图像美学领域有多年研究。”这样平铺直叙的风格是大相径庭于他的头像风格的,当然,也对立于他的这本称为小说的《马口铁注》。在阅读完个人介绍后,我获取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他的毕业学校: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而言,必须是一种大众传播的方式,从纸质到广播,从电视到电影,这是附着在恶鸟身上的某种相关,所以在3D的《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完成传媒大学毕业生恶鸟作品《马口铁注》的阅读,一定是一个不可逃避的隐喻。

只是,露丝的裸戏被删除了。1996年的春天或者有着身体膨胀的欲望,而在14年后则完全变成了技术的升级换代,这多少是过滤了隐含在里面的“心底的震撼”,对于这个被删镜头的解读,完全变成了一种讽刺:“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我们担心播放此片段时观众会伸手去摸,打到前排观众的头,造成纠纷。出于建设精神文明社会的考虑,我们决定删除此片段。”所以,在@宁财神那里,3D衍生的是对于39D的戏谑,“就冲那对3D的39D,我肯定要冲进影院的。”身体的起伏被削平了,欲望藏在了影像之后,在升级为3D的道路上,被删的处理或许是在抵达真实上的一次刻意放弃,这自然成了恶鸟所说的“对于取景框中的真实性怀疑”。

或许这是恶鸟最擅长分析的影像文本,传媒毕业的他对于视觉语言有着天生的敏感,所以在《马口铁》里不断地出现电视、录像、电影等道具和场景,也不断强化视觉语言对于文本符号的补充,那么在视觉语言的真实性上,3D的《泰坦尼克号》对于裸戏的删除是更加接近真实还是与真相距离越来越远?在很多人看来,视觉代替文本是趋向于更真实的展现,恶鸟举的例子是关于电影的真实:“空中掉下来的女人和被砸下头的秃头男人,都太真实了,没有这么真实的道具啊”,取代文本符号,当叙述本身代替了叙述的对象,那么电视电影的镜头完全走向了真实的反面:“每一个镜头都成为了一个替代客体的描述。”所以,在那间房间里,两台电视机完全逃离了视觉语言要求的那种意义,25寸和17寸的电视机“除了显示屏在,其他都掏空了”,而当黑人闯入其间爆发了冲突,“电视机声音调到最大”,以掩盖一些真实的声音,真实被取代,是视觉语言在重新塑造一个客体世界,对于取景框真实性的怀疑,也就如恶鸟自己所言,是视觉领域和视觉世界的区别,通俗地讲,就是“主观观看的纯真视觉”和“客观观看的经验视觉”的区别,所以当电视里播放的连环杀人案,以及有关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新闻,完全被消解了,“这不是异形侵占地球,是神在召唤”,这样,视觉的真实性被取消了,“影像在渗透观众的记忆过程中的力量”便产生了,而这个力量变成了对1998年春天到来的身体欲望的忆旧,“用在叙事上产生迷人的力量”则成了另一个39D的臆想,它甚至比14年前的裸体更加具有冲击力。

所以,对于恶鸟来说,电视或者电影的视觉语言完全是对真实的逃离,是建造另一个世界的开始。那么,在消除3D《泰坦尼克号》带来的隐喻之后,似乎可以平安地进入恶鸟的小说世界了,正像他在文本P109上所说“该好好讲讲小说内的事情了”。这是第十四章节,此时距离开篇已经过去了大半,在诠释动态对角线、双螺旋、叙事意义、谋杀之后,恶鸟开始深入《马口铁》的文本世界,肢解尸体/受限的迷人、神迹、玛丽的故事、出口和没影线,在这些“小说内的事情”里,我读到了可以接近的恶鸟叙事,或者说是他说过的“叙事的再现”,不可转述的东西则完全在贴近那个文本,似乎可以伸手触摸到,就像3D的那个有些戏谑的解释,伸手触摸必须是一种冲动,在真实性完全消解之后,触摸仅仅是对“受限的迷恋”,所以我们不妨把3D《泰坦尼克号》被删的裸戏看成是一次肢解行为,那么推演开去,“马口铁注”对于“马口铁”来说,也完全是一次肢解,甚至直接带来了“受限的迷人”。

1-21页的《马口铁》,作者是恶鸟,作为[附录]一种,却在《马口铁注》之前,这种倒置的文本安排完全不同于《S/Z》的结构,而作为作者的恶鸟,在最后一句落地的时候,就消失了,或者就死去了,接手的是一个叫恶鸟的叙事者,作者在何处的疑问其实并无多少意义,恶鸟自己也说:“我并不满足作为一个狂热的读者而享有的那种文本的阅读乐趣 最想体验的是,自己如何利用这种文本机制去创造一个新的文本也让我的读者狂热一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恶鸟也成为了一个读者,专门去注解《马口铁》,狂热的体验让《马口铁注》成为新的文本,实现转述的可能。而作为无数的读者之一,我和恶鸟其实平等地站在文本后面,独立,自由,完全不相干涉,如此说来,我完全可以把《马口铁注》撕去,消灭作为叙事者的恶鸟产生的文本,这对于作者恶鸟来说,更显公平。但是对于我来说,必须要走进恶鸟预设的世界,为了满足他的“私心”,“一点读者也没有”也没有关系,但是“一部小说应该有个书名”,也就是说小说是《马口铁注》,而不是《马口铁》,正像艾柯的《玫瑰的名字注》,作为小说之一种,完全是带着窥视的意味,美其名曰“不可逾越的障碍”,或者当恶鸟的“私有的意图”和“外露的含义”呈现矛盾的两面时,《马口铁注》则完全变成了另一个隐喻,在碎片不断被置入另一些之后,作为整体的一种,《马口铁》变成了“前文本”,而所有对《马口铁注》的阅读和叙事则可以命名为《马口铁注注》。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阴谋”后面,我作为一个读者,完全满足了恶鸟的私心,以读者的眼光去发现文本背后的叙述再现,那么很自然,对于《马口铁注》的阅读完全实现了恶鸟的意义重建,艾柯说“毒死一个修士”,这里则是毒死一个作者,而恶鸟完全成了“模范读者和经验读者最高程度上的结合”,这种结合使恶鸟自然成为“一个上帝的肖像”,“他东西南北都能看到”,而且,“他能追随一个人的走动,也能追随其他人的走动”,全知全觉的上帝代替了叙述者,代替了作者,甚至代替了小说人物,所以,在恶鸟编织的文本世界里,他是神,是上帝,而目的,就如艾柯在《玫瑰的名字注》中阐述的那样:“我认为,要讲故事,首先要建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尽可能填充起来……词句随后而至”。小说,作为一种宇宙行为,必须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文本中被填充,而最后必然是以词句的形式展开,这种语言等价物一旦成为上帝的真理,便会成为世界的中心,弥补小说本来的“单纯”。

对于这个语言等价物,恶鸟颇花费了一番心思,那就是环境的置换,恶鸟命名为“游牧精神”:“脱离母语环境去叙述一个西方文化下发生的小说外”,这个西方文化最直接的外壳就是:南美,恶鸟说,“《马口铁》显然就是我的南美方式。”这种南美方式除了感恩节、西城区等时间地点,以及马克、马修、利比、伊恩等人物之外,更是煞费苦心地展现南美风情:“我喜欢在美洲的阳光里,享受北朝鲜的泡菜和冷面。”当然,还有语言,小说第一句是:“这他妈什么面条。”“他妈的”这个词在《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被冠以“墨西哥标记”,完全散发着南美的革命意义,是诅咒,是喧嚣,是绝望挣扎者的呼声,是穷人的解放,是有权有势者的命令。而“马口铁”作为叙事的中心,也完全打上了南美的印记,马口铁原来的的注释是:镀锡的薄铁皮,美丽而不易生锈,用途颇广(当然也可以用于小说题目),因最初由西藏阿里部马口地方输入。而在小说中,

马口铁却是一大坨铁,不是薄的或者美丽的,跟他妈变形金刚里的神秘立方金属一样,上面有符文,产地在波希米亚,挂在美国城西的一个廉租房里墙上,并且它在不经意间砸到了一个婴儿的肚子上,砸了个稀巴烂,而那上面画的却是一个地图,一个藏宝地图,关于一次波希米亚的黄金火车抢劫案,甚至还是最后新闻里的宇宙外星人侵占地球的目的所在。

这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叙述的再现就在不断消灭作者,消灭文本的真实,南美洲当然是“面具而已”,而目的,就如扎雷金著《南美洲方式》一样,是伊琳娜“对遥远、无知的南美洲的生存方式的想像,作为自己的行为模式,以此给生活带来一丝鲜活气息。”当然是恶鸟“作为一种解决脱离现实烦扰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为了建造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南美洲方式已经完全搭建在了文本的里面,叙事就可以从自己的方式展开,走向“永远无法达到状态”的诠释世界。这种诠释,对于恶鸟来说,不是在碎片中寻找线索,而是在建造中制造碎片,用碎片重置叙事,重置现实,甚至重置那个“上帝的肖像”,所以我们会在恶鸟营造的文本诠释中,感受自我繁殖的魅力,感受自分化的效果,这或许是恶鸟在预设之后所开启的一艘真正抵达“叙事之岸”的方舟,这就是开始之前的开始,和结束之后的结束,也就是恶鸟所说的“存在于小说之外”、“非对称或非饱和信息产生自我繁殖”。这或许也是用作者打开作者心灵的唯一一把钥匙,恶鸟放在我们容易忽视的地方,而他正用自己的笔触,不断地修正边缘,修正小说的叙事。在《卅魂落魄》这部被“邪恶三部曲”之一的小说中,完全没有了那个在一旁不停诠释的恶鸟,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那个“非对称或非饱和信息产生自我繁殖”的魅力,第一句“从那个废弃的教堂跑出来后,”的“那个”一定存在与小说之外,存在于阅读者的想象中,是小说开始之前的开始,而对于“卅魂落魄”是声音,是幻觉,是“暴力破解”,一个女人,尖叫,嘴里的白布,卡车,男人,白得恶心的屁股,看不见的手,扭动(捆绑)……促成了“一个男人绑架了一个女人”的叙述可能,但也在暴力破解中,“车子轧了过去”。“卅魂落魄”作为一个词,完全沾染上了血腥和恐怖,但是作为叙事的返回规则,恶鸟故意用客观而冷静的方式:

卅的发音,我突然找到了正确的节奏,在“死”的发音后面“阿”再抬起来的过程中,慢慢把声音靠后,感觉同时吞食三颗胶囊挤在喉咙的那样。

暴力破解,隐含着”反暴力“破解,我刺过去的匕首无力,却成为自我牺牲的工具,这种和《马口铁注》的转述不一样的反讽,完全变成了一种寓言:”沿着那条红线。我撕开了小丝的大腿。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型放音机。里头放着卅魂落魄的声音。我用螺丝刀砸开了放音机。世界再次安静。”小丝的某处身体不仅从来没有过真实,反而是制造幻觉、制造恐怖声音的根源,而只有从肉体内部拿出这个隐喻,世界才会安静,而这种安静往往是欺骗着的表面现象,像挂在墙上的马口铁,像吃了面条的婴儿,里面隐含着更大的叙事可能,这在恶鸟的解释里,是对故事的重置,是东方朔《滑稽集》的“怪哉”:“能吸收情绪、味道、特征,但我觉得更能衍生文本”,就像《仙霞镇系列》里的那些女人,小娥的丝袜、小艾的一袭黑、小眉的小脚,以及小于、小曼、小柔、小田、小静、小翠、东子都隐藏着一个“怪哉”,文本的隐迹是灾难的标记,也是死亡的开始。

所以,再次回到《马口铁注》,在黑色电影风格小说、侦探故事、异形故事、科幻片、抢劫故事、卡佛式的小说所组成的“块茎”里,谋杀无处不在,而恶鸟就是在谋杀中寻找建造世界的“怪哉”,这种寻找是在消灭谋杀的故事性:“我们不是去呈现一场谋杀,而是去叙述谋杀。”作为叙事一种,在《马口铁》外,为这种叙述配以一个对应物,“我突然发现要叙述一场谋杀的问题,是必须先有一场谋杀的描述,然后对谋杀的描述进行诠释,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序列,形成一种优美的方式放到读者的眼前。”谋杀是一种手段,它甚至不能抵达意义,所以恶鸟在《马口铁》里的那些死亡描述,并没有血腥和恐怖,有的只有恶心,甚至是肢解之后的悬念,那么这个他一心想要“建造的世界”,就完全抹杀了窥探真相的最后一步。当返回的路口完全关闭,《马口铁》和《马口铁注》完全成为被打通的文本世界,词句占据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我知道每一个打麻将的地方,都会有狐狸精出现。”如此,站在高处的必定只有一个人,或者叫做上帝,或者叫做恶鸟。

所以,在我看来,恶鸟一直作为一个文本而存在,他不提供更多文本之外的现实真相,而在《马口铁注》这本集子里,我依稀可以找到西湖啤酒、胡庆余堂等和现实接近的词语,但是“阐释和过度阐释”的碎片拼贴又让我感觉在沉陷,我甚至听到了“低俗小说里的黑人胡子杀手在杀人前的祷词: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圣经》以西结书第25章17节在别处,所以我甚至需要有东西来拯救,但拯救我的不是恶鸟,而是文本本身,Fuck、BB在文中不统一的字体和混乱的大小写,或者“我即想迷狂,又想分析”的“即”字,这些文字的不规范甚至错误,让我重新返回现实,让我知道我所面对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文本,而不是那个“建造的世界”,所谓南美洲面具、谋杀、绿色睾丸的怪胎、双螺旋也都如碎片一样消失,就如零点上映被删除的39D身体一样,完全是一种能够发出清脆的“咔嚓”声音的谋杀行为。

現代派文學辭典

编号:C28·2120316·0863
作者:贾勤
出版:臺灣秀威出版社
版本:2011年年12月
定价:
ISBN:
页数:276页

“現代派文學辭典”,或者并不是“现代派文学辞典”,两者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呈现形式,在简繁体之间,是一个更多义的世界,贾勤在台湾版的《自序》中说:“语言即语言风格,风格即历史心灵。福楼拜说:风格就是观察事物的绝对方式。奥尔巴赫说:风格研究(stiforschung)是综合地表现心灵的历史事件的唯一方式。果尔蒙说:疾病即风格。杜甫说:歌辞自作风格老。”所以从简体到繁体,不光是语言风格的转变,还有词语做法的改变,这对于对词语敏感的贾勤来说,倒也契合他所要建立的那个语言王国。不仅如此,贾勤说,台湾版还增添了一些词条,大约是3万字,包括CBA、沧桑、蒲团、馀等等,如禅,也如梦,比如沧桑中说:“一次,我于梦中登山,至于巅峰,忽然大地震动,我急于下山,路上不断有人与我会合,我没时间分辨他们是谁……”梦中都是一个“他的国”,而贾勤似乎越来越趋向这样的虚构了,甚至,连出版的台湾也是在梦中“囫囵混沌”去了。

山河入梦

编号:C28·2120223·0858
作者:格非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1年年1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5.80元
ISBN:9787201067636
页数:388页

其实已经有些隔离了,最后阅读格非的文字应该在十年前了,十年,基本上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对于格非来说,或者是中国先锋小说最后的拯救,《迷舟》、《褐色鸟群》、《欲望的旗帜》……这些文本构筑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风景,是完全关于“时间”、“回忆”“重复”构成的生存迷宫。《山河入梦》到底在多大层面上延续着“格非叙事”?在封底,格非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生活得相对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而在腰封上,“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 鼎钧双年文学奖得主 著名作家莫言毛尖推荐”,从这些口号中,我们读到的依然是那个喧嚣的世界,只不过看上去更像是一出假面的舞蹈。“格非以《山河入梦》的力量平衡了一个时代,在爱情都变成脱衣舞的世界里,夜夜夜宴,金金金黄,小说以感人至深的梦想为我们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这个和《人面桃花》、《春尽江南》一起的“三部曲”,或许就是在构筑我们聊以自慰的乌托邦。


《山河入梦》:铁匦制度下的乌托邦

必须承认,“铁匦”完全是一个闯入的陌生词语,作为搜狗、微软之类的拼音输入法,“铁匦”像是一个锁在别处的世界,根本无法近身,它封闭在我未知的那个地方,在我“失语”的阅读中,我甚至把它称作是属于格非固有的文本符号:深奥、冷僻,以及拒绝他人,一个词汇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个人,“格非以《山河入梦》的力量平衡了一个时代,在爱情都变成脱衣舞的世界里,夜夜夜宴,金金金黄,小说以感人至深的梦想为我们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腰封上的这句话似乎是对于“词语意义”的说明,“为最深处的绝望拉上了帷幕”,这是格非的策略,这也是我们的无奈。

其实,这腰封多少是有点问题的,它附在封面上盖棺定论着一个新格非,在这句话的上面是另外一句,加红加粗的标注着一种评价:“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 鼎钧双年文学奖得主 著名作家莫言 毛尖推荐:”另起一行便是关于“最深处的绝望”。这个腰封的评价可以这样理解:格非何许人也?莫言和毛尖如何推荐?这两层意思有些故意的叠合在一起,或者所谓的““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 鼎钧双年文学奖得主”和这本书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格非的定语,其实是和这本《山河入梦》的前一部作品有关,那就是《人面桃花》,出版于2004年的《人面桃花》曾经获得过两个奖项,而这两个奖项并非是腰封上打的“华语传媒杰出成就奖”和“鼎钧双年文学奖”,正确的说法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和“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这是2004年的荣誉了,而这本书出版于2011年1月,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汉语小说经典大系”08号,同一系列的还有张抗抗的《情爱画廊》、赵玫的《武则天》、盛可以的《北妹》等11部。

从2004年的获奖到2011年的腰封评价,这中间并不是一个变迁的缘故,就可以把格非重新定位,其实,这样细致地描述这本书附属的一些细节,并不是要推翻心中对于格非的定位,而是这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发生着改变,我没有读过《人面桃花》,却从这第二部《山河入梦》开始切开新格非的身体,多少有些冒失和偶然,而这腰封并不严谨的说明让我有些不安起来,而从我打开书到合上最后一页的三个晚上阅读中,这种不安并未消退,反而更加浓烈,以致我实在找不出原先先锋文学留在格非身上的印记,时间消融了,山河入梦是不是一种退让?是不是如书中的姚佩佩感慨的那样:“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

所以回到词语,回到“铁匦”,看起来也像是格非故意设置的一个障碍,让人在阅读中失语。匦,guǐ,是箱子,小匣子的意思,如:票匦,清·魏源《登太行绝顶》说:“日者相传,寸楮必匦,人往谒公,以我墨贽。”当然,这“铁匦”在《山河入梦》里是信箱,也应该是铁的信箱,不可轻易破开,里面是隐秘的东西,而对于花家舍的人来说,“铁匦”完全变成了一种揭露人性黑暗的工具,直至成为一种制度:

为了让百姓们学会自我监督,我们在公社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匦。也就是信箱,每个人都可以检举揭发他人的过失、错误、乃至罪行。检举人可以署名,也可以匿名。

锁在铁匦里的到底是什么?或许就像潘多拉的盒子,是不能轻易打开的,里面是不见底的黑暗,装着人性中“阴暗、自私、凶残、卑鄙、无耻”等一切的龌龊,而这个铁匦及其制度存在于像乌托邦一样的花家舍,就是格非极力营造的“白日梦”,而当一切白日梦“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潘多拉也就打开了通向黑暗的通道,在“互相撕咬”中一定会看见“最深处的绝望”:“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可别人的脸上却阳光灿烂?这是姚佩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格非说,是的,这绝望带来的恐惧是花家舍人的,也是格非的。

内心是很难呈现给人看的,梦作为内心的一种折射,往往抵抗着现实。《山河入梦》在更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时代造就的梦,起先投影在一个名叫谭功达的人身上。他是梅城县县长,以及后来的县委书记,作为梅城的一把手,他几乎掌控着那个城市的命运,作为和革命的后代,其实谭功达是有着谜一般的身世,这种身世让他对自己的个人命运有着诸多的猜测,甚至是悲观和恐惧,他的悲观和恐惧来自母亲陆秀米,《人面桃花》的故事就是围绕着陆秀米展开,“她一生都像一个谜,她的形象由数不清的传说和文史资料堆砌出来,在他看来,却像流云一样易逝,像风一样无影,像正在融化的冰一样脆弱。”所以最后留给谭功达的是“发了禁语誓”和“蛰居普济”,直至老死,在母亲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心中最软弱的部分,也看到飘摇的时代革命梦想的出路问题,所以总体来说,谭功达是悲观的,甚至是逃避的:“自己不管如何挣扎,终将回到母亲的老路上去,她所看到并理解的命运将会在自己身上重演。”而同样有着这种忧戚的是姚佩佩,作为上海这个大城市来的女孩,他也经历了家庭的变故,父亲“在提篮桥被正法了”,母亲则上吊而死,家庭变成革命的牺牲品,所以在心里埋下的阴影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走向,那就是逃避现实,建立自己的“乌托邦”。

谭功达作为一县之长,对于梅城的发展多少带有自己的主观意愿,而这样的梅城也完全变成自己实施梦想,建立“乌托邦”的领地,他提出的修大坝,建沼气,开凿运河,逐渐从对未来蓝图的描绘,变成了对大好河山挥金如土,而其中,也变现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特别是对普济发生的打闹事件,直接将夏庄乡乡长孙长虹和普济乡乡长高麻子绑了,以及后面听说自己倾慕的白小娴和新来的文工团团长相好而把他赶出梅城,这些都说明他的独裁,说明乌托邦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个人的最高理想,所以在这样的理想主义驱使下,乌托邦必将是一场白日梦,当普济水库大坝决堤时,他却在研究沼气,也直接将他推向了乌托邦的反面,他被免职,梅城作为一个现实中的城市,又变成了那些白庭禹、钱大钧之流官员的名利场,其实,谭功达的失利完全不是官场争权夺利的后果,而是作为一个个体,在革命式的理想主义下的溃败。

格非说这是他的“幻梦”,或者和他的出身有关,那么这个实际上一个革命事业上的“反乌托邦”,而对于谭功达和姚佩佩来说,还有另一层的“反乌托邦”,那就是身体意义上的。谭功达已经四十多岁了,但是还没有结婚成家,在内心充满着对女性的渴望,这种渴望又明显表现为肉体上的欲望,在姚佩佩、白小娴、小韶这些代表着“美”的女性身上,谭功达寻找着自己的春天,甚至在张金芳这个寡妇身上,他都欲罢不能。浓浓的性别意识和背后的性意识,使他被认为是个“花痴”,对于文工团演员的白小娴,完全是肉体上的渴望,甚至从她母亲的脸上,将“白小娴衰老的过程飞速地盘算了一边”,也完全是身体意义上的虚构。所以他会用冒失的行动几乎强奸了白小娴,而最后当被撤职,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张金芳的身体引诱又让他糊里糊涂地结婚,命运的错位完全是身体欲望使然。而姚佩佩,也在身体上遭受着痛苦,在被省委金玉强奸时,她内心还是为了那身体的一部分的:“而那片薄薄的、易碎的膜,就是我一生的缩影:其中除了耻辱,什么也没有……”所以为了保卫自己的身体,她砸死了金玉,背负着罪名出逃。

身体其实是另一个乌托邦,在不断解构着我们的现实,所以汤碧云会在钱大钧的诱惑下,偷偷约会,背叛身体,直到怀孕和打胎,所以被杀死的金玉,他的“赤身裸体”被粉饰为“壮烈牺牲”,甚至在那个时代的真正生活中,也完全是饥饿带来的折磨,是身体乌托邦的一次溃败。而当革命乌托邦和身体乌托邦都溃败的时候,他们所要寻找的就是另外的理想,比如爱情,比如梦想,而最后的“流放地”花家舍无疑变成了另一个“共产主义未来”,一个寄托着理想的美丽新世界。这里有精心设计的岛屿村落,“村庄的修建依照严格的对称原则,建筑物的位置和数量都进行了细致的摹画与测算”,“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无数的长廊将家家户户连接,下雨都无需打伞。而在这里的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自由,知道该去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他们插秧,锄地,收割,养蚕,扫地……每天自己陈述工作,领取工分,获得报酬。而谭功达,也收到温暖的新年礼物:一只精致的水果篮、一条牡丹牌香烟。

看起来这里无比美好。但其实这就是最终极的寓言,这个类似于《1984》的地方,才是最大的乌托邦,一切都是在虚构中远离现实,但其实是越来越接近现实,它把人性中的最大阴暗,通过迷宫的方式设计进去,在这里似乎没有人见过村书记郭从年,甚至“有谣传说,郭从年在三年前就已经得肺结核去世了,公社方面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隐瞒了他的死讯,秘不发丧。“这个隐喻或许就是乌托邦最大的谜案,开会时那个位置保留着,沏茶,换茶,一切的程序都在进行着,虚空的座位是一个隐秘的权威,”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而其实,那个被忽略的驼背八斤就是传说中的郭从年,当郭从年的神话复活的时候,其实也是花家舍这个乌托邦走向瓦解的开始。

这个瓦解,便是最初提到的“铁匦”制度,铁的信箱装着揭露检举其他人的材料,暴露人性中的阴暗、自私、凶残、卑鄙、无耻,这是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在看似”共产主义“的小岛上,却是”互相撕咬”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郭从年所说的人性的原则——好奇心的原则,而要这样“相互撕咬”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平衡,为了不把世界的所有黑暗之门都打开,在《天方夜谭》中,他看到了“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不会餍足的”道理,所以对花家舍人的欲望和好奇心进行适当地控制,就是在制造一种新的独裁,就是在美丽的理想下发现龌龊,发现黑暗,发现无处不在的“101”:谭功达和小韶泛舟湖上,以为很安全,所以放肆大笑过,但其实这安全的后面是无数的101密探,是“相互撕咬”的眼睛,是无处不在的铁匦。

所以,花家舍不是最后的理想地,对于谭功达和姚佩佩来说,他们的理想在别处,在紫云英编织的梦里,“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姚佩佩归案九个月后被执行枪决,而谭功达最后死于肝腹水,死之前他听到了鞭炮声,而在之前,他们似乎在一起似乎找到了爱情,似乎逃离了所有现实带给他们的折磨,摆脱了身体、欲望、名利的控制,而完全处在自己的梦境中,“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是啊,当死亡都变成一种虚构,何来恐惧?

“有一扇门,无论如何是不能打开的。”而格非却打开了,像花家舍一样,当界限被拆除,肮脏和卑下都会畅行无阻。而在这个文本中,格非一定是要让然看到乌托邦的美丽与残酷,“什么是《山河入梦》的比喻呢?我想到了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假设,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苦楝树;假设,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它。望着这片阴影,姚佩佩在心中许了一个愿,闭上了眼睛。不管姚佩佩如何挣扎,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因为它镌刻在她的心里。”这个姚佩佩和谭功达面对的问题,却也是格非的问题,所谓阴暗还是光明,现实还是理想,都是一个二律悖反的问题,而格非显然自己过早地进入了这个二律背反中,谭功达或者郭从年,都是一个符号,一个被架空的空位,格非自己把他们从现实中抽干净了,却在反问,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真正的信仰,即使白日梦。“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人已生活得相对比较猥琐了,不太会想乌托邦的问题或者是做白日梦。其实文学的只职能之一就是白日梦,在现实生活重压之下给我们提供一丝喘息。”看起来,喘息而已,明知道是白日梦,却还要去编织,无非是一个先锋作家完成了一次蜕变,回到现实或许是一条出路,但是转身的饿时候,他一定会发现,物是人非,一定会发现某些失语和命名上的粗率。

现代派文学辞典

编号:C28·2120112·0857
作者:贾勤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版本:2010年年11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3.40元
ISBN:9787510413483
页数:188页

《小说前沿文库》之一,既为小说,当然是解构书名中的“辞典”,而迷恋于“词典学的追祭”,本来就是想澄清、甚至重申某种被作者观念左右的文学意象。1980年代生于延安的贾勤有着对于跨文本写作的热情和虔诚,东芝SD卡发行的全球首部电子小说《五卷书》,在出版《现代派文学辞典》之外,还编译古印度圣诗《安陀迦颂》。《现代派文学辞典》里集中讨论写作中涉及的每一个可能的词汇,给出一个完全意外的可能,刷新中国当下滞后的文学概念。每一个辞条的发生都会引出一个场,一个亚中心,比如一个圆柱形的塔会形成一个中心对称的力场。一幢楔形建筑需要给它聚集的侧向压力一个穿过周围空间的通行权。贾勤乌托邦式的辞典写作,不得已用“现代派”三字,是想表明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仍在认证当中,这种关系是每一个历史的现时阶段对于过去文明的瓦解与重构。


《现代派文学辞典》:待解压的格式化命运

重要的不是们,还是我。
——《现代派文学辞典·I》

我已经说不清抚摸这本书的感觉了,柔软却坚硬,轻盈却厚重,掌握着,却随时可能逃离,慢慢的,会有一种很诡异的感觉,书正在偏离我的手,偏离我的眼睛,偏离我的头,偏离我的生活。它像是一次事故的地点,标注着一个撞击过后的影子,却没有了人,受伤或者安全,都已不见,粉笔画成的轮廓检索着流逝的时间和故事,但一定是发生了,毫无疑问地发生了。

被劈开的封面让我很不安,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知性一半是感性,一半是理论一半是虚构,一半的一半,是将人及其阅读硬生生扳成两瓣,偏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苦心构筑的世界迷局,那些看上去鞠躬作揖的画像隐藏在迷宫里,大地和天空,人间和地狱,文本和图画,都将我们沉淀在这小小的设计中,不逃脱,往往是不想逃脱,甘身为奴,于是,“无边的威胁、和猥亵”扑面而来,不是乱码留下的玄机,实在是心中的那些乱象被激活,再也看不到整饬的格局了,世界正在成为贾勤的世界,超乎想象的恶,掩人耳目的言。

要进入这样的迷宫,你首先要寻找钥匙,一页一页翻阅开来,首先是叫“小说前沿文库”,封底“建议上架”是:经典小说。纸张:白色微黄,880*1230开本,100千字,6.375印张,或者还有版次书号、定价,甚至还有“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的服务承诺,这一切看起来是正常而平安的,你会不设防,像阅读所有的书册,所有的小说一样,慢慢进入故事。

只是,你还会若有所思地再次想起书名:《现代派文学辞典》,“辞典”正在变化,词的累积,缘何和“小说”有关?词语进入小说,是变革还是妥协?接着,你会看到那个名字,亚伯拉罕·蝼冢,他是谁?住在《序》里,是一所孤独的房子,是一个观望的哨所,进入故事的钥匙难道在他手里?“这部辞典对于动词“写作”的反省在现代汉语当中是杜绝的,它是当代文学集成意义的初始,不是一般意义的写作可以赅括得了的。”他喃喃而语,他似乎交出了钥匙,那是异域的神话,那是另一个国度的言说,“指向人类历史的书写之谜——述而不作。”“说”,而不是“写”,这就是一个启示,钥匙只是悬挂在门前,开不开得了那把锁还是一个问题,于是你成了亚伯拉罕·蝼冢,你成了贾勤,你梦见了荷花:

我根本没有见过那些荷花。我迷了路,可能是这样的:

我必须要把阅读从一个古怪的名字里解救出来,跳过那个“序”或许是更安全的行动。那么直接进入贾勤的文字,进入那个有关荷花的梦,那个从迷路开始的故事,“一切都准备好了,仿佛就要有事情发生,这样的幸福使我妒忌。”可是,梦却接二连三侵袭而来,仿佛打开的那个闸门,黑暗中的群魔乱舞起来,幸福是一刹那的事,它只在梦的边缘,而一旦进入中央,梦便成了灾难。“梦,日复一日的奇迹与折磨”,在这样的奇迹与折磨中,是我们遇见不可逃的老虎,是床上多了一个人的慌乱,是1009年9月30日遇见过的黄庭坚,或者是10月12日的三个称兄道弟的人,呕吐着的情节,当回到10月8日的时候,时光倒流,宛如来自路边的疯子。

这已经将梦作为一个叙事情节剥离了出来,“仿佛就要有事情发生了”,可是这样的“幸福”只是梦而已,贾勤其实没有做梦,他在暗处,他在和一个叫“贾勤”的人说着那些“奇迹和折磨”,当“贾勤”成为辞典的一个词条的时候,你一定会大声喊叫地向世界宣布,你找到了通向文本幽暗世界的真正钥匙。

我的一生并未结束,他以令人难以接受的疲惫重新开始。 无论如何,一个人的生卒时辰不能在同时产生,而我却面临这样的困惑:贾勤(1980-1980)。括号里的数字也许是一组密码,一组微型文件,有待解压的格式化命运。他所能表达的仅仅是瞬间带给我们的幻觉,我们虚度的一生就此得以扩展,得到谅解。

“贾勤”的词条在78页,差不多书页一半的位置,这名字和“我”有关,但是“我”没有人称,也没有性别,甚至是没有生命的时间过程,又是密码配置的文件,幻觉的贾勤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我怀疑我就是众人,我就是你。”它只是两个词而已,组合在一起,出现在封面作者位置上,出现在789页的词条上,也出现在131页“勤”词条上:“则贾勤之名虽不能落实,然彼此有恩终究难忘。”从此便再无意义,而虚度一生便仍然虚度一生,钥匙掉落在深处,通向不可知的终点。

而这一切都是把你推向黑暗,一扇一扇门其实都是尚开的,但是你以为世界都是关闭的,都是拒绝你而存在的,当贾勤消解了作为“贾勤”的所有意义,那么“我”也就不是我,你也不是你,人称不再是人称,小说不再是小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部机器装载了普遍文字系统——巴别塔之后的任何一种文字,这种隐喻仍然适用于有史以来具有独立书写能力和文字体系的部落、民族、国家。它输出了所有可能性。”而所有可能性指向的唯一一个点便是言说,便是文字作为终极而存在的“言”。

太初有言,言语所泄露的天机总是满足着人类的天性:语言本身的竞争性使言上升为 继而为 ,进而为 然终归于竞争之后的善,善正是语言交锋争辩之后的伦理可能。

到这里,就完全可以把文本从小说的窠臼中解脱出来,那里没有荷花,没有梦,没有送葬队伍抬着的一口空棺材,没有114查询小姐,没有面目狰狞的女人,甚至没有了诗人宗霆锋、吉胜利和江晓原老师,“耶路撒冷的灯是傲慢的。你有那盏灯。”灯就是言,就是终极,就是那个最初的“啊”:“古老的语言就这样从最初的声音当中成为自己的范畴”,那么喊出的第一个字,从此,时间诞生,而“人是你说出的第二个字”,第三个字当然是那个“或许上帝自己不愿意说的”第三个字:“我”。

我已经变成了巨大灾难过后的拯救者,贾勤是“我”的代称,而这样的颠覆和替换中,你一定要冷静,一定要区分写和言的区别,否则,我们所阅读都都是已经被遗忘的语言,像弗罗姆所说,被遗忘的语言“以各种奇妙的方式出现——梦、寓言、童话、神话、传说、诗”。他们都出现了,是本质,是标点,是解构,是跨越,也是关于“你无法再回到梦中”的孤独。在这些词条中,你可以把“梦、寓言、童话、神话、传说、诗”都撇除在外,剩下纯正的词语,你或许会感觉好过一些,感觉回到了形而上学的言说中,这里有《酉阳杂俎》、《说文》、《内经》、《醜簃日记》等古典文本,也有福柯《词与物》、房龙《人类的艺术》、罗兰·巴特《文之悦》这样的西方文本,既有辞、甘、逆等的汉字体系,也有Art、Being、T这样的英语词汇,在“I”词条里,I已经被同义的“吾、余、予、朕、孤”所解说,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吾、余、予、朕、孤”却也是偏执和孤独,和I一起构成了主体世界的无奈和折磨,I又回到了“我”,回到了“当我承认你的时候,你就再也无法拒绝我”的纠葛状态中,而那种中西式的交融像是故意打破语言的障碍,在破解语言体系中找到言说的本义:

汉字不仅仅是符号,它的结构对应于自然。西方的语言学加上中国的文字学,就有可能还原(重建)世界元始的象征体系。

可以认识的贾勤

世界的还原,依靠语言的重构,消解中西的语法体系和构词法则,让所有词语回归到本体,这是解救的第一步,象征体系在重建,在还原,但是这似乎是积重难返的悖论,词条都在呼吸,却充满痛苦和折磨,在“呼死于吸,吸死于呼”的状态中到底能抵达怎样的彼岸?而在认识论之后,便是方法论的实践,在“拒绝”词条中说:拒绝词语,让我们回到辞典。这便是最后的突围,从词语中诞生,又要拒绝词语,本身就是一个循环和轮回,而在这样的遗忘中,真正要做的是消解作者的地位,在阅读中构建意义。因为在“我”看来,作者是“威胁着第一创造者的神圣地位,扮演着并未指定给他的角色”。这种“作者必死”的极端化做法给阅读无限空间,当阅读者变成作者,最初言说的作者也就在自我否定中消失了,在“纽带”中说:此种变化包含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冲动,而这也是文本的严密性所在。这样,读者与人物双方才始终是安全的、秘密的。”

“阅读和写作都能成为作者”的命题实际上是在消灭词语的人文属性,让词回归到词,单纯,直接,甚至无意义,而这样做就是要把背后的那个写作者剔除出文本世界,这里的混乱似乎在“词与物”之间找到平衡点,找到真正的意义,当然,在小说和理论的交错中,虚构和论述之间很容易造成失衡,所以在文本的结构中,再次回到了那个议题: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小说的开头可以这样写:“我不知道听见听谁说……”

不知道听见谁说就是分解作者,架空作者。但是说实话,如此以词语构筑的言说体系,显得一厢情愿,这样的文本实验说到底还是没有获得更多的意义,它支离破碎,它强词夺理,它偏执孤独,甚至“回到辞典”也是一次多义的冒险。在亚伯拉罕·蝼冢的《序》里,这是一部“辞典”,而在《后记》中,却成为了“词典写作”,辞典和词典,当然不是简单词语的区别,更大的或许是实验性颠覆的冲动中忽略了写作应有的严谨。

当小说不再是小说,当贾勤不再是作者,我们都在一个梦境为始梦境为终的地方寻找答案,“现代派”是一次虚拟的实验,与本体同在的词语,恰恰解构了所有的可能,当作者架空的时候,意义也被架空了,巴别塔之后将无任何一种文字能够找到本义,找到“世界元始的象征体系”,而“当代的写作之意义”的困境依然存在,而且还在蔓延。

“重要的不是们,还是我。”当我们完成阅读,完成“词典学的追祭”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行为之后,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继续抚摸这柔软却坚硬,轻盈却厚重的纸张,重新找到那个在(1980-1980)这一串数字背后真正的贾勤

贾勤,1980年代生于延安。2000年以后,开始跨文体写作。2007年,通过东芝SD卡发行全球首部电子小说《五卷书》。2010年,出版《现代派文学辞典》、编译古印度圣诗《安陀迦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