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岛

编号:C38·2171120·1431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9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45.24元
ISBN:9787532773251
页数:450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情诗、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航海日记,这些属于翁贝托·埃科的神秘标签在《昨日之岛》上再现。一六四三年的炙热夏天,一艘负有寻找一百八十度经度线位置之秘密任务的商船 “阿马利丽斯号”在南太平洋某处遇难。船上的幸存者罗伯托是个患有疑心病、妄想症、惧光症,而且不会游泳的年轻人。在遭遇海难之后,他又被浪潮冲上另一艘弃船 “达佛涅号”,罗伯托依靠船上残存的粮食、果菜和家禽维生,坐以待毙之余,只能靠书写情书——以及回忆,最后演变成小说——打发时光。透过这些书写,作者埃科为读者交代了罗伯托的前半生——牵动全欧的卡萨莱城争夺战,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西班牙、教会悉数登场,各国以寻求经度的秘密为目的的间谍战,在那个世纪信仰与科学的激烈交锋……


《昨日之岛》: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他对自己说。后来,为了避免自我意识,干脆说:石头,石头,石头。
——《三七 荒谬习作:石头如何思考》

岛屿还是岛屿,虽然在海水的冲刷下越来越远;石鱼还是石鱼,尽管那一种毒让身体变得虚弱;珊瑚礁还是珊瑚礁,即使曾经它们是那些活着的珊瑚虫……当所有一切都以物的方式存在,并且趋向于存在的永恒状态时,对于一个频临死亡的人来说,反倒变成了安慰?从生到死,无法逃脱的宿命总是会降临,当寻找京都和定点的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当 “达佛涅号”的船员都被登岛之后的印第安人残忍地食用,当卡斯帕神父进入水底钟而消失于海底,甚至当自己被石鱼的毒所侵害,死亡再也不是遥远的事,再也不是他人的经历,它已经发生,它正在迫近,它将把一切都变成最后的物。

在人类关于永生之梦平破灭之后,对于唯一的罗伯托来说,他内心充满了嘲笑, “假如人只不过是个影子的话,你们就是一缕青烟。假如人只不过是一场梦的话,你们就是幽灵。假如人只不过是个零的话,你们就是一个点。假如人只不过是个点的话,你们就是零。”船只、机器、观象台、水底钟,都是人类对于征服世界的工具,但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它们就是青烟,就是幽灵,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完全被忽略的零——再过不久,连 “达佛涅号”都将不存在,还有什么能解救人类?再过不久,连生命都不存在,还有什么能命名为一个不死的 “我”?

唯有物不死,而物之存在,它消灭的是灵魂,让灵魂见鬼去吧,没有肉体的依附,没有机器的解救,所以一定没有了自我意识,没有了意志,没有了自由——当没有 “我”之存在,就没有了 “我思故我在”,所以 “我是一块石头”在唯名主义中就变成了 “它”,甚至连这种关系也被解构了, “石头,石头,石头。”就是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我之存在的关系:

我是什么?如果我说我,代表的是格里瓦的罗伯托,那么我便是作为我过去所有时光的记忆,即我所记得的所有事情的总和。假如我说我,代表着此时此地的某个存在,而不是主桅或珊瑚,那么我便是此刻我所感觉到的一切的总和。但是,此刻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是假定不可分割的原子之间的关系的总和,它们排列在那种关系系统之中,在那种特殊的秩序之中,这便是我的躯体。

也许只有濒死之人,才会真正思考死亡,也许只有思考了死亡,才能想到 “我说我”的哲学意义,也只有说到 “我说我”,才能把世界的存在和上帝联系起来,但是在没有橘色的鸽子、上岸的岛、昨日之子午线的世界里,死亡是不是也会把一切带向虚无? “假如到现在我还不能将我的死亡变成为我生命中的杰作,那花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哲学还有何意义?”而正是在死亡面前取消了我的命名、我的定义,在恐惧中回到了 “一块石头”的物世界,罗伯托才会寻找另一个自己,即使那个自己是邪恶的,是残忍的,是伪善的,也可以将自己从这绝望的宿命论中带离出去。

费兰特,他是罗伯托命名的自己, “我”之外的自己,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自己,但是这样一种移植是不是可以完成最后的思考?他曾经在自己幼小的意识里出现,在卡萨莱围城的困境中出现,在巴黎的伊壁鸠鲁生活中出现,甚至在 “达佛涅号”的死寂中出现,出现而逃避,出现而扼杀,出现而害怕,但是当最后以寻找的方式为自己的死亡寻找命名的出路时,罗伯托或许真的成为了费兰特,成为了 “我”之外的另一个非我,成为了上帝之外的救赎者,成为了在思考中实现自由意志的寄托。

费兰特为什么会出现?罗伯托是如何命名的?十六岁以前的生活,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底的唯一线索,也是死亡降临的时候,也是自我意志无效的时候,但那不是罗伯托,是父亲波佐。受伤而疼痛的时候,那个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在刀刃上撒了一些粉末,这个曾在东方云游知道阿拉伯炼金术的修士,用这样的方式让波佐告别了疼痛,而且奇迹一般,第二天伤口开始愈合。粉末撒在刀刃上,刀刃没有碰到伤口,但是却把疼痛带走了,身为家庭教师的修士说,是粉末带走了疾病,带走了伤痛。波佐身上转移而发生的奇迹,最后也变成罗伯托内心里的一次命名,波佐在告别了伤痛之后,在一个授封仪式上对罗伯托说: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授封仪式,听起来像是起死回生后的重生言说,不是别的人,是 “你”,当罗伯托听到那个加重强调的 “你”字,似乎就开始出现了转移,不仅仅是人称,而是自我的一次外化,在 “你”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是 “他”还是 “我”?为什么父亲要突出这个人称?当罗伯托经历了没有朋友的童年,习惯了独自一人的生活,突然自己变成 “你”的时候,那个自己之外的存在者似乎就被激活了:一定有一个阴魂不散的 “另一个”。他甚至给这个丢失的兄弟起了名字:费兰特, “费兰特得益于身份被抹去,可以在罗伯托背后行事,而罗伯托也隐藏在费兰特的身后。”

实际上,阴魂不散的费兰特绝不是罗伯托地位受到威胁的存在,而是在他命名之后成为化解矛盾、逃避困难的一个解救者。当曼托瓦公国的继位纷争波及到波佐的地位时,当卡萨莱被围城的时候,父亲让罗伯托和自己一起出发去包围卡萨莱,这是卷入战争的一次行动,但是对于罗伯托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因为, “从长途跋涉者嘴里可以听到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而这也正是他从一个人的孤独状态突围而寻找另一种存在的有效方式。

这是一六三〇年的那个夏天,选择自己进驻卡萨莱的罗伯托经历了自己被塌落的草堆保护的幸运,也看见了敌人 “为了抢走一只手镯,则砍掉整只手”的残忍,听到了父亲关于 “战争是一只丑陋的野兽”的性恶论,也发现了所谓的神圣队伍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现实,但是在卡萨莱围城期间,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的确开启了罗伯托的心智,关于宗教,关于道德,关于英雄,关于上帝,关于死亡,以及关于我,而这些所谓的教育是交错的,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圣萨万身为神父,却告诉罗伯托: “一个正派人的首要品质是藐视宗教,它要我们恐惧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即死亡,憎恶命运给予我们的唯一美好的事情——即生命,而去向往只有星球才永恒至福地生活着的天空,那些星球既不因奖赏得意,也不因谴责动容,只在虚无的怀抱中享受它们永无休止的运转。”当死亡会自然发生,上帝还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生命的虚无观,圣萨万的神父身份也是一种虚无,在他看来,那些说道,那些哲学,是 “舌头割去之前”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是为了和偏见决裂,是为了发现事物天然的道理,所以在语言的对面,圣萨万面对的是一个存在着的自然, “ “我在自然里找不到相信上帝的理由。”那些所谓的国家秩序,所谓的宗教信仰,所谓的牺牲精神,其实在圣萨万看来只是一种违背自然的东西,只是为了在贵妇人面前写一首手好诗,写一部时髦的小说。

圣萨万无非是用神父的身份去定义了一个上帝,上帝当然变成了自然之外的 “他者”,我们依靠他者存在,是用想象构筑了另一个世界,所以圣萨万希望陷入自我困境的罗伯托去寻找一个爱人,而这个爱人就是想象之中的产物。罗伯托似乎爱上了一个名叫安娜·玛丽亚·诺瓦雷塞的妇人,她有着纯洁的形象,有着丰腴的美丽,也有着英武的美丽。想象或者只是罗伯托欲望的产物,但是正如圣萨万所说: “因此,您既渴望又不渴望。爱情会把人变成自己的仇敌。您害怕达到目的之后会失望。您要在门槛上,就像神学家所说的,您享受延迟。”他给安娜写情书,想象自己向她表白,也想象她回复了情书,甚至和自己一样感受到了爱,正是这种想象,他甚至把围城的卡萨莱也变成了自己情感的世界, “把街道、喷泉、广场变成了倾慕之河、冷漠之湖或敌意之海;他把这受伤的城市变成了自己得不到满足的柔情之乡,他的孤独之岛。”

这是灵魂的激情?这是绘制的柔情的地图?想象之存在,超脱了欲望?对于罗伯托来说,圣萨万构筑的这个世界反而使得那个阴魂不散的费兰特合理化了, “也许您不如您以为的那般爱您的父亲,您曾经觉得他教导您德行时过于严厉,您因此埋怨他,而后用另外一个人的、而不是您自己的过错来惩罚他。”这是第一种层次,是 “另一个自我”产生的原因,而当 “费兰特”被命名之后,他又承担了罗伯托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当他看到战争的疯狂时,他从窗户似乎看到了走向斜坡的费兰特,那时一个对宗教产生怀疑的人;当波佐在卡萨莱被敌人的炮火击中时,他想到是费兰特向敌人告密。被命名的费兰特走向了合理化的道路,也在这种 “非自我”的实践中让罗伯托摆脱了负罪感。

但是,想象是不是另一种虚无?当自己以异乡过客的心情体会战争的溃败,当自己用他者的身份抚摸所爱的肉体,当自己以非自我的方式逃避疾病、疼痛,是不是取消了罗伯托这个本我? “他将发烧想作爱情,当他将草褥子的折痕处弄皱时,或者当他抚摸着自己身体上出汗和疼痛的部分时,他也梦想着在触摸诺瓦雷塞的肉体。”也正是由于此,狂热变成了妄想,欲望变得扭曲,所以罗伯托开始转向另一种超越自我的理论: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

机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机器,是思想的连接方式,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是上帝给世界提供的隐喻。 “亚里士多德机器”是将本质、数量、性质、关系、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和状态十种范畴放在机器上,然后建立字母世界,然后设立几十条名目,所以当摇把转动,滚轴便独自运转起来,当当停下来的时候,随机组合的世界里便会出现相关的字母,而这些字母便是在本质之下的命名。所以当大家选择 “侏儒”的时候, “亚里士多德机器”就产生了如下的命名: “脚靠近头的体格,在开始之处结束的肉质切片,在一个点上凝结的线,针尖,对其讲话须加小心、害怕一喘气就将其吹跑的人,小到不能接受色彩的物质,黑芥的火花,比它所拥有的既不多任何一点、也不少任何一点的小实体,无形状的物质,无物质的形状,无身体的身体,纯理性的实体,天才的发明……”

范畴、本质,在机器的随机组合世界里,变成了原子,肉点,以及词语,而这些命名只不过是隐喻,就像埃马努埃莱神父所说,机器制造的是 “词汇的纬纱、颖悟的思想”,只有雄辩者才能理解这个宇宙,所以他实际上把机器当成了另一种上帝,而反对圣萨万所说的想象: “为什么上帝给世界制定法律,为什么它禁止私通,为什么上帝之子化为肉身,他们用无数问题向你发起进攻,再利用你的每一个回答将它们转变为无神论的证据。这些就是所谓时代的才子,实际却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皮浪主义者、犬儒主义者,以及放荡的不信教者!因此,你不要听信这些来自于魔鬼的诱惑。”微量、原子、随机,这种观点其实就是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概念的机器化。这似乎又为罗伯托开辟了一条道路, “无论是艺术还是大自然,都喜欢密谋策划,原子也是一样,在它们聚集的时候,一会儿呈现出这种方式,一会儿又呈现出另一种姿态。”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那个费兰特又成为了罗伯托用自己的面孔、愿望、思绪组合而成的另一个自己—— “一个隐藏起来的闯入者。”

一个是用想象建立的孤独之岛,一个是以原子的方式隐藏起来的闯入者,一个是推翻了上帝的命名而呈现而自然状态,一个是被上帝命名而呈现不同的组合,圣萨万的 “想象说”和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是不是一种对立?当那场决斗发生,实际上就是两种观念和思想的直接冲突,但当最后圣萨万被剑刺中而死去的时候,似乎宣告了 “想象说”的破灭,而伴随着死亡,安娜不见了,波佐不见了,战争不见了,但是那个费兰特呢?那个另一个自己呢?他却一直在罗伯托的世界里,所以在卡萨莱围城告一段落之后,罗伯托离开了自己的家,前往了巴黎,而在巴黎的时光,他更多在埃马努埃莱神父的伊壁鸠鲁学说影响下,寻找原子意义中的上帝和世界,以及自我。但是这种寻找最后却又让他回到了原点,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爱情,那个叫莉丽雅的女人让他感觉到欲望世界被打开了,但是这仿佛又变成了想象,当他写信给她,是进入一种想象构筑的世界,但是当她邀请他的时候,他却害怕了, “他为受激情驱使而表现出来的厚颜无耻感到局促不安,他把鲁莽和悔恨写成不平静的诗句,然后对自己说,一个绅士可以像疯子一样去爱,但却不可以成为笨蛋似的爱人。”他学习了英语、医学、击剑、火枪,进入到知识的世界,但是当伊洛比通过武器治愈伤口的时候,那种叫做 “交感粉末”的方法似乎又回到了父亲波佐受伤时的那一幕,即使伊洛比解释说: “大自然刚一遭遇真空,便会设法用原子去填满它,此时会展开一场争夺每一寸空间的斗争。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它的交感粉末便不会发挥作用,况且实验证明情况恰是如此。”那种所谓的原子,所谓的组合,反而让自己想起了 “你,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才是我的第一个儿子。”反而回到了被强调的 “你”时代。

当罗伯托最终因为交感粉末而被认为是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时,他反而失去了自由,但是被捕入狱之后,红衣主教却赦免了他,让他潜入荷兰船只,去寻找经度的奥秘,寻找定点的真相, “在我们看来十分明显,发现经度的秘密而又秘而不宣的国家,必将获得凌驾各国之上的巨大利益。”大航海时代似乎已经到来,人如何确认自己的位置,在了茫茫大海上,如何找到参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人类的迷失,只有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人才是孤独的,才是渺小的,才是危险的,那么伯德率领的那艘 “阿马丽利斯号”是不是和罗伯托命名费兰特一样,是为了一个自我解救的合理化设想?

“谁如果找到了确定子午线的方法,那他就是海洋的主人了!”是想成为自己的主人,是想驾驭无际的大海,在这个意义上,人仿佛想成为自己的上帝,而这个上帝之存在,需要的就是 “另一个人”,个合理化的非自我。 “阿马丽利斯号”发生海难似乎是人类茫然的一种写照,当罗伯托幸免于难而走上 “达佛涅号”的时候,他开始经历了第三个关于解构自我的阶段。在卡萨莱围城中,无论是圣萨万的想象说还是埃马努埃莱神父的 “机器观”,其实对于罗伯托来说,都面临着一样的境况,那就是死亡的威胁,瘟疫流行让他患上了疾病,卡萨莱被围困让他看见了战争残酷,所以在死亡面前,他才会从想象或者机器的世界里找到另一个自我,在合理化意义上获得解脱,而当海难发生之后,他幸存下来便第三次面临死亡,而在所有的死亡的威胁中,他都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闯入者。

“达佛涅号”上醒来,圣萨万发现了物品,发现了食物,发现了那些动物,甚至发现了原处的岛屿,但是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那些神秘的声音总是传来,于是他确定有一个闯入者,一个在他之外的人,实际上,在罗伯托经历的种种遭遇中,他一直活在闯入者的阴影中,那个叫费兰特的兄弟尽管不断被他合理化,但是在内心来说,他是期望把自己的所有不安、恐惧和孤独都转移到他身上,甚至在死亡面前,他也需要这样的解脱。所以在 “达佛涅号”上,当他最终发现那个神职人员卡斯帕蜷缩在床铺上的时候,他似乎再一次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而卡斯帕神父又从灿烂的航海学、神圣的地球理论、巧夺天工的机械和星系漫谈中,为他构筑了另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时间的空间化。

“假如你从美洲向亚洲旅行,你会损失一天,假如你以相反的方向旅行,你便赢得一天,这便是‘达佛涅号’选择了亚洲路线的原因,而愚蠢的你们则走了美洲路线。现在你比我更老一天!这不让你觉得好笑吗?”所谓的经度,所谓的定点,其实不单是地理上具有一种革命性意义,而是成为另一种时间,罗伯托的感悟是: “如果在那同一个瞬间,我人在子午线上,那将是午夜整点,但如果我朝西望去,我将会看到星期五的半夜,而朝东望去,我将看见星期四的半夜。嗳呀,上帝!”他喊出了 “上帝”,因为一切都在已知之外,而神父之所以告诉他这些,只是为了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答案不是从历史中获得的,而是从神圣的天文学中去寻找, “应该把《圣经》上的指示与我们已知的天体规律知识互相印证。”世界之无穷,《圣经》上已经写好了答案,世界之无限,子午线已经划分了昨日和今天, “世界不只在空间里可以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在时间里也是一样。”

时间的空间化,或者空间的神圣化,在罗伯托那里又一次完成了超越死亡的命名。但是正如想象说、机器观一样,卡斯帕尽管有观象台,尽管有远处的岛屿,尽管有橘色的鸽子,似乎在世界中建立了和上帝有关的隐喻,但是最后当他进入水底钟去往岛屿的时候,永远无法返回的现实让这个想法又彻底破产。罗伯托又成为一个人,一个中毒的人,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人,而在这个时候,他却进入了最具悖论的世界中: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成为自己的上帝, “一位哲学家曾经对他说过,上帝比我们更了解世界,因为是他创造了它。为了与神的见识相符,哪怕只是稍许接近,就应该把世界作为一座大建筑来理解,并设法试着去建造它。”

“他必须建造它”,而这个建造便是他让自己变成了作者,一部小说的作者,一个自由创造的作者, “他想到可以创作一个故事,他肯定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因为故事不发生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小说的国度里,故事的情节将与他所生活的世界里的那些事件平行发生,但两个系列的冒险却永远不得相遇和重叠。”没有发生过,但是可能发生,它甚至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真实,而在罗伯托自己建立的 “小说起源说”中,他把费兰特再一次激活,他有着阴暗又顽强的野心,他觊觎着权力,他有着对女人的美色之好,他是贪婪的家伙,当然,他也把自己的那双手伸向了罗伯托不敢抚摸的身体。于是,费兰特上了船,向红衣主教出售情报,而且他和莉丽雅一起带着爱情上船,他们成了间谍,他们杀死了穿上的人,他们最后向着岛屿而去……

所有这一切是罗伯托没有完成的任务,费兰特让他实现了,但是当遭遇石鱼攻击之后中毒,面临死亡的罗伯托似乎醒悟过来,费兰特所带着的原罪如何从那个小说中清除出去?或者说,费兰特只是为罗伯特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但并不是取代他,甚至杀死他,而这个在死亡之前思考的问题终于变成了关于 “我”的一次终极命名:我是罗伯托?我是经历了不同死亡的幸存者?我是建造了小说王国的上帝?我是费兰特?或者说我就是永恒的石头? “由于石头不懂爱,于是他坐起身来,又变回一个热恋的男人。”这便是他永远无法逃脱的悖论,也是作者遭遇的永恒难题: “他不知道,尤其是当作者已经决意赴死的时候,小说便常常是自行写下去,并且走向它自己想去的地方。”

但是作者只是一个罗伯托?一个创造了非自我却又将他合理化的费兰特的罗伯托?死亡是生者的死亡,是创造者的死亡,所以在小说的世界里,作者看起来是可以永恒的,但是罗伯托的故事在未知的情况下像大海一样迷惘的时候,在他之上却还有一个作者,一个 “我”:当罗伯托从 “阿马丽利斯号”爬上 “达佛涅号”,是谁叙述了这个幸存者?当他不知道睡了多久的时候,是谁在别处计算了时间?当他写给自己的爱人那封信的时候,是谁将它完整呈现出来?罗伯特身后有一个闯入者,不是卡斯帕神父,不是费兰特,而是 “我”,一部小说的作者,第一人称,单数: “再说,我已经开始讲述了。”

开始讲述,从幼年时期出现的那个被强调的 “你”,到卡萨莱围城时的想象、机器,从巴黎时的交感粉末到 “达佛涅号”上的子午线, “我”之存在,就如那个昨日之岛一样, “总而言之,岛屿就在那里,一如往昔。”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有没有发现定点和子午线并不重要,有没有看见橘色的鸽子也不在重要,甚至有没有最后死去也没有了意义,因为罗伯托也无非是另一个费兰特,是作者 “我”之下的一个原子,排列组合,充满了可能性, “总而言之,在生活中发生了那些事情,就是因为发生了,而只有在小说的国度里,事情才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或者由于某种天意发生。”所以最后单当罗伯托变成了 “我”叙述的一个人物,他的所有经历都在虚构中变成了一种戏谑,正如对于那封信的评价: “字迹倒是端正秀丽,但正如您看到的,已经褪了颜色,纸张上还有水渍。至于内容,从我所辨认出来的不多的部分来看,是传统的习作。您知道在十七世纪人们是如何写作的……都是些没有灵魂的人。”

信件之死,是没有灵魂的人的堕落,罗伯托之死,是小说虚构世界的抉择,那么在这个故事,在这个小说之外, “我”又是何人?文本之文本,原子之原子,无限多的链条,无限多的可能,最后也只是一种可能:小说《昨日之岛》,450页,作者:翁贝托·埃科。

春梦之结

编号:C54·2171120·1430
作者:【美】亨利·米勒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1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0.40元
ISBN:9787544754712
页数:414页

《北回归线》、《黑色的春天》、《南回归线》的 “自传三部曲”之外,亨利·米勒另外有 “殉色三部曲”:《殉色之旅》、《情殇之网》和《春梦之结》,作为 “殉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春梦之结》里依然是梦中呓语,依然是情欲的纠葛,依然有着 “离开”的主题:主人公和 “双性恋”的妻子莫娜以及妻子的女友斯塔西娅共同生活在纽约一间出租屋里,三人之间争吵不断,两个女人不告而别,留下主人公独自生活和写作,生活最后变成了行尸走肉的存在。小说开篇即是一种必须打来的离开: “汪!汪汪!汪!汪!像狗一样在黑夜中狂吠,叫个不停。我大声狂叫,可没人理我。我喊破嗓子,却连一声回音都没有听到。”


《春梦之结》:我一下子坐到上帝大腿上

那么让文学见鬼去吧!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
那么署谁的名字呢?
署创世者的名字。
这样问题好像就解决了
——《第十四章》

一本书打开,进入文字的世界,进入想象的领域,进入有 “我”存在的天地,所谓文学,大约是看到了和信仰、爱、理想相关的一切,可是,一本书只是一本书,存在于物理世界的书,甚至以物的方式显现的书,这似乎向手捧着书作为读者的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从书的世界里发现文学,在你目光进入的过程中,现实和虚构的界限在哪里?或者说,你何时越过物的状态抵达了心灵的存在?你何时在文字之中激活了自身的体验?

看见而进入,进入而阅读,阅读而合上,合上而放下,一本书难以逃脱这连续的过程,在起点和终结处,它始终是一种有着单位属性的物,所以里面的虚构,里面的想象,即使带着最现实的描写,也都是可以完全挣脱出来,和现实隔着永远无法和解的距离。所以那个疑问在找不到答案的前提下,可以简单置换如下:正在打开书本的你变成正在阅读的我,正在阅读的我变成那个叫 “瓦尔”的我,然后我的同一性就是把自己带向那个正在发生的文学世界,于是,我开始 “边走边写”那部小说,于是我把那些 “可爱的早发性痴呆患者、宇宙流浪汉、有坚强后盾的逻辑学家、伤痕累累的癫痫病患者、小偷、皮条客、妓女、被革除神职的牧师以及《塔木德经》《喀巴拉》《东方圣书》的研究者”放进小说,于是我里面写一个 “三教九流云集,各种思想泛滥,放荡的,卑鄙的,疯狂的,应有尽有,而且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的纽约,于是我把这本书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

我当然是作者,而且我塑造了一切,甚至塑造了那个叫 “瓦尔”的我,所以在我把我当成是其中一个人物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抵达了上帝的高度,我就是小说这个世界的创世者,于是它不再是物,不再是一本书,它是整个世界,和文字无关,和小说无关,和虚构无关,它就是一本人生之书,信仰之书,爱之书, “耶稣真是个了不起的木匠!没用一砖一瓦,他就建造了一座教堂。”这便是超越,用文字建造世界又消灭了文字,被置换的我成为高高在上的我, “我敲击键盘——速度飞快——心里想到上帝造物,想到亲眼所见,想到无所不在的情感,想到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的上帝,这一切都像面纱一样悬挂在我的面前。”

这是一个否定之后肯定的现实,这是一个世界末日之后重建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创世者?我为什么在文学的虚幻中要洞察人生?我为什么要在凄凉的教堂之外建造另一个教堂?其实必须回到起点,回到那个物的世界,回到名叫 “瓦尔”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听到了 “汪汪”的叫声,在黑夜中狂吠,没有人听到,也没有回声,寂静而黑暗, “汪汪”的叫声其实就是返回到的生命的最底端,甚至就是一种物的存在, “孤独一人——头脑里长满了湿疹。”世界就被命名为 “艾萨克·达斯特”,Dust,是尘土,于是生命的过程就是 “生于泥土,死归泥土,泥土来,泥土去”,岁月走到终极的意义,也无非是 “添加一条遗嘱”。这或许是一种悲哀,但是当只是以最低微的物而存在,悲哀甚至也没有了,就像斯坦利所说, “我十二岁那年,时钟停止了。”人生之时钟就停在那重合的一刻,于是什么叫理想,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爱,也都变成了一种神话, “对你们来说,他只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一个移民的孩子、一个脏兮兮的意大利小家伙,英语说得结结巴巴,但不论什么时候碰到你们,他都会礼貌地抬抬帽子。”

被抛弃在已经存在的世界里,被抛弃在活着的故事里,可是没有了人生的可能,所以我之解读是: “家谱嘛,就像是一棵高大的圣诞树,看上去光彩夺目,实际上,上面挂的全是些打扮光鲜的成人疯子。”连亚当都是一个瘸子,一个独眼龙,一个怪兽,还有谁是上帝的子民,还有谁能得到庇护,还有谁能感受到爱?十二岁就打开了一本书,那本书上写着一张纸条: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人类就不再是以前的人类了。”人类不再是以前的人类,那么现在的人类又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怀念曾经的美好,还是洞察了人类的罪恶?一样是一个作者,一样是写出了小说,一样像是创世者,但是在一个本来为物的书里,每个人看到了不同的人类,莫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事实”从来没有兴趣,斯塔西娅说他的小说里有着魔鬼元素, “魔鬼是真实的,罪恶也是真实的”,而我之为瓦尔的时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罪恶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就像别尔嘉耶夫说的: “上帝的王国才是理想的世界,不仅对个人是这样,对社会和宇宙也是如此。而那也正是这个世界的末日,这个邪恶、丑陋的世界的末日。同时,它也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正义、美丽的世界的根本所在。”

只有在世界末日出现之后,才会有新的世界,就像只有对物的存在超越之后才能让自己成为造物主。十二岁的时钟停止了,魔鬼和罪恶变成真实的存在,教堂变得凄凉和瘦弱,才有可能在人生之书中成为造物主,所以 “汪汪”的世界提供的不是一个人的感官体验,而是无数个我,无数个个体,无数个十二岁,无数个魔鬼和罪恶。那座城市叫纽约,那个国家叫美国,但那里有什么?放荡,卑鄙,疯狂, “个个都像野草一样茂盛”,指的是思想, “纽约真不愧为一个试验场”,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和国家的对抗方式,那里的诗人吟咏着肉体,那里的思想家贬低着上帝,那里的欲望泛滥成灾——但是,谁制造了罪恶?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候,我们是罪的受害者还是恶的制造者?

父亲的客户约翰·斯蒂默看上去是就是一个在十二岁就停止了时钟的人,就是一个在黑夜里 “汪汪”叫的人,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叫做思想,当他把所有的思想过程都成为手淫的时候,矛盾的世界里他已经无法逃离了, “一方面沉湎于自我,一方面又憎恨自我”,自称是 “彻头彻尾的精神主义者”,其实质的意义是: “精神主义者甚至连他的生殖器都能思考问题。”不是靠大脑,而是靠生殖器,当肉体有关的一切即和女人做爱,又思考自己的精神,这是一种亵渎还是一种妥协? “人生的问题,只有你经历了性爱和物质困难才真正开始。”所以一个认为要取消法庭,取消法律,取消警察,取消监狱的精神主义者,却把自己变成了肉体的囚徒,而且还是一个律师,如此悖反的命运如何找到一个出口?

女人,老婆之外的女人,做爱高手的女人,这是斯蒂默找到的答案, “我们不管丧失什么,上帝都不管,但唯有思想不能失去,因为只有在思想里生命才能得到保护。”但是精神解救了肉体,肉体成为精神一部分的借口,最后也只不过是丧失了爱的可能,造物主在打瞌睡,上帝缺席了,也是行尸走肉中,精神也只不过是一个物,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原则,没有了信念,当然更没有了自我, “可到头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出口,就像我们现在的境况一样。最后,他只好跑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所以,这个上帝只不过是躲避一切的虚构物,而所谓的人生也只有在死亡到来时才拥有了自由——几个月后,他死于脑溢血, “很显然,他思想上接受不了他得出的为那些人生结论,于是在精神上不停地手淫,一直手淫到死。”精神延伸到肉体,肉体代替精神,手淫致死,是精神致死,这永远悖反的世界, “思想就是一切!上帝就是一切!可这又能怎么样呢?”

这是不是一种病?上帝就是一切,是不是也包含了罪恶,包含了欲望,包含了被异化的生命?而其实在纽约呈现的物世界里,思想的缺失,信仰的缺失,最大的表现是爱的迷失。爱是什么?是肉欲之爱?是精神之爱?还是对上帝的爱?十二岁的时钟已经停止,这本身就是爱被取消了,而我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所谓的爱也是停止了时钟的走动, “你父亲谈画家,你姐姐谈音乐,你母亲谈天气,可谁也不知道自己所谈的东西,真的。他们就像蘑菇一样,在一起谈呀说呀……还有你们竟然跑到墓地去散步,一定是怪怪的,要是我的话,一定会疯掉的!”斯塔西娅说的话,她为什么去我家?我的妻子是莫娜,而莫娜却又爱着她,于是在两个女人相关的畸形之爱里,我又成了那个听不到时钟走动声音的人。

斯塔西娅和莫娜,似乎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女性样本,斯塔西娅, “她现在暂时被关在疯人院的观察病房里。她是自愿去那里的,想查查看脑子是否有问题。”为了证明自己正常,她必须去疯人院,这又是一个悖论,她是自己不承认疯狂的疯子,却又必须让自己保持疯狂的疯子,在一种公众场合,她都会露出一对可爱的乳房,或者声称自己被一群流氓袭击而怀孕,而当克伦斯基在她面前让她脱掉裤子检查是否正常的时候,她又怒不可遏: “真是天大的笑话!就因为我这儿有个大洞,东西一插就能插进去,我就正常了。快,给我一根蜡烛!我要让你们瞧瞧我多正常呀。”而自己拒绝检查的时候,又要莫娜把衣服脱掉,把乳房露出来。

而莫娜呢? “我”的妻子,却爱着斯塔西娅,在和我的生活里,即使出去也只是像两个陌生人一样走在街上,那是一种死寂的爱,甚至比不上和父亲在公墓里散步时可以谈论一下某个话题,所以,那时就有了渴望但冷漠的 “春梦之结”: “我舌头像打了结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手挽着手狂奔,只是 “玩得开心”,只是呼吸空气。我或者爱着莫娜,疯狂地爱着莫娜,可是这样一种爱在只有紫罗兰的世界里才显出一点梦幻色彩。但是斯塔西娅和莫娜那种暧昧的关系,到底是重塑一种跨越肉体的爱,还是畸形的爱?斯塔西娅说: “我只是她虚构世界中的一个东西而已,或者说是一面镜子,一面她不时地用来照一照真实自己的镜子。不用说,镜中的形象是扭曲的。”而莫娜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最爱,两个我都爱。我爱一个人与爱另一个人没有关系。瓦尔,我越爱你,也就越爱斯塔西娅。”

实际上这种暧昧是一种缺席世界的反应,灵魂在何处,精神在何处,信仰在何处,没有找到,或者疯狂乱找,只是因为它们都不在自己应该的位置上,错乱而带来迷失,迷失而带来负罪感,命名为爱只不过是自我的虚妄,所以真正寻找的出口是:找到所谓的自我,找到自我的位置。斯塔西娅在亲吻了我之后依然决定离开纽约,离开美国, “我命中注定是要当个处女,或者说精神上是个处女。”不管她后来去了欧洲还是非洲,不管她遇上了疯子还是自己成了天才,总之是在离开之后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唤回自我的方式,逃离的方式不再于离开,而在于抵达,正像莫娜所说: “对女人来说可能还有别的东西。这种东西非常细膩,男人是领会不到的。”

而曾经夹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我呢,一束紫罗兰终究不是挽回爱的唯一,正视自己才能解开心中的疑问, “像巴尔扎克一样,我生活在想象的艺术作品中,就连画框也是想象出来的。”或者我想象了和莫娜在一起的斯塔西娅,因为从她那里能够在镜子一样的扭曲故事里看见爱的面目,而我的迷失正是因为我已经在 “汪汪”的生活里找不到人存在的意义,甚至是最基本的男人的意义,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了。我是一只退化到原始状态的动物。终日惶恐不安,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常态。”所以灵魂在哪,爱在哪,上帝在哪,在物的生存中都太远而成为无法解答的问题。

所以先是否定, “杀死时间!杀死思想!杀死痛苦的饥饿!杀,不停地杀,长时间地杀……来一场大屠杀!”我面对的那个妓院,面对的是肉体,面对的是欲望: “”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灵魂空虚,目光茫然。整天和钱财、标签、纽扣、盘子、提货单打交道,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怎能不空虚、不茫然呢?她们也该有个性?”在弥漫着 “阴道的味道”的地方,我才能真正想起莫娜,这便是屠杀之后的重生,就是迷失之后的寻找: “我的位置就在这个世界上,在死亡与堕落之间。我与日月星辰为伴。我的心已经彻底清除了一切邪恶,已经无所畏惧。现在,我的心十分渴望把自己主动交给第一个到来的人。”我面对的还有一份工作,体力劳动, “我站在墓穴下面,挥舞着铁锹,将士一锹一锹地越过肩膀,掀到外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多好的工作!在地下挖个洞穴?这样的洞穴有许许多多,个个都很神圣,每个都很特别,从亚当·卡德摩斯到亚当·欧米茄,每个人的都是如此。”肉体必须面对的死亡,人生最后的墓地,当为自己挖掘坟墓,当自己躺在里面, “那感觉可能舒服多了”。

肉体之外的爱,死亡之外的生,都是在否定中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当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必须是一个从物的世界里挣脱出来的造物主,必须是俯视世界的创世者,所以写作一部小说,就是另一种寻找, “我要写的是人生之书。”当有人出卖了上帝,当最荒凉的角落就在我的周围,当我=纽约的世界变成了一座巴别塔,让我坐着的唯一位置就是我要成为最靠近上帝的人,我想和上帝待在一起,我要到上帝那里去寻找避身之所,我一下子坐在上帝的大腿上……这一切就是和上帝一起,接近那个人生, “我把自己想象成摩西在世,率领芸芸众生走出荒原,带领大家逆流而上,改变前进的方向,掉头向后,向河流的源头方向开始我们伟大的航行!让美国这块广袤的荒原变成荒无人烟的土地吧,让荒原上那些脸色苍白的人全部走开吧,让那种无聊的繁忙与喧闹见鬼去吧……把这块大陆还给印第安人吧……”

救赎者? “我可能永远不会用文字去写,我得用鲜血去写。”所以那里有坟墓,有凄凉的教堂,有皮条客、妓女、流浪汉,有纽约最肮脏的存在,甚至取名《这个异教徒的世界》,但是呈现这一切的时候,我到底在哪里? “我一面讥笑,一面发愁,冲它又是吐痰,又是大便,不一会儿,我就朝它撒泡尿,把它埋了起来。那根骨头的名字叫巴别塔。”又回到了 “汪汪”的世界,又回到了一本书的物状态。所以站在上帝的身边,成为摩西的意义也只是一种想象,它距离现实太远,而真正需要成为造物主,就是回到人的自我状态,就像麦格雷戈说的: “亲爱的,不是理解生活,铸造生活,改变生活,也不是热爱生活,而是要从生活中吸取永不干涸的精髓。”

那里原本就存在着精髓,要成为世界之王,才是真正主宰自己的上帝,十二岁的时钟可以自己拨动,紫罗兰的花可以自己栽种,爱可以自己付出而得到——和莫娜的蒙特利尔之行似乎就是对于现实的一次逃离演习,说着法语想象和巴黎人对话,仿佛就看到了斯塔西娅,所以我对莫娜说: “我亲爱的、可爱的欧洲,你可不要骗我!即使你不完全是我现在想象、渴望、迫切需要的那个欧洲,但你至少能给我一种幻想。在这种幻想中,每当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享受和满足。”如果离开美国,离开纽约,需要的是漂亮的旅行包,是烫着金边的护照,是一百美元,是旅游保险单,是导游手册,甚至是乏味的观点、狭隘的偏见、草率的判断、有色眼镜等,它们都在物的意义上可以让人离开,而真正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书写那本人生之书,便是和那个被春梦之结缠绕的、想象的现实说再见: “……再见,先驱广场!再见,啊,长生不老泉!再见,丹尼尔·布恩!再见,祖父!再见,童年伤心大街,但愿再也不要见到你!再见,各位……再见啦!让叶兰在风中飞舞!”

无数个再见,无数个隐喻,无数个没有在舌头打结时说出的词语,它们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而那个硬币从手里滑下去滚到了阴沟里,对面的乞丐也终于被我阻止去捡,因为它待在那里,也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即使在现实里存在,即使是巨大的困境,只要把它当成可以再见的物,一切都会变成一本书上的某一个词汇, “我努力回忆愉快的往事,试着把美国当作一个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

坟墓的闯入者

编号:C54·2171120·1429
作者:【美】威廉·福克纳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6.30元
ISBN:9787532158089
页数:204页

镇上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被杀,黑人路喀斯受到怀疑,被抓入狱中,曾得到路喀斯帮助的白人孩子契克不相信他是凶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一个小伙伴及一位白人老太太卷入案子中。他们从死者的坟墓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为排除路喀斯的嫌疑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契克用事实说服了种族主义思想严重的律师舅舅,帮助路喀斯洗脱了罪名。依然是黑人和白人,依然是南方和北方,作为福克纳创作生涯晚期的一部 “侦探小说”,其主题仍然是种族歧视, “要是他(路喀斯)先就当个黑鬼,只当一秒钟,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一秒钟,那该有多好啊。”小说中对南方种族矛盾的分析以及种族融合的争论,体现了福克纳的种族观念,成为表达福克纳种族观点的一部重要著作。


《坟墓的闯入者》:他们早就判他有罪了

总有一天路喀斯·布香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而且跟白人一样免受私刑的绞索或煤油之苦;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跟白人一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投票选举,把孩子送到任何地方白人孩子上学的学校,像白人一样到任何白人旅行的地方旅行。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
——《第七章》

黑人可以从背后开枪打死白人,黑人可以免受私刑之苦,黑人可以投票选举,黑人可以送孩子到白人学校上学,黑人可以到任何地方旅行……不管是 “可以”还是 “任何”,彰显的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平等,可是为什么拥有这些权利的黑人面前必须站在白人,或者说,为什么黑人不可以去除白人世界这个背景?所谓自由,是不是还是一种黑与白的对立?甚至还遥遥无期。

因为那是 “总有一天”的事,它指向那个看得见却遥远的未来,指向最终的终点却不是现在,所以列文·史蒂文斯律师在对外甥契克说的时候,用了一个转折: “但这不会是下星期二。”句号之前的 “可以”和 “任何”,句号之前的 “总有一天”,句号之后的 “但”,它们没有因为句号而隔开两种状态,句号和句号之间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星期六和星期天,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它们中间可以插入白人的错误,插入那一座空空的坟墓,插入被关押和被释放的囚犯,插入言说中的希望,但只要 “总有一天”不发生在下星期二,白人还是白人,黑人也还是黑人。

史蒂文斯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是确定的星期一,星期六之后是星期日,星期日之后是星期一——但不会是紧接着的星期二,更不是是下个星期二,星期二永远是未来时,永远是遥遥无期的将来。而在这个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关于白人,关于大地,永远在发生的是那一种象征仪式: “但最主要的是,空旷的田野本身在今天五月第二个星期一的这个时刻里每一块都应该具有千篇一律的不断重复的大地的生命的象征———组宗教典礼似的几乎具有神秘意义的千篇一律绝无二致的形象像英里里程碑那样把县城跟县的最边远的地方连结起来:”千篇一律、不断重复,大地的生命象征和宗教有关,和历史有关,当县城跟边远的地方连接起来,是不是会取消自由的意义?大地之北的北方,大地之南的南方,也可以在这个确定的、仪式化的星期一联结起来?

其实是充满着疑虑,斯蒂文斯说到的自由,说到的和平,是需要一种前提,那就是谁来保护的问题,而且它从来不指向个人自由, “我们不抱任何把握地希望我们的原子弹足以保护一个跟诺亚方舟一样过时的观念”,那是群体,那是民族,那是国家,但是当自己的自由强行交给 “第一个出现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也会摧毁那自由,个体的存在意义反而在所谓的群体世界里变成虚无,而他即使幸存下来,也只是有一个叫 “桑博”的统称,在这个对黑人带有贬义的统称里, “他们置之不理的根本不是一个死亡甚至也不是对路喀斯而言的死亡而只不过是一个路喀斯,上万个桑博之神的化身中的路喀斯”,看热闹的人群似乎正在经历仪式,对于他们来说,群体的冷漠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代表,一个桑博之化身,一个杀死白人的黑人,一个名叫路喀斯的人, “也不仅仅是一个路喀斯而是路喀斯:桑博”。

所以在还没有抵达星期二的星期一,斯蒂文斯说到自由与和平时,用模糊的方式回应着遥遥无期的 “总有一天”,回应着 “这不会是下星期二”的否定: “谁知道呢?”——谁?知道什么?缺乏了主语,缺乏了事件,在一个充满了大地的象征的日子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而斯蒂文斯所谓的同一性又在哪里? “我们从联邦政府那里捍卫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的生活方式,而只不过是我们的同一性,对于这个联邦政府我们国家的其他地方只是出于单纯的绝望只好自愿地放弃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民间的自由以便使之继续成为美利坚合众国。”但是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在距离星期二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其实是另一个说话的主体,而他的对面站在另一个听众,在说者和听者组成的对应关系里,其实是看到了目标,至少他们是站在了一起,站在同一性面前,而且,他们都是白人:舅舅斯蒂文斯和外甥契克。

他们站在同一性面前,这个同一性是他们站在南方的土地上,是他们同样是白人,是他们面对同一案件,以及他们同样是 “坟墓的闯入者”。当星期六的枪声响起的时候,当星期天会有葬礼,当星期一举行仪式,当星期二遥遥无期,那个坟墓注定关乎着生和死,关乎着黑与白,关乎着南方与北方,关乎着自由和道德,甚至关乎着打开和合上。里卡多尼亚教堂的坟墓里应该有一个死者,静静地躺在那里,不管他曾经有什么样的荣耀,不管他以前遭受了什么样的困苦,在死亡的那一刻应该是最后的终点,可是死去的是文森·高里,臭名昭著的高里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是一群全国上下都闻之色变的 “好斗分子和打狐狸的猎人做威土忌酒的人”。 “随便哪个白人都可以从背后枪杀可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一家六个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其中一个已经因为当逃兵而又武装拒捕在联邦监狱里服刑一年还因做威士忌酒在州立劳役农场服过刑,还有一大堆堂兄弟表兄弟和姻亲们占了县里整整一个角落他们的总数恐怕连老奶奶和没结过婚的姑妈姨妈们都没法随口说出来”。那不带标点的句子必须一口气念完,长长的词语组合会压得透不过气来,就像高里家族本身的象征意义一样, “就是不可以枪杀所有白人中的这个”。

这种透不过气来的压抑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死去的高里代表着不可侵犯的家族利益,二是他代表着白人,三是从背后杀死他的人是路喀斯,是一个 “黑鬼”,桑博的路喀斯,四是, “处以私刑或许是最有可能的结果——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办法。”这其实就是对于同一性最大的蔑视,无光是白人和黑人建立起了对立,而且私刑之惩处和公开判决形成了另一个对立, “事实上真正要问为什么的不是他遇到了什么危机以至不从背后枪杀一个白人就活不下去而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白人中他偏偏要挑一个姓高里的人来开枪又为什么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里偏偏要在第四巡逻区干这件事。”还是没有标点的压抑,在舅舅对契克说话的时候,契克听到的就是这样不允许插入一种舒缓和停顿的语气,而且也不允许在案件中插入县治安官,插入律师,插入法律, “甚至连县治安官汉普敦先生他们都并不完全相信高里一家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今天晚上不打算把路喀斯从监狱里拉出来”——处以死刑,就是活活烧死,以死偿还死。

但是对于契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传闻,当他从操场的那场球赛回来,当他穿过广场,就听到了路喀斯杀死了文森·高里,而这个听说的意义就像舅舅对他说的那样: “他们总算在他这一辈子里让他当了一次黑鬼。”不是他杀死了一个人,而是他作为黑鬼杀死了一个白人,这是和肤色有关的谋杀,和种族有关的对立,所以路喀斯成为一个 “黑鬼”,甚至成为那个具有象征意义的 “桑博”,完全是一次命名, “他们”的命名。在这个县里,几乎每一个白人都在期待这样的命名: “我们得首先让他像个黑鬼。”这是第一次命名,仅仅是 “像”,而在 “像”之后是第二次命名: “他得承认他是个黑鬼。”而第三次命名就变成了: “那时候我们也许会按看来他希望大家接受他的方式去接受他。”这是白人的合理逻辑,这也是南方的理念,就像白人女人必须称为 “夫人”,白人男人称为 “先生”或 “老爷”一样,命名就意味着被命名。所以在被命名的世界里,谁来帮助保护一个从背后枪杀白人的黑鬼? “在整个南方都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 “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了。”但是当返回可能的枪杀现场,那把德国鲁格尔自动手枪真的在路喀斯手上?他站在尸体旁边口袋里有刚发射的枪,即使他否认开过枪,即使在两分钟内被抓住,即使被押到监狱的时候没做任何说明,甚至对律师也缄默不语,这沉默的背后一定是那个符合他们命名的谋杀案?当他们早就已经判他有罪,一切的真相似乎都没有了意义,因为他是黑鬼,因为他们让他当上了黑鬼,因为整个南方都没有帮助他的人, “黑鬼表现得像黑鬼,白人表现得像白人,一旦泄了愤双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怨恨”。但是契克只是听说,他所认识的路喀斯是曾经在冬天的小溪里救过他的路喀斯,是曾经送给他一加仑高粱蜂蜜的路喀斯,那时的路喀斯是 “当了黑鬼”的路喀斯?六岁的孩子,是白人的孩子,他一定无法逃避上一代建立的认知体系,所以当冬天的第一场寒流里路喀斯从小溪里救起契克,而且把食物给了契合,那时契克和他卷入的是一场特殊的 “胜人一筹游戏”,他闻到了屋子里属于黑人的气味, “他一直在闻这种气味,他还将永远闻到这种气味;这是他无法逃避的过去的一部分,这是他作为南方人所接受的传统中的十分丰富的一部分;他甚至不必去排斥那气味,他只是不再闻到它就像长期抽烟斗的人从来闻不到已经成为他的衣服和衣服上的扣子和扣眼一部分的冷漠而呛人的烟油”,所以为了不欠人情,他要将硬币给路喀斯,路喀斯拒绝了,于是那硬币叮叮当当地掉在了地板上,对于契克来说是蔑视,而对于路喀斯来说,则是侮辱。

金钱偿还人情,这或许是白人世界建立的逻辑,而面对六岁的契克,路喀斯说出了一句话: “捡起来!”是命令?而当契克和艾勒克·山德 “在靠近地板的阴影里俯下身子乱转起来”的时候,是对于这个命令的执行,而其实当他俯下身的时候,那种上一代建立的逻辑体系慢慢在解构,在一个黑人面前低下身去,对于契克来说,仅仅是关于人情的偿还问题,所以他把几个月省下来的钱给路喀斯的老婆莫莉买了连衣裙,以为相互扯平了,但是路喀斯却又送给他一瓶新鲜的高粱蜂蜜, “他走了有多久?他为什么不等我?”这是契克问妈妈的话,那香甜的蜂蜜曾经也是外公麦卡斯林送给他们家的,所以在这种续承的关系里,契克体会到的不是分歧,而是一种童年生活的同一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路喀斯和他的那个 “胜人一筹游戏”结束了, “就是这样了因为他自由了,那个三年来使他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心神不安的人已经走出他的生活。”走出生活其实就是走出上一代人的认知,就是走出白人的命名,所以关于把钱扔地板上的回忆,路喀斯问的是: “那是我吗?”而即使反过来,契克也会问: “那是我吗?”

疑问意味着消融,所以当那个杀死白人的案件被听说的时候,当看见路喀斯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契克成为一种唯一: “因为在所有的白人中唯有他是路喀斯从现在到他被用绳子绑着拉出牢房拉下楼梯之前可能有机会说上话的人唯有他可能会听见对方眼睛里没有声音没有希望的迫切恳求。”或者是一种同一性的读懂,所以当他提出打开坟墓看看文森·高里身上的子弹孔的时候,契克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种抵达真相的同一性。 “请他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十七英里(不,九英里:他记得他至少听到这句话的)在黑夜里冒着被人抓获他在亵渎死者坟墓的危险而死者的家人已经箭在弦上一心要发泄那绝对的疯狂而血腥的愤懑,”不是句号,是逗号,一场冒险开始了,但是契克不是 “独自一人”,成为 “坟墓闯入者”的还有其他的人,黑人,白人,男人,女人。

他们是和契克总在一起的山德,童年的同一性当然在山德身上的到了体现;还有哈伯瑟姆小姐,她和路喀斯的妻子莫莉是从小一起长大 “像双胞胎一样难舍难分”的姐妹;还有舅舅,没有参与行动,但是一直没有组织契克,而且告诉了契克什么是同一性,而且在坟墓打开之后发现没有高里尸体的时候一起进行了调查;还有县治安官,当坟墓闯入者发现了死亡悬案的时候,治安官也一起深入调查,从而彻底解开了这个坟墓之谜——他们所做的是两件事: “亵渎该地区一位子弟的坟墓以便挽救一个黑人杀人犯免遭报复。”当坟墓打开,当闯入者进入,星期天下葬的高里根本不在里面,躺着的是从克罗斯曼县过来的买木头做小本生意的蒙哥马里。

真相在哪里?谁真正死了? “不管是谁,那个非得杀害文森·高里的人还必须把死了的他挖出来然后另外再杀一个人去放在他腾出来的坟墓里以便使那个杀害他的人得以安宁;而文森·高里的亲人和邻居们又不得不杀死路喀斯或某个人或随便什么人,到底是谁并不重要,以便他们能躺下来,平静地呼吸甚至平静地悲痛从而得到安宁。”其实当他们成为坟墓闯入者,所谓的动机,所谓的理由,其实都从这个奇异的结局面前退去了,即使县治安官下令挖开前一晚盖上的坟墓发现第二次打开的坟墓空空如也,即使在远处流沙区发现了高里的尸体,即使最后凶手身份揭晓是文森的亲弟弟克劳福德,但是 “坟墓闯入者”的存在,远远超过了还原个案的意义,那就是他们共同建立了关于民族、关于国家的 “同一性”。

“我们中间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只有同一性才能产生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或者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持久永恒价值的东西——文学、艺术、科学、意味着自由和解放的最低限度的政府与警察,也许最最有价值的是形成一种在危机时刻难能可贵的民族性格——”这是舅舅对契克说的话,作为律师,他其实一直在某种道德前徘徊,他说 “我不替从背后开枪打死人的杀人犯辩护”,但他却不阻止契克成为 “坟墓闯入者”;他问路喀斯: “你,一个黑鬼,拿把枪去纠正两个白人之间的不道德的行为。你指望什么?你还想指望什么?”但是他却成为第二个 “坟墓闯入者”,他和治安官在高里父亲的阻止下依然打开了坟墓并且在流沙区找到了尸体;他像 “他们”一样称路喀斯是 “桑博之神的化身”,却又指出这一切都是南方的错误: “我们必须自己来惩罚自己来废除,完全由我们自己,不要帮助,甚至不要建议”;他认为一切的自由不是在下星期二实现,但是却提出必须通过 “立法来给路喀斯·布香以自由”……

所以契克的成长,舅舅的转变,以及那些 “坟墓闯入者”的加入,使得这个白人之死的案件慢慢走向了 “下一个星期二”,走向了同一性: “他无所求只希望跟他们不可更改地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同一个耻辱如果必须有耻辱的话,同一种惩罚因为必定会有惩罚的,但高于一切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持久的坚不可摧的同一性:一个民族一颗心一片土地:”最后是冒号,就是保留希望,不是遥遥无期,是即将到来。

沃血家园

编号:C28·2171103·1428
作者:廉声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33943011
页数:403页

小说故事发生在以种桑养蚕为主业的江南小镇金城,主要描写开茧行的罗家三兄弟罗安文、罗安国、罗安本在撤往浙西后与日军展开抗争的经历。战局急迫,为躲避战祸,各怀心事的罗家三兄弟同一天乘车撤往浙西山区。老大罗安文受省主席重托,要组织当地民众破坏公路,以阻挠日军长驱直入;老二罗安国积极组织敌后抗日队伍;老三罗安本则带着蚕桑学校的学生及教具,欲坚持敌后办学……罗氏三兄弟在与日军的抗争中,或相与携力,或互有交锋。亲情、友情、爱情,在多年的战乱与流离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情状……

共和的危机

编号:B82·2171020·1427
作者:【德】汉娜·阿伦特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3年04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9.90元
ISBN:9787208106819
页数:195页

“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汉娜·阿伦特这样说。《共和的危机》是汉娜·阿伦特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收入《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和《论暴力》三篇论文和一篇访谈录。这些作品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70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结合对具体政治现象的反思,阿伦特廓清概念,力陈己见,揭示 “共和的危机”,旨在捍卫共和。其中,《论暴力》尤为著名。阿伦特在书中提出了 “权力的每一次衰落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 “第三世界不是现实,而是意识形态”等著名论断,对政治学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共和的危机》: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不管中心化在管理上的优势和劣势如何,它的政治结果总是一样的:权力的垄断导致这个国家中所有真正的权力源泉干涸或者流失。
——《论暴力》

当然,中心化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当阿伦特说 “权力是一切政府的本质”,权力是 “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所固有的”,是 “对应于人类不仅行动而且一直行动的能力”,她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已经正当化、需要合法化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运行本质就是多元并且相互制衡。但是,权力会一直是强力的吗?权力一定意味着权威吗?当民族主义转向分裂主义,使得政府的中心化变成一种反作用力,当国家形成了权力分立推进的是 “去中心化”,当实际权力丧失了最基本的控制力,那么,这种已经显示了所谓 “进步”的力量,会不会使得权力最终走向解体,甚至导致暴力的产生?

“权力的无力”,这是阿伦特对这一现象进行悖论式的概括,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1968年进行的 “检验系统”运动似乎更在内部暴露了这个 “诙谐的悖论”,当参议院里的对立和街头的对立联系起来产生政策变化,当青年造反派变成 “亲近”的力量,当传统的系统被重新运作,甚至当一个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代替总统,这些矛盾如何用权力本身来化解?而在美国,当科学技术逐渐发展,当让我们在丧失了做可能的事情的能力的情况下做 “不可能的事情”,权力已经和我们没有了任何关系,就像瓦雷里所说: “人们会说,所有我们所知的,也就是,所有我们有能力做的,最终反过来反对我们所是的。”

我们有能力做的,是反对我们所是,这就是一种悖论,所谓的民主,所谓的科技,像奇境妖术一样发出诡异的色彩,使得权力无力不再只是一种可能,而变成了正在迫近的现实。但是,当阿伦特说 “这些发展将带我们到哪里去”的时候,她其实有了转身的机会,当下一场革命还没有完全展开之前,这种转身却可以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待现实中的种种,用《共和的危机》概括之,就是在这个权力还没有完全无力的时候,在危机内部寻找另一种机会,分析中心化管理的优势和劣势。

“反思五角大楼文件”是关于 “政治中的谎言”,它涉及的或许是权力体系中的话语权,只不过这个言说的主体是美国政府,是中心化管理的中心。1971年6月,《纽约时报》发表了高度机密、内容丰富的《五角大楼文件》,这些文件是关于美国从 “二战”到1968年5月在印度支那地位的记录,后来作为47册的《美国对越决策史》闻名于世。文件公开发表,在越战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当然不是解密,当美国政府利用媒体公开发表这些文件,似乎就是为了 “以正视听”的目的,阿伦特指出, “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问题是:不仅是谎言政策几乎不曾指向敌人,而且它主要用于国内消费和宣传(虽然不是全部),尤其是用于欺骗国会。”也就是说,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国会 “信服”这一场战争的合理性,而且明显带着消费式的商品特征。

“这些文件所引发的根本问题是欺骗。”阿伦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她看来,这是将一种已经萌芽的 “诚信破绽”推向了谎言的深渊, “各种谎言,包括欺骗和自我欺骗,都像流沙一样很轻易就吞没了任何希望一探究竟的读者,不幸的是,他还不得不承认,这就是美国近十年内政外交政策的基础结构。”似乎是一以贯之的做法,当政府以 “保密”的方式处理政府机密,当用欺骗和谎言的方式达成某种政治目的,这是一种 “有意地否定事实真理”和 “改变事实”的做法,前一种是说谎的能力,而后一种是行动的能力,两者相互关联,而共同的来源则是想像。

谎言似乎一直以来是极权主义的做法,他们甚至以改写历史的方式,或者以删除不符合意识形态的材料,使过去适应当前的 “政治路线”,而现在说谎的做法又有了新的品种,一个是表面上无害的谎言,是政府公共关系中的管理方式,阿伦特认为,这种谎言起源于消费社会,对于通过市场经济分配的货物有着 “异乎寻常的欲望”,也就是可操控性的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商品, “它在共同意见和有学识的意见市场上被叫卖。”第二种则在五角大楼的文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 “问题解决专家”,为了所谓的 “形象”而编织谎言。 “问题解决专家”是这样一种身份,他们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他们是以理性而自豪的人,他们渴望发现法则,也就是说,通过专家说出谎言,就是用理性来消除偶然事件,已达到 “事实真理”,所以这样一种说谎方式是一种 “彻底的毁灭”—— “比如在这种情况下,即,杀手说史密斯太太已经死了,然后去杀死她。”

理性的说谎,彻底的毁灭,这个 “让世界信服”的谎言用以欺骗国会,其目的就不是为了权力,也不是为了利益,而是要用声望、形象来达到 “赢得人心”的目的。在阿伦特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征服人心,也正是从这个说谎的逻辑出发,谎言最后变成了自欺: “一个骗子越成功,他让人们越信服,他就越有可能最后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自欺比秘密和有意的欺骗更危险,因为自欺者不仅丧失了和观众的关联,而且丧失了和实际世界的关联,到最后在不断重复 “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变成了 “全能的神话”。

欺骗、自欺、制造形象、意识形态化和去事实化,一步步将政治中的谎言变成了事实的真实,而通过所谓的自由媒体公开这些文件,其目的就是保障美国《第一修正案》中保障言论自由这一政治自由—— “不受操控地获得事实信息的权利”,从这一点来说,阿伦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 “媒体的诚实和权力”比披露文件本身更加有力,从这个方向上来看, “危机”变也是机遇质疑, “政府似乎有意阻止实现宪法保障的东西,威胁那些决心不受威胁的人,而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看着自由丧失,这些还不足以,或许将来也不足以毁灭共和国。”而这个转折似乎也是需要美国人民经历一种 “民族性格”的变化阶段。这种需要的变化在《公民不服从》中也切开了一个口子,那就是: “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或许最有可能疗救司法复审的最终失败。”尽管要将公民不服从纳入到美国法律体系之中,并且遵从纯粹的法律依据来为其证明, “这里的困难着实令人生畏。”

到底有怎样的困难?是应该保障 “公民不服从”的权力,还是应该遏制这种 “对法律破坏”的行为?阿伦特从1970年春纽约律师协会庆祝百年华诞的那个议题出发提出问题: “法死了吗?”这篇论文讨论的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这里有几个概念性的东西,一个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另一个是法和道德,这个主题引出的两个著名人物是雅典的苏格拉底和康科德的梭罗,他们的行为 “看起来证明了只要违法者情愿甚至渴望为他的行为受到惩罚,不服从法律也可以是正当的”。但是尤金·罗斯托却认为,这是法律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公民不服从变成了一种 “重要的法权”,所以他认为, “ “把违法行为看成不服从法律的行为,这是普遍的误解”。当最高法院拒绝裁定越战的合法性时,公民不服从似乎就成了 “毫无障碍地容忍”的一种违宪行为——因为,民权运动中的公民不服从最后发展成为了反战运动的抵抗者。

阿伦特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必须区分良知的反抗者和公民不服从者,她认为,苏格拉底从未挑战过法律本身,他反对的仅仅是不公正审判,甚至认为是降临到他头上的 “事故”,所以他针对的是法官,而不是法律,而梭罗说: “人们必须停止蓄奴,停止对墨西哥的战争,虽然这会使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付出代价。”反对的是法律本身的非正义性,也就是成为 “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这个论题。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梭罗,都只是一种 “良知的劝告”,是一种纯粹主观的表达,不管是一开始具有的宗教内涵,还是之后的世俗化,良知的劝告都是基于道德的决定。但是公民不服从显然面对的不是个人,也不是道德上的决定,而是一种公共舆论, “尽管这一群特殊的公民不服从者或许仍然坚持最初的信念一他们的良知,但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再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

如果说,公民不服从这种违法行为在道德角度进行宽容,那么它所带来的是对法律的破坏,会成为法律权威 “眼中缺失的征兆”,他们甚至掌握法律,以公开反抗的方式 “违法”。但是阿伦特并没有将公民不服从看成是一种洪水猛兽,她认为,公民不服从是以群体的方式 “并为了群体利益而行事”,当它挑战法律秩序,挑战权威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变革的力量,甚至会形成一种观念性改变: “法律可以产生变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其实就凸显了和法律的相容性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正好决定了诸项自由制度是否足够灵活,能够经受住变革的冲击而不至于导致内战和革命。”而且,阿伦特认为,就其起源和实质而言, “它仍然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美国现象”。回到1970年论文的议题,这其实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中公民与法的道德关系”的另一种解读—— “一致同意并不是在仅仅默许这一非常古老的意义上——它区分了对自愿的国民和非自愿的国民的统治——而是在对所有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都积极支持和不断参与的意义上,这正是美国法律的精神。”

所以公民不服从的争议其实凸显了最高的宪法危机: “行政部门常常冲击宪法,结果是人民丧失了对宪法程序的信心,也就是撤回了一致同意;同时,一部分人愈发强烈地不愿意认可普遍同意,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所以要解决最高宪法危机,就应该重新审视公民不服从,甚至需要将其以美国法律精神的方式纳入到法律体系中,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迫切需要一项新的宪法修正案,并且也值得为与之相伴的麻烦付出代价,那当然就是公民不服从。”

无论是政府中的谎言凸显的是话语权,还是 “公民不服从”所折射的法权,阿伦特所看到的 “共和的危机”,其实就是权力的危机,而在权力的危机中,最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暴力。当超级大国间的棋局总是指向 “一方取胜,就是双方的终结”的规则,当军备竞赛成为一种理性的威慑,当国际间的战争成为政治领域的最后仲裁者,暴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和不确定,而在本国事务中,暴力会导致权力的产生吗?引用毛泽东 “枪杆子里出政权”,似乎在证明暴力革命可以推翻旧有政权建立新政权,但是阿伦特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一方面,当马克思说到暴力的时候,仅仅将它看成是一个 “助产婆”,也就是它只是一种催化的力量,所以暴力不是产妇,不是能够迎来生命的诞生。而另一方面,暴力只具有工具特性,它不是权力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权力也不是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无力,所以阿伦特批判了萨特的暴力论,批判了新左派的观点,批判了学生运动对暴力的赞誉,也批判了教科书上关于革命是 “干出来”的错误观点。

暴力是工具,是永远不合法的手段,甚至他是非人性和毁灭性的力量, “从来不存在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的政府。即便极权统治者(他主要的统治手段是严刑拷打)也需要一种权力基础——秘密警察及其情报网。”所以她认为,暴力能够摧毁政权,但是枪杆子里永远不会出现权力。实际上,阿伦特在分析暴力和权力关系时,把暴力看成是一种工具式的毁灭力量,把权力看成是一种统治力,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但是暴力和权力并不在同一种体制,同一种社会形态里,也就是说,暴力和权力是不同纬度的,暴力可能产生的权力一定是一种新的权力,而阿伦特显然强化了暴力的工具特性,而取消了其破坏之后变身为权力建造的力量性质。

但是阿伦特否定暴力的合法化却是在反思权力,它认为暴力和权力是对立物,当暴力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权力就缺席,也就是说,当权力出现危机的时候,暴力就会出现——如何会出现暴力,阿伦特认为,暴力行为是一种 “自然的”反应,也就是一种本能驱动的攻击性,同时,非正义、伪善导致的愤怒,会变成非人化的存在,从而产生暴力,另外,种族主义等利益冲突也会导致暴力。分析暴力的根源,阿伦特的用意很明显,那就是要找到遏制暴力的方法,而在暴力和权力的对立关系中,只有权力不分散、解体,那么暴力就一定能被遏制,也就是说,必须解决 “权力的无力”这个悖论,才可以让暴力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 “权力的每一次减弱都是一次对暴力的公开邀请——这只是因为,那些权力在握并且感到它正在流失的人,不管他们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是会发现,要抵制用暴力代替权力的诱惑,是多么困难。”

其实不管是话语权、法权,还是政治权力,阿伦特都在一种反面的样本中寻找权力的中心化管理方式,谎言、公民不服从、暴力或者都是一种弱化中心化的手段,都成为了 “共和的危机”,所以在危机中寻找的机会就是建立一种 “新的国家概念”: “我所看到的新的国家概念,其惟一的雏形可以在联邦体系中找到,它的优势在于,权力既非来自上面,也非来自下面,而是水平的指向,以至于被联合起来的单位相互审核和控制权力。”这是国家间的权力平衡,而在国内事务中,则要形成议事会体系的新政府形式, “我们想参与,我们想争论,我们想让我们的声音在公共场合中被听到,我们想有可能决定我们国家的政治事务。”让每一个人都关心公共事务,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这就是 “一致同意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政府说谎的社会,这就是没有暴力存在的国家,权力不会流失,不会干涸,不会分解,当然也没有垄断。这当然是一种阿伦特的理想主义,所以这是可能,这是期望,这是下一次的机会: “不过,或许,毕竟——在下一场革命的觉醒之中。”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

编号:Y23·2171020·1426
作者:【西班牙】布努埃尔等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版本:2010年06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20.50元
ISBN:9787802259621
页数:370页

《一条安达鲁狗》中刀片割开眼球,《欲望的隐晦目的》中,两位女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在布努埃尔的影像世界里,超现实的怪异变成了一种语言,而背后的布努埃尔来说,他所经历的故事是不是都应该是真实而具体的? “但凡电影记者都知道,要从布努艾尔的嘴里撬出几个字来是多么困难,而且,就这么几个字还往往是在嘲弄和打趣。”当何塞·德拉·科利纳和托马斯·佩雷斯·图伦特以对话的方式来探寻布努埃尔的世界,这本对话录涉及布努艾尔从《一条安达鲁狗》到《欲望的隐晦目的》的所有作品。布努艾尔在对话中坦承了自己的叛逆和对写作的畏惧。但是,他同自己塑造出来的大多数电影人物一样喜欢自我矛盾,因此到最后也不忘添上一句:如果不搞电影,他倒也挺愿意当个作家。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想象是自由的

对,我们所有人都闭着眼睛,女人在中间,一行标题写道: “我看不见藏在森林里的女人。”

头伸进去,然后是张开眼睛,可是当一个女人被藏在森林里的时候,伸进去和张开眼睛是不是都只是一种无意义的寻找?路易斯·布努埃尔甚至一开始就消解了意义,因为 “所有人都闭着眼睛”,而这种闭着眼睛的状态却在另一个意义上打开了 “女人在中间”的世界,那个被眼睛看见的现实关闭,在另一面却可以自由打开想象:想象有一个女人,想象有一片森林,想象一种藏匿的方法,最后是想象一个 “我”。

我应该是被想象的,即使去掉了引号,去掉了说这句话的具体情境,我也只是一个已经打开了这本书的读者,打开就是把头伸进去,就是张开眼睛,就是看见 “布努艾尔谈话录”,在1975-1976年的叙说中接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电影导演,就是抵达布努埃尔在费利克斯古埃瓦斯巷的家——那里是一个封闭且开阔的房间,有《物种起源》的书,有侦探小说,有酒或者咖啡,当然还有他最喜欢的那只叫特丽斯塔娜的可爱小狗,据说,小狗死去的时候,布努埃尔还认认真真地哭了一回——如此种种,真的是我伸进头去可以看见的那个世界?

其实,我对于布努埃尔是陌生的,甚至对他的电影也是陌生的,在我有限的观影记录中,有《一条安达鲁狗》,有《白日美人》,有《维莉蒂安娜》,有《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有《朦胧的欲望》,五部电影不能组成布努埃尔的影像生活,当然更无法形成一个导演的完整轮廓。所以这个被看见的世界本身就只是一个局部,布努埃尔把这种 “把头伸进来”的状态叫做危险,危险是对视觉语言进行解读带来的迷失,危险是深入超现实主义者内心时的误读,危险甚至是 “把头伸进去”这个动作本身——如果动作是 “把头伸进去”,那么主体一定是我,是读者,是观众,而现在是 “把头伸进来”,那么在把头抬起,张开眼睛的刹那,看见面前站着的就一定是布努埃尔——说这句话的主体就是那个自由主义者、从小失去信仰、在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者、同情广义的人、文化上的基督徒、无政府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布努埃尔。

他在你眼前大喊 “危险”,让你不要把头伸进来,就是一种拒绝,而拒绝之后是关闭,一个讨厌被采访,一个害怕叫做 “录音机”的电子设备,一个把话筒称作 “阴茎”的人,他把费利克斯古埃瓦斯巷的家关闭了,把自己的电影关闭了,把内心世界关闭了,所以托马斯·佩雷斯·图伦特说: “或许是由于腼腆,他常常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完全不让我们探究他的内心。”所以何塞·德拉·科利纳说: “在时光乃至历史长河的岸边,他像鲁滨孙一样,找到了自己的岛屿,并在沉默中与之对话。”但是这绝不是封闭,长达五十多小时的谈话为什么能够断断续续进行?为什么要从童年谈到1977年的《朦胧的欲望》,其实当布努埃尔说出 “危险,切勿把头伸进来”,只不过用一种诗意来解构现实的规则——《一条安达鲁狗》起初就是用这个带有拒绝口吻的片名, “与贴在火车车窗上的提示标语‘切勿把头伸出窗外’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这句话很有文学味。”但是后来达利建议用布努埃尔那本诗集的名字,于是有了一条狗,一条安达鲁狗,一条超现实主义的安达鲁狗。

其实,这个片名根本没有诗意,它只是一种命名,和地名有关?地名指向的当然是现实,而把头伸进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也正生活在现实的2013年,当我在2013年的时间里打开布努埃尔1929年的诗意,到底有多危险?那个女人的眼睛被一把刀切成两半,特写,刀就这样从睁开而看见的眼睛里切过去, “一个面带微笑的女人睁着明亮的眼睛,然后男人锋利的剃刀轻轻滑过,特写的眼球被割成两半,血从里面流出来,宛如月亮被浮云切成两半。”我在2013年的时候写道,即使知道电影里的那只眼睛只不过一只牛眼,但是被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那种残忍、暴力、血腥以及传递到身体里的痛感,变成了最危险的观影体验,但是当一双眼睛被切开,就宛如 “所有人闭着眼睛”,那么这个 “藏在森林里的女人”就再也找不到了,她在中间,却只在标题里。

所以重要的不是女人看不见,也不是看不见女人,而是谁制造了危险?是那把剃刀,是拿着那把剃刀的手, “用手可以打开房门,抚摸乳房,握紧拳头,扣动扳机,没有手的时候是摔倒、昏迷、死亡,或者像一件血淋淋艺术品被围观被拨弄被丢弃——手解放了和动物一样的的兽性,手满足了人被压抑的欲望,手同样也把一部电影带向一个无法解读的超现实主义世界。”电影里那个被惩罚的男人手上原先是两本残破的书,最后变成了两把致人死地的左轮手枪……手枪和剃刀,都变成了工具,而真正的手是一双超现实主义的手,它在摄像机后面,它的主人叫布努埃尔。

“影片结束时,我准备用向观众扔石头的方式做一次超现实主义式的表演,但掌声响起,我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拍电影叫做表演,手一直在那里,手里有石头,可以扔向观众,但是当 “放下了手中的武器”的时候,是不是缩回了手?缩回的只是拿着石头的手,真正那双操控电影的手则把最危险的剃刀朝向了每一个把头伸进来的观众。其实,这个过程中完全是布努埃尔在面对他人、面对世界时做出的一种选择,起先是拒绝,是封闭,然后是主动出击,是制造危险——只有在消除了那一双眼睛理性的解读之后,他才能住在自己的世界里,看见想象,看见自由,看见欲望,看见藏在森林里的女人。

从童年的卡兰达开始, “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这种死亡的味道”,学校里的阶级划分,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萨拉戈萨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十九世纪的省会。”所以才会成为自由主义者,才会失去信仰,对《物种起源》着迷,偷偷看侦探小说,以及对昆虫迷恋,都是他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之后在马德里加入 “二七年小组”,和极端主义运动成员、无政府主义者在一起,和达利成为朋友,对安德烈耶夫的著作感兴趣,甚至达业务拳击赛、排练戏剧《皮埃尔师傅的祭坛装饰屏》和观看弗里茨·朗的《三生记》,让他在逃避之外有了新的选择,而正是这种新选择使得他开始 “放下手中的武器”,因为他不需要用石块进攻,就能固守自己那个超现实主义的世界,就能使一双手控制《一条安达鲁狗》。

西班牙混乱的政局是布努埃尔面对的最大现实,当他去往好莱坞似乎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那已经是30年代了,似乎是内战让他选择了这条路,但其实布努埃尔的一生都在战斗,从对信仰的怀疑到成为文化上、而非宗教意义的基督徒,从对阶级划分不公平的仇视到成为自由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加入超现实主义小组,布努埃尔似乎都在肯定、否定和再肯定、再否定中进行选择,仿佛就是人生无休止的战斗,而与达利决裂可以看成是从信仰到美学的一场战斗, “但创作《黄金时代》时,达利决定奉行一种绝对美学。”以致在西班牙内战时,他们的合作和友谊已经走向了终结, “布努艾尔拍完了《黄金时代》。我很失望,这部影片完全是在讽刺我的观点,而且它还首当其冲地攻击了天主教。”达利这样写道,而布努埃尔却回忆在雪莉·尼德兰酒店见到达利时对他说: “你看我现在,都是你害的。你的所作所为太卑鄙了。”达利告诉他: “我写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又不是为了捧你。”一段话里是我和你的分裂,也是两种信仰和观点的对立,甚至是生活方式的冲突,于是, “我们的友谊算是彻底完了。”

布努埃尔当然没有提及和达利在情感上的某些矛盾,实际上无论是地理上的改变,还是和达利友谊上的终结,都让他开始面对另一个世界,一个更加危险却封闭的世界,一个更加极端却只有的世界,那便是电影带来的想象,萨德无疑是布努埃尔打开的另一个世界, “在萨德身上,我发现了一个颠覆了的不可思议的世界,那里什么都有:昆虫、人类道德、性、神学。总之,他让我极为着迷。”《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就是一个危险、邪恶的世界,但是这种危险和邪恶往往是对那些把头伸进来的人而言,对于布努埃尔来说,却是丰富的,是颠覆的,是自由的, “萨德只在想象中犯罪,借此释放他的犯罪冲动。想象是自由的,而把想象付诸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人可以自由想象,却不能随意地采取行动。”

在关于1952年的电影里,布努埃尔谈到了萨德,他说: “我的确崇拜萨德,但不是虐待狂。”在1953年的电影《呼啸山庄》时也说到了萨德,萨德不会违背自己的原则, “萨德会在想象中做任何事,但仅限于想象中。”那个想象的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它带来何种自由?其实萨德的想象世界无疑和性有关,而布努埃尔也在这样的想象世界中看到了自由的性和欲望,他在《邪恶的苏珊娜》中说到苏珊娜敞开衣领去引诱男人,就是以魔鬼现身的方式去摧毁那个体面的世界,破坏道德的秩序和规则, “每当我听到道德一词,就会露出我的胸脯。”而透过这种魔鬼的诱惑,苏珊娜其实展示的是一种纯粹,所以布努埃尔说: “一个身穿蕾丝花边的黑色衬衫、系着袜带的丝袜和脚穿高岛跟的女人,要比一个裸体的女人更加性感。彻底的赤裸往往是纯洁的,而非色情。”布努埃尔甚至也不反对色情,他反对的是色情的普遍化和流行化, “我并不反对色情,条件是像过去那样将其限制在某个秘密团体中。”就像发现藏在森林里的那个女人。

所以布努埃尔说起自己的少年性幻想, “那时的我对西班牙皇后维多利亚·欧亨尼娅很迷恋,她是个金发美人。我曾想象自己悄悄地溜进她的寝宫,晚上她独自回来就寝,我在她的牛奶里下了迷药。皇后喝完牛奶,脱掉衣服,上了床。等她睡沉之后,我走到她身旁把她抱在怀里,等等。一个十四岁中学生的性幻想。”说起自己的偷窥: “有一点儿。所有人都有一点儿。”说起自己的乱伦欲望: “在想象中,我甚至可以乱伦。但作为一个社会人,我的道德观禁止我这样做。”说起占有熟睡的女人, “任意支配一个熟睡中的女人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很刺激。我可以在想象中这么做,却不敢付诸现实。”一切都在想象中完成,因为, “在想象中,你可以触及无穷,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而在现实中、在日常生活中,你必须受到自己的意识、法律、朋友以及家庭的制约。你自己或社会总会强加给你某个枷锁。”

所以,布努埃尔所建立的想象世界就是他的电影, “电影就是制造奇迹的机器。”于是《维莉蒂安娜》里有了占有的欲望,于是《鲁滨孙漂流记》里有了性幻想,于是《野兽》中有了乱伦,于是《沙漠中的西蒙》中有了偷窥,于是《朦胧的欲望》中有了变态的欲望,甚至想象而犯罪在布努埃尔那里也变得合理, “我也很想当个独裁者,下令处死几个人。但只是在想象中。”而同样在想象之外的恐怖主义则是危险的, “恐怖主义和炸弹也是如此,如今炸弹可以放在任何地点、针对任何人:教堂、私家轿车、某个路过的年轻人。”是的,在自由的想象中,布努埃尔颠覆规则,解构道德,满足欲望,破坏秩序,所有一切可能的东西都是梦境,都是想象,都是电影,都是超现实主义。

但是,电影作为只有之存在,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或者说并不是制造欲望,它的畸形表达方式其实在构建一个自我世界,一个和现实无涉的世界,那些盲人,那些动物,那些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奇幻,都在破坏所谓的理性, “我怀疑理性和文明。在我所有的电影中,包括那些最合乎常规的影片中,都有这种非理性的趋势,有一些无法用逻辑解释的行为。”而其实布努埃尔所反对的理性是那些披着文明、道德外衣的理性,所以《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有枪和荒诞,有死亡和复活,有缺席的食物,在《朦胧的欲望》中有恐怖袭击,但是一切在反理性的逻辑中发生,便是自由。

但是布努埃尔却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那些自由便是建立一个唯物主义的想象世界,所以不管是《女仆日记》中蜗牛爬在死去的小女孩腿上,还是《被遗忘的人》中小女孩腿上的牛奶,不管是《邪恶的苏珊娜》中碎了的鸡蛋沿着女主角的大腿往下流,还是在《阿奇博尔德·德拉·克鲁斯的罪犯生活》里血沿着阿奇博尔德的女老师的腿流淌……布努埃尔都否定它们的象征意义, “当你在一本小说中读到:‘温特尔于是看着蜡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熔化的蜡慢慢滴落。’如果你脑中总想着性之类的事,肯定会马上作出这样的联想:蜡烛象征阴茎,熔化的蜡是精液……这未免太荒谬了!”非现实在现实的另一面,却是现实的投影,这不过这投影是畸形的,是超现实的,甚至是梦幻的,而是唯物的,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不意味着要否认想象、梦幻,否认存在一些不可解释的事情。”

布努埃尔的唯物主义其实就是在电影中制造现实无达到的奇迹,欲望的奇迹,死亡的奇迹,暴力的奇迹,孤独的奇迹,所以布努埃尔不喜欢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不喜欢慢镜头,对政治电影不感兴趣,在一个充满性幻想、有着偷窥欲、乱伦欲的世界里,作为枪支爱好者的布努埃尔终于用双手拿起了另一种武器,对着所谓的理性、文明、宗教进行射击,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他拒绝阐释,拒绝对话,拒绝合作,像一个幽灵,将人类看见理性、文明和信仰的眼睛切开, “在我看来,自由就像是一个我们试图抓住的幽灵,但我们只能抓住某种雾状的东西,在指尖留下一些潮湿的痕迹。”

黑暗托马

编号:C38·2171020·1425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305103568
页数:149页

莫里斯·布朗肖的第一部 “虚构作品”,此书的英、德文译者都不讳言其翻译甚至阅读的困难性,福柯曾指出布朗肖作品的特色之一在于 “脱离表象的王朝”,而这正符合《黑暗托马》的阅读经验:没有过去、未来,没有动力、原因的一场爱情,轻浅地难以让人有明确的形象,但这些没有形象的意象却又如同恶梦般让人难以舍弃。 “在与他凝视中的亵意奋战的同时,每个人都只是更深地陷入一股孤独感里,而在其中,无论想去到多远,结果都只是迷失而且将继续迷失。”这是一种表象的凝视,但是在看见的世界里,迷失被另一种东西取代, “然而,托马拒绝就这样被简单的印象说服。他甚至故意转向那年轻女孩,尽管他的视线其实可说是未曾从她身上移开。”


《黑暗托马》:无限地比死更死

他眩惑她。他就要将那最不被预期的话语转化成她再也无法等待的话语来吞噬她。
——我是……
——住口。
——《七》

“他眩惑她”之前是 “他绕着她转”,她在说 “住口”之前是 “你究竟是谁?” “你到底是什么?”甚至还伸出手,甚至还正面看他,只是当每一个疑问都变得没有答案时,不管是 “他绕着她走”,还是 “他眩惑她”,都变成了一个单项事件,无论是预期的话语,还是等待的话语,都在 “时间已晚”的黑暗中,被吞噬得只剩下自己,以及自己的死。

尽管他在黑暗中曾大声叫喊,尽管她曾怀疑互相之间的善意,尽管她曾尝试不同的字语交谈,但是在她藏身的皱褶里,在 “住口”的回绝里,单项事件发生在背叛之中: “背叛围着他们绕转,而且因为是她背叛他,加上她自己也弄错而无望终结这样一场迷途——由于不知道他是谁,故出现在她内心的总是另一人——背叛更愈发可怕。”不知道他是谁,那么之前的 “你究竟是谁”为什么没有答案,之前的 “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下文,是期待一个回答,还是故意将疑问引向了没有终极的黑暗, “谁”是命名的方式,但是在匿名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空无,吞噬着这个夜晚可能的 “谁”。

他叫托马,一个男人,只是这个名字从来都是他的一个代称,从来都属于自己的名字,谁来命名甚至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名字是不是可以区分自己和他者,是不是可以定义相遇和陌生?而她也是被命名的,她叫安娜,一个女人。在托马和安娜不同的命名之间,其实有着和时间相关的前后,是她起身走到了托马前,然后将他拖往临近一条公路上的小树林里。那么托马之存在,是被安娜的那一系列遇见的动作所安排的?在公路旁的小树林里,她对他做了什么,以致于一个早已存在的男人,一个被命名为托马的男人会在之后绕着她转,会眩惑她?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歧义之遇见,歧义之动作,因为在她起身之前,在她走到他之前,是托马先走近了她。 “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都死去。每个人,如果托马转过眼去,都与他一同死于一种没有任何呼声宣告的死亡。他注视着他们。”因为在路上每一个遇见的人都死去,所以当安娜出现的时候,他再一次看见了每天遇见的人,再一次看见了死亡, “她无法逃离”的是每日复始的非人的、可耻的时刻,是带着 “精准、无上的死”,安娜是她,也只不过是 “他们”中的一个,所以 “他们空缺于他,就如同他空缺于他们。”所以她的脸呈现给他的时候, “她是不再与安娜有丝毫类似的安娜。”

陌生的躯体,黑夜里的相遇,当安娜成为 “他们”,也是一次命名,只不过完全是匿名,那张脸是匿名的脸,那个名字是匿名的名字,那个身体是匿名的身体,所以在死亡的空缺面前, “他注视着他们”会有一种意义吗?注视是不是看之一种,是用目光发现,是用眼神确定,还是用心灵去感受?托马一直在看,起初他坐下来看海,后来他看见一个 “游得很远的男人”,看海的时候,他还自己下水游泳,他追逐着谁,让海和自己融为一体,于是看见海也就看见了自己,但是在这看的过程中他却要奋力将自己脱离出来, “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在那时,海还是海,还是可见的存在,还是在自身之外的 “他们”——这一种散裂于水的拒绝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另一种命名?看见那个游泳的男人也是一样,看见的时候, “然后又看不见”,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仿佛自己在做每一个动作, “他不仅一直都极清晰地感知到他,还以一种完全亲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触都无法超越的方式与他接近。”但是在看见和跟着做动作的时候,他本身就处在分离的状态中,本身就在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的缺无。

目的太明显的,托马躺在草地上看见黑夜也一样, “因此,尽管闭着眼睛,他也不像是已经放弃了看进那黑暗里,而是恰好相反。”闭着眼睛明显是一种对于看见的拒绝,甚至不是一个看的动作,从看见的世界里退场,从看的世界里缺席,他就是被自己拒绝前进的意念推着向前走,而正是因为闭着眼睛的拒绝,让他 “感觉比比任何一个夜都更黑、更恐怖”,一个闭着眼睛进入的黑夜独立在 “任何一个夜”之外,就像一个人独立在 “他们”之外,他总是会遭到两种力量的吞噬:个体太过于渺小,当幽暗的影像将他淹没的时候,他就是 “他们”中的一个;闭着眼睛的看见以返回的方式进入到自身之中的时候,那影像仿佛已经死了,在不看里死去, “欲望同样就是这一具睁着眼、自知已死却仍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的尸体。”即使思想回到体内,也是在进行着与空无的交流。

之后,托马还坐在餐桌上,还看见了邻座的金发女子,一种美丽 “随着他对她的注视而苏醒”,看见而被遮蔽,最后, “他抬起头,看到所有的人都已经走了,他接着也离开了厅室。”之后,他还坐在房间里,还看见了那一本书上的文字,具有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 “在这颗看见他的眼睛中看见自己。”看见而欢喜,其实和金发女郎一样,是 “控制了他并开始阅读”,是一种 “被俘获”的感觉, “晦涩的话语、无肉身的灵魂和字的天使依然存留,且持续深入地探索他。”也一样,最后变成了一个畸形的缺无,而身体也变得完全不透明。之后,托马还在半夜下楼,还看见了一只瞎眼的猫,猫看不见他,他在锚那里似乎发现了自己, “那所有精灵中最美、嗯嗯喵叫着像极了我、简直就像是我的自身的精灵”,于是他觉得 “我已比黑暗更暗。我是夜晚的夜晚”。

看见海,看见游泳的男人,看见餐厅里的金发女子,看见一本书的文字,看见瞎眼的猫,都是托马的看见,即使闭着眼睛,即使在黑暗中,在看见的世界里,托马都像在命名这个世界,都在空缺中交流,而这一切的目的是看见一个自己。但是无论是和游泳的人一切做着动作,还是被金发女郎的美丽所唤醒,无论是文字轻柔且平和的吸引力,还是一只猫最美的叫声,其实对于托马来说,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所陷入的是一种 “被动性”,是让自己成为自己看却又成为 “他们”的无奈,是有着名字却不被命名的尴尬,是想返回自身却被吞噬的迷失,所以自己成了黑暗,自己成了夜晚,自己成就了自己的死,那一个墓地,那一个坑穴,里面躺着的就是自己, “而每次想将自己藏匿其中时,他总像是一个试图将自己的躯体埋进自己躯体里的荒谬死者。”连死亡都不被命名,都是荒谬的,都是 “他们”的复数形式,于是,在死亡的那一刻, “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

死亡是不是为了复活,缺席是不是为了一个自身的位置?可是,这复活、这位置,由谁来给予,或者说,这种 “被动性”由谁来命名主体,由谁来回答 “我是谁”?所以安娜走近了他,是他走近了安娜;安娜爱上了他,是他爱上了安娜,在提供了身体,提供了遇见,提供了夜晚的情况下,他和她,在他们之外,期待着成为一个被命名的自己:一个男人,叫托马,一个女人,叫安娜。有过幸福,诱惑单纯,有过温柔,当一个人的存在被另一个人给予意义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背叛之可能?当然并非是关于忠诚的爱情的背叛,而是在 “你会是谁”的空无中再也找不到可以命名的自己。

因为安娜死去了。死去不是死亡,而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 “她愈加大胆地绕着托马转,终于将与他关系的困难归结到愈来愈容易参透的动机上,比如说将那所谓异常者,想象成是因为对他的生活完全无从得知,且他无论如何都将维持无名且无故事之故。”她说着,却没有回响,他说着,却被拒绝。 “我想看您,当您独自一个人时。”当安娜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似曾相识?那个看见的托马不是在独自一人时被唤醒,被阅读,被意念推着走,被畸形的感觉影响,所以在安娜看见托马独自一人时,托马还是回到了看见他们而成为 “他们”的循环中,而安娜在这一种看见里,也陷入到 “被动性”之中,两个人都处在同一种无名状态里, “以她的年龄和青春,变成了他者的年龄、年老。”

所以死了,不是死亡的死了,是无名状态的一种持续,是一种循环的空无, “于是她落入那大循环中,那类似地狱的轮回里,倏然间纯粹理性闪现,她掠经那关键的时刻:一瞬间,必须停驻在荒谬中,且既已离开尚可被再现者,亦须无定限地添加缺无于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的缺无之中,也因此,必须用这吸纳的机器,死命地制造空无。”身体之死,是这一种确认,在房间里,有母亲,有托马,有其他人,他们也都看见了死亡,而正是这种看见让安娜开始了对于缺无的探寻,对于存在的嘲讽, “她的身体、她睡着的头所在之处,同样也是她为无头之躯、无躯之头、悲惨之躯的所在。”

这是跃身于其中的尸体,这是不被承认的虚无,这是胜利的在场,这是不再言说的沉默, “从这一刻起,没有任何一种以任何方式厘清她所处状况的欲望显现于她内中,而爱也缩化成表达或感受此爱之不可能性。”那些遇见,那些幸福,那些时间,都在这在场的、身体的死亡中,变成了一种戏谑,这是对于托马来说,死亡的命名。但是对于安娜来说,沉默在自己的死亡里,她提供了返回自身的方式, “有着这么一道唯一能辨识这些灵魂的光芒,那就是沉默、封闭而伤怀的意识,并且是孤独创造出她周围那片人之关系的甜蜜场域,而她在其中,于那无数个充满和谐与温柔的关系间,看见她那至死的哀愁前来与她相遇。”只不过是提供了许多人之死亡,提供了和他们一样的死亡,提供了肉体可见的死亡,但是在提供的同时,安娜却保全了自己, “我的上帝,她很好;不,她存在;就存在这个观点,她好极了,已升至最高处的她有那最伟大的心灵发现其最美思想的喜悦。”

这是 “活生生过渡到死”的状态,在死了的时候,她给出了安娜, “她脱离自己身为安娜、身为受到死亡威胁的安娜这样一种极度强烈、极度骇人的感觉,并将这感觉转换成那自己不再是安娜,而是她母亲,她那受到死亡威胁的母亲,以及整个逼近毁灭临界点的世界这样一种更加令人惊恐的感觉。” “正在那死亡”的状态摧毁了一切的同时,也摧毁了灭亡之可能性,灭亡之可能性之摧毁,她便没有了重要性——在他人、在他们那里没有了重要性,甚至在托马那里也没有了重要性。于是,她可以以另一个安娜的身份复活。

而对于托马呢?当沉默的言说出现,当不死的死亡出现,当匿名的命名出现,那提供给他的在场,给予给他的空无,终于变成了一种言说,一种命名,一种死亡, “沉默,真正的沉默,非由噤闭之话语、可能之思想所构成的沉默,也有了声音。”所以早就应该住口,你会是谁不再重要,也不再和背叛有关,在去除了 “他们”的仪式之后,托马已经在黑暗中醒来而成为一个在死亡中复活的人, “任何时刻,我都是这个纯人之人,一个构成独一范例,且人人于死时均与之交换,令其一人代替所有人死的极致个人。”他们之外的一个人,人人之外的我, “我自觉死了——不;我自觉,活着,无限地比死更死。我发现我的存有,于一它所不在的迷眩深渊里,缺无,它如一神明般置身其中的缺无。”

无限地比死更死,是另一种活着,自觉地活着,无限地活着,持续地活着,在黑暗中活着——不分开的存在,亲密就是夜晚本身。所以在这个从看见而分离出我,从被动性而分离出个体,从空无中分离出死亡的黑夜,我以 “他自己”的方式出现,是所有的集合,却不再是 “他们”,是持续的时间里的存在,却不是不被标注的生死,于是, “和我一起,律法环绕于律法之外,可能于可能之外。”于是,春天开始,天空闪耀着光芒,生命充满了青春和自由的力量,于是,一切开始创造,宇宙之秩序在破坏之后如星辰般生气,于是死亡之蒸雾从高山的顶巅喷出,不会有终点,并最终 “认出了海洋”,在融为一体的巨大和温柔中睁开了 “无法承受欲望之延伸”。

无非是 “灾异的书写”的小说版,死去之灾异,是中立着的存在,无论言说还是书写,无论是死了还是死去,没有自己的眼,没有欲望中的一,没有终极意义的存在,也没有可以看见的脸,于是在 “发光的孤独,天空的空洞,被延迟的死亡”的灾异世界里, “托马也一样,看着这波粗略影像的浪潮,而轮到他时,他也纵身一跃,却是哀伤地,绝望地,仿佛耻辱于他已经起始。”

萨拉热窝谋杀案

编号:C38·2171020·1424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8.30元
ISBN:9787305185502
页数:167页

《萨拉热窝谋杀案》是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将一桩多角恋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火索”——奥地利王储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互穿插,交叉叙述,使得一个原本为妻子开枪射杀不忠的丈夫的日常谋杀案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互文效果。 “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九成是悲苦呻吟的农民,他们生活悲惨,没有学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 一个关于爱情、嫉妒、征服、控制、背叛的世俗故事和轰轰烈烈的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背后承载的关于奴役、反抗、民主、自由的历史意义形成奇妙的组合,小说的实验性、开放性也得以完美地呈现。


《萨拉热窝谋杀案》:不用第一人称就好了

我爱过米拉。句号,另起一行。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省略号。接下来是沉默。

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是新的故事,当 “我爱过米拉”变成了过去式,当贝尔格莱德成为过去式,为什么还要另起一行?而在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重又开始的文本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最后是欲说还休的 “省略号”?是接下去和米拉幸福在一起的爱情变成了担忧?是布兰科婚姻之外的情感又遭遇了变故?是离开贝尔格兰德的经历又发生了续曲?——甚至不是欲说还休,在一个文本完成六十年后,省略号不是意味着担忧,不是变故,也不是续曲,而是删除, “接下来是沉默”就是出版后的沉默:现代出版档案馆版本中删掉了这一句。

省略号,以及接下来的沉默,大约是乔治·佩雷克亲手写下的,但是当六十年后发表,却变成了被删掉的文字,这是不是另一种时间里的谋杀?死而不见,或者并不遗憾,但是当1956年乔治·佩雷克21岁写下的小说,在死后被出版时抹除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在时间里必须改变一种表达?不只是 “接下来的沉默”永远在沉默中,当我在布兰科那里看到米拉的照片时,我想: “可以说,这次初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已然成为某种期许。”当我在贝尔格兰德见到了米拉: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温热。我们久久地散步,不说话,为能够在一起而幸福,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为能够在平静与沉默中相聚而幸福。”当我已经和米拉在一起, “我去了斯雷滕家里,跟他说很想第二天晚上邀请米拉和布兰科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一切似乎都在六十年后变成了沉默, “我爱上了她”被删, “在一起而幸福”被删, “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被删,甚至那一段散步的文字最后甚至变成了关于评论的 “哞”,所有这一切都在乔治·佩雷克身后发生了。

“哞”像是一声牛叫,在只一声而停止的叫声里,爱情甚至欲望都被嘲讽了,那么谋杀是不是也在这动物般的叫声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无关的死亡, “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克洛德·布热朗这样说,而在21岁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乔治·佩雷克正在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一年后 “部分停滞”,在一年后参军成了伞兵,而在这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南斯拉夫,真的到了贝尔格兰德,甚至他曾经这样写道: “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去往贝尔格兰德,是为了征服那一个叫米尔卡的女人,但是那个夏天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并不和小说中的 “我”一样,和米拉 “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他在写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中说, “我差点得到了米卡尔”,持续六周的南斯拉夫之行以 “差点得到”的方式结束,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无疑是征服的失败,但是欲望的溃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就像自己在精神分析法下的治疗, “部分停滞”并非是完全的无效: “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

所以在这个重在改变的故事里,那和爱情有关的幸福,和臆想有关的爱欲,和命运有关的把戏,都必须沉默,它其实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在场:1914年的萨拉热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谋杀,阿尔贝·穆塞的《萨拉热窝谋杀案》一书是乔治·佩雷克曾经阅读的书籍,引题则是《历史悲剧》——当个人得失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当命运小把戏变成悲剧的时候,乔治·佩雷克其实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为了征服米拉而最终策划的 “萨拉谋杀案”,在悲剧式的结局中,其实和欲望无关,却和自由有关。

从巴黎到贝尔格兰德,对于 “我”来说,一定是一种改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在其次,一个人如何在被束缚中挣脱出来,这种人性之变才是重点。米拉只不过为这种变化找到了一个契合的通道,当在巴黎遇见准备博士论文的布兰科时,看到了作为情妇的米拉的照片,在照片中,我看见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她骄傲,透着一丝野性,很自然想到了曾经疯狂爱着的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米拉,她是从静态的文本里走进我的世界,这其实是第一次改变,看上去像是对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女孩的一种重复, “实际上我很清楚米拉一点都不像她,时至今日,我只是觉得她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而剩下的地方又那么不同……”

就这么轻易爱上,而且是疯狂地爱上,而爱上的唯一目的是得到: “我想认识她,想得到她,仿佛只要她人在巴黎,我就有权力得到她,哪怕布兰科在场也没关系。”而当米拉来到了巴黎,变化又出现了,和照片上完全不同,有着野性和冷酷,但更多的是单纯, “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而且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爱布兰科,这似乎又给了我一种想象的空间,布兰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野心让他想成为耶稣一样的人,甚至要改变社会, “他向我保证,他将以方济各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倡导者的身份留名青史,那是避免共产主义体制治安混乱或者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因此也是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一个温柔、平静和单纯的女人,一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他们的爱在何处找到共同点?也正是这个疑问,终于使得米拉离开之后,我踏上了去往南斯拉夫之路,去寻找米拉?或者去征服米拉?她写来的信里说没有一天不想我,但是失望的旅途似乎注定这是一场糟糕的会面,没有来火车站的米拉叫斯雷腾来接我,而且到达四天后一直没有见面,这又是一种变化, “我需要见您”和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您”难道是一句谎言?而我的目的很明确, “毕竞,我来南斯拉夫是为了跟米拉睡觉的,不是吗?”

我的目的恨单一,正是为种种变化之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我的命运变成小把戏设定了方向。四天之后见面,米拉却只是和我成为朋友,因为她说她爱着布兰科,当我做这一切为她时,他甚至说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是布兰科, “我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坐享其成的却是布兰科!”实际上,布兰科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子,横亘在我和米拉之间, “她把我想象成了他,她想见到他,而我的在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欲望。”这当然是另一种变化,当米拉提出要和从萨拉热窝来的布兰科相处几天,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在烟酒的麻醉中,我甚至想用毒品来忘记米拉, “完蛋了。游戏已经结束:米拉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等候,看到的却是他们挽着胳膊走远,我在他们住的地方监视,最后看到的却是他们搂抱在一起。写给米拉的信最后也以理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我才被判了死刑:只有在伦敦,我才会迷失,迷失在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结束的孤独中。”其实无论是伦敦还是贝尔格兰德,我都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布兰科离开之后,米拉却又和我在一起了,三天的隔阂之后重新开始了改变,而正是这一次机会,我又萌发了征服的欲望,并且最终得到了米拉的身体。仅此而已? “我爱过米拉”之后是句号,句号之后是 “另起一行”,另起一行之后 “省略号”,而省略号之后更是 “接下来是沉默”的删除。

那时,沉默的是布兰科,被删的也是布兰科,他在坐火车离开时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是带着遗憾,也是带着无奈,而对于米拉来说,她之所以选择我而放弃布兰科,是因为她 “一直拒绝激烈的、短暂的、不确定的感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责任能够接受这种爱?也只不过是欲望,是身体, “单纯的欲望之后,还有那么多责任要承担。我忧伤地想到,我在巴黎时的雄心壮志与我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相称。”在房间里,在肉体的占有之后,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看上去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这就是未来幸福的缩影:结婚,生一群孩子,重回故乡,签订停战约定,叛徒去世,演奏胜利进行曲,父子和解,异教徒改宗,谜团解开,写完最后一个字……”

幸福的缩影就是结束战争,就是消灭争夺,就是完成和解,就是 “写完最后一个字”,但是这种种种的变化真的能变成一种平静的生活?布兰科发来信件说要见我,那一刻我却没有想着米拉,我去了萨拉热窝,布兰科还是劝我放弃米拉。这似乎是一个 “另起一行”的故事,在左右摇摆中我似乎已经把米拉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被欲望束缚了手脚的我,是担负不起责任的,也是无力消除争夺的,所以最后, “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慢慢渗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利用布兰科的妻子安娜, “安娜,布兰科的妻子,他的合法配偶,被嘲弄,被讥笑,被抛弃了,安娜被激怒了,变得极为激动,她所怀有的希望一直遭受着质疑。”

这便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在这场被我称作是 “完美的罪行”的计划里,其实并非是我一意而为之,安娜甚至早就想到了, “我不想说服他,我要杀了他。”敌人是布兰科,是另一个男人。当谋杀变成了安娜的计划,我又在哪里?在故意躲避还是推卸责任? “我们四人围坐桌边,在欧洲宾馆,在萨拉热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想吸一支茨冈烟。”谋杀将要开始,死亡将要到来,但是在这计划实施之后,我会是 “另起一行”的人?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谋杀,在于在一种纷争中必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火药桶,谋杀早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把谋杀看成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将改变整个格局, “就其进展而言,这场谋杀是古往今来最为奇怪的事件之一;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最壮美、最高尚的事件之一,它是历史成为史诗的罕见时刻之一,是虚弱悲惨的个体登上伟大与崇高之峰的独特奇遇之一。它不是平庸的事件,不是卑劣的罪行,而是悲壮的事件,令人振奋的事件!”

这正是我对于1914年6月8日谋杀的一次定义,这是最伟大的谋杀, “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当谋杀发生,战争被引爆,其实最后指向的是重新开始,是真正的 “另起一行”: “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革命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成长,所以为1914年的谋杀叫好,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 “自由地活下去”。而布兰科之死,当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关于爱情的自由也会降临。

而其实,在为 “萨拉热窝谋杀”的历史悲剧正名的时候,我所谓的自由甚至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欲望而已,来到南斯拉夫就是为了和米拉上床,得到她的身体, “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爱情甜蜜的忧愁,没有感情的激荡,这次假期会是什么样呢?我幸福地出发,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做了一件善事,我向米拉证明了她不爱布兰科。这些不都是心满意足的理由吗?”而在这样的目的面前,我其实是虚伪的,是在欺骗,甚至只能把 “我”这个第一人称取消: “最后一次供认,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撒谎。然后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愿米拉、安娜和布兰科从未存在过!”在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所以最后在另起一行之后只能是 “省略号”,只能是沉默。那一声枪响,在萨拉热窝的天空中听到了吗?变化引起的种种使得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了吗? “我爱过米拉”会成为全部吗?

23点一刻,辛普伦东方快车准时离开贝尔格莱德。驶过几公里后,太阳升起,萨格勒布落在了后面。快到中午时,经过斯洛文尼亚全境后,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塞扎纳。

那最后被删的一句是: “只见一片美妙的区域,地平线不断后退,种满松树的山丘铺展在眼前,消失在视野中,”——没有句号,也没有省略号,只有没有抵达目的地的逗号。

被占的宅子

编号:C63·2171020·142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29.70元
ISBN:9787544262835
页数:370页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科塔萨尔用爵士乐般自由的笔调,在寻常情境中挖掘出一丝耐人寻味的非日常,加上一点渴望、一点幻想,反射出心底令人战栗的深邃直觉,并在它的驱使下,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被占的宅子》书中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科塔萨尔说: “我想创作的是一种从未有人写过的短篇小说。”


《被占的宅子》:他看见一双残肢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Dg爱上了我的手,肯定是左手,因为它是只手,而且趁我在睡梦中用小刀割下了我的左手,抢走了它的挚爱。
——《手的季节》

一开始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整体地存在,后来是单独地进来,越过窗户来到了房间,但是最后却又从身体里切割了出去,甚至从模糊的梦里割了下来。这是手的季节,是一只单独的手,还是完整的一双手?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写作的手,还是我翻开书页的手?

一种疑问,突然就停止在那里,在没有得到解答之前就那样成为一个动作。《被占的宅子》,黑色的封面就像是一个夜晚才有的梦境,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之一,这序列是不是整体 “全集”里的那一只手?没有购买全集,没有整体性看见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是不是就是一种人为的切割?唯一的一册,里面还有《游戏的终结》,还有《动物寓言集》,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我在这个黑夜降临之前,在这个梦境打开之前,就已经用手压住了某一页书页,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翻阅,甚至会拿出那把小刀插入在书页之间,它不锋利,却完全可以割裂书页和书页之间的联系。

手的动作已经提前发生,一把小刀在手的运转中已经切除了其中的一部分,从第一页的《彼岸》,到《抄袭与翻译》,从《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到《天文学绪论》,四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完整的存在?一部书,已经不是一个整体,它本身就从所谓的 “全集”中切割下来,当《游戏的终结》和《动物寓言集》在此时的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打开,是不是忽略第二次阅读就是再一次的切割?一个文本的叙事终于涉及到了身体学,关于肢体的身体学,关于手的身体学,以及关于切割的身体学。

科塔萨尔在《动物寓言集》里说: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在《游戏的终结》里说: “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关于手,关于梦,似乎早就有了预言和寓言,作为一种提前到达的启示,启示在被切割了某一部分之后,它还是呈现出一种完整状态,而这种完整状态在梦里,变成了自我的意志:当那个被命名为Dg的手爱上了我的手,当它用小刀割下我的左手,作为一种挚爱的表现,它带来的却不是缺憾和疼痛,在一如既往的梦境中,呈现出完美意志的胜利: “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与把我解放出来的力量互动。”是的,在那个 “被占的宅子”里,从窗户翻越进来的不仅仅是Dg,还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我,而我是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于是手和我一起进入房间,一起进入梦境,一起在 “它早已划定的囚牢之外”,发现了 “如此完美的东西”。

Dg是一只手,用小刀切割下来的也是一只手,手之于手,都变成了独立的存在,都变成了完美的动作,而当手不再是我的一部分成为Dg的挚爱,是不是在用残忍的方式叙写和我无关的身体学?那只手原先是无名的,它会用手掌支撑身体,会用手指张开,也会在钢琴、相框和酒红色地毯上停下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它还会翻开书本,打开记事本, “把食指——毫无疑问它是用食指来阅读的——放在我那些最美妙的诗篇上,逐篇欣赏。”这一只手当然是我的手,当然是和别人一样的手,当然和无数人拥有的一样,只是普通的手,但是我却给它起了名字,Dg,一种命名不是让手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是赋予了它独立的可能,因为Dg可以戴上一枚紫晶戒指,也可以把戒指摘下来;它可以翻动书页,也可以阅读小说和诗歌——那一个夜晚,它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戈蒂耶的《手之研究》,看我早年写的诗,看勒韦尔迪的《鬃毛手套》,甚至还在书页的中间夹上一束毛线方便再次寻找。

当它被命名,但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动作,它是不是就是 “他”?而我对于这个独立被命名的Dg产生了关于 “他”的一系列问题: “它会长大吗?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话吗?还有,它会爱吗?我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办法,设置了种种圈套,准备了许多试验。”最后发现,Dg能看书却不能写,看是阅读,是顺着别人的文字新进,是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和知识,但这样一来, “他”又变成了它,缺乏最完美意义的独立性,所以当我在夜里做梦的时候,它便和绝对独立的我一起,翻越窗户来到了房间,然后用那把曾经翻开书本、裁开书页的小刀,把我的左手切割了下来,从我的梦境中带走了。

Dg和我一起进入房间,却切割了我的左手,那么我也是分离的,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手既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这个梦与现实的二元现实里,在梦境中的我站在旁边,看见Dg切割了我在现实里的左手,梦境从现实中分离,梦境又介入到现实,当 “手的季节”降临,是不是意味着分离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手的季节》在《天文学绪论》里,如此,手便也成为身体之外的一个天体,一种身体有关的天文学,而不管是《论行星间的对称》,还是《星星清洁者》,或者是《海洋学培训班》,都表现了一种分离主义,那颗叫法罗斯的行星,生活着我们叫昆虫的人,他们喜欢日落,喜欢各种天才而奇特的题目,信奉一神教,祭司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而对于信仰,他们在血管里磨炼,而不是在心脏里——无论血管还是心脏,当信仰只在身体里,是不是就是一种分离,最后我穿越了过去,看见了正在向大众演讲的人,像极了人类宗教里的耶稣,但是最后,有人却告诉我,他死了, “好像是有人给他的饭菜里下了毒。”

是人类故事的翻版?还是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存在的身体?其实不管是身体和信仰,还是昆虫和人类,都呈现了一种分离状态,而那个在宇宙中开展 “星星清洁”业务的公司,当他们用技术清洗那些星辰的时候,是不是在颠覆宇宙的 “身体学”?和人类有关的哥白尼、马丁·吉尔、伽利略、加维奥拉、詹姆斯·金斯,他们都用人类的方式观察和研究了宇宙天体,但是在这个业务开展之后,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 “用不朽的大写字母铭刻的公司创始人的大名”,而那些清洗设备当然是公司所有,他们操控了天体,安排了星辰的等级,如此,当最后一颗叫纳乌西卡星在清洁队的清洗中最终发出亮光的时候,清洗公司似乎可以高居于时间范畴之上而名垂千古,但是原本的宇宙秩序却不再, “一时间,黑夜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白色,空间是白色的,就连一无所有的虚空也是白色,天空像一张大床,铺展开它的床单,白色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所有被清洁过的星星光芒的总和……”

人类的耶稣被毒死,人类的公司改变了宇宙的秩序,而在《海洋学培训班》里,当月球人看见洪流变成天空中的泪珠,他们便把罪魁祸首归于妒忌成性的地球, “是地球这颗臭不可闻的行星,把它无穷的引力全部集中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强行夺走了月亮的那条多姿多彩的发辫。”引用《Quilette百科词典》的 “月亮”词条: “于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站在月亮的角度,是月亮照亮了地球。”这是在未来发生的改变,或者说这是一种人类带着忏悔而制造的梦境,这个梦境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下的毒,人类的破坏,以及人类改变了宇宙,所以这是一种罪恶般的对立,不是梦境介入现实,是现实改变了现实本身,那只手其实是自己的手,却以虚幻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当Dg抢走了我的挚爱,那种本体论的毁灭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分离而存在,对立而发生,是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独立地看待这个世界, “我问你的是,在动物学书籍提供给我们的轻松满足之外,你有没有亲眼观察过一只海豚……”

《天文学绪论》是一种科幻,是一个梦境,是一种寓言,而在《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里,这样的梦幻和寓言依然在发生,而且依然和那一只手有关。身体属于芳龄二十五的宝拉,属于被禁锢在上班时间的莱蒙德,属于死去的我——即使死去,身体冰凉,但还是以一种物的方式存在,所以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他者,正是在和他者之间,这种分离永远无法寻找到独立的个体和思想。宝拉害怕黑夜,性格忧郁,容易哀伤,即使想要得到点糖果也无法在现实中满足,在她死后,她便 “从自己的躯壳中被撕裂下来,变成了一束意志之光投射过去”,这束光让她为自己的可怕最新祈祷,让她从 “下地狱”的诅咒中逃离,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男人,但她命名他为 “埃斯特班”,她在死后便成为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这样一种自己在死后才拥有的独立性,一样被现实肢解了,小镇上的基督徒说: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选择,就算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慢慢死去,没有挣扎,像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目光中,在重新归于诅咒的现实里, “四周只剩下了他们和宝拉,他们眼前只剩下宝拉,还有原野中,在那无处躲闪的满月的光辉下,静静伫立的灵堂。”

“搬家”的莱蒙德·维约斯也是这样,当他从被禁锢的办公室里冲出去的时候,就是为了逃离不堪重负的现实,但是在睡梦中,他不是拥有了完整的自己,那个家似乎不是自己真正的家,那个画上的女人似乎不是家里的人,他在床上辗转发侧,他在梦中走来走去, “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而梦里的那封寄给豪尔赫的信,也根本不知道会寄往何处,于是孤独和被禁锢的莱蒙德在被分离的世界里,在身体睡去精神醒来中,一个闪念便也成为最后的寄托, “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宝拉的死,莱蒙德的梦,都是从现实里切下了一只手,它就叫Dg,但是这样迎来 “手的季节”,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做法,当然更无法称为完美。《从夜间归来》的我看见自己慢慢死去,但是在醒来之后却总是找不到自己,镜子前什么也没有,也就失去了一个镜像,而当看到床上躺着的自己时,发现那只手已经冰凉。 “我扑向自己的躯壳,紧紧抓住我大理石一样冰冷的肩头,疯狂地摇晃着,我把嘴贴到自己似笑非笑的嘴唇上,努力想唤醒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在死亡之中,我在死亡之外,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在自己的身体里,就这样分离,就这样对立,就这样被切割。

似乎在如此情境下,可以用一种方式化解,那就是还活着的奶奶,当她还像平时那样抚摸我的手,还在那里唤起我的名字,仿佛我是不死的——用一双手抚摸另一双手,用活着的手触碰死去的手,这是不是一种相融?于是梦醒了,于是复活了一般, “我睁开了双眼。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喘了口气。胸口被压得生疼,好像是被人用尽气力压迫过一样。几声鸟鸣传来,我完完全全地回到了现实当中。”当噩梦一场过去,我的手又握住了奶奶的手, “她一定会以为是太阳光使我两眼含满了泪水。”但是 “她以为”本身就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场景,到底是醒来还是继续睡去?到底是复活还是再一次死去?

奶奶像一面镜子,而真正的镜子其实是空无,所以在《遥远的镜子》里,艾略特的引语是: “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镜子外的我变成了镜子里的他,镜像从来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离群索居的我,那个悄无声息的我,活着其实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去了堂娜艾米莉亚的家,看见了正在庄严读圣经的自己,于是拿出了那把勃朗宁手枪,朝向了自己——自己对自己开枪,是现实中的自己朝梦中的自己开枪,是真实的我像镜像的我开枪,枪响了吗?杀死了自己了吗?无非是喝下了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的幻觉,当我想要戒掉,就是去除现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就是回避自己杀死自己的可能,但是,当现实中醒来,当我不再是他,一样在危险、可怕、分裂中: “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

拿起勃朗宁手枪的是一只手,用锋利的东西刻下字母的也是一只手,一只在现实里的手和一只在梦境中的手有什么区别?身体的一部分,意志的一部分,一部分和整体之间永远有着无法消弭的裂痕。当一〇六〇年死去变成吸血鬼的杜孤·凡爱上了宛达女士,当他们的爱情孕育了下一代,当临产时宛达女士的身体变成了儿子的身体,杜孤·凡曾经说过 “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变成了现实:把人世间的身体带向吸血鬼的世界,用的是那一只手, “杜孤·凡走进了房里,从医生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握住了他儿子的双手。”而一〇六〇年他就死在一个名叫大卫的手中,大卫的投石器砸中了他的身体

手制造了死亡悲剧,手用成为回来的工具,而在《越来越大的手》里,普拉克把卡里打倒的时候,他惊喜于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双不错的拳击手,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越来越大,而且永远拖在地上,不能上公交车,无法和朋友进餐,最后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不是自己打倒了卡里,而是卡里一拳将自己打昏了过去,但是梦醒了之后呢, “他举起双臂,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话,为这事儿做个了断。他看见一双残肢。”醒来也还是一个梦,健全的手终究还是一双残肢。在《德莉亚,来电话了》里,德莉亚的手皲裂而疼痛,德莉亚的手会接起索尼打来的电话,可是索尼请求她宽恕,却被拒绝, “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接近孩子的,因为现在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我一个人的孩子。我绝不会让你走近他。”最后别人告诉他,索尼是不可能在刚才打来电话, “因为索尼五点钟就死了,德莉亚。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大街上。”死去的消息传来,德莉亚皲裂的手是不是会更加疼痛?《雷米午睡正酣》中雷米已经被关在了监狱里,但是那双手在冥想中变成了绞索,监狱里的现实变成了喜剧表演,那么和莫雷莉亚的爱情又去了哪里? “莫蕾莉亚和道森中尉正在房里,可发出尖叫的只有莫蕾莉亚一个人,因为她看见了那把左轮手枪。雷米觉得那声尖叫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嗓子里发出来的,那是一声在他痉挛的嗓子里陡然止住的惊恐尖叫。”一种毁灭是因为用手拿出了左轮手枪,却不是自己的手, “他的身体停止了抽搐。开枪的手在他脚踝那里摸了摸脉搏。目击证人们就要离去了。”

手和手组成了关于现实的谜团,《谜》里,拿着刀子的手不是拉尔夫的,拔出刀子擦去血迹的手也不是拉尔夫的,但是当蕾贝卡当着你的面说起拉尔夫的时候,那只手和那把刀仿佛扎进了你的身体, “我在问自己一件事,要是某个人他根本就没出去……怎么谈得上回来不回来呢。”于是最后死去的不是拉尔夫,而是杀人的你,最后的悲剧,最后的空无,依然属于那双手, “您会迈出右脚,把身子拧过去,就像人家准备开高尔夫球那样。然后,您就会把空空的双手伸出去,伸向牢房里空空荡荡的空气。”

空无的世界里,一双手再也触摸不到自己,触摸不到身体——即使别人的身体,即使梦中的身体,即使死去的身体,所以手之存在,作为一个现实身体的延伸,却注定进入到一种奇幻的梦境里,它是Dg,它是一把刀,它是镜子,它是左轮手枪,无法赋予真正的意志,无法变成绝对的独立,就像一本书,离开了现实的手,离开了现实的身体,何来命名和阅读?因为动物的寓言还在继续,因为游戏没有终结, “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

灾异的书写

编号:B83·2171020·1422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305173356
页数:183页

《灾异的书写》是布朗肖晚年思考的 “奥斯维辛”,一个共通体: “只要一个偶发的共通体在两个为彼此而生或不为彼此而生的存在之间形成,一台战争机器就设立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灾异的可能性:此灾异自身承担了普遍之湮灭的威胁,哪怕是以无穷小的规模。”他独特的思考在于把它当作灾异或灾变事件。中性意义上的灾异还不是灾祸,灾异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 “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在灾异中,只有灾异如同解体的星际在警醒着, “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它并不考虑存在还是非存在”。它只是拒绝与抵制一切现成之秩序。而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所有的面容只导致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每个人已成为集体的匿名的脸,人甚至害怕自己的面容,集中营没有位置给面容。


《灾异的书写》: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之时,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如何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以及在179页的一个段落,它的确已经发生了: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以 “为什么”开始,以问号结束,在开始和结束形成为文字里,空出的一行形成了界限,但是界限之存在,只是一种物理意义的标志,甚至是一种提供阅读的形式—— “为什么”不是起点,问号也不是终点,继续向前是180页的段落,是181的句子,是182页的思想,以及183页的文字——它似乎是延续的,从理性的历史追寻到救世主降临说,从规则对法则的置换到仪式具有的宗教性质,从戒律的平庸性到文学拒绝优先权的观测位置,从被动性的复制到带着痛苦思考,从言语之后的缄默不言到因必然回归而不在出发的人,当最后以一个 “灾异”的词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阅读,是不是在阅读之后开始了思考,是不是在思考之后进行了书写?

但是合上一本书,那里有 “还要说的话”,完成阅读,那里还有 “分享永恒是为了让它变得转瞬即逝”,而对于最后一个词语的 “灾异”,用 “发光的孤独” “天空的空洞” “被延迟的死亡”来注解。合上一本书,其实是重新回到了起点,从封面开始,也是 “灾异”——从最后一个词语到封面的书名, “灾异”是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空间,它出发,它经过,它结束,它继续,它回返?它在重复,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 “已经”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消解过程的时间状态?

已经发生,奥斯维辛在时间的历史中,而且已经被命名,甚至它提供了关于战争,关于罪恶,关于死亡的一种已经被陈述的结论,或者说, “已经”就是一个不再回返不再重复的终点,它就在那里,无法漫出界限,而我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观察、审视甚至赎罪的方式面对这个沉入到了时间内部的事件:属于人类的悲剧已经发生,那些人已经死去,最后的审判已经完成。但是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不是因我们的在场而存在?最后的审判是不是我们等待的公正?

莫里斯·布朗肖却说: “最后的审判”这个短语在德语中的仪式是 “最年轻的一天”,是超过每一天的一天——不是审判被保留到了时间的尽头,也不是在我们的等待中出现公正的结果,而是它永远向前, “每一刻,它都在完成、在回归、也在沉思”,在完成、回归和沉思中, “每个正确的行为让这一天变成了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我们的等待无关,甚至和定性的审判无关,在消除了时间的界限的意义上,死亡也不再是一种走向终点的过程: “那些和集中营同时代的人永远成了一位幸存者:死亡不会令他死去。”

最后的一天是最年轻的一天,最后的死亡是一直在死亡,最后的审判也不再是有一个神化的上帝的审判,那个犹太教的救世主弥赛亚站在罗马城外的时候,当被问及 “你什么时候会来?”弥赛亚的回答是: “今天。”什么是今天,是区别于昨天的今天?是还没有到明天的今天?布朗肖说, “此刻就是今天了。此刻便是此刻且永远是此刻。”永远是此刻,就像每一天的一天,就像一直在死去的死亡,就像最年轻的审判,没有什么可以等待。于是在消解了时间的命名,死亡的命名中,神性的命名也消解了。

谁是弥赛亚? “不同于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的神,弥赛亚并不具有任何神性:他是一个安慰者,公正者中最公正的人,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人,甚至也 “不确定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每个人也都可以不是他,就像黑格尔所说: “绝对的外在性的绝对的内在性”,他在罗马城门外的时候,是和乞丐、麻风病人站在一起的,所以他是匿名的,即使被认出来而被问及什么时候到来的话,他也在 “永远是此刻”的今天,在每个人中,所以弥赛亚的降临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更远未来的取消,列维纳斯和肖勒姆说: “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例外——都只预言到了弥赛亚的时间。关于未来,哪只眼睛又能看见它,除了你之外,主啊,为那些对你忠诚并一直等待你的人而行动吧。”

哪只眼睛能看见他?奧维德说: “他因自己的眼而死。”纳喀索斯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因为爱慕不己、难以自拔,终于有一天他赴水求欢溺水死亡,死后化为水仙花。这一种自恋源于那看见自己的眼,他把自己当成了神,在死亡的在场中,神杀死了自己, “这让人想起:那个亲眼看见神的人会死去”,而在他用神的方式杀死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制造了一个他者: “你并非他者,你就是他者。”神制造了他者,神就是那个在上面的 “一”,所以在不是弥撒亚 “今天”的降临中,不在 “不确定是一个人”的神性中,它变成了荷尔德林所说的病态欲望: “在人类中,病态的欲望从何而来,这欲望只有一,且只来自一。”也正是这样一种病态,使得最后的审判变成了 “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审判被抛向更高处:上帝,唯一的审判者;即重新回到一。”

神性走上了最高处的审判,病态的欲望来自于唯一的一,而死亡就是纳喀索斯的眼,那么, “发光的孤独”在哪里? “天空的空洞”是什么? “被延迟的死亡”会不会发生?或者说布朗肖放在最后提供了回返可能的 “灾异”在最高的审判、唯一的一和纳喀索斯的眼中,何处呈现?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灾异? “灾异安排着一切。”这是灾异的定义? “灾异摧毁一切却在同时让一切保持原状”这是灾异的特点?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这是灾异的隐喻?中性词的灾异是一种存在,它不是损害,却威胁着不可触及之物,它是对自身的迫近,是 “把未来抽离出来或者劝阻开”,所以灾异是一种分离,却没有视觉的界限;灾异是最高的法则,却不是大写的存在;灾异不是已变得疯狂的思想,但却是某种思考之后的产物;灾异会描述,却遁逃所有经验的可能性……

“任是何物也都无法满足灾异,即纯粹的废墟中的毁灭与它并不相宜,同时,整体性之思又无法界定其界限:一切事物被损害、被摧毁,神和人重新走向缺席,虚无代替了一切,这一切同时太多又太少。 ”当布朗肖如此解说灾异的时候,那些同时太多又太少的 “一切”如何会缺席?无法满足的灾异又如何被命名?似乎在一种悖论中滑行,无论是对灾异的命名,还是对灾异的论述,似乎都在背离灾异本身, “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灾异不会看我们,它是没有视觉的无限,它无法像失败或纯粹简单的损失那般被度量。”所以这样的悖论面前,就有了灾异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相对于灾异我们是被动的,而灾异也许就是这种被动性,在此之上它永远地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绘制整体性思想的界限,我们对一切事物做出解释,我们发现疯狂的事物,我们描述经验之中的存在,所以我们在阅读,在写作,在思考,在命名,而所有一切,在灾异面前,我们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容易在绝对之物中迷失方向。

布朗肖在这里其实设置了一个入口,当我们在灾异面前是被动的,那么灾异就具有了 “被动性”特点,而这种被动性对于被动的我们来说,就提供了关于沉默的言说,关于拒绝写作的写作,关于自我的他者,关于匿名的命名,关于死着的生存的一种灾异状态。被动性是主体的消失,是一种 “精疲力尽”,它与主动性相对的是,当我们思考时,需要的是 “承受它,承受”,也正是这种承受,使得它具有了某种没有终点的重复: “呈现它并再次呈现它。”所以在主体消失之后,被动性也就取消了权力,取消了经验, “从统一性中分离,无法让位于任何显现之物或自我呈现,没有自我指示,没有自我象征,通过驱散和缺席,永远都落在我们可以称呼为它的下方,临时的指谓。”同时,被动性又是无边际的,没有 “已完结的过去”,也没有 “存在尽头的存在”,所以这是被理解、被暗示的灾异: “被理解的灾异,被暗示的灾异并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而是像无法追忆的过去(在高处)。这个过去在回归,同时也通过复返来驱散现在时,在现在时里,它就如同一个久别重逢的人。”

当我们以回忆的方式看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那里有最后碾压的不幸,有堕落于需求之中的束缚,有无法消弭的死亡……但这些都是提供了一种被动性的场景,在我们 “承受它,承受”的反复中,我们如何言说?我们如何写作?布朗肖认为,当被动性取消了主体,其实写作也必须取消主体, “阅读,书写,就像我们生活在灾异的留意之下:暴露于没有激情的被动性之中。”灾异的被动性要求我们有一种 “遗忘的兴奋”,要求 “将要说话的人不是你”—— “让灾异为你而说,要么借由遗忘,要么借由沉默。”

不管是遗忘还是沉默,都是在被动性中打开灾异的世界, “我们凭借语言的丧失——一场迫近而又追忆不及的灾异——来言说。”为什么要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要在拒绝写作中写作,布朗肖认为,所有的文本,看起来都是如此重要,愉悦人心而又有趣,但是这是一种权力,一种经验,一种存在于过去的 “已经”发生的文本,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阅读就是一种被动,而不是被动性,在被动提供的文本里,一切都是空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它是权力和经验的产物,所以要在不写中写作,不写不是否定性,不写也是写的效果,甚至在边停边写中写作和不写, “并不会堕入绝望,是仿佛没有念想了:这是有利于灾异的。”所以当写作或者不写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便成为了关于灾异的写作,而保持缄默的言说,也依然是言说。

不写作的写作,缄默的言说,当取消了主体,当没有了权力和经验,当时间成为最新的今天,其实那个写作者、言说者总是存在的,他就是一个从自我中分离出来、是我之外作为他者的他者。 “他者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受恩于他的无限帮助,这帮助可以是没有最后期限的呼救,而这呼救又只有我而不是他者能够应答。”在这个他者里,匿名是他的姓名,外在是他的思想,非相关性是他的能力所及,复返是他的时间,所以他者, “让时间走出自身的秩序,让生命向它的被动性开放,向陌生人展示从未抒发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在自我死亡之后开始的一种 “死了”。

“真正的哲学行为是让自我死亡。”诺瓦利斯这句名言在布朗肖看来,真正的意思是自我死去,自我如同死去,在必死的运动中,自我和他者从同一到分离。我们活着,是以肉体存在的方式活着,我们无法知道死亡的意义,无法获得死亡的体验,所有的思考,都是肉身意义中的自我思考, “对于死去的无从体验,这也意味着:面对死去的笨拙,如同一个从未学习或曾经缺课的人那样死去。”所以一个只有自我的人只是进入到 “已经”的时间里, “他来到之前,没有人等待他;当他在那里时,没有人识得他;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灾异早已令存在误入歧途。”所以在灾异的被动性面前,我们的疑问在于:我们何为?谁不是我们?

我们之外的他,开始了死亡的书写,而这样一种死亡就是死去, “死去,绝对意义上说,是无法停止的迫近,生命正是通这种迫近在向往中延续,那些永远已经发生的事物的迫近。”布朗肖对一个作家生平的描述是: “他的生平是: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第一个 “他死了”是一种肉体的自我死亡,甚至是 “自杀”,而在死亡之后,开始书写便是 “活了”, “书写,为了不是仅仅在摧毁,为了不是仅仅在保存,是为了不传递;书写,站在永无可能的真相的诱惑下书写,灾异的这个部分,在这里,所有的现实,安全且完好无损地下沉。”也正是在这个书写状态下, “他死了”,这便是灾异的死亡体验,就像那句话, “人们杀死一个孩子”,布朗肖说: “别误读了这个现在时,它意味着操作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也不会在时间中的某个优先时段里完成,它制造不可操作之物,它将做的只不过是摧毁(抹却)时间的时间本身,抹灭或摧毁或馈赠永远已经在未被言说的上帝的先到之中。”

所以灾异不是等待完成,不是获得意义,不是拥有权力,不是最后的死亡,就如乔治·巴塔耶所说: “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越过死亡,就是没有终点,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历史中的书写,集中营,便 “象征着不可见已经使它自身永远可见了”,所以对于历史文本的遗忘就成为灾异的写作:

如果遗忘走在记忆前面,或者是遗忘缔造了记忆,或者它从未参与过记忆,遗忘却不仅仅是一种缺失、一种失误、一种缺席、一种空虚:既非否定也非肯定的遗忘也许是被动性的苛究,既不欢迎也不收回过去但是却在过去中指出哪些是从未发生的(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未来中指出哪些无法在现在找到安身之处)。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那里有 “此刻就是今天”回来的弥赛亚,有对于神性自然拒绝的 “天空之蓝”,有 “我们不再依赖它而活”的写作,有意味着死亡的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但是在灾异的书写中,它是发光的孤独,它是天空的空洞,它是被延迟的死亡, “还要说的话”就在缄默中被言说,而且永远言说着。

景观社会

编号:B83·2171020·1421
作者:【法】居伊·德波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8.90元
ISBN:9787305175299
页数:197页

居伊·德波把《景观社会》看成是一本 “完美的作品”,他不允许修改一个逗号,当意大利版本的编辑用一种错误态度与他进行理论的时候,居伊·德波对他们动粗,差点将唾沫吐到他们的脸上。完美而不能修改,是不是也是另一个 “景观”?而樊尚·考夫曼认为: “德波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拒绝而累积:令人尊敬的外表,要保持的身份、头衔和荣誉,简言之,即一切融入我们生活的后来很快被他称为 “景观”的事物。”既然在拒绝 “景观”,又为何让它完美?这或者是德波用一种游戏化的思维展现一种 “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的社会形态。本书是德波转型为字母主义国际与情境主义国际人物之后的代表作,除序言外,全书共九章221条。


《景观社会》: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时刻做假的理论权威的反面,其唯一原因就是它变成了引用;它是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最终是从作为总体参照的时代中,从引用在参照内部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而这个参照又是被精确认可的或错误的参照。
——《第八章 文化中的否定与消费》

第131页,第208章节,第1句,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明明确确地写在那里,明明确确地被引用,这当然不是一种异轨的表现,可是翻过去一页,在地132页逆光的反面凝视着,那留存着的位置上也是一个空白。那么,如何抵达 “引用的反面”?如何抽取语境中的碎片?如何确定一种反叛的风格?整体而引用,总体而碎片,在异轨和引用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否定精神,甚至找到一种 “与造假成正式真理的东西保持距离”的那个东西。

但首先是引用,131页之前,208章节之前,居伊·德波不是引用了黑格尔的那句话: “真理不像一个产品,在其中不能在找到工具的痕迹”;也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的碎片》上的那句话: “这句话不是你的,却通过它所唤醒的记忆而让人忐忑不安”——酱要回到食品柜,但是那一小句话就是你自己加进去的,看起来那酱和原初的分别不打,但是正是加入了其中一小句话,即使不是你的,但完全变成了另一种酱,于是异轨在这一种加入中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

一小句话就是 “从引用在内部参照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就是 “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碎片混合,其实以一种反叛的风格解构那种叫做 “理论权威”的东西,克尔凯郭尔不是说了: “在这里我不否认,我也不再岩石这是故意为之,而且在这本书后续章节中,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我有意用其真正的名字来命名某物,用历史的服装来装扮问题。”真正的名字来命名,却是以历史的服装来装扮,是似是而非,是刻意的造假,却抹去了引用的总体参照,却建立了异轨的表现。

所以,居伊·德波故意说: “抄袭是必需的。进步要求这么做。”但是所谓的抄袭就是 “紧扣着某作者的句子,使用他的表达”,但是 “抹去一个虚假的思想,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那么在131页、第208章节的异轨中,那个在理论权威的反面,在引用的反叛中,异轨是不是就达到了 “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的要求?是不是就开始了 “用其真正的名字来明明物品,用历史的服装来假扮问题”的目的?是不是就形成了 “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是不是就完成了 “只在作为当今批判的自身真理中”的使命?

异轨,detournements,可以看成是反文本的书写,它要在反面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就必须是反叛的,必须是否定的,必须是颠覆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仅仅是为了不让它变成一种引用,而真正的反叛风格是要 “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所以抽取的碎片一定要解构那种总体参照,并且要建立 “自身真理”,所以,引用是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商品的积累。”而异轨是: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引用是黑格尔的《逻辑学》: “真理自我检验。”而异轨是: “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引用是弗洛伊德的《释梦》: “睡眠的欲望……是形成梦的动机之一”, “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异轨是: “景观就是被束缚的现代社会的噩梦,它最终只能表达社会的睡觉欲望。景观是这种睡眠的守护人。”——那一份引用和异轨的长长清单就在章节的末端,就在附录里,如果不从这份清单里查阅,你或者并不知道异轨正在表现,不知道引用之外还有异轨的存在。

因为它其实不在引号里,在取消了引用的标志之后,它看上去就是自身真理的一部分,像一瓶酱,又回到了总体的食品柜里,那么,这种反叛风格的异轨,这种否定精神的真理,是不是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才能被凝视?一本书忽然就在翻阅之后回到了封面,第131页湮没在整体里,第208章节就消失在文本深处,一种不看见的异轨在内部,既不唤醒记忆也不让人忐忑不安,却在图像呈现的封面景观里被凝视:他们坐在那里,男人和女人,戴着帽子和不戴帽子,横的一排和竖的一列,却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凝视某物——某物在别处,但是从他们的举止中分明看见了那个让人忐忑不安的东西。透过了他们的眼神?可是每个人都戴着一副眼镜:白色的镜架,黑色的镜片,像是在技术时代的3D眼镜。当取消了眼镜的直接观看和凝视,眼镜一定是某种取而代之的工具,它制造了和真实看见的东西不一样的效果,那么这种凝视是更真实具体了还是变成了一种幻影?

以封面的凝视图像为符号,就是进入了居伊·德波的 “景观社会”,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戴着眼镜的男男女女凝视了什么?那种在封面之外的某物一定是他们借用工具看见的 “某物”,还有一层含义是,作为读者,面对封面时又看见了什么? “他们”必然会成为我凝视的某物。这是一种双重的凝视,那么何种凝视会变成一种景观社会的表现?何种凝视是在引用中走向了异轨的反面?他们戴着眼镜,我也戴着眼镜,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工具,是不是一种双重的凝视反而就只是一种景观?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居伊·德波说,一样不是引用,异轨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并非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事物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景观是一种关系,图像是终结,那么凝视和被凝视,双重的凝视,只要在图像的集合建立了关系,而且是取代了真实甚至真理,就变成了一种景观表现,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是德波·居伊对于景观社会的一个定义,景观的聚集很明显是以一种离心的方式取消了 “直接经历过的一切”,正如费尔巴哈所说, “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神圣之物变成了幻觉,世俗之物变成了真理,时代并没有从费尔巴哈那里远去,在居伊·德波这里又成为循环的一部分,于是幻觉还在扩大,神圣之物被凝视而不再具有真理性的一面。

这便是 “完成的分离”,一方面在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完成之后,进入的是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开始自欺欺人,普通意义上的所谓景观,成为了生活的具体 “反转”,而另一方面,用景观完成的图像世界里,原本被部分看到的现实却成为 “边缘的伪世界”,而这个世界 “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自欺欺人制造的虚假物,现实变成被凝视的客体,这便是分离的世界, “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这种分离是相互异化的,现实出现在景观中,而景观又成为真实,相互异化成为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

景观是将现实哲学化,景观是生产者不忠的客观化,景观是对话的反面,景观是 “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居伊·德波分析景观社会,是把那种关系剖析开来, “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这种关系当然是分离的,甚至是隔绝的,一方面是被改造的客体变成了 “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被掩盖,主使和客体被分离,那么这种关系也变成了一种 “统治”,而这种统治便是权力, “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曾经的权力表现在宗教上,现在通过景观技术则实现了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就与国家密不可分,与统治阶级密不可分,和社会劳动分工密不可分,所以, “权力的专业化,它是景观的根源。”

分而视之, “作为景观的商品”是在景观社会中被凝视的客体,但是当物化发生之后,这种凝视就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只不过异化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成为景观的商品, “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自动化让劳动力成为商品,使用价值的倾向性下降导致了剥夺行为,消费变成了幻想,而景观就是一种伪使用,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本身就是金钱的另一面,是 “所有商品的抽象的一般等价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意义中的商品不仅扩展到所控制的整个经济领域,也在改变世界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它是一种强权, “在景观社会中,商品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自我凝视。”这是商品拜物教变成景观拜物教导致的后果,而在更深层意义上,当景观社会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统一,当表现为一种强权,甚至当商品开始自我凝视,景观的主使就成为 “被物化的人”,他在与商品的亲密关系中也变成了 “无用的商品”, “景观的主使被搬上舞台成为明星,便成为个体的反面,个体的敌人,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在其他人身上显然也是这样。”

这是考察景观关系中主体的开始,也是对于景观社会权力体系的凝视: “景观所宣告的非现实统一是阶级分化的面具,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统一。”居伊·德波将将官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的景观,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此外它还可以被当作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进,作为管理更为落后的混合经济的技术,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危机时刻的管理技术。”这是技术意义上的景观,欠发达社会在试图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也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定的危机时刻表现出来。而另一种景观则是弥散的景观,这是景观的一般形式,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势及其意识形态, “在这两种情况下,景观仅仅是个幸运的统一形象,被包围在忧伤和惊恐中,就处在不幸的平静中心。”

幸运的统一形象,意味着会有一个 “不幸的平静中心”,甚至意味着平静也可能被颠覆,当资本主义完成了集中的景观和弥散的景观构建,谁来推翻这种景观拜物教? “作为主体与表现的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定义,那是在一个历史的斗争中,劳动和革命成为一种实践;那需要一种历史的思想,在革命意义中变成操作世界总体的历史意识;那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规划, “简单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必须转换成对质量历史占有。”当然最主要是要有历史的主体, “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但是在考察无产阶级的革命时,居伊·德波发现了另一种权力,那就是在工业化中建立起来的极权: “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

不仅仅是继续,而且还是强化,甚至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一种 “不协调中的真理”: “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极权是一个人的权力,甚至变身成为恐怖主义权力,造成这种后果的除了官僚制度本身的景观化使得权力专业化,而从无产阶级的性质分析出发,那种主体其实早就变成了分离物,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化。那种历史的斗争、历史的思想、历史的规划、历史的主体在哪里?它当然应该在自己的历史里,而这种历史就是不可逆的时间, “历史首先要为成为主人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而斗争。”实践和斗争,是时间的运动,它构成了时间本身,只有它是向前的,是不在循环的,是不可逆的, “在经历它所创造的历史时间的要求中,无产阶级找到了其革命规划的简单而又难忘的中心”。

“人类的时间化,正如它通过社会中介所进行的那样,与时间的人类化相等。”而在取消了历史的时间里,时间不仅可逆,而且变成了 “伪循环时间”,变成了可消费的时间,也变成了景观时间, “时间的现实已经被时间的广告所代替。”而另一方面,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历史环境中的都市,这样的都市是社会权力的集中,它构建的是一个 “伪乡村”: “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的既有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也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还有被直接质疑的历史都市的社会关系。”而在文化层面上,自主性意识形态的幻想,又变成了文化的历史,文化的历史有两种方式可以被终结,一种是在景观凝视中把文化当成死亡物,这是分离而否定自身,否定而变成消费的商品的一种异化,其命运和阶级权力联系在一起;另一种则是在总体历史中实现超越,而这种超越就必须和社会批判联系起来,也正是这种社会批判,在否定精神的培育中,在实践思潮的重启中,进入到一个异轨的表现世界里。

“异轨是反意识形态的畅通语言。它出现在交际中,而交际又知道自己不能指望拥有任何的保证,它自身的保证和最终的保证。它在最高点上,是任何前期和超级批判的参照所不能确认的语言。相反只有它自身的协调,它与自己、与可实践的事实的协调,能够确认它所带来的真理的古老核心。”居伊·德波如此构建一个异轨的世界,就是要打破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景观中解放出来, “从颠倒的真理的物质基础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所包含的内容。”这种解放就是将 “压扁的世界的囚徒”,从景观的银幕所限制的世界中,从 “镜像符号”的虚拟中,发现真正的意识形态,以建造 “在历史冲突进程中的思想基础”。

打碎银幕,打碎镜像,打碎图像,打碎景观,打碎取代了宗教的权力,在一种非分离的统一中,用抽取的碎片来组建自身的真理,于是当马克思说: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居伊·德波在第131页的反面,在第208章节的背面,用异轨的方式写道: “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

密谋

编号:S63·2170911·1420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91
页数:80页

“历尽沧桑之后,我发现,跟幸福一样,美是很常见的东西。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天堂里面逗留片刻。没有一个诗人(不论多么平庸)未曾写出文学史上的最佳诗句,尽管其大多数作品都是败笔。美并不是少数几个名人的特权。如果这本包括四十来篇诗文的小书——《密谋》竟然没有潜藏一行足以伴你一生的文字,那倒是咄咄怪事了。”《密谋》创作于1985年,是博尔赫斯最后一部诗集,他在《序言》中写道:“在一个八十多岁人所写的书中,第一元素火所占的比重不会很大……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土,贫瘠的土。然而,我仍在写作。”他一如既往地在诗歌创作中践行他的美学信念。


《密谋》:但是可以成为一场梦

他将被关在我的噩梦之中,在我未曾见到过的月亮光下,满怀恐惧地在那座有着光盘的时钟、不能生长的假树以及天知道别的什么怪事的城市里继续徘徊游荡。
——《柏树叶》

扔掉了自己的附身符,紧紧抓住了草茎,在那刀刃的闪光中,博尔赫斯奋力从噩梦中醒来,也逃脱了仇人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危险。那里没有噩梦,没有仇人,没有刀刃的寒光,“我一惊而醒,左手正扒在房间的墙壁上。”这是回到现实的标志,这是忘记仇恨的解脱,可是,这真的只是一个让自己平安的梦吗?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夜晚,博尔赫斯家的门被打开了,那个唯一的仇人开了灯把博尔赫斯从噩梦中叫醒,然后让他起来去赴死。博尔赫斯拿起了自己书架上十二卷爱默生著作里的一本,然后从楼梯上下来,“我计数着每一个台阶。”坐上了一辆四轮马车,经过了无人的街道,然后在南城停下,在一棵树下,仇人让博尔赫斯张开手臂躺着,在死亡之前,博尔赫斯看见了一件罗马教士穿的长袍,看见了那一棵柏树,然后念着那句名言:“多么常见参柏生长在柔软的荚莲间。”

但是死亡没有降临,或者说仇人的复仇计划并没有完美的实施,“我知道有一个非常的办法能够救得了自己的性命,不仅自己可以免去一死并且说不定还会将对手断送,因为,他受制于仇恨,既没有留意那架时钟也没有留意浓郁的树冠。”是那钟楼上没有时针和数字的钟,是那棵柏树的浓郁的树冠,使博尔赫斯发现了逃生的秘密,终于他的左手不再是抓住了草茎,而是房间的墙壁——他终于得以活下来,终于没有死在仇人的刀刃下。

而且,自己非但没有死,仇人却“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因为他被博尔赫斯关在了噩梦里,永远不会出来了,正像他曾经讲过的那样,一种仇恨就已经将人置于死地了。但是,当仇人被关在噩梦中,另一个博尔赫斯故意避开的可能是:自己也一样被关在噩梦中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夜晚,其实就是一个梦中梦的结构,仇人打开两道门,打开灯的时候,博尔赫斯正在自己的噩梦中,“我已经不记得梦中的内容了,只知道有一个花园。”这是第一个梦,在梦里出现的是花园,而当仇人将其叫醒让他去赴死的时候,是第二个梦,无论是爱默生的著作,还是计算着台阶的数字,无论是南城钟楼上的钟,还是那片草地,无论是罗马教士的长袍,还是那一棵有着浓郁树冠的柏树,甚至最后看见的刀刃寒光,都在第二个梦里出现。而当博尔赫斯从第二个梦里醒来逃离了仇杀,他又再次进入到梦中,“多么奇怪的噩梦啊,我想道,随后很快就又堕入了梦乡。”于是,便有了第三个梦。

仇人出现在第二个噩梦里,仇人也被博尔赫斯关在第二个噩梦里,但是在第一个、第三个梦里,是不是只关着自己?第二个梦让自己从仇恨中解脱出来并让仇人永远出不去了,那么第一、第三个梦是不是让自己再也无法走出?或者说,在这个多梦的夜晚,在梦中梦的奇怪结构中,博尔赫斯是不是就是那个仇人,寻找复仇的机会,然后在受制于仇恨、没有留意时钟和树冠的情况下,被别人永远关在了噩梦里?或者说最后满怀恐惧地在充斥了怪事的城里里徘徊游荡的人就是自己?

仇人是自己的仇人,也是被仇人仇恨的自己,噩梦的互文性不只是留下房间的墙壁、书架上不见的爱默生的著作,以及再也没有回来的仇人,也把自己永远地放在了梦里——这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复仇?博尔赫斯已经老了,他总是会遇见各种梦,“这本书里有许多梦。需要说明的是,那些梦全是黑夜或者(更确切地说)曙光的馈赠,绝非刻意的编造。我甚至几乎都没敢按照我们这自笛福至今的时代的需要而随意妄加篡改。”在《序言》里他这样说,但其实,当把自己当成是仇人而置于梦中的时候,一定有过某种篡改,这一个颇具小说意境的梦其实反映了博尔赫斯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某种矛盾:自己是不想死去的自己,自己也是充满了仇恨的自己。

未来一定是死?死是不是一场梦?在莫测的世界里,到底会梦到什么?这个疑问一定也缠绕在博尔赫斯的心里,他引用诺瓦利斯的话说:“生活不是一场梦,但是可以成为一场梦。”《有人将会梦到》里他说,“将会梦到阿隆索·吉哈诺无须离开自己的村子和舍弃自己的书籍就能变成堂吉诃德。将会梦到尤利西斯的一个夜晚可能会比叙述他的业绩的诗作更为奇绝。……”《有人梦到》里他说:“直到如今,时光都梦到了些什么呢?梦到了诗歌极力称颂的利剑。梦到并造出了可以充作智慧的警句格言。梦到了信仰,梦到了残暴的十字军讨伐。梦到了发现了对话与质疑的希腊人。……”他命名是“有人”的梦,其实也是自己的梦,而且是“像所有的如今一样,指的就是最后的时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里有诗歌和利剑,有智慧和仇恨,有信仰和残暴,有大海和泪水,而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梦里,其实找到了一种平衡:“梦到了有人梦到了自己。”一个回环的结构里,自己是梦的一部分,梦又是自己的一部分,在从自己到梦到自己再到梦的诡异结构里,仇人和自己合二为一,仇恨和逃避同时发生。

造梦者博尔赫斯,仇人博尔赫斯,将仇人置于死地,将自己关在噩梦里,这真的像是一个死前的“密谋”,但无论如何,当博尔赫斯在醒着的时候,总是希望改变梦里的一切秩序,“也许我没有说中。但愿我是个预言家。”他预言了一二九一年欧洲,许多参与者聚到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门第,信仰不同的宗教,讲着不同的语言,最后建立了欧洲的中心——在欧洲的高原上矗立起一座理性与坚强信念的高塔,那里将划分为二十二个区,自己的故国之一日内瓦是最后一个,而明天,“这些区划将涵盖整个地球。”一二九一年是历史上的一二九一年,它已经发生,它必将在梦之外: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二九一年正是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终结,唯一剩下的十字军城市之一阿克雷落入穆斯林马穆鲁克斯,这标志着1096年开始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东征,扩大了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范围,使得欧洲的贸易和运输得到改善,推动了造船业和发展,甚至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但是这是一种打着文明和宗教信仰旗帜进行的征战,当十字军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对穆斯林、犹太人一起其他基督徒进行残酷的屠杀之后,十字军东征也成为不道德、血腥和野蛮的代名词,甚至制造了重新的对立。当这一段历史已经发生,博尔赫斯期望以梦境的方式改变历史,“他们决心存异求同”,于是不同的门第、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最后建造了同一的中心,那就是理性与信念,并且从欧洲覆盖到整个地球。而博尔赫斯制造梦境的意义不只是发出自己对于一二九一年历史的某种“仇恨”,更在于将这种求同存异延伸到未来,变成关于“明天”的一个预言。

这或者就是梦境能够带来的改变,也是博尔赫斯对于现实的一种态度,“既然是无所谓开始与终结/既然只有无尽的白昼昏夕/正在等待着我们前去面对,/我们也就成了将来的往昔。(《公园挽歌》)”挽歌不是一种哀叹,而是要从面对过去的正视中找到“将来的往昔”的机会。历史由时间构成,在这个时间里,似乎所有的历史都有了一个已经写好的出口,甚至都成为了“世界某日”:“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地狱的进口。/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天堂的流水。/没有一个瞬间不像装满火药的枪膛。/每时每刻你都可能成为该隐或悉达多、戴上脸谱或显露真容。/每时每刻特洛伊的海伦都会向你表白爱情。/每时每刻公鸡都会完成三次报晓。/每时每刻滴漏都可能让那最后的水滴坠落。”过去的事情在今天已经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甚至左右着明天的事情,“天堂里草叶上的露珠。波斯波利斯的一朵玫瑰的分量。莎士比亚的最后一个梦。第一面镜子,第一首诗。波利克拉特斯的那被命运拒绝了的指环。”似乎都书写了一种宿命论,都是“天机”的一部分,但是,当“历史学家试图在地图上标出当事的部族并无意识的迁徙路线”时,是不是历史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欺骗性?

似乎也是一个一二九一年一样的对立,“我讲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年代。”那个年代也充满了仇恨,《胡安·洛佩斯和约翰·沃德》中,胡安·洛佩斯代表阿根廷人,约翰·沃德代表英国人,他们“只见过一面”,就是在那“著名的岛屿上”,他们是该隐也是亚伯,他们生活在奇特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地球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着臣民、得意的往事、一个无疑可歌可泣的过去、权益、耻辱、一个特别的神话、青铜铸成的先烈雕像、周年纪念、政客和标志。”于是,它在历史的仇恨中真正被埋葬,“他们被葬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在雪帐下面朽烂。”

历史在一边,朽烂在一边,死亡在一边,而在另一边,则是梦境,《一九八二年》翻阅的那本书里写着宇宙进程,在这个网络里,有星辰、病痛、迁徙、航海、月亮、萤火虫、不眠之夜、纸牌、铁砧、迦太基和莎士比亚,甚至有博尔赫斯是写下的这篇文章和天刚亮时做过却忘记的梦——梦也是宇宙进程的必然部分,可是,那个帝国的军舰,那晚香玉的清幽是不是可以被那一层厚厚的尘土覆盖?覆盖是另一种写法的开始,于是,它在寻找中变成了“不属于天地间”的某个生灵,“那个生灵潜藏于透纳的绘画、一个女人的眼神、诗歌的占老旋律、无邪的曙光、天边的或比喻中的月亮。”于是,它在梦境中变成了充满玄机的“云团”:“也许是上帝需要那些云彩/来实现其永无止境的创造,/而云彩就成了冥冥天机的经络。”

梦境里可以成为预言家,梦境也可以呼唤朋友,博尔赫斯像阿布拉莫维兹那样看见了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死亡的滋味,在生命的历程中会发现愚蠢的爱情、嘲讽、做拉斯科尔尼科夫或者哈姆雷特王子、粗话和日落,但是在死去之后,在灵魂永存的世界里,“今天晚上我可以像个男人似的大哭一场了,可以感受眼泪顺着面颊流淌,因为我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会消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不留下自己的影子。今天晚上,阿布拉莫维兹,你没有开口,却告诉我要像过节一样面对死亡。(《阿布拉莫维兹》)”博尔赫斯还看见了在梦中和他一起谈论文学的海地·兰格,不想让他知道这仅仅是幻影,因为等待光顾的镜子的玻璃,审视别的东西的眼睛,讲话时的英国口音都成为了一种活着的证明,“这一切全都在没有指名地呼唤着你。”

梦中杀死仇人,梦中发出预言,梦中见到朋友,那一个个梦让博尔赫斯建立了自己的秘密世界,但是现实依然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所以当梦醒来,所要真正面对的是如何死去?“这回声和虚形的最后消隐却要待到/忘却这个共同的终极将我们最后完全忘记。/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尽情地搅和/还得活上一段时间、活着和活过这摊烂泥。(《歇洛克·福尔摩斯》)”活着有时候真的只是活着,必须每天面对“消失的回声和虚形”,必须每天寻找“命运或者机缘”,而每天都可能是弥留之际,都可能是世界末日。所以博尔赫斯有时是悲伤的,“这世界如今只属于别人,/我只能在黑暗中吟诗作文。(《关于他的失明》)”但又是超脱的,“花园里的玫瑰已不再是玫瑰,/而想成为抽象意义上的玫瑰。(《初张的夜色》)”博尔赫斯希望能解脱,“临死前的刹那,当命运即将把我们从自己是个人物的可悲常态以及世界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你和我都将会感到轻松。”(《三种轻松》)”却又感到惘然,“我们美好的责任就是想象着有一座迷宫和一个线团。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那个线团,也许我们找到了却又于一次宗教活动、一支乐曲、一场酣梦、一个哲学推断之中或者那真切而单纯的欣喜时刻将之丢失。(《寓言中的线团》)”死亡会留下一些东西,“他发现那无数的杂错线条/现的竟是自己的容貌神气。(《总和》)”却必将失去一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数不清的东西,而那些失去了的东西如今恰恰是我拥有的一切。”

悲伤而超脱,希望解脱又感到惘然,希望留下一些东西却又失去了所有,博尔赫斯对于死亡的参透充满了矛盾性,而正是这种矛盾性真正脱离了那个把仇人和自己都关进去的噩梦里,所以这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它或许真的不是神秘的,它会到来然后将自己带走,所以在《题词》中,博尔赫斯要把文字、诗歌和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赠予别人,赠予玛利亚·儿玉,赠予读者,甚至赠予仇人,“我们只能给予已经给予了的东西。我们只能给予已经属于别人的东西。这本书中所提及的一切一向都属于你。一段献词、一种象征的赠予真是不可琢磨!”而面对死亡,他希望回归平凡,“我想回归于平凡的事物:/清水,面包,一个水罐,几枝玫瑰……”

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脑袋里一片混乱,想起了他的王国,想起了女人,想起了教义和礼拜,见过或未见过,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苦痛或者别人的苦痛,“全都一样”,因为他就是一个凡人:“也知道自己不是神仙而是肉骨凡胎,/会衰老死亡。他对此毫不在意。”活着就是“活过这摊烂泥”,而死去呢?对自己来说,再没有苦难,也不再崇高,不是罪恶,当然更不是救赎,

灵魂匆匆地寻找归宿。
天色有点儿黑了。他已经死去。
一只苍蝇在僵挺的躯体上爬行。
既然此刻我在受苦,
他所受过的苦难对我又有什么益处?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地图册

编号:S63·2170911·1419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532773084
页数:89页

“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开始先发现苦、咸、凹陷、光滑、粗糙、彩虹的七色和字母表上的二十几个字母;接着发现面庞、地图、动物、天体;最后发现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地图册》创作于1984年,是他漫长而奇妙历程的纪念。博尔赫斯将自己与玛丽亚·儿玉相伴游览各地的所见所感写成诗,声音、语言、晨昏、城市、人……分主题成章,奇趣盎然,从一个个面庞、动物、人到宏观的地图、天体,从细微的观感、触觉到信念、信仰,在博尔赫斯看来,人人都是发现者。


《地图册》:人人都是发现者

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于是我醒了。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博尔赫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出门,转过几个街角,然后碰到了朋友海迪·兰格,他们便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馆谈话。当时的博尔赫斯拄着拐杖,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坐着的桌子上摆放着餐具,还有一些面包,以及两个酒杯,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文学,还有和生活有关的一些话题。当然,海迪·兰格也一定是面带微笑的,她时不是地问博尔赫斯一些问题,博尔赫斯则友好而礼貌地说起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是不是没有玛利亚·儿玉在身边?一九八三的一天,博尔赫斯是不是早就看不清事物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场景是清晰的?在他面前的朋友,桌子上的餐具、面包和酒杯,被谈及的文学和生活,都变成了看见和感受到的存在。但是一九八三年,海迪·兰格早就已经去世,“她是个幻影而不自知。”遇见和谈话只不过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梦,但是为什么这个幻影需要海迪·兰格自知?“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只认为向她挑明说她是个幻影,一个美丽的幻影,是不可能、或许不礼貌的。”梦是博尔赫斯的梦,梦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清晰可触的,而不害怕的博尔赫斯没有提醒海迪·兰格这是幻影,是因为他自己不想从宛如真实发生的现实里出来,或者梦比现实更吸引人,更让人流连忘返。

一种梦或者幻影,似乎逃逸了现实的种种束缚,它可以让死去的人出现,可以让永不相遇的人相遇,可以漫无目的地谈论一些东西,它一定不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它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要博尔赫斯愿意——所以不提醒是一个幻影,就让美丽继续美丽着。但是,“于是我醒了。”醒来的博尔赫斯一定是怅然若失的,他返回了现实,他依然看不见眼前的一切,这醒来的结果是博尔赫斯想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想让博尔赫斯醒来?因为“梦境衍化成了另一个梦境”,博尔赫斯永远是另外一个博尔赫斯,一九八三年也永远是另一个一九八三年。

不说出幻影是一种沉浸的感觉,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境也是另一条通道,博尔赫斯做了一个“德国梦”,梦里有十九排黑板的仓库,黑板上用粉笔写满了单词和一些阿拉伯数字,那些单词和数字存在着各种变化的可能;博尔赫斯做过“雅典梦”,梦里是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和父亲在下棋,父亲又是虚假的阿尔塔薛西斯,“我移动了一个棋子;对手没有动子,但施展了魔术,抹掉了我一个子。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了几次”;博尔赫斯还梦见了在公寓电梯门口遇见的一个鞑靼人,“他身材高得异乎寻常,照说我应该明白自己是在做梦。”当然,博尔赫斯置身在卢塞恩、科罗拉多或开罗的时候,还梦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梦中的景象可能是绵亘的山峦,有栈桥的沼泽,通往地下室的螺旋楼梯,我必须清点沙数的沙丘,但是这些场景都在巴莫或者南城的一个确切的街口。”

梦里是变化不断的单词和数字,是捉摸不定图书和围棋,是陌生而奇怪的别人,当然,也有熟悉的城市。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当梦呈现为两个行走的方向时,博尔赫斯是不是在绘制两种地图册?陌生而变化,变化而富有意义,这大概是旅行的意义,虽然已经失明,但是博尔赫斯和玛利亚·儿玉一起游历和欣赏了许多地区,看不见那些景物、博物馆和存在的一切,但是玛利亚·儿玉却用她的眼镜看见,用她的语言描述,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种看见,但是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游历,更在于体验和思考,甚至是发现,他说:“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发现光滑和粗糙,发现苦或咸,发现彩虹的颜色和字母表上的字母,这是最简单的“看见”,然后才是发现面庞,发现地图,发现动物,发现天体,而最后发现的是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玛丽亚·儿玉和我一起惊喜地发现了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实际上,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这一切都组成了博尔赫斯的“地图册”,它是一种穿透,用一道光发现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有光便有了影子,而当影子出现,光是不是还必须穿透这个影子,找到真正的意义?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拒绝别人为他画像,他说,自己是纯精神原型的影子,如果被画成了肖像,那么便是影子的影子,而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普罗提诺的那些形象,那些被拍成照片的偶像摹本,便成为了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纯精神是原型,肉体是影子,肖像是影子的影子,照片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一束光的意义就是穿透这诸多的影子,这影子的平方和立方,照见那个真正的精神原型——这一种发现,其实是需要用一种减法,在去除影子、影子的影子、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努力中找到“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神话世界里走出来。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是一个图腾,图腾是影子,它被笼罩在神话中,“我们了解这些情况,然而当我们念及沙漠里的一个图腾,一个默默地需要神话、部落、祈求甚至牺牲的图腾,不禁浮想联翩。我们对它的礼拜仪式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在朦胧的晨昏梦想它。”高卢女神是影子,她被后来者的想象所改变:“她是件破损而神圣的东西,任我们漫无边际的想象不负责任地添枝加叶。我们永远不会听到膜拜她的人的祈求,也永远不知道仪式是什么模样。”波塞冬神殿只不过是荷马文本里的一个产物,它成了《伊利亚特》这部喜剧里的影子,“时间和历代的战争带走了神的外貌,但留下了海洋——他的另一个形象。”影子是埃皮扎夫罗斯大剧院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是但丁想象中的克里特岛有牛头盘踞的迷宫,是刺倒凯撒的匕首,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投入大海的“尘世巨蟒”——它们被书写,被神话,被演出,被传说,而那个纯精神原型在哪里?

那位英明的皇帝
曾经放弃桂冠,
指挥过战役和舰队,
遭到人们的礼赞和妒忌。
这里也是一个后来者,
他巨大的影子将整个世界笼罩。
——《凯撒》

巨大的影子笼罩着苍白的土地,“它假想的形象是我们的污点。/破晓时我在梦中看见。”正如普罗提诺所说,这便成为了一种图腾,而在图腾里,人们忘记了仪式,听不到人们的话语,而梦中看见的无非也是一些污点。所以博尔赫斯认为,神话的意义是神秘,神秘能带来更多的精神体验,“世上没有不神秘的事物,但是某些特定的事物比另一些事物的神秘性更为明显。例如海洋、黄颜色、老人的眼睛和音乐。”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时,博尔赫斯沉迷的是语言和音乐,它们带来的是“古老的激情”,在著名的罗讷河和鲜为人知的阿尔沃河交汇处,他感受到了水的诗意,“神话不是词典里的一句空话;而是心灵的永恒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条汇合的河流是两种古老的灵感的交融。”所以在面对那些神话时,博尔赫斯宁可不对它们进行影子一样的命名,“两个希腊人在谈话: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我们最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一来,历史就更神秘,更平静了。”因为不命名才可以不受神话和比喻的束缚,才可以忘记祈祷和魔法,才可以“思考或者试图思考”,才可以从影子里穿过。

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博尔赫斯就是要发现神秘、诗意和思想,它们是河流、音乐、语言,它们不被命名,它们像梦一样无形。在英格兰,他发现了狼的历史:“撒克逊狼,你枉活在世上。/你凭凶残不足以生存。你是最后一头。/再过一千年,一个老人/将在美洲梦见你/未来的那个梦帮不了你的忙。/今天人们在丛林里搜寻你的足迹,/将你围追堵截,/最后昏暗里的悄悄的灰狼。(《狼》)”在伊斯坦布尔,他听到了悦耳的语言,在三天的行程中他看见了美丽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和黑海人海口、海滩上曾发现刻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如尼文字的岩石,“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土耳其,重新发现它。”在威尼斯,他发现了河流的规则,“威尼斯的运河则是忧郁的平底船行走的道路,平底船和忧郁的提琴相似,它们柔和的线条让人联想到音乐。”发现了黄昏的意义,“在我看来,黄昏和威尼斯几乎是同义词,但我们的黄昏失去了光线,害怕黑暗,而威尼斯的黄昏却是美妙永恒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一九一四年就生活在那里的日内瓦,博尔赫斯重新找回了回忆,“日内瓦也让我感受到爱情、友谊、屈辱和自杀的诱惑。回忆中的一切,包括不幸,都是美好的。”而在金字塔旁,他抓起一把沙子,然后松手,在撒落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正在改变撒哈拉,“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些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博尔赫斯在梦中为地图册打开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说用光线穿透影子发现纯精神的原型,是在去除一种图腾和神话,那么走进真实的世界则是一种对现实的拥抱。他和玛利亚·儿玉乘坐气球,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在纳帕山谷起飞,在一个半小时的航行中,博尔赫斯“好像是重新浏览爱伦·坡、儒勒·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篇章”,他想到了主宰月球内部的月球人,他完成了人类的渴望获得了升腾的真正经验;他喜欢老虎,认为一生和老虎有缘,“讨厌斑点而不讨厌条纹”的博尔赫斯曾经在父亲的百科全书上认识了虎,在蒙塔内尔-西蒙出版社的百科全书里看见了虎的图片,在布莱克著名的篝火诗“虎,虎,燃烧得多么明亮”中想象了虎,在切斯特顿为虎下的定义“有震撼力的优美的标志”中定义了虎,但是只有那只用舌头舔着脸把爪子搁在头上的虎才是真切的虎,“和我以前感觉的虎不同的是,它有气味,有分量。”

真切可触,这是现实世界,博尔赫斯不是为了放弃想象返回现实,而是一样去除影子找回最真实的东西,气球旅行中的飞翔感觉,真正老虎上的气味和分量,让博尔赫斯建立了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一样抵达了普罗提诺所说的“纯精神的原型”。那张图片拍摄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何一个街角,它可以是博尔赫斯家所在的查尔卡斯和马伊普街角,可以是以前是居民楼的对面街角,可以是让人流浪忘返的花园一角,可以是阿尔马格罗南街图书馆一角,“可以是几乎所有的街角,因此也是那个从未见过的原型。”没见过的原型在图片里似乎变成了一种在场,而这种在场和气球的飞行、老虎的气味一样,提供了经验所建立的那个“标准”。

在雷克雅未克的埃斯亚旅馆里,博尔赫斯用手触到了柱子,然后用双臂抱住它,在那一刻,他感觉柱子是白色的,而且坚实稳固,“高大天花板”,就是经验建立了柱子的原型,使得博尔赫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触摸到了标准,而这种标准给予他的是“奇特的幸福感”——“当我领悟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纯形状——圆锥体、正方体、球体、金字塔体时的基本快感,在那一瞬间又回来了。”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人的一种观点:“人间的每一件新事物在天上都有其标准型的反映。”标准是纯精神原型建立的范式,它带来的是经验,也是事物独一无二的象征,“斯宾诺莎指出,每一都希望永远保持它的本色;虎希望做虎,石头希望做石。就个人来说,我发觉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成为它的标准型,有时确实也做到了。”所以,当玛利亚·儿玉在月亮面包房买了大奶油圆球蛋糕,博尔赫斯获得了一种精神意义的幸福感觉,如一道光吗,照见了没有影子覆盖的现实:“爱和被爱足以使你认为另一个男人或女人已经成了你的标准型。”

以梦的方式逃逸神话的束缚,以经验重新发现原型,游历和旅行所建立的地图册便是博尔赫斯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的文本,所以人既是在场也是不在场,既在梦境中也在梦境外,关键是超越存在的存在,超越语言的语言,超越影子的影子,“我不会在这里,我将会成为忘却的一部分,忘却是组成宇宙的微弱物质。”忘却也是永在,它是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它是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逝世之后,玛利亚·儿玉在1992年埃梅塞出版社三卷本全集中,把博尔赫斯一生都看成了“地图册”,“是把我们的由精神世界组成的梦想织进时间经线的借口”,所以时间有限时间无限,所以生命不在生命永在:

如今我在这里铸造超越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中漫游,学习宇宙的语言,你早已知道那里有炽热的诗歌、美和爱。我专注地重温那些日子、国家和人物,越来越接近你,直到完成我们再次携手所需的一切事情。那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成为保罗和弗朗切斯卡、亨吉斯特和霍尔萨、乌尔里卡和哈维尔·奥塔罗拉、博尔赫斯和玛丽亚、普洛斯彼罗和阿里埃尔,长相厮守,直到地老天荒。

天数

编号:S63·2170911·1418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4.00元
ISBN:9787532772070
页数:101页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韵律、奇巧比喻、惊人感叹,也写不出结构精巧或者长篇大论的文章。我只能写点通常所谓的文人诗。语言几乎就是一种矛盾。智能(头脑)通过抽象概念进行思索,诗歌(梦境)是用形象、神话或者寓言来组构。文人诗应该将这两种过程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博尔赫斯在《天数》里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当然,对其效果,显然,不无怀疑。《天数》在开篇强调“智能(头脑)通过抽象概念进行思索,诗歌(梦境)是用形象、神话或者寓言来组构”,而博尔赫斯宣称自己在书中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


《天数》: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

你不是别人,此刻你只是
自己的足迹布下的迷阵的中心。
——《极点》

此刻是一九八一年,此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四月二十九日,博尔赫斯写道:“文学创作可以教会我们免犯错误而不是有所发现。文学创作能够揭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严重局限。”什么样的错误无法避免,什么样的无能和局限会被自己揭示?提出一个问题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韵律、奇巧比喻、惊人感叹,也写不出结构精巧或者长篇大论的文章。”没有优美的韵律,没有奇妙的比喻,没有惊人的感叹,博尔赫斯说自己只能写点所谓的文人诗,一种自谦,并非是文人诗自身的不足,当一种体裁结合了抽象概念进行思考的智能和用形象、神话或寓言构建的梦境,它本身就是某种完美的代表,自谦反而变成了自信:“这个集子里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当然,对其效果,显然,不无怀疑。”

对于文学创作的提问,用文人诗来回答,从文字走向文字,博尔赫斯像是故意绕过了一个圈,而所谓的错误,所谓的无能和局限,依然没有做出回答。而不管是头脑在思考,还是诗歌构建的梦境,其实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就像那个悬置在文学里的问答一样,是从现实意义上抽离出来:可能犯的错误是不是在有生之年没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人的无能和严重局限是不是无法挣脱时间的约束?或者可以将四月二十九日的“序言”看成是对于生命的喟叹:将死之人如何在诗歌世界里延长时间?如何用文字留下永恒?

半个月之后,博尔赫斯在“题词”里终于试图将无能和严重局限变某种希望,“题词被认为是一种付出、一种赠予。除了出于善心施舍给穷人的不图回报的钱币之外,一切赠予都是相互的。”因为施赠者没有失去赠品,而被赠者又得到了赠品,也就是说,给予和接受变成了同一件事,甚至以双倍或多重的方式延续了意义,而博尔赫斯想要把文字赠予的是另一个人:玛利亚·儿玉,他在五月十七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深情地喊道:“玛丽亚·儿玉,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您的名字。多少个清晨,多少处海域,多少座东方和西方的园林,多少遍维吉尔。”

她是自己口头文字的记录者,她是自己行走万里的拐杖,她是自己看见世界的眼睛,所以在这一份题词里,博尔赫斯在付出和赠予中,感觉到的是生命在文字的保留中得到了延续,这种延续就是“教会我们免犯错误”,就是“揭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严重局限”,一种赠予的关系建立起来,似乎一九八一年也不再是一个可能走向生命终结的时间刻度——即使离博尔赫斯的逝世也只有五年的时间,但是在不通向未来的此时此地,在文字可能永恒的希望中,博尔赫斯甚至是平静的。

但是那面镜子还在,那场梦境时时困扰,那把剑真的已经锈迹斑斑,博尔赫斯已经无法看清世界却还在看见,选择遗忘却总是走向回忆,一粒药片能够“将整个世界抹去并制造出一片混乱”,为什么博尔赫斯还会留下几滴眼泪,活在“哀歌”的基调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一个孤独、深情、苍老的人,/刚刚躲在屋子里面/为万般世事呜咽。”他流下了眼泪,他以为没人看到,“就连镜子也不知晓”,但是却留在了文字里,“那眼泪是在为一切值得痛惜的事情哀悼”;能够在忘却夜幕的甜蜜景观中发现存在的意义,为什么博尔赫斯还会想到和命运一样的“天数”?“天数有定,谁也不能改变,/你已经到了限定的终极。/即使打开世界上的所有窗户/也于事无补。晚了。你再也找不到月亮的踪迹。”这可能是“最后的机缘”?镜子里不再是自己的那张脸,不再想到另一个的监视,可是当那只叫“贝珀”的宠猫站在镜子前,为什么博尔赫斯还是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幻象?“我们人类又是/哪个天堂生成之前的亚当、/哪位不可探知的神明的破碎镜子?”

一粒药片制造的睡眠,一间房子掩饰的哭泣,一只宠猫在镜子前的幻象,其实都是博尔赫斯对时间迷宫的某种逃避,“我不可能有新的作为”,因为开始一遍又一遍演绎同一个寓言,已经开始重写已经重写过的诗句,已经开始复述别人说过的话,每天夜里做着同样的噩梦感受迷宫的困锁,在茫茫黑夜的同一时刻有着同样的感受,是不是那种令人恐惧的被复制命运又将袭来?博尔赫斯说失眠是痛苦的,“失眠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满怀恐惧地计数那恼人的凄楚钟声,是徒然地希冀着让呼吸平和,是身体的猛烈翻动,是紧紧地闭上眼睛,是一种近似于发烧的状态而且当然并不清醒,是默诵多年以前读过的文章的片断,是知道别人熟睡的时候自己不该独醒,是渴望进入梦境而又不能成眠,是对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恐惧,是懵懵懂懂地熬到天明。”但是长寿呢,何尝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不是按秒针的跳动来计算的失眠”?“是大海和金字塔、古老的图书馆和连续更迭的朝代、亚当见到过的每一道曙光的重负,是并非不知道自己摆脱不了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名字、对往事的不断回忆、自己没有掌握的西班牙语、对自己不懂的拉丁文的痴迷、想死而又死不了的心情、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现实。”

这是两种形式的失眠,而药片、哭泣和镜子一样是死亡的征兆,所以博尔赫斯说:“我感到有些头晕。/我不习惯于永生。”是因为它们“同时也是梦幻”;所以博尔赫斯说一切都是你自己布下了迷阵,因为“你是那每一个孤独的瞬息”;所以在《圣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启示下,重复是最难以逃脱的宿命,“我是一面静止的镜子的倦怠/或者一座博物馆里的尘埃。”

但是,这种哀叹、悲伤甚至宿命是不是真的是难免的错误?真的是我们的无能和“严重局限”?文人诗总是在的,头脑和梦境也是在的,甚至赠予和获得的人也是在的,所以在现实自造的迷宫里,也一定有可以暂时离开的出口:那个被伊斯兰教的利剑毁灭的“龙达”,在失明的迷茫和庭院的沉寂中,不是还能听到“清幽流水声”?梦境中感觉有点冷、有点怕,感觉自己没有出生过,但是不也是在12个梦境里坚守着“笛卡尔以及他的先辈们的信念”?两座教堂是翻版,山鲁佐德或隐身人的夜晚不是创造了无限的可能?而当购得一部百科全书,即使再也没有可以看见的眼睛,即使只有颤抖不已的双手,那里不也还存在着新的秩序,不是还有“那贯注于对我们漠然又不相关的器物的/神秘的眷恋情意”?

是的,博尔赫斯在寻找“神秘的眷恋情意”,在建立新的秩序,在倾听不被阻隔的流水声。重复的诗句和日子是不重复的开始,“我是地球上唯一的人,而且很可能没有任何土地、人,/乃至于神能够将我欺骗。/也许是某位神明让我承受时光那漫漫梦幻的熬煎。/我梦见过月亮以及我那看到月亮的双眼。/我梦见过混沌初开第一天的黄昏与黎明。”已经发生的事还有另外的可能,就像皮埃特罗·达米亚诺所说的修改过去的奇妙把戏:“如果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南方打败了北方,今天将会回到昨天,李的人马就会于一八六三年七月初在葛底斯堡大获全胜,多恩的手就会写完他那首关于一个灵魂轮回的诗,老态龙钟的绅士阿隆索·吉哈诺就会得到杜尔西内娅的爱情,黑斯廷斯的八千撒克逊人就会像曾经打败过挪威人那样战胜诺曼底人,而毕达哥拉斯也就不会在阿尔戈斯,的一扇大门上认出自己还是欧福耳玻斯时用过的盾牌。”任何应该发生的事都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都是一种永恒的形式,当翻开地图可以看到苏门答腊的形状,当黑暗中划亮火柴就是制造了火焰,当步入江川就是走进了恒河,当望见沙漏就是看到了帝国的覆灭,而玩起匕首就预示着凯撒的暴亡。

“整个历史如同浪涛的回转,/那些往事之所以再现,/因为一个女人亲吻了你的脸。(《赞歌》)”尽管带着哀伤,尽管流着眼泪,尽管在已逝的事物面前博尔赫斯显露了从未有过的沉重,但是,“今天早晨/空气中弥漫着天堂的玫瑰/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香气。”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亲吻了脸,还带来了一双眼睛,一些文字,一种被赠予和收获的快乐,以及让历史吟唱出赞歌的那些事物。一根手杖,被玛利亚·儿玉发现,它是漂亮的,结实的,是轻盈的,当拿在博尔赫斯手里的时候,“觉得它是那个筑起了长城、开创了—片神奇天地的无限古老的帝国的一部分。”于是,想起了“那位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道自己是梦见变成蝴蝶的人还是梦见变成人的蝴蝶的庄周”,想起了“那位修裁竹竿并将其一端弯成恰好可以让我用右手把握的曲柄的工匠”,想起了工匠是不是在翻查着六十四式的卦书——“我们永远都不会谋面。/他消失在九亿三千万人之中。/然而,我们之间却有着某种联系。/不是不可能早就有人设计好了这种联系。/不是不可能世界需要这种联系。(《漆手杖》)”

看见而想象,想象而具有了联系,这便是博尔赫斯的新秩序和神秘的眷恋情意,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博尔赫斯的掌心攥着一颗小小的围棋,这一种东方的弈术所必需,“那如同摆布星宿的游戏”带给博尔赫斯的是另一个迷宫:“我要感谢诸路神衹,/他们让我得见这处迷宫,/尽管我永远都不能探知其中的奥秘。”而在日本神道教里,博尔赫斯发现了神明的力量,“神道的神衹共有八百万,/他们悄然地巡行于天地之间。/那些小小的神明时常会将我们光顾,/光顾而后又倏忽不见。(《神道》)”而俳句里的大山、长夜、琴弦、杏树、名月、宝剑、火焰,让博尔赫斯发现了和罗素提出的集的理论、斯宾诺莎无限样态的实体、魏尔兰的文字一样的神秘的日本,“日本啊,我了解了你的概貌。那个复杂的迷宫……”

手杖、围棋、神道、俳句,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构建了神秘的迷宫,它是逃离了现实的梦境,却又制造了活着的秩序,它是不真实的,却并非是虚无,“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可能是一块柱石或一次战役/或一片天使聚居的天空/或一个神秘而又必需的无限境地/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神衹的欢欣/或另一块苍穹里的银色星系/或一个没有玫瑰形状的/硕大无朋的物体。(《布莱克》)”所以何必执着于真实?而在这离真实的遥远世界里,一种梦想和以及可能的秩序里,博尔赫斯又以返回的方式审视自身,不在镜子里寻找“我是谁”,而是在“没有玫瑰形状”的物体里寻找另一朵玫瑰。

我是谁?我是博尔赫斯,我是阿根廷老头,我是失明者:

见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发展与衰落。
记得泥土的庭院和葡萄藤、门厅和水池。
继承了英语,研究过撒克逊语。
喜欢德语,留恋拉丁语。
在巴勒莫同一位旧时的杀人犯做过交谈。
痴迷于象棋和素馨花、老虎和六音步诗。
用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语气朗诵过他的作品。
了解形而上学的那些著名疑点。
颂扬过宝剑,却又从理性上热爱和平。
并不觊觎任何海岛。
未曾跨出过自己的图书馆的大门。
只是阿隆索·吉哈诺而没有胆量去做堂吉诃德。
向比自己博学的人传授自己并不掌握的知识。
欣羡月亮的光华和保尔·魏尔兰的品德。
拼凑出过十一音节的诗作。
重新讲述那些古老的故事。
用当今的语言整理了那五六个比喻。
曾经拒收贿赂。
是日内瓦、蒙得维的亚、奥斯汀和(像所有人一样)罗马的公民。
推崇康拉德。
那个谁也说不清的东西:阿根廷人。
是瞎子,
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件有什么特别,但是,加在一起却给了我以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弄懂的名望。
——《名望》

博尔赫斯排列了一个有过过去的自己,书写了一个还活着的自己,即使带来了名望,那是不是也是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之外的自己,不正是和自己有着“神秘的眷恋情意”的人?就像莱茵河,一条是有着固定形状的莱茵河,一个是被想象成在天上流淌的莱茵河,而另一条则是“停留和长存于永恒的现在/并成为在我口授这篇诗作的时候/在德国不息奔流的莱茵河的根基”,所以流逝和存在中,“也许,只有待到死了以后/我才能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名字还是真的存在过。”三条莱茵河是三种秩序,是无数中关系,而我也是那个“第三个人”:“我要把这首诗/(权且借用这个称呼)/献给前天夜里同我擦肩而过、/跟亚里士多德一样神秘的那第三个人。”那个星期六走出了家门,会遇见或不遇见另一个他,也许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也许干了不同的事,也许两个人从来没有发生过交集,甚至“不是没有可能他已经死了”,但是关系却在那里建立起来,“我知道他会有某种嗜好,/我知道他曾经瞩望过月亮”,“他也许会读到我此刻正在写着的诗句,/却不可能知道我在把他提及。/在那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可能成为对手而互相尊重/或者成为朋友而互相爱慕。”

博尔赫斯说,这种关系或者正在在平庸无奇的世界上建立了“一根无尽链条的开端”,就像《一千零一夜》的结构,所以一个人可能是两个人,两个人之外会有第三个人,“肯定会有那第三个人,/就像有过第四个和第一个一样。”关系在扩展,在交错,在蔓延,在改变,就像梦见伊朗石塔的那个梦,“在那间圆形的禅房里有一个样子像我的人在用一种我不懂的文字写着一首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写着一首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谁也读不到被囚禁的人们写下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开端,只要有一种存在,就会无限循环,就会交错重生,就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迷宫——那是世界,是生命,是文学,是梦境,是宇宙,是第一次的无数次,是无数次的唯一一个,是偶然生成和必然死亡的生命,是生命的偶然可能和必然关系构成的秩序,还有什么局限,还有什么无能,还有什么错误,甚至连我都是无能、局限和错误中的一种可能:

如果处我以极刑,我就是那十字架和铁钉。
如果赐我以药酒,我就是那毒芹。
如果要将我欺骗,我就是那谎言。
如果要将我焚烧,我就是那地狱。
我应该赞美和感谢时光的每一个瞬息。
我的食粮就是世间的万物。
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欢乐的全部重负。
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
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
我是诗人。
——《帮凶》

夜晚的故事

编号:S63·2170911·1417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77
页数:74页

博尔赫斯曾说:“任何一件事——一个评论、一次告别、一次邂逅、纸牌的一个有趣的阿拉伯图案——都能激起美感。诗人的使命是用寓言或者韵律反映这种亲切的情感。”,博尔赫斯致力于用韵律和寓言去反映事物的美感。”《夜晚的故事》创作于1977年,在博尔赫斯出版的所有书籍中,这本《夜晚的故事》最能表明他的内心世界,就如《我连尘埃都不是》中所说:“我的梦想者,/请继续梦到我”。收录《恩底弥翁在拉特莫斯山》、《评注一则》、《我连尘埃都不是》、《冰岛》、《贡纳尔·托尔吉尔松》等诗作。


《夜晚的故事》:请继续梦见我

没有了精细的工具——眼睛,
不禁认为她并不存在。
——《夜晚的故事》

夜晚首先是一个概念,博尔赫斯说它是“漆黑一团和睡眠”,是“扎上光脚板的荆棘”,是“对豺狼的恐惧”,后来是一个词,“指昏晨之间的那段黑暗”,当一个人失明而看不见东西,所有的黑暗都是一种黑暗,所有的夜晚都只是一个夜晚,甚至一个概念和一个词都是虚无的,它在睡眠之中不再让人醒来,仿佛安眠。

可是,当黑暗镶嵌在晨昏之间的时候,它其实是被包围的,而包围的意义是提供了突围的可能,即使不突围,在它外面的晨昏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必然存在的风景?甚至只是“漆黑一团和睡眠”,在睡眠之中是不是还有一种叫梦的存在?梦是将要成为勇士的吉哈诺的梦,他喊出“我将实现梦想”的那句话,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梦想者,“我连尘埃都不是。我是个梦,/在梦中和清醒时,/织出我的父兄塞万提斯”,不是尘埃,并不是连出现在现实的意义都不存在,而是在塞万提斯的文本里,成为另一种记忆,在勒班陀海上作战,懂点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带来一种理想主义的记忆,一切都会成为吉哈诺的梦,“我祈求上帝说:/我的梦想者,请继续梦见我。(《我连尘埃都不是》)”

上帝听到了吗?听不听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梦想者,并“继续梦见我”,在梦中被梦见,一种嵌套结构正是对于命运的反抗,所以如“连尘埃都不是”的吉哈诺一样,梦提供了一种记忆的母题,所以在死去的埃塞基耶尔·塔瓦雷斯那里,当现实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疯长的野草一样湮没了记忆,当新建的房屋和笨重的公共汽车不再看见,当进进出出的人们忽视了他的存在,这个好勇斗狠的人却在一九七七年死去之后,在“命中注定”的结局之外,“他在一个永恒的傍晚用右手手指抚摸着一把不可能存在的匕首。”所以在梦中有一匹遒劲有力的马,只是长长的弧线组成,却进入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梦中,进入乔叟的诗歌里:“a very horsely horse(一匹神骏的好马)”所以在没有了“十字架和毒芹的下午的历史”中,梦中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一面镜子不再是复制“另一个”的恐怖存在,而在梦中让灵魂回归真面目;所以梦中总是有等待的光芒:“在你来到之前,/修士要梦见一个船锚,/苏门答腊要死去一只老虎,/婆罗洲要死去九个人。”所以死去的曼努埃尔·佩罗在梦中却活着:“我没有按修辞的要求/提到泪水和大理石。/窗外天色已晚。/我们只是平铺直叙/谈着一位亲爱的朋友,/他不能死去。他也没有死去。”

“请继续梦见我”,黑夜里的梦,睡眠中的梦,发生而被记录,仿佛一本书,提供了被流传的可能。博尔赫斯的梦情结在塞万提斯的故事里,在埃塞基耶尔·塔瓦雷斯的记忆中,在乔叟的诗句里,在曼努埃尔·佩罗的生命里,而看见了这些梦的博尔赫斯就是造梦者,“一本诗集无非是一系列魔术手法。一个功力有限的魔术师靠他有限的手段尽力而为之。”一九七七的后记中他这样说。梦离开了现实,梦创造了神奇,梦剔除了当下,梦带来了想象,而当梦在漆黑一团的睡眠里生长,在“晨昏之间”时间段出现,梦其实就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文本,而在这个文本里,诗歌、小说或者图书,是提供了博尔赫斯关于人类的记忆。

“在我出版的所有书籍中,这本诗集最能表明我的内心世界。”因为文本提供了文本,文本找到了文本,它是散文界的发现者蒙田的思想,它是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里的声音,“正如某些城市和某些人物一样,书籍使我流连忘返,相见恨晚。”所以他睡在书籍的世界里,并制造魔术一般的文本。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图书并不只是在失明状态下的某种慰藉,它更是自己通向永恒之所的那条路。现实或者像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13世纪统治西班牙时期在格拉纳达建立的王宫阿尔罕布拉一样,它是叹为观止的一种存在,但是在林立的长矛中,在坚韧的弯刀里,建筑式样丰富多彩,装饰华丽的宫殿最后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你将同甜蜜告别/宫殿的钥匙已不可及,/异教的十字架将抹去新月,/你现在看到的将是最后的傍晚。”

最后的傍晚,就是一种黑暗的降临,但是一样是无与伦比的存在,亚历山大城里由埃及国王托勒密建立的著名图书馆,藏书达70万卷,在战争中曾造凯撒的军队破坏,后来又遭到伊斯兰教史上第二任哈里发奥玛尔焚毁,而奥马尔焚毁图书的目的,是因为《古兰经》里已经有了人类的全部知识,没有记载的知识都是有害的,但是当图书馆被一种知识论所毁灭,却是另一种永恒的开始,博尔赫斯说:“无数的书籍将从/人类夜以继日的勤奋中产生。/即使所有的书一本不剩,/他们还会写出每一页、每一行、/大力神的每一项事迹和爱情、/每一文稿的每一个教训。(亚历山大城,公元六四一年》)”

一本书被毁,一座图书馆被烧,只是某种知识的外形被破坏,只要还有人写作,还有人记录,还有人在梦中成为做梦者,它就是一种永恒。就像那本《一千零一夜》,亚历山大城里“国王太多,世纪很多”,甚至“我们人数太多”,就像有形的知识,并不存在还要被书写的意义,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那些需要的东西:“名字无关紧要。我们不妨设想一个集市,一家酒馆,一个瞭望塔高耸、戒备森严的庭院,一条反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面庞的河流。我们不妨设想一个灰头土面的花园,因为附近就是沙漠。”但是那位被亚历山大召来排遣夜晚闲暇的游唱歌手的“某人”,却“给了我们恩惠”,“他以为自己是替少数人讲故事,挣几个小钱,但在过去遗忘的日子里编了《一千零一夜》。”

而《一千零一夜》不只是一本有关故事的书,它是人类追求永恒的比喻,博尔赫斯说到了四个比喻,一个比喻是河流,它是生命的镜子,“被命运或偶然性随意支配,/命运和偶然性本无差别”,命运看起来是偶然,生命也是偶然,但是在被照见了的镜子里,偶然的河流却在无休无止地流动;第二个比喻是“地毯的图案”,这是有秘密的规律,“正如另一个梦——宇宙,/组成《一千零一夜》的/是监护的数字和习惯”,它是宇宙的密码;第三个比喻是梦,王后在每晚睡觉前讲给国王听,听的只是一个编撰的故事,但是当它不断地演绎,是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证明,因为“书中有书”,甚至连王后和国王早已忘记了讲过的故事,但是书却保留了下来,比每个讲故事的夜晚更长;第四个比喻是时间的地图,“阿拉伯人说/谁都看不完《一千零一夜》。/它就是时间,从不入睡。/白天逝去,它仍在看书,/山鲁佐德仍向你讲她的故事。”

河流、梦、图案和时间的地图,《一千零一夜》在文本之外提供的比喻,都是恒久的,都是不灭的,都是知识在被毁之外的存在。有形和永恒,毁灭和再生,似乎就在这黑夜和白昼之间形成了新的文本,而博尔赫斯自己呢?他是不是在黑夜中感觉到了自己失明的现实?是不是在睡眠中有一种被围困的压抑?而文本在期望给出另一个答案之前,博尔赫斯却在问一个存在本质的问题:我是谁?“博尔赫斯”是一个名字,它是有形知识的一个符号,他已经年过七旬,日益接近生命的终点,他是看不清世界的老人,眼前的一切都是无法突围的黑夜,但是博尔赫斯看见了《一千零一夜》的比喻,所以他借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人物帕罗勒斯在贬黜后说:“我不再是队长了/但我仍可以像队长那样/吃、喝、睡得舒舒服服/我之所以能活下去/正因为我就是我。”同样的话也出现在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嘴里,那时他已经精神失常,当他独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不停说出的那句话是:“我就是我。”所以博尔赫斯说,我不是博尔赫斯,我不是向往战争的阿塞韦多,不是基尔兽死亡的父亲,不是手持长矛冲锋陷阵的苏亚雷斯,一切和家族有关的知识都属于他们,而即使是“他们的回忆”,“我也是另一个”:“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回声,/希望无牵无挂地死去。/我也许是梦中的你。/这就是我。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回到了吉哈诺“继续梦见我”的嵌套中,回到了造梦者的创造中,而黑夜也不再是制造了“漆黑一团和睡眠”的制造者,相反,是梦制造了更多的“一千零一夜”,所以黑夜不再是概念,不再是一个词,不再是恐惧和荆棘,也不再是没有了眼睛而不存在的“美惠三女神”——她其实一直存在,她就是永恒本身:

迦勒底人给了她十二座房屋,
哲学家芝诺给了她无数世界。
拉丁六韵步诗
和帕斯卡的畏惧塑造了她。
路易斯·德·莱昂在她的领域
看到了自己震撼的灵魂。
如今我们发现她
像陈酒一般回味无穷,
观看她的人无不感到眩晕,
时间赋予她永恒。

女神出现在梦中,梦中看见了女神,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种关于创造的互文结构,是关于时间的永恒存在,而那没有了眼睛却看见了一切的女神是不是就在博尔赫斯身边?它是妹妹诺拉口中所说的虎——不再是“老虎的金黄”里的虎,而是“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俊美而不幸”的虎,它是“巴勒莫的虎,东方虎,布莱克、雨果和希尔汗的虎,古往今来的虎,也是标准型的虎”,仿佛梦中出现,去而永不逝去,诺拉说:“虎是为了爱而存在的。”它也是那一只狮子,是伊斯兰庭院和《福音书》中的狮子,是雨果的广袤世界里的狮子,是迈锡尼城门上的狮子,是迦太基的被折磨死的狮子,也是莎士比亚笔下象征的狮子,但是它一样是爱的象征,“像狗一样的动物/吃着雌兽为它叼来的猎物。”老虎和狮子,永恒的存在,因爱而存在,出现在梦中,出现在夜晚,最后它便成为了博尔赫斯能够看见的那个月亮:“我孤独地踏遍人间道路,/但始终在灵感的夜晚/寻找宙斯的女儿,那冷漠的月亮。”

作为希腊神话中俊美的牧羊青年,恩底弥翁夜间在拉特莫斯山上露宿,月亮女神塞勒涅怜其寒冷,下来吻他,睡在他身边,于是牧羊人为梦境所迷,祈求主神宙斯让他永远睡在山上,永葆青春。月亮出现在黑夜里,月亮是灵感的化身,月亮唤起了爱,而那道月光其实就出现在博尔赫斯的每一个夜晚,在《铁币》里,他就沉浸在月色之中,“高悬夜空的月亮/并不是当初亚当见到过的情形。/人们无数世纪的凝注使它积满了泪水。/看吧。它就是你的明镜。”月亮让人的眼睛积满了泪水,而在泪水里,看见的便是世界的永恒。一首题目叫《月亮》的诗,如此隐秘地出现在诗集里,而致谢的“玛丽亚·儿玉”才是博尔赫斯第一次睁开眼睛叫出的名字。

一个小38岁的女人,一个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朋友,玛利亚·儿玉其实就是博尔赫斯失明之后的那一双眼睛,1976年,博尔赫斯的母亲莱奥诺拉去世后,玛利亚·儿玉正式成为他的秘书,每天代替莱奥诺拉为他阅读,记录他的口头创作;带他去饭店吃饭,向他描述杯盘刀叉和盘中食物的位置。那一个个单词,一篇篇文章,一首首诗歌,被心灵唤醒,被看见看见,被文字记录,它们就是通向永恒,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黑夜不再是一团睡眠,他曾不止一次地深情地望着儿玉,认真地说:“玛丽亚,我看到你的轮廓了,真的!”

她给了他另一双眼睛,他给了她月光的比喻,所以博尔赫斯在《恋人》中写道:“我应该相信还有别的。其实都不可信。/只有你实实在在。你是我的不幸/和我的大幸,纯真而无穷无尽。”所以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七年的诗集题辞上说:“为了今后的你,为了我也许不懂的你。”失明而苍老,被围困在黑夜中,但是这只是一种表象,梦在呼唤造梦者,造梦者在进入梦中,也许,所有的故事只需要一个夜晚就可以演绎,所有的梦只需要一道月光就可以唤醒:

为了这一切不同的事物,正如斯宾诺莎所预感的那样,这一切也许只是一件无限事物的表象和侧面,我把这本书呈献给你,玛丽亚·儿玉。

铁币

编号:S63·2170911·1416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60
页数:78页

“我会记下梦中听到的模糊话语并取名为《一个梦》。我会将一首关于斯宾诺莎的诗重写并且很可能改得很糟。最后,我会沉醉于先辈的信念和那另一个为自己的晚景增彩的发现:英格兰和冰岛的日耳曼渊源。我没有枉生于一八九九年。”博尔赫斯在《铁币》中论述道:每一件事物,不管是多么短暂和轻微,都会给我们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个词汇,尽管已经存在了多少个世纪,却仍然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和对未来产生影响。《铁币》是博尔赫斯创作于1976年的诗歌,是他受邀到美国东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以及当年回国后所写的诗作合集,是关于梦、关于月亮、关于斯宾诺莎、关于日耳曼渊源的遐想。


《铁币》:他要的是真正的死亡

它只不过是博物馆的橱窗
遗忘了的展品中的一件、
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一种过去了的辉煌、
一件弯形利器,已经没人再去注意。
也许我的无知与别人无异。
——《剑的命运》

一把剑,曾经闪耀着历史的光芒,一把剑,曾经锋利无比,一把剑,曾经砍下过暴君的头,一把剑,曾经制造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这一切都属于曾经,都发生在过去,当历史的硝烟散去,它只是一把“麻木不仁”的剑,它像草木一般无声无息,它被清除了所有和强悍的手臂、激烈的战斗、祖国的生死有关的记忆,它变成了博物馆里陈列的一部分,甚至作为一种象征,它也是悄无声息地被人遗忘。

而这是不是就是走向苍老的诗人?这是不是就是失去了看见能力的博尔赫斯?一九七六年,他住在东兰辛的荒凉校园里,他还在写诗,但是分明只是“偶然命笔”,写下的诗歌也只是“偶然杂凑起来的集子”,就像一把剑,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光辉,而时间的逼仄让他惘然,让他有一种被隔绝在外的孤寂感,他一直在问的是:那把能打开大门的钥匙在哪?“昏暗中,高大而空荡的镜子/守护着日夜的交替循环、/先辈留下的遗像.以及照片上依稀可寻的昨天。/总有机会推开那牢固的大门,/让那锁头不再成为阻拦。(《东兰辛的一把钥匙》)”

钥匙应该在的,应该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博尔赫斯似乎在昏暗中找到了秘密,如果能从那扇牢固的大门进去,就能够看到祖辈留下的遗像,就能找寻到依稀可寻的昨天,就能够让一把剑照亮历史的天空,于是听见战马疾驰的声音,看见英雄辈出的时代,于是能够将死亡抛在脑后,能够激发最后的战斗激情,“我没有枉生于一八九九年。我的习惯可以追溯到那名个世纪乃至以前,而且我还力图不要忘记自己那遥远和已经变得模糊了的祖先。”在《序言》中,博尔赫斯这样说,一八九九年是自己生命的开端,当从一把钥匙开启的大门向内望,关于生命的一切都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采。

首先是一种怀念,“我多么怀念/那一条两侧竖立着矮墙的土路/在旷野中的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没有日期的日子里/遮蔽了初显的晨曦的/那位魁伟的骑士”,骑士披着“长大而破旧的斗篷”,这一幕成为祖先最精彩的一次书写。或者,博尔赫斯曾经并不知道自己将以博尔赫斯而姓氏的母亲,不知道“参加塞佩塔的战斗、和看到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迎着第一颗子弹走去时的那种豪壮的从容”,不知道父亲曾在临睡之前推开秘密别墅的那扇大门,不知道“亨吉斯特率领的舰队从丹麦的一处海滨起锚前去征服当时还没有称作英格兰的岛屿的壮观场面”,甚至还不知道“探讨不朽问题的苏格拉底”——不知道不是对祖先的未知,而是在用钥匙打开牢固大门的时候,为曾经的荣耀,曾经的战斗留下未知。

家族的历史缓缓打开,那一切是一种挽歌,“我多么怀念/你说你爱我/我欣喜和幸福得/直到天明都未能成眠的日子。(《不能再现的往事的哀歌》)”因为斯人已逝,再也无法回到当初,但是挽歌带来的某种阵痛之外,却也是不灭的功绩,博尔赫斯在曾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那里看见了高大身影中的英雄主义:“我从幻觉中看到了你啊,/年轻的军人,你就是曾经主宰/那场发生在胡宁、改变了/人们的命运的战役的英雄。/那微带哀伤的高大身影/仍然伫立在辽阔南国的某处旷野之中。”所以在《致父亲》中博尔赫斯希望用一种彻底的死换来新生,“你希望能够死得彻彻底底,/包括伟大的心灵和肉体。/你希望走进另一片黑暗的时候,/不会发出怯懦和痛楚的哀泣。”只有彻底的死,才能在“另一个世界里有所发现”,才能在自己的影子里看见真正的典范,“没人会知道石碑预示着的是什么样的明天”,但是明天一定是死亡之后才能到来的另一天。

牢固的大门缓缓打开,那一切也是祖国的哀歌,当显赫家族和权贵不再,当英勇拼杀和兵荒马乱的历史不再,当耸立的高碑、长篇的演讲、庆祝会不再,“这一切不过是一团旧焰留下的/些许微不足道的余火轻灰。(《祖国的哀歌》”当一切成为灰烬,无论是哀歌还是挽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其实是一种对于残酷的叹息,而一个人活着,是不是也必须在这种哀歌和挽歌带来的遗憾中死去?在死亡面前,在沉寂的历史里,人或许会遭遇两种命运,一种叫宿命,赫拉克利特在以弗所高声说道:谁都不可能两次涉足一条河里的同一水流之中。所以历史不可重复,所以昨日永在昨日,赫拉克利特的流水带走了一切,“赫拉克利特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梦中产物,/源自于红柏河边的一个凡夫、/一个为了不去思念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去思念至爱亲朋/而刻意拼凑诗句的人。一个落寞的人。(《赫拉克利特》)”

因为人无法超越宿命,所以像一把剑一样,它只是展品中的一件,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种弯形利器,“也许我的无知与别人无异”,所以人也不是别人,“命运之神没有怜悯之心,/上帝的长夜没有尽期。/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一种肉体的存在都将归于寂灭,都将走向终结,即使博尔赫斯向命运发出哀求,“上帝或者机缘或者空蒙啊,求求你/还给我那不灭的形象而不是忘记”,换来的也许也只是最后的“无边无际的揪心记忆”,而在赫拉克利特河流上,永远是被命运嘲笑的“天真”:

我奇怪一把钥匙居然能够打开一扇门,
我奇怪自己的手居然确实无疑,
我奇怪希腊人的伊利亚疾矢
居然没能射中不可企及的目的。
我奇怪锋利的宝剑居然会美、
奇怪玫瑰居然会有玫瑰的香气。
——《天真》

但是命运的钥匙是不是真的只能打开一扇门,是不是被嘲笑的天真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博尔赫斯说:“一位作家,在活了整整七十年之后,即使再笨,也已经明白了某些事情。首先是自己的局限。他比较有把握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为和——无疑更为重要——什么事情不可为。”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是一种“明白”,但是这明白根本不是向命运屈服的宿命论,而是在知道“不可为”的同时知道“可为”,或者在避开更重要的“不可为”中找到可为的钥匙。一种选择,一种态度,其实博尔赫斯在命运的嘲讽面前反而发出了讥讽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在政治方面根本没有发言权,不过,也许人们能够原谅我说一句:我不相信民主,那是一种对统计学的亵渎。”不可为的是政治上的发言权,是相信民主,而可为的呢?

在生与死之间,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挽歌和英雄之间,在可为和不可为之间,博尔赫斯在制造一个和宿命不一样的世界,《拟首位君王的说教》是一种虚拟,却完全是制造了一把钥匙,然后把牢固的大门真正打开:

未来同样不可改变,
就跟严酷的昨天一样。
时光是一本书,
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不可解读的
永恒文字的无声篇章。
离家出走的人已经回来。
我们的生活就是待走和走过的征程。
没有什么有去无回。没有什么会将我们抛弃。
你不该泄气认输,奴隶的牢狱一团漆黑,
注定的天数像铁铸的一般牢固,
然而,在你坟墓的某个角落
难免不会有个豁口、有个疏忽,
路途如同离弦之箭一去不返,
不过,上帝总是透过缝隙在关注。

上帝会透过缝隙关注,上帝是命运之外的一道光,上帝会重新让一把剑锋利,所以在家族的挽歌里会有英雄高大的身影,在祖国的哀歌里,会有战斗的民族——只有在哀歌和挽歌带来的真正死亡之后,才会有那缝隙出现,才会有关注的上帝,“竟会有那么多事情完全一样!竟会有那么多事情截然不同!”死亡带来的是遗忘,却也会把世界通向种种可能,死亡是梦魇,却可以在驱散黑夜之后迎来日光——不可为的是死亡,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民主的谎言也是死亡,甚至那为了不死的征服者也是死亡,“美丽的宝剑和狂暴的搏杀/才是我建功立业的力量源泉。/别的无关紧要。我曾经活得勇敢。”所以在真正的死亡之后,一切都应该超越命运,超越时间,超越赫拉克利特的那条河流。

公元九九一年发生了马尔登战役,在英格兰,埃塞克斯的民兵被奥拉夫·特吕格瓦松的北欧海盗所打败。他们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先后战死,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已经阵亡,为了荣誉,他们不能偷生。到那时在这生与死之间,沃费思对儿子说:“沃费思,儿子,我现在在跟你讲话。我要你做的事情并不简单。你必须独自离开我们。你要退出战斗,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是歌手、是诗人。”让一个诗人退出战斗,是不是一种胆小的行为?而之所以退出,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在死亡到来之前寻找死亡的真正意义,或者说,让死亡在脱离了命运的桎梏之后,成为一种象征,“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胆小鬼。我们将用生命来报答老爷,你要让他的名字万古流传。”诗人写下了一首歌谣,一首歌谣被传颂,不是诗人退出了战斗,而是诗歌必须超越战斗,而那个“儿子”也成为博尔赫斯“可为”的一种隐喻:“在那首篇幅很短的史诗里面,与当时风行的讽喻风气截然不同,有许多极具特色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后来的冰岛‘萨迦’的技巧开了先河。我把诗人想象成为撒克逊人的头领的儿子,正是这位头领命令自己的儿子不能死,从而救了他一命并使那次战役的情况得以流传了下来。”

这是诗人比勇武的人更大的价值所在,并非是博尔赫斯在厚此薄彼,而是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中寻找那个突破哲学命题的缝隙,只有打开,上帝才能关注。所以挪威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在历史的激烈战争之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国王问他是什么在背后发出断裂的响声,/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答道:/是挪威,陛下,断送在了你的手中。/几个世纪之后,有人发掘出了/发生在冰岛的这个故事。我如今再次复述,/却远离着那片海域、那种情愫。(《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于是,瑞典天主教大主教、历史学家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留下了永恒的典籍,“没人读过、没人留意的史籍啊,/一天夜里,你以永恒之物的完美状态/汇入了赫拉克利特的长流水中,/那水还在继续将我裹挟卷带。”于是,丹麦死去的国王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复活;“再现于莎士比亚的梦中。/人们还将继续梦见那死亡,/那死亡是时光的一个程序,/是某些永恒的形和物/在预定的时刻履行的仪式。(《回声》)”

它是歌谣,它是名言,它是回声,它是历史本身书写的一部大书,“那是一本大书。那是蓝色的普洛透斯。”不再是赫拉克利特的河流,而是蓝色的普罗透斯,一样是水,却在浸透了宿命和历史之中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它是永恒之水,无休无止地流向那个叫未来的地方。一九七六年,东兰辛的荒凉校园是赫拉克利特之河,但是博尔赫斯分明看到了一九一五年的普罗透斯,那在日内瓦博物馆里的汉字大钟就是一把不说话的剑,但是当它变成诗歌,变成语言,变成回声,它就是永恒之物的呈现:

深藏着奥秘,孤独无依,我知道
自己可能是茫茫黑夜中轰鸣的祈祷
或者囊括了整整一生或仅仅一夕的
酸甜苦辣滋味的警句格言
或者你已经熟悉了的庄周之梦
或者一个平庸的日子或一个比喻
或者如今只剩空名的泱泱皇帝
或者整个寰宇或者你那不为人知的名字
或者那个你曾经倾尽全力
日夜探究而终未解破的谜。
我可以是一切。请让我待在黑暗之中。
——《文字》

寻找永恒之物不只是语言上的一种象征,不只是文字上的一个隐喻,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它依然指向可为的现实,指向不再有谎言的政治,指向过去战斗带来的激情,所以在入世的回声里,博尔赫斯不是在真正的死之后进入沉睡的世界,而是在“铁币”的疑问中发现对荣耀忘却的规则:“你遭人诟病,为什么得不到器重?/我们应该从别人的缺欠中寻找自己的缺欠。/我们应该从别人的长处中看到自己的长处。(《铁币》”

深沉的玫瑰

编号:S63·2170911·1415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1226
页数:60页

“我首先看到一个仿佛是远处岛屿似的形式,后来演绎成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我看到的是结尾和开头,而不是中间部分。如果吉星高照,这一部分逐渐明朗。我不止一次在暗中摸索,有时不得不从原路退回。我尽可能地少去干预作品的演变。我不希望作品被自己的见解所左右,我们的见解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博尔赫斯在《深沉的玫瑰》里阐释了语言本是魔法的符号,后来遭到时间的变本加厉的耗损,诗人的使命就是恢复——即使是部分恢复——它原来具有、如今已经泯没的优点,诗歌的任务有二:一是传达精确的事实,二是像近在咫尺的大海一样给我们实际的触动。收录《西蒙·卡瓦哈尔》、《不可知》、《布鲁南堡,公元九三七年》、《失明的人》等诗作。


《深沉的玫瑰》:我是羡慕死者的人

我看不见你,但知道你存在,
这件事增添了我对你的恐惧,
你居然成倍增加那些构成并且包括
我们的事物的数目,这事未免离奇。
你死去时将会复制另一个,
然后是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
——《镜子》

另一个之后是“另一个”,“另一个”之后是另一个“另一个”,它们排列成一行,在循环里构成了省略号的世界,而另一个、“另一个”以及另一个“另一个”之前的“一个”在哪里?它是不是早就湮没在“另一个”的无限之中?它是不是被增殖的数字所吞噬?

或者,应该已逆向的方式寻找那个本源,那个本体,那个自我,但是这一条充斥着循环的路上,已经很难看到当初出发的起点。一种迷惘,就写在博尔赫斯的诗歌里,不仅仅是隐喻和象征,甚至也是文本的一次事故。《深沉的玫瑰》诗集里这首诗的题目叫《镜子》,读着读着仿佛是那些熟悉的诗句了,再翻过去,果然看到了几乎一样的诗句,在《老虎的金黄》里,题目叫《致镜子》,镜子摆在面前,是能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庞,那是另一个自我?看见其实是令人恐惧的,因为镜子里的另一个自我“时时刻刻都在暗中窥探监视”镜子前活着的自己,他们构成的并非是一种镜像,而是被时间改变的肉身,所以在《致镜子》里博尔赫斯说:“你透过飘忽的水面和坚硬的玻璃/将我跟踪,尽管我已经成了瞎子。”于是熟悉的句子变成了另一个:

我看不见你,但却知道你的存在,
这事实本身使你变得更加可怖;
你是敢于倍增代表我们的自身
和我们的命运之物的数目的魔物。
在我死去之后,你会将另一个人复制,
随后是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镜子制造了成倍于我们自身的事物,镜子照见了被复制的另一个,而这种成倍和复制的一个事实是:我已经死去。死在《老虎的金黄》里,死在《深沉的玫瑰》里,这或者就是博尔赫斯真的无法摆脱的一种恐惧,它是一本诗集里的一首诗,它是另一本诗集里的另一首诗,他是一个闻到了死亡气息的博尔赫斯,他是另一个闻到了死亡气息的博尔赫斯——所以不安,所以害怕,甚至,所以恐惧。一种逆向寻找源头的动作其实还没有真正完成,同样在《老虎的金黄》里,《一个明天》里,博尔赫斯说到了“我已经年届七旬、双目失明”,在《深沉的玫瑰》里,在《一九七二》里,博尔赫斯也在说“我已失明。年届七旬”,《一个明天》是“祖国啊,你属于我”,而《一九七二》里,“给我的是祖国”,《一个明天》里,希望“让我摆脱龙钟的老态,/摆脱如同一排排明镜般/干篇一律的日子”,《一九七二》里则是希望“摆脱琐碎的学院气息,/代替剑的事业”——关于个体的卑微生命,关于英雄主义,关于祖国,关于对时间的抵抗,几乎就是同一首诗。

被复制的“另一个”是不是就变成了博尔赫斯复制的“另一个”,从在镜子命运中的自己到在现实中渴望摆脱苍老的自我,这是在时间的巨大困境中的一种迷惘?博尔赫斯的确已经失明,的确已经老去,随着时间一步步将他带向那种死亡的境地,眼前的镜子一定越来越多,而在镜子面前,他根本看不到自己,看不到另一个,看不到另一个之后的“另一个”,以及无数个再也分不清的另一个,所以只能在想象中感觉到“我对你的恐惧”,而想象越多,那些镜子就越密集,就越会制造另一个,最后都变成了一种梦魇。

“可能是一面镜子映出我变了样的面孔,/可能是一座有增无已的牢笼般的迷宫。/可能是一个花园。但始终是梦魇。”其实早已不是试探性的“可能”,而变成了被困住的必然,所以在这增殖的镜子恐惧中,博尔赫斯或者想要摆脱语言的牢笼——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诗句,曾出现在《老虎的金黄》里,又出现在《深沉的玫瑰》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记录甚至变成了对于诗意的复制,在一种工具意义上生产出了文字。

但是,博尔赫斯从来不是在镜子前低下头去的人,即使重复那些语句又如何?即使复制另一个自我又怎样?即使面对不似人间的恐怖,博尔赫斯也在寻找镜子之外的诗意,寻找另一个之前的本源,“当我的肉体静止、灵魂孤寂的时候,/我身上为什么绽开这朵荒唐的玫瑰?(《梦魇》)”看不见镜子里的一切,重复记录诗句,只不过是“肉体静止、灵魂孤寂”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老虎的黄金》中,他已经伸向了“神话和云雾缭绕的昨日”,开始探寻那些孤独的灵魂,“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是永远都生活在孤独中的人。”他们是尤利西斯、亚伯、该隐,是布下星斗的始祖,是修建第一座金字塔的人,是《易经》卦象的记录者,是在亨吉斯特的剑上用北欧古字母镌下铭文的铁匠,是弓箭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路易斯·德,莱昂,是伏尔泰的园丁,是还活着的你和我。

而在《深沉的玫瑰》里,这种独一无二便成为了在镜子前看不见自己之后的想象,《布鲁南堡,公元九三七年》不仅仅是在神话和云雾缭绕的昨日,当九三七年韦塞克斯的国王们战胜了爱尔兰的安拉夫率领的苏格兰、丹麦和不列颠联军,其实在一九七五年的博尔赫斯那里,变成了比昨日更锋利的一把剑,“你身边空无一人。/昨晚我在战斗中杀了一个人。”因为有人死去,因为空无一人,所以才可以那么迅速地拔出武器将敌人置于非命,一把剑就是一种无限的想象,它制造了杀机,手起刀落,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还有什么是“另一个”?还有那一头白鹿,是支配这个奇特世界的神灵,它曾经在梦中出现,而现在它变成了更神奇的想象:“在遥远未来的一个拐角,/我或许会再梦见你,梦中的白鹿。”还有存在于博尔赫斯世界里的东方,那里有“骆驼商队经过遥远的时间和沙漠/把它运到维吉尔所在的罗马”的丝绸,有“但是地球上世世代代的人们/不会忘记流血、祈祷/和小山冈上三个最后的人”的宗教,有“我知道有一本神奇的书,/用六道虚实相间的线条组成六十四爻,/占卜我们清醒和睡梦的命运”的易经,有“我知道那个黄铜瓶里/禁锢的一缕烟的妖魔,/以及他在黑暗中作出的许诺”的阿拉伯传说,如此构筑了博尔赫斯镜子之外的那个神秘、神奇和神圣的世界:“这就是我的东方。是我的花园,/对你的回忆使我透不过气。(《东方》)”

“作家忠于的应该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一个假设‘现实’的短暂的情景。”一九七五年六月的《序言》里,博尔赫斯如是说,当想象变成了“现实”的对立面,它逃逸出了镜子,逃逸出苍老和死亡,成为寻找自我的一条通道,即使不是肉眼所看见,一样可以有一座岛屿,“我首先看到一个仿佛是远处岛屿似的形式,后来演绎成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我看到的是结尾和开头,而不是中间部分。”即使若隐若现,即使在诗句里有复制的影子,最后的那首诗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就像“神话和云雾缭绕的昨日”。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岛屿带来的归宿感和寄托意义比制造了“另一个”的镜子更有诱惑,它甚至可以是情感的终点,以一部小说或诗歌的方式留存下来,也只有划船而行的人能找到这个岛屿,能登临上去。

所以博尔赫斯留下了一个更神秘的进口,“失明是封闭状态,但也是解放,是有利于创作的孤寂,是钥匙和代数学。”似乎再次回到了独一无二的自我世界,那里没有失明,没有苍老,没有死亡,没有制造了无数“另一个”的镜子,而这也正是博尔赫斯寻找自我、寻找本源的真正意图——我是谁?我是肉体组成的人,“颅骨、隐秘的心、/看不见的血的道路、/梦的隧道、普洛透斯、/脏腑、后颈、骨架。/我就是这些东西。”我是曾经浪迹天涯的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不是战斗的剑。/我只是回声、遗忘、空虚。(《我这个人》)”我是“失明的人”,“我再说一遍:我失去的只是/事物虚假的表象。”甚至,我是一个“自杀者”:“我将抹掉金字塔、勋章、/大陆和面庞。/我将抹掉过去的积淀。/我将使历史灰飞烟灭,尘埃落定。/我瞅着最后的落日。/听到最后的鸟鸣。/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后人。”

我在流浪,我会死去,我遗忘也被人遗忘,我什么都不是,这是博尔赫斯看见的我,但这个我永远在物的意义上,就像那间阁楼上的杂物,是一张散了架的行军床,是死去的人用过的轮椅,是“流苏残缺不全”的巴拉圭吊床,是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参谋部的一张图片,是“棋子不全”的硬纸板棋盘,是镀金剥落的镜框,是一本发霉的《殉道书》,是一帧不知谁人的照片,是一张虎皮,是“不知开哪扇门的一把钥匙”。这一切提供的就是一张死亡的“清单”,它们都是物,都被人遗忘,都在空虚里死去。所以在杂物的世界里,博尔赫斯发问的是:“楼里堆满了杂物,/我们能找到什么?”

但是,走进这个阁楼的不正是博尔赫斯自己?看见杂物的不正是一个活着的、而且具有想象里的诗人?“我树起这块碑,纪念遗忘和遗忘的事物,/和杂物混在一起,肯定不及青铜持久。”那个岛屿已经若隐若现,所以被激活的世界需要的是“另一个”之前的这一个,唯一的一个,“我是从港口看船头的人;/我是时间耗损的有限的书本,/有限的插图;/我是羡慕死者的人。/更奇怪的是我成了/在屋子里雕砌文字的人。(《我》)”我不再是一些器官组成的肉体,而是“一把剑的回忆”,可以看见“弥散成金黄的孤寂的夕阳”,看见“阴影和空虚的缅想”,甚至可以沿着航线一直到达那个岛屿;我不再是在事物虚假表象里失明的人,而是在弥尔顿的世界里拥有勇气的人,“我仍想着玫瑰和语言,/我想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脸,/在这个奇异的下午我也许会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再是害怕被镜子监视而倍感恐惧的人,“我将是众人,或许谁也不是,/将是另一个人而不自知,/那人瞅着另一个梦——我的不眠。/含着淡泊的微笑凝目审视。(《梦》)”

我反而成为嘲笑“另一个”的人,我反而比尤利西斯的水手们划得更远,我反而可以超越人类记忆的彼岸,所以当博尔赫斯铺陈出“我们的全部往日”,就是将一种静态的时间扩展开来:

我想知道我的过去属于谁。
我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个?
是那个写过一些拉丁六韵步诗句
已被岁月抹去的日内瓦少年?
是那个在父亲的书房里
寻找地图的精确曲度
和凶猛的虎豹形状,
耽于幻想的孩子?
还是那个推开房门的孩子?
屋里一个人即将死去,
孩子在大白天
吻了那人临终的脸。
——《我们的全部往日》

超越生死,超越当下,超越肉体,何必再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何必再迷惑于“瞅着我的是谁的脸”?何必被复制的“另一个”所劫持?博尔赫斯看见的是宇宙的秘密,不是混沌,不是黑暗,不是空间,不是时间,“是他设置了第一个/无限夜晚之前的万籁俱寂。”这才是宇宙起源,才是世界的源头,“它神秘的过程没有让/过去流向未来,/遗忘流向遗忘。”博尔赫斯听到了夜莺的歌唱:“我在空濛的下午不懈地仿效,/沙漠和海洋的夜莺,/你在记忆、兴奋和童话里/在爱情中燃烧,在歌声中死去。(《夜莺》)”看到了野牛的奔跑:“不受时间限制,不可计数,等于零,/它是最后也是第一头野牛。(《野牛》)”而那个自己也将被遗忘:“我要用今天的语言/道出永恒的事物;/努力不辜负/拜伦的伟大回声。/我生自尘土,归为尘土。(《勃朗宁决意成为诗人》”

夜莺、野牛、尘土都是另一个宇宙,它们是起源,是第一个,是自我,而在通向想象岛屿的航行中,那一朵曾经开过、现在开着、未来永远开放的玫瑰在深沉中成为唯一的一朵:“我是盲人,什么都不知道,但我预见到/道路不止一条。每一件事物/同时又是无数事物。/你是上帝展示在我失明的眼睛前的音乐、/天穹、宫殿、江河、天使、/深沉的玫瑰,隐秘而没有穷期。(《永久的玫瑰》)”

老虎的金黄

编号:S63·2170911·1414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5.00元
ISBN:9787532770687
页数:123页

“比喻随意,行文自由或者打破了十四行诗的约束。混沌初开的时候,人们都很茫然,听命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事物很可能就不存在有诗意和没有诗意的分别。一切都有点儿神奇。托尔还不是雷神,而是雷和神。”《老虎的金黄》为博尔赫斯诗歌代表作,创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堪称博尔赫斯最为著名的诗作,。诗人从历史、神话、国家、语言、动植物或日常行为中选题,打破十四行诗的规律。“对于你,我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回声:/对于我自己,我是一种渴望和奥秘、/是一个充满神奇与恐怖的岛屿,/也许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就像在另一片星空下生活过的你。””收录《帖木儿》、《剑》、《短歌》、《苏莎娜·邦巴尔》等诗歌。


《老虎的金黄》: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

“正是由于我不再是那个孩子了,”他反驳我说,“所以才必须杀了您。这不是报复,而是讨回公道。您的辩白,博尔赫斯,只是因为害怕而耍的花招,想让我别杀了您。您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还有一个办法,”我回答道。
“什么办法?”
“醒过来呀。”
我真的醒了。
——《仇人轶事》

那个怀着仇恨的人已经是一个可怜的老头,但是在小孩子的时候记下的仇恨却无法消除,他拿出了枪,对准了我,尽管我告诉他,“您已经不再那个孩子,我也不再是那个不知轻重的人了。”尽管我开导他,“报复和宽恕一样,都是面子上的事情,都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仇人遇到了仇人,似乎只有死路一条,执着于仇恨,是不被时间所改变,或者更应该说,仇恨后面的公道是不被时间所湮没的。

枪拿了出来,再无退让的可能,但是在这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却想到了另一个办法:“醒过来啊。”于是真的醒了——醒来的不是拿着枪要将仇人置于死地的老头,而是我,当我醒来,就是脱离了死亡的梦魇,就是忘掉了仇恨的本质,但是当一个人醒来,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死亡没有对象,就再也无法制造噩梦?而醒来是不是意味着连公道也不存在了?

博尔赫斯制造了一个寓言,像一个虚构,在死亡迫近的时候挣扎着看见了呼吸的出口,然后逃逸,然后永远放在了身后。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显然在这一个梦里制造了不死的幻觉,而梦从来都是拿着枪的那个人,“我已经年届七旬、/双目失明”,在年老面前,在疾病面前,博尔赫斯是无力的,他的呼喊是宿命式的,“谁能发发善心/让我摆脱龙钟的老态,/摆脱如同一排排明镜般/干篇一律的日子,/摆脱礼数、拘囿和说教,/摆脱不断签发/以供尘封的名册,/摆脱充作记忆的书籍,/让我能够得到也许是作为阿根廷人/注定该得到的那充满生机的净土……”渴望摆脱这些桎梏,其实是渴望摆脱时间造成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就是那个拿着枪的老人,他已经瞄准了自己,只需轻轻扣动扳机,所有的时间都走向了死亡。

死亡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缓慢地解构了所有的希望,博尔赫斯在“致马里亚娜·格罗多纳”里看见了“瞎子”,他被逐出了斑斓的世界,从此自己成为了囚徒,而那些往事都变成了灰蒙一片的镜子,“在花园里,/我只能嗅到黑暗中的黑色玫瑰的香甜,/朋友们啊,如今一切物体全都模糊浑黄,/我所能够见到的不过是连绵的梦魇。”瞎子是失去了看见的能力,那些隐隐现现的繁星,那些掠过如今神秘莫测的蓝天的飞鸟,那些“别人用字母编排组合起来的文章书报”,那些庄重大理石墙壁,那些“隐去形体的玫瑰”,那些悄无声息的赤金和艳红的绚丽都无缘再见。

失明是丧失了看见的能力,而苍老更直接指向了死亡,他听到了梦里有人对他说:“大约是在几天前的夜里,在科尔多瓦大街的一个角落,曾经同博尔赫斯讨论过塞维利亚无名氏的呼唤:啊,死神,你悄悄地来吧,你总是驾着飞矢悄然而至。”他进入了《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梦》里:“你没有理睬他,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已经像平时一样同妻子和女儿道过别了。你将不会记得这个梦,因为,为了让事情成真,你必须忘掉一切。”他在《宫殿》里感叹无法更改的生命走向:“有限却又美好。在石碑上镌下、在生死簿上登记日期则是我们死后的事情;一旦死了,议论也好、欲望也好、名声也好,全都与我们无关。”他像那个“卫兵”,闻到了仇恨带来的死亡气息:“我身处一间圆形的囚室,环状的墙壁越缩越紧。/我们互不欺骗对方,但是却又都在说谎。/我们之间相互了解得太深,/形影不离的兄弟啊。/你在喝我杯中的水、在咬我手中的面包。/自戕者的大门正开着,不过,神学家们断言:我将在另一个王国的无边黑暗中等待着我自己。”他感到自己将失去一切:“如今留下来的到底都有些什么?/我的那些已经没有踪迹可觅了的/波斯或挪威籍祖辈又都在什么地方?/让自己不变成瞎子的机缘、船锚和大海、/忘掉自己是什么人的可能该到哪儿去寻找?(《失去了的》)”当然,他更看见了刻着自己名字和日期的墓碑:“我只希望得到那块石碑。我只希望/镌下两个抽象的日期和被人遗忘。(《坟地》)”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这是博尔赫斯最后的无奈,而在这被枪指向了仇恨的死亡中,他甚至开始像一六四三年的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那样,在日记的沉思中谈论上帝,并期望上帝能够保佑自己,“保佑我吧,主啊,让我能够战胜/化作石碑、被人遗忘的强烈欲望,/保佑我,让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不再拥有那已经无可挽回的举止模样。”布朗在“针对自己的私下练习”里把宗教信仰看成是对死亡的解脱,而博尔赫斯祈祷的主也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诗人带着强烈的欲望解救个体困境,希望告别的仅仅是“黄昏时分的惶惑”——甚至,博尔赫斯还在“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呐”希望见到奇迹。

在死亡的恐惧中,那只老虎就真的闯了进来,一种战胜死亡的力量幻化成“威猛彪悍”的老虎,变成“宙斯幻化的可爱金属”——老虎的金黄是不是就是博尔赫斯解构死亡的一次努力?它有着“九夜戒指”:“每过九夜就衍生九个、每个再九个,/永远都不会有终结之数。”循环而故事由此开始,而在取消了终极目标的虚构中,博尔赫斯所要逃离的是死亡的循环,因为死亡带给他的就是“在我死去之后,你会将另一个人复制,/随后是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镜子命运,是另一个我的命运寓言。所以用循环来战胜循环,是把死亡带离命定的圈套,那一只老虎在“九夜戒指”的神奇力量下,制造了另一个传奇:“啊,夕阳的彩霞,啊,老虎的毛皮,/啊,神话和史诗的光泽,/啊,还有你的头发那更为迷人的金色,/我这双手多么渴望着去抚摩。(《老虎的金黄》”

老虎的金黄带着“神话和史诗的光泽”,当博尔赫斯在诗中去抚摸,其实就是打开了那个囚禁自己的牢笼,就是取消了自我循环的命运——神话超越现实,史诗终结当下,在那个广阔的世界里,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帖木儿,他把战旗插到了波斯波利斯,他制服了罗马人和埃及人,他踏遍了茫茫的俄罗斯大地,他把少数不肯臣服的君王捆绑在了战车的辕下,他把始传于混沌初开之前的经典之经典《古兰经》投入到了阿勒波的烈焰之中,他把埃及那纯洁得像山顶积雪一样的美人塞诺克拉特拥在怀里……他是众神,他是“所有的星辰”:“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狱卒、监牢和利剑/执行着我不说二遍的指令。/随便说出的话语就是铁的法律。/就连在其遥远的国度/未听到过我的名字的人们/也心甘情愿地任由我随意驱使。”

在那个神话故事里,利剑开创了一片天地:它是格拉姆、杜伦达、鸠约斯、埃克斯卡利伯等圣剑,“它们昔日的战绩随着诗歌的流传而得以播扬,/这诗歌就成了它们在人世间的唯一纪念。”它被握在公园九〇〇年的诺森伯里亚手上:“但愿野狼能在天亮之前将他吃掉,/利剑是最近便的通道。”它在西古尔德的铸造中成为永恒之物,“只有不受时光局限的事物/才能在时光中长生久传。”它甚至在麦克白的复仇中成就了莎士比亚的伟大:“我杀死自己的国王,/为使莎士比亚演绎成戏剧。”

它在史诗里,它成为神话的主题,它在英雄的手上,而当博尔赫斯用手抚摸这“老虎的金黄”,他感受到的更是谁与争锋的孤独,苏莎娜·邦巴尔在眺望中,“在那诸多的神话与脸谱背后,/潜藏着的是一颗孤独的心。”帖木儿在征战中发出了“为什么我没有亲临刑场?/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利斧和头颅?”的疑问,守门的双面神明雅努斯在独白中看见了时间的分裂,“我看到了自己的无奈:残断的躯体/和两张永远都无缘相见的面孔。”高乔人打败了敌人,却也无法逃离孤独,“他从来都未曾说过:我是高乔幸人。/他注定不会去想象别人的乐与苦。/在临终的时刻,同我们一样,/也是那么无知,也是那么孤独。”

高傲而孤独,传奇却带着悲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也是一个噩梦?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这个疑问的直接回答是:“在这人世间,只诞生过一个人,只死过了一个人。”一个人成为英雄,一个人写就史诗,一个人有着“老虎的金黄”,一个人散发着光泽:“那个人就是尤利西斯、亚伯、该隐、那布下星斗的始祖、那修建第一座金字塔的人、《易经》卦象的记录者、在亨吉斯特的剑上用北欧古字母镌下铭文的铁匠、弓箭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路易斯·德,莱昂、孕育出了塞缪尔·约翰逊的书商、伏尔泰的园丁、站在比格尔号船头的达尔文、毒气室里的一个犹太人,以及,还活着的你和我。”

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看见辽远的曙色,只有一个人能体味水的清凉、果味和肉香,只有一个人是我,是你,“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是永远都生活在孤独中的人。”也只有是一个人,才不会出现循环,才不会有终结,所以一个人注定是孤独的,一个人可以打破宿命,一个人也必然会写出独一无二的史诗。但是,博尔赫斯从神话、史诗到个体,其实构建的是生命的传奇,它不是走向死亡,而是一次归来。《四个时代》里他讲述了四个故事,它们是“一座一些勇敢的人进攻和保卫着的坚固城池”的故事,荷马创造了一个时代;它们是关于尤利西斯滞留十年归来的故事,它们是伊阿宋和金羊毛关于追求的故事,它们是关于神灵牺牲的故事,“弗里吉亚的阿提斯自残自戕;献祭给奥丁的奥丁,自己献祭给自己,在树上挂了整整九夜,而且还身带矛伤;基督被罗马人自己钉上了十字架。”四个故事,四个时代,从神话到英雄史诗,博尔赫斯只为一点,那就是每一个时代都独一无二,每一种传奇都书写了永恒——它不可超越,它不再重复,它就是时间提供的“老虎的金黄”。

所以在追寻、在回归中,博尔赫斯要从复仇的噩梦中醒过来,不是为了忘掉迫在眼前的死亡,而是在死亡到来之前找到永恒意义。时间会带走芬斯堡英雄业绩,会蚀损些许千古诗句,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有些东西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在塘底的乌龟。
不可能存在的物体。独角兽的
另外一只角。三合一的灵性。
三角的圆盘。伊利亚人的
悬滞于空中的箭矢
得以射中目标的那一捉不住的瞬间。
贝克凯尔诗中的鲜花。
时光阻遏了的钟摆。
奥丁钉到树上的钢钎。
切口没有裁开的页面上的文字。
以某种永恒的方式
轰鸣不止并成为天机组成部分的
胡宁之战的马蹄的回声。
萨缅托留在人行道上的影子。
牧人在山野听到的呼唤。
沙漠里的白骨。
射杀了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的子弹。
壁毯的背后。除了贝克莱的上帝
没有任何人看得见的物体。
——《咏物》

而所有这一切的思想、文字、声音、故事、信仰,甚至死亡本身,永恒意义就在于它发现了诗意,“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每—件事情都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其本质就是如此。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那么高的境界。”诗意在生命的有限中也在无限中,在时间的终结处也在开启时,在个体的陨落中也在重新醒来时,就像西班牙北部桑坦德市西的一处洞穴里的绘画和雕刻,“我的生与死有过许许多多的形式。”许多也是唯一。

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

编号:S63·2170911·1413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5.40元
ISBN:9787532771219
页数:130页

读博尔赫斯《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里的那些歌谣,应该通过想象有一个人手指拨动着琴弦,唱出那些富有节奏的词,而唱词的内容也就不这么重要了。《为六弦琴而作》创作于创作于1965年,收录了《关于两兄弟的歌谣》、《他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关于哈辛托·奇克拉纳的歌谣》、《关于堂尼卡诺尔·帕雷德斯的歌谣》等11首博尔赫斯为吉他曲子创作的诗,并建议读者通过想象”有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商店里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情景”来补上没法听到的音乐。《影子的颂歌》收录《詹姆斯·乔伊斯》、《永久的礼物》、《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迷宫》等诗歌,是博尔赫斯的第五本诗集,在时常提到的镜子、迷宫和剑之外,还增添了两个新的主题:老年和伦理观。


《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镜子在等着他

那人已经失明,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
读他摆弄的美丽的书本,
书本也不可能帮他写出
与别的书本平起平坐的书本,
但他在或许是金色的下午,
在奇特的命运面前露出笑容,
找到了那些心爱的旧物
给他带来的特殊的幸福感觉。
——《一九六八年六月》

他进入到藏书室,他整理着书架上的书籍,他抚摸着羊皮纸的封面,对于他来说,当用手触摸那些书面的时候,有一种建立秩序带来的愉悦感,于是,他把这个时间叫做“金色的下午”,仿佛有一道光照射进来,仿佛那光制造了整个下午的宁静,仿佛完全的宁静就是命运的写照。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六月,一个下午,站在那些书面前的是一个名叫博尔赫斯的老头,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不仅感觉到自己已经慢慢苍老,而且眼睛也不再看得清眼前的一切,当这一个下午如期而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金色的下午”?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宁静?或者整理那些书真的能带来某种秩序感?是的,他说,这是“在可能象征金色下午的宁静中”,他把自己叫做“那人”,他把整理藏书看成是“默默无畏地进行文艺批评”,这一切的可能,他之外的那人,想象中的文艺批评其实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他已经不可能读那些摆弄的书,那些书也不可能让他“写出与别的书平起平坐的书本”——宁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寂寥。

一九六八年六月,似乎已经显得过于脆弱,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身体之病更让他迫近苍老,迫近一种叫死亡的东西,而在三年前,也是六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还在为那些歌谣寻找适合歌唱的词,还在告别“哀哀戚戚的感伤情调”而赋予它们一种传奇新色彩,还在朴素的民谣里怀想一种英雄主义,“骁勇从来都理当受到称赞,/希望绝对不会落空成缥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唱起了/关于奇克拉纳的传奇歌谣。”他们是“肯定是坦坦荡荡充满自信”的哈辛托·奇克拉纳,是“目光炯炯有神气”的堂尼卡诺尔·帕雷德斯,是“他都表现不凡有本事”的刀客塞维里奥·苏亚雷斯,是“他实实在在是个好人”的小老乡,是“沉静但又显出几分忧伤”的黑人,是“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的阿博诺斯,即使有“刀光闪闪亮”的伊韦拉氏两兄弟的争斗,即使有关于塞万多·卡尔多索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将他的性命最后葬送”的悲剧,即使在胡安·穆拉尼亚的故事中发出“他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的感叹,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写作这些民谣是快乐的,甚至他还期望读者能想象“有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商店里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情景来补上没法听到的音乐”,只要想象中的那个人“手指拨动着琴弦”,于是,“唱词的内容也就远不及那节奏重要了”。

避免“探戈歌词”造成的感伤情调,让民歌显出朴素的一面,博尔赫斯为读者预留的想象其实是想让自己“手指拨动琴弦”,所以没有避讳没有夸张,所以“不必感伤。在未来的岁月……”所以即使看见了曼努埃尔·弗洛宙斯歌谣里的死亡,他也说:“弗洛雷斯就要死了,/这件事情并不稀奇;/死亡本是一个习俗,/人们知道怎样处理。”但是当一九六五年的六月已经远去,当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倏忽到来,那种对于时间真切的感觉如何能在民谣的欢快中化为乌有?一九六五年,他为读者预留了一个想象的位置,一九六八年,他或者必须为死亡预留一个位置。

他一定是看见了“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发生的那次死亡事件:他走进了盥洗室,他洗掉了黑白方格图案的地面上的血迹,他抚平了自己的头发,整理了领带,然后他做出了最后一个动作,“他的手并不颤抖。他顺从地、着魔似的已经把手枪抵住太阳穴。”他是没有害怕地杀死了自己,“我相信,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一种死亡毫无悬念,因为他是在“预定的时刻踏上了大理石梯级”。现在的问题是,当一种死亡毫无意外地发生,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写在一个事件的档案里,当他死了,“现在他像死去的人那样不会再受到伤害。”当他踏上了梯级,“这件事将成为别人的回忆。”而他在盥洗室里做出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他看见了镜子,而且和那些歌谣可以让读者产生“手指拨动着琴弦”的那个人一样,镜子也为他留下了位置,因为“镜子在等着他”:等着他到来,等着他擦洗血迹,等着他抚平头发整理领结,等着他把手枪抵住太阳穴,因为,“试图想象镜子里在动作的是另一个人,而作为替身的他却在模仿。”

镜子里的是另一个人,死亡也属于另一个人,也许正是这种镜像关系使得他“顺从地、着魔似的”打响了枪,走向了死亡——他仅仅是一个模仿者,之后他会走出盥洗室,走下梯级,然后消失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档案里。镜子在等着他,镜子也让他逃离死亡,一种互文关系,是为了让死亡留出一个口子,而死亡却变成了想象式的虚构,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行为。从这个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死亡镜子开始,博尔赫斯看见了迷宫:“我知道阴影中还有一个。/他的命运是耗尽/构成这个地狱的漫长孤寂,/渴望我的鲜血,吞噬我的死亡。/我们两个在相互寻找。/但愿这是最后一天的等待。(《迷宫(另一首)》)”所以当许诺给博尔赫斯作画的豪尔赫·拉尔科逝世,依然能找到一种纪念,“它以某种方式存在。像一支乐曲那样存在和发展,陪伴到永远。”所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的早晨,博尔赫斯开始祈祷,“我愿彻底死去;我希望同我的伙伴一我的躯体——一起死去。”死去的意义是宽恕我的过错,是拯救自己,是“早早被人遗忘”,是在宇宙的安排中能够不在意个体的消失。

一面镜子等着他,反而变成了某种希望,《他的结局与开始》中的那个孑然一身的人,那个带着落寞、怅惘和局外人的心情昏昏睡去的人,的确在临终之前做个噩梦,“梦见什么一点也记不清了,只害怕梦境再次显现。恐惧最终占了上风;横插在他和他想写的稿纸和想看的书之间。字母推推搡搡,挤在一起;一些面庞,一些熟悉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和事纷纷离他而去。他仿佛突然发了狠心似的,他的思想死死地依附着那些变化不定的形象。”那是一种害怕,是一种不安,是对于死亡最真切的体会,但是他最后却感到了亲切,因为那些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形象,“如今他属于这个新的世界,远离过去,远离现在和将来。这个世界逐渐包围了他。”又一种时间被开启,他蒙受了天恩,“从他死去的一刻开始,他一直在天上。”

无论是在镜子中真正的死亡者成为模仿者,还是在死去时祈祷被人遗忘,无论是阴影中还有另一个,还是在天恩中开启了新的世界,其实在一种可能到来的死亡里,博尔赫斯总是把死亡放在彼处,把死者当成是另一个人,正如镜子照映的世界一样,它变成了一钟“影子的颂歌”:我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我已经成为老年人,我做任何事都是强弩之末,我一生追求的事物并没有都如愿,但是,这却是一次回归,“我到达了我的中心,/我的代数,我的密码,/我的镜子。/我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是谁。”

死亡变成了一种反向的运动,它走向寂灭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可能,那里是我的中心,是唯一的代数,是必然的密码,是照映他者的镜子,所以一个中心议题是:死亡降临的时候,能看清自己到底是谁?从他者回归到自我,便是死亡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我在时间里,这似乎是难以逃离的一种束缚,但是时间真的只有开始和结束吗?时间能走向永恒吗?在永恒里我是不是可以一直活着?并非是要追寻永恒的时间,而是在时间的议题里发现永恒的意义,所以博尔赫斯希望在时间中回答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哲学命题:“未来、现在和过去有什么内在联系?恒河流过的这条是什么河道?源头难以想象这条河是什么河流?卷走神话和剑的这条是什么河流?”

在时间之流中,有过过去,那是一种记忆,“是那个形式易变的虚幻的博物馆,/是那堆破碎的镜子。”博物馆里存放着什么?是时间的影子,影子是“正等着他”的镜子,那里写着祖辈的名字,“我没有失去。它们属于我。/我在遗忘中,在偶然的愿望中拥有。(阿塞韦多》)”那里发生着高乔人的故事:“他们一生仿佛在梦中度过,不知道自己是何人何物。/也许我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相同。(《高乔人》)”那里有一九四〇年关于英格兰的记忆,“英格兰,休让日耳曼野猪和意大利鬣狗/亵渎你神圣的土地。/莎士比亚的岛国,愿你的儿子们拯救你/和你的光荣的影子。(《致某影子,一九四〇年》)”那里是一九六九年以色列的战斗,“忘掉你父辈的语言,学会天国的语言吧。/你将成为以色列人,成为战士。/你将在沼泽和沙漠上建立祖国。(《以色列,—九六九年》)”那里也存放着诸多的物品,一面红色的西方镜子、幻想中的朝霞、锉刀、门槛、地图、酒杯、钉子,“它们的存在超过我们的遗忘;/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已经离去。(《物品》)”

当然,那里也有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里有疲倦而幸福的人在美洲战斗归来的五月广场,有拉雷科莱塔执行枪决的大墙,有胡宁街的一株大树,有金塔纳路上一扇有门牌号的大门,有一座沉重的金属骑士塑像,有一把经历过战争的剑,有“我们同一个女人分手和一个女人离我们而去的日子”——“这些事物个人色彩太重,太就事论事,代表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博物馆里能够发现的是从未到过的另一条街,是街区和最深的庭院的隐秘中心,是门脸掩盖的东西,还有“我的敌人”和“不喜欢我的诗歌的人”,有“我们可能进去过但已经忘记的小书店”,有“为我们演奏我们不熟悉的米隆加舞曲”——它们是一个城市有关的记忆,却在隐秘处揭开了另外的面容,也许直到没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早在镜子的影像里等待着我们,“是已经消失和将要出现的东西,是后来的、陌生的、次要的,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城区,我们不了解而又喜爱的东西。”

时间深邃,不是只有开始和结束,不是只有昨天和现在,而在这个巨大的博物馆里,博尔赫斯发现的更是刻印在时间之河上至今都没有破译的神秘主义。《人种志学者》弗雷德按照导师的建议去了土著居民的保留地,他起初生活在那里只是为了观察他们的仪式,只是为了探索巫师的秘密,甚至只是为了写一篇可以出版的相关论文,但是抵达那里之后,他却改变了看法,他告诉导师的是一个秘密,“我掌握了秘密,能用一百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加以阐明。我不知道如何向您解释,那个秘密十分宝贵,我现在觉得我们的科学与它简直无法比较。”正是拥有了这个秘密,他可以应付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后来他结婚又离婚,后来他成为了图书管理员,但是他掌握的秘密是什么却不得而知,而博尔赫斯却说:“这里只有一个主人公,除非所有的故事都有成千上万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主人公。”成千上万的人变成了一个主人公,复杂多变的情况都在一个秘密里,看得见和看不见、活着和死去也不再是必然的变化,它都在一种结局中成为所有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就像镜子一样,制造了影子的颂歌,在神秘意义上破解了我们单一的方向。

还有那个为躲避搜查而进入地下室的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他在那里整整住了九年,那里都是黑暗,“黑暗使他整天陷于迷梦”;那里都是威胁,“每天都可能是他的末日”;那里都是恐惧,“最初他梦到月黑风高,钢剑直逼咽喉,梦到空旷的街道,梦到平原。”但是九年并不是由年月日组成的简单数字,它让一个人变成了温顺的野兽,变成了隐秘的神,当他走出来的时候,却又回到了年月日组成的时间里,“他长得虚胖,脸色苍白得像蜡,说话老是压低嗓音。他被充公的乡间产业始终没有发还;据说他贫困而死。”最后是死亡。一个在九年的黑暗、威胁和恐惧中都没有死去的人,在回到属于别人时间里的时候,却死在贫困里,与其说是时间改变了什么,不如说是他者的时间制造了无可逃避的死亡,“正如一切事物一样,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遭遇仿佛是我们即将领悟的某件事情的象征。”

是什么样的象征?神秘主义是不是脱离了时间之河,是不是脱离了生命的形式?它是一个影子,在本体之外成为了一个喻体,而是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再次回到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哲学命题,博尔赫斯说:“河流卷走了我,我就是那条河。/构成我的是不稳定的材料,是神秘的时间。/源头也许就在我这里。/日子也许从我的影子里涌现,/虚幻而不可避免。”一个我是在火中化为灰烬、肉体变成尘土的我,是“面庞已成为尘埃里的一个”,是在竖起的墓碑里入睡的我,是七十岁眼睛已经看不清事物的我,但是另一个我在镜子里唱着影子的颂歌,在博物馆里寻找神秘的故事,在语言中发现符号的永恒,守护着那些藏书建立了秩序,“这里有高高的书架,/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际,/像星辰一样隐秘而又可见。/这里有花园、庙宇。(《书籍保管人》)”

“除了无奈的读者已经预见到的镜子、迷宫和剑之外,增添了两个新的主题:老年和伦理观。”在那些覆盖了灰尘却看见了花园和庙宇的图书面前,我看见了老年的时间,也看见了时间之外的不幸和善,它们在镜子里都是面向一九六九年之外的“福音”:“被爱的人、爱的人、可以不要爱的人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都不是时间之中的个人,他们都在天国和地狱之外发现了幸福,因为:“幸福的人是幸福的。”

另一个,同一个

编号:S63·2170911·1412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6.30元
ISBN:9787532771257
页数:187页

“语言的起源是非理性的,具有魔幻性质。丹麦人念出托尔、撒克逊人念出图诺尔时,并不知道它们代表雷神或者闪电之后的轰响。诗歌要回归那古老的魔幻。它没有定规,仿佛在暗中行走一样,既犹豫又大胆。诗歌是神秘的棋局,棋盘和棋子像是梦中一样变化不定,我即使死后也会魂牵梦萦。”在结集出版的书中间,《另一个同一个》是博尔赫斯偏爱的一本。《关于天赐的诗》(另一首)、《猜测的诗》、《玫瑰与弥尔顿》和《胡宁》都收在这个集子里。集子里还有他熟悉的事物: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先辈的崇敬、日耳曼语言文化研究、流逝的时间和持久的本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发现构成我们的物质——时间——可以共有时感到的惊愕。


《另一个,同一个》: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遗忘

匕首同草稿和信件一起,躺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无休无止地做着它单纯的老虎梦,它一被掌握就兴奋起来,因为金属顿时有了生气,金属每接触到杀人者就有预感,匕首是人们为杀人者制造的。
——《匕首》

躺在书桌里的匕首已成为一件遗物,甚至已经锈迹斑斑,它沉默,它入睡,它做着自己的老虎梦,但是谁唤醒了它?打开了抽屉,一只手握住了它,手是人的手,具有温度的手,传递过来,于是冰冷的、生锈的、正在死去的匕首活了过来,它即将要做的一件事是:杀人。

恐怖气息弥漫开来,一幕带有死亡的谋杀正在上演,“它要杀戮,要制造突然的流血事件。”但是这只不过是匕首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它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让它从历史进入到现实,不是中断,而是继续,而现实也早就为它空出了位置,无法逃避,必然而来。“它不仅仅是一件金属构造的物品;人们设计并制作了它,目的十分明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永恒的,匕首昨晚在塔夸伦博杀过一个人,以前杀过恺撒。”是的,那里曾发生过科拉莱斯和巴尔瓦纳拉好勇斗狠的人的事迹,巴勒莫的刀客穆拉尼亚,催命鬼伊韦拉都是高傲的刀客,他们用匕首作为武器杀死了敌人和兄弟,而在历史的探戈声里,这一种死亡传递出来,让匕首有了一种归宿感。

以前和昨晚都在时间的另一侧,当时间在现在这一侧重新打开,时间就是一体的。“要命的匕首和另一把匕首——/时间——把他们委诸泥淖,/那些死者今天仍活在探戈中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不幸的死亡。”以前的匕首,以前的探戈,以前的死亡,现在的匕首,现在的探戈,现在的死亡,“今天它蓦然单独冒了出来,/违抗了忘却,没有以前或将来”,旋律唤醒了时间,看上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或正在变成现实。

匕首在博尔赫斯的抽屉里?匕首拿在博尔赫斯的手上?匕首被博尔赫斯写进诗歌里而复活?为什么博尔赫斯感到悲哀?“多么坚韧,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冷漠或者无辜的高傲,岁月白自流逝。”流血事件必然发生,是因为人们将它置于无休止的老虎梦而悲哀?还是用一只温热的手唤醒它而悲哀?博尔赫斯的悲哀其实在于时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关键词是:永恒。时间可以永恒吗?存在于时间里的一切都会永恒吗?而对于永恒的悲哀更在于:什么是不永恒的?

《永恒(一)》和《永恒(二)》并列在诗集里,其实它们不是同题的系列,而是指向了时间的不同意义。英文Everness是《永恒(一)》的标题,博尔赫斯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Everness这个词是威尔金斯在17世纪创造的,意思是永恒,但比永恒更有力。他还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可怕的词,从没有人用过,那就是Neverness,指的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物。”这是否定的永恒,是永不发生的事,在这首悲怆的十四行诗里,博尔赫斯说:“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样。那就是遗忘。”时间不被遗忘,它到底提供了什么?“上帝保全了金属,也保全渣滓,/在他未卜先知的记忆里/寄托着将来和逝去的月亮。”但是,当你的脸庞在镜中留下,并且今后还有留下,并非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它只是宇宙的记忆,只有一个艰巨的过道,当身后的门一扇扇相继关上,“只有在太阳西下的那一方,/你才能见到原型和耀光。”

“才能见到”当然是无奈的,它无法在时间里成为永恒的意象,所以只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一切的存在都是镜花水月。而在《永恒(二)》里,那个从德文Ewigkeit转变而来的词就是“永恒”,还是那句:“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但是当一切归于腐土,还可以歌唱“苍白的灰烬”,还可以赞美一切,“我知道永恒中继续燃烧/我所丧失的许多珍贵东西:/锻炉、月亮和下午。”锻炉、月亮和下午都成为了丧失之物,和躺在抽屉里的匕首一样,但是当永恒出现,它就可以继续煅烧,继续活过来,继续拥有使命,在一种遗忘之后发现存在的真正意义。

永远不会发生事物,是永恒的否定状态,在永恒中歌唱灰烬,是永恒的肯定状态,它们构成了永恒的双面结构,一种是悲怆,一种是欣喜,一种是可怕,一种是希望,所以博尔赫斯在《致儿子》中对那个我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你的儿子,以后的儿子,亚当的儿子说:“永恒属于时间的范畴,/因此也是匆匆过客。”在这里,如果把永恒放在时间意义中,它其实被限定在一种封闭结构中,它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它只有死亡不会复活,它只发生一次不会重复,但是,“上帝慈悲地给了我们交替和遗忘”,便是在时间之外,剔除了那些匆匆过客,而在交替中发现一切存在的真正意义。

时间一定是封闭的,它的最直接表现便是构筑了历史,历史是一个不会重复发生的时间维度,那里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往,都会成为遗迹,都会成为故事。那里有“约克大教堂的一把剑”,死了很久却还握在凶残的手上,“我在他面前是影子下的影子。/我是瞬间,瞬间是尘埃,不是钻石,/唯有过去才是真实。”那里有一册写在《贝奥武甫》上的诗,探讨着灵魂不朽的特点,“它广阔而严谨的循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那里生活着一位十三世纪的诗人,他在渴望的镜子中捕捉到了黑夜关闭而白天打开的一切:“代达罗斯、迷宫、谜语、俄狄浦斯。”那里发生了著名的胡宁战役,那个名叫苏亚雷斯的上校“有过顶峰,有过狂喜,有过辉煌的下午,/以后的时间算得了什么。”那个叫《巴尔塔萨·格拉西安》的西班牙作家、耶稣会教士“只在记忆里/纠缠于迷宫、象征和双关语”。

教堂里的一把剑,写在书上的诗,一个十三世纪的诗人,一次从辉煌跌落到深渊的战役,它们都在历史里,变成了匆匆过客,这是时间的无情,它只留下和他们有关的记忆,甚至记忆都被湮没了。但是历史并不是逝去,公元四四九年的“一个撒克逊人”带来了语言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提升为莎士比亚的音乐:/夜、水火、色彩与金属、//饥渴、痛苦、梦想、战争、/死亡和人类的其他习性;在山林里,在开阔的平原上,/他的子孙创造了英格兰。”苏亚雷斯上校在胡宁战役中是胜利者,他的曾孙写下了关于他的诗句:“战斗是永恒的,不需要军队和军号的炫耀;/胡宁是两个在街角诅咒暴君的百姓,/或是一个瘦死狱中的无名的人。”而那名乌尔比纳的士兵,在梦境深处探究,他就是塞万提斯,他看见“吉诃德和桑丘已在那里漫游”;一八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弗朗西斯科·拉普里达博士遭到阿尔道手下高乔游击队杀害,在他临死之前,博尔赫斯为他打开了心灵之门:“我找到了缺失的字母,/上帝早就知道的完美形式。/我在今晚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永恒的面庞。/循环即将完成。我等着那个时刻。”

尽管历史的命运就像拉普里达一样,被骑手、马鬃和马匹逼近,最后被坚硬的铁矛刺穿了胸膛,被锋利的刀子割断了喉咙,但是临死之前的所想,却成为延续时间的一种方式,他等待上帝带来完美形式的那个时刻,等待找到的缺失字母能编织永恒的面庞,一个博士即将死去,但是他所代表的知识、思想,却成为未来的希望:“我曾渴望做另一种人,/博览群书,数往知来,/如今即将死于非命,暴尸沼泽;/但是一种隐秘的欢乐使我感到无法解释的骄傲。”欢乐和骄傲是因为不被时间遗忘,是因为还有永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完成永恒吗,就要丢弃那些该遗忘的东西,《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中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回忆已经眼花缭乱,那里的英雄,那里的荣誉和失败,都变成了虚幻的东西,“我们白白地给了你浩瀚的海洋,/白白地给了你惠特曼见了惊异的太阳:/你消磨了岁月,岁月也消磨了你,/你至今没有写出诗。”而正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那首诗出现了,诗歌里的一切都是“最易塑造的时间形式”:巴西和乌拉圭的边境,马匹和拂晓,青铜的砝码和一卷《格勒蒂尔萨迦》,代数和火焰,在血液里奔腾的胡宁冲锋的激情,比巴尔扎克笔下人物更多的日子,忍冬花的芳香,情爱和情爱的前夜,无法忍受的怀念,埋在地底的宝藏般的梦,慷慨的机遇……

诗歌在开放,它超越了有限的时间,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于是所有人都不再是无用的仆人,他们都在写诗:伊曼纽尔·斯维登堡在“用枯燥的拉丁文/记下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爱默生说:“我的名声传遍了大陆;/但我没有生活。我想成为另一个人。”惠特曼在歌唱:“我的生命几乎已经结束,但我的诗歌颂了/生命和生命的辉煌。”海涅看见了夜莺:“你的金色黄昏/和你歌唱的花朵挽留不了你。”而斯宾诺莎“超越了隐喻和神话,/打磨着坚硬的水晶:/上帝的全部星辰的无限图像”即使如爱伦·坡,也“反复从镜子的另一面/投身他错综复杂的使命,苦心孤诣地营造梦魇”。

他们是富有,闪耀着永恒的光芒,他们在时代中消失,却“有一朵不被遗忘”,那是弥尔顿笔下的玫瑰,不被遗忘是因为这朵玫瑰是“没有标志或符号的一朵”,它不属于历史,不属于传说,不属于唯一的时间,当它被去除了标志和符号,便是一种永恒。但是无论对于历史事件的改写也好,还是对于历史人物的想象也罢,博尔赫斯似乎还是站在历史的维度里,当他面对现实,面对自我,面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该如何发现和构筑其中的永恒?

这是流进血液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如今你在我身体里,你是我朦胧的命运,/那些感觉至死才会消失。”这是让人恐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系我们的不是爱而是恐惧;/也许正由于这原因,我才如此爱你。”这是只存在过去名字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名字里回响着号角、共和国、军马和早晨,/欢乐的胜利,军人的牺牲。”这是留给了我凋零的玫瑰、凌乱的街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说一切都有终结和规格,/都有最后一次的遗忘,/谁能告诉我们,在这幢房屋里,/我们无意中已经向谁告别?”这是一个把我遗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拂晓时我仿佛听见一阵喧嚣,/那是离去的人群;/他们曾经爱我,又忘了我;/空间、时间和博尔赫斯已把我抛弃。”甚至,我成为一个外地人,“它是一系列模糊的形象,/仿佛专为遗忘而设。”

被遗忘、被抛弃、被异化,那个亲切的、熟悉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像那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一样,抵达了永恒的否定状态?也因为这种可怕的否定状态让博尔赫斯发出了“我是谁”的疑问:“海洋是谁,我又是谁?/我将在末日后的那天得到解答。(《海洋》)”这个问题或者需要在历史的维度里具有了回声,《胡宁》是博尔赫斯的祖父战斗过的地方,当进入到那段历史,他找到了“同一血统、同一姓氏”,而发问的是:“有谁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模样,你是谁?”过去在无数镜子里,无数的镜子照出了自己的衰老,所以在面对自我时,关于命运,便成为一首挽歌:“他见过人们常见的事物:/死亡、笨拙的黎明、平原和迷人的星辰,/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姑娘的脸之外,/他什么或者几乎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不希望那张脸再记得他。/啊,博尔赫斯的命运,也许不比你的命运更奇特。”

博尔赫斯是我,博尔赫斯是谁?博尔赫斯是所有被遗忘、被抛弃的人,又是一样寻找意义的人,所以博尔赫斯在《致一位一八九九年的小诗人》中假想了一个现代主义诗人,而这个诗人就是自己,就是叫博尔赫斯的诗人,“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否实现,/模糊的兄长,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但是我形单影只,我希望/你淡薄的影子从遗忘中重现。/让这些已经疲惫的单词/在即将逝去的黄昏中组合。”无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另一个,是同一个,无数的博尔赫斯是另一个,是同一个——他们一起唱出了《一九六六年写的颂歌》:“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而是我们全体。/让那些纯洁奇妙的火焰/在你我胸中燃烧不熄。”

时间会过去成为约克教堂里的一把剑,历史会湮没成为匆匆过客,现实会变异将诗人变成外地人,而所有一切的逝去和留下,死去和复活,抛弃和唤醒,都是关于永恒的两首歌,因为永远不会发生所以是一面镜子,因为无法遗忘而成为光荣的记忆,如梦如幻如水:

水啊,我恳求你。听了我
对你说的这番话语,请记住
在你怀里游泳的朋友博尔赫斯,
在我最终时刻不要背弃我的嘴唇。
——《第四元素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