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

编号:Z24·2091017·0767
作者:毛泽东 埃德加·斯诺 笔录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291页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2009年的这个称号对于一半骨灰安葬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来说,无疑又一次找到了归宿,是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的褒扬,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这个称呼才是对斯诺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艰难进程,同时,他也见证了中国在革命中逐渐建立起的毛政权。他的《西行漫记》记录了一个1937年之前的毛泽东,根据此书内容整理的《毛泽东自传》更是被称为“中国第一自传”,1936年斯诺说:“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毛泽东自传》:斯诺印象记

“仁者无敌”是我高中同学,大学是学历史的,在看了老家将被拆迁变成科创基地的博客后问我,是不是把那边的照片都拍下来了?其实他的这个疑问我曾经考虑过,而且几乎想付诸实施,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选择了几张能代表我在场心情的照片,以资纪念。我对他说,可是我不是历史记录者,没有办法把所有田地、房舍、山峦以及村人的形象用影像的方法保存下来,既不全面也非专业,我的纪念仅仅只能停留在个人的心情上。

意思大致是对于历史的真实记录需要丰富的史料,包括图片、文字、音视频,而基本上需要删除个人的主观意愿,因为我知道,史料所排除的是非法的主观,历史记录者应该全力摒除私人的刻板印象与史观。所以我只是纪念,而非留存。

这样的身份界定使我在阅读《毛泽东自传》这样一本“中国第一自传”时充满了尴尬,在这位老人家诞辰116周年的前18天(即2009年12月8日),我终于把这本典藏的图书看完了,我所说的“看完”,仅仅是顽完整阅读了前面四个部分的内容,即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从1893出生至1936年间的主要成长战斗经历。应该说,这四个部分的内容显得单薄,我其实看不到一个丰满、日渐成长的革命家、思想家的轨迹,大量的年代列表和简单回忆使这本书更像是“毛泽东自述”,而非毛泽东自传,而且,以1936年为界,也不能很好反映中年毛泽东在面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立共和国之后的心路历程。甚至对于毛泽东多舛的婚姻经历,也只是片言只字。

所谓“典藏”其实指的就是后半部分,作为附录,在《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的基础上增补了《毛泽东印象记》一文。同时,收录了最早的《毛泽东自传》英文原刊(1937年美国ASIA月刊七月号至十月号)、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译本原刊(1937年8月至11月的《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和最早的《毛泽东自传》中文单行本(复旦大学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经售的1937年11月1日初版本)的影印版。这个篇幅占了整本书的三分之二,虽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研究历史、具有“非法的主观”的人来说,实在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

自传部分对于心灵轨迹的弱化,当然和这本书的诞生背景有关: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采访。在延安,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长谈,搜集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边区各地采访,次年写成驰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书中部分内容后来单独出版,这就是曾经风行全国的《毛泽东自传》。

虽然不可以忽略这样的背景,但问题在于,斯诺笔下的毛泽东是不是就是那个真实的毛泽东?是不是这样的自述可以冠以“自传”的说法?斯诺承认这个书名是参考了妻子的想法,改用第一人称,把毛泽东这个形象通过“我”凸显出来,但是仅凭这些生平材料,当然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战争中的毛泽东,也不能成为斯诺著作的“心脏和脊梁”,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用《毛泽东自传》作为书名实在是一个伟大的策划,“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看看这份成绩单就可以为斯诺竖起大拇指: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自传》顺利出版,首印1万册,后再版时印刷6万册,发往当时的北平、南京、开封、安庆、成都等15个分发行所和全国各大书局代售。

这是一个西方记者冒大不韪而诞生的著作,它的史料价值大大超过了文本的价值,虽然斯诺自己也承认,毛泽东在谈话中总是“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个人在某些事件中的作用”,只是谈长征、谈革命、谈党、谈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英雄的故事。但是显然斯诺的作用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发挥了在那个时代特殊的作用,正像书写《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的法国史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宣称的那样:“我并没有说话,是历史通过我来说话。”

对我来说,不管是毛泽东还是斯诺,或者这本《毛泽东自传》都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历史景观,虽然那段历史离我很远,但我们没必要一定要使自己融入历史,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异地叫到:历史原本如此。正如海尔(Pieter Geyl, 1877-1966)认为的那样:

“历史是无穷尽的,也是不确定的。我们虽然尽力以确定的方式说明过去的事实,但是我们能做的其实只是陈述我们对历史的印象而已。”

河岸

编号:C28·2090713·0766
作者:苏童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291页

《河岸》是苏童自三年前完成重述神话作品《碧奴》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该书呈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残酷青春,故事展现了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展现了生命的卑微与顽强,青春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苏童这部新作率先赢得了评论家的好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鱼图腾

苏童“三年三易其稿”的《河岸》被我不到三天时间读完,这是我今年看得最没有阻力的小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的,在作者看来的重量可能对于阅读者来说,仅仅被一次疏通文字的努力所化解。

当然,我还是要向苏童道歉,在购买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中,我把“河岸”当成是一个偏义词,一直朝着“岸”的意义来理解,所以有了“河对岸有什么”的疑问,其实,看完才知道,河与岸是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两个面,是小说中有疆界的两个世界,苏童说:“岸上是油坊镇人们的家园,也是未获罪者的乡土,河上则是向阳船队船民们的家园,是被放逐者的乐园,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却是一组参照物。”

我从岸上开始,逐渐进入苏童的河,苏童的河是内敛的,是凝重的,甚至是悲剧的。而这种悲剧在那样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那个时代,但是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讨伐和谴责,那可能不是苏童,或者说不是我们曾经阅读过的苏童,不管是《米》,还是《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苏童几乎从来没有把小说背景定位在文革这个敏感的时间段,我觉得这是苏童的计谋,是苏童的逃跑,而在这部小说中,苏童切入到这个荒诞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追求人的虚无和渺小而期望引起读者对于那个时代的谴责与反思,而是希望破解关于历史、关于记忆中后面那个“最嚣张,最狂暴的潜在的大人物”。

所有的命运改变无非是一种秩序的颠覆,“我父亲曾经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但当历史被重新描述父亲不再“担任”烈士儿子时,他成了发誓永不上岸的“河上”人、鱼人,“我”则成了“空屁”,这显然是对那段非正常年代的隐喻,“河上”与“岸上”的对立是时代的顽疾。而作为这个对立最直接的标记便是屁股上的鱼形胎记,这是一切命运的直接掌控者,不管是谁,包括傻子,只要有鱼形胎记,就可能会造就一段个人新的历史,这样的盲目崇拜掀起了探究亲朋好友胎记的狂潮,而盲众的暴民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求恶化了历史和现实的混乱。

其实,父亲库文轩不仅不能还原历史,反而被历史戏弄,当烈士的光环消失,烈士牺牲的标志性地点棋亭被拆掉,纪念碑被遗弃。最终,谁也无法确知历史的真面目,人们的探究行动早已变成窥私欲望的发泄渠道。而曾经引以自豪的鱼形胎记被逐渐淡化,最后父亲用一种几乎悲壮的行动,绑着石碑沉河自尽。但是历史还是没有真相,个人仍然被异化。

真正的异化是一条河,而“我”无非是一个参照物,参照历史,参照命运,“父亲从被放逐,到拒绝上岸,获罪,救赎,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他其实没有逃,是在承受,儿子则在不停地逃跑和奔突,他在精神上也是个孤儿,始终在恐慌中,也始终在成长的煎熬中,他们父子一静一动,但都被困在河流中了,只是父亲已经做出永不上岸的决定,儿子却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

“我”一直在父亲的命令下逃跑,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以前苏童的小说“香椿树街”系列,而且我一直迷恋于“小孩,快跑!”这样的叙述带来的快感中,那是一种少年的狂放被监视的无奈,仿佛一句箴言,逃往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救渎。“我”的背后不仅是迷乱的历史,更有找不到归宿却盲目崇拜权利的父亲,他们像一只巨大的黑手控制和虐待着青春期的少年。

“由于父亲的出身成了悬案,我们也成了来历不明的人,父亲需要赎罪,他带我到向阳船队,也许不是下放,不是贬逐,是被归类了。”
——《河岸》第三部分《天堂》

而在这样不停的逃跑中,我始终没有突围,我一直被挟持着:“从此以后,岸上的每一条道路,不是我的左舷板,就是我的右舷板,我要小心地走,从此以后,油坊镇就是一片伪装过的水面,我要小心,我要格外小心地走。”

格外小心地走,“走”是岸上人的生活形态,而对于不肯上岸的父亲来说,区别于岸上现实世界的标记就是“鱼形胎记”。在我个人有限的认知中,鱼的隐喻多半来自生殖崇拜,而在这部小说中,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但是它的母题仍然是关于性的,父亲被放逐的很大原因也是性的放逐,而他的自残行为除了政治赎罪,更多是性惩罚,而“我”在父亲的监视下,则萌生了反叛的性张力,这种性张力是伴随着性压抑开始的,这是两极必反,当红慧仙的出现,在短暂的意淫中满足了我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唯一后果就是精神的被绑架。

“我父亲从岸上消失很久了,他以一种草率而固执的姿态,一步一步地逃离岸上的世界,他的逃逸相当成功,河流隐匿了父亲,也改变了父亲,十三年以后,我从父亲未老先衰的身体上发现了鱼类的某些特征。”看完小说,我还是先入为主地喜欢苏童的开头,这里保持了苏童原先的世界格局,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仍是那个来自香椿树上的少年漂泊,只不过苏童在适应时代和自己的努力下改变了少年的最后命运,松散和看似不再悲剧的的结尾虽然不那么压抑,但是也彻底消解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的迷障。

王干说,《河岸》宣告了先锋文学的终结,也是一份先锋文学的总结文本。是的,苏童已经上岸,而我似乎,还在鱼形胎记的隐喻中,随波逐流,不时冒出一两个气泡。

一句顶一万句

编号:C28·2090625·0765
作者:刘震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80元
页数:302页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农民杨百顺,杀过猪,种过菜,在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后,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写他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缓解仇恨、化解矛盾、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一句话的孤单

我基本上是害怕回到老家的,这与长期在外漂泊的禾子不同,他对故乡的感情是间隔的、怀念的,甚至是在“心随月色回故乡”的虚拟中,但毕竟是温热的。我时常担心我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回到故乡,与那些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走在两条田埂上,过去仅仅是过去,我只是停留,在孤独中一次一次地出走。

因为离得太近,因为回得太勤,这种心态也和刘震云不同,“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刘震云每次听闻延津人从孤单变为孤独,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于是有了《一句顶一万句》,说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虚拟延津的历史和社会中,“说”变成了一场异常艰难的寻找过程,变成了人类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变成了“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几代人的历史循环。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这个说明更像是一次不成功的策划,说实话,这样的策划反而掩盖了作品内在的张力,让读者沿着马尔克斯魔幻般的“羊皮纸”前进,但却是背道而驰,刘震云小说中的孤独是贴近现实的失语,是寻找中发现小人物的位置,孤独应该是一个主动适应的过程,而延津那些底层手艺人的生活,却是被生活所迫的离开,这是一种行而下的孤单,是无法理解牧师老詹“到哪里去”的无奈和尴尬。

寻找话语权,寻找历史的真实定位似乎是小说中要表现的母体,《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70年的历史在几代人的寻找中,但是刘震云的计谋在于,历史永远是一条暗线,看似相似和巧合,但是结果却永远不会是你想要的,在最后,牛爱国历经辛苦所获得线索一条一条断了,那句吴摩西临终前的话永远像是一个虚拟的符号,令你触摸不到。

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还是宋解放,他们几乎都不善言辞,都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生活,也曾有过那样的反抗和自主,但是在个人无力的年代,小人物往往是被命运捉弄,他们的朋友几乎就是有着孩童智慧的小辈,从吴摩西和巧玲无话不谈,到牛爱国、宋解放因为百慧“变得会说话了”,他们唤醒了心中那种孤单,被释放出来就会感到有活着的力量。而相对于曾经的朋友,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最终一刀两断,“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因为寻找,杨百顺改为吴摩西,又改为罗常礼,“顶着另一个人的名字,活着剩下的人生”;因为寻找,牛爱国甚至远赴广州寻找当年和自己一夜说不完话的情妇,这和道德无关,和伦理无关,在他们心中,唯一终极的目标就是摆脱孤单,说话和“被说话”。

在我从媒体获得的印象中,刘震云在公共场合里总是穿着一件对襟的黑色夹袄,说是妈妈亲手做的,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个乡下来的手艺人。而刘震云的写作更像是他寻找话语权的一个手段,替延津乡亲说话实质是替自己说话,他用文字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快感,寻找击破小人物心中不说话壁垒的武器。海子说:“孤独不可言说。”其实到最后,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并没有真正寻找到摆脱孤独的话语权,相反,反而在寻找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了言说的可能,也许,那不过是人类臆想中的“巴别塔”: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在我的这本书封面上,小五用拙劣的笔写下了一个汉字“马”,在素洁的封面上显得很不协调,我不知道这个马字的具体意义,所以没有询问,把这个仅有三笔的字还原为一个汉字的时候,我想,它没有劫持我的想象,而对于小五来说,他写下“马”字的那一刻,也是在寻找他内心的话语权吧。

私人藏书

编号:E63·2090527·0764
作者:【阿】豪·路·博尔赫斯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8年2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
页数:140页

“博尔赫斯是否曾经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德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在一个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博尔赫斯把自己置身于故事之外的冷静,向下看,再向下看,私人的空间里是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阐释比想象容易。


博尔赫斯迷宫

有些东西是宿命的,永远都是。当我用一个多小时完成《博尔赫斯迷宫》的时候,关闭网页正准备保存时,忽然找不到刚才写下的文字,它们起先躲在了我的背后,它们后来走进了黑暗之中,什么都没有留下,连死亡都那么悄无声息。

我想,它们也许真是迷宫里的精灵,在一个有关博尔赫斯的夜晚,所有时间都被模糊,所有空间都变成了虚构。

对于博尔赫斯这个名字,我一向小心翼翼地提及,他会让我恐惧,我的意思是,“Jorge Luis Borges”这个阿根廷名字像一个符咒“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而在这一块红布下面,是我看见的幸福。

其实,这样说很矫情,博尔赫斯不是我的偶像,他是一个活在上世纪的盲老头,拄着拐杖,曾经来过中国,长期独身,1986年死在日内瓦,终年86岁。但是你读到“博尔赫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在称呼一个阿根廷老头,而是一个令你有无限想象和可能的存在,它是一个符号,英雄般地出生,又永不磨灭,死亡在时间之外。

大概在博尔赫斯逝世10年之后,我翻阅了他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我们的相遇在沉闷的90年代显得太平常,以致我忘了准确的时间、地点和场景。这是一次很严重的疏忽,我为遇到博尔赫斯而感到恐惧,他像一个魔鬼攫住了我,让我靠近,让我挣脱不得地跟随。语言是一所牢笼,或者正如博尔赫斯自己所言:“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是的,我进入了迷宫,找不到方向,除了影子,我很少对话,很少环顾四周,这也直接导致了有博尔赫斯的90年代是充满虚构的压抑,它改变了少年如我对于外面天空晴朗的向往。

有谁能阻挡恐惧?有谁能消灭虚构?我说过,博尔赫斯绝不是一个人,他是另一个被叙述者,是“他者”: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德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他逃离出来,逃离名字,逃离现实,逃离时间,却又在远处观望,或者还偷偷发笑,但是博尔赫斯已经完全不属于他。这是一个多么致命的谋杀者,你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足够的沉默。

博尔赫斯创造了没有秩序的秩序,他把虚构当成是真实的现实。《小径分岔的花园》之后,我一直没有再看博尔赫斯的作品,他被我驱逐了,而我的内心稍微平静一些。但是当我放弃很多东西期望再次遇见博尔赫斯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年,我的背后总有一双眼睛在暗处观察你,让你坐立不安。即使这本小册子《私人藏书》也会惊动你内心的波澜,又一次恐惧地跌进虚空之中。

“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博尔赫斯绝不仅仅是向你推荐几本图书,其实这些书很难有参考价值,几乎一半的图书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它们存在于博尔赫斯的内心,不被人翻阅,或许,“私人”的背后其实是一本沙之书: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无始无终。

卡夫卡:“他用清澈的风格来写污浊的梦魇”。
纪德:“纪德也像歌德那样,并不只存在于一本书中,而是存在于所有著作的总和及其对照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就像走进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或置身于一场搏斗的阴影之中”。
萧伯纳:“本世纪的作家们陶醉于人性的弱点,唯一能想象英雄的是萧伯纳”。
克尔凯郭尔:“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神学家,更不如说他是一个雄辩的、敏感的人”。
笛福:“描写环境特征乃是丹尼尔·笛福的带根本性的发明”。
惠特曼和爱伦·坡:“没有惠特曼和爱伦·坡的当代文学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位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多重性”。

但是这个世界的有趣在于,你以为结束的时候,它却刚刚开始:我完成博客写作正要关闭电脑的时候,最先的《博尔赫斯的迷宫》又像幽灵一般跳了出来,它回来了,带着我几乎全部的遗忘和自此开始的恐惧。保存如下,对比阅读,它会让我神经错乱的:

我一直不敢提及博尔赫斯,他像一个巨大的符号阻挡我的视线,我这样说的意思只有一个,他是文字的启蒙者,他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之外某些东西的认识,让我看不见其他,在近乎疯狂的迷恋中,我仿佛被一块红布蒙蔽,“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而在这个符号下面,是一种沉溺的幸福。

90年代,我看到了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小说集,被翻译的语言也许是偏执和不安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最强烈的冲击,这是关于虚构的美,这是关于叙述者的死亡和复活,原来文字可以这样控制,故事可以这样书写,那一年,我未满20岁,而盲眼的博尔赫斯10年前在日内瓦逝世,86岁。我和博尔赫斯的相遇在那个波澜不惊、死气沉沉的90年代是可以完全被忽略的,但是在苦闷的日子,我却奇迹般发现了博尔赫斯建造的迷宫,而且几乎不想再走出这迷宫,“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博尔赫斯这样对我说,我便记住了,甚至把自己也慢慢砌进迷宫里,10多年了,一直放弃走出。

往往是对话,两个人,在一间屋子里,时空可能交错,我喜欢这样看上去静止的场景,但是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空中,一切的危机正在酝酿,仿佛顷刻之间会把这个世界弄得支离破碎。重逢、含混、焦虑、惊喜,杂夹在一起,这很类似于钱锺书的那篇《魔鬼夜访钱锺书》,但是太少了,往往有一种让你缺席的感觉。博尔赫斯的伟大在于,他把否定秩序当成一种秩序,把虚构当成最真实的现实。

《私人藏书》基本上可以很例外地看成是真实存在的现实,但是奇怪的是,在阅读这样一本对图书和作者评价的小册子,你都会有一种跌入虚空的恐惧感,“让别人去夸耀写出的书好了,我则要为我读过的书而自诩。”请注意这句话及其书名中的“私人”两字,很明显带有博尔赫斯的个人影子,65册私人藏书,大约2/3是陌生的,至少还没有中译本,所以在阅读这些陌生的藏书,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安,甚至恐惧,好像在偷窥这个盲老头的个人藏书馆,身后是一双你并不见的神秘眼睛。

“博尔赫斯是否曾经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过不满呢?我们猜想他会的。他已经不再相信自由意志,而是喜欢重复卡莱尔德这句名言:‘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在这里,博尔赫斯被一个叫赫尔赫斯的人书写和记叙着,他逃离了文字,逃离了历史,逃离了生存,也逃离了时间,如沙之书一般,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卡夫卡:他用清澈的风格来写污浊的梦魇。
纪德:纪德也像歌德那样,并不只存在于一本书中,而是存在于所有著作的总和及其对照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本书就像走进一座从未到过的城市或置身于一场搏斗的阴影之中。
克尔凯郭尔:说他是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神学家,更不如说他是一个雄辩的、敏感的人。
惠特曼和爱伦·坡:没有惠特曼和爱伦·坡的当代文学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位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人都有多重性。
笛福:描写环境特征乃是丹尼尔·笛福的带根本性的发明。
萧伯纳:本世纪的作家们陶醉于人性的弱点,唯一能想象英雄的是萧伯纳。

凶年纪事

编号:C73·2090527·0763
作者:【南非】J·M·库切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187页

结构致胜,视觉的精巧,宛如赋格。书的每页都分作三栏,三种声部同时各自发音而又彼此缠绕、相互呼应,以复调形式在文本中、故事里荡展开来,对位谨致,和声恢宏。库切提供了不断更新的解码,时间慢慢流逝,而我们即使掌握了答案,也无法把一生串成完美的一条线。“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库切如是说。


《凶年纪事》:分割线后面的迷宫

我一直希望探究《凶年纪事》在分割线后面的故事,或者希望给分割线后面的世界下一个定义:羞辱、恐怖、创新、无聊……这条黑色的线条曾经很明白地躺在我的博客里,size=1,修饰的颜色为默认,以下内容可以和上面截然分开,但在一篇Diary里可以成为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界线,宛如一条花花公子的皮带。

我不知道库切是不是系皮带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皮带写下了《危言》和《随札》,但是从文本中一个年过七旬老头孤独的写作状态来看,基本上是睡袍加身的,否则不会出现安雅似的幻觉:

他从烘衣架上偷了我一条短裤,这我可以肯定。我猜他在我离开后就解开扣子用我的内衣裹住自己那玩意儿,闭上眼睛把我美艳的形象召唤回来,让自己达到高潮。然后系上扣子回到约翰·霍华德和乔治·布什那儿,那都是恶棍。

这样的意淫对于JC来说,是有点羞辱的,洗衣房偶遇,招为打字员,然后灌输那些时论,在讨论中把一个女孩和同居男友硬是分开了,而且在最后的最后竟让女孩生出了这样奇怪的感觉:“我不在乎他对我的那些绮念,但乐想他孤单单一个人,你知道,不想让他临终时没人照料,他没有孩子,没有家,我知道他不是这儿的人,没有人会为他做什么安排,这样不好,不合适,不知道你听没听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几乎没有听懂,30岁的她竟然希望72他在弥留之际,能够和他在一起,那种互相猜测的游戏而最终衍生出爱情,真真匪夷所思,直到最后,我回过头来看到《危言》里的国家主义、国家的耻辱、恐怖主义、关塔那摩湾以及恋童癖、身体和《随札》的色欲人生等论述,我才略为懂得,一个只系皮带的绅士男人是如何不会让自己蒙上羞辱,继而在精神上把一个艳丽的女孩占为己有。

所以,从25页开始,前23页被分割线分为上下两栏的格局被打破,而出现了三栏,也从此把安雅的心思袒露在中间,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把我刚刚适应的阅读习惯又完全颠覆,我只好装作单纯的把书翻阅了三遍:第一次阅读72岁老头的臆想,第二遍进入安雅的矛盾,第三遍则正襟危坐记录一个西方作家对于时事的议论。

时间跨度:半年。从5月27日购来到昨晚读完,其间的6个月时间我把情节故意模糊了,所以在掩卷之后我才发现库切设置了迷宫,在强大的分割线后面,我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肉体只是形式,精神无非空虚,关于梦的意境被发掘出来,难怪安雅也在惊呼,为什么要给我讲一个从梦开始的故事?

三条分割线,很自然想到从系皮带变为既系皮带又系领带,而且几乎掐出血丝,令人窒息,只有这样,你才能严格区分三段论,掌握库切所说的遭遇:“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

“混沌现实”这四个字似乎是对“凶年”的一种概括,可以肯定,小说的重点应该是那一篇一篇应约而为的檄文。这些政论是库切对世界的看法,里面充斥了西方左翼的怪论与偏见,并将其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些文字的调性与整个调情故事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显得突兀。这样的文字无疑成为了“书中之书”。但是,库切的矛盾也在于此,《Diary of A Bad Yeay》的英文题目的主题应该是对于“A Bad Yeay”的叙述,故事是第一的,而不是思辨的檄文,所以,对于阅读着而言,应该把《危言》、《随札》部分颠倒在分割线以下,或者像一个人,把他倒置过来,头痛医脚。

不妨把库切的矛盾看作是他的写作策略,库切苦心经营的结构和故事无非是一种诱惑,在“凶年”的沉沦中,我们大体可以把那种我们期求的故事一一淡忘:美艳的打字员安雅也好、她那个白手起家生命力超级旺盛的男友艾伦也罢、甚至是全书的统帅者老作家JC都将随时光消隐。剩下的亦只有结构迷障下的思绪了。这样的结果或许倒正是库切私心欲求的呢。

小团圆

编号:C28·2090411·0762
作者:张爱玲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这本书的噱头很多,据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就已经完成了“自传”长篇小说《小团圆》,然而,这部融合了她家史和情史的小说当时却没有得以出版。而后,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提到,要销毁《小团圆》手稿,这部倾注了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小说差点就永“不见天日”。直到今年2月23日台湾皇冠出版社率先出版发行繁体版《小团圆》,4月8日大陆发行简体版。两者都宣称“直接发表当时原稿,不作任何删改”,还被冠上“浓缩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的头衔。


《小团圆》: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五》

她说:“你像六朝的佛像。”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她说:“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她对着他说,言语中都是充满了未知,都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中接近,在没有目的的河上,在跨不过去的时间里,“随时可以上岸”就是随时可以离开,而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他一定想把她带向对岸,带向确定的码头。

这是九莉和邵之雍之间的距离,后来邵之雍真的走了,九莉从来不想起他,也从来不想要孩子,这两个“从来”就是把自己永远搁在了岸边,以确定的方式看着那一只船远远而去。但又不是真的决然,有时候无缘无故的痛苦又会回来,有时候感觉肚子里有了孩子,而且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邵之雍,他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她开始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是一场梦,金色的梦,当最后从梦中醒来,“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梦带来了一些快乐,是因为又进入了二十年前的影片里,是因为又遇到了十年前的人,一切都是过去的复原和演绎,而在梦结束后的现在,以及未来,是不是一定不会走向他确定的码头?

所以时间变得悠长,不如说时间就在她上岸的时候停滞了,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但是只有二十年的影片,只有十年前的人,只有金色梦里一起划过的船,真的像是没有到达过最后的码头,随时上岸的九莉站在原地,看不见未来,她得到的是一场战争最恐怖的一幕:“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因为完全是等待”,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一句,也出现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闭合在整个故事里,九莉就这样在“完全是等待”中关闭了未来的门,而在时间这个金色的沙漠中,“从来不想”的世界是如何以这样的方式让她上岸?这一种情绪,这一种态度,是她在香港时对比比说的一句一句话:“我怕未来。”怕未来,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是因为未来达到的码头是他的码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不再是那个小孩,所以九莉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这是一种情结?这是一个阴影?那个叫“乃德”的男人只有一张名片留在九莉的记忆中,这是她母亲背后对父亲的称呼,听到母亲总是亲昵的声口,“她非常诧异”,诧异是因为这一段感情存在着太多隐秘的东西,甚至伤害,乃德进过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两个人后来离了婚,九莉对于离婚似乎是赞成的,甚至“替母亲高兴”,因为觉得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那一场离婚是隐秘的存在,之前的故事就是三姑楚娣口中的“逃婚”,不管是逃婚还是离婚,总之就像父亲戒掉了吗啡,所以九莉之后画小人总是画成母亲蕊秋的样子,“纤瘦,尖脸,铅笔画的八字眉,眼睛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是睫毛。”但是蕊秋和九莉之间的母女之情也处隐秘中,伯父没有女儿,于是九莉过继给大房,母亲便成为了“二婶”,而对于伯父母,也不叫爸爸妈妈,而是叫“大爷大妈”——一次过继似乎双向取消了九莉的归宿感,既不叫生父生母,也不对养鱼养母叫爸爸妈妈,在缺失了一种秩序感的命名中,童年似乎正沿着某种断裂的方向发展。但是,于九莉而言,当蕊秋说要找一个归宿的时候,她忽然又看到了一个希望,穿过幽暗的穿堂,旧式黑色帽架两翼有一面镜子,下面可以插伞,一切都是秩序的体现,“像她小时候住过的不知哪个房子,但是她自己是小客人,有点惴惴的站在过道里,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远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

童年的安全感是九莉对于过去唯一记住的东西,即使父母离婚,即使自己被过继,她依然可以不害怕那种变化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随着局势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奢望,表大爷被两个穿白衬衫黄卡其袴的男子暗杀了,绪哥哥离开上海去了北边准备找个落脚的地方,九莉想和三姑一样到国外去,考上了,护照办好了,后来去了香港修女学校,但是日本人又开始进攻香港,剑桥出身的安竹斯被炸死,学校里乱成一团,“死啰死啰”嚷成一片,那时候九莉在考试试卷上写着:“死囚吃了最后一餐。绑赴刑场总赶上大晴天,看热闹的特别多。”大晴天要上刑场,死囚之外是看热闹的看客,这一种战争状态当然是去除了安全感,而对九莉来说,经历了两次沪战,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害怕,而是对一种时局的不满,“昨天枪林弹雨中大难不死,今天照样若无其事的炸死你。”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国家主义”看起来也是谎言,不信教的九莉把国家主义看成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但却是一种遮羞,“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宗教式的国家主义也解救不了有神论者,所以对于九莉来说,回到上海似乎变成了一种逃避,又像是回归,童年的安全感在哪里?过去小客人的地位在哪里?她需要保护,需要力量,当邵之雍进入她的生活,她的确是看到了通向未来的那条路。第一次和邵之雍遇见,是去了战前的文人向璟的家里,邵之雍坐在沙发上和两个人说话,九莉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因为“她第一次看见他眼睛里轻藐的神气”,就像编辑文姬在邵之雍写了批评文章被关进监牢后所说:“邵君失去自由了。他倒是个硬汉,也不要钱。”那时候的九莉没有见过邵之雍,却只是从文姬的这句话里想到自己要救他出来,后来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了看守所,作为汪精卫政府的官员的邵之雍才被放出来,才和九莉有了第一次见面。

“眼睛里轻藐的神气”震动了九莉,那一刻九莉就开始崇拜他,甚至她还将邵之雍走后留在烟灰盘的烟蒂收集在一只旧信封里,但是她没有告诉邵之雍自己的崇敬之情,“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保留在心里,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是后来邵之雍吻了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又是一种力量的外化;之后看了她的手相,邵之雍直接问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九莉反问道:“你太太呢?”邵之雍又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离婚。”他吻她,他想和她永远在一起,他答应离婚,一切都是肯定的,都是明确的,但是九莉却对他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她崇拜他,她震动于他眼中轻藐的神气,她收集他吸剩的烟蒂,当他用明确的方式表达爱意的时候,为什么九莉“不想结婚”?是的,她曾对比比说过:“我怕未来。”未来是不清晰的战局,是出不出的去的疑问,是生与死的可能,但更多是不确定的等待,没有目的地只有随时上岸的终点站。而更为关键的是,九莉对于邵之雍那种刹那间的震动和崇拜,就是“随时可以上岸”的冲动,他顾自划船独自远行完全是一种个人主义。他讲起许广平和鲁迅的故事,讲起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关系,男人似乎都在等待女人投入怀抱,和九莉“因为完全是等待”不同,邵之雍的等待是一种站在自己轨道上的自信甚至自负,“我是像个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到手里还在抽噎。”是听从自己的意愿的占有,“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而九莉的等待是茫然无期甚至充满恐惧的不安,当她知道他最怀念的是第一个妻子,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后来她写了一首诗,里面说,“他的过去里没有我”,但是她还是要跑进去,喊着:“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邵之雍大约是没有听见,“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只不过是要让等待变成一个位置。

只是喜欢他的一个角度,她也欣喜于邵之雍说要离婚;他说:“我是像开车的人一只手臂抱着爱人,有点心不在焉。”她只是感到一丝凉意;战争爆发后他对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她说:“还是爱人,不是太太。”她却像是听到了赞美的话。他终于还是那个苹果拿在手上还在抽噎的人,她终于也成了只喜爱一面却劝说自己喜欢全部的人,但是未来还是没有真正等来,等来的是他要离开上海逃避到一个边远的小城,那张写着“邵之雍盛九莉签定终身,结为夫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书终于成了她等来的唯一依靠——这是确定的未来?这是最好的归宿?这是最终的承诺?

可是在离开之前他为什么还问比比:“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为什么逃亡的前夜她有种茫茫无依的感觉他却睡着了还背对着她?后来千山万水去找他在昏黄的油灯里重逢,他却只说是感激?问了比比那个“同时爱两个人”的问题,后来他的生活中又有了小康小姐,甚至当她说:“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不要选择只要拥有,两个人的爱,三个人的爱,他总是在等待并空出新的位置,而于她来说,痛苦就像火车“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她感觉他所说的“四年”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她甚至还有自杀的念头,“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即使痛苦不再是金色梦里的船只,而是日夜没有一点空隙的火车,随时上岸的是他,那一句“也很好”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她这样说。

终于在那天早晨她用双臂围住了他的颈项,叫了他的名字,“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还是在过去,也像是她对自己的安慰,“他们至少生活过。她喜欢人生。”也像是始终不想走到真正的未来,于是她在笔记本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因为下雨,才会有理由不来,因为下雨,才不是处决囚犯的大晴天,也因为下雨,河上的船一直在金色梦中划动,但是对于她来说,是故意取消了未来,在自我安慰的等待中,仿佛死了,“九莉尽量的使自己麻木。也许太澈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

所以那些后来发生的事,那些和未来的等待有关的事,都慢慢在时间的河流中沉没:从此之后到二战结束,她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多年以后他在华盛顿的僻静街道上看到一个淡棕色童化头发的女孩,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她突然憬然,觉得就是她自己。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一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十几年后她在纽约,完成了打胎,抽水马桶里是一个男胎,“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模糊了时间,看见了死亡,感受到了隔离,未来对于九莉来说,是不是雨永远不停时那种找不到岸的茫然?是不是随时想上岸又无法登陆的幻觉?这一种茫然和茫然中的幻觉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着,“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张爱玲在一九七六年的信中这样说,《小团圆》终于未能在她能够确定的未来出版,当然也没有被销毁,这也是一种万转千回之后、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万有引力之虹(上、下)

编号:C55·2081121·0761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8月第一版
定价:88.00元
页数:999页

品钦对“熵”的探索在1973的这本《万有引力之虹》中达到顶点,《万有引力之虹》引用了大量的物理和数学公式,常常随意运用某种学说对事物进行评说。“万有引力之虹”是指导弹发射后形成的弧线,仿佛是死亡的象征和现代世界的象征。它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之一。书中出现了包括阳否阴述、偏执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阴谋、共时性和熵在内的主题。


《万有引力之虹》: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

每条道路都一样畅通,整个占领区不再有占领军、不再分裂,在它废墟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唯一的坐标集合,人们可以从这里向前走,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
——《第三部 在占领区》

通畅的道路是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对立,甚至没有任何的敌人,它是唯一的,是固定的,甚至是设想中的,是不存在的,可是它却在占领区里,在敌对状态中,在分裂的现实里,“时间的宽带”指向的现世,指向的“现在的宽度”一定是在消解这种畅通的道路,沉迷于过去和未来,都使得对现在的感觉变得狭隘而且单薄,变得迷醉而不能自拔,变成了我们自己无法逃脱的黑暗,“即使离西南非这么远,我们也免不了丢失信息,这是个亘古有之的悲剧,是一道永远无法摆脱的咒语……”所以当悲剧和咒语降临在找不到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意味着“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也变成了一个二重积分式的悖论。

不是《圣经》,在占领区的文本是火箭,甚至是唯一的文本,就像某个地方存在着的唯一坐标集合,它是对称的,向上的发射和向下的重力,向上的目标和向下的推力,甚至是向上的勃起和向下的疲软,还有时间,被定义在向上的未来和向下的过去。当斯洛索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确找到了和自己的先人有关的历史,1634年或者1635年的威廉·斯洛索普,以一种特行独立的方式从美国波士顿出发,像一个国王来到欧洲,不仅最先进入欧洲的堡垒,而且以一本《弃民论》的小册子寻找一个远离国家和民族的“某个地方”,像是一种开拓,却也像是一种殖民,但是这唯一的坐标集合只是存在于被修改的历史里,威廉·斯洛索普最后却死在了英格兰,而他在死之前思念的是那些在青山碧野中的印第安人,以及和他们一起抽大麻,一起聚会。

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某种看上去像征服的疯狂有关,杀害树木,剁成小块,碾成木浆,漂白成纸张,然后出卖赚钱,更多的树木变成纸张,更多的纸张获取财富,这样一种“横渡大西洋”的行动变成和斯洛索普有关的历史,到底存在多少杜撰和虚构的成分,而世界被阻止在通畅道路的另一侧,并非是历史的实证主义,而是无法逃离的现在,“这三年来,到处都是大西洋,而且横渡起来比真正的大西洋还要艰险。”在欧洲,在占领区,泰荣·斯洛索普作为一名盟军的美国士兵,也是横渡大西洋,也是像殖民一样,也是无法遏制甚至无法解释的疯狂,将他带入到一个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

现在是不是可以逃避历史,是不是可以取消未来?是不是可以没有选民,可以没有弃民?“没有”是一个否定词,它必定是依赖于对立而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的意义必定是存在于对于“有”的否定,否定之为肯定,肯定之为否定,就像历史之为未来,未来之为历史一样,它是矛盾的两面,是对立的两侧,在这个最终成为集合之后,就是进攻和防守,就是上升和下降,就是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就是苏联或者美国和德国纳粹,就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就是相对和绝对。无数的肯定,无数的否定,无数的历史,无数的未来,无数的生命,无数的死亡,无数的勃起,无数的阳痿,在占领和被占领的现在,斯洛索普更像是一个标本,被定义在那一个叫做火箭的文本里。而这个文本被神圣化的始作俑者便是那个叫雅夫的研究博士:“他要的是绝对。要么生,要么死。要么赢,要么输。没有缓和,没有协商。只有跳跃、吼叫、血腥给他带来的快乐。”

像一只狮子。占有的狮子,血腥的狮子,统治者的狮子,这个在最后三分之一的生命中,对共价键产生敌意的博士,为什么会对离子键抱有亲切感,因为离子键代表着强健和永久的状态,代表着没有共有电子而获得电子的力量,代表着俘获和占有,就像狮子,“这些原子会出现正负极,没有模棱两可的东西……他越来越喜爱那种明确性:这样的物质是多么顽强、多么稳定啊!”所以当威廉存在于雅夫的历史研究文本里的时候,横渡大西洋的他就是一头跳跃、吼叫和血腥的狮子,而在被定义的历史之后,在斯洛索普的身上,也无可逃避那种“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思想,这样的对立思想在现在时来说,就是占领,就是发射,就是毁灭,就是死亡:“大都市里的发明家罗特旺、国王阿提拉、赌徒马布思、博士教授拉兹洛·雅夫都如出一辙地渴望一种死亡形式,以此来证实死亡可以长久地留住快乐和敌意。”

火箭文本带来的死亡,却在斯洛索普身上变成了生命力的象征,下身的伙计在内裤里头会悄悄地变硬、动荡,甚至随时会一柱擎天,这仅仅欲望的展现?斯洛索普和塞达拉皮兹的妙龄少女诺玛、玛乔莉,以及和温迪米尔夜总会的合唱队员在一起的做爱的时候,欲望在世俗意义上表明了男性的征服和占有,可是为什么这些地方会被火箭袭击?斯洛索普将地点在地图上用红色圆圈标注,而这些被标注的地方总是引来火箭的袭击,帕松方程式可以从随机数量计算出一种整体,而这种整体将斯洛索普带向了一种对应论的可怕状态,在斯洛索普的“阴茎陡然挺起,硬得发疼”的时间发生之后,那火箭便“从头上趾高气扬地冲来,高架快车般下落、消失,寂静中嗡嗡声仍不绝于耳”,时间的先后顺序却导致了一种对应:红色的星星总是在火箭袭击之前,“最快晚两天,最慢晚十天。平均滞后期为41/2天。”

明天的火箭对应于昨天的星星,明天的坠落对应于昨天的勃起,明天的爆炸对应于昨天的发射。像一只光芒四射的巨手从云层中伸出来,也像灵媒所说,“把控制嵌入内部就是认可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你早就脱离上帝而存在了。只是你已经陷人了一种更深、更有害的幻觉。”星星是什么?火箭是什么?他们的对应如何建立?刺激物在哪里?当勃起“不是有,就是没有”的二元对立变成一个公式,那么它一定会指向有条件的反应和无条件的刺激,一定会有原因的X和结果的勃起,也就是说,在中间会省略一切关于欲望、色情的生理原因,也就是在不需要摩擦的情况下,X的出现就会导致勃起,“那x是什么呢?”未知数,却是一个必定存在的未知数,某种先行的鬼魂?某种历史的宿缘?而火箭爆炸和勃起之间的未知数甚至让斯洛索普产生了死亡的感觉,“斯洛索普的心得是:伦敦这座凡间城市教会了他一个道理:随便转过一个街角,就会走入某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总是有故事和寓意,根据特瑞克尔博士的理论,“潜意识中,他需要消除性爱另一方的一切痕迹。他在地图上用星来代表对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星’是对优秀学生进行肛门虐待的标志,它渗透于整个美国的初等教育中……”横渡大西洋,对于斯洛索普来说,是不是一种对美国教育的逃避和蔑视?或者这种逃避又恰好又进入到了一个和战争中的占领有关的故事里?“火箭的四翼组成一个十字,也是一个曼茶罗。一号翼控制飞行方向。二号控制摇晃。三号,偏航、滚翻。四号,摇晃。每一对翼协同工作,却又意义相反。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火箭像是十字架的一种隐喻,是不是指向的是人灵魂的救赎?可是它反而变成了另一个本体,那就是现在是战争状态,灵魂的救赎是因为战争的摧残,也就是在有着对立的战时,灵魂的救赎意味着灵魂的堕落,也就是说,火箭像一个十字架发射,却意味着一种坠落。

从伦敦的寓言故事,转移到占领区,斯洛索普变成了一个对应的符号,变成了条件反射的实验品,在那个称为“白色幽灵”的行动中,他反而变成了刺激物,变成了未知的X。而这个实验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交易:“别忘了,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买卖。”杀戮和暴力的好处是“可以制造场面,转移视线,掩盖战争的实质”,可以“提供载入史册的原材料,让孩子们学到的历史成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一连串血战,为他们进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世界的口子被打开,是让孩子们进入成人世界,是让孩子们在暴力和血腥中成为狮子。

从埃尔曼·戈林赌场到海滩,从没有消息的苏黎世,到有着信仰冰圣徒的北豪森,斯洛索普总是听到爆炸声,而这样的爆炸声指向的死亡未来,却让他感觉到自己活着:“如果你听到了爆炸声,就说明你一定是活着。”所以在隧道,在基地,在占领区,在G型仿聚合物的知识里,在厄德士温洞穴传说中,斯洛索普进入了一个二元的世界,一个对立的状态,一个在“他们”之外“我们”的现实,性爱样品事件的调查反而让他进入了隐秘的中心,那个被嵌入的内部,那个和现在有关的寓言。

改名叫伊恩·斯加佛林,斯洛索普变成一个战地记者,他收集到了什么?是发现和自己家族有关的历史?还是揭露和战争有关的情报?被雅夫定义的先人,在父亲那里却变成了“黑父亲”,密码是B.S.?那本德语技术辞典上写着雅夫的词条,定义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黑色字体?为什么是德语?是一个梦而已,却将斯洛索普带入到一种一个黑色的对立中。“白色幽灵”的对立面就是黑翼行动,黑翼行动相关的黑色支队呢?曾经是纳粹为建立黑人军事集团和影子政府组成的军队,“按照德国为马格里布设计的方式,最终取代黑人非洲的英法殖民地。”而现在它变成了普通人,是占领区的赫雷罗人,从非洲西南部流放,却在占领区生存下来,但是在这里,他们却选择了不育和死亡。

因为黑人的对立面是白人,那个厄德士温洞穴仿佛就是这个无法逃避的对立世界,年轻人只知道白色的欧洲,他们遗忘了祖先,遗忘了属于自己的颜色,而白色带来的是另一种邪恶,所以当百分之六十的赫雷罗人灭绝之后,那些活着的人便成为奴隶,“抓捕、突然死亡、死而不返,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被消除的颜色体系,辩证体成为陷阱,肉身不再说话,而以齐切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要消灭黑人支队,进而消灭一种历史,一种种族,以及一种对应,而在白人占领的世界里长大恩赞甚至也在消灭者之列。

斯洛索普在这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中,会看见什么?当齐切林将一切的对应物消灭的时候,“深处,更深处——比政治,比性或婴儿的恐惧更有甚之……一头栽进了核的无边黑暗中……”而在被隔绝的斯洛索普的世界里,黑人支队、恩赞似乎都是一个X,在他看来,黑色和“黑女人、黑火箭、黑色梦魇”有关。但是当他和玛格丽塔·埃德曼遇见之后,在寻找女儿卞卡的过程中,那种情欲之下的勃起,反而发现了和宇宙有关的突破口,那就是一个奇点:“这儿有一整套的宇宙理论:有波节,有波峰,还有密切点,数学之吻。”恋物癖,欲望,像是重建了一个系统,一个条件反射的系统,一个巴甫洛夫的反射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行为过程中不是产生单一的反应,而是复合的反应,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老年人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只专注于一个刺激,通过负诱导排除其他间接的、同时的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常常与周围的情况不符,并非给定环境下的补充式反应。”

复合反应,刺激带来的负诱导,补充式反应,它不是雅夫的“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不是“我们”之外必须建立的“他们”,不是白色幽灵和黑色支队,当然也不是向上发射之后必然的向下坠落。雅夫的所为只是将对立消除在零点:即婴儿在刺激x出现时表现出零勃起,就停手了,而是有意忽略了“零界点以下的、隐性的灭除”,也就是在威廉1634或1635年横渡大西洋之后,在死亡之后,斯洛索普的家族并非一定和黑父亲有关,也并非和红色的星星有关,它在零度状态下又开启了一个隐性的世界。正如罗杰所说:”炸弹不是狗。没有联系。没有记忆。没有条件反射。”G聚合物不是一个寓言,像十字架的火箭也不是寓言,产生勃起的X也是寓言,它们都是被技术控制的一切,“一旦技术控制达到一定的规模、一种互相联系的程度,自由就一去不复返了。词语不再有意义。”那么,真正的、唯一的性交则是在纸上进行的。

零之下的世界在哪里?只有你还没失去知觉,才能听到爆炸的声音,所以对于斯洛索普来说,勃起是“极其接近于高尚,极其接近于‘那根他觉得属于自己的阴茎’”。是的,那些占领,那些敌对,那些乱伦,那些情报,那些技术,那些爆炸,以及那些死亡,都在零之上,那就是整个战争。罗杰·摩西哥称战争为自己的“妈妈”,“一起在战争状态中相依偎”,无论是“战争是岔道的集合”,还是“战争赋予一切生命”,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多疑症患者,而这就是雅夫所称的“珀克勒特性”:“该药物作用下常常会出现多疑症,这毫不稀奇。和其他类型的多一样,就是初步或首先发现万物皆有联系,神造万物皆为镜中虚影,不至于完全虚不见物,至少还是有关联的,而对于齐切林这种被安置于边缘的人,也许还是一条可以进入其中的路径呢……”多疑症产生药物性链接,多疑症导致镜中虚影,而在占领区,在火箭基地,多疑症就是那个G型仿聚合物,它是“第一种可以真正勃起的塑料”:“在适当的刺激下,分子链发生交联,使分子变硬,增加分子间引力,从而导致这种特异的聚合体远远偏离现有的相图,从疲软的橡胶非结晶体变成神奇完美的棋盘格局,坚硬、清亮、透明、对天气变化、真空环境和所有震动都具有极好的自我防护性能。”

G型仿聚合物产生勃起,勃起绘制出红色的星星,星星预示着火箭的爆炸地点,这是零之上的世界,而斯洛索普在零之下看见了自己的勃起,自己的阴茎,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欲望,零之上和零之下,历史和现在,技术和身体,寒冷和热熵,戈特弗里德:“万有引力辖制着整个行程,直到抵达这个寒冷的星球,掉落的危险性一直存在。在殖民地内部,那五六个人有寒霜般的外表,很坚硬,僵死如回忆,触摸不到……”而在这个掉落的寒冷里,在万有引力的对面,一定是有一个复合反应的存在,当雅夫变成一个虚构,实际上那种“荒诞地死去”之前,在听到爆炸声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活着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灵魂,每一座山顶都有脸庞,每一个万有引力引出的死亡弧线里,也注定会有另一种对抗的力量,“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给万有引力。但是火箭引擎以及将那个灵魂其中的燃烧过程所发出的嘶喊却给了他逃生的希望。下落前,受难者一直不能动,他的上升依赖于一个逃生的承诺和预言……”

火箭、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塔罗牌、烤箱、黑色、性变态、另一个世界、白衣女人、吉尔吉思之光、马桶下面的世界、卡祖笛、腺样增殖体、王座、金刚,所有的肉身和词语都复活了,它们远离战争,它们讲述逃生的承诺和预言,而在零之下,它们也永远不发出声音,永远不会像十字架的火箭一样爆炸。

V.

编号:C55·2081121·0760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5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
页数:543页

1963年品钦在墨西哥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V.》,作为当年最优秀的小说赢得了威廉·福克纳基金的奖励。1941年,博尔赫斯写了一个印度斯坦学生追寻并不断接近阿尔莫塔辛的故事。托马斯·品钦经过物理化的“改装”和“加工”写进了《V.》。像《接近阿尔莫塔辛》一样,随着斯坦西尔对V.的追寻,V.的面目逐渐暴露,她的历史慢慢凸现。不同的是,V.不是基于神学想象的显现为众生面貌的上帝(或柏拉图的范型),而是一个人造的机器人。从阿尔莫塔辛到V.的进程表明,新小说已由神学和哲学提供的可能性转入科学话语所带来的新境域。


《V.》:我是二十世纪

V.是一个充满巧合的国度,由一个神秘的部门治理。他们的间谍经常在这个世纪的街道上出没。波尔塞比克、蒙多根、斯坦西尔父亲、这一个马伊斯特罗尔、斯坦西尔儿子。他们中哪一个能创造一个巧合?只有上帝在创造。如果那些巧合是真实的,那么斯坦西尔根本没有遭遇过历史,他遇见的是一些远为骇人的事情。
——《第十六章 瓦莱塔》

谁遭遇过了历史?谁进入了国度?谁又在一个大写首字母的重复和一些死物品的怀疑中看见了整个故事?时间如果不是线性的勇往直前?那1942年至1943年被炸的房子“为什么不是1913年”?时间如果是无法更改的序列,那1922年蒙多根的故事某一处为什么“又是一个1904年”?如果历史从来没有循环,1956年的特工人员斯坦西尔在老斯坦西尔的日志里读到1899年4月的佛罗伦萨和1919年6月的马耳他?当一个关于V.的全部历史被勾画出来的时候,它指向的是胜利,是情欲,是征服,是偶然,还是堕落?

不妨把创造巧合的上帝请出来,那时间的轴线上一定留下过许多印记和证明,关于生与死,关于合与离,关于爱和恨,关于母性与父性,关于欧洲和殖民,关于征服与反抗,关于堕落与上升,关于覆灭和消失,都在上帝俯视的目光里。1884年的探险考察队差不多被全部消灭之后,那个关于戈多尔芬的档案里却有一个叫维苏的名字,如果1884年是一个时间暂时的起点,那个维苏则是故事最初的线索。维苏是什么?是维苏威火山,还是维纳斯?档案中只出现了一次,只在由戈多尔芬证词浓缩而成的国防大臣的秘密外交事物备忘录里,当一支考察队被消灭,维苏其实也只是一个被消灭的代号,“英国人认为它很重要”,而它被认为是为委内瑞拉的代号,那么当鼓吹建立委内瑞拉合法政府的加乌乔牧人在被审讯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是地理意义上代表着灾难的维苏威火山,还是神话意义的维纳斯都可能是一个虚构,“我能说什么?这次我确实一无所知。”

那么戈多尔芬的儿子埃文呢?他完全从父亲的讲述中,使得维苏变成了另一种虚构,“关于蛛猴,关于那一次他目睹的活人献祭,关于河中的有时候是乳白色有时候是火红色的鱼。当你跳到河中去沐浴时,它们围绕着你,在你四周跳着一种复杂的仪式舞来保护伤你不受邪恶侵袭。还有内中有着城市的火山群,它们每数百年一次喷发出梧熊熊的地狱之火,然而人们不管怎样仍然居住在它们当中。山中的男子长着蓝脸,谷中的妇女只生三胞胎,乞丐都参加行会,在整个夏季举行欢快祝和娱乐活动。”入睡之前讲述的种种诡异,就如一个时间的梦,轻易就将某一个特定的词变成了遥远的假象,蛛猴、献祭、河流、仪式、邪恶,以及火焰——为什么城市的火山群会每隔百年喷发出熊熊的大火?每隔百年是不是也是时间的一种循环?是不是也是维苏这个词语具有的魔力?而那幅《维纳斯的诞生》的画,挂在乌菲齐美术馆里,却突然被割下来,像是被掏空的传说。词语维苏,永远只是在诡异的叙述中,在入睡之前的梦中,以及在1884年的档案里。

或者戈多尔芬,也早已变成了一个词语,而埃文在梦里醒来之后,已经找不到了父亲,也找不到维苏了,在1899年4月的这个春季,狂热的埃文似乎在佛罗伦萨遇见的雷恩小姐,也像是遇见了时间的一个轮回,上帝在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如何憎恶无政府主义,五河憎恶费边社,如何说起早已经变成词语的维苏,“那么你是个间谍?”间谍是能够进入梦中?进入献祭的仪式上,进入喷发的火焰里?还是能没有阻碍地进入到历史的档案中。但是憎恶无政府主义、憎恶费边社的雷恩,却在做一个忏悔的短祷,一个就在一个小时前,她在某条街上因为观看一个英国胖青年在马车上的嬉戏,而产生了不洁的念头,而就在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因为在开罗引诱一个英国外交官,而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留下严重的记录。又是英国人,又是欲望,为什么从十九岁到现在,还是无法摆脱时间的循环,为什么不能像一个间谍一样深入内心?雷恩对于埃文来说,似乎只是得到了关于那一份失败的报告,“这是一个邪恶的国家。我们进差了十三人,只出来三人。我自己、我的副手和一个我忘了姓名的平民,他就我所知已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名三十五岁的联络员,一名侦察飞行的英雄,却原来在一个邪恶的国家里看见了消失的命运,就像维苏以及维苏地图一样,如何在入睡之前就能看见它的真面目。

消失的队伍,却和那支1884年被消灭的探险考察队一样,是一种和政府、和反抗有关的覆灭。加乌乔牧人将“马基雅维利子弟兵”整编成统一的团队,而审讯加乌乔牧人英国人叫斯坦西尔。所以当舍恩梅克的英雄和斯坦西尔相识的时候,他似乎也开始编织一个关于时间的档案,斯坦西尔对埃文的历史感兴趣,“他追踪那历史远至默兹省阿戈纳地区。他最后在美国远征军的记录上查获舍恩梅克的化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追寻到德国城和荡漾着米尔扎克背景音乐的面部整形医院。”戈多尔芬的鼻子被打掉了,整形医院似乎意味着一种再造,和档案、历史,以及那个传说一样,是不是也可以再造?而对于斯坦西尔来说,被不信英国国教的姑母带大,天生具有了某种叛逆性,“倾向于把北方的/新教的/理性的东西集结起来反对地中海的/罗马天主教的/非理性的东西。”于是,他怀着根深蒂固的对一切意大利事物大半是潜意识的敌意来到佛罗伦萨,但是,斯塔西尔来到佛罗伦萨更像是寻找老斯坦西尔留下的那本日志:““隐藏在V.的背后与内里的东西超出我们任何人的猜想。不是谁,而是什么:她是什么。但愿上帝保佑永远不会有人要求我在这里或任何官方报告中写出答案。”

戈多尔芬关于维苏的档案,斯坦西尔关于V.的记录,老戈多尔芬,老斯坦西尔,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时间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牵连在一起?斯坦西尔早就断定,任何时局都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时局只存在于那些碰巧在任一特定时刻在场的人们的头脑中。”那么1884年的覆灭,1899年的邪恶,就像维苏这个词语的多义性一样,当V.成为一个隐秘的符号,也必将走向一种多歧义的道路,V.是指胜利?像孤独一样,或许它只需要维持它,“他只有去追寻V.;但要是他找到了她,他除了回到半清醒状态之外还有什么去处?因此他努力不去考虑搜索的任何结果。接近和避开。”追寻V.不会得到最后的答案,还是就只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如时间一样,它从来不设置一个固定的终点,总是在交叉中导向另外的维度。

而的确是斯坦西尔勾画了关于V.的历史轴线,它向前延伸到1913年,“今年是哪一年?”斯坦西尔说是1913年,“为什么不是!”回答的是普鲁费恩,暂且把1955年圣诞节前看见V字形的街灯“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的这个退伍军人放置在时间的另一边,暂且把全病帮普鲁费恩、葆拉和斯坦西尔前往马耳他的旅行忽略不计,只是说到小斯坦西尔在父亲的日志中发现了V.,在所有待过的城市里寻找V.,不是为了一种按照情节发生的故事,不是为了从词语里找到所有的线索,“她似乎甚至于不是任何起因,任何行为者。她只是在场。但是在,哪怕只是个征兆,也已足够了。”所以回到1913年,回到马耳他的瓦莱塔,就是让V.回到时间的现场。这是恋爱中的V.,1913年7月24日报纸首页,那一个关于贞洁的女子如何被入侵者折磨致死,历史无非就如一出戏剧一般,有悬念,却只是一个现实的镜子,而梅勒尼呢,当父亲离弃,当母亲冷漠,对于她来说,也像是一个被入侵的故事,“那种乱伦性的着魔状态表明她的偏爱只不过是处于1913年那种通常的异族异性的婚姻模式之外。”镜子的意义是映照出自我,也是以虚构的方式逃避时间,还有谁能抵达自己的历史?谁能够在自由的国度里驾驭时间?梅勒尼用一面镜子制造了的自我存在的意义,而V.似乎也在恋物的状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属性,而这个自我又是以上帝的方式被命名的,“V.需要她的恋物,梅勒尼需要一面镜子、暂时的安宁和另一个人看着她享受快乐。因为青年人的自爱就是如此,以至成了社会的一个方面:自己的存在是如此鲜明生动的少女观察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映像;那映像变成了一个偷窥者。”

梅勒尼和V.,镜子和恋物,对应着自我的时间,但是这种对应越来越趋向于无生命化,就像符号,已经慢慢在消耗中成为一个空洞的词,即使映照和制造,即使是虚构的命名,似乎也难以逃避1913年的消亡,所以爱自己、爱物的爱到最周却也是和死的行动合二为一,“他们死了,将会与无生命的宇宙、与对方融为一体。于是在那时以前的爱的游戏就成了无生命的一种演出,它不是男女性之间的而是生与死之间的易装癖;人与所恋物。”合二为一,已经消除了自我的属性,V.是一个被入侵的处女,还是一个贵妇人?一直追寻的斯坦西尔只不过描述了一种爱的极端行为,蒲团上的V.在观看着床上的吗梅勒尼,而梅勒尼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凝视,或者摩挲,在想象中为一个古老的爱的悖论寻找解答:“同时既独立自主又融为一体。支配和服从在此不适用;三者的模式是共生的和相互的。”

1913年的镜子和V.,最后也都以一种自我寻找而自我消失的方式成为时间里的一个谜,大约一星期后贵妇人V.和一个疯狂的民族统一主义者从巴黎消失了,“从巴黎消失了,并且据布特地区的任何人说,从地球的表面上消失了。”消失而成为永远的悬念,不仅是V.,而且是恋爱中的V.,不仅是恋爱中的V.,而且是那个在镜子中的恋物,而当1913年之后的蕾切尔在美容手术的非议中,从镜子里,以四十五度角,看镜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还有房间的钟面,真实的钟面、反射的钟面,将时间一而分成现实的时间和反时间,“它们彼此共存,面又完全抵消。”到底那种时间是真实的参照点?而当真实时间加上虚拟的镜子时间的时候,很可能意味时间变成了零,零度的时间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抵消,是一种互文,也是一个寓言,没有道德目的,没有政治诉求,只是关于时间永恒性的一种颠覆,关于历史循环的一次变形。

但是当恋爱中的贵妇人从1913年消失的时候,时间已经回到了镜子,而V.也像是一个谜重新回到了未知的起点。马耳他,瓦莱塔,其实都在那里,活生生地存在,像生命一样存在,所以斯坦西尔在老教士阿瓦兰西神父交谈的时候,那个只存有日志的父亲,就在1919年的回忆中变成了和V.有关的线索:1919年以来一直在这儿。“一直”就是一个恒久的状态,它不是为了改变,而是为了不改变,就像上帝,制造着巧合,也俯视着人类。1919年的回忆里有紧张的局势,有政治的道德,有抵抗和镇压,有暴力和和平,而在这场名为“六月骚乱”的行动,就像她突然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马耳他政局无非是一种政治的双重影像,左派和右派,而在这个像是战争一样的行动中,双重影像最后也如梦境一般,失去了最后革命的意义。提到了维苏,提到了间谍,提到了墨索里尼,提到了邓南遮,但是这明显带有殖民和统治风格的名字如何又在1919年的巨变中成为一种象征?

“她是永不安宁的。她会想出办法从瓦莱塔——一个以男人的姓为名的城市,但却是阴性的,一个如维内里斯山阜一样的半岛,你明白?———向外走。这是一条贞操带。但是通往圆满结局的道路不止一,就像她向苏丹王所证明的那样。”阴性的马耳他,母性的岛屿,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没有父性的历史?英国、意大利,殖民、纳粹,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来说,谁能主宰自己?真实时间和镜子时间里的零和博弈一样也是马耳他的命运,所以V.的存在和不存在,就是两种不同的时间,“它去何方?我年轻时相信社会在进步,因为我见到有自己个人发展会。今天,六十岁,在走过了我要走的历程后,我别无所见,只看到面前一条死路,而且要是你正确的话,我的社会也是一样。”这是老斯坦西尔发出的声音,在1919年的叙述中,他其实早就听到了老船长穆罕默德为他讲述的那段历史,1565年土耳其入侵马耳他,在一个地方上演了梅勒尼的故事,所以他提到的白色女神,就如海中的维纳斯一样,成为一个隐喻。当斯坦西尔最后乘坐穆罕默德的船离开马耳他的时候,在离海岸几英星远的海面上刮起了一股白色的海龙卷,它吞没了船只,使斯坦西尔葬身海底。然后大海复归平静,“丝毫没有显示出6月那宁静的一天有什么东西躺在了那表面之下。”

就像一场骚乱的突然结束,六月的也是历史的一次循环,而在这场骚乱中,那个V.有关的是费尔林,双重间谍,却最后变成了神父,在下水道里对布道,劝诱它们皈依宗教。这已经是1934年的事了,在他的日志中写到:“我是正统的老神父——从不特别强壮,从不富裕——在我大部分的生活中,或许(日志至此终止了。)”在那里,他和老鼠交流,让动物像人一样皈依,“以圣人的名义向一群老鼠教众传道,一切都是为了和平。”但是在突然终止的日志里,他说道了维罗妮卡,一个V字打头的女人,她每晚会来到他的身边,不是作为娼妇,而是寻求教诲,而V.也渴望当一个修女,告别那些堕落的往事,回到救赎的道路上。所以在1934年的时候,教会的丑闻被遮掩了,娼妇的不贞被改写了,但是和老鼠一样,教诲无非也是一种逃避。V.是维纳斯,是贵妇人?是娼妇,还是修女?在一个神秘的符号里,在历史的演变中,V.从来不具有唯一性,甚至当时间不断在循环中变成历史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不完整的词,一个没有父性的阴性词。

V.需要的是恋物,需要的是救赎,需要的是遮掩,所以在时间的不同纬度里,在历史的不同记载中,V.永远是在别人的叙述中,在日志里,在回忆中,而其实,没有循环的历史,真正需要的是独立、自由的自我,马耳他、委内瑞拉、瓦莱塔,英国、意大利,一战、二战、六月骚乱,“如果历史是循环的,我们现在将是处于一个堕落阶段,是不是?而你所计划的革命只是它另一种征兆。”而堕落意味着从人类的层面向下掉:“我们越往下掉,我就变得越不像人。因为我们少了人性,我们就采取欺骗手段把我们已人性强加于无生命的物体和抽象的理论上。”而V.的虚构无非是在无人性、无生命的堕落中寻找大一种虚假的激情,像欲望一样,点燃某种火焰。

可是只是一个虚构,消失而覆灭,“无论V.是谁,她有可能已被吞没在该城的文艺复兴时期轻盈的空间中,被接纳进那一千幅油画巨作内任何一幅的结构与肌理之中。”而当时间从1934年的皈依,走到1942年的轰炸,走到1943年的毁灭,走到1956年的病态,其中还有1904年德国把西南非殖民地化和1922年当地的邦德尔起义和被镇压,甚至从马耳他到欧洲,再到纽约,还有谁能够从这样的时间轴线中脱身出来?退伍的普鲁费恩一直在修筑马路,而他无聊的时候则街上像一个溜溜球,在东海岸一带上上下下地游荡。他或许喜欢马耳他姑娘、水手长帕皮·霍德的妻子葆拉,而葆拉对普鲁费恩几乎—见钟情,但他却中意娇小的红发女郎蕾切尔,而蕾切尔也喜欢他,他依旧不愿受到羁绊。他和那些纽约全病帮人一样,喜爱饮酒和聚会,或者在街面之下捕杀鳄鱼,所以在纽约,在1956年,在普鲁费恩的生活里,V.只是一个象形的符号,“头顶上方是使人的脸变得丑陋发青的水银街灯,它们呈不对称的V字形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

消失在日志和传说中,隐退在宗教的冥思中,生活在溜溜球的无聊中,“V.作为一头模糊不清的狩猎对象,像公鹿、雌马鹿或兔子一样被迫捕,又像一种老式的、古怪的或禁忌的性享乐形式一样被迫逐。”而在没有循环的历史中追寻V.,无疑是一个现代人生存的寓言,上帝创造了巧合,人类制造了镜子,而这就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在一个名叫布兰达·威格尔斯沃思的歌声里:

我是拉格泰姆和探戈舞曲;无衬线的字体,纯几何学。我是处女头发的鞭子,腐朽激情的精致灵巧的镣铐。我是欧洲每一个首都的每一个孤零零的火车站。我是街道,是平淡无奇的政府大楼;咖啡舞厅,发条机械人,爵士乐萨克斯管;旅游女子的装饰小假发,仙女的橡胶乳房,总是报错时间、用不同的乐音奏鸣的旅行钟。我是死去的棕榈树,黑人的无带轻软舞鞋,旅游节之后的干涸的喷泉。我是黑夜的一切配件。

香水

编号:C39·2081121·0759
作者:【德】帕·聚斯金德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5年5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35

副标题:一个杀人犯的故事。马原认为这是“在臭味年代里发生的一个传奇”,并用“伟大”这个词形容该书作者帕·聚斯金德:“在人类被金钱淹没的20世纪,还有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幻想作家诞生,他应该诞生在格雷诺耶那个时代,他真的不应该是个20世纪末叶的人,真是个伟大的幻想作家。”


悦·读:《香水》:一种致命的毒

一滴香水里,包含着一个生命的消逝和溶解,包含着一个天才的灰色人生,包含着对于爱的疯狂迷恋。最后的最后,都死了。

18世纪一个杀人犯的故事,在21世纪的某个冬日,依然杀机四伏,坐在暖气围绕的房间,我依然能闻到飘散了几个世纪的怪异味道,混合着对于生命的变态谋杀和对于理想的温热呵护,你会感到极度不安全,生命仿佛只幻化为纯净奇香的一滴,掉落下来,便是全部的黑暗,便是全部的死。

血、脐带、鱼腥味、暗灰色的调子,给足了一个天才的宿命。在臭的环境里出生,死亡擦肩而过,他身上没有任何气味,而他的鼻子却能寻找到世界最美妙的香,地狱般的臭和天堂里的香,把这个世界支撑出完全不同的领地,天才是无法复制的,他的每一次对死亡的逃离总是用其他人的死来换取,母亲、皮革制造商格里马、香水制造商巴尔迪尼,当然,还有26个散发着体香的少女。

从少女身上他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对于他而言,少女身上的香味意味着纯洁的美,不占用它,他的生命就毫无意义。这是一个黑暗的灵魂,一个千疮百孔的躯体,一个猥琐卑微的生命,他对于理想的尊重和呵护超过了肉体,超过了所有物质,尼采借查拉斯图拉之口说,上帝死了,但是对于格雷诺耶来说,上帝从来就没有活过。查拉斯图拉内心充满了无人倾听的痛苦,但格雷诺耶从来没有过这种痛苦,他下山之后,更纯粹地成为了他自己,他对这个世界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既不想超度别人,也不想超度他自己,他的一生都只是在为自己活着,或者为自己痴迷的香味活着。

他熟悉这种气味,它给予他一种安全的感觉。
──[德]聚斯金德《香水》第三章

这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他的生命意义只建立在他人生命的丧失之上,而最后,所谓理想的香味则断送了他的身体,他的理想和他所有的爱:巴黎的一片墓地,身上洒满了用少女的体香制造的香水,那些离他不远的人立刻疯狂了起来,扑向他,把他撕成了碎片,并且迫不急待在吃进了肚子。

他这一生充满着对嗅觉无能为力的屈从、盲从、追寻、执迷乃至疯狂,从巴黎出发最后死在巴黎,起点回到了终点,他完成了一个圆,这是生与死的圆,是得与失的圆。《香水》的故事因此飞起来,自由无度。它是无解的。它是一个庸才抵抗世界的故事,可又何尝不是一个天才坠入深渊的故事?

马原在盛赞聚斯金德的《香水》时说:“虽然我最近经常唱小说死亡论,但是事实上有象聚斯金德这么也不起的小说救世主诞生,小说应该还有回光返照的机会。” 小说《香水》惊世骇俗的一面是用最通俗的故事表现出来的,缓慢递进,却让你窒息,追寻少女洛戈是最精彩的,而结尾突兀的死更像是短促的梦,其实,空间很大,但是聚斯金德说,我已经不能再想象了,我要死了,搁笔的时候他体内一定散发出了邪恶的香水味。

这一点短促的结尾在小说出版40年之后得以有限地展开,一直关注偶然的机遇与宿命式的爱情的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Tom Tykwer)用影像开始叙述一个关于欲望的象征故事。可惜,电影只在香港和台湾作了短暂停留。

香水这个词,从拉丁文“per fumum”衍生而来,意思是“穿透烟雾”。但是当我们阅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们便把它叫作格雷诺耶。

边疆

编号:C28·2081027·0758
作者:残雪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336页

残雪是中国当代最独树一帜的女作家,也是中国唯一位有作品入选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作家。 本书讲述边疆某小石城里几个异乡客的诡异生活。多年以前、主人公六瑾的父母为了追求爱情来到边疆的小石城;在那里,他们发现小石城是一个一切事物都处于无形胜有形状态的地方。六瑾成人后,决心重走父母在小石城走过的道路。通过与有着不同寻常的感觉功能的形形色色边疆人物的交往,她对边疆的事物也产生了荒诞不经的认识和想象。边疆小石城成了一方让人进入异常事物内部的净土。


悦·读:《边疆》:一部残废的先锋

我承认,我对残雪一直没有过份关注,我以前对她的阅读也仅限90年代的《黄泥街》,而用两个月读完她所谓最高峰的小说《边疆》,内心还是没有什么冲动,文字,还是那个习惯用文字装点精神虚无的残雪。

边疆地区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屋外的景色总是对人的情绪有巨大的压迫。虽然有这些受难之处,整体上来说她还是喜欢这里的风景。

《边疆》从头至尾都给人设置了这样的阅读障碍,我每天晚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读完一章,然后安然入睡,那些障碍在睡梦中自然消解,我甚至第二天记不起昨天阅读的内容,但是晚上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阅读,那种断层又会重新构建,而我仍然不再依靠思考和回忆来消解。这种阅读的方式一直带给我很平静的感觉,我觉得阅读残雪的作品,首先要抛弃情节,走进去可能是危险的,我曾这样告诫自己,所以,她在文字内部独自舞蹈,而我在文字外部独自休憩,两个世界是平等的,互不侵犯。

“我潜意识里就是一个边缘人,既不能脱离人群,又对人群厌恶。我不写外部,只关心人的内心和精神的规律。”这是残雪对《边疆》精神内核的自我评价,所以你不能指望用理性的阅读来阐释这个怪异而自负女人的内心,她是孤独的,你不能破坏她的孤独和她共鸣。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的文字,“一定要找到一个混沌的暗示性的东西,向语言的原始性靠近。”任何言说都不能还原混沌和原始,所以残雪的呓语是只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的,她不会影响一个深夜瞌睡者的状态,更不应该用这样的逃避方式把小说上升到人类精神的内核。

还是要有限谈谈这部小说。

《边疆》和90年代的《黄泥街》一样,都是以某一个地理作为小说的自足封闭的空间,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城堡。在人性、自然诡异现象面前,所有的人都在时间的迷宫里走失,六瑾、蕊、阿依似乎都是时间安排的替代品,他们找不到归宿,在每一个可能面前找不到出路。小石城存在他们的恐惧中,存在于时间的建构和破坏之中。残雪在怪异、琐碎、深入、渗透的讲述中,让人在荒诞面前不认识自己,脆弱地生和死。

可以说,残雪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的言说方式没什么创意,现代派的典型手法——分裂贯穿始终,梦魇、自语、神异、死亡,这些手法一一呈现,她依靠这个系统写作,拥有惟一的解释权,并将他人隔绝在外,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舞蹈。

尽管作品贴上标签去阐释就会陷入经验主义的误区,但我还是想把她叫作中国先锋文学最后一个舞者,尽管她自己不承认“先锋”这个词。中国先锋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有过冷清的开场和热闹的纷争,但是到了21世纪,许多曾经坚守的作家都消失了,格非、北村、马原、余华 ,这些曾经建筑起中国先锋文学大厦的作家,仿佛都在转身蜕变:北村开始接触影视,马原离开了西藏就只能上台演讲,余华在《兄弟》的回归中抛弃了诗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先锋作家纷纷改变了自己的探索姿态,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他们或长时间搁笔,或采取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所接受的叙述风格,或与商业文化相结合。而似乎只剩下残雪这个西方现代派的“传教士”,在中国文学舞台上独自起舞。

残雪是孤独的,更是寂寞的。她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在自我实践中把西方“后什么现代,还主义”的东西,以君王的方式统治她的读者,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独一无二的自负,甚至用身体的坚持来贩卖这样的信仰:“我觉得我任重道远啊。在这个国家推行我的文学理念,还要有很长时间,所以我拼命锻炼身体啊,搞到底啊……我锻炼了有25年了,每天长跑,现在半个小时,年轻的时候一个小时。”“我创造性的东西已得到世界的公认了。”

在对西方的顶礼膜拜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个更多创造性的残雪,过去西方试验过的一切叙事样式都能在她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就像她最初的职业一样,只能拼凑、粘贴布料,她不是设计师,她只是一个裁缝。

其实,我无意亵渎这样一个被所谓的西方承认的作家,我应该像对这本书的阅读一样,和她的文字互不侵犯,所以我更愿意把残雪还原为一个叫邓小华的裁缝。

记忆的红皮书

编号:E29·2081027·0757
作者:朱大可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34.00元
页数:301页

虽然朱大可在日渐“口水垃圾化”的中国文坛却自嘲此作为“盲肠”之作,但更多人认同《记忆的红皮书》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又是一本读过不可不哭笑的书。本书是作者二十多年来感性文字的集合体,它就像一个年代久远的箱笼,收藏了作者的大部分话语细软。其中包含有散文、随笔、书评、文化分析以及实验小说等各种文体。书中,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


悦·读:朱大可:一段红色的“盲肠”

对于朱大可,我是先见到他,然后再读他的文章。

2年前,我和他的相遇是一个小事件,是关于文化的一次小城之旅,当时我们邀请了网络文学的一些青年,朱大可因为时尚略带前卫的批评文风而受邀,当时同来的还有和他在同济大学的张闳。年纪略大点的朱大可显然在这批以网络为阵地的青年作家眼中是被尊重的,他也和大家一起探讨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网络传播以及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与特点等议题。而那天晚上“对话作家”中,他对“网络文学现状”、“传统文学与网络的碰撞”、“严肃文学批评的困境”、“人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观点阐释。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朱大可,在这次文化活动中,我还获得了朱大可亲笔签字的《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一书,那书后来一直不曾细读,而在今年,我从书店里购得了他刚出版的新书:《记忆的红皮书》,才真正从文字上认识了朱大可,认识了他那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

我最早的记忆起源于两岁时的一场噩梦:几架黑色的飞机追击着我,而我则在大地上逃亡。事后才知道,当时我开始沿着大床的床沿奔跑。黑暗中没有摔下去,真是一个奇迹。外出做客的父母进屋开灯,见我正在梦游,赶紧把我叫醒。我清晰地记得从恐怖的梦境转向温暖的现实的那个过渡的意识片段:我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和受惊的父母,但噩梦的图像还没有消褪,它与现实的场景发生了融合。

这是朱大可“迷津里的少年行旅”,而在半个世纪后的回忆中,这些片断呈现出童年少有的那种红色,迷乱而遗世独立,在国家宏大叙事面前,少年红显出对那个时代特有的粘稠感──无法背离,只有观望。

物质的贫穷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而思想的失忆是最大的悲剧,朱大可在饥饿的青春里寻找乐趣,寻找大革命时代的个人记忆,而这种寻找,对朱大可来说是批判意识的成长,是书架、音乐以及上海这个现代化城市里的隐喻主题,病态的美无时无刻不在朱大可的记忆中留下烙印,而他的反抗不仅在那个时代具有鲜明的反叛,而在现今这个迷茫的时代仍有战斗的激励作用。

在我的记忆中,朱大可是儒雅的,却不古板。在他的个人叙事里,一定有着为大众启蒙的精英意识。“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是他精英道路的起点,旧法租界的中心,“四周的邻居除了少数平民,大都是大资本家、高级医生、大学教授、电影导演、少数共产党高级干部和外国侨民”,这些特定的环境是大革命时代的斗争重点,也构成了童年朱大可对精英的潜意识膜拜,音乐、图书、戏剧,这些属于精英的文化因素也是朱大可童年的记忆中心。而当童年的一切推翻之后,对于朱大可来说,那不仅是记忆的沦陷,更是对精英被边缘化的不甘心,所以,在朱大可的个人叙事上,一种凌驾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精英拯救话语开始弥漫,而他所对抗的就是当今网络哄客为代表的流氓话语。

《记忆的红皮书》,被朱大可自嘲为“盲肠”之作,是他面对“口水化垃圾化”的文学时代的愤怒和愤怒之后的无奈。走出记忆的红皮书,对于朱大可的使命,当然是继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的启蒙教育,而他的启蒙多少显得犹豫,甚至有些自我矛盾。“大众鄙视精英成为时尚。”朱大可认为知识分子逐渐被大众抛弃,不过所谓“大众”,比起如今仍旧在沉默的大多数,仍旧是一种少数,“除了网络大众之外,目前中国的最大群体,仍旧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有人为他们代言,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朱大可不无忧郁地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一旦上网发言,最大可能是重蹈网络哄客的覆辙。

对于所谓的大众及“沉默的大多数”的模糊界定,使朱大可容易站在自己的对面,他曾经是文化思潮的参与者与主导者;如今,他害怕自己话语亦淹没于民众口水的汪洋之中。对此,他无奈地叹道:“个人话语的螳臂,又何以能阻止汉语衰变的历史巨轮?”所以1993年远赴悉尼,朱大可在地球那端彻底与文学隔绝;直到2001年回国,与文学毅然“离婚”,转向文化批评研究。

既然不能阻止大众反讽的潮流,为何还要如此辛苦固守自己的那套知识分子话语,而我从对他的阅读中,隐隐感到,朱大可陷入的二元悖论是关于话语主体和话语媒介的,却并不关乎话语内容,所以,在他越来越融入到互联网推广他的文化批评的时候,自己又无意识地借助大众话语还原知识分子身份。

当然,我对朱大可的阅读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可能又是一种误读,但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说,批评是无限可能的,尤其是面对这些主题远远躲在背后的隐喻。

活着的象形文字

编号:W75·2081005·0756
作者: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
页数:139页

思维的乐趣不仅来自于文字本身,还来自于隐藏于文字背后的生活、文化、历史。书稿收录了详实的字典,可供查讯、参考、对照书写;用不拘一格的形式全面解读了东巴文及东巴文化,收藏它便是收藏丽江。

纳西纸书

编号:W75·2081005·0755
作者:布鲁斯·里
出版:云南美术出版社
版本:2003年9月第一版
定价:80.00元
页数:82页

《纳西纸书》从生产生活、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多方面探讨了纳西族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了丽江古城深厚的多元文化,在形式上集中展示了纳西族传统手工艺的精华,全书采用80页纯手工加厚东巴纸,是一件纳西族传统文化与传统工艺完美的结合的创举,给人以一种纯粹的手工体验,更是一件值得永久珍藏的艺术精品。

中国往事

编号:C28·2080104·0754
作者:伊沙
出版:远方出版社
版本: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本书是一部带有“自叙传”意味的长篇小说,通过童年-少年视角的目击,展现出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重大转型以及时代变迁对于人民生活和心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一部真实有力的“个人编年史”暗含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和一个国家的断代史。同时,这又是一部不同一般的“成长小说”,见证着大时代里也有个人的成长秘密,也有青梅竹马、青春萌动和性的困惑、迷茫与觉醒……


《中国往事》:世界开始了

刚会写我的大名时,我还老是有点儿纳闷:这“武文革”和“索索”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突然就从“索索”变成了“武文革”了呢?我到底是“索索”还是“武文革”啊?
——《第六章 1975》

武文革是一种命名,索索是另一种命名,两种命名以相异的方式指向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武文革”是正规的姓名,是开始上学之后的大名,是被书写被点名的符号,它指向的是一种正式叙事;“索索”是小名,是上学之前的昵称,是属于童年纪事的记忆之名,它指向的是一种童趣叙事。当“我”被动完成了新一轮的命名,正式拥有了“武文革”这一大名,心中的疑惑更指向一种并不接受的现实,而这种疑惑甚至反抗,正是1975年这个时代的某种转向。

从“索索”变成“武文革”是一种突然发生的事件,突然的背后便是以“武文革”为代表的命名体系对以“索索”为代表的童年记忆的压制和篡改,两种命名、两个世界变成了一种对立,而充满了时代特色的“中国往事”正是在对立中展开的。书名叫《中国往事》,题辞是如下这句话:“以下是我最早认识的一组汉字(我相信你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伊沙用这样的方式赋予了时代一种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武文革”这一名字甚至也成为一个被打上烙印的名字。在这样一种环境里生存,到底会遭遇何种“成长的烦恼”?从1970年“世界开始了”,“我”无疑就是这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父亲在西安的地质勘探队里,常年在外面工作,母亲则在上海,她所从事的是研制坦克上的激光瞄准镜,父母分居两地,而且都在为这个国家工作,无疑,“我”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中是缺少完整性的。

之后母亲因为事故而逝世,“我”甚至连最后一眼也没有看见,整个70年代,“我”像是被抛到了一个陌生世界,而在这个陌生世界里,具有时代特色的国家事件构成了“我”记忆中的宏大叙事:1972年,我开始识字,所认识的三组汉字就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是因为这一年举办了“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特殊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从1966年“文革”爆发开始陷于瘫痪的体育行业开始恢复正常,这届运动会的举办正是一个重新起步的信号。”1974年我看到学校的宣传栏上写着大标题:“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后来在路边看到群众打出的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市!”1975年,“勇交白卷”的习小羊变成了学习的榜样,他成为了学校里涌现的“时代英雄”;1976年听闻了“敬爱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学校操场上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誓师大会,之后毛主席逝世,老师“苏太太”向班里同学发出了“给毛主席守夜”的倡议,肩负起“严防阶级敌人盗窃遗像花圈破坏灵堂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后来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这个属于父亲的春天,传来了在首都召开全国科技大会的消息,父亲作为代表受邀参加;1979年,开年就有了“大事”,这既是“国家大事”,又是“世界大事”:元旦《上海公告》发表,中美两国建交,接着邓小平访美,中美关系正常化,而父亲第二次结婚,我的继母生下了一个弟弟,他被取名叫“武开放”——一个和“武文革”一样具有时代感的名字,一个折射出国家宏大叙事的命名。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时间轴上,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的举办、批林批孔斗争、西哈努克亲王芳华、勇交白卷成为时代英雄、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批邓反击右倾运动、“四人帮”被粉碎、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中美邦交正常化,这些事件构成了国家层面叙事,当这些事件发生,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疑会产生复杂的情感,一种是被动状态下的体验感。对于“我”来说,1970年是“世界开始了”的起点,这一年对于我的第一次就是“狠狠摔在泥水里的惨痛一跤”,在被“三八式的老干部”刘书记的儿子刘虎子、习小羊等人的欺负下,这一跤开启了“我对周围世界的记忆之门”,而导致这一跤的便是“暴力”,而我也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赢得了第一个朋友习小羊,“我的第一个朋友是通过暴力的方式获得的,这让我对暴力有了初步的好感。”之后我通过钻入裤裆的“收编仪式”加入了刘虎子领导的“革命队伍”,开始了文革一样的革命体验。

这是一种主动融入,但是更多的体验却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远在上海的母亲因为“激光的辐射毁坏了他们的血液”而死去,祖母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叫我吃饭而踩滑,最后突发脑溢血告别人世,常奶奶在一个雨夜因为房子倒塌而被砸死,以及之后舅婆的去世,这些死亡构成了我的一种体验,它们如此直接,又如此猝然;死亡之外,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我总是寄宿在别人家里,从常奶奶到舅婆,从刑阿姨到“娘娘”,从“六号坑”里的斗争到成为捡垃圾的孩子,以及从西安到成都,从成都返回西安,以及去往上海等生活空间的转变,都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个人体验,它是一种缺少归宿、缺少爱的存在,而这也正是这个时代带来的某种苦难,它在“我”的成长中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在这样一种体验中,“我”对之的反应有“以暴制暴”式的适应,有第一次参加足球比赛、第一次听《红色娘子军》、第一次看见彩色电视机、第一次独自出门旅行的惊喜,更有一种保存个体意义的对抗,于是,这种私人性的经历就具有了对于时代的某种破坏性。第一次的惨痛摔跤留下的是痛苦的记忆,“到了三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那泥的滋味是一种怪怪的苦,叫人恶心欲吐!”之后的1974年,终于不再被“囚禁”在邢阿姨的禁闭室,和陈晓洁一起跑进了盛大的夏天,在阳光灿烂和麦浪滔天中感受自由;1975年,因为策划了“复仇之战”,当了一个学期的班长之职被撸掉了,还被勒令在全年级做检查,“我是一个灾星——这个巨大的阴影投进了我的内心!”而苏老太太对我的批评是:你到底对像你妈这样为国捐躯为党为人民牺牲了自己生命的革命烈士们有没有思想感情?有没有阶级觉悟?在浸透着他们鲜血的土地上,你怎么连饭都吃不下了?你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怎么成长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对得起生你的妈?!有你这样的儿子,你妈在天之灵怎么放心得下呀?!”1976年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却没有感觉变回旧社会,“这种心理让我觉得必然会有大的灾难发生,不发生就不像话。”终于后来公开的消息是:“四人帮”被粉碎了。

在处处是国家宏大叙事的世界里,个体的生活都处在影子里,就像我对于“武文革”和“索索”名字的质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体的体验、个体的命名、个体的生活,都无法逃离“武文革”背后的那个强大体系?所以要破坏,所以要自由,而对于“我”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成长性世界的开启,它是个体对私人生活的争取,而这种争取突出表现在我的性启蒙上。1974年,我住在了“六号坑”的常奶奶家,常红成为我性启蒙的第一个女人,五岁的我和常红睡在同一张床上,当我见证了常红被“八一”侵占,“活生生的最冰冷最残酷最丑陋的现实在我身边发生了”,而常红在受辱之后对我说的话是:“索索,你还想……摸小姨的奶奶不了?小姨现在已经……不干净了,也不金贵了,想摸你就来摸吧。”1974年,父亲又把我交给了邢阿姨,邢阿姨和大李叔叔要好,他们住在我的隔壁,当晚上传来“女人的呻吟和男人的喘息”,当那张大床在摇晃中变成摇篮,“我便在这富有节奏的摇晃之中甜然睡去了……”后来我还亲见了换衣服的邢阿姨,看见了她自制的花布裤衩和白色胸罩,当然更看见了身上雪白的赤裸部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目击一个女人的裸体,“心里的感觉怪怪的:有一种从很深的深处所发出来的痒,像是跳进去了一两只蟋蟀似的。”

后来还和阿姨有了“共浴”的经历,阿姨的手似乎在为我做一次中国式的“割礼”,“是把我从一个小男孩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狠推了一步!”也正是一种仪式的进行,我朝着男人的方向上继续前进,甚至变成了一种主动的成长,1975年我发现了“百草园”,爬到那棵香气四溢的香椿树上可以看到女厕所里的友人风景;后来和冯红军妈在一起,被她脖子以下丰腴的身体所着迷,“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正是在这一个女人身上,我的目光开始变得不再纯洁,开始有了‘贼意’……”到了1978年,在和父亲洗澡时,看到了父亲的男人身体,而自己那部位也“高高地硬了起来”,所谓发育,便是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男人的准备;后来在自己的家中发现了抽屉里的蕾丝花边胸罩,“捧到面前,用鼻子嗅着上面的味道,用嘴唇轻轻地与之发生接触,像得到一块骨头的小狗一般万分陶醉……”那是和父亲要好的“小谢阿姨”的物品;而到了1979年,习小羊通过私下里弄到了一本医学书,这本医学书成为了“性书”,我和他完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我教育”……

在国家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的私生活是处在一种禁闭状态中,就像“我”成长所缺失的家和爱一样,就像我被改名叫“武文革”一样,当成长所需要的性教育也处在缺失的状态下,“我”便在一种争取中开始了成长,它既是私密的,也是合理的,它既是禁止的,也是自由的——伊沙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完成了个体意义上的命名,让“我”的成长趋向完整,所以这个“世界开始了”,既是一个时代畸形世界的开始,也是自我成长的私人世界的开始。但是伊沙在书写性教育的完整性、成长的合理诉求上,却又表现得太过了,常红、邢阿姨、“白骨精”白晓莹、冯红军妈、陈晓洁、小谢阿姨构成了“我”的性启蒙样本,他们用身体以及肉体打开了禁闭的门,但是“我”另一方面也主动打开了这扇门,甚至以“猎取”的方式窥视着女性身体,这似乎超出了某种道德约束,甚至在“我”十三岁的时候,从大部头的“黄宝书”里知道了一条逻辑:“人一发育成熟,就需要性交,性交得以存在,光明正大的理由是:繁殖。”于是十三岁的我和十四岁的习小羊一起学会了“干搓”;甚而至于一个名叫王梅的女人收我为“学生”,开始让我打开“女人之门”,“她在夜里在床上教会我的那些本事全是真的!令我早早从一个男孩变成了一名男人,让我一次学会受用终生……”不仅超越了道德,而且也违背了法律,这样一门男人的必修课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存在?

世界开始了,世界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被打开,其实也缺少了所谓的批判意义,而伊沙似乎也沉浸其中,就像最后“今生今世的头一个女人”对我说的那样:“你……你要守住自己的秘密,不要对别人去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贵最难忘的回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汉字中,在“中国往事”的叙事中,在压抑的时代中,当道德和法律之外的性行为成为秘密,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它在寻求补偿意义之外更是变成了一种畸形的成长,如那个时代,如那些孩子。

我纷纷的情欲

编号:S29·2080104·0753
作者:木心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7年1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
页数:203页

木心,一九二七年生,原籍中国浙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一九八二年定居纽约。著作:散文集《琼美卡随想录》、《散文一集》、《即兴判断》、《素履之往》、《马拉格计画》、《鱼丽之宴》、《同情中断录》。诗集《西班牙三棵树》、《巴珑》、《我纷纷的情欲》、《会吾中》。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The Windsor Cemetery Diary》。 本书是是木心的诗集,分为三辑。


《我纷纷的情欲》:那夜晚接连三次一见钟情

这是你从前爱喝的酒
爱吃的鱼,爱对的灯
这是波斯的鞋,希腊的枕
这是你贪得无厌的姿式
灵魂的雪崩,乐极的吞声
圣经虽已蔫黄
随处有我的钤印
切齿痛恨而
切肤痛惜的才是情人
——《肉体是一部圣经》

三辑诗歌,三次一见钟情,纷纷的情欲是地中海“伟大慢板的熏风”,是佐治亚州小镇“静得不能更静”的秋天,是维斯瓦河边“冻结的暗蓝浅滩”,是奥地利的多瑙河岸边“什么也想不起来地坐看夕阳西下”……那夜晚是静夜,情欲“纷纷飘下”,是飘在那些树枝和窗棂上,“唇涡,胸埠,股壑/平原远山,路和路/都覆盖着我的情欲”,自然之性和人体之性的结合和隐喻,从来不曾从这个安静的夜晚逃逸,而是有“更静,更大”的情欲,接连发生“一见钟情”,覆盖那山那水,那涡那埠那壑,以及那远行的“路和路”。

路和路是行走,是逗留,是风景,是历史,是美味。穿越欧洲,远非是一次简单的行旅,在地中海,可以在阳台“对食草莓”,“皆因口唇/咀嚼之际尤美”,而远方不远处的黑白方格帆迎面吹来“伟大慢板的熏风”;在小镇FARO,丝丝入睡的夜晚,“一切安善,没有谁放浪形骸”,只有路畔的“橘果坠地而裂,整夜芬芳”,这享受是一个人的,只“可惜葡萄牙人的舌头非我族类”;在莱茵河旁边,“贝多芬老了”,而坐在河畔观落日,是“四重奏第二乐章玄之又玄”,这又是一次慢板,“茫茫无着落的慈爱”;在普罗旺斯,可以“继续剪葡萄”,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开怀畅饮,而所饮的不仅是美味的葡萄酒,是“普罗旺斯夜晚”。而这些城市,这些乡村,这些小镇,这些夜晚的夜晚,美味的美味,都激发着身体,激发着欲望,激发着自然。

但并非是所见所感,也是一种安静的阅读,路在脚下,也在心里,那“寄回波尔多”的并不是枯燥的文本,《蒙田随笔》第三卷第十三章《论经验》中有一节,“写得如此伧鄙直率,令人莞尔慨允别有奇趣”,所以在纷纷的欲望下,完全可以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盖东方之恬淡,欲辨已忘言,而西方之恬淡,忘言犹欲辨也,是诗之可念,殆古今诗薮中之最乏味者哉,中国晚明小品诸家亦将瞠乎其所以,故存之,有待顽仙之俦取乐耳。”消弭着东西方的差别,不论是“欲辨已忘言”还是“忘言犹欲辨也”,都是一种乐趣,一种顽皮,让味蕾在无国度的诗歌里绽放出芬芳之美:

我都是这样在轮换
白葡萄酒红葡萄酒
再回到白葡萄酒
我特别贪吃鱼
忌讳鱼和肉混淆
吃鱼的日子不吃肉
我认为是良心问题

“吃鱼的日子不吃肉/我认为是良心问题”,良心是回来,欲望是回归,爱什么和不爱什么,吃什么和不吃什么,总是会让人忘记很多的规则和禁忌,只是吃着,回忆着,轮换着,没有人阻挡。没有人阻挡,便是覆盖着的情欲,是“麝香之腋汗/涨满欲念的双股(《纸骑土》)”,那夜晚接连三次一见钟情,也只是打开了内心最纯真的记忆,打开了如圣经一般的“肉体”,尽管生活是颠簸,是飞行,而转换着的四季都有爱的“衬景”,即使远隔二十年,远隔着那些陌生的道路,但是只要打开肉体,打开爱喝的酒,爱吃的鱼,爱对的灯,蔫黄的圣经里还有着那些“贪得无厌的姿式”,灵魂退居在角落,而面前的只有“波斯的鞋”和“希腊的枕”,只有那“切齿痛恨而/切肤痛惜”的情人”。肉体是一部再次打开的圣经,仍然一见倾心的相遇,仍然是让人在皈依中感受爱欲。

所以在《一些波斯诗》里,除了“缅怀中古波斯的文学黄金期”之外,也是述录一个少年曾经在心里的感官想象,阿皮尔·卡尔说:“爱者,被爱者,爱,都是一个/美,镜子,眼睛也都是一个,就是我”,峨默·伽亚摩说:“我急于将瘠老的理性自床边赶走/好把葡萄的女儿入怀紧搂”,鲁米说:“我飞越灵魂和肉体,活泼泼地/住在我所爱的那人的心中”,而哈菲兹说:“拿酒来/酒染我的长袍/我为爱而醉/人却称我为智者”。为爱而醉,酒染长袍,却是一个智者,一个通往生命的智者,爱是美,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是赶走瘠老的理性,是饮酒的智者,这样的乖张和狂放对于诗人来说,是不是呈现着生命之真,呈现着肉体的美,这是每个人的情欲,这是人类的圣经。

而那个“金发·佛罗伦萨人”是不是也在书写一部自己的肉欲圣经?一三二一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五日的行程记载在Mario Tobino的《BIONDO ERA E BELLO》第26章里,这个从从拉文纳到威尼斯,又从威尼斯返程的故事里有着那出发和返程的路,有驶越道马拉莫科港、贝勒特里港的经历,有“到基奥贾不得不改乘马匹”的艰辛,有投宿洛莱奥望见蓬波萨修道院的惊喜,有经过盛产鳗鱼的科马里奥的匆匆,也有回到佛罗伦萨的解脱,但是这三天的行程并不是简单的行旅,这是有关宗教的羁绊,到威尼斯,没有心情泛舟,只有“谈判讨价还价,休会,等待/照例是频繁的外交活动”,而再后来,又被疟疾和高温困扰,心力交瘁而几乎丧失了坚强的意志,最后的回归是“平卧着,家人围在床边”,还有匆匆赶来的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商量着死后安葬在教堂后院,在疾病、痛苦中望见的是宗教的救赎,还是自我的肉体,“过去,过去,一阵阵过去/任何敌人和对手都不复存在”的是生命中的烦忧,而它们在时间里慢慢消失,最后剩下的是那一部“肉体的圣经”:“安然,安然/一切安然/黑党白党,远在天边/贝亚德上前整理衾枕/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安详的面容/焕发着青春的神圣光彩”。

安然的死,是在忘记纷争忘记敌人的释然里,是在安详的面容和身体里,那一部忏悔和救赎的圣经在自己一生的肉体里。可是打开的肉体并不是只在看见路上的“情欲”,看见酒和肉,看见鞋和枕,看见“贪得无厌的姿式”,那蔫黄的纸张里也还有一个故事,还有一段历史,还有另一个“良心问题”。

在俄国,在普希金逝世百年,在普格涅夫的法国别墅,在莱蒙托夫点烟时,在叶赛宁最漂亮的时光,在他看着田园,爱着革命,爱着自己的传说里,一段路被写上了有关自恋有关情杀的故事,“俄国纪事”是走进另一个国度,另一个肉体,圣经翻开在那里,读上几句。或者也看见“古拉格轶事”,我在其中,而且“被捕了”:“那角落的/扈从随员中/窜出两个人/四只手一齐/抓我帽徽/肩带腰带/地图箧/歌剧似的喊道/你被逮捕了”,“被捕”是不是有关肉体的最直接惩罚,我走进那条路,就是看见那些纪事,那些歌剧似的喊声,那不能从历史中去掉的沉重。什么是历史?在“HAROLDⅡ”中说:“历史,可不是男子汉的决斗年表吗/阳光慷慨,吉他缠绵,红酒低廉/醉意浓时哈罗尔德说/男子汉的小心眼儿竞赛,便是历史”,这是力量,这是生死,这是背叛与忠诚,这是伟大与渺小。在巴黎公社的一百春秋祭,能简单做一个弥撒吗?可是面对死者,生者已经在逃离历史,“这个巴黎,/再惫赖,离十九世纪近/别处更远更薄幸”,时间更近或者更远,巴黎还在那里,历史还在那里,所以对于圣经的救赎,对于时间的审判,有时候是壮丽,有时候是寒伧,有时候是最后,有时候没有最后,在延续,在伸展,而那千元美金买来的十四盎司鱼子酱,最后只是“街头喂鸽群(《论鱼子酱》)”而在英国,“羊和李尔王/在雷雨中叫/叫了很久”,历史的沉寂有时候的确是沉重而无奈的,那部圣经遗留在历史深处,而对于游离者来说,或者也只是被拖入到一个虚设的场景中。

“这是我呀/都被分散了的/一焰我/一粼我/一片我/一阵我/一缕我/散得不成我/无法安葬了(《湖畔诗人》)”被分散的自我,无法安葬,所以在这一焰、一粼、一片、一阵、一缕的片段中,似乎再也不能拾掇起那些历史,那些圣经,所以在沉重的历史面前,不妨让自己回归,用自己的肉体方式拼接另一自我,所以对福克纳先生说:“何必呢/何必一定要/使白菜欢天/萝卜喜地呢(《某次夜谭的末了几句》)”,而那次夜宿伯莱特公爵府邸的时候,喝到的是不称心的茶,看到的是“精致得未免太粗俗”的杯子,那要喝茶还是咖啡,要哈布莱还是阿萨姆,加牛奶还是加果汁,以及要查尔森种还是哈萨种或者是新西兰查尔森种的选择,让人有些不快,而这种精致的生活何尝不是对一种情欲的背离,何尝不是对生活的刻意解读,那沉重的命题如在“布拉格”一样,“擘一点布拉格/捺入我的烟斗/与事无损的/布拉格之燃烧”。

布拉格之燃烧,是历史的燃烧,是革命的燃烧,是沉重的燃烧,“悲伤是重量/我怎样也轻不起来”,所以不是因为要去悲伤而忘记了悲伤,是因为“现代人,算了/引不起我半点悲伤(《论悲伤》)”,所以在《论命运》、《论陶瓷》、《论快乐》、《论幸福》、《论物》的呓语中将我从那些沉甸甸的历史之路上拉了回来,那么对于充满肉体情欲的我来说,路在哪里?“我还在写/只有活着而死亡的朋友/没有死亡而活着的朋友/我音乐似的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急匆匆/哈代的慢吞吞/中间也许就是我走的路吧(《择路》)”“择路”在某些时候是逃避被设置的命运,是对于自然之性消失的黯然神伤,是情欲纷纷坠落在异乡的无奈。尽管有碎裂,有悲伤,有沉重,但是那故国的记忆却是回不去了,“中国的床帐”里有一些荒唐的戏,有悲凉的劫,是“一个人被拉进帐中就成了另一个人/两个人同入一帐就能化怨为恩”的陷阱,是长方形的紫禁城,“一床一个帝君/诞于斯,哭于斯,作乐于斯,薨于斯/中国的床,阴沉沉,一张床就是一个中国”。千古的故事,已经不能回去了,所以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的隐喻就是如何让自己彻底走出这魔障和陷阱,走出这中国的床。

那原先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在“晚声”中离开,在战火熄灭中离开,在失恋、思乡和久慕的流浪中离开,而这样的离开其实在身体里划上了重重一笔,本来,“我喜看炊烟,闻水的腥味,野烧草香/都市中只爱听日夜不息的市声/耾耾然,盈盈然,平稳,低沉”,但是达到的城市里却是俗世的奏鸣,是和自己无关的声音,所以“十九岁的时候已经厌命而贪生”。这是一个在路上的年龄,这是一个怀念和失去的年龄,而那走向流浪的十九岁也是地球另一端的那个少年的传奇。兰波,火焰中的孩子,他写下了《彩图集》,那年,他和热尔曼·努沃的诗人住在伦敦,那年他对创作绝望而放弃了文学,那年,他梦想着奇遇,想徒步在欧洲游历、漂泊,那年,他也是19岁。

十九岁的少年,都是青春,都是离开,都是漂泊,所以在“一次庞德式的迻译”中,我们读到了木心眼中的兰波,那个在“洪水过后”被抛于涯滨长堤的孩子,一个看见“空空的废旅馆”南方的孩子,一个“匍匐/额头额触苍天”的孩子,而最后,“在我墓穴周围/是下水道,四面八方/哦,地球的厚度/除此别无所有”;十九岁的人生是悲叹:“我呀,一个极坏的怀疑主义者/就只是以后不再暴露我的怀疑了/我等待,到那天/变成一个万恶淋漓的疯子(《人生》)”;而那青春的定义呢?“啊,青春有说不尽的利己主义/勤勉,好学,乐观/今年夏季,世界怎么会有这许多花/曲体和曲式都快死了/合唱,失魂落魄/神经老是打滑打滑/组不成一支夜旋律(《青春 二十岁)》”。

这是兰波的青春,这是木心的青春,这是木心的兰波,一切格言都被废除,肉体已经变质,那些唱诗班里的安慰变成了逃逸,变成了失魂落魄,变成了没有圣经的肉体,而那个“守护神”呢,在自己的爱的世界里完成了救赎,:“他认识我们所有的人,因为他爱/冬夜,从海岬到海岬,汹涌以袭城堡/从这些方位视角到那些方位视角/气尽力竭,吆之,眺之,送之/潜于潮浪下,仆于雪原上/群起而追捕他的眼/他的息,他的肉,他的命”,这守护神就是自己的爱,自己的气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岁月,是“认识我们,爱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灵。

自己的复活,自己的爱神,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圣经,在离开在回归,在获得在放弃,在复杂在简单,在精神在食物,在一切的人生路程中,走过“仍然是一见倾心”,仍然是“切齿痛恨而切肤痛惜”的情人,洪水过后,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人生,另一些情欲:“因为第二天、又纷纷飘下、更静,更大、我的情欲”。

许三观卖血记

编号:C28·2071112·0752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4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9页

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他被周围生活不断地压迫,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他只能用卖血来维持,每当无奈时,就会想到用卖血来解决。随着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15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琐事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

我的名字叫红

编号:C39·2071010·0751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8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500页

1590年末的伊斯坦布尔,国王苏丹秘密委托制作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此时离家12年的青年黑终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的谋杀案……《我的名字叫红》有三个层面:它是一个谋杀推理故事,一本哲思小说,也是一则爱情诗篇。

 


《我的名字叫红》: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

 

“红”的情况也一样:有一张纸被溅上了几滴红墨水,小气的说书人问我们能不能借此发挥。我们朝纸上多洒了几滴红墨水,接着各自在一角勾勒出了某样红色的物品,再轮流告诉说书人自己的图画有何故事,让他能讲述给大家听。
——《人们都叫我“鹳鸟”》

轮流说故事,必须在一种被勾勒出的红色里,说书人其实看到的是一张被画好的画,上面有树,有狗,有马,还有女人,蝴蝶、橄榄和鹳鸟,他们只是其中的画师之一,他们不讲述有关的故事,他们只负责用颜色来渲染情节,而那些故事里必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区别于树、狗和马的人,或者还有那个女人,但是他们不是全部的人,只有头饰,教长、骑兵、法官、刽子手、财务官员和秘书,只有他们的称呼写在背面,像一个游戏,寻找能够凑成正确的一对。那么这个游戏最后一定会交给说书人,交给那个大家听到的故事,但是,当红墨水还没有浸透那些物品的时候,那个说书人就已经被杀害了。

还是一个游戏,在蝴蝶、橄榄和鹳鸟之外,没有了高雅,他也被杀害了,在枯井里有着他的尸体,上面有着一幅不知道是谁画的画,画里有一匹马,有着古怪鼻子的马,栗色的马,马会是唯一的线索,就像红墨水之于说书人的故事?“猜头巾”的游戏里隐藏着一个色彩的寓意,可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谁都不会站出来告诉我们故事会向那个方向发展。那么轮流告诉说书人变成了一种死亡的威胁,故事的背面也写着可能的谋杀,而那血也是红色的,像勾勒那些物品的颜色一样。

但是,画作不会那么明白地告诉背后的名字和可能隐藏的谋杀。比如一只狗,在高雅的“我是一个死人”和“我的名字叫黑”的自述之后,“我是一条狗”变成了另一个说书人,只不过和死人的自述一样,“狗会说话,不过它们只对听得懂的人讲。”是的,起初狗和说书人有关,“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不时地伸手指向图画。”狗的名字写在画作的背后,还是说书人的名字写在背面?说书人和狗都是游戏的一个部分,那么那个没有什么见识、呆头、很笨、但口才却很好、厚颜无耻的“胡斯莱特教长”就是一个隐喻,或者是黑眼中的那个在“贝亚泽特清真寺传道、并宣称是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传道士努斯莱特”,作为埃尔祖鲁姆传道士,他扬名于世,但是他的出现是在“这段道德沦丧、物价飞涨、谋杀和抢劫盛行的时期”,在伊斯坦布尔的信教者眼中和狗眼中,完全成为不一样的人,像游戏一样必须在背面写上称呼才能让人看见。所以当把饮咖啡当成是亵渎宗教的严重罪行,说书人的悲剧命运就开始了,就像狗:“伊斯兰降临之前,十二个月中有一个被称为“狗月”。然而如今,狗却被视为恶兆。”而在《古兰经》里,那七个年轻人正是因为厌倦了居住在异教徒之中,才对劲了一个洞穴里睡觉,而真主安拉封住了他们的耳朵,使他们忘掉了异教徒的那个世界,整整三百零九天。而那个山洞口休息的正是一条狗,它是守卫还是象征?而据说在异教徒法兰克人居住的地区,每条狗都有一个主人。是的,狗只是《古兰经》里的一个游戏,只是异教徒的符号,但是当说书人以狗的名义指着画说出那个故事时,灾难就已经开始了:“对狗来说,成为敌人和成为异教徒是同一回事。”

那么树呢?“我是一棵树”的自述里也有一个关于异教徒的故事,坚持咖啡是魔鬼的产物,喝咖啡的人全都要下地狱明明写在“锡瓦斯的斗鸡眼奈德莱特教长与树”的故事里,而当一群土匪杀死了信差将一部叙事诗《七宝座》变成精致手抄本的时候,树其实已经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像秋天落叶飘零的故事还隐含着一个关于叶子的去向问题,或者其中的紫色隐含着某种毫无理由的归宿,当然这全是画师的作为,作为树,作为一种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是帖木儿统治时期赫拉特城最伟大诗人贾米的七部叙事诗《七宝座》,还是细密画家的手抄本,而这只是某种材质上的区别,真正让树具有某种永恒意义的却是画着那幅画,一个关于爱情和弑君的画,菲尔多西《列王记》和内扎米的《霍斯陆与席琳》里都有记载,霍斯陆含泪潜入杀死自己的父亲就是为了和席琳的爱情,而当初,挂在美丽花园里的那幅画上,就是霍斯陆的画像,当席琳看见画像而坠入情网的时候,树变成了最后的见证者,而那些细密画家就在那里描绘了这有关爱情的“场景”:“刻画出了席琳仰头凝望霍斯陆的相貌时,脸上惊喜与爱慕的神情。”但那只是有关树的一个故事,只是说书人轮流讲的故事之一,所以即使有着爱情,也有无法赦免的杀父之罪,所以在树看来,那只不过是另一个游戏:“这么说不是害怕如果我是如此被画出来的话,伊斯坦布尔所有的狗都会以为我是一棵真的树,跑来往我身上撒尿,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意义何来?不是挂着画像的爱情,也不是说书人的故事,意义只是它本身。而在马的身上,意义就转变成为一个谋杀的线索。起初也是和狗、树一样,在“我是一匹马”的自述中开始一个游戏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天底下没有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马。我只不过是一位细密画家想像中的马,被画在了纸上而已。”只是画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但是当高雅被人从井底打捞上来的时候,才发现上面有一幅绘有马的画,这幅画高雅从未说起过,他的妻子卡比叶也发誓说“没有任何人曾委托她已故的丈夫画任何马匹”,而这匹马的特殊在于鼻子,这是奥斯曼大师的判断,如果只是一匹骏马,它象征着苏丹陛下的财富与疆土,但是有特殊鼻子的马则是一件谋杀案的线索。为了在三天之内找出杀害高雅和姨夫的凶手,在奥斯曼的策划下,给画师橄榄、蝴蝶和鹳鸟布置了一个任务:各自画一匹马。橄榄变成了那匹骏马:“最后,再热情、慎重、毫不含糊地画出了它的睾丸与阴茎”;而蝴蝶则变成了画它的伟大的前辈绘画大师:“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侧面扬蹄的姿势,应该会看得见马的生殖器,不过我空下它们没有画,避免让妇女们过于分心。”而鹳鸟呢?“当我画一匹骏马时,我就是我,仅此而已。”这不是三种境界,这是三种习惯,而对于马的鼻子的线索其实一个陷阱,奥斯曼大师根本不是要从画师的技法中找到突破口,在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他把认为马的鼻孔“绝不仅仅是一位画家无意义的荒谬错误,而是一个记号,其根源可追溯至年代久远的其他图画、技法、风格或甚至其他马匹”。也就是马是一匹历史的马,是与画作的风格、技法有关,从而顺利进入了苏丹陛下的皇家宝库:安德伦沦禁宫,在杰兹米老爷管理书籍里寻找历史的线索,“尽可能地想看遍所有长年沉睡于宝库、远离觊觎的艺术杰作”,从而在这样的找寻中发现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裂变,有关帝国的战争和罪恶,以及那些财富背后的阴谋。正像同行的黑所思索的:“这里的所有财富,不知是打了多少仗、洒了多少血、劫掠了多少城市及宝库才累积起来的。”

这是不是打开了世界的演变?栗色的马只是一个线索,不是关于谋杀,是关于文明冲突,关于帝国的信仰,关于不为人知的那些战争和死亡,其实奥斯曼并非是要在这扇门里发现那个隐秘的世界,更重要的是重新建立一个充满异教和杀戮的独裁统治,正像苏丹陛下的那段历史一样。狗、树和马,在对应着宗教异教徒、被亵渎的爱情和一统的“文明”,所以奥斯曼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原有的秩序:“我注意到一条狗,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张狗的画像更为意味深长。我见到一匹马,比我的细密画师笔下的随便一匹都还要糟糕。我瞥见竞技场里有一棵梧桐树,不久前我才用紫色调加强了它的叶子。”他们都被颠覆了,至少在画作的世界里,他们呈现了不同的符号体系,他们用虚假和被篡改的意义完成了对世界的命名。所以,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死亡气息,就是一出计谋:

或者甚至更有可够惹麻烦时,脾气同样火暴的咖啡馆老板和橄榄,便共谋做掉了这位倒霉的镀金师。高雅被谋杀点燃了埃尔祖鲁姆教徒的怒火,而或许因为高雅先生曾向他们提及姨父的书,因此他们视姨父为凶杀的主谋,把他给杀了。接着着,为了再次报仇,他们对咖啡馆发动了袭击。

说书人之死,高雅之死,以及姨夫之死,都成为“凶手”所干的事,而作为其中一个画师的凶手只是一个傀儡,他所承担的就是消灭现实中的这些意义。是的,在关于宗教、爱情和文明的阴谋之中,现实世界从来没有平静过,因为苏丹陛下的那本书的编写,高雅和姨夫被杀死,凶手说:“是我们杀了他,因为他见到了完整的那所谓的最后一幅画,确信它诽谤我们的信仰。”那本书最初是为了苏丹陛下的荣耀,为了帝国的那些财富和伟大统治,“内容正是苏丹陛下所要求的:他要一本描绘伊斯兰历第一千年的书。通过书中呈现的力量和伊斯兰的骄傲,加上崇高奥斯曼王朝的力量与富庶,让阅读此书的威尼斯总督心寒胆战。而且里面有苏丹的肖像:“这张肖像,必须隐藏在一本书的书页中。究竟它是什么样的一本书,由你负责告诉我。”而在另一个方面,这本书成为推翻苏丹陛下的王位的人的中伤借口,甚至在最后一幅画里,有着那种“厚颜无耻”的欧洲透视法,这种透视法被认为是根据肉眼来变现的形态,是法兰克人的画法,这也就意味着违背了真主安拉“心中的位置”,这是赤裸裸对于宗教的亵渎,而在《古兰经》里,“创造者”是安拉的属性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安拉才能创造,只有他才能无中生有,只有他才能给无生命者赋予生命。谁都别妄想与他比试。画家们试图做出他所做的事,妄想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创造者,这是最大的罪孽。”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在安拉的创造中,是不会允许另类的透视法另类的创造者和另类的宗教文明存在,所以在关于绘画的三个问题中,其实都指向了某种被改变的悲剧,风格和签名代表着丑恶的贪婪,因为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在画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那么这种掩盖画作真正含义的做法就是去掉安拉的创造性和完美性;绘画与时间的问题,则是关于永恒性的问题,当离开了完美的生活和信仰,当时间结束的时候,一切就会死亡;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失明和记忆的,”缺乏记忆的艺术家们非但不记得安拉,也不记得他的黑暗。”也就是在传统的阿拉伯书法大师们看来,书本是永恒的,正像永恒的失明,因为“失明是幸福的境界,那里不受魔鬼与罪恶的侵扰。”。所以在很多画师看来,失明成了安拉恩赐,是至高无上的美德,“甚至到今天,因为害怕别人认为这证明他们缺乏才华和技巧,他们会假装失明”。

黑暗里的真主,是唯一的创造者,正像那些画作一样是不容许被改写被颠覆被融入另外的风格,而在那个关于弑君而产生的爱情里,也一样是玷污美德的,所以黑和谢库瑞的爱情更多是一种欲望的阴谋,或者在十二年前有着纯真的爱情,但是在谢库瑞的父亲、黑的姨夫看来,黑离开伊斯坦布尔而去东方,“有一段时间曾为奥斯曼的帕夏们、地方官员及伊斯坦布尔的客户们制作书本”,也是玷污了恒久的风格,所以当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谢库瑞已经嫁给了一个土耳其士兵,但是战争又让谢库瑞的丈夫失踪,但没有死亡的确切消息,所以谢库瑞尽管爱着黑,但是他们无法结婚,只有通过纸条的递送传达彼此的想念。姨夫想回来的黑完成那部书,但是没有想到在十二年之后的爱情,所以关于记忆和时间,一样陷入了某种无知之中,当然,他们的爱情必须得到丈夫的死亡证明,但是谋杀去降临在姨夫身上,凶手打死了姨夫,并且偷走了那幅画,所以在一个被隐瞒的场景里,他们完成了结婚的仪式,但是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像那个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一样,更直接的反映着社会的成见,而爱情中的欲望又在某种程度上覆盖了时间和记忆,所以在最后黑被凶手所伤的时候,他对谢库瑞说:“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正在给他们父亲的伤口抹药。”。“给伤口抹药”不是治愈疾病,而是欲望的一个注解:“这句话不仅象征了我们情欲的色彩一处于生与死、禁忌与乐园、绝望与羞耻的临界点——日后也成为了我们情欲的借口。”

“给伤口抹药”的结局也是挣脱死亡的一个象征,所以在关于爱情、欲望和宗教的“失明”中,红便在黑的一旁,开始了它具有象征意义的自述,“我的名字叫红”贯穿在那些说书人的故事里,贯穿在霍斯陆和席琳的爱情里,贯穿在三位画师的技艺中,也贯穿在狗、树和马的那些画作中,它是鲜血是画中勾勒物品的红墨水它是作画的红色颜料粉末,它是蝴蝶妻子掉落在一旁的红腰,它是谢库瑞穿着的红色细棉背心,它是凶手杀死姨夫时的墨水,它是哈桑杀死凶手的红宝剑……红便是一切,“真的,我无处不在:在围城军队的旗帜上,在举行盛宴的餐桌桌布上,在亲吻着苏丹脚背的使者的长衫上,以及任何描绘着宝剑的场景中,它们的故事深受孩童喜爱。”就像姨夫在死去被下葬的时候所感知的:“我感觉到四周涌人一股无以匹敌的红。”红色染透了一切,抚平了一切,而这红色也是生命的一种颜色,“相信我:生命从我开始,又回归于我。”只不过在更多的现实面前,红色是暴力,红色是死亡,红色是亵渎,红色是失明。

“颜色的意义在于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看到了。”看到和不看到,这不是都是真主安拉的创造,而可悲的是:“我们无法向一个看不见的人解释红色。”解释是终点,而那些“不信神、不信教的人为了否定真主的存在,坚持说我们无法看见真主。”这是画马的一个瞎眼大师说的,异教也是在安拉的创造中失明,所以撒旦出现了,在失明者的眼里,在死亡者的眼里,在异教徒的眼里,在生命不能回归的红色里。这个在《古兰经》里被提及五士二次的名字其实并不只是罪恶,“我们的世界,邪恶与美德同等必要,罪行与正直更是缺一不可。”其实,撒旦才是“我”,才是每一个人,正像凶手橄榄说过的那样:“最先说‘我’的人是撒旦!拥有独特风格的人是撒旦。分隔东方与西方的人也是撤旦。”

每一个标题里的“我”是不是就是那个撒旦?是内心的邪恶和美德,是罪行与正直,是生命和死亡,是爱情和欲望,撒旦不是要带我们走向罪恶,是认识自己,“当时,你们杀了一个人,你们互相抵赖。”《古兰经》里说,而其实在这样一种“黑暗与光明不相等”、“背阴和当阳也不相等”、“活人和死人也不相等”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是创造者任何人也都是撒旦,任何人都活着任何人也死去,任何人在东方也在西方,就像那个横跨东西方文明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我和上帝有个约

编号:C28·2070825·0750
作者:北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6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91页

本书故事以一个城市的凶杀案为背景,将这个城市的市长、教授、商人、记者、农民、凶手和各色男女拉到读者的面前,并抽丝剥茧般剥去他们的伪装,一寸一寸地逼近这些人爱恨情仇的心理成因:曾经的过错隐秘在心中,久而久之成为心理恐惧。进而影响到性格、命运、交往和身体的健康。为了拯救和自救,小说的主人公们采取了说出心中的真相,与社会、父母、情人和妻子达成了和解和原谅,从而摆脱了心中的不安、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从灰暗扭曲中矫正过来,呈现出和谐平安的健康状态。


悦·读:北村的背叛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北村1993年出版的小说《施洗的河》中的引用自《新约·马太福音》,这一年距离北村接受基督教只有一年,而13年后的2006年,北村在《我和上帝有个约》中,依然用这句福音来展示当代人虚无的生命状态以及整个时代的精神危机,并试图为人们指出精神救赎的道路。

我承认,自称为“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北村一直在坚守他的信仰,坚守他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关注心灵、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上的努力,同时我也相信,在他变得通俗的文字背后,是指向大众的阅读期待,这是一个曾经先锋作家的蜕变,更是对精神以外那些文字外表的背叛,被大众接受的义才是上帝的义,北村说,先锋死亡一定要比文字快。

1992年3月10日,北村在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的一个基督徒聚会中,通过北村评论是“一些活在上界的人”,接受了基督信仰,从《《施洗的河》到《最后的艺术家》,再到被改编成电影的《周渔的喊叫》和这部被改编成《如果还有明天》的电视剧,北村的文学创作转型是惊人的,他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的创作理念在《我和上帝有个约》有了更彻底的阐释。

一个父亲无论孩子犯了多大的错,他仍然视他如自己眼中的瞳仁,惩罚是必须的,也是迫不得已的,爱却永远是第一位的。

“爱永远是第一位的”,这种爱当然是抵达上帝之义的爱,是感化和救赎那些迷路人的爱,是一种超越法律和道德的至高境界,这种爱包括自爱和爱人。自小丧失家庭之爱的陈步森在樟板合伙杀死了曾经的市长,沦落为一个杀人犯,而他却在这之后发现了自己丧失的那种人性,慢慢恢复了爱,接近受害者的儿子,继而帮助受害者妻子冷薇恢复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爱,也付出了爱,但是这样的爱却只能使自己的罪大白于天下,到最后被法律推上了断头台,爱在法律面前泯灭了,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还原了上帝之义。

陈步森实现了北村对人类自身爱的解放理想,也同时悲观地批判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无发超越,一个“堕落的世界”仍然存在。陈步森的道路分成两步:一是自我良心的发现,按照北村的观点,恢复和上帝中断的关系,但是这不是全部,如何使社会宽恕一个犯过罪并且发现爱的人才是当下的难题,显然,社会还不能用理论和法律来证明悔改,所以在社会审判层面,陈步森是失败的,而北村其实就是想用陈步森个体的判处死刑来挽救社会大众罪恶的心,丧失的爱。

北村苦心经营的“爱至上”原则是“牺牲”陈步森为代价的,感化和救赎那些迷路的人,使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谐是他的终极目标,而通过这部小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功近利,想要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村,先锋语言的溃败甚至使北村在基督教义下丧失了对黑暗、绝望和救赎的探索,还原通俗对北村来说不是努力,而是妥协,宗教情绪充满整部小说,使人有一种压抑的悲伤,不是我们看不到希望,而是希望离我们太远,在神的天空中,我们甚至永远不能用自己的翅膀飞行。

兄弟(上)

编号:C28·2070825·0748
作者:余华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5年8月
定价:16.00元
页数:247页

《兄弟》是余华最长的一部作品,《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兄弟》:窄门处的迷乱和荒诞

李光头喊叫了三次以后,决定送林红去上海的大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术。当林红重新是个处女以后,他要和她真正做爱一次,而且要把这次做爱当成是二十年前发生的。

处女膜修复术只是一个虚假且病态的存在,它是一道门,跨越二十年,从“不胖不瘦圆得卷起来的屁股”的处女到爱情走失到最后冰冷的铁轨,那扇门忽然砰的一声关住,欲望变成了象征的符号,悲剧变成了荒诞的演出,在爱与恨的纠结,生与死的痛苦中,走投无路和“引得永生”都是因为选错了方向,都是因为走入了迷乱。

“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这和人生一模一样,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那是一道窄门?那个声音出现在被压制和覆盖的“后记”里,先听到的是活着的余华的,“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这是对“五年前”写作计划的一次整理,但是那“望不到尽头的小说”只是逃避先锋之后的茫然,没有河边的错误,没有哑巴,没有谋杀,一切都是那么具体而现实,照片一样的封面就是真实的影像,《兄弟》横在中间,是一个时代的全部写意符号,向上的目光总是越过书页的边界,那两个红鼻子的“兄弟”是不是面带微笑却无助无力?笑不是存在的理由,也不是活着的方式,就如李光头在二十年的等待中真正做爱了一次,也只是在虚假而病态的处女膜修复中寻找到了自身男性话语的表达,但仅仅是表达,不是20年前想入非非的屁股,也没有了20年前生死与共的兄弟。“兄弟-Brothers”是一道划在两个人、两个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逾越。

所以,向上与向下,兄与弟、生与死,男与女,以及先锋的余华和现实的余华,都在那一条分界线的两边,甚至是出版、阅读,都被隔离在那个“五年前”开始叙说的《后记》里。当活着的余华说完那句话,便传来从羊肠小道出发的耶稣的声音:“你们要走窄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所以也是最后的永生。这永生不是李光头最后的命运,也不是卧轨自杀的宋钢的救赎,只是因为走错了之后的幡然悔悟。如果再次回到余华,再次从救赎的路出发,那么最后一定是会看见那些修复后的处女膜,随时出现却隐藏在最隐秘处、虚假且病态的那道门,“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

迷惑是不是站在门外的人才能看见?是不是用四十年的时代跨度才能找到?四十万字,四十年,它们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中相遇,上册下册,被人为划分为两种迷乱,“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社会秩序的颠覆和迷乱?而“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人性的荒诞和可怕?247页和475页是两个时代的数字厚度,但是他们同样以具象的的照片、向上的目光和不能逾越到门外的茫然找寻着那个窄门,但是在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迷乱和不同的厚度人生中,一样有着李光头、宋钢的兄弟情,一样有着饥饿、性欲、金钱的压抑和荒诞,一样有着五年前望不到头的叙说,所以当它们最后被叠放在一起的时候,同样在没有救赎中看见“引到灭亡”的现实。

兄弟,李光头和宋钢的兄弟情从来没有血缘关系,要在没有血缘的关系中,他们被维系在一起在同一个封面上,甚至用同一种目光,一定是隐含着某种超越伦理的交集。这交集是对于食物、性欲、金钱的迷狂,是对于三鲜面、林红、火车站的现实追求。李光头和宋钢,没有相同的母亲和父亲,却在同一个家庭里结下誓言一般的兄弟情谊,这情谊跨越血缘跨越家庭,在社会和时代的底层成为一种裂变的象征。李光头没有见过父亲,作为缺失父爱的孩子,他却继承了父亲对于性欲的某种变态膜拜,“李光头没有见过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臭气熏天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在厕所偷看女人的屁股,父亲掉进粪池里淹死了,这是对于父亲变态性欲的惩罚,但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复制行为并没有让李光头也“重蹈覆辙”,相反在十四岁时的偷看女人屁股,让李光头解决了两大人生难题:一是对食物的需求,二是对女性的需求。虽然偷看女人屁股被抓,而且还游街,但是李光头从这一次变太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稀缺资源,那就是对于全镇渴慕的林红屁股的唯一窥视,“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拿着林红的屁股跟人做起了生意,而且还知道讨价还。”这种对父辈命运的颠覆也是一种迷乱,这迷乱映射着那个时代对于欲望的压抑,而对于李光头的直接意义便是以三鲜面为代表的食物,这是对于处在饥饿时代的一种物质救赎,“李光头耳朵里还在嗡嗡响着的半年里,吃了五十六碗三鲜面,从十四岁吃到了十五岁,把面黄肌瘦的李光头吃成了红光满面的李光头。”而在那个时代,一碗面当然代表着对饥饿的反抗,李光头和宋钢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就一起吃了一碗阳春面,而理光头当了福利厂厂长之后的第一个愿望是吃三鲜面,在落魄的时候,李光头吞着口水遗憾地说:“要是再有二角六分就好了,我就能吃两碗三鲜面了。”而当第一笔生意失败后,李光头对着那些“入股”的人说:“我以后有钱了,每天请你们吃一碗三鲜面。”

“三鲜面情结”是一个本能压抑时代的写照,在李光头和宋钢组合的家庭里,他们的童年始终在对食物的渴求中,37颗白兔奶糖成为他们最甜蜜的回忆,宋钢的父亲、李光头的后爸宋凡平被批斗而关进仓库里被拷打的时候,李光头和宋钢也是用一碗黄酒、一碗煎虾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生活照顾。所以在普遍缺乏食物活在饥饿时代的他们来说,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而对于李光头来说,偷看女人屁股的道德沦丧不仅换来了食物,而且也成为他揭开自身欲望的一个起点,“李光头从此明码实价,一碗三鲜面交换林红屁股的秘密。”屁股的秘密对于全镇的男人来说,都是欲望的直白呈现,对于李光头更甚。从偷看母亲李兰和宋凡平在床上“干活”到发现家里的凳子可以“擦几下”,性欲的激活总是在一种懵懂状态下,李光头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性欲”,只是听说的一个名词:“你们不懂,我小属擦得硬邦邦的时候,不是发育,是性欲来啦。”而在他之后对林红的追求中,那些“求爱使者”也将求爱说成了“性交”,如此赤裸裸的表白其实是压抑的人性的一次变态命名,而对于林红的追求也从来没有摆脱性的迷乱。

从十四岁厕所偷窥开始,林红在李光头的生活里就成为了一个意淫的对象,这是青春期少年的征服欲望,这也是一个缺少社会关怀的少年对自我的一次最底层的关照,一方面他赚取社会资本获得某种经济上的成功,从而开始追求林红,另一方面他则以兄弟的名义让林红喜欢的宋钢“让道”,而宋钢从一开始也遵照死去的母亲的遗愿主动退出这一场竞争,作为大李光头一岁的哥哥,宋钢“最后想到的是李兰临终前拉住他的手,要他好好照光头。”所以在痛苦的抉择中,宋钢“泪水涟涟,浸湿了枕头,这时他痛下决心,他一辈子会做出对不起李光头的事。”不仅退出,还主动作为“军师”,为李光头提供追求林红的决策。而在这种痛苦中,宋钢渐渐明白了所谓的爱情意义,林红只喜欢宋钢,而宋钢也喜欢林红,在兄弟情和爱情面前,宋钢最后听从了自己心底的呼唤,和林红好上了,并且最终结婚。

林红的婚姻宣告了李光头爱情的终结,作为一种惩罚,李光头不仅和宋钢一刀两断,而且主动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我既然不能和你生儿育女,我也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生儿育女。”这是李光头的誓言,而这个誓言一方面泯灭了自己作为男性传宗接代的欲望,另一方面对于和宋钢的兄弟情也宣告结束,而这种欲望的泯灭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他亲生父亲的人生轨迹,“有其父必有其子”也是一种宿命。但是作为兄弟的宋钢,在结婚之后去却也遭遇到了“性迷乱”,他是性无能,在和林红的婚姻生活中,却也在扮演着一个悲剧角色,二十多年没有孩子,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和李光头的命运走向了殊途同归的结局。但是在生存的压力下,宋钢不仅失去了与林红的爱情,也丧失了作为一个男性的所有话语权,当林红再一次投入李光头的怀抱,便成为了李光头不折不扣的报复,“她和宋钢结婚二十年,她的性欲沉睡了二十年,如今年过四十了,突然被李光头唤醒,她的性欲开始汹涌澎湃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终于知道自己有着多么强烈的性欲。”而李光头的身体插入林红的时候,也只是具备了某种形式,这不是爱情这只是赤裸裸的性欲,甚至是对于二十年无性婚姻的悲剧阐述,“林红手脚并用地抵挡赤裸裸的李光头,她哀求她叫起了自己丈夫的名字:‘宋钢,宋钢……’”

在这悲剧性的喊叫中,林红作为一个泄欲和李光头弥补创伤的工具,只是完成了肉体上的回归,但是宋钢身上具有的丈夫和兄弟的属性让这一场完全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彻底走上了物欲的之路。宋钢的出走不仅是兄弟情终结的象征,也是在那个特殊时代在生存压力下产生的一次金钱迷乱。刘镇作为一个小城镇,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不管是文革时的宋平凡、刘兰,还是文革之后的李光头、宋钢,就一直希望能走出刘镇,到更远的地方。而在这种出走的努力中,那个长途汽车站具备了符号意义。刘兰是从车站去往上海看自己的长年烙下的病,而宋凡平为了去上海接自己的妻子,逃离了关押他的仓库,而这种“越狱”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出汽车站就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对于李光头和宋钢来说,长途汽车站不仅是宋凡平被打死的伤心之地,更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出口,这样的出口对于人性伦理慢慢丧失的时代来说,到底是宽广的门还是窄门?“李光头惋惜地点点头,转过身去,雄赳赳地走向了我们刘镇的长途汽车站。”两代人的长途汽车站,是两代人的命运写照,宋凡平之死和李光头的财富梦在这里交集,是两个时代的象征。李光头从这里到上海,到日本,在金钱迷乱中找到了一条路,她不仅发了财,还赚取了更多的政治资本:“李光头成了我们县领导眼中的红人,他当上了县人大代表。半年以后,县长换成“竹下”西装的陶青后,李光头更上一层楼,当上了县人大常委。”甚至他成了刘镇的形象和代表,也就是说,在这场金钱迷乱的游戏中,李光头是主动参与者,所以他慢慢变成了人性伦理颠覆的制造者,举办处美人大赛、发展处女膜经济,他不断地解构那种爱和性,不断扭曲欲望,最终以林红的身体作为二十年的梦想完成了征服。

而作为林红真正付出过感情的宋钢,却在金钱的迷乱中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我。他从刘镇长途汽车站出发,走向的却是一个泯灭自我的不归路,“长途汽车的行驶,让宋钢眼中的刘镇越来越远,消失在了广阔田野之后。”这是离开。在江湖骗子周游的怂恿带动甚至欺骗下,他推销增强丸,推销丰乳霜,并且用身体做实验,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丰胸的男人,这种扭曲和变态的身体叙事让宋钢丧失了一个正常人的基本伦理,在林红和李光头以最彻底的肉体形式释放性欲的时候,宋钢却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所以最后回到刘镇的宋钢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卧轨自杀,“他向前走了四步,然后伸开双臂卧在铁轨上了,他感到两侧的腋下搁在铁轨上十分疼痛,他往前爬了过去,让腹部搁在铁轨上,他觉得舒服了很多。”死亡成为宋钢最后的仪式,而结扎的李光头和做了处女修复术的林红,也在某种仪式中完成了身体的最后命名,“这一刻李光头觉得自己回到二十年前了,久经肉体沙场的李光头也是从未有过这样强烈的刺激,两具身体激动地互相推波助澜,林红夹紧李光头的时候,李光头抱紧林红,林红身体开始抖动时,李光头的身体也抖动了。”

最后的仪式之后,必然是悲剧的最后落幕。“我是害死了自己的丈夫,”林红尖利地喊叫了,“你害死了自己的兄弟!”丈夫和兄弟甚至到最后也只是一种仪式而已。对于李光头来说,和宋钢的兄弟情一直伴随着庄重的仪式感,起先他追求林红要叫宋钢离开,就是打着兄弟之情的名义,当李光头落魄的时候,宋钢给予李光头的帮助,也是兄弟情的最生动阐释,但是他们的兄弟情总是伴随着人生的困境,伴随着人性的迷惘,他们既相互帮助又相互排斥,而这种矛盾就是因为在没有血缘的情感中为了母亲冤死的遗愿,所以最后宋刚之死反而使这种兄弟情超越了仪式,宋钢在死之前写给李光头的信的最后一句话是:“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而李光头在这种“感情”面前,最后剩下的也只是人性的最后迷乱:“宋钢的死讯让李光头炸开似的从林红身上跳了起来,瞬间的惊吓和后来的悔恨让李光头一蹶不振,从此阳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武功全废了。’”

食物、性欲和金钱的迷乱,在兄弟情的对应之下,是三鲜面,是林红,是长途汽车站。在社会伦理和人性伦理不断被颠覆中,不管是时代对本能的压抑还是伦理的颠覆,只有一样东西在裂变中保持着象征意义,那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情,看起来很坚固牢不可破,但其实脆弱、互相伤害,甚至自食其果。宽阔的门和窄门都在那里,通向未知的领域,而迷乱的或许并不只是在四十年生死之路上的兄弟,还有用四十万字的“世纪叙述”来消除迷惑实现救赎的余华。先锋已死,当回到现实的路上,余华用一种夸张、荒诞的浮世绘风格来展现那个迷乱和迷狂,李光头福利厂的两个瘸子、四个瞎子和两个会喊叫的聋子,以及三个傻子和三个不会喊叫的聋子组成的阵列;雇用的一百四十个农民、十个临时工和自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搬运县政府门口的废品;法庭上三十多个女人带着三十多个孩子控诉李光头的风流韵事,诸如此类的数字迷狂,也将余华的叙述带有浓重的解构意义,但是这一切的解构都指向了更加不合理的叙事逻辑,而最后的出口到底在哪里,或许连余华自己也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