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5《中英比较诗学》：对立之后必须统一？

同语言哲学一样，艺术哲学也离不开主观客观这两极之间的对立和统一的关系，质言之，诗学接触的要么偏重客观，即以充分发挥作品的社会作用为目的，要么偏重主观，即以表现作者真情实感为目的，提高到理论上，前者为功用诗学，后者为表现诗学。
    ——《第三章 诗学的二重性》

“中英比较诗学”，蓝色封面上，黑色方框内，书名被分成三个单元：中英/比较/诗学，每一组用橘红色的线条分开。一个有机的标题被分割开来，是不是一种人为的分割？而这种设计上的分割恰好形成了对这本书阐述框架的分界：首先是诗学，然后是比较诗学，最后是中英比较诗学——这是一本阐释诗学的书？这是一本解读比较诗学的书？这是一本以中英诗学为内容的比较文学作品？

三组词组，三个单元，三重维度，但是很明显，狄兆俊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论述，明显跌入了二元论的窠臼。首先是诗学，诗学是什么？狄兆俊的《绪论》第一节的标题就是“诗学、诗话和诗论”，在这里很明显就是指出了三者的区别，在他看来，要对中英传统诗学作比较研究，首先要追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因为《诗学》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第一部系统谈诗的理论著作。”但是《诗学》是西方理论著作，是体现着西方的诗学观点，而对于中国来说，正如朱光潜所指出的，“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诗话是一种文体，始于北宋的诗话所评论的是诗词创作、语言特色、诗人轶事、诗派流变和著作情况，它其实包含着诗论，但无论是诗话还是诗论，都不是和诗学处在同一维度，狄兆俊也明确指出，中国只有狭义的诗学而没有西方广义的诗学，在他看来，其原因在于：一是中国汉民族的古代诗歌通常只是抒情诗，在篇幅上短小精悍；第二，中国戏剧是诸种文学样式中属于晚出的一种，它自然无法和开启西方文学之端的古希腊戏剧相提并论，当然，中国戏剧和小说理论和西方比较起来也极其缺乏。

绪论中关于诗学、诗话和诗论的观点其实暴露了对诗学的狭隘理解。狄兆俊认为西方诗学是广义论，中国的诗学是狭义论，其实关于诗学广义和狭义的界说，就是一种错位。什么是诗学？诗学是文艺学，或者如狄兆俊最后指出的，它是“艺术哲学”，甚至是美学，也就是说，诗学体现的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方法论和创作论，并不局限于诗歌范畴。很明显，一方面狄兆俊几乎将诗学等同于诗论，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诗学”的介绍下：从功用诗学来说，他从“诗言志”这一源头开始论述中国功用诗学，接着是对中国功用诗学最早的专论“诗大序”的介绍，然后是刘勰、陈子昂的诗论，白居易的创作观、唐宋古文运动，明清小说，近代文学，而在功用诗学的衍生中，则介绍了《诗经》、乐府民歌、建安风骨，宋代爱国词篇、元杂剧、明清小说等；在表现诗学的论述中，则从道家派论美形成表现诗学的源头论，接着是《离骚》、古诗十九首、王维诗歌，散曲以及近代文学……在对功用论和表现论的分析介绍中，很明显，狄兆俊所说的中国诗学就是中国诗论，也就是主要局限于中国诗歌之论述：除了稍微谈及了杂剧散曲、近代文学中的散文、小说之外，就是对于诗歌发展的概述——也就是说，把诗学的“诗”狭义为“诗歌”。

也许正因为西方诗学是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源头，所以在西方诗学的论述中，诗学在更大范围里还是在论述文艺学、艺术哲学，比如他认为英国功用诗学发端于16世纪的锡德尼，之后最重要的作家是16世纪末新古典主义者琼森，之后是德莱登，他的戏剧理论提出了“目的在于娱乐与教导人类”的观点，蒲伯作为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开拓者，他的《论批评》也探讨了自然与艺术的关系，提出了“自然”和“巧智”的观点，之后还有认为作家是“人类生活方式和风俗习尚的正确的模仿者”、强调文艺道德作用的约翰生……在表现诗学的介绍中，则有朗加纳斯的“浪漫主义”，有杨格的独创论，有启蒙主义后期布莱克提出的“从一粒沙子着出一个世界”的创作观……凡此种种，都是在阐述一种广义的诗学，也就是立足于文艺这个维度，和中国部分的被局限于“诗歌”不同，似乎狄兆俊就认为，“诗学”是属于西方的文艺理论，也正因为此，诗学和诗论的并置，使得所谓的中英比较研究就在天然的错位中行进。

这是概念模糊所致，而在错位的展开比较研究，狄兆俊又陷入了二元对立。他认为艺术哲学离不开主观和客观这个关系学，也仅仅把诗学的视角限定在主客观这个唯一的角度，所以当诗学偏重客观时，就形成了功用诗学，而当诗学偏重于客观时，就形成了表现诗学。将诗学甚至诗歌创作局限于主观为主还是客观为主，从而简单分为功用论和表现论，这当然是一种粗暴式的分类：文艺创作难道除了充分发挥作品社会作用为目的的功用论和表现作者情感为目的的表现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理论？显然，突出主观或者客观，突出向外的社会功用和向内的情感表现，就是为最后“诗学的二重性”阐述提供条件——同样的问题时，除了二重性，诗学就没有其他的论述角度？中英诗论就没有其他的实践和理论？

编号：H18·1960915·0324 作者：狄兆俊 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版本：1992年8月第一版 定价：7.00元 页数：344页

实际上，狄兆俊就是要将主观为重的表现论和客观为重的功用论并置在二元论的位置上，沿着他的二元论观点，中英诗学就展开了它们对立的一面，而对立就是为之后的统一做准备。看看狄兆俊是如何强调功用论和表现论的二元对立的。中国的功用诗学从“诗言志”为起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一观点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在狄兆俊看来，这个“志”有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巫祝之友在祭祀仪式上向天祝祷或以功烈颂扬祖先的颂歌；二是如《国风》中，是观察时政的工具；三是统治阶级“采诗观志”的方式，或者说是用来表达政治观点，所以“志”指向的是一种功用论；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观点，也体现了功用论，在他看来，诗的作用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的目的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从吴季札“观乐”到孔子论诗的功能，到荀子论诗的“移风易俗”，再到《乐记》的“声音之道与政通”，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文艺和政治息息相关，必须在“礼”的范围内与社会协调一致，从而使社会保持在一个和谐的环境中。

这就是儒家的诗论，这种诗论最早体现在“诗大序”这篇文章中，狄兆俊认为，“序文篇幅不长，却写得较有系统而集中，历来被称为儒家功用诗学的第一篇总结性专著。”它的主要观点是：“诗者，志之所之也”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明显地结合了起来；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提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从“诗言志”到“诗大序”中的观点，基本奠定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功用诗论，之后刘勰的《文心雕龙》、陈子昂用汉魏“风骨”和“兴寄”进行诗歌革新、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章而作”的口号、唐宋古文运动，都是在实践着功用论。而在近代文学中，功用诗论体现在启蒙主义的诗歌、提出“通经致用”观点的散文，和开发民智，救亡图存有力武器的小说中。很明显，除了论及一些小说、戏剧和散文之外，狄兆俊把中国的功用诗学变成了功用诗论，更遑论艺术哲学甚至美学。

反观英国功用诗学，16世纪的锡德尼完成的《为诗一辨》，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第一篇比较全面的诗学论著。他的观点贯串着柏拉图的“诗须教育公民”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和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的精神，他重视诗教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把人民引向善行。之后的本·琼森，作为新古典主义者，他的论讽喻提出了喜剧和讽刺文学的道德目的；德莱登的戏剧理论则认为，“戏剧是人性的正确而生动的意象，表现人的感情与习气，及人生命运的变化，其目的在于娱乐与教导人类。”到19世纪30年代则以狄更斯为代表，之后则是肖伯纳、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英国功用诗学就是重视文艺的社会性质和道德功用，把文艺当做关心现实的重要工具。

当然，狄兆俊既然是做比较研究，就必然对中英的功用诗论做出比较，他认为，从作品反封建内容来看，英国的功用诗学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它提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重视社会教化作用，认为文艺要联系现实，但是反观中国，虽然从《诗经》开始，富丽堂皇的汉赋，万紫千红的唐诗，刚柔相济的宋词，声情并茂的元曲以及文质兼美的各类散文，在功用论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和用过文学反封建主题相比，中国的文艺作品却是在歌颂封建内容；从作品反侵略内容来看，中国受儒家思想来看，被侵略者的角色使得中国的文艺作品更多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这是中国功用作品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而英国人具有冒险、开拓、进取的精神，他更多歌颂的是殖民侵略，更多强调文明对野蛮的改造，尤其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从作品的文体看，中国在散文上比较发达，而英国在小说上发展较快。

同样对表现论介绍之后，也对中英诗学进行了比较，狄兆俊认为，中国的表现诗学主要体现的是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之后自然成为被描绘的主要对象，而英国中世纪受宗教影响自然被恶魔化，之后的文艺复兴在人道主义下自然恢复了面目，后来的浪漫主义诗歌，大自然又成为了主角；第二种则是反映爱情的作品，爱情诗在英国文艺中表现得相当发达，但是中国的爱情诗在父权影响下基本没有发展；中国表现论中不乏运用想象的作品，郭朴游仙诗中的神仙境界、陶渊明《桃柘源诗并记》中的桃花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神仙世界、李贺《梦天》的奇幻景色，李商隐《锦瑟》诗中的朦胧意境、苏轼《念奴娇》中的英雄形象、辛弃疾《破阵子》中的豪杰本色、龚自珍《西山落花歌》的四山花影……都体现了丰富的表现论主题。而英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也通过想象塑造形象，倾吐自己的激情，感染读者。

功用诗论和表现诗论的分野构筑了狄兆俊比较研究的维度，他从主客观的维度来划分这两种诗学，这就是一种对立性的矛盾体现；但是他又强调这两种诗论并非各自为政，而是相互沟通的：中国的功用诗论把艺术纳入“礼义”的轨道，逐渐陷于狭隘，于是表现诗学弥补了这一缺陷，同样，表现诗论过分强调自然主张无为，轻视了人自身的能动性，被儒家所反对，所以功用诗论和表现诗论体现的是儒道的互补；同样，英国的功用诗论和表现诗论，则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互补。也就是说，功用论和表现论看起来是无用和有用、超功利和功利、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实际上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交汇的，而这正是诗学二重性的统一，“中国诗学的儒道互补，英国古典（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相互渗透，说明对立统一的规律在两国都起作用，这是两国诗学赖以建立的共同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便不具备我所说的任何一种可比性了。”

矛盾的对立统一性，狄兆俊显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诗学的二重性进行了阐述，在他看来，文艺作品有以功用为主、表现为主的作品之外，当然也有纯功用和纯表现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因为没有统一性，自然应该排除在外，如中国西晋的玄学诗、明代的台阁体、英国奇卜林的某些夸耀白人优越感的作品、中国齐梁的宫体诗、宋初的西尾体诗文、英国王尔德的一些唯美主义作品等等……这是文艺价值论的体现，无论是功用还是表现，重要的是具有转化的动能，在二重性中保持其生命力，“矛盾的双方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与自身相反的方向转化的。”而这是不是也是狄兆俊的一种广义的“功用论”？

对诗学的狭隘化处理，功用论和表现论的二元论，最后狄兆俊其实走向了第三个误区：为什么是中英比较诗学？中国诗论作为一端自然无可厚非，但是用以比较的另一端为什么是英国诗学？它具有唯一性？重要性和独特性？还是只是一种普遍性？那么问题是：为什么和中国诗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不是法国诗学、德国诗学、美国诗学，甚至是拉美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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