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30《绝望》：第一人称是杜撰的
我曾经筹划一共写十章——我错了！很奇怪，我记得我多么坚定地、平静地、不顾一切地在第十章将故事结束；但我没有做好——凑巧把最后一段在写到一个跟“喘息”这个词押韵的音节时中断了。
——《一一》
第十章之后是第十一章，它是从结束的地方开始的故事，或者说是在计划中结束的地方开始新的故事，当新的开篇不再结束一种“计划”，意味着“计划”本身就被解构了。而在新开始的故事里，我穿着睡衣，站在写字台前，翻开潦草的草稿，然后开始阅读草稿，也正是在阅读中发现故事没有结束，因为，“使我惊讶的是第一页上没有书名”，书名肯定也在我曾经的计划里——坚定地、平静地、不顾一切地进入计划之中，但我已经不记得了：回忆录之类的书名显得太沉闷、太普通；或者叫《双重人格》，似乎俄国文学中已经有这样的书名了，《罪恶与双关语》也显得有点粗俗，《镜子》或者《一个镜子里的艺术家的肖像》也太枯燥和羞涩了；《酷儿》？《酷似的释罪》？《只有瞎子才不会谋杀》？《对批评家的回答》？《诗人与贱民》？……一样都不让人满意。
“我对自己说，首先让我读一读这本书，书名会自然而然地出来的。”当我继续阅读，出现了我的妻子丽迪亚，妻子的表哥阿德里安，还有奥洛维乌斯；出现了黄色路标，出现了森林；出现了奇怪建筑的萨克森小镇，出现了酷似我的人，他轻轻地起身迎接我……这些都在我的计划之中，就像手稿，“一直掌握在我的手中”，但是，在我想要将酷似我的人置于我的陷阱之中，他却溜走了，而我也假装放弃了我的计划，“故事却赋有了一种先前无法预知的力量，要求作者将故事写下去，有一个结尾。”计划发生了改变，他被我打死了？被谋害者的身份查明了？那辆作案的汽车被发现了？那根手杖被找到了？整个计划出现了无法弥补的漏洞，而且是最严重、最滑稽、最陈腐的漏洞，他们将会逮捕我，我终于像一个死刑犯那样看见了结局，一切不再受我的控制，计划变得支离破碎，而就在我听到粗钝的钱币发出痛苦的声音，我在扉页上写下了最终的书名：《绝望》——“没有必要再去寻觅一个更好的书名了。”
《绝望》是我在计划出现最严重的漏洞而看见的“绝望”，《绝望》是我对一直掌握在我手中的书稿的最后命名，当然，《绝望》也正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创作的这部小说，一九三二年写于柏林，一九三四年在巴黎的移民杂志《现代纪事》中连载——“绝望”被纳博科夫形容为“一声要响亮得多的吼叫”，这是绝望还是绝望的吼叫？当《绝望》成为一部“小说中的小说”，作者和文本都形成了一种嵌套结构：纳博科夫写作了小说《绝望》；纳博科夫在《绝望》中写到了一本取名叫《绝望》的小说；取名叫《绝望》的小说写到了我筹划的一起谋杀案，以及和谋杀案有关的故事，它本应该在第十章结束，但是却在第十章之后又进入到第十一章，在第十一章中找到了这个叫“绝望”的书名……嵌套当然是纳博科夫的一种写作策略，但是在层层进入的故事里，在不断被预设又被解构的文本里，到底是谁听到了“绝望”这样“一声要响亮得多的吼叫”？
当然，在嵌套结构中，最里面的层级就是一个故事，我杀死了和我一模一样的人，当尸体被发现了他们认为是我的，也就是“我”死了，但是当车子被发现、重要线索的手杖被找到，被谋杀者的身份被确认，死了的“我”并没有死，而且是作为谋杀者被逮捕、被审判，那么整个计划就在这种错误中走向了最后的破产，我必然进入到了杀死“我”的绝望之中，我本来计划旅行到非洲、亚洲去，我本来已经获得了另一本护照，就这样在最后关头出现了转折——第十章的最后一个词就是“护照”，而“护照”这个词还没有写完，“pasport”只写了“passp”五个字母，而这就和“喘息”押韵，于是“护照”在中断中就变成了“喘息”，而在“喘息”之后再次回到手稿，回到写作的计划中，第十一章只能在最后进入到“绝望”之中。
从案子到“护照”，从“护照”到“喘息”，从“喘息”到“绝望”，第十章的逃离必定会带出第十一章的绝望，这就是纳博科夫打破这个计划的必然路径，而当他在这个最核心的故事里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也找到了这个最严重的、最滑稽的、最陈腐的漏洞：手稿的那行字不是我写的，“而是我独一无二的朋友”写的，这个我独一无二的朋友就是“记忆”：它是和酷似我的人相关的记忆，是手杖的记忆，是精心构筑计划的记忆，但是为什么整个计划会出现漏洞？为什么漏洞会导向最后的绝望？我和“记忆”之间出现的偏差，甚至完全是一种破坏，原因就在于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可能只是一个像书稿一样的虚构，“也许这整个儿是一个虚假的存在，一场噩梦而已；我马上在布拉格的一片草地上。”
| 编号：C54·2260420·2481 |
纳博科夫返回了故事的源头，那片布拉格的草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是一场像噩梦一样的虚假存在？第一章，我爬上了布拉格的一座山，举目远望笼罩着的雾霭，在微风吹拂的五月蓝天下，我遇到了那个人：和我一样父亲是德国人，和我一样躺在草地上，和我一样喋喋不休抱怨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它就是我的翻版，一个在体型上和我一致的人，一种“奇迹”般的存在，“正是这种绝对的相像使我不由得打冷颤。”但是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有一个“菲利克斯”的名字，他没有谈起过他有妻子和画家朋友，也许这是我和他得以区分的最重要条件。但是，当纳博科夫将一种奇迹般的想象安放在我们中间，它为一个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却也为这种必然的混淆制造了绝望的源头。当我遇到菲利克斯之后，我以为他找工作的名义和他互换了身份，然后我欺骗了妻子，将他当成我已经自杀的弟弟，最后通过虚构保险让丽迪亚收益，而我在打死了他之后让“我”死去，按照计划我将开启一段完全消失的日子，那本护照就是我消失于这个真实世界的证明。
故事当然并不复杂，整个谋杀的阴谋和行动都在计划之中实施，按照预设的结局，第十章就是最后的结束，如果“护照”这个词写完就是“我”的彻底消失。但是纳博科夫却在整个过程中不断消解着这个奇迹，他叫菲利克斯，而我的名字叫“赫尔曼”，这是看起来最大的区分，但是菲利克斯也许就是赫尔曼，一个名字而已，当我拿着那根手杖的时候，上面刻着的就是“菲利克斯”的名字，“我”就是菲利克斯；菲利克斯蹩脚的书写都会在每个字的拐弯处发出吱吱的声音，“他是左撇子”，但是在第十章里，“我的童年阴郁而寡欢。我一经成年，便开始四处流浪。我拉小提琴。我是一个左撇子。”菲利克斯是左撇子，流浪汉是左撇子，“我”是左撇子，而且在第十章里，“我”完全就是计划中被谋杀者而实际上是反杀者的口吻，“他希望我替代他开车，好让他去解决一桩金钱上的麻烦事。我杀了这骗子，抢劫了他。”而且那个死去的人就是“菲利克斯”，“并不是我要在异国的土地上寻求一个避难所，也不是我要蓄胡须，而是菲利克斯，杀我的人要这样做。”也就是说，是菲利克斯要杀了“我”，但是“我却”杀了菲利克斯，菲利克斯想要在杀死“我”之后去异国寻求避难所，但是最后结局却是相反。
这也许就是纳博科夫制造的“喘息”，这也许也是纳博科夫最终导向的“绝望”，谋杀者和被谋杀者的反转，菲利克斯和“我”的互换，构成了纳博科夫式的叙事策略，在现实中没有奇迹，因为，“每一张脸都是惟一的”，但是当一切进入到故事的叙述之中，进入到第一人称的文本之中，纳博科夫又暗中将“我”的叙述偷梁换柱成为了菲利克斯的叙述，由此，所谓计划和反转实际上就是真实和虚构，这就进入到了关于写作甚至创作的本体论之中，“这样，生活就趋向了故事——特别当这第一人称就像其他人物一样是杜撰的。”第一人称是杜撰的，那么“我”就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名字，就是一个虚构，他叫赫尔曼，他也可以叫菲利克斯。而纳博科夫的这部小说就是关于写作的书，第一章、第一句就把故事推向了文本的存在，“倘若我对我的写作能力和用最优雅与生动的语言来表述思想的令人称羡的才能并不非常有把握的话……当我开始琢磨写我的故事时，大致上就想这么开头。”
故事的开头是在琢磨如何写一个故事，而在第三章则提供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以第一人称开场，“我的不安增加了……”这是一个清晰明了的写作，作者处在固定的状态中，周围发生的事，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看见，“这第一版本是一个很好的让人精神为之一爽的版本；它允许读者舒缓一下，并传达个人的感受”，也由此，生活导向了故事；第二个版本则以描写开场，“奥洛维乌斯不快乐。”但是这样显得太过精致，尤其不适合羞涩忧郁的奥洛维乌斯；于是有了第三个版本，但是这第三个版本在“不断的逗号，引入的逗点，逗点，逗点”中变成了另一种风格，它把那个叫菲利克斯的人引入进来，一切的描写都把他当成了流浪汉，但是问题是，“我自己从来没当过流浪汉，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在我心灵的幕上将他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他变成了我的想象，我把他完全安置于我从未经历的故事里，这就是模仿，想象式模仿，或者是流浪汉式的穷人，或者是流浪汉式善良的人——纯粹是写作技巧上的运用，“跟我毫无关系。”
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清晰明了的第一人称，作者和人物在“我”的合一中走向了“精神为之一爽”的固定状态中，第二个版本则是对第三人称的描写，显然可能出现一种和现实不符的岔道，第三个版本是以我的想象构筑了现实，看起来是一种模仿，但是“跟我毫无关系”中叙事完成变成了虚构，那么，从来没有当过流浪汉的我如何可能虚构一个真正的流浪汉？在这里仿佛又回到了第一个版本，第一人称是杜撰的，而且是和其他人物一样是杜撰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我”既不是真正的作者，也不是称为“我”的小说人物，他可能是赫尔曼，也可能是菲利克斯，或者诸如其他的名字，这就是虚构的本质，“问题是：这是写作行当的骗术，那些以写小说为生的商人手里老掉牙的破玩意儿，不适合我，因为我必须是严格的忠实的。”虚构颠覆了真实，想象解构了忠实，模仿制造了谎言，就像“我”曾对菲利克斯说起自己是演员，还必须有一个替身演员，就像我给菲利克斯写信，我却从寄信人变成了写信人。
两个人一模一样就像镜子，这就是镜像；但是当“我”作为第一人称是杜撰的，故事就变成了虚构；从镜像到虚构，进入到写作之中，但是纳博科夫绝不是在进行关于写作的教学实践，之所以在镜像中拆解奇迹，在虚构中解构真实，就在于进入到第三个面向的阐述中，那就是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纳博科夫在一九六五年的“前言”中再次强调，自己的作品“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也“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和现实无关，和政治无关，和批判无关，但是写作时的流亡者身份、对俄罗斯的怀乡之情，以及对新俄罗斯的复杂感情，必然是一部从“喘息”到“绝望”的寓言作品，无论是被中断的“喘息”，还是“一声要响亮得多的吼叫”的绝望，当第一人称的“我”变成一种杜撰，纳博科夫的核心就在于提出一种谎言说：当我介绍说自己的父亲是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母亲是血统纯正的俄罗斯人，说自己读书、结婚的经历，之后便和盘托出，我所说的一切全是谎言，由此显示自己性格中至关重要的一面：“骗人，面不改色。还充满激情。”
在布拉格爬山时遇到流浪汉菲利克斯是不是一个谎言？在妻子面前说起自己自杀的弟弟是不是也是谎言？设计打死了流浪汉是不是更是一个谎言？而谋杀者被反杀是不是另一个谎言？谎言叠加着谎言，谎言解构着谎言，“这些胡乱涂抹的字，前面都有一个负号，这总是让我想起镜子：负x负=正。”只有谎言才是负的，只有谎言在不断叠加中才可能看见真相，所以对于新俄罗斯的解读难道不是一种反讽？
当我说从长远来讲共产主义是一件伟大的和必要的事业；年轻的新俄罗斯正在创造美妙的价值，虽然这些价值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一贫如洗的饱受打击的亡命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变成为同类人中，历史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热狂，这样的禁欲主义，这样的大公无私，这样的信仰——当我每每这样说时，我妻子会认真地说：“我觉得你这样说是在逗我，这样不太好。”但说实在的，我是严肃的，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无从捉摸的紊乱生活需要根本的改变；共产主义会为肌肉发达、宽肩膀、头脑简单的人们创造一个美丽而平等的世界；对它采取敌视的态度是一种孩子气，一种成见，这时我想起了我妻子做的鬼脸——鼻孔收紧，一边的眉毛往上那么一翘（这是一个准备引诱男子的妖妇带有孩子气的招数），每次她在镜子里瞧自己时，就会做这种鬼脸。
两个想像的人，不再有穷人和富人的区别，“或者说，两个人像两滴血一样相像，这本身就是一件罪恶吗？”这难道不是对平等的新世界的嘲讽？
在幻想中，我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在新世界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像赫尔曼和菲利克斯两人相像一样；一个赫利克斯们和菲尔曼们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个工人倒在机器脚下死了，另一个与他相像的人，带着安详的、十分社会主义的微笑，取代他。因此，我认为，今天的苏维埃青年应该从我的书中获得巨大的好处，我的书是在一位颇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监督下写的，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在书中将帮助他们理解此书所包含的基本的社会含意。啊，让别的国家将这翻译成它们的语言吧，这样，美国读者将有可能满足他们对血淋淋的荣耀的期盼；法国读者将有可能在我对流浪汉的喜好中发现鸡奸的幻影；而德国读者将有可能欣赏一个半斯拉夫人灵魂的轻佻的一面。读吧，读吧，读得越多越好，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我所有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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