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尾龟(上、下)

编号:C25·2160619·1307
作者:[清]漱六山房 著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04月第一版
定价:79.00元亚马逊46.20元
ISBN:9787550000902
页数:876页

中国言情小说的历史源远流长,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输入及域外言情小说的陆续译介,尤其是晚清“小说界革命”思潮的兴起,为中国言情小说的演变提供了新的语境,进而触发了晚清言情小说之潮。晚清言情艳情小说,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和惨痛遭遇;另一方面通过刻画近代都市生活的众生相,反映了晚清社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和认识价值。《九尾龟》为晚清艳情小说代表,作者漱六山房。小说主要描写妓院情况与嫖客的狎妓生活。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了妓女、流氓、帮闲、腐吏、商贾、戏子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叙述了刁妓讹诈、庸臣弄权、官商勾结、公报私仇等奇奇怪怪的事件,刻画了中国近代都市生活的众生相,反映了晚清社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具有一定的现实批判意义。


《九尾龟》:处处都隐寓着劝惩的意思

将来万一个有人把我们的事实编成小说,这样洋洋洒洒一部绝大的嫖界小说,那些嫖客的胡涂、倌人的伎俩、魑魅魍魉的现状、神奸巨蠹的面目,一桩桩一件件的,都载得明明白白,独独这件最紧要的真实工夫,却没有提起一个字儿,未免是个缺点。你又何妨把这个里头的精微奥妙之处说给我们大家听听,公诸同好呢?
——《第一百七十九回 真阅历发明攻战术 正比例研究床第谈》

“将来”和“万一”是不确定的状态,但最终却都变成了事实,那编成的小说是上下厚厚两卷,是一百又九十二回的篇章,是洋洋洒洒95万文字的书册。穿着红袄的烟花女子双膝跪地,一只手拿着一支笔,一只手翻开那一本书册,却侧向一个被装订成册的边缘,一种封面的设计,也是“万一”之后的事实,连同那“晚清言情艳情小说”,连同《九尾龟》的题名,都不再是不确定的状态,都以具体而现实的方式回应着引用中的担忧。

当“晚清言情艳情小说”的注解成为那一部“绝大的嫖界小说”,当漱六山房变成那一个编成小说的“有人”,翻阅而开,是不是那“嫖客的胡涂、倌人的伎俩、魑魅魍魉的现状、神奸巨蠹的面目”都会一桩一桩一件件以公开的方式呈现出来?都会明明白白地被阅读,可是,那侧坐的女子仿佛也是一种隐喻,和“将来万一”的说辞共同组成了公开之外另一个隐秘的世界,那一件“最要紧的功夫”是说与不说,那“精微奥妙之处”是公诸与否,似乎在晚清的当下,在小说之中,是一种闪烁其词的回避。而别名叫《嫖界醒世小说》,或者也是对于赫然在目的《九尾龟》的一种隐藏。

为何取名为“九尾龟”?开篇楔子似乎清楚地表明了小说的主题,“龟有三足,亦有九尾。”原本是四灵之内的龟,却变成了“极卑鄙龌龊的混名”:“妇女或有外遇,则称其夫为乌龟”,或者是古来作为妓院的“教坊中的人役,皆头裹绿巾,取其象形有似乌龟”,或者是因为“龟不能交,那雌龟善与蛇交,雄不能禁,因此大凡妇女不端,其夫便有乌龟之号”。这是龟从神话到民间的一种转义,所以取名叫《九尾龟》是一种讽喻:“在下这部小说,名叫《九尾龟》,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这贵官帷薄不修,闹出许多笑话,倒便宜在下编成了这一部《九尾龟》。”

是富贵达官的小影,是官场笑话的缩影,甚至是“嫖界的指南”,是“花丛的历史”,苏州上海天津的那一些风尘女子,那一些有钱的富贵达官,当他们打茶围、喝花酒纵情的时候,当他们抓摊赌钱、吊膀子娱情的时候,那“九尾”的小影便慢慢打开了,甚至变成了世情之一种,变成了“绝大的嫖界小说”。小说人生,那一桩桩一件件是需要被记录的,所以世代簪缨、出身贵介的章秋谷自然成了这一个记录者,楔子之后便也明白地说出了主人公章秋谷的出场意义:“且将一个风流才子、架弄登场,好为朱肱解秽。”

仿佛一出戏剧的开场,也是开门见山,在章秋谷身上,的确有着揭开小影的全部理由,说他有“胸罗星斗,倚马万言”的才调,有“海阔天空,山高月朗”的胸襟,有“蛟龙得雨,鹰隼盘空”的意气,这一个精明练达,应变多才的人自然是“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大器”的人。但是这里的矛盾是章秋谷时运不济,“十七岁便丁了外艰,三年服阕,便娶了亲”,而且夫人“风趣全无”,对于章秋谷来说,这门亲事最大的问题是和自己风情万种的性格不符,“无奈秋谷倚着自家万斛清才,一身侠骨,准备着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方不辜负他自家才调,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叫他如何不气?”所以最后动了寻花问柳的念头,借着去苏州做事的理由,便开始了风流之旅。

把人生的终点放在花街柳巷中,无疑章秋谷在成为记录者之前,是一个十足的体验者和亲历者,在灯火繁华处,在酒红灯绿时,便也成了花丛中的一员。无论是和金月兰,还是陈文仙,无论是楚芳兰还是伍小姐,在章秋谷的猎艳中,他的确张开了欲望,的确满足了需求,的确展示了风流,但也仅仅只是一种感性上的风趣而已,对于风月场,章秋谷似乎是清醒的,他曾说:“古来教坊之盛起于唐时,多有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貂裘夜走,桃叶朝迎;亦有一见倾心,终身互订,却又是红颜薄命,到后来免不了月缺花残。”在他看来,诸如霍小玉、杜十娘之类“女子痴情,男儿薄幸,文人才子千古伤心”的故事似乎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在花街柳巷中,那些青楼女子都是朝三暮四,都是送旧迎新,她们都只是在做生意而已,都是用自己的色来换取钱财而已,所以没有古人所说的青楼情种,“你道现在上海倌人之内,千千万万可寻得出这样一个么?”既然都是没有真正的感情,所以他们也不会和所谓的客人从良结婚,也就是“骨相天生”是不会变成良家妇女的。

“这班倌人,马夫、戏子是姘惯了,身体是散淡惯了,性情是放荡惯了,坐马车,游张园,吃大菜,看夜戏,天天如此,也觉得视为固然。行所习无事,你叫他从良之后,怎生拘束得来?再如良家妇女,看得失节二字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倌人出身的,只当作家常便饭一样,并不是什么奇事。”如此,若有人想要使倌人安于室,或者也是一种大谬。章秋谷说出这一见解,也是对于当初以“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的名义对现实婚姻不满的一种否定,也就是说,他进入这花丛中,也只是现实无奈的一种逃避,也根本没有把那些倌人当成是命定的目标。

所以在“万不能再做良家妇女”的倌人身上,章秋谷是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只是一夜欢愉,只是肉体交媾,只是满足欲望,所以当金月兰说要心甘情愿跟着他的时候,他也只是暂时答应却处处找理由回避,深怕自己陷入其中。但是身处其中,如何脱身,却似乎也是一个难题,当他看到自称是苏州人氏而从良的李双林时,似乎也把持不住了。李双林是被王云生以千二百银子赎身讨了做二房,那一日王云生接到电报要处理家事,便让章秋谷代为照顾,不想李双林的媚态却勾起了他的欲望,只凌波三寸的鞋尖碰到,便引得心痒难搔,但是理智告诉他,我章秋谷一生,自负品学兼优,虽然花柳陶情,却从不曾干过这钻穴逾墙的行止;况且王云生与我虽是新交 ,尚称莫逆。从来说‘朋友之妻不可欺,朋友之妾不可灭’。我难道这点定力都没有么?”但是情感却又战胜了理智,“倾国倾城,佳人难得。就是明知祸水,也只得姑且一行。”

却果真是祸水,在“朝欢暮乐,夜去明来”的欢愉中,却陷入了王云生和李双林合计的阴谋中,他们只是设置了一个仙人跳的陷阱,故意以假电报的方式避开,让章秋谷上钩,然后抓个现行敲一笔竹杠。也幸亏章秋谷是个精明练达之人,在李双林的举止中察觉到特殊,果然发现了那皮箱里的碎石,也就揭穿了两个人的身份,揭穿了仙人跳的把戏,也自救于这陷阱之外。而且那李双林竟然在章秋谷的劝诫之下,留心择配,嫁了开绸缎庄的老板,还生了一个儿子,最后也是齐眉到老。章秋谷无疑在自救中也救了他人,甚至在花街柳巷中树立了特例。

但是对于寻常倌人和客人来说,规律似乎也没有改变,“从没有一个妓女从良得个好好的收梢结果,不是不安于室,就是席卷私逃,只听见妓女负心,不听见客人薄幸。”出身纨袴的方幼恽生性吝啬,却在花色中大手大脚,不想被上海数一数二的名妓陆兰芬所骗,不仅没有最后得到“色”,反而破了财,被敲了二千两银子,最后气氛的方幼恽甚至要复仇:“我回去另汇几千银子出来,重做一个有名的妓女。料想上海地方甚大,名妓不独是陆兰芬一人,那时叫他在旁看着,心中难过,便算报了我的冤仇。”而专喜游荡的刘厚卿也迷上了名妓张书玉,开始是三百、五百地被挥霍,刘厚卿也买个彼此相安,不想最后狮子大开口,要五千,“厚卿向来为人比幼恽更加刻啬,那里割舍得下?心中踌躇,方寸交战了一会,不觉恨起张书玉来,恨他无故生枝,硬敲他的竹杠。”还有少年公子邱八,在上海出入妓院和赌场,不到两年,就把百万家财销化了十分之四,而当他看到上海坐第二把交椅的“金刚”林黛玉的时候,也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林黛玉答应嫁给他,但是说自己欠了债要邱八替自己还债,邱八竟也答应了,不想花了二万两银子才换了债,才娶回家中,却也是一个圈套,最后林黛玉竟从邱八那里逃出,重又回到了上海花街柳巷,干起本行。

方幼恽、刘厚卿、邱八自然没有章秋谷的定力,也没有他的精炼,所以最后破了财,成了“天字第一号的瘟生,世界之上有一无二的饭桶”,而比起他们,方子衡似乎更为卑劣和可耻,迷上了兰芬,替她还了债,一个是想方设法要娶她,一个是千方百计要敲竹杠,后来方子衡受到电报说家父病危,本来是急欲回家,却不想被还没得手的兰芬灌了迷汤,“竟把一个病危的老父丢在家中,全没有一毫着急的念头,也不想赶回家去。”所以看在眼里的章秋谷愤怒地说道:“你家内令尊病重,发了电报来叫你立刻回去,你却恋着一个倌人,连自己的生身父母都不放在心上。你倒自家想想,天下可有这样的道理么?”果然是情迷而忘本,“以花街柳巷,俗说叫做顽耍的地方,你想既是顽耍之地,原不过趁着一时高兴,博那片刻的风情。”一语道出了花丛本质。

“从古以来,煮鹤焚琴,蹂香躏王,煞是伤心,这就是这班妓女嫁人的小影……”但实际上,这妓女嫁人的小影并非都是那些倌人妓女的原因,另一方面却是男人寻花问柳中了圈套失了自己本性使然,而那些嫖客有的是挥霍的钱财,这也是揭示了他们的身份:官场中的人。“现在上海的客人,大约要分两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商界。论起来,自然是商界的客人好做,既肯花钱,又不闹什么嫖劲,倌人们看着银钱面上,也不得不敷衍他些。但是也有一样难处,那些商人平日之间寸铢积累,刻薄成家,看得那银钱十分郑重,你若要起他的钱来,比要他的命更加刻毒,万一浪费了他一文半钞,更是一生的切骨之仇。”但是他们在倌人身上却花钱无数,这也正是色字的诱惑:“古今来多少英雄才子,到了这一个色字关头,往往打他不破,英雄肝胆变做儿女心肠,辜负了万斛清才,耽误了一生事业,你道可怕不可怕?”

而这并非是更可怕的,其实从嫖界到商界,也正是《九尾龟》的另一层主题,《第三十三回 姘戏子苦劝陆畹香 扳差头驳倒花筱舫》中说:“在下做这部书,一半原是寓言醒世,所以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处处都隐寓着劝惩的意思,好叫列位看官看看在下的这部小说,或者有回头警醒的人,这也总算是在下编书的一片苦心,一腔热血……”金汉良为了做官,捐了钱,竟然也是抄起圣谕来,却也不知道格式,竟然把那一段圣谕直抄到底,竟有十二三行,丑态百出,而最后养甫竟然告诉他:“只有替你重换一本卷子,等你重新誊好,把你那一本坏卷换出来,我们在内里做些手脚,就可以挂牌补你名字。”最后又塞了二百块钱,终于学院衙门前的粉牌上有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少年寒素的王太史,一天到晚只想着怎么好中进士,如何能点翰林,把那心地中间本来所有的一点平旦之气,早已磨灭得干干净净,后来自然点了翰林,却又在上海花营柳阵里碰和吃酒,闹得一塌糊涂。还有康己生,也是送了一分厚礼,把章中堂拜作老师,在他的照应下被调到江苏上海道——“十多年的光景,康己生熬炼资格,论俸推升,竟直做到江西巡抚。”

这才是一件件一桩桩的丑剧,才是商界嫖界的笑话,既没有卑躬屈己,任贤使能的官员,“本来只认得翰林、进士,那里晓得什么叫做学问,什么叫做经济?这样的去取,那里有什么声华价值?我们躲着他还恐怕来不及,那里还肯去当他的幕府?”也没有那些为国报复的有志之士,所以章秋谷最后也是故意错过了乡试,他的观点是:“一个人的声价,是从学问经济上来的。一个人只要有了真学问真经济,就不中举人、进土,他的声价也不见得就会低些。那一班没有学问的饭桶,就是中了举人、进士,依然还是一个庸庸碌碌的饭桶。照这样看起来,这个举人又何必一定要中他呢?”

章秋谷拒绝走官场这条路,也在于他看惯了那些庸臣弄权、官商勾结的故事,或者也是对于中国的所谓未来失去了信心,而在这个本来探寻国家出路的时代,除了商界、嫖界的丑态,似乎整个中国都在这样的一种颓败状态中。匪拳闹事弄得国家萧条,而那些关乎国家命运的人却又勾结内外,甚至连妓女也拥有了无上的权力。赛金花和八国联军的陆军大将华德生勾搭,竟然成了“总统宪太太”,只要他在华德生说几句话,就可以把联军进京查办的罪人免罪,所以“一个赛金花的门外,顿时的冠盖如云,车马杂沓起来。两三天的工夫,赛金花收受的那些礼物几乎挤满了屋子,比那外省的督抚到任还要热闹些儿。”

而那些所谓的新党革命人士呢?嫖界、官场的人议论他们时却说:“他们那班人,开口奴隶,闭口革命,实在他的本意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又没有那夤缘钻刺的本钱,所以就把这一班奴隶当作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今日骂,明日骂,指望要骂得他回心转意,去招致他们一班新党入幕当差,慢慢的得起法来,借此好脱去这一层穷骨。”也并非是对于时局的偏执,在花街柳巷中真的就出现了留学生的身影,他们穿着西人服式,他们戴着金丝边眼镜,却叫了倌人,“更有一个留学生把一个倌人抱着坐在身上,一手在他胸前乱摸,丑态百出。”所以辛修甫叹息道:“留学生是最高的人格,怎的现出这样的怪像来?这一班人真是那留学生中的败类。”而章秋谷说:“不论什么娼优皂隶,只要剪了头发,穿了一身洋装,就可以充得留学生的样子。你道这班留学生将来有什么用处么?”其实只是说大话吹牛皮的人,骨子里和那些求和的人一样。那次考试其中一个题目是对于“俄取高加索,并别设禁令以制山民”的看法,而这些参加考试的人不知道高加索在何处,也不知道禁令是不是就是大清的律例,所以最后“只要抄上几条律例,把卷子上挤得满满的,把那班房官吓上一吓也好”。

“在下这部小说,把他们那牛鬼蛇神的形状,一样一样的曲笔描摹,要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书,一个个回头猛省,打破情关,也算是在下著书劝世的一番好意。”其实没有所谓妇女不端造成的“九尾龟”,也并非只是“嫖界警世录”,当那些官场笑柄、嫖界奇闻被展示出来,大约嫖界可猛回头,官场可猛回头,但那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就如章秋谷,当以亲历者、见证者、体验者和旁观者的身份揭露“嫖客的胡涂、倌人的伎俩、魑魅魍魉的现状、神奸巨蠹的面目”的时候,需要公诸同好的“最紧要的真实工夫”其实也是一种理想,也就是男人如何和女人有真正的情感,章秋谷说的隐秘之事便是这“电气”:“也不是什么偏见,也不是什么前缘,是男女身体之中各人天生的一股电气。大凡人的性情面目各有不同,那禀赋的电气也就不同。合着电气的,看他就是西子南威;合不着电气的,看他便是东施嫫母。那电气又怎的会合呢?将男女二人的电气比较起来,差不多的性质,所以那电气热度高的,便喜欢面有春气、温和柔媚的人;电气热度低的,便喜欢清洁俏俐、一团秋气的人:这是男女电气的大概了。”

男女身体里的电气,大约是和性情有关,和禀赋有关,是超越着金钱和色欲的,当然也远离那些龌龊,那些卑鄙,所以他和陈文仙似乎也就在这花丛之中成为一个怪异的样板,陈文仙也是妓女,却最后嫁给了章秋谷,也不是敲竹杠,也不是欺骗,却着实成为良家妇女,甚至在章秋谷和倌人一夜情的时候,陈文仙作为一个过来人也是宽容对待,这似乎也就成全了章秋谷的理想,“喁喁对语,款款相偎,纤手扶搔,芳心熨贴。”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而这种理想主义也无非是一种劝诫,甚至是一种“回头猛省”的个例,所以在电报、书局、克里沙、自行车、冰忌濂的变革时代,理想主义者依然我行我素,既在嫖界游刃有余,又不在官场进退自如,“还有些广东的官场笑柄、嫖界奇闻,在下做书的也来不及一一登载,这部《九尾龟》小说,却就在这里算个总结的了。”

济公全传(上、下)

编号:C25·2160619·1306
作者:[清]郭小亭 著
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1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31729280
页数:718页

清代神仙志怪小说《济公全传》,最早由清人王梦吉撰写,当时仅写了三十六则,后来有天花藏主人所作《醉菩提全传》二十回,清代郭小亭所作《评演济公活佛传》二百四十回,因受读者欢迎,后来又有人续写至一千二百回。济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有关历史典籍记载,济公本名道济,因为疯癫,也被人称为济癫,出家杭州灵隐寺,因不守佛门规矩,被赶到净慈寺。后经过各个时期的演化和积累,最终被塑造为惩恶扶善,济困救危,诛邪灭佞的活佛。济公的形象深受大众喜爱,被多次改编为戏曲和各种影视作品。本书选用郭小亭的《评演济公活佛传》共二百四十回,更名为《济公全传》整理出版,主要讲述济公游走天下,遇到种种不平之事,一路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故事。以“飞来峰”、“斗蟋蟀”、“八魔炼济颠”等故事较为著名。


《济公全传》:三教原归一家人

常有人说和尚例应吃斋,为什么吃酒?济颠说:“佛祖留下诗一首,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为我修心不修口。”
——《李节度拜佛求子 真罗汉降世投胎》

因为看破红尘而出家,出家却又“酒肉穿肠过”,这是对宗教的否定和亵渎,还是对现世阴暗的继续斗争和反抗?当济公在疯癫中颠覆了一个和尚的戒律,却又拿出佛祖的那一句诗来证明自己,诗是佛祖留下,却在自己的口中说出,到底他是在修心还是修口?到底他是在追求一种本质,还是仅仅引用经典?修心之语从口中说出,似乎就构成了一种悖论,就如被叫做圣僧活佛,却是吃肉喝酒一样不误。

出生之异样,似乎也在为济公的怪异找到了一种人生的母题,“临生之时,红光罩院,异香扑鼻,员外甚喜。这孩自生落之后,就哭声不止,直至三朝。”之后是看见了性空和尚,便立即止住哭泣,竟一咧嘴笑了,可以说,除了家人,济公在人生之初遇见的便是普度众生的合上,这人生的母题被写好,也就使得济公的人生轨迹有了某种预设性:自己的父亲李茂春原是京营节度使,后来罢官回籍,“乐善好施,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冬施棉衣,夏施汤药”;而在性空和尚那里,不仅止住了啼哭,更是将他取名为“李修缘”,而在李修缘十八岁那年,随着的父亲的去世,便立志出家,投入灵隐寺元空长老门下,遂有了自己的另一个名字:道济。李茂春与和尚,似乎就构成了他的双重父亲,一个是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一个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怀,一个是给了生命的肉身之父,一个是命名了他的精神之父,对于济公来说,身上带有的这两种基因,也使之成为既能劫贫济富,又具有神通广大法术的救赎者。

救赎,就如它被命名的名字一样,是修缘,是道济,名字变成了使命,而在救赎的对立面,当然是一种罪恶、黑暗的社会现实。这种罪恶一是体现在俗世之恶,在那个世道,金钱、欲望似乎正在侵蚀人的灵魂,有人拦路抢劫,有人开设黑店,有人谋财害命,有人装神弄鬼,则有人则贪赃枉法、骗财骗色。在临安街头,到处是卖假药的,甚至连出家人也把切糕捏成团子,还骗说是万应灵丹;有人把桥弄断,“摆渡讹人”,遵循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私利论,于是发生了互争生意聚众殴斗的事件; 为了钱,有些人把“礼义廉耻”的遮羞布索性抛开。第四十一回《昆山县巧逢奇巧案 赵玉贞守节被人欺》中:孝廉李文芳的弟弟死了,其妻在家守寡。李文芳“发现”她和别人有奸情,于是大叫大嚷,说她玷辱门楣,把她赶回娘家。而其实,李文芳企图独占家财,不惜想方设法陷其嫂于死地。

出家之后的济公,曾经回过家,“正是兔走荒苔,狐眠败叶,俱是当年歌舞之地;露冷黄花,烟迷剩草,亦系旧日征战之场。”旧日儿童皆长大,昔时亲友半凋零,曾经家中一呼百诺,如今只落得空房一所,对于技工来说,自己孤身一人产生的忧伤,或许就是对于现世的一种悲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黑暗的现实使得他看破红尘,而出家的最直接意义并不是出道,而是入世,他原本是西天金身降龙罗汉降世,是奉佛法旨为度世而来,所以自身背负的使命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秩序,那就是惩恶扬善。元空长老当初就是在济公的身上击了三章,才使得他天门打开,也从此走上了一条劝化为念,慈悲为怀的人生之路,而这样的人生又隐含着父亲扶危济困的儒家思想,他当初没有出家之前,也是过目不忘,一目十行,而他所读之书也是诸子百家等儒学经典,也就是说,在济公的内心深处,儒学就是他的遵循的一种道德规则。

秦丞相的儿子为什么为得大头瓮,除了自己抢劫妇人作恶多端的报应之外,一方面也是秦丞相利用自身的权势派人拆庙里大碑楼,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是家族甚至国家一种道德的沦陷,秦丞相要调用五百强兵围困灵隐寺、锁拿济公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是那个冤杀岳飞的秦桧,秦桧就对他说:“儿呀,为父在阳世三间,久站督堂,闭塞贤路,在风波亭害死岳家父子,上千天怒,下招人怨,现在把我打在黑地狱,受尽百般苦楚,今奉阎罗天子之命,回煞归家,劝戒于你,你身为宰相,就应该行善积福做德,你不但不行善,你反要拆毁佛地,罪孽深重。”以托梦的方式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进行忏悔,也昭示后人不可重蹈覆辙,实际上就是一种规劝和惩戒,儿子得病之后济公就以“心若正时身亦净”来启示他,最终使得秦丞相改邪归正,甚至尊称济公为替僧。

不论是西川淫贼华云龙,还是吃喝嫖赌的马茂,不论是见钱起杀心的王贵,还是恶霸王胜仙,济公总是以惩戒的方式给他们应有的教训,别出心裁地在脑门重击三下,口念“阿弥陀佛”,说一句“这个事,我和尚焉有不管之理?”便成为了伦理秩序的守护者,他要处罚逆子,只需用手一指,那个逆子的双腿就会不停的跑起来;教训贪财的刁奴,就把一块顽石变作美玉,令他们背着七八十斤的假货来回奔走。这种惩治恶人的办法夹杂着嘲弄揶揄的成分,也只有像济公这样的人物才能使用让人笑破肚皮的惩治手段。

在济公的心里,善是恶归顺的终点,也是俗世的一种标准,赵好善是一方首富,但并不欺压百姓,而是济困扶危,有求必应,“冬施棉衣,夏施药水”似乎和自己的父亲有几分相似,所以在他看来这样的善人不应该遭到恶报,所以当他的儿子成为哑巴之后,济公只是打了个嘴巴,就把病治好了。济公所帮助的人大多为忠臣、清官、孝子、节妇、义士、寒儒等,所以在救赎中,济公即使面对恶人,也常常以劝化为念,慈悲为怀,希望能超度对方,放下屠刀,舍恶从善,也就是说,惩罚的背后是规劝,乾坤盗鼠华云龙等,济公在捕捉他的过程中也屡次加以点化,直到希望完全破灭,才将其拿结归案。

这是济公对于俗世之恶的救赎,而在一个道德沦丧的俗世之外,还有一个宗法变异的世界,道和佛,本来就是一种出世的状态,更是要度化众人,但其实在里面,很多却是这个肮脏俗世的投影,里面有勾心斗角,有谋财害命,有骗色骗财。老道叶秋霜,本来是绿林人,后来在南门外三清观出了家,得了一部《阴魔宝篆》的邪书,书上有各种炼邪术的法子,能炼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移山倒海、五行变化、点石成金,叶秋霜在妙丽练功,却不想被老道的故交李兆明知晓,于是看望变成了谋杀,背后一刀就把老道杀了,得了奇书开始早晚炼功。而这个李兆明,不想又被另一个人所杀,那就是徐沛,因为他也想得到这书,于是打打杀杀,谋财害命,竟陷入到一种“螳螂捕蝉”的循环之中。凌霄观原有一位老道,正务参修,却不想被九宫真人被华清风所杀,杀人的目的就是占有甚是殷富的灵霄观。

而在白水湖里吃童男童女的妖精,铁佛寺里要人钱财的蟒精,小月屯里为招五百魂而使得一百个人死掉的百骨人魔,无不是那些得道而作恶的妖精,所以这个道家世界,都变得浑浊,都存有恶念,都开始害人。“我乃西湖灵隐寺济颠是也。你既是出家人,三清教的门徒,你就该戒杀、盗、淫、妄、酒。你无故要杀害性命,我和尚焉能容你。”这是济公面对华清风说的话,也就是说,面对这样一个邪恶的世界,济公的职责就是惩戒他们,于是火烧祥云观,烧死张妙兴,火烧云烟塔,雷击华清风,捉拿张妙元,戏耍褚道缘、张道陵,其目的也是为了拯救,所以不管是收服了曾经作恶的道士为徒,还是运用更高超的法术对决,其意义就是为了规劝他们回到正轨,最后收服八魔,消除了隐患,正如马道玄对那些道士规劝的那样:“已然出了家,就应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侍奉三清教主主。决不该结交绿林人,在尘世杀男掳女,聚众叛反国家。大宋国自定鼎以来,君王有道家家乐,天地无私处处同,皇上家洪福齐天,邪不能侵正,你休要执迷不悟。”

出家而修善,自然是一种职责,而在这个社会里,出家却成为逃避道德规则束缚的一种借口,而在对于各种邪恶道士的惩处中,作为一个和尚,济公对于佛家也进行了颠覆,身为出家人,却不守戒律,吃肉喝酒,扛着韦驮,而且还以疯癫的形象示人,“头上头发有二寸余长,滋着一脸的泥,破僧衣,短袖缺领,腰系丝绦,疙里疙瘩,光着两只脚,拖一双破草鞋。”济公看破红尘出家,拥有的是道济的名字,可以说,他出家本身就是一种肩负使命的行动,但是这自身形象却在某种意义上否定和尚的身份,而这种否定并非是济公对于佛的亵渎,而是对于现世的一种反讽。刚到灵隐寺,监寺僧广亮处处刁难他,甚至火烧大碑楼欲置济公于死地,而济公只一泡尿便把火浇灭;在毗卢寺,马静看到自己的妻子身边就坐着两个淫荡的和尚;而月明和月朗,也是酒色之徒,当他们发现庙的夹壁是妓院的时候窖子,便用了妖术邪法,“师弟,你看真是绝色的佳人,你我施展法术,把她抢了去。”

作为出家人,那些和尚干的淫恶勾当,就是对于善的背叛,所以济公的疯癫,就是对于这一种虚伪现实的反讽,而在他内心深处来说,惩恶扬善就是一种根本,当陈亮希望济公收他为徒的时候,就问他:“你是个贼,焉能跟我出家?我们出家人,讲究三规五戒,三规是规佛、规法、规僧,五戒是戒杀、盗、淫、妄、酒。你要出家,你如何能改得了这几样?”当看到别人家喝酒,他也规劝说:“酒要少吃性不狂,戒花全身保命长,财能义取天加护,忍气兴家无祸殃。”自己喝酒破戒,却要徒弟遵守戒律,这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济公在内心深处有着不变信条,而要让一个人从作恶的贼,变成了出家人,就是要有这样的信条和规则,就是要遵守最基本的三规五戒。

外部是疯癫的形象,内心却坚守着行善的底线,济公实际上在在抛弃一种虚无的神性,而回归到真实的人性,不是肉体凡胎,却有着人的喜怒哀乐,是“活活的知觉罗汉”,而他遇到问题,用手一拍天灵盖,便可透出佛光、灵光,威慑一切妖孽。其颠狂不羁,是他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他随心所欲,也是不受时空所限,成为一个在俗世之上的圣僧,所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便成为他的行为法则,而这无非也是对于佛祖那句诗“我人修心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为我修心不修口”的生动实践,甚至那喝酒的举止,也在道德伦理中,找到了依据:“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圣。酒合万享事,酒和性情。仲尼以酒为道,但不及乱耳。”

不管是对于俗世的丑恶,对于道、佛的虚伪,济公作为一个反抗者、拯救者,最终的目的就是惩恶扬善,便是劫富济贫,便是在混乱中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四大者,乃天地亲师,受天地覆载之恩,受国家水土之恩,受父母生育之恩,受师傅传授训之恩;五常乃仁、义、礼、智、信。为人子不孝,为臣定然不忠基,交友必然不信。”当徒弟叫了马道玄的名字,在他看来便是一种对于伦理的反叛,而这种伦理在济公那里自然也是必须遵守的规则,一个忘记了行孝的人,竟然手拿快刀面对母亲,济公便以小狗的眼泪感化他:“董平大嚷一声,忘就把刀扔在地上,往屋中就跑,吓得韩氏目瞪口呆。”

济公用狗的眼泪惩恶扬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具有的所谓法术,就是一种神性,就是感化式的道德力量,而在释道儒三教合一的情况下,教派界限已经模糊,宗教的救赎色彩已经淡化,济公老道都念着“敕令赫”,和尚与道士都说着“无量佛”,甚至道士也可以拜济公为师,和尚也和老道同流合污,“僧赞僧,佛法兴,道中道,玄中妙,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归一家人。”也就是说,这一切的惩处和解救,这一切的感化和扬善,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修心”,正如书中最后所说:

这套《济公传》,济公为渡世而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必然遇难成祥。赃官佞党,淫贼恶霸,终久必有报应。做书人笔法,使看书人改恶行善,劝醒世人。比如忠臣义士遇着难,听书看书的人,恨不能一时有救。为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此乃人心公平之处,自古至今一理。

治理基层中国

编号:W53·2160517·1305
作者:田先红 著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版本:2012年05月第一版
定价:
ISBN:9787509733523
页数:305页

信访制度是了解下情和上下沟通的一个重要制度,但是在田先红看来,国家基础权力的弱化加剧了农村基层信访治理的严峻形势,基层政权因无法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进行区分而影响了信访治理的绩效,信访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之中。当信访治理的既有逻辑依然在延续,它只能陷入“越维稳越不稳”怪圈之中。所以,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需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而这又要求从根本上增强基础权力的同时,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本书以一个镇的信访治理为案例,展开了转型期间中国乡镇治理的逻辑,总结为转型政治学这一思路,并用基础性权力这一迈克尔·曼的理论为根基,展现了基层的政治生态以及信访的类型,通过田野调查和具体案例比较客观地分析和论述了信访制度的问题和症结,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治理的方式。

为了一种新小说

编号:H39·2160517·1304
作者:【法】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一版
定价:19.00元亚马逊11.40元
ISBN:9787540449551
页数:198页

“如果我故意在许多页里用了新小说这个字眼,这并不是为了指一个流派,甚至也不是指由在相同意义上工作的作家们所指定和组成的群体;它只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包含了所有探寻新的小说形式、能够表达(或创造)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所有决心创造小说也就是创造人的人。”阿兰·罗伯-格里耶用“新小说”作为自己构建世界的标签,仅仅是为了表达需要,而在他看来,这种“当代文学中的关键”是为了反对刻板和重复,因为,“它让我们在当前的世界里对我们的真实状况闭起眼睛,最终是阻止我们去构建明日的世界和人类。”所以为了探索和实验,“为了一种新小说”,其最终的指向是那些“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的人”,那些“创造人的人”。本书是罗伯-格里耶1963年结集出版的理论文集,收入论文8篇,分别讨论了新小说、形式与内容、人本主义等等,还分析了鲁塞尔、贝克特和潘热等人的作品。


《为了一种新小说》:它存在着,仅此而已

“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过。”哈姆说。面对着这一招认,再没有任何东西可算数了,因为,根本不可能听到他说别样的话,他只有在最一般化的形式下这样说: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在那里过。
——《一部现代文选的因素》

哈姆在说,哈姆在招认,唯一的线索,唯一的言说,而那句话里的“我”也成了唯一的人,当一切以独白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我所看见的一切,所指认的一切,都不提供任何背景,“一无是处的时刻,永远一无是处。”在一无是处的世界里,哈姆消灭的是背景,消灭的是可能,消灭的是介入——如果一个读者,一个观众以自己的思考介入这个《结局》的时候,是不是取代了哈姆的唯一性,取代了独白中的“我”?

贝克特的《结局》是关于戏剧的结局,是关于小说的结局,是关于我之存在的结局,“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过”是一种唯一的否定,而这种唯一性是另一种肯定:“没有我,一切依然发生……”也就是说,我之存在和我之不存在只是事物的两个面,它们都趋向于一种客观的表达:“所有存在着的都在这里,在舞台之外,只有空无,只有非存在。”就像贝克特的另一部作品《等待戈多》,迪迪和戈戈在舞台上等待的到底是谁?戈多是上帝?是死亡?是沉默?那一系列的问号无非是观众和读者做出的解释,而事实上,他们只是等待,他们只是在那里,“他们在舞台上”。

《萨缪尔·贝克特或舞台上的在场》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在1953年和1957年阅读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伯-格里耶也是作品的读者和观众,他坐在台下观看《等待戈多》,坐在房间里阅读《结局》,但是他在贝克特的文字里并没有看见戈多,而是看见了在舞台上的迪迪和戈戈,看见了“存在着”的他们,三个小时的戏剧,空洞的戏剧,空白的戏剧,以及没有停顿的戏剧,实际上只有看见的部分,而没有等待的部分,所以取消“等待戈多”的隐喻意义上,罗伯-格里耶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阅读者与贝克特一起“在场”,与迪迪、戈戈一起“在场”,和哈姆一起独白。

《一部现代文选的因素》里,罗伯-格里耶选择了雷蒙·鲁塞尔、泽诺、若埃·布斯、萨缪尔·贝克特、凯罗贝尔·潘热的作品,在这些作品的解读中,他看见的是雷蒙·鲁塞尔“向着无限延伸”的浑浊性,看见了泽诺“对人的原罪的模糊讽喻”的病态意识,看见了若埃·布斯凯需要拯救的关于人自身的符号,看见了萨缪尔·贝克特在舞台上的在场,看见了罗贝尔·潘热创造出“他自身的现实”。而不管是世界的浑浊性、病态的意识、梦境里的自己,舞台上的在场、自身的现实,看见的同时,也是处在否定状态的“看不见”里,也就是说,在这些现代文选里,罗伯-格里耶在文本里否定了和传统有关的符号,却又以肯定的方式指向了另一个方向,那就是他为之实践的新小说。

“空无的疑谜,停止的时间,拒绝意义的符号,微小细节的巨幅增大,封闭于自身中的叙述,我们处在一种平面的和中断的宇宙中,在其中,任何东西都复归于它自身。”这像是罗伯-格里耶的一次宣言,当他的《橡皮》和《窥视者》出版之后,遭遇的是质疑,甚至是拒绝:为什么小说要这样写?它们的意义何在?里面的隐喻指向何处,人物起到了什么作用?而这些质疑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是因为背后有一套传统的标准,有小说的“本质”:人物、氛围、形式、内容、信息,在那些真正的小说家那里,在具有“叙述者才华”中,它们才成为真正的小说。这是一张早就织好的蜘蛛网,代表了小说现成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在罗伯-格里耶看来,是“死的概念”,“在今天,惟一流行着的小说观,实际上还是巴尔扎克的小说观。”所以在1957年的《关于某些过时的定义》中,罗伯-格里耶梳理了关于小说人物、故事、介入方式、形式和内容上过时的定义。过去的伟大小说,人物必须一方面是唯一的,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类型的高度;小说的存在根本,就是把所讲述的故事当成内在的东西,而故事就是把“他在预先制作的草稿中、人们都习惯的东西,就是说,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既成概念,全都集中到一起”。于是,文学的介入作用是教育,是道德,是人和世界的搏斗,所以文学忌讳形式主义,它的内容必须是“有责任的”,有效用的。

而在罗伯-格里耶那里,这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在他看来,人物的个性和普遍性只是一种专一崇拜,故事并不能赋予小说家以力量,文学的教育介入方式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神话,而文字具有的责任性只是一种奴役,这些都是“过时的定义”,它需要的是一种新的阐释,所以罗伯-格里耶认为,人物具有的专一崇拜要让位于“一种更宽泛的、更非人类中心论的意识”,赋予作家力量的不是讲故事的方式,而是自由自在虚构的能力,介入的意义不是政治上的性质,而是“从内部解决它们的愿望”,而形式和内容的真正意义是“内在的必要性”:“我几乎就想写下它的不可能——就在于此:作品应该令人感到是必要的,但必要于乌有;它的建筑是没有用处白的;它的力量是一种无用的力量。”

抛弃过时的定义,建设新的小说观,就如罗伯-格里耶的小说被命名为“新小说”一样,它就是一种否定之后的肯定,一种传统之外的创新,一种解构之后的建构,“新小说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探索”,在他看来,文学本身就是活的,所以小说的新正是“跟踪小说体裁的一种持恒发展”的内在要求,福楼拜1860年的小说在当时是新小说,普鲁斯特在1910年的小说在当时也是新小说,“作家应该骄傲地接受带上他自己的日期,要知道,没有在永恒中的杰作,只有在历史中的作品;作品只有当它们把往昔留在了身后并预告了未来时,才能留存下去。”过时的定义是一种历史叙事,而小说只有在自己的日期里才能变成现在意义上的“伟大的小说”。

这是时间意义上的新,或者只是在历史序列中呈现的一种发展态势,但是罗伯-格里耶显然不只是让自己戴上属于自己的日期,而是“应该创造他特有的形式”:“作品只为它自己创造它自身的规律。写作的运动仍然应该常常引导着把这些规律带人危险,或者带入失败,使它们破裂。”把传统带入危险,带入失败,带入破裂,是为了打破规则,打破秩序,而破的下一个动作便是立:新小说只对人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感兴趣、新小说只追求一种彻底的主观性、新小说并不提出现成的意义。

新小说是新人,新小说是新的形式,新小说是新的文本,而所有的新在罗伯-格里耶那里集合在一个关键词之下,那就是客观性。客观性是什么,神学意义上是上帝的客观性,而传统意义上是和主观心灵相对应的客观性,而在通常意义上,客观性又变成一种“目光的彻底无个性”,而罗伯-格里耶的客观性是关于物的本来状态,是关于人存在的方式,是取消形而上意义的命名,“它存在着,仅此而已。”它从我们舒服的内心拉出来,它呈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它被看见,被感知,在自己的现实里。比如在一部电影里,人们看见了椅子、手的移动、栅栏的形状,但是在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在思维的构建中,总是会想到这些东西背后的意义:“无人占据的椅子不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缺席或者一种等待;放在肩膀上的手,只是同情的标志;窗户上的栅栏条只表示外出的不可能……”而其实,这些意义是“额外的条件”,甚至是多余的,因为就在舞台上,就在小说中,它们只是物体本身,只是动作本身,只是形象“让它们恢复了它们的现实”。

那些额外的条件,那些背后的意义,罗伯-格里耶认为这是一种关于“深刻”的古老神话,这种神话总是在我们的精神和世界之间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总是希望用艺术的方式去完成它的使命,总是探寻文本背后的意义,这是一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观点,像是架在人与事物之间的真正的心灵之桥,首先是一种相互关联的保证。”但实际上,这样一种对世界的主观认识,选择人作为一切的证明者,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世界只不过是人类主观中的世界,所以罗伯-格里耶说,假如说出“世界,就是人”,那么就会得到赦免,假如说“事物就是事物,而人只是人”,就会立即被认为犯有“反人类罪”。

这当然是一种束缚,一种占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统治,在这样的体系里,隐喻被表达,意义被构建,人如上帝一样,把世界当成是主观创造的东西。这是深刻的古老神话,而其实,在罗伯-格里耶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甚至只是一种虚伪,“这是一种颠倒,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种伪造。”当作者写下村庄“蜷卧”在山坳里的时候,“蜷卧”一词是具有感情色彩的,也表达了人主观世界,也就是把读者带入到了村庄假设的灵魂中,它变成了人的主观性外化的一个符号,由此,观众不再是一个客观的观众,他自己也变成了村庄,“蜷卧”在那里。这是一个隐喻的世界,村庄为什么要“蜷卧”,它是害怕还是恐惧,它是孤独还是寂寞?而当观众从这个词语介入到文本里,也就开始了另一种隐喻的构建之路:“它把威严的情感传染给了我;接着,这一情感在我的心中发展,孕育出其他的情感来:然后,又轮到我把它们安到其他的物件上,甚至那些体积更为平庸的物件上。这样,世界会变成一个容器,包容下我对伟大的所有渴望,它将永远地成为这些渴望的形象和证明。”

还有雄伟、还有壮丽,还有英勇,还有高贵,还有傲慢,也就是说,这一切在读者之前就已经预定了,而读者看见这些,只不过站在了一个等待而缺席的位置上,甚至“这一忧愁就是我命中早已注定的”,命中注定,意味着它不是暂时的,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们的摹本,又是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它令我们震惊,审判我们,又拯救我们。”而这一切,就是用人本主义消灭了自然本性,那村庄本来只是一个存在,那山坳也是一个存在,它只在文本里存在,它不带感情色彩,它无法进入人的内心,当然,更不没有审判和拯救的功能。

“但是,我要说,不。”罗伯-格里耶大声说出了这句话,人本主义否定自然本性,他却要否定人本主义,否定人类中心主义,否定关于深刻的古老神话,“人看着世界,世界却并不回敬他的目光。人看到了万物,他现在发现,他可以摆脱其他人以前给他签订的形而上学的契约,他可以同时摆脱奴役与恐惧。他可以……至少,总有一天,他将可以。”也就是说,人只是简单地看见世界,人和世界是简单的关系,拒绝把它们占为己有,拒绝和它们维持暧昧关系,拒绝提出任何要求,“他的目光满足于度量它们;同样,他的激情落在它们的表面上,却并不打算深入进去,因为那里头什么都没有,也并不假装丝毫的召唤,因为,它们是不会回答的。”

世界是直观的世界,人是客观的人,在世界和人之间没有意义,只有存在,“在未来的小说建筑中,动作和物体在成为某种东西之前,都将在那里;之后,它们还将在那里,坚实,不变,永远在场,仿佛嘲笑着它们的特有意义”,甚至连人的主观性也变成一种客观的存在,因为只有彻底的主观性,才能摆脱和世界的认知关系,它是属于自己的。在这样的小说结构中,所有的物体都是自己内在世界里,所有的人物都在在场的时间里,拒绝意义,拒绝深刻,拒绝悲剧。

“它存在着,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存在的世界里,在这个人只是看见的世界里,罗伯-格里耶新小说的一切目的就在于它的在场,所以有了那些电影作品,有了那些直观的视觉艺术,而这一切的最终指向是:构建一个现实。现实不是现实主义,在这里,小说不提供编年史,不同共法律证词,不提供科学报告;在这里,海鸥只是出现在头脑中的海鸥,而不是去布勒塔尼海岸作了一次短暂的冬季旅行之后描写的海鸥;在这里,一切从空无出发,它能自行站立,不需要任何东西支撑;在这里,没有隐喻,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形而上学。既然是客观的,是真实的,为什么出现在文本里的侦探故事,会有自相矛盾的证词,会有不在场的证明,会有不断涌现的新线索?为什么人们在观看和阅读的时候,会感到离真实越来越远?罗伯-格里耶其实虚构一个谜团,正是为了激发对于真实的渴望:“它们可能掩盖着一个奥秘,或者暴露出它来,这些愚弄着整体的线索只有一个严肃的、显然的品质,那就是存在于此。”

新小说是文学发展的新形式,是人与世界建立的新关系,是文本世界里的新现实,而罗伯-格里耶也创造着一个新神话,在没有上帝,没有隐喻,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的存在,“而在我的书中则相反,是一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一个位于空间和时间中的人,受他的激情所限制,一个像你我这样的人。”

要塞

编号:C39·2160517·1303
作者:【法】阿兰·罗伯-格里耶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1年06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亚马逊7.20元
ISBN:9787540449575
页数:99页

“很多导演都渴望围绕着个生理上无法说话的人物拍摄一部电影。在眼下这部电影里,失声大概是与一段无法言说的过去所带来的剧烈创伤联系在一起的:乱伦的疯狂让一位高级官员杀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1992年,阿兰·罗伯-格里耶面对着最后一部电影小说,这样说道,这部电影小说原本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合作,但是电影的拍摄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让我激动而迫切地找寻能够拍摄这部我为他而写的电影的办法”终于没有最后变成现实,但是在一个不会说话的人那里,阿兰·罗伯-格里耶似乎并不是在失声中体验绝望,而是在寻找另一种意义:“从他犀利的目光和突然的温柔微笑中都看得出来。有时候,他理解的敏锐,他对所见所闻的参与,不仅毫无减损,还仿佛几乎在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可怕禁闭作用下增强了。”


《要塞》:也就是虚构的敌人

注视,展现,缄默……当周围的一切都在流动,我自定静如故,正如河床上的一颗卵石。激情与无限的爱不存在于我身上,亦非存在于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注视对象上,而是仅存于我关注的过程。
——《“向你致意,我的老朋友……》

那时,是可以注视的时间,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由于脑部受伤处于半瘫痪状态,“并几近失语”;那时,是正在展开的时间,阿兰·罗伯-格里耶开始以安东尼奥尼为演员,写作电影剧本《要塞》;那时,却也是开始缄默的时间,花点时间“修改结尾“最后却开始拍摄《格拉迪瓦在叫您》,耽搁了剧本最后的出版。从提出计划,到修改结尾,再到最后耽搁拍摄,从注视到展现,再到缄默,1992年到2002年的时间里,阿兰·罗伯-格里耶到底到底看见了什么?河床上的卵石在时间的流动中定静如故,没有激情和无限的爱,没有注视的对象,甚至没有将文本变成视觉语言,但是这最后被设计在写作提纲、剧本概要、对白剧本中的文本,又如何被最后真正看见?

“有时,当我们聚焦于一点,我们就变成了这个点。而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向他者转变的过程。”阿兰·罗伯-格里耶在那一册《有时,我们聚焦于一点》中似乎就是把自己命名为一个点,这一个点是关于一部电影,一个人,一个物,一个名叫安东尼奥尼的演员,一个同样是“失语”的主角马克斯,而这些点并不能构成一个被注视、展现和缄默的事件,而是要转变为他者,也就是从一个点变成一个现实,从一个现实变成一个对象,从一个对象变成一种关注的过程,“如果我守候的是一个虚无的对象,那么无望的等待便会最终构建出一个现实。这就是描绘者的职责。”

虚无的对象,其实并非是虚无的现实,它在一个点的聚焦中,自动转变为他者,自动演绎一个故事,自动转化为一个过程,所有的人物登场,所有的故事展开,所有的剧情描述,都在聚集转变种成为真实的现实,它不是夺取对方的自由,不是完整保存沟通,不是形而上学的认同,仅仅是一个看得见的真实——这就是阿兰·罗伯-格里耶所说的“作者视觉”:“这意味着我用眼睛和耳朵再现了这些场景,如同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无论它们显得多么不真实。”

眼睛是真实的眼睛,耳朵是真实的耳朵,在电影叙事里,只有眼睛可以聚焦于一点,只有耳朵可以聚焦于一点,所以当文本变成电影的时候,通过“作者视觉”也将变成“读者视觉”,在这双重视觉中,不真实就会变成真实。但是这个成为他者的过程却并非可以顺利完成,成为真实的现实也并非完全实现,那句“终于来了”的感慨中到底有多少秘密?那一句“我来得太迟了”究竟有多少线索?那失语的马克斯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故?那负责照顾的安妮护士有多少可疑的身份?甚至那三十年前的死亡究竟谁是凶手?谁是见证者?谁是牺牲品?

真实的现实总是在不真实的场景里呈现,那个要塞是破败不堪的,它矗立在荒凉、渺无人烟的海岸上;那队士兵是茫然的,他们驻守在此,根本没有任何侦察任务,也缺乏精良装备。一切显得那么不真实,而当出现在“视觉”里的时候,却又是如此真实:“片头字幕的背景是迷雾中的要塞。”然后是镜头前的热带鸟,是它们的叫声,是中近景出现的马克斯脸部,是一扇被推开的沉重的门,是老人“毫不仓促地朝这宽敞房间的门那边转过头去”的动作……看见而且听见,那么不真实的要塞,不真实的士兵,都会在场景中变成真实的一幕,而所有的怀疑也让这“聚焦于一点”转变而成为他者。

而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要塞里,所有的人物也都呈现出不真实的一面,那个半瘫痪的年迈高级军官马克斯,一直在要塞里,他是这里的统帅还是这里的囚徒?三十年了他没有讲过一句话,他是真正失语了还是故意保持了缄默?画外音里说:“我立即发现马克斯还活着,他试图告诉我些什么,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斯到底经历什么?而以马克斯为中心,所有的人物都笼罩在一种神秘里,那个护士安妮是负责照顾马克斯的身体和精神,“甚至也许还不止这些……”:“有时,他将她当做奴仆,甚至陌生的俘虏,但有时,他似乎又对她心存畏惧,仿佛她具有某种神秘力量,或掌握着某个秘密。”而新到要塞里来的少校海因里希呢,证件上的照片和他本人,似乎并不是同一个人,“不太像……这照片应该不是近期拍的。”而当他来到简森上尉的办公室的时候,两人却有着相像的面貌,“好似一家人。”又是画外音,“这名中尉就是青年时代的海因里希少校。”画外音由我说出,似乎就是带向了一个“作者视觉”的范畴,因为这个海因里希其实是由扮演简森上尉的演员来演,除了说话声音的不同,除了外观上一撇小胡子和制服的不同。

电影中的“我”、画外音,以及镜头前呈现的一切,都试图把种种神秘拉向确定的、真实的一面,而这种不真实的真实却越来越制造谜团,越来越趋向神秘,而这种神秘除了人物身份的扑朔迷离之外,更在于彼此之间关系的复杂和多元。马克斯和护士安妮,一开场他们就在一种暧昧的氛围里,安妮注视着马克斯,而马克斯的手滑过了她的脸颊、耳朵、脖子,最后滑向一侧的乳房,照顾老人,或者也是被囚禁,护士或者也是情妇,但是当画面呈现这个女人真实一面的时候,却又被刚来的海因里希怀疑,他目不转睛地细细打量眼前这个女人,但是安妮却不认识他,当海因里希在简森面前说出“不……不认识……这是不可能的……这么久了……”的时候,却又把眼睛看在了安妮身上。

因为安妮像那个叫戴安娜的女人,马克斯的女儿,当海因里希找到安妮的时候,安妮略带嘲讽地语气问他:“显然,我很像她!为什么您会认为他们选我来完成这项任务?不是没有更能胜任的护士!”她说自己交“戴安娜”,但随即又否认了,说这只是一个玩笑,“我就叫安妮。我很害怕马的!”戴安娜在哪里?海因里希此行来要塞,就带着戴安娜写给密友的信件,在信中中,她以每天日记的形式描绘了自己的情感与肉体经历,“……如今我更像是猎物,而不是猎手,我在两个猎人之间陷入了狂乱。”

谁是猎物,谁是猎手?那一种狂乱到底应该呈现怎样的真实?简森和海因里希,安妮和戴安娜,他们之间又是何种关系?那一次安妮在简森上尉的房间里,“她仍旧穿着黑裙,但衣服已凌乱不堪,仰面横卧在床上。”而在那一堂剑术课上,海因里希和戴安娜在攻击之后相互靠在一起,海因里希轻轻放下自己的剑,充满欲望地紧紧吻住了戴安娜开启的双唇,“两人之间涌起一股既如手足、又散发着欲望气息的绵绵情意。”这是欲望的书写,而所有欲望仿佛都是马克斯的投影,无论是三十年前战场上的父女关系,还是三十年后要塞中的主仆关系,无论是戴安娜和安妮,似乎都在马克斯那里变成了另一个女人:“他伸出左手,用手指轻柔地抚摸她又张开了一些的丰厚嘴唇。马克斯再次开始抚摸她的嘴唇,并且加大了力度。然后他的手指用同样缓慢的速度抚摸着下巴、脖子下移,直至抓住大大的拉链环,猛地往下一拉。黑裙领口被垂直向下拉到乳沟处。”

仅仅是一个情欲的世界?仅仅是一种臆想?那么安妮和戴安娜到底是什么关系?简森和海因里希是什么关系?而失语的马克斯似乎把一切的真实经历都留在了三十年前的那场战斗中,他手下的骑兵全军覆没,而在这场埋伏战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马克斯。那次战斗留下的三个疑点是:那些从天而降或骑马登陆海滩的神秘入侵者从何而来?没有留下任何劫掠或破坏的痕迹,那么他们又做了什么呢?在尸体堆中被发现的军官勤务兵到底是怎么死的?

那个勤务兵死了,但是真的是死了,伤痕在何处?他到底是谁?为什么马克斯从此不再说话,是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是故意闭口保守秘密?当这个秘密变成丑闻,那名勤务兵其实就是一个乔装打扮的年轻女孩,而她又像是马克斯的亲生女儿戴安娜,而见证乔装打扮死去的勤务兵的是青年军官海因里希,当他扶起他耷拉的脑袋,摘掉其头盔,“一大绺金黄的卷发露了出来……”他曾经看到马克斯上校和戴安娜在一起,而戴安娜整个依偎在父亲怀里,“头发略微凌乱,紧身上衣领口微开。”

这是乱伦的秘密?而死去的勤务兵缘何成了他女儿,而女儿为什么又保留了那些揭露秘密的信件?海因里希来到要塞是要将一切都公布出来,还是制造更大的谜团?安妮或者戴安娜,简森或者海因里希,或者只是制造混乱的表象,而在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的谜团中,每个人似乎都陷在其中,把一切的真实都模糊和解构了。“事实上,自从马克把我变成女人的那个奇特夜晚以后,我总是为自己的身体而感到兴奋。我幻想拨动它的每一根琴弦,甚至让它遭受凌辱、玷污,如同女修院书本里描写的年轻殉难者在罗马士兵那里所受的折磨一样……”戴安娜的信件中这样说,这里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戴安娜变成了女儿,变成了欲望的透射者,变成了遭受凌辱和玷污的对象,而这又是自己渴求的。

为什么渴求?当她带着少女般幸福的微笑的时候,她说:“仿佛我就是苏拉米特,而马克国王则变成了大卫之子所罗门王。”马克斯变成了国王,而安妮也说:“马克-安托万……就像一位罗马皇帝的名字……”回到过去的镜头里,马克斯和戴安娜就在美丽的暮色中行走,忽然马克斯对他说前面有一个贵族骑着白马挡住了路,然后他拉直了缰绳,似乎正在接受挑战,而戴安娜却说,除了光秃秃的灌木丛,什么也没有看到,而马克斯完全进入了其中,他甚至对对面的人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是一个幽灵?骑着白马的贵族,是不是像是国王的马克斯遇到的敌人,但是在戴安娜看来,却只有灌木?一种权威所受到的挑战,终于让马克斯变得敏感,变得神经质,他对于戴安娜也超出了父女的关系,而完全是一种权威的统治:“你这个淫妇,看到你那些情人在我这儿的下场了吧。想想看,就是因为你,这个无辜的男孩才屈辱地死去。你违背了我们的血盟,泄露了你是女孩的秘密。”也就是说,这样的秘密把所有的而一切都转变成了另一个现实,马克斯是国王,统治了一切,而当敌人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一切的虚构都不复存在,意味着所有的额东西都会失语。

而幽灵是不是马克斯自己的想象?三十年前的死亡是不是马克斯自己设下的陷阱?三十年后的失语是不是马克斯的另一个阴谋?那么安妮、简森、以及医生翁贝托呢?他们要接近这个谜团,还是要制造更多的谜团?而所有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潜在的敌人”:“也就是虚构的敌人!您应该知道的,军校理论课及大规模陆战演习中的敌人都是虚构的,是假想的……我很意外您今天竟然会对此感到吃惊。”

潜在的敌人,虚构的敌人,假想敌,都是在真实的对面,而敌人或者就是自己,当安妮害怕幽灵遮住脸的时候,马克斯用手指指轮廓模糊的画作,指向幽灵骑士出现的地方,最后,“他坚定地指了指自己”而在要塞里的卧室中,当初年轻的马克斯,注视的就是那一面旧镜子,里面是模糊的镜面,而在镜面里,映照着自己疲惫不堪的脸。指向自己,镜中的自己,马克斯像是制造了一个假象的自己,然后在假象的自己之后,制造了假象的幽灵,假象的骑士,假象的女儿,假象的战争。而一切都变成假象之后,它却在“视觉”里变成真实,因为看见,因为听到,因为一切都变成了被呈现的过程,所以虚构就是真实,所有假象就是现实。

当海因里希在旭日下的要塞里,穿上白色的军装,戴上少校的肩章,对简森说:“上尉,我是奉命来要塞拘捕您的。”他消除了三十年后自己的虚假身份,消除了三十年后另一个自己,消除了白色的幽灵意象,他把简森打倒在地,就是把假想敌打倒在地,而在后面,马克斯满意露出的微笑,“仿佛是他导演了这一切。”虚构而成为现实,敌人而回归自己,一切的谜团并未消失,只不过在作者视觉中变得真实,要塞还是要塞,却不是破败而荒芜,士兵还是士兵,却不再是无所事事,“他似乎毫不意外地发现了一群陌生骑兵。他们带着武器,穿着土耳其或阿拉伯式的鲜艳军装,在海岸浅滩登陆。整个要塞中回荡起战斗的号角,驻地士兵整装待发。”

战争让我们聚焦于一点,阴谋让我们聚焦于一点,谜团让我们聚焦于一点,失语也让我们聚焦于一点,可是这一点最终都变成了他者,变成了视觉,变成了对象,那错综复杂的一切,那扑朔迷离的一切,那悬念迭生的一切,都在电影被呈现的世界里被看见,都在电影结束的时候走向终点,虚构、想象一定会回到最初的起点,回到最初的自己,所以失语之于马克斯,失语之于安东尼奥尼,都是虚构之后的真实,“安东尼奥尼的作品过多地被视为在表现阴郁、孤僻的不可沟通性。”而其实恰恰相反,“他所有的影片都在展现一种有效而活跃的沟通,一种热烈、充满激情的沟通,一种比充斥于我们屏幕上的冗长而陈腐的所有对话都更具体的沟通。”

意大利童话(上、中、下)

编号:C38·2160516·1302
作者:【意】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一版
定价:96.00元亚马逊49.70元
ISBN:9787544722230
页数:1138页

“‘童话’这种文体在学者们眼中近乎一个学术专题,它在我们的作家和诗人中间并未经历过那种浪漫的热情,而恰恰是这种热情却席卷了从蒂克到普希金的整个欧洲。”意大利各地几个世纪以来用各种方言记录的民间故事资料十分丰富,卡尔维诺根据这些资料加以筛选整理后,用现代通用意大利语改写而成的一本适合全体意大利人民阅读、并且便于向全世界介绍的“全意大利的童话书”。在这里,卡尔维诺沉着地跃入故事之海,筛选濯洗散落在意大利民间乡野的传统和神话,还原它们本来所具有的干净简朴的面貌。在两百则故事中,读者触摸的是一个极富意大利特色的世界:皇帝和农夫,圣徒和魔鬼,以及奇异的动植物;或幽默或质朴,或荒谬或神秘。因为卡尔维诺,《意大利童话》站在了与《格林童话》同样的高度。


《意大利童话》:我的讲完了,你讲吧

国王等啊,等啊,不知等了多久,豆籽漂浮到水面,而科拉鱼再也没有回来。
——《科拉鱼》

科拉从一个和母亲在一起的孩子,变成泡在水里半人半鱼的怪物,从接受墨西拿国王的命令成为探险者,到最后一去不返的失踪者,“再也没有回来”的命运里有着太多的未知,有着太多的诅咒,有着太多的冒险,而这些未知、诅咒和冒险背后,却有着必须遵守的规则。当母亲需要他时,他却只生活在水里,于是母亲发出的诅咒是:“你要不回来,不如变成一条鱼!”上帝让这句诅咒应验了,而国王听说了科拉的故事,又想弄清楚海水到底有多深,这是国王实行的权力,甚至把独一无二的王冠跌下大海作为条件。母亲的诅咒,上帝的惩罚,国王的权力,对科拉鱼构成了三重的规则,而他在三重规则里,似乎只有被大海吞噬的命运。

“陛下,如果你命令我,我不得不去,但我预感我再也回不来了,请陛下给我一把豆籽,如果我能活着回来,就还能见到陛下,如果我回不来了,您就会看见豆籽浮在水面上。”科拉鱼屈从着上帝的意志,但是显然,他内心有着对于规则重新书写的欲望,一把豆籽便是属于自己的标签,便是和自己有关的象征,豆籽书写的规则最后成为消除诅咒、惩罚和权力的另一种力量,对于科拉鱼来说,他再也没有回来,而漂浮到水面的豆籽却又像回到了这个不允许自己存在的世界。

自己书写规则,在科拉鱼那里是赴死的象征,是一种自我命名,而卡尔维诺将其定义为“拯救”:“这些人并非是喜爱在超乎寻常的浪涛中游泳,而是受到了自身血液的召唤,仿佛是为了拯救一件在海洋深处动荡起伏的东西,如果不去救它,它就会像传说中的科拉鱼那样,消失在海中,再也回不到岸边。”他是听从了自身血液的召唤,他是为了拯救一件要消失的东西,也只有在自我意义上,科拉鱼才是一个主动书写的象征,才是主动拯救的代表,尽管那里有衰微的柱子,有巨大的岩石,有恐怖的大鱼,而科拉鱼在潜水水中的那一刻,从来不是为了拿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王冠,而是为了不让自己在诅咒、惩罚和权力中消失。

规则之于规则,有时候是对抗,有时候是改写,有时候是互补,而当那些意大利童话散乱在不同地方的时候,甚至被现实湮没的时候,或者也正是需要一种如科拉鱼那样奋不顾身、听从自身血液召唤的拯救,卡尔维诺说:“我用这清醒的一面发现,意大利民间童话的深处是那样丰富、清晰和变幻莫测,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根本不逊色于那些日耳曼、北欧和斯拉夫国家的著名童话。”深不可测的海底,有着这些梦幻式的童话,有着丰富、清晰和变幻莫测的故事,有着彰显民族风格的传说,它们是“在海洋深处动荡起伏的东西”,而只有奋不顾身跳下去,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规则,才能重新开始控制世界。

“若要故事好听,就得加以润色。”涅鲁齐所钟爱的那句托斯卡纳谚语对于卡尔维诺来说,就是用重新书写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叙说规则,首先是发现整理,“代表从意大利方言中收集来的所有种类的童话;代表意大利所有的大区。”其次才是重新叙说,“尽量恢复它失掉的生动性”,生动性是“野蛮情结”服从于和谐法则,是凌驾于道德意图之上的神奇色彩,是在诗歌中营造出一个梦境而又不回避现实,“在它们之中既有自我意识,又不排斥命运的安排,既有现实的力量,又能把它完全释放于幻想世界之中。”

那么如何在海面上洒下科拉鱼有关的豆籽?如何印证豆籽漂浮到水面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童话故事里,卡尔维诺似乎一开始就站在远处,那里所呈现的是一切和科拉鱼一样遭受到的诅咒、惩罚和权力,它是家族的,是上帝的,也是国王的,它们是更高一级的统治力,它们拥有绝对的规则。《不死之地》里,那个年轻人说:“每个人都要死,这样的事让我觉得不太舒服,我要去寻找一处人在那里永远不死的地方。”看上去他的确是在寻找规则之外的东西,永远不死像是一个神话,而他在找寻过程中,也的确看到了让他进入不死之地的宫殿,“不知不觉地过了很多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却不是永远,对于他来说,似乎永远跟着一个摆脱不了的魔咒:如果在路上就不能下马,否则就又会进入死亡之地。在路上他看到了有困难的车夫,并且车夫苦苦哀求他希望他下马帮助,而当年轻人终于以恻隐之心下马的时候,车夫抓住了他:“啊!终于抓到你了!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死神,看见车上那些穿破了的鞋子吗?那都是为了追赶你磨破的。现在你可上当了!所有的人最后都要落进我的手掌心,毫无例外!”于是,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也死了。

无法逃避的死亡,就是一种规则,死神控制着它,而无论年轻人暂时找到了不死的宫殿,到最后还是纳入到这个规则里。那个“无畏的小乔万尼”,他什么也不怕,甚至对于巨人的命令,她也敢于反抗,敢于颠覆,而当那幢楼归于他,当那些金币归于他,最后却转身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结局又回到了起点:他被吓死了。看见影子而吓死,小乔万尼不是无畏的,他实际上是不认识自我,影子和自己有关,它无处不在,就像死亡,所以当有一天看见陌生的自己,才是最可怕的。而在《天堂一夜》里,两个好友生前的承诺是:“不管谁先结婚,都要请朋友做自己的证婚人,即使他远在世界的末端。”但是当一个朋友死了另一个朋友结婚的时候,他们必须遵守这样的承诺,于是,活着的年轻人跟着死去的年轻人,他们进入的不是地狱,而是天堂,但是这具有规则意义的相见对于活着的年轻人来说,何尝不是另一种死亡,当他出来回到现实的时候,才发现墓地不见了,代之以纪念碑、石像和大树,而石头房子的世界也没有了,代之以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厦、一列列有轨电车、一辆辆汽车、一架架的飞机。

时代变了,天堂一夜人间却是三百年,而年轻人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找不到了,因为她早就死了,于是年轻人活着的意义被解构了,他无法改变这一切的规则,最后他甚至没有来得及说起天堂里一夜的情景,就倒在地上死去了。死亡是一种规则,似乎所有人都被死亡所控制,但是科拉鱼终于在深入大海的时候扔下了豆籽,于是新的规则便有了某种自我意义,在死亡面前,那个无畏的傻瓜也是什么也不怕,但是他并没有被自己的影子所吓死,也没有下马而进入到诅咒里,当然更没有遇到死神,当神父叔叔以欺骗的方式让圣器看管人钻到一口棺材里装死,看守死人的傻瓜不知道这一切,但是正如这不知道,当“死人”抬起头来对他说:“喂,你,我还活着呢!”傻瓜猛地举起一个熄灯器,向他头上砸去活活把他砸死了,而他对神父叔叔说的那句话是“你知道吗,那个死人还没有死完,我让他死完了。”

“我让他死完了”,死的行为不是受上帝和死神的控制,却是自己制造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他取代了掌控者的位置,他成为规则自身。而这也就是对于规则的改写,傻瓜成为上帝和死神,傻瓜控制一切,是一种讽刺,还是让神话的世界更具生动性?而在国王统治的世界里,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体现着权力,国王或者有一个儿子,喜欢上了某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是一个女儿,喜欢上了英雄,最后便是王子和女孩、公主和英雄过上幸福的生活。《三个城堡》里打死巨蛇获得三个城堡钥匙的小伙子和国王的女儿在一起;《鹦鹉》里,姑娘嫁给了那个给她讲过故事的国王,而另一个国王被气死了;《克利克和克罗克》里克利克用自己的智慧偷走了国王的床单,国王遵守承诺,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跟梨子一起被卖掉的小女孩》里的梨娃和王子也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十二头牛》里的国王和十二个哥哥的妹妹也终于化险为夷收获了爱情。

国王是权力的代表,他总是建立属于自己的规则,于是国王不能让一个面包师爱上自己的女儿,不能让儿子爱上贫穷的织布女工,于是国王下命令,如果能够成功就会有无数的财富和地位,如果不成功就会被杀头,于是国王说到的话必须做到,必须遵守承诺。而在这个权力体系里,国王有时候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无法控制事件的发展,《长羽毛的妖魔》里国王生病了,必须遵从于妖魔的一根羽毛,《睡夫人和她的孩子们》里,国王和王后面临着无儿无女的现实,而王后只能祈祷“圣母玛利亚,让我生个女儿吧,哪怕她在十五岁时会被梭子扎死。”所以在科拉鱼的世界里,国王的王冠虽然带着权力,但是它最后却被一把豆籽所改变,而科拉鱼看上去遵从的是国王的命令,而实际上他的拯救是听从自身血液的召唤。

还有上帝,把科拉鱼母亲的诅咒变应验的是上帝,让《倔强的比埃拉人》跳进泥塘里呆七年的是上帝,让以打渔为生的彼埃特罗悔过的是上帝,当然,上帝本身就是一个救赎者,它是信仰的化身,它是善的理念,它也是至高处的神,《耶稣和圣彼埃特罗在西西里》的故事里,上帝的“拯救”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类普遍意义的规则,石头变面包、把老太太推到炉子里是对于彼埃特罗机械主义的纠正,而门徒从小偷那里吃到了丰盛的晚餐,是一种智慧和善的结果,对于彼埃特罗母亲的惩罚,和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一样,所要鞭挞的是个人的私利。但是那个瓶中的死神,被关起来是不是意味着永生不死?但是不死是不是破坏了规则?“而这些可怜的老人年老力衰,还不得不继续活着。”活着反而变成了一种痛苦,于是上帝要求把瓶子打开,而对于店主,上帝的承诺是让他进入天堂,但是瓶子打开,死神获得了自由,店主仅仅是活了几年,却在准备进入天堂中,被死神抓了回去。

上帝为什么没有遵守承诺?对于人来说,生者必须死是一种规则,店主最后的结局无非是遵从了这个规则,但是当天堂变成地狱,当瓶中的死神抓回店主,这是不是一种背叛?而背叛意味着规则完全不在人类这边,甚至看起来,上帝也和死神一样,用规则代替承诺。实际上,规则并非只是上帝的惩罚,并非只是国王的权力,在卡尔维诺那里,被改变、被书写的规则其实意味着生动性,意味着现实性,意味着人类性,《三间小屋》里机灵的玛丽艾塔摆脱了狼,从此过上了安静的生活,这是一种人类的智慧;《吉丽科科拉》里吉丽科科拉的两个姐姐从女占星师那里了解到这一切,当即气死了,这是人类的嫉妒;《爱父亲如盐》里的父亲想起小女儿对他说的话,“像爱盐一样爱他”,于是他感到后悔、悲痛,最后,大哭起来,这是人类的关爱。正如卡尔维诺所说,在意大利通话中,道德意图往往是弱化的,在其之上的则是神奇色彩。

《半个身子的人》里巫婆对偷吃芹菜的怀孕女人说,“但当你生下的孩子长到七岁时,一半归你,另一半归我。”这是一种诅咒式的规则,七年之后他也只能成为半个身子的男孩,但是男孩却自己选择了生活方式,他决定做渔夫,而且打到了一条具有魔力的鳗鱼,而正是这条鳗鱼,解除了巫婆的魔咒,而且让他开始追求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甚至对国王的欺骗行为进行了揭露:“凭着对鳗鱼的爱,让一只金苹果和一只银苹果跑到我岳父的口袋里去。”在国王承认自己的错误,半身人想要报复的时候,新娘却说:“我永远也不会让我的父亲因为我而受苦,尽管他曾凶残地对待我,但不管怎么说他永远还是我的父亲,求求你放过他吧。”最后半身人答应了妻子的要求,一家人开始幸福的生活。

规则其实并非是善恶报应,母亲偷芹菜本身就是一种错,巫婆的诅咒却也是另一种恶,而他对于鳗鱼的解救,是一种善,国王的欺骗是一种恶,但是却在女儿的善意中免受了处罚,所以在这混杂着道德意图的童话里,善与恶的简单分野被神奇色彩所取代,现实和梦幻,人性和魔法,相互结合在一起,让童话具有了一种小说式的创造力,“童话的说教性往往是含蓄的,无论是表现好人凭借其朴素道德而取得的胜利,还是坏人因其简单而又绝对的堕落受到的惩罚。”不区别于好人和坏人,不分化为善与恶,所以童话世界里二元对立被另一种复杂而多变的结构所取代,那就是关于“三”的结构。

《赌谁先生气》里一个穷人有三个儿子,《爱父亲如盐》里的国王有三个女儿,《贝琳达与丑妖怪》里的商人也有三个女儿,而在《七个头的龙》里,不仅母狗生下了三只小狗,母马产下了三只小马驹,妇人生下了三个小男孩,而且菜园里有三根鱼刺,鱼刺变成了三把锋利的宝剑。三是一种区分,三是一种变化,褐色头发、栗色头发和金色头发就代表着不同的命运,或者是前面两个总是在相同的命运中陷入被动,或者是三个人各自走向了不同的生活。而三在另一个意义上代表着复杂性,《七个头的龙》里三个男孩都踏上了征服之路,但是三个人的命运迥异,大儿子杀死了龙,却被烧炭夫骗了;二儿子跨上马带上狗背起剑和猎枪去救哥哥,也是陷入困境,而老三在看见滴血的胆汁之后,也去寻找两个哥哥。最后三个兄弟用自己的力量、智慧和勇气,一起杀死了妖婆,一起破解了魔咒,也一起取得了胜利,所以在这个“三”的结构了,更多的意义在于团结,在于合作,在于集体的力量。

二元对立抛弃了简单建构,也抛弃了善恶的道德意图,而重新续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规则的重新确立,“我打开了魔盒,曾经统治着童话世界的逻辑逃了出来,这个遗失的逻辑又重新开始控制世界。”是的,卡尔维诺已经走到了前面,在文本的另一个规则里,他变成了“我”:“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我正待在宴席的桌子下面,有人扔给我一块骨头,正好砸在我的鼻子上,从此就留在上面了。”热那亚内陆地区的《猴子的宫殿》里,最后却出现了第一人称,在整个故事里,“我”不是里面的人物,没有串起叙述的线索,但是在最后却突兀地把一切都放在了我之下,而我似乎也开始在另一种叙述中保持了可能:《卡耐罗拉》中,“整个王国都像是过节,他们还让贫穷的妇女也能够结婚。但可怜的我没在那里,我被一群苍蝇包围着。”巴西利卡塔地区的《会下金蛋的螃蟹》里说:“后来国王任命弟弟为将军,而我还和以前一模一样。”《聪明女孩卡特利娜》中说:“女士们,先生们,在这里我要讲这样一个故事:”

我在叙事结构之外,我在童话世界之外,而我也几乎都是可怜的、受伤的,尴尬的,其实我就像是卡尔维诺自己,打开了一个魔盒,又把自己装了进入,于是潜在的我为故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另一个规则,另一个文本:“长童话,短童话,我的讲完了,你讲吧。”

时间的政治

编号:B84·2160516·1301
作者:【英】彼得·奥斯本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4年01月第一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100095495
页数:391页

从伯曼和安德森对于“现代性作为经验和误认”,到柯什勒克的历史语义学“从新的时代到新时代”,从哈贝马斯和福柯对现代性的启蒙,到阿尔都塞和年鉴学派对“有差异的时间和联合分析”,彼得·奥斯本绘制了现代性中“与众不同的时间”,在时间的经验里,他颠倒了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通过变化来理解时间的路径,而是反过来,通过时间来理解变化,将“现代性”、“后现代性”、“传统”等概念作为历史总体化的范畴和历史时间化的独特形式来理解,并进而提出了历史时间自身的本质问题。彼得·奥斯本,现为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的现代欧洲哲学教授,《激进哲学》的编委。主要研究领域为康德、黑格尔和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历史哲学和文化理论等。代表作有《文化理论中的哲学》(2000年)和《时间的政治》(1995年)等。


《时间的政治》:只有历史整体的救赎

为了原汁原味地进行研究,他顺利地买到了所有关于时间主题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不料,在回纽约的途中却发现,他没有时间去阅读它们。
——《序言》

献给帕克的是一本书,帕克所购买的关于时间主题的最重要哲学著作是所有的书,一本书是不是从属于所有的书,或者说,所有时间的书是不是包括一本书?这是某种单位的分隔,就像时间被分割成购买、阅读,购买之前的写作,购买之后的研究,甚至还有“回纽约途中”所花费的时间,时间和时间,就像一本书和所有书一样,它们都无法穷尽总体,它们都提供了一种局限,它们都呈现为某种物质的块状结构,有边界,有段落,有开始和终结。

所以悖论就已经出现了,顺利的买下,期望原汁原味研究,可是最后却“没有时间”去阅读它们了,既然是作为一种被分割有边界、有段落、有开始和终结的存在,为何会没有时间去完成?这是隐含着“与众不同的时间”,关于时间主题的著作似乎并不是如一本书一样,可以以某种停顿的方式被打开,从购买到回到纽约,只不过是关于帕克自己的时间,它是一种物理时间,是一种物质时间,是和有限意义的个体有关,甚至可以做一个预设,帕克将所有买来的关于时间主题的最重要哲学著作都阅读完了,它一样只是进入了某种被分割的物理时间,当个体之死发生的时候,时间自然终止了——而书却还在那里,完好无损。

“如果有时间读关于时间的书又会怎么样呢?”彼得·奥斯本提出的质疑指向的是另一种时间,“有时间阅读”依然是和个体有关的物理时间,时间的书或者也是指向有边界有段落的存在,可是已经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书里的时间被一一检阅,它还存在一个更悖论的问题:作为闭合的死亡,根本无法完成对于时间的命名和解构,也就是说,和个体相关的阅读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学概念,它本身就是一种历时性的经验,而这种历时性的意义无法完成时间的本质要求,在“与众不同的时间”里,“没有时间”就成为一种宿命般的存在。

就像后现代主义之于现代主义,同样以社会学的概念被区别,也就是说,“后”只是一个前缀,在这个前缀逻辑里,时间处在一种否定状态中,后现代否定现代,后现代主义超越现代主义,后现代性挑战现代性,一切只是因为“借助于它与现代性的分期概念的关系定义了自身”。而这种界定实际上也把现代性也完全置于一种经验主义的范畴中,也就是说,现代主义是对保守主义、传统主义的否定,它是一种发展,是一种关于时间的历史分期,现代的含义是指“与现在和最近的时间相关”,是“起源于当前的时代或时期”,现代性则是“现代之为现代的质或者特征”,而后现代性就自然变成了一个新的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否定,后现代主义的在否定,使得“现代性”这个本身在物理时间之外的概念变成了矛盾的集合体,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产生的对立,也使得时间陷入了某种危机之中。

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是在自足意义上的转型,但是后现代性对于现代性的否定,又解构了这种自足性,也就是说,当作为历史分期的范畴时,是什么形式的时间出现了问题?现代性到底描绘的是何种时间?奥斯本认为,要回到这个问题,必须从现代性的概念出发,考察它作为历史时间性存在的特点,以及其中的自相矛盾形式,他认为,有三种通达现代性概念的途径:作为历史分期的范畴;作为社会经验的性质;作为(未竟的)事业。把现代性纳入到历史分期的范畴里,即伯曼所说的是“一个不断地破坏而又复原的大漩涡”,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动态而又内在矛盾的过程,而之后的安德森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中认为,现代性在历史分期范畴里,既不是为了延长,也不是为了完成,“而是要废除它”。伯曼和安德森在奥斯本看来,都是把现代性当做一种经验而出现了误认,正像阿多诺提出的反对意见:“现代性是质的范畴,而不是年代学的范畴。”

那么这种质到底是什么?柯什勒克的历史语义学似乎为现代性提供了一种朴素的合法化解释:后现代性被认为在历史时间上胜出现代性,正如现代性自身可能被认为已经胜出了“中”世纪。在他那里出现了一个词,叫“新时代”,它“只指涉时间,赋予它以新异的特征,但是并不提供任何关于这个时间的历史内容的标示,或者它作为一段时期的本性的标示”。也就是说,新异指涉的时间,就是现代性的质,正如柯什勒克所说:“时间不再是全部历史的发生所凭靠的媒介;它获得了一种历史的质……历史不再发生在时间中,而是因为时间而发生。”现代性标注了已经发生的时间,又指向继续发生的时间,它在新异性上永远如一,所以现代性产生的时间,去除了被时间化的历史,向着不确定的未来敞开,而在它们之间的“现在”或者“此刻”也不再是时间“中”的裂沟,而成为时间“的”裂沟,也就是说,现代性是一个永久的过渡,“它只有一个主体,它充满了这个主体。”如果从这个逻辑出发,后现代性当然是因为现代性“变老”了,也就是其中的新异性渐渐淡化了,所以需要用更新异的“后”逻辑来更新现代性内在的质,实际上,“后”只是一种特定历史情境中对现代性的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就是一种“筹划”,无论是哈贝马斯“必须从自身创造出它的规范”的“反思”,还是福柯以启蒙的名义进行的“背叛”,都是对现代性进行了筹划,而在阿尔都塞和年鉴学派那里,开始了对有差异的时间进行了“联合分析”,也就说,不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的过渡去思考,不是从不同系列的时间中断或者断裂中思考,而是联合为一种“非时间状态的连续”,也就是说,把现代性的界限当做历史总体化的范畴,而联合的过程依旧停留在历史时间之外。

自我超越而筹划,差异时间里的“联合分析”,为什么要把历史总体化?奥斯本认为,历史总体化有着三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先验的,包括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李凯尔特的价值哲学、早起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都认为实证科学在历史知识的生产中具有首要性,但是在系统化上存在着不足;而把历史总体化当成历史内在的观点则认为,历史已经把自身总体化了,并且有了明确的结果,历史总体化只是把它“扔回到偶然性上”。这仿佛是历史总结的反应,而历史总结是不是意味着时间的终结?当黑格尔说“时间在它的概念中自身就是永恒的”的时候,他其实提出了一种绝对知识的可能性,也就是在自身的现在永恒化中,是的真理具有永恒意义,而其实,这种建立在真理永恒性上的绝对知识并不能建立一种本体论的“历史总体化”,“黑格尔主义不能与死亡这种本体论上的否定或消灭达成协议,因为它把思想还原为在证明、交往和自我呈现这些限制之内的、根本上是推论的含义的再次挪用的行为。”

关于历史,关于时间,关于此刻,到底什么是其本体?奥古斯丁说到了“生活的时间”,亚里士多德说到了“普遍的时间”,现象学和宇宙论是“哲学家的时间”,而要达到那个被总体化的历史时间,就必须凸显“此刻”的意义,只有在现在的“此刻”,才能将时间与主体的关系落实在那个时刻,才能成为一个瞬间,而在利科的《时间与叙事》中,这种此刻作为一种整体,具有了叙事诗学的意义,叙事诗学是“生产性想像的叙事图式”,它带有本体生产的特点,它完成的是时间自身的工作。也就是说,历史时间克服了叙事困境,将生活时间刻印在宇宙时间之上,通过总体化、去总体化和在总体化的循环,使得历史意识被叙事建构,并在行为与经验中被检测而被重新建构,最后完成历史总体化——先是“在时间化过程的现象学的统一性中把生活时间总体化”,然后,“把客观时间或者宇宙论时间建立为无限系列连续的无时间限制的总体性”,最后,“把历史时间总体化具有解决“不完满的中介作用”的叙事时间性。

那么历史的总体化是不是就是整体化?主体的“整体存在”是不是有一个“向死而在”的形式?因为作为主体,只有当死亡发生的时候,时间就开始终结,而这种死亡是先行筹划的,也就是说,时间在主题一一上,注定是一个闭合系统:“死亡作为这样一个东西而‘存在’,人类生存被引导朝向它这个生存的视域。相反,此在只有通过先行到死亡中去才作为有限的、并且因此是时间性的存在者而‘生存’。”先行筹划,就是先行到死亡中去,然后才能有“时间性的时间化”可能,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整体性建立的逻辑是:只有向死而生,才能向史而在。

但是,死亡作为一种主体先行筹划的行为,其本质却只是自己的死亡,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从他人身上拿走他的死”,我们无法体验别人的死,也无法承认他者有关的历史总体论,死亡是“向我来属性”的证明,只有他者才能具有承认的辩证法,也只有在“向来他属性”的反思中才能达到共同的历史总体论。如何承认?如何认同?黑格尔和拉康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拉康的镜子理论,通过男根的象征意义,通过婴儿和母性的力比多合一,在镜子的分离与反射中形成了主体,统一、分离、误认、需求、欲望、分裂、无意识、去中心化,从异化到认同,从匮乏不足到先行进入,最后在“镜子辩证法中的原始始想像”中引入了“死亡本能这个至关重要的维度”。

死亡本能构成的是人类主体的基础性地位,构成了主体的时间感觉,而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时间的延迟中,个体主义又发展了其社会维度,最终本体论意义上,时间模式具有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事后性,也就是说,通过死亡本能把时间时间化作为“事后”发生的过程,使得时间自身形成的时间结构得以完成。包括克里斯蒂娃的想像的父亲,本雅明对于“最初的束缚”产生的张力,拉普兰遮“在性别水平上来自对方的信息的优先性”,其实都试图在历史总体化中承认和认同一种“他者”身份,一方面个体的死亡本能,以及先行到死亡中去,可以将现象学的本体好而宇宙论的时间链接起来,而另一方面,在他者在场中,在强迫和重复中,“社会的自然化的产物”才能突破个体心理的水平,使得死亡本能的时间性就是历史的时间性。

历史的总体化中具有一种新异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是不是需要割裂现代和传统?在奥斯本看来,这个回答是否定的,不管是现代还是传统,都是一种时间的永恒意义,“现代性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时间,它把新异当作不断自我否定的时间机制的产物。但是它那抽象的时间形式对于相互冲突的阐述依旧敞开着。”否定而肯定,历史而未来,是一种敞开的状态,而这种敞开的状态在很多时候,却变成了一种中断,在历史的总体化中,出现的是历史主义,于是现代化就变成了“坏的现代性”,甚至有了某种末世论思想,这种末世,在某种程度上是普遍历史中“救世主”的中断,也就是在现代和传统之间,反而是时间自己成为一种裂沟,也就是又回到了“时间中”的裂沟,而不是“时间的”裂沟。所以以列维纳斯的末世论为代表,着手在现象学之外把自我构造成历史的存在者,把本体论统一到他者、从总体性到无限性的转变,“意志寻求判断是为了被证实它朝向死亡,然而,被看作关于历史的判断的判断杀死了作为意志的意志。”

时间性颠覆了意向性,他者的时间构筑了“历史的时间”,所以时间时间化而成为历史,它并不是一种和传统的断裂和否定,而是寻找新的救世主,寻找新的救赎意象,“作为救世主的模型……此时此刻……与宇宙中的人类史的发展状况惊人地一致。”本雅明这样论述,在奥斯本看来,救赎不是历史时间之内的救赎,而是历史整体的救赎,也就是超乎个体以及人类力量之外,以一种新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形式重新构造历史经验的整体——救世主不在历史之外,历史只有在此时此刻中获得救世主的维度,而历史时间也不在年代学里,不是历史主义,它从特定的过去打开现在,并产生将来,“它构成了它的活生生的、现象学的统一体”,也就是说那时走到此时此刻,从传统走向现代性。

这种历史整体的救赎甚至成为一种革命,甚至不是政治革命,而是一种回到日常的先锋革命,被奥斯本称之为“超现实主义与生存主义的批评者,马克思主义的永不疲倦的支持者,文化研究的先驱”的列斐伏尔说:“人必须是日常的,否则他根本就不存在。”日常其实是一种“残余”,它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殖民性,带有资本主义的特点,但是它的意义却为现代性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日常和现代“相互之间既标明对方,又遮盖对方,既为对方提供合法性证明,又和对方相抗衡”,“一方给对方加冕又屏蔽对方,揭示对方而又掩饰对方”。也就是说,日常提供了历史时间的重塑,为现代性开辟了敞开性的未来。也正是这种对立而具有的敞开性,使得现代性具有和进步、反动、革命、危机、保守、停滞、新异一样的形式,“它们代表了可供选择的各种时间结构,可供选择的各种‘历史’的时间化”.

现代性是历史的时间化的总体化,现代性突破了历史意识的范畴,从而侵入了时间政治的领域,而时间政治的本质,就是“把社会实践的各种时间结构当作它的变革性(或者维持性)意图的特定对象”。也就是在新异的质中,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无论是先锋还是传统,只要在历史总体性的现代性中打开敞开的时间,就能找到那个救世主,“如果有时间读关于时间的书又会怎么样呢?”不仅对于帕克,对于每一个在历史总体中的主体而言,“没有时间阅读它们”只是一个伪命题。

战时笔记

编号:C41·2160516·1300
作者:【奥】维特根斯坦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3年06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100094757
页数:216页

《战时笔记》是维特根斯坦1914—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中的个人笔记的笔记,也是写作《逻辑哲学论》时所作的笔记。根据维特根斯坦遗著中的101、102、103号所编译,包括哲学笔记和私人笔记两个部分。哲学部分主要探讨了语言、心灵和世界的关系,纪录了他参战期间的纯哲学思考;私人部分主要记录了写作期间维特根斯坦的心路历程及其人生经历,特别是其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在该笔记本扉页处写有如下指示:“在我死后寄给Poldy Wittgenstein, XVII Neuwaldeggerstr. 38, Wein。寄给伯特兰·罗素,三一学院,剑桥,英格兰。”


《战时笔记》:我并没有面对着我

我的材料离我远去了。只有死亡才给予生命以其意义。(16.5.9)
——《MS 103》

时间:1916年5月9日,地点:“今天或明天俄军将发起进攻”的战争前线,当时间和地点清晰,当言说和记录明了,那么“我”到底是谁?是那个叫维特根斯坦的人?是在船舰上以维护探照灯为工作的军人?是读着埃默生的《随笔集》和《尼采全集》第八卷的读者?是收到麦宁和妈妈来信的青年?还是写下了私人笔记的哲学家?而不管是被命名的人、军人、读者还是青年,我都是有着肉体的人,都是身体受到战争折磨的人,也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和动物、植物以及石头一样,“是其它的世界部分”,但是当我言说,当我命名,当我表达,甚至当我渴望上帝的救赎的时候,我又成为哪一个我?

战时笔记其实区分了哲学部分和私人部分,区分了哲学和现实,也区分了哲学的我和世界的我——哲学部分从1开始的序号,私人部分标注的年代,是一个界限,而这种界限,有时候我在我之中,我成我的对象,有时候,我却成为我的主体,在确定的时间、地点和肉体之外。在何种意义上,我是一个形而上的主体,而非世界的一个部分?在何种意义上,我又在身体的痛苦中渴望“上帝照亮我的灵魂”?

“哲学的我不是人,不是人的身体,或者具有心理学性质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其一个部分)。”维特根斯坦在标注为873的段落中如是说。那么这个我首先是在哲学世界里成为一个主体,而哲学的“我”显然抛弃了身体,肉体,显然在逻辑“照料自身”中命名一个对象,言说一种的图像。一切都是逻辑哲学,它是照料自身的,它是不犯错误的,而当命题被合法地构造起来,它便有了一个意义,这种意义必须给予每一个构成成分以所指,也就是说,当事实具有“主语-谓语”的形式,我们的命名并不是在经验主义的符号中给与它们意义,而是在照料自身的逻辑中显现意义。

如何显现?或者说在符号和所表示的东西的逻辑上是否存在一种同一性,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整个哲学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语-谓语的命题形式,“只有某一种具有那种形式的特殊的事实的存在才能显示它们”,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殊性的命题,而所有的一切基本事态都是内在于其中的,要使内在的东西显示出来,就必须给予我们一个语言,而语言的意义只是“构造出所有可能的完全一般的命题”。命题可以是真,可以是假,但是不管是真还是假,“都意谓相同的东西”,都是一种描述,就像一幅图像把影子投射到世界之上,而这个影子就是“初像”,并非是一种存在的本质。

从逻辑到命题,从意义到形式,从符号到图像,从所指到本质,命题的言说只是这个初像,而对于“世界的一个尺度”而言,语言其实只照料自身,“我只能命名对象。符号代表它们。我只能谈论它们,我不能言说它们。”只能用符号命名,却不能用语言言说,那么言语就存在一种界限,“我的语言的诸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诸界限。”言语和命名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我?或者说,我是不是成为了主语-谓语形式的主体?而这样的我,所进入的是世界本身还是仍在世界之外?

不管是MS101,还是MS102,哲学笔记的扉页处都写着“在我死后将其……”的指示,也就是说,只有写下这个“我”的时候,他才是维特根斯坦,才是一个有着肉体而活着的我,活着的我指示了死后的现实,指示了死后的笔记归宿,而这个我言说了笔记,也命名了另一个我,那么我是主语,主语之后是不是必定有一个对象?而其实从MS103开始,另一个我并不是被命名的,甚至再没有出现“在我死后”的指示,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开始关照另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我,一个形而上的主体,一个超越身体和肉体的我。

“存在着两个上帝:世界和我的独立的我。”世界的我是一个人,有着自己的身体,有着自己的生死,和动物、植物以及注重物体一样,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而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宗教上的上帝,上帝创造世界,上帝主宰命运,上帝控制生死,所以世界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而人生就是一种命运,所以世界和“那个生命”是一个东西——“那个生命就是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由幸福所构成就是“幸福的世界”。但是维特根斯坦在这个世界里提出的疑问是:是不是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世界:它既不是幸福的,又不是不幸福的?也就是说,它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既是真的也是假的,而不管肯定和否定,不管是真是假,和逻辑一样,是“照料自身”的,而这个照料自身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在我的世界里,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任何事件;在我的世界里,并不是实现了生存目标的人才是幸福的;在我的世界里,我独立于被上帝控制的命运;在我的世界里,我是形而上的、超验的,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个界限”。所谓“我是我的世界”的命题就是把两种世界,两个上帝显现出来,而我在我的世界里,依靠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说:是意志。“对于我来说,世界是已然存在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我的意志完全是从外部面对着世界的,如同面对着某种已经完成了东西。”也就是说,世界是一种被命名的存在,而我面对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界限,而这种面对就是“意志”。

世界独立于我的意志,其实是我的意志独立于世界,也独立于命运,独立于上帝,独立于生命。维特根斯坦把人类的意志称作是“善和恶的承受者”,善与恶和主体有关,也必经主体而出现,所以善与恶的意志不属于世界,它就是世界的一个界限,而作为一种命名,它就是伦理学,所以我称作是我,就是伦理学的承受者,而我的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只有我是善和恶的,也就是说我是深奥莫测的东西,我是超验的,我和逻辑一样,是照料自身的,是“独立于命运”。也正是这种独立性,使我不成为任何一个对象,“我客观地面对着每一个对象。但并没有面对着我。”

我不面对我,是因为我独立于世界的意志,是我的意志独立于世界。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诸事物只是通过其与我的意志的关系才获得其‘意义’的。”意志是主体对世界的一种态度;意志不是行动的原因,它是行动本身;意志不是平等地面对世界;意志不是一种经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笔记里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的意志,找到了我的世界,而所有的命运,上帝都在另一个世界之中,那么在“我是我的世界”里,当私人笔记展现开来的时候,当我面对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个世界的时候,意志能不能和诸事物发生关系而最终获得意义?

1914年8月9日笔记中入伍体检的是我,被分配到克拉科夫第二炮兵团的是我,紧张地期待接下来生活的是我,1914年8月17日骂其他人是流氓的是我,感觉到甲板上很冷的是我,听人们说话和叫喊的是我……世界已经被确定了,我在其中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有着身体和肉体的一个部分,走向战场开始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我,开始出发时期盼着接下来的生活,这样的我,厌恶粗俗、愚蠢、邪恶的人群和生活,这样的我,希望接到朋友和家人的信件,这样的我,甚至还在平静的夜里手淫。实际上,在这样的世界里,对于战争并没有特别感性的厌恶,更没有所谓的恐惧,只是对自己说不要放弃自我。

自我看起来更像是那个独立于世界的意志,但是当战争不断推进,那个我似乎也开始慢慢发生了动摇,1914年9月12日的笔记中说:“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变得越来越糟糕。今天晚上要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每一个人从肉体上说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经由精神他成为自由的。”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简释》让我找到了精神的力量;1914年10月3日的笔记中说:“今天从家里收到一个箱子,里面有保暖内衣、茶叶、面包干和巧克力。因此好像是妈妈寄来的。”尽管母亲生死未卜,但大致是给人以温暖的;1914年10月11日的笔记中说:“刚才听到消息,说安特卫普陷落了!我们的军队在什么地方获得了胜利。我现在正在思考和写作。由此我享受着无以言表的恩惠。我必须对外在的生命的困难采取完全无所谓的态度。”胜利和失败似乎并未影响我的心情……

但是从MS102部分开始,维特根斯坦明显受到了战事的影响,战友死了,他见证了真实的死亡;天气冷得要命,他感受到了肉体的无助;大腿受伤了,他觉得自己的大脑也瘸了,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整天面对着没有工作的状态,从1914年12月至1915年6月,笔记中的内容几乎都是同样的“没有了工作”“工作了一些时间”,笔记变得简单,折射的无非是心情的沮丧,甚至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在听天由命的世界里慢慢消耗了自我。

没有了自我,如何解救?意志在哪里?其实维特根斯坦仿佛已经从哲学上的我变成了世界中的我,肉体的疼痛和折磨让他从“我是我的世界”中拉了出来,从而他开始思考宗教的救赎。上帝在那个世界里,我在自己的世界中,本身是相互独立的,而维特根斯坦在观望那个世界的时候,给了自己当时状态的一种命名:感性上要求——“只为自己的精神而活着,将一切全部交付给上帝!——。”在《尼采全集》第八卷里,他一方面对于尼采敌视基督教的态度持肯定态度,而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疑问:“毫无疑问,基督教信仰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可靠的路径。但是,如果一个人鄙弃这种幸福,情况又会怎么样?”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什么是体面的生活?维特根斯坦在我的世界里提出了精神的力量,是哲学笔记中说的“意志”,而其实,这种意志明显具有了基督教的“他者”救赎的意义。

需要依靠工作,需要听到消息,需要接受信件,需要自我鼓励,而所有这一切的需要,都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在这种需要中,我从自己的世界里出来变成了世界中的我,1916年3月29日的笔记中写道:“愿上帝照亮我!愿上帝照亮我!愿上帝照亮我的灵魂。”起初那个上帝并不是基督教里的上帝,是自己的上帝,而现在,自我的上帝完全被一种世界的上帝所取代,所以想起了命运,想起了生命,想起了肉体的意义,所以说到了“自杀”:“不得不自杀。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生命的图景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又想活下去了。只有当我真的想毒死我自己时,我才这样做。”这是没有标注日期的笔记,似乎在预示着维特根斯坦对自我世界的某种妥协。

曾经在哲学笔记中,他说过:“如果自杀是允许的,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了。”因为在他看来,自杀是对于伦理学善恶的背离,是一种“基本的罪孽”,是意志泯灭的象征,“自杀就其自身而言不也是这样的吗:既非善的也非恶的!”但是当翻过了哲学这一页,当不见了哲学的自我,维特根斯坦面对着肉身的自己,他甚至已经找不到自我的意志了,找不到照料自身的逻辑,找不到善恶的伦理,当然也找不到“永恒的形式之下察看的对象”的艺术。枪声不断传来,死亡不断发生,肉体不断受到折磨,被依靠的上帝不断成为精神的支柱,“只有死亡才给予生命以其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肉身的不死,就是活着的命运。

维特根斯坦并非要成为脱离于哲学的我,脱离于世界的我,脱离于命运的我,而是一切形而上的主体都被战争消解了存在的意义,我变成了形而下的我,变成了需要生存的我,变成了无法脱离世界的一部分,而正是这种真切的现实考验,正是这种对意志的折磨,也正是“私人笔记”的记录,在某种程度上,呼唤出属于自己的上帝,言说了自己的世界的意义,也使得内在于生命的所指显现出来,“孤独,孤独!谢谢上帝:我还活着。”1916年9月12,他在离开战争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上帝。

人间失格

编号:C41·2160516·1299
作者:【日】太宰治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2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532150922
页数:334页

又名《丧失为人的资格》,是日本小说家太宰治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也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叶藏为了逃避现实而不断沉沦,经历自我放逐、酗酒、自杀、用药物麻痹自己,终于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他在自我否定的过程中,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以及渴望被爱的情愫。“回首往事,尽是些羞耻的事情。 讨厌的东西不敢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东西,也不敢说喜欢,仿佛行窃一样提心吊胆,只觉得痛苦难当,陷入无法言喻的恐怖感中。”太宰治将自己的人生与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藉由叶藏的独白,窥探太宰治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可耻的一生”。纤细的自传体中透露出极致的颓废,毁灭式的绝笔之作。就在该作品发表的同年,太宰治自杀身亡。


《人间失格》: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句我在喝了安眠药后说的蠢话,竟然奇妙般地实现了:在这栋病房里全是男疯子,护士也是男的,连一个女人也没有。
——《人间失格》

肺病、咳血,是一种身体上的绝望,颓废、孤独,是一种心理上的死亡,活在人间,却如在地狱里一般,这是最后的结果,这是“失去身为人的资格”的终点,可是,当我喊出“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生命之中微弱的火光,“要到”指向的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尽管是对于现实黑暗的叹息,但却也是一种希望,一种没有完全毁灭的希望,尽管这是一次彻底的逃避,尽管那里没有女人,但是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人间失格”甚至还是一种幻觉,微弱的火光似乎在刹那间也照亮了“二十七岁的我像四十好几”的面容,也点燃了“我的不幸却全部来自自己的罪恶”的现实,也表达了“最后一天四支”超剂量用药的需求——没有女人,至少自己还不至于沉沦至灭亡,至少还保持着活着的可能。

就像在《晚年》里喊出“我好想去死”,就像在《跑吧!美乐斯》里虚构“为了被杀而奔跑”的欲望,就像《东京八景》里“艺术是我”的结论,也像是在《他已非昔日之他》里“再按照梦想去过生活而已”的感叹,这世界在不如意和颓败的人生里,是有些想要的生活,是有些被自我命名的东西,是有些不舍的眷恋,即使死亡,也无非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构筑一个虚构的自我,所以女人是存在的,结婚或者爱恋,分离或者和好,也大都是在曲折中找寻一种意义,那些被改写的传说,那些被我听说的故事,那些在我面前发生的人生,并没有完全泯灭在失格的悲剧里,“悠闲徘徊踱步的那个男人,和在这里的我,有任何一丝不同吗?”所以即使映照在我的身上,那火光处也还有一些不死的影子。

如《斜阳》,即将落幕,也还是有人保存了夜晚的希望,在黑暗中,或者可以点亮灯火,照见每一个还活着的灵魂,“然而我感到很幸福,因为我已如愿以偿怀孕了。虽然我觉得仿佛失去了一切,但肚子里的小生命,将是我孤独中微笑的源泉。”甚至还有那肚子里的孩子,似乎也变成关于爱的挽救,混杂着烟雾,混杂着酒精,却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希望,甚至还给人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一个孩子的意义并不在于自己幸福的实现,而是让所谓的“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在一种生育、抚养的过程中完成“道德革命”,道德在沦丧,道德在异化,可是道德还没有死,它只是被隐藏在世俗的罪恶里,而需要的一场革命绝不是身体之死,精神之灭,所以在怀孕的和子看来,这便是一种拯救,不光是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弟弟,不光为自己的家人,也为所有道德牺牲者,在写给那个爱着但是有妻子的上原的信中,和子说:让你的太太抱一下我生的孩子,那时就会对她说:“这是直治和一个女人的私生子。”

自己是一个女人,爱着一个在酒醉的时候把自己称为牺牲者的男人,男人的妻子是一个女人,她会抱着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生下的孩子,而直治爱着的也是一个女人,他在虚构的世界里拥有了私生子,所以这里有着女人,有着爱,有着亲情,有着生育和抚养,即使只是一种设想,也通向一种可能,即使是可能,也在从事着一种道德革命,所以在《斜阳》的世界里,有妥协也有反抗,有现实也有虚构,有道德牺牲也有道德拯救,就像在和子和曾经的丈夫吵架的时候,那一句“我有恋人了”,背负的是伦理之恶,却也是勇敢而大胆地指向一种温暖的归宿。

和子的拯救或者是源于母亲的那种贵族气息,同为女人,在丈夫死去之后,却依然活在一种思念之中,活在被虚构的人生里,父亲死去,对于母亲来说,当然像是一场突然降临的悲剧,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这种悲痛本身就隐含着对于爱情的坚守,那弥留之际的一条黑色带子变成了一条蛇,从此就变成了母亲对于死亡的一种意象,不是畏惧,而是敬畏,它是一个总是出现的符号,是一个连接生与死的纽带,而在最后母亲即将死去的时候,她说她看见了家里爬进了一条蛇,果然是一条蛇,它像是一种召唤,把母亲带向了和父亲一样的世界。

而和子在母亲的世界里,起初是感受不到那种依恋和守候的,在她看来,母亲是做作幸福,即使和女儿和子在一起,她也是用抒情的方式安慰,“因为有和子,因为有和子做伴,所以我才去伊豆。因为有和子做伴。”但是现实是什么?母亲身患越来越严重的疾病,儿子直治参战后杳无影讯,一家人的开支需要弟弟的资助,几乎是在命运的边缘,几乎要掉落在深渊,但是那些活着的希望还是照见了现实,母亲不责怪我,我用火烧了蛇蛋,母亲也只是叹息了一下,即使我不小心造成了火灾,母亲也安慰我说“薪柴本来就是用来烧的”。

太宰治:“充满了可耻的一生”

而和子时候体会不到母亲的这种心情,当自己的婚姻结束,当自己的身体变坏,当生活越来越无助,我的心里其实是无法摆脱的阴影,那条蛇终究不是和爱着的人保持联系的纽带,它游进了和子的心里,变成了一条毒蛇。和子任性,悲观,甚至会把母亲的一些话当成谎言,当舅舅要和子去深山里劳动服务,和子的泪水夺眶而出;当叫和子去皇族家相亲,以结束贫困的生活,和子认为这是母亲在欺骗她,在利用她。而当直治终于有一天回来之后,对于母亲的谎言又让她产生了失望和鄙视的态度。

“装模作样,不过是肤浅的虚张声势,根本就和高尚风雅扯不上关系。”却变成了这样一个母亲。当直治从战争中回家,和子更是体会到了一种地狱式的生活,他骂母亲不如早点死好,悲惨到令人不忍目睹,就是一种无法生存的写照;他说我变得下流,像同时有着两三个男人;他不停地喝酒,自我麻痹自我放逐。而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当和子读到直治写的《夕颜日志》的时候,才知道他的悲观和颓废都是社会造成的。“思想?骗人的!主义?骗人的!秩序?骗人的!诚实?真理?纯真?全都是骗人的玩意儿。”有过理想,却也生活在欠债的现实里,有过希望,却只能在五元的尘世里,有过革命的实践,却也见证了战争的悲苦,所以他总是想到死亡,死亡可以摆脱这一切,死亡可以让人麻木,是让可以结束痛苦。回到自己的家,看间母亲和姐姐,却带着挖苦和愤怒的态度,却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在散发浓浓死亡气息的札记里。

而和子,似乎她和自己爱着的那个男人的秘密,也慢慢透出死亡的气味,“我有恋人了”,当初这句话在丈夫面前说出来的时候,是一种勇气,尽管最后离婚,尽管写给上原的信石沉大海,但是和子依然想让自己成为那一个M.C,“我想您应该也认识这个人,他英文名字的大写字母是M.C。每当我痛苦时,就想飞奔到M.C身旁,我强烈地思念他到难以自拔的地步。”生活颓败了,但是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激情,一种对于爱情的坚守。而实际上,虽然讨厌、欺骗母亲的那种生活方式,但实际上不管是和子还是直治,都印有母亲的印记,都在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爱。

和子在三封信石沉大海之后,主动去找上原,去他家,看见他的太太,去酒馆,和他在一起不肯离开;直治在和子出走那天选择了自杀,但是在那份遗书里,却告诉姐姐自己爱着一个女人,是一个画家的太太,“现在我要死了,至少想把这个秘密明白地告诉你。”爱变成了秘密,它只在生活狭小的世界里存在,在直治死去的遗书里,在和子久病的相思中,也在母亲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条蛇的符号里。所以和子始终认为,“革命与恋爱才是尘世最美、最甜之物。一定是因为过于美好,所以大人们才会蓄意欺骗我们,指说那是‘酸葡萄’。”确信人类是为爱情与革命而诞生的,所以会朝着打破伦理道德的目标而去。直治爱上画家的妻子,和子爱着有妻子的作家上原,都是道德不允许的秘密,而总是喝醉的上原,也陷入在道德的深渊里,“很不顺。无论写什么,总觉得无聊,而且感到悲哀无奈。什么生命的黄昏!艺术的黄昏!人类的黄昏!全都是装模作样的。”在和子面前他有着一张濒死的脸,一张疲惫不堪的脸,一张把爱隐藏在深处的脸,所以对于和子来说,道德革命的真正意义是冲破束缚,是表达自我,是延续希望,是做一个高贵的牺牲者。

女人而孩子,牺牲而重生,和子用肚子里的孩子公开了一个爱的秘密,也为直治的死亡找到了属于他的归宿,“牺牲者!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你我都是吧。生育、抚养爱人的孩子,就是完成我的道德革命。”这是一个女人的自我命名,所谓的道德革命其实不是为了道德,而是反抗道德,不是为了牺牲,而是为了拯救,所以和子的世界里,是在“斜阳”里看见了隐藏的美丽,在即将到来的黑暗中保留了微弱的火光。这是一个有女人的地方,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地方,这是一个期待革命的地方,和子而为“我”,似乎就在第一人称的反转中,做一次关于道德和生命的虚构。

但是当我变成了三张照片里随时可能死去的男人,当我变成了“回首往事,尽是些羞耻的事情”的男人,当我变成了反抗人类找不到希望的男人,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似乎再也不能保留希望,再也无法看见美好,再也不能虚构生活了。出生在乡下,体弱多病,我似乎在这样一个现实里,慢慢把自己囚禁起来,而对面的敌人叫做人类。这是一种孤独,更是一种病态,“躺在床上时常将床单、枕头套、被套等幻想成无聊的装饰”,或者,“我甚至怀疑起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只是其中的一宗,若发生在周围人身上的话,大概都足以致命吧!”而在这种罪恶般的现实里,我对抗人类的禁锢,采取的是一种黑色幽默般的办法:扮演逗人发笑的丑角。

逗人发笑可以不自杀,可以不发狂,可以不绝望,可以不屈服,甚至可以不谈政党,就在和生活的抗争中,欺骗他人,欺骗自己,在制造玩笑的过程中忘记痛苦。于是我会偷偷地在夜晚潜入客厅迎合父亲让他知道我喜欢狮子,于是我会在学校的单杠中故意摔下来让同学发笑,逗笑可以将自己和人类联系起来,但是欺骗式的逗笑,撒谎式的逗笑,对于我来说,不是和人类、和世界拉进了距离,而是在畸形中走向了另一种变态的人生。“对于人类,我始终怀抱恐惧,胆战心惊,且身为人类的我对于自己的言行举止毫无信心,总是将烦恼深埋心中,将那份忧郁、神经质一股脑儿地隐藏起来,伪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个性,使自己逐渐成为专来娱人的畸形人。”

畸形的世界里,总是被人戳穿秘密,畸形的世界里,总是在发笑后陷入更大的恐惧,畸形的世界里,烟酒和女人成为我摆脱现实制造虚幻的手段,就如竹一评价我“被迷恋”与“会成为伟大的画家”一样,无非是把人推向一个更加孤独,更加畸形,更加恐惧的现实里。而在我的逗笑生活里,女人也成为我虚构的东西,她们只是让我排遣寂寞,让我变得正常,让我被迷恋,而其实我对女人一点欲念也没有。没有欲念的女人,没有欲念的自己,“我借由妓女来进行对女人的修行”,就想用逗笑来换取别人的关注,这只不过是一种可悲的“犯罪意识”。

于是,我借宿的仙游馆屋主的女儿和我在一起,于是,女子高等师范的文科学生和我在一起,于是,银座咖啡馆的招待常子和我在一起。即使有过一夜情,对于我来说,似乎也并非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是让我有一种存在感。而这种虚幻的存在感给我带来的不是爱情,不是相守,不是幸福,相反,却是一种堕落,甚至是失去自我的伤害。常子赚钱养活我,却在我面前和堀木相吻,而我竟然让常子和我一起去镰仓的海边自杀,最后当两人跳进海里的时候,常子死了,我却活了下来。

这是不是一种戏谑和反讽,一个渴望死去的人却在别人的陪葬中活了下来。常子之后的静子,似乎也在走着常子的老路,她工作,她赚钱,而我只是呆在家里,和她和前夫的女儿茂子一起呆在家里,在静子的奔波中,我的漫画开始赚钱,而我用那些钱买了烟和酒,烟、酒和女人,重新回到我身边,无非是那一种逗笑生活的继续,无非是和人类为敌的现实的再现,当茂子在我面前说“想要真正的爸爸”,我突然之间被抽空了所有,我不是真正的爸爸,我不在真正的爱情里,我也不再正常的人类中,所以茂子变成了我的敌人,静子变成了我的敌人,所有人都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个威胁着我的大人,忽然间茂子的脸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难以理解的他人,全是秘密的他人。”

常子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我的欲望,也带来了死亡;静子构建了一个家庭的雏形,却成为了我的敌人,而在喝酒中说出“你可以当我新娘吗”而面对的良子,似乎在我的世界里变成了妻子,贤惠的妻子,温柔的妻子,伦理中的妻子,而被玷污的结局,让我一下子失去了信心,一下子产生了罪恶的念头,“妻子是由于她所拥有的气质和与生俱来姣好外貌受到侵犯的,而且这美貌,正是让我这个丈夫以以前所憧憬的纯净洁白的信赖心,令人忍不住对她心生怜惜的。”在酒的世界里作出承诺,在酒的世界里体会妻子被侵犯,当然在酒的世界里开始走近最后的罪里。

罪是什么,罪是恶,罪是死亡,罪是虚伪,罪是欺骗,罪却是道德,而罪的反语是什么?是善?是爱,还是蜂蜜?蜂蜜是一种比喻,比喻像艺术一样自我陶醉,比喻有时也像毒药一样戕害自我,所以在那些女人离开的世界里,我选择把安眠药全都倒进了嘴里,选择把麻醉用药的剂量增大到一天四支,选择用一种麻木来掩盖痛苦,“不安、焦虑、腼腆全都一扫而空,我成为一个极活跃的善辩家。”我像是回到了现实,像是找到了自我,可是,我想到没有女人的地方“看起来像是最后微弱的希望,但其实是罪恶,是死亡,是道德世界里最羞耻的牺牲:为了药物,我画起了春宫图,为了欲望,我和药店的残疾老板娘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陋关系”,而在病态的身体里,我被老女佣侵犯数次,没有反抗,没有逃避,没有解救,只有死亡,“我失去身为人的资格了”——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女人却让我永远没有了自己。

盐铁论

编号:E22·2160516·1298
作者:[西汉]桓宽 著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5年04月第一版
定价:40.00元亚马逊20.80元
ISBN:9787101107517
页数:570页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召开“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加上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推衍”整理改编,撰成《盐铁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文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反映当时的辩论情景,保存了不少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和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料。桓宽的思想和“贤良文学”相同,所以书中不免有对桑弘羊的批评之词。


《盐铁论》:其当局则乱

善声而不知转,未可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坚据古文以应当世,犹辰参之错,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
——《相刺第二十》

虽然是自由言说,虽然是激烈辩论,在“骋意极论”中开展对话,是观点越来越明晰,但是在“两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的辩论中,只是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各自陈述自己的想法,却未能以”他者“的方式思考利弊,尽管善声、善言,却最后陷入到对立和割裂状态中,甚至变成了相互攻击,其结果或者只能是“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以一种相对主义造成了当局者迷的尴尬。

“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这是汉昭帝始元六年的一场辩论,汉朝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接受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盐铁之义”的辩论其主题当然是朝廷是否实施盐铁酒榷均输平准政策,辩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他们坚持盐铁官营,而另一派则是以文学、贤良为主的反对派,他们主张罢盐铁官营。为什么要进行这场辩论,在背景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因为从汉武帝的政策来说,盐铁官营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为了掌握全国的禁忌命脉,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特别是在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上,盐铁官营连同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这些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在壮大国家财政、抵御外来侵扰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很明显,充实汉家国库的同时,却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当是否需要盐铁官营这一问题变成辩论的主题时,在桓宽的记叙中却透出一个潜在的议题,那就是“民间所疾苦”,也就是说,盐铁专营这一经济政策到底是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好处还是造成了民间疾苦,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政策的现实性问题,也就是说,盐铁均输、平准在最初意义上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行为,支持了汉武帝的内外经营,但是当民间疾苦出现的时候,所要思考的是,该政策是不是间接导致了这一结果?是不是需要进行必要的修订和调整?而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是在“骋意极论”中自由发言,但是实际上,不管是坚持派还是反对派,都站在了各自的立场,要么是坚决贯彻,要么是彻底否定,以致于“两刃相割”,互不相让,从旁观者的视角完全当成了对立面,鄙视甚至否定、攻击对方,实际上最后并没有在辩论中说服对方,也没有在政策上达成一致。

《本议》记载的是盐铁会议的基本议题,也就是关于盐铁政策的可行性分析,双方的观点也是一一展现,大夫认为,实施盐铁专营以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起直接目的是“备战”:“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也就是说针对匈奴在边境侵扰,需要国库殷实,才能以强大的力量对抗甚至打败匈奴,盐铁、均输等政策,就是为了实现“以通委财而调缓急”,而平准、均输的政策在另一个意义上,却也是“赡民”,“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所以如果放弃这一政策,那么不仅在外备上陷于被动,而且在赡民上变成一句空话,“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载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而针对这一观点,文学则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与民争利在另一以上是颠倒了本末,在文学看来,本者,是农业,末者,则是工商,“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而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起产生的实质则是丢弃了道德的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没有德政,所以动用军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如果有道德的力量,如果能行仁政,何患被外敌所侵扰,何愁百姓穷苦,所以文学等人的观点就是废除这些政策:“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从政策本身的作用、目的进行讨论,实际上折射的是对于经济和国力,道德和军事,以及国家主义和民本思想之间关系的不同观点。在经济领域,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何为本何为末的问题,大夫的观点是“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也就是说,本农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国富,也就是说在国家强大,库府充裕的条件下,并非是为战争所需,而最后的落脚点是百姓,“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而如果取消这些政策,并不意味着一种良性格局的形成,相反,放任私营权力,只能滋长私心,只能造成众邪,“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而文学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也就是说,只有百姓富足了,才能是国家富强,所以“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而国家控制专营,造成的后果是“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所以当前国家的问题在于朝廷的集权,“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

正是在本末问题上开始有了不同观点,所以在市场流通、钱币铸造、财富观念、异邦政策上产生了异议。大夫一方认为市场需要流通,“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因为“天下财不散”,所以“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厨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间接造成了物质的浪费,所以他们认为,“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而文学认为,现在的流通只是因为“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浪费不是因为缺少流通,而是奢靡之风使然,而他理想的社会是“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也就是说,让百姓富足的条件是:“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一方认为“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一方认为“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而在钱币铸造权上,大夫认为“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需要国家的控制,而文学认为应该“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这样才能像古代一样“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在贫富观中,大夫认为人们获得的财富机会是均等的,拥有财富才能拥有社会的尊重,“故善为人者,能自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而文学认为,“君子遭时则富且贵,不遇,退而乐道。”也就是说,贫富是一种运气,而真正应该平等的是仁德,“重要的是仁德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贤士徇名,贪夫死利。”财富穷富的分歧,直接导致孝养、散不足等的异议,丞相史认为,孝养父母,不能空谈礼节,而必须提供高大的房屋,安适的车马,轻暖的衣服,甜脆的食物,“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宁养有余而礼不足”;文学则主张礼节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对父母要做到和颜悦色,承顺父母意志,完全按照礼节要求行事。“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在谈到“散不足”问题上,丞相“愿闻散不足”引发的是贤良的大议论,他认为,当今社会财富分散、用度不足完全是由弥漫全社会的豪奢风气造成的。三十二个“古者”领起的段落蝉联而下,每一段均以上古时代的简朴风尚与近现代的豪奢之风进行对比,按照“富者”、“中者”、“庶人”分层次,极为排冪纵恣。批判了社会的奢靡之风,而在《救匮第三十》中,贤良进一步认为,要“治聚不足”,就要求公卿大夫子孙做到节制车马,衣着适当,亲身节俭,以敦厚朴实作为民众表率,罢弃园林池苑,减少良田豪宅。

所以文学、贤良的观点已经从具体的经济政策延伸到朝廷的贪鄙问题:“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而造成这种问题的是一个礼仪道德的败坏,“堕成变故伤功,工商上通伤农。故一杯椿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所以,文学、贤良言必称“古者”的意义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从旧法成规中找到治理的依据,而正是现实的种种问题,使他们成为复古主义者。

“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古者,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古者,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诸业不相远,而贫富不相悬也。”“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充其位,不为权利以充其私也。”从古者中寻找治理社会的依据,以古者作为得失的标准,复古主义的更深层次含义则是恢复德政,“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所以他们认为,“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而现在的社会问题,就在于仁德的衰落,“今儒者释未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治,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文学的观点认为,“君子耕而不学,则乱之道也。”这实际上是一个以德治国的问题,而提出相反观点的御史和大夫则认为,“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繁文众辞而已。”他们认为,随着形势的变化,治理国家的政策需要调整,意味遵循古法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而真正的分歧在于御史和大夫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认为儒家的思想已经无助于改变现世的治理,当初孔子提出要维护君臣大义,但他的弟子冉求、子路却当了季孙氏家臣,孔子讲男女之礼,但他却通过奸臣弥子瑕去见卫灵公夫人南子,这些都说明孔子言行不一,“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甚至认为,“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

在否定、鄙视儒生的同时,御史和大夫提出的是以法治国的观点,在《刑德第五十五》中,大夫认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在《申韩第五十六》中,御史认为,“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于这种以法治国、以刑治国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是文学和贤良坚持的以德治国,“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他们认为,“故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正是由于德教废弃才使得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所以本质意义上,“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

以刑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观点纷争,也体现在对于匈奴等外邦的政策上,大夫认为,圣明天子在上,匈奴却公然侵扰中国边境,因而必须要派兵征讨。而征讨不光是简单的作战,一方面是因为匈奴顽冥不化,甚至在和亲政策上动脑筋,“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若硃、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所以,对匈奴进行征讨,就是展示中国威武,“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土,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而另一方面,征讨四夷并不是单纯开疆拓土,而是为了“除寇贼而安百姓”:“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

而文学一边则认为,边境不应该成为汉家政治的中心,“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的现象应该改变,而贤良也指出,匈奴住在沙漠之中,过着茹毛饮血的野兽般生活,中国没有必要用礼义去要求匈奴,这样去花费大力人力物力和财力,实在没必要,甚至使国家拖累。而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即使要解决边境问题,也不是用武力征战,而是要坚持修文德以来远的立场,只要对匈奴“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也就是说,中国应该用“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而贱怪力”的方式来感化远方异族,“是以圣王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匈奴政策的不同,也体现了双方对于国家安全不同观点,大夫认为,国家安全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地理险要;二是战略防备。文学不赞成大夫的观点,认为仁义道德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手段,主张“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

一边是民本思想,一边是国家主义;一边是以德治国,一边是以刑治国;一边是农本不可抛弃,一边是流通为利,其实一边是理想主义,一边是现实主义,而双方从分歧到对立,再到相互攻击,也折射出不管是贵族还是下层,都不能用一种变通的思想来考察现实,虽然大夫认为文学一方“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这种遵守“先王之法”,“圣人之道”“坚据古文”的固执只能像孔孟一样陷入到矛盾之中,”“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而在文学一边则认为,民众本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变化的是风俗,因此治国要从移风易俗入手,用仁义教化来培养良风善俗,做到防患于未然,这才是治国的根本。同时指责御史固守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

虽然大家知道要变通,知道“道古以害今”,但是在辩论中,却陷入到一种绝对主义的狭隘论中,当文学的辩论使大夫无言以对的时候,竟也恼羞成怒,并且以儒生年薪不到一把米来剥夺文学议政资格,这显示了大夫态度的傲慢和思想境界的低下。而在这场辩论中,作为记录者的桓宽也并非保持客观,在行文中,他以“大夫缪然不言”、“御史默不对”、“丞相史默然不对”来表现他们的窘迫,而最后,“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并上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而在在全书最后的《杂论》中,桓宽假借“客曰”,热烈赞扬文学、贤良“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辞”的风采,表彰他们“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的卓越精神,称颂他们“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而对桑弘羊,桓宽则批评他“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几乎是用审判的口吻。

辩论营造的是“骋意极论”的氛围,却陷入到“两刃相割”的尖锐对立中,所以不管是对于大国方针,还是具体议题,总是容易陷入一种迷局之中,“议不在己者易称,从旁议者易是,其当局则乱”,在通往真理的道理上,或许这就是最大的难题,当局者迷的现实在历史意义上,也只能成为一家之言:“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白色城堡

编号:C39·2160516·1297
作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6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0.40元
ISBN:9787208066410
页数:170页

“我们两人之间可以真正地相互了解,这不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吗?我提出,人会像喜欢噩梦一样迷恋一个自己对其了如指掌的人。”威尼斯学者和土耳其人霍加,他们联手对付了席卷土耳其本土的一场瘟疫,霍加晋升为皇宫的占星师,威尼斯人则成了苏丹的倾诉对象,他们还为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来自两种不同的文明,他们却在神似的相貌中互换了身份,他们成了另一个自己,却也是一场噩梦,当在围攻“白色城堡”时失败之后,两人在城堡的浓浓大雾开始了不同的选择:霍加逃离而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一群海盗,一位奥斯曼国的帕夏,一个东方文明中的占星师,演绎的是一则东西方认同的寓言,而谁是那个本来的自己也没有了意义。


《白色城堡》:现在,我和你一样了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我的、名为《我所熟知的一名土耳其人》的书,在书中,“他”准备把我一生的故事呈现给“他”的意大利读者,从我在埃迪尔奈的童年开始,到“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并且还将辅之以“他”个人对土耳其人的特性的评价。
——《11》

埃迪尔奈的童年,是他被写进书里的起点,而他离开我的那一天,则是他在书中的最后一页,是的,当最后一页合拢,他变成了“他”,一个活在引号里的人,一个取代我的人,一个被历史虚构的人——也是虚构历史的人,而不管是被历史虚构还是虚构历史,不管是我还是“他”,都从关于战争、关于争夺,关于陷落的历史中走进了小说里,走进一本名为《我所熟知的土耳其人》,而当活在引号里的“他”成为土耳其人,其实意味着我成为土耳其人,被置换的身份,被置换的人生,被置换的人称,以及被置换历史,仅仅在一本小说里就可以合为一体?

小说似乎正在从历史中抽离出来,而所有小说都有一个被期待的位置,那就是读者,“我向那些不喜的读者们表示歉意,因为我给我的书加上了下面这一页”,加上去的这一页里,读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看见了我以及我的影子,看见我以及我的孩子,看见了我以及我的“他”,那里有一种叫做爱的东西,包容了羞耻、怒气、罪孽和忧伤,包含了痛苦、羞愧、厌恶和欣喜,甚至,当读者变成访客,来到“他”的家里,“他”会讲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详细谈及作为影子的我,告知关于一名土耳其人的生活,并且把一生的故事呈现给意大利读者。

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确定,阅读小说的读者确定,那么背后的作者显然可以隐退,我就在故事的身后,就在历史的背面,我看到他带着强烈的欲望翻阅我的书,终于看到了“他”的那一页:

桌上一只镶嵌珍珠母贝的盘子中放着桃子与樱桃,桌子后方有一张垫着稻席的睡椅,上面放着与绿色窗框同样颜色的羽毛枕头。现已年近七旬的我坐在那里。更远处,他看见一只麻雀栖息在橄榄树和樱桃林问的井边。再往远处,一架秋千被长索挂在核桃树的高枝底下,在似有似无的微风中轻轻摆荡。

当我作为一个作者看到他翻阅那一页书的时候,我到底是隐藏在身后的作者,还是另一个看见历史的读者?那一页里的我,到底是谁,看窗外的他又是谁?而那些桃子和樱桃、睡椅和枕头,以及橄榄树和水井,秋千和微风,是在被看见的小说书页里,却也出现在历史的某个场景中,在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在城市陷落和武力攻打前夕,在我的埃迪尔奈童年开始之后,却在“他”还没有离开我之前,所以小说中的场景以一种复原的方式又重新回到了历史之中,而所有这一切的引号、置换和虚构,就是为了在历史的真实场景中看见虚幻的东西,而把土耳其人的生活告知意大利读者,显然是是要让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是要欧洲中心拓展亚洲视野,是要在置换甚至更替的故事里找到历史的真正作者。

“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这是历史还是小说?从威尼斯到那不勒斯,最后被土耳其人截获,无论是历史还是小说,都是东西方之间冲突开始的描述,而“我们”作为一种提供体验感受的人称,自然带入到一个非历史的世界里,而从我们之中脱离出的我,又带有了更多的主观视角,我的整个人生将由此发生改变,我在猛烈的炮火中竖立了白旗,我曾经告诉船长我会号脉和验尿,而最后,我甚至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联系,进入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被苏丹看见,甚至最后被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

其实看起来是和欧洲其他人一样,失去了自由,但是我却在这场冲突中保全了自己,甚至因为自称是医生让帕夏的病痊愈,得到了他的保护。当船长被火刑处死,当鞭打奴隶的水手被割下耳鼻,欧洲文明似乎在东方世界里遭遇到了打击,但是我之存在,我之得救,却成为这场冲突中的一个特例,是什么拯救了我?当然是知识,关于身体的知识,关于疾病的知识,虽然里面有着欺骗,但是对于土耳其人来说,不是他们拯救我,反而我以知识拯救了他们。

知识和理性,代表着西方文明,即使在历史的某一个段落里,这些知识充斥着谎言,但也以奇迹的方式治愈了疾病,这是一种巧合?“现在我知道,多年来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当巧合找到了合理化的意义,就会变成奇迹,而我作为一名意大利人,就在这东西方的冲突中,让巧合变成了奇迹。奇迹的发生是因为我找到了相似的人,在没有活在引号之前,他叫霍加。“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我竟然在那里……”那个相似的男子曾经出现在我在船上的梦里,“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其实,置换已经开始了,在开完一本书之后陷入到相似之我的梦境之中,即使醒来,那本书也开始了第一页的书写。

而霍加也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到我的书页里,甚至可以说,是我进入到霍加的书页里,通过梦境,通过镜子,最后通过现实。我一年没有照镜子,但是看到霍加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了我自己,而在那个睡梦中,我变成他的速度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他以我的身份去了我的祖国,和我的未婚妻结了婚,婚礼上没人发现他不是我。而我则穿着土耳其人的服装,在角落里观看庆祝活动,遇到母亲及未婚妻时,尽管我流着泪,但两人却没有认出我,都转过身离我而去了。最后泪水终于让我从这个梦中惊醒了。”其实是令人不安的,其实是充满风险的,其实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一面镜子、一个梦境和一种现实,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我必须是他,他必须是“他”。

一个以祖辈的名字命名的男人,一个土耳其王宫里的人物,一个拥有我这个奴隶的主人,霍加却需要实现历史的突围,他和我相似,为什么在镜子里、在梦境中反复变成我?为什么把我当成奴隶却要和我保持良好的关系?只不过他要从我身上获得知识,想要获得实验结果获得武器制作方法,最后想要掌控苏丹。是的,知识可以开启另一条道路,有别于权力和地位,从托勒密的宇宙志原理到行星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从木筏上的烟火发射,到和火龙展开的激烈攻击,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潮流的成因,到北方寒冷的国度里礼拜与斋戒时间的对应关系,正是在这样一种知识体系中,霍加开始慢慢接近苏丹,开始慢慢控制苏丹,他与苏丹谈及的主题,完全被纳入到这个知识体系里,蚂蚁们有规律的生活中有哪些是值得去学习和理解的?磁铁的磁力从何而来?星星这样旋转或那样旋转有什么重要性?异教徒的生活中,除了不信教之外,还能不能找到值得了解的东西?

但最重要的是能否发明出打败异教徒的武器?那时霍加会走到桌子旁,在纸张上为这种武器画下设计的图样,长炮管大炮、自行引爆的发射装置、让人想起恶魔巨兽的武器。正是被这样的知识体系吸引,苏丹任命霍加为皇宫星相学家,而且成为自己最信任的臣僚,开始关注宇宙命运的安排。苏丹祖母的叛乱,帕夏的谋反,在苏丹的掌控下平息,而霍加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而在这个知识体系中,霍加完全是从身上获得的,不管是我提供的那些方案,还是我为武器设计作证,无论是我关于宇宙的逻辑性探究,还是关于烟花的各种设计,可以说,我就是象征着知识文明,所以,霍加要变成和我相似的人,甚至要成为我。

但是霍加和我,通过镜子成为彼此的镜像,通过梦境相互交错,却是脆弱的,一方面我笃信的是基督教,从不会为了求生而放弃信仰,即使面对帕夏斩首的威胁,我依然如我,而最后帕夏还是妥协了,因为宗教的冲突似乎在知识世界面前,可以暂时搁置在那里。但是当那一场瘟疫爆发的时候,这样的搁置变成了亵渎,甚至对于霍加来说,变成了对于信仰的颠覆。城里爆发瘟疫的时候,我的精神彻底垮了,而霍加却说自己不怕瘟疫,因为在他看来,疾病是真主的旨意,“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死,那他就会死。”他把接触学校里孩子的手向我伸出来,当我退缩的时候,他却兴高采烈地和我拥抱,他说他想教会我什么叫无畏无惧。但是,那一天他却说,他开始害怕瘟疫,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淋巴肿块,虽然极力想证明是蚊虫叮咬所致,但是当他在我的身上找不到相似的肿块时,他忽然开始恐惧。

他有着淋巴肿块,而我没有,这无疑把相似的我们隔开了,无疑把镜中之我、梦中之我和现实之我,甚至知识之我,都从他的世界中分离出来,所以在这种相似危机中,霍加开始主动变成我,曾经我是他的奴隶,现在仿佛他变成了我的附庸:又一个梦,我的躯体离我而去,联合着一个长得像我但是脸孔却被阴影遮盖的人;又一面镜子,“来,我们一起来照照镜子。”是的,我们又开始走向一体,“我之所以为我”的标题下面是关于回忆,关于人格的故事,霍加命令我写下他想知道的故事,无非是要在镜子这种外表相似的镜像之外,要通过思考去观察思想的内在。

我之所以为我,其实是他之所以为我,而当那个肿块出现在霍加身上的时候,他在害怕之余却兴奋地说:“我们会一起死!”在对疾病的害怕、对死亡的恐惧中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现在,我和你一样了。我已经知道你有多么的害怕。我已变成了你!”实际上不管是“我之所以为我”的书写,还是“我和你一样”的害怕,对于霍加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背叛,何尝不是一种冒险?其实对于我和霍加来说,只要交换衣服,只要把我的胡子留出来他的胡子剃掉,就可以互换身份,就可以相互取代,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仅仅是外表世界的置换,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如果没有信仰的改变,其替换的意义又何在?

而知识、宗教,似乎并不是仅仅已有的一切,它根植在内心深处,根植在文明体系中,根植在东西方的历史里,简单的置换只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我终于离开了皇宫到了黑贝利岛,为的是逃避瘟疫,和那些基督徒一样,暂时找到了一种归宿,但是霍加终于还是找到了我,把我又带回去,“他坦白表示,他需要我的知识。”我在回来之后像素单建立了许可证制度,慢慢的瘟疫得到了控制:“一个月后的星期五,霍加被任命为皇室星相家。他的地位甚至比这更高:苏丹前往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周五礼拜,庆祝瘟疫结束,整座城市的人都参加了这一庆典,而霍加就紧跟在苏丹身后。”

霍加看上去有了权力和地位,但是这种权力和地位显然是一种东方式的存在,也就是说,霍加用我的知识成为我,却无法变成另一个我,而当苏丹开始关注动物是否有灵魂,关注哪些会上天堂哪些又会下地狱,关注珠蚌是公的还是母的,关注每天早上上升起的太阳是新的太阳,“听了这些内容,霍加绝望地离开了。他表示,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苏丹很快就会脱离他的掌握。”当苏丹下令我和霍加研制武器的时候,其实不是霍加影响苏丹,而是慢慢长大的苏丹开始控制知识。六年的武器研究,最后变成的是那一个叫做“真实的战争机器”的东西,它画在图纸上,它运输在途中,最后它却陷入到泥地里,“在好奇的人们困惑而惊骇的注视下,这个武器笨重地动了起来。胜利的呼喊声中,它向一座想像中的堡垒发起了进攻,摇摇晃晃地出发射炮弹,然后停了下来。资金继续从各个村庄及橄榄园涌来,但旦因为费用太高,霍加只好遣散了我们召集来的人员。”

埃迪尔奈战役似乎没有打响就走向了结束,苏丹最后没有来找我们,而我们只剩下自己。我们自己,也已经不再是合二为一的集合,苏丹让我们看见的是另一个模仿者,像我又像霍加,却又不是我们,这是第二种置换,“我越来越相信,不知不觉中,我的人格已自行脱离,与霍加的人格合而为一,反之亦然;而苏丹借着评估这个想像的创造物,已经比我们本身更了解我们了。”我们不像我们自己,那么所有的知识和宗教,所有的权力和地位还有什么用?甚至在我和霍加之间,那种相似也面临着解体,我在梦中遇见早已不认识我的母亲和未婚妻,其实会变成现实;而霍加多年未公开露面,几乎已被人遗忘。

我不再是我,霍加不再是霍加,或者说我已经是另一个霍加,而霍加也是另一个我,又是一个梦,当我们身处威尼斯化装舞会的时候,却像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宴席之上,而我看见了霍加,意味我还是我,但是当他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面具底下的就是我——我年轻时的样貌。“那个不管在别墅里、在宫中、在城里如此频繁出现于苏丹身边的人都是我,现在他们嫉妒的人是我!”我成了霍加,我变成了土耳其人,我的童年从埃迪尔奈开始,实际上,我脱身而出变成“他”,是因为我无法真正走进伊斯坦布尔,无法走进另一种文明,无法把自己当成历史中的别人,就像那山顶上的白色塔楼,士兵们永远无抵达那座白塔,它是一个存在着的知识、宗教和思想,却又远离我们,远离战争,远离权力,也远离征服。

而其实,在那艘被土耳其人截获的船上,我就开始变成了“他”,我从梦中构思他,在书中书写他,在镜中找寻他,无论是霍加,无论是模仿者,无论是我在梦中看见的我,在镜中见到的自己,都是一种自我的虚构,“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那个他出现,我给了他名字,给了他“我之所以为我”的故事,给了他知识和信仰,给了他害怕瘟疫和死亡的思想,“那些日子里,我想将心力放在自己创作的其他故事上去,这些故事不是为了苏丹,而是为我自己而创作的。”

而当他被书写,我便从历史中逃离出来,“在苏丹的军队开赴维也纳之前,在阿谀奉承的小丑及接替我的皇室星相家因狂败被斩首之前,在我们那位热爱动物的苏丹遭到废黜之前,我就逃到了这里,来到了盖布泽。”我成为陌生的一个人,一个只拥有过去的事和将要做的事的人,而所有一切看起来像是小说又像是历史的故事,早就变成了虚构,就像有人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

是小说中的第一句话,却让我变成了读者,我之抽离,我之陌生化,我之读者,在历史中我变成了影子:“因此,我回到了这本有着自己身影的书,想像一些好奇的人会在我们死了多年或许是数百年后阅读此书,更多地幻想他自己的而非我们的人生。”而当1982年有人打开一本书的时候,他自动就会变成我,变成作者,变成书写另一种历史和小说的人:“选择这个书名的人不是我,而是同意印刷出版此书的出版社。看到前面献词的读者可能会问,其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存在?我想,把一切看作与其他事物有关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癖好,因此,我也屈从这个通病,出版了这个故事。”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

编号:C57·2160516·1296
作者:【墨】卡洛斯·富恩特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20.60元
ISBN:9787544732550
页数:513页

“每一部小说都必须是历史的产物,都必须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同时又高于历史。”但是当墨西哥经历了政权更迭的20世纪,它到底会书写怎样的历史?德国移民后裔劳拉·迪亚斯在悲欢离合中见证了墨西哥从1905至2000年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劳拉的一生和家世,展现了这个处在拉丁文化与美国文化交流和冲突的边界地区的国度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揭示了有着特殊历史、文化和种族渊源的墨西哥人民的苦难,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但是历史或者并非是一个被看见的历史,在其内在的轨迹里,却有很多无法看见的东西,甚至有荒谬和谎言。所以,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小说《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中的第一句是:“我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没有别的祖国

凭借写在七个餐巾银环上面的名字;凭借四个圣地亚哥的名字;凭借我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名字,奥兰多和胡安·弗朗西斯科,豪尔赫和哈利,我不会是痛苦的人,不会是爱哭的人,我还会挺直腰杆走路,虽然我谦卑地承认自己永远不会是自然的主人,因为自然比我们的生命更长久,她要求我们不当她的主人,而是她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把历史、时间以及时间的痛苦留在身后,不要再幻想我们是什么事物或什么人的主人,哪怕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爱,劳拉·迪亚斯只是我们的艺术的主人,是我们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所能给予他人的一切的主人,劳拉·迪亚斯的身体,短暂易逝而有限的身体……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年》

1972年,卡特马哥,连同劳拉·迪亚斯的身体,都是固定的,都是短暂的,它们甚至只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被标签化的时空和生命中,走出来仿佛是一个传说,走进去也仿佛是一种童话,但是在那怀旧的地方,在记忆的内部,所有的一切都回来了,虽然房子的主人是堂丹东的,虽然72岁的身体要经受癌症的折磨,但是劳拉还是看见了被牵着手的圣地亚哥,看到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看到了写在餐巾银杯上的名字,看到了生命中四个男人的影子,它们不再逝去,意味着生命并不仅仅是走回去的轮回,而是在不被遗忘的时间里重新做回自己。

1972之卡特马哥,和1905之于卡特马哥,仿佛是生命中的两个端点,它们构筑了从出发到回归的时间历程,构筑了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阶段,但却不是闭合,因为在七十二岁的时候,劳拉·迪亚斯学会了转身,转身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改变,甚至是一种信仰,转身而看到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1920年的哈拉帕,1922年的墨西哥城,1932年的底特律,1939年的巴黎咖啡馆,1949年的兰萨罗特,1965年的里约热内卢广场,转身而看到墨西哥、美国、非洲、欧洲和巴西,转身而看到革命、战争、政治和爱情,以及转身而看到各地,看到家族,看到男人,以及最后看到自己,那在两个端点之间行走的一切是不是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是永远都在别人的手中写成?

一个女人,一个从德国移民到墨西哥的女人,一个家族历史上有着太多伤害和逃避的女人,她所看见的历史总是和男人有关,总是和男人身边的女人有关,总是和外省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有关,它们都是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中,劳拉如何成为自己的主人,如何回归到自然的状态,如何在历史中找到真相?其实在那一幕幕发生在时间的历程中,一个女人最有可能成为历史的背景,甚至在劳拉未出生之前的1870年,科西玛·克尔森祖母被劫持故事里完全让一个女人阉割了身体的自然状态,那被砍断的四根手指不仅失去了戒指,也从此让身体带上了痛苦的印记。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军队的军官,这个自称为“帕潘德拉的美男子”,对于外省家族来说,永远意味着一种侵害,即使丈夫堂费利佩在祖母缺少四根手指的右手上戴上了塞满棉花的手套,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历史就已经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揭开了帷幕。

从德国而来,是为了改写自我的历史,而被砍掉的四根手指即使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墨西哥历史的一个见证,对于他们来说,不幸永远无法忘记的,逃离意味着出发,而“出发差不多就是死亡”,费利佩引用母亲这位法国女人的口头禅来表达出发的无奈,而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需要消灭背景,消灭历史,甚至消灭身体,四根手指的伤痛被掩盖在棉花手套里,就像外省人被践踏的尊严被掩盖在卡特马哥的迁徙中,但是作为被取消的历史,真的不会在异域里成为新的不幸源头?“别提了,我不想知道墨西哥的过去,美洲只有未来。”费利佩的坚定对于他来说,或者只是为了刻意遗忘历史,但是当神父埃尔泽维尔·阿尔蒙特消失在1905年的松戈里卡的圣婴节时,连同可以赎罪的信仰也不见了。

家族的女人,家族的男人,家族的过去,家族的未来,维系在一种彻底忘记过去的努力中,但是当欧洲的画报和小说被运来,当祖母从德国进口的银质大咖啡壶主宰日常生活,1910年的韦拉克鲁斯对于12岁的劳拉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逃离宿命的地方,“不管这个港口城市是多么的喧闹,多么的荒淫,太阳总是在同一时间升起,不论是在湖畔还是在海边。”像一种循环,从开始到结束,从来不会改变。但是改变其实只需要一次转身,背对历史意味着面向未来,背对欧洲意味着面对墨西哥,以及,背对死亡意味着面对新生。费尔南多·迪亚斯成为劳拉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背对而开始的改变,在丧妻之后这个陌生男人开始成为劳拉的父亲,而这也让她离开乡村生活,离开堂费利佩·克尔森家长一般的统治,离开残疾的外祖母和三个任劳任怨的姨妈——不管是祖父还是姨妈,他们身上可以显露的“非外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走入了无法摆脱的宿命人生,他们不转身,他们只在自己的历史中书写遗忘的符号,而遗忘从来都是记忆的一部分。

离开家族的外省印记,对于劳拉来说,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男人,一个大自己九岁的哥哥,一个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什么叫革命的男人,“最厌恶的就是庸庸碌碌。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请原谅我这样讲他,他只是羊群里的一只好羊。而仅仅成为艺术家群体中的一员,在艺术、在文学……这些领域里混上一个位置,那样绝对不行。我会受不了的,劳拉,我宁愿一无是处也不愿做个庸人。”圣地亚哥这样解释革命,而这只不过是人生的一种背叛,不愿成为庸人的意义就在于能以自己的方式转身,就在于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者。革命者的路从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在父亲那里是“伟大的旅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人生意义上的,而在圣地亚哥那里,则变成了背叛,变成了新生,“革命者,那天和之后的夜晚,这个词开始在劳拉的脑子里里轰响。”

革命者,对于劳拉来说,是一种新的生命注解,意味着自己可以像圣地亚哥一样逃离这一切,意味着不再受到某种历史的纠缠,意味着所有的背景都可以被推翻,所以圣地亚哥在劳拉的世界里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它开启了这个十二岁少女另一扇时间之门,在那里有着不说出的秘密,有着不被安排的生活,有着改写人生的机会。但是革命的历史却并不能轻易抽离出来,圣地亚哥胳膊上结痂的伤口,似乎是对于另一段非个人历史的注解,而当革命成为一种集体的运动,一样会取消个体的背离意义——圣地亚哥的尸体出现在劳拉的面前,身体之死,革命之死,以及时间之死:“没有过多的沉浮,圣地亚哥在海中慢慢地消失起,仿佛消失于一面镜子之中,这面镜子,没有使他面目全非,而是一点一点地、神秘地将他送往远处,这面空气的镜子镌刻着他在人世的时刻。”

被枪杀的命运,是把个体的生命又放回到宏大的历史中,而只剩下的劳拉,如何寻找自己的时间,如何继续自己的革命,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这个女孩心底的一个寂寞角落里,她相信自己要以圣地亚哥的名义去完成劳拉的一生,也许死去的圣地亚哥在继续着名义上是劳拉的人生。”即使1915年的墨西哥重新迎来了和平,但是革命的意义并不在于暂时的胜利,它需要的是一种继承,奥兰多·希门内斯的出现,就是把劳拉推向了另一种革命,“我想把我给圣地亚哥的一切都给你,不要让我失望。他喜欢这样。”奥兰多会给她什么?对于劳拉来说,死亡是刻骨铭心的,她甚至在死亡的启蒙者身上看见了断裂的历史,所以在她看来,生命里太多没有实现的愿望,意味着所谓的未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时间,“随同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死去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未来死了。”

未来死了,对于劳拉来说,是因为失去了革命的信仰,是因为丢失了启蒙的力量,当奥兰多介入她的生活,那也并非是对于圣地亚哥革命的继承,1920年爆发的全国混乱让劳拉重新回到了没有男人、没有未来的恐慌之中,而要摆脱恐慌,对于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女人来说,需要的是避风港,甚至是对于男人的某种依赖。看不到未来,或者只能看到现在,而现在,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工人阶级,只有舞会现场,只有战斗——当革命变成战斗,其实意味着回到了起点,回到了被砍掉四个手指的血腥记忆。

在劳拉·迪亚斯的生日那天和胡安·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格林结婚,也是这样一种“回来”的象征,从身体的出生到婚姻的起点,对于劳拉来说,无非是适应一种现在时的生活,无非是把革命置换成了战斗,而这种战斗的现实甚至不能改写历史,胡安在工人运动中演讲,看起来是从事一种革命,而其实是把革命当成演说的一部分,甚至把劳拉也当成了演说的一部分,“不要在公众场合叫我‘亲爱的’。”这是胡安对于劳拉的规定,公众场合撇除了个人感情,实际上胡安只不过是成为历史的一个符号,“全人类的命运要高于个人,劳拉,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人民,是劳动阶级。”个体命运被全体命运所遮掩,那么所谓的出生就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劳拉希望的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活在胡安的生命里,活在现时的生活里,“胡安·弗朗西斯科,不要用给一群人作演讲的口吻和我说话,我只不过是一个人,劳拉,你的妻子。”

一个人在战斗者眼里,就是他人演讲的词语,就是他人历史的时间,所以这个生命的原点对于劳拉来说,是自我意义的取消,婚姻的意义被架空,甚至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从那时起,我就变小了,不是长大,而是越变越小,好像是因为他配不上我,好像因为他,我才变小的。”这是“和他相称”的生活,没有了革命,也没有了信仰,在胡安的世界里,甚至只有权力——那个晚上打在劳拉身上的痛,变得刻骨铭心,似乎又将她推回到一个外省女人的原初状态。

但是,她的自我安慰却在儿子圣地亚哥身上得到了弥补,“我是女人,我有两个儿子。”圣地亚哥和丹东,是和胡安结婚后生下的孩子,对于劳拉来说,大儿子命名为圣地亚哥就是对于曾经死去的哥哥的怀念,也是对于革命的一种继承,革命的意义返回到自身,劳拉找到了寄托,也慢慢走向了自我。小儿子丹东的意义却又像是一种解构,这个和革命者有关的名字其实在和母亲分离而人生中走向了另一面,在来到哈拉帕家里的成长中,在是个女人的溺爱中,他成为王子,成为苏丹,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而得到满足使得他成为统治者。而对于战斗来说,丹东是不是就是一个胜利的象征,拥有权力,拥有地位,拥有非分的要求,拥有肆意妄为的行为。

圣地亚哥和丹东的分化,革命和战斗的分野,对于劳拉来说,也面临着一种选择,爱情或者婚姻,理想以及现实,似乎都纠葛于一种男人的控制中,“我亲爱的,我建议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性感女人,做个你以为的女流氓。”伊丽莎白的建议把劳拉带向另一个时间,另一个故事,1930年的“改革大街”就像开始自我的改革一样,其实对于劳拉来说充满了未知。在奥兰多的床上,她摘下了戒指,这是对于和胡安婚姻的一种隐喻,也是对于祖母被“帕潘德拉的美男子”那一刀的回应,摘下就是转身,但是却转向了无法把握命运的宿命中:“她走向奥兰多的床边时,让戒指顺手落在地毯上,就像小红帽在森林里为鸟儿们撒下面包屑一样。鸟儿们无一例外都是猛禽,这些美丽的食肉者,一面抢食着路上的碎屑,一面对这个迷了路的小女孩说:‘你已经没有退路了,因为你在狼窝里了。’”

奥兰多就是美丽的食肉者,在这个转身的过程中,劳拉与其在寻找,不如说是一种逃避,这里已经没有了革命者,没有了战斗者,只有演讲,只有丹东,只有权力,只有欲望,甚至她不在乎奥兰多有多少女人。对于劳拉来说,这样的自由是一种身体的交换,在奥兰多的身边,她需要看见自己的肉体,需要支配自己的身体,甚至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外省的身份在劳拉身上形成了一种束缚,她所有的逃离和靠近,所有的背叛和选择,都没有遗忘身份的属性,都没有走出过去的历史,甚至都被铭刻在四个手指的血腥中。而当豪尔赫走进她生活的时候,她只不过复原了一种英雄主义:“我们弄错了历史。我不愿承认会破坏我们的信念的任何事物。我们多么希望能成为英雄,多么愿意保留我们的信念啊……”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豪尔赫拥抱着劳拉,使她看见了属于外省的传奇,这种传奇不是像祖父那样逃离历史,逃离祖国,而是另一种统治,另一种革命,广场上的胜利,让和豪尔赫这个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代表成为新历史的撰写者。

但是被撰写的历史,又有多少是一种自由?英雄,又有多少可以改写现实?“暴力,它的种子,它的萌芽,它的产物,它与善恶的关系。”豪尔赫似乎正走入一个消灭个体的宏大政治寓言里,1940年的“各地,个地”把他带向了无休止的变迁中,哈瓦那、华盛顿、纽约、圣多明哥,而所有的方向都让他变成了一个外省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外省”状态,意味着隔离,意味着孤立,就像他和劳拉之间被墨西哥电信公司和爱立信分割一样,已经找不到自己的故乡,而这种状态对于他来说更是信仰的覆灭,“为什么我们明知我们所作出的牺牲只不过是信仰要求我们出示的证明,不会有任何回报,我们还坚持信仰,以信仰的名义行事?上帝这些可怜的子民要去向何方?”终于,在看见了广场上皮拉尔·门德斯被枪毙之后,他选择了逃避,从事专制的政治又离开集权,在那一个兰萨罗特岛上,他成为了一个苦行者,“别以为我是个圣徒。我只是一个被毁了的自恋者,这是有区别的。这个岛是我的监狱也是我的避难所。”对于豪尔赫来说,他无非成为“他者”历史的牺牲者,“你躲在这个石头小岛上就能洗净20世纪的种种罪恶了吗?你正是与你所憎恶的一样的骄傲啊。”劳拉在岛上对他说,并把他成为“不知羞耻的豪尔赫”,实际上对于劳拉来说,只有历史才是不知羞耻的。

不知羞耻的历史,其实不光是隔离了豪尔赫,也隔离了和劳拉个人有关的一切,母亲雷特西亚死了,这是“一段被男性的常春藤紧紧缠绕的柱子”上的女人;姨妈玛丽亚·德·拉奥死了,她是“这个家族在外省的过去的唯一见证人”,以及丈夫胡安死了,母亲和姨妈是一个家族的最后死亡,胡安是关于婚姻和演讲的死亡,而儿子圣地亚哥在疾病和艺术中死去,对于劳拉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自我历史之死,一个和曾经的革命启蒙者一样的名字,劳拉的生命中已经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但是我心爱的儿子圣地亚哥的死对我而言是唯一真实的死亡。它包含了一切死亡,也赋予一切死亡以意义。”死亡的意义其实是复活,复活自己的历史,复活自己的信仰,复活自己的爱,并以艺术的形式变成最后的永恒。

圣地亚哥那一幅金发裸体女人的绘画上,是亚当和夏娃,却也是爱和痛苦的象征,“圣地亚哥崭新的夏娃,却在分担着抽搐的、年轻的、身受折磨的亚当的痛苦。”他们承担的并不是原罪,而是自由和爱,用身体来还原,用身体来书写,而这正是和历史背道相驰的壮举,“伊甸园里上演的一幕是人类反抗天威的解放。它不是戏剧,而是历史。”反对当权者的历史,就是回到自我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里只有两个字:真相。

艺术意味着永恒,爱意味着永恒,身体之痛也意味着永恒,而圣地亚哥的死,发生了两次,在劳拉的世界里就是一种自由的解放,是一种真相的历史,“两个躯体回到像当初一般,每个人的种子在对方体内。她在他里面重生。”但是,这个世界的外部历史并没有被合上,小儿子丹东“做最适合我做的事情”的人生里,充满了权力、欲望,内心里藏着的是凯旋,荣誉,他以梦的方式和叙利亚黎巴嫩商人的女儿结婚,而婚姻对于他来说,无非是一种命令:“我要不惜代价来让人仰慕。”所以劳拉对他的评价是:“你是个商人。”

艺术家和商人,劳拉的两个儿子,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阐述和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对于她来说,一个的死亡是复活,而另一个人的成功却是死亡。也正是在圣地亚哥以艺术抵达真相的道路上,劳拉开始了寻找自我的历史,那手中的相机开始对准世界,开始对准自己:

这是劳拉所作的第一篇图片记录;它总结了她的人生历程,她的外省的根,她的少妇生活,她的两次生育,她的爱情,以及她的爱情所给带来的一切——莫拉的西班牙世界,拉克尔在布痕瓦尔德所受的非人折磨,皮拉尔在帕伦西亚的圣塔·菲的城墙前被残酷地枪杀,麦卡锡主义对哈利的迫害,弗里达·卡罗的两次死亡,先是动弹不得地死去,后来在火焰中重生之后死去——这一切都被劳拉集中在一张图片上,它拍得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墨西哥城生长出来的一个无名城市。

像一条睡梦中巨大的蛇,缠绕着自己,她却终于醒来,醒来就是经历痛苦之后的复活,就是爱的迷惘之中的解脱,就是覆盖在国家历史之后的个人历史,“我厌倦了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战。真希望除了心灵,没有别的祖国,没有其他的祖国……”曾经在巴黎咖啡馆劳拉这样说,其实就在她心里,那种外省的标签必须清除,那种他者的历史必须改写,没有别的祖国,处处都应该是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所以即使在动荡的国家政治中,她也见证了第三个圣地亚哥的婚姻和爱,所以即使在1968年的特拉特洛尔科再次制造的死亡里,她也为他书写了个人的历史,:那张卡片上写着:圣地亚哥第三,1944-1968,一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有待创建的世界是区别于这个动荡不安的现实,区别于这个覆盖真相的历史,区别于这个没有归宿的国家,七十二岁疾病缠身的劳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却走向了那条乡村道路,走向了和圣地亚哥牵着手走过的防波提,走向了躺在枕头中间的那个瓷娃娃“李白”。

这是一种真正的转身,“所以,她的生命不会结束,劳拉·迪亚斯的生命不会结束,因为她的生命中并非只有她自己,它是许多条线,很多代人,真正的历史,它是活过的生命,但它更是想象出来的”,活过的生命在其中,活过的历史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劳拉死去,她的生命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存在于那一幅照片,存在于那一件绘画,存在于那一些真相,存在于永远称为圣地亚哥的继承者身上——第四个圣地亚哥,在2000年的洛杉矶,也一样看到了信仰,看到了革命,看到了爱情,看到了真相,“我就是在那里被我的父亲圣地亚哥第三和此刻还健在的我的母亲劳德斯·阿尔瓦罗孕育出来的……丛林中的一棵木棉树。”他进入到那个“有待创建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跟他们一起死去,他们就能继续在我身上活着。”活着就是进入内心深处,就是没有别的国家,就是去除了历史的隔阂,就是“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这片土地属于所有人,属于所有种族,所有语言,所有历史。这是它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它的根源。”

美妙的新世界

编号:C38·2160516·1295
作者:【英】阿道斯·赫胥黎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8月第一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0.20元
ISBN:9787532157198
页数:254页

在工业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里,取消胎生实行人工生殖,把人类分成十多个种姓,分等级分层次,低等为高等服务。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按照自己的种姓过上“幸福”生活,其实这样的乌托邦最后却变成没有个人感情,甚至没有痛苦和激情的空虚世界。机械文明带来的进步却将人性异化,人类在基因设计与药物麻醉下,消极服从于一种统治秩序,如同会自行修复的精密机器一般,在这个“美妙的新世界”中失去了思考,失去了创造力,拥有安定、有限的“自由”,却丧失了科学、艺术、婚姻、个性,偶有对现状产生怀疑或叛逆心态者,均被视为不安定因素放逐边远地区。阿道斯·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是反乌托邦小说经典之作,与扎米亚京的《我们》、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小说。


《美妙的新世界》: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

你怎么能说不想做社会群体的一分子呢?归根到底,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离开别人,我们寸步难行。就连爱普西隆……”
——《第六章》

社会是世界国,社会在福特纪元六三二年,这是太平之年,这是稳定国度,这里有中央孵化及制约中心,这里有育婴室,这里有新巴甫洛夫式制约室,这里也有临终医院,当所有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这里的口号和实践原则,群体只不过是出生一致、地位平等、语言统一、生活重复的集合,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没有欲望,没有抗争,在“社会、认同、稳定”的社会里,在快快乐乐的生活里,群体就是一架架不停转动的机器。

“机器转呀转,而且必须继续转——永远转。机器一旦停止转动,便意味着死亡。”群体的一生就是这一句话的写照,上半句是关于生存,永远转动,永远重复,下半句关于死亡,停止转动,就是停止生命,就是停止一切的意义。而当死亡取消了意义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反社会”个人的出现?而其实,死亡只不过是机器停止转动的一种归宿,它依然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死亡不是取消生命的意义,而是取消机器重复转动的可能,甚至,这种取消在这个世界国里,它还是群体的一分子。

这是无法逃脱这里的规则,这是无法改变的宿命。34层的世界国中央伦敦及制约中心上明明白白写着国训:社会、认同、稳定,这是一个由群体组成的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带来的是一种高度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提供了制约,取消了差别,最终必定是稳定的。六个字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循环链,而链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这是冰冷的结果,“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从冰冷开始的。微弱的寒光、罩着盖布的人体模型、毛骨悚然的苍白模型、实验用的玻璃器皿镍器和凄光凛凛的瓷器、白色工作服、像死尸一样苍白的橡胶手套,这便是一种彻底的冰冷,但这种冰冷或者只是感官上的,而在制度上,冰冷意味着生命开始,意味着存在的方式,意味着死亡的本质。

生命来源于试管,来源于孵化器,来源于育婴室,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人,这是正常生命的诞生科学,而在这里,却要发育成九十六个人,他们被纳入到伟大的博氏程序里,他们被运用在量产原理中,他们被放置在相同的网架上,他们是数以百万计一模一样的孪生子,“在两年之内,我们就会得到一百五十批一模一样的孪生儿,差不多一万一千个孪生的兄弟姐妹。”只是机器的繁殖,这是程序的生产,在这种生育世界里,他们并不是最后成型的群体。这里严格区分了种姓,在孵化器里,阿尔法种姓和贝它种姓保存到装瓶的位置,而伽玛种姓、德尔塔种姓和爱普西隆种姓,则要在三十六小时后便被取出,进入博卡诺夫斯基程序。再一次进入程序是为了“制约”,对于种姓内部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他们具有统一的标准,他们穿有相同的衣服,当然他们的命运也完全一样,而穿卡其色衣服的德尔塔的孩子、穿黑色衣服的爱普西隆的孩子、穿灰色衣服的阿尔法的孩子、穿绿色衣服伽玛的孩子,其区分的意义就是以制约的方式,形成一种种姓的阶层,最终实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目标。

“这终于让我们走出了自然界单纯盲目模仿的窠臼,步入人类创造的奇妙世界。”种姓意味着供氧量的不同,意味着活动能力的不同,意味着社会分工的不同,爱普西隆不需要人的智力,所以他们在底层更像是机器,“制约的目的,是让人们喜欢其无法逃避的宿命。”制约是不同种姓之间的规则,也就是说,在制约作用下,爱普西隆根本不会去羡慕其他有智力的种姓,而阿尔法种姓也不会去可怜他们,在这个被制约的规则里,每一个群体都做自己该做的事,而这种不逃离宿命的原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不甘,不是抗议,而是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德行。

有制约,才有认同,而有认同也才有稳定。在整个世界国里,出生是一种机器式的大生产,而在成长过程中,这种程序式的控制也从来没有削弱,在语言上,只允许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根本取消了交流的意义,如果有人问:“汤米,你知道非洲最长的河是什么河吗?”一开始是摇头,“可是,你难道不记得吗?有一句话开头是:尼罗河是……”在提醒之后,他的回答是:““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也—是—世—界—第—二—大—河—”脱口而出的话语里,“尼罗河”只是词语,甚至只是字和字的组合,没有语气,没有意义,就像每一个群体,他们无法真正组成一个社会,只不过是散落而拼凑成一起的词语。

赫胥黎:“乌—托—邦—”只是词语的组合

而在对事物的认识中,他们被制约规则所控制,绘画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噪音,玫瑰花总是伴随着电击,新巴甫洛夫式制约室所起到的就是制约式的条件反射,也就是在重复两百次之后,绘画就变成了噪音,玫瑰就意味着电击,从而有了本能的憎恶,在这种被人工合成的东西面前,“他们会一辈子远离书本和植物。”也就是说,他们天生被剥夺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语言一样,大自然也消失了。而对于生育,由于有了强大的程序,人的生育能力也被取消了,只要有一个具备生育能开的卵子,就可以在程序作用下,进行发育,而在发育过程中,为了遏制可能出现的自然结果,“我们允许正常发育的雌性胚胎多达百分之三十。其余的便在后面的过程中每隔二十四米就加入一剂雄性荷尔蒙。这样,倾注出瓶后便成了不育女——生理结构完全正常,但没有生育能力。绝对不会生育。”

从出生到成长,从认识到生育,每一个群体都变成了机器控制的一部分,“掸啊——意大利曾存在过的地方现已空无一物。掸去大教堂;掸去李尔王;掸去帕斯卡的思想。掸去激情,掸去安魂曲,掸去交响乐,掸去……”取消了生命的个体意义,取消了文明、历史、宗教,当然也取消了母亲,取消了家,取消了欲望,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对于这个需要认同和稳定的世界国来说,意味着可怕的罪恶:“这个世界遍地都是父亲,所以也就随处可见悲苦和不幸;这个世界遍地都是母亲,所以也就随处可见虐待狂、贞操癖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变态;这个世界遍地都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婶,所以也就随处可见疯狂和自杀。”

只有机器,只有程序,只有制约,只有重复——那句“人人属我,我属人人”,每个人要在每周三个晚上重复一百遍,连续四年就是重复六万二千四百遍,之后,“便变成了真理。”重复的句子变成了真理,制约的规则保存了宿命,看起来这是一个完全稳定的社会,所有人都生活在快乐的状态中。但是,在这个世界国里,程序却出现了错误,那个叫伯纳德的人,起先是在瓶子里的时候有人把它当成了伽玛,然后在人造血液里掺进了酒精,于是他的生长发育受到了阻碍,于是他的认识观念发生了改变,于是,他成为了一个异类。

他是不同的人,当他对德尔塔减服务员发号施令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一种自傲和自负,他觉得自己具有天生的优越性,而这无疑是违背制约原则的,另一方面,在他对低种姓人的接触中,他也深深感到自己身上的不足,甚至怕被其他人瞧不起,这是一种矛盾,这是一种分裂,而种种痛苦都是因为他在规则之外,他有意回避地位和身份,而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破坏者。破坏是因为他看见了自己,却又无法承认自己,破坏是因为他活在规则里,却知道规则的可怕,破坏是因为他想要发现另外的世界,却又无法逃离这个社会,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想要有一个完整的自我,“我是我,但巴不得不是我!”

而这种破坏者并非只有伯纳德一个人,心智过高的赫姆霍兹·沃森希望能够特立独行,漂亮性感的列宁娜想要到野人保留地去看看,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想要,对于这个认同而稳定的世界国来说,是一种威胁,虽然他们都是规则中的人,都在程序的控制里,但是他们毕竟属于人,属于个体,他们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以及自己的规则。而随着重复规则的深入,随着制约规则的加强,这种希望和想要的想法却越来越强烈。在每两个星期星期四举行的团结礼拜活动中,伯纳德成为礼拜中十二个人的一员,他们失去独立的个性,他们组成更大的生命体,他们的手连在一起,他们在仪式中强调集体,他们在呐喊中取消自我,““为我的湮灭干杯”当草莓冰激凌舒麻被一饮而尽的时候,当“为更大的生命体干杯”的颂词不断重复的时候,对于伯纳德来说,却越来越陷入到失意中,他之后对列宁娜说的话是:“像我不仅仅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懂我的意思。更加独立自主,而不完全是其他东西的一部分。不只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细胞。列宁娜,你没有这样想过吗?”

列宁娜的回答是,我们就是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我们就在自由自在地享受最美妙的时光,在她看来,所谓的自由都是伪命题,一个性感的女孩,一个不再生育的女孩,一个和所有男人都有过一夜情的女孩,她本身就被取消了自我,本身就在制约规则里认同这个社会,她想要去野人保留地的想法根本不是为了让自己走向另一个世界,根本不是为了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只是在被允许的范围里走向另一种机器式的生活。但是当伯纳德终于把她带到那个野人保留地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世界国来说,野人保留地没有机器,没有程序,没有制约规则,这是野蛮之地,那里有着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的可恶生活习惯,那里有荒诞不经的迷信,那里有信仰基督、崇拜图腾、敬奉祖先的习俗,那里有美洲狮、箭猪、毒蜥蜴,那里有已经灭绝的语言,甚至那里有喂奶的女人,有古怪的舞蹈,有祭祀的仪式……而那里,“跟文明世界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就像不同的种姓一样,但是野人保留地为什么没有制约原则,为什么没有认同的宿命,为什么不再重复中取消了欲望?甚至,为什么那里有家,有母亲,有父亲,有自我?

到底哪里才是文明,哪里才是野蛮?无非是打开了一个破坏的世界,是文明被野蛮破坏,也可能是野蛮被文明同化,而当文明只是机器,只是程序,只是稳定带来的快乐,是不是意味着反而是一种野蛮?野人之地的约翰在十二岁生日的时候看到了那本《莎士比亚的全集》,读到了那一句关于复仇的句子,于是他拿起了那把锋利的刀,刺向了和琳达一起睡觉的波普——她是母亲,他却不是父亲,这是对于生命的玷污,这是对于信仰的亵渎,而那把刀被沾上血液的时候,是不是走向另一种野蛮?

“他找到了时间、死和上帝。”对于约翰来说,他才是真正的人,他知道仇恨,知道行动,他当然也在列宁娜身上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当他看见正在睡觉的列宁娜时,想要伸出手去触摸她,但是又怕自己的手玷污了她的纯洁——在约翰看来,列宁娜就是美丽的象征,就是纯洁的符号,他爱着她,却不想让自己的野蛮侵害了文明的肉体。而实际上,这无非是一种“野蛮式”的想法,在世界国和野人保留地,其实存在着文明的冲突,存在着规则的矛盾,约翰和列宁娜不可能变成恋爱,而约翰的母亲琳达和世界国的主任,也不可能组合成一个叫做家的地方。

伯纳德带着约翰和琳达回到世界国的时候,约翰终于听到母亲琳达在主任面前对他说:“你让我怀上了孩子。”孩子的另一端站在父亲,也意味着约翰终于找到了归宿,但是这种父子关系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耻辱,一个在世界国里的主任,一个在野人保留地里的野人,如何成为统一的种姓?这无非是一桩丑闻,当哄笑不断爆发出来,当主任捂着耳朵逃开,对于琳达和约翰来说,意味着一种叫做家的世界的彻底覆灭。琳达被送到了临终医院,最终在低等的种姓孩子吃巧克力泡芙的快乐中死去。

一种讽刺,而对于约翰来说,和列宁娜的爱,似乎也走在了一种讽刺的道路上,列宁娜也爱上了约翰,但是在爱的世界里,约翰却又把自己纳入到野人保留地的规则里,他感觉自己配不上列宁娜,他说结婚之前必须送她一张山狮皮,肉体当然要在结婚时才能看到,“如果你在未举行庄严神圣的婚礼之前就破坏?她的处女之结……”在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实际上就在野人是看见世界里,他是那里的主人,他代表着规则,所以当列宁娜在他面前脱掉了衣服,约翰终于爆发出了一种被规则制约的愤怒:“婊子!婊子!厚颜无耻的娼妇!”

疯狂和暴力在文明世界里被复活,野蛮之地的规则,世界国里的规则,他们都在自己的规则里,始终无法找到突围的办法,当约翰唱起“美妙的新世界,啊,美妙的新世界”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却恰恰是一种覆灭,“歌咏的字句在他心里似乎变了调。这些字句曾在他悲伤和悔恨的时候嘲弄他,对他的嘲弄是多么可怕的冷嘲热讽啊!这些字句一直像恶魔一样嘲笑他,一直让噩梦般卑贱的肮脏和令人作呕的丑恶折磨着他。”无法逃出规则,当然也无法拥有自我,拥有自由,约翰如此,列宁娜如此,正如曾经不愿去那个岛上的主宰所说,真理其实是危险的,所谓的特立独行只不过是无法融入的象征,只不过是不满的发泄,那个“世界上有史以来全部由阿尔法组成的社会”为什么会终结?无非是个性取代了规则,无非是矛盾产生了暴力。

但实际上,有规则和没有规则,快乐和痛苦,以及群体和个体,也都在这种矛盾和对立中,最后也都走向一种冰冷的状态,所以当约翰成为了被文明人围观的野人,他在痛苦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自已的邪恶吃下去了。”先是闯入了文明社会,爱上了性感而美丽的列宁娜,然后便是暴力和愤怒,便是舍弃和逃避,“我把文明吃下去了”,然后就是在自主和自我的世界里,在回应了“哈尼!桑斯索拆拿!”之后,在被拍成电影之后,在喊出了“贱货,淫妇,贱货!”之后,约翰把自己吊死在众人的围观世界里,“两只脚,像两根从容不迫的罗盘指针,缓慢地,非常缓慢地先转向右边,再转向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偏南,停顿片刻之后,又不慌不忙地转向左边。西南偏南、南、东南、东……”

像一个标本,一个野蛮的标本,一个自我的标本,一个进入了文明又退出的标本,一个活在自我世界又毁灭的标本,像一个循环,而死去终究不是最终的结果,那一架机器还在转动,那一套程序还在运行,那一个规则还在执行,而那一个“美妙的新世界”还在延续统一的生命,没有终点没有起点,没有文明没有野蛮,没有生存没有死亡,一切只不过是“回应冰冷的还是冰冷”。

危地马拉传说

编号:C59·2160516·1294
作者:【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2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32770540
页数:150页

《危地马拉传说》是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早期的神话故事集,是阿斯图里亚斯根据早年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写成的,被称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危地马拉传说》包括《危地马拉》、《现在我想起来》、《火山传说》、《幻影兽传说》、《文身女传说》、《大帽人传说》、《花地宝藏传说》、《春天风暴的巫师》、《库库尔坎 羽蛇》这9 篇神奇而富有诗意的民间传说。这些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原始、魔幻、令人赞叹的世界。阿斯图里亚斯同时对危地马拉的独特自然风光作了美丽的描绘,全书仿佛一幅幅绮丽多彩的油画。这些传说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印第安人的著名神话故事《波波尔?乌》的题材和技巧,笼罩着浓重的魔幻色彩。


《危地马拉传说》: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

两人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从左到右一颗一颗地加,像是祖先们在数石头上记录年代的圈圈点点。数年岁是件忧伤的事。我的年龄让他们忧愁。
——《现在我想起来》

我想起来的是孩提时那些画里受伤的鹿,是番荔枝树下土地里的眼泪,是灯笼果花上的阳光和空气,是森林里万物的歌唱和舞蹈,可是,当时间经历了百年,石头上何时长出年岁的灵魂?田园里何时会有不衰老的土地?堂·切佩和蒂娜女孩何时能记下我的故事?

这原本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白昼将要降临,黎明将要显现,子孙后代将被赐予力量,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件忧伤的事,因为堂·切佩和蒂娜女孩患甲状腺肿,疾病侵袭了身体,而且那些巫术正在影响他们,堂·切佩说:“为了将我的生命延至永生,在绿眉翠鴣巫术的作用下,我到了透明的境地。”而蒂娜女孩说:“野百合巫术的影响剥夺了我的时间意识,只知道一天连着一天,一年连着一年。”透明的生命中年龄是不是变得虚无,一年连着一年是不是没有了时间仪式?仅仅是我想起来了,仅仅是他们用玉米籽算我的年龄,而现在的道路,在巫术中已经找不到后代。

石头在看,树叶在说,河水在笑,还有太阳、月亮、星星、天空和大地在自己的意志里运行,而我在告别孩提之后看见的道路,却和天的四极相反,那里有绿色的路,有红色的路,有白色的路,在左右和中间交叉开来,而我无意间踏上的是黑色的路,四条路交会于西巴尔巴前,但是当那个幽灵说:“这条是国王之路,谁走这条路谁就是国王!”当我走上去的时候,我会引领子孙,还是幽灵带领我?我是有着首领的打扮,可是孩提时代已经远去,堂·切佩和蒂娜女孩已经患病,巫术已经统治时间,那一条黑色之路却有着黑暗的破坏力,它冲散万物,“将它们卷入昏暗的漩涡,直至化为粉末、无形、幻影。”

时间化为粉末,时间而无影,时间成幻影,玉米籽一颗一颗地架在年龄上,石头上写下圈圈点点,可是忧伤的岁月啊,那些子民都已经被驱赶出了传说,“子民听得见我,子民拥有着我,子民看得到我……”听到、看到和拥护,却是在时间的幻影里,“我钻得越深,我的心就越痛!”疼痛如我,疲惫如我,忧伤如我,首领如我,一定要把他们带离这一条黑暗的路,一定要打破那石头般的沉默,一定要回到祖先的石头纪事里,我听到堂·切佩说:“盲人用狗的眼睛看路……”我听到蒂娜女孩说:“翅膀是将我们绑上天空的链条……”仿佛是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没有死去的祖先,在巫术、黑暗、忧伤里,我必须回到孩提时代,回到时间之中,回到家乡,“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成为我当初离开的理由,也一定会是我最后回来的终点。

“献给曾给我讲故事的母亲”的题辞写在一本传说的封面上,母亲是我的母题,母亲是我的家乡,母亲是我的传说,“这片土地上,多种力量筑起岩石与腐殖土的舞台,随后孕育出生命。它们依旧威力无比,精力旺盛,仿佛已枕戈待旦,待天灾突降于两片大洋之间,创造出新的融合与生命乐章。”创造的生命从何处而来?他们就在“火山传说”里,三个人来到风里,三个人来到水中,他们组成了纳华特尔民族恒久不变的数字,风里的三人像鸟儿一样以水果为生,水中的三人和鱼儿一样以星星为食,可是当这个世界被打破的时候,山之禽便成为远古的记忆,为了赢得土地而屠戮牲畜,为了获得城市而戴上面具,水中只有倒影,风中只有叹息。而对于鸟巢来说,山之禽是他们最初的父母:“这是我们的面具,面具之后藏着我们的脸蛋儿!这是我们的替身,我们靠他们伪装!这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山之禽,我们为夺得土地杀了他!我们的纳华尔!我们的纪念!”

风已不见,水已不见,他们把山叫做“卡布拉坎”,山是力量,吐出的火焰燃烧大地,指甲剥开的是火山口,于是,“鸟巢看到同伴们消失了,是被风掠去的;水中的替身消失了,是被火吞噬的,闪电从天而降落入玉米地,燃起了火。”火是燃烧,吞噬了大地,火是毁灭,杀死了水和风,火也是创造,一位圣人、一朵百合以及一名孩童,他们接纳了鸟巢,他们建立了庙宇,他们形成了村庄——火山孕育了新的希望,而所有的希望之产生因为有一样东西没有被毁灭,那就是图腾,当图腾活了下来,图腾便说:“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

重新启动了时间,重新书写了传说,重新诞生了生命。这是“火山的传说”,燃烧而毁灭,驱赶而留下,时间回到身边,于是有了编年史,于是回到了童年的家,于是有了“幻影兽的传说”,当修道院的修女剥去天使的果皮,果肉和种子便长成了基督的身体,“隐蔽的上帝”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与肉。而那个“罂粟人”呢,却像一个幽灵在门前等着圣饼盒,他对修女说:“有人要剪你的辫子!”又说:“小姑娘,我领圣餐时,上帝有您手的味道!”这是亵渎,修女收回了碰圣饼的手,她从此看见梦中的自己站在罂粟人的身旁,身处魔鬼般的婚礼,蜡烛、棺材、蝙蝠,以及自己的肉身,罂粟人甚至摩挲她的私处,这是欲念的魔鬼,这是地狱的幻影,基督在哪里?“她撕扯影子,睁开双眸,带着不安的瞳孔脱离深沉的内心,如落入陷阱的老鼠们,混乱、失聪,脸颊一泪珠盒——变了形,伴着脚上他人痛苦的喘息和背上无形火焰里麻花辫的炽烈炭流,她瑟瑟发抖……”

肉体和精神,在幻影兽里变成痛苦的挣扎,可是这只是一场考验,辫子还在,手臂还在,肉身也还在,当夜晚降临的时候,罂粟人化为一头长形兽,而修女“她正跪在房间里,带着天使的笑靥,与百合和神秘羔羊一起耽于清梦。”幻影兽是信仰的幻影,终于在肉身之外找到了自己,如图腾一样,“某世纪中有一天长数百年”。肉体的一天,信仰的永恒,而在生命在火山传说中诞生,信仰在幻影兽中寻找到,那么“文身女传说”则是关于文字的开始,杏树尊者将灵魂分给四条不同的道理,起先是朝向不同的四极:“黑极是魔咒的夤夜,绿极是春天的风暴,红极是金刚鹦鹉或热带的狂喜,白极是新土地的希望。”这是时间回来的鸮渔月月圆之时,白鸽在白色道路上用灵魂医治幻想症,红心在红色道路上用灵魂开始遗忘,绿葡萄在绿色道路上用灵魂抵偿债务,而最后的黑色道路上,杏树尊者却让自己脱去了植物的外衣,变成一个走向城里的人。

黑暗的路最短,黑暗的路最寂寞,可是在城里,来了商人,来了花鸟,来了三十名骑马的随从,杏树尊者问一个女奴:“四条路走过了多少月亮?……”他们像一对恋人,在月圆的时候彼此相望,从黑暗中来,想念着和月亮有关的时间,但是女奴却被追捕,说她中了邪,然后锒铛入狱,然后除以火刑。在行刑前,尊者在她的手臂上刺了一条小船,“文身女,有了这个文身的力量,你总能死里逃生,就像今天,你也能逃脱。我愿你如我的思想般自由;你把这条小船画在墙上、地上或空中任何你想画的地方吧,然后闭上眼,走进去,离开……”文身是符号,是希望,人们发现在牢里,长出了一棵枯槁的树,而在树枝间却有三朵小小的杏花,粉色依旧。

月圆之时,肉身上的文身是另一种时间的文字,在生命、信仰出现之后,文字是另一种力量,从黑暗和灾难中来,却拥有了思想,拥有了方向,甚至拥有了某种爱情。而她会逃向哪里?遥远的世界?美丽的寺庙?崇山之间?还是重新回到编年史里?可是那负责祭祀的教徒承载的是人类的羸弱,是对知识的渴求,是面对新世界时的虚荣或对精神传统的诉求,是沉湎于钻研美术、学习科学与哲学,但是却疏于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在末日审判时,“竟忘了在召集做弥撒后打开庙门,祭祀结束后关上庙门。”

谁会从那扇庙门里进入?是没有写进旧编年史的哲学家和智者?修士在修道院里发现了那疯狂跳动的小球,它为什么会跳动?谁在空着着它?是神秘的力量还是被魔鬼附体?没有哲学家,没有智者,没有思想,也没有知识,魔力是一种让人恐惧的东西,在睡梦中修士也进入到恐惧之中,他终于看见了云朵深处的战争征兆,看见了战士向俘虏射出的箭,看见了向城市进发的敌人。“愿白人看到我们的武器后迷惑不解!愿我们手中不缺闪亮的羽毛,它就是利箭、花朵和春天的风暴!愿我们的长矛刺伤敌人又完好无损!”那些战士们在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驻守在城市里,可是那外面的敌人呢,他们叫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带来集市和交易,他们也带来哲学和知识,他们更看见了从没有看见过的镜像:“山重叠山,林覆盖林,河流连成瀑布,一堆堆石子、火焰、灰烬、熔岩、沙子、湍流沉落下来。”

太帽人的传说诞生,其实是一种殖民,而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对于写着旧编年史的国家来说,对于已经有了生命、信仰和文字传说的民族来说,眼前的西班牙人就像那个小球一样,“它是诡秘莫测还是魔鬼附体?……”胡安·波耶和妻子胡安娜·波耶缺失了胳膊,像这个城市里的人一样,他们在自己的编年史里孕育出雨水,孕育出河流,孕育出孙儿,也孕育出灾难,“每一株植物,每一次植物诞生的尝试,都会出现新的灾难,沸腾的黏土冷却、流淌。”而他们看见,当自己的儿子进入到无形的离鸽女神城的时候,那里变成了第一座倒影城,“多少河之舌舔过这座城市,直至将它冲走?久而久之,城市逐渐失去了意识,变得柔软如梦,瓦解在水中,与其他原始的倒影城一样。”倒影里是新的年鉴,是新的男人和女人,是新的战争,是新的时间。这是“春天风暴的巫师”带来的传说,而当新的一切开始的时候,还会有火山的喷发,还会有幻影的梦境,还会有文身的希望?还会有新鲜的镜像?

“传说这些村镇就是这样失去了与神灵、土地和女人的亲密接触。”其实回到了我已经遗忘的孩提时代,回到了患甲状腺肿的男人和女人,回到了幽灵的记忆,回到了玉米籽带来的忧伤,帕伦克城、科潘城、基里瓜城、蒂卡尔城在哪里?当老者的寓言消失,当国王患上丘疹,当梦页数梦椰树编织故事,“岩石脚边,一个幼小的民族穿着宽大的外衣,缠着传奇的腰带,玩弄政治、贸易与战争。”还有织布方法、零的价值以及粮食的收获,而出现的城市是征服者的第一座城市圣地亚哥圣人城的孪生城、第二座城市安提瓜、第三座城市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当记忆占据了通往西班牙城市的阶梯,那么记忆其实在失去时间的传说里变成了一个盲者:“西巴尔巴与图兰,神话中遥远而氤氳的城市;伊希姆切,城徽上,被俘之鹰为卡克奇克尔贵族的御座锦上添花;乌坦特兰——权贵们的城市;阿蒂特兰,镶嵌于一片蓝色湖畔岩石上的瞭望台。”

新的传说,新的城市,新的人类,新的父母,那个哭泣的女人说:“我哭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我深爱的男人!他不是我丈夫,但我很爱他……请原谅,兄弟,这是罪过!”模糊的道路、殖民地的旧衣裳、忧伤的宗教精神是不是来自家乡之外的那些征服者?是不是就是雅伊所说的“装我在心间”的黄战士?《库库尔坎 羽蛇》似乎就在展示关于时间的三个段落,黄幕拉开是早晨的黄色魔力,红幕拉开是午后的红色魔力,黑幕拉开是夜晚的黑色魔力,这是库库尔坎的三色宫:晨为黄,晌为红,夜为黑。他是太阳,他是统治者,他是掌控一切的神,当钦奇比林向库库尔坎深深鞠躬,称他是“神,我的神,伟大的神!”的时候,金刚鹦鹉却说库库尔坎设置了圈套,金刚鹦鹉是倒影城,那么它提供了另一个关神的镜像;当隐形的拉拉巴尔可以提供最好的箭去射杀的时候,金刚鹦鹉说生活是“太过严肃的欺骗”,在他看来,“太阳并没有亲自来到夜晚,到的是他镜中的影像。”黑幕降临,库库尔坎的臂弯里是少女,但是有人把她带入了城里,然后反锁,“这样就没人会闯进庙宇的禅房,庙里存放着蠕虫和深色绒羽!”黄幕里解构了库库尔坎的神话,红幕里揭露了库库尔坎的谎言,黑幕里逃离了库库尔坎的控制。而在第二个循环中,永生不朽的金刚鹦鹉撒出不祥之兆的红豆,于是钦奇比林骂:“这些鸟就是如此,珠光宝气,外表光鲜,心肠黑毒!”库库尔坎说:“金刚鹦鹉用舌头搅乱神灵们的脚,使之弄错凉鞋,踏着右脚在左脚上的回声行走……”于是在红幕里有了不计其数的士兵,有了那最后一支箭,库库尔坎制造的战争,也欺骗了雅伊,,金刚鹦鹉告知的是:“你如果真想守住幻想,就听一听我黄羽毛的语言,电光石火间,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好让他的床不被占据,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新欢……”而在黑幕里,雅伊终于对库库尔坎说:“在太阳宫里,一切皆为谎言、流言,没有真相,什么都没有,只有个阔佬引领我们从晨至晌、自晌入夜、由夜及晨……天地之主,请告诉我,如此昼夜、昼夜、昼夜交替究竟有何用?百无一用。”

爱情变成爱情,幻想变成谎言,而金刚鹦鹉作为倒影城、魔力鸟,对雅伊说的话是:“你将与一个影像搏斗……”神之库库尔坎,统治之库库尔坎,也是一个影像,与影像搏斗的世界里是黄战士:“一旦库库尔坎到来,他会连忙闻一闻黄花,他优雅地弯下身子,好仔细闻闻她,闻闻让男人沉醉的女人味,然后握住茎秆将她带到婚床上,对她说情话;这时,黄花用手爱抚库库尔坎至尊的头发,直到他的脑门锃亮得如一面鏡子。”于是第三个循环里,黄幕里、红幕里、黑幕里,都是穿着黄衣、戴着黄头盔的钦奇比林在那里跳动,像那一个小球,被魔鬼附身,而最后的最后,是一败涂地的钦奇比林,是涕泗交颐的钦奇比林,而那口中不断重复的“雅伊,黄花!雅伊,黄花!雅伊!雅伊!雅伊”是最后的疯狂,疯狂之后,倒影城出现:“他慌忙撕扯衣裳,以尽快解开,接着从胸口掏出月亮。一枚悬于黑幕之上的金环陨落,不再移动。”

落幕,却是如石头般站立,却是永恒的照耀,黄花是武器,是信仰,是符咒,是寓言,却也在倒影城里返回,返回时间,返回家乡,返回父母,返回每一个古老却不曾泯灭的传说,从火山、幻影兽、文身女、太帽人和巫师,构筑的是一个激活图腾、信仰、文字、哲学、知识和战争的世界,但是当一切都变成倒影城的时候,镜像世界里的家乡是不是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库库尔坎的循环,与其说是时间的最古老统治,不如说是时间如何在倒影城中成为另一种时间,它们是石头、玉米、河流和土地,它们是阳光、月亮、城市和集市,它们是永远存在的传说:“这些历史、梦境、诗歌,如此潇洒地混合了信仰、故事、一个秩序井然的民族的沧桑岁月以及一片强劲并始终跳动的土地上的鬼斧神工。”

美洲豹阳光下

编号:C38·2160516·1293
作者:【意】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3.00元
ISBN:9787544754064
页数:105页

《美洲豹阳光下》里一对关系陷入困境、去墨西哥旅行的夫妻,由异国食材与香料烹饪的菜肴中推论出爱欲的本质。《国王在听》里登基的暴君既是权利的囚徒,也是耳朵的囚徒,巨大宫殿的回声带来各种关于判决、爱情和阴谋的相互矛盾的信息。《名字,鼻子》里花花公子、史前人类和吸毒的摇滚歌手,因一位女士的气味展开了疯狂的寻找。“我正在写的一本书里讲的是五种感觉,目的是说明现代人已经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五种感觉,和三维空间、几十亿人一起组成的世界,卡尔维诺称之为“那个世界”,“对于我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每一次穿越,就等于是再次经历出生时的创痛,是赋予所有那些混乱的感觉一种实际而清晰的形象,是选择一种策略,以便在面对未知世界时不至于被击败。”但是“未知世界”却最后成为卡尔维诺死亡的一种预言,他只写完了嗅、味、听三觉,却骤然逝世,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


《美洲豹阳光下》: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

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并没有回头,小声说:“您在说什么?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名字,鼻子》

一句回答,却是一个反问,甚至反问在回答之前,“您在说什么?”指向的是一个虚空,一种无限,而“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将那个没有见过的午夜,变成了仿佛大家都在场的时间,问号和句号,“您”和她,以及无限的虚空,到确定的午夜,一句话里充满了惊诧,充满了质疑,以及对于死亡无可改变的命运。

而且,还是小声说,甚至,像不是对于我的问题的回答。我也是小声说,而且根本不想说给任何人听,“据说今天午夜她还在跳舞,而且是庆祝活动上最漂亮的……”同样出现了她,出现了午夜,却是自己对自己说的一句话,也不期望回答,只是想在一种表述中让自己追逐的女人以精彩的方式进入到自己世界。但是却被听见了,而且被回答了,最后却把她带向了死亡。反差,是两个句子之间的区别,也是两个观者之间的不同,所以在这被合在一起的对话中,到底谁接近了现实,谁指明了终点?

自始至终其实只有一个我,不管是大型香水店的德·圣-卡利斯特先生,还是玛尔提那的女店员,或者是奥蒂乐夫人,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他们都在香水世界里,但其实都是一种陪衬,而我才真正拥有自己的鼻子,才能闻出各种不同的味道,“对于没有鼻子的来人来说,你们这些香水店就像是用一种无法辨认的文字写成、一半字母已经被夹杂着沙砾的风磨去的碑文。”我进入香水店并非是要挑选一款或浓郁或淡然的香水,而是想为这个世界找到一个鼻子,一个能辨认文字,能书写碑文的鼻子,一个具有嗅觉功能的主体,从而“在世人的灵魂中激发很多其他的颤动”。

所以只有一个我,一个鼻子,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他者”的存在,所以即使在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面前,我也是不想让别人进入到我的嗅觉体系里。对于他者的拒绝,却是为一个嗅觉的对象预留了位置,这个对象便是“她”,一个身上有香味的女人,一个让我可以让我辨认香水、书写碑文的女人,一个让我拥有鼻子感官的女人,“我只知道,在这个味觉的长河中间敞开了—个空洞,一个隐藏的皱褶,里面就隐藏着那种香气。对于我来说,它就代表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存在的对象,却并不是具体的人,但是当这个空洞被敞开,当这个皱褶被发现,那种具有意义的香气是不是会在味觉的长河里变成一个有所指向的主体?

鼻子具备了嗅觉,嗅觉指向了目标,却是危险的,食物和非食物,我们的山洞和敌人的山洞,都被鼻子感觉到,都在鼻子里面,是和非,肯定和否定,是一种统一,却也是一种对立,所以里面必然是危险,而“她”这样一个女人也同样混合着太多的是和非,肯定和否定,同样意味着统一和对立,意味着危险。“借助鼻子,我发现在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和其他女人不同。对于我的鼻子来说,她与其他女人不同。”与其他女人不同,其实意味着我和其他有嗅觉的人不同,这是一种嗅觉的统治,它取消了差异,取消了对立,取消了他者,使得整个世界都没有了另外的可能。

危险之后更大的危险,所以当我从一个姑娘的皮肤闻到另一个姑娘的皮肤,从一种香水闻到另一种香水,是为了让他者成为我可以驾驭的一切,使得我成为他者的主人,所以女人没有名字,她没有名字,仅仅只有香水,仅仅用香水代表名字,代表所有言语,所有味道。“请您忘记我吧!某些人在我身上具有可恶的威力。”当我跟着她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无可逃避,她成了没有名字的女人,成了只有香味的女人,她的拒绝像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个世界,但是我却看不见危险,看不见对立,看不见死亡。

终于,一种敌人的气味进入我的鼻腔,和她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那是清晨,那是在街道上,那里有雾气,我看到的是垃圾桶,是鱼钩,是罐头,是尼龙袜,没有她,没有女人,没有香味,最后我甚至看见的最漂亮女人,却早已经死去。“如今,它已经与死亡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仿佛它们从来都无法分离。”其实是香味的死亡,不被命名的女人,当然可以消失在我的故事里,消失在鼻子和嗅觉的世界中。但是,对于我来说,死亡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可以被我闻到的味道?当我在救护车里,在急救中心,在停尸间的大理石桌面上,辨认出那种死亡味道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空气中充满了这种气味,死亡在弥漫,或者说,不是她的死影响了世界的气味,而是世界的死亡将她变成了一个无,没有名字的女人死去,不被注意的世界死去,而我,我的鼻子,我的嗅觉,是不是也在死去?

死去的感官,其实走向的是一种背叛,一种分离,一种隔离,是我不理解这个世界,而是整个世界本身就是虚无?世界起初是存在着香味的,诱惑,危险,而且不被命名,而味觉呢?当那一盘名为“tamal de elote”的食物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具体的感觉,用甜玉米做成,上面是薄薄的麦麸,而里面是加了剁碎的猪肉和极辣的辣椒,散发着美洲风味的食物,对于我这样一个欧洲旅行者来说,就构成了一个陌生的他者,所以看上去,我和妻子奥利维娅在这片他者的土地上,品尝到具有他者味道的食物时,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差异,“那是美洲文明与西班牙文明之间一种古老的挑战,是一种用非凡的诱惑来欺骗感觉的艺术。”

起初是建筑,那里的雕塑,是在祭祀台上的浮雕,或者是一只美洲豹,在阳光下张望着这个属于它的世界,而这个浮雕下面的祭台却沾满了鲜血,战争之中的那些士兵在仪式中成为一种祭品,“浮雕上的每一个形象好像都与那些血腥的仪式有关:观察星宿以便确定最为合适的日子之后,祭祀就在欢庆的舞蹈中开始;甚至婴儿的降生也是为了给战争输送新的士兵,以便抓住新的战俘。即使是那些奔跑、角斗、玩球的人物,反映的也不是和平的田径比赛,而是战俘被迫竞赛,以便决定谁首先站到祭台上去。”战争远去了?可是血腥的味道却还在,而这血腥的味道并不仅仅指向过去,而是指向了现在。成为祭品,那些战士的四肢和内脏去了哪里?向导阿隆索说,被秃鹫带到了天上,而萨卢斯蒂亚诺说,作为一种仪式的饭食,它们其实已经变成上帝的一部分,传递神圣的力量,“为赞颂通过祭祀达到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和谐,一种令人恐惧、火焰般的、灼热的和谐……”

祭品在战士和上帝之间,在死亡和救赎之间建立了联系,而这种文明之间具有挑战意义的艺术也从建筑走向了食物,把牙齿陷在肉里,然后撕烂它,切割它,这种欲望的表达是不是和那些祭品一样,具有神圣的仪式意义?是不是在死亡和上帝之间建立了艺术和宗教般的联系?奥利维娅说出“我想吃辣椒核桃酱”的时候,似乎只是在表达一种自我的食欲,和别人无关,和交流无关,它只满足于自己的味觉,它只在自己的世界里达到一种满足。封闭在个人世界里,封闭在单一文明里,当然在美洲大路上,在参观祭台之后,在听说故事之后,却发生了改变。

需要的是联系,是交流,是对应,就像我和她在一起,想到的是我们拥抱的床笫。这是一种我和他者合二为一的感觉,当奥利维娅表现出食欲的时候,就应该通过味道和我交流,或者是通过我们双重的味蕾,在一种默契中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去除的是一种缺失的感觉,一种会将人吞噬的空虚。我是在看到那一幅油画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种叫做默契的感觉,油画里的修道院神父的他,和修道院院长的她,他们有着巨大的年龄差异,但是却保持了一段30年的非凡爱情,爱情化解了年龄的差异,也弥合着某一方死去带来的缺失感。“默契,它不仅仅涉及到修女和神父,还有奥利维娅和我。”我是在食物中找到了这一种默契的感觉,加工精致的食物,大胆的味道,都蕴含着将里面极端的音符激活的意义,被激活而成为和弦。和弦而奏出美妙的音乐,“以便创造一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一个没有归途的点,以及一种施加在所有感觉的可接受性上的绝对的拥有。”

绝对的拥有,灼烧般的辣味又如何?祭祀的内脏和四肢又如何?前者抵达的是味觉最极端的部分,后者通向上帝的神圣之处,所以奥利维娅的某些跳跃、迟疑、苦恼和颤抖,最终也在我面前变成了合二为一的交流,就如萨卢斯蒂亚诺所说,这是令人恐惧的、火焰般、灼热的和谐,像那油画里的故事一样,是30年的非凡爱情。合二为一是关于“我”的重新组合,也是我们的重新组合,“被她咀嚼的同时,我感觉到自己也在对她起着作用,将感觉从她嘴里的味蕾一直传递到她的周身,她的每一下颤抖都来源我。那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完整的关系。我们两个都牵连其中,并且受到这个关系的控制。”但是这种和谐取决于我们,取决于联系,取决于相互作用。但是当奥利维娅说我从来没有突发的激情,说我总是使他人的热情冷却,说我令别人泄气,而且还心不在焉,说我甚至平淡的时候,那30年的非凡爱情,那和上帝的神圣通道,似乎都在被解构,她对此的结论是:“饮食就是用一些味道来加强另一些味道的艺术。”

强加就是控制,就是统治,当奥利维娅发泄之后,我们的关系不是味蕾的双重交流,而是变成了一方吃掉另一方,“只有贪婪地进食奥利维娅的肉,对于她的口味来说,我才能不再那么平淡。”被她吃掉,或者吃掉她,才能改变那种平淡,才能爆发出激情,而这样,也就把所有的交流和联系都变成了敌对状态,献祭者实际上变成受害者,而爱情,不管在床笫间,还是在油画里,也都变成了一场战斗。我们都是战士,我们都需要献祭,我们都在吞噬被人,所以所谓的交流与和谐,其实就是一种残忍,“我们像融为一体的蛇一样,渴望彼此吞噬,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正在被蛇吞噬。”当我们彼此吞噬的时候,在我们之外又有他者,开始吞噬我们,所以整个世界的格局是: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

最终,“我们”是所有人的他者,我们被所有人吞噬,即使我们站在祭坛上面对上帝,我们也被秃鹫叼走了四肢和内脏,所以我们是在他们面前死去的,味道在死去,爱情在死去,神圣也在死去。这一个“他们”到处存在,即使面对那一个拥有权力的国王,他们也用一种吞噬的力量在消化着我们。国王有权杖,没有人反对他,国王必须庄重,让子民们臣服,国王的意义就是统治,就是把所有人消化。这是国王的世界,不管是塔楼里的鼓声,还是食物被卸下篮子的声音,不管是女仆拍打地毯的声音,还是厨房里发出的碗碟相碰撞的声音,不管是马厩里的嘶鸣,还是栅栏门被关闭的吱嘎声,国王听到了一切,一切都是声音,“整个王宫布满了涡形和瓣形装饰,如同一只巨大的耳朵。在那里面,解剖学和建筑学彼此交换着名称与功能:楼阁、管道、耳鼓、耳蜗、迷宫。”

宫殿是国王的耳朵,是听到了这一切属于自己统治世界的声音,却也听到了从前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所谓隔墙有耳,在一个被统治的世界里,却总是存在着敌人,存在着间谍,他们可能在窗帘后面,在幔帐后面,在地毯后面,他们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宫女,可能是仆人,所以在宫殿里,国王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和谐的赞歌,可能是敌人发动的进攻,就如国王自己的身体,“在这个躯体中一个不为人知的部分,躲藏着一个威胁,你的死亡已经潜伏在那里。”

敌人是他们,但是敌人是不是也是自己?国王开始想到曾经的战斗,想到那些被打败的前任,想到被处死的敌人,他们被赶出了宫殿,他们被埋在地下,他们被关在墙里,可是那一系列连续的敲击声,为什么会传到国王的耳朵里?为什么囚徒会随着声音逃出牢房?被听到而听到,对于国王来说,变成了一种害怕,一种恐惧,一种梦魇,“每一座宫殿都建在地下室的上面,那里面埋葬着某些活人,或者那些得不到安息的死人。你用手捂住耳也没有用,反正你还会听到这些声音。”所以出逃,所以游荡,所以从宫殿走向城市,走向丰富多彩、五颜六色、充满喧嚣和各种声音的城市,而在宫殿之外的城市里,国王听到了一声轰鸣,一阵窃窃私语,听到了一首歌曲,一个女人在窗户边唱起的爱情歌曲。当然比宫殿里美妙,所以对于国王来说,他必须要寻找这个女人,一个唯一的女人,一个无法复制的女人,一个制造了一种声音的女人。而她在哪里?在城市的某个房间里,某个角落中,或者就是国王自己的某种幻觉。

从宫殿到城市,从恐惧的声音到美妙的音乐,从敌人到女人,到底是不是对于自身的解放?可是那些敌人,那些声音在宫殿里的时候,是一种臆想,那么在城市里,那种音乐,那个女人,何尝不是一种想象之物,“声音的生命曾经是一个梦,或许仅仅持续了几秒钟,就像是梦一样,外面噩梦却仍在继续。”制造了梦,却是被噩梦围绕,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国王是把自己囚禁在声音里,而不管是宫殿里,还是在城市中,那种噩梦没有消失,那种囚禁的感觉就在延续,“黑暗中又响起一声呼唤,是从囚徒说话的那个地方传来的。那是一个清晰可辨的呼唤,它正在应和那个女人的声音。那是你的声音,是你发出的有形的、应和她的声音,把她从城市声音的尘埃中拉了出来。那是从宝座大厅的沉寂中发出的,迎接她的声音!”

国王的对面是自己想象的他们,再被他们囚禁的时候,国王何尝不是他们想象的国王?这是声音的寓言,在他们的世界里变成声音的噩梦,所以“他们”永远都存在,存在于鼻子的嗅觉里,存在于牙齿的味觉里,存在于耳朵的听觉里。在他们不吃东西的时候,味觉是上帝仪式的一部分,通向神圣的天堂;在他们不制造声音的时候,宫殿是国王的耳朵,拥有的是权杖的统治;在他们没有鼻子的时候,世界就是我的鼻子,寻找香味和女人,但是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在味觉里,所有人开始消化我们,在听觉里,国王变成了囚徒,在嗅觉里,她带来了死亡。他们在我们对面的世界上,而其实,当尝到、听到和闻道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用经验给他们进行了命名,这一种命名带着自身的感官,带着自我的理解,带着我们的角度,于是,那个世界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所有人都在消化我们”,从本质上说,是我们在消化我们自己,是我们在消化当成他者的我们,是我们在消化经验主义下的我们,这是一种封闭的知识阅读,这是一种单一的个体书写,而其实,“不读书的人能够看见和听见很多我们感知不到的东西:狩猎的野兽的足迹,还有风雨欲来的征兆。”已知世界没有了悬念,我们却在这个世界里树立敌人,制造美好,想象爱情,而世界的真正意义是进入那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在1972的《名字,鼻子》,1982年的《味道,知道》和1984年的《国王在听》中,进行了一种经验之外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总是在书写某些未知的东西,也就是说,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尚未书写的世界能够通过我们来表达自己。”所以在已经被书写的世界之外,在被经验谈及的世界之外,在知识包围的世界之外,卡尔维诺在寻找那一个从身边不留意而擦身而过的人,那一个不对话也不是他者的人,那一个存在却没有看见的人,就像戴着土耳其毡帽的人,没有回头的时候小声地说:“您在说什么?午夜的时候她已经死了。”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编号:X38·2160516·1292
作者:【意】达里奥·福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04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32770892
页数:139页

1969年,米兰火车站发生一起爆炸案,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指控为凶手,审讯期间,他突然跳楼身亡。达里奥·福迅速对此事做出反应,在做出精细的调查之后,写成此剧。一名身患演员狂症的“疯子”在警察局偶然接触到无政府主义者“偶然死亡”的材料,他随机应变,乔装成法院的代表复审此案,终于洞悉内情。所谓“意外死亡”,竟是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严刑逼供,将其活活打死后从窗口丢下,造成的畏罪自杀的假象。该剧曾在意大利引起轰动,在两个演出季里,曾连演300场,观众超过三十万人次。达里奥·福说:“演出获取巨大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少,是源自权力机关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伪善谎言,特别是源自他们对国家制度的恣意践踏。我们清醒地知道,我们的铤而走险可能被告发、被指控、被起诉。但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是值得的。”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让丑闻发生吧

我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到这里来是为了重新调查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案。要是咱们立刻开始,你们不会不高兴吧?啊,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加拉辛提·安东尼奥·加拉辛提·安东尼奥·菲利普·马可·马利亚·加拉辛提。
——《第二幕》

加拉辛提·安东尼奥·加拉辛提·安东尼奥·菲利普·马可·马利亚·加拉辛提,间隔号在中间,它串起了一个名字,一个家族,却仿佛连接变成了一种循环,不管是从姓到名,还是从名到姓,其意义是不是属于自我?当胡子和肚子被验明是真的,当法官的任务是重新调查案件,当名字在间隔号中成为唯一,看起来是新的开始,而其实是一种循环,它指向的是原点:依然是和疯子一样的演员,依然被怀疑胡子和肚子是假冒的,依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依然为了调查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而当最后四个警察跌倒在地的时候,当黑暗降临,音乐中断的时候,那剧本的提示上分明写着:闹剧结束。

是真的法官出现才让闹剧结束?是真的调查开始才让循环终结?疯子从窗口掉下去死了,女记者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警察面临着一件案件的调查,那么证据是更明显了,还是依旧隐藏在表象背后?或者说,记者和警察,甚至法官,是会让案件水落石出,还是继续让死亡变成一种悬案?但是在一个有人进来有人退出的舞台之上,不管是疯子还是警察,不管是记者还是法官,他们都变成了演员,真实和表演,模糊了界限,或者让真实在舞台上看起来更真实,是演员的功劳,而把一种表演变成了对于真实的追求,更像是一个悖论,就像疯子和法官原来是同一个演员,却在舞台之上站在不同的情景里,却要面对“众人”的广大观众,那么真实就是虚构,虚构也是真实,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表演得越真实,就越像一个演员,就越能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核心,就越能在其中做出判决。

表演,其实是被表演,被动语态意味着一个有观众的剧场,一个有证人的案件,一个有更正的剧情,一个充满着怀疑论的故事,而当“疯子”成为其中一个表演者的时候,他在被表演的舞台上就不再是疯子,他是,精神病医生,曾任职,帕多瓦大学兼职教授,扮演过,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也曾把自己当成,警察局科技处上尉,最后甚至成为,穿便服的大主教……在每一个角色之前,都有一个逗号,就如疯子自己所说:“逗号是行文的关键!”所以应当把动词和职务之间留下一个“充满讥意味的鬼脸”,一种“发出嘲讽的嘟哝声”的间隔,实际上,就是把演员的身份隔离开来,就像那个间隔号,被放置在名字中间,意味着一种从真实到虚构,又从虚构到真实的循环。

“你曾经两次冒充外科医生,一次自称狙击兵军团的上尉……三次伪装大主教……一次自称造船工程师……这是第十二次……”数字的排列就是一种循环,一次、两次,三次、十二次,其实是从开始而走向一个没有穷尽的未来,而这个循环只有当疯子变成演员的时候,才变成可能,而这种循环在警长看来是乔装打扮的欺骗,在疯子自己看来却是一种真实的毛病:“我喜欢不断地扮演形形色色的人物,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不过,我追求的是真实可信的戏剧,因此我的剧团里的演员,必须全是实实在在的人,不会装腔作势地演戏……”把自己当成一个演员,是为了追求真实可信的戏剧效果,所以这是主动的改变,而当这种主动改变被警察定义为欺骗的时候,就是被表演。

但是在疯子看来,追求真实可信的戏剧,除了像一个演员之外,还在现实中具有巨大的合理性,正是因为成为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才可以在十六家精神病医院里住过,也才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从事精神病医学十六年的精神病科医生,才可以从容接受病人两万里拉的钱,所以疯子的逻辑是基于一种表演,在自己的舞台上走向和现实不相同的真实场景,所以对于疯子来说,他对于表演的最高理想是成为一个法官而不是律师,律师意味着防卫,而法官则意味着审判,“我喜欢审判……判决……镇压……迫害!”审判的意义就是“掌握着随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毁灭或者拯救某个人的权力”,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至高意义,超越凡人,超越警察,也超越律师,超越犯人,当然也超越疯子。

这是一种理想,所以要实现这个理想就要从“疯子”这个固定角色中走出来,而其实在疯子这种表演经历中,他要突破的是三点,一是自己的表演才能,这涉及到自我的知识、学问、经历和经验,对于疯子来说,这不成什么问题,二是必须让自己面前的人信服,不管是警察还是记者,都要不怀疑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当然在这二者之外,还必须有一个潜性的规则,那就是观众的认可,也就是说,演出是否成功,还必须接受观众的评判,当评判像审判一样,却意味着在所谓的法官之上还有另一个上帝,另一个握有大权的上帝,另一个“掌握着随时以他们喜欢的方式毁灭或者拯救某个人的权力“的终极审判者。

表演开始了。二十年时间钻研法律的疯子在警察局趁警长不再的时候,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最高法院的法官要从罗马前来调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死亡的案件,这对于疯子来说,当然是现实自己要成为一名法官理想的最高时机,他可以成为“钦差大臣”,可以通过公众施加压力,可以对警察发号施令,“这倒是一个机会,向我和全世界表明,我具有渊博的学识,完全有能力打进那些号称永远正确无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官的行列……”于是他穿上了贝托佐警长的大衣,戴上他的帽子,冒充来自罗马的最高法院的首席顾问马可·马利亚·马里皮埃罗教授,在警察局长办公室进行了调查。

达里奥·福(1926 – 2016):死亡变成括号里的事件

这是他实现理想的第一步,而最大的困难是过警察这一关,贝托佐警长认识他,把他称作是疯子,因为不管是档案还是本人的面孔,他们都熟稔于心,即使疯子没有被判过刑的记录,是清清白白的,但是贝托佐警长还是发誓,要玷污记录,要把他的犯罪记录留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警察也是一个演员,一个表演者,一个制造谎言的人,而他们的欺骗不是在表演意义上,而完全在现实中。当疯子成为法官开始调查案子的时候,才发现其中充满了谎言。

一名铁路扳道工,被怀疑制造了火车站的导致16名无辜市民死亡的爆炸案,然后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名义被逮捕,最后在审讯中跳窗而死。为什么会成为爆炸嫌疑犯?警察局长的解释是,“我们掌握了一些可疑的线索,这米兰的无政府主义者、扳道工是唯一的犯罪嫌疑人……所以很容易推断,他是……”什么线索?为什么用线索就可以确定他是唯一的嫌疑犯?其实根本没有线索,警察完全是推理,甚至是采用经常做出的欺骗手段,所以“法官”对于这个疑点的质问是: “如果火车站的炸弹是铁路工人放的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那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作出推断,罗马司法部大楼的炸弹,是一位法官放的;无名英雄纪念碑前的炸弹,是警卫部队的军官放的;农业银行的炸弹,是一位银行家,或者一位农业主——由您选择——放的。”

除此之外,在查看对扳道工审讯中案卷,疯子也发现了从“起初他微笑,后来却突然变得恐惧”,发现审讯到自杀有四个小时的时间,疑点重重,而所有的疑点在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法官”面前,一一被识破,疯子把警察的这种行为叫做“做了一件蠢事”:从一开始就是警察随心所欲拘捕了一名自由公民,然后滥用权力,对他的拘留超过了法定的时限,后来又威胁说掌握了他用炸弹制造铁路爆炸案的证据,神经受到刺激之后,警察又故意制造出他的精神除了毛病的假象,然后说要将他解雇,最后,又打击他说在罗马的同志已经交代了案件,承认自己是米兰爆炸案的凶手。在法官看来,就是在警察滥用权力、谎言欺骗、制造假象和不断打击中,他从一名自由公民变成了嫌疑犯,再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最后在彻底的绝望中,喊出了一句“无政府主义完蛋了”,便跳下了楼。

法官理清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作为掌握权力的人,实际上在权力体系里自然变成了事实,所以不管是警察局长还是穿运动夹克的警察,都在这出自己导演的戏剧里变成了“罪犯”,他们也承认自己杜撰了作案的情节,编造了爆炸的动机。警察无疑成了司法制度中丑闻的制造者和实施者,但是这被人耻笑的虚构,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狗日的世界”的愤怒就是在谴责“这狗日的政府”,因为如果不是有人鼓动他们,不是当局制造紧张气氛,如果不是因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那么这样的丑闻也不会发生,他们是实施者,也是受害者,更是牺牲者。如果这个案子按照事实的情况,那么他们可能会真的变成罪犯。

但是疯子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拥有最高的审判权力,当然他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权力让他们“赦免”,实际上,当疯子变成法官,他其实也已经成为制度和权力体系的一员,甚至成为了谎言的另一种制造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开始帮助警察洗清自己,开始了所谓的“反调查”,也就是说,要制造新的谎言,把事实推翻。在法官的提议下,原本不在场的警察局长必须在场,而且要以父爱的姿态,把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还要穿夹克的警察轻轻摸他的脸,对他说:“打起精神来……别这样垂头丧气……你瞧着吧,无政府主义不会死亡的!”最后,还要一起唱起一首歌。在法官看来,事实上的审讯是因为”缺少仁慈,缺少人情味“。

当对于自由公民的审判变成被审判,当对于警察的调查变成反调查,那个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当然也成了“被死亡”。在这被制造、被虚构的现实里,那晚的寒冷没有了,那晚的跳楼变成了意外事故,那晚的审讯变拥有了“开玩笑的方式”,充满了人文关怀,充满了人情味,可是被制造的事实总是会出现破绽,那晚其实是大降温,可是警察都说像春天,那晚警察抓住了一只鞋想要挽救,却发现掉在地上的死者脚上还有两只鞋。“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身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这是疯子的推理,所以那第三只鞋的解释就变成了:“毫无疑问,他穿的鞋当中有一只太大了,而当时他手头又没有鞋垫,于是,他先穿了一只瘦小的鞋,然后再套上那只肥大的鞋。”

一切变得可笑,而当女记者开始采访警察局长的时候,这种可笑变成了讽刺,“他马上瘫倒了,发出临死前的喘息,失去了呼吸的能力。于是,他们打电话呼叫急救车,与此同时又要想法子让他活过来,便打开窗子,把无政府主义者抬到窗台上,身躯的一部分伸到窗子外面,这样,午夜新鲜的空气能够刺激他,让他苏醒过来……”这是疯子帮助警察进行解释,而这时候他不是法官,在记者面前他是警察局科技处马卡托尼奥·班齐·皮齐尼上尉,也就是说,在死者的技术层面上,他是绝对的专家。所以在所谓的皮齐尼上尉的技术分析中,女记者得出的结论是:意外死亡。

意外死亡,却并不能掩盖越来越多的犯罪现实,疯子告诉记者,无政府主义者是制造了各种爆炸,因为“巴枯宁是个贪得无厌的人”,所以记者的疑问变成了:“在迄今发生了一百七十三起爆炸案,平均每个月十二起,每三天一起;在这一百七十三起凶案中(念手中的一份材料),有一百零二起经查明是法西斯分子策划的,而在余下的七十一起凶案中,一多半有着可靠的犯罪线索,也同样是由法西斯分子或者相似的组织策划的?”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只不过是被法西斯分子利用,诱导他们去“实施一项其犯罪性质不容置疑的凶案”。而在这个时候,疯子又变成了政府的代言人:

百姓要求真正的公正吗?我们则采取行动,让他们满足于较少的非正义;工人们嚷嚷,要结束野蛮剥削的耻辱,我们则努力让这种削少一点儿野蛮的气息,让工人们不再感到耻辱,但依旧遭受剥削;工人们要求工厂里不再死人,我们则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并给死难者家属增加一点抚恤金。人们要求消灭阶级……我们则想办法消除阶级之间的巨大差异,或者说不让这种差异过于扎眼!人们需要革命……而我们则要去搞改良……五花八门的改良……把他们淹没在改良之中。或者说,我用种种改良的许诺去堵他们的嘴,因为连改良我们也永远不会去做的!

从疯子变成法官,从法官变成技术人员,从技术人员变成政府代言人,疯子就在这不同的角色间转换,而面对“那秃鹫一样贪婪成性的记者”的咄咄逼人,疯子又变成了大主教,因为他要拯救警察,而赶来知道疯子身份的贝托佐警长却被警察局长和穿夹克的警察封住了嘴。真相被封住了嘴,而且还被打了镇静剂,是让真相永远藏在表演之外,是让舞台全部交给演员,而实际上,这出充满舞台情景的闹剧,完全是在背离真相,而疯子,除了帮助警察“反调查”,除了认定嫌疑人“被自杀”,他自己也被推向了不可控制的“被表演”情景之下。

玻璃球的眼珠掉了,木腿和假手掉了,甚至还掉下一只女人的手,身体也是虚假的,也是伪造的,而坐在舞台之下的那些观众在被疯子认为是“真正的奸细”的时候,也见证了一出闹剧的真正落幕。“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我要人们都接受正义与真理,我将竭尽全力让那些丑闻用最轰动的方式爆发出来……”疯子用大主教的身份引用了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话,仿佛他也已经变成了俯视众生的上帝,而面前这个国家在他眼里自然变成了一个腐败的国度:“……你们不必害怕,从腐败中将建立权威。让丑闻发生吧,一个更持久的国家政权将由此诞生!”

丑闻的确在发生,警察滥用权力,记者恶毒攻击,法官制造假象,而疯子也满足了自己成为演员的欲望,诈骗者、冒名顶替者、演员狂躁症以及伪造者之外,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当疯子的谎言被戳穿,并不意味着真相的到达,那个看上去假的爆炸装置却最后在灯光灭掉之后,发生了可怕的事情,疯子“像一只疯狂的鲸鱼一样冲了下去”,从窗口,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像是朝着窗口扑下去,像是不小心跌下去,像是意外死亡,却其实,却是被权力、被谎言推了出去。

审判变成被审判,调查变成被调查,自杀变成被自杀,被动语态的舞台上,“我们既没有过错,也没有任何责任!”当穿运动夹克的警察这样说的时候,底下的观众回答:“没有任何责任!”一幕幕丑闻,一出出闹剧,真正的上帝似乎就是他们,他们看见了一切,他们见证了现场,他们又做出了评判,而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是疯子,都是骗子,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都是自杀的人。而当那个胡子男走上舞台,当法官出现,当胡子和肚子都变是真实,他对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调查,无非就是另一个循环的开始,因为,“没错儿,他就是个疯子……”

江湖奇侠传(上、下)

编号:C27·2160421·1291
作者:平江不肖生 著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201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2.00元亚马逊17.70元
ISBN:9787540766245
页数:1027页

“至此书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固为不肖生之能事。”在文学与武术上均有深厚造诣的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中国武侠文学中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物,一生共著有武侠小说十二部。1922年,应世界书局之约开始专心从事武侠作品的创作,而《江湖奇侠传》是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处女作,书中以湖南平江、浏阳两县争赵家坪为引子,以昆仑、崆峒两派的恩怨纠纷为主线,围绕“侠”字,写出了多位剑侠的传奇人生与精彩事迹,并在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正义必胜邪恶的观念,使得“侠”的精神初露苗头。本书首开武林门户之争的写作范式,对后世武侠创作具有深远影响,《火烧红莲寺》、《投名状》等影视作品,均以本书为滥觞,更增添了本书的魅力。


《江湖奇侠传》:写不尽的奇人奇事

江南酒侠复说道:“便在你们二派之中,也何尝不有死伤者。试想,修道是何等艰苦的一桩事,不料,经上了不少年苦的修炼,却为了这么一件不相干的事,而受下了伤,甚而至于死了去,这又是何苦值得呢?”
——《第一百六十回 悲劫运幻影凛晶球 斥党争谠言严斧钺》

把争斗当成门派的劫运,并非是因为在打打杀杀中使门派之间陷入不停歇的死亡,而是在介入平民百姓的矛盾中,违背了修炼的本意,甚至破坏了所谓的“道”,所以当江南酒侠的水晶球上现出未来的征兆,便劝说各派退出争斗,重新回归到江湖的格局中,实际上,水晶球无非是江湖和民间的两种现场的分界标志,正如江南酒侠的意义,是“挽回这个劫运”,是将“一切都消灭于无形”,是干了“一件大功德”。

像是一次对于“道”拯救。本来到了打赵家坪的日子,无论是昆仑派还是崆峒派,都把这种民间的争斗当成是“天地大的一桩大正经”,所以双方在摩拳擦掌中各求制敌取胜之道,也想把自己的奇绝武功展现出来,但是在两派俱伤的结局面前,所谓江湖其实已经乱套,一年又一年,消损的不仅是各派个人的精力,也对于门派本身来说,也是违逆于道。水晶球上到底出现了什么,而使江湖遭受劫运?那里是赵家坪事件造成的死伤惨状,那是“水陆码头”之争出现的流血悲剧,而上面映照出的主人则是那些平江、浏阳二县的农民,也就是说,这本是两地农民之间的决斗,是无关江湖恩怨的,而正是因为两派介入到其中,使得争夺赵家坪变成了门派恩怨,而这种恩怨对于两派来说,陷入到一种无穷无尽、“等待明年再来”的循环中,也就是江湖规则屈从于民间规则,而这种屈从看起来更像是盲从,正如江南酒侠所说:“须知道,平江、浏阳二县农民的年年打赵家坪,已是极无聊的一桩事,你们以极不相干的人,更从而助甲助乙,也年年地帮着他们打赵家坪,这更是大无聊而特无聊的了。”

大无聊而特无聊,这是江湖门派对于这场农民争斗的定义,所以在违背了修炼的本性之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争斗中退出来,水晶球的幻象归于沉寂之后,现出的十二个大字表明了这样一种“无聊”的状态:“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退出其实是回归到原则,那就是江湖的意义在于修炼,而不在于争斗,在于保存门派的尊严,而不在于介入民间疾苦。水晶球是划出了一个终点的标记,这种退出的想法看起来是为了凸显江湖的纯粹,是为了各自的修炼,而其实,更像是一种避世思想。

“巨干盘空,奇枝四茁,豪情侠态,跃跃纸上”,这是赵苕生对于《江湖奇侠传》的一种概述,不管是豪情还是狭态,最关键的是“奇”,正是这种奇,才显出江湖人士的本性,也显出真正的门派不参与俗世的态度,所以在平江不肖生“措词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的故事里,起着重强调的是“奇”,奇事、奇人、奇功,在他看来,奇是江湖最本质的特点,一开卷所写的柳迟,就是一个奇人,长到四岁,几乎都是在病中度过,甚至好几次已是死了过去,到了五岁也不能单独行走,而且柳迟的相貌奇特:“两眉浓厚如扫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个一字;两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时候,被眼中排泄出来的污垢胶着了,睁不开来;非经陈夫人亲手蘸水,替他洗涤干净,无论到甚么时候,也不能开眼见人;两颧比常人特别的高,颧骨从两眼角,插上太阳穴;口大唇薄,张开和鳜鱼相似;脸色黄中透青;他又喜欢号哭,哭时张开那鳜鱼般的嘴,谁也见着害怕。”

也正是这种奇特的出生和成长,让他契合了江湖的特性,七岁的时候猛然发现他能把《论语》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且过了两年,练成了奇特的本领,凡是在一起的物件,只要被他看见,能够一个不差地说出来,而且他还不愿和小孩一起玩,只喜欢和六十七岁的老头子亲近,他在和叫花子在一起三年时间,就拥有了背上驼七个袋的资格。柳迟无非是一个标本,出生之奇,性格之奇,经历之奇,奇奇怪怪的最后便是孑然独立,超然于俗世之上,对于他来说,现世中的规则不适应他,所以他具备了超越民间的特点,所以与家人不辞而别,寻找得道之路,四处拜访高手,而在他看来,高手的唯一特点也是“奇”。

奇是一种反叛,是一种独立,当然,当告别了现实生活,奇的更大意义在于拥有超凡的本领,所谓奇高的武功,变成了江湖的一个标配。柳迟在千辛万苦中奇遇了黑茅峰调鹰的老者吕宣良,并拜他为师,而吕宣良送给他的一本书就是《周易》。奇特出生、离别父母,其余高手,获得秘籍,在柳迟的身上,平江不肖生建立了一种“奇侠”的标配,而正是这种标配,江湖世界才渐渐打开了。不管是放牛童解清扬的千斤闸武功,还是智远师傅“八百罗汉先期白日飞升”的功行,都让江湖世界涂上了奇幻色彩,也使之脱离了现实的平庸。

平江不肖生:武侠小说的“奇”葩样本

拥有奇绝的武功,到底是什么目的?当初柳迟在清虚观拜笑道人为师的时候,就说过是为了“于野老之中能见至道”,那么什么是“至道”?柳迟没有详述,他只说了一句“超拔弟子,脱离苦海!”超拔当然是针对俗世而言,苦海也当然是没有修炼的人才有的宿命,所以至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告别人世的种种困境,包括生死,包括贫富,其实从柳迟的出生来看,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苦海“感受,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奇幻世界的追求,所以当平江、浏阳两县县民争夺赵家坪之事发生之后,当昆仑、崆峒两派弟子助拳争夺赵家坪“水陆码头”的时候,对于他来说,则是找到了一种介入的机会,找到了苦海的缘由。

所以,赵家坪之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奇幻的江湖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以现实事件为线索,才能凸显江湖修道者的意义,也才能从中达到“脱离苦海”的目的。所以江湖并非只是天高皇帝远的世外,它必须介入现实,必须制造困境,也必须从中寻找到机会。赵家坪是起点,延伸出的是善恶对立,是报仇雪恨,是门派之争,而所有这一切,在现实的铺垫中也隐约拉出了那一根“道”的线索。

现世是混乱的,混乱之中当然善恶对立,而奇幻的江湖中,自然也有善有恶,有超越的高人,也有迷恋世间的恶人。周敦秉学了道术,却并没有用在正事上,却年少风流,“湘潭有名的娼妓,他十九要好”,于是所谓的采补功夫,只不过是用来勾引女人,而且还是那些娼妓;道士潘道兴略通的是邪术,会几手拳脚功夫,却性情凶悍,他不仅在赌场里作威作福,而且和毛氏通奸,当淫荡之事被毛氏丈夫的母亲撞见,两个人又用邪术设坛诅咒四十九日,拔出了眼中钉,而毛氏更是恶毒,竟将死去的婆婆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然后“翻尸倒骨地弄了一会,用符水炒热许多铁菱角和川豆子,盖在尸骨上面,仍旧埋好。”为的是不让她的鬼混半夜来骚扰。还有笑道人的徒弟戴福成,也是讲目光对准曾经恋着的妓女,而且在学了法术之后所贪欲的那些钱,为的是“快乐快乐”。

最著名的当然属于“火烧红莲寺”,那一个红莲寺,表面上看是无垢和尚募化银钱而盖造,但其实是盐枭张汶祥拿出钱来修建的,木器也是“为他自己将来下台地步的”,所以在这个看起来清净之所,里面的肮脏勾当却无处不在。张汶祥和郑时平时杀戮官府,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当看到仇家的女儿时,也不放过,不想乱娶柳氏姊妹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他们从马心仪那里骗取了官职,却又受制于他,甚至自己的妻子也被马心仪所占有,甚至光明正大在他们面前行淫荡之事,郑时本也是个好色之徒,将仇人之女骗做老婆,不想却被马心仪霸占,想要报仇却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而马心仪在最后逃路无果的情况下,竟然在遗嘱中将柳氏姊妹处死,因为他的罪行若被揭穿出来,清廷必认为他死有余辜,反倒被张汶祥得了一个义士的好名声。

不管是道士、和尚,还是官员,似乎都在沉溺在欲望世界里,所以那种恶自然受到了报应,而对于恶的报应自然是所谓的德行,所谓的道,周敦秉用道术行恶之事,他的师父智远和尚对他的惩戒便是七星针:“居士此后如能确遵令师梦中的训示,一意修持,贫僧愿助一臂之力!若眨眼就把那训示忘了,这番即算保得住性命,搽以后随时随地,皆难免不再有七星针飞到居士背上来!”而戴福成之事被揭露之后,笑道人对他的告诫是:“道家其所以需用法术,是为救济人,以成自己功德的。是为自己修炼时,抵抗外来魔劫的。谁知你倒拿了这法术,下山专一打劫人的财物,造成自己种种罪过。”所以将他的道术尽废,让他重新开始做人。而红莲寺的罪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一把火烧之,而淫荡的潘道兴,最后则死在了欧阳后成的枪口下。

“你此刻拜师,须拜受师傅的戒律,发誓遵守。第一戒妄杀,第二戒窃盗,第三戒邪淫,第四戒酗酒……”这是后成的师父方振藻提出的戒律,而其实这只不过是对于徒弟的一种表面功夫,当后成问:“师兄屡次犯了,侮么却不灵验呢?”方振藻便说:“我发的本身咒,是一辈子也不会灵验的。因为我当日发的誓,是倘若犯了戒,就得死在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手里。我的道法,休说未成年的小孩不能制死我,我敢说当今之世,没有能死我的入。我怕甚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道具有双重性,对人的约束和对自己的规范,完全不在一个系统里,而遵守或者破解的唯一标准,就是谁的法力高。所以昆仑和崆峒介入到赵家坪之争,更多的只是展示自己的道术,和正义无关,甚至两门派之争,背后还有更大的觊觎者,哭道人的徒弟赛半仙就设下计谋:“如今我们要想个法子把这昆仑派灭了去,不但是把昆仑派灭了去,并连这崆峒派,也要使他们同归于尽。”

所以奇绝的江湖无非是道的江湖,甚至只是道术的江湖,所以所谓的“江湖奇侠传”对于“侠”的定义基本没有涉及,只是偶然提及,比如甘瘤子作为强盗,和绿林强盗有分别,他们有许多禁忌,其中之一便是不是见钱都要:“读书行善的,和务农安本份的人家,不问如何富足,他们也是不去劫取的。有时不曾探听明白,冒昧动手劫了来;事后知道劫错了,仍然将原物退回去。平日所劫来的财物,总有一半,用在周济贫乏上头。”所以江湖上称他们这种强盗,也加上一个侠义的名目。强盗是侠义的强盗,而罗慎斋的脾气里,“生平第一厌恶的,就是贪官污吏”。方绍德收卢瑞为徒的时候,就告诫他“不许干预国家政事”,“我这道法,传自佛家,佛家是不许干预国家政事的,那怕昏君临朝,奸臣当国,我门下的弟子,永远不许有出来干预的事。”这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但是这种态度遭到了吕宣良的反对,他对柳迟说:“我们修道的人有什么国?有什么家?只问这事应干预不应干预,不能说谁的事就可以干预,谁的事不可以干预。”

对于国家政事的干预,当然是入世的做法,吕宣良认为修道的人干预国家之事,重要的是事件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而不是针对某个人,这样的标准在善恶对立中,也是泾渭分明的,而正是这种泾渭分明,使得人物基本在扁平状态中,程式化明显,甚至所谓的善人和恶人也从来没有感情发展的铺垫,正如里面的笑道人和哭道人一样,分列在两派,争斗也无非是哭和笑到底谁的功力更大,正如哭道人写给笑道人的信中说:“笑之与哭,为极相反之名词,而处于极反对之地位,固夫人而知之。……我二人倘能不藉助于其他法力,而即以此‘哭’与‘笑’二字为武器,相巫见于战场,一较道力之高下,或亦为别开生面之举,而足为一时之佳话,道友傥亦有意乎?”

哭和笑,恶与善,根本不关乎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关心国家的困境,当然也根本不关心民间的疾苦,所以“奇侠”的江湖是单一的江湖,是封闭的江湖,是技艺的江湖,而在告别了“鸳鸯蝴蝶派”的缠绵故事之后,平江不肖生也树立了江湖规则,善恶对立、报仇雪恨、门派之争以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江湖世界形成了一个样板,而这个样板对于小说创作来说,其实在开创新风格的同时,也陷入了窠臼,在“写不尽的奇人奇事”的计划中,为了追求奇绝的效果,却把故事的主线埋没了,甚至可以说,小说根本没有什么重点,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在“奇”的指引下,没有多变的性格,没有起伏的故事,往往一条线索即将形成,冒出一个新人,便又开始将笔墨转向新人,而在对新人的叙事过程中,又冒出来新人,便又开始转折,所以人物目不暇接,却几乎没有有血有肉的形象,对此,平江不肖生解释说:“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凡是在下认为义侠的,都得为他写传。从头至尾,表面上虽也似乎是连贯一气的,但是那连贯的情节,只不过和一条穿多宝串的丝绳一样罢了。这十几回书中所写的人物,虽间有不侠的,却没有不奇的,因此不能嫌累赘不写出来。”追求奇的效果,放弃了材料的组织和加工,“以中国之大,写不尽的奇人奇事,正不知有多少?等到一时兴起,或者再写几部出来给看官们消遣。”

而在106回之后,平江不肖生竟然因为其中国奇人奇事太多而搁笔不写,而后续的赵苕狂基本上沿用了平江不肖生的写法,也是在没有主线的杂乱中书写奇侠故事,而这种只追求一时好奇的效果,其原因竟然是为了“写作换钱”:

在下近年来,拿着所做的小说,按字计数,卖了钱充生活费用。因此所做的东西,不但不能和施耐庵、曹雪芹那些小说家一样,破费若干年的光阴,删改若干次的草稿,方成一部完善的小说。以带着营业性质的关系,只图急于出货,连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没有。一面写,一面断句,写完了一回或数页稿纸,即匆匆忙忙地拿去换钱,更不幸在于今的小说界,薄有虚声。承各主顾特约撰述之长篇小说,同时竟有五六种之多。这一种做一回两回交去应用,又搁下来做那一种,也不过一两回,甚至三数千字就得送去。既经送去,非待印行之后,不能见面,家中又无底稿。每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多至数百,少也数十,全凭记忆,数干万字之后,每苦容易含糊。所以一心打算马虎结束一两部,使脑筋得轻松一点儿担。

带着营业性质,只图急于出货,甚至自己修订审核的时间也没有,连故事中的人物也是虚构了忘记了所以,这或者也是卖文度日的一种尴尬,而在这种功利性的写作中,不仅人物扁平,结构松散,主题混乱,甚至也是对于创作的一种亵渎,就如那水晶球上的“多年修炼,毁于一旦,何苦何苦”的十二个字,是劝江湖门派退出俗世之争,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警示,修道是一件苦事,只是为了赚钱卖文,何来为文之道?所以“本书借此机会,也结束了下来,不再枝枝节节地写下去了”也算是对于这样的写作搁笔的态度。

脸之书(1、2)

编号:C28·2160421·1290
作者:[台]骆以军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55.00元亚马逊15.80元
ISBN:9787549554591
页数:484页

“我们常说单一个体的记忆,比起一座城市的记忆,就像一滴水小时在大海中。但城市有时又年轻又无情地无法消化时间过于悠长的单一个体。”城市的记忆属于压挤逼仄的空间,属于贫瘠苦闷的情感,而那些个体的记忆里,却是青春、欲念、生命和爱。神光笼罩、梦幻蒸发的传奇少女;独守废墟古厝的老人们,把出租车当育婴房的女司机,他们生活在一个压挤的世界,他们都在演同一出戏,然而正因为如此,便有那相逢时的会心微笑——你会懂得他们,他们会懂你,虚无浸泡的夜晚,那些熠熠发光的诈骗挑逗短信,竟也懂得用“寂寞”这个词;而游泳馆置物柜随手可见的号码牌,原来是上帝作弊彩票给你中的摩斯密码……《脸之书》是骆以军《壹周刊》专栏文章的终极精选,它勾勒那些偶遇却难以忘怀的脸孔,倾听那不堪埋没的人间世情。浮生聚散、往事微茫,在一部令人目不暇给的城市浮世绘里看见自己。


《脸之书》:看得见的城市

似乎每一个“许多年后……”的句子都会成为一篇好故事。
——《多年以后》

Book1和Book2,脸之书的这一面和另一面:这一面是眼睛和鼻子的线条,另一面是嘴巴的轮廓;这一面是看见和闻道,另一面是说话和表达——一个光秃秃的脑袋,一个简笔画的脸,如何面对生活的城市?“这是一座夸张的城市:不断重复着一切,好让人们记住自己。”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写在题辞上,这是这一面的城市,重复而夸张,是为了让人们记住,而在另一面,一样是《看不见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却变成了记忆:“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重复而夸张的城市,重复而夸张的记忆,都是为了一种确定的存在,就像原本分列两册的脸却分明合在了一起,那灰色的腰封从Book1的封面,绕过书脊最终包围在Book2的封底,它连接着Book1和Book2,甚至包容着这一面和另一面。是不是看见、闻到和言说可以合二为一?是不是视觉里的城市和被叙说的城市就是同一个地方?只是在包围的腰封之外,却分明打开了一个口子,允许翻阅,允许进入,允许看见,也允许看不见,那里是压挤的城市,是密闭空间,是你来我往,是虚张声势,是重叠的情感,是模糊的记忆,是逝去的梦境,而最后依然在这面和另一面合二为一的时候,在腰封连接而包围的时候,看见其实就是看不见,看不见也是看见:城市是一个存在,它不会以看见和看不见的方式消逝,也不会在看见和看不见的状态中虚构。

首先或者是看见,睁开眼睛,也是从那一个留着的进口出发,是一条“末日之街”,那里有感伤的故事,那里有孤独的时光,那里有虚拟的存在,“我们活在一个蜂巢状全景像钟壳内部齿轮自主运转到这般地步的一个社会,或一座城市里。”蜂巢状的全景,是每一个人的存在,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却是挤压而单调的,却是渺小而封闭的,但是在内部,齿轮却在自主运转着,它告诉你早晨和傍晚,它带你走进白天和黑夜,它经过年轻和苍老——这是时间赋予的原始状态?这是生活给予的存在方式?但是蜂巢状的全景世界里,在人们如幽灵穿过的广场之上,在不被知晓混在同类的成长之中,那自住运转的并不是时间,而是自己。

那个无声无息退出社团的女孩,并不是因为讨厌社团里的“红夹克”,而是在喧闹的世界里独自面对消失的幻术,原本挤满人的广场,原本积极抗争的运动,最后剩下的是漫天飞舞的垃圾,是堆成小山的矿泉水空瓶,空空荡荡回应着一个出院的病人,“问题是,那整个过程,这些警察,像把我们当透明人或幽灵那样穿过我们。”人之存在和不存在,像是虚幻的一个事件,它的热闹会带向一种权利?它的消失会终结一种故事?无非是感伤而已,甚至当年广场权力核心人物成为金融操盘手之后,在婚礼那天却和相交数十年的情人度过了最后一次春宵,而完事之后,既没有回到新婚妻子身边,也没有进入说谎的“南部开会”议程,而是跑去另一个房间,“然后召妓”。

感伤的故事,因为那内部齿轮就在那里自主运转,情人和婚姻,事业和政治,都远离最后的那一个夜晚,轮盘如一家机器,是不带着太多的情感付出,无非是回到物欲的状态。而留在那里的人呢,情人,妻子,还是那个从医院出院的她,似乎早已经被自主运转的齿轮所排斥,看起来是“孤独时光”,就像被父母遗弃的小孩,但是那一对美丽的兄妹,身为私生子却混在人群中是融合的,看不出他们本和这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成了“一群爬在一起悲伤的蜥蜴”,“无从分辨出其实是孤独到只剩己一人的那个……”

也是合二为一,却是荒谬的,而分开同样只不过是离开了那一个个齿轮,在自己都无法确认的世界里被抛弃,所以十岁父亲去世、母亲和男友去了大陆的慧宁,生活是“对自己负责,想办法生存下去”,所以那一对兄妹,毫无隔阂的和那一班人在一起,自己和他人,其实都在末日之街里成为另一种幽冥可悲的风景:“我们总想讨好取悦那些不喜欢我们的家伙,我们不惜交出自己,让尊严被蹂躏,把正常人不可能承受的强暴和屈辱视为某种试炼。”

末日之街本就呈现着这个城市看得见的风景,而这也无非是“砸碎的时光”,作为工人的我们,接到的任务是将全新豪宅里至少两三百万的装潢,要在一个小时内全部打烂、砸碎,豪宅里的一切是城市看得见的存在,它或者代表财富,或者代表地位,或者代表权力,最后却是砸碎的命运,而承担这项工作的是底层的那些工人,通过暴力,通过破坏,将财富、地位、权力都变成废墟。像是一种颠覆,可是只是某个命令而已,站在高处的还是那些财富,那些地位,那些权力,而带给工人的无非是这样一种命运:“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臂、腰脊、膝盖,甚至脸颊到脖子处的肌肉,全浸迷进一种无比舒畅的暴力狂欢。”

是那一幢两三百万的豪宅,还是那暴力狂欢的肌肉,代表着自主运转的齿轮?当破坏和颠覆变成一种命令,砸碎的无非是自己的时光。那老旧公寓地下室里都是给流浪汉、酒鬼或流莺偶尔借宿的大通铺,那平安夜的KTV里是像戴着某种仿佛面具的虚假美少女,那盲人按摩院里是像“十数只白色小生物窸窸窣窣静默地啃食着桑叶”的群盲,那暗街深处包围着荒凉艳丽、腴白芬芳的女孩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秃顶、皱脸、全身邋遢,有的戴了粗黑框眼镜的阿伯”,“岁月静好”在何处?平安夜的“平安”在哪里?或者如幻灭的梦,或者是游戏一般的虚拟,美少女梦工厂、偷菜游戏、变形金刚,代表着永恒欲望,却又被岁月强压在世界的底端,连Q君看见桌子那边的妖丽娇媚的女子坐在男人身边,都会怀疑是自己的女友投身在别人的怀抱:“或许是我心魔投射的幻影,我内心底层,本就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撞见这一幕”。

只不过是幻觉取代了现实,只不过“砸碎”了真实,暴力狂欢也罢,欲望投射也好,城市的夸张,在于每一个人的夸张,城市的虚伪,在于每个人的虚伪,而现实在别处,“他知道当他走出那房间,站回那冷酷异境的水泥建筑车道时,那已是另一个和本来的世界并不相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里是欲望,是权力,是政治,是暴力,而这个世界是伤感,是孤独,是虚拟,是想象,却又不想让自己在人群中犯错,又不想让自己陷入孤独,于是,在那辆车上,根本没有尿意,没有颠荡,没有膀胱的鼓胀感,没有塑胶瓶装芦笋汁,没有尿裤子还惨的尴尬,没有司机在后弧镜里恶戏的笑脸,只有端坐在开往山城的公路上,只有坐在自己位置上从未改变的姿势。

城市终究是被看见的,被看见的街道,被看见的夜晚,被看见的咖啡屋,被看见的男女,被看见的豪宅,被看见的地下室,夸张而重复,为的是最后确认一种存在。这是城市的一面,看得见的城市里看得见的那张脸。而在“咖啡时光”之后呢?在“巫云”这个曾经和许多人一起相聚一起聊天的地方,为什么只剩下故人“老五”?“一头胡椒灰白枯发披垂至胸前,咧嘴笑时牙掉得差不多了,像印象中中世纪长发络腮、指甲蜷曲如蛇蜕、形容枯槁的苦行僧”,头发、牙齿、父子、指甲,这是看得见的老五,却也是看不见的老五,那些人去了哪里?那些黑胶唱片烧友、玩剧场或搞运动的又去了哪里?甚至不过两百米的巷子里,全部变成了各式小料理店、摊贩、流行服饰、二手书店、小咖啡屋、快可立式茶饮小铺……

时光老去了,就像老五,而回来的我开始寻找的“那个我”,却“突然调校钟表刻度如镜中影出现”,是的,在咖啡时光之后,在看得见的城市之后,需要的是一种记忆。以及由你和我构成,是由我们构成,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像站在对面的两个人,还是可以一起聊天一起回忆一起说去三岁时妻子带过的安安。父母离婚,后来母亲又去西班牙学画,小孩子总是赖着年轻的妻子,这是一种“宛若家人”的感觉,但是却只是住在那一段时光里,现在连“巫云”都已经不再,安安又会去了哪里?“她已是高中生咯。长大咯,一直跟着老爸。上回来过我店里,长得漂亮噢,不过外型上看有点……叛逆。说在玩乐团,要找人学电吉他,头发嘛,反正很酷的样子……”现在时,却早已经沉浸在心不在焉、对未来忧惧迷惘的空气中。

和安安一样,在记忆之中曾经还有在跌跤之后具有忍受痛苦意志的母亲,还有靠一群少年仔打天下的米哥,还有为家庭女教师梦遗的伙伴,还有从鼻子里喝下牛奶从眼睛里喷出来的二人转演员“侏儒”,还有腔调、气质是不折不扣的澎湖台妹却是外省人的阿咪……他们都在我的记忆里,也在城市的记忆里,但是当“宇宙旋转门的魔术时刻”到来的时候,记忆也无非是一个重复而夸张的存在,母亲“忍痛的意志终于顶不住那重摔造成的内部坏毁”;米哥的名字早已经被人在二十多年后从“他生命里被涂抹销掉”;电影院里用手肘去顶自己家教老师的乳房和在梦中预见一架飞机的空难的伙伴,终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地消失了;而阿咪呢,终于离开小岛双脚踏地地生活,“如人鱼换上套装、高跟鞋伪扮混迹于人类的城市”。

而在这些记忆之中的人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外,那些记忆之中的事呢,仿佛也逃不出重复的命运:和孩子在大年初七放烟火,“我们两造各自对着河面零星射出的小朵焰星,和一旁那整群人用各式装备以镇压随时从那坏毁建物中矗立而起的恐怖火神之妖魔相比,简直微渺得滑稽。”但却烧着了那一辆水肥车,留下的是开车老夫妇的谴责;想起三十年前的一盒金箔滤嘴的彩虹烟,“像那时代的西门町,反而是一种废弃游乐园般的怀旧、老派、蛾翅粉屑坠落般的陈年纪念物了。”想起“烟雾弥漫,音响轰然嘎响,偶被邻桌美丽女孩尖笑声戳破”的温州街……可是当城市再次被看见的时候,那些记忆留下的也只有影子,影子世界入魔术,如幻术,如不存在的假象,我作为一个“种树的男人”,终于在疯狂地搬了近四十袋土和各种植物到五楼之后,终于腰椎变形错位,那“空中花园”像是对于我最好的慰藉,却也是破碎时光最后的物证,而损毁的身体或如记忆一样,再也无法回来了。

“对我而言,这个夏天是真正过去了。”夏天过去,时光过去,记忆过去,城市也走向了看不见的现实,一觉入梦的感觉,但毕竟还可以留存那一些梦境,“梦十夜”仿佛是最后留存着的片段,幻术一般,启示着曾经存在、未曾走远的记忆,于是在我家对面和平教会被拆除的时候,我梦见了“极靠近幸福的时刻”:“一种浓郁的树干木材、树叶青草味、树根湿泥的芬芳将我们包围……”于是即使在嘶嘶嘶的瓦斯外泄声传来的时候,他也梦见了和前妻在参加完大学同学婚礼后说了一句:“别回去了吧?我们找间旅馆过夜。”梦中有美好的气味,有美人儿,而一个梦却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许多年后”,许多年后遇到了现实,许多年后遇到了变故,许多年后遭遇了变化,许多年后是看不见的城市,但是在梦中的许多年后,她却还在设想着一种在一起的生活:“许多年后,我如果被困在一个状态中,我是假设啦,变老了或是变丑了,更可怕是变傻了。不一定啦,总之变成现在的我也不喜欢的那种人……困在那里头出不去,也许是一幢豪宅,也许是精神病院,也许是一座小岛,没有人知道我被困住了。你会不会来找我?”

“会的,我一定会的。”这是回答,梦中应答,梦中的许多年后,永远有一个“堆满我破烂什物的书房、我的卧室,还让我觉得安心、隐秘”的旅馆,“似乎我需要的不再是任何可能的旅行,而是旅馆。”是的,每一个梦都是“幸福又虚荣的时光”,每一个梦里都可以看见美好,每一个梦都在真实中看见自己,梦是另一个世界,梦中的我们是另一个我们,梦中的城市是另一个城市,重复而又夸张之后,是被看见的存在。

岛上书店

编号:C55·2160421·1289
作者:【美】加布瑞埃拉·泽文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5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539971810
页数:271页

这是一座被各种荣誉装点的“书店”: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这是一座被编辑、名人、媒体推荐的“书店”:“一年之内,《岛上书店》畅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冰岛、波兰、加拿大、土耳其、以色列、巴西、日本、韩国等25国,是感动全球千万读者的阳光治愈小说。”书店的招牌上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所以热闹甚至喧闹的畅销背后,是一种“去孤岛化”的应景,而人到中年的A.J.费克里被一个神秘包裹所拯救,是关于书的一个寓言:“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如何重新找到牵挂,书,爱情,宴会和欢笑,以及一切美好生活。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最艰难的那一年,将人生变得美好而辽阔。”


《岛上书店》:中篇属于灰色地带

关于政治、上帝和爱,人们都讲些无聊的谎话。想要了解一个人,你只需问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本书?”
——《好人难寻》

谎言的对面是真话,好人的反面是坏蛋,“最喜欢哪本书”可以参考的是:不喜欢哪本书。红色的封面上写着:“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硕大的腰封覆盖下,在漂亮的书签衬托下,在精致的折页点缀下,一本书是如何也不会成为孤岛的,这是“现象级全球畅销书”,这是“25位美国读者含泪推荐”的书,这是“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1名、美国图书馆推荐阅读第1名”的小说,全球畅销、含泪推荐以及名列榜首,还有谁会让它成为孤岛?还有谁不喜欢这一本书?

可是,它仅仅是放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它和现在手拿图书的读者无关,和此刻翻开第一页的读者无关,和没有去过孤岛的读者无关,实际上,阅读是拒绝先入为主的,甚至也无权把政治、上帝和爱,都称之为“无聊的谎话”,也不会把热力推荐的小说当成是人生必读,实际上,最喜欢和不喜欢构成的对立关系,只是一种阅读的两面,就如A.J.在奈特利出版社销售代表阿米莉亚推销冬季书目后,列出的是他不喜欢的书,在用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图书里,在书店、咖哩饭、死去的妻子的孤独生活中,他不喜欢的书也是一个长长的数目,不喜欢的是心情,书之于书,仅仅代表着阅读者的心情:

我跟你说说我不喜欢什么好吗?我不喜欢后现代主义、后世界末日的背景、已亡故的讲述者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对那些按说是机巧形式的设置、多种字体、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的照片——根本说来,任何一种花招——我都几乎没有共鸣。我觉得关于大屠杀或者世界上任何一种大悲剧的虚构文学作品都令人反感——拜托,这些只能用非虚构写法。我不喜欢按侦探文学或者幻想文学的路子来写类型小说。文学就是文学,类型小说就是类型小说,混搭很少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不喜欢童书,特别是有写到孤儿的,我也不想让我的书架上有很多给青少年读者看的书。我不喜欢任何超过四百页或者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我厌恶电视真人秀明星请人捉笔的小说、名人的图文、体坛人物的回忆录、搭电影顺风车的版本、新奇玩意儿以及——我想这不用说——关于吸血鬼的书。我几乎不进处女作、鸡仔文学、诗集和翻译作品。我也宁愿不进系列书,可是钱包的需要让我不得不进。

这本被腰封、书签和折页包装起来的书,不是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没有多种字体、没有照片,也不是关于大屠杀或大悲剧的虚构作品,也不是给孩子讲述奇幻色彩的童话,也不是和名人、电影有关的回忆录,当然更不是处女座、鸡仔文学,不是诗集,也不是系列作品中的一部,而且,既没有超过四百页,也没有低于一百五十页。这些不喜欢的书,是A.J.的趣味,而当A.J.变成加布瑞埃拉·泽文的趣味,变成岛上书店的趣味,甚至变成我的趣味,是不是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目的论,也就是在一本被指定、被宣传、被畅销的图书里,还能不能看到作者和读者之外的世界?

“来吧,亲爱的,/且让我们来相爱,趁你我/尚在人世。”引用鲁米的这句诗,似乎在寻找图书世界里的一种终极情感:爱。对面的是“亲爱的”,动作是“相爱”,那么自然这个世界就是爱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爱着的人,爱是活着的情感,“尚在人世”的我们应该寻找爱,应该享有爱,应该保存爱,而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应该喜欢爱。也就是说,所谓关于图书的喜欢和不喜欢,归根到底是关于爱与不爱的选择,当A.J.告诉阿米莉亚自己不喜欢的长长书单,意味着自己不喜欢她推销的书,不喜欢尚在人世却没有优秀的书。

潜在的情感表达是:有人死去,有人不爱,有人不再阅读。这是书和爱紧密结合而产生的某种排斥,在这个名为爱丽丝岛的孤岛,在这个几乎有些隔绝的世界,在这个失去了妻子的生活里,A.J.当然喜欢列出不喜欢的长长书单,就像他不喜欢这个失去了一种爱的生活。妻子妮可死于交通事故,或者是因为要赶上回艾丽丝岛的最后一班轮渡而超速,或者是在冬季的道路上避免撞上一头鹿而急转,总之没有回到爱丽丝岛,没有会到岛上书店,没有回到A.J.的身边。

妮可对于A.J.来说,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爱人,更是和书有关的爱人,在这个年销售三十五万美元的书店里,在这个六百平方英尺的书店里,在这个岛上独家经营的书店里,妮可像是唯一了解书和A.J.的人,也就是说,在A.J.看来,书店、妻子是对于爱的诠释,甚至是爱的全部标签,但是当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尚在人世”破灭了,爱也破灭了,生活剩下了更新了销售代表的冬季,剩下了刀割、压平、摞起来、捆好的机械生活,剩下了咖喱饭的孤独,而最后,连喜欢的爱伦·坡诗集《帖木儿》也丢失找不到了。

“我本来打算过段时间等经济有点起色后,就把这本书拍卖了。我本来打算关掉书店,靠那笔收入过退休生活。”爱伦·坡十八岁出版的诗集,首印只有五十本的图书,封面写着“一位波士顿人著”的作品,在A.J.那里却并不是代表着文学,代表着爱,它只是变成了A.J.收藏而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关掉书店靠拍卖过退休生活,一本珍贵的诗集最后成为养家糊口的工具,对于A.J.来说,当然是一种“尚在人世”的爱的否定,而这种否定也对现实生活提出了挑战。

《帖木儿》的丢失是维持生计计划的破产,同样的困境是,为什么为什么阿米莉亚会对最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第三位约会对象没有信心?为什么玛丽安·华莱士会选择自杀而留下一个不知道父亲又失去母亲的孩子玛雅?为什么伊斯梅会在流产的痛苦中骂自己的丈夫丹尼尔在外面偷情?和A.J.对于阿米莉亚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在他眼里,她只是一个私利的销售代表,只为了推销那些劣质的图书,只为了和经营书店的人做业务上的往来。对于A.J.来说,这是一种“待宰的羔羊”的生活,妻子用冻羊腿打死了丈夫,警察吃了这条羊腿以处理这件“凶器”,但是问题是现实中的难题是不是就能通过这种毁灭证据的方式获得解决,警察兰比亚斯的质疑是:一位职业家庭主妇是否真的会以小说中描述的方式烹制一条羊腿,即不化冻、不放调料,也不用腌泡。

化冻、放调料,腌泡,这是对于一条羊腿的烹制方式,而这种烹制方式达到的是食物,而不是凶器,现实的锋利和无奈,有时候需要变成一种共享的食物,美味而富有爱意,“所以在散文以外的文字世界里,最雅致的就属短篇小说。”可是当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像里兹饭店那样大的钻石》摆在面前的时候,A.J.的注解是:“从技术角度说来,这是一部中篇,但是话说回来,中篇属于灰色地带。”为什么中篇属于灰色地带?长篇小说是人生的整体,是爱的整体,而生活太多是被短篇小说分割的,雅致的短篇小说,残酷的短篇小说,逆转的短篇小说,破碎的短篇小说,而当中篇小说属于灰色地带的时候,那一种尚在人世的爱,那一种让我们相爱的故事,如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书里,变成一种生活?

玛雅的到来是另一个起点,这个被母亲用一张纸条留在书店里的孩子,这个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女孩,却在岛上书店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我想让她长大后爱读书,想让她在一个有书本的地方长大,周围是关心这些事物的人。”母亲玛丽安·华莱士留在玛雅身上的纸条里清楚地写着被抛弃的目的,让她和书在一起,让她能够读书,让她伴着书长大,一个只有两岁零一个月的孩子,为什么被母亲抛弃?而母亲为什么选择自杀来逃避这个世界?被抛弃是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自杀是一部长及一生的长篇最后的结局,在短篇和长篇的中间,却是一个只有一张纸条却要和书为伴的中篇小说。灰色地带,神秘地带,悬疑地带,最后却被A.J.带向了另一种生活,本来只是为了让孩子找到一个寄养家庭,但是由于怕被无辜的孩子交到一个十足的精神变态者手里,所以最后A.J.担起了养育的职责。

玛雅叫他“爸爸”,对于A.J.来说,不仅是一种职责,更是一种爱,一个不知道自己爸爸的人把和书有关的男人命名为“爸爸”,这是一种从残酷现实走向诗意童话的开始,而A.J.成为他的爸爸之后,也开始了改变玛雅、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是基督徒却为玛雅举行非受洗派对,不知道给她吃什么,便向伊斯梅讨教,而玛雅的人生开局都和那些书有关。她被取名为“玛雅·帖木儿·费克里”,中间是A.J.丢失的著作,后面是A.J.的名字,这一种组合里有自己的自然出生,有图书的重新回归,是父性的最后获得,而她最爱去的岛上书店里,书店的一切都打上了她的影子,“书店有十五个玛雅宽,二十个玛雅长。她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有次花了一下午时间,通过在室内一次次躺下而测量量出来的。”

岛上书店让一个孩子重新诞生,让一个孩子不断成长,让一个孩子收获爱,这是一种“世界的感觉”,就是从这里,最喜欢的那本书就代表着一个人的爱好,代表着一个人的目标,代表着一个人的生活。而A.J.在命名和被命名的双重世界里,开始构筑一个不以单纯的书为喜好的爱的世界,那本《迟暮的花》是阿米莉亚推荐的,讲述的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回忆七十八岁时的一场婚礼,单身大半辈子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爱,所以迟暮也能开花,失去的爱也能回来,即使新娘在婚礼后两年去世,那种爱也停留在老人的心里,停留在一本书里。因为书而重新认识爱,因为爱而重新认识阿米莉亚,冬季书目无非是一个爱的理由,脚踝骨折也无非是相见的借口,于是喜欢《会计学原理》的约会者退出了生活,于是“美国英雄”成了陌路,于是那和生活有关的婚礼取消了,于是和书有关的爱情发生了。

曾经书在阿米莉亚那里是一种食物,是一种欲望,大学里读《古拉格群岛》想象过面包和汤,读《纳尼亚传奇》想要土耳其软糖,而现在,书变成了一种爱的象征,“《迟暮花开》写的是不论在任何年龄,都有可能寻觅到伟大的爱情。”不在人世有爱,尚在人世也有爱,A.J.那张留给阿米莉亚的纸条里写着和书有关的爱情:“亲爱的阿米莉娅,如果你要一直等到奈特利的秋季书目出来才会再来艾丽丝岛,我真觉得我会无法忍受。”于是他离开了爱丽丝岛去看望阿米莉亚,于是他在派对上表达了爱意,于是他在秋天叶子变黄的时候和阿米莉亚结婚了。

书是生命,书是食物,书是爱,而其实不管是A.J.,还是阿米莉亚,不管是玛雅,还是兰比亚斯,他们是书的阅读者,也是书的作者,他们把爱写进书里,把生活写进书里,把美好的一切写进书里,甚至把悲伤、痛苦、疾病和死亡也写进书里。玛雅的获奖的作文《海滩一日》里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她游了出去,游过灯塔,她没有再游回来。”没有回来的妈妈,却留下了那一个灯塔,灯塔照亮的是这边的守望者。而在丹尼尔死去之后,伊斯梅遇到的兰比亚斯,给了他雅致的短篇小说,伊斯梅的长长伤疤在兰比亚斯看来,却是美好的一面:“对,我看到了,但它一点也没减少你的魅力。”

他们遇见了爸爸,遇见了孩子,遇见了爱情,遇见了书,而当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的疾病终于降临到A.J.身上的时候,他也是通过书和爱排遣痛苦、告别孤独,“我就越相信这一点是所有的意义所在:跟人沟通,我亲爱的小书呆子。只有沟通。”其实这世界就是一座孤岛,但是只要有书,孤岛里都是爱,“我们读书,因为我们孤单;我们读书,然后就不孤单,我们并不孤单。”并不孤单的人会成为爸爸,并不孤单的人会有一种爱,并不孤单的人会把灰色的中篇小说变成真正的生活,“玛雅,我们会成为我们所爱的那样。是爱成就了我们。”

“没有书店的地方算不上是个地方。”兰比亚斯曾经这样说,当A.J.死去之后,他和伊斯梅开始经营这一家书店,书店不能没有主人,岛上不能没有书店,一种继承,是一种必然的生活,是一篇必然的小说,“我们不全是长篇小说,也不全是短篇故事,最后的最后,我们成为一部人生作品集。”在这部作品集里,A.J.写下了关于爱失去之后的重新寻找,玛雅写下了关于母亲死去之后的灯塔,阿米莉亚写下了关于食物和爱的最原始表达,兰比亚斯用伤疤写下了雅致的小说,似乎是圆满的,似乎是幸福的,似乎是关于书的解救和超越,却也是和书有关扁平的爱,是的,这“一书一世界”里没有后现代主义,没有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悲剧,不是侦探小说,不是童话,不是名人回忆录,在不超过四百页不低于一百五十页的世界里,它是一个狂欢的乌托邦,是一个被硕大的腰封覆盖、被漂亮的书签衬托、被精致的折页点缀的小岛,而当人群聚集而来的时候,“岛上书店”看上去是一个和红色圆框的眼镜、红色圆包的水痘“相映成趣”的红色传奇,在冬季书目最终成为一种怀旧的时候,书店的命运是:“夏天来的人现在有电子阅读器了。”

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

编号:Z42·2160421·1288
作者:【德】彼得·布瑞克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01月第一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0.10元
ISBN:9787563371129
页数:262页

德国历史学家、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教授、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的开创者和中坚力量彼得·布瑞克,于1975年出版的《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是历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部经典作品,阐述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结论: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在他们面前纷纷分崩离析,一部由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欧洲大陆奏响。欧洲的农民,普通的百姓,只要起来奋斗,始终是有能力、有条件地去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创造出建立现代国家这样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525年革命》:普通人的大革命

考虑到革命的社会结构,是到了向“农民战争”一词告别的时候了,或者起码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要谨慎,使它能够帮助而不是阻碍我们对1525年现象的理解。
——《第七章 作为普通人起义的农民战争》

被引用的“农民战争”一词谨慎地放在了副标题里,与主标题的“革命”组成了一个既相互联系,又不断超越的关系,或者主副的标题模式正象征着一种过去和现在对于1525农民起义的定性解读,从1524开始,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这场德国农民起义点燃了战争的烽火。对于这场起义,在事件发生之后同时代人对它的定义是:“史无前例的普通人的伟大起义,而之后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称之为“德意志人民最壮观的革命之举”,之后,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以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从“伟大起义”到“革命之举”,再到“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到德国农民学研究学派布瑞克这里,便被称为“普通人的大革命”。

不管是起义还是运动,不管是反抗还是战争,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强调的是“革命性”,而要从革命性变成真正的革命,需要的是在起因、过程、目标和主体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界定,所以对于布瑞克来说,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革命?“革命是社会政治变化的一种形式;它们对现存状况发动武力挑战;它们旨在打断发展的连续性。”沿用汉娜·阿伦特、萨缪尔·P·亨廷顿、汉斯·瓦斯蒙德的定义,革命需要的共同因素是群众基础、使用武力、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新思想,而考察1525年的农民战争,布瑞克认为,“1525年的起义很容易能够取得作为革命的资格”,他建立这样一个革命体系的目的,就是不仅仅将1525年的运动理解为某个地区的单个行动,“相反,1525年所发生的是为人类的自我实现而精心准备的、有着合理进程的、挑战道德准则的运动。”

自我实现的是人类,也就是布瑞克所说的“普通人”,普通人具有的群众基础,普通人运用武力打破原有的秩序危机,普通人需要一种基于公共利益甚至兄弟之爱的社会理想,普通人建立的合作的联盟整体,所以在1525年的起义和战争中,就具有了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的意义,也就实现了从“农民战争”向“革命”的过渡和超越。

从历史中进行提炼,所谓就是研究的“新的方法”,布瑞克考察1525年革命,就是从“新的方法”中提出问题,找出这场战争的意义,而主要的问题有四个:经济方面的怨情陈述是不是就代表了农民的全部意愿?农民的需求和目标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如何体现内部的一致性?农民战争中建立的领地政府是为了自身的权利,那么这种本属于农民的权利何时被剥夺?农民战争和宗教改革到底存在着何种联系,这种联系是不是在更大范围、更广意义上体现了普通人的大革命的意义?

这四个问题的提出,其实是在历史中找寻革命的本原,而在布瑞克看来,1525年农民起义会以烽火之势被点燃,其主要的纲领便是十二条款。被布瑞克称为“1525年革命的宣言”的十二条款由毛皮匠塞巴斯蒂安.洛茨编撰,首先上士瓦本地区流传,之后发行25版共计25000册,最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广为传播。为什么这一册宣言书为引起农民们共同的反响,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集体声音?布瑞克认为,十二条款的出现,是中世纪晚期和早起农业秩序危机的产物,特别是在农奴制问题上,随着农民境地的不断恶化,各种使用权遭到限制,劳役增加,是的税收的负担压在了农业经营者的身上,而另一方面农业市场的活跃,反而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在商品化现实里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农奴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和自由进行对抗的制度,贵族领地禁止农民自由流动、自由选择领主,自由结婚,这些权利的丧失使得农民的怨情陈述表达在十二条款里。而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方面的问题,农民权利问题,又在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形成了制约,农民在法律意义上也成为一个抱怨的集团,所以,十二条款在政治目标上,就提出了在农业秩序唱起稳定的基础上,通过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建立领地政府。布瑞克将十二条款里内容分为三类,一类是农奴制、死亡税和劳役,第二类是打猎、捕鱼、伐木和使用公地的权力,第三类则是领主权及其附属的低级司法权和领主捐。

这三类其实明确了反对什么,需要什么,布瑞克认为上土瓦农民的这十二条款是怨情陈述、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三者为一体的文献,而这个宣言更是将全体农民和被僧俗贵族压迫的佃户团结在一起,统一了思想,也“促使1525年革命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成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不仅如此,十二条款在不断传播中,也在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整体性,不管是莱茵河西岸的农民们对十二条款的改造,还是阿尔萨斯将十二条款变成二十四条款,不管是在提出地区变成了起义的指针,还是在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枣等地区受限,十二条款在农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开始了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甚至开始期望建立一个更认真、更公正、更实际的司法管理。

十二条款发出了革命的先声,而起最本质的意义不是农民单纯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结构上希望建立新制度,甚至在对农业秩序的危机和对近代早期国家的偏偏里,出现了建立领地国家这一现代体制的雏形。农民的怨情陈述或者只是一种公社阶段的合理要求,而在十二条款的影响下,对农奴制的攻击已经变成了对于农业秩序危机的拯救,“就其本性而言,人人生而自由,可农奴制的建立却违反了这种本性”,而农业秩序的重建也慢慢超出了经济范畴,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经济条件的日益恶化,社会紧张局势的日益加剧,领主压力的不断增强——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断加强了农民的政治意识。”这种政治意识的直接结果便是领地化运动,从外部来说,领主通过交换或者购买庄园地产、农民、政治权力来完成集中土地的过程;从内部来说,则是通过消灭在诸侯与农民之间的贵族、教会领主这些中介力量来实现政府内部的加强。也就是说,领地化运动使得领主与农民自建的关系得到了新的发展,领主属民的村民变得越来越多,而免于领主权的地区就越狭窄。

随着领地化运动的开展,领地会议诞生,它是整个领地的中介机构和合作机关,是顶底等级会议结盟反对领地诸侯的开始,实际上,领地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具有怨情陈述意义的公社阶段运动转变到了以合作管理为特点的领地议会阶段,而有了领地会议,“即使他们只能成为领地会议中最弱的底部成员,农民也是通过这种政治解放的行动使其政治构想准确无误地为人所知”,所以布瑞克认为,农民们的需求和成就被编撰进了领地会议的法令、官方的领地法和臣民可获得的敕令副本之中,也就意味着农民参与了领地的政治管理,起参与建立领地国家的意愿变得一致和明确,也为革命的下一步开展扫清了道路。

但是,这种改革提纲和政治宣言却是不彻底的,甚至和领主之间发生了冲突,布瑞克认为,领主的管理武器是“帝国的和教会的习惯法”,而农民则是用古代传统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双方之间的争斗其实是理性和道德的对立,在农民们看来,任何法律都是符合习惯和合乎理性的,所以法律需要证明其正当性,他们需要的是“帝国的和教会的习惯法”的对应物。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政治意愿表达,如何达到一致性,如何创造整体性?布瑞克认为,这就需要用一种普遍的“理性”,而这种普遍性就是福音主义,“他们最终于1525年在‘神法’之中找到了这一切。”

“无论上帝根据这同样的语言给予我们什么,还是拿走了什么,我们都将高兴地接受和忍受由此带来的欢乐或痛苦。”这是1525年2月27日,“基督徒大会”巴尔特林根军执行的上帝之言,当起义获得了合法性证明,当革命有了自己的目标,对于1525年的革命来说,就需要有一种经济社会、政治的一致性,那就是上帝之言,在十二条款里,就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想法,所以,布瑞克认为,“十二条款极力呼吁按上帝之言行事,实质上是要求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上帝之言的文本便是“神法”,而神法具有的动力表现在,只要能在《圣经》中找到的证据都可以提出来;农民和市民分开的合作障碍可以被消除;将来的政治秩序可以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神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其意义是为“普通人”的构建开辟了道路,在德国中部、南部的整个起义地区联合起来的“基督教联盟”和“大会”成为一种标识,成为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模式的雏形,而在更广泛意义上,“神法”意味着革命“通过农民才回到城市的”。

市民和农民共同渴望宗教联盟,共同需要一种政治合约,1525年的巴塞尔,在革命影响下,牧师会成员和僧侣转为普通公民,与此同时,巴塞尔的农民和行会取得联系最终武装进军该城;而在海尔布隆,住在“新街”的城市的底层人士,在推进自己的要求和计划过程中加入了农民的队伍;罗腾堡、丁克尔斯比尔和诺德林根三个帝国城市的市民与农民订立了和约……布瑞克认为,正是因为农民不再以消除个人经济负担为目标,正是农民需要更开放、更革命的、能够进一步发展的纲领,才使得城乡之间因经济结构不同而引起的障碍才会消除,也就是说,农民和市民拥有了共同的福音。而紧接着,除了市民,大量的矿工也加入到1525年革命的队伍中,正是在这一点上,革命具有了群众基础,才成为了普通人的运动,“普通人是农民,是矿工,是领地城镇的居民;在帝国城市,他是无法担任公职的人。就普通人构成了领主的对峙派而言,我们确实应当说出对普通人起义的看法。”

作为一场革命的普通人起义,福音和“神法”为国家提供了准则,它的伦理目标就是公共利益和兄弟之爱,它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合作的联盟政体,所以当领地议会加入了“神法”内容,就实际上提出了共同的政治宣言和目标:废除高级教士的经济和政治势力;以整个合作大会的部分合作组织形式将贵族和教士并入社区联盟,同时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改变领地议会的组成成分。布瑞克认为,这是一种质的飞跃,它指向的就是一种现代政治的发展:

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藩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

这是不是又是一种乌托邦?这是不是就只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考察当时的米夏埃尔·盖兢斯迈尔、巴尔塔扎·胡布迈尔、托马斯·闵采尔以及汉斯·海尔高特等人的设想,他认为,这些方案就是彻底拒绝以往的经验主义,就是否定调整革命目标以适应社会秩序的局限性,在神法体系里,加入新的政治需求,就是要截断中世纪法律和知识传统的连续性,同时又要为普通人提供建立联合政府的合法性。“1525年政治方案的基本轮廓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起义渐渐地超越了政治、经济、社会差别的结构限制。”也就说,其中的公社原则、选举、“神法”、公共利益和基督教兄弟之爱,取消并彻底湮没了任何一个集团或等级的特殊利益。

随着1526年7月,上士瓦本最后一次战斗后的一年,韦塞瑙的农民和修道院院长达成一份协议,其内容便是建立了领地大会,“并不仅仅是提高领地一级的联合会议,它把这类会议以领地大会的形式制度化,领地大会作为一个合法的团体,必要时可以上法庭使这些协议得以执行。”也就是说,领地大会成为全体属民的政治团体,而这个结果就成为1525年革命的产物 。

至此,这场起义最终走向了共和阶段,而这个阶段最后尽管起义者被镇压,但是却完成了“普通人的大革命”:因为封建主义的危机造成了农民的起义,而在起义中,农民和市民、矿工以及其他人一起提出了废除特权,实现“公共利益”和“基督教兄弟之爱”;在最后,建立了合作性的联邦政府和建立在领地大会基础上的制度,完成了革命的目标。所以从公社阶段到议会阶段,再到共和阶段,就是普通人进行的一场革命。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布瑞克认为,“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主体,是群众,而它的意义是超越历史,超越现时的,它是一种人类的自我实现,“只有认为革命这个概念只是当它本身以全部的、现代的含义出现在历史中时才恰如其分的情况下,才可以否认1525年革命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