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谋杀案

编号:C38·2171020·1424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7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8.30元
ISBN:9787305185502
页数:167页

《萨拉热窝谋杀案》是乔治·佩雷克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出版的一部小说。小说将一桩多角恋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导火索”——奥地利王储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事件相互穿插,交叉叙述,使得一个原本为妻子开枪射杀不忠的丈夫的日常谋杀案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互文效果。 “在我们的民族中,有九成是悲苦呻吟的农民,他们生活悲惨,没有学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 一个关于爱情、嫉妒、征服、控制、背叛的世俗故事和轰轰烈烈的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背后承载的关于奴役、反抗、民主、自由的历史意义形成奇妙的组合,小说的实验性、开放性也得以完美地呈现。


《萨拉热窝谋杀案》:不用第一人称就好了

我爱过米拉。句号,另起一行。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省略号。接下来是沉默。

句号之后是另起一行,另起一行是新的故事,当 “我爱过米拉”变成了过去式,当贝尔格莱德成为过去式,为什么还要另起一行?而在这个已经结束的故事里,重又开始的文本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最后是欲说还休的 “省略号”?是接下去和米拉幸福在一起的爱情变成了担忧?是布兰科婚姻之外的情感又遭遇了变故?是离开贝尔格兰德的经历又发生了续曲?——甚至不是欲说还休,在一个文本完成六十年后,省略号不是意味着担忧,不是变故,也不是续曲,而是删除, “接下来是沉默”就是出版后的沉默:现代出版档案馆版本中删掉了这一句。

省略号,以及接下来的沉默,大约是乔治·佩雷克亲手写下的,但是当六十年后发表,却变成了被删掉的文字,这是不是另一种时间里的谋杀?死而不见,或者并不遗憾,但是当1956年乔治·佩雷克21岁写下的小说,在死后被出版时抹除了这一句话,是不是在时间里必须改变一种表达?不只是 “接下来的沉默”永远在沉默中,当我在布兰科那里看到米拉的照片时,我想: “可以说,这次初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我想我已经爱上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但她已然成为某种期许。”当我在贝尔格兰德见到了米拉: “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温热。我们久久地散步,不说话,为能够在一起而幸福,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为能够在平静与沉默中相聚而幸福。”当我已经和米拉在一起, “我去了斯雷滕家里,跟他说很想第二天晚上邀请米拉和布兰科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一切似乎都在六十年后变成了沉默, “我爱上了她”被删, “在一起而幸福”被删, “小把戏是对命运的篡改”被删,甚至那一段散步的文字最后甚至变成了关于评论的 “哞”,所有这一切都在乔治·佩雷克身后发生了。

“哞”像是一声牛叫,在只一声而停止的叫声里,爱情甚至欲望都被嘲讽了,那么谋杀是不是也在这动物般的叫声里变成了一种和人性无关的死亡, “此书是佩雷克完成的最后一部未出版的作品。”克洛德·布热朗这样说,而在21岁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乔治·佩雷克正在接受米歇尔·德·穆赞的精神分析治疗法,一年后 “部分停滞”,在一年后参军成了伞兵,而在这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南斯拉夫,真的到了贝尔格兰德,甚至他曾经这样写道: “请注意,我的‘治愈’是从坐上去贝尔格莱德的火车那一天开始的。”去往贝尔格兰德,是为了征服那一个叫米尔卡的女人,但是那个夏天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并不和小说中的 “我”一样,和米拉 “为能够在一起幸福而幸福”,他在写给雅克·莱德勒的一封信中说, “我差点得到了米卡尔”,持续六周的南斯拉夫之行以 “差点得到”的方式结束,对于乔治·佩雷克来说,无疑是征服的失败,但是欲望的溃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就像自己在精神分析法下的治疗, “部分停滞”并非是完全的无效: “人可以被治愈吗?不,人们改变。”

所以在这个重在改变的故事里,那和爱情有关的幸福,和臆想有关的爱欲,和命运有关的把戏,都必须沉默,它其实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在场:1914年的萨拉热窝,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谋杀,阿尔贝·穆塞的《萨拉热窝谋杀案》一书是乔治·佩雷克曾经阅读的书籍,引题则是《历史悲剧》——当个人得失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当命运小把戏变成悲剧的时候,乔治·佩雷克其实提供了一种更宏大的视野:为了征服米拉而最终策划的 “萨拉谋杀案”,在悲剧式的结局中,其实和欲望无关,却和自由有关。

从巴黎到贝尔格兰德,对于 “我”来说,一定是一种改变,地理空间的变化在其次,一个人如何在被束缚中挣脱出来,这种人性之变才是重点。米拉只不过为这种变化找到了一个契合的通道,当在巴黎遇见准备博士论文的布兰科时,看到了作为情妇的米拉的照片,在照片中,我看见了一个很美的女人,她骄傲,透着一丝野性,很自然想到了曾经疯狂爱着的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姑娘”。这是第一次见到米拉,她是从静态的文本里走进我的世界,这其实是第一次改变,看上去像是对 “那个叫玛丽什么”的女孩的一种重复, “实际上我很清楚米拉一点都不像她,时至今日,我只是觉得她们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而剩下的地方又那么不同……”

就这么轻易爱上,而且是疯狂地爱上,而爱上的唯一目的是得到: “我想认识她,想得到她,仿佛只要她人在巴黎,我就有权力得到她,哪怕布兰科在场也没关系。”而当米拉来到了巴黎,变化又出现了,和照片上完全不同,有着野性和冷酷,但更多的是单纯, “极为单纯,特别平静和温柔。”而且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似乎并不爱布兰科,这似乎又给了我一种想象的空间,布兰科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的野心让他想成为耶稣一样的人,甚至要改变社会, “他向我保证,他将以方济各会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倡导者的身份留名青史,那是避免共产主义体制治安混乱或者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因此也是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一个温柔、平静和单纯的女人,一个充满了野心的男人,他们的爱在何处找到共同点?也正是这个疑问,终于使得米拉离开之后,我踏上了去往南斯拉夫之路,去寻找米拉?或者去征服米拉?她写来的信里说没有一天不想我,但是失望的旅途似乎注定这是一场糟糕的会面,没有来火车站的米拉叫斯雷腾来接我,而且到达四天后一直没有见面,这又是一种变化, “我需要见您”和 “我没有一天不在想您”难道是一句谎言?而我的目的很明确, “毕竞,我来南斯拉夫是为了跟米拉睡觉的,不是吗?”

我的目的恨单一,正是为种种变化之产生创造了条件,也为我的命运变成小把戏设定了方向。四天之后见面,米拉却只是和我成为朋友,因为她说她爱着布兰科,当我做这一切为她时,他甚至说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是布兰科, “我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坐享其成的却是布兰科!”实际上,布兰科已经成为了一种影子,横亘在我和米拉之间, “她把我想象成了他,她想见到他,而我的在场正好满足了这种欲望。”这当然是另一种变化,当米拉提出要和从萨拉热窝来的布兰科相处几天,我又成为了不在场的人,在烟酒的麻醉中,我甚至想用毒品来忘记米拉, “完蛋了。游戏已经结束:米拉再也不会属于我了。”我在他们经过的地方等候,看到的却是他们挽着胳膊走远,我在他们住的地方监视,最后看到的却是他们搂抱在一起。写给米拉的信最后也以理智的方式化成了灰烬。

“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我才被判了死刑:只有在伦敦,我才会迷失,迷失在因为不再有任何意义而结束的孤独中。”其实无论是伦敦还是贝尔格兰德,我都是不在场的,但是当布兰科离开之后,米拉却又和我在一起了,三天的隔阂之后重新开始了改变,而正是这一次机会,我又萌发了征服的欲望,并且最终得到了米拉的身体。仅此而已? “我爱过米拉”之后是句号,句号之后是 “另起一行”,另起一行之后 “省略号”,而省略号之后更是 “接下来是沉默”的删除。

那时,沉默的是布兰科,被删的也是布兰科,他在坐火车离开时说了一句: “你不知道我有多爱她。”是带着遗憾,也是带着无奈,而对于米拉来说,她之所以选择我而放弃布兰科,是因为她 “一直拒绝激烈的、短暂的、不确定的感情”。但是我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责任能够接受这种爱?也只不过是欲望,是身体, “单纯的欲望之后,还有那么多责任要承担。我忧伤地想到,我在巴黎时的雄心壮志与我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后果并不相称。”在房间里,在肉体的占有之后,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看上去可以画上一个句号: “这就是未来幸福的缩影:结婚,生一群孩子,重回故乡,签订停战约定,叛徒去世,演奏胜利进行曲,父子和解,异教徒改宗,谜团解开,写完最后一个字……”

幸福的缩影就是结束战争,就是消灭争夺,就是完成和解,就是 “写完最后一个字”,但是这种种种的变化真的能变成一种平静的生活?布兰科发来信件说要见我,那一刻我却没有想着米拉,我去了萨拉热窝,布兰科还是劝我放弃米拉。这似乎是一个 “另起一行”的故事,在左右摇摆中我似乎已经把米拉想象成另外一个人,但是不管如何,被欲望束缚了手脚的我,是担负不起责任的,也是无力消除争夺的,所以最后, “一些非常卑鄙的事情慢慢渗入了我的脑海。”那就是利用布兰科的妻子安娜, “安娜,布兰科的妻子,他的合法配偶,被嘲弄,被讥笑,被抛弃了,安娜被激怒了,变得极为激动,她所怀有的希望一直遭受着质疑。”

这便是萨拉热窝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在这场被我称作是 “完美的罪行”的计划里,其实并非是我一意而为之,安娜甚至早就想到了, “我不想说服他,我要杀了他。”敌人是布兰科,是另一个男人。当谋杀变成了安娜的计划,我又在哪里?在故意躲避还是推卸责任? “我们四人围坐桌边,在欧洲宾馆,在萨拉热窝,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想吸一支茨冈烟。”谋杀将要开始,死亡将要到来,但是在这计划实施之后,我会是 “另起一行”的人?实际上之所以选择这个谋杀,在于在一种纷争中必须以如此决绝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萨拉热窝这个欧洲的火药桶,谋杀早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把谋杀看成是最重要的变化——它将改变整个格局, “就其进展而言,这场谋杀是古往今来最为奇怪的事件之一;就其意义而言,它是古往今来最伟大、最壮美、最高尚的事件之一,它是历史成为史诗的罕见时刻之一,是虚弱悲惨的个体登上伟大与崇高之峰的独特奇遇之一。它不是平庸的事件,不是卑劣的罪行,而是悲壮的事件,令人振奋的事件!”

这正是我对于1914年6月8日谋杀的一次定义,这是最伟大的谋杀, “对奥地利的恨,对塞尔维亚的爱,这就是永恒的密码。”当谋杀发生,战争被引爆,其实最后指向的是重新开始,是真正的 “另起一行”: “这群谋杀大公的恐怖分子,他们代表的是反抗暴君的整个民族,是粉碎了人们所长久忍受的统治的革命性力量,是充满勇气、活力和活下去的欲望的年轻一代,他们一举推翻了阻止他们成长的最后障碍。”革命是为了自由,是为了成长,所以为1914年的谋杀叫好,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 “自由地活下去”。而布兰科之死,当清除了最后的障碍,关于爱情的自由也会降临。

而其实,在为 “萨拉热窝谋杀”的历史悲剧正名的时候,我所谓的自由甚至爱情,其实只不过是欲望而已,来到南斯拉夫就是为了和米拉上床,得到她的身体, “我无怨无悔。如果没有爱情甜蜜的忧愁,没有感情的激荡,这次假期会是什么样呢?我幸福地出发,我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我甚至做了一件善事,我向米拉证明了她不爱布兰科。这些不都是心满意足的理由吗?”而在这样的目的面前,我其实是虚伪的,是在欺骗,甚至只能把 “我”这个第一人称取消: “最后一次供认,或许也是最后一次撒谎。然后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愿米拉、安娜和布兰科从未存在过!”在场只不过是一种想象,所以最后在另起一行之后只能是 “省略号”,只能是沉默。那一声枪响,在萨拉热窝的天空中听到了吗?变化引起的种种使得精神分析治疗成功了吗? “我爱过米拉”会成为全部吗?

23点一刻,辛普伦东方快车准时离开贝尔格莱德。驶过几公里后,太阳升起,萨格勒布落在了后面。快到中午时,经过斯洛文尼亚全境后,列车到达了边境城市塞扎纳。

那最后被删的一句是: “只见一片美妙的区域,地平线不断后退,种满松树的山丘铺展在眼前,消失在视野中,”——没有句号,也没有省略号,只有没有抵达目的地的逗号。

被占的宅子

编号:C63·2171020·142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29.70元
ISBN:9787544262835
页数:370页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科塔萨尔用爵士乐般自由的笔调,在寻常情境中挖掘出一丝耐人寻味的非日常,加上一点渴望、一点幻想,反射出心底令人战栗的深邃直觉,并在它的驱使下,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被占的宅子》书中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科塔萨尔说: “我想创作的是一种从未有人写过的短篇小说。”


《被占的宅子》:他看见一双残肢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Dg爱上了我的手,肯定是左手,因为它是只手,而且趁我在睡梦中用小刀割下了我的左手,抢走了它的挚爱。
——《手的季节》

一开始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整体地存在,后来是单独地进来,越过窗户来到了房间,但是最后却又从身体里切割了出去,甚至从模糊的梦里割了下来。这是手的季节,是一只单独的手,还是完整的一双手?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写作的手,还是我翻开书页的手?

一种疑问,突然就停止在那里,在没有得到解答之前就那样成为一个动作。《被占的宅子》,黑色的封面就像是一个夜晚才有的梦境,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之一,这序列是不是整体 “全集”里的那一只手?没有购买全集,没有整体性看见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是不是就是一种人为的切割?唯一的一册,里面还有《游戏的终结》,还有《动物寓言集》,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我在这个黑夜降临之前,在这个梦境打开之前,就已经用手压住了某一页书页,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翻阅,甚至会拿出那把小刀插入在书页之间,它不锋利,却完全可以割裂书页和书页之间的联系。

手的动作已经提前发生,一把小刀在手的运转中已经切除了其中的一部分,从第一页的《彼岸》,到《抄袭与翻译》,从《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到《天文学绪论》,四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完整的存在?一部书,已经不是一个整体,它本身就从所谓的 “全集”中切割下来,当《游戏的终结》和《动物寓言集》在此时的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打开,是不是忽略第二次阅读就是再一次的切割?一个文本的叙事终于涉及到了身体学,关于肢体的身体学,关于手的身体学,以及关于切割的身体学。

科塔萨尔在《动物寓言集》里说: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在《游戏的终结》里说: “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关于手,关于梦,似乎早就有了预言和寓言,作为一种提前到达的启示,启示在被切割了某一部分之后,它还是呈现出一种完整状态,而这种完整状态在梦里,变成了自我的意志:当那个被命名为Dg的手爱上了我的手,当它用小刀割下我的左手,作为一种挚爱的表现,它带来的却不是缺憾和疼痛,在一如既往的梦境中,呈现出完美意志的胜利: “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与把我解放出来的力量互动。”是的,在那个 “被占的宅子”里,从窗户翻越进来的不仅仅是Dg,还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我,而我是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于是手和我一起进入房间,一起进入梦境,一起在 “它早已划定的囚牢之外”,发现了 “如此完美的东西”。

Dg是一只手,用小刀切割下来的也是一只手,手之于手,都变成了独立的存在,都变成了完美的动作,而当手不再是我的一部分成为Dg的挚爱,是不是在用残忍的方式叙写和我无关的身体学?那只手原先是无名的,它会用手掌支撑身体,会用手指张开,也会在钢琴、相框和酒红色地毯上停下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它还会翻开书本,打开记事本, “把食指——毫无疑问它是用食指来阅读的——放在我那些最美妙的诗篇上,逐篇欣赏。”这一只手当然是我的手,当然是和别人一样的手,当然和无数人拥有的一样,只是普通的手,但是我却给它起了名字,Dg,一种命名不是让手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是赋予了它独立的可能,因为Dg可以戴上一枚紫晶戒指,也可以把戒指摘下来;它可以翻动书页,也可以阅读小说和诗歌——那一个夜晚,它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戈蒂耶的《手之研究》,看我早年写的诗,看勒韦尔迪的《鬃毛手套》,甚至还在书页的中间夹上一束毛线方便再次寻找。

当它被命名,但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动作,它是不是就是 “他”?而我对于这个独立被命名的Dg产生了关于 “他”的一系列问题: “它会长大吗?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话吗?还有,它会爱吗?我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办法,设置了种种圈套,准备了许多试验。”最后发现,Dg能看书却不能写,看是阅读,是顺着别人的文字新进,是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和知识,但这样一来, “他”又变成了它,缺乏最完美意义的独立性,所以当我在夜里做梦的时候,它便和绝对独立的我一起,翻越窗户来到了房间,然后用那把曾经翻开书本、裁开书页的小刀,把我的左手切割了下来,从我的梦境中带走了。

Dg和我一起进入房间,却切割了我的左手,那么我也是分离的,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手既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这个梦与现实的二元现实里,在梦境中的我站在旁边,看见Dg切割了我在现实里的左手,梦境从现实中分离,梦境又介入到现实,当 “手的季节”降临,是不是意味着分离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手的季节》在《天文学绪论》里,如此,手便也成为身体之外的一个天体,一种身体有关的天文学,而不管是《论行星间的对称》,还是《星星清洁者》,或者是《海洋学培训班》,都表现了一种分离主义,那颗叫法罗斯的行星,生活着我们叫昆虫的人,他们喜欢日落,喜欢各种天才而奇特的题目,信奉一神教,祭司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而对于信仰,他们在血管里磨炼,而不是在心脏里——无论血管还是心脏,当信仰只在身体里,是不是就是一种分离,最后我穿越了过去,看见了正在向大众演讲的人,像极了人类宗教里的耶稣,但是最后,有人却告诉我,他死了, “好像是有人给他的饭菜里下了毒。”

是人类故事的翻版?还是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存在的身体?其实不管是身体和信仰,还是昆虫和人类,都呈现了一种分离状态,而那个在宇宙中开展 “星星清洁”业务的公司,当他们用技术清洗那些星辰的时候,是不是在颠覆宇宙的 “身体学”?和人类有关的哥白尼、马丁·吉尔、伽利略、加维奥拉、詹姆斯·金斯,他们都用人类的方式观察和研究了宇宙天体,但是在这个业务开展之后,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 “用不朽的大写字母铭刻的公司创始人的大名”,而那些清洗设备当然是公司所有,他们操控了天体,安排了星辰的等级,如此,当最后一颗叫纳乌西卡星在清洁队的清洗中最终发出亮光的时候,清洗公司似乎可以高居于时间范畴之上而名垂千古,但是原本的宇宙秩序却不再, “一时间,黑夜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白色,空间是白色的,就连一无所有的虚空也是白色,天空像一张大床,铺展开它的床单,白色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所有被清洁过的星星光芒的总和……”

人类的耶稣被毒死,人类的公司改变了宇宙的秩序,而在《海洋学培训班》里,当月球人看见洪流变成天空中的泪珠,他们便把罪魁祸首归于妒忌成性的地球, “是地球这颗臭不可闻的行星,把它无穷的引力全部集中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强行夺走了月亮的那条多姿多彩的发辫。”引用《Quilette百科词典》的 “月亮”词条: “于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站在月亮的角度,是月亮照亮了地球。”这是在未来发生的改变,或者说这是一种人类带着忏悔而制造的梦境,这个梦境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下的毒,人类的破坏,以及人类改变了宇宙,所以这是一种罪恶般的对立,不是梦境介入现实,是现实改变了现实本身,那只手其实是自己的手,却以虚幻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当Dg抢走了我的挚爱,那种本体论的毁灭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分离而存在,对立而发生,是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独立地看待这个世界, “我问你的是,在动物学书籍提供给我们的轻松满足之外,你有没有亲眼观察过一只海豚……”

《天文学绪论》是一种科幻,是一个梦境,是一种寓言,而在《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里,这样的梦幻和寓言依然在发生,而且依然和那一只手有关。身体属于芳龄二十五的宝拉,属于被禁锢在上班时间的莱蒙德,属于死去的我——即使死去,身体冰凉,但还是以一种物的方式存在,所以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他者,正是在和他者之间,这种分离永远无法寻找到独立的个体和思想。宝拉害怕黑夜,性格忧郁,容易哀伤,即使想要得到点糖果也无法在现实中满足,在她死后,她便 “从自己的躯壳中被撕裂下来,变成了一束意志之光投射过去”,这束光让她为自己的可怕最新祈祷,让她从 “下地狱”的诅咒中逃离,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男人,但她命名他为 “埃斯特班”,她在死后便成为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这样一种自己在死后才拥有的独立性,一样被现实肢解了,小镇上的基督徒说: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选择,就算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慢慢死去,没有挣扎,像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目光中,在重新归于诅咒的现实里, “四周只剩下了他们和宝拉,他们眼前只剩下宝拉,还有原野中,在那无处躲闪的满月的光辉下,静静伫立的灵堂。”

“搬家”的莱蒙德·维约斯也是这样,当他从被禁锢的办公室里冲出去的时候,就是为了逃离不堪重负的现实,但是在睡梦中,他不是拥有了完整的自己,那个家似乎不是自己真正的家,那个画上的女人似乎不是家里的人,他在床上辗转发侧,他在梦中走来走去, “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而梦里的那封寄给豪尔赫的信,也根本不知道会寄往何处,于是孤独和被禁锢的莱蒙德在被分离的世界里,在身体睡去精神醒来中,一个闪念便也成为最后的寄托, “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宝拉的死,莱蒙德的梦,都是从现实里切下了一只手,它就叫Dg,但是这样迎来 “手的季节”,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做法,当然更无法称为完美。《从夜间归来》的我看见自己慢慢死去,但是在醒来之后却总是找不到自己,镜子前什么也没有,也就失去了一个镜像,而当看到床上躺着的自己时,发现那只手已经冰凉。 “我扑向自己的躯壳,紧紧抓住我大理石一样冰冷的肩头,疯狂地摇晃着,我把嘴贴到自己似笑非笑的嘴唇上,努力想唤醒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在死亡之中,我在死亡之外,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在自己的身体里,就这样分离,就这样对立,就这样被切割。

似乎在如此情境下,可以用一种方式化解,那就是还活着的奶奶,当她还像平时那样抚摸我的手,还在那里唤起我的名字,仿佛我是不死的——用一双手抚摸另一双手,用活着的手触碰死去的手,这是不是一种相融?于是梦醒了,于是复活了一般, “我睁开了双眼。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喘了口气。胸口被压得生疼,好像是被人用尽气力压迫过一样。几声鸟鸣传来,我完完全全地回到了现实当中。”当噩梦一场过去,我的手又握住了奶奶的手, “她一定会以为是太阳光使我两眼含满了泪水。”但是 “她以为”本身就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场景,到底是醒来还是继续睡去?到底是复活还是再一次死去?

奶奶像一面镜子,而真正的镜子其实是空无,所以在《遥远的镜子》里,艾略特的引语是: “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镜子外的我变成了镜子里的他,镜像从来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离群索居的我,那个悄无声息的我,活着其实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去了堂娜艾米莉亚的家,看见了正在庄严读圣经的自己,于是拿出了那把勃朗宁手枪,朝向了自己——自己对自己开枪,是现实中的自己朝梦中的自己开枪,是真实的我像镜像的我开枪,枪响了吗?杀死了自己了吗?无非是喝下了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的幻觉,当我想要戒掉,就是去除现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就是回避自己杀死自己的可能,但是,当现实中醒来,当我不再是他,一样在危险、可怕、分裂中: “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

拿起勃朗宁手枪的是一只手,用锋利的东西刻下字母的也是一只手,一只在现实里的手和一只在梦境中的手有什么区别?身体的一部分,意志的一部分,一部分和整体之间永远有着无法消弭的裂痕。当一〇六〇年死去变成吸血鬼的杜孤·凡爱上了宛达女士,当他们的爱情孕育了下一代,当临产时宛达女士的身体变成了儿子的身体,杜孤·凡曾经说过 “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变成了现实:把人世间的身体带向吸血鬼的世界,用的是那一只手, “杜孤·凡走进了房里,从医生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握住了他儿子的双手。”而一〇六〇年他就死在一个名叫大卫的手中,大卫的投石器砸中了他的身体

手制造了死亡悲剧,手用成为回来的工具,而在《越来越大的手》里,普拉克把卡里打倒的时候,他惊喜于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双不错的拳击手,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越来越大,而且永远拖在地上,不能上公交车,无法和朋友进餐,最后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不是自己打倒了卡里,而是卡里一拳将自己打昏了过去,但是梦醒了之后呢, “他举起双臂,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话,为这事儿做个了断。他看见一双残肢。”醒来也还是一个梦,健全的手终究还是一双残肢。在《德莉亚,来电话了》里,德莉亚的手皲裂而疼痛,德莉亚的手会接起索尼打来的电话,可是索尼请求她宽恕,却被拒绝, “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接近孩子的,因为现在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我一个人的孩子。我绝不会让你走近他。”最后别人告诉他,索尼是不可能在刚才打来电话, “因为索尼五点钟就死了,德莉亚。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大街上。”死去的消息传来,德莉亚皲裂的手是不是会更加疼痛?《雷米午睡正酣》中雷米已经被关在了监狱里,但是那双手在冥想中变成了绞索,监狱里的现实变成了喜剧表演,那么和莫雷莉亚的爱情又去了哪里? “莫蕾莉亚和道森中尉正在房里,可发出尖叫的只有莫蕾莉亚一个人,因为她看见了那把左轮手枪。雷米觉得那声尖叫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嗓子里发出来的,那是一声在他痉挛的嗓子里陡然止住的惊恐尖叫。”一种毁灭是因为用手拿出了左轮手枪,却不是自己的手, “他的身体停止了抽搐。开枪的手在他脚踝那里摸了摸脉搏。目击证人们就要离去了。”

手和手组成了关于现实的谜团,《谜》里,拿着刀子的手不是拉尔夫的,拔出刀子擦去血迹的手也不是拉尔夫的,但是当蕾贝卡当着你的面说起拉尔夫的时候,那只手和那把刀仿佛扎进了你的身体, “我在问自己一件事,要是某个人他根本就没出去……怎么谈得上回来不回来呢。”于是最后死去的不是拉尔夫,而是杀人的你,最后的悲剧,最后的空无,依然属于那双手, “您会迈出右脚,把身子拧过去,就像人家准备开高尔夫球那样。然后,您就会把空空的双手伸出去,伸向牢房里空空荡荡的空气。”

空无的世界里,一双手再也触摸不到自己,触摸不到身体——即使别人的身体,即使梦中的身体,即使死去的身体,所以手之存在,作为一个现实身体的延伸,却注定进入到一种奇幻的梦境里,它是Dg,它是一把刀,它是镜子,它是左轮手枪,无法赋予真正的意志,无法变成绝对的独立,就像一本书,离开了现实的手,离开了现实的身体,何来命名和阅读?因为动物的寓言还在继续,因为游戏没有终结, “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

灾异的书写

编号:B83·2171020·1422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9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305173356
页数:183页

《灾异的书写》是布朗肖晚年思考的 “奥斯维辛”,一个共通体: “只要一个偶发的共通体在两个为彼此而生或不为彼此而生的存在之间形成,一台战争机器就设立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灾异的可能性:此灾异自身承担了普遍之湮灭的威胁,哪怕是以无穷小的规模。”他独特的思考在于把它当作灾异或灾变事件。中性意义上的灾异还不是灾祸,灾异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 “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在灾异中,只有灾异如同解体的星际在警醒着, “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它并不考虑存在还是非存在”。它只是拒绝与抵制一切现成之秩序。而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所有的面容只导致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每个人已成为集体的匿名的脸,人甚至害怕自己的面容,集中营没有位置给面容。


《灾异的书写》: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之时,我们能否保持距离?如何说: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词语,一个句子,以及在179页的一个段落,它的确已经发生了: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以 “为什么”开始,以问号结束,在开始和结束形成为文字里,空出的一行形成了界限,但是界限之存在,只是一种物理意义的标志,甚至是一种提供阅读的形式—— “为什么”不是起点,问号也不是终点,继续向前是180页的段落,是181的句子,是182页的思想,以及183页的文字——它似乎是延续的,从理性的历史追寻到救世主降临说,从规则对法则的置换到仪式具有的宗教性质,从戒律的平庸性到文学拒绝优先权的观测位置,从被动性的复制到带着痛苦思考,从言语之后的缄默不言到因必然回归而不在出发的人,当最后以一个 “灾异”的词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阅读,是不是在阅读之后开始了思考,是不是在思考之后进行了书写?

但是合上一本书,那里有 “还要说的话”,完成阅读,那里还有 “分享永恒是为了让它变得转瞬即逝”,而对于最后一个词语的 “灾异”,用 “发光的孤独” “天空的空洞” “被延迟的死亡”来注解。合上一本书,其实是重新回到了起点,从封面开始,也是 “灾异”——从最后一个词语到封面的书名, “灾异”是不是以封闭的方式形成了一个空间,它出发,它经过,它结束,它继续,它回返?它在重复,那么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 “已经”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消解过程的时间状态?

已经发生,奥斯维辛在时间的历史中,而且已经被命名,甚至它提供了关于战争,关于罪恶,关于死亡的一种已经被陈述的结论,或者说, “已经”就是一个不再回返不再重复的终点,它就在那里,无法漫出界限,而我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以观察、审视甚至赎罪的方式面对这个沉入到了时间内部的事件:属于人类的悲剧已经发生,那些人已经死去,最后的审判已经完成。但是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不是因我们的在场而存在?最后的审判是不是我们等待的公正?

莫里斯·布朗肖却说: “最后的审判”这个短语在德语中的仪式是 “最年轻的一天”,是超过每一天的一天——不是审判被保留到了时间的尽头,也不是在我们的等待中出现公正的结果,而是它永远向前, “每一刻,它都在完成、在回归、也在沉思”,在完成、回归和沉思中, “每个正确的行为让这一天变成了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我们的等待无关,甚至和定性的审判无关,在消除了时间的界限的意义上,死亡也不再是一种走向终点的过程: “那些和集中营同时代的人永远成了一位幸存者:死亡不会令他死去。”

最后的一天是最年轻的一天,最后的死亡是一直在死亡,最后的审判也不再是有一个神化的上帝的审判,那个犹太教的救世主弥赛亚站在罗马城外的时候,当被问及 “你什么时候会来?”弥赛亚的回答是: “今天。”什么是今天,是区别于昨天的今天?是还没有到明天的今天?布朗肖说, “此刻就是今天了。此刻便是此刻且永远是此刻。”永远是此刻,就像每一天的一天,就像一直在死去的死亡,就像最年轻的审判,没有什么可以等待。于是在消解了时间的命名,死亡的命名中,神性的命名也消解了。

谁是弥赛亚? “不同于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的神,弥赛亚并不具有任何神性:他是一个安慰者,公正者中最公正的人,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是一个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人,甚至也 “不确定是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每个人也都可以不是他,就像黑格尔所说: “绝对的外在性的绝对的内在性”,他在罗马城门外的时候,是和乞丐、麻风病人站在一起的,所以他是匿名的,即使被认出来而被问及什么时候到来的话,他也在 “永远是此刻”的今天,在每个人中,所以弥赛亚的降临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更远未来的取消,列维纳斯和肖勒姆说: “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例外——都只预言到了弥赛亚的时间。关于未来,哪只眼睛又能看见它,除了你之外,主啊,为那些对你忠诚并一直等待你的人而行动吧。”

哪只眼睛能看见他?奧维德说: “他因自己的眼而死。”纳喀索斯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因为爱慕不己、难以自拔,终于有一天他赴水求欢溺水死亡,死后化为水仙花。这一种自恋源于那看见自己的眼,他把自己当成了神,在死亡的在场中,神杀死了自己, “这让人想起:那个亲眼看见神的人会死去”,而在他用神的方式杀死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制造了一个他者: “你并非他者,你就是他者。”神制造了他者,神就是那个在上面的 “一”,所以在不是弥撒亚 “今天”的降临中,不在 “不确定是一个人”的神性中,它变成了荷尔德林所说的病态欲望: “在人类中,病态的欲望从何而来,这欲望只有一,且只来自一。”也正是这样一种病态,使得最后的审判变成了 “已经发生”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审判被抛向更高处:上帝,唯一的审判者;即重新回到一。”

神性走上了最高处的审判,病态的欲望来自于唯一的一,而死亡就是纳喀索斯的眼,那么, “发光的孤独”在哪里? “天空的空洞”是什么? “被延迟的死亡”会不会发生?或者说布朗肖放在最后提供了回返可能的 “灾异”在最高的审判、唯一的一和纳喀索斯的眼中,何处呈现?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灾异? “灾异安排着一切。”这是灾异的定义? “灾异摧毁一切却在同时让一切保持原状”这是灾异的特点?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这是灾异的隐喻?中性词的灾异是一种存在,它不是损害,却威胁着不可触及之物,它是对自身的迫近,是 “把未来抽离出来或者劝阻开”,所以灾异是一种分离,却没有视觉的界限;灾异是最高的法则,却不是大写的存在;灾异不是已变得疯狂的思想,但却是某种思考之后的产物;灾异会描述,却遁逃所有经验的可能性……

“任是何物也都无法满足灾异,即纯粹的废墟中的毁灭与它并不相宜,同时,整体性之思又无法界定其界限:一切事物被损害、被摧毁,神和人重新走向缺席,虚无代替了一切,这一切同时太多又太少。 ”当布朗肖如此解说灾异的时候,那些同时太多又太少的 “一切”如何会缺席?无法满足的灾异又如何被命名?似乎在一种悖论中滑行,无论是对灾异的命名,还是对灾异的论述,似乎都在背离灾异本身, “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灾异不会看我们,它是没有视觉的无限,它无法像失败或纯粹简单的损失那般被度量。”所以这样的悖论面前,就有了灾异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相对于灾异我们是被动的,而灾异也许就是这种被动性,在此之上它永远地成为过去。”我们可以绘制整体性思想的界限,我们对一切事物做出解释,我们发现疯狂的事物,我们描述经验之中的存在,所以我们在阅读,在写作,在思考,在命名,而所有一切,在灾异面前,我们都是被动的,因为我们容易在绝对之物中迷失方向。

布朗肖在这里其实设置了一个入口,当我们在灾异面前是被动的,那么灾异就具有了 “被动性”特点,而这种被动性对于被动的我们来说,就提供了关于沉默的言说,关于拒绝写作的写作,关于自我的他者,关于匿名的命名,关于死着的生存的一种灾异状态。被动性是主体的消失,是一种 “精疲力尽”,它与主动性相对的是,当我们思考时,需要的是 “承受它,承受”,也正是这种承受,使得它具有了某种没有终点的重复: “呈现它并再次呈现它。”所以在主体消失之后,被动性也就取消了权力,取消了经验, “从统一性中分离,无法让位于任何显现之物或自我呈现,没有自我指示,没有自我象征,通过驱散和缺席,永远都落在我们可以称呼为它的下方,临时的指谓。”同时,被动性又是无边际的,没有 “已完结的过去”,也没有 “存在尽头的存在”,所以这是被理解、被暗示的灾异: “被理解的灾异,被暗示的灾异并不是一个过去的时间,而是像无法追忆的过去(在高处)。这个过去在回归,同时也通过复返来驱散现在时,在现在时里,它就如同一个久别重逢的人。”

当我们以回忆的方式看见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那里有最后碾压的不幸,有堕落于需求之中的束缚,有无法消弭的死亡……但这些都是提供了一种被动性的场景,在我们 “承受它,承受”的反复中,我们如何言说?我们如何写作?布朗肖认为,当被动性取消了主体,其实写作也必须取消主体, “阅读,书写,就像我们生活在灾异的留意之下:暴露于没有激情的被动性之中。”灾异的被动性要求我们有一种 “遗忘的兴奋”,要求 “将要说话的人不是你”—— “让灾异为你而说,要么借由遗忘,要么借由沉默。”

不管是遗忘还是沉默,都是在被动性中打开灾异的世界, “我们凭借语言的丧失——一场迫近而又追忆不及的灾异——来言说。”为什么要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要在拒绝写作中写作,布朗肖认为,所有的文本,看起来都是如此重要,愉悦人心而又有趣,但是这是一种权力,一种经验,一种存在于过去的 “已经”发生的文本,而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阅读就是一种被动,而不是被动性,在被动提供的文本里,一切都是空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它是权力和经验的产物,所以要在不写中写作,不写不是否定性,不写也是写的效果,甚至在边停边写中写作和不写, “并不会堕入绝望,是仿佛没有念想了:这是有利于灾异的。”所以当写作或者不写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便成为了关于灾异的写作,而保持缄默的言说,也依然是言说。

不写作的写作,缄默的言说,当取消了主体,当没有了权力和经验,当时间成为最新的今天,其实那个写作者、言说者总是存在的,他就是一个从自我中分离出来、是我之外作为他者的他者。 “他者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我受恩于他的无限帮助,这帮助可以是没有最后期限的呼救,而这呼救又只有我而不是他者能够应答。”在这个他者里,匿名是他的姓名,外在是他的思想,非相关性是他的能力所及,复返是他的时间,所以他者, “让时间走出自身的秩序,让生命向它的被动性开放,向陌生人展示从未抒发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在自我死亡之后开始的一种 “死了”。

“真正的哲学行为是让自我死亡。”诺瓦利斯这句名言在布朗肖看来,真正的意思是自我死去,自我如同死去,在必死的运动中,自我和他者从同一到分离。我们活着,是以肉体存在的方式活着,我们无法知道死亡的意义,无法获得死亡的体验,所有的思考,都是肉身意义中的自我思考, “对于死去的无从体验,这也意味着:面对死去的笨拙,如同一个从未学习或曾经缺课的人那样死去。”所以一个只有自我的人只是进入到 “已经”的时间里, “他来到之前,没有人等待他;当他在那里时,没有人识得他;当他不在那里的时候,灾异早已令存在误入歧途。”所以在灾异的被动性面前,我们的疑问在于:我们何为?谁不是我们?

我们之外的他,开始了死亡的书写,而这样一种死亡就是死去, “死去,绝对意义上说,是无法停止的迫近,生命正是通这种迫近在向往中延续,那些永远已经发生的事物的迫近。”布朗肖对一个作家生平的描述是: “他的生平是:他死了,他活了,他死了。”第一个 “他死了”是一种肉体的自我死亡,甚至是 “自杀”,而在死亡之后,开始书写便是 “活了”, “书写,为了不是仅仅在摧毁,为了不是仅仅在保存,是为了不传递;书写,站在永无可能的真相的诱惑下书写,灾异的这个部分,在这里,所有的现实,安全且完好无损地下沉。”也正是在这个书写状态下, “他死了”,这便是灾异的死亡体验,就像那句话, “人们杀死一个孩子”,布朗肖说: “别误读了这个现在时,它意味着操作无法一劳永逸地完成,也不会在时间中的某个优先时段里完成,它制造不可操作之物,它将做的只不过是摧毁(抹却)时间的时间本身,抹灭或摧毁或馈赠永远已经在未被言说的上帝的先到之中。”

所以灾异不是等待完成,不是获得意义,不是拥有权力,不是最后的死亡,就如乔治·巴塔耶所说: “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越过死亡,就是没有终点,没有最后的审判,没有历史中的书写,集中营,便 “象征着不可见已经使它自身永远可见了”,所以对于历史文本的遗忘就成为灾异的写作:

如果遗忘走在记忆前面,或者是遗忘缔造了记忆,或者它从未参与过记忆,遗忘却不仅仅是一种缺失、一种失误、一种缺席、一种空虚:既非否定也非肯定的遗忘也许是被动性的苛究,既不欢迎也不收回过去但是却在过去中指出哪些是从未发生的(如同在即将到来的未来中指出哪些无法在现在找到安身之处)。

“夜,不眠之夜,这便是灾异,缺少黑暗的夜晚,亦没有光明将其点亮。”那里有 “此刻就是今天”回来的弥赛亚,有对于神性自然拒绝的 “天空之蓝”,有 “我们不再依赖它而活”的写作,有意味着死亡的死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发生了,但是在灾异的书写中,它是发光的孤独,它是天空的空洞,它是被延迟的死亡, “还要说的话”就在缄默中被言说,而且永远言说着。

景观社会

编号:B83·2171020·1421
作者:【法】居伊·德波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8.90元
ISBN:9787305175299
页数:197页

居伊·德波把《景观社会》看成是一本 “完美的作品”,他不允许修改一个逗号,当意大利版本的编辑用一种错误态度与他进行理论的时候,居伊·德波对他们动粗,差点将唾沫吐到他们的脸上。完美而不能修改,是不是也是另一个 “景观”?而樊尚·考夫曼认为: “德波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为了拒绝而累积:令人尊敬的外表,要保持的身份、头衔和荣誉,简言之,即一切融入我们生活的后来很快被他称为 “景观”的事物。”既然在拒绝 “景观”,又为何让它完美?这或者是德波用一种游戏化的思维展现一种 “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的社会形态。本书是德波转型为字母主义国际与情境主义国际人物之后的代表作,除序言外,全书共九章221条。


《景观社会》: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是时刻做假的理论权威的反面,其唯一原因就是它变成了引用;它是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最终是从作为总体参照的时代中,从引用在参照内部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而这个参照又是被精确认可的或错误的参照。
——《第八章 文化中的否定与消费》

第131页,第208章节,第1句, “异轨是引用的反面”,明明确确地写在那里,明明确确地被引用,这当然不是一种异轨的表现,可是翻过去一页,在地132页逆光的反面凝视着,那留存着的位置上也是一个空白。那么,如何抵达 “引用的反面”?如何抽取语境中的碎片?如何确定一种反叛的风格?整体而引用,总体而碎片,在异轨和引用之间,必须找到一种否定精神,甚至找到一种 “与造假成正式真理的东西保持距离”的那个东西。

但首先是引用,131页之前,208章节之前,居伊·德波不是引用了黑格尔的那句话: “真理不像一个产品,在其中不能在找到工具的痕迹”;也引用了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的碎片》上的那句话: “这句话不是你的,却通过它所唤醒的记忆而让人忐忑不安”——酱要回到食品柜,但是那一小句话就是你自己加进去的,看起来那酱和原初的分别不打,但是正是加入了其中一小句话,即使不是你的,但完全变成了另一种酱,于是异轨在这一种加入中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

一小句话就是 “从引用在内部参照的准确选择中抽取的碎片”,就是 “从其语境和运动中抽取的碎片”,碎片混合,其实以一种反叛的风格解构那种叫做 “理论权威”的东西,克尔凯郭尔不是说了: “在这里我不否认,我也不再岩石这是故意为之,而且在这本书后续章节中,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我有意用其真正的名字来命名某物,用历史的服装来装扮问题。”真正的名字来命名,却是以历史的服装来装扮,是似是而非,是刻意的造假,却抹去了引用的总体参照,却建立了异轨的表现。

所以,居伊·德波故意说: “抄袭是必需的。进步要求这么做。”但是所谓的抄袭就是 “紧扣着某作者的句子,使用他的表达”,但是 “抹去一个虚假的思想,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那么在131页、第208章节的异轨中,那个在理论权威的反面,在引用的反叛中,异轨是不是就达到了 “唤醒了记忆,并且让你忐忑不安”的要求?是不是就开始了 “用其真正的名字来明明物品,用历史的服装来假扮问题”的目的?是不是就形成了 “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是不是就完成了 “只在作为当今批判的自身真理中”的使命?

异轨,detournements,可以看成是反文本的书写,它要在反面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通畅语言,就必须是反叛的,必须是否定的,必须是颠覆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仅仅是为了不让它变成一种引用,而真正的反叛风格是要 “用准确的思想取而代之”,所以抽取的碎片一定要解构那种总体参照,并且要建立 “自身真理”,所以,引用是来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商品的积累。”而异轨是: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累”;引用是黑格尔的《逻辑学》: “真理自我检验。”而异轨是: “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引用是弗洛伊德的《释梦》: “睡眠的欲望……是形成梦的动机之一”, “梦是睡眠的保护者而不是睡眠的干扰者”。异轨是: “景观就是被束缚的现代社会的噩梦,它最终只能表达社会的睡觉欲望。景观是这种睡眠的守护人。”——那一份引用和异轨的长长清单就在章节的末端,就在附录里,如果不从这份清单里查阅,你或者并不知道异轨正在表现,不知道引用之外还有异轨的存在。

因为它其实不在引号里,在取消了引用的标志之后,它看上去就是自身真理的一部分,像一瓶酱,又回到了总体的食品柜里,那么,这种反叛风格的异轨,这种否定精神的真理,是不是必须用另一种方式才能被凝视?一本书忽然就在翻阅之后回到了封面,第131页湮没在整体里,第208章节就消失在文本深处,一种不看见的异轨在内部,既不唤醒记忆也不让人忐忑不安,却在图像呈现的封面景观里被凝视:他们坐在那里,男人和女人,戴着帽子和不戴帽子,横的一排和竖的一列,却以整齐划一的方式凝视某物——某物在别处,但是从他们的举止中分明看见了那个让人忐忑不安的东西。透过了他们的眼神?可是每个人都戴着一副眼镜:白色的镜架,黑色的镜片,像是在技术时代的3D眼镜。当取消了眼镜的直接观看和凝视,眼镜一定是某种取而代之的工具,它制造了和真实看见的东西不一样的效果,那么这种凝视是更真实具体了还是变成了一种幻影?

以封面的凝视图像为符号,就是进入了居伊·德波的 “景观社会”,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戴着眼镜的男男女女凝视了什么?那种在封面之外的某物一定是他们借用工具看见的 “某物”,还有一层含义是,作为读者,面对封面时又看见了什么? “他们”必然会成为我凝视的某物。这是一种双重的凝视,那么何种凝视会变成一种景观社会的表现?何种凝视是在引用中走向了异轨的反面?他们戴着眼镜,我也戴着眼镜,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工具,是不是一种双重的凝视反而就只是一种景观?

“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居伊·德波说,一样不是引用,异轨自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并非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事物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景观是一种关系,图像是终结,那么凝视和被凝视,双重的凝视,只要在图像的集合建立了关系,而且是取代了真实甚至真理,就变成了一种景观表现, “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是德波·居伊对于景观社会的一个定义,景观的聚集很明显是以一种离心的方式取消了 “直接经历过的一切”,正如费尔巴哈所说, “我们的时代……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喜欢表象甚于存在……”神圣之物变成了幻觉,世俗之物变成了真理,时代并没有从费尔巴哈那里远去,在居伊·德波这里又成为循环的一部分,于是幻觉还在扩大,神圣之物被凝视而不再具有真理性的一面。

这便是 “完成的分离”,一方面在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完成之后,进入的是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开始自欺欺人,普通意义上的所谓景观,成为了生活的具体 “反转”,而另一方面,用景观完成的图像世界里,原本被部分看到的现实却成为 “边缘的伪世界”,而这个世界 “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自欺欺人制造的虚假物,现实变成被凝视的客体,这便是分离的世界, “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这种分离是相互异化的,现实出现在景观中,而景观又成为真实,相互异化成为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

景观是将现实哲学化,景观是生产者不忠的客观化,景观是对话的反面,景观是 “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居伊·德波分析景观社会,是把那种关系剖析开来, “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这种关系当然是分离的,甚至是隔绝的,一方面是被改造的客体变成了 “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被掩盖,主使和客体被分离,那么这种关系也变成了一种 “统治”,而这种统治便是权力, “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曾经的权力表现在宗教上,现在通过景观技术则实现了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就与国家密不可分,与统治阶级密不可分,和社会劳动分工密不可分,所以, “权力的专业化,它是景观的根源。”

分而视之, “作为景观的商品”是在景观社会中被凝视的客体,但是当物化发生之后,这种凝视就变成了商品拜物教的异化,只不过异化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成为景观的商品, “景观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这是一个商品的世界,它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自动化让劳动力成为商品,使用价值的倾向性下降导致了剥夺行为,消费变成了幻想,而景观就是一种伪使用,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本身就是金钱的另一面,是 “所有商品的抽象的一般等价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观意义中的商品不仅扩展到所控制的整个经济领域,也在改变世界中实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部占领,它是一种强权, “在景观社会中,商品在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自我凝视。”这是商品拜物教变成景观拜物教导致的后果,而在更深层意义上,当景观社会呈现为一种分裂的统一,当表现为一种强权,甚至当商品开始自我凝视,景观的主使就成为 “被物化的人”,他在与商品的亲密关系中也变成了 “无用的商品”, “景观的主使被搬上舞台成为明星,便成为个体的反面,个体的敌人,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在其他人身上显然也是这样。”

这是考察景观关系中主体的开始,也是对于景观社会权力体系的凝视: “景观所宣告的非现实统一是阶级分化的面具,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统一。”居伊·德波将将官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的景观,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此外它还可以被当作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进,作为管理更为落后的混合经济的技术,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危机时刻的管理技术。”这是技术意义上的景观,欠发达社会在试图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也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定的危机时刻表现出来。而另一种景观则是弥散的景观,这是景观的一般形式,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势及其意识形态, “在这两种情况下,景观仅仅是个幸运的统一形象,被包围在忧伤和惊恐中,就处在不幸的平静中心。”

幸运的统一形象,意味着会有一个 “不幸的平静中心”,甚至意味着平静也可能被颠覆,当资本主义完成了集中的景观和弥散的景观构建,谁来推翻这种景观拜物教? “作为主体与表现的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定义,那是在一个历史的斗争中,劳动和革命成为一种实践;那需要一种历史的思想,在革命意义中变成操作世界总体的历史意识;那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规划, “简单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必须转换成对质量历史占有。”当然最主要是要有历史的主体, “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但是在考察无产阶级的革命时,居伊·德波发现了另一种权力,那就是在工业化中建立起来的极权: “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

不仅仅是继续,而且还是强化,甚至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一种 “不协调中的真理”: “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极权是一个人的权力,甚至变身成为恐怖主义权力,造成这种后果的除了官僚制度本身的景观化使得权力专业化,而从无产阶级的性质分析出发,那种主体其实早就变成了分离物,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化。那种历史的斗争、历史的思想、历史的规划、历史的主体在哪里?它当然应该在自己的历史里,而这种历史就是不可逆的时间, “历史首先要为成为主人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而斗争。”实践和斗争,是时间的运动,它构成了时间本身,只有它是向前的,是不在循环的,是不可逆的, “在经历它所创造的历史时间的要求中,无产阶级找到了其革命规划的简单而又难忘的中心”。

“人类的时间化,正如它通过社会中介所进行的那样,与时间的人类化相等。”而在取消了历史的时间里,时间不仅可逆,而且变成了 “伪循环时间”,变成了可消费的时间,也变成了景观时间, “时间的现实已经被时间的广告所代替。”而另一方面,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历史环境中的都市,这样的都市是社会权力的集中,它构建的是一个 “伪乡村”: “在这个虚假乡村中,失去的既有古老乡村的自然关系,也有直接的社会关系,还有被直接质疑的历史都市的社会关系。”而在文化层面上,自主性意识形态的幻想,又变成了文化的历史,文化的历史有两种方式可以被终结,一种是在景观凝视中把文化当成死亡物,这是分离而否定自身,否定而变成消费的商品的一种异化,其命运和阶级权力联系在一起;另一种则是在总体历史中实现超越,而这种超越就必须和社会批判联系起来,也正是这种社会批判,在否定精神的培育中,在实践思潮的重启中,进入到一个异轨的表现世界里。

“异轨是反意识形态的畅通语言。它出现在交际中,而交际又知道自己不能指望拥有任何的保证,它自身的保证和最终的保证。它在最高点上,是任何前期和超级批判的参照所不能确认的语言。相反只有它自身的协调,它与自己、与可实践的事实的协调,能够确认它所带来的真理的古老核心。”居伊·德波如此构建一个异轨的世界,就是要打破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景观中解放出来, “从颠倒的真理的物质基础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所包含的内容。”这种解放就是将 “压扁的世界的囚徒”,从景观的银幕所限制的世界中,从 “镜像符号”的虚拟中,发现真正的意识形态,以建造 “在历史冲突进程中的思想基础”。

打碎银幕,打碎镜像,打碎图像,打碎景观,打碎取代了宗教的权力,在一种非分离的统一中,用抽取的碎片来组建自身的真理,于是当马克思说: “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居伊·德波在第131页的反面,在第208章节的背面,用异轨的方式写道: “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

密谋

编号:S63·2170911·1420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91
页数:80页

“历尽沧桑之后,我发现,跟幸福一样,美是很常见的东西。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天堂里面逗留片刻。没有一个诗人(不论多么平庸)未曾写出文学史上的最佳诗句,尽管其大多数作品都是败笔。美并不是少数几个名人的特权。如果这本包括四十来篇诗文的小书——《密谋》竟然没有潜藏一行足以伴你一生的文字,那倒是咄咄怪事了。”《密谋》创作于1985年,是博尔赫斯最后一部诗集,他在《序言》中写道:“在一个八十多岁人所写的书中,第一元素火所占的比重不会很大……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土,贫瘠的土。然而,我仍在写作。”他一如既往地在诗歌创作中践行他的美学信念。


《密谋》:但是可以成为一场梦

他将被关在我的噩梦之中,在我未曾见到过的月亮光下,满怀恐惧地在那座有着光盘的时钟、不能生长的假树以及天知道别的什么怪事的城市里继续徘徊游荡。
——《柏树叶》

扔掉了自己的附身符,紧紧抓住了草茎,在那刀刃的闪光中,博尔赫斯奋力从噩梦中醒来,也逃脱了仇人将自己置于死地的危险。那里没有噩梦,没有仇人,没有刀刃的寒光,“我一惊而醒,左手正扒在房间的墙壁上。”这是回到现实的标志,这是忘记仇恨的解脱,可是,这真的只是一个让自己平安的梦吗?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夜晚,博尔赫斯家的门被打开了,那个唯一的仇人开了灯把博尔赫斯从噩梦中叫醒,然后让他起来去赴死。博尔赫斯拿起了自己书架上十二卷爱默生著作里的一本,然后从楼梯上下来,“我计数着每一个台阶。”坐上了一辆四轮马车,经过了无人的街道,然后在南城停下,在一棵树下,仇人让博尔赫斯张开手臂躺着,在死亡之前,博尔赫斯看见了一件罗马教士穿的长袍,看见了那一棵柏树,然后念着那句名言:“多么常见参柏生长在柔软的荚莲间。”

但是死亡没有降临,或者说仇人的复仇计划并没有完美的实施,“我知道有一个非常的办法能够救得了自己的性命,不仅自己可以免去一死并且说不定还会将对手断送,因为,他受制于仇恨,既没有留意那架时钟也没有留意浓郁的树冠。”是那钟楼上没有时针和数字的钟,是那棵柏树的浓郁的树冠,使博尔赫斯发现了逃生的秘密,终于他的左手不再是抓住了草茎,而是房间的墙壁——他终于得以活下来,终于没有死在仇人的刀刃下。

而且,自己非但没有死,仇人却“永远都不可能回去了”,因为他被博尔赫斯关在了噩梦里,永远不会出来了,正像他曾经讲过的那样,一种仇恨就已经将人置于死地了。但是,当仇人被关在噩梦中,另一个博尔赫斯故意避开的可能是:自己也一样被关在噩梦中了。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夜晚,其实就是一个梦中梦的结构,仇人打开两道门,打开灯的时候,博尔赫斯正在自己的噩梦中,“我已经不记得梦中的内容了,只知道有一个花园。”这是第一个梦,在梦里出现的是花园,而当仇人将其叫醒让他去赴死的时候,是第二个梦,无论是爱默生的著作,还是计算着台阶的数字,无论是南城钟楼上的钟,还是那片草地,无论是罗马教士的长袍,还是那一棵有着浓郁树冠的柏树,甚至最后看见的刀刃寒光,都在第二个梦里出现。而当博尔赫斯从第二个梦里醒来逃离了仇杀,他又再次进入到梦中,“多么奇怪的噩梦啊,我想道,随后很快就又堕入了梦乡。”于是,便有了第三个梦。

仇人出现在第二个噩梦里,仇人也被博尔赫斯关在第二个噩梦里,但是在第一个、第三个梦里,是不是只关着自己?第二个梦让自己从仇恨中解脱出来并让仇人永远出不去了,那么第一、第三个梦是不是让自己再也无法走出?或者说,在这个多梦的夜晚,在梦中梦的奇怪结构中,博尔赫斯是不是就是那个仇人,寻找复仇的机会,然后在受制于仇恨、没有留意时钟和树冠的情况下,被别人永远关在了噩梦里?或者说最后满怀恐惧地在充斥了怪事的城里里徘徊游荡的人就是自己?

仇人是自己的仇人,也是被仇人仇恨的自己,噩梦的互文性不只是留下房间的墙壁、书架上不见的爱默生的著作,以及再也没有回来的仇人,也把自己永远地放在了梦里——这是一种解脱,还是一种复仇?博尔赫斯已经老了,他总是会遇见各种梦,“这本书里有许多梦。需要说明的是,那些梦全是黑夜或者(更确切地说)曙光的馈赠,绝非刻意的编造。我甚至几乎都没敢按照我们这自笛福至今的时代的需要而随意妄加篡改。”在《序言》里他这样说,但其实,当把自己当成是仇人而置于梦中的时候,一定有过某种篡改,这一个颇具小说意境的梦其实反映了博尔赫斯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某种矛盾:自己是不想死去的自己,自己也是充满了仇恨的自己。

未来一定是死?死是不是一场梦?在莫测的世界里,到底会梦到什么?这个疑问一定也缠绕在博尔赫斯的心里,他引用诺瓦利斯的话说:“生活不是一场梦,但是可以成为一场梦。”《有人将会梦到》里他说,“将会梦到阿隆索·吉哈诺无须离开自己的村子和舍弃自己的书籍就能变成堂吉诃德。将会梦到尤利西斯的一个夜晚可能会比叙述他的业绩的诗作更为奇绝。……”《有人梦到》里他说:“直到如今,时光都梦到了些什么呢?梦到了诗歌极力称颂的利剑。梦到并造出了可以充作智慧的警句格言。梦到了信仰,梦到了残暴的十字军讨伐。梦到了发现了对话与质疑的希腊人。……”他命名是“有人”的梦,其实也是自己的梦,而且是“像所有的如今一样,指的就是最后的时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梦里有诗歌和利剑,有智慧和仇恨,有信仰和残暴,有大海和泪水,而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梦里,其实找到了一种平衡:“梦到了有人梦到了自己。”一个回环的结构里,自己是梦的一部分,梦又是自己的一部分,在从自己到梦到自己再到梦的诡异结构里,仇人和自己合二为一,仇恨和逃避同时发生。

造梦者博尔赫斯,仇人博尔赫斯,将仇人置于死地,将自己关在噩梦里,这真的像是一个死前的“密谋”,但无论如何,当博尔赫斯在醒着的时候,总是希望改变梦里的一切秩序,“也许我没有说中。但愿我是个预言家。”他预言了一二九一年欧洲,许多参与者聚到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门第,信仰不同的宗教,讲着不同的语言,最后建立了欧洲的中心——在欧洲的高原上矗立起一座理性与坚强信念的高塔,那里将划分为二十二个区,自己的故国之一日内瓦是最后一个,而明天,“这些区划将涵盖整个地球。”一二九一年是历史上的一二九一年,它已经发生,它必将在梦之外: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二九一年正是十字军东征的最后终结,唯一剩下的十字军城市之一阿克雷落入穆斯林马穆鲁克斯,这标志着1096年开始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东征,扩大了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范围,使得欧洲的贸易和运输得到改善,推动了造船业和发展,甚至为文艺复兴铺平了道路,但是这是一种打着文明和宗教信仰旗帜进行的征战,当十字军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而对穆斯林、犹太人一起其他基督徒进行残酷的屠杀之后,十字军东征也成为不道德、血腥和野蛮的代名词,甚至制造了重新的对立。当这一段历史已经发生,博尔赫斯期望以梦境的方式改变历史,“他们决心存异求同”,于是不同的门第、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语言,最后建造了同一的中心,那就是理性与信念,并且从欧洲覆盖到整个地球。而博尔赫斯制造梦境的意义不只是发出自己对于一二九一年历史的某种“仇恨”,更在于将这种求同存异延伸到未来,变成关于“明天”的一个预言。

这或者就是梦境能够带来的改变,也是博尔赫斯对于现实的一种态度,“既然是无所谓开始与终结/既然只有无尽的白昼昏夕/正在等待着我们前去面对,/我们也就成了将来的往昔。(《公园挽歌》)”挽歌不是一种哀叹,而是要从面对过去的正视中找到“将来的往昔”的机会。历史由时间构成,在这个时间里,似乎所有的历史都有了一个已经写好的出口,甚至都成为了“世界某日”:“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地狱的进口。/没有一个瞬间不会成为天堂的流水。/没有一个瞬间不像装满火药的枪膛。/每时每刻你都可能成为该隐或悉达多、戴上脸谱或显露真容。/每时每刻特洛伊的海伦都会向你表白爱情。/每时每刻公鸡都会完成三次报晓。/每时每刻滴漏都可能让那最后的水滴坠落。”过去的事情在今天已经投下了长长的阴影,甚至左右着明天的事情,“天堂里草叶上的露珠。波斯波利斯的一朵玫瑰的分量。莎士比亚的最后一个梦。第一面镜子,第一首诗。波利克拉特斯的那被命运拒绝了的指环。”似乎都书写了一种宿命论,都是“天机”的一部分,但是,当“历史学家试图在地图上标出当事的部族并无意识的迁徙路线”时,是不是历史本身就存在着某种欺骗性?

似乎也是一个一二九一年一样的对立,“我讲的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年代。”那个年代也充满了仇恨,《胡安·洛佩斯和约翰·沃德》中,胡安·洛佩斯代表阿根廷人,约翰·沃德代表英国人,他们“只见过一面”,就是在那“著名的岛屿上”,他们是该隐也是亚伯,他们生活在奇特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地球被划分成了不同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着臣民、得意的往事、一个无疑可歌可泣的过去、权益、耻辱、一个特别的神话、青铜铸成的先烈雕像、周年纪念、政客和标志。”于是,它在历史的仇恨中真正被埋葬,“他们被葬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在雪帐下面朽烂。”

历史在一边,朽烂在一边,死亡在一边,而在另一边,则是梦境,《一九八二年》翻阅的那本书里写着宇宙进程,在这个网络里,有星辰、病痛、迁徙、航海、月亮、萤火虫、不眠之夜、纸牌、铁砧、迦太基和莎士比亚,甚至有博尔赫斯是写下的这篇文章和天刚亮时做过却忘记的梦——梦也是宇宙进程的必然部分,可是,那个帝国的军舰,那晚香玉的清幽是不是可以被那一层厚厚的尘土覆盖?覆盖是另一种写法的开始,于是,它在寻找中变成了“不属于天地间”的某个生灵,“那个生灵潜藏于透纳的绘画、一个女人的眼神、诗歌的占老旋律、无邪的曙光、天边的或比喻中的月亮。”于是,它在梦境中变成了充满玄机的“云团”:“也许是上帝需要那些云彩/来实现其永无止境的创造,/而云彩就成了冥冥天机的经络。”

梦境里可以成为预言家,梦境也可以呼唤朋友,博尔赫斯像阿布拉莫维兹那样看见了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死亡的滋味,在生命的历程中会发现愚蠢的爱情、嘲讽、做拉斯科尔尼科夫或者哈姆雷特王子、粗话和日落,但是在死去之后,在灵魂永存的世界里,“今天晚上我可以像个男人似的大哭一场了,可以感受眼泪顺着面颊流淌,因为我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会消亡、没有任何一件东西不留下自己的影子。今天晚上,阿布拉莫维兹,你没有开口,却告诉我要像过节一样面对死亡。(《阿布拉莫维兹》)”博尔赫斯还看见了在梦中和他一起谈论文学的海地·兰格,不想让他知道这仅仅是幻影,因为等待光顾的镜子的玻璃,审视别的东西的眼睛,讲话时的英国口音都成为了一种活着的证明,“这一切全都在没有指名地呼唤着你。”

梦中杀死仇人,梦中发出预言,梦中见到朋友,那一个个梦让博尔赫斯建立了自己的秘密世界,但是现实依然无法改变死亡的命运,所以当梦醒来,所要真正面对的是如何死去?“这回声和虚形的最后消隐却要待到/忘却这个共同的终极将我们最后完全忘记。/这种情况发生之前,让我们尽情地搅和/还得活上一段时间、活着和活过这摊烂泥。(《歇洛克·福尔摩斯》)”活着有时候真的只是活着,必须每天面对“消失的回声和虚形”,必须每天寻找“命运或者机缘”,而每天都可能是弥留之际,都可能是世界末日。所以博尔赫斯有时是悲伤的,“这世界如今只属于别人,/我只能在黑暗中吟诗作文。(《关于他的失明》)”但又是超脱的,“花园里的玫瑰已不再是玫瑰,/而想成为抽象意义上的玫瑰。(《初张的夜色》)”博尔赫斯希望能解脱,“临死前的刹那,当命运即将把我们从自己是个人物的可悲常态以及世界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你和我都将会感到轻松。”(《三种轻松》)”却又感到惘然,“我们美好的责任就是想象着有一座迷宫和一个线团。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那个线团,也许我们找到了却又于一次宗教活动、一支乐曲、一场酣梦、一个哲学推断之中或者那真切而单纯的欣喜时刻将之丢失。(《寓言中的线团》)”死亡会留下一些东西,“他发现那无数的杂错线条/现的竟是自己的容貌神气。(《总和》)”却必将失去一些东西:“我知道自己失去了数不清的东西,而那些失去了的东西如今恰恰是我拥有的一切。”

悲伤而超脱,希望解脱又感到惘然,希望留下一些东西却又失去了所有,博尔赫斯对于死亡的参透充满了矛盾性,而正是这种矛盾性真正脱离了那个把仇人和自己都关进去的噩梦里,所以这才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它或许真的不是神秘的,它会到来然后将自己带走,所以在《题词》中,博尔赫斯要把文字、诗歌和一切可能的东西都赠予别人,赠予玛利亚·儿玉,赠予读者,甚至赠予仇人,“我们只能给予已经给予了的东西。我们只能给予已经属于别人的东西。这本书中所提及的一切一向都属于你。一段献词、一种象征的赠予真是不可琢磨!”而面对死亡,他希望回归平凡,“我想回归于平凡的事物:/清水,面包,一个水罐,几枝玫瑰……”

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脑袋里一片混乱,想起了他的王国,想起了女人,想起了教义和礼拜,见过或未见过,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苦痛或者别人的苦痛,“全都一样”,因为他就是一个凡人:“也知道自己不是神仙而是肉骨凡胎,/会衰老死亡。他对此毫不在意。”活着就是“活过这摊烂泥”,而死去呢?对自己来说,再没有苦难,也不再崇高,不是罪恶,当然更不是救赎,

灵魂匆匆地寻找归宿。
天色有点儿黑了。他已经死去。
一只苍蝇在僵挺的躯体上爬行。
既然此刻我在受苦,
他所受过的苦难对我又有什么益处?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地图册

编号:S63·2170911·1419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3.10元
ISBN:9787532773084
页数:89页

“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开始先发现苦、咸、凹陷、光滑、粗糙、彩虹的七色和字母表上的二十几个字母;接着发现面庞、地图、动物、天体;最后发现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地图册》创作于1984年,是他漫长而奇妙历程的纪念。博尔赫斯将自己与玛丽亚·儿玉相伴游览各地的所见所感写成诗,声音、语言、晨昏、城市、人……分主题成章,奇趣盎然,从一个个面庞、动物、人到宏观的地图、天体,从细微的观感、触觉到信念、信仰,在博尔赫斯看来,人人都是发现者。


《地图册》:人人都是发现者

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于是我醒了。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博尔赫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里出门,转过几个街角,然后碰到了朋友海迪·兰格,他们便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馆谈话。当时的博尔赫斯拄着拐杖,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坐着的桌子上摆放着餐具,还有一些面包,以及两个酒杯,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文学,还有和生活有关的一些话题。当然,海迪·兰格也一定是面带微笑的,她时不是地问博尔赫斯一些问题,博尔赫斯则友好而礼貌地说起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一九八三年的一天,是不是没有玛利亚·儿玉在身边?一九八三的一天,博尔赫斯是不是早就看不清事物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场景是清晰的?在他面前的朋友,桌子上的餐具、面包和酒杯,被谈及的文学和生活,都变成了看见和感受到的存在。但是一九八三年,海迪·兰格早就已经去世,“她是个幻影而不自知。”遇见和谈话只不过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梦,但是为什么这个幻影需要海迪·兰格自知?“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只认为向她挑明说她是个幻影,一个美丽的幻影,是不可能、或许不礼貌的。”梦是博尔赫斯的梦,梦里的一切似乎都是清晰可触的,而不害怕的博尔赫斯没有提醒海迪·兰格这是幻影,是因为他自己不想从宛如真实发生的现实里出来,或者梦比现实更吸引人,更让人流连忘返。

一种梦或者幻影,似乎逃逸了现实的种种束缚,它可以让死去的人出现,可以让永不相遇的人相遇,可以漫无目的地谈论一些东西,它一定不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它发生在任何一个时刻,只要博尔赫斯愿意——所以不提醒是一个幻影,就让美丽继续美丽着。但是,“于是我醒了。”醒来的博尔赫斯一定是怅然若失的,他返回了现实,他依然看不见眼前的一切,这醒来的结果是博尔赫斯想要的?或者说,是他自己想让博尔赫斯醒来?因为“梦境衍化成了另一个梦境”,博尔赫斯永远是另外一个博尔赫斯,一九八三年也永远是另一个一九八三年。

不说出幻影是一种沉浸的感觉,梦境衍化成另一个梦境也是另一条通道,博尔赫斯做了一个“德国梦”,梦里有十九排黑板的仓库,黑板上用粉笔写满了单词和一些阿拉伯数字,那些单词和数字存在着各种变化的可能;博尔赫斯做过“雅典梦”,梦里是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还和父亲在下棋,父亲又是虚假的阿尔塔薛西斯,“我移动了一个棋子;对手没有动子,但施展了魔术,抹掉了我一个子。这种情况反复出现了几次”;博尔赫斯还梦见了在公寓电梯门口遇见的一个鞑靼人,“他身材高得异乎寻常,照说我应该明白自己是在做梦。”当然,博尔赫斯置身在卢塞恩、科罗拉多或开罗的时候,还梦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梦中的景象可能是绵亘的山峦,有栈桥的沼泽,通往地下室的螺旋楼梯,我必须清点沙数的沙丘,但是这些场景都在巴莫或者南城的一个确切的街口。”

梦里是变化不断的单词和数字,是捉摸不定图书和围棋,是陌生而奇怪的别人,当然,也有熟悉的城市。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当梦呈现为两个行走的方向时,博尔赫斯是不是在绘制两种地图册?陌生而变化,变化而富有意义,这大概是旅行的意义,虽然已经失明,但是博尔赫斯和玛利亚·儿玉一起游历和欣赏了许多地区,看不见那些景物、博物馆和存在的一切,但是玛利亚·儿玉却用她的眼镜看见,用她的语言描述,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种看见,但是对于他来说,旅行的意义不只是游历,更在于体验和思考,甚至是发现,他说:“发现前所未知的事物不是辛伯达、红头发埃里克或者哥白尼的专业,人人都是发现者。”发现光滑和粗糙,发现苦或咸,发现彩虹的颜色和字母表上的字母,这是最简单的“看见”,然后才是发现面庞,发现地图,发现动物,发现天体,而最后发现的是怀疑、信仰和“几乎完全能确定的自己的无知”,“玛丽亚·儿玉和我一起惊喜地发现了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实际上,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这一切都组成了博尔赫斯的“地图册”,它是一种穿透,用一道光发现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而有光便有了影子,而当影子出现,光是不是还必须穿透这个影子,找到真正的意义?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拒绝别人为他画像,他说,自己是纯精神原型的影子,如果被画成了肖像,那么便是影子的影子,而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普罗提诺的那些形象,那些被拍成照片的偶像摹本,便成为了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纯精神是原型,肉体是影子,肖像是影子的影子,照片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一束光的意义就是穿透这诸多的影子,这影子的平方和立方,照见那个真正的精神原型——这一种发现,其实是需要用一种减法,在去除影子、影子的影子、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努力中找到“各各不同、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

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神话世界里走出来。亚历山大城的普罗提诺是一个图腾,图腾是影子,它被笼罩在神话中,“我们了解这些情况,然而当我们念及沙漠里的一个图腾,一个默默地需要神话、部落、祈求甚至牺牲的图腾,不禁浮想联翩。我们对它的礼拜仪式一无所知;所以只能在朦胧的晨昏梦想它。”高卢女神是影子,她被后来者的想象所改变:“她是件破损而神圣的东西,任我们漫无边际的想象不负责任地添枝加叶。我们永远不会听到膜拜她的人的祈求,也永远不知道仪式是什么模样。”波塞冬神殿只不过是荷马文本里的一个产物,它成了《伊利亚特》这部喜剧里的影子,“时间和历代的战争带走了神的外貌,但留下了海洋——他的另一个形象。”影子是埃皮扎夫罗斯大剧院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是但丁想象中的克里特岛有牛头盘踞的迷宫,是刺倒凯撒的匕首,是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投入大海的“尘世巨蟒”——它们被书写,被神话,被演出,被传说,而那个纯精神原型在哪里?

那位英明的皇帝
曾经放弃桂冠,
指挥过战役和舰队,
遭到人们的礼赞和妒忌。
这里也是一个后来者,
他巨大的影子将整个世界笼罩。
——《凯撒》

巨大的影子笼罩着苍白的土地,“它假想的形象是我们的污点。/破晓时我在梦中看见。”正如普罗提诺所说,这便成为了一种图腾,而在图腾里,人们忘记了仪式,听不到人们的话语,而梦中看见的无非也是一些污点。所以博尔赫斯认为,神话的意义是神秘,神秘能带来更多的精神体验,“世上没有不神秘的事物,但是某些特定的事物比另一些事物的神秘性更为明显。例如海洋、黄颜色、老人的眼睛和音乐。”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演出时,博尔赫斯沉迷的是语言和音乐,它们带来的是“古老的激情”,在著名的罗讷河和鲜为人知的阿尔沃河交汇处,他感受到了水的诗意,“神话不是词典里的一句空话;而是心灵的永恒习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条汇合的河流是两种古老的灵感的交融。”所以在面对那些神话时,博尔赫斯宁可不对它们进行影子一样的命名,“两个希腊人在谈话:也许是苏格拉底和巴门尼德。/我们最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一来,历史就更神秘,更平静了。”因为不命名才可以不受神话和比喻的束缚,才可以忘记祈祷和魔法,才可以“思考或者试图思考”,才可以从影子里穿过。

在世界各地的旅行中,博尔赫斯就是要发现神秘、诗意和思想,它们是河流、音乐、语言,它们不被命名,它们像梦一样无形。在英格兰,他发现了狼的历史:“撒克逊狼,你枉活在世上。/你凭凶残不足以生存。你是最后一头。/再过一千年,一个老人/将在美洲梦见你/未来的那个梦帮不了你的忙。/今天人们在丛林里搜寻你的足迹,/将你围追堵截,/最后昏暗里的悄悄的灰狼。(《狼》)”在伊斯坦布尔,他听到了悦耳的语言,在三天的行程中他看见了美丽的城市、博斯普鲁斯海峡、金角湾和黑海人海口、海滩上曾发现刻有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如尼文字的岩石,“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土耳其,重新发现它。”在威尼斯,他发现了河流的规则,“威尼斯的运河则是忧郁的平底船行走的道路,平底船和忧郁的提琴相似,它们柔和的线条让人联想到音乐。”发现了黄昏的意义,“在我看来,黄昏和威尼斯几乎是同义词,但我们的黄昏失去了光线,害怕黑暗,而威尼斯的黄昏却是美妙永恒的,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在一九一四年就生活在那里的日内瓦,博尔赫斯重新找回了回忆,“日内瓦也让我感受到爱情、友谊、屈辱和自杀的诱惑。回忆中的一切,包括不幸,都是美好的。”而在金字塔旁,他抓起一把沙子,然后松手,在撒落的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正在改变撒哈拉,“这件事微不足道,但是那些并不巧妙的话十分确切,我想我积一生的经验才能说出那句话。那一刻是我在埃及逗留期间最有意义的回忆之一。”

梦是逃逸是创造,梦也是返回,博尔赫斯在梦中为地图册打开了不同的方向,如果说用光线穿透影子发现纯精神的原型,是在去除一种图腾和神话,那么走进真实的世界则是一种对现实的拥抱。他和玛利亚·儿玉乘坐气球,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飞翔:在纳帕山谷起飞,在一个半小时的航行中,博尔赫斯“好像是重新浏览爱伦·坡、儒勒·凡尔纳和威尔斯的篇章”,他想到了主宰月球内部的月球人,他完成了人类的渴望获得了升腾的真正经验;他喜欢老虎,认为一生和老虎有缘,“讨厌斑点而不讨厌条纹”的博尔赫斯曾经在父亲的百科全书上认识了虎,在蒙塔内尔-西蒙出版社的百科全书里看见了虎的图片,在布莱克著名的篝火诗“虎,虎,燃烧得多么明亮”中想象了虎,在切斯特顿为虎下的定义“有震撼力的优美的标志”中定义了虎,但是只有那只用舌头舔着脸把爪子搁在头上的虎才是真切的虎,“和我以前感觉的虎不同的是,它有气味,有分量。”

真切可触,这是现实世界,博尔赫斯不是为了放弃想象返回现实,而是一样去除影子找回最真实的东西,气球旅行中的飞翔感觉,真正老虎上的气味和分量,让博尔赫斯建立了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一样抵达了普罗提诺所说的“纯精神的原型”。那张图片拍摄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任何一个街角,它可以是博尔赫斯家所在的查尔卡斯和马伊普街角,可以是以前是居民楼的对面街角,可以是让人流浪忘返的花园一角,可以是阿尔马格罗南街图书馆一角,“可以是几乎所有的街角,因此也是那个从未见过的原型。”没见过的原型在图片里似乎变成了一种在场,而这种在场和气球的飞行、老虎的气味一样,提供了经验所建立的那个“标准”。

在雷克雅未克的埃斯亚旅馆里,博尔赫斯用手触到了柱子,然后用双臂抱住它,在那一刻,他感觉柱子是白色的,而且坚实稳固,“高大天花板”,就是经验建立了柱子的原型,使得博尔赫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触摸到了标准,而这种标准给予他的是“奇特的幸福感”——“当我领悟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纯形状——圆锥体、正方体、球体、金字塔体时的基本快感,在那一瞬间又回来了。”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人的一种观点:“人间的每一件新事物在天上都有其标准型的反映。”标准是纯精神原型建立的范式,它带来的是经验,也是事物独一无二的象征,“斯宾诺莎指出,每一都希望永远保持它的本色;虎希望做虎,石头希望做石。就个人来说,我发觉任何事物都倾向于成为它的标准型,有时确实也做到了。”所以,当玛利亚·儿玉在月亮面包房买了大奶油圆球蛋糕,博尔赫斯获得了一种精神意义的幸福感觉,如一道光吗,照见了没有影子覆盖的现实:“爱和被爱足以使你认为另一个男人或女人已经成了你的标准型。”

以梦的方式逃逸神话的束缚,以经验重新发现原型,游历和旅行所建立的地图册便是博尔赫斯从表象到想象,从看见到发现,从怀疑到信仰,从无知到经验的文本,所以人既是在场也是不在场,既在梦境中也在梦境外,关键是超越存在的存在,超越语言的语言,超越影子的影子,“我不会在这里,我将会成为忘却的一部分,忘却是组成宇宙的微弱物质。”忘却也是永在,它是独一无二的声音、语言、晨昏、城市、花园和人们,它是独一无二的博尔赫斯——在博尔赫斯逝世之后,玛利亚·儿玉在1992年埃梅塞出版社三卷本全集中,把博尔赫斯一生都看成了“地图册”,“是把我们的由精神世界组成的梦想织进时间经线的借口”,所以时间有限时间无限,所以生命不在生命永在:

如今我在这里铸造超越时间的时间,而你在时间的星座中漫游,学习宇宙的语言,你早已知道那里有炽热的诗歌、美和爱。我专注地重温那些日子、国家和人物,越来越接近你,直到完成我们再次携手所需的一切事情。那时候,我们会再一次成为保罗和弗朗切斯卡、亨吉斯特和霍尔萨、乌尔里卡和哈维尔·奥塔罗拉、博尔赫斯和玛丽亚、普洛斯彼罗和阿里埃尔,长相厮守,直到地老天荒。

天数

编号:S63·2170911·1418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4.00元
ISBN:9787532772070
页数:101页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韵律、奇巧比喻、惊人感叹,也写不出结构精巧或者长篇大论的文章。我只能写点通常所谓的文人诗。语言几乎就是一种矛盾。智能(头脑)通过抽象概念进行思索,诗歌(梦境)是用形象、神话或者寓言来组构。文人诗应该将这两种过程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博尔赫斯在《天数》里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当然,对其效果,显然,不无怀疑。《天数》在开篇强调“智能(头脑)通过抽象概念进行思索,诗歌(梦境)是用形象、神话或者寓言来组构”,而博尔赫斯宣称自己在书中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


《天数》: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

你不是别人,此刻你只是
自己的足迹布下的迷阵的中心。
——《极点》

此刻是一九八一年,此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四月二十九日,博尔赫斯写道:“文学创作可以教会我们免犯错误而不是有所发现。文学创作能够揭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严重局限。”什么样的错误无法避免,什么样的无能和局限会被自己揭示?提出一个问题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终于明白自己创造不出优美韵律、奇巧比喻、惊人感叹,也写不出结构精巧或者长篇大论的文章。”没有优美的韵律,没有奇妙的比喻,没有惊人的感叹,博尔赫斯说自己只能写点所谓的文人诗,一种自谦,并非是文人诗自身的不足,当一种体裁结合了抽象概念进行思考的智能和用形象、神话或寓言构建的梦境,它本身就是某种完美的代表,自谦反而变成了自信:“这个集子里的文字追求的是一种中间的形式,当然,对其效果,显然,不无怀疑。”

对于文学创作的提问,用文人诗来回答,从文字走向文字,博尔赫斯像是故意绕过了一个圈,而所谓的错误,所谓的无能和局限,依然没有做出回答。而不管是头脑在思考,还是诗歌构建的梦境,其实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就像那个悬置在文学里的问答一样,是从现实意义上抽离出来:可能犯的错误是不是在有生之年没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人的无能和严重局限是不是无法挣脱时间的约束?或者可以将四月二十九日的“序言”看成是对于生命的喟叹:将死之人如何在诗歌世界里延长时间?如何用文字留下永恒?

半个月之后,博尔赫斯在“题词”里终于试图将无能和严重局限变某种希望,“题词被认为是一种付出、一种赠予。除了出于善心施舍给穷人的不图回报的钱币之外,一切赠予都是相互的。”因为施赠者没有失去赠品,而被赠者又得到了赠品,也就是说,给予和接受变成了同一件事,甚至以双倍或多重的方式延续了意义,而博尔赫斯想要把文字赠予的是另一个人:玛利亚·儿玉,他在五月十七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深情地喊道:“玛丽亚·儿玉,我现在要提到的就是您的名字。多少个清晨,多少处海域,多少座东方和西方的园林,多少遍维吉尔。”

她是自己口头文字的记录者,她是自己行走万里的拐杖,她是自己看见世界的眼睛,所以在这一份题词里,博尔赫斯在付出和赠予中,感觉到的是生命在文字的保留中得到了延续,这种延续就是“教会我们免犯错误”,就是“揭示我们的无能、我们的严重局限”,一种赠予的关系建立起来,似乎一九八一年也不再是一个可能走向生命终结的时间刻度——即使离博尔赫斯的逝世也只有五年的时间,但是在不通向未来的此时此地,在文字可能永恒的希望中,博尔赫斯甚至是平静的。

但是那面镜子还在,那场梦境时时困扰,那把剑真的已经锈迹斑斑,博尔赫斯已经无法看清世界却还在看见,选择遗忘却总是走向回忆,一粒药片能够“将整个世界抹去并制造出一片混乱”,为什么博尔赫斯还会留下几滴眼泪,活在“哀歌”的基调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一个孤独、深情、苍老的人,/刚刚躲在屋子里面/为万般世事呜咽。”他流下了眼泪,他以为没人看到,“就连镜子也不知晓”,但是却留在了文字里,“那眼泪是在为一切值得痛惜的事情哀悼”;能够在忘却夜幕的甜蜜景观中发现存在的意义,为什么博尔赫斯还会想到和命运一样的“天数”?“天数有定,谁也不能改变,/你已经到了限定的终极。/即使打开世界上的所有窗户/也于事无补。晚了。你再也找不到月亮的踪迹。”这可能是“最后的机缘”?镜子里不再是自己的那张脸,不再想到另一个的监视,可是当那只叫“贝珀”的宠猫站在镜子前,为什么博尔赫斯还是看到了和自己一样的幻象?“我们人类又是/哪个天堂生成之前的亚当、/哪位不可探知的神明的破碎镜子?”

一粒药片制造的睡眠,一间房子掩饰的哭泣,一只宠猫在镜子前的幻象,其实都是博尔赫斯对时间迷宫的某种逃避,“我不可能有新的作为”,因为开始一遍又一遍演绎同一个寓言,已经开始重写已经重写过的诗句,已经开始复述别人说过的话,每天夜里做着同样的噩梦感受迷宫的困锁,在茫茫黑夜的同一时刻有着同样的感受,是不是那种令人恐惧的被复制命运又将袭来?博尔赫斯说失眠是痛苦的,“失眠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满怀恐惧地计数那恼人的凄楚钟声,是徒然地希冀着让呼吸平和,是身体的猛烈翻动,是紧紧地闭上眼睛,是一种近似于发烧的状态而且当然并不清醒,是默诵多年以前读过的文章的片断,是知道别人熟睡的时候自己不该独醒,是渴望进入梦境而又不能成眠,是对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恐惧,是懵懵懂懂地熬到天明。”但是长寿呢,何尝不是“以十年为单位而不是按秒针的跳动来计算的失眠”?“是大海和金字塔、古老的图书馆和连续更迭的朝代、亚当见到过的每一道曙光的重负,是并非不知道自己摆脱不了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名字、对往事的不断回忆、自己没有掌握的西班牙语、对自己不懂的拉丁文的痴迷、想死而又死不了的心情、活着和还将继续活下去的现实。”

这是两种形式的失眠,而药片、哭泣和镜子一样是死亡的征兆,所以博尔赫斯说:“我感到有些头晕。/我不习惯于永生。”是因为它们“同时也是梦幻”;所以博尔赫斯说一切都是你自己布下了迷阵,因为“你是那每一个孤独的瞬息”;所以在《圣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启示下,重复是最难以逃脱的宿命,“我是一面静止的镜子的倦怠/或者一座博物馆里的尘埃。”

但是,这种哀叹、悲伤甚至宿命是不是真的是难免的错误?真的是我们的无能和“严重局限”?文人诗总是在的,头脑和梦境也是在的,甚至赠予和获得的人也是在的,所以在现实自造的迷宫里,也一定有可以暂时离开的出口:那个被伊斯兰教的利剑毁灭的“龙达”,在失明的迷茫和庭院的沉寂中,不是还能听到“清幽流水声”?梦境中感觉有点冷、有点怕,感觉自己没有出生过,但是不也是在12个梦境里坚守着“笛卡尔以及他的先辈们的信念”?两座教堂是翻版,山鲁佐德或隐身人的夜晚不是创造了无限的可能?而当购得一部百科全书,即使再也没有可以看见的眼睛,即使只有颤抖不已的双手,那里不也还存在着新的秩序,不是还有“那贯注于对我们漠然又不相关的器物的/神秘的眷恋情意”?

是的,博尔赫斯在寻找“神秘的眷恋情意”,在建立新的秩序,在倾听不被阻隔的流水声。重复的诗句和日子是不重复的开始,“我是地球上唯一的人,而且很可能没有任何土地、人,/乃至于神能够将我欺骗。/也许是某位神明让我承受时光那漫漫梦幻的熬煎。/我梦见过月亮以及我那看到月亮的双眼。/我梦见过混沌初开第一天的黄昏与黎明。”已经发生的事还有另外的可能,就像皮埃特罗·达米亚诺所说的修改过去的奇妙把戏:“如果在漫长的游戏过程中南方打败了北方,今天将会回到昨天,李的人马就会于一八六三年七月初在葛底斯堡大获全胜,多恩的手就会写完他那首关于一个灵魂轮回的诗,老态龙钟的绅士阿隆索·吉哈诺就会得到杜尔西内娅的爱情,黑斯廷斯的八千撒克逊人就会像曾经打败过挪威人那样战胜诺曼底人,而毕达哥拉斯也就不会在阿尔戈斯,的一扇大门上认出自己还是欧福耳玻斯时用过的盾牌。”任何应该发生的事都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都是一种永恒的形式,当翻开地图可以看到苏门答腊的形状,当黑暗中划亮火柴就是制造了火焰,当步入江川就是走进了恒河,当望见沙漏就是看到了帝国的覆灭,而玩起匕首就预示着凯撒的暴亡。

“整个历史如同浪涛的回转,/那些往事之所以再现,/因为一个女人亲吻了你的脸。(《赞歌》)”尽管带着哀伤,尽管流着眼泪,尽管在已逝的事物面前博尔赫斯显露了从未有过的沉重,但是,“今天早晨/空气中弥漫着天堂的玫瑰/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香气。”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亲吻了脸,还带来了一双眼睛,一些文字,一种被赠予和收获的快乐,以及让历史吟唱出赞歌的那些事物。一根手杖,被玛利亚·儿玉发现,它是漂亮的,结实的,是轻盈的,当拿在博尔赫斯手里的时候,“觉得它是那个筑起了长城、开创了—片神奇天地的无限古老的帝国的一部分。”于是,想起了“那位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道自己是梦见变成蝴蝶的人还是梦见变成人的蝴蝶的庄周”,想起了“那位修裁竹竿并将其一端弯成恰好可以让我用右手把握的曲柄的工匠”,想起了工匠是不是在翻查着六十四式的卦书——“我们永远都不会谋面。/他消失在九亿三千万人之中。/然而,我们之间却有着某种联系。/不是不可能早就有人设计好了这种联系。/不是不可能世界需要这种联系。(《漆手杖》)”

看见而想象,想象而具有了联系,这便是博尔赫斯的新秩序和神秘的眷恋情意,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博尔赫斯的掌心攥着一颗小小的围棋,这一种东方的弈术所必需,“那如同摆布星宿的游戏”带给博尔赫斯的是另一个迷宫:“我要感谢诸路神衹,/他们让我得见这处迷宫,/尽管我永远都不能探知其中的奥秘。”而在日本神道教里,博尔赫斯发现了神明的力量,“神道的神衹共有八百万,/他们悄然地巡行于天地之间。/那些小小的神明时常会将我们光顾,/光顾而后又倏忽不见。(《神道》)”而俳句里的大山、长夜、琴弦、杏树、名月、宝剑、火焰,让博尔赫斯发现了和罗素提出的集的理论、斯宾诺莎无限样态的实体、魏尔兰的文字一样的神秘的日本,“日本啊,我了解了你的概貌。那个复杂的迷宫……”

手杖、围棋、神道、俳句,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构建了神秘的迷宫,它是逃离了现实的梦境,却又制造了活着的秩序,它是不真实的,却并非是虚无,“真正的玫瑰非常遥远。/可能是一块柱石或一次战役/或一片天使聚居的天空/或一个神秘而又必需的无限境地/或一个我们看不到的神衹的欢欣/或另一块苍穹里的银色星系/或一个没有玫瑰形状的/硕大无朋的物体。(《布莱克》)”所以何必执着于真实?而在这离真实的遥远世界里,一种梦想和以及可能的秩序里,博尔赫斯又以返回的方式审视自身,不在镜子里寻找“我是谁”,而是在“没有玫瑰形状”的物体里寻找另一朵玫瑰。

我是谁?我是博尔赫斯,我是阿根廷老头,我是失明者:

见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发展,发展与衰落。
记得泥土的庭院和葡萄藤、门厅和水池。
继承了英语,研究过撒克逊语。
喜欢德语,留恋拉丁语。
在巴勒莫同一位旧时的杀人犯做过交谈。
痴迷于象棋和素馨花、老虎和六音步诗。
用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语气朗诵过他的作品。
了解形而上学的那些著名疑点。
颂扬过宝剑,却又从理性上热爱和平。
并不觊觎任何海岛。
未曾跨出过自己的图书馆的大门。
只是阿隆索·吉哈诺而没有胆量去做堂吉诃德。
向比自己博学的人传授自己并不掌握的知识。
欣羡月亮的光华和保尔·魏尔兰的品德。
拼凑出过十一音节的诗作。
重新讲述那些古老的故事。
用当今的语言整理了那五六个比喻。
曾经拒收贿赂。
是日内瓦、蒙得维的亚、奥斯汀和(像所有人一样)罗马的公民。
推崇康拉德。
那个谁也说不清的东西:阿根廷人。
是瞎子,
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件有什么特别,但是,加在一起却给了我以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弄懂的名望。
——《名望》

博尔赫斯排列了一个有过过去的自己,书写了一个还活着的自己,即使带来了名望,那是不是也是另一个自己?而另一个自己之外的自己,不正是和自己有着“神秘的眷恋情意”的人?就像莱茵河,一条是有着固定形状的莱茵河,一个是被想象成在天上流淌的莱茵河,而另一条则是“停留和长存于永恒的现在/并成为在我口授这篇诗作的时候/在德国不息奔流的莱茵河的根基”,所以流逝和存在中,“也许,只有待到死了以后/我才能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名字还是真的存在过。”三条莱茵河是三种秩序,是无数中关系,而我也是那个“第三个人”:“我要把这首诗/(权且借用这个称呼)/献给前天夜里同我擦肩而过、/跟亚里士多德一样神秘的那第三个人。”那个星期六走出了家门,会遇见或不遇见另一个他,也许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也许干了不同的事,也许两个人从来没有发生过交集,甚至“不是没有可能他已经死了”,但是关系却在那里建立起来,“我知道他会有某种嗜好,/我知道他曾经瞩望过月亮”,“他也许会读到我此刻正在写着的诗句,/却不可能知道我在把他提及。/在那不可预测的未来,/我们可能成为对手而互相尊重/或者成为朋友而互相爱慕。”

博尔赫斯说,这种关系或者正在在平庸无奇的世界上建立了“一根无尽链条的开端”,就像《一千零一夜》的结构,所以一个人可能是两个人,两个人之外会有第三个人,“肯定会有那第三个人,/就像有过第四个和第一个一样。”关系在扩展,在交错,在蔓延,在改变,就像梦见伊朗石塔的那个梦,“在那间圆形的禅房里有一个样子像我的人在用一种我不懂的文字写着一首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写着一首诗说一个人在另一间圆形的禅房里……就这样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谁也读不到被囚禁的人们写下的东西。”只要有一个开端,只要有一种存在,就会无限循环,就会交错重生,就会建立属于自己的迷宫——那是世界,是生命,是文学,是梦境,是宇宙,是第一次的无数次,是无数次的唯一一个,是偶然生成和必然死亡的生命,是生命的偶然可能和必然关系构成的秩序,还有什么局限,还有什么无能,还有什么错误,甚至连我都是无能、局限和错误中的一种可能:

如果处我以极刑,我就是那十字架和铁钉。
如果赐我以药酒,我就是那毒芹。
如果要将我欺骗,我就是那谎言。
如果要将我焚烧,我就是那地狱。
我应该赞美和感谢时光的每一个瞬息。
我的食粮就是世间的万物。
我承受着宇宙、屈辱、欢乐的全部重负。
我应该为损害我的一切辩解。
我的幸与不幸无关紧要。
我是诗人。
——《帮凶》

夜晚的故事

编号:S63·2170911·1417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77
页数:74页

博尔赫斯曾说:“任何一件事——一个评论、一次告别、一次邂逅、纸牌的一个有趣的阿拉伯图案——都能激起美感。诗人的使命是用寓言或者韵律反映这种亲切的情感。”,博尔赫斯致力于用韵律和寓言去反映事物的美感。”《夜晚的故事》创作于1977年,在博尔赫斯出版的所有书籍中,这本《夜晚的故事》最能表明他的内心世界,就如《我连尘埃都不是》中所说:“我的梦想者,/请继续梦到我”。收录《恩底弥翁在拉特莫斯山》、《评注一则》、《我连尘埃都不是》、《冰岛》、《贡纳尔·托尔吉尔松》等诗作。


《夜晚的故事》:请继续梦见我

没有了精细的工具——眼睛,
不禁认为她并不存在。
——《夜晚的故事》

夜晚首先是一个概念,博尔赫斯说它是“漆黑一团和睡眠”,是“扎上光脚板的荆棘”,是“对豺狼的恐惧”,后来是一个词,“指昏晨之间的那段黑暗”,当一个人失明而看不见东西,所有的黑暗都是一种黑暗,所有的夜晚都只是一个夜晚,甚至一个概念和一个词都是虚无的,它在睡眠之中不再让人醒来,仿佛安眠。

可是,当黑暗镶嵌在晨昏之间的时候,它其实是被包围的,而包围的意义是提供了突围的可能,即使不突围,在它外面的晨昏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必然存在的风景?甚至只是“漆黑一团和睡眠”,在睡眠之中是不是还有一种叫梦的存在?梦是将要成为勇士的吉哈诺的梦,他喊出“我将实现梦想”的那句话,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梦想者,“我连尘埃都不是。我是个梦,/在梦中和清醒时,/织出我的父兄塞万提斯”,不是尘埃,并不是连出现在现实的意义都不存在,而是在塞万提斯的文本里,成为另一种记忆,在勒班陀海上作战,懂点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带来一种理想主义的记忆,一切都会成为吉哈诺的梦,“我祈求上帝说:/我的梦想者,请继续梦见我。(《我连尘埃都不是》)”

上帝听到了吗?听不听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梦想者,并“继续梦见我”,在梦中被梦见,一种嵌套结构正是对于命运的反抗,所以如“连尘埃都不是”的吉哈诺一样,梦提供了一种记忆的母题,所以在死去的埃塞基耶尔·塔瓦雷斯那里,当现实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疯长的野草一样湮没了记忆,当新建的房屋和笨重的公共汽车不再看见,当进进出出的人们忽视了他的存在,这个好勇斗狠的人却在一九七七年死去之后,在“命中注定”的结局之外,“他在一个永恒的傍晚用右手手指抚摸着一把不可能存在的匕首。”所以在梦中有一匹遒劲有力的马,只是长长的弧线组成,却进入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梦中,进入乔叟的诗歌里:“a very horsely horse(一匹神骏的好马)”所以在没有了“十字架和毒芹的下午的历史”中,梦中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一面镜子不再是复制“另一个”的恐怖存在,而在梦中让灵魂回归真面目;所以梦中总是有等待的光芒:“在你来到之前,/修士要梦见一个船锚,/苏门答腊要死去一只老虎,/婆罗洲要死去九个人。”所以死去的曼努埃尔·佩罗在梦中却活着:“我没有按修辞的要求/提到泪水和大理石。/窗外天色已晚。/我们只是平铺直叙/谈着一位亲爱的朋友,/他不能死去。他也没有死去。”

“请继续梦见我”,黑夜里的梦,睡眠中的梦,发生而被记录,仿佛一本书,提供了被流传的可能。博尔赫斯的梦情结在塞万提斯的故事里,在埃塞基耶尔·塔瓦雷斯的记忆中,在乔叟的诗句里,在曼努埃尔·佩罗的生命里,而看见了这些梦的博尔赫斯就是造梦者,“一本诗集无非是一系列魔术手法。一个功力有限的魔术师靠他有限的手段尽力而为之。”一九七七的后记中他这样说。梦离开了现实,梦创造了神奇,梦剔除了当下,梦带来了想象,而当梦在漆黑一团的睡眠里生长,在“晨昏之间”时间段出现,梦其实就是博尔赫斯的一个文本,而在这个文本里,诗歌、小说或者图书,是提供了博尔赫斯关于人类的记忆。

“在我出版的所有书籍中,这本诗集最能表明我的内心世界。”因为文本提供了文本,文本找到了文本,它是散文界的发现者蒙田的思想,它是罗伯特·伯顿《忧郁的解剖》里的声音,“正如某些城市和某些人物一样,书籍使我流连忘返,相见恨晚。”所以他睡在书籍的世界里,并制造魔术一般的文本。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图书并不只是在失明状态下的某种慰藉,它更是自己通向永恒之所的那条路。现实或者像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13世纪统治西班牙时期在格拉纳达建立的王宫阿尔罕布拉一样,它是叹为观止的一种存在,但是在林立的长矛中,在坚韧的弯刀里,建筑式样丰富多彩,装饰华丽的宫殿最后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你将同甜蜜告别/宫殿的钥匙已不可及,/异教的十字架将抹去新月,/你现在看到的将是最后的傍晚。”

最后的傍晚,就是一种黑暗的降临,但是一样是无与伦比的存在,亚历山大城里由埃及国王托勒密建立的著名图书馆,藏书达70万卷,在战争中曾造凯撒的军队破坏,后来又遭到伊斯兰教史上第二任哈里发奥玛尔焚毁,而奥马尔焚毁图书的目的,是因为《古兰经》里已经有了人类的全部知识,没有记载的知识都是有害的,但是当图书馆被一种知识论所毁灭,却是另一种永恒的开始,博尔赫斯说:“无数的书籍将从/人类夜以继日的勤奋中产生。/即使所有的书一本不剩,/他们还会写出每一页、每一行、/大力神的每一项事迹和爱情、/每一文稿的每一个教训。(亚历山大城,公元六四一年》)”

一本书被毁,一座图书馆被烧,只是某种知识的外形被破坏,只要还有人写作,还有人记录,还有人在梦中成为做梦者,它就是一种永恒。就像那本《一千零一夜》,亚历山大城里“国王太多,世纪很多”,甚至“我们人数太多”,就像有形的知识,并不存在还要被书写的意义,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那些需要的东西:“名字无关紧要。我们不妨设想一个集市,一家酒馆,一个瞭望塔高耸、戒备森严的庭院,一条反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面庞的河流。我们不妨设想一个灰头土面的花园,因为附近就是沙漠。”但是那位被亚历山大召来排遣夜晚闲暇的游唱歌手的“某人”,却“给了我们恩惠”,“他以为自己是替少数人讲故事,挣几个小钱,但在过去遗忘的日子里编了《一千零一夜》。”

而《一千零一夜》不只是一本有关故事的书,它是人类追求永恒的比喻,博尔赫斯说到了四个比喻,一个比喻是河流,它是生命的镜子,“被命运或偶然性随意支配,/命运和偶然性本无差别”,命运看起来是偶然,生命也是偶然,但是在被照见了的镜子里,偶然的河流却在无休无止地流动;第二个比喻是“地毯的图案”,这是有秘密的规律,“正如另一个梦——宇宙,/组成《一千零一夜》的/是监护的数字和习惯”,它是宇宙的密码;第三个比喻是梦,王后在每晚睡觉前讲给国王听,听的只是一个编撰的故事,但是当它不断地演绎,是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证明,因为“书中有书”,甚至连王后和国王早已忘记了讲过的故事,但是书却保留了下来,比每个讲故事的夜晚更长;第四个比喻是时间的地图,“阿拉伯人说/谁都看不完《一千零一夜》。/它就是时间,从不入睡。/白天逝去,它仍在看书,/山鲁佐德仍向你讲她的故事。”

河流、梦、图案和时间的地图,《一千零一夜》在文本之外提供的比喻,都是恒久的,都是不灭的,都是知识在被毁之外的存在。有形和永恒,毁灭和再生,似乎就在这黑夜和白昼之间形成了新的文本,而博尔赫斯自己呢?他是不是在黑夜中感觉到了自己失明的现实?是不是在睡眠中有一种被围困的压抑?而文本在期望给出另一个答案之前,博尔赫斯却在问一个存在本质的问题:我是谁?“博尔赫斯”是一个名字,它是有形知识的一个符号,他已经年过七旬,日益接近生命的终点,他是看不清世界的老人,眼前的一切都是无法突围的黑夜,但是博尔赫斯看见了《一千零一夜》的比喻,所以他借用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人物帕罗勒斯在贬黜后说:“我不再是队长了/但我仍可以像队长那样/吃、喝、睡得舒舒服服/我之所以能活下去/正因为我就是我。”同样的话也出现在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嘴里,那时他已经精神失常,当他独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不停说出的那句话是:“我就是我。”所以博尔赫斯说,我不是博尔赫斯,我不是向往战争的阿塞韦多,不是基尔兽死亡的父亲,不是手持长矛冲锋陷阵的苏亚雷斯,一切和家族有关的知识都属于他们,而即使是“他们的回忆”,“我也是另一个”:“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回声,/希望无牵无挂地死去。/我也许是梦中的你。/这就是我。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回到了吉哈诺“继续梦见我”的嵌套中,回到了造梦者的创造中,而黑夜也不再是制造了“漆黑一团和睡眠”的制造者,相反,是梦制造了更多的“一千零一夜”,所以黑夜不再是概念,不再是一个词,不再是恐惧和荆棘,也不再是没有了眼睛而不存在的“美惠三女神”——她其实一直存在,她就是永恒本身:

迦勒底人给了她十二座房屋,
哲学家芝诺给了她无数世界。
拉丁六韵步诗
和帕斯卡的畏惧塑造了她。
路易斯·德·莱昂在她的领域
看到了自己震撼的灵魂。
如今我们发现她
像陈酒一般回味无穷,
观看她的人无不感到眩晕,
时间赋予她永恒。

女神出现在梦中,梦中看见了女神,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种关于创造的互文结构,是关于时间的永恒存在,而那没有了眼睛却看见了一切的女神是不是就在博尔赫斯身边?它是妹妹诺拉口中所说的虎——不再是“老虎的金黄”里的虎,而是“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俊美而不幸”的虎,它是“巴勒莫的虎,东方虎,布莱克、雨果和希尔汗的虎,古往今来的虎,也是标准型的虎”,仿佛梦中出现,去而永不逝去,诺拉说:“虎是为了爱而存在的。”它也是那一只狮子,是伊斯兰庭院和《福音书》中的狮子,是雨果的广袤世界里的狮子,是迈锡尼城门上的狮子,是迦太基的被折磨死的狮子,也是莎士比亚笔下象征的狮子,但是它一样是爱的象征,“像狗一样的动物/吃着雌兽为它叼来的猎物。”老虎和狮子,永恒的存在,因爱而存在,出现在梦中,出现在夜晚,最后它便成为了博尔赫斯能够看见的那个月亮:“我孤独地踏遍人间道路,/但始终在灵感的夜晚/寻找宙斯的女儿,那冷漠的月亮。”

作为希腊神话中俊美的牧羊青年,恩底弥翁夜间在拉特莫斯山上露宿,月亮女神塞勒涅怜其寒冷,下来吻他,睡在他身边,于是牧羊人为梦境所迷,祈求主神宙斯让他永远睡在山上,永葆青春。月亮出现在黑夜里,月亮是灵感的化身,月亮唤起了爱,而那道月光其实就出现在博尔赫斯的每一个夜晚,在《铁币》里,他就沉浸在月色之中,“高悬夜空的月亮/并不是当初亚当见到过的情形。/人们无数世纪的凝注使它积满了泪水。/看吧。它就是你的明镜。”月亮让人的眼睛积满了泪水,而在泪水里,看见的便是世界的永恒。一首题目叫《月亮》的诗,如此隐秘地出现在诗集里,而致谢的“玛丽亚·儿玉”才是博尔赫斯第一次睁开眼睛叫出的名字。

一个小38岁的女人,一个一直陪伴在身边的朋友,玛利亚·儿玉其实就是博尔赫斯失明之后的那一双眼睛,1976年,博尔赫斯的母亲莱奥诺拉去世后,玛利亚·儿玉正式成为他的秘书,每天代替莱奥诺拉为他阅读,记录他的口头创作;带他去饭店吃饭,向他描述杯盘刀叉和盘中食物的位置。那一个个单词,一篇篇文章,一首首诗歌,被心灵唤醒,被看见看见,被文字记录,它们就是通向永恒,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黑夜不再是一团睡眠,他曾不止一次地深情地望着儿玉,认真地说:“玛丽亚,我看到你的轮廓了,真的!”

她给了他另一双眼睛,他给了她月光的比喻,所以博尔赫斯在《恋人》中写道:“我应该相信还有别的。其实都不可信。/只有你实实在在。你是我的不幸/和我的大幸,纯真而无穷无尽。”所以博尔赫斯在一九七七年的诗集题辞上说:“为了今后的你,为了我也许不懂的你。”失明而苍老,被围困在黑夜中,但是这只是一种表象,梦在呼唤造梦者,造梦者在进入梦中,也许,所有的故事只需要一个夜晚就可以演绎,所有的梦只需要一道月光就可以唤醒:

为了这一切不同的事物,正如斯宾诺莎所预感的那样,这一切也许只是一件无限事物的表象和侧面,我把这本书呈献给你,玛丽亚·儿玉。

铁币

编号:S63·2170911·1416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60
页数:78页

“我会记下梦中听到的模糊话语并取名为《一个梦》。我会将一首关于斯宾诺莎的诗重写并且很可能改得很糟。最后,我会沉醉于先辈的信念和那另一个为自己的晚景增彩的发现:英格兰和冰岛的日耳曼渊源。我没有枉生于一八九九年。”博尔赫斯在《铁币》中论述道:每一件事物,不管是多么短暂和轻微,都会给我们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个词汇,尽管已经存在了多少个世纪,却仍然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篇章和对未来产生影响。《铁币》是博尔赫斯创作于1976年的诗歌,是他受邀到美国东兰辛的密歇根州立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以及当年回国后所写的诗作合集,是关于梦、关于月亮、关于斯宾诺莎、关于日耳曼渊源的遐想。


《铁币》:他要的是真正的死亡

它只不过是博物馆的橱窗
遗忘了的展品中的一件、
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一种过去了的辉煌、
一件弯形利器,已经没人再去注意。
也许我的无知与别人无异。
——《剑的命运》

一把剑,曾经闪耀着历史的光芒,一把剑,曾经锋利无比,一把剑,曾经砍下过暴君的头,一把剑,曾经制造了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这一切都属于曾经,都发生在过去,当历史的硝烟散去,它只是一把“麻木不仁”的剑,它像草木一般无声无息,它被清除了所有和强悍的手臂、激烈的战斗、祖国的生死有关的记忆,它变成了博物馆里陈列的一部分,甚至作为一种象征,它也是悄无声息地被人遗忘。

而这是不是就是走向苍老的诗人?这是不是就是失去了看见能力的博尔赫斯?一九七六年,他住在东兰辛的荒凉校园里,他还在写诗,但是分明只是“偶然命笔”,写下的诗歌也只是“偶然杂凑起来的集子”,就像一把剑,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再也看不见自己的光辉,而时间的逼仄让他惘然,让他有一种被隔绝在外的孤寂感,他一直在问的是:那把能打开大门的钥匙在哪?“昏暗中,高大而空荡的镜子/守护着日夜的交替循环、/先辈留下的遗像.以及照片上依稀可寻的昨天。/总有机会推开那牢固的大门,/让那锁头不再成为阻拦。(《东兰辛的一把钥匙》)”

钥匙应该在的,应该能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博尔赫斯似乎在昏暗中找到了秘密,如果能从那扇牢固的大门进去,就能够看到祖辈留下的遗像,就能找寻到依稀可寻的昨天,就能够让一把剑照亮历史的天空,于是听见战马疾驰的声音,看见英雄辈出的时代,于是能够将死亡抛在脑后,能够激发最后的战斗激情,“我没有枉生于一八九九年。我的习惯可以追溯到那名个世纪乃至以前,而且我还力图不要忘记自己那遥远和已经变得模糊了的祖先。”在《序言》中,博尔赫斯这样说,一八九九年是自己生命的开端,当从一把钥匙开启的大门向内望,关于生命的一切都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风采。

首先是一种怀念,“我多么怀念/那一条两侧竖立着矮墙的土路/在旷野中的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没有日期的日子里/遮蔽了初显的晨曦的/那位魁伟的骑士”,骑士披着“长大而破旧的斗篷”,这一幕成为祖先最精彩的一次书写。或者,博尔赫斯曾经并不知道自己将以博尔赫斯而姓氏的母亲,不知道“参加塞佩塔的战斗、和看到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伯迎着第一颗子弹走去时的那种豪壮的从容”,不知道父亲曾在临睡之前推开秘密别墅的那扇大门,不知道“亨吉斯特率领的舰队从丹麦的一处海滨起锚前去征服当时还没有称作英格兰的岛屿的壮观场面”,甚至还不知道“探讨不朽问题的苏格拉底”——不知道不是对祖先的未知,而是在用钥匙打开牢固大门的时候,为曾经的荣耀,曾经的战斗留下未知。

家族的历史缓缓打开,那一切是一种挽歌,“我多么怀念/你说你爱我/我欣喜和幸福得/直到天明都未能成眠的日子。(《不能再现的往事的哀歌》)”因为斯人已逝,再也无法回到当初,但是挽歌带来的某种阵痛之外,却也是不灭的功绩,博尔赫斯在曾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那里看见了高大身影中的英雄主义:“我从幻觉中看到了你啊,/年轻的军人,你就是曾经主宰/那场发生在胡宁、改变了/人们的命运的战役的英雄。/那微带哀伤的高大身影/仍然伫立在辽阔南国的某处旷野之中。”所以在《致父亲》中博尔赫斯希望用一种彻底的死换来新生,“你希望能够死得彻彻底底,/包括伟大的心灵和肉体。/你希望走进另一片黑暗的时候,/不会发出怯懦和痛楚的哀泣。”只有彻底的死,才能在“另一个世界里有所发现”,才能在自己的影子里看见真正的典范,“没人会知道石碑预示着的是什么样的明天”,但是明天一定是死亡之后才能到来的另一天。

牢固的大门缓缓打开,那一切也是祖国的哀歌,当显赫家族和权贵不再,当英勇拼杀和兵荒马乱的历史不再,当耸立的高碑、长篇的演讲、庆祝会不再,“这一切不过是一团旧焰留下的/些许微不足道的余火轻灰。(《祖国的哀歌》”当一切成为灰烬,无论是哀歌还是挽歌,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其实是一种对于残酷的叹息,而一个人活着,是不是也必须在这种哀歌和挽歌带来的遗憾中死去?在死亡面前,在沉寂的历史里,人或许会遭遇两种命运,一种叫宿命,赫拉克利特在以弗所高声说道:谁都不可能两次涉足一条河里的同一水流之中。所以历史不可重复,所以昨日永在昨日,赫拉克利特的流水带走了一切,“赫拉克利特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他只是一个纯粹的梦中产物,/源自于红柏河边的一个凡夫、/一个为了不去思念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去思念至爱亲朋/而刻意拼凑诗句的人。一个落寞的人。(《赫拉克利特》)”

因为人无法超越宿命,所以像一把剑一样,它只是展品中的一件,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种弯形利器,“也许我的无知与别人无异”,所以人也不是别人,“命运之神没有怜悯之心,/上帝的长夜没有尽期。/你的肉体只是时光、不停流逝的时光。/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一种肉体的存在都将归于寂灭,都将走向终结,即使博尔赫斯向命运发出哀求,“上帝或者机缘或者空蒙啊,求求你/还给我那不灭的形象而不是忘记”,换来的也许也只是最后的“无边无际的揪心记忆”,而在赫拉克利特河流上,永远是被命运嘲笑的“天真”:

我奇怪一把钥匙居然能够打开一扇门,
我奇怪自己的手居然确实无疑,
我奇怪希腊人的伊利亚疾矢
居然没能射中不可企及的目的。
我奇怪锋利的宝剑居然会美、
奇怪玫瑰居然会有玫瑰的香气。
——《天真》

但是命运的钥匙是不是真的只能打开一扇门,是不是被嘲笑的天真永远无法改变现实?博尔赫斯说:“一位作家,在活了整整七十年之后,即使再笨,也已经明白了某些事情。首先是自己的局限。他比较有把握地知道什么事情可为和——无疑更为重要——什么事情不可为。”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是一种“明白”,但是这明白根本不是向命运屈服的宿命论,而是在知道“不可为”的同时知道“可为”,或者在避开更重要的“不可为”中找到可为的钥匙。一种选择,一种态度,其实博尔赫斯在命运的嘲讽面前反而发出了讥讽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在政治方面根本没有发言权,不过,也许人们能够原谅我说一句:我不相信民主,那是一种对统计学的亵渎。”不可为的是政治上的发言权,是相信民主,而可为的呢?

在生与死之间,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在挽歌和英雄之间,在可为和不可为之间,博尔赫斯在制造一个和宿命不一样的世界,《拟首位君王的说教》是一种虚拟,却完全是制造了一把钥匙,然后把牢固的大门真正打开:

未来同样不可改变,
就跟严酷的昨天一样。
时光是一本书,
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不可解读的
永恒文字的无声篇章。
离家出走的人已经回来。
我们的生活就是待走和走过的征程。
没有什么有去无回。没有什么会将我们抛弃。
你不该泄气认输,奴隶的牢狱一团漆黑,
注定的天数像铁铸的一般牢固,
然而,在你坟墓的某个角落
难免不会有个豁口、有个疏忽,
路途如同离弦之箭一去不返,
不过,上帝总是透过缝隙在关注。

上帝会透过缝隙关注,上帝是命运之外的一道光,上帝会重新让一把剑锋利,所以在家族的挽歌里会有英雄高大的身影,在祖国的哀歌里,会有战斗的民族——只有在哀歌和挽歌带来的真正死亡之后,才会有那缝隙出现,才会有关注的上帝,“竟会有那么多事情完全一样!竟会有那么多事情截然不同!”死亡带来的是遗忘,却也会把世界通向种种可能,死亡是梦魇,却可以在驱散黑夜之后迎来日光——不可为的是死亡,政治上的发言权和民主的谎言也是死亡,甚至那为了不死的征服者也是死亡,“美丽的宝剑和狂暴的搏杀/才是我建功立业的力量源泉。/别的无关紧要。我曾经活得勇敢。”所以在真正的死亡之后,一切都应该超越命运,超越时间,超越赫拉克利特的那条河流。

公元九九一年发生了马尔登战役,在英格兰,埃塞克斯的民兵被奥拉夫·特吕格瓦松的北欧海盗所打败。他们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先后战死,因为他们的指挥官已经阵亡,为了荣誉,他们不能偷生。到那时在这生与死之间,沃费思对儿子说:“沃费思,儿子,我现在在跟你讲话。我要你做的事情并不简单。你必须独自离开我们。你要退出战斗,要让人们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是歌手、是诗人。”让一个诗人退出战斗,是不是一种胆小的行为?而之所以退出,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在死亡到来之前寻找死亡的真正意义,或者说,让死亡在脱离了命运的桎梏之后,成为一种象征,“你已经证明了自己不是胆小鬼。我们将用生命来报答老爷,你要让他的名字万古流传。”诗人写下了一首歌谣,一首歌谣被传颂,不是诗人退出了战斗,而是诗歌必须超越战斗,而那个“儿子”也成为博尔赫斯“可为”的一种隐喻:“在那首篇幅很短的史诗里面,与当时风行的讽喻风气截然不同,有许多极具特色的描述,这些描述为后来的冰岛‘萨迦’的技巧开了先河。我把诗人想象成为撒克逊人的头领的儿子,正是这位头领命令自己的儿子不能死,从而救了他一命并使那次战役的情况得以流传了下来。”

这是诗人比勇武的人更大的价值所在,并非是博尔赫斯在厚此薄彼,而是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中寻找那个突破哲学命题的缝隙,只有打开,上帝才能关注。所以挪威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在历史的激烈战争之中留下了一句名言:“国王问他是什么在背后发出断裂的响声,/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答道:/是挪威,陛下,断送在了你的手中。/几个世纪之后,有人发掘出了/发生在冰岛的这个故事。我如今再次复述,/却远离着那片海域、那种情愫。(《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于是,瑞典天主教大主教、历史学家奥拉乌斯·马格努斯留下了永恒的典籍,“没人读过、没人留意的史籍啊,/一天夜里,你以永恒之物的完美状态/汇入了赫拉克利特的长流水中,/那水还在继续将我裹挟卷带。”于是,丹麦死去的国王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复活;“再现于莎士比亚的梦中。/人们还将继续梦见那死亡,/那死亡是时光的一个程序,/是某些永恒的形和物/在预定的时刻履行的仪式。(《回声》)”

它是歌谣,它是名言,它是回声,它是历史本身书写的一部大书,“那是一本大书。那是蓝色的普洛透斯。”不再是赫拉克利特的河流,而是蓝色的普罗透斯,一样是水,却在浸透了宿命和历史之中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它是永恒之水,无休无止地流向那个叫未来的地方。一九七六年,东兰辛的荒凉校园是赫拉克利特之河,但是博尔赫斯分明看到了一九一五年的普罗透斯,那在日内瓦博物馆里的汉字大钟就是一把不说话的剑,但是当它变成诗歌,变成语言,变成回声,它就是永恒之物的呈现:

深藏着奥秘,孤独无依,我知道
自己可能是茫茫黑夜中轰鸣的祈祷
或者囊括了整整一生或仅仅一夕的
酸甜苦辣滋味的警句格言
或者你已经熟悉了的庄周之梦
或者一个平庸的日子或一个比喻
或者如今只剩空名的泱泱皇帝
或者整个寰宇或者你那不为人知的名字
或者那个你曾经倾尽全力
日夜探究而终未解破的谜。
我可以是一切。请让我待在黑暗之中。
——《文字》

寻找永恒之物不只是语言上的一种象征,不只是文字上的一个隐喻,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它依然指向可为的现实,指向不再有谎言的政治,指向过去战斗带来的激情,所以在入世的回声里,博尔赫斯不是在真正的死之后进入沉睡的世界,而是在“铁币”的疑问中发现对荣耀忘却的规则:“你遭人诟病,为什么得不到器重?/我们应该从别人的缺欠中寻找自己的缺欠。/我们应该从别人的长处中看到自己的长处。(《铁币》”

深沉的玫瑰

编号:S63·2170911·1415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1226
页数:60页

“我首先看到一个仿佛是远处岛屿似的形式,后来演绎成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我看到的是结尾和开头,而不是中间部分。如果吉星高照,这一部分逐渐明朗。我不止一次在暗中摸索,有时不得不从原路退回。我尽可能地少去干预作品的演变。我不希望作品被自己的见解所左右,我们的见解是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博尔赫斯在《深沉的玫瑰》里阐释了语言本是魔法的符号,后来遭到时间的变本加厉的耗损,诗人的使命就是恢复——即使是部分恢复——它原来具有、如今已经泯没的优点,诗歌的任务有二:一是传达精确的事实,二是像近在咫尺的大海一样给我们实际的触动。收录《西蒙·卡瓦哈尔》、《不可知》、《布鲁南堡,公元九三七年》、《失明的人》等诗作。


《深沉的玫瑰》:我是羡慕死者的人

我看不见你,但知道你存在,
这件事增添了我对你的恐惧,
你居然成倍增加那些构成并且包括
我们的事物的数目,这事未免离奇。
你死去时将会复制另一个,
然后是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
——《镜子》

另一个之后是“另一个”,“另一个”之后是另一个“另一个”,它们排列成一行,在循环里构成了省略号的世界,而另一个、“另一个”以及另一个“另一个”之前的“一个”在哪里?它是不是早就湮没在“另一个”的无限之中?它是不是被增殖的数字所吞噬?

或者,应该已逆向的方式寻找那个本源,那个本体,那个自我,但是这一条充斥着循环的路上,已经很难看到当初出发的起点。一种迷惘,就写在博尔赫斯的诗歌里,不仅仅是隐喻和象征,甚至也是文本的一次事故。《深沉的玫瑰》诗集里这首诗的题目叫《镜子》,读着读着仿佛是那些熟悉的诗句了,再翻过去,果然看到了几乎一样的诗句,在《老虎的金黄》里,题目叫《致镜子》,镜子摆在面前,是能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庞,那是另一个自我?看见其实是令人恐惧的,因为镜子里的另一个自我“时时刻刻都在暗中窥探监视”镜子前活着的自己,他们构成的并非是一种镜像,而是被时间改变的肉身,所以在《致镜子》里博尔赫斯说:“你透过飘忽的水面和坚硬的玻璃/将我跟踪,尽管我已经成了瞎子。”于是熟悉的句子变成了另一个:

我看不见你,但却知道你的存在,
这事实本身使你变得更加可怖;
你是敢于倍增代表我们的自身
和我们的命运之物的数目的魔物。
在我死去之后,你会将另一个人复制,
随后是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

镜子制造了成倍于我们自身的事物,镜子照见了被复制的另一个,而这种成倍和复制的一个事实是:我已经死去。死在《老虎的金黄》里,死在《深沉的玫瑰》里,这或者就是博尔赫斯真的无法摆脱的一种恐惧,它是一本诗集里的一首诗,它是另一本诗集里的另一首诗,他是一个闻到了死亡气息的博尔赫斯,他是另一个闻到了死亡气息的博尔赫斯——所以不安,所以害怕,甚至,所以恐惧。一种逆向寻找源头的动作其实还没有真正完成,同样在《老虎的金黄》里,《一个明天》里,博尔赫斯说到了“我已经年届七旬、双目失明”,在《深沉的玫瑰》里,在《一九七二》里,博尔赫斯也在说“我已失明。年届七旬”,《一个明天》是“祖国啊,你属于我”,而《一九七二》里,“给我的是祖国”,《一个明天》里,希望“让我摆脱龙钟的老态,/摆脱如同一排排明镜般/干篇一律的日子”,《一九七二》里则是希望“摆脱琐碎的学院气息,/代替剑的事业”——关于个体的卑微生命,关于英雄主义,关于祖国,关于对时间的抵抗,几乎就是同一首诗。

被复制的“另一个”是不是就变成了博尔赫斯复制的“另一个”,从在镜子命运中的自己到在现实中渴望摆脱苍老的自我,这是在时间的巨大困境中的一种迷惘?博尔赫斯的确已经失明,的确已经老去,随着时间一步步将他带向那种死亡的境地,眼前的镜子一定越来越多,而在镜子面前,他根本看不到自己,看不到另一个,看不到另一个之后的“另一个”,以及无数个再也分不清的另一个,所以只能在想象中感觉到“我对你的恐惧”,而想象越多,那些镜子就越密集,就越会制造另一个,最后都变成了一种梦魇。

“可能是一面镜子映出我变了样的面孔,/可能是一座有增无已的牢笼般的迷宫。/可能是一个花园。但始终是梦魇。”其实早已不是试探性的“可能”,而变成了被困住的必然,所以在这增殖的镜子恐惧中,博尔赫斯或者想要摆脱语言的牢笼——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诗句,曾出现在《老虎的金黄》里,又出现在《深沉的玫瑰》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记录甚至变成了对于诗意的复制,在一种工具意义上生产出了文字。

但是,博尔赫斯从来不是在镜子前低下头去的人,即使重复那些语句又如何?即使复制另一个自我又怎样?即使面对不似人间的恐怖,博尔赫斯也在寻找镜子之外的诗意,寻找另一个之前的本源,“当我的肉体静止、灵魂孤寂的时候,/我身上为什么绽开这朵荒唐的玫瑰?(《梦魇》)”看不见镜子里的一切,重复记录诗句,只不过是“肉体静止、灵魂孤寂”的一种表现,但是在《老虎的黄金》中,他已经伸向了“神话和云雾缭绕的昨日”,开始探寻那些孤独的灵魂,“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是永远都生活在孤独中的人。”他们是尤利西斯、亚伯、该隐,是布下星斗的始祖,是修建第一座金字塔的人,是《易经》卦象的记录者,是在亨吉斯特的剑上用北欧古字母镌下铭文的铁匠,是弓箭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路易斯·德,莱昂,是伏尔泰的园丁,是还活着的你和我。

而在《深沉的玫瑰》里,这种独一无二便成为了在镜子前看不见自己之后的想象,《布鲁南堡,公元九三七年》不仅仅是在神话和云雾缭绕的昨日,当九三七年韦塞克斯的国王们战胜了爱尔兰的安拉夫率领的苏格兰、丹麦和不列颠联军,其实在一九七五年的博尔赫斯那里,变成了比昨日更锋利的一把剑,“你身边空无一人。/昨晚我在战斗中杀了一个人。”因为有人死去,因为空无一人,所以才可以那么迅速地拔出武器将敌人置于非命,一把剑就是一种无限的想象,它制造了杀机,手起刀落,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还有什么是“另一个”?还有那一头白鹿,是支配这个奇特世界的神灵,它曾经在梦中出现,而现在它变成了更神奇的想象:“在遥远未来的一个拐角,/我或许会再梦见你,梦中的白鹿。”还有存在于博尔赫斯世界里的东方,那里有“骆驼商队经过遥远的时间和沙漠/把它运到维吉尔所在的罗马”的丝绸,有“但是地球上世世代代的人们/不会忘记流血、祈祷/和小山冈上三个最后的人”的宗教,有“我知道有一本神奇的书,/用六道虚实相间的线条组成六十四爻,/占卜我们清醒和睡梦的命运”的易经,有“我知道那个黄铜瓶里/禁锢的一缕烟的妖魔,/以及他在黑暗中作出的许诺”的阿拉伯传说,如此构筑了博尔赫斯镜子之外的那个神秘、神奇和神圣的世界:“这就是我的东方。是我的花园,/对你的回忆使我透不过气。(《东方》)”

“作家忠于的应该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一个假设‘现实’的短暂的情景。”一九七五年六月的《序言》里,博尔赫斯如是说,当想象变成了“现实”的对立面,它逃逸出了镜子,逃逸出苍老和死亡,成为寻找自我的一条通道,即使不是肉眼所看见,一样可以有一座岛屿,“我首先看到一个仿佛是远处岛屿似的形式,后来演绎成一个短篇小说或者一首诗。我看到的是结尾和开头,而不是中间部分。”即使若隐若现,即使在诗句里有复制的影子,最后的那首诗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就像“神话和云雾缭绕的昨日”。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岛屿带来的归宿感和寄托意义比制造了“另一个”的镜子更有诱惑,它甚至可以是情感的终点,以一部小说或诗歌的方式留存下来,也只有划船而行的人能找到这个岛屿,能登临上去。

所以博尔赫斯留下了一个更神秘的进口,“失明是封闭状态,但也是解放,是有利于创作的孤寂,是钥匙和代数学。”似乎再次回到了独一无二的自我世界,那里没有失明,没有苍老,没有死亡,没有制造了无数“另一个”的镜子,而这也正是博尔赫斯寻找自我、寻找本源的真正意图——我是谁?我是肉体组成的人,“颅骨、隐秘的心、/看不见的血的道路、/梦的隧道、普洛透斯、/脏腑、后颈、骨架。/我就是这些东西。”我是曾经浪迹天涯的人,“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不是战斗的剑。/我只是回声、遗忘、空虚。(《我这个人》)”我是“失明的人”,“我再说一遍:我失去的只是/事物虚假的表象。”甚至,我是一个“自杀者”:“我将抹掉金字塔、勋章、/大陆和面庞。/我将抹掉过去的积淀。/我将使历史灰飞烟灭,尘埃落定。/我瞅着最后的落日。/听到最后的鸟鸣。/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后人。”

我在流浪,我会死去,我遗忘也被人遗忘,我什么都不是,这是博尔赫斯看见的我,但这个我永远在物的意义上,就像那间阁楼上的杂物,是一张散了架的行军床,是死去的人用过的轮椅,是“流苏残缺不全”的巴拉圭吊床,是阿帕里西奥·萨拉维亚参谋部的一张图片,是“棋子不全”的硬纸板棋盘,是镀金剥落的镜框,是一本发霉的《殉道书》,是一帧不知谁人的照片,是一张虎皮,是“不知开哪扇门的一把钥匙”。这一切提供的就是一张死亡的“清单”,它们都是物,都被人遗忘,都在空虚里死去。所以在杂物的世界里,博尔赫斯发问的是:“楼里堆满了杂物,/我们能找到什么?”

但是,走进这个阁楼的不正是博尔赫斯自己?看见杂物的不正是一个活着的、而且具有想象里的诗人?“我树起这块碑,纪念遗忘和遗忘的事物,/和杂物混在一起,肯定不及青铜持久。”那个岛屿已经若隐若现,所以被激活的世界需要的是“另一个”之前的这一个,唯一的一个,“我是从港口看船头的人;/我是时间耗损的有限的书本,/有限的插图;/我是羡慕死者的人。/更奇怪的是我成了/在屋子里雕砌文字的人。(《我》)”我不再是一些器官组成的肉体,而是“一把剑的回忆”,可以看见“弥散成金黄的孤寂的夕阳”,看见“阴影和空虚的缅想”,甚至可以沿着航线一直到达那个岛屿;我不再是在事物虚假表象里失明的人,而是在弥尔顿的世界里拥有勇气的人,“我仍想着玫瑰和语言,/我想如果我能看到自己的脸,/在这个奇异的下午我也许会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再是害怕被镜子监视而倍感恐惧的人,“我将是众人,或许谁也不是,/将是另一个人而不自知,/那人瞅着另一个梦——我的不眠。/含着淡泊的微笑凝目审视。(《梦》)”

我反而成为嘲笑“另一个”的人,我反而比尤利西斯的水手们划得更远,我反而可以超越人类记忆的彼岸,所以当博尔赫斯铺陈出“我们的全部往日”,就是将一种静态的时间扩展开来:

我想知道我的过去属于谁。
我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个?
是那个写过一些拉丁六韵步诗句
已被岁月抹去的日内瓦少年?
是那个在父亲的书房里
寻找地图的精确曲度
和凶猛的虎豹形状,
耽于幻想的孩子?
还是那个推开房门的孩子?
屋里一个人即将死去,
孩子在大白天
吻了那人临终的脸。
——《我们的全部往日》

超越生死,超越当下,超越肉体,何必再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何必再迷惑于“瞅着我的是谁的脸”?何必被复制的“另一个”所劫持?博尔赫斯看见的是宇宙的秘密,不是混沌,不是黑暗,不是空间,不是时间,“是他设置了第一个/无限夜晚之前的万籁俱寂。”这才是宇宙起源,才是世界的源头,“它神秘的过程没有让/过去流向未来,/遗忘流向遗忘。”博尔赫斯听到了夜莺的歌唱:“我在空濛的下午不懈地仿效,/沙漠和海洋的夜莺,/你在记忆、兴奋和童话里/在爱情中燃烧,在歌声中死去。(《夜莺》)”看到了野牛的奔跑:“不受时间限制,不可计数,等于零,/它是最后也是第一头野牛。(《野牛》)”而那个自己也将被遗忘:“我要用今天的语言/道出永恒的事物;/努力不辜负/拜伦的伟大回声。/我生自尘土,归为尘土。(《勃朗宁决意成为诗人》”

夜莺、野牛、尘土都是另一个宇宙,它们是起源,是第一个,是自我,而在通向想象岛屿的航行中,那一朵曾经开过、现在开着、未来永远开放的玫瑰在深沉中成为唯一的一朵:“我是盲人,什么都不知道,但我预见到/道路不止一条。每一件事物/同时又是无数事物。/你是上帝展示在我失明的眼睛前的音乐、/天穹、宫殿、江河、天使、/深沉的玫瑰,隐秘而没有穷期。(《永久的玫瑰》)”

老虎的金黄

编号:S63·2170911·1414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5.00元
ISBN:9787532770687
页数:123页

“比喻随意,行文自由或者打破了十四行诗的约束。混沌初开的时候,人们都很茫然,听命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事物很可能就不存在有诗意和没有诗意的分别。一切都有点儿神奇。托尔还不是雷神,而是雷和神。”《老虎的金黄》为博尔赫斯诗歌代表作,创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堪称博尔赫斯最为著名的诗作,。诗人从历史、神话、国家、语言、动植物或日常行为中选题,打破十四行诗的规律。“对于你,我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回声:/对于我自己,我是一种渴望和奥秘、/是一个充满神奇与恐怖的岛屿,/也许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就像在另一片星空下生活过的你。””收录《帖木儿》、《剑》、《短歌》、《苏莎娜·邦巴尔》等诗歌。


《老虎的金黄》: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

“正是由于我不再是那个孩子了,”他反驳我说,“所以才必须杀了您。这不是报复,而是讨回公道。您的辩白,博尔赫斯,只是因为害怕而耍的花招,想让我别杀了您。您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还有一个办法,”我回答道。
“什么办法?”
“醒过来呀。”
我真的醒了。
——《仇人轶事》

那个怀着仇恨的人已经是一个可怜的老头,但是在小孩子的时候记下的仇恨却无法消除,他拿出了枪,对准了我,尽管我告诉他,“您已经不再那个孩子,我也不再是那个不知轻重的人了。”尽管我开导他,“报复和宽恕一样,都是面子上的事情,都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仇人遇到了仇人,似乎只有死路一条,执着于仇恨,是不被时间所改变,或者更应该说,仇恨后面的公道是不被时间所湮没的。

枪拿了出来,再无退让的可能,但是在这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却想到了另一个办法:“醒过来啊。”于是真的醒了——醒来的不是拿着枪要将仇人置于死地的老头,而是我,当我醒来,就是脱离了死亡的梦魇,就是忘掉了仇恨的本质,但是当一个人醒来,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死亡没有对象,就再也无法制造噩梦?而醒来是不是意味着连公道也不存在了?

博尔赫斯制造了一个寓言,像一个虚构,在死亡迫近的时候挣扎着看见了呼吸的出口,然后逃逸,然后永远放在了身后。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显然在这一个梦里制造了不死的幻觉,而梦从来都是拿着枪的那个人,“我已经年届七旬、/双目失明”,在年老面前,在疾病面前,博尔赫斯是无力的,他的呼喊是宿命式的,“谁能发发善心/让我摆脱龙钟的老态,/摆脱如同一排排明镜般/干篇一律的日子,/摆脱礼数、拘囿和说教,/摆脱不断签发/以供尘封的名册,/摆脱充作记忆的书籍,/让我能够得到也许是作为阿根廷人/注定该得到的那充满生机的净土……”渴望摆脱这些桎梏,其实是渴望摆脱时间造成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就是那个拿着枪的老人,他已经瞄准了自己,只需轻轻扣动扳机,所有的时间都走向了死亡。

死亡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缓慢地解构了所有的希望,博尔赫斯在“致马里亚娜·格罗多纳”里看见了“瞎子”,他被逐出了斑斓的世界,从此自己成为了囚徒,而那些往事都变成了灰蒙一片的镜子,“在花园里,/我只能嗅到黑暗中的黑色玫瑰的香甜,/朋友们啊,如今一切物体全都模糊浑黄,/我所能够见到的不过是连绵的梦魇。”瞎子是失去了看见的能力,那些隐隐现现的繁星,那些掠过如今神秘莫测的蓝天的飞鸟,那些“别人用字母编排组合起来的文章书报”,那些庄重大理石墙壁,那些“隐去形体的玫瑰”,那些悄无声息的赤金和艳红的绚丽都无缘再见。

失明是丧失了看见的能力,而苍老更直接指向了死亡,他听到了梦里有人对他说:“大约是在几天前的夜里,在科尔多瓦大街的一个角落,曾经同博尔赫斯讨论过塞维利亚无名氏的呼唤:啊,死神,你悄悄地来吧,你总是驾着飞矢悄然而至。”他进入了《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梦》里:“你没有理睬他,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已经像平时一样同妻子和女儿道过别了。你将不会记得这个梦,因为,为了让事情成真,你必须忘掉一切。”他在《宫殿》里感叹无法更改的生命走向:“有限却又美好。在石碑上镌下、在生死簿上登记日期则是我们死后的事情;一旦死了,议论也好、欲望也好、名声也好,全都与我们无关。”他像那个“卫兵”,闻到了仇恨带来的死亡气息:“我身处一间圆形的囚室,环状的墙壁越缩越紧。/我们互不欺骗对方,但是却又都在说谎。/我们之间相互了解得太深,/形影不离的兄弟啊。/你在喝我杯中的水、在咬我手中的面包。/自戕者的大门正开着,不过,神学家们断言:我将在另一个王国的无边黑暗中等待着我自己。”他感到自己将失去一切:“如今留下来的到底都有些什么?/我的那些已经没有踪迹可觅了的/波斯或挪威籍祖辈又都在什么地方?/让自己不变成瞎子的机缘、船锚和大海、/忘掉自己是什么人的可能该到哪儿去寻找?(《失去了的》)”当然,他更看见了刻着自己名字和日期的墓碑:“我只希望得到那块石碑。我只希望/镌下两个抽象的日期和被人遗忘。(《坟地》)”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这是博尔赫斯最后的无奈,而在这被枪指向了仇恨的死亡中,他甚至开始像一六四三年的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那样,在日记的沉思中谈论上帝,并期望上帝能够保佑自己,“保佑我吧,主啊,让我能够战胜/化作石碑、被人遗忘的强烈欲望,/保佑我,让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不再拥有那已经无可挽回的举止模样。”布朗在“针对自己的私下练习”里把宗教信仰看成是对死亡的解脱,而博尔赫斯祈祷的主也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诗人带着强烈的欲望解救个体困境,希望告别的仅仅是“黄昏时分的惶惑”——甚至,博尔赫斯还在“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呐”希望见到奇迹。

在死亡的恐惧中,那只老虎就真的闯了进来,一种战胜死亡的力量幻化成“威猛彪悍”的老虎,变成“宙斯幻化的可爱金属”——老虎的金黄是不是就是博尔赫斯解构死亡的一次努力?它有着“九夜戒指”:“每过九夜就衍生九个、每个再九个,/永远都不会有终结之数。”循环而故事由此开始,而在取消了终极目标的虚构中,博尔赫斯所要逃离的是死亡的循环,因为死亡带给他的就是“在我死去之后,你会将另一个人复制,/随后是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镜子命运,是另一个我的命运寓言。所以用循环来战胜循环,是把死亡带离命定的圈套,那一只老虎在“九夜戒指”的神奇力量下,制造了另一个传奇:“啊,夕阳的彩霞,啊,老虎的毛皮,/啊,神话和史诗的光泽,/啊,还有你的头发那更为迷人的金色,/我这双手多么渴望着去抚摩。(《老虎的金黄》”

老虎的金黄带着“神话和史诗的光泽”,当博尔赫斯在诗中去抚摸,其实就是打开了那个囚禁自己的牢笼,就是取消了自我循环的命运——神话超越现实,史诗终结当下,在那个广阔的世界里,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帖木儿,他把战旗插到了波斯波利斯,他制服了罗马人和埃及人,他踏遍了茫茫的俄罗斯大地,他把少数不肯臣服的君王捆绑在了战车的辕下,他把始传于混沌初开之前的经典之经典《古兰经》投入到了阿勒波的烈焰之中,他把埃及那纯洁得像山顶积雪一样的美人塞诺克拉特拥在怀里……他是众神,他是“所有的星辰”:“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狱卒、监牢和利剑/执行着我不说二遍的指令。/随便说出的话语就是铁的法律。/就连在其遥远的国度/未听到过我的名字的人们/也心甘情愿地任由我随意驱使。”

在那个神话故事里,利剑开创了一片天地:它是格拉姆、杜伦达、鸠约斯、埃克斯卡利伯等圣剑,“它们昔日的战绩随着诗歌的流传而得以播扬,/这诗歌就成了它们在人世间的唯一纪念。”它被握在公园九〇〇年的诺森伯里亚手上:“但愿野狼能在天亮之前将他吃掉,/利剑是最近便的通道。”它在西古尔德的铸造中成为永恒之物,“只有不受时光局限的事物/才能在时光中长生久传。”它甚至在麦克白的复仇中成就了莎士比亚的伟大:“我杀死自己的国王,/为使莎士比亚演绎成戏剧。”

它在史诗里,它成为神话的主题,它在英雄的手上,而当博尔赫斯用手抚摸这“老虎的金黄”,他感受到的更是谁与争锋的孤独,苏莎娜·邦巴尔在眺望中,“在那诸多的神话与脸谱背后,/潜藏着的是一颗孤独的心。”帖木儿在征战中发出了“为什么我没有亲临刑场?/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利斧和头颅?”的疑问,守门的双面神明雅努斯在独白中看见了时间的分裂,“我看到了自己的无奈:残断的躯体/和两张永远都无缘相见的面孔。”高乔人打败了敌人,却也无法逃离孤独,“他从来都未曾说过:我是高乔幸人。/他注定不会去想象别人的乐与苦。/在临终的时刻,同我们一样,/也是那么无知,也是那么孤独。”

高傲而孤独,传奇却带着悲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也是一个噩梦?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这个疑问的直接回答是:“在这人世间,只诞生过一个人,只死过了一个人。”一个人成为英雄,一个人写就史诗,一个人有着“老虎的金黄”,一个人散发着光泽:“那个人就是尤利西斯、亚伯、该隐、那布下星斗的始祖、那修建第一座金字塔的人、《易经》卦象的记录者、在亨吉斯特的剑上用北欧古字母镌下铭文的铁匠、弓箭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路易斯·德,莱昂、孕育出了塞缪尔·约翰逊的书商、伏尔泰的园丁、站在比格尔号船头的达尔文、毒气室里的一个犹太人,以及,还活着的你和我。”

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看见辽远的曙色,只有一个人能体味水的清凉、果味和肉香,只有一个人是我,是你,“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是永远都生活在孤独中的人。”也只有是一个人,才不会出现循环,才不会有终结,所以一个人注定是孤独的,一个人可以打破宿命,一个人也必然会写出独一无二的史诗。但是,博尔赫斯从神话、史诗到个体,其实构建的是生命的传奇,它不是走向死亡,而是一次归来。《四个时代》里他讲述了四个故事,它们是“一座一些勇敢的人进攻和保卫着的坚固城池”的故事,荷马创造了一个时代;它们是关于尤利西斯滞留十年归来的故事,它们是伊阿宋和金羊毛关于追求的故事,它们是关于神灵牺牲的故事,“弗里吉亚的阿提斯自残自戕;献祭给奥丁的奥丁,自己献祭给自己,在树上挂了整整九夜,而且还身带矛伤;基督被罗马人自己钉上了十字架。”四个故事,四个时代,从神话到英雄史诗,博尔赫斯只为一点,那就是每一个时代都独一无二,每一种传奇都书写了永恒——它不可超越,它不再重复,它就是时间提供的“老虎的金黄”。

所以在追寻、在回归中,博尔赫斯要从复仇的噩梦中醒过来,不是为了忘掉迫在眼前的死亡,而是在死亡到来之前找到永恒意义。时间会带走芬斯堡英雄业绩,会蚀损些许千古诗句,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有些东西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在塘底的乌龟。
不可能存在的物体。独角兽的
另外一只角。三合一的灵性。
三角的圆盘。伊利亚人的
悬滞于空中的箭矢
得以射中目标的那一捉不住的瞬间。
贝克凯尔诗中的鲜花。
时光阻遏了的钟摆。
奥丁钉到树上的钢钎。
切口没有裁开的页面上的文字。
以某种永恒的方式
轰鸣不止并成为天机组成部分的
胡宁之战的马蹄的回声。
萨缅托留在人行道上的影子。
牧人在山野听到的呼唤。
沙漠里的白骨。
射杀了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的子弹。
壁毯的背后。除了贝克莱的上帝
没有任何人看得见的物体。
——《咏物》

而所有这一切的思想、文字、声音、故事、信仰,甚至死亡本身,永恒意义就在于它发现了诗意,“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每—件事情都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其本质就是如此。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那么高的境界。”诗意在生命的有限中也在无限中,在时间的终结处也在开启时,在个体的陨落中也在重新醒来时,就像西班牙北部桑坦德市西的一处洞穴里的绘画和雕刻,“我的生与死有过许许多多的形式。”许多也是唯一。

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

编号:S63·2170911·1413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5.40元
ISBN:9787532771219
页数:130页

读博尔赫斯《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里的那些歌谣,应该通过想象有一个人手指拨动着琴弦,唱出那些富有节奏的词,而唱词的内容也就不这么重要了。《为六弦琴而作》创作于创作于1965年,收录了《关于两兄弟的歌谣》、《他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关于哈辛托·奇克拉纳的歌谣》、《关于堂尼卡诺尔·帕雷德斯的歌谣》等11首博尔赫斯为吉他曲子创作的诗,并建议读者通过想象”有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商店里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情景”来补上没法听到的音乐。《影子的颂歌》收录《詹姆斯·乔伊斯》、《永久的礼物》、《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迷宫》等诗歌,是博尔赫斯的第五本诗集,在时常提到的镜子、迷宫和剑之外,还增添了两个新的主题:老年和伦理观。


《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镜子在等着他

那人已经失明,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
读他摆弄的美丽的书本,
书本也不可能帮他写出
与别的书本平起平坐的书本,
但他在或许是金色的下午,
在奇特的命运面前露出笑容,
找到了那些心爱的旧物
给他带来的特殊的幸福感觉。
——《一九六八年六月》

他进入到藏书室,他整理着书架上的书籍,他抚摸着羊皮纸的封面,对于他来说,当用手触摸那些书面的时候,有一种建立秩序带来的愉悦感,于是,他把这个时间叫做“金色的下午”,仿佛有一道光照射进来,仿佛那光制造了整个下午的宁静,仿佛完全的宁静就是命运的写照。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六月,一个下午,站在那些书面前的是一个名叫博尔赫斯的老头,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不仅感觉到自己已经慢慢苍老,而且眼睛也不再看得清眼前的一切,当这一个下午如期而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金色的下午”?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宁静?或者整理那些书真的能带来某种秩序感?是的,他说,这是“在可能象征金色下午的宁静中”,他把自己叫做“那人”,他把整理藏书看成是“默默无畏地进行文艺批评”,这一切的可能,他之外的那人,想象中的文艺批评其实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他已经不可能读那些摆弄的书,那些书也不可能让他“写出与别的书平起平坐的书本”——宁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寂寥。

一九六八年六月,似乎已经显得过于脆弱,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身体之病更让他迫近苍老,迫近一种叫死亡的东西,而在三年前,也是六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还在为那些歌谣寻找适合歌唱的词,还在告别“哀哀戚戚的感伤情调”而赋予它们一种传奇新色彩,还在朴素的民谣里怀想一种英雄主义,“骁勇从来都理当受到称赞,/希望绝对不会落空成缥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唱起了/关于奇克拉纳的传奇歌谣。”他们是“肯定是坦坦荡荡充满自信”的哈辛托·奇克拉纳,是“目光炯炯有神气”的堂尼卡诺尔·帕雷德斯,是“他都表现不凡有本事”的刀客塞维里奥·苏亚雷斯,是“他实实在在是个好人”的小老乡,是“沉静但又显出几分忧伤”的黑人,是“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的阿博诺斯,即使有“刀光闪闪亮”的伊韦拉氏两兄弟的争斗,即使有关于塞万多·卡尔多索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将他的性命最后葬送”的悲剧,即使在胡安·穆拉尼亚的故事中发出“他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的感叹,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写作这些民谣是快乐的,甚至他还期望读者能想象“有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商店里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情景来补上没法听到的音乐”,只要想象中的那个人“手指拨动着琴弦”,于是,“唱词的内容也就远不及那节奏重要了”。

避免“探戈歌词”造成的感伤情调,让民歌显出朴素的一面,博尔赫斯为读者预留的想象其实是想让自己“手指拨动琴弦”,所以没有避讳没有夸张,所以“不必感伤。在未来的岁月……”所以即使看见了曼努埃尔·弗洛宙斯歌谣里的死亡,他也说:“弗洛雷斯就要死了,/这件事情并不稀奇;/死亡本是一个习俗,/人们知道怎样处理。”但是当一九六五年的六月已经远去,当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倏忽到来,那种对于时间真切的感觉如何能在民谣的欢快中化为乌有?一九六五年,他为读者预留了一个想象的位置,一九六八年,他或者必须为死亡预留一个位置。

他一定是看见了“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发生的那次死亡事件:他走进了盥洗室,他洗掉了黑白方格图案的地面上的血迹,他抚平了自己的头发,整理了领带,然后他做出了最后一个动作,“他的手并不颤抖。他顺从地、着魔似的已经把手枪抵住太阳穴。”他是没有害怕地杀死了自己,“我相信,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一种死亡毫无悬念,因为他是在“预定的时刻踏上了大理石梯级”。现在的问题是,当一种死亡毫无意外地发生,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写在一个事件的档案里,当他死了,“现在他像死去的人那样不会再受到伤害。”当他踏上了梯级,“这件事将成为别人的回忆。”而他在盥洗室里做出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他看见了镜子,而且和那些歌谣可以让读者产生“手指拨动着琴弦”的那个人一样,镜子也为他留下了位置,因为“镜子在等着他”:等着他到来,等着他擦洗血迹,等着他抚平头发整理领结,等着他把手枪抵住太阳穴,因为,“试图想象镜子里在动作的是另一个人,而作为替身的他却在模仿。”

镜子里的是另一个人,死亡也属于另一个人,也许正是这种镜像关系使得他“顺从地、着魔似的”打响了枪,走向了死亡——他仅仅是一个模仿者,之后他会走出盥洗室,走下梯级,然后消失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档案里。镜子在等着他,镜子也让他逃离死亡,一种互文关系,是为了让死亡留出一个口子,而死亡却变成了想象式的虚构,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行为。从这个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死亡镜子开始,博尔赫斯看见了迷宫:“我知道阴影中还有一个。/他的命运是耗尽/构成这个地狱的漫长孤寂,/渴望我的鲜血,吞噬我的死亡。/我们两个在相互寻找。/但愿这是最后一天的等待。(《迷宫(另一首)》)”所以当许诺给博尔赫斯作画的豪尔赫·拉尔科逝世,依然能找到一种纪念,“它以某种方式存在。像一支乐曲那样存在和发展,陪伴到永远。”所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的早晨,博尔赫斯开始祈祷,“我愿彻底死去;我希望同我的伙伴一我的躯体——一起死去。”死去的意义是宽恕我的过错,是拯救自己,是“早早被人遗忘”,是在宇宙的安排中能够不在意个体的消失。

一面镜子等着他,反而变成了某种希望,《他的结局与开始》中的那个孑然一身的人,那个带着落寞、怅惘和局外人的心情昏昏睡去的人,的确在临终之前做个噩梦,“梦见什么一点也记不清了,只害怕梦境再次显现。恐惧最终占了上风;横插在他和他想写的稿纸和想看的书之间。字母推推搡搡,挤在一起;一些面庞,一些熟悉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和事纷纷离他而去。他仿佛突然发了狠心似的,他的思想死死地依附着那些变化不定的形象。”那是一种害怕,是一种不安,是对于死亡最真切的体会,但是他最后却感到了亲切,因为那些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形象,“如今他属于这个新的世界,远离过去,远离现在和将来。这个世界逐渐包围了他。”又一种时间被开启,他蒙受了天恩,“从他死去的一刻开始,他一直在天上。”

无论是在镜子中真正的死亡者成为模仿者,还是在死去时祈祷被人遗忘,无论是阴影中还有另一个,还是在天恩中开启了新的世界,其实在一种可能到来的死亡里,博尔赫斯总是把死亡放在彼处,把死者当成是另一个人,正如镜子照映的世界一样,它变成了一钟“影子的颂歌”:我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我已经成为老年人,我做任何事都是强弩之末,我一生追求的事物并没有都如愿,但是,这却是一次回归,“我到达了我的中心,/我的代数,我的密码,/我的镜子。/我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是谁。”

死亡变成了一种反向的运动,它走向寂灭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可能,那里是我的中心,是唯一的代数,是必然的密码,是照映他者的镜子,所以一个中心议题是:死亡降临的时候,能看清自己到底是谁?从他者回归到自我,便是死亡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我在时间里,这似乎是难以逃离的一种束缚,但是时间真的只有开始和结束吗?时间能走向永恒吗?在永恒里我是不是可以一直活着?并非是要追寻永恒的时间,而是在时间的议题里发现永恒的意义,所以博尔赫斯希望在时间中回答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哲学命题:“未来、现在和过去有什么内在联系?恒河流过的这条是什么河道?源头难以想象这条河是什么河流?卷走神话和剑的这条是什么河流?”

在时间之流中,有过过去,那是一种记忆,“是那个形式易变的虚幻的博物馆,/是那堆破碎的镜子。”博物馆里存放着什么?是时间的影子,影子是“正等着他”的镜子,那里写着祖辈的名字,“我没有失去。它们属于我。/我在遗忘中,在偶然的愿望中拥有。(阿塞韦多》)”那里发生着高乔人的故事:“他们一生仿佛在梦中度过,不知道自己是何人何物。/也许我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相同。(《高乔人》)”那里有一九四〇年关于英格兰的记忆,“英格兰,休让日耳曼野猪和意大利鬣狗/亵渎你神圣的土地。/莎士比亚的岛国,愿你的儿子们拯救你/和你的光荣的影子。(《致某影子,一九四〇年》)”那里是一九六九年以色列的战斗,“忘掉你父辈的语言,学会天国的语言吧。/你将成为以色列人,成为战士。/你将在沼泽和沙漠上建立祖国。(《以色列,—九六九年》)”那里也存放着诸多的物品,一面红色的西方镜子、幻想中的朝霞、锉刀、门槛、地图、酒杯、钉子,“它们的存在超过我们的遗忘;/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已经离去。(《物品》)”

当然,那里也有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里有疲倦而幸福的人在美洲战斗归来的五月广场,有拉雷科莱塔执行枪决的大墙,有胡宁街的一株大树,有金塔纳路上一扇有门牌号的大门,有一座沉重的金属骑士塑像,有一把经历过战争的剑,有“我们同一个女人分手和一个女人离我们而去的日子”——“这些事物个人色彩太重,太就事论事,代表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博物馆里能够发现的是从未到过的另一条街,是街区和最深的庭院的隐秘中心,是门脸掩盖的东西,还有“我的敌人”和“不喜欢我的诗歌的人”,有“我们可能进去过但已经忘记的小书店”,有“为我们演奏我们不熟悉的米隆加舞曲”——它们是一个城市有关的记忆,却在隐秘处揭开了另外的面容,也许直到没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早在镜子的影像里等待着我们,“是已经消失和将要出现的东西,是后来的、陌生的、次要的,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城区,我们不了解而又喜爱的东西。”

时间深邃,不是只有开始和结束,不是只有昨天和现在,而在这个巨大的博物馆里,博尔赫斯发现的更是刻印在时间之河上至今都没有破译的神秘主义。《人种志学者》弗雷德按照导师的建议去了土著居民的保留地,他起初生活在那里只是为了观察他们的仪式,只是为了探索巫师的秘密,甚至只是为了写一篇可以出版的相关论文,但是抵达那里之后,他却改变了看法,他告诉导师的是一个秘密,“我掌握了秘密,能用一百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加以阐明。我不知道如何向您解释,那个秘密十分宝贵,我现在觉得我们的科学与它简直无法比较。”正是拥有了这个秘密,他可以应付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后来他结婚又离婚,后来他成为了图书管理员,但是他掌握的秘密是什么却不得而知,而博尔赫斯却说:“这里只有一个主人公,除非所有的故事都有成千上万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主人公。”成千上万的人变成了一个主人公,复杂多变的情况都在一个秘密里,看得见和看不见、活着和死去也不再是必然的变化,它都在一种结局中成为所有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就像镜子一样,制造了影子的颂歌,在神秘意义上破解了我们单一的方向。

还有那个为躲避搜查而进入地下室的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他在那里整整住了九年,那里都是黑暗,“黑暗使他整天陷于迷梦”;那里都是威胁,“每天都可能是他的末日”;那里都是恐惧,“最初他梦到月黑风高,钢剑直逼咽喉,梦到空旷的街道,梦到平原。”但是九年并不是由年月日组成的简单数字,它让一个人变成了温顺的野兽,变成了隐秘的神,当他走出来的时候,却又回到了年月日组成的时间里,“他长得虚胖,脸色苍白得像蜡,说话老是压低嗓音。他被充公的乡间产业始终没有发还;据说他贫困而死。”最后是死亡。一个在九年的黑暗、威胁和恐惧中都没有死去的人,在回到属于别人时间里的时候,却死在贫困里,与其说是时间改变了什么,不如说是他者的时间制造了无可逃避的死亡,“正如一切事物一样,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遭遇仿佛是我们即将领悟的某件事情的象征。”

是什么样的象征?神秘主义是不是脱离了时间之河,是不是脱离了生命的形式?它是一个影子,在本体之外成为了一个喻体,而是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再次回到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哲学命题,博尔赫斯说:“河流卷走了我,我就是那条河。/构成我的是不稳定的材料,是神秘的时间。/源头也许就在我这里。/日子也许从我的影子里涌现,/虚幻而不可避免。”一个我是在火中化为灰烬、肉体变成尘土的我,是“面庞已成为尘埃里的一个”,是在竖起的墓碑里入睡的我,是七十岁眼睛已经看不清事物的我,但是另一个我在镜子里唱着影子的颂歌,在博物馆里寻找神秘的故事,在语言中发现符号的永恒,守护着那些藏书建立了秩序,“这里有高高的书架,/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际,/像星辰一样隐秘而又可见。/这里有花园、庙宇。(《书籍保管人》)”

“除了无奈的读者已经预见到的镜子、迷宫和剑之外,增添了两个新的主题:老年和伦理观。”在那些覆盖了灰尘却看见了花园和庙宇的图书面前,我看见了老年的时间,也看见了时间之外的不幸和善,它们在镜子里都是面向一九六九年之外的“福音”:“被爱的人、爱的人、可以不要爱的人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都不是时间之中的个人,他们都在天国和地狱之外发现了幸福,因为:“幸福的人是幸福的。”

另一个,同一个

编号:S63·2170911·1412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6.30元
ISBN:9787532771257
页数:187页

“语言的起源是非理性的,具有魔幻性质。丹麦人念出托尔、撒克逊人念出图诺尔时,并不知道它们代表雷神或者闪电之后的轰响。诗歌要回归那古老的魔幻。它没有定规,仿佛在暗中行走一样,既犹豫又大胆。诗歌是神秘的棋局,棋盘和棋子像是梦中一样变化不定,我即使死后也会魂牵梦萦。”在结集出版的书中间,《另一个同一个》是博尔赫斯偏爱的一本。《关于天赐的诗》(另一首)、《猜测的诗》、《玫瑰与弥尔顿》和《胡宁》都收在这个集子里。集子里还有他熟悉的事物: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先辈的崇敬、日耳曼语言文化研究、流逝的时间和持久的本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发现构成我们的物质——时间——可以共有时感到的惊愕。


《另一个,同一个》: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遗忘

匕首同草稿和信件一起,躺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无休无止地做着它单纯的老虎梦,它一被掌握就兴奋起来,因为金属顿时有了生气,金属每接触到杀人者就有预感,匕首是人们为杀人者制造的。
——《匕首》

躺在书桌里的匕首已成为一件遗物,甚至已经锈迹斑斑,它沉默,它入睡,它做着自己的老虎梦,但是谁唤醒了它?打开了抽屉,一只手握住了它,手是人的手,具有温度的手,传递过来,于是冰冷的、生锈的、正在死去的匕首活了过来,它即将要做的一件事是:杀人。

恐怖气息弥漫开来,一幕带有死亡的谋杀正在上演,“它要杀戮,要制造突然的流血事件。”但是这只不过是匕首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它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让它从历史进入到现实,不是中断,而是继续,而现实也早就为它空出了位置,无法逃避,必然而来。“它不仅仅是一件金属构造的物品;人们设计并制作了它,目的十分明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永恒的,匕首昨晚在塔夸伦博杀过一个人,以前杀过恺撒。”是的,那里曾发生过科拉莱斯和巴尔瓦纳拉好勇斗狠的人的事迹,巴勒莫的刀客穆拉尼亚,催命鬼伊韦拉都是高傲的刀客,他们用匕首作为武器杀死了敌人和兄弟,而在历史的探戈声里,这一种死亡传递出来,让匕首有了一种归宿感。

以前和昨晚都在时间的另一侧,当时间在现在这一侧重新打开,时间就是一体的。“要命的匕首和另一把匕首——/时间——把他们委诸泥淖,/那些死者今天仍活在探戈中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不幸的死亡。”以前的匕首,以前的探戈,以前的死亡,现在的匕首,现在的探戈,现在的死亡,“今天它蓦然单独冒了出来,/违抗了忘却,没有以前或将来”,旋律唤醒了时间,看上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或正在变成现实。

匕首在博尔赫斯的抽屉里?匕首拿在博尔赫斯的手上?匕首被博尔赫斯写进诗歌里而复活?为什么博尔赫斯感到悲哀?“多么坚韧,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冷漠或者无辜的高傲,岁月白自流逝。”流血事件必然发生,是因为人们将它置于无休止的老虎梦而悲哀?还是用一只温热的手唤醒它而悲哀?博尔赫斯的悲哀其实在于时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关键词是:永恒。时间可以永恒吗?存在于时间里的一切都会永恒吗?而对于永恒的悲哀更在于:什么是不永恒的?

《永恒(一)》和《永恒(二)》并列在诗集里,其实它们不是同题的系列,而是指向了时间的不同意义。英文Everness是《永恒(一)》的标题,博尔赫斯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Everness这个词是威尔金斯在17世纪创造的,意思是永恒,但比永恒更有力。他还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可怕的词,从没有人用过,那就是Neverness,指的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物。”这是否定的永恒,是永不发生的事,在这首悲怆的十四行诗里,博尔赫斯说:“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样。那就是遗忘。”时间不被遗忘,它到底提供了什么?“上帝保全了金属,也保全渣滓,/在他未卜先知的记忆里/寄托着将来和逝去的月亮。”但是,当你的脸庞在镜中留下,并且今后还有留下,并非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它只是宇宙的记忆,只有一个艰巨的过道,当身后的门一扇扇相继关上,“只有在太阳西下的那一方,/你才能见到原型和耀光。”

“才能见到”当然是无奈的,它无法在时间里成为永恒的意象,所以只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一切的存在都是镜花水月。而在《永恒(二)》里,那个从德文Ewigkeit转变而来的词就是“永恒”,还是那句:“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但是当一切归于腐土,还可以歌唱“苍白的灰烬”,还可以赞美一切,“我知道永恒中继续燃烧/我所丧失的许多珍贵东西:/锻炉、月亮和下午。”锻炉、月亮和下午都成为了丧失之物,和躺在抽屉里的匕首一样,但是当永恒出现,它就可以继续煅烧,继续活过来,继续拥有使命,在一种遗忘之后发现存在的真正意义。

永远不会发生事物,是永恒的否定状态,在永恒中歌唱灰烬,是永恒的肯定状态,它们构成了永恒的双面结构,一种是悲怆,一种是欣喜,一种是可怕,一种是希望,所以博尔赫斯在《致儿子》中对那个我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你的儿子,以后的儿子,亚当的儿子说:“永恒属于时间的范畴,/因此也是匆匆过客。”在这里,如果把永恒放在时间意义中,它其实被限定在一种封闭结构中,它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它只有死亡不会复活,它只发生一次不会重复,但是,“上帝慈悲地给了我们交替和遗忘”,便是在时间之外,剔除了那些匆匆过客,而在交替中发现一切存在的真正意义。

时间一定是封闭的,它的最直接表现便是构筑了历史,历史是一个不会重复发生的时间维度,那里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往,都会成为遗迹,都会成为故事。那里有“约克大教堂的一把剑”,死了很久却还握在凶残的手上,“我在他面前是影子下的影子。/我是瞬间,瞬间是尘埃,不是钻石,/唯有过去才是真实。”那里有一册写在《贝奥武甫》上的诗,探讨着灵魂不朽的特点,“它广阔而严谨的循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那里生活着一位十三世纪的诗人,他在渴望的镜子中捕捉到了黑夜关闭而白天打开的一切:“代达罗斯、迷宫、谜语、俄狄浦斯。”那里发生了著名的胡宁战役,那个名叫苏亚雷斯的上校“有过顶峰,有过狂喜,有过辉煌的下午,/以后的时间算得了什么。”那个叫《巴尔塔萨·格拉西安》的西班牙作家、耶稣会教士“只在记忆里/纠缠于迷宫、象征和双关语”。

教堂里的一把剑,写在书上的诗,一个十三世纪的诗人,一次从辉煌跌落到深渊的战役,它们都在历史里,变成了匆匆过客,这是时间的无情,它只留下和他们有关的记忆,甚至记忆都被湮没了。但是历史并不是逝去,公元四四九年的“一个撒克逊人”带来了语言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提升为莎士比亚的音乐:/夜、水火、色彩与金属、//饥渴、痛苦、梦想、战争、/死亡和人类的其他习性;在山林里,在开阔的平原上,/他的子孙创造了英格兰。”苏亚雷斯上校在胡宁战役中是胜利者,他的曾孙写下了关于他的诗句:“战斗是永恒的,不需要军队和军号的炫耀;/胡宁是两个在街角诅咒暴君的百姓,/或是一个瘦死狱中的无名的人。”而那名乌尔比纳的士兵,在梦境深处探究,他就是塞万提斯,他看见“吉诃德和桑丘已在那里漫游”;一八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弗朗西斯科·拉普里达博士遭到阿尔道手下高乔游击队杀害,在他临死之前,博尔赫斯为他打开了心灵之门:“我找到了缺失的字母,/上帝早就知道的完美形式。/我在今晚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永恒的面庞。/循环即将完成。我等着那个时刻。”

尽管历史的命运就像拉普里达一样,被骑手、马鬃和马匹逼近,最后被坚硬的铁矛刺穿了胸膛,被锋利的刀子割断了喉咙,但是临死之前的所想,却成为延续时间的一种方式,他等待上帝带来完美形式的那个时刻,等待找到的缺失字母能编织永恒的面庞,一个博士即将死去,但是他所代表的知识、思想,却成为未来的希望:“我曾渴望做另一种人,/博览群书,数往知来,/如今即将死于非命,暴尸沼泽;/但是一种隐秘的欢乐使我感到无法解释的骄傲。”欢乐和骄傲是因为不被时间遗忘,是因为还有永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完成永恒吗,就要丢弃那些该遗忘的东西,《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中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回忆已经眼花缭乱,那里的英雄,那里的荣誉和失败,都变成了虚幻的东西,“我们白白地给了你浩瀚的海洋,/白白地给了你惠特曼见了惊异的太阳:/你消磨了岁月,岁月也消磨了你,/你至今没有写出诗。”而正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那首诗出现了,诗歌里的一切都是“最易塑造的时间形式”:巴西和乌拉圭的边境,马匹和拂晓,青铜的砝码和一卷《格勒蒂尔萨迦》,代数和火焰,在血液里奔腾的胡宁冲锋的激情,比巴尔扎克笔下人物更多的日子,忍冬花的芳香,情爱和情爱的前夜,无法忍受的怀念,埋在地底的宝藏般的梦,慷慨的机遇……

诗歌在开放,它超越了有限的时间,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于是所有人都不再是无用的仆人,他们都在写诗:伊曼纽尔·斯维登堡在“用枯燥的拉丁文/记下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爱默生说:“我的名声传遍了大陆;/但我没有生活。我想成为另一个人。”惠特曼在歌唱:“我的生命几乎已经结束,但我的诗歌颂了/生命和生命的辉煌。”海涅看见了夜莺:“你的金色黄昏/和你歌唱的花朵挽留不了你。”而斯宾诺莎“超越了隐喻和神话,/打磨着坚硬的水晶:/上帝的全部星辰的无限图像”即使如爱伦·坡,也“反复从镜子的另一面/投身他错综复杂的使命,苦心孤诣地营造梦魇”。

他们是富有,闪耀着永恒的光芒,他们在时代中消失,却“有一朵不被遗忘”,那是弥尔顿笔下的玫瑰,不被遗忘是因为这朵玫瑰是“没有标志或符号的一朵”,它不属于历史,不属于传说,不属于唯一的时间,当它被去除了标志和符号,便是一种永恒。但是无论对于历史事件的改写也好,还是对于历史人物的想象也罢,博尔赫斯似乎还是站在历史的维度里,当他面对现实,面对自我,面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该如何发现和构筑其中的永恒?

这是流进血液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如今你在我身体里,你是我朦胧的命运,/那些感觉至死才会消失。”这是让人恐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系我们的不是爱而是恐惧;/也许正由于这原因,我才如此爱你。”这是只存在过去名字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名字里回响着号角、共和国、军马和早晨,/欢乐的胜利,军人的牺牲。”这是留给了我凋零的玫瑰、凌乱的街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说一切都有终结和规格,/都有最后一次的遗忘,/谁能告诉我们,在这幢房屋里,/我们无意中已经向谁告别?”这是一个把我遗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拂晓时我仿佛听见一阵喧嚣,/那是离去的人群;/他们曾经爱我,又忘了我;/空间、时间和博尔赫斯已把我抛弃。”甚至,我成为一个外地人,“它是一系列模糊的形象,/仿佛专为遗忘而设。”

被遗忘、被抛弃、被异化,那个亲切的、熟悉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像那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一样,抵达了永恒的否定状态?也因为这种可怕的否定状态让博尔赫斯发出了“我是谁”的疑问:“海洋是谁,我又是谁?/我将在末日后的那天得到解答。(《海洋》)”这个问题或者需要在历史的维度里具有了回声,《胡宁》是博尔赫斯的祖父战斗过的地方,当进入到那段历史,他找到了“同一血统、同一姓氏”,而发问的是:“有谁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模样,你是谁?”过去在无数镜子里,无数的镜子照出了自己的衰老,所以在面对自我时,关于命运,便成为一首挽歌:“他见过人们常见的事物:/死亡、笨拙的黎明、平原和迷人的星辰,/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姑娘的脸之外,/他什么或者几乎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不希望那张脸再记得他。/啊,博尔赫斯的命运,也许不比你的命运更奇特。”

博尔赫斯是我,博尔赫斯是谁?博尔赫斯是所有被遗忘、被抛弃的人,又是一样寻找意义的人,所以博尔赫斯在《致一位一八九九年的小诗人》中假想了一个现代主义诗人,而这个诗人就是自己,就是叫博尔赫斯的诗人,“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否实现,/模糊的兄长,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但是我形单影只,我希望/你淡薄的影子从遗忘中重现。/让这些已经疲惫的单词/在即将逝去的黄昏中组合。”无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另一个,是同一个,无数的博尔赫斯是另一个,是同一个——他们一起唱出了《一九六六年写的颂歌》:“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而是我们全体。/让那些纯洁奇妙的火焰/在你我胸中燃烧不熄。”

时间会过去成为约克教堂里的一把剑,历史会湮没成为匆匆过客,现实会变异将诗人变成外地人,而所有一切的逝去和留下,死去和复活,抛弃和唤醒,都是关于永恒的两首歌,因为永远不会发生所以是一面镜子,因为无法遗忘而成为光荣的记忆,如梦如幻如水:

水啊,我恳求你。听了我
对你说的这番话语,请记住
在你怀里游泳的朋友博尔赫斯,
在我最终时刻不要背弃我的嘴唇。
——《第四元素的诗》

诗人

编号:S63·2170911·1411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4.00元亚马逊15.90元
ISBN:9787532770670
页数:154页

陶工手里的沙泥,密布着同时也是神祗的星辰的苍穹,曾经有过一头狮子从中坠落的月亮,轻轻移动着的敏锐指尖感觉到的大理石的平滑,惯常喜欢用洁白的牙齿猛然撕下的野猪肉的香味,一个腓尼基语的词语,一柄长矛投在黄色沙滩上的黑影,傍依大海或者亲近女人,甘醇胜于辣烈的浓酒……这一切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全都能够攫住整个心灵。《诗人》为博尔赫斯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歌代表作,也是他获得世界声名之后出版的作品,严格来说是诗歌与散文的集合,是集中体现博尔赫斯风格的作品。收录《诗人》、《梦中的老虎》、《关于一次对话的对话》、《趾甲》、《遮起来的镜子》、《鸟的命题》等50余首诗歌,本诗歌集还包括《博物馆》部分诗歌。


《诗人》:老虎永远都愿意是老虎

他们没再继续谈论下去,因为恰在那个时候有人喊了他们的名字。
——《死人的对话》

《面前的月亮》里的基罗加将军来了,罗萨斯也来了,那一首《基罗加将军驱车驶向死亡》却又从死亡中活过来了。1835年的阴谋其实并不只是一种死亡事件的发生,当阿根廷联邦派军阀基罗加将军带着随从去和首领罗萨斯会晤的时候,这个“平原之虎”其实杀了太多的人,甚至带着六个人头的残暴开启了死亡之间的对话。会晤的结果也许符合基罗加的预想,但是在返回途中他却在科尔多瓦遭遇伏击而身亡,据称是罗萨斯安排了暗杀。

当“人和马匹的赎罪幽灵”变得支离破碎,当“具有转印图画的显眼的美丽”变成了博尔赫斯笔下的死亡诗歌,为什么两个死人之间还有对话?罗萨斯说到了耐心,在联邦派争斗中他认为真正的英雄是“能让比我勇武的人为我卖命和送死”:“比方说吧,结果了您的性命的桑托斯·佩雷斯就是其中的一个。”罗萨斯似乎在还原那个阴谋的真相,1835年基罗加被伏击,就是被桑托斯·佩雷斯一刀解决,这在罗萨斯看来就是成功的秘密。但是当基罗加死于阴谋,他反而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胆怯,并希望被人忘记,“希能够换个模样,另有一番作为,因为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狂暴之徒。”而罗萨斯却认为,自己并不想变成另外什么人,“我却只想做我自己。”

一个是残暴的“平原之虎”,他希望自己被别人忘记而不再胆怯,一个是制造了死亡的阴谋论者,他不想变成别人只想做自己,他们都已经死去,他们的对话只是一种臆想,而其实,不想怎样和只想怎样,似乎都和死者无关,他们死了,必然地死了,无法改变地死了,但是“死亡的对话”意义何在?当死亡发生,当对话终结,其实有两种东西隐藏在他们身后,罗萨斯最后说的话是:“也许是我这个人注定不该死吧,不过,这种地方、这类讨论倒像是一场梦,做这梦的人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还没有出世的人。”死亡的对话是一场梦,是谁制造了这个幻梦?是一个1835年还没出生的人,当博尔赫斯把他们的对话记录在《诗人》里的时候,他就是“诗人”,他就是那个还没出世的人,他就是替死者对话的人,他就是制造梦境的人。

在作者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们没再继续谈论下去,因为恰在那个时候有人喊了他们的名字。”喊了名字,对话终结,死亡再次发生,谁把他们推向了第二次死亡?叫他们名字的人一定是上帝,《基罗加将军驱车驶向死亡》中早就说过:“他死了,又站起来,成了不朽的幽灵,/向上帝指定他去的地狱报到”。于是,当1835年的谋杀变成死亡的对话,博尔赫斯和上帝才是他们背后真正的主宰,而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死亡,关于历史,关于自我,关于时间,关于诗人,便浮现出来。

上帝或者也是博尔赫斯看见的上帝,诗集的名字叫《诗人》,原文题目是“El hacedor”,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制造者”“创造者”,特别用于指称上帝,即“造物主”。但是博尔赫斯在一篇访谈中提到,这个词是从英语“maker”中翻译过来的,在他看来,这个英文词语在12世纪的时候,苏格兰方言里意谓“诗人”,由于hacedor的含义更贴近英语而离开了西班牙语,所以博尔赫斯说:“我是一个hacedor……一个诗人和一个作家,仅此而已。对我来说,任何别的称谓均属溢美。”他把自己叫做诗人和作家,是一个创造者和制造者,也是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在这个诗人和上帝合一的语境中,当那一幕死亡对话发生的时候,就是博尔赫斯喊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终止讨论真正走向了死亡。

但是死亡到底是什么?博尔赫斯在叫出他们名字的时候,也在探寻他们应该有的意义。死亡是一种不断重演的故事?十九世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一个高乔人被另外高乔人所杀,在他倒下去的时候看见了养子,“怎么,是你!”的责备和惊异只不过在让死亡变成了一种旧案的重演:凯撒被刺杀时也有过这样的故事,而博尔赫斯说:“莎士比亚和克维多均曾引录这一悲怆的呼叫。”死亡是一种消逝的见证?胡宁战役发生之后,那些士兵倒下了,那有关海伦的情爱故事消失了,而博尔赫斯的疑问是:“等到我死的时候,什么东西会伴我而去、世界又会失掉哪些牵动人心或一时应景的礼仪?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声音、一匹红马留在塞拉诺及查尔卡斯荒郊上的英姿,还是放在桃花心木写字台抽屉里的一块硫磺?”死亡是一种被记忆扭曲的变异?它带走了那些和生者有关的东西,即使另外的生者想起来,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异,“不知为什么十字架、套索和箭头,这些如今都已降格或升级成了标志的人类古老器具竟会让我惊异。”

不管是一次重演,一种见证,一些变异,死亡总是在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它和历史有关。它是穆拉尼亚屠刀下的“灰暗的傍晚”,它是“一八九几年的一个阴影”,它是被时光抹去的“大理石的光彩”,即使博尔赫斯的祖父最后卷入叛乱而重伤致死,“他一生中有过许许多多的瞬间,/惟愿这悲壮的时刻永沐光芒。”即使博尔赫斯家族的那些先人为了使命而立下战功,“他们全都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时光、大地和忘海的组成部分。”死亡无法避免也写在那些“博物馆”的集子里,马格里布人阿尔莫塔辛诗集的《四行诗》说:“有些人死了,不过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无人不知)那个季节对死亡最为合宜。/我是耶古卜·阿尔曼苏尔的子民,/也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难免一死?”胡利奥·普拉特罗·阿埃多在《铭文》中感叹:“我的藏书(就在我的眼前)当中,/有的我已经不会再去触摸。/今年夏天我就将年届五旬,/死亡正在不停地将我消磨。”

他们在感叹和思考死亡,最后他们也走向了死亡。他们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当死亡变成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被一种物理时间带走了,但是当死亡留下了对话,留下了诗歌留下了博物馆的卷帙,是不是也留下了作者,留下了他们的告别,“道别就是否定永久分离,也就是说:今天咱们权且分手,可是明天还会再见。人们发明了道别,因为,尽管知道人生无常转瞬百年,但却总是相信不会死去。”《德莉娅·埃莱娜·圣·马尔科》中我和德莉娅在街上告别,然后走向了各自属于自己的方向,从此以后没有再见面,而一年之后德莉娅与世长辞了。对此,博尔赫斯认为,这只是告别,而不是死亡,人们在告别中只说再见,是因为希望在明天又回来,而“死者”德莉娅也说:“咱们会有机会(在哪条河边?)继续这场迷离的谈话的,而且还会相互提出这个问题:咱们曾经就是一座消失在漫漫荒原的城市中的博尔赫斯和德莉娅吗?”

博尔赫斯和德莉娅,在文本里,在作者笔下,他们道别他们再见,不是和历史一样的死亡,于是诗人和上帝不再叫他们的名字,而是和他们一起寻找物理时间制造的死亡之外的象征。诗人的世界里有什么,一开始总是那些沉湎于追忆往事带来的快慰,似乎转瞬即逝的生命还生动活泼,“他知道什么是惊恐,也曾愤怒和无畏,有一次竟然最先攀上敌营的壁垒。他曾浪迹异乡的土地,并见过大洋此岸或彼岸人们聚居的城镇及其宫阙,贪婪、好奇、身至心随,唯一的信条就是及时享受,过后不再思念。在熙来攘往的市廛或者完全可能会有神怪出没的崇山峻岭脚下,他曾经听到过种种离奇的传说故事而且全都相信,并不探究是真是假。”但是这一切的美好事物湮没在时间里,它们也成为死亡之一,而诗人也成为了瞎子,“—切全都迷离恍惚”,如死亡一般降临。但是在诗人失去光明的时候,却还有回忆,却还有父亲给他的一把青铜匕首,却还有一个女人,所以最后他惊异地发现了其中的道理:“在他如今正要步入的肉眼的长夜里面,等待着他的同样也是爱情和风险,亦即阿喘斯和阿佛洛狄忒,因为他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了(因为身陷包围之中)荣耀和赞颂的喧声,那捍卫神灵无力拯救的庙堂的人们和在大海中寻找心爱岛屿的黑色舟楫的喧声,也就是他命中注定要讴歌并使之在人类的记忆空谷中回响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喧声。”

这是诗人之存在的一种意义,在博尔赫斯看来,这就是“诗艺”的可能,“将死亡当作是平常的熟睡酣眠,/将黄昏看成为赤金的微光幽辉,/这就是诗,虽然不朽但却清贫。/诗像曙光和晚霞一样去而复回。”诗把死亡当成是睡眠,把黄昏看成是微光,诗可能消失但一定会回来,而在“去而复回”的过程中,诗完成的是一种超越,它不再是语言,不再是意境,而是象征,像一面镜子,“在那日暮的时分,有时候镜子里/会出现一个注视着我们的面孔;/艺术本就应该如同是那面镜子,/我们展示出我们自己的面容。”镜子里有我们的面容,我们的面容被别人在镜子里注视,镜子的意象其实在博尔赫斯世界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义:诗歌和艺术照见了我们的现实,我们便用诗歌艺术编织现实之外的想象,它们是曙光和晚霞,它们是微光幽辉,它们是熟睡酣眠,但是镜子在被注视的时候,却一定还会带来现实之外变异的恐惧。

“上帝创造了梦魇连绵的夜晚/也创造出了镜子的种种形体,/只为让人自认为是映像幻影,/也正是因此,我们才时刻惊悸。(《镜子》)”另一个作者即上帝出现了,他是梦魇的制造者,他是恐惧的创造者,他时刻呼喊着每个人的名字,而且让死去的每个人都听见——就像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面容,“我扪心自问:这对镜子的恐惧/究竟来自命运中的哪个渊源?”那一个“遮起来的镜子”故事似乎在解答这个问题,我从小就感受现实被神秘地再现而带来的恐惧,但是却痴迷于这种恐惧,甚至向上帝祈求梦见镜子,一方面是被神秘的世界所诱惑,另一方面却又害怕镜子里的自己会失真会走形。又一次认识了一位性情抑郁的姑娘,“她是联邦分子的孙女和重孙女,我是集权主义者的嫡传。对我们来说,融在血液里的先人的纷争倒成了一种联系、一种对祖国更为深刻的认同。”这种认同并没有使我们相爱或“假装相爱”——因为她怕爱,而有一次她疯了,她把卧室里全部的镜子遮掩起来,“因为镜子里映出的是我而不是她,于是她浑身战栗,不是沉默不语就是说我像鬼似的缠着她。”

镜子神秘地再现,镜子制造了恐惧,不是因为它真实映照自己,而是变形失真,而忧郁的女孩,发疯的女孩,怕爱的女孩,其实提供了那个注视者的视野,或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注释,才使得镜子如上帝一样成为梦魇的制造者、恐惧的创造者,而那些作者带来的象征之物也和镜子一样,成为一种虚幻,一种梦境。博尔赫斯带来了太多的象征之物,那里有鸟,到底闭上眼睛的时候为鸟数数,是可以数清才证明上帝存在还是数不清证明上帝不存在?最后的结局是:“我看到的鸟数在十和一之间,但不是九、八、七、六、五等等。具体的数目说不清楚,因此,有上帝存在。”那里有黄玫瑰,当一个女人把黄玫瑰插入杯中,她吟咏的诗句是一种美好的现实还是厌弃的想象?“房间角落里那金碧辉煌的厚重卷帙并非(像他出于虚荣而梦想的那样)尘世的镜子,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件赘物而已。”那里有宫殿,那个用一句诗包容了整个宫殿以及全部细节的诗人,为什么最后被国王杀死?因为国王说:“你掠走了我的宫殿。”

当然,还有老虎,梦中的老虎,博尔赫斯说,从小就狂热地崇拜老虎,它进入到自己的梦中,所以时常会想:“这是梦,纯粹的意念产物,既然我无所不能,那就去造出一只老虎。”梦中博尔赫斯是作者,是上帝,是创造者,但是当被命名的时候,老虎却又变得丑陋不堪:“有时形体难看,有时个头太小,有时转瞬即逝,有时像狗,有时像鸟。”梦和老虎,其实构筑了两种象征,就像闭上眼睛数数的鸟,就像吟咏诗句里的黄玫瑰,就像写在诗里的宫殿,一种虚幻之物覆盖了现实之物,便是变形便是失真,便是一种死亡。所以博尔赫斯要构筑另一种老虎,“星辰的轮转并非永恒无限,/老虎的形象注定反复再现,/然而,我们,忽视了巧合与偶然,/总是觉得被逐于空乏的时光,/会有任何事情让人感到新鲜。”

反复出现的老虎,需要制造伪装,需要重新命名,一只老虎是“威猛、天真、血腥而又年轻”的老虎,“它肆无忌惮地残杀着野牛的种群”;而第二种老虎是“象征符号组成的虚影幻象”,是“一系列文学比喻的串联和拼接、/百科辞书里综合描摹出来的图像”;而在这两种老虎之外,需要第三种老虎,“也是我梦中的影像,/是用人类语汇描画出来的图形,/不是冲出神话王国的血肉躯体/奔行在实实在在的坚实土地之上。”这一只在夜幕下寻找的老虎到底是什么?它是影像却是人类绘画出来的图形,是象征却必须进入诗歌的世界,实际上,另一种老虎是另一个自己。

镜子和梦,死亡和象征,它是它又不是,就像有个死前和死后遇到上帝的人说:“我徒然地做过了许多人,现今只想成为一个人,就是我自己。”而上帝对他的回答是:“我也不是我自己。我的莎士比亚啊,像你梦见过自己的作品一样,我也梦见过世界,既是许多人又谁都不是的你就在我的梦影之中。”那个人是莎士比亚,是作者,是梦的制造者,是镜子里可能失真的人,当上帝都说我不是自己,认识你自己就变成了一只老虎的真正使命。《博尔赫斯和我》在一起,我和博尔赫斯有同样的嗜好:喜欢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术、词语的来源、咖啡離的香味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但是两个人又不同,“我活着,竟然还活着,只是为了让博尔赫斯能够致力于他的文学,而那文学又反证了我活着的意义。”

我是我,另一个是博尔赫斯,不是不共戴天,是互文和共存,而这一切的意义是“将自己的一切全都转赠给了他”,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万物保持着自己的心态:“石头永远都愿意是石头,老虎永远都愿意是老虎。”石头是石头,老虎是老虎,是一种返回,是一种证明,就像死亡去而复返,就像镜子神秘而多变,就像梦境虚幻而真实,就像历史湮没而存在,就像诗歌,清贫而不朽,“永远都是那同一个/日常的赫拉克利特的晶体,不变/又有变,就像那奔腾不息的大河。(《诗艺》)”

所以在创造者的世界里,我是作者,我是上帝,我是死者,我是博尔赫斯,我是我,一切都在变形、虚幻、遗忘、质问、悖理中成为同一个人:“有一个人立意要描绘世界。随着岁月流转,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港湾、船舶、岛屿、鱼虾、房舍、器具、星辰、马匹和男女。临终之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出来的纵横线条竟然汇合成了自己的模样。”

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

编号:S63·2170911·1410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53
页数:80页

一九〇五年前后,赫尔曼·巴尔断定说: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的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博尔赫斯多次说过诗歌是神灵突然的赐予,思想是心理活动;他认为魏尔兰是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代表,爱默生是理智诗人的典范。如今他认为凡是作品值得重读几遍的诗人都具备抒情和理智两种因素。《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收录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两部诗集《面前的月亮》和《圣马丁札记》,是他步入文坛最初的尝试,诗集主要描绘作家的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它“有粉红色店面的街道”,它的南区、北区以及“郊区的地平线”,更记录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祖辈父辈,还有寄托在这里的情感。


《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我是城里人,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
城市、地区和街道是我活动的圈子:
下午传来远处的电车声
增添了我的忧伤。
——《我们离开了甜蜜的地方》

自右至左,从博尔赫斯的“时间匣子”里抽出第二本,一种复古的阅读方式在继续:当《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变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秘》,当面前的“你”变成“面前的月亮”,那个从1923年归来之后进入的城市、进入的时间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在博尔赫斯的诗歌世界里?

归来似乎并没与带来一种真正的融入感,那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亲切的,却也是陌生的,甚至在1969年重新写的序言里,博尔赫斯还是像被隔离在城市之外,“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里提到的城市一直怀有亲切之感,这个集子里的城市却有些张扬和公开。”是城市不同,还是时间的坐标不同,或者1923年那个怯弱的人已经变了?“我常常忘记自己是阿根廷人,也想多一些阿根廷特色。我冒险买了一两部阿根廷方言词典,从中学到了一些今天连自己几乎都不懂的词”,那些词是陌生的符号,在词典构筑通道里,曾经的亲切又去了哪里?或者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早就不是曾经回来的终点?

“我们离开了甜蜜的地方”,离开的地方是甜蜜的,那么到达的地方则是心酸的,甚至是隔阂的,这是祖父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这里的水火风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军人和庄园主,他们“以明天的希望哺育心胸”,“有一个曾同西班牙佬打仗,/另一个在巴拉圭冲锋陷阵;/他们都久经风雨世面,/征战对于他们只是顺从的女人。”这是一种时间的宏大叙事,它是档案,是历史,甚至是英雄主义的颂歌,而在只留下一块墓碑的家族叙事体系里,接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就是重复战斗的历史?就是再次书写英雄的颂歌?

而对历史,何尝不是另一种隔阂?博尔赫斯寻找历史的点滴,发现这个城市内藏的时间密码,而在这个隐秘的故事里,并不都是“明天的希望”,并不都是带来征战的胜利。“他们”驰骋在历史的内部,“他们的白天像空中旋舞的套索那么贪婪。/他们的夜晚是刀剑愤怒的间歇,随时准备攻击。”他们侈谈人性,侈谈祖国,他们的马车马车辚辚,“阴影幢幢的庞然大物带有葬礼的不祥”,四匹蒙着眼罩的马、六个胆战心惊的人,一个不眠的硬汉,最后都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死亡,“驱车驶向死亡,多么悲壮的情景!”这一幕发生在1835年,有着“平原之虎”之称的鸡,基罗加将军同联邦首领罗萨斯会晤,之后在会途中遭到伏击身亡,罗萨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其实是罗萨斯安排了这次暗杀——当基罗加将军带着那六个丢了脑袋的人进入黑暗,险恶狠毒的科尔瓦多匪帮头领就曾自傲地想:“岂能奈何我的灵魂?/我扎根在这里的生活,坚如磐石,/如打进草原土地里的木桩。”而其实,他驱车驶向的是死亡,是阴谋之下的黑暗世界,“他死了,又站起来,成了不朽的幽灵,/向上帝指定他去的地狱报到,/人和马匹的赎罪幽魂,/支离破碎、鲜血淋漓地随他同行。”

1835年已远,阴谋和死亡已远,诗歌宛如一部小说,博尔赫斯说这首诗“具有转印图画的显眼的美丽”,那是黑暗的死亡独具的美丽?侈谈人性、侈谈祖国的“他们”成为历史的主角,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阵痛?而在这个重新归来的城市里,博尔赫斯感觉到的是与“他们”的错位,他们侈谈人性,而“我的人性在于感到我们都是同一贫乏的声音”;侈谈祖国,而“我的祖国是吉他的搏动、几帧照片和一把旧剑”,“他们”和我,如何在一种历时的祖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一样是迷惘,一样是矛盾,“时间将我消耗。/我比自己的影子更寂静,穿过纷纷扰扰的贪婪。/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的、明天的骄子。/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我款款而行,有如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的人。(《宁静的自得》)”

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所以是无名者,我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所以是无知者,甚至我的一生也注定无聊,“到过许多地方;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我爱过一个高傲白皙的姑娘,/她具有西班牙的恬静。/我见过辽阔的郊野,/那里的夕照无比辉煌。/我玩味过许多词句。/我深信那就是一切,深信不会再看到/或做什么新的事情。/我相信我的日日夜夜同上帝和所有的人/一般贫乏和充实。(《我的一生》)”其实,“他们”的对面是“我们”,其实历史的对面是现在,正如1969年的序言里引用赫尔曼·巴尔的那句话“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我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具有现代性就是具有当代性,和时代共脉搏、同呼吸;事实上我们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所以一方面是我的名字微不足道,但是却可以“再次看到”天际寥廓的平原、杂草和铁丝凌乱的荒地、像昨晚新月那么明亮的店面、街角的长条石和树木掩映的庭院,一方面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可以“用诗歌纪念围绕我的城市/和散漫的郊区”——“别人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作惊人之语,/面对平淡的篇章,我发出炽烈的声音。/我赞扬歌唱我家族和我梦中的先辈。”我的一生可能不会做什么新鲜事,但是一样可以找到力量,“孤独的街道,你将把别人的永生给我。/你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影子。/你像剑刺似的直穿我的夜晚。”(《为西区一条街道而作》)”所以有些东西活着,继续活着,永远活着,“苦难和顽强的潘帕斯草原已经不存在,/我不知你是否死去。我知道你活在我心中。(《致郊区地平线》)”时间已远,但是在当代性的体验中,在“我们”的世界里,我只需要属于自己的历史

海洋像盲人那么孤独。
海洋是我无法破译的古老语言。
深处,黎明只是一堵刷白的土墙。
远处,升起光亮,仿佛一团烟雾。
在无数岁月面前,
海洋像凿不透的岩石。
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航行日》

历史死去,是阴谋之死,是暴力之死,是权力之死,但是离开历史,用“一个下午和村落”来看见现时,并非是一种逃避,写在圣马丁牌练习簿上的九首诗歌便成为博尔赫斯审视历史,审视死亡,审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另一重维度,“我多次说过诗歌是神灵突然的赐予,思想是心理活动;我认为魏尔兰是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代表,爱默生是理智诗人的典范。如今我认为凡是作品值得重读几遍的诗人都具备抒情和理智两种因素。”依然是一九六九年的序言,博尔赫斯明显要在抒情和理智相结合的诗歌世界里探寻一个城市的生死。

从生而死,向死而生,这并不是时间的轮回,而是一种超越,甚至是颠覆——生其实是重生。死亡似乎是静态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中,这个城市的死亡展现在两处墓地里,一处是恰卡里塔墓地,其中埋葬的多是1871年黄热病流行时的死者,该年六个月内死了13614人,“人的死亡像诞生那么肮脏,/死的圈套不断扩大你的埋葬地,/你替灵魂的大杂院和骸骨的地下部队招募,/它们仿佛沉到海底似的/坠人你漆黑夜晚的深处。”死亡以一种复数的方式呈现,而当博尔赫斯来到墓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意义,“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命是迫近的死亡;/生命不是什么别的,/而是闪亮的死亡。”另一处则是拉雷科莱塔,那里的正面是轩昂的门廊,那里举行过军人葬礼,那里还留存着罗萨斯执行枪决的大墙,在这个死亡之地,“这里的死亡具有尊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在这里显得端庄”,它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和恰卡里塔的墓碑形成对比的是这里的鲜花,“它们潇洒而沉静的存在/正是陪伴死者的最好事物”。

两处墓地,两种状态,两段历史,但是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说,绝不仅仅是这两段历史呈现的死亡,它带给博尔赫斯的是一种神秘——不是神话,而是神秘,“因为‘神话’使人联想起庞大的大理石神像。”神像脱离当代性,神像制造的是虚幻和崇拜,而在神秘世界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曾经到达的船只,有着发生过的屠杀,险恶的水流、斑驳的小船和纠结而成的小岛,组成了一种颠沛的命运,这是它的过往,它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坐标,但是这个历史的坐标却要延伸到现在,延伸到博尔赫斯的世界里,粉红色门脸的杂货铺、传出的萨沃里多探戈舞曲、像玫瑰似的熏香,“街道相依的街区依然存在于我那个市区:/危地马拉、塞拉诺、巴拉圭、古鲁恰加围成一圈。”所以从抵达的船只为历史的开端,像一条河会流到现在,而这便构成了一种永恒:“我不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过开端:/我认为她像水和空气一样永恒。”

不相信开端,其实不相信被书写的历史,不相信时间的静止状态,所以在神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没有了大理石像的神话中,在取消了历史开端的静态时间里,死亡具有了当下性,“拱门的哀歌”编织的是巴勒莫的回忆,而穿过这首哀歌可以寻找回忆,并沿着回忆抵达当下,“墙内探出头来的那株无花果树/和我的心情吻合,/街角的粉红色/比云彩的颜色更讨我欢喜。”那一片花园里有最高的棕榈树、麻雀的大杂院、欣欣向荣的黑葡萄蔓、红漆的风车、屋基的圆形地下室盘据街角的杂货铺,这个同样神秘的温馨世界,“博得人们的艳羡”;北区的爱情已经消逝,大理石的小阳台不见,连“五道口天上的星星不是当年模样”,而“那份殷勤友好的情意,/我正在表白的隐秘的忠诚”……

而一切的记忆,一切的神秘,都是为了在重生之路上找寻到可标记的东西,博尔赫斯自然从家族的历史中发现当下可延续的故事,在以博尔赫斯的外祖父伊西多罗·阿塞韦多为题的诗歌中,他感觉自己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历史或者只是地名和日期,甚至是墓碑上的时间和姓名,那个发生在一九〇五年的战斗故事也可能是“语言的欺骗”写就的传说:“当年他披上军装,/为的就是那次幻想的爱国行动,/要求的是信仰,不是一时冲动;/他纠集了一支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为的就是让自己阵亡。”无论是何种传说,刻在历史里的关键词是牺牲,是祖国,所以当历史变成远离现实的存在,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却用一种承续的方式唤醒了生命意义:“我当时很小,不明白死的意思,我没有死的概念;/我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寻找了他多天。”

“可能博得我外祖父一笑”,一首诗当然不是为了讨好,因为在死亡面前,是一个我,而且是在“寻找”的我,所以历史没有被割断,记忆没有变成虚构,一种死亡的发生是为了给现实一个背景,而在现实里,需要触摸“后死亡时代”那一种神秘意义?死亡带走的是心爱的书籍,是一把钥匙,是“同别人相处的习惯”,甚至是生者必有的特权,当守灵在他的最后一夜,不再是小时候“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寻找了他多天”,而是在死亡的背面看见其超越现实的真正意义:“他在与他无关的鲜花覆盖下面,/他身后的殷勤将多给我们一个记忆,/南区一条条缓缓走过的街道,/回家路上悄悄拂面的微风,/以及让我们解脱最大悲哀的夜晚:/现实的繁琐。”

找寻死者的遗迹而进入现实是一种方式,背离现实的繁琐而走向死亡,是另一种方式,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建立了生与死之间的关系,都是阐述了时间之存在的意义:它是启示,是审视,是探寻,是进入之后的返回,是归来之后的前行:1928年,朋友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自杀,死亡变成了一种自我的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阐释生命的意义,都是为了有“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如果情况属实,时间许可,
我们将保留一点永恒的痕迹,世界的余味,
那么你的死亡就无足轻重,
正如你一向在其中等待我们的诗句,
那时它们唤起的友情
不至于亵渎你的黑暗。
——《致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

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

编号:S63·2170911·1409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40元
ISBN:9787532770663
页数:75页

“同一九六九年的年轻人一样,一九二三年的青年也是怯懦的。他们害怕显露出内心的贫乏,于是也像今天的人们似的想用天真的豪言壮语来进行掩饰。”1923年,博尔赫斯正式出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作为他的第一部诗集,“怯懦”并非是1923年博尔赫斯作为一个诗人唯一的表情,它其实是以一种自由、平易、清新、澄澈的风格开创了博尔赫斯的诗风,“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这本诗集以其朦朦胧胧地表现了的和通过某种形式预示着的内容而得到恩里克·迪埃斯一卡内多和阿方索·雷耶斯的慨然称许。”内收录《街道》、《拉雷科莱塔》、《南城陌生的街道》、《圣马丁广场》等33首诗。


《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已经融入了我的心底

失去了记忆也失去了希望,
没有了局限,神秘莫测,几乎成了未来的偶像,
死者不只是一个死了的人,而是死亡。
——《为所有的死者感到的愧疚》

《博尔赫斯全集》第二辑,12册诗集安放在小小的书盒里,书盒放在关闭着的书橱里,它们是静止的,无声的,但是灰尘覆盖不上去——从2017年购置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它们静立的姿态让我想到某种永恒,仿佛在未阅读之前就决定了收藏,所以在塑封的包装里,在不打开的扰动中,所有的诗歌都沉睡在时间里。

但总有一天需要打开,需要重新融入一个阅读的人,从2017年9月到2019年5月,时间对于它的注解就像在《晨曦》这首诗里所说:“恰在这个时候,一只小鸟打破了沉寂,/而那残败的夜色/只留在了瞎子的眼底心间。”瞎子的眼底心间仿佛是对于过去的注解,闭目而不看见,是把时光留在了怀念的地方,1914年,正是因为博尔赫斯的父亲患上眼疾而几乎失眠,所以老博尔赫斯选择了退休,全家选择远赴欧洲,眼底心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意象,而在欧洲的博尔赫斯遍游了英国、法国,定居在瑞士日内瓦,都德、左拉、莫泊桑、雨果、福楼拜,读托马斯·卡莱尔、切斯特曼、斯蒂文森、吉卜林、托马斯·德·昆西,读爱伦·坡、沃尔特·惠特曼,读海涅、梅林克、叔本华、尼采……都进入到了他的阅读世界,那扇门被打开,于是,“一只小鸟到了沉寂”,甚而至于在移居西班牙期间,博尔赫斯和极端主义青年作家交往,创办文学期刊,创作了诗歌和小说。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欧洲,一种视野的扩展是为了看见更多的东西,但那仅仅是游历,仅仅是经过,当1923年博尔赫斯再次回到阿根廷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其实发生了改变,而在这其中决定这一切变化的也许就是时间。如诗集一样,它在时间制造的行为艺术中触摸了记忆,看见了希望,发现了过往,又进入了未来:12册诗集在时间匣子里,从1923年的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到1985年的最后一部诗集《密谋》,自右至左整齐排列着——当从最右处抽出第一部诗集,按照时间的序列打开,是不是有一种中国式的翻阅体验?

最右侧的诗集,最右侧的时间,最右侧的记忆,其实就是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已经融入了我的心底。”回来而再次踏入这片土地,似乎街道还在,似乎花园还在,似乎广场还在,但一定不是曾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拉开了距离,时间储存了空无,而时间其实也是唤醒了记忆,那里是孤独者的乐土,那里有万千豪杰繁衍生息,那里是壮美的存在,经过圣马丁广场,坐在宁适的长凳之上,看见满目的晚景,“港湾憧憬这远处的波涛”,在这平等待人的广场上,博尔赫斯感受到了“如死亡似梦境”的存在。博尔赫斯在“南城”发现了诗情:“呼吸素馨与忍冬的芳菲,/感受睡鸟的沉寂、/门廊的肃穆、湿气的蒸腾,/——这一切,也许,就是诗情。”在“一处庭院”里,感受的是温情,“永恒/沉静地潜伏于密布的繁星。/黑暗笼罩着门廊、葡萄架和蓄水池,/真是乐事啊,得享这份温情。”在“近郊”,即使一个人,也收获了一份柔情:“所有这些地方/全都洋溢着柔情万端,/而我却只身一人,与影相伴。”

温情、诗情和柔情,其实都是一种记忆带来的美好,而这种记忆仿佛经过岁月的洗礼,成为一种想象中的存在,甚至融入了心底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让他满怀豪情,“向西、向北、向南,/街巷——祖国也一样——展延羽翼,/但愿它们能够扎根于我的诗行,/就像飘扬的战旗。(《街道》)”战斗的呼喊,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但是为什么博尔赫斯会走向更远的存在?当他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别称“贝纳雷斯”命名这个城市,那些过往的历史,那些战斗的故事,那个“这众神聚居的城市”其实还是回到了它的现在,“(于是,我想到:/就在我玩味似是而非的意象的时候,/我所讴歌的城市/继续矗立在尘世为它设定的地方,/高低起伏错落有致,/民居层叠好似梦境仙乡,/有医院、有兵营、/有徐缓的林荫大道,/有唇烂齿冷的/穷汉游荡。)”

这是放在括号里的贝纳雷斯,这是另一个想象的城市,这是被重新命名的故乡,于是,那间肉铺带来的是一种“羞辱”,它甚至比妓院还不堪;于是,从“黄昏时分的田野”能看到未愈的伤口,夜幕抹去的是镜面上的光晕;于是,在街头漫步的时候,所有的存在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凝注,否则,“它将荡然无存”;当然,还有死亡,陌生的街道就像耶稣受难处的“骷髅地”:“人的生命在燃烧,/好比是各不相同的蜡炬,/我们向前跨出的每一步/都是在髑髅地里驰驱。”

死亡已经发生,死亡正在降临,当“死者不只是一个死了的人”的时候,死者就是死亡,是城市的死亡,是时间的死亡,而那些温情、诗情和柔情,是不是也是死亡的一种状态?“我们常常错将那恬静当成死亡,/以为在渴望自己的终结,/实际上却是向往甜梦与木然。”是的,博尔赫斯的回来其实看见了更多被时间带走的东西,所以他要“为所有的死者感到愧疚”,一个人曾经对街巷寄予希望,“甚至连我们正在想着的事情他也曾经想过”,但是当有人闯进了时间,“我们像一群盗贼,/瓜分了昼与夜的宝藏。”所以他要写下“适用于任何人的墓志铭”,盲目祈求长生不老的人死了,但是生命却融入了别人的世界,“其实你就是/没有赶上你的时代的人们的镜子和副本,/别人将是(而且正是)你在人世的永生。”

为死者感到愧疚,写好了任何人的墓志铭,在向死的维度里,博尔赫斯书写了另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这绝不是悲观,而是为重新打开它激情的世界做好准备。从欧洲回来,其实在博尔赫斯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踌躇满志的战斗之路,战旗飘扬起来,号角开始吹响;而另一种则是在审视这个城市的历史中寻找未来之路,看起来都是指向明天,但是战斗的激情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梦想,它其实是返回到历史的虚无之中,所以真正指向未来的路是从过去出发,从现在出发,扎根在其中,收拾起遗落的那部分,思考被埋没的历史,寻找最适宜的道路,“原以为这座城市是我的过去,/其实是我的未来、我的现时;/在欧洲度过的岁月均属虚幻,/我一直(包括将来)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城郊》)”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思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北部的墓园里,埋葬着博尔赫斯的祖先,他在这时间通道里感受到了死亡,也思考自我的意义:

时间和空间本是生命的形体、
灵魂的神奇凭依,
灵魂一旦消散,
空间、时间和死亡也随之销匿,
就像阳光消失的时候,
夜幕就会渐渐地把镜子里的影像隐蔽。
给人以恬适的树荫,
轻摇着小鸟栖息的枝头的徐风,
消散之后融入别的灵魂的灵魂,
但愿这一切只是
总有一天不再是不可理解的奇迹的奇迹,
尽管一想到它注定会周而复始
我们的日子就会充满惊恐疑惧。
在拉雷科莱塔那个我的骨灰将要寄存的地方,
正是这样一些念头萦绕在我的心际
——《拉雷科莱塔》

更进一步,则是在博尔赫斯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的墓志铭中读出了关于民族、关于祖国、关于独立的意义:他曾勇贯安第斯的山峦,他曾同险峰和大军作战,他曾在胡宁的原野之上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他曾让西班牙人的鲜血染红了秘鲁的矛尖,他曾“用冲锋号角般的铿锵文字/写出了自己的功勋汇编”,所以,在这个英雄身上,博尔赫斯读出了家族之外的历史,“他选择了光荣的流亡。/他如今只剩下一抔尘土和些许美谈。”而自己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也是一种流亡?“流亡的岁月终于结束,/我回到了童年时代的家里,/一切还都显得生疏。(《归来》)”所以在归来的复杂感情了,博尔赫斯其实在寻找一种根,这种根不是一种对西方构想的彻底排斥,当重温了叔本华和贝克莱奇特至极的推理后,博尔赫斯说:“世界不过是/思维的运作、/心灵的梦境,/没有根基、没有目的、没有形体。”这种根也不是对历史的英雄主义盲目崇拜,那个罗萨斯不是拿着匕首掀起了一次革命?但是最后和芸芸众生一样,只有虚名和沉寂,“上帝可能已经将他遗忘,/用残存的仇恨/延缓他的最后泯灭,/与其说是羞辱,不如说是怜悯。(《罗萨斯》”一个拿着匕首的暴君,只不过在历史“修正的狂热”中找到了事实真相,“他那远播的恶名/曾经意味着百姓的灾殃、/高乔的膜拜偶像、/刀砍脖子的惊慌。”英雄在一把匕首中发出了光芒,也在这把匕首中成为仇恨的代名词,博尔赫斯不无讥讽地说:“为罗萨斯或者手头别的什么暴君进行辩白。显而易见,我至今仍是个野蛮的集权论者。”

所以死亡是过去,但并不是消失,死亡提供的是对于现实的经验,提供的是对于未来的思考,在过去、现时和未来中,一定有一种东西具有恒久的意义,“真正的原因/是对时光之谜的/普遍而朦胧的怀疑,/是面对一个奇迹的惊异:/尽管意外层出不穷,/尽管我们都是/赫拉克利特的河中的水滴,/我们的身上总保留有/某种静止不变的东西。(《岁末》)”如何发现那一个静止不变的东西,如何命名为一种永恒存在?博尔赫斯说不是对黎明的迷信,不是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成梦境,不是在“同样的恶作剧、同样的诗篇”中进入游戏,而是捡拾起遗失的东西,唤醒那些超越个体意义的使命:

挺拔傲立并常青不枯的树木,
缠绵偎依的夜晚和充满期盼的黄昏,
声同寰宇的沃尔特·惠特曼,
悄然沉埋河底的国王的威武佩剑,
无意中孕育了我的
撒克逊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祖先,
我就是这一切和其他种种?
或者,这一切都是我们永远不能破解的
密码和难点?
——《可能于一九二二年写成并遗失了的诗》

一只鸟打破了寂静,一个城市在渐渐醒来,一个诗人在回来之后寻找未来之路,所以在192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可以对话的“你”出现了,可以找寻你的踪迹,“你的不在萦绕着我,/犹如系在脖子上的绳索,/好似落水者周边的汪洋。”可以表达对你的思念,“可能有的只会是思念。/啊,凄清悱恻的黄昏,/渴望能够见到你的夜晚,/脚下的田野,/眼前渐失的蓝天……/你的不在就像无奈的石碑,/将会使许许多多个黄昏暗淡。”可以和你共度苦难,“夜色将窗栅遮蔽。/在那肃穆的客厅里,/你我的孤寂就像两个瞎子相互寻觅。”当然,也可以对你进行定义,“你,/昨天只是美的化身,/此刻却又成了爱的女神。”你在镜子中,你在想象中,你在梦境里,你当然也在现实的此时此刻,在归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你的世界一定是真正充满温情、诗情和柔情的,你的故事一定有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也只有站在我面前的你,才是可以对话的平等者,所以1923年的博尔赫斯找到了真正时间的同谋者,他不远离不沉默不消逝,就像时间本身存在一样,通向那个可以看见的未来,甚至当博尔赫斯走到1969年的时候,甚至当他找出了彼此的不同时,“我那时候喜欢的是黄昏、荒郊和忧伤,而如今则向句往清晨、市区和宁静。”那个你也并没有成为可以抹去的一部分,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从过去看到了未来,还是拥有了“博尔赫斯”的同一性:

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俩全都不相信失败与成功、不相信文学的流派及其教条,我们俩全都崇拜叔本华、斯蒂文森和惠特曼。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这本诗集以其朦朦胧胧地表现了的和通过某种形式预示着的内容而得到恩里克·迪埃斯-卡内多和阿方索·雷耶斯的慨然称许。

树上的男爵

编号:C38·2170820·1408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4.80元
ISBN:9787544722803
页数:280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树上的男爵》通向自由的第三个阶段,一次倔强的反抗,让科希莫从十二岁起就决定永不下树,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却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是不是真的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与他们在一起?“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是不是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自由”?原始人与生物没有区别,是一种“不存在”,而底下的那些“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也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变成了与周围事物、历史不再有关系的人,变成了“也是不存在的”人,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回到了最初的母题:“不存在的骑士”。


《树上的男爵》: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

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的遗体返回地面。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奧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一升入天空。”
——《30》

逝去是最后的结局?当柯希莫活过了生命的六十五岁,当他的病情恶化甚至身体出现了僵硬,当神父和辅祭人员做好了迎接他死去的准备,可是最后的逝去却绝不是死去,他拒绝医生治疗,拒绝接受圣礼,当然拒绝从树上下来,当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在锚的身子靠近之际,一跃而起抓住绳子,踩着锚控制了气球,终于在海风中,他消失在大海那边,也消失在这个叫做翁布罗萨的小镇,当然他也彻底消失与这个时代。

当“我”凝视者空旷的天空,自问翁布罗萨是否真的存在过的时候,其实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质问,而这种质问甚至让整个时代都变成了一种虚无,“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或许这种“写完”的状态对于生活在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死去,而柯希莫的消失提供了一个反向的逃离方式,逃离小镇,逃离宗教,逃离集体,也逃离时代,但是这种逃离却又寄托着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墓碑上的话一样,“生活在树上”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热爱大地”是他情感的归宿,而“升入天空”则变成了他最后理想的高度。

树上、大地和天空,就是柯希莫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时代的“三部曲”,这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诗人,是探险者,是革命者,卡尔维诺说,《树上的男爵》就是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达到了完整,“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所以一个诗人、探险者和革命者意义的完整的人正是以“逝去”的方式表达着反抗,并在“升入天空”的最后结局中完成最后的自我命名。

这是一个寓言,当十二岁的柯希莫爬到树上开始了树上生活,他就是一个反抗者,而他那时所反对的是家庭的束缚,这是一个个体意义上的突围。柯希莫的父亲是一个男爵,他只关心家谱、继承权,以及与远近权贵们进行争斗和联合,而将军出身的母亲则满脑子都是大炮,想得是儿子将来得到军衔——他们在家庭中就成为“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遗老”,当然,在家庭里还有把困难看成是“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的神父,还有曾经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神秘却沉默的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土。而在柯希莫的兄弟姐妹里,姐姐巴蒂斯塔是住家的修女,她的身上有着和柯希莫一样的反抗精神,但是在父亲的强权下,曾经用枪打死了蜗牛的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最后也嫁给了一个伯爵少爷;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尽管对哥哥有些崇拜,但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我也选择了沉默,遵守父母的规则,最后娶了一个贵族少女。

所以柯希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者,这种孤独的状态并非如巴蒂斯塔和“我”一样选择了门当户低的生活,选择了妥协,而是在父亲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中开始了反抗,那次在饭桌上发生的“造反运动”就注定了他一生的行走路线:他撞到了神父,撞到了那个为圣地二战的十字军勇士卡恰圭拉·皮奥瓦斯科石膏像,作为“我们的祖先”的象征,它就是权势、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结果迎接柯希莫的便是没完没了责骂、鞭打、额外作业、只给面包冷汤的禁闭。终于,在拒绝吃蜗牛的饭桌上,柯希莫开始了造反行动,他爬上了门前的圣栎树,面对威胁自己下来有好看的父亲,柯希莫终于说出了那一句像是革命的口号:“我决不下树!”

从榆树到角豆树,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从自己花园到仇家翁达利瓦家的花园,从此他的脚再没有接触地面,直到最后逝去,他开始树上生活的宣言是:“我的处所既不是地上,也不是你们的!我是翁布罗萨大公,我是全部公国领地的主人!”这是“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的一个人的王国,在他看来,地面上有父亲母亲,有那一套虚伪的规则,有约束人的制度,有遗老的思想,就像翁达利瓦家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你拥有对树木的统治权,好吗?但是,只要你一只脚触地,你就失去你的全部王国,变成最卑贱的奴隶。你听懂了吗?即使你是踩断了一根树枝摔下来的,也会失去一切!””

拒绝下地,就是拒绝成为奴隶,所以生活在树上,就是一个孤独的王,而在一开始,柯希莫在树上跳跃,在树上生活,完全是生物意义的,甚至像是一种返祖现象,“我不知道在书本里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据记载,古时候一只猴子假若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脚不落地地往前走,可以到达西班牙。”如那只猴子一样,在人类之外变成了动物,他在树上起初就是为了生存,他让我在晚上拿了被子以抵御寒冷;冬天,他为自己做了一件短皮上衣;他借助自然条件建造了“一眼悬空的泉水”;他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办法;他打猎,将猎物和农民换取水果和蔬菜;他杀死了森林里最凶恶的野猫,并且用猫皮替自己做了一顶帽子……生物意义上的柯希莫掌握了进化论,掌控了丛林法则,他是森林里的动物,但是具有人类的勇敢和智慧,所以当她手里提着那只被杀死的野物时,就感觉自己是个凯旋的勇士。

这是一种悬空的状态,正如他在和我们吃饭时坐在高高的圣栎树枝头上,“我们只能看见他晃荡着的两条腿”,这种悬空状态却让他超越了大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的世界呢,是平贴在地面上的,我们看到的是比例失调的形象,我们当然不理解他在那上面的感受。”这种上和下的矛盾突出在以父亲为代表的遗老派和追求自由的造反派之间,作为父亲的长子,柯希莫是爵位的继承人,但是当男爵变成一种动物,继承问题当然会引起争议,甚至会被取消,这当然是一种制度化和世俗化的标准,“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没有皇室、首都、政治的操劳、责任和开销。”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父亲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废黜的君王,最后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当父亲终于为了继承人而妥协,终于“邀请”他到地面上来,换来的却是柯希莫的讽刺,“我在树上尿撒得更远些!”他晃荡着两条腿在树上跟着草地上的神父一起同声诵读六音步诗。最后,父亲在痛苦和狂躁中死去,而这也预示了和家庭的对抗以柯希莫的胜利而告终。

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适应,但是当树上的王国打开了一个新奇世界,柯希莫也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人,他和薇莪拉在橄榄树林里相互追赶,他向住在别墅里被叫做“吃冰淇淋的人”的那些贵族脱帽致意,他到农民翻地、撒粪、割草的地方去向他们致以问候;他把受伤的短腿狗当成了自己的猎犬,取名叫“佳佳”;他坐在教堂外的圣栎树上和我们一起做大弥撒;他帮助律师骑士一起分蜂,还帮助他建设水利工程……这似乎是一种融入,却也是还没有彻底摆脱社会规范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还带有既有社会的影子,但是他开始在这种影子世界里寻找自我。

遇到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贾恩·德依·布鲁基曾杀死过土匪头子,“即使他能替自己开脱挽掉十次抢劫的罪名,很快就将因第十一次罪行被吊死!”这是一个被社会定义为恶人的人,一开始柯希莫遭遇到底下经过的布鲁基,也是心怀恐惧,但是后来却开始了相互打量,并开始在相识之后对话,而他们对话的方式却是交换图书,那些书中的故事,故事里的传奇,深深吸引着两个人,而这也正是他们生活在现实之外的写照,甚至在最后布鲁基被绞死之前,他询问树上的柯希莫关于强盗乔纳丹最后的结局,当听到柯希莫说乔纳丹最后被吊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那时布鲁基也感觉自己就是书中的传奇,是故事里的英雄。

从阅读开始,卡西莫走上了关于自我的两条路,一条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和深化,他在一场火灾之后学会了修建蓄水池,组建了消防队,建立火警警报制度,从而在制度层面成为了树上的主人,“在贝尔利奥那个地方,那里长着三十棵栗对,二十二棵山毛榉,八棵松树和一棵枫树。我有地籍册上所有地图的复制本。正是作为有林地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土去保护这些森林。”甚至开始以公爵的头衔去指由面包师、菜贩子和铁匠组成的联合会——这不是对父亲那种贵族身份的继承,而是在自己开创了树上王国里建立秩序。而另一方面,在阅读打开的世界里,他又慢慢变成了思想意义上的人,由于不断丰富的知识,他和神父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柯希莫变成了老师,而因为触犯了教会的禁忌,神父被警察带走之后,柯希莫甚至还大胆地和欧洲的哲学家、科学家有了书信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之死则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阴谋论,这个总是沉默的叔叔,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当柯希莫在树上发现他偷偷向海盗发送消息,并且帮助海盗将穿上的货物藏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便告诉了那些烧炭工,结果骑士的背叛行为被发现,他逃离投奔海盗船而去,本来叔叔的存在就引发了猜测,这个在土耳其经历过战争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逃离的时候,这种猜测到变成了一种带有温情的怀疑:“也许他的整个身心都被对这个女人的思念所占据;也许她就是他在养蜜蜂或者开凿水渠时要追寻的那种失掉了的幸福的象征;也许她是他在那边的一个情人,一个妻子,在大海对面的国度的花园里;或者更可能是一个女儿,一个他多年不见的女儿,当她还很小时,他就离开了,为了寻找她,他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同某只驶进我们港口的土耳其人或是摩尔人的船建立联系,终于打听到了她的消息。”但是这些美好的想象最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在大海之上柯希莫看到了一个漂浮物,而渐渐接近,才发现那“只有一颗头颅”——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的被弯刀砍下的头。

他被海盗杀死,完全变成了杀人灭口,而在这种结果面前,那个经历了和异教作战的叔叔,其实反而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开始走出这片土地,到更远的远方探寻世界,而他在树上看到的这个世界便是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需要思考的世界,一个用理性构筑起来的世界。他穿过森林来到了奥利瓦巴萨,在这里居住着一批流亡者,他们曾经是西班牙贵族,在奥利瓦巴萨,他们用储备的大量金币做生意,也期待卡洛斯三世赦免他们,使他们能够返回故乡。在这里卡西莫遇到了乌苏拉,在她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爱情,但是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西班牙的发生革命之后,那些准备返回西班牙的侨民终于选择了继续逃离,他们去了格拉纳达,也带走了乌苏拉,当乌苏拉被强行拉上了马车,柯希莫的爱情也终结了,但是在爱情之外,他却想要更多的东西,“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先生们,我也要留到最后!”

留下来干什么,就是要让革命风暴刮在自己身上,柯希莫参加了社会团体,出席会议,并且以年轻人的热情讲解哲学家的思想,指责君主们的过失,并希望用理性来统治国家。柯希莫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人,更是一个政治人,他书写了一份《树上理想国宪法草案》,设想了一个由正直的人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乌苏拉的父亲伯爵和卢梭、孟德斯鸠通信,“我”去巴黎遇到了伏尔泰并且讲到了用理智创造生命奇观,无不是受到了柯希莫的影响。但是用理智创造生命,用理性建立国家,是不是就是柯希莫在树上的一种想象,甚至就像他的文章题目一样,只是一个“理想国”?

树上和地上,这或者就是柯希莫所遭遇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生活在树上,几乎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来规划和想象一种理想,但是这个社会并不建立在树上,而是地上,一种是改革者的思路,一种是社会的现实,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都是在一种启蒙意义上构建了未来社会,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柯希莫的世界里只能是失望,是悲伤,无奈。他遇到了曾经把名字刻在树上的薇莪拉,当她已经变成了寡妇,那种年少的纯真爱情就像理想社会一样,早就荡然无存了,即使他们在欢愉中体验了快乐,但是薇莪拉却注定是另一种存在,“恋爱的人只要爱情,也用痛苦来换取。”于薇莪拉的“苦难”爱情观不同,“我是为了爱你更深。做任何事情,经过理智思考,就增加了力量。”当他看见薇莪拉还同时和另两个人在一起,希望他们“分享”苦难和折磨的时候,用理性来思考的柯希莫终于选了离开。

这是一种毁灭的生活,而受伤的柯希莫也在树上发泄,他弄光了树叶,他砍掉了树枝,他剥光了树皮,“看那剥开的树露出白生生的木头,瑟瑟战栗不已,仿佛受了伤。”他变成了人们传说的“疯子”,而在疯子的世界里,他开始说别人听不懂的寓言,写他们不愿看的文章,《画眉的叫声》、《猫头鹰的对话》、《啄木鸟的敲打》,汇集成了《两足动物观察》一书,后来他又印刷了周刊,取名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他加入了野外共济会,制定了使用了猫头鹰、望远镜、松果、水泵、蘑菇、浮沉子、蜘蛛网、九九表等在内的仪式……柯希莫混合在生物人和社会人之间,在理性的支配下却又变得疯狂,这种含混的生命方式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但其实是被现实折磨的无奈之举:他渴望变革,甚至渴望革命,但是在树上的存在似乎永远无法回到地上,就像在翁达利瓦花园里,曾经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一接触到地面就会变成卑鄙的奴隶。

革命的机会似乎出现了,在城里了自治市,选出了市长之后,柯希莫变成了临时市政府的委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于男人、女人、儿童、鸟兽虫鱼等一切家养及野生动物、林草蔬果等一切植物的双利声明》的图书,但是这个仿照法国革命而进行的变革似乎也遭遇到了最后覆灭的命运:他的书是执政者的指南,可是没有人看,变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那些贵族只是躲在家里,他们把柯希莫当成了整个地区的挑唆者、雅各宾党和革命派;而当他遇到征战而来的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对他说的是:“您往这边过来一点,我请求您这么做,替我挡住太阳,好,就这样,别动……”拿破仑在他身上“想起了我见过的东西”,但是在那一场革命之后,成功只不过变成了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统治力,“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

从十二岁开始树上生活,柯希莫从生物意义的人变成社会意义的人,又从社会意义的人变成思想意义的人,而其实,柯希莫在他自己的树上理想国里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样本,所以个体意义上又具有了时代意义,从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在饭桌上开始造反,到对于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思维上一系列的变革,柯希莫无疑是一个诗人,一个探险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这个为理想而活的人从来没反悔,“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也正是“生活在树上”是她的理想,也是他的目标,所以当十九世纪的复辟阴影笼罩着欧洲,当革新者都以失败而告终,当“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的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作灰烬”,柯希莫却还是在树上,他拒绝医生,拒绝牧师,拒绝礼仪,在最后一刻还抓住了气球的绳子,消失在大海那边。

消失不是死去,这是一种精神,在树上的精神,启蒙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更是革命的精神,所以他在树上的一生里完成关于“完整的人”的命名,而在升入天空作为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里,地面上的人却只能以仰视的方式寻找他,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分成两半的子爵

编号:C38·2170820·1407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9.90元
ISBN:9787544722346
页数:104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分成两半的子爵》追求的是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中世纪战场上,梅达尔多子爵跃马横刀,却被土耳其大炮轰成两半。一个完整的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一半恶人和一半圣徒。他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卡尔维诺说:这劈开的一半的“异化”,还是“压抑”?在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之后,最后却并不是消失,“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起点是完整,经过分裂,最后永远在矛盾中:“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


《分成两半的子爵》: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帕梅拉,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帕梅拉,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
——《07》

从上而下,排列的方式决定了我阅读的秩序:《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和《不存在的骑士》,先拿下第一本,打开阅读,读完合拢;再拿下第二本,阅读,合拢;再拿下第三本,打开,关闭。但是当看到第一本的《后记》时,才知道,这样的秩序是一种错乱,至少在卡尔维诺写作时间上来说,是颠倒了叙述的顺序。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或者是完全写作完毕之后的命名,从1951年写作《分成两半的子爵》到1959年完成《不存在的骑士》,卡尔维诺说,这是实现自我经验的三部曲,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在这个和祖先有关的谱系图里,《不存在的骑士》关于生存,《分成两半的子爵》关于完整人生,而《树上的男爵》则是展现了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所以三部曲代表着“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可是,在卡尔维诺的命名里,最后写作的《不存在的骑士》却又变成了第一部,“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

最后一部变成了三部曲里的第一部,而在我的阅读顺序中,第二部又被提前到了第一部——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式的颠倒?或者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他们都属于“你们的,我自己的”某些特征,并非是先有不完整的人生再去追求完整的道路,再以“不存在”的方式争取生存,也并非是先争取生存,再看到自己被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从而去寻找通向完整的道路。其实,三部曲都是关于人和人类,关于生和生存,关于存在和不存在的信念,如此,以偶然、可能和随机的方式选取其中一部,也并非是一种错乱,或者说,用这样颠覆书写时间的方式来阅读,反而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所以先搁下已经阅读完成的《树上的男爵》,从《分成两半的子爵》开始,进入一个“非个人主义”的世界,从那被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的过程里探寻真正的完整性,“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完整的可贵是因为发生了不完整,“现在他活着,是个半身人。”当我的舅舅梅达尔多睁开唯一的眼睛,张开半张嘴,翕动一个鼻孔,这个泰拉尔巴人终于以“一半”的方式回到了故乡。

从完整的人到半身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再回到这个问题之前,毋宁说,他变成半身人之后干了什么?从结果出发回溯原因或许更能看清半身人的本质。他从海上回来,是一个阴沉的日子,那艘船上飘着帝国的旗帜,在他回来之后,他的父亲阿约尔福老子爵就死在了城堡里,那时,“所有的鸟儿都停栖在他的床上,好像飞落在一根海面漂浮的树干上。”一个厌倦了世上俗务的人,最后的时光是在城堡里养鸟,这多少代表着一种避世主义,而且在把梅达尔多送出去之前,他就已经把爵位的特权让了出来。离开之前没有了爵位,到来之后脱离了俗务,他明显已经预感到梅达尔多回来之后的境遇,而这种境遇就是恶的开始。

阿约尔福老子爵死去,其实就代表着城堡、特权甚至土地都归属于梅达尔多这个“半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梅达尔多就控制了泰拉尔巴,而在半身人之后,统治也变得不完整。他审判了由城堡卫士抓住的一伙土匪,用彼特洛基奥多制造的酷刑机器杀死了他们——不仅是土匪,还有失职的卫士,二十多个人就死在了他的手上,“这一残酷无情的判决使我们深为震惊”。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处决了十个农民,因为他们没有缴足应向城堡交纳的收获物的数量;之后他又把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赶去了那个麻风病人居住的布拉托丰阁,仅仅是因为她的脸上有一道伤痕,而其实这道伤痕并非是由麻风病引起的。

审判,处决,杀人,并把健康的人赶进了我麻风病人的聚居区,这便是梅达尔多子爵实行的统治。而当他知道有一群胡格诺教徒之后,竟然要把他们召进城堡,““我被不可信的人们包围着,我要把他们都遣散,把胡格诺教徒召进城堡。您,埃泽基耶莱先生,将是我的大臣。我将宣布泰拉尔巴为胡格诺教派的领地,开始同各天主教君主交战。您和您的家人来当头领。”胡格诺教派从法国逃出来,因为法国国王要下令把他们剁成肉酱,当他们翻山越岭而丢掉了经书和圣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异教徒,“没有《圣经》读,没有弥撒做,没有颂歌唱,没有祷告念。”这便是他们的处境,而在这其中,老埃泽基耶莱最小的儿子埃萨乌又成为恶的代表,“我做假证,我忘记给豌豆浇水,不尊敬父母,很晚才回家去。现在我要干尽天下的一切坏,我还没长大而不懂得的坏事也要干。”当被埃泽基耶莱说成是“瘟神和灾星”的时候,其实梅达尔多想要的是像自己一样的埃萨乌,让胡格诺派教徒进入城堡,就是要将异教徒变成自己的统治力量。

其实,胡格诺派教徒拒绝了他,这其实是一种反转的开始,当梅达尔多用种种恶的手段统治这个地方,他其实已经是异教徒,而胡格诺派并非是恶的代表,他们是被法国国王驱逐出来的,在宗派斗争中他们更像是牺牲品,梅达尔多利用他们的力量为自己巩固特权服务,是想让恶统治着世界,但是在胡格诺派坚持“我们也永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他的计划告破了,而其实他知道自己身为半边人,已经缺失了完整性,但是他认为完整并非是真正完美的,“如果能够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在他看来,在完整的人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自然而混乱的,只是看见了“皮毛而已”,而只有将自己变成一半的人,才能了解“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能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失去了一半只是一半而已,但是留下的一半“将是千倍的深刻和珍贵”,这就有了一种“破坏哲学”:“你也将会愿意一切东西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变成半个,因为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这里的逻辑其实代表着梅达尔多的世界观,他虽然身为半边人,却并不喜欢拥有一种完整性,因为完整在他看来反而是一种混乱,反而是一种形式意义,只有被破坏,才能体味生命的可贵,才能了解深层次的存在,而所谓的美好、智慧和正义也只有在破坏之后才能真正凸显。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而在半身人的世界里,他看到了什么?是杀死那些农民和土匪之后消除的正义?是把健康的人送去麻风病区域而拥有的邪恶?是热衷于异教徒那种力量带来的背叛?梅达尔多的半身人的确在一个恶的世界里,的确在破坏的欲望中深刻领会不完整的意义,但是他也是一个结果,甚至是一个恶果。

再次回到导致半身人的原因,那就是一场战争,“从前发生过一次同土耳其人的战争。我的舅舅,就是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骑马穿越波希米亚平原,直奔基督教军队的宿营地。”那是的梅达尔多刚刚成年,在这个年纪还不懂的区别善恶是非,“这种年岁的人热爱生活,对于每一次新的经验,哪怕是残酷的死亡经验,也急不可耐。”这是一个完整的躯体,当他穿过平原,作为基督教军队的一员和土耳其人发生战斗,这是他的信仰?当然不是,他只是在体验生命,甚至为了体验死亡——在经过的那片荒原,他就看到了那一堆堆死去的驱壳,那些死尸身上竟长出了翅膀,而当他看见尸骸深处一个指头的时候,他还以为为自己指路,“愿上帝饶恕他们:活人将死者的手指割下,为的是拿走戒指。”马夫库尔齐奥这样对他说。

不懂善恶是非,当然也不会理解战争带来的伤害,“他踌躇满志。他觉得残酷的战争使大地上汇集成了千万道血河,一直流淌到了他这里;他任凭这血的波涛轻轻地撞击自己,既没有产生出义愤填膺之感,也没有激发起悲伤哀怜之情。”所以是那一场残酷的战争造就了不完整的梅达尔多:既是让他的肉体一分为二,也是让他无法分辨善恶的心灵滑入了恶的深渊。但是在恶的深渊里,半身人的梅达尔多的意义不是制造了种种恶行,而在于他理解了不完整的意义,这种理解为他重新找到完整的自己提供了可能。

在制造了一分为二结果的战争之后,那另一个半身人又去了哪里?那就是被善所救起,两个隐修的人发现了他半个躯体,然后用香脂和软膏治疗他,等他恢复体力就辞别了隐修的人,走上了回家之路,“成年累月地走过许多基督教国家,回到了他的城堡这里,沿途他的善行义举使人们钦佩不已。”他起初加入了基督教军队,之后又走过了基督教国家,实际上他生活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宗教,胡格诺派的到来也只是一种“丢失了经书”的信仰存在,所以在半身人被救活之后,是用一种善来拯救那些人,也开始救治为恶的自己。

好人让森林中迷路的人回家,赠送他们无花果和薄煎饼,帮助寡妇运送柴火,为被毒蛇咬伤的狗治伤,还送给穷人神秘的礼物,将被大风连根拔起的无花果树重新种好;而恶人呢?劫走了孩子将他们光在山洞里,把树枝和石头撒落在老太太的头上,把刚成熟的南瓜弄碎……一半是好人,一半是恶人,一半是仁爱,一半是恐怖,一半和另一半,当他们都叫做“梅达尔多”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在这样的双重性格中,善与恶其实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在麻风病人聚集的布拉托丰阁,由于好人的到来,他们放荡的生活结束了,于是他们责怪:“在这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

双重性格,都是一个人的所有,是完整的象征,但并非是完美的,而且也并非是个体现象,梅达尔多对帕梅拉就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所以关键是在完整的世界里,“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所以和帕梅拉的爱情成为医治的最有效手段。帕梅拉答应了子爵,当两个半身人都爱上了帕梅拉之后,他们开始了决斗,而在为爱决斗中,“他们各刺一剑,把全部血管再次切断,从两面再次打开从前将他们分开的伤口。现在他们仰面躺倒在地上,原本是一体的鲜血复归了,在草地上融合起来。”于是断裂的半身人合二为一,于是不完整的个体重新回归完整,而帕梅拉也终于有了“样样俱全的丈夫了”。

这是完整的结局,半身人和半身人,好人和恶人,仁爱和恐惧,合二为一——那场残酷的战争是一切的起因,最后的爱是回归的终点,在这个有始有终的故事里,分裂的个体经历了种种,到最后便是一个真正的自我,“我舅舅梅达尔多就这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坏也不好,善与恶俱备,也就是从表面上看来他与被劈成两半之前并无区别。可是他如今有了两个重新合在一起的半身的各自经历,应当是变得更明智了。”有好也有坏,有善也有恶,或许这就是一个完整但不完美的人,这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回归的意义之一,而第二层意义是个体之外的启示,“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所以在梅达尔多“儿女满堂,治理公正”的生活之外,彼特洛基奥多不再造绞架而造磨面机,特里劳尼不不再收集磷火而治疗麻风病和丹毒,而我呢,“我留在这里,留在我们这个充满责任和磷火的世界上了。”

大家都是完整的,但是在完整之外开始追求完美的生活,当个体变成集体,“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也变成了可能,作为“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从战争开始到爱情结束,构筑了一个从完整走向完美的人生样本,而这便是“我们的祖先”存在的意义。

不存在的骑士

编号:C38·2170820·1406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0.90元
ISBN:9787544722797
页数:138页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模范军人阿季卢尔福,存在于一具空空的盔甲之中,却是完美骑士的化身,唯有他使铠甲具有意义,当他名扬天下的业绩被挑战、被质疑、将被抹杀的时候,他的存在还能成立吗?“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不存在的骑士事的真正主人公。”


《不存在的骑士》:我的名字在旅途的终点

“可是我,说实话,”托里斯蒙多忍不住说了出来,“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
——《10》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最后一部,这只是写作年代上的排序,而卡尔维诺却说:“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不是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在最早的查理大帝时代,而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揭开了祖先的谱系,“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存在与不存在,并非是以名字,以身体作为标准,就像托里斯蒙多对圣杯团骑士所说,对于自我存在最显著力量的爱情,也不是占有和被占有作为评价标准。

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人,首先一定是从身体这种物质化的标准来衡量的,不存在的骑士是有自己的名字,但是阿季卢尔福真的就是这个身体下唯一的名字?当查理大帝在法兰克王国的军队中阅兵的时候,每个人都用言语、举动和名字让自己有一种存在感,谁将克敌制胜,谁将一败涂地,谁是英雄,谁是懦夫,谁可能被刺穿脏腑,水可能坠马落地而逃,每一个人都对应着“谁”,每一个谁也找到了自己的言语和举动,所以这是一种唯一的存在。

但是阿季卢尔福却只有一个名字,当查理大帝想要他露面的时候,他却告诉他:“因为我不存在。”那被打开的头盔里空空如也,饰有彩虹般羽毛的白色盔甲里面没有任何人。存在的人不存在,不存在才能证明存在,这像是一种悖论,而“不存在”也成为他的唯一标签,就像他去往寻找索弗罗妮亚以证明自己曾经保护她的贞操而获得骑士称号,在路上遇到小镇上的人所说:“既然是不存在,那正是他。”一个在奔跑的马上看不见的人,就是他。但是不存在的骑士为什么有名字,名字的意义是不是也是存在?或者说,名字之存在是不是在消解不存在?

名字的存在其实也是一种不存在,那个查理大帝遇见的古尔杜鲁就是无名者,他与青草为伍,他和果木生活在一起,他就是自然,他就是一切,但是却没有名字,或者说世上的任何一物都可以作为他的名字,就像看果园的老者所说:“名字只是在他身上滑过,从来不能粘住。对于他来说,无论怎么样称呼他都是一回事。您叫他,他以为您唤一头羊;而您说‘奶酪’或‘河水’,他却答应:‘我在这里。’”他当然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活着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所以当查理大帝将他作为阿季卢尔福的侍从的时候,一个有名者和一个无名者,一个知道自己存在的不存在者和一个存在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恰好组成了一种互补的结构。

这种结构使得两个人趋向于一种联合体,他们就是从两种方式思索人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一具尸体面前,他们的感触不同,阿季卢尔福说:“死人啊,你有我从来不曾有过并且永远不会有的东西:这个躯壳。或者说,你没有躯壳。你就是这个躯壳。就是因为它,有时候,当情绪低落时,我会突然嫉妒存在着的人。”而古尔杜鲁却想着:“死尸呀,你放出的屁比我的还臭哩。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为你哀悼。……尸体呀,你看,你不是活得比我强得多啦?”古尔杜鲁觉得一具死尸都比不存在的自己强,因为他们虽然死了,却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但是,阿季卢尔福虽然也嫉妒这存在着的人,但是并不是想要一个驱壳,对于他来说,存在的人只是一种驱壳的存在,“你就是这个驱壳”含有某种不屑,但是他在死尸面前,却开始思考如何让不存在的人存在。

其实,阿季卢尔福是知道存在的意义,他在回答查理大帝为什么要加入军队参加战争,阿季卢尔福说:“凭借意志的力量,以及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一个肉体上不存在的人,一个没有驱壳的人,唯一存在的标志是意志,是忠诚,只有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一个对神圣事业忠诚的人才是有存在感的人。但是阿季卢尔福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其实只是知道,或者说和军队一起寻找存在感,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像对于死尸一样,他会陷入到某种关于生命的秘密的思索中,当他走进军营中最整洁最舒服的帐篷,当他整整齐齐穿着那身白色铠甲,当他蒙头入睡的时候,总是想到自我的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人们闭上眼睛,失去自我感觉,沉人数小时的时间空洞之中,然后醒过来,找回与从前相同的自我,重新接起自己的生命之绳?”入睡而失去自我,醒来而找回自我,那中间的时间是不是变成了空洞的存在,在空洞的世界里,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在迷失的状态中?

阿季卢尔福就是在这种自我思考中开始寻找存在感,寻找在意志驾驭下自我的使命。无名者古尔杜鲁或者给了阿季卢尔福第一种启示,一个可以用任何东西命名的人,自己却不知道存在,那么反过来说,名字也是无意义的,扩散开来,那么在战争中为了争夺权力、等级、名誉也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身份属性,这种启示也在那个名叫托里斯蒙多的话里得到了证明:“权力、等级、排场、名誉。它们都只不过是一道屏风。打仗用的盾牌与卫士们说的话都不是铁打的,是纸做的,你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破。”所以在他看来,不存在捍卫也不存在攻击的战争也是毫无意义的:“战争打到底,谁也不会赢,或者说谁也不会输,我们将永远互相对峙,失去一方,另一方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和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打仗……”就像阿季卢尔福在躺下思考前,那场战争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基督徒的巡逻队和异教徒的巡逻队向前都迈进了五百步,但是却又各自转身折回背向而去,在不碰头更不发生冲突的夜晚各自回到营地,“报完太平无事,就上床歇息。”

无名者不需要命名,这就是不存在的意义,而无名者却可以在自我的意志中实现存在感,这就是存在的可能。这是阿季卢尔福的第一个启示,而朗巴尔多则给阿季卢尔福提供了第二种启示,他是一名士兵,加入军队最大的希望就是亲手杀死哈里发伊素阿雷,为父亲报仇,为了寻找自己的杀父仇人,他向“不存在的骑士”询问如何决斗、如何雪耻,而当他真正杀死了仇人的时候,他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的,但是他的疑问是:自己打哈里发的眼镜而造成他死亡这种方式是否算完成报仇责任?本来期望在追逐敌人的战场上像英雄一样杀死他,但是仅仅是打了眼镜而完成了复仇计划,似乎目标丧失了,似乎计划落空了,于是短暂的兴奋之外,他有感觉到了迷惘,“现在他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就在这时他才感到恐惧和惊悸。”

实际上,朗巴尔多希望的是疯狂,当一切平平静静甚至歪打正着发生了的时候,心中一定会有空廖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会让自己成为不存在的人,所以在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对于死尸的想法时,朗巴尔多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死人呀,我跑呀跑,就是为了跑到这里来像你一样被人抓住脚后跟拖走。现在你眼睁睁地死不瞑目,你在石头上磕碰的脑袋面朝青天,在你看来,这将我驱使至此的疯狂劲头究竟是什么呢?这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又是什么呢?……死人呀,我眷恋我的追求。不喜欢你的安宁。”是的,这是一种复仇的狂人,随之而来的则是爱情的狂热,当他在树林里看见紫衣骑士,并发现骑士是女人的时候,他突然就萌发了爱意,生着金色细毛的光洁的小腹,粉红色的圆臀,富有弹性的少女的长腿都让朗巴尔多有了爱情的狂热,和战争中为父杀敌的狂热一样,让他难以平静。

表面上的名誉、地位和权力是一种不存在,战争和爱情狂热也会使人不存在,而托里斯蒙多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关于信仰的亵渎成为关于不存在的第三种启示。他为了证明当初阿季卢尔福拯救的索弗罗妮亚不是处女,而踏上了寻找圣杯团骑士的旅程中,因为传说他的母亲就是索弗罗妮亚,而父亲是圣杯团骑士。但他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圣杯团骑士的时候,其中的老骑士却对他说:“加入圣团的人弃绝尘世间的一切亲属。”也就是说,圣杯团的宗旨之一就是涤除一切的情欲,让圣杯的仁爱主宰自己,在他们看来,自我是不存在的,唯有圣杯的力量:“你看见那片枫树叶子了吗?一滴露水落在它上面了,你站着,不要动,眼睛盯住叶子上的那滴露水,忘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把自己与那滴露水化为一体,直至你感到失去了自我,而充满了圣杯的无穷力量为止。”没有自我,就是被圣杯的爱所占据,每一个成员都不需要吃喝,不需要运动,甚至不需要呼吸,“让周围的一切占有你。”

但是圣杯的仁爱在哪里?当骑士团进入库瓦尔迪亚的村子的时候,他们却少了房子,杀了人,这些口口声声具有仁爱的人却干了罪恶的事,这就是一种亵渎,而骑士团却为自己所犯的罪行开脱:“不是我们在这么干,是圣杯,它附在我们身上操纵我们的行动!在它这疯狂的爱中寻找乐趣吧!”他们甚至告诫托里斯蒙多,“不要探问圣杯的意图。”这便是一种对宗教的背叛,是对于信仰的亵渎,他们看似存在,看似具有仁爱,其实就是一种不存在,甚至是欺骗。

所以从古尔杜鲁的名字开始,到朗巴尔多的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到托里斯蒙多看到的圣杯团罪行,他们构成了另一种不存在,是看似存在的不存在,所以为了寻找真正的存在感,他们踏上了证明之旅,看起来阿季卢尔福只是为了证明曾经护卫过索弗罗妮亚的贞操,而其实在这个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的是真正的意志存在,关于事业,关于爱情,关于信仰,从背叛、诱惑、狂人中走出来,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现在才开始真正展开情节,也就是阿季卢尔福和他的马夫为寻找素弗罗妮亚的贞操证据而进行的险象环生的旅行,其中穿插交织着布拉达曼泰的跟踪,钟情的朗巴尔多对布拉达曼泰的追赶,还有托里斯蒙多寻找圣杯骑士的经历。”这像是一个相互追逐的故事,而在连锁发生的故事里,不存在的人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存在。阿季卢尔福为了找到十五年前的素弗罗妮亚,也是为了自己骑士的资格,他在途中遇到了美丽的普丽希拉,普丽希拉开始引诱他,“在她们给他洗温水澡时,香气、雪白与粉红的肌肤已令他神魂颠倒了,现在他唯一的欲念就是要使自己融化进那一片芬芳之中。”但是面对一丝不挂的普丽希拉,阿季卢尔福还是拒绝了,他建议她拥抱的是穿着铠甲的武士,其实就是要告别,“我也深感痛苦,可爱的夫人,但是我重任在身,不敢懈怠。”他说的那句话是:“我的名字在我的旅途的终点”,这是属于阿季卢尔福的意志,当他找到了修道院,看到了那些残壁断垣的时候,继续按照线索去摩洛哥寻找已经被当成女奴卖掉的素弗罗妮亚,并最终找到了她,当素弗罗妮亚听说他就是曾经保护过自己纯洁无瑕的贞操的骑士的时候,她被阿季卢尔福从耻辱的异教婚配中救赎出来,也得到了自由之身。

这便是阿季卢尔福存在的价值,他之为骑士,他之所以思考,他之所以行动,就是为了得到这个证明,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存在,“我们可以说唯一脱离了周围物质世界的是书中的阿季卢尔福,我不是说他的马、他的铠甲,而是那正骑在马上旅行的、那套在铠甲之中的独特的东西,那种对自身的担忧、焦虑。”这是阿季卢尔福所代表的关于事业的存在。而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托里斯蒙多发现了他们的伪善,于是在库瓦尔迪亚遭遇劫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他救下了百姓,百姓纷纷感谢他:“你是骑士,却见义勇为!终于有了这样一位骑士!你留在我们这里吧!你说要什么,我们一定给你!”而在旅途中,他离开圣杯团之后又去寻找自己的“母亲”索弗罗妮亚,一开始不知道面前的女子是索弗罗妮亚,他把她叫做阿齐拉,而且爱上了她:“阿齐拉,我好像早就一直爱着您……好像已经为您神魂颠倒了……”

但是当他知道阿齐拉就是索弗罗妮亚的时候,他终于知道所爱之人就是自己的母亲,于是一种乱伦的罪恶感开始让他感觉到耻辱,但是素弗罗妮亚却告诉他:“其实,托里斯蒙多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我的兄弟,或者说是隔山兄弟更恰当一些。”道出实情才知道,他是被国王逼迫才做了母亲,她原来是苏格兰国王和一位乡下妇人的女儿,而托里斯蒙多是王后与圣团所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只有刚才在此两厢情愿地缔结的姻缘,我热诚地希望你愿意重结良缘。”当所谓的母子关系不存在,换来的是毫无血缘却有着真正情感的爱情,这也便成为不存在之存在,是在爱的意志中结下的果实。

而朗巴尔多呢,他因为追随那个紫衣骑士布拉达曼泰而踏上了寻找之旅,而那时布拉达曼泰爱上的却是阿季卢尔福,所以在这场追逐果实中,当阿季卢尔福终于离开,朗巴尔多得以有机会接近布拉达曼泰,但是当她知道面前的不是阿季卢尔福,便骂朗巴尔多是骗子,这便是在爱情狂热中不存在的结果,但是他却在修道院里找到了真正的布拉达曼泰,真正的爱情,那就是一直在写书的“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修女苔奥朵拉和女武土布拉达曼泰,我们是同一个人。有时我驰骋沙场,醉心于拼命和恋爱,有时我隐居修道院,思索和记叙我的经历,以求领悟人生。”

为什么布拉达曼泰会变成修女苔奥朵拉?这其实是另一个关于存在的故事。“我”是一名修女,是圣科隆巴诺修会会员,当院长让她撰写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拯救灵魂。这也是修道院存在的意义,但是当“我”写到了一无所知的战争,写到了想象的爱情,写到了寻找之旅,其实就已经从编撰开始了存在式的创作,“编写故事的技巧就在于擅长从子虚乌有的事情中引申出全部的生活;而在写完之后,再去体验生活,就会感到那些原来自以为了解的东西其实毫无意义。”这便是书写的存在感,所谓的拯救灵魂就是用自我的意志让一个人变成“完人”的过程:“假如你能愉快地写作,既不是由于上帝在你身上显示奇迹,也不是由于上帝降圣宠于你,而是罪孽、狂心、骄傲作怪。那么,我现在摆脱它们的纠缠了吗?没有,我并没有通过写作变成完人,我只是借此消磨掉了一些愁闷的青春。”

“我”穿插在叙述中,既是故事之外的人,也是故事之中的人,这种跳跃感是不存在的存在,而“我”之书写的一个最大意义是痛击时代之病: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世事尚为混乱。名不副实的事情并不罕见,名字、思想、形式和制度莫不如此。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又充斥着许多既无名称又无特征的东西、现象和人。生存的自觉意识、顽强追求个人影响以及同一切现存事物相抵触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流行开来,由于许多人无所事事——因为贫穷或无知,或者因为他们很知足——因此相当一部分的意志消散在空气里。

查理大帝时代代表着一种懵懂的存在,不论是名字还是思想,不论形式还是制度,都在混乱之中,这种混乱使得不存在变成存在,这种存在便是虚无的存在,而存在又变成不存在,这种不存在便是无知,便是贫穷,所以当“意志消散在水中”,需要的是拯救,需要的是命名,需要的是寻找。所以故事里的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朗巴尔多、托里斯蒙多,以及索弗罗妮亚、布拉达曼泰都在寻找存在的意义,也都变成了“我”的化身,在里面有事业,有爱情,有信仰,当去除了诱惑、背叛、亵渎,一个完人的存在感就凸显出来,所以最后“我”也进入了故事,成为了爱情中的主角,而这种意志力带来的存在感,也使得自我从虚无的过去走向了满怀期待的未来:“啊,未来,我从对于过去的记叙,从激动得双手颤抖的现在,向你走来了,我跨上了你的马鞍。你将在尚未造起的城楼的旗杆上升起什么样的新旗帜欢迎我?你将在我过去喜爱的城堡和花园里样燃起劫掠的硝烟?你安排了多少黄金岁月?你是难以驾驭的,你预报了须以昂贵代价去获取的珍宝,你是我要去征服的王国,未来……”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编号:B84·2170820·1405
作者:【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3.70元
ISBN:9787208119086
页数:331页

汤因比的宗教观从他的历史观引申出来,他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认为世界史由21个或26个平行的文明社会所构成,而社会的解体不是平坦的、直线形的,而是经过溃败、重整旗鼓、又溃败的交替过程,在这个垂死颠簸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新的宗教教会,从而产生了新的精神力量与新的社会。本书是汤因比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著作,集中概述了作者的全部宗教思想。全书分两部分,分别是“高级宗教的萌芽”和“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宗教在世界历史及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着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可以用高级宗教的振兴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危机。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爱是永不止息

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自己可悲……这一切的可悲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
——帕斯卡《思想录》

一棵树在四季的转变中变黄变绿,在时间的轮转中生长和死亡,作为自然规律之一种,即使树有着自己的生命,但是它没有思想和意识,体会不到自己必然的出生和死去,所以也不会有一种悲剧性的生命体验,而作为一个人,他会强烈意识到自我,从而形成一个自我中心,而在这个自我中心里他会认为自己伟大,但是这种伟大在哲学意义上又是渺小的,甚至是可悲的,当人具有渺小的生物属性和伟大的人类属性,他就超越了树这种单一的自然物,而具有伟大的人性,但是人的这种伟大是不是折射着上帝的本质,是不是在体悟中抵达上帝的高度?

引用帕斯卡的观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阿诺德·汤因比,似乎也在这种哲学化的启示中寻找人的生命本质,在他看来,伟大和可悲恰好就是人类本质上的“不相一致而且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两极对立”——人类的精神性和物质性,意识和潜意识,神性和兽性,理智的富有和道德及物质的匮乏,大公无私和自我中心,圣洁和罪恶,无限的能力和有限的体力和时间……它们是矛盾的,甚至对立的,但是却又是统一的,“人类本性中的冲突因素不仅在人性中统一起来,而且是不可分离的。”

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而这种“二律背反”的冲突和统一,在汤因比看来,“它甚至是上帝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人是上帝最初的形态,上帝是人格化的绝对实在,在人和上帝建立的这种对应关系里,人只有去除了自我中心,在同等对待矛盾和对立体系中走向本质,才会无限接近上帝,才能抵达至善。但是很明显,人要达到这个目标,要统一人性中的二律背反,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向伟大的自己,甚至在凸显这种自我的伟大时,人无疑又进入了自我中心的樊笼,而自我中心在汤因比看来,是人最难以超越的一种局限,“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

但是自我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生命所必需的一种“本能”,人总是从自己所在空间某一点,从自己时间的某一时刻选择一个观察世界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它是片面的,主观的,它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而要摆脱自我中心,似乎也是简单的,那就是“人类精神对生活在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其他人发生兴趣”,也就是将自我中心进行转移,甚至投射到其他地方,这种做法在精神意义上其实形成了人类的宗教,汤因比将人类的宗教看成是人类崇拜或探索的行为,它有三个对象:自然、人本身和“既非自然、亦非人而又存在于自然和人之中并超越它们之上的绝对实在”。

这三个对象所对应的是自然崇拜、人的崇拜以及高级宗教,“在文明时代,这三种宗教或精神途径一直在争夺人心的归顺,其中自然崇拜最为古老,最为根深蒂固。”自然崇拜是把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当成精神崇拜的对象,虽然最为古老,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化中,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然崇拜并没有彻底消亡,相反在现存的高级宗教中还残留着他的影子,印度教中对生命自我生殖能力象征的湿婆阴茎像崇拜、大乘佛教中曼萘罗潜意识心灵的结构图形,基督教中对圣母圣子的礼拜和圣餐仪式,都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反应,而在人类自身中,这种自然崇拜也没有消失,“人类仍须与之对抗的那另一半自然是在人类自身中。”那个自然即使作为牺牲者的自然,也是作为怪物的自然,而这种双面性也体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二律背反”——“自然崇拜这一极为对人和神的崇拜开辟了道路。对作为怪物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人自身的自弃性崇拜;而对作为牺牲者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神的赎罪性崇拜,神通过为他的崇拜者们献身而给他们树立了一个神圣的榜样。”

当然,在文明社会里,人在自然崇拜之后进入的是人的崇拜,汤因比认为,自然崇拜是一种力量的崇拜,它让人体验到人类自身的软弱,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自我中心的崇拜,而当人类开始了人的崇拜之后,却在被神话的区域社团、统一社团和一个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过程中,又再次进入到自我中心里。“当多神教的范围从自然崇拜的王国扩展到以区域性的集体人类力量为其崇拜对象的人的崇拜王国的领域时,就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有害的社会效应,对被神化的区域社团的地方性崇拜必然导致它们各自的皈依者互相争战。”区域社团的偶像化是以集体的方式替代自然崇拜,但是它造成的不和会引起战争,“集体的自我是比个体的自我更危险的崇拜对象。”所以在这样一种危险情况下,人的崇拜可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更大区域内实现统一社团的偶像化,也就是一种统一帝国的崇拜,它消除了区域社团带来的崇拜危险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这种崇拜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统一帝国臣民忠诚的另一个对象是一个代替被神化了的制度的被神化了的统治者”,统治者只是一个被神化的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也就是说,“统一帝国崇拜都是人为的产物,而不是先前区域国家崇拜的自然结果。”而这种偶像化的潜在危险是用政治权威下的国家利益设置了人为制造的宗教,它的宗教性甚至只是忠诚性。而在这种情形下,“从崇拜人类集体的力量(区域性的和世界性的)的幻觉中觉醒的灵魂往往首先求助于有别于这两种形式的另外一种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人为的人的崇拜形式。”

于是,人的崇拜又产生了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他是独立的,只凭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偶像。”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为了拯救生命而决意放弃生命”,这是一种伟大,也使其成为偶像的条件和目的,但是放弃生命的伟大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在自我中心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小乘佛教的问题:“他救了自己,却不能救别人。”所以汤因比认为,他们只是一种神化的产物,“在使自己脱离人而成为神的过程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并没有达到他们所企望达到的神圣高度,反而使自己降低到亚人的地步。”而真正的神是能够绝对地自我圆成,能绝对地自悲,他并不需要人的崇拜,不需要被偶像化,而这种崇拜就是对于那种绝对实在的崇拜,也就是人类所需要的高级宗教。

而其实,在区域社团的偶像化出现危险之后,人类的选择除了统一社团偶像化之外,也在摈弃了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之后去依赖一个既超越于人和自然界之上,又存在于人和自然界之中的绝对实在,而这种选择在汤因比看来就是高级宗教出现的可能性。“任何灵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历史环境中都可能和上帝相遇。”而这种与上帝的相遇便是汤因比发现的高级宗教。宗教是人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崇拜者的结果,自然崇拜舍弃了人的自身意义,人的崇拜又创造了一个人为意义上的神,这两种崇拜的最大错误在于“妨碍了人的崇拜者找到对待痛苦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然崇拜还是人的崇拜,他们在崇拜中神化了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容易衰落和解体,寄希望于这些崇拜对象,反而会加深人类自身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反而变成了对人类自身本性的背弃。汤因比认为,“痛苦是人生的本质,痛苦是生物设法使自己成为宇宙中心的本质冲动与对其他造物及所有生物生活、动作、存留于其中的绝对存在的本质依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因为痛苦而背离痛苦,这就是自然崇拜尤其是人的崇拜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他看来,正确的方式是“独自承受痛苦,并以痛苦为代价通过以对同胞的怜爱为重而对自己的痛苦作出积极的说明”,而这正是高级宗教的目的,“它使人类发现了集强权与慈爱于一身的神,这个神既不是人的神化,也不是非人的自然的神化,而是将这些及其一切造物从每一种造物都可能有的自我中心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的黑暗中探索人类的爱

这是崇拜之后的超越,这是自爱之外的他爱,“既超越对自然的崇拜又超越对人的崇拜”的宗教就是高级宗教。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七种宗教划为高级宗教,它们是三种佛教型的宗教:锡兰和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东亚、西藏和蒙古的大乘佛教;印度的佛教以后的印度教;三种犹太教型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散见于波斯东南部和西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负有全人类的使命,它的共同任务是启示一些解决人生基本问题的手段,它们共同的目标是“集力量和慈爱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成为宇宙的中心。

但是高级宗教的出现,并不是一种终极命题,汤因比不无忧患地认为,“高级宗教出现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也就是说,高级宗教在文明解体中出现,在新文明兴起时播种,但是播种者却遭受了挫折,甚至变成了灾难。这种挫折和灾难表现在高级宗教在和偶像化的统一帝国接触时,遭遇了人对于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从而变成了一种政教冲突;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产生中,高级宗教又容易从精神使命转向世俗使命,甚至变成了一种为政治目的实现统治而传播新福音;高级宗教在和哲学接触中,宗教福音被译为形而上学术语,从而在把握真理的道路上,从潜意识的诗歌语言变成了理智中的科学语言;甚至,高级宗教最后变成了宗教制度偶像化的工具,那些皈依者最终开始崇拜宗教制度,在崇拜自己或崇拜自己的创造物的过程中,人类又回到了自我中心的“原罪”上,“这种崇拜之所以是万恶之最,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对真正依附上帝这一绝对实在的状况所能作出的最严重的道德和理性反叛,还因为它为所有其他的恶打开了大门。”

实际上,高级宗教在出现之后遭遇的挫折甚至灾难,就是无法全面而正确地看待偶像化这个问题,或者说,当偶像变成人为的偶像化,它就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人类自我中心的错误中,而这个避免自我中心、避免偶像化的任务落在了历史学家身上,也就是开始了“历史学家的总教观”的重建。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学家提供的职业视角,就是本能地可以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观点,因为自我中心是“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刻上选择一个方向”,而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异代异域时空中,同时又把历史的生活和“历史学家及其同时代人此时此地的生活”放在同一维度里,使其具有同样的客观现实性和道德要求,这就消除了自我中心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成为“心理学上的同时代人”。

虽然汤因比也赞同一个观点,“历史学家是他自己时代和区域的囚犯”,因为作为一个人,历史学家“眺望历史长河上游的唯一的立足点,是他本人一直乘坐的沿着波涛翻滚的激流顺流而下的小船的不断移动的桅顶”,他对于自我中心的超越是局部的和不完善的,但是无论如何却能给宗教特别是高级宗教的重建带来一种视角,提供一种可能。所以汤因比从“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这一主题入手,站在“眺望历史长河”的那个立足点,从历史记录来考察高级宗教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所遭遇的挫折。

“西方文明在17世纪打碎了传统的西方基督教蛹体,从中抽取出自己新的世俗社会形态;技术作为西方人至上的利益和追求取代了宗教。西方这一内在的精神革命很快促使其他文明对待重压在自己头上的异己的西方文明的态度相应发生革命。”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体现,但是在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发展过程中,西方文明走过了复杂的宗教之路,从早起的世界性抵制,到西方自身的式微,在到西方人对基督教传统的反对,再到西方生活的世俗化,乃至世界对世俗化的西方文明的接受,以及希腊罗马偶像的重建,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技术革命,技术改变了自然,甚至控制了自然,从而影响人的生活,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当这种权力变成人驾驭自然和自身的工具,在精神意义上就是对于宗教的代替,而技术成为主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人化的偶像和神,“被神化的造物是不能代替被废黜的造物主而成为必须崇拜的对象的”,而抛弃这种忠告的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自我中心,而这正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所要审视的问题。

他在“序言”中就说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如何’的问题亟待有一个答案,这对我来说是这样迫切,再也不能忽视它了。”而他对宗教的态度除了确定“高级宗教”的特点,除了分析历史学家的使命,在找寻绝对实在的崇拜过程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人类宗教传统的本质与非本质连生物分离开,当历史收获的不纯粹是谷子,我们的任务却是要“扬去谷物上的糠皮”,在他看来,高级宗教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本质性的劝诫和真理,一个则是非本质的习俗和说教,只有本质的劝诫和真理,才是一种人类共存的精神实在,“日间在云柱中领我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我们——人类不与它同行便不成其为人类。”所以考察七种高级宗教,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绝对实在具有非人格的一面。”佛教是涅槃,印度教是梵,琐罗亚斯德教是阿胡拉玛兹达的抽象属性,犹太教型的宗教是神秘体验。非人格的一面成为绝对实在,是彻底地弃绝了自我中心,而当自我中心被弃绝之后,是不是人变得真正可悲了?

其实,对于汤因比来说,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人在高级宗教面前,不仅可悲而且不可知,人不是宇宙的精神存在,他也无法创造宇宙,而宇宙本质上是神秘的,我们无法解释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宗教观就是一种不可知论,他在1973年发表的《黑暗中的探索》这篇论文里,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永远在黑暗中的探索者,“当我合乎理性地思考时,我是一个宗教的不可知论者。”他不知道存不存在一个永生的上帝,他相信圣灵的实在性,却不相信它的全能,他也不知道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不可知论却为他打开了通向神秘中心的许多条通道,他援引罗马元老院议员奥勒留·西马库斯同圣安布罗斯论辩时说的一句话:“单循一条道路是永远达不到如此伟大而神秘的中心的。”这或者是汤因比现实生活培育的一种多元思想,他的父母是具有温和观点的正统基督教徒,叔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福音主义者,而他“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的浸泡”,却从小不相信童贞感孕,在大学本科时,他曾喜欢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而受他的第一个妻子罗莎琳德·默里的缘故,他差一点接受罗马天主教,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信仰的信徒。

这种种构成了汤因比的宗教态度,而这种多元的道路对于汤因比来说,却通往同一条路,那就是宗教的终极目的:至善。“万恶之恶不是痛苦而是自私,而爱,虽不免痛苦,却是至善。”所以他认为,高级宗教的使命不是互为竞争,而是互为补充,“我们能够爱它而不必认为它是唯一得救的工具。”引用《哥林多前书》来说,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不是全能的,但是爱不屈服于暴力,人类会灭绝,但是爱却超越存在,“我正在黑暗中探索,我的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只要我还有意识,我就将继续去爱,继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