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6-07《一首诗的完成》：朝向一切可能和不可能
我写就十八封书简，心情如同完成了一首诗。
——《又及》
从一九八四年三月提笔写下第一封回信，到一九八八年十月结束第十八封信的回复，断断续续写了十八年，四年写就的十八封书简就像是完成了一个成人礼，就像写第一封信是万物萌发的三月，最后一封信是收获满满的十月，对于写给杨牧的诗歌爱好者来说，从四年前的拥有诗歌抱负的高中生到四年后学习中文正规训练的大学生，这就是一次关于诗人的成长，而对于杨牧本人来说，也经历了一种历练和蜕变，四年合成一本书，便是“一首诗的完成”，“深深感到时间推移之力，是在天地的声色，在文字，更在一己身心里刻划了明显的痕迹。”
和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有着相同的体例，回信的对象也是“青年”，而实际上杨牧回信时自己也还在青年之列，出生于1940年的杨牧在回第一封信的时候只有44岁，44岁当然正当青年，但是“给一个青年的信”明显是文学创作的前辈给晚辈的口吻，或许年龄并不是衡量青年与否的标志：杨牧1966年即26岁时就已经获得了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同年10月入读伯克莱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1969年他出版了第一步诗集《飞渡集》，一年后任教于麻省大学，1971年获得伯克莱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年底任教于华盛顿大学；1972年发表《年轮》时遂该笔名“杨牧”；1975年至1982年相继出版了散文集《瓶中稿》《杨牧自选集》《伯克莱精神》《搜索者》和诗集《北斗行》《禁忌的游戏》《海岸七叠》等……可以说，1984年杨牧尽管只有44岁，但是可以说已经著作等身，已经成为了台湾著名作家，以这样的身份给更年轻、希望成为诗人的诗歌爱好者探讨诗歌创作的理念和方法，杨牧当然有这样的资格。
但是如果以1984年写给青年诗人的第一封信为界限进行杨牧创作的划分，有一个现象是：在1984年之前杨牧的创作成果颇丰，但是之后出版作品的脚步明显放缓了：1985年出版了散文集《交流道》，1987年出版散文集《飞过火山》和《山风海雨》，加上这本散文集《一首诗的完成》，实际上在这四年时间里杨牧没有出过一本诗集，对于杨牧来说，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他的诗歌创作遇到了阻力？是不是他也要在这对于诗歌的探讨中寻找新的可能？或者说，“写给青年诗人的信”是不是也是他写给自己的信？“我也曾经在你这年纪体验了文学的理想和抱负如何袭向一颗敏感的心，所以这一点我就完全了解了。让我就这样大胆对你说吧，我是了解你的。”第一封信里杨牧就在青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影子里一半就是杨牧自己在现实之路上的找寻和体验，“我擦拭座位旁的一面，想看风景，只见豪雨在玻璃上刻画形象，风景掩藏在烟雾、流水和游龙后面。”他在信中写到自己坐在行驶于高速公路的车上，外面的雨下得很大，雨飘落在车窗上模糊了视野，已经看不清外面的风景，而且感觉是在上坡，但是速度那么快，又不像是在上坡，“只是豪雨使我的判断产生错误吧。”
窗外的风景和豪雨构成了杨牧面对诗歌世界的两种境况，雨一方面掩饰了真实的风景，造成了判断的失误，但是雨瓢泼而至在车窗刻画下形象，也是另一种风景，或许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对于感觉的困顿，是对于景致的模糊，是灵感的藏匿，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看见，这种看见就是诗歌创作的激情，在这封信的最后杨牧回忆行走在学院的围墙之间，那时穿行于树木之间，书在手上诗在书里，而现在树木已经高过了自己的头，头上也有了星星白发，“然而书还是在我手上，诗依然在我书里。”和青年诗人的信函沟通就是激发起了对话的欲望，就是重新打开诗歌的世界，就是继续于“一首诗的完成”——在“朝向一切可能和不可能”中检阅我们的诗歌创作之路。
对话构建的是写信人和回信人的关系，杨牧收到青年的信，然后针对青年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困惑和观念进行回复，这是已经成为诗人的杨牧对想要成为诗人的青年之间的交流，更是一首完成的诗对一首尚未完成的诗的引领。十八封信就是关于诗歌的十八个主题，而为了达到“一首诗的完成”，首先就是要抵达“一个诗人的完成”——第一封信的主题是“抱负”，作为一个高中生，青年在来信中说自己每天都在思考诗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学的理想和抱负”的问题，对于此，杨牧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安”，他从“昔日之我”的经历提醒青年这一选择意味着要遭遇“许多别人不必遭遇的困顿”，“我记得以诗为抱负的少年是比较落寞些，比较孤独些。”这是诗人在世间必然受到的遭遇，但是杨牧也认为如果自己能坚持和维护诗歌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就应该不去过问人间的喧嚷和众口的滔滔，对此，杨牧提出了诗人应秉持的东西：
他超越功利，睥睨权势以肯定人性的尊严，崇尚自由和民主；他关怀群众但不为群众口号所指引，认识私我情感之可贵而不为自己的爱憎带向滥情；他的秉持乃是一独立威严之心灵。其渥如赭，其寒如冰，那是深藏雪原下一团熊熊的烈火，不断以知识的权利，想像的光芒试探着疲惫的现实结构，向一切恐怖欺凌的伎俩挑战，指出草之所以枯，肉之所以腐，魍魉魑魅之所以必死，不能长久在光天化日下现形。他指出爱和同情是永恒的，在任何艰苦的平代；自由和民主是不可修正删改的，在任何艰苦的年代。
| 编号：S29·2250424·2296 |
一首诗的完成首先就是一个诗人的完成，一个诗人的完成最主要是对诗人的理想和信念之确立与秉持，他是超脱的，他是超然的，也只有在这种对人间的喧嚷和众口的滔滔的拒绝中才能诠释人格良知和生命的意义，才能在创造艺术之美中创造人情之美。这是关于“一首诗的完成”的总则，而在接下来的回信中，杨牧从诗歌和自然之关系、记忆的激活和提炼、生存环境的思考、历史意识的确立、古典传统文化之汲取、外国精华之吸收等各方面进行了探讨和阐述。实际上，在这些关于诗歌命题的解说中，杨牧的说法还是显得中规中矩，符合一般的长辈对晚辈的循循善诱，也大致符合诗歌创作在大众意义上的理解：在阐述诗歌和记忆的关系时，杨牧认为，“记忆里就这样充满了洁净潺潺的水泉，那是诗的开端，诗的沁凉，诗的透明淋漓，点滴汇为长流巨川。”从音乐天才莫扎特遭遇现实的困境，杨牧希望诗人能超越和利用现实环境，“感性纵使一定见于田园山水，也见于都市的白昼和暗夜——这里的一切同样动人，通过你理智和知识的检验，催化为艺术的结构，含蕴着大小适度的主题，以准确的修辞细节表现出来，完成一首诗。”他认为旅行不只是一种奢侈的观光，而是一种涤洗、一种探索，“为自己的心情意志去安排一个方向，尝试去完成那方向的指引，以最大的敏感去体验所有的色彩和声音，人的容貌，文化的形迹，和大自然拥有的一切。”这就是一个诗人之完成需要的“壮游”。
从古典文学中获得其他生活经验或学术训练不可能流露的真理，从而向着更高层次一点一点接近；在现代文学中寻觅有创意的文学，在奋进、启蒙中参与文学新语言的建设；通过外国文学拓宽艺术视野，给自己注入想象和结构方法的活水；诗人更要突破自我禁锢参与到社会之中，既要让自己的知识良心成为社会一部分，又要有全身而退的智慧和决心；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它们需要调和和平衡，在和谐相生中才能突出新的艺术；诗歌更需要一种音乐性，它是天籁和人心的互生共鸣；诗歌创作之后更需要修改，这是诗人潜沉艺术的写照，杨牧自己的经验就是，“通常当第二稿完样反反复复地忙成的时候，为了表示信心，我总将第一稿抛弃在字纸篓里；若一路改下去，誊下去，我也只留最新的一份。”从诗歌创作的理念观念到方法，杨牧事无巨细地对青年诗人进行了阐述，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诗人的完成”中实现“一首诗的完成”。
这些观点很多中规中矩甚至有些泛泛而谈，但也有一些对诗歌的独特见解。杨牧在谈及诗歌和大自然的关系时，认为大自然启迪我们，它是永恒之力的表现，杨牧在乘坐飞机时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这种魅力体现，“飞机终于到达山脉的上空，微弱的阳光照在白雪皑皑的峰顶上。瀑泉的主峰大半常年结冰，从空中可以看见那层叠的寒意，闪烁坚定如太古。矮一些的岗峦上洒看细粉般的新雪；仔细再看，有针叶林的地方淡些，原来光秃的坡地反而像涂抹了一片浓厚的奶油，柔软的，仿佛流动，又好像是洁白的床单，微微滚出一些皱纹，巧妙贴着大地的弹簧。”但是另一方面大自然也让我们敬畏，因为它带着生命的悲剧感，在这里杨牧似乎表现出了“泛神论”倾向，“大自然使我们相信宇宙时空处处是神，而我们的性灵，当它最活泼的时候，还能够直通那些无所不在的神，并因为密集有效的接触，互为提升。”这种泛神的大自然对于诗歌来说就是灵感来源。在谈到“闲适”的主题时，杨牧认为，闲适是一种天赋，更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它让我们原理无穷的蝇营狗苟，远离外界的压力和个人的愚化，“我们需要宁静和悠闲，时常，需要完整的冷漠孤独，面对自我超然的灵魂，靠近它，触动它，鞭策它，珍惜那磨难的过程，萧散悠然，无见无闻，纵使在别人眼里我们竟好像是慵懒困顿于闲适状态里的，其实我们在积极不断地工作。”这种闲适观是不是杨牧对于古希腊精神的一种复活？
给青年回信阐述诗歌的种种观念，讨论诗歌创作的方法，杨牧在这些对话中也看见了昔日作为青年之自我，所以对诗歌的讨论也是自我梳理和寻找的契机，在这些信件中诗人之“我”总是时时在场：在关于诗人具有的抱负时，杨牧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理想和经历中遭遇的挫折，但是初心不该，因为是永远在手中，诗永远在书里；接到青年的第二封信，距离第一封信过去了半年，那时的杨牧已经离开了台北回到了美国教书的地方，不免有些伤感，“现在即使那漫长的夏天——尤其是我思维里的台湾，那夏天岂不是悠悠如艳阳高张的苍天吗？你的夏天：——也结束了。”而是“生存环境”中，杨牧再次说到了别离，尤其是生在台北、长在台北的青年写下了一系列的“都市笔记”，杨牧说：“有一种人是必须离开那都市，才会想念并且爱那都市的。”心里那一句“台北在我眼前……”又有多少的感慨；“壮游”是为了开拓视野，杨牧又想起自己去往巴黎的那次经历，当在旅馆十二层的房间里看到高低错落古今多变的房子，“忽然就攫获了所有的巴黎形象”，于是那句“到了巴黎”，那个急切的“到了”，仿佛就是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壮游；在谈及“形势与内容”的那封信里，最后一句竟然是：“岁暮风寒，下午在院子里砍柴一小时，极乏，乃卧睡一小时，醒来将这封数坐未竟之稿续完。”
四年时间，不断往返于台北和北美，十八封书简，建立了和诗歌有关的对话，完成一首诗的诗人和正在完成一首诗的青年，在写信与回信之间“朝向一切可能和不可能”——2011年，导演温知仪拍摄了一部关于杨牧的纪录片，作为“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的一部，纪录片的片名就是“朝向一首诗的完成”，距离“给青年诗人的信”已经过去了23年，也许“一首诗的完成”永远在朝向的过程中，“因为经过了我们的整理和转化，它就是完成了的，是诗，是美。”一个诗人的完成也永远是在理想和抱负中寻找定义：“诗人以他文字音声的创造，必须参与其中赋予它不变的、真正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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