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07《血碑》：时代的反噬寓言
“剧终”被打出，是电影文本的终结，是阶级斗争戏的落幕，但是，“剧终”在现实意义上却被赋予了通向未来的使命：“一定要记住阶级仇恨，必须提高警惕，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当更具时间标签的“1964年”被刻印在最后，这种文本终结而具有的号召性的宣言变成了一个时代的悖论：1964年向前，革命变成了对电影主创的调查和批斗，变成对文本“大毒草”的命名，是1968年作为主演的上官云珠自杀的悲剧，是最终被禁永无公映的命运。
1964年摄制完成的电影《血碑》是阶级斗争的一部活教材，更是扭曲的“革命”时代一个生动文本，它在历史深处构筑了一个被另一种全力体系反噬的寓言。“根据浙江省长话越剧团演出本改编”，电影一开始交代了这个文本的原始出处，从走红上海滩到影响全国，越剧《杨立贝》本身就是一出宣扬阶级斗争的现代戏，当它被搬上银幕，当它面向更多群体，被改变的文本里斗争性更为直接，也正是将其完全作为一个时代的宣传品，它的命运就更难以摆脱悲剧性——在1964年这个政治开始转向的年份，电影其实难以逃脱的正是对文本的预设。
与越剧《杨立贝》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电影不再以主人公杨立贝的名字直接命名，甚至杨立贝也被改名为“林有山”，更凸显了阶级斗争的根源，就是因为穷人拥有山地而打破地主阶级的秩序，而当电影命名为“血碑”，突出的是整个被压迫阶级的苦难历史，这是从个体到群体的一次命运延伸和覆盖；越剧中杨立贝面对的最直接的敌人是地主吴展成，而电影中变成了吴展成的儿子吴天豹，正是吴天豹的权力统治，不仅伪造了地契，还摔死了林有山的幼子，并用火烧毁了林有山的房屋，还残忍地开枪打死了林妻，可以说，吴天豹是制造悲剧的直接凶手，而地主吴展成作为南京政府的官员，已经成为了吴天豹背后的推手，这一身份的改变使地主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具有了延续性，而且，吴展成的身份又串联起於潜地方法庭、浙江省法院和南京高等法院之间的关系链，林有山的悲剧也不再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
| 导演: 高衡 |
与越剧单线叙事不同，电影最大的改变是结构的嵌套，电影核心叙事是林有山一家的遭遇，这个核心故事之外则是对这一悲剧的解读：林有山的经历是“阶级教育”的一个典型，当学生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会，当讲解员讲述林有山的悲剧，故事中的故事打破了越剧中杨立贝以三告状为线索的线性发展格局，从而达到了主题宣传的目的：在黑暗的旧中国，在残酷的旧社会，地主作威作福，穷人受苦受难，要让劳动人民彻底翻身，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依靠中国共产党。这是主题升华的一种改变，正是沿着这个思路，电影一方面突出了林有山一家的遭遇，吴天豹作为主谋，将林有山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而正是因为林有山不甘于压迫，开始了告状生涯。另一方面，电影突出了告状具有的幻想性：在於潜法院，他的说法是：“我只想求个是非分明。”之后去杭州告状，他的理由是：“有理走遍天下。”之后背皇榜去南京告状，他的说法是：“我一定要报这个仇，南京总有说理的地方。”告状是一种说理，是为了讨回公道，所以林有山对现实存有幻想，他把“王法”作为伸冤的理由，所以“执迷不悟”越陷越深，他拒绝吴展成给他的200元大洋，只是因为抱着“杀人偿命”的法理，最终，林有山没有像杨立贝那样迎来参加了革命的儿子林志刚，更没有等到解放的一天，刻下“深仇大恨永不忘”的石碑含冤而死的林有山变成了心怀幻想的穷人的代表，他的石碑成为“对万恶旧社会发出的最后控诉”。
《血碑》电影海报
林有山没有得到天理，没有声张正义，没有报仇雪恨，南京告状无果，女儿素英又被警察打死，他才感觉到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由此伸冤的幻想真正破灭，后来他被送进了疯人院，出来之后变成了满头白发、衣衫褴褛的乞丐，最后他刻下石碑之后含冤死去。正是由于林有山的死去，“反动统治”的真面目才得以揭穿。但是，林有山之死并非是“血碑”故事的终结，当吴天豹和狗腿子金三收到了严惩，吴展成却逃到了台湾，由此电影又呼应了嵌套结构：讲解员讲完这个故事，对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说：“吴展成还不甘心灭亡，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阶级仇恨，将革命进行到底……”不管是林有山含冤而逝，还是吴展成逃亡台湾，结局都不够完美——林有山的冤屈没有得到伸张，是因为他对天理存有过分的幻想，所以他是不彻底的革命者；吴展成逃亡台湾，正为消灭反动派的革命彻底性奠定了基础，所以回到影片主题：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才能让穷苦人民彻底翻身。
从越剧到电影，结构更为复杂，层次更为多远，主题似乎得到了深化，但是这种“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的主题过于直接和简单，反而失去了电影的固有魅力，在整部电影中，人物脸谱化明显，主题先行推动着情节，最后沦为宣传口号化的作品——除了林有山带着女儿素英千里迢迢去往南京时的一幕回到了影像本身的演绎：父女俩相互搀扶，经过了一段铁道，铁轨向前延伸没有尽头，暗喻一个看不见希望的世界，天空低云密布，路边树枝已经干枯，在被天和地压缩成一个小点的行走中，林有山的命运变成了未知。这一个镜头是《血碑》中难得的一次艺术处理，也正是因为电影只是时代的一个宣传工具，在政治形式突变之后，它也注定无法改变成为历史牺牲品的命运归宿——时代的反噬寓言，让《血碑》成为另一座含冤的“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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