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07《刽子手之死》：爱国的洪流湮没了一切
“捷克人必须要讲德语”的刽子手死了，“我以德国人自傲”的傀儡死了，最后奔向大街高喊着“自由了”的卖国者死了，死亡集合在一起，就像英文片名一样，“Hangmen Also Die”，“also”指向的是一种总体的死亡，当背叛自己的国家而服从纳粹的整体死了，到底是谁杀死了他们？只有一个答案：爱国者，或者他们用自己的勇敢杀死了刽子手，或者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处死了傀儡，或者他们借用别人的子弹杀死了卖国者，当死亡变成一种整体，为自由、为正义的杀人者也成为了一种整体。
这种复仇的整体性，弗里茨·朗在开篇的字幕中就已经清晰地进行了表达：“无论是捷克内部的背叛，还是希特勒军队的屠杀，都不能征服这些不屈的灵魂，千百年来的爱国火焰在他们的胸中燃烧，这火焰促使他们建立起一个隐形的复仇军队，他们立誓将纳粹赶出领土。”他们是不屈的灵魂，他们燃烧着爱国的火焰，他们建立了复仇的军队，这种整体性对抗着纳粹，并且以争取自由和正义为目的。但是在对抗之前，整体性其实是背叛和屠杀的整体性，它以个体牺牲和出卖的方式，形成了“刽子手”统治下的恐怖世界。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作为德国纳粹扶植的捷克“护国公”，就是捷克人民的“刽子手”，当他进入议会大厅的时候，要求每个捷克官员都要讲德语，不仅如此，每一个捷克人都要用德语，“海德里希以希特勒的名义统治了整个捷克。”而他决定的一件事就是捷克的斯柯达竣火工厂也要归纳粹盖世太保统治。
这当然是“捷克内部的背叛”，在海德里希“刽子手”的背叛之外，还有名为啤酒商实为纳粹走狗的克雷科，还有检察官格鲁伯，他们和纳粹沆瀣一气，与自己的人民为敌，甚至在捷克人民中收集情报，为个人谋利——克雷科甚至开出每天五万马克的支票，只是为了让格鲁伯派更多人保护自己，而格鲁伯以纳粹的名义拿到这些钱也落入了自己的腰包。捷克内部的背叛是可耻的，他们和纳粹的屠杀一起形成了当时对捷克的白色恐怖。当有刺客刺杀了海德里希，纳粹开展了全城搜捕：他们在街上寻找刺客的踪迹；他们颁布命令实行宵禁，他们要求13岁以上的男人进行登记，他们抓捕更多的无辜者——只要刺客不自首，他们每天就要处理那些俘虏。
在这种重压之下，捷克人该如何面对？当那些和刺客根本无关的人被纳粹抓入打牢，当无辜者被处以极刑，面对这种死亡的震慑，有人开始害怕，有人开始质疑：用几百个人的牺牲换来一个英雄，到底值不值得？枪声在监狱里响起，恐怖弥漫着四周，这种质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对抗的整体性并没有形成，甚至会成为瓦解的力量，纳粹希望的也是这点，他们正是利用一部分的恐惧而获得关于刺客的有效线索。当然这种质疑还会在刺客本身身上变成一种折磨，斯沃博达就是刺杀了海德里希这个刽子手的革命者，当他听说捷克平民因为自己而被纳粹屠杀时，他就想要站出来，只要自己承认是刺客，那么，纳粹就不会痛下黑手。这或者也是一种幼稚伦，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刺客不仅仅是刺客，而是革命者，他的行为对于捷克人民来说具有引领意义，就像他的同事劝他说的那样：“你不可或缺，我们需要的是处死刽子手，你站出来就可能会输掉整个战争。”
英雄对于形成对抗的整体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英雄在这里已经被符号化了，他永远在捷克人的内部，他甚至就是每一个捷克人，而死去的无辜者作为个体，是对每一个家庭带来了苦难，但是他们的死也会形成一个整体，那就是变成对纳粹的复仇火焰。所以在这样一种质疑和选择中，这个关于如何爱国如何复仇的故事，还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具体的细节上，当刺客刺杀海德里希成为新闻，教授诺沃特尼告诉在街上目睹了刺客的女儿说：“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拿出一本书，指着里面的句子说：“这就是无人的意义，没有一个人，包括自己的家人。”无人就是选择缄默，当斯沃博达来到诺沃特尼家，感谢诺沃特尼小姐帮助他——曾经因为她为纳粹指错路而使自己逃生，那时的教授的确是在一种“无人”的状态中，他仅仅把化名为“瓦内克”的斯沃博达当成是自己女儿在艺术节上认识的朋友。但这其实也是一种假象，他作为一个革命者早就知道了斯沃博达的身份，在宵禁之夜他让斯沃博达留下，而当第二天纳粹前来搜捕时，他为了不使斯沃博达暴露身份，主动让纳粹带走。而为了让无辜的父亲回来，诺沃特尼第二天找到了斯沃博达，让他去自首，当斯沃博达要为整个捷克奋战的时候，诺沃特尼说他是懦夫，骂他和盖世太保一样是冷血动物，眼睁睁看着曾救他的父亲是在纳粹的刀枪下，而上街的诺沃特尼甚至要赶去盖世太保那里，报告斯沃博达的真实身份，以换取父亲的平安。
| 导演: 弗里茨·朗 |
诺沃特尼做出这样的决定，和那些关押在监狱里随时可能被枪毙的无辜平民一样，希望刺客能自首从而换取几百人的生命，所以当纳粹以暴力统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决定反而显得合理。但是在一开始就表明了主题的弗里茨·朗在前半部分颇具深度的剧情呈现之后，却开始放弃了，他似乎急于消灭那些人的恐惧心理，似乎想要让每一个捷克人都成为爱国者——这种转变如此突然，甚至一下子改变了影片的风格：它变成了复仇者表演的舞台，变成了爱国者狂欢的世界，他们在一种整体性的转身中湮没了剧情的合理性，甚至爱国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情绪。起初在那些背叛者、质疑者之外，捷克当然还有勇敢的人，那个卖菜的老妇人被盖世太保抓去，他们想要从她那里打听到那个为他们故意指错路的女人是谁住在哪里？老妇人没有吐出一点信息，纳粹说她“顽固如牛”，从而对她进行了严刑拷打，但是老妇人还是没有开口，甚至在诺沃特尼上门到盖世太保那里，盖世太保让老妇人认，老妇人也冷静地说了一句：“我不认识她。”
老妇人作为一个个体，能不为暴力，的确是一种对纳粹的对抗，但是在弗里茨·朗那里，后来的每个人几乎都变成了视死如归的人，都变成了英雄。当诺沃特尼要去盖世太保那里，马车上上来一个陌生人，让她不要去盖世太保那里，在争吵中诺沃特尼下了马车，没想到被捷克人围住，他们嘲笑她的软弱，也就是说站在诺沃特尼面前的这些人都是正义的捷克人。所以在这样的影响下，沃诺特尼开始犹豫了，在盖世太保哪里，他看到了坚贞不屈的老妇人，看到了被关押着的父亲，在父亲要被处决之前，她去看望他，父亲对她说的是：“你要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自由不会自动到来，需要每个人的努力，请记住我为这场战争做出的牺牲……”教授那时并没有被处决，但是父亲的话解构了当初的“无人”理论，也使得她开始帮助时斯沃博达，开始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这个整体是如教授一样为自由而不屈的牺牲者，是如诺沃特尼一样的帮助者，是如老妇人一样坚贞不屈的平民百姓，也是那些唱起革命歌曲的爱国者：在监狱中，已经不再有质疑者，不再有恐惧者，有个人写了诗歌：“爱国者举起火焰，爱国者奋不顾身，战斗永不结束，我们永不屈服。”唱着歌被纳粹带出了牢房，唱着歌走向了处决的现场，唱着歌为革命作出牺牲，而这歌声就成为一种整体的态度，它成为每一个捷克人的行动指南，正是在这样的行动指南里，每一个捷克人都不再害怕，都采取行动，都开始复仇——甚至在缺少了铺垫的情况下，让那些背叛者自食其果，最后湮没在爱国的洪流中，最后葬送在复仇的子弹下。
《刽子手之死》电影海报
他们的目标就是“让整个城市团结起来”，他们的行动就是让背叛者自己掉进深渊里——啤酒商克雷科和检察官格鲁伯。先是沃诺特尼在餐厅里故意智人克雷科就是那天买菜时遇到的人，就是让纳粹跑错了方向的刺客，克雷科被带到了盖世太保那里，马车夫说那天载着他逃离的人就是克雷科，克雷科说海德里希被刺杀那天他一整天都在餐馆里，但是盖世太保叫来餐馆里的人，他们异口同声说那天克雷科根本没有去餐馆，在百口莫辩的情况下，克雷科知道只有一个人能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是格鲁伯，但是那天盖世太保却找不到格鲁伯，原来格鲁伯为了揭穿诺沃特尼和斯沃博达是假情侣，故意叫了诺沃特尼的未婚夫简，想让他当场戳穿他们的骗局，但是简虽然生气但是并不知道斯沃博达的身份，他甚至以为自己的未婚妻爱上了他，格鲁伯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带着简去在女人，所以彻夜未归的他在盖世太保审问克雷科的时候缺席了。
这是全体捷克人设计的骗局，却变成了弗里茨·朗编织的谎言，捷克人需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结合成一个整体，需要一种团结的力量，但是在毫无铺垫的情况下，这些人怎么可能提供统一的口供，怎么可能将克雷科置于无法自证清白的境地？甚至当格鲁伯去找医院的斯沃博达，最后死在了斯沃博达和同事以及赶来的简的手上的时候，他们如何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将他的尸体藏在克雷科的秘密书房里，而且还要将一把刺杀过海德里希的枪、一台印刷抵抗宣传品的油印机都一起运到克雷科家里，甚至，克雷科的管家也早就背叛了克雷科，当克雷科和盖世太保赶去，管家也站到了爱国者这一边，克雷科在爱国者作为人证的情况下，自然变成了刺客。
当爱国成为一种情绪，当复仇变成一种整体，在缺少逻辑铺垫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弗里茨·朗控制的表演，如果按照弗里茨·朗如此理想化的设计，那么从一开始就应该进入到这个主题中，就不会有质疑者，不会有退缩者，更不会出现克雷科和格鲁伯这样的背叛者，所以当爱国洪流湮没了一切，在整体性意义上，所有的冲突都失去了意义，所有的情节都变成了戏剧化的存在。但是弗里茨·朗在最后结尾时似乎找到了讽喻的感觉：当克雷科被当成刺客死在那声“自由了”的欢呼中，而来自柏林的密电说：“经过调查，克雷科不可能是刺客，但是最严厉的威胁也没有让捷克人说出刺客，所以最后认定克雷科就是刺客，以挽回德意志警方的颜面。”最后是“结案”，一种乌龙是为了挽回德意志的颜面，而最后的讽喻也只是为弗里茨·朗挽回了导演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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