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6《软与硬》：我们仍在寻找语言的途中
“软与硬”，黑屏上的文字，画面中的文字，打印上去，像是一种覆盖，凸显出场景和对话的二元性；还有“软与硬”的衍化，比如“软对话”“硬对话”“硬的物”“硬的梦”……硬和软是一种对立？还是一种融合的可能？
无疑，这又是戈达尔试图讨论的二元话题，甚至“软与硬”被置于不同的二元论场景中：戈达尔和安娜-玛丽·米埃维尔住在他们瑞士的家中，戈达尔是丈夫，是男人，安娜是妻子，是女人；安娜自己插着花，或者熨烫着衣服，而戈达尔在她身后挥动着网球拍，或者独自一人坐在床上，当钻进被窝之后又起身，拿起旁边的笔和纸记下什么；两个人外出，安娜沿着河边的道路一个人行走，戈达尔则坐在车上朗读着赫尔曼·布洛赫的小说《维吉尔之死》。两个人的生活状态仿佛是“软与硬”的对照，而等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谈论电影，谈论电视，谈论拍电影，谈论制作，似乎也涉及一种二元论：戈达尔说起“艺术的绝望”，说起要从内部进行分析，说起电影《侦探》中的爱情场景，并不是靠图像来显现，而是通过内部来改变；安娜则说起对话的形式，爱情需要显现，它展现事物的意义；安娜说自己在创作电影时独创性的东西总是太弱，容易湮没在混乱和人群中，而她认为戈达尔从来没有过这种脆弱的感觉，他一直以强有力的声音在表达着自我……
丈夫和妻子，男人和女人，外显和内隐，以及脆弱和强化，构成了两个人“软与硬”的二元世界，但是在这间屋子里，两个人在固定镜头前的对话成为了主要场景，面对面坐着，讨论，甚至争辩，并不是要将这种二元的世界分割开来，也不是要强调谁对谁错，毋宁说他们想要得到一个必要的结果，不如说是在从二元的世界里发现彼此存在的可能性意义，而这种可能性涉及的便是电影和电视。电影和电视当然是被区分的，电视的出现改变了观看的方式，它以更大众的方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出现对电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电影会和电视有一种共存的关系维持？
在戈达尔看来，电视更多体现的是它作为物的存在状态，就像家庭里置放着的电视机一样，它被播放就是一种工具的使用。但是电视也有图像也有声音，也有故事也让人思考，也向人们显现一些东西，甚至在电视上也可以播放电影，或者如安娜所说，也展示事物的意义，也能够进行对话。面对电视，戈达尔似乎更强调它不具有的电影特性，或者说它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位置。而实际上，两个人都是电影人，所以在讨论中都回忆起和电影的关系：安娜说小时候被禁止看电影，所以她用箱子、灯和墙壁做成装置，把家庭照片投射到墙壁上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经历，一切都源于纯粹的愿望，那就是看见，这是纯粹的、原始的也是有用的看见；戈达尔则从20岁开始热衷于电影，巴黎电影资料馆成为他电影的一个起点。
|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安娜-玛丽·米埃维尔 |
电视和电影之讨论和回忆也许就是“软与硬”这一话题的一种外延，而实际上，二元的世界更需要两者的契合，而这种契合就需要对当下做出解读。从一开始戈达尔的声音就缓缓传来：“这是一个黎巴嫩贝鲁特仍在发生日常屠杀的时代，这是朝向火星和金星发起辉煌的太空飞行的时代，这是个人电视取得胜利的时代，这是美元价格不可思议地上涨的时代，这是树木被埋在黑森林中、麦肯罗第一次被击败的时代……”戈达尔对时代的注解，无疑是对“软与硬”——电视和电影解说的一个背景，“智力不断被唤醒，但是灵魂却病了。”指出时代之变，是为了图像和声音所代表的的影像之变寻找一种解决途经，戈达尔在命名这个时代之前，说出了身上肩负的一种使命感：“我们仍在寻找通向自己语言的道路。”而当戈达尔喃喃而语于时代之变的时候，安娜的声音也传来，它在戈达尔的声音之后，却是在重复着戈达尔对时代的命名，像是一种回声，指向了寻找语言之途的双重意义。
这个时代科技在发展，但还有暴力，这个时代人们关心效益，但也逐渐失去了一些东西，戈达尔和安娜在寻找语言之途，那么语言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语言是软的一种存在，“现在我们说话少了，而且更慢，事物之间的联系正在慢慢失去。”语言也是一种硬的存在，它是现实，它是不可阻挡地改变。所以寻找语言意味着在软与硬之中发现另一种说话的方式，另一种图像和另一种声音。也许电影也在制作的工厂化和流水线中慢慢失去语言，安娜在剪辑机前剪辑电影，但就像面对一个模糊的句子，找不到属于那些词语的位置，语言是命名，语言是言说，语言是建立和物的关系，但是没有了位置的它们，“死了，已经死了，完全死了。”而戈达尔在和安娜讨论的时候，说起现在的艺术正在摆脱它自己，就像生孩子一样，有了代孕妈妈，有了不带孩子的木器，有了克隆，“就像火箭，从地球的自宫里射了出去，射向了太空……”没有唯一的语言，只有复制的预言，没有了母与子的天然关系，只有建立在技术意义上、不断增殖的关系。
但是电影还在，电视也在，在一个电视和电影都存在的时代，寻找属于自己的语言之途或者就在于在“软与硬”中构建存在本身。在这个瑞士小家里，电视机就摆放在那里，戈达尔没有砸掉它，甚至还在整理的时候播放了法国足球队普拉蒂尼的录像，但是他没有坐下来像看电影一样看这段录像，而是更换了频道，在快速切换中，体育录像变成了故事，变成了新闻；而在最后，客厅的沙发上并没有人，电视机却正常在播出。电视是一种摆设，电视正在播放，电视节目丰富多彩，电视画面可以随意切换，戈达尔说出了电视真正的本质，他将之命名为“篡权者”，电视所篡夺的就是电影的权力，“今天的电影比其他任何形式都要有趣，除了它的权力被篡夺。”电视篡权者的定义也是戈达尔在《电影史》中的核心议题。当电视篡权，是不是意味着电影失去了属于它的预言？他们讨论着电影，他们回忆着电影往事，安娜在剪辑着电影，而戈达尔又将对话变成了电影，电影无处不在，电影需要新的开始。
《软与硬》电影截图
“电影以一种人能识别的视觉再现方式进行投射，而‘我’也在完成投射，这个‘我’可以被投射，可以被放大，可以消失，但是‘我’的思想可以不断进行回溯，它具有隐喻的味道。”电影中有一个我，我是一个投射物，所以“我”成为电影在这个时代的语言，或者说，电影一直拥有我的语言系统，但是篡权者的电视没有“我”，它只有“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主体在那里——在电影中作为投射的“我”是主体，就像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我”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语言，按照戈达尔的解说，投射和投影，和主体，和主题，都有相同的词根，它们都是语言的一部分，“我是它的主体和主题。”
投射的主体，投影的主题，电影重启了语言之途，在软与硬的时代，电影不是在篡权者电视面前沉默的存在，电影在新的语言之途中重新寻找我的意义。最后富有隐喻意义的画面是：电视里播放的画面是正在用摄像机拍摄的人，而这个镜头也转向了房间墙壁上，它在转移中变成了投影，变成了电影：电影里的摄像机对准的是戈达尔这部电影的镜头，它们在面对面中言说。而在此时，一只手伸进了画框里，它一样在墙壁上被投影，另一只手也伸进了画框里，它也在墙壁上被投影，一只手是安娜的手，另一只手是戈达尔的手，手和手就像最先语言和语言的回应，成为了投影，成为了主体，成为了“我”，成为了一部正在言说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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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后：元戈达尔的75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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