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的金黄

编号:S63·2170911·1414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5.00元
ISBN:9787532770687
页数:123页

“比喻随意,行文自由或者打破了十四行诗的约束。混沌初开的时候,人们都很茫然,听命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事物很可能就不存在有诗意和没有诗意的分别。一切都有点儿神奇。托尔还不是雷神,而是雷和神。”《老虎的金黄》为博尔赫斯诗歌代表作,创作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堪称博尔赫斯最为著名的诗作,。诗人从历史、神话、国家、语言、动植物或日常行为中选题,打破十四行诗的规律。“对于你,我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回声:/对于我自己,我是一种渴望和奥秘、/是一个充满神奇与恐怖的岛屿,/也许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就像在另一片星空下生活过的你。””收录《帖木儿》、《剑》、《短歌》、《苏莎娜·邦巴尔》等诗歌。


《老虎的金黄》: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

“正是由于我不再是那个孩子了,”他反驳我说,“所以才必须杀了您。这不是报复,而是讨回公道。您的辩白,博尔赫斯,只是因为害怕而耍的花招,想让我别杀了您。您已经别无选择了。”
“我还有一个办法,”我回答道。
“什么办法?”
“醒过来呀。”
我真的醒了。
——《仇人轶事》

那个怀着仇恨的人已经是一个可怜的老头,但是在小孩子的时候记下的仇恨却无法消除,他拿出了枪,对准了我,尽管我告诉他,“您已经不再那个孩子,我也不再是那个不知轻重的人了。”尽管我开导他,“报复和宽恕一样,都是面子上的事情,都是荒唐可笑的。”但是仇人遇到了仇人,似乎只有死路一条,执着于仇恨,是不被时间所改变,或者更应该说,仇恨后面的公道是不被时间所湮没的。

枪拿了出来,再无退让的可能,但是在这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却想到了另一个办法:“醒过来啊。”于是真的醒了——醒来的不是拿着枪要将仇人置于死地的老头,而是我,当我醒来,就是脱离了死亡的梦魇,就是忘掉了仇恨的本质,但是当一个人醒来,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死亡没有对象,就再也无法制造噩梦?而醒来是不是意味着连公道也不存在了?

博尔赫斯制造了一个寓言,像一个虚构,在死亡迫近的时候挣扎着看见了呼吸的出口,然后逃逸,然后永远放在了身后。一九七二年,博尔赫斯显然在这一个梦里制造了不死的幻觉,而梦从来都是拿着枪的那个人,“我已经年届七旬、/双目失明”,在年老面前,在疾病面前,博尔赫斯是无力的,他的呼喊是宿命式的,“谁能发发善心/让我摆脱龙钟的老态,/摆脱如同一排排明镜般/干篇一律的日子,/摆脱礼数、拘囿和说教,/摆脱不断签发/以供尘封的名册,/摆脱充作记忆的书籍,/让我能够得到也许是作为阿根廷人/注定该得到的那充满生机的净土……”渴望摆脱这些桎梏,其实是渴望摆脱时间造成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就是那个拿着枪的老人,他已经瞄准了自己,只需轻轻扣动扳机,所有的时间都走向了死亡。

死亡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缓慢地解构了所有的希望,博尔赫斯在“致马里亚娜·格罗多纳”里看见了“瞎子”,他被逐出了斑斓的世界,从此自己成为了囚徒,而那些往事都变成了灰蒙一片的镜子,“在花园里,/我只能嗅到黑暗中的黑色玫瑰的香甜,/朋友们啊,如今一切物体全都模糊浑黄,/我所能够见到的不过是连绵的梦魇。”瞎子是失去了看见的能力,那些隐隐现现的繁星,那些掠过如今神秘莫测的蓝天的飞鸟,那些“别人用字母编排组合起来的文章书报”,那些庄重大理石墙壁,那些“隐去形体的玫瑰”,那些悄无声息的赤金和艳红的绚丽都无缘再见。

失明是丧失了看见的能力,而苍老更直接指向了死亡,他听到了梦里有人对他说:“大约是在几天前的夜里,在科尔多瓦大街的一个角落,曾经同博尔赫斯讨论过塞维利亚无名氏的呼唤:啊,死神,你悄悄地来吧,你总是驾着飞矢悄然而至。”他进入了《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梦》里:“你没有理睬他,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已经像平时一样同妻子和女儿道过别了。你将不会记得这个梦,因为,为了让事情成真,你必须忘掉一切。”他在《宫殿》里感叹无法更改的生命走向:“有限却又美好。在石碑上镌下、在生死簿上登记日期则是我们死后的事情;一旦死了,议论也好、欲望也好、名声也好,全都与我们无关。”他像那个“卫兵”,闻到了仇恨带来的死亡气息:“我身处一间圆形的囚室,环状的墙壁越缩越紧。/我们互不欺骗对方,但是却又都在说谎。/我们之间相互了解得太深,/形影不离的兄弟啊。/你在喝我杯中的水、在咬我手中的面包。/自戕者的大门正开着,不过,神学家们断言:我将在另一个王国的无边黑暗中等待着我自己。”他感到自己将失去一切:“如今留下来的到底都有些什么?/我的那些已经没有踪迹可觅了的/波斯或挪威籍祖辈又都在什么地方?/让自己不变成瞎子的机缘、船锚和大海、/忘掉自己是什么人的可能该到哪儿去寻找?(《失去了的》)”当然,他更看见了刻着自己名字和日期的墓碑:“我只希望得到那块石碑。我只希望/镌下两个抽象的日期和被人遗忘。(《坟地》)”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这是博尔赫斯最后的无奈,而在这被枪指向了仇恨的死亡中,他甚至开始像一六四三年的英国医生、作家托马斯·布朗那样,在日记的沉思中谈论上帝,并期望上帝能够保佑自己,“保佑我吧,主啊,让我能够战胜/化作石碑、被人遗忘的强烈欲望,/保佑我,让我不再是原来的我、/不再拥有那已经无可挽回的举止模样。”布朗在“针对自己的私下练习”里把宗教信仰看成是对死亡的解脱,而博尔赫斯祈祷的主也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诗人带着强烈的欲望解救个体困境,希望告别的仅仅是“黄昏时分的惶惑”——甚至,博尔赫斯还在“我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呐”希望见到奇迹。

在死亡的恐惧中,那只老虎就真的闯了进来,一种战胜死亡的力量幻化成“威猛彪悍”的老虎,变成“宙斯幻化的可爱金属”——老虎的金黄是不是就是博尔赫斯解构死亡的一次努力?它有着“九夜戒指”:“每过九夜就衍生九个、每个再九个,/永远都不会有终结之数。”循环而故事由此开始,而在取消了终极目标的虚构中,博尔赫斯所要逃离的是死亡的循环,因为死亡带给他的就是“在我死去之后,你会将另一个人复制,/随后是又一个、又一个、又一个”的镜子命运,是另一个我的命运寓言。所以用循环来战胜循环,是把死亡带离命定的圈套,那一只老虎在“九夜戒指”的神奇力量下,制造了另一个传奇:“啊,夕阳的彩霞,啊,老虎的毛皮,/啊,神话和史诗的光泽,/啊,还有你的头发那更为迷人的金色,/我这双手多么渴望着去抚摩。(《老虎的金黄》”

老虎的金黄带着“神话和史诗的光泽”,当博尔赫斯在诗中去抚摸,其实就是打开了那个囚禁自己的牢笼,就是取消了自我循环的命运——神话超越现实,史诗终结当下,在那个广阔的世界里,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帖木儿,他把战旗插到了波斯波利斯,他制服了罗马人和埃及人,他踏遍了茫茫的俄罗斯大地,他把少数不肯臣服的君王捆绑在了战车的辕下,他把始传于混沌初开之前的经典之经典《古兰经》投入到了阿勒波的烈焰之中,他把埃及那纯洁得像山顶积雪一样的美人塞诺克拉特拥在怀里……他是众神,他是“所有的星辰”:“我的王国属于这个世界。/狱卒、监牢和利剑/执行着我不说二遍的指令。/随便说出的话语就是铁的法律。/就连在其遥远的国度/未听到过我的名字的人们/也心甘情愿地任由我随意驱使。”

在那个神话故事里,利剑开创了一片天地:它是格拉姆、杜伦达、鸠约斯、埃克斯卡利伯等圣剑,“它们昔日的战绩随着诗歌的流传而得以播扬,/这诗歌就成了它们在人世间的唯一纪念。”它被握在公园九〇〇年的诺森伯里亚手上:“但愿野狼能在天亮之前将他吃掉,/利剑是最近便的通道。”它在西古尔德的铸造中成为永恒之物,“只有不受时光局限的事物/才能在时光中长生久传。”它甚至在麦克白的复仇中成就了莎士比亚的伟大:“我杀死自己的国王,/为使莎士比亚演绎成戏剧。”

它在史诗里,它成为神话的主题,它在英雄的手上,而当博尔赫斯用手抚摸这“老虎的金黄”,他感受到的更是谁与争锋的孤独,苏莎娜·邦巴尔在眺望中,“在那诸多的神话与脸谱背后,/潜藏着的是一颗孤独的心。”帖木儿在征战中发出了“为什么我没有亲临刑场?/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利斧和头颅?”的疑问,守门的双面神明雅努斯在独白中看见了时间的分裂,“我看到了自己的无奈:残断的躯体/和两张永远都无缘相见的面孔。”高乔人打败了敌人,却也无法逃离孤独,“他从来都未曾说过:我是高乔幸人。/他注定不会去想象别人的乐与苦。/在临终的时刻,同我们一样,/也是那么无知,也是那么孤独。”

高傲而孤独,传奇却带着悲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宿命?也是一个噩梦?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这个疑问的直接回答是:“在这人世间,只诞生过一个人,只死过了一个人。”一个人成为英雄,一个人写就史诗,一个人有着“老虎的金黄”,一个人散发着光泽:“那个人就是尤利西斯、亚伯、该隐、那布下星斗的始祖、那修建第一座金字塔的人、《易经》卦象的记录者、在亨吉斯特的剑上用北欧古字母镌下铭文的铁匠、弓箭手埃伊纳尔·坦巴尔斯克尔维尔、路易斯·德,莱昂、孕育出了塞缪尔·约翰逊的书商、伏尔泰的园丁、站在比格尔号船头的达尔文、毒气室里的一个犹太人,以及,还活着的你和我。”

因为只有一个人可以看见辽远的曙色,只有一个人能体味水的清凉、果味和肉香,只有一个人是我,是你,“我讲的是那独一无二的人,讲的是我自己,讲的是永远都生活在孤独中的人。”也只有是一个人,才不会出现循环,才不会有终结,所以一个人注定是孤独的,一个人可以打破宿命,一个人也必然会写出独一无二的史诗。但是,博尔赫斯从神话、史诗到个体,其实构建的是生命的传奇,它不是走向死亡,而是一次归来。《四个时代》里他讲述了四个故事,它们是“一座一些勇敢的人进攻和保卫着的坚固城池”的故事,荷马创造了一个时代;它们是关于尤利西斯滞留十年归来的故事,它们是伊阿宋和金羊毛关于追求的故事,它们是关于神灵牺牲的故事,“弗里吉亚的阿提斯自残自戕;献祭给奥丁的奥丁,自己献祭给自己,在树上挂了整整九夜,而且还身带矛伤;基督被罗马人自己钉上了十字架。”四个故事,四个时代,从神话到英雄史诗,博尔赫斯只为一点,那就是每一个时代都独一无二,每一种传奇都书写了永恒——它不可超越,它不再重复,它就是时间提供的“老虎的金黄”。

所以在追寻、在回归中,博尔赫斯要从复仇的噩梦中醒过来,不是为了忘掉迫在眼前的死亡,而是在死亡到来之前找到永恒意义。时间会带走芬斯堡英雄业绩,会蚀损些许千古诗句,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但是有些东西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在塘底的乌龟。
不可能存在的物体。独角兽的
另外一只角。三合一的灵性。
三角的圆盘。伊利亚人的
悬滞于空中的箭矢
得以射中目标的那一捉不住的瞬间。
贝克凯尔诗中的鲜花。
时光阻遏了的钟摆。
奥丁钉到树上的钢钎。
切口没有裁开的页面上的文字。
以某种永恒的方式
轰鸣不止并成为天机组成部分的
胡宁之战的马蹄的回声。
萨缅托留在人行道上的影子。
牧人在山野听到的呼唤。
沙漠里的白骨。
射杀了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的子弹。
壁毯的背后。除了贝克莱的上帝
没有任何人看得见的物体。
——《咏物》

而所有这一切的思想、文字、声音、故事、信仰,甚至死亡本身,永恒意义就在于它发现了诗意,“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每—件事情都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其本质就是如此。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那么高的境界。”诗意在生命的有限中也在无限中,在时间的终结处也在开启时,在个体的陨落中也在重新醒来时,就像西班牙北部桑坦德市西的一处洞穴里的绘画和雕刻,“我的生与死有过许许多多的形式。”许多也是唯一。

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

编号:S63·2170911·1413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5.40元
ISBN:9787532771219
页数:130页

读博尔赫斯《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里的那些歌谣,应该通过想象有一个人手指拨动着琴弦,唱出那些富有节奏的词,而唱词的内容也就不这么重要了。《为六弦琴而作》创作于创作于1965年,收录了《关于两兄弟的歌谣》、《他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关于哈辛托·奇克拉纳的歌谣》、《关于堂尼卡诺尔·帕雷德斯的歌谣》等11首博尔赫斯为吉他曲子创作的诗,并建议读者通过想象”有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商店里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情景”来补上没法听到的音乐。《影子的颂歌》收录《詹姆斯·乔伊斯》、《永久的礼物》、《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迷宫》等诗歌,是博尔赫斯的第五本诗集,在时常提到的镜子、迷宫和剑之外,还增添了两个新的主题:老年和伦理观。


《为六弦琴而作·影子的颂歌》:镜子在等着他

那人已经失明,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
读他摆弄的美丽的书本,
书本也不可能帮他写出
与别的书本平起平坐的书本,
但他在或许是金色的下午,
在奇特的命运面前露出笑容,
找到了那些心爱的旧物
给他带来的特殊的幸福感觉。
——《一九六八年六月》

他进入到藏书室,他整理着书架上的书籍,他抚摸着羊皮纸的封面,对于他来说,当用手触摸那些书面的时候,有一种建立秩序带来的愉悦感,于是,他把这个时间叫做“金色的下午”,仿佛有一道光照射进来,仿佛那光制造了整个下午的宁静,仿佛完全的宁静就是命运的写照。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六月,一个下午,站在那些书面前的是一个名叫博尔赫斯的老头,他已经快七十岁了,不仅感觉到自己已经慢慢苍老,而且眼睛也不再看得清眼前的一切,当这一个下午如期而至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是“金色的下午”?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宁静?或者整理那些书真的能带来某种秩序感?是的,他说,这是“在可能象征金色下午的宁静中”,他把自己叫做“那人”,他把整理藏书看成是“默默无畏地进行文艺批评”,这一切的可能,他之外的那人,想象中的文艺批评其实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他已经不可能读那些摆弄的书,那些书也不可能让他“写出与别的书平起平坐的书本”——宁静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寂寥。

一九六八年六月,似乎已经显得过于脆弱,对于博尔赫斯来说,身体之病更让他迫近苍老,迫近一种叫死亡的东西,而在三年前,也是六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他还在为那些歌谣寻找适合歌唱的词,还在告别“哀哀戚戚的感伤情调”而赋予它们一种传奇新色彩,还在朴素的民谣里怀想一种英雄主义,“骁勇从来都理当受到称赞,/希望绝对不会落空成缥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唱起了/关于奇克拉纳的传奇歌谣。”他们是“肯定是坦坦荡荡充满自信”的哈辛托·奇克拉纳,是“目光炯炯有神气”的堂尼卡诺尔·帕雷德斯,是“他都表现不凡有本事”的刀客塞维里奥·苏亚雷斯,是“他实实在在是个好人”的小老乡,是“沉静但又显出几分忧伤”的黑人,是“没人不知道他的大名”的阿博诺斯,即使有“刀光闪闪亮”的伊韦拉氏两兄弟的争斗,即使有关于塞万多·卡尔多索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将他的性命最后葬送”的悲剧,即使在胡安·穆拉尼亚的故事中发出“他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的感叹,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写作这些民谣是快乐的,甚至他还期望读者能想象“有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或者是在商店里怀抱吉他边弹边唱的情景来补上没法听到的音乐”,只要想象中的那个人“手指拨动着琴弦”,于是,“唱词的内容也就远不及那节奏重要了”。

避免“探戈歌词”造成的感伤情调,让民歌显出朴素的一面,博尔赫斯为读者预留的想象其实是想让自己“手指拨动琴弦”,所以没有避讳没有夸张,所以“不必感伤。在未来的岁月……”所以即使看见了曼努埃尔·弗洛宙斯歌谣里的死亡,他也说:“弗洛雷斯就要死了,/这件事情并不稀奇;/死亡本是一个习俗,/人们知道怎样处理。”但是当一九六五年的六月已经远去,当一九六八年的六月倏忽到来,那种对于时间真切的感觉如何能在民谣的欢快中化为乌有?一九六五年,他为读者预留了一个想象的位置,一九六八年,他或者必须为死亡预留一个位置。

他一定是看见了“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发生的那次死亡事件:他走进了盥洗室,他洗掉了黑白方格图案的地面上的血迹,他抚平了自己的头发,整理了领带,然后他做出了最后一个动作,“他的手并不颤抖。他顺从地、着魔似的已经把手枪抵住太阳穴。”他是没有害怕地杀死了自己,“我相信,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一种死亡毫无悬念,因为他是在“预定的时刻踏上了大理石梯级”。现在的问题是,当一种死亡毫无意外地发生,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写在一个事件的档案里,当他死了,“现在他像死去的人那样不会再受到伤害。”当他踏上了梯级,“这件事将成为别人的回忆。”而他在盥洗室里做出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他看见了镜子,而且和那些歌谣可以让读者产生“手指拨动着琴弦”的那个人一样,镜子也为他留下了位置,因为“镜子在等着他”:等着他到来,等着他擦洗血迹,等着他抚平头发整理领结,等着他把手枪抵住太阳穴,因为,“试图想象镜子里在动作的是另一个人,而作为替身的他却在模仿。”

镜子里的是另一个人,死亡也属于另一个人,也许正是这种镜像关系使得他“顺从地、着魔似的”打响了枪,走向了死亡——他仅仅是一个模仿者,之后他会走出盥洗室,走下梯级,然后消失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档案里。镜子在等着他,镜子也让他逃离死亡,一种互文关系,是为了让死亡留出一个口子,而死亡却变成了想象式的虚构,变成了另一个人的行为。从这个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死亡镜子开始,博尔赫斯看见了迷宫:“我知道阴影中还有一个。/他的命运是耗尽/构成这个地狱的漫长孤寂,/渴望我的鲜血,吞噬我的死亡。/我们两个在相互寻找。/但愿这是最后一天的等待。(《迷宫(另一首)》)”所以当许诺给博尔赫斯作画的豪尔赫·拉尔科逝世,依然能找到一种纪念,“它以某种方式存在。像一支乐曲那样存在和发展,陪伴到永远。”所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的早晨,博尔赫斯开始祈祷,“我愿彻底死去;我希望同我的伙伴一我的躯体——一起死去。”死去的意义是宽恕我的过错,是拯救自己,是“早早被人遗忘”,是在宇宙的安排中能够不在意个体的消失。

一面镜子等着他,反而变成了某种希望,《他的结局与开始》中的那个孑然一身的人,那个带着落寞、怅惘和局外人的心情昏昏睡去的人,的确在临终之前做个噩梦,“梦见什么一点也记不清了,只害怕梦境再次显现。恐惧最终占了上风;横插在他和他想写的稿纸和想看的书之间。字母推推搡搡,挤在一起;一些面庞,一些熟悉的面庞,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和事纷纷离他而去。他仿佛突然发了狠心似的,他的思想死死地依附着那些变化不定的形象。”那是一种害怕,是一种不安,是对于死亡最真切的体会,但是他最后却感到了亲切,因为那些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形象,“如今他属于这个新的世界,远离过去,远离现在和将来。这个世界逐渐包围了他。”又一种时间被开启,他蒙受了天恩,“从他死去的一刻开始,他一直在天上。”

无论是在镜子中真正的死亡者成为模仿者,还是在死去时祈祷被人遗忘,无论是阴影中还有另一个,还是在天恩中开启了新的世界,其实在一种可能到来的死亡里,博尔赫斯总是把死亡放在彼处,把死者当成是另一个人,正如镜子照映的世界一样,它变成了一钟“影子的颂歌”:我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我已经成为老年人,我做任何事都是强弩之末,我一生追求的事物并没有都如愿,但是,这却是一次回归,“我到达了我的中心,/我的代数,我的密码,/我的镜子。/我马上就会知道自己是谁。”

死亡变成了一种反向的运动,它走向寂灭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可能,那里是我的中心,是唯一的代数,是必然的密码,是照映他者的镜子,所以一个中心议题是:死亡降临的时候,能看清自己到底是谁?从他者回归到自我,便是死亡的真正意义。但是,这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我在时间里,这似乎是难以逃离的一种束缚,但是时间真的只有开始和结束吗?时间能走向永恒吗?在永恒里我是不是可以一直活着?并非是要追寻永恒的时间,而是在时间的议题里发现永恒的意义,所以博尔赫斯希望在时间中回答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哲学命题:“未来、现在和过去有什么内在联系?恒河流过的这条是什么河道?源头难以想象这条河是什么河流?卷走神话和剑的这条是什么河流?”

在时间之流中,有过过去,那是一种记忆,“是那个形式易变的虚幻的博物馆,/是那堆破碎的镜子。”博物馆里存放着什么?是时间的影子,影子是“正等着他”的镜子,那里写着祖辈的名字,“我没有失去。它们属于我。/我在遗忘中,在偶然的愿望中拥有。(阿塞韦多》)”那里发生着高乔人的故事:“他们一生仿佛在梦中度过,不知道自己是何人何物。/也许我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相同。(《高乔人》)”那里有一九四〇年关于英格兰的记忆,“英格兰,休让日耳曼野猪和意大利鬣狗/亵渎你神圣的土地。/莎士比亚的岛国,愿你的儿子们拯救你/和你的光荣的影子。(《致某影子,一九四〇年》)”那里是一九六九年以色列的战斗,“忘掉你父辈的语言,学会天国的语言吧。/你将成为以色列人,成为战士。/你将在沼泽和沙漠上建立祖国。(《以色列,—九六九年》)”那里也存放着诸多的物品,一面红色的西方镜子、幻想中的朝霞、锉刀、门槛、地图、酒杯、钉子,“它们的存在超过我们的遗忘;/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已经离去。(《物品》)”

当然,那里也有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里有疲倦而幸福的人在美洲战斗归来的五月广场,有拉雷科莱塔执行枪决的大墙,有胡宁街的一株大树,有金塔纳路上一扇有门牌号的大门,有一座沉重的金属骑士塑像,有一把经历过战争的剑,有“我们同一个女人分手和一个女人离我们而去的日子”——“这些事物个人色彩太重,太就事论事,代表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博尔赫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博物馆里能够发现的是从未到过的另一条街,是街区和最深的庭院的隐秘中心,是门脸掩盖的东西,还有“我的敌人”和“不喜欢我的诗歌的人”,有“我们可能进去过但已经忘记的小书店”,有“为我们演奏我们不熟悉的米隆加舞曲”——它们是一个城市有关的记忆,却在隐秘处揭开了另外的面容,也许直到没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早在镜子的影像里等待着我们,“是已经消失和将要出现的东西,是后来的、陌生的、次要的,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城区,我们不了解而又喜爱的东西。”

时间深邃,不是只有开始和结束,不是只有昨天和现在,而在这个巨大的博物馆里,博尔赫斯发现的更是刻印在时间之河上至今都没有破译的神秘主义。《人种志学者》弗雷德按照导师的建议去了土著居民的保留地,他起初生活在那里只是为了观察他们的仪式,只是为了探索巫师的秘密,甚至只是为了写一篇可以出版的相关论文,但是抵达那里之后,他却改变了看法,他告诉导师的是一个秘密,“我掌握了秘密,能用一百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方式加以阐明。我不知道如何向您解释,那个秘密十分宝贵,我现在觉得我们的科学与它简直无法比较。”正是拥有了这个秘密,他可以应付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后来他结婚又离婚,后来他成为了图书管理员,但是他掌握的秘密是什么却不得而知,而博尔赫斯却说:“这里只有一个主人公,除非所有的故事都有成千上万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活着的和死去的主人公。”成千上万的人变成了一个主人公,复杂多变的情况都在一个秘密里,看得见和看不见、活着和死去也不再是必然的变化,它都在一种结局中成为所有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就像镜子一样,制造了影子的颂歌,在神秘意义上破解了我们单一的方向。

还有那个为躲避搜查而进入地下室的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他在那里整整住了九年,那里都是黑暗,“黑暗使他整天陷于迷梦”;那里都是威胁,“每天都可能是他的末日”;那里都是恐惧,“最初他梦到月黑风高,钢剑直逼咽喉,梦到空旷的街道,梦到平原。”但是九年并不是由年月日组成的简单数字,它让一个人变成了温顺的野兽,变成了隐秘的神,当他走出来的时候,却又回到了年月日组成的时间里,“他长得虚胖,脸色苍白得像蜡,说话老是压低嗓音。他被充公的乡间产业始终没有发还;据说他贫困而死。”最后是死亡。一个在九年的黑暗、威胁和恐惧中都没有死去的人,在回到属于别人时间里的时候,却死在贫困里,与其说是时间改变了什么,不如说是他者的时间制造了无可逃避的死亡,“正如一切事物一样,佩德罗·萨尔瓦多雷斯的遭遇仿佛是我们即将领悟的某件事情的象征。”

是什么样的象征?神秘主义是不是脱离了时间之河,是不是脱离了生命的形式?它是一个影子,在本体之外成为了一个喻体,而是发现了另一个自己,再次回到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哲学命题,博尔赫斯说:“河流卷走了我,我就是那条河。/构成我的是不稳定的材料,是神秘的时间。/源头也许就在我这里。/日子也许从我的影子里涌现,/虚幻而不可避免。”一个我是在火中化为灰烬、肉体变成尘土的我,是“面庞已成为尘埃里的一个”,是在竖起的墓碑里入睡的我,是七十岁眼睛已经看不清事物的我,但是另一个我在镜子里唱着影子的颂歌,在博物馆里寻找神秘的故事,在语言中发现符号的永恒,守护着那些藏书建立了秩序,“这里有高高的书架,/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际,/像星辰一样隐秘而又可见。/这里有花园、庙宇。(《书籍保管人》)”

“除了无奈的读者已经预见到的镜子、迷宫和剑之外,增添了两个新的主题:老年和伦理观。”在那些覆盖了灰尘却看见了花园和庙宇的图书面前,我看见了老年的时间,也看见了时间之外的不幸和善,它们在镜子里都是面向一九六九年之外的“福音”:“被爱的人、爱的人、可以不要爱的人都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都不是时间之中的个人,他们都在天国和地狱之外发现了幸福,因为:“幸福的人是幸福的。”

另一个,同一个

编号:S63·2170911·1412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5.00元亚马逊16.30元
ISBN:9787532771257
页数:187页

“语言的起源是非理性的,具有魔幻性质。丹麦人念出托尔、撒克逊人念出图诺尔时,并不知道它们代表雷神或者闪电之后的轰响。诗歌要回归那古老的魔幻。它没有定规,仿佛在暗中行走一样,既犹豫又大胆。诗歌是神秘的棋局,棋盘和棋子像是梦中一样变化不定,我即使死后也会魂牵梦萦。”在结集出版的书中间,《另一个同一个》是博尔赫斯偏爱的一本。《关于天赐的诗》(另一首)、《猜测的诗》、《玫瑰与弥尔顿》和《胡宁》都收在这个集子里。集子里还有他熟悉的事物:布宜诺斯艾利斯、对先辈的崇敬、日耳曼语言文化研究、流逝的时间和持久的本体之间的矛盾,以及发现构成我们的物质——时间——可以共有时感到的惊愕。


《另一个,同一个》: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遗忘

匕首同草稿和信件一起,躺在书桌的一个抽屉里,无休无止地做着它单纯的老虎梦,它一被掌握就兴奋起来,因为金属顿时有了生气,金属每接触到杀人者就有预感,匕首是人们为杀人者制造的。
——《匕首》

躺在书桌里的匕首已成为一件遗物,甚至已经锈迹斑斑,它沉默,它入睡,它做着自己的老虎梦,但是谁唤醒了它?打开了抽屉,一只手握住了它,手是人的手,具有温度的手,传递过来,于是冰冷的、生锈的、正在死去的匕首活了过来,它即将要做的一件事是:杀人。

恐怖气息弥漫开来,一幕带有死亡的谋杀正在上演,“它要杀戮,要制造突然的流血事件。”但是这只不过是匕首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它的使命,正是这种使命让它从历史进入到现实,不是中断,而是继续,而现实也早就为它空出了位置,无法逃避,必然而来。“它不仅仅是一件金属构造的物品;人们设计并制作了它,目的十分明确;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永恒的,匕首昨晚在塔夸伦博杀过一个人,以前杀过恺撒。”是的,那里曾发生过科拉莱斯和巴尔瓦纳拉好勇斗狠的人的事迹,巴勒莫的刀客穆拉尼亚,催命鬼伊韦拉都是高傲的刀客,他们用匕首作为武器杀死了敌人和兄弟,而在历史的探戈声里,这一种死亡传递出来,让匕首有了一种归宿感。

以前和昨晚都在时间的另一侧,当时间在现在这一侧重新打开,时间就是一体的。“要命的匕首和另一把匕首——/时间——把他们委诸泥淖,/那些死者今天仍活在探戈中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不幸的死亡。”以前的匕首,以前的探戈,以前的死亡,现在的匕首,现在的探戈,现在的死亡,“今天它蓦然单独冒了出来,/违抗了忘却,没有以前或将来”,旋律唤醒了时间,看上去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或正在变成现实。

匕首在博尔赫斯的抽屉里?匕首拿在博尔赫斯的手上?匕首被博尔赫斯写进诗歌里而复活?为什么博尔赫斯感到悲哀?“多么坚韧,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冷漠或者无辜的高傲,岁月白自流逝。”流血事件必然发生,是因为人们将它置于无休止的老虎梦而悲哀?还是用一只温热的手唤醒它而悲哀?博尔赫斯的悲哀其实在于时间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关键词是:永恒。时间可以永恒吗?存在于时间里的一切都会永恒吗?而对于永恒的悲哀更在于:什么是不永恒的?

《永恒(一)》和《永恒(二)》并列在诗集里,其实它们不是同题的系列,而是指向了时间的不同意义。英文Everness是《永恒(一)》的标题,博尔赫斯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Everness这个词是威尔金斯在17世纪创造的,意思是永恒,但比永恒更有力。他还创造了一个更为有力、更为可怕的词,从没有人用过,那就是Neverness,指的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物。”这是否定的永恒,是永不发生的事,在这首悲怆的十四行诗里,博尔赫斯说:“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样。那就是遗忘。”时间不被遗忘,它到底提供了什么?“上帝保全了金属,也保全渣滓,/在他未卜先知的记忆里/寄托着将来和逝去的月亮。”但是,当你的脸庞在镜中留下,并且今后还有留下,并非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它只是宇宙的记忆,只有一个艰巨的过道,当身后的门一扇扇相继关上,“只有在太阳西下的那一方,/你才能见到原型和耀光。”

“才能见到”当然是无奈的,它无法在时间里成为永恒的意象,所以只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一切的存在都是镜花水月。而在《永恒(二)》里,那个从德文Ewigkeit转变而来的词就是“永恒”,还是那句:“不存在的事物只有一件。那就是遗忘。”但是当一切归于腐土,还可以歌唱“苍白的灰烬”,还可以赞美一切,“我知道永恒中继续燃烧/我所丧失的许多珍贵东西:/锻炉、月亮和下午。”锻炉、月亮和下午都成为了丧失之物,和躺在抽屉里的匕首一样,但是当永恒出现,它就可以继续煅烧,继续活过来,继续拥有使命,在一种遗忘之后发现存在的真正意义。

永远不会发生事物,是永恒的否定状态,在永恒中歌唱灰烬,是永恒的肯定状态,它们构成了永恒的双面结构,一种是悲怆,一种是欣喜,一种是可怕,一种是希望,所以博尔赫斯在《致儿子》中对那个我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你的儿子,以后的儿子,亚当的儿子说:“永恒属于时间的范畴,/因此也是匆匆过客。”在这里,如果把永恒放在时间意义中,它其实被限定在一种封闭结构中,它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它只有死亡不会复活,它只发生一次不会重复,但是,“上帝慈悲地给了我们交替和遗忘”,便是在时间之外,剔除了那些匆匆过客,而在交替中发现一切存在的真正意义。

时间一定是封闭的,它的最直接表现便是构筑了历史,历史是一个不会重复发生的时间维度,那里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往,都会成为遗迹,都会成为故事。那里有“约克大教堂的一把剑”,死了很久却还握在凶残的手上,“我在他面前是影子下的影子。/我是瞬间,瞬间是尘埃,不是钻石,/唯有过去才是真实。”那里有一册写在《贝奥武甫》上的诗,探讨着灵魂不朽的特点,“它广阔而严谨的循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那里生活着一位十三世纪的诗人,他在渴望的镜子中捕捉到了黑夜关闭而白天打开的一切:“代达罗斯、迷宫、谜语、俄狄浦斯。”那里发生了著名的胡宁战役,那个名叫苏亚雷斯的上校“有过顶峰,有过狂喜,有过辉煌的下午,/以后的时间算得了什么。”那个叫《巴尔塔萨·格拉西安》的西班牙作家、耶稣会教士“只在记忆里/纠缠于迷宫、象征和双关语”。

教堂里的一把剑,写在书上的诗,一个十三世纪的诗人,一次从辉煌跌落到深渊的战役,它们都在历史里,变成了匆匆过客,这是时间的无情,它只留下和他们有关的记忆,甚至记忆都被湮没了。但是历史并不是逝去,公元四四九年的“一个撒克逊人”带来了语言的词汇,“随着时间的推移,/提升为莎士比亚的音乐:/夜、水火、色彩与金属、//饥渴、痛苦、梦想、战争、/死亡和人类的其他习性;在山林里,在开阔的平原上,/他的子孙创造了英格兰。”苏亚雷斯上校在胡宁战役中是胜利者,他的曾孙写下了关于他的诗句:“战斗是永恒的,不需要军队和军号的炫耀;/胡宁是两个在街角诅咒暴君的百姓,/或是一个瘦死狱中的无名的人。”而那名乌尔比纳的士兵,在梦境深处探究,他就是塞万提斯,他看见“吉诃德和桑丘已在那里漫游”;一八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弗朗西斯科·拉普里达博士遭到阿尔道手下高乔游击队杀害,在他临死之前,博尔赫斯为他打开了心灵之门:“我找到了缺失的字母,/上帝早就知道的完美形式。/我在今晚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意想不到的永恒的面庞。/循环即将完成。我等着那个时刻。”

尽管历史的命运就像拉普里达一样,被骑手、马鬃和马匹逼近,最后被坚硬的铁矛刺穿了胸膛,被锋利的刀子割断了喉咙,但是临死之前的所想,却成为延续时间的一种方式,他等待上帝带来完美形式的那个时刻,等待找到的缺失字母能编织永恒的面庞,一个博士即将死去,但是他所代表的知识、思想,却成为未来的希望:“我曾渴望做另一种人,/博览群书,数往知来,/如今即将死于非命,暴尸沼泽;/但是一种隐秘的欢乐使我感到无法解释的骄傲。”欢乐和骄傲是因为不被时间遗忘,是因为还有永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完成永恒吗,就要丢弃那些该遗忘的东西,《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中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回忆已经眼花缭乱,那里的英雄,那里的荣誉和失败,都变成了虚幻的东西,“我们白白地给了你浩瀚的海洋,/白白地给了你惠特曼见了惊异的太阳:/你消磨了岁月,岁月也消磨了你,/你至今没有写出诗。”而正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那首诗出现了,诗歌里的一切都是“最易塑造的时间形式”:巴西和乌拉圭的边境,马匹和拂晓,青铜的砝码和一卷《格勒蒂尔萨迦》,代数和火焰,在血液里奔腾的胡宁冲锋的激情,比巴尔扎克笔下人物更多的日子,忍冬花的芳香,情爱和情爱的前夜,无法忍受的怀念,埋在地底的宝藏般的梦,慷慨的机遇……

诗歌在开放,它超越了有限的时间,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于是所有人都不再是无用的仆人,他们都在写诗:伊曼纽尔·斯维登堡在“用枯燥的拉丁文/记下没有原因和时间的最后事物”,爱默生说:“我的名声传遍了大陆;/但我没有生活。我想成为另一个人。”惠特曼在歌唱:“我的生命几乎已经结束,但我的诗歌颂了/生命和生命的辉煌。”海涅看见了夜莺:“你的金色黄昏/和你歌唱的花朵挽留不了你。”而斯宾诺莎“超越了隐喻和神话,/打磨着坚硬的水晶:/上帝的全部星辰的无限图像”即使如爱伦·坡,也“反复从镜子的另一面/投身他错综复杂的使命,苦心孤诣地营造梦魇”。

他们是富有,闪耀着永恒的光芒,他们在时代中消失,却“有一朵不被遗忘”,那是弥尔顿笔下的玫瑰,不被遗忘是因为这朵玫瑰是“没有标志或符号的一朵”,它不属于历史,不属于传说,不属于唯一的时间,当它被去除了标志和符号,便是一种永恒。但是无论对于历史事件的改写也好,还是对于历史人物的想象也罢,博尔赫斯似乎还是站在历史的维度里,当他面对现实,面对自我,面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又该如何发现和构筑其中的永恒?

这是流进血液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如今你在我身体里,你是我朦胧的命运,/那些感觉至死才会消失。”这是让人恐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联系我们的不是爱而是恐惧;/也许正由于这原因,我才如此爱你。”这是只存在过去名字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名字里回响着号角、共和国、军马和早晨,/欢乐的胜利,军人的牺牲。”这是留给了我凋零的玫瑰、凌乱的街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如果说一切都有终结和规格,/都有最后一次的遗忘,/谁能告诉我们,在这幢房屋里,/我们无意中已经向谁告别?”这是一个把我遗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拂晓时我仿佛听见一阵喧嚣,/那是离去的人群;/他们曾经爱我,又忘了我;/空间、时间和博尔赫斯已把我抛弃。”甚至,我成为一个外地人,“它是一系列模糊的形象,/仿佛专为遗忘而设。”

被遗忘、被抛弃、被异化,那个亲切的、熟悉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像那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一样,抵达了永恒的否定状态?也因为这种可怕的否定状态让博尔赫斯发出了“我是谁”的疑问:“海洋是谁,我又是谁?/我将在末日后的那天得到解答。(《海洋》)”这个问题或者需要在历史的维度里具有了回声,《胡宁》是博尔赫斯的祖父战斗过的地方,当进入到那段历史,他找到了“同一血统、同一姓氏”,而发问的是:“有谁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模样,你是谁?”过去在无数镜子里,无数的镜子照出了自己的衰老,所以在面对自我时,关于命运,便成为一首挽歌:“他见过人们常见的事物:/死亡、笨拙的黎明、平原和迷人的星辰,/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姑娘的脸之外,/他什么或者几乎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不希望那张脸再记得他。/啊,博尔赫斯的命运,也许不比你的命运更奇特。”

博尔赫斯是我,博尔赫斯是谁?博尔赫斯是所有被遗忘、被抛弃的人,又是一样寻找意义的人,所以博尔赫斯在《致一位一八九九年的小诗人》中假想了一个现代主义诗人,而这个诗人就是自己,就是叫博尔赫斯的诗人,“我不知道你的愿望是否实现,/模糊的兄长,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但是我形单影只,我希望/你淡薄的影子从遗忘中重现。/让这些已经疲惫的单词/在即将逝去的黄昏中组合。”无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另一个,是同一个,无数的博尔赫斯是另一个,是同一个——他们一起唱出了《一九六六年写的颂歌》:“祖国不是个别的人物,而是我们全体。/让那些纯洁奇妙的火焰/在你我胸中燃烧不熄。”

时间会过去成为约克教堂里的一把剑,历史会湮没成为匆匆过客,现实会变异将诗人变成外地人,而所有一切的逝去和留下,死去和复活,抛弃和唤醒,都是关于永恒的两首歌,因为永远不会发生所以是一面镜子,因为无法遗忘而成为光荣的记忆,如梦如幻如水:

水啊,我恳求你。听了我
对你说的这番话语,请记住
在你怀里游泳的朋友博尔赫斯,
在我最终时刻不要背弃我的嘴唇。
——《第四元素的诗》

诗人

编号:S63·2170911·1411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34.00元亚马逊15.90元
ISBN:9787532770670
页数:154页

陶工手里的沙泥,密布着同时也是神祗的星辰的苍穹,曾经有过一头狮子从中坠落的月亮,轻轻移动着的敏锐指尖感觉到的大理石的平滑,惯常喜欢用洁白的牙齿猛然撕下的野猪肉的香味,一个腓尼基语的词语,一柄长矛投在黄色沙滩上的黑影,傍依大海或者亲近女人,甘醇胜于辣烈的浓酒……这一切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全都能够攫住整个心灵。《诗人》为博尔赫斯创作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歌代表作,也是他获得世界声名之后出版的作品,严格来说是诗歌与散文的集合,是集中体现博尔赫斯风格的作品。收录《诗人》、《梦中的老虎》、《关于一次对话的对话》、《趾甲》、《遮起来的镜子》、《鸟的命题》等50余首诗歌,本诗歌集还包括《博物馆》部分诗歌。


《诗人》:老虎永远都愿意是老虎

他们没再继续谈论下去,因为恰在那个时候有人喊了他们的名字。
——《死人的对话》

《面前的月亮》里的基罗加将军来了,罗萨斯也来了,那一首《基罗加将军驱车驶向死亡》却又从死亡中活过来了。1835年的阴谋其实并不只是一种死亡事件的发生,当阿根廷联邦派军阀基罗加将军带着随从去和首领罗萨斯会晤的时候,这个“平原之虎”其实杀了太多的人,甚至带着六个人头的残暴开启了死亡之间的对话。会晤的结果也许符合基罗加的预想,但是在返回途中他却在科尔多瓦遭遇伏击而身亡,据称是罗萨斯安排了暗杀。

当“人和马匹的赎罪幽灵”变得支离破碎,当“具有转印图画的显眼的美丽”变成了博尔赫斯笔下的死亡诗歌,为什么两个死人之间还有对话?罗萨斯说到了耐心,在联邦派争斗中他认为真正的英雄是“能让比我勇武的人为我卖命和送死”:“比方说吧,结果了您的性命的桑托斯·佩雷斯就是其中的一个。”罗萨斯似乎在还原那个阴谋的真相,1835年基罗加被伏击,就是被桑托斯·佩雷斯一刀解决,这在罗萨斯看来就是成功的秘密。但是当基罗加死于阴谋,他反而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胆怯,并希望被人忘记,“希能够换个模样,另有一番作为,因为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狂暴之徒。”而罗萨斯却认为,自己并不想变成另外什么人,“我却只想做我自己。”

一个是残暴的“平原之虎”,他希望自己被别人忘记而不再胆怯,一个是制造了死亡的阴谋论者,他不想变成别人只想做自己,他们都已经死去,他们的对话只是一种臆想,而其实,不想怎样和只想怎样,似乎都和死者无关,他们死了,必然地死了,无法改变地死了,但是“死亡的对话”意义何在?当死亡发生,当对话终结,其实有两种东西隐藏在他们身后,罗萨斯最后说的话是:“也许是我这个人注定不该死吧,不过,这种地方、这类讨论倒像是一场梦,做这梦的人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还没有出世的人。”死亡的对话是一场梦,是谁制造了这个幻梦?是一个1835年还没出生的人,当博尔赫斯把他们的对话记录在《诗人》里的时候,他就是“诗人”,他就是那个还没出世的人,他就是替死者对话的人,他就是制造梦境的人。

在作者之外,还有另一个人,“他们没再继续谈论下去,因为恰在那个时候有人喊了他们的名字。”喊了名字,对话终结,死亡再次发生,谁把他们推向了第二次死亡?叫他们名字的人一定是上帝,《基罗加将军驱车驶向死亡》中早就说过:“他死了,又站起来,成了不朽的幽灵,/向上帝指定他去的地狱报到”。于是,当1835年的谋杀变成死亡的对话,博尔赫斯和上帝才是他们背后真正的主宰,而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死亡,关于历史,关于自我,关于时间,关于诗人,便浮现出来。

上帝或者也是博尔赫斯看见的上帝,诗集的名字叫《诗人》,原文题目是“El hacedor”,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制造者”“创造者”,特别用于指称上帝,即“造物主”。但是博尔赫斯在一篇访谈中提到,这个词是从英语“maker”中翻译过来的,在他看来,这个英文词语在12世纪的时候,苏格兰方言里意谓“诗人”,由于hacedor的含义更贴近英语而离开了西班牙语,所以博尔赫斯说:“我是一个hacedor……一个诗人和一个作家,仅此而已。对我来说,任何别的称谓均属溢美。”他把自己叫做诗人和作家,是一个创造者和制造者,也是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在这个诗人和上帝合一的语境中,当那一幕死亡对话发生的时候,就是博尔赫斯喊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终止讨论真正走向了死亡。

但是死亡到底是什么?博尔赫斯在叫出他们名字的时候,也在探寻他们应该有的意义。死亡是一种不断重演的故事?十九世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一个高乔人被另外高乔人所杀,在他倒下去的时候看见了养子,“怎么,是你!”的责备和惊异只不过在让死亡变成了一种旧案的重演:凯撒被刺杀时也有过这样的故事,而博尔赫斯说:“莎士比亚和克维多均曾引录这一悲怆的呼叫。”死亡是一种消逝的见证?胡宁战役发生之后,那些士兵倒下了,那有关海伦的情爱故事消失了,而博尔赫斯的疑问是:“等到我死的时候,什么东西会伴我而去、世界又会失掉哪些牵动人心或一时应景的礼仪?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声音、一匹红马留在塞拉诺及查尔卡斯荒郊上的英姿,还是放在桃花心木写字台抽屉里的一块硫磺?”死亡是一种被记忆扭曲的变异?它带走了那些和生者有关的东西,即使另外的生者想起来,一切也都发生了变异,“不知为什么十字架、套索和箭头,这些如今都已降格或升级成了标志的人类古老器具竟会让我惊异。”

不管是一次重演,一种见证,一些变异,死亡总是在时间里发生的事件,它和历史有关。它是穆拉尼亚屠刀下的“灰暗的傍晚”,它是“一八九几年的一个阴影”,它是被时光抹去的“大理石的光彩”,即使博尔赫斯的祖父最后卷入叛乱而重伤致死,“他一生中有过许许多多的瞬间,/惟愿这悲壮的时刻永沐光芒。”即使博尔赫斯家族的那些先人为了使命而立下战功,“他们全都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时光、大地和忘海的组成部分。”死亡无法避免也写在那些“博物馆”的集子里,马格里布人阿尔莫塔辛诗集的《四行诗》说:“有些人死了,不过事情已经成为了过去,/(无人不知)那个季节对死亡最为合宜。/我是耶古卜·阿尔曼苏尔的子民,/也会像玫瑰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难免一死?”胡利奥·普拉特罗·阿埃多在《铭文》中感叹:“我的藏书(就在我的眼前)当中,/有的我已经不会再去触摸。/今年夏天我就将年届五旬,/死亡正在不停地将我消磨。”

他们在感叹和思考死亡,最后他们也走向了死亡。他们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当死亡变成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被一种物理时间带走了,但是当死亡留下了对话,留下了诗歌留下了博物馆的卷帙,是不是也留下了作者,留下了他们的告别,“道别就是否定永久分离,也就是说:今天咱们权且分手,可是明天还会再见。人们发明了道别,因为,尽管知道人生无常转瞬百年,但却总是相信不会死去。”《德莉娅·埃莱娜·圣·马尔科》中我和德莉娅在街上告别,然后走向了各自属于自己的方向,从此以后没有再见面,而一年之后德莉娅与世长辞了。对此,博尔赫斯认为,这只是告别,而不是死亡,人们在告别中只说再见,是因为希望在明天又回来,而“死者”德莉娅也说:“咱们会有机会(在哪条河边?)继续这场迷离的谈话的,而且还会相互提出这个问题:咱们曾经就是一座消失在漫漫荒原的城市中的博尔赫斯和德莉娅吗?”

博尔赫斯和德莉娅,在文本里,在作者笔下,他们道别他们再见,不是和历史一样的死亡,于是诗人和上帝不再叫他们的名字,而是和他们一起寻找物理时间制造的死亡之外的象征。诗人的世界里有什么,一开始总是那些沉湎于追忆往事带来的快慰,似乎转瞬即逝的生命还生动活泼,“他知道什么是惊恐,也曾愤怒和无畏,有一次竟然最先攀上敌营的壁垒。他曾浪迹异乡的土地,并见过大洋此岸或彼岸人们聚居的城镇及其宫阙,贪婪、好奇、身至心随,唯一的信条就是及时享受,过后不再思念。在熙来攘往的市廛或者完全可能会有神怪出没的崇山峻岭脚下,他曾经听到过种种离奇的传说故事而且全都相信,并不探究是真是假。”但是这一切的美好事物湮没在时间里,它们也成为死亡之一,而诗人也成为了瞎子,“—切全都迷离恍惚”,如死亡一般降临。但是在诗人失去光明的时候,却还有回忆,却还有父亲给他的一把青铜匕首,却还有一个女人,所以最后他惊异地发现了其中的道理:“在他如今正要步入的肉眼的长夜里面,等待着他的同样也是爱情和风险,亦即阿喘斯和阿佛洛狄忒,因为他已经朦胧地感觉到了(因为身陷包围之中)荣耀和赞颂的喧声,那捍卫神灵无力拯救的庙堂的人们和在大海中寻找心爱岛屿的黑色舟楫的喧声,也就是他命中注定要讴歌并使之在人类的记忆空谷中回响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喧声。”

这是诗人之存在的一种意义,在博尔赫斯看来,这就是“诗艺”的可能,“将死亡当作是平常的熟睡酣眠,/将黄昏看成为赤金的微光幽辉,/这就是诗,虽然不朽但却清贫。/诗像曙光和晚霞一样去而复回。”诗把死亡当成是睡眠,把黄昏看成是微光,诗可能消失但一定会回来,而在“去而复回”的过程中,诗完成的是一种超越,它不再是语言,不再是意境,而是象征,像一面镜子,“在那日暮的时分,有时候镜子里/会出现一个注视着我们的面孔;/艺术本就应该如同是那面镜子,/我们展示出我们自己的面容。”镜子里有我们的面容,我们的面容被别人在镜子里注视,镜子的意象其实在博尔赫斯世界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意义:诗歌和艺术照见了我们的现实,我们便用诗歌艺术编织现实之外的想象,它们是曙光和晚霞,它们是微光幽辉,它们是熟睡酣眠,但是镜子在被注视的时候,却一定还会带来现实之外变异的恐惧。

“上帝创造了梦魇连绵的夜晚/也创造出了镜子的种种形体,/只为让人自认为是映像幻影,/也正是因此,我们才时刻惊悸。(《镜子》)”另一个作者即上帝出现了,他是梦魇的制造者,他是恐惧的创造者,他时刻呼喊着每个人的名字,而且让死去的每个人都听见——就像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面容,“我扪心自问:这对镜子的恐惧/究竟来自命运中的哪个渊源?”那一个“遮起来的镜子”故事似乎在解答这个问题,我从小就感受现实被神秘地再现而带来的恐惧,但是却痴迷于这种恐惧,甚至向上帝祈求梦见镜子,一方面是被神秘的世界所诱惑,另一方面却又害怕镜子里的自己会失真会走形。又一次认识了一位性情抑郁的姑娘,“她是联邦分子的孙女和重孙女,我是集权主义者的嫡传。对我们来说,融在血液里的先人的纷争倒成了一种联系、一种对祖国更为深刻的认同。”这种认同并没有使我们相爱或“假装相爱”——因为她怕爱,而有一次她疯了,她把卧室里全部的镜子遮掩起来,“因为镜子里映出的是我而不是她,于是她浑身战栗,不是沉默不语就是说我像鬼似的缠着她。”

镜子神秘地再现,镜子制造了恐惧,不是因为它真实映照自己,而是变形失真,而忧郁的女孩,发疯的女孩,怕爱的女孩,其实提供了那个注视者的视野,或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注释,才使得镜子如上帝一样成为梦魇的制造者、恐惧的创造者,而那些作者带来的象征之物也和镜子一样,成为一种虚幻,一种梦境。博尔赫斯带来了太多的象征之物,那里有鸟,到底闭上眼睛的时候为鸟数数,是可以数清才证明上帝存在还是数不清证明上帝不存在?最后的结局是:“我看到的鸟数在十和一之间,但不是九、八、七、六、五等等。具体的数目说不清楚,因此,有上帝存在。”那里有黄玫瑰,当一个女人把黄玫瑰插入杯中,她吟咏的诗句是一种美好的现实还是厌弃的想象?“房间角落里那金碧辉煌的厚重卷帙并非(像他出于虚荣而梦想的那样)尘世的镜子,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件赘物而已。”那里有宫殿,那个用一句诗包容了整个宫殿以及全部细节的诗人,为什么最后被国王杀死?因为国王说:“你掠走了我的宫殿。”

当然,还有老虎,梦中的老虎,博尔赫斯说,从小就狂热地崇拜老虎,它进入到自己的梦中,所以时常会想:“这是梦,纯粹的意念产物,既然我无所不能,那就去造出一只老虎。”梦中博尔赫斯是作者,是上帝,是创造者,但是当被命名的时候,老虎却又变得丑陋不堪:“有时形体难看,有时个头太小,有时转瞬即逝,有时像狗,有时像鸟。”梦和老虎,其实构筑了两种象征,就像闭上眼睛数数的鸟,就像吟咏诗句里的黄玫瑰,就像写在诗里的宫殿,一种虚幻之物覆盖了现实之物,便是变形便是失真,便是一种死亡。所以博尔赫斯要构筑另一种老虎,“星辰的轮转并非永恒无限,/老虎的形象注定反复再现,/然而,我们,忽视了巧合与偶然,/总是觉得被逐于空乏的时光,/会有任何事情让人感到新鲜。”

反复出现的老虎,需要制造伪装,需要重新命名,一只老虎是“威猛、天真、血腥而又年轻”的老虎,“它肆无忌惮地残杀着野牛的种群”;而第二种老虎是“象征符号组成的虚影幻象”,是“一系列文学比喻的串联和拼接、/百科辞书里综合描摹出来的图像”;而在这两种老虎之外,需要第三种老虎,“也是我梦中的影像,/是用人类语汇描画出来的图形,/不是冲出神话王国的血肉躯体/奔行在实实在在的坚实土地之上。”这一只在夜幕下寻找的老虎到底是什么?它是影像却是人类绘画出来的图形,是象征却必须进入诗歌的世界,实际上,另一种老虎是另一个自己。

镜子和梦,死亡和象征,它是它又不是,就像有个死前和死后遇到上帝的人说:“我徒然地做过了许多人,现今只想成为一个人,就是我自己。”而上帝对他的回答是:“我也不是我自己。我的莎士比亚啊,像你梦见过自己的作品一样,我也梦见过世界,既是许多人又谁都不是的你就在我的梦影之中。”那个人是莎士比亚,是作者,是梦的制造者,是镜子里可能失真的人,当上帝都说我不是自己,认识你自己就变成了一只老虎的真正使命。《博尔赫斯和我》在一起,我和博尔赫斯有同样的嗜好:喜欢沙漏、地图、十八世纪的印刷术、词语的来源、咖啡離的香味和斯蒂文森的散文,但是两个人又不同,“我活着,竟然还活着,只是为了让博尔赫斯能够致力于他的文学,而那文学又反证了我活着的意义。”

我是我,另一个是博尔赫斯,不是不共戴天,是互文和共存,而这一切的意义是“将自己的一切全都转赠给了他”,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万物保持着自己的心态:“石头永远都愿意是石头,老虎永远都愿意是老虎。”石头是石头,老虎是老虎,是一种返回,是一种证明,就像死亡去而复返,就像镜子神秘而多变,就像梦境虚幻而真实,就像历史湮没而存在,就像诗歌,清贫而不朽,“永远都是那同一个/日常的赫拉克利特的晶体,不变/又有变,就像那奔腾不息的大河。(《诗艺》)”

所以在创造者的世界里,我是作者,我是上帝,我是死者,我是博尔赫斯,我是我,一切都在变形、虚幻、遗忘、质问、悖理中成为同一个人:“有一个人立意要描绘世界。随着岁月流转,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港湾、船舶、岛屿、鱼虾、房舍、器具、星辰、马匹和男女。临终之前不久,他发现自己耐心勾勒出来的纵横线条竟然汇合成了自己的模样。”

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

编号:S63·2170911·1410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10元
ISBN:9787532773053
页数:80页

一九〇五年前后,赫尔曼·巴尔断定说: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的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博尔赫斯多次说过诗歌是神灵突然的赐予,思想是心理活动;他认为魏尔兰是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代表,爱默生是理智诗人的典范。如今他认为凡是作品值得重读几遍的诗人都具备抒情和理智两种因素。《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收录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两部诗集《面前的月亮》和《圣马丁札记》,是他步入文坛最初的尝试,诗集主要描绘作家的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它“有粉红色店面的街道”,它的南区、北区以及“郊区的地平线”,更记录曾经生活在这里的祖辈父辈,还有寄托在这里的情感。


《面前的月亮·圣马丁札记》: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我是城里人,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
城市、地区和街道是我活动的圈子:
下午传来远处的电车声
增添了我的忧伤。
——《我们离开了甜蜜的地方》

自右至左,从博尔赫斯的“时间匣子”里抽出第二本,一种复古的阅读方式在继续:当《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变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秘》,当面前的“你”变成“面前的月亮”,那个从1923年归来之后进入的城市、进入的时间到底会以何种方式呈现在博尔赫斯的诗歌世界里?

归来似乎并没与带来一种真正的融入感,那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亲切的,却也是陌生的,甚至在1969年重新写的序言里,博尔赫斯还是像被隔离在城市之外,“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里提到的城市一直怀有亲切之感,这个集子里的城市却有些张扬和公开。”是城市不同,还是时间的坐标不同,或者1923年那个怯弱的人已经变了?“我常常忘记自己是阿根廷人,也想多一些阿根廷特色。我冒险买了一两部阿根廷方言词典,从中学到了一些今天连自己几乎都不懂的词”,那些词是陌生的符号,在词典构筑通道里,曾经的亲切又去了哪里?或者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早就不是曾经回来的终点?

“我们离开了甜蜜的地方”,离开的地方是甜蜜的,那么到达的地方则是心酸的,甚至是隔阂的,这是祖父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对这里的水火风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军人和庄园主,他们“以明天的希望哺育心胸”,“有一个曾同西班牙佬打仗,/另一个在巴拉圭冲锋陷阵;/他们都久经风雨世面,/征战对于他们只是顺从的女人。”这是一种时间的宏大叙事,它是档案,是历史,甚至是英雄主义的颂歌,而在只留下一块墓碑的家族叙事体系里,接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不是就是重复战斗的历史?就是再次书写英雄的颂歌?

而对历史,何尝不是另一种隔阂?博尔赫斯寻找历史的点滴,发现这个城市内藏的时间密码,而在这个隐秘的故事里,并不都是“明天的希望”,并不都是带来征战的胜利。“他们”驰骋在历史的内部,“他们的白天像空中旋舞的套索那么贪婪。/他们的夜晚是刀剑愤怒的间歇,随时准备攻击。”他们侈谈人性,侈谈祖国,他们的马车马车辚辚,“阴影幢幢的庞然大物带有葬礼的不祥”,四匹蒙着眼罩的马、六个胆战心惊的人,一个不眠的硬汉,最后都变成了一种黑色的死亡,“驱车驶向死亡,多么悲壮的情景!”这一幕发生在1835年,有着“平原之虎”之称的鸡,基罗加将军同联邦首领罗萨斯会晤,之后在会途中遭到伏击身亡,罗萨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其实是罗萨斯安排了这次暗杀——当基罗加将军带着那六个丢了脑袋的人进入黑暗,险恶狠毒的科尔瓦多匪帮头领就曾自傲地想:“岂能奈何我的灵魂?/我扎根在这里的生活,坚如磐石,/如打进草原土地里的木桩。”而其实,他驱车驶向的是死亡,是阴谋之下的黑暗世界,“他死了,又站起来,成了不朽的幽灵,/向上帝指定他去的地狱报到,/人和马匹的赎罪幽魂,/支离破碎、鲜血淋漓地随他同行。”

1835年已远,阴谋和死亡已远,诗歌宛如一部小说,博尔赫斯说这首诗“具有转印图画的显眼的美丽”,那是黑暗的死亡独具的美丽?侈谈人性、侈谈祖国的“他们”成为历史的主角,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底经历了怎样的阵痛?而在这个重新归来的城市里,博尔赫斯感觉到的是与“他们”的错位,他们侈谈人性,而“我的人性在于感到我们都是同一贫乏的声音”;侈谈祖国,而“我的祖国是吉他的搏动、几帧照片和一把旧剑”,“他们”和我,如何在一种历时的祖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一样是迷惘,一样是矛盾,“时间将我消耗。/我比自己的影子更寂静,穿过纷纷扰扰的贪婪。/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的、明天的骄子。/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我款款而行,有如来自远方而不存到达希望的人。(《宁静的自得》)”

我的名字微不足道,所以是无名者,我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所以是无知者,甚至我的一生也注定无聊,“到过许多地方;见过一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我爱过一个高傲白皙的姑娘,/她具有西班牙的恬静。/我见过辽阔的郊野,/那里的夕照无比辉煌。/我玩味过许多词句。/我深信那就是一切,深信不会再看到/或做什么新的事情。/我相信我的日日夜夜同上帝和所有的人/一般贫乏和充实。(《我的一生》)”其实,“他们”的对面是“我们”,其实历史的对面是现在,正如1969年的序言里引用赫尔曼·巴尔的那句话“具有现代性是唯一的责任”——“二十多年后,我自己也承担起这个完全多余的责任。具有现代性就是具有当代性,和时代共脉搏、同呼吸;事实上我们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所以一方面是我的名字微不足道,但是却可以“再次看到”天际寥廓的平原、杂草和铁丝凌乱的荒地、像昨晚新月那么明亮的店面、街角的长条石和树木掩映的庭院,一方面对那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可以“用诗歌纪念围绕我的城市/和散漫的郊区”——“别人随波逐流的时候,我作惊人之语,/面对平淡的篇章,我发出炽烈的声音。/我赞扬歌唱我家族和我梦中的先辈。”我的一生可能不会做什么新鲜事,但是一样可以找到力量,“孤独的街道,你将把别人的永生给我。/你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影子。/你像剑刺似的直穿我的夜晚。”(《为西区一条街道而作》)”所以有些东西活着,继续活着,永远活着,“苦难和顽强的潘帕斯草原已经不存在,/我不知你是否死去。我知道你活在我心中。(《致郊区地平线》)”时间已远,但是在当代性的体验中,在“我们”的世界里,我只需要属于自己的历史

海洋像盲人那么孤独。
海洋是我无法破译的古老语言。
深处,黎明只是一堵刷白的土墙。
远处,升起光亮,仿佛一团烟雾。
在无数岁月面前,
海洋像凿不透的岩石。
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航行日》

历史死去,是阴谋之死,是暴力之死,是权力之死,但是离开历史,用“一个下午和村落”来看见现时,并非是一种逃避,写在圣马丁牌练习簿上的九首诗歌便成为博尔赫斯审视历史,审视死亡,审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另一重维度,“我多次说过诗歌是神灵突然的赐予,思想是心理活动;我认为魏尔兰是纯粹的抒情诗人的代表,爱默生是理智诗人的典范。如今我认为凡是作品值得重读几遍的诗人都具备抒情和理智两种因素。”依然是一九六九年的序言,博尔赫斯明显要在抒情和理智相结合的诗歌世界里探寻一个城市的生死。

从生而死,向死而生,这并不是时间的轮回,而是一种超越,甚至是颠覆——生其实是重生。死亡似乎是静态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中,这个城市的死亡展现在两处墓地里,一处是恰卡里塔墓地,其中埋葬的多是1871年黄热病流行时的死者,该年六个月内死了13614人,“人的死亡像诞生那么肮脏,/死的圈套不断扩大你的埋葬地,/你替灵魂的大杂院和骸骨的地下部队招募,/它们仿佛沉到海底似的/坠人你漆黑夜晚的深处。”死亡以一种复数的方式呈现,而当博尔赫斯来到墓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另一种意义,“死亡是活过的生命,/生命是迫近的死亡;/生命不是什么别的,/而是闪亮的死亡。”另一处则是拉雷科莱塔,那里的正面是轩昂的门廊,那里举行过军人葬礼,那里还留存着罗萨斯执行枪决的大墙,在这个死亡之地,“这里的死亡具有尊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死亡在这里显得端庄”,它是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和恰卡里塔的墓碑形成对比的是这里的鲜花,“它们潇洒而沉静的存在/正是陪伴死者的最好事物”。

两处墓地,两种状态,两段历史,但是对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说,绝不仅仅是这两段历史呈现的死亡,它带给博尔赫斯的是一种神秘——不是神话,而是神秘,“因为‘神话’使人联想起庞大的大理石神像。”神像脱离当代性,神像制造的是虚幻和崇拜,而在神秘世界里,布宜诺斯艾利斯有着曾经到达的船只,有着发生过的屠杀,险恶的水流、斑驳的小船和纠结而成的小岛,组成了一种颠沛的命运,这是它的过往,它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坐标,但是这个历史的坐标却要延伸到现在,延伸到博尔赫斯的世界里,粉红色门脸的杂货铺、传出的萨沃里多探戈舞曲、像玫瑰似的熏香,“街道相依的街区依然存在于我那个市区:/危地马拉、塞拉诺、巴拉圭、古鲁恰加围成一圈。”所以从抵达的船只为历史的开端,像一条河会流到现在,而这便构成了一种永恒:“我不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过开端:/我认为她像水和空气一样永恒。”

不相信开端,其实不相信被书写的历史,不相信时间的静止状态,所以在神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没有了大理石像的神话中,在取消了历史开端的静态时间里,死亡具有了当下性,“拱门的哀歌”编织的是巴勒莫的回忆,而穿过这首哀歌可以寻找回忆,并沿着回忆抵达当下,“墙内探出头来的那株无花果树/和我的心情吻合,/街角的粉红色/比云彩的颜色更讨我欢喜。”那一片花园里有最高的棕榈树、麻雀的大杂院、欣欣向荣的黑葡萄蔓、红漆的风车、屋基的圆形地下室盘据街角的杂货铺,这个同样神秘的温馨世界,“博得人们的艳羡”;北区的爱情已经消逝,大理石的小阳台不见,连“五道口天上的星星不是当年模样”,而“那份殷勤友好的情意,/我正在表白的隐秘的忠诚”……

而一切的记忆,一切的神秘,都是为了在重生之路上找寻到可标记的东西,博尔赫斯自然从家族的历史中发现当下可延续的故事,在以博尔赫斯的外祖父伊西多罗·阿塞韦多为题的诗歌中,他感觉自己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历史或者只是地名和日期,甚至是墓碑上的时间和姓名,那个发生在一九〇五年的战斗故事也可能是“语言的欺骗”写就的传说:“当年他披上军装,/为的就是那次幻想的爱国行动,/要求的是信仰,不是一时冲动;/他纠集了一支布宜诺斯艾利斯军队,/为的就是让自己阵亡。”无论是何种传说,刻在历史里的关键词是牺牲,是祖国,所以当历史变成远离现实的存在,对于博尔赫斯来说,却用一种承续的方式唤醒了生命意义:“我当时很小,不明白死的意思,我没有死的概念;/我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寻找了他多天。”

“可能博得我外祖父一笑”,一首诗当然不是为了讨好,因为在死亡面前,是一个我,而且是在“寻找”的我,所以历史没有被割断,记忆没有变成虚构,一种死亡的发生是为了给现实一个背景,而在现实里,需要触摸“后死亡时代”那一种神秘意义?死亡带走的是心爱的书籍,是一把钥匙,是“同别人相处的习惯”,甚至是生者必有的特权,当守灵在他的最后一夜,不再是小时候“在不点灯的房间里寻找了他多天”,而是在死亡的背面看见其超越现实的真正意义:“他在与他无关的鲜花覆盖下面,/他身后的殷勤将多给我们一个记忆,/南区一条条缓缓走过的街道,/回家路上悄悄拂面的微风,/以及让我们解脱最大悲哀的夜晚:/现实的繁琐。”

找寻死者的遗迹而进入现实是一种方式,背离现实的繁琐而走向死亡,是另一种方式,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建立了生与死之间的关系,都是阐述了时间之存在的意义:它是启示,是审视,是探寻,是进入之后的返回,是归来之后的前行:1928年,朋友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自杀,死亡变成了一种自我的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阐释生命的意义,都是为了有“每天下午都是一个港口”:

如果情况属实,时间许可,
我们将保留一点永恒的痕迹,世界的余味,
那么你的死亡就无足轻重,
正如你一向在其中等待我们的诗句,
那时它们唤起的友情
不至于亵渎你的黑暗。
——《致弗朗西斯科·洛佩斯·梅里诺》

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

编号:S63·2170911·1409
作者:【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6年08月第1版
定价:26.00元亚马逊12.40元
ISBN:9787532770663
页数:75页

“同一九六九年的年轻人一样,一九二三年的青年也是怯懦的。他们害怕显露出内心的贫乏,于是也像今天的人们似的想用天真的豪言壮语来进行掩饰。”1923年,博尔赫斯正式出版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作为他的第一部诗集,“怯懦”并非是1923年博尔赫斯作为一个诗人唯一的表情,它其实是以一种自由、平易、清新、澄澈的风格开创了博尔赫斯的诗风,“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这本诗集以其朦朦胧胧地表现了的和通过某种形式预示着的内容而得到恩里克·迪埃斯一卡内多和阿方索·雷耶斯的慨然称许。”内收录《街道》、《拉雷科莱塔》、《南城陌生的街道》、《圣马丁广场》等33首诗。


《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已经融入了我的心底

失去了记忆也失去了希望,
没有了局限,神秘莫测,几乎成了未来的偶像,
死者不只是一个死了的人,而是死亡。
——《为所有的死者感到的愧疚》

《博尔赫斯全集》第二辑,12册诗集安放在小小的书盒里,书盒放在关闭着的书橱里,它们是静止的,无声的,但是灰尘覆盖不上去——从2017年购置到现在,时间过去了一年半,它们静立的姿态让我想到某种永恒,仿佛在未阅读之前就决定了收藏,所以在塑封的包装里,在不打开的扰动中,所有的诗歌都沉睡在时间里。

但总有一天需要打开,需要重新融入一个阅读的人,从2017年9月到2019年5月,时间对于它的注解就像在《晨曦》这首诗里所说:“恰在这个时候,一只小鸟打破了沉寂,/而那残败的夜色/只留在了瞎子的眼底心间。”瞎子的眼底心间仿佛是对于过去的注解,闭目而不看见,是把时光留在了怀念的地方,1914年,正是因为博尔赫斯的父亲患上眼疾而几乎失眠,所以老博尔赫斯选择了退休,全家选择远赴欧洲,眼底心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便成为一个固定的意象,而在欧洲的博尔赫斯遍游了英国、法国,定居在瑞士日内瓦,都德、左拉、莫泊桑、雨果、福楼拜,读托马斯·卡莱尔、切斯特曼、斯蒂文森、吉卜林、托马斯·德·昆西,读爱伦·坡、沃尔特·惠特曼,读海涅、梅林克、叔本华、尼采……都进入到了他的阅读世界,那扇门被打开,于是,“一只小鸟到了沉寂”,甚而至于在移居西班牙期间,博尔赫斯和极端主义青年作家交往,创办文学期刊,创作了诗歌和小说。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欧洲,一种视野的扩展是为了看见更多的东西,但那仅仅是游历,仅仅是经过,当1923年博尔赫斯再次回到阿根廷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其实发生了改变,而在这其中决定这一切变化的也许就是时间。如诗集一样,它在时间制造的行为艺术中触摸了记忆,看见了希望,发现了过往,又进入了未来:12册诗集在时间匣子里,从1923年的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到1985年的最后一部诗集《密谋》,自右至左整齐排列着——当从最右处抽出第一部诗集,按照时间的序列打开,是不是有一种中国式的翻阅体验?

最右侧的诗集,最右侧的时间,最右侧的记忆,其实就是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已经融入了我的心底。”回来而再次踏入这片土地,似乎街道还在,似乎花园还在,似乎广场还在,但一定不是曾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拉开了距离,时间储存了空无,而时间其实也是唤醒了记忆,那里是孤独者的乐土,那里有万千豪杰繁衍生息,那里是壮美的存在,经过圣马丁广场,坐在宁适的长凳之上,看见满目的晚景,“港湾憧憬这远处的波涛”,在这平等待人的广场上,博尔赫斯感受到了“如死亡似梦境”的存在。博尔赫斯在“南城”发现了诗情:“呼吸素馨与忍冬的芳菲,/感受睡鸟的沉寂、/门廊的肃穆、湿气的蒸腾,/——这一切,也许,就是诗情。”在“一处庭院”里,感受的是温情,“永恒/沉静地潜伏于密布的繁星。/黑暗笼罩着门廊、葡萄架和蓄水池,/真是乐事啊,得享这份温情。”在“近郊”,即使一个人,也收获了一份柔情:“所有这些地方/全都洋溢着柔情万端,/而我却只身一人,与影相伴。”

温情、诗情和柔情,其实都是一种记忆带来的美好,而这种记忆仿佛经过岁月的洗礼,成为一种想象中的存在,甚至融入了心底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让他满怀豪情,“向西、向北、向南,/街巷——祖国也一样——展延羽翼,/但愿它们能够扎根于我的诗行,/就像飘扬的战旗。(《街道》)”战斗的呼喊,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但是为什么博尔赫斯会走向更远的存在?当他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别称“贝纳雷斯”命名这个城市,那些过往的历史,那些战斗的故事,那个“这众神聚居的城市”其实还是回到了它的现在,“(于是,我想到:/就在我玩味似是而非的意象的时候,/我所讴歌的城市/继续矗立在尘世为它设定的地方,/高低起伏错落有致,/民居层叠好似梦境仙乡,/有医院、有兵营、/有徐缓的林荫大道,/有唇烂齿冷的/穷汉游荡。)”

这是放在括号里的贝纳雷斯,这是另一个想象的城市,这是被重新命名的故乡,于是,那间肉铺带来的是一种“羞辱”,它甚至比妓院还不堪;于是,从“黄昏时分的田野”能看到未愈的伤口,夜幕抹去的是镜面上的光晕;于是,在街头漫步的时候,所有的存在都是因为一个人的凝注,否则,“它将荡然无存”;当然,还有死亡,陌生的街道就像耶稣受难处的“骷髅地”:“人的生命在燃烧,/好比是各不相同的蜡炬,/我们向前跨出的每一步/都是在髑髅地里驰驱。”

死亡已经发生,死亡正在降临,当“死者不只是一个死了的人”的时候,死者就是死亡,是城市的死亡,是时间的死亡,而那些温情、诗情和柔情,是不是也是死亡的一种状态?“我们常常错将那恬静当成死亡,/以为在渴望自己的终结,/实际上却是向往甜梦与木然。”是的,博尔赫斯的回来其实看见了更多被时间带走的东西,所以他要“为所有的死者感到愧疚”,一个人曾经对街巷寄予希望,“甚至连我们正在想着的事情他也曾经想过”,但是当有人闯进了时间,“我们像一群盗贼,/瓜分了昼与夜的宝藏。”所以他要写下“适用于任何人的墓志铭”,盲目祈求长生不老的人死了,但是生命却融入了别人的世界,“其实你就是/没有赶上你的时代的人们的镜子和副本,/别人将是(而且正是)你在人世的永生。”

为死者感到愧疚,写好了任何人的墓志铭,在向死的维度里,博尔赫斯书写了另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这绝不是悲观,而是为重新打开它激情的世界做好准备。从欧洲回来,其实在博尔赫斯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踌躇满志的战斗之路,战旗飘扬起来,号角开始吹响;而另一种则是在审视这个城市的历史中寻找未来之路,看起来都是指向明天,但是战斗的激情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梦想,它其实是返回到历史的虚无之中,所以真正指向未来的路是从过去出发,从现在出发,扎根在其中,收拾起遗落的那部分,思考被埋没的历史,寻找最适宜的道路,“原以为这座城市是我的过去,/其实是我的未来、我的现时;/在欧洲度过的岁月均属虚幻,/我一直(包括将来)都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里。(《城郊》)”

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思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北部的墓园里,埋葬着博尔赫斯的祖先,他在这时间通道里感受到了死亡,也思考自我的意义:

时间和空间本是生命的形体、
灵魂的神奇凭依,
灵魂一旦消散,
空间、时间和死亡也随之销匿,
就像阳光消失的时候,
夜幕就会渐渐地把镜子里的影像隐蔽。
给人以恬适的树荫,
轻摇着小鸟栖息的枝头的徐风,
消散之后融入别的灵魂的灵魂,
但愿这一切只是
总有一天不再是不可理解的奇迹的奇迹,
尽管一想到它注定会周而复始
我们的日子就会充满惊恐疑惧。
在拉雷科莱塔那个我的骨灰将要寄存的地方,
正是这样一些念头萦绕在我的心际
——《拉雷科莱塔》

更进一步,则是在博尔赫斯外祖父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的墓志铭中读出了关于民族、关于祖国、关于独立的意义:他曾勇贯安第斯的山峦,他曾同险峰和大军作战,他曾在胡宁的原野之上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他曾让西班牙人的鲜血染红了秘鲁的矛尖,他曾“用冲锋号角般的铿锵文字/写出了自己的功勋汇编”,所以,在这个英雄身上,博尔赫斯读出了家族之外的历史,“他选择了光荣的流亡。/他如今只剩下一抔尘土和些许美谈。”而自己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也是一种流亡?“流亡的岁月终于结束,/我回到了童年时代的家里,/一切还都显得生疏。(《归来》)”所以在归来的复杂感情了,博尔赫斯其实在寻找一种根,这种根不是一种对西方构想的彻底排斥,当重温了叔本华和贝克莱奇特至极的推理后,博尔赫斯说:“世界不过是/思维的运作、/心灵的梦境,/没有根基、没有目的、没有形体。”这种根也不是对历史的英雄主义盲目崇拜,那个罗萨斯不是拿着匕首掀起了一次革命?但是最后和芸芸众生一样,只有虚名和沉寂,“上帝可能已经将他遗忘,/用残存的仇恨/延缓他的最后泯灭,/与其说是羞辱,不如说是怜悯。(《罗萨斯》”一个拿着匕首的暴君,只不过在历史“修正的狂热”中找到了事实真相,“他那远播的恶名/曾经意味着百姓的灾殃、/高乔的膜拜偶像、/刀砍脖子的惊慌。”英雄在一把匕首中发出了光芒,也在这把匕首中成为仇恨的代名词,博尔赫斯不无讥讽地说:“为罗萨斯或者手头别的什么暴君进行辩白。显而易见,我至今仍是个野蛮的集权论者。”

所以死亡是过去,但并不是消失,死亡提供的是对于现实的经验,提供的是对于未来的思考,在过去、现时和未来中,一定有一种东西具有恒久的意义,“真正的原因/是对时光之谜的/普遍而朦胧的怀疑,/是面对一个奇迹的惊异:/尽管意外层出不穷,/尽管我们都是/赫拉克利特的河中的水滴,/我们的身上总保留有/某种静止不变的东西。(《岁末》)”如何发现那一个静止不变的东西,如何命名为一种永恒存在?博尔赫斯说不是对黎明的迷信,不是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成梦境,不是在“同样的恶作剧、同样的诗篇”中进入游戏,而是捡拾起遗失的东西,唤醒那些超越个体意义的使命:

挺拔傲立并常青不枯的树木,
缠绵偎依的夜晚和充满期盼的黄昏,
声同寰宇的沃尔特·惠特曼,
悄然沉埋河底的国王的威武佩剑,
无意中孕育了我的
撒克逊人、阿拉伯人和哥特人祖先,
我就是这一切和其他种种?
或者,这一切都是我们永远不能破解的
密码和难点?
——《可能于一九二二年写成并遗失了的诗》

一只鸟打破了寂静,一个城市在渐渐醒来,一个诗人在回来之后寻找未来之路,所以在192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可以对话的“你”出现了,可以找寻你的踪迹,“你的不在萦绕着我,/犹如系在脖子上的绳索,/好似落水者周边的汪洋。”可以表达对你的思念,“可能有的只会是思念。/啊,凄清悱恻的黄昏,/渴望能够见到你的夜晚,/脚下的田野,/眼前渐失的蓝天……/你的不在就像无奈的石碑,/将会使许许多多个黄昏暗淡。”可以和你共度苦难,“夜色将窗栅遮蔽。/在那肃穆的客厅里,/你我的孤寂就像两个瞎子相互寻觅。”当然,也可以对你进行定义,“你,/昨天只是美的化身,/此刻却又成了爱的女神。”你在镜子中,你在想象中,你在梦境里,你当然也在现实的此时此刻,在归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你的世界一定是真正充满温情、诗情和柔情的,你的故事一定有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也只有站在我面前的你,才是可以对话的平等者,所以1923年的博尔赫斯找到了真正时间的同谋者,他不远离不沉默不消逝,就像时间本身存在一样,通向那个可以看见的未来,甚至当博尔赫斯走到1969年的时候,甚至当他找出了彼此的不同时,“我那时候喜欢的是黄昏、荒郊和忧伤,而如今则向句往清晨、市区和宁静。”那个你也并没有成为可以抹去的一部分,还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是从过去看到了未来,还是拥有了“博尔赫斯”的同一性:

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俩全都不相信失败与成功、不相信文学的流派及其教条,我们俩全都崇拜叔本华、斯蒂文森和惠特曼。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这本诗集以其朦朦胧胧地表现了的和通过某种形式预示着的内容而得到恩里克·迪埃斯-卡内多和阿方索·雷耶斯的慨然称许。

树上的男爵

编号:C38·2170820·1408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30.00元亚马逊14.80元
ISBN:9787544722803
页数:280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树上的男爵》通向自由的第三个阶段,一次倔强的反抗,让科希莫从十二岁起就决定永不下树,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却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是不是真的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与他们在一起?“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不再回到树下,拒绝下地,在树上度过一生。”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是不是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自由”?原始人与生物没有区别,是一种“不存在”,而底下的那些“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也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变成了与周围事物、历史不再有关系的人,变成了“也是不存在的”人,于是我们的祖先又回到了最初的母题:“不存在的骑士”。


《树上的男爵》: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

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的遗体返回地面。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奧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一升入天空。”
——《30》

逝去是最后的结局?当柯希莫活过了生命的六十五岁,当他的病情恶化甚至身体出现了僵硬,当神父和辅祭人员做好了迎接他死去的准备,可是最后的逝去却绝不是死去,他拒绝医生治疗,拒绝接受圣礼,当然拒绝从树上下来,当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在锚的身子靠近之际,一跃而起抓住绳子,踩着锚控制了气球,终于在海风中,他消失在大海那边,也消失在这个叫做翁布罗萨的小镇,当然他也彻底消失与这个时代。

当“我”凝视者空旷的天空,自问翁布罗萨是否真的存在过的时候,其实是对于这个时代的质问,而这种质问甚至让整个时代都变成了一种虚无,“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或许这种“写完”的状态对于生活在地上的人才是真正的死去,而柯希莫的消失提供了一个反向的逃离方式,逃离小镇,逃离宗教,逃离集体,也逃离时代,但是这种逃离却又寄托着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墓碑上的话一样,“生活在树上”是他的生存状态,“始终热爱大地”是他情感的归宿,而“升入天空”则变成了他最后理想的高度。

树上、大地和天空,就是柯希莫作为一个个体在这个时代的“三部曲”,这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是诗人,是探险者,是革命者,卡尔维诺说,《树上的男爵》就是通过“自觉进行艰苦磨砺而充分完成自我的那个人身上”达到了完整,“他在生命的每时每刻都顽固地为自己和为他人坚持那种不方便的特立独行和离群索居。”所以一个诗人、探险者和革命者意义的完整的人正是以“逝去”的方式表达着反抗,并在“升入天空”的最后结局中完成最后的自我命名。

这是一个寓言,当十二岁的柯希莫爬到树上开始了树上生活,他就是一个反抗者,而他那时所反对的是家庭的束缚,这是一个个体意义上的突围。柯希莫的父亲是一个男爵,他只关心家谱、继承权,以及与远近权贵们进行争斗和联合,而将军出身的母亲则满脑子都是大炮,想得是儿子将来得到军衔——他们在家庭中就成为“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遗老”,当然,在家庭里还有把困难看成是“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的神父,还有曾经参加过土耳其战争、神秘却沉默的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土。而在柯希莫的兄弟姐妹里,姐姐巴蒂斯塔是住家的修女,她的身上有着和柯希莫一样的反抗精神,但是在父亲的强权下,曾经用枪打死了蜗牛的她最后还是选择了妥协,最后也嫁给了一个伯爵少爷;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尽管对哥哥有些崇拜,但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我也选择了沉默,遵守父母的规则,最后娶了一个贵族少女。

所以柯希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孤独者,这种孤独的状态并非如巴蒂斯塔和“我”一样选择了门当户低的生活,选择了妥协,而是在父亲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中开始了反抗,那次在饭桌上发生的“造反运动”就注定了他一生的行走路线:他撞到了神父,撞到了那个为圣地二战的十字军勇士卡恰圭拉·皮奥瓦斯科石膏像,作为“我们的祖先”的象征,它就是权势、地位和荣誉的象征,结果迎接柯希莫的便是没完没了责骂、鞭打、额外作业、只给面包冷汤的禁闭。终于,在拒绝吃蜗牛的饭桌上,柯希莫开始了造反行动,他爬上了门前的圣栎树,面对威胁自己下来有好看的父亲,柯希莫终于说出了那一句像是革命的口号:“我决不下树!”

从榆树到角豆树,从一个枝头到另一个枝头,从自己花园到仇家翁达利瓦家的花园,从此他的脚再没有接触地面,直到最后逝去,他开始树上生活的宣言是:“我的处所既不是地上,也不是你们的!我是翁布罗萨大公,我是全部公国领地的主人!”这是“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的一个人的王国,在他看来,地面上有父亲母亲,有那一套虚伪的规则,有约束人的制度,有遗老的思想,就像翁达利瓦家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你拥有对树木的统治权,好吗?但是,只要你一只脚触地,你就失去你的全部王国,变成最卑贱的奴隶。你听懂了吗?即使你是踩断了一根树枝摔下来的,也会失去一切!””

拒绝下地,就是拒绝成为奴隶,所以生活在树上,就是一个孤独的王,而在一开始,柯希莫在树上跳跃,在树上生活,完全是生物意义的,甚至像是一种返祖现象,“我不知道在书本里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据记载,古时候一只猴子假若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脚不落地地往前走,可以到达西班牙。”如那只猴子一样,在人类之外变成了动物,他在树上起初就是为了生存,他让我在晚上拿了被子以抵御寒冷;冬天,他为自己做了一件短皮上衣;他借助自然条件建造了“一眼悬空的泉水”;他用扦子烤炙野味的办法;他打猎,将猎物和农民换取水果和蔬菜;他杀死了森林里最凶恶的野猫,并且用猫皮替自己做了一顶帽子……生物意义上的柯希莫掌握了进化论,掌控了丛林法则,他是森林里的动物,但是具有人类的勇敢和智慧,所以当她手里提着那只被杀死的野物时,就感觉自己是个凯旋的勇士。

这是一种悬空的状态,正如他在和我们吃饭时坐在高高的圣栎树枝头上,“我们只能看见他晃荡着的两条腿”,这种悬空状态却让他超越了大地上的生活,“而我们的世界呢,是平贴在地面上的,我们看到的是比例失调的形象,我们当然不理解他在那上面的感受。”这种上和下的矛盾突出在以父亲为代表的遗老派和追求自由的造反派之间,作为父亲的长子,柯希莫是爵位的继承人,但是当男爵变成一种动物,继承问题当然会引起争议,甚至会被取消,这当然是一种制度化和世俗化的标准,“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没有皇室、首都、政治的操劳、责任和开销。”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父亲感觉到自己就像是被废黜的君王,最后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当父亲终于为了继承人而妥协,终于“邀请”他到地面上来,换来的却是柯希莫的讽刺,“我在树上尿撒得更远些!”他晃荡着两条腿在树上跟着草地上的神父一起同声诵读六音步诗。最后,父亲在痛苦和狂躁中死去,而这也预示了和家庭的对抗以柯希莫的胜利而告终。

生物意义上的存在是一种适应,但是当树上的王国打开了一个新奇世界,柯希莫也变成了社会意义上的人,他和薇莪拉在橄榄树林里相互追赶,他向住在别墅里被叫做“吃冰淇淋的人”的那些贵族脱帽致意,他到农民翻地、撒粪、割草的地方去向他们致以问候;他把受伤的短腿狗当成了自己的猎犬,取名叫“佳佳”;他坐在教堂外的圣栎树上和我们一起做大弥撒;他帮助律师骑士一起分蜂,还帮助他建设水利工程……这似乎是一种融入,却也是还没有彻底摆脱社会规范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还带有既有社会的影子,但是他开始在这种影子世界里寻找自我。

遇到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是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贾恩·德依·布鲁基曾杀死过土匪头子,“即使他能替自己开脱挽掉十次抢劫的罪名,很快就将因第十一次罪行被吊死!”这是一个被社会定义为恶人的人,一开始柯希莫遭遇到底下经过的布鲁基,也是心怀恐惧,但是后来却开始了相互打量,并开始在相识之后对话,而他们对话的方式却是交换图书,那些书中的故事,故事里的传奇,深深吸引着两个人,而这也正是他们生活在现实之外的写照,甚至在最后布鲁基被绞死之前,他询问树上的柯希莫关于强盗乔纳丹最后的结局,当听到柯希莫说乔纳丹最后被吊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那时布鲁基也感觉自己就是书中的传奇,是故事里的英雄。

从阅读开始,卡西莫走上了关于自我的两条路,一条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和深化,他在一场火灾之后学会了修建蓄水池,组建了消防队,建立火警警报制度,从而在制度层面成为了树上的主人,“在贝尔利奥那个地方,那里长着三十棵栗对,二十二棵山毛榉,八棵松树和一棵枫树。我有地籍册上所有地图的复制本。正是作为有林地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土去保护这些森林。”甚至开始以公爵的头衔去指由面包师、菜贩子和铁匠组成的联合会——这不是对父亲那种贵族身份的继承,而是在自己开创了树上王国里建立秩序。而另一方面,在阅读打开的世界里,他又慢慢变成了思想意义上的人,由于不断丰富的知识,他和神父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柯希莫变成了老师,而因为触犯了教会的禁忌,神父被警察带走之后,柯希莫甚至还大胆地和欧洲的哲学家、科学家有了书信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叔叔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之死则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阴谋论,这个总是沉默的叔叔,是一种神秘的存在,当柯希莫在树上发现他偷偷向海盗发送消息,并且帮助海盗将穿上的货物藏在山洞里的时候,他便告诉了那些烧炭工,结果骑士的背叛行为被发现,他逃离投奔海盗船而去,本来叔叔的存在就引发了猜测,这个在土耳其经历过战争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他逃离的时候,这种猜测到变成了一种带有温情的怀疑:“也许他的整个身心都被对这个女人的思念所占据;也许她就是他在养蜜蜂或者开凿水渠时要追寻的那种失掉了的幸福的象征;也许她是他在那边的一个情人,一个妻子,在大海对面的国度的花园里;或者更可能是一个女儿,一个他多年不见的女儿,当她还很小时,他就离开了,为了寻找她,他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同某只驶进我们港口的土耳其人或是摩尔人的船建立联系,终于打听到了她的消息。”但是这些美好的想象最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在大海之上柯希莫看到了一个漂浮物,而渐渐接近,才发现那“只有一颗头颅”——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的被弯刀砍下的头。

他被海盗杀死,完全变成了杀人灭口,而在这种结果面前,那个经历了和异教作战的叔叔,其实反而变成了一个牺牲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希莫开始走出这片土地,到更远的远方探寻世界,而他在树上看到的这个世界便是一个变革的世界,一个需要思考的世界,一个用理性构筑起来的世界。他穿过森林来到了奥利瓦巴萨,在这里居住着一批流亡者,他们曾经是西班牙贵族,在奥利瓦巴萨,他们用储备的大量金币做生意,也期待卡洛斯三世赦免他们,使他们能够返回故乡。在这里卡西莫遇到了乌苏拉,在她身上他看见了自己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爱情,但是爱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西班牙的发生革命之后,那些准备返回西班牙的侨民终于选择了继续逃离,他们去了格拉纳达,也带走了乌苏拉,当乌苏拉被强行拉上了马车,柯希莫的爱情也终结了,但是在爱情之外,他却想要更多的东西,“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先生们,我也要留到最后!”

留下来干什么,就是要让革命风暴刮在自己身上,柯希莫参加了社会团体,出席会议,并且以年轻人的热情讲解哲学家的思想,指责君主们的过失,并希望用理性来统治国家。柯希莫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人,更是一个政治人,他书写了一份《树上理想国宪法草案》,设想了一个由正直的人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乌苏拉的父亲伯爵和卢梭、孟德斯鸠通信,“我”去巴黎遇到了伏尔泰并且讲到了用理智创造生命奇观,无不是受到了柯希莫的影响。但是用理智创造生命,用理性建立国家,是不是就是柯希莫在树上的一种想象,甚至就像他的文章题目一样,只是一个“理想国”?

树上和地上,这或者就是柯希莫所遭遇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生活在树上,几乎以上帝的视角来看待社会,来规划和想象一种理想,但是这个社会并不建立在树上,而是地上,一种是改革者的思路,一种是社会的现实,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都是在一种启蒙意义上构建了未来社会,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柯希莫的世界里只能是失望,是悲伤,无奈。他遇到了曾经把名字刻在树上的薇莪拉,当她已经变成了寡妇,那种年少的纯真爱情就像理想社会一样,早就荡然无存了,即使他们在欢愉中体验了快乐,但是薇莪拉却注定是另一种存在,“恋爱的人只要爱情,也用痛苦来换取。”于薇莪拉的“苦难”爱情观不同,“我是为了爱你更深。做任何事情,经过理智思考,就增加了力量。”当他看见薇莪拉还同时和另两个人在一起,希望他们“分享”苦难和折磨的时候,用理性来思考的柯希莫终于选了离开。

这是一种毁灭的生活,而受伤的柯希莫也在树上发泄,他弄光了树叶,他砍掉了树枝,他剥光了树皮,“看那剥开的树露出白生生的木头,瑟瑟战栗不已,仿佛受了伤。”他变成了人们传说的“疯子”,而在疯子的世界里,他开始说别人听不懂的寓言,写他们不愿看的文章,《画眉的叫声》、《猫头鹰的对话》、《啄木鸟的敲打》,汇集成了《两足动物观察》一书,后来他又印刷了周刊,取名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他加入了野外共济会,制定了使用了猫头鹰、望远镜、松果、水泵、蘑菇、浮沉子、蜘蛛网、九九表等在内的仪式……柯希莫混合在生物人和社会人之间,在理性的支配下却又变得疯狂,这种含混的生命方式看起来是一种倒退,但其实是被现实折磨的无奈之举:他渴望变革,甚至渴望革命,但是在树上的存在似乎永远无法回到地上,就像在翁达利瓦花园里,曾经的薇莪拉对他说的那样,一接触到地面就会变成卑鄙的奴隶。

革命的机会似乎出现了,在城里了自治市,选出了市长之后,柯希莫变成了临时市政府的委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于男人、女人、儿童、鸟兽虫鱼等一切家养及野生动物、林草蔬果等一切植物的双利声明》的图书,但是这个仿照法国革命而进行的变革似乎也遭遇到了最后覆灭的命运:他的书是执政者的指南,可是没有人看,变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那些贵族只是躲在家里,他们把柯希莫当成了整个地区的挑唆者、雅各宾党和革命派;而当他遇到征战而来的拿破仑的时候,拿破仑对他说的是:“您往这边过来一点,我请求您这么做,替我挡住太阳,好,就这样,别动……”拿破仑在他身上“想起了我见过的东西”,但是在那一场革命之后,成功只不过变成了他的地位,他的权势,他的统治力,“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

从十二岁开始树上生活,柯希莫从生物意义的人变成社会意义的人,又从社会意义的人变成思想意义的人,而其实,柯希莫在他自己的树上理想国里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样本,所以个体意义上又具有了时代意义,从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在饭桌上开始造反,到对于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理性思维上一系列的变革,柯希莫无疑是一个诗人,一个探险者,但更是一个革命者,这个为理想而活的人从来没反悔,“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也正是“生活在树上”是她的理想,也是他的目标,所以当十九世纪的复辟阴影笼罩着欧洲,当革新者都以失败而告终,当“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的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作灰烬”,柯希莫却还是在树上,他拒绝医生,拒绝牧师,拒绝礼仪,在最后一刻还抓住了气球的绳子,消失在大海那边。

消失不是死去,这是一种精神,在树上的精神,启蒙的精神,理性的精神,更是革命的精神,所以他在树上的一生里完成关于“完整的人”的命名,而在升入天空作为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里,地面上的人却只能以仰视的方式寻找他,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抹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为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分成两半的子爵

编号:C38·2170820·1407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0.00元亚马逊9.90元
ISBN:9787544722346
页数:104页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分成两半的子爵》追求的是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中世纪战场上,梅达尔多子爵跃马横刀,却被土耳其大炮轰成两半。一个完整的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一半恶人和一半圣徒。他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卡尔维诺说:这劈开的一半的“异化”,还是“压抑”?在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之后,最后却并不是消失,“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起点是完整,经过分裂,最后永远在矛盾中:“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


《分成两半的子爵》: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帕梅拉,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帕梅拉,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
——《07》

从上而下,排列的方式决定了我阅读的秩序:《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和《不存在的骑士》,先拿下第一本,打开阅读,读完合拢;再拿下第二本,阅读,合拢;再拿下第三本,打开,关闭。但是当看到第一本的《后记》时,才知道,这样的秩序是一种错乱,至少在卡尔维诺写作时间上来说,是颠倒了叙述的顺序。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或者是完全写作完毕之后的命名,从1951年写作《分成两半的子爵》到1959年完成《不存在的骑士》,卡尔维诺说,这是实现自我经验的三部曲,是现代人的祖先家系图,“在其中的每一张脸上有我们身边人们的某些特征,你们的,我自己的。”在这个和祖先有关的谱系图里,《不存在的骑士》关于生存,《分成两半的子爵》关于完整人生,而《树上的男爵》则是展现了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所以三部曲代表着“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可是,在卡尔维诺的命名里,最后写作的《不存在的骑士》却又变成了第一部,“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

最后一部变成了三部曲里的第一部,而在我的阅读顺序中,第二部又被提前到了第一部——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式的颠倒?或者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他们都属于“你们的,我自己的”某些特征,并非是先有不完整的人生再去追求完整的道路,再以“不存在”的方式争取生存,也并非是先争取生存,再看到自己被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从而去寻找通向完整的道路。其实,三部曲都是关于人和人类,关于生和生存,关于存在和不存在的信念,如此,以偶然、可能和随机的方式选取其中一部,也并非是一种错乱,或者说,用这样颠覆书写时间的方式来阅读,反而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所以先搁下已经阅读完成的《树上的男爵》,从《分成两半的子爵》开始,进入一个“非个人主义”的世界,从那被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的过程里探寻真正的完整性,“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完整的可贵是因为发生了不完整,“现在他活着,是个半身人。”当我的舅舅梅达尔多睁开唯一的眼睛,张开半张嘴,翕动一个鼻孔,这个泰拉尔巴人终于以“一半”的方式回到了故乡。

从完整的人到半身人,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再回到这个问题之前,毋宁说,他变成半身人之后干了什么?从结果出发回溯原因或许更能看清半身人的本质。他从海上回来,是一个阴沉的日子,那艘船上飘着帝国的旗帜,在他回来之后,他的父亲阿约尔福老子爵就死在了城堡里,那时,“所有的鸟儿都停栖在他的床上,好像飞落在一根海面漂浮的树干上。”一个厌倦了世上俗务的人,最后的时光是在城堡里养鸟,这多少代表着一种避世主义,而且在把梅达尔多送出去之前,他就已经把爵位的特权让了出来。离开之前没有了爵位,到来之后脱离了俗务,他明显已经预感到梅达尔多回来之后的境遇,而这种境遇就是恶的开始。

阿约尔福老子爵死去,其实就代表着城堡、特权甚至土地都归属于梅达尔多这个“半身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梅达尔多就控制了泰拉尔巴,而在半身人之后,统治也变得不完整。他审判了由城堡卫士抓住的一伙土匪,用彼特洛基奥多制造的酷刑机器杀死了他们——不仅是土匪,还有失职的卫士,二十多个人就死在了他的手上,“这一残酷无情的判决使我们深为震惊”。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处决了十个农民,因为他们没有缴足应向城堡交纳的收获物的数量;之后他又把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赶去了那个麻风病人居住的布拉托丰阁,仅仅是因为她的脸上有一道伤痕,而其实这道伤痕并非是由麻风病引起的。

审判,处决,杀人,并把健康的人赶进了我麻风病人的聚居区,这便是梅达尔多子爵实行的统治。而当他知道有一群胡格诺教徒之后,竟然要把他们召进城堡,““我被不可信的人们包围着,我要把他们都遣散,把胡格诺教徒召进城堡。您,埃泽基耶莱先生,将是我的大臣。我将宣布泰拉尔巴为胡格诺教派的领地,开始同各天主教君主交战。您和您的家人来当头领。”胡格诺教派从法国逃出来,因为法国国王要下令把他们剁成肉酱,当他们翻山越岭而丢掉了经书和圣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异教徒,“没有《圣经》读,没有弥撒做,没有颂歌唱,没有祷告念。”这便是他们的处境,而在这其中,老埃泽基耶莱最小的儿子埃萨乌又成为恶的代表,“我做假证,我忘记给豌豆浇水,不尊敬父母,很晚才回家去。现在我要干尽天下的一切坏,我还没长大而不懂得的坏事也要干。”当被埃泽基耶莱说成是“瘟神和灾星”的时候,其实梅达尔多想要的是像自己一样的埃萨乌,让胡格诺派教徒进入城堡,就是要将异教徒变成自己的统治力量。

其实,胡格诺派教徒拒绝了他,这其实是一种反转的开始,当梅达尔多用种种恶的手段统治这个地方,他其实已经是异教徒,而胡格诺派并非是恶的代表,他们是被法国国王驱逐出来的,在宗派斗争中他们更像是牺牲品,梅达尔多利用他们的力量为自己巩固特权服务,是想让恶统治着世界,但是在胡格诺派坚持“我们也永远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的时候,他的计划告破了,而其实他知道自己身为半边人,已经缺失了完整性,但是他认为完整并非是真正完美的,“如果能够将一切东西都一劈为二的话,那么人人都可以摆脱他那愚蠢的完整概念的束缚了。”在他看来,在完整的人的时候,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是自然而混乱的,只是看见了“皮毛而已”,而只有将自己变成一半的人,才能了解“用整个头脑的普通智力所不能了解的东西”,也就是说,失去了一半只是一半而已,但是留下的一半“将是千倍的深刻和珍贵”,这就有了一种“破坏哲学”:“你也将会愿意一切东西都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变成半个,因为美好、智慧、正义只存在于被破坏之后。”

这里的逻辑其实代表着梅达尔多的世界观,他虽然身为半边人,却并不喜欢拥有一种完整性,因为完整在他看来反而是一种混乱,反而是一种形式意义,只有被破坏,才能体味生命的可贵,才能了解深层次的存在,而所谓的美好、智慧和正义也只有在破坏之后才能真正凸显。这是一种深刻的认识论,而在半身人的世界里,他看到了什么?是杀死那些农民和土匪之后消除的正义?是把健康的人送去麻风病区域而拥有的邪恶?是热衷于异教徒那种力量带来的背叛?梅达尔多的半身人的确在一个恶的世界里,的确在破坏的欲望中深刻领会不完整的意义,但是他也是一个结果,甚至是一个恶果。

再次回到导致半身人的原因,那就是一场战争,“从前发生过一次同土耳其人的战争。我的舅舅,就是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骑马穿越波希米亚平原,直奔基督教军队的宿营地。”那是的梅达尔多刚刚成年,在这个年纪还不懂的区别善恶是非,“这种年岁的人热爱生活,对于每一次新的经验,哪怕是残酷的死亡经验,也急不可耐。”这是一个完整的躯体,当他穿过平原,作为基督教军队的一员和土耳其人发生战斗,这是他的信仰?当然不是,他只是在体验生命,甚至为了体验死亡——在经过的那片荒原,他就看到了那一堆堆死去的驱壳,那些死尸身上竟长出了翅膀,而当他看见尸骸深处一个指头的时候,他还以为为自己指路,“愿上帝饶恕他们:活人将死者的手指割下,为的是拿走戒指。”马夫库尔齐奥这样对他说。

不懂善恶是非,当然也不会理解战争带来的伤害,“他踌躇满志。他觉得残酷的战争使大地上汇集成了千万道血河,一直流淌到了他这里;他任凭这血的波涛轻轻地撞击自己,既没有产生出义愤填膺之感,也没有激发起悲伤哀怜之情。”所以是那一场残酷的战争造就了不完整的梅达尔多:既是让他的肉体一分为二,也是让他无法分辨善恶的心灵滑入了恶的深渊。但是在恶的深渊里,半身人的梅达尔多的意义不是制造了种种恶行,而在于他理解了不完整的意义,这种理解为他重新找到完整的自己提供了可能。

在制造了一分为二结果的战争之后,那另一个半身人又去了哪里?那就是被善所救起,两个隐修的人发现了他半个躯体,然后用香脂和软膏治疗他,等他恢复体力就辞别了隐修的人,走上了回家之路,“成年累月地走过许多基督教国家,回到了他的城堡这里,沿途他的善行义举使人们钦佩不已。”他起初加入了基督教军队,之后又走过了基督教国家,实际上他生活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宗教,胡格诺派的到来也只是一种“丢失了经书”的信仰存在,所以在半身人被救活之后,是用一种善来拯救那些人,也开始救治为恶的自己。

好人让森林中迷路的人回家,赠送他们无花果和薄煎饼,帮助寡妇运送柴火,为被毒蛇咬伤的狗治伤,还送给穷人神秘的礼物,将被大风连根拔起的无花果树重新种好;而恶人呢?劫走了孩子将他们光在山洞里,把树枝和石头撒落在老太太的头上,把刚成熟的南瓜弄碎……一半是好人,一半是恶人,一半是仁爱,一半是恐怖,一半和另一半,当他们都叫做“梅达尔多”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人的双重性格。在这样的双重性格中,善与恶其实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在麻风病人聚集的布拉托丰阁,由于好人的到来,他们放荡的生活结束了,于是他们责怪:“在这两个半边之中,好人比恶人更糟。”

双重性格,都是一个人的所有,是完整的象征,但并非是完美的,而且也并非是个体现象,梅达尔多对帕梅拉就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所以关键是在完整的世界里,“你将会忍受众人的缺点,并且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所以和帕梅拉的爱情成为医治的最有效手段。帕梅拉答应了子爵,当两个半身人都爱上了帕梅拉之后,他们开始了决斗,而在为爱决斗中,“他们各刺一剑,把全部血管再次切断,从两面再次打开从前将他们分开的伤口。现在他们仰面躺倒在地上,原本是一体的鲜血复归了,在草地上融合起来。”于是断裂的半身人合二为一,于是不完整的个体重新回归完整,而帕梅拉也终于有了“样样俱全的丈夫了”。

这是完整的结局,半身人和半身人,好人和恶人,仁爱和恐惧,合二为一——那场残酷的战争是一切的起因,最后的爱是回归的终点,在这个有始有终的故事里,分裂的个体经历了种种,到最后便是一个真正的自我,“我舅舅梅达尔多就这样复归为一个完整的人,既不坏也不好,善与恶俱备,也就是从表面上看来他与被劈成两半之前并无区别。可是他如今有了两个重新合在一起的半身的各自经历,应当是变得更明智了。”有好也有坏,有善也有恶,或许这就是一个完整但不完美的人,这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这是回归的意义之一,而第二层意义是个体之外的启示,“但是很明显,仅仅一个完整的子爵不足以使全世界变得完整。”所以在梅达尔多“儿女满堂,治理公正”的生活之外,彼特洛基奥多不再造绞架而造磨面机,特里劳尼不不再收集磷火而治疗麻风病和丹毒,而我呢,“我留在这里,留在我们这个充满责任和磷火的世界上了。”

大家都是完整的,但是在完整之外开始追求完美的生活,当个体变成集体,“学会在疗救众人的伤病的同时医治自己”也变成了可能,作为“分成两半的子爵”,梅达尔多从战争开始到爱情结束,构筑了一个从完整走向完美的人生样本,而这便是“我们的祖先”存在的意义。

不存在的骑士

编号:C38·2170820·1406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2年04月第1版
定价:22.00元亚马逊10.90元
ISBN:9787544722797
页数:138页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在《不存在的骑士》中,模范军人阿季卢尔福,存在于一具空空的盔甲之中,却是完美骑士的化身,唯有他使铠甲具有意义,当他名扬天下的业绩被挑战、被质疑、将被抹杀的时候,他的存在还能成立吗?“阿季卢尔福的原型随处可见,而古尔杜鲁的原型仅在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有。这两个人物,一个没有生理个性,而另一个没有意识个性,他们不可能扩展成一段故事;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还不懂得存在与不存在的人,是年纪轻的人;因此一位青年应当是这个故不存在的骑士事的真正主人公。”


《不存在的骑士》:我的名字在旅途的终点

“可是我,说实话,”托里斯蒙多忍不住说了出来,“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
——《10》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最后一部,这只是写作年代上的排序,而卡尔维诺却说:“它更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序曲而不是尾声。”不是因为故事发生的年代在最早的查理大帝时代,而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揭开了祖先的谱系,“他们只是宣告了主题,应当由其他的人物加以展开,存在与不存在也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搏斗。”存在与不存在,并非是以名字,以身体作为标准,就像托里斯蒙多对圣杯团骑士所说,对于自我存在最显著力量的爱情,也不是占有和被占有作为评价标准。

对于一个不存在的人,首先一定是从身体这种物质化的标准来衡量的,不存在的骑士是有自己的名字,但是阿季卢尔福真的就是这个身体下唯一的名字?当查理大帝在法兰克王国的军队中阅兵的时候,每个人都用言语、举动和名字让自己有一种存在感,谁将克敌制胜,谁将一败涂地,谁是英雄,谁是懦夫,谁可能被刺穿脏腑,水可能坠马落地而逃,每一个人都对应着“谁”,每一个谁也找到了自己的言语和举动,所以这是一种唯一的存在。

但是阿季卢尔福却只有一个名字,当查理大帝想要他露面的时候,他却告诉他:“因为我不存在。”那被打开的头盔里空空如也,饰有彩虹般羽毛的白色盔甲里面没有任何人。存在的人不存在,不存在才能证明存在,这像是一种悖论,而“不存在”也成为他的唯一标签,就像他去往寻找索弗罗妮亚以证明自己曾经保护她的贞操而获得骑士称号,在路上遇到小镇上的人所说:“既然是不存在,那正是他。”一个在奔跑的马上看不见的人,就是他。但是不存在的骑士为什么有名字,名字的意义是不是也是存在?或者说,名字之存在是不是在消解不存在?

名字的存在其实也是一种不存在,那个查理大帝遇见的古尔杜鲁就是无名者,他与青草为伍,他和果木生活在一起,他就是自然,他就是一切,但是却没有名字,或者说世上的任何一物都可以作为他的名字,就像看果园的老者所说:“名字只是在他身上滑过,从来不能粘住。对于他来说,无论怎么样称呼他都是一回事。您叫他,他以为您唤一头羊;而您说‘奶酪’或‘河水’,他却答应:‘我在这里。’”他当然不是疯子,而是一个“活着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所以当查理大帝将他作为阿季卢尔福的侍从的时候,一个有名者和一个无名者,一个知道自己存在的不存在者和一个存在但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人,恰好组成了一种互补的结构。

这种结构使得两个人趋向于一种联合体,他们就是从两种方式思索人以及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一具尸体面前,他们的感触不同,阿季卢尔福说:“死人啊,你有我从来不曾有过并且永远不会有的东西:这个躯壳。或者说,你没有躯壳。你就是这个躯壳。就是因为它,有时候,当情绪低落时,我会突然嫉妒存在着的人。”而古尔杜鲁却想着:“死尸呀,你放出的屁比我的还臭哩。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为你哀悼。……尸体呀,你看,你不是活得比我强得多啦?”古尔杜鲁觉得一具死尸都比不存在的自己强,因为他们虽然死了,却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但是,阿季卢尔福虽然也嫉妒这存在着的人,但是并不是想要一个驱壳,对于他来说,存在的人只是一种驱壳的存在,“你就是这个驱壳”含有某种不屑,但是他在死尸面前,却开始思考如何让不存在的人存在。

其实,阿季卢尔福是知道存在的意义,他在回答查理大帝为什么要加入军队参加战争,阿季卢尔福说:“凭借意志的力量,以及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一个肉体上不存在的人,一个没有驱壳的人,唯一存在的标志是意志,是忠诚,只有一个有意志力的人,一个对神圣事业忠诚的人才是有存在感的人。但是阿季卢尔福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其实只是知道,或者说和军队一起寻找存在感,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像对于死尸一样,他会陷入到某种关于生命的秘密的思索中,当他走进军营中最整洁最舒服的帐篷,当他整整齐齐穿着那身白色铠甲,当他蒙头入睡的时候,总是想到自我的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能够使人们闭上眼睛,失去自我感觉,沉人数小时的时间空洞之中,然后醒过来,找回与从前相同的自我,重新接起自己的生命之绳?”入睡而失去自我,醒来而找回自我,那中间的时间是不是变成了空洞的存在,在空洞的世界里,自我感觉是不是就在迷失的状态中?

阿季卢尔福就是在这种自我思考中开始寻找存在感,寻找在意志驾驭下自我的使命。无名者古尔杜鲁或者给了阿季卢尔福第一种启示,一个可以用任何东西命名的人,自己却不知道存在,那么反过来说,名字也是无意义的,扩散开来,那么在战争中为了争夺权力、等级、名誉也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身份属性,这种启示也在那个名叫托里斯蒙多的话里得到了证明:“权力、等级、排场、名誉。它们都只不过是一道屏风。打仗用的盾牌与卫士们说的话都不是铁打的,是纸做的,你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捅破。”所以在他看来,不存在捍卫也不存在攻击的战争也是毫无意义的:“战争打到底,谁也不会赢,或者说谁也不会输,我们将永远互相对峙,失去一方,另一方就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和他们都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打仗……”就像阿季卢尔福在躺下思考前,那场战争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基督徒的巡逻队和异教徒的巡逻队向前都迈进了五百步,但是却又各自转身折回背向而去,在不碰头更不发生冲突的夜晚各自回到营地,“报完太平无事,就上床歇息。”

无名者不需要命名,这就是不存在的意义,而无名者却可以在自我的意志中实现存在感,这就是存在的可能。这是阿季卢尔福的第一个启示,而朗巴尔多则给阿季卢尔福提供了第二种启示,他是一名士兵,加入军队最大的希望就是亲手杀死哈里发伊素阿雷,为父亲报仇,为了寻找自己的杀父仇人,他向“不存在的骑士”询问如何决斗、如何雪耻,而当他真正杀死了仇人的时候,他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的,但是他的疑问是:自己打哈里发的眼镜而造成他死亡这种方式是否算完成报仇责任?本来期望在追逐敌人的战场上像英雄一样杀死他,但是仅仅是打了眼镜而完成了复仇计划,似乎目标丧失了,似乎计划落空了,于是短暂的兴奋之外,他有感觉到了迷惘,“现在他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就在这时他才感到恐惧和惊悸。”

实际上,朗巴尔多希望的是疯狂,当一切平平静静甚至歪打正着发生了的时候,心中一定会有空廖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会让自己成为不存在的人,所以在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对于死尸的想法时,朗巴尔多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死人呀,我跑呀跑,就是为了跑到这里来像你一样被人抓住脚后跟拖走。现在你眼睁睁地死不瞑目,你在石头上磕碰的脑袋面朝青天,在你看来,这将我驱使至此的疯狂劲头究竟是什么呢?这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又是什么呢?……死人呀,我眷恋我的追求。不喜欢你的安宁。”是的,这是一种复仇的狂人,随之而来的则是爱情的狂热,当他在树林里看见紫衣骑士,并发现骑士是女人的时候,他突然就萌发了爱意,生着金色细毛的光洁的小腹,粉红色的圆臀,富有弹性的少女的长腿都让朗巴尔多有了爱情的狂热,和战争中为父杀敌的狂热一样,让他难以平静。

表面上的名誉、地位和权力是一种不存在,战争和爱情狂热也会使人不存在,而托里斯蒙多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关于信仰的亵渎成为关于不存在的第三种启示。他为了证明当初阿季卢尔福拯救的索弗罗妮亚不是处女,而踏上了寻找圣杯团骑士的旅程中,因为传说他的母亲就是索弗罗妮亚,而父亲是圣杯团骑士。但他历经千辛万苦找到圣杯团骑士的时候,其中的老骑士却对他说:“加入圣团的人弃绝尘世间的一切亲属。”也就是说,圣杯团的宗旨之一就是涤除一切的情欲,让圣杯的仁爱主宰自己,在他们看来,自我是不存在的,唯有圣杯的力量:“你看见那片枫树叶子了吗?一滴露水落在它上面了,你站着,不要动,眼睛盯住叶子上的那滴露水,忘掉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把自己与那滴露水化为一体,直至你感到失去了自我,而充满了圣杯的无穷力量为止。”没有自我,就是被圣杯的爱所占据,每一个成员都不需要吃喝,不需要运动,甚至不需要呼吸,“让周围的一切占有你。”

但是圣杯的仁爱在哪里?当骑士团进入库瓦尔迪亚的村子的时候,他们却少了房子,杀了人,这些口口声声具有仁爱的人却干了罪恶的事,这就是一种亵渎,而骑士团却为自己所犯的罪行开脱:“不是我们在这么干,是圣杯,它附在我们身上操纵我们的行动!在它这疯狂的爱中寻找乐趣吧!”他们甚至告诫托里斯蒙多,“不要探问圣杯的意图。”这便是一种对宗教的背叛,是对于信仰的亵渎,他们看似存在,看似具有仁爱,其实就是一种不存在,甚至是欺骗。

所以从古尔杜鲁的名字开始,到朗巴尔多的战争狂热和爱情狂热,到托里斯蒙多看到的圣杯团罪行,他们构成了另一种不存在,是看似存在的不存在,所以为了寻找真正的存在感,他们踏上了证明之旅,看起来阿季卢尔福只是为了证明曾经护卫过索弗罗妮亚的贞操,而其实在这个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的是真正的意志存在,关于事业,关于爱情,关于信仰,从背叛、诱惑、狂人中走出来,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现在才开始真正展开情节,也就是阿季卢尔福和他的马夫为寻找素弗罗妮亚的贞操证据而进行的险象环生的旅行,其中穿插交织着布拉达曼泰的跟踪,钟情的朗巴尔多对布拉达曼泰的追赶,还有托里斯蒙多寻找圣杯骑士的经历。”这像是一个相互追逐的故事,而在连锁发生的故事里,不存在的人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存在。阿季卢尔福为了找到十五年前的素弗罗妮亚,也是为了自己骑士的资格,他在途中遇到了美丽的普丽希拉,普丽希拉开始引诱他,“在她们给他洗温水澡时,香气、雪白与粉红的肌肤已令他神魂颠倒了,现在他唯一的欲念就是要使自己融化进那一片芬芳之中。”但是面对一丝不挂的普丽希拉,阿季卢尔福还是拒绝了,他建议她拥抱的是穿着铠甲的武士,其实就是要告别,“我也深感痛苦,可爱的夫人,但是我重任在身,不敢懈怠。”他说的那句话是:“我的名字在我的旅途的终点”,这是属于阿季卢尔福的意志,当他找到了修道院,看到了那些残壁断垣的时候,继续按照线索去摩洛哥寻找已经被当成女奴卖掉的素弗罗妮亚,并最终找到了她,当素弗罗妮亚听说他就是曾经保护过自己纯洁无瑕的贞操的骑士的时候,她被阿季卢尔福从耻辱的异教婚配中救赎出来,也得到了自由之身。

这便是阿季卢尔福存在的价值,他之为骑士,他之所以思考,他之所以行动,就是为了得到这个证明,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存在,“我们可以说唯一脱离了周围物质世界的是书中的阿季卢尔福,我不是说他的马、他的铠甲,而是那正骑在马上旅行的、那套在铠甲之中的独特的东西,那种对自身的担忧、焦虑。”这是阿季卢尔福所代表的关于事业的存在。而在寻找圣杯团骑士的过程中,托里斯蒙多发现了他们的伪善,于是在库瓦尔迪亚遭遇劫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喜欢的是我去占有,不是被占有。”他救下了百姓,百姓纷纷感谢他:“你是骑士,却见义勇为!终于有了这样一位骑士!你留在我们这里吧!你说要什么,我们一定给你!”而在旅途中,他离开圣杯团之后又去寻找自己的“母亲”索弗罗妮亚,一开始不知道面前的女子是索弗罗妮亚,他把她叫做阿齐拉,而且爱上了她:“阿齐拉,我好像早就一直爱着您……好像已经为您神魂颠倒了……”

但是当他知道阿齐拉就是索弗罗妮亚的时候,他终于知道所爱之人就是自己的母亲,于是一种乱伦的罪恶感开始让他感觉到耻辱,但是素弗罗妮亚却告诉他:“其实,托里斯蒙多不是我的儿子,而是我的兄弟,或者说是隔山兄弟更恰当一些。”道出实情才知道,他是被国王逼迫才做了母亲,她原来是苏格兰国王和一位乡下妇人的女儿,而托里斯蒙多是王后与圣团所生,“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只有刚才在此两厢情愿地缔结的姻缘,我热诚地希望你愿意重结良缘。”当所谓的母子关系不存在,换来的是毫无血缘却有着真正情感的爱情,这也便成为不存在之存在,是在爱的意志中结下的果实。

而朗巴尔多呢,他因为追随那个紫衣骑士布拉达曼泰而踏上了寻找之旅,而那时布拉达曼泰爱上的却是阿季卢尔福,所以在这场追逐果实中,当阿季卢尔福终于离开,朗巴尔多得以有机会接近布拉达曼泰,但是当她知道面前的不是阿季卢尔福,便骂朗巴尔多是骗子,这便是在爱情狂热中不存在的结果,但是他却在修道院里找到了真正的布拉达曼泰,真正的爱情,那就是一直在写书的“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修女苔奥朵拉和女武土布拉达曼泰,我们是同一个人。有时我驰骋沙场,醉心于拼命和恋爱,有时我隐居修道院,思索和记叙我的经历,以求领悟人生。”

为什么布拉达曼泰会变成修女苔奥朵拉?这其实是另一个关于存在的故事。“我”是一名修女,是圣科隆巴诺修会会员,当院长让她撰写一个故事,只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拯救灵魂。这也是修道院存在的意义,但是当“我”写到了一无所知的战争,写到了想象的爱情,写到了寻找之旅,其实就已经从编撰开始了存在式的创作,“编写故事的技巧就在于擅长从子虚乌有的事情中引申出全部的生活;而在写完之后,再去体验生活,就会感到那些原来自以为了解的东西其实毫无意义。”这便是书写的存在感,所谓的拯救灵魂就是用自我的意志让一个人变成“完人”的过程:“假如你能愉快地写作,既不是由于上帝在你身上显示奇迹,也不是由于上帝降圣宠于你,而是罪孽、狂心、骄傲作怪。那么,我现在摆脱它们的纠缠了吗?没有,我并没有通过写作变成完人,我只是借此消磨掉了一些愁闷的青春。”

“我”穿插在叙述中,既是故事之外的人,也是故事之中的人,这种跳跃感是不存在的存在,而“我”之书写的一个最大意义是痛击时代之病:

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世事尚为混乱。名不副实的事情并不罕见,名字、思想、形式和制度莫不如此。而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又充斥着许多既无名称又无特征的东西、现象和人。生存的自觉意识、顽强追求个人影响以及同一切现存事物相抵触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流行开来,由于许多人无所事事——因为贫穷或无知,或者因为他们很知足——因此相当一部分的意志消散在空气里。

查理大帝时代代表着一种懵懂的存在,不论是名字还是思想,不论形式还是制度,都在混乱之中,这种混乱使得不存在变成存在,这种存在便是虚无的存在,而存在又变成不存在,这种不存在便是无知,便是贫穷,所以当“意志消散在水中”,需要的是拯救,需要的是命名,需要的是寻找。所以故事里的阿季卢尔福、古尔杜鲁、朗巴尔多、托里斯蒙多,以及索弗罗妮亚、布拉达曼泰都在寻找存在的意义,也都变成了“我”的化身,在里面有事业,有爱情,有信仰,当去除了诱惑、背叛、亵渎,一个完人的存在感就凸显出来,所以最后“我”也进入了故事,成为了爱情中的主角,而这种意志力带来的存在感,也使得自我从虚无的过去走向了满怀期待的未来:“啊,未来,我从对于过去的记叙,从激动得双手颤抖的现在,向你走来了,我跨上了你的马鞍。你将在尚未造起的城楼的旗杆上升起什么样的新旗帜欢迎我?你将在我过去喜爱的城堡和花园里样燃起劫掠的硝烟?你安排了多少黄金岁月?你是难以驾驭的,你预报了须以昂贵代价去获取的珍宝,你是我要去征服的王国,未来……”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编号:B84·2170820·1405
作者:【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3.70元
ISBN:9787208119086
页数:331页

汤因比的宗教观从他的历史观引申出来,他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认为世界史由21个或26个平行的文明社会所构成,而社会的解体不是平坦的、直线形的,而是经过溃败、重整旗鼓、又溃败的交替过程,在这个垂死颠簸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新的宗教教会,从而产生了新的精神力量与新的社会。本书是汤因比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著作,集中概述了作者的全部宗教思想。全书分两部分,分别是“高级宗教的萌芽”和“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宗教在世界历史及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宗教的起源、本质及其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着重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反思,认为可以用高级宗教的振兴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危机。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爱是永不止息

人的伟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棵树并不认自己可悲……这一切的可悲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
——帕斯卡《思想录》

一棵树在四季的转变中变黄变绿,在时间的轮转中生长和死亡,作为自然规律之一种,即使树有着自己的生命,但是它没有思想和意识,体会不到自己必然的出生和死去,所以也不会有一种悲剧性的生命体验,而作为一个人,他会强烈意识到自我,从而形成一个自我中心,而在这个自我中心里他会认为自己伟大,但是这种伟大在哲学意义上又是渺小的,甚至是可悲的,当人具有渺小的生物属性和伟大的人类属性,他就超越了树这种单一的自然物,而具有伟大的人性,但是人的这种伟大是不是折射着上帝的本质,是不是在体悟中抵达上帝的高度?

引用帕斯卡的观点,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阿诺德·汤因比,似乎也在这种哲学化的启示中寻找人的生命本质,在他看来,伟大和可悲恰好就是人类本质上的“不相一致而且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两极对立”——人类的精神性和物质性,意识和潜意识,神性和兽性,理智的富有和道德及物质的匮乏,大公无私和自我中心,圣洁和罪恶,无限的能力和有限的体力和时间……它们是矛盾的,甚至对立的,但是却又是统一的,“人类本性中的冲突因素不仅在人性中统一起来,而且是不可分离的。”

这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而这种“二律背反”的冲突和统一,在汤因比看来,“它甚至是上帝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人是上帝最初的形态,上帝是人格化的绝对实在,在人和上帝建立的这种对应关系里,人只有去除了自我中心,在同等对待矛盾和对立体系中走向本质,才会无限接近上帝,才能抵达至善。但是很明显,人要达到这个目标,要统一人性中的二律背反,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走向伟大的自己,甚至在凸显这种自我的伟大时,人无疑又进入了自我中心的樊笼,而自我中心在汤因比看来,是人最难以超越的一种局限,“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

但是自我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生命所必需的一种“本能”,人总是从自己所在空间某一点,从自己时间的某一时刻选择一个观察世界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它是片面的,主观的,它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而要摆脱自我中心,似乎也是简单的,那就是“人类精神对生活在其他时代和地区的其他人发生兴趣”,也就是将自我中心进行转移,甚至投射到其他地方,这种做法在精神意义上其实形成了人类的宗教,汤因比将人类的宗教看成是人类崇拜或探索的行为,它有三个对象:自然、人本身和“既非自然、亦非人而又存在于自然和人之中并超越它们之上的绝对实在”。

这三个对象所对应的是自然崇拜、人的崇拜以及高级宗教,“在文明时代,这三种宗教或精神途径一直在争夺人心的归顺,其中自然崇拜最为古老,最为根深蒂固。”自然崇拜是把自然现象或自然物当成精神崇拜的对象,虽然最为古老,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进化中,人类对非人类的自然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自然崇拜并没有彻底消亡,相反在现存的高级宗教中还残留着他的影子,印度教中对生命自我生殖能力象征的湿婆阴茎像崇拜、大乘佛教中曼萘罗潜意识心灵的结构图形,基督教中对圣母圣子的礼拜和圣餐仪式,都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反应,而在人类自身中,这种自然崇拜也没有消失,“人类仍须与之对抗的那另一半自然是在人类自身中。”那个自然即使作为牺牲者的自然,也是作为怪物的自然,而这种双面性也体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二律背反”——“自然崇拜这一极为对人和神的崇拜开辟了道路。对作为怪物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人自身的自弃性崇拜;而对作为牺牲者的自然的崇拜导致人类对神的赎罪性崇拜,神通过为他的崇拜者们献身而给他们树立了一个神圣的榜样。”

当然,在文明社会里,人在自然崇拜之后进入的是人的崇拜,汤因比认为,自然崇拜是一种力量的崇拜,它让人体验到人类自身的软弱,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自我中心的崇拜,而当人类开始了人的崇拜之后,却在被神话的区域社团、统一社团和一个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过程中,又再次进入到自我中心里。“当多神教的范围从自然崇拜的王国扩展到以区域性的集体人类力量为其崇拜对象的人的崇拜王国的领域时,就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有害的社会效应,对被神化的区域社团的地方性崇拜必然导致它们各自的皈依者互相争战。”区域社团的偶像化是以集体的方式替代自然崇拜,但是它造成的不和会引起战争,“集体的自我是比个体的自我更危险的崇拜对象。”所以在这样一种危险情况下,人的崇拜可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在更大区域内实现统一社团的偶像化,也就是一种统一帝国的崇拜,它消除了区域社团带来的崇拜危险性,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这种崇拜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统一帝国臣民忠诚的另一个对象是一个代替被神化了的制度的被神化了的统治者”,统治者只是一个被神化的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神,也就是说,“统一帝国崇拜都是人为的产物,而不是先前区域国家崇拜的自然结果。”而这种偶像化的潜在危险是用政治权威下的国家利益设置了人为制造的宗教,它的宗教性甚至只是忠诚性。而在这种情形下,“从崇拜人类集体的力量(区域性的和世界性的)的幻觉中觉醒的灵魂往往首先求助于有别于这两种形式的另外一种既不是集体的也不是人为的人的崇拜形式。”

于是,人的崇拜又产生了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他是独立的,只凭自己的力量成为一个偶像。”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为了拯救生命而决意放弃生命”,这是一种伟大,也使其成为偶像的条件和目的,但是放弃生命的伟大在某种意义上却依然在自我中心里,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小乘佛教的问题:“他救了自己,却不能救别人。”所以汤因比认为,他们只是一种神化的产物,“在使自己脱离人而成为神的过程中,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并没有达到他们所企望达到的神圣高度,反而使自己降低到亚人的地步。”而真正的神是能够绝对地自我圆成,能绝对地自悲,他并不需要人的崇拜,不需要被偶像化,而这种崇拜就是对于那种绝对实在的崇拜,也就是人类所需要的高级宗教。

而其实,在区域社团的偶像化出现危险之后,人类的选择除了统一社团偶像化之外,也在摈弃了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之后去依赖一个既超越于人和自然界之上,又存在于人和自然界之中的绝对实在,而这种选择在汤因比看来就是高级宗教出现的可能性。“任何灵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历史环境中都可能和上帝相遇。”而这种与上帝的相遇便是汤因比发现的高级宗教。宗教是人在精神世界里寻找崇拜者的结果,自然崇拜舍弃了人的自身意义,人的崇拜又创造了一个人为意义上的神,这两种崇拜的最大错误在于“妨碍了人的崇拜者找到对待痛苦的正确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然崇拜还是人的崇拜,他们在崇拜中神化了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容易衰落和解体,寄希望于这些崇拜对象,反而会加深人类自身的痛苦,甚至这种痛苦反而变成了对人类自身本性的背弃。汤因比认为,“痛苦是人生的本质,痛苦是生物设法使自己成为宇宙中心的本质冲动与对其他造物及所有生物生活、动作、存留于其中的绝对存在的本质依赖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因为痛苦而背离痛苦,这就是自然崇拜尤其是人的崇拜带来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他看来,正确的方式是“独自承受痛苦,并以痛苦为代价通过以对同胞的怜爱为重而对自己的痛苦作出积极的说明”,而这正是高级宗教的目的,“它使人类发现了集强权与慈爱于一身的神,这个神既不是人的神化,也不是非人的自然的神化,而是将这些及其一切造物从每一种造物都可能有的自我中心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主。”

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的黑暗中探索人类的爱

这是崇拜之后的超越,这是自爱之外的他爱,“既超越对自然的崇拜又超越对人的崇拜”的宗教就是高级宗教。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的七种宗教划为高级宗教,它们是三种佛教型的宗教:锡兰和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东亚、西藏和蒙古的大乘佛教;印度的佛教以后的印度教;三种犹太教型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散见于波斯东南部和西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负有全人类的使命,它的共同任务是启示一些解决人生基本问题的手段,它们共同的目标是“集力量和慈爱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成为宇宙的中心。

但是高级宗教的出现,并不是一种终极命题,汤因比不无忧患地认为,“高级宗教出现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也就是说,高级宗教在文明解体中出现,在新文明兴起时播种,但是播种者却遭受了挫折,甚至变成了灾难。这种挫折和灾难表现在高级宗教在和偶像化的统一帝国接触时,遭遇了人对于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从而变成了一种政教冲突;在旧制度解体新制度产生中,高级宗教又容易从精神使命转向世俗使命,甚至变成了一种为政治目的实现统治而传播新福音;高级宗教在和哲学接触中,宗教福音被译为形而上学术语,从而在把握真理的道路上,从潜意识的诗歌语言变成了理智中的科学语言;甚至,高级宗教最后变成了宗教制度偶像化的工具,那些皈依者最终开始崇拜宗教制度,在崇拜自己或崇拜自己的创造物的过程中,人类又回到了自我中心的“原罪”上,“这种崇拜之所以是万恶之最,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对真正依附上帝这一绝对实在的状况所能作出的最严重的道德和理性反叛,还因为它为所有其他的恶打开了大门。”

实际上,高级宗教在出现之后遭遇的挫折甚至灾难,就是无法全面而正确地看待偶像化这个问题,或者说,当偶像变成人为的偶像化,它就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人类自我中心的错误中,而这个避免自我中心、避免偶像化的任务落在了历史学家身上,也就是开始了“历史学家的总教观”的重建。在汤因比看来,历史学家提供的职业视角,就是本能地可以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观点,因为自我中心是“从他本人所在的空间某一点和时间某一刻上选择一个方向”,而历史学家站在历史的异代异域时空中,同时又把历史的生活和“历史学家及其同时代人此时此地的生活”放在同一维度里,使其具有同样的客观现实性和道德要求,这就消除了自我中心的主观性和局限性,在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成为“心理学上的同时代人”。

虽然汤因比也赞同一个观点,“历史学家是他自己时代和区域的囚犯”,因为作为一个人,历史学家“眺望历史长河上游的唯一的立足点,是他本人一直乘坐的沿着波涛翻滚的激流顺流而下的小船的不断移动的桅顶”,他对于自我中心的超越是局部的和不完善的,但是无论如何却能给宗教特别是高级宗教的重建带来一种视角,提供一种可能。所以汤因比从“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这一主题入手,站在“眺望历史长河”的那个立足点,从历史记录来考察高级宗教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所遭遇的挫折。

“西方文明在17世纪打碎了传统的西方基督教蛹体,从中抽取出自己新的世俗社会形态;技术作为西方人至上的利益和追求取代了宗教。西方这一内在的精神革命很快促使其他文明对待重压在自己头上的异己的西方文明的态度相应发生革命。”这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体现,但是在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发展过程中,西方文明走过了复杂的宗教之路,从早起的世界性抵制,到西方自身的式微,在到西方人对基督教传统的反对,再到西方生活的世俗化,乃至世界对世俗化的西方文明的接受,以及希腊罗马偶像的重建,在这条历史长河中,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化,而这种世俗化的突出特点就是技术革命,技术改变了自然,甚至控制了自然,从而影响人的生活,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当这种权力变成人驾驭自然和自身的工具,在精神意义上就是对于宗教的代替,而技术成为主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人化的偶像和神,“被神化的造物是不能代替被废黜的造物主而成为必须崇拜的对象的”,而抛弃这种忠告的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另一种自我中心,而这正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汤因比所要审视的问题。

他在“序言”中就说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如何’的问题亟待有一个答案,这对我来说是这样迫切,再也不能忽视它了。”而他对宗教的态度除了确定“高级宗教”的特点,除了分析历史学家的使命,在找寻绝对实在的崇拜过程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人类宗教传统的本质与非本质连生物分离开,当历史收获的不纯粹是谷子,我们的任务却是要“扬去谷物上的糠皮”,在他看来,高级宗教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本质性的劝诫和真理,一个则是非本质的习俗和说教,只有本质的劝诫和真理,才是一种人类共存的精神实在,“日间在云柱中领我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我们——人类不与它同行便不成其为人类。”所以考察七种高级宗教,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绝对实在具有非人格的一面。”佛教是涅槃,印度教是梵,琐罗亚斯德教是阿胡拉玛兹达的抽象属性,犹太教型的宗教是神秘体验。非人格的一面成为绝对实在,是彻底地弃绝了自我中心,而当自我中心被弃绝之后,是不是人变得真正可悲了?

其实,对于汤因比来说,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他看来,人在高级宗教面前,不仅可悲而且不可知,人不是宇宙的精神存在,他也无法创造宇宙,而宇宙本质上是神秘的,我们无法解释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汤因比的宗教观就是一种不可知论,他在1973年发表的《黑暗中的探索》这篇论文里,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永远在黑暗中的探索者,“当我合乎理性地思考时,我是一个宗教的不可知论者。”他不知道存不存在一个永生的上帝,他相信圣灵的实在性,却不相信它的全能,他也不知道实在的本质是什么,这种不可知论却为他打开了通向神秘中心的许多条通道,他援引罗马元老院议员奥勒留·西马库斯同圣安布罗斯论辩时说的一句话:“单循一条道路是永远达不到如此伟大而神秘的中心的。”这或者是汤因比现实生活培育的一种多元思想,他的父母是具有温和观点的正统基督教徒,叔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福音主义者,而他“在基督教的传统中的浸泡”,却从小不相信童贞感孕,在大学本科时,他曾喜欢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而受他的第一个妻子罗莎琳德·默里的缘故,他差一点接受罗马天主教,成为一名皈依天主教信仰的信徒。

这种种构成了汤因比的宗教态度,而这种多元的道路对于汤因比来说,却通往同一条路,那就是宗教的终极目的:至善。“万恶之恶不是痛苦而是自私,而爱,虽不免痛苦,却是至善。”所以他认为,高级宗教的使命不是互为竞争,而是互为补充,“我们能够爱它而不必认为它是唯一得救的工具。”引用《哥林多前书》来说,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不是全能的,但是爱不屈服于暴力,人类会灭绝,但是爱却超越存在,“我正在黑暗中探索,我的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只要我还有意识,我就将继续去爱,继续去理解。”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编号:C38·2170820·1404
作者:【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6年10月第1版
定价:128.00元亚马逊63.30元
ISBN:9787532770083
页数:240页

“我的一本书《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实际上是一部塔罗牌小说,由与大阿卡纳纸牌相对应的22章组成。借助塔罗牌,可以预测未来,而《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包含着若干牌义,就像那些塔罗牌。”无限可能性意味着不可能,不可能的世界如何走向“最后”?《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深入到欧洲的现实和历史中,寻找一个与现实类似的断片,来放置作者的思想。这个断片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和塞尔维亚起义。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中,帕维奇写了两个塞尔维亚家庭的遭遇,这两个家庭分别在为拿破仑的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命,代表了塞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只是,不管是哪一方,他们都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的未来在奋斗,而是为了与本民族无关的事情在拼杀,而这个事件却最后在文本中消失了,如此,仿佛听到了帕维奇的问题:“我们是否都在面对一种挑战,看到最后一百名读者的面孔,或者略微悲观地讲,看到小说的最后一百名读者的面孔?”


《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人类永远十七岁

身在雅典去想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就是君士坦丁堡;身在罗马去想,它则是另外一座君士坦丁堡。
——《20号牌 审判》

第一张翻出的牌无论如何也不是第20号牌,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始审判。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善变的过程:首先你要听说有这么一本书,它早已经上市,摆放在某一个书品系列里,它的名字叫“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这是一个名字上的“君士坦丁堡”;然后被人看见,被人选购,被人消费,当经历了某一个库房发货之后,才能在几天之后到达我的手中,于是可以看见那个蓝色如瓷器的封面,封面上是君士坦丁堡的建筑,这是一个可以感官的“君士坦丁堡”,但是仅仅是看见,甚至仅仅是抚摸,它距离十九世纪的故事还很远;当它在书橱里陈列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从容地撕去上面的塑膜,然后像轻轻地打开,宛如礼盒,也宛如潘多拉的盒子,那种神秘是以前所有阅读体验中不曾有的,拉动红色的带子,是一本蓝色锻绒封面的书,上面写着“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底下的注解是:“一部算命用的塔罗牌小说”。

从名字意义的“君士坦丁堡”到被消费的“君士坦丁堡”,再到可以触摸的“君士坦丁堡”,是不是可以打开书进入阅读状态?可是你所购买的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一本书,在那个宛如瓷器礼盒也宛如潘多拉盒子的盒子里,还存放着一张“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全景图”,山上的房子,山下的河流,房子里的门和窗户,河上的船只,都囊括在一张长方形的图里,但为什么是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它和这个19世纪的小说故事有什么关系?

这其实是一张出版于1493年的Nuremberg Chronicle,描绘的是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占40年之后的情形。1493年倒退40年,就是那个著名的1453年,在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大爆炸之后几个月,处在火山灰阴霾下的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上,出现了“巨大的火焰”,这个过去一年多年来处在东罗马统治下的城市终于在烈焰当头的几天之后,彻底陷落,东罗马帝国从此灭亡,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它的统治。这是西方时代的终结?这是基督教文明的失陷?当4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水依然在流,到底是是文明压倒野蛮,还是野蛮压倒文明?甚至在300年后,当代表法国征战的奥普伊奇中尉来到君士坦丁堡,是寻找自己的身份,还是代表着另一种侵入?

“一四九三年君士坦丁堡全景图”只是局部,正像历史也只是时间的一个局部,而盒子里那副塔罗牌呢?轻轻打开,是22张大阿卡纳牌,它们按照秩序从0到21排列在一起,而大阿卡纳牌也只不过是塔罗牌的局部而已,只有22张大阿卡纳牌和56张小阿卡纳牌合在一起,才组成塔罗牌,而最早的塔罗牌产生于1390年和1445年,它们现在收藏在威尼斯柯若尔博物馆——1390年和1445年的塔罗牌,都早于1453年的那场战争,也早于1493年的这张全景图,所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塔罗牌是不是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残留?而当300年后,生于塞尔维亚的奥普伊奇中尉和父亲一样加入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是不是一种背叛?还有音乐天才帕霍米耶·泰柰茨基成为奥地利的神枪手,参加了1797年的威尼斯战争,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忠?就像君士坦丁堡,曾经是世界东正教的中心,是塞尔维亚人心目中的圣城,却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了300年,变成了伊斯兰的城市,甚至它的名字也被叫做伊斯坦布尔,这是不是一种信仰的缺失?

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是局部的历史,22张大阿卡纳牌是局部的命运,当它们和一本用来算命的塔罗牌小说共同组成“君士坦丁堡”文本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整体吗?整体并非是不翻阅的静态,并非是不解构的合一,它其实保留了所有可能,就像那22张阿卡纳牌一样,“算命小引”中说,你可以按现有顺序阅读这本小说,从0号牌开始,到第一组七张牌,再到第二、第三组七张牌,一直到最后的第21号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按照牌阵来解义,塔罗牌阵法有三种,魔法十字、大三位一体和凯尔特十字,你可以选择其中一种牌阵,然后根据牌阵要求的顺序去阅读相关篇章,当用阿卡纳牌的随机性来阅读小说,那么就创造了顺序的无限可能,而每一种可能会带来不同的体验。

但是,当用塔罗牌来控制阅读篇章的顺序,实际上就是让一本书脱离了它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塔罗牌侵入了小说的文本,在无数可能中,命运会走向何处,历史会走向何处,阅读会走向何处?这是复数的阅读,复数的结局,复数的文本,而当面对唯一一个读者的时候,其实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游戏,或者说是文本的陷阱——君士坦丁堡全景图、22张阿卡纳牌和一本书,从来不构成一个整体,它们只是在文本的多义性和互文性上构成了一种景观,而其实,无论如何,都难以逃离现实的掌控,而在这个唯一现实里,只有唯一的读者,只有唯一的一双眼睛和一双手,于是,把“一四九三年的君士坦丁堡全景图”放置在一边,把22张大阿卡纳牌放进牌盒里,而只剩下一本缎面的书,一本215页的书,一本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写的书。

从多个部分到一个部分,从多种可能到唯一现实,一本书或者只是一本书,一个君士坦丁堡或者只是一个君士坦丁堡,它不在雅典人的想法里,也不在罗马人的头脑中,或者也不在奥斯曼人的征服中,它只在君士坦丁堡自己的历史中。但是从阿卡纳牌开始,这种唯一性在战争、混乱、死亡中或许已经不具有确定性,那么在诸多的变化中,在可能的结局里,用算命的方式是不是可以找到君士坦丁堡自身的存在逻辑?

引自《百科全书》的那段话是:“愚人通过21次启蒙,获得神秘的能量和玄奥的智慧;象征愚人的纸牌同时有塔罗牌‘大奥秘库’中的O号牌、正当中那张牌和最末一张牌。”获得神秘的能量和玄奥的智慧,靠的是21次启蒙,而启蒙的意义是赋予愚人一种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带来真正改变就涉及到三张牌:0号牌、当中那张牌和最后一张牌。不妨放弃所谓的魔法十字、大三位一体和凯尔特十字等三种牌阵的解读,从愚人的世界开始寻找抵达君士坦丁堡的那条路径。打开第0号牌,按照自然秩序,它也在第一组七张号牌的前面,谁是愚人?“父亲过去谈到他,经常说他像河岸上新起的风一样愚蠢,说他总是挨着悬崖的边缘行走。”父亲是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他一直是法国骑兵队里的军官,而这个他称作愚蠢的人的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从童年时代起就在父亲的队伍里效劳,也就是说,他被父亲定义为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失去了自我定义。

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归宿意义的存在,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出生在塞尔维亚的的里雅斯特,他的家族拥有亚得里亚海的商船,拥有多瑙河畔的麦田和葡萄园,但是因为随父亲征战,他除了母语,还讲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土耳其语;他痴迷于骏马,把它们的尾巴编成辫子;他从维也纳购买银质餐具,他热衷于参加化装舞会、假面舞会,喜欢观看烟花表演;他总是置身于欧洲女人之间,“他总是感觉如鱼得水。”从某种意义上,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就是一个从小失去家的孩子,而他身上被浸润的欧洲文化,却让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甚至像一个魔鬼一般:他的一只眼睛像身为希腊人的外祖母,另一只眼睛则像他塞尔维亚人的父亲,所以,“出生于的里雅斯特的小奥普伊奇所看见的世界是一个斗鸡眼所见的世界。”他会窃窃私语:“上帝是上帝,我却不是我自己。”

不是我自己,这是小奥普伊奇对自己的评价,这也是丧失归宿感的一种无奈,所以愚人之存在,是因为总是“挨着悬崖的边缘行走”,是因为“带着一副外国女人的笑容”,是因为“舌头底下像掩藏了一个秘密一样藏了一块石头”,所以对他来说,就需要找到智慧,找到力量,找到启蒙,而最直接的办法是找到父母,“他一如既往躲在某个角落后面观察他的父亲,躲在另一个角落后面倾听他的母亲。他渴望与他们相会。他并不了解自己是谁。”而对于一个14岁时在乌尔姆战役中、22岁时在普鲁士战役中失去知觉的征战者来说,他却拥有另一样东西,那就是自己的“第11根手指”,它一直挺直着,一直数着天上的星星——这是欲望的象征,他所需要的是可以满足欲望的女人,就像他总能听到地底下奇怪的声音,像欲望的潜流总是有着喷薄而出的可能。

所以从0号牌的愚人开始,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为了摆脱“不是我自己”的命运,就需要寻找力量和智慧,而找到自己的最好办法则是知道父亲是谁,知道母亲在那里,知道自己出生的的里雅斯特在何处?这是回归的一个信号,也是改变愚人命运的第一步。按照这个目的,他就是按照大阿卡纳牌的顺序,从0号的愚人到1号的魔术师,再到2号的女祭司,再到3号的女皇。1号魔术师对他说:“假如你随身带着家里的钥匙,而你的家已被战争摧毁,那么只消把你的钥匙扔进一口大锅里,我就可以重建你的家,连最末的细节也不漏过,因为每把钥匙都会制造某种回声,从而让耳朵获得有关那把钥匙所守护的房子的形状和尺寸的清晰描述。”这是和钥匙有关的房子,它可以打开一扇门,可以进去,可以知道家,而那个钥匙,那个房子,那个想回家的愿望在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君士坦丁堡,在那个圣殿里,有一根石柱,石柱上有一块紫铜盾牌,盾牌里有一个圆孔,“任何想许愿之人必须把大拇指插入那个圆孔,同时手掌紧贴在上面,绝不能让手掌离开那块铜板或是让大拇指离开那个圆孔,然后他的愿望就会得到回应。”

的里雅斯特是出生地,为何要去君士坦丁堡?要去圣殿?要插入那个圆孔?这仿佛是某种关于欲望的隐喻?那用手插入的动作正像他一直挺直的第11根手指渴望“星星”,所以当最后在君士坦丁堡的圣殿里插入了手指,小奥普伊奇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它只是欲望的一次空置,所以魔术师引导他进入到君士坦丁堡,就是让被欲望控制的蠢人在空无中回归到自身。但是魔术师却说出了另一个秘密,那就是告诉他,父亲还活着,但是有三次死亡,只有在第三次死亡到来之际才会真正消失,而让他消失的是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直到你经历了你的最后之恋,直到你引起一个女人的注意,你会跟那个女人繁衍后代。就在同一个瞬间,你会从世界上完全消失,因为存在三次的灵魂不能生育后代,正如一个人因为三次死亡而变成吸血鬼之后不能生育孩子一样。”

关于父亲的三次死亡其实并非是魔术师的秘密,在剧院里舞台上正表演的就是那出名为《奥普伊奇上尉的三死》的戏剧,“说回来,你的每一位先祖都只有一个死。可你却不是这样。你会有三个死,这三个死都在这里。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这位可爱的妇人和这位姑娘,她们就是你的三个死。”父亲奥普伊奇的三次死亡,都背离了祖先唯一的死亡,也都和女人有关,三个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戏剧中奥普伊奇的第一次死于与熊的搏斗,第二次死于穿奥地利军大衣、拿着来复枪的男子,第三次则在黑夜中准备袭击敌人时被那个奥地利人的匕首刺中。

三次死亡出现在戏剧中,出现在魔术师的预言里,但是对于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却只是一个传说,“真相是什么?我父亲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是他质问魔术师的话,而魔术师对他说的是:“每个人都拥有两种过去,一种叫作‘慢悠’,这种过去随着一个人的出生而生长,然后向着死发展。另一种叫作‘哧溜’,它跟着一个人回溯到他出生的时刻。”一种是自然秩序的出生和死亡,而另一种是回溯到出生的时刻,“真相就存在于两种过去之间……”所以对于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在过去寻找真相,而过去的真相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在女祭司那里,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被塔罗牌算命,而且和父亲的命运都在月之处女的同一张牌上,她告诉他的是,父亲属于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人大权在握,他们甚至发动了战争,所以即使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是胜利者的儿子,世界也永远不是他的,“你父亲会喜欢白天胜过黑夜,喜欢男性圣像胜过喜欢女性圣像。只要你为之效劳的国家还在追求权力和富裕,它就属于你父亲;也属于他那类人,他的兄弟会。”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喜欢的是小麦,懂得保持沉默,但是因为自己的11根手指,将长年累月和欲望搏斗,但是最后却会从一个具有两种性别的女人,即“第三只鞋”中得到问题的答案,“迄至今日,这些纸牌讲这些植物的语言已经长达千年,人类的命运就镌刻在这些植物上面。‘第三只鞋’就是那个不会踩踏这些植物的人。”

魔术师和女祭司对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讲的话其实都纠缠于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或者说自己的命运是被父亲所决定了的,不管是父亲的“三死”,还是权力圈子,与其说是接近真相,不如说是远离真相,在两种过去之间,在“第三只鞋”那里,都是不确定的,都是谜语式的,也都在一次次远离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我自己是谁”的谜团。所以在这样的迷局面前,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不如直接回到的里雅斯特,回到母亲身边,回到哪所大房子——这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第一次回归。在这次回归里,他不是寻找父亲的线索,而是用回溯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过去。

那个叫佩特拉·阿拉乌普的女人像是自己的姨妈,但其实安排他睡觉的她更像是欲望之神,“我积攒了很多绺头发,正在织一个阴茎保暖袋。”全身散发着扁桃仁芳香的她甚至和他裸身睡在一起,而当母亲掀起被子看见他的第11根手指挺立在那里的时候,发出尖叫:“我要杀了这个佩特拉!你这样子怎么能去教堂啊?”这当然是亵渎,因为欲望玷污了信仰,但是在的里雅斯特的家里,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看到的并非是纯洁的信仰,不管是头发缠住自己脖子的妹妹,还是把一杯酒倒在自己的双乳之间一滴不剩喝干的嫂子,甚至告诉他啃家里门柱和门把手的母亲,他们作为女人,也是欲望的代表,所以当母亲说出1789年的那头熊,说出那个屋子,说出父亲,他的第一次死,就是欲望之死,“我就看了,只见哈拉拉姆皮耶与一头活着的熊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当他用他的匕首杀死那头熊时,垂死挣扎的熊滋了他一身尿。我们无比开心,无比相爱,就在1789年当年,在深冬,我生了你,索福洛尼耶,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人之诞生,是用婚姻和爱灭除了欲望,但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第11根手指,的里雅斯特淫乱的家,却又是另一种欲望的开始,甚至当帕纳·泰奈茨基成为“灵魂上的兄弟和肉体上的丈夫”的妹妹约瓦娜说起自己家族和泽蒙的泰柰茨基家族的恩怨,也完全是欲望之罪:“你不知道啊?这两个家族的关系是在上个世纪、上一次战争中开始的,也就是在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崩溃的时候。你父亲遇到了帕霍米耶·泰奈茨基,他是此刻正在操你妹妹的帕纳·泰奈茨基的父亲。”帕纳·泰奈茨基的父亲就是帕霍米耶·泰奈茨基,他一直为奥地利征战,在与法国军队的战斗中,他吃了败仗,但是尽管如此,帕霍米耶·泰奈茨基的世界也是一个欲望的世界,只不过他靠的是自己的来复枪,“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来复枪射程所及的无人之地,如同在维也纳时一样。”而他最欣赏的一句话是:“杀人最多的人,活得最长久……”

同样是塞尔维亚人,却同样被欲望驱使,所以奥普伊奇家族和泰柰茨基家族,在欲望面前都无法逃脱命运,而这样的命运无法使他们站在同样的民族立场,“他明白,在民族之间不存在爱,只有恨。他喜欢说,胜利有很多父亲,而失败永远只是孤儿;不过,他也会想,尽管从未说过,失败和胜利两者永远拥有同一个母亲。”不管是奥普伊奇上尉的权力观,还是泰柰茨基的杀人观,他们最后其实都找不到自己的“父亲”,找不到自己的祖国,找不到自己的民族归宿感,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在他们欲望所构筑的后代里,充满了乱伦,充满了敌意,充满了对抗。

奥普伊奇和泰柰茨基在塔楼上的对决,让手持来复枪的泰柰茨基被化成马人怪物的奥普伊奇一枪洞穿,而这也使得那个“杀人最多的人,活得最长久”成为了一个讽喻,而和泰柰茨基在一起的拉斯蒂娜却要和打死了泰柰茨基的奥普伊奇生孩子:“我想给你生个孩子。你给了我生命,我要把它还给你。一命还一命。”当奥普伊奇用象征权力的盲人权杖戳开拉斯蒂娜的下身时,他才发现她还是个处女;而当拉斯蒂娜告别战场回到卡尔洛夫奇,和丈夫生下了儿子阿尔瑟尼耶和女儿杜尼娅,后来又爱上了从椅子背部劈开而生下来的帕皮拉,竟然和他做起了情人;而在女儿杜尼娅的床上,拉斯蒂娜放置了一块山羊皮,第二天竟然发现帕皮拉的后背上有粗糙山羊毛磨出的印痕……

欲望总是难以遏制,而关于奥普伊奇的第二次死也在欲望中悄悄酝酿。当被赶出了家门的帕皮拉报名参加了奥地利的军队,和泰奈茨基的儿子帕纳·泰奈茨基在同一个军队里成为朋友,于是他帮助帕纳·泰奈茨基找奥普伊奇上尉报仇,结果在夜晚的对决中,那一盏马灯下,奥普伊奇用马刀杀死了帕皮拉——这是魔术师对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说出他父亲三死的第二次死亡,而这次死亡之后出现的另一个女人,就是和帕皮拉一起被赶出来的杜尼娅,于是,获胜的奥普伊奇对杜尼娅说:我要让你怀上一个小孩,你可以生下你所希望生的那一个。你会有两次受精,而且要自己决定两个种子你想要哪一个:生命的种子,抑或死亡的种子。”而就在奥普伊奇和杜尼娅培育种子的时候,拉斯蒂娜却对儿子阿尔瑟尼耶说:“知道吗,我以前不敢告诉你。但现在我必须说出来。奥普伊奇上尉是你的亲生父亲。”

在和那头熊搏斗中,奥普伊奇的第一次死成为了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父亲,在第二次死的时候和杜尼娅培育种子,而拉斯蒂娜的儿子阿尔瑟尼耶也是奥普伊奇的儿子,也就是说,奥普伊奇上尉和不同的女人生下了儿子,三次死亡的三个种子,是生命的种子还是复仇的种子?而在搏斗中得到的胜利,使他成为唯一的父亲,但是这个唯一的父亲就像唯一的祖国,唯一的民族一样,以一种复数的死亡、复数的孩子制造了混乱,所以,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权力和欲望,所以即使是胜利者,就像隐士所说:“胜利是没有孩子的,它只有一个父亲。相反,失败却有上百个孩子。想想吧。谁是更强大的一方?”

那时的塞尔维亚正和土耳其作战,但是不管是奥普伊奇家族爱是泰柰茨基家族,都为了权力和欲望跟随着法国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你们为什么要在外国人的军队,而不是在你们自己的军队里服役?你们是在为了两个属于外国人的帝国——为了法兰西和奥地利——战斗并牺牲,而与此同时,你们自己部族的同胞却在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正为了他们的国家与土耳其人进行战斗。”所以对于寻找父亲的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来说,改变愚人角色的真正意义不是找到智慧和力量,而是回到唯一的君士坦丁堡,回到由真正的过去启示的真相,而那个保护着植物的“第三只鞋”便成为他从0号牌愚人命运中解脱出来的唯一力量。

“给我那条围巾,一只长烟管,这把椅子,一双手套和一枚戒指。”当泰柰茨基的女儿耶丽赛纳·泰奈茨基在店铺里买来了这些东西,她便开始了自己的征程,那双鞋只留下一只挂在脖子上,那枚戒指上刻着“请记住我!这枚戒指重获了贞洁。我期盼你的手指,一如你的新郎!”的铭文,她踏上了寻找爱人的旅程,而她所遇到的第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则是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第11根手指还挺立着,在遇到耶丽塞纳之前,受伤的奥普伊奇被杜尼娅疗伤,欲望找到的是她“双腿中那个让别人快活”的叶夫多吉雅,但是这“命运之轮”像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当11号牌变成“正义”之后,命运已经昭然若揭地走向它该有的正义,正如奥地利军队中的帕纳·泰奈茨基上尉所说:“我永远在中间。在两位基督之间,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在面包和葡萄酒之间;假如你喜欢,也可以说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此乃我希望继续待着的所在。我那死去的父亲没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和“父亲”不同的开始,即使当他和父亲仇人之子索福洛尼耶·奧普伊奇在战场上遭遇,那马刀所对准的也并非是敌人,而倒下的奥普伊奇则开始在受伤而“倒吊”中开始了新的旅程——就在那时,他遇到了“第三只鞋”,他被她呼出的气所救,他把自己藏在舌头下面的秘密给了她。

而父亲奥普伊奇呢,那座荒芜的城堡里,那个泥泞的营地里,这个生下了复数孩子的父亲,这个被权力和欲望控制的父亲,终于看到了“死神”——那一本名为《伊利亚特》的书已经不再是西方文明之源头的史诗,而是记载了过去之死亡和预言了未来之死亡的书:他看见了1204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征战,看到了罗马迁移到君士坦丁堡,看到了哥伦布停靠在新大陆海岸,看到了法国人进攻威尼斯,看到了莱比锡的战役:

他看见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闪击战,以及四个男人在雅尔塔、斯大林在1948年;而且,惊恐不安中,拨开他罪孽的迷雾,他看见了耶路撒冷和哭墙以及阿拉伯人,看见了油再次从东方流出来,盎格鲁-萨克逊人登上月球,进入苏维埃俄罗斯人所在的太空,以及塞尔维亚人冒全天下之大不韪;他那预言家的眼睛的源泉都要枯竭了,谁知道他还看见了别的什么以及看到了多远……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死亡,一边是儿子,一边是父亲,一边是受伤,一边是胜利,但都和君士坦丁堡有关,和真相有关,和唯一的命运有关,“我之所以选了你,是因为你没有被你的母亲、姐妹或情人们所爱,而且你也不会被自己的女儿所爱,假如我们会有一个女儿的话。”这是耶丽塞纳对索福洛尼耶说的话,她是第三只鞋,既不是胜利者的妻子,也不是胜利者的女儿,她只是自己,“当我选择时,我选择我最爱的那个人。”而“最爱”也成为第11根手指一直挺立的索福洛尼耶·奧普伊奇找寻的自我,也是这种自我使她变成了愚人,而愚人在另一个意义上则是幸福的人,“幸福和睿智不会同时存在,正如身体和思想不会共存,因为,只有痛苦才是身体的思想。换言之,幸福的人会变成愚笨的人。”

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为什么要去往君士坦丁堡,因为那里有着圣殿,有着铜柱,有着秘密,“我们要跟着你的父亲前往君士坦丁堡。去找那根镶着紫铜盾牌的石柱。”而父亲奥普伊奇为什么要去君士坦丁堡,因为在死神那里他看到了过去遭受蹂躏的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未来被权力控制的君士坦丁堡,而三次死亡之后的他将会带着最终极的死遇见最后的爱恋,这一次的爱恋才是唯一的爱,才是让自己归于一个人的爱。但是不管是儿子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还是父亲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他们其实在君士坦丁堡遇到的只有一个女人:耶丽塞纳,而第三只鞋的耶丽塞纳所代表的就是唯一的爱,唯一的世界,“什么是民族?瞧瞧我。我十七岁。我是人类的同龄人,因为人类永远是十七岁。这就是说,民族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孩子。它一直在成长,而它的语言、它的精神、它的记忆,甚至还有它的未来,对于它来说就像衣服,总是会显得过于窄小。”

实际上作为泰柰茨基家族的女儿,耶丽塞纳离开家,憎恨哥哥,都是拒绝一种身份上的认同,而她只活在自己的17岁里,活在“第三只鞋”的自我里,对于索福洛尼耶·奥普伊奇的爱,是让他从第11根手指的身体欲望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相,而对于哈拉拉姆皮耶·奥普伊奇来说,则是在最后的爱恋中完成三死之后真正的权力之死,“直到你经历了你的最后之恋,直到一个你能够与她生育后代的女人爱上了你。到那时,在那个刹之间,你将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因为‘第三个灵魂’不能生育后代,正如被再次吸过血的人不可能有孩子……”而君士坦丁堡呢?一个遭受过不同民族蹂躏的城市,一个在欲望和权力的征战中遍体鳞伤的城市,一个信仰随时陷落的城市,也成为一种复数,但是在这个只属于君士坦丁堡的君士坦丁堡,它就是整个世界,而“世界”正是最后一张牌——从0号牌的“愚人”到11号牌的“正义”,再到最后一张牌的“世界”,无数次启蒙,无数次失败,无数次死亡之后,曾经被魔鬼控制的索福洛尼耶终于回到了君士坦丁堡,终于成为他自己:

经过了十七年,他的性器萎软下来,他右脚的皮靴不再让他觉得夹痈,他的听力变弱了,再也听不见地底下的声音。整个广阔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简直就像代表他命运的所有纸牌,他的全部大阿卡纳牌,一直都是反着摆放的,所以他的生活被翻转了,他的全部官能发生了倒错,并改变了从地底到宇宙的感知方向。

加薪秘诀

编号:C38·2170820·1403
作者:【法】乔治·佩雷克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5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4.40元
ISBN:9787020123179
页数:192页

“经过深思熟虑鼓足满腔勇气您决定去见您的上司请求加薪所以您去求见上司简便起见因为不简总是不便我们且称他张三先生也可叫作张先生或者干脆就是张生”,无标点的第一句,似乎要走向无穷尽的末日,但是没有停顿的世界里,哪里才是终点?哪里才有希望?随着乔治·佩雷克引人发笑的叙事和势不可挡的逻辑,读者如同在观看一场真正的障碍赛跑:一次次对会面的忐忑预想,一次次失约后的腾挪跳跃,焦虑持续加剧而希望越来越渺茫。《加薪》起先是乔治·佩雷克写于一九六七年的广播剧,其文本翌年以《加薪秘诀》为题在杂志上发表,不加任何标点;一九七〇年,该剧由马塞尔·居维里埃(Marcel Cuvelier)首次搬上舞台。


《加薪秘诀》: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

老妇人,声音压得极低:我们到底是谁……
妇人,声音压得极低: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男子,声音同样压得极低:……我们所隐瞒的一切……也许我们彼此并非真的陌生……也许这里有一位丈夫和他的妻子……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
——《巴氏口袋》

我们到底是谁,是关于身份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是关于行为的质疑,像是哲学的终极问题,但是这是两个疑问句?两个肯定的疑问句?“声音压得极低”里甚至没有问号,当用省略号取代的时候,他们的句子里是欲言又止的话,是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事,是可能但是必然的结局:老妇人说的“我们”,妇人说的“这里”,以及男子说的“丈夫和他的妻子”、“母亲和她的女儿”都把一切带向了确定的位置。

以及确定的时间,确定的地点,以及确定的舞台:时间是1974年2月12日,地点是尼斯剧院,舞台是罗伯特·康达曼导演《巴氏口袋》设置的剧场。铁幕升起,传来吸尘器强烈的噪音,那里没有门,即使有墙,上面的壁饰也只是伪装而已,一切都是舞台的设置,当观众走进剧场观赏一部剧作的时候,当演员面对观众表演的时候,这一切设置好的东西仅仅是虚设的布置,那么包括舞台上的六个人,也都完全没有必要问出那两个具有哲学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

一切都是形而下的?老妇人又怎样的打扮?妇人脱去服装会呈现怎样具体的样子?男子几岁了,他上台演出有几年经验了?回归到现实是不是就是形而下的开始?而且还有那土豆,一袋袋堆起来的土豆,一定是可食用的,一定是粒粒饱满的,一定是带着新鲜的色泽。可是,勒内·德·欧巴尔迪亚《无名将军》里的那句话被引用了:“即便是在现代,削土豆皮或许仍是最大的冒险。”为什么是一件冒险的事?是形而下解构了形而上?是现实冲击了艺术?还是具体确定的人破坏了“我们到底是谁”的终极疑问?

其实,舞台不是舞台,当引座小姐让入场的观众就坐,他们就对台上发生的一幕仿若未闻,他们只是坐在位置上,不是台下的位置,是像在家里一般关了门坐在里面,看看书读读报聊聊天或者打个瞌睡,都是和别人无关的现实;而台上呢,六名剧中人物早就在台上了,他们取消了观众“看见”的时间,也就是说,“给人感觉他们已在台上数小时、数日、数月之久……”而且,他们对观众席视而不见,目光永远在舞台上,在表演中,在“声音压得极低”的对话中。台上和台下,舞台和现实,就这样被隔离开来,一些不在剧场的观众,一个不在舞台的演出,就这样生生划出了两个世界,各自发生,各自始终,各自对话,各自在自己的确定的位置上。

这当然是已经发生的故事,“用意是营造出一个原本富丽堂皇却为光阴无情销蚀的场所。”也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那一袋袋的土豆总是要倒出来,总是要每一个人都削起来,总是充满了“最大的冒险”。是的,正在发生的现实里有了三次敲击声,有了长时间的沉默,有了总是有人或没人的猜测——老妇人之后,是青年男子,是男子,是妇人,是青年女子,他们面对土豆,他们谈论土豆,他们对土豆充满了疑问,而每一次关于土豆的疑问就是关于“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这里干什么”的回答。男子说:“我们对土豆谈论得还不够!”,停顿之后说“其实我们应该每天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想念土豆!”再停顿之后说:“是土豆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停顿,是允许时间插进来,当时间插进来,土豆就不是现在的土豆,土豆就不是我们的土豆。

土豆是战争期间的土豆,“战争时期哪来的土豆,那会儿只有洋姜和大头菜。”妇人说,然而男子纠正说:“错!!那会儿是有土豆的!就在战俘营!被他们用来做身份证,是的,夫人!”妇人的否认,男子的肯定,但是这个被插进来的战争时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真实发生的?1970年的现实没有战争,正在现实里的男子和妇人没有看见战争,所以土豆之一种是记忆之外的虚构,当虚构进入时间,就必然是为了发生关系,所以男子说:“没有就去找啊,关系,把它找出来,想象出来,别没事儿瞎嚷嚷!”所以关于土豆的叙事,就一定是一种关系,和欧内斯特卖了版权换了菟头茎,阿基米德烧了亚历山大港,“还有藤生的或者曼声的菜豆、与村姑齐名的香菇!别忘了花菜!”都在一层层的关系里接近土豆叙事,接近虚构的战争。

“战争爆发了……”青年男子出来,说到了战争以及省略号,那欲言又止的话里,那已经和即将发生的事里,那可能但是必然的结局里,就有了女儿和女佣,就有了宅子,就有了把自己关在客厅14年的英国人,就有了两只在墙壁中发现的活蝙蝠,就有了烤箱、亭子、大池塘、小岛、冬天龙卷风、小船、钢琴等等,给有了火车和马车,就有了亲历的故事看见的人已经发生的场景,就有了阿诺夫人、居巴雍老爹、很多的孩子、很多的猫。是一种返回?虚构的返回?可能的返回,和土豆叙事有关的返回,以及寻找关系的返回。

但是充满了疑问,和肯定的疑问句不同,这里是有疑问的肯定句,英国人在客厅里关了14年,妇人问:“他们忘了关煤气?”男人说:“不,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梳子!”那两只活蝙蝠从墙壁里被发现,是当时故意被放进了墙里,还是仅仅是去实验而逃跑了?那个宅子里的人在战争之后已经去世了,男子为什么敲门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围着盆子削土豆?有疑问的肯定句,最后的疑问总是被叙述中确定的东西化解,确定的是战争,是宅子,是孩子和猫,是记忆。但是当所有确定的东西在各自的叙述中返回到了一个地方,一个空间,一个时间,当疑问变成肯定,当我们开始对话,其实一切都变成了正在发生,无法逃逸,无法躲避,就像在舞台上的封闭空间,从来都不允许有人敲门,从来都不允许观众看见他们。

孤立而隔绝,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状态,现在的问题是,在被一袋袋的土豆围起来的冒险故事里,谁能打开一个出口?青年男子说:“我们困在这儿,就像是老鼠一样,一辈子都出不去了。”老妇人说:“您说得不对!花园可不是虚构的,院子也一样,您知道的。”男子认为缺少方法,青年女子觉得“仿佛有奇迹来拯救我们”。而妇人则认为:“她……您……我们所有人……我们之所以在这儿,因为那是我们曾经的愿望……因为我们现在仍想留在这里……再也要动弹……再也不要出去……”一辈子围着土豆,谈论土豆,“是土豆养育了我们!给了我们一切!”又一种土豆叙事,真正超越了时间,超越了记忆,超越了舞台,超越了生活,土豆就是一切,一切都是土豆——不是政治流亡者,不是告密者;时间就是一切,一切就是时间——不是古老的历史,不是亚历山大和巴尔芒捷的时代;我们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丈夫和妻子,母亲和女儿,甚至主人和仆人……

于是在冒险的土豆叙事中,在现在的时间里,在彼此认识的我们中,有人看见了“藏在后面的那些人”,有人被恶棍拖进了秘房,有人陷入了工程风波,在确定的位置上,不是不想逃离,而是无法逃离,“伴随着旧王朝崩塌的饥馑与粮荒到了年轻的共和国初年仍肆虐不止,这时惊愕莫名的世人才发现,救星就是土豆!”土豆是食物,土豆是工具,土豆是象征,土豆是让存在不存在,让死亡不死亡的符号,有人渴死,有人愁死,有人缠绵死,有人冻死,有人被别人的仇恨杀死,可使土豆的冒险故事还在那里发生,死了之后是复活,“长时间的沉默。死者一个接一个地爬起来,却仍旧在地上坐着,还稍稍有些喘息。”可是最后死去的是那个叫做“我们”的人,老妇人、男子、妇人、青年男子、青年女子,男人和女人,母亲和女儿,丈夫和妻子,在无名无姓的五个人之外,是第六个人,他叫“仆佣”——就像土豆一样,看见了发生的一切,站在“我们”之外,他在舞台之上却又在封闭之外,于是一切肯定的疑问句,一切疑问的肯定句,一切封闭的开放,一切开放的封闭,最后都变成了仆佣的独白:“他们被罚囚禁于监狱,但却没人瞧见他们的牢房;他们骑乘在马背上,但却没人看见他们的坐骑;他们把芦苇当做长剑去战斗;他们死去后却又随即爬起。”

他不是主人,却看着主人被囚禁,他在舞台上,却在封闭之外自由言说,“因为疯子的行为又怎么能为智者所料中呢。”那么舞台之下的观众是疯子还是智者?导演是智者还是疯子?一种内部的结构,就像独自存在的土豆,其实是一种见证和旁观,却和自己无关,无所谓道德审判,无所谓背叛和忠信,无所谓告密和囚禁,土豆在发芽,土豆在生长,土豆在收获,土豆被削皮被食用,土豆是土豆,一个确定的土豆,就是一个成为不确定故事的确定背景,一个从舞台回归到现实的真正道具。

而在《巴氏口袋》之外,那个《加薪》的舞台上是不是也有一个确定的土豆,一个土豆就是一切的故事?不是战争期间,是和平时代,不是“我们”,是“您”,不是在封闭的空间里,是在敞开的环境中,“又即:如何撇开卫生心理气候经济以及其他条件的影响营造最佳机会要求上司调薪”。这里的可能性因素包括卫生、心理、气候、经济以及其他条件,但是最终的目标是确定:营造最佳机会,以及要求调薪。于是在这个可能性因素环绕的世界里,就必须寻找一个确定的土豆,一个代表一切的土豆。

“剧中人物”是关于事件的步骤,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一是建议,二是非此即彼,三是肯定假设,四是否定假设,无是选择,六是结论。六段论的结构看起来是从“建议”开始,到“结论”为止的封闭结构,也就是说,一切事情总会有结论,任何可能都会有最佳机会,当然,每一个舞台都有充满冒险但最后一定是代表一起的土豆。如果完整地叙述六段论,则可以是这样一种结构:第一步:“经过深思熟虑,您下定了决心,去见您的上司要求加薪。这是建议;第二步,要么您的上司在他的办公室,要么您的上司不在他的办公室。这是第二步,非此即彼的情况出现了;万一您的上司真的在办公室,不妨敲敲门等他的回应。这是第三步,出现了肯定假设;假若您的上司真的不在办公室,不妨去走道上守着他回来。这是第四步,出现了否定假设;我们姑且假设您的上司不在办公室。这是第五步,面临一种选择;要是这样的话,您就在走道上守着他回来。这是第六步,是最后的结论。

可是,包括第五步的选择,也依然是否定假设下的选择,到了第六步,他也根本不是结论,而是继续开始可能性。从可能开始到可能的结论,这个六段论依然是一个循环,其中会出现上司在办公室的情况;上司不在办公室但是你找到了猫在办公室的李四小姐;李四不在办公室,你去了这家机构所有科室转了一圈……从可能开始,又否定也有肯定,肯定之后还有否定和肯定,再肯定之后依然有否定和肯定,六段论其实是理想化的结构,在种种变化面前,其实您根本无法选择,根本无法得出结论,于是在六段论之外,有了直接跳到否定状态的三段论,有了从否定跳到肯定又从肯定到否定的十段论——但是不管如何多的可能,如何复杂的结构,不管是上司的女儿是否得了有99.5%的机会可逃过一劫的麻疹,还是那个李四小姐变成了李斯太太最终被送进了疯人院,不管有人得的是猩红热、腮腺炎、黄疸病、小儿庶痹症、黏液瘤病、口疮、体虚气弱、肥胖贫血、第三心室肿瘤、感染性心内膜炎、扁平足等疾病中的一种还是多种,也不管这天是个星期五快餐部准备的是鱼还是蛋,真正的可能只有两种:加薪或者不加薪。

您作为一名雇员,可以向上司陈述作为丈夫的痛苦,作为父亲的担忧:“孩子们一天天在长大;鞋子得买新的;开学要添课本作业本;夏令营的费用还是不低的;初领圣体时的臂章也需考虑;药品、玩具、电影票都是花销。”而且作为公司一员,长期兢兢业业,完全可以得到上司的理解和同情,甚至会颁给你一个劳动奖章:正面刻着“自由平等博爱”的铭文,还有法兰西共和国象征的玛丽安头像,背面则是太阳、播种机以及写着“祖国向兢兢业业的劳动者致敬”。于是你为了回馈这份恩情,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和同事邻居,上司自然主持了宴会。但是这个可能的结局虽然得到了调薪,但是出现的又一种可能是:“欢庆结束,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您的预算雪上加霜,欠下各个供应商和饭店酒馆的老板一笔债务。”于是循环又开始了:为新债务所迫,还是决定去见上司,要么他在办公室要么不在办公室,肯定假设或者否定假设,最后的结论呢?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结果:欠债,招上司。

可能导致了不可能,而第二种结果则是更直接,上司对你说起了现实的无奈,这其中包括竞争带来的威胁、关税下调、共同市场条约生效、尼迪回合条款签订、以及英镑马克法郎芙元和黄金行情走势引发的不妙局势、投资计划同意对市场营销以及促销活动做出的倾斜、劳动力的问题、汇市的浮动、原料的供应、产品的包装、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技术专利的购买……最后上司告诉你:“短期内,恐怕是无法考虑工薪阶层加薪要求的,哪怕是再小的涨幅都不行。”但是可以等上六个月。六个月也不是最后的结论,因为,“六个月后要么您的工资上调了,那自然不再有问题,要么您的工资没有上调,那么一切还得从零开始。”

还是回到了起点,非此即彼,否定和肯定假设,没有结论的结论,没有选择的选择:“是这样的话,您也只能从头再来。”一趟一趟去见上司,一次又一次去找艾美琳小姐(李四太太早就已经疯了),
“反反复复地去其整体构成了这家您为之鞠躬尽瘁奋斗一生的高贵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的各个科室转悠转悠……”一趟一趟,一次一次,以及反反复复,无限循环,指向的是永远的不可能,“一边感叹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在循环中走向了“正常”,那就是加薪只是一个假设,永无止境的假设。所以所谓的“加薪秘诀”就是无数个“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是“姑且假设”的可能,是“回应相伴的诸多示意行为传达着诸多信息”。

当然没有土豆,没有舞台,一切都在现实中发生,都在土豆的神话被消灭之后发生,“狗屎般的人生变化无常”,为了摧毁一切可能的诱惑,为了解构一切选择的机会,为了破坏一种叙事的结构,于是真正的加薪秘诀在34页的文本里不再有问号,不再有省略号,不再有一二三四五六的结论,只有再无标点、再无停顿、再无可能的秘诀:

经过深思熟虑鼓足满腔勇气您决定去见您的上司请求加薪所以您去求见上司简便起见因为不简总是不便我们且称他张三先生也可叫作张先生或者干脆就是张生所以您去见张生要么张生在他的办公室里要么张生不在他的办公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张生真要在办公室里那倒也好说但很显然张生没在办公室

逃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

编号:C38·2170820·1402
作者:【苏】布尔加科夫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4月第1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28.70元
ISBN:9787533946777
页数:560页

“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不会成为一只卷毛狗。”布尔加科夫曾经这么说,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历来被骂作嗜血禽兽的“反动派”,和被歌颂为“伟大正确”的正面人物,都被还原为历史上有血有肉的人。他的作品,既写出了白卫军军官、怀旧贵族、温和知识分子,面对革命的巨大风潮,感到的迷茫和痛苦、眷恋和彷徨;也披露了表面冠冕堂皇的“模范裁缝作坊”,私底下却是赌徒和官员狂欢作乐、灯红酒绿,甚至谋财害命之所;既讽刺为了贴合“思想正确”,不惜张冠李戴、胡编乱改的荒唐剧本,最后竟获得官员的批准和表扬;也惋惜有着伟大心灵和才能的艺术家,其成就和灭亡却始终攥在权力的指掌。内收《土尔宾一家》《卓伊卡的住宅》《紫红色岛屿》《莫里哀》《伊凡·瓦西里耶维奇》《逃亡》《巴统》等七部荒诞而合理、梦幻又现实、滑稽中夹杂讽刺的戏剧作品。


《逃亡》:我看见了更可怕的时代

萨瓦 这些水手们,他们是什么人?
勋爵 无产阶级,萨瓦·鲁基奇,无产阶级,我真是该死……
萨瓦 可是怎么能这样?获得解放的土著们欢呼的时候,他们还是……
勋爵 还处于奴役之中,萨瓦·鲁基奇,还处于奴役之中。我是个白痴!
——《紫红色岛屿·尾声》

欧洲的爱德华·格里那凡勋爵和夫人死去,地理协会会员雅克·巴加内尔死去,船长加泰拉斯、仆人帕斯帕图死去,当一场在“无人岛”上的革命发生,当第四幕在基里的“剧终!!”声中落幕,代表着欧洲贵族的他们只是死在剧本里,就像第一幕之前的“序曲”一样,在土著人散开之后,一切又以活着的方式回到了舞台上,回到了“尾声”的世界。

“萨瓦·鲁基奇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人群上方的王座里。他陷入沉思,脸色阴沉。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一部踏破了编辑部门槛的剧本,一部只预支了3卢布稿酬的剧本,当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为什么作者萨瓦陷入了沉思,为什么脸色阴沉?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他突然说出了最后的结论:“不准上演。”因为这是一个“反革命剧本”——“问题在结尾”:结尾是企图征服小岛的欧洲人死去,结尾是革命胜利的土著人开始欢呼“乌拉”,结尾是大骗子基里被土著和黑奴们宽恕,结尾是夜之女神照亮这个历经考验的小岛,结尾是“全世界最光荣的小岛”成为革命成功的标志。但是,为什么这样的结尾却使剧本成为一个反革命剧本?

是因为那些水手是无产阶级,是革命者,他们却最终没有在落幕时得到解放,他们还处在奴役之中,也就是说,这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在舞台上被藏匿了,在巨大的欢呼声中被忽略了,于是即使革命成功,即使新政权开始,即使迎来了民主,也不是世界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于是,在舞台上的“尾声”又变成了新的一幕,那些死去的欧洲征服者、窃取政权被宽容的骗子,又重新站在了舞台上,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勋爵,不是夫人,不是船长,不是地理协会会员,而是共同关注剧本的演员,是一起为无产阶级团结精神“再演一次”的创作者——“五分钟之后发动一场世界革命”:在革命中,邓肯号全体船员起义反抗暴虐资本家的压迫,在革命中船员们将巴加内尔、格里那凡勋爵夫人、船长加泰拉斯扔进了大海,在革命中,欧洲水兵们向土著人宣告再不会有人侵犯他们的自由,在革命中,土著们喊出了“革命的水兵万岁……乌拉!乌拉!乌拉!”……

五分钟后的世界革命,在舞台上发生,在剧院里上演,于是剧本被批准,于是开始卖票,于是《俄狄浦斯王》被《紫红色岛屿》歹意,于是“直到永远,永世长存”。从反革命的结尾到发动世界革命,从无人小岛到欧洲,舞台上的变化可以在短时期内完成,就像萨瓦最后喊出的“阿门”,仿佛上帝就在他们中间主宰了这一切,“怎么那人刚离开剧院,上帝就瞬间出现在舞台上了!”这是扮演格里那凡夫人的侍女贝特西曾在演出开始时问的话,剧院经理根纳季·潘菲雷奇在昨天的会议上宣布上帝并不存在,但是那时的上帝或者正在沉思,正在脸色阴沉地审查剧本,最后上帝终于把反革命剧本带向了世界革命,可是基里曾经说过:“文学审查官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们一直是自由生命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从高尔察克以及征服克里米亚时期被人遗忘的旧报纸上抄来一些意见……”对此根纳季的回答是:“萨瓦·鲁基奇对讽喻恨之入骨!他说,我知道这些讽喻!表面上是讽喻,骨子里浓浓的孟什维主义味儿能把人熏死。”那么,这让大家欢呼的剧本还是“自有生命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最后发动的世界革命还是一个现代的讽喻?

一出寓言剧,一个幻想作品,从第一幕的无人岛到第三幕的欧洲,谁喊出了讽喻的声音?谁的骨子里是浓浓的孟什维主义?“无人岛”并不是无人,而是当土著人和黑奴还处在被统治命运中的时候,他们就被当成了无人,西吉无疑是那个岛上第一代统治者,他手握大权,竟犯下反抗主人罪人罪行的黑奴处死,反抗主人的罪行最后变成了“反国家罪”——主人就是国家,统治者就是法则,于是在这个岛上,“成千上万的土著人,被压迫的人民,在太阳神的照耀下从日出劳作到日落……”当黑奴叛徒法拉和卡伊被投入大海的时候,所有人几乎都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但是黑奴质疑的基里却没有死,因为他天生是个骗子,他花言巧语获得了国王的宽恕,而最后当火山喷发摧毁了整个后宫,基里却站了出来,接管了政权,甚至成为了近卫军的统帅。基里是第二代统治者,比起沙皇西吉,他更注重骗术,甚至将土著人变成了自由人,“我,基里—库基一世,向你们宣布第一号法令。为了表达喜悦,我们的小岛将由西吉—布吉时代的名称‘土著岛’改名为‘紫红岛’。”

不管是土著岛还是紫红岛,对于岛上人民的命运来说,其实都是不稳定的,火山爆发、鼠疫流行,灾难总是无法避免,而基里作为统治者,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暴行的开始,就像没死的黑奴卡利所说:“你这个诸神创世以来闻所未闻的大骗子。奸细、下流胚、宫廷小丑。弟兄们!就是这个败类,头上装饰着跟你们一样的羽毛,亲口在这里对我们宣读了死刑判决。他,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伪装成人民的朋友、革命者,在玉米地里欺骗了我们和你们。他其实是西吉政府的宪兵!”骗子攫取了政权,并且出卖政权,而当欧洲船队来到岛上,并发现了大珍珠的时候,他们起先和西吉签订了协议,他们答应勋爵今后十年的珍珠都给他们,前提是欧洲人付给他们钱。这是一场交易,在某种程度上是欧洲殖民的渗透,所以当火山爆发、鼠疫流行,第二代统治者基里竟然率领船队来到了欧洲,投靠勋爵。

“亲爱的勋爵,如果没有外力帮助我们重返宫廷,您从小岛上什么也得不到的。”为了那些珍珠,勋爵决定再上小岛,并开始了对于黑奴等革命者的镇压,“让所有的黑奴都拿起武器!我们出发去小岛!我不在乎鼠疫!”当欧洲人带着船队,拿着武器登上小岛,黑奴和土著便开始了反抗,“听着,欧洲人。你们试图征服小岛的尝试一点都不成功,这是因为无数有觉悟的土著人,他们不会让你们得逞。”黑奴和土著人渴望自由,他们不仅要杀死那些欧洲人,还要推翻基里的统治,于是在名誉被毁中,勋爵和夫人死去,船长死去,最后基里被宽恕,而再没有统治者的小岛变成了自由的王国。

这或者只是一个演出,即使最后“发动”了世界革命,将欧洲的水手们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依然是一个被统治的世界,甚至从舞台之上扩展到了舞台之外,那个萨瓦,向上帝一样的审查者其实在第三幕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剧本,他是扮演其中小说作者凡尔纳的演员,当勋爵在第三幕中说要出发去一个小岛,萨瓦说:“请允许我和你们一起,在船上……我虽然老了,可忍不住想体验一下驰骋的滋味儿。”和欧洲资本家率领的船队登上小岛,是另一种征服,当他在船上发出“第三幕的结尾很出色”的时候,他就像一个上帝在俯视着舞台,而在小岛的革命中,“他手拿一份剧本,在从前的王座上落座。他变成了统治岛屿的沙皇。”

是的,一切在剧本中,剧本在他手中,他才是最终的决定者,他才是法则,就像第一幕中死去的沙皇西吉所说:“我不说了。在法则面前沉默。严酷的法则……但法则就是法则。”而在拉丁文里,法则的发音和傻瓜相似,剧终那个鹦鹉于是就随着西吉说了一句:“傻瓜。”这个双关就是一种讽喻,上帝需要推翻沙皇统治,上帝需要土著人迎来自由,上帝需要水手们成为无产阶级,上帝也需要在五分钟后“发动”一场世界革命,“乌拉”声里,所有人都在落幕中欢呼世界革命,而萨瓦却一个人在“阿门”声中祈祷,“骨子里浓浓的孟什维主义味儿能把人熏死。”

所以在设计好的剧本里,在编排的舞台上,审查者才是上帝,而那些革命者,那些自由,看起来更像是无法逃逸出舞台的梦境。在《逃亡》剧本里,茹科夫斯基的那句题诗更像是一种理想:“安宁、明净的永生之渚,/我们旅途的归宿。/安息吧,抵达终点的旅人!……”终点真的就在可以归宿的地方?真的能够让旅人安息?第一个梦里,“我梦见了修道院”,第二个梦,却是越来越沉重,第三个梦,一根针在梦中闪亮,第四个梦,“一大群不同种族的人随他走了出去”,而第五个梦,“亚内恰尔在乱跑”,第六个梦,是离别啊离别,第七个梦,“三张牌,三张牌,三张牌”,第八个梦,“从前有12个强盗”……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秋,从北塔夫里亚到克里米亚,从君士坦丁堡到巴黎,不管是时间还是空间,所构筑的“逃亡”之路就是八个梦从沉重到虚无,从向往到失望的心路历程,整个世界仿佛成为一种虚拟的状态,那个化学家马赫罗其实是大主教阿夫里坎假扮的,那个巴拉班奇科娃是恰尔诺塔少将想象中的一位太太,戈卢布科夫是彼得堡打扮的年轻人,他是唯心主义教授的儿子,当他们“梦见了修道院”,又在战争期间走向逃亡之路的时候,谁也看不见未来,红军与白军,沙皇和布尔什维克,上帝和撒旦,“欢迎来到诺亚方舟!”就变成了一种找不到方向的诱惑。

革命总是伴随着现实中的死亡,火车站站长因为“怠工”要被吊死在信号台柱子上,“阁下,我的孩子还没上小学呢……”怀疑谢拉菲玛是共产党员,于是用武力威胁,而不承认有妻子的科尔祖欣是否站在背叛的路上?12个强盗盗取了信任,盗取了信仰,盗取了有爱,就像戈卢布科夫所说:“一切都是幻影!忘掉它,忘掉它!再过一个月,我们就到了,回家,那时候就下雪了,我们的足迹会被掩盖不见……”这是肮脏的地方,这是龌龊的时代,这是如蟑螂一样的逃亡,“赫卢多夫将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脑袋,脸朝下倒在桌边。灯暗。”合唱停止了,梦境结束了,逃亡也在死亡中变成了一种讽喻。

这样的逃亡起初就像在《土尔宾一家》里的那些人一样,看到了希望,后来却像在《卓伊卡的住宅》里一样变成了失望。1918年-1919年,是《土尔宾一家》的时间段落,当时的基辅有两股力量,一股是1918年德国占领乌克兰之后扶植的傀儡政权盖特曼,另一股是乌克兰中央拉达组建者彼得留拉,他从1919年2月起任乌克兰之争内阁。在那个冬天,盖特曼傀儡政权由于德国人的撤退岌岌可危,叶莲娜的丈夫塔里别尔格是总参谋部上校,当盖特曼政权失去统治力的时候,塔里别尔格选择了逃离,甚至他撇下了妻子顾自逃命。而叶莲娜的哥哥阿列克谢曾经是炮兵上校,当内战爆发之后,他解散了军营,“乌克兰国家的情况发生了急剧的、突然的变化……所以我向你们宣布,我解散这个营。和彼得留拉的战斗结束了。我命令所有的人,包括军官,摘掉肩章及其他一切标记,立即回家躲藏。”让他们回家就是最大限度地免除内战带来的伤害,但是在誓死保卫盖特曼军官的威胁下,阿里克谢被打死了。

死亡变成了噩梦,对于生活在战争中的人来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如叶莲娜的表弟所唱的那样:“忘记了内战的一切恐怖。要知道我们备受创伤的灵魂如此渴望宁静……”内战两年之后,叶莲娜和拉里奥斯克正在装饰圣诞树,这时逃亡柏林的塔里别尔格走进来了,他对叶莲娜说:“盖特曼的事原来是场愚蠢的轻歌剧。德国人把我们骗了。但在柏林我搞到了去顿河流域克拉斯诺夫将军那儿出差的机会。应当彻底放弃基辅。”无非又是一种谎言,叶莲娜终于决定和他离婚,要嫁给舍尔文斯基,这是一个渴望宁静的女人最后的希望,那时彼得留拉已经消失,而大家期待的新生活就是乌克兰的新生,就像尼科尔卡说的那样:“今晚一—是一出崭新历史剧的伟大序幕。”

序幕拉开,是因为旧时代的尾声已经落幕,那便是告别了乌克兰内战的《土尔宾一家》,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的卓伊卡住宅里发生的故事。这是一个新时代,有卓伊卡的表格阿米耶基斯托夫从巴库来的时候拿着的领袖像,有卓伊卡客厅里悬挂着的卡尔·马克思肖像,有管理住房的苏维埃住房管理委员会,但是宁静生活在哪儿?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阿里路亚对卓伊卡说:“苏维埃政权下不应当有卧室。”一个裁缝怎么可能有六间房?而他自己却是一个“拿着皮包”的公职人员,“是不可侵犯的”,但是不可侵犯的是自己的利益,是耐火金属托拉斯商业经理古西的利益,当然,如果卓伊卡的利益不受侵犯,她只要塞给他一点钱贿赂就可以。而阿米耶基斯托夫为了自身利益,竟然可以将领袖像换成路费,“一路上20戈比1张卖掉换钱”,而为了混饭吃,他竟然要求入党。

卓伊卡的裁缝店里,其实混杂着各种从旧时代而来的人,而在新时代他们却依然带着曾经的旧毛病,拥有财富的古西是个势力的商人,一个吻值11卢布的丽赞卡会把诗人的诗集塞进长筒袜,而来自中国的骗子“天使”竟然为了钱财杀死了古西,于是“死尸”令人难受地唱道:“轮船开往港口,我们要用共产党员来喂鱼……”“死尸”无疑是一种隐喻,在死亡世界里看见的新时代,其实也是死气沉沉,这里没有上帝,连杀人犯“天使”也没有人去追捕,而那个胖子竟然对卓伊卡说:“在苏维埃共和国到处乱跑是行不通的。每个人都得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的地方。”不能乱跑,却只是意味着“老老实实呆在一个地方”,新政权没有宁静生活,没有和谐故事,住房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阿里路亚以矛盾而迷惘的口吻说:“”耶稣基督!同志们,请考虑到作为沙皇制度遗产遗留下来的普遍黑暗和愚昧,以及……刑事判决……我在说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

到底谁是拯救者?到底谁是上帝?一个旧时代在枪林弹雨中落下帷幕,一个新时代在“乌拉”的喊声中“发动”革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宁静,所谓的希望,往往伴随着黑暗和愚昧,伴随着专制和压迫,伴随着谎言和敌意,有时候它看起来就是在舞台上可以随意改编的剧本,是“规则”和“傻瓜”相似的发音,是戏里戏外无法摆脱的命运,阿列克谢曾经充满了战斗的力量,但是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他也看到了暴风雪和暗影:“先生们,有两股力量:布尔什维克和我们。我们会相遇的。我看见了更可怕的时代。”

何谓永恒

编号:C38·2170722·1401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2087
页数:290页

“我从小就缺乏时间概念:不论今天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对我都一样。”作为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最后一部,讲述了母亲去世后父亲的生活,尤其重点描画了母亲的密友让娜与父亲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也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全书写至一战爆发戛然而止。这是三部曲中与作者的亲身经历结合得最紧密的一部,尤瑟纳尔在描写身边至亲至爱的亲人时也遵循她一贯超脱冷静的原则,让笔下的人与事跨越时代和地域的局限,体现了作家对历史和时间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传记体裁的彻底颠覆。“何为永恒”仿佛是对时间的某种发问,但却是表达了尤瑟纳尔对人类命运最深切的忧虑和最贴切的喻示。


《何谓永恒》:绊脚石就是上帝

我又看见一个有着年轻预言家相貌的少妇坐在农田与牧场之间的一道栅栏上;我们来到了哈德良墙下,她坐在墙上,头发随风飘动;她似乎是辽阔的苍穹的化身。
——《大地在颤抖》

农田、牧场和栅栏,仿佛是诗意的一种象征,于是看见便成为了遥想,便成为了仰视:“我们”在墙下,“她”坐在墙上,不是真实的距离,其实是一种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是瞬间和永恒的区别,当让娜依然优雅地坐在那里,这个世界的美好似乎都集中在这一个“辽阔的苍穹的化身”之上,头发随风飘动带来的飘逸是恒久的,如梦一般,镶嵌在玛格丽特的童年记忆之中——在上面就是一种超越,对现实的超越,对欲望的超越,对时间的超越。

那时已经发生了战争,“大地在颤抖”带来的是恐惧,是别离,是死亡,“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事物的无秩序寓于秩序之中。我还不能完全相信,萨拉热窝战火引起的后果也是如此。”这或者只是一个序曲,引用哈德良之口的那句话是:“我看见夜空凄惨,月亮在乌云中奔跑。”压抑、黑暗的世界里有“以分钟甚至以小时计算的时间似乎显得太短”带来的混乱,有“从法国的佛兰德地区传到比利时的佛兰德地区”传来像可怕瘟疫的钟声,有第一次真正越洋过海带来的惊险的遭遇,有城堡被炸导致“人类与植物的双重灾难”:“动物和鸟都消失了。金角山羊又回到神话里;而小驴春和它母亲玛蒂娜今在何方?草又长出来了,但只有不多的鲜花点缀其间。矮树丛和某些乔木又破土而出,但在这些地区,昔日的百年古树并不少见。”

一切都在毁灭,但是真正颤抖的或许是那些“杀戮得到了死亡的谅解”的谎言,战争爆发,人类死去,在所谓的利益面前,那些人却在颂扬着战争,“战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解决人民之间利益争端的惟一办法,而更卑鄙的是,战争被说成是荣誉攸关的事。”当死亡变成一场伟大的事业,一切的良知都被吞没了,一切的信仰都异化了,就像米歇尔原配贝尔特的弟弟在岛屿间航行是所说:“在这些岛屿间航行,简直是去触摸死神的乳房。”世界如末日般坍塌,而谁还能看见农田与牧场,还有谁能独坐哈德良的墙上让风吹拂自己,成为一种永恒的化身?

玛格丽特已经回到英国,在这个国家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刻,或许和米歇尔有关,因为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英国,没有去过便也成为永恒的遗憾,在那里有他一段旧时的漫长爱情回忆,那个回忆里总是坐着一个随风飘动的少妇,总是在超越时间的光辉里走向生命之美好。而正是这种美好,对于米歇尔的现实来说,则意味着悲伤和痛苦的——战争爆发前他出售了在黑山城堡的大部分收入,却遭遇了高利贷的骗子;他找不到朋友,甚至不再出入社交界,因为,“战争把上流社会打得分崩离析。”这一切仿佛就如他曾经在左胳膊刻下的六个希腊字母一样,变成了一种“宿命”:“人们嘲笑作为国际金融大亨的父亲,嘲笑因喜欢侍女而遭非议的母亲,嘲笑这个只会挥霍父母财产的傻儿子。”

而在之前,米歇尔所经历的是孤独,一九〇三年的时候,他甚至孑然一身躲在黑山城堡三楼的一个房间里,四年之中遭遇两次丧妻之痛,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种孤独真的会变成一种宿命观,左手指的伤痕似乎还在提醒着他肉体到精神的折磨。但是他似乎希望从这样一种孤独状态中走出来,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却成了卡特山修道院院长的密友,内心没有上帝,他却嘴上叼着香烟坐在桌边忏悔——“与其说他在忏悔,毋宁说他在自言自语地讲述他的过去。”讨厌社会等级,他成为尽职尽责的济贫会主席,却根本没哟慈善心和友爱精神。或许,他内心对于自由、对于冒险的渴望还在,所以那时他迷恋上了汽车,“米歇尔想的只是驱车自由奔驰,哪里有公路,就往哪里开。”

似乎一切都是短暂的,甚至只是为了摆脱孤独这样一种人生目的论在驱使,而当妹妹玛丽在那一次打猎中失去生命,对于他来说,更是缺失了生命中永恒的意义,那颗子弹鬼使神差地打到一棵橡树干之后又反弹回来,正好击中玛丽的胸口,在这她一生唯一一次度假中,她没有听见子弹的响声,就走向了死亡。这也是一种宿命?和曾经的加布里埃尔一样,意外夺走了最宝贵的生命,但是在玛丽的死亡事件中,这并非像宿命那样充满了无奈,在她去世后发现的一封“我的修省书”中,她却向自己的上帝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要死的。重要的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颗子弹仿佛只是上帝发出的邀请,那么在无声无息的一九〇一年,玛丽是以死亡的方式回到了上帝身边。宿命变成了一种归宿,其实是玛丽对于现实的某种逃避,当丈夫保尔在巴黎与半上流社会的女子幽会,当他学会了谈情说爱的言语花招,甚至他最后将玛丽的死说成是上帝的正义——“这是对从前利用移民或教会财产大发横财的惩罚”,仿佛米歇尔的整个家族都必须为这种“大发横财”付出代价,这其实变成了一种报应。

玛丽的逃避,是留下了身后的蜚语,而她的死亡还能真的回到上帝那里?其实只有在这个时候,关于生之门和死之门才真正向着玛格丽特打开:“这扇半开半闭的门面对着的,既是最具体的现实,又是最不可捉摸的奥秘,这就是时间。毫无疑问,永恒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的相同事物,但我们与这两种观念所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圆的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往一起靠拢,另一方面永远也不可能靠拢在一起。”时间能够永恒吗?就如玛丽渴望以死亡的方式回到上帝那里,对于左胳膊刻写着宿命的米歇尔来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归宿?实际上,不信仰上帝,崇尚自由精神的米歇尔即使在孤独中,也渴望找到一种永恒,这种永恒对他来说,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爱,是对于肉体的爱,是对于美好事物的爱,是对于自由的爱,曾经的冒险,曾经的旅行,曾经的叛逆,其实在米歇尔心中种下的是永远炽热的火焰,而让娜是他一生都无法绕开的符号。“她童年时代习惯在漆黑的夜里站在阳台上,有时候也走出房门,赤条条地站在花园里,被包围在无影无形的黑暗之中,风一会儿是那么轻柔,一会儿又是那么强劲,浑身浸润着夜间的芳香。”从童年时代起,让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走向了那个被期待的永恒之镜,作为费尔南德的朋友,在遇到米歇尔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符号其实早就被激活了,她对埃贡的爱,埃贡对她的爱,都看起来那么和谐,“埃贡对让娜的爱,像大海的涛声一样充满了整个贝壳,在贝壳里回荡,直到将贝壳冲破。”直到他们结婚。而米歇尔呢?是他渴望用这样的肉体来弥补自己一生的宿命?还是她看见了爱情和婚姻之外的存在?

“让娜既不是淫妇,也不是疯狂追求异性的女人。她激情洋溢而温存,欲火炽热而柔情似水,在使对方获得满足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他也知道,埃贡不是一个受骗的丈夫,因此无需向他作出补偿。”或者在这个意义上,是公平的,而其实,让娜在不同的情感体验中走向不同的欲望满足,对于米歇尔更多是热情,是激情,是一种无约束如风吹在身上的自由,巴黎的三天,就如在斯海弗宁恩的日子一样,他们完全抛弃了世俗;在棕榈别墅,他们完全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了共鸣,翻译夸美纽斯的著作不是一个借口,而是找到了另一种做爱的方式——他们似乎在秩序之外建立着属于自己的秩序,这多么像米歇尔曾经的冒险,似乎这个世界从来不存在旁观者,从来不存在束缚,也从来不存在上帝。

欲望却终不能带向永恒之地,即使让娜的丈夫埃贡不过问这一切,对于一个路德教徒来说,让娜心中依然有着对于上帝的敬畏,终于她转身过来,从欲望的世界里走了出来,“为了纵欲,难道存在着不达自身目的誓不罢休的狂热?这种狂热是有钱男人的狂热,为了追逐更大的快乐,直到油尽灯灭;这是艺术家的狂热,为了艺术而耗尽心血;这是神秘主义者的狂热,为了拥有上帝,身败名裂。”所以让娜和米歇尔之间,存在的距离就是一个上帝,“绊脚石就是上帝”,米歇尔看到了让娜俯仰之间心存上帝的爱:这是对埃贡的爱,对两个儿子的爱,对已故女友的女儿玛格丽特的爱,还有对穷人的爱,尤其是对老人的爱,而当热情之火在她身上变成永恒之爱,不在上帝身边的米歇尔只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孤独世界。

从裂痕走向忠诚,似乎是让娜的自救,那一句“您比他还甘心堕落”,让米歇尔终于收回了身体,收回了欲望,收回了热情,甚至收回了现实,“而米歇尔只不过是图一时的快乐而已,对他来说,未来是虚幻的,他凭空想象的游艇根本没有安装罗盘,也不准备写航海日记。”而对于这无法成为永恒的爱,最后是让娜一九〇九年以为在别墅旁看到米歇尔的错觉,也是米歇尔奄奄一息时看到让娜送来的花篮而放声痛哭。

不是错失,也不是对于世俗的妥协,是他们必须完成生命的另一种定义,关于欲望,关于贪婪,关于背叛,去除那些最终成为阴霾的东西,是为了接近更多的永恒,是为了跨越时间而心存感激,是为了最后唤回如墙上那随风飘动的化身,也是在大地颤动的时候寻找生命意义的书写方式——其实,当我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当从“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那一个在哈德良墙下的少女是必须看见,才能成为最后的回忆,而在那个时候,见证者也许会成为生命永恒的亲历者和体验者。生之门在死之门之前打开,费尔南德产褥热死去的时候,玛格丽特还在摇篮里,生死对于她来说,的确是不透明的,而在生和死的中间地带,世界却以透明的方式呈现着,那里有角被染成金色的山羊,有给它洗澡的大绵羊,有兔子和玩具母牛,有母驴玛蒂娜,当然,玛格丽特总是和上帝在一起:和祖母坐着马车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穿着白长裙去领圣体;喜欢小鸟也喜欢天使,因为“相信天使是存在的”。

当然,还有对于肉体懵懂的认识,从童年的某一个瞬间开始,也仿佛在刹那间看见了欲望,看见了激情,看见了永恒。巴尔贝在玛格丽特两三岁的时候狂热地吻遍全身被看成是堕落,这是米歇尔对玛格丽特的忠告,但是在自己看来,却完全是纯洁的,“我相信性欲是在童年时期产生的,但这些完全触摸式的感知还不具有色情的意义:我的性欲还没有发出嫩芽,还没有长出绿叶。”而在大地颤抖之中,当睡在约兰德的狭窄的床上,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产生的是某种遐想:“我本能地预感到,我在生活中产生的间歇性肉欲感和随之而获得的满足,使我一下子发现两个相爱的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必要的动作。”懵懂而真实,其实玛格丽特被打开的世界里有着米歇尔的影子,他反对玛格丽特说谎,说到的却是让娜,“让娜知道,只有说实话才是好听的”;玛格丽特对读书发生了兴趣,和米歇尔和让娜在文字中“做爱”而体会交流是不是也是欲望的表达?而玛格丽特回到米歇尔在没有回去过的英国,看到了哈德良墙上头发随风飘动的让娜,是不是也是父亲某种爱恋的投影?

“人们会说,一个被爱着的女人,即使招致他人的愤怒甚至憎恶,她的形象就像夏日暴风雨之夜出现在天空的月亮,因为是从冥蒙的低空云层升起的,会显得更加高大,更加光辉。”这或者已经变成了一种永恒,所以对于玛格丽特来说,寻找爱之永恒似乎也成为打开世界迷宫最后的钥匙,在生命之中的三个正直印象的男人,修道院院长似乎象征着信仰,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象征着保护,而在缅因州的暴风雪之夜看见的那个男人,却成为自由的象征。一个单独在南极洲度过了四个月的黑夜和白天,用日记描绘了半透明冰层和不被人所了解的积雪,在诗中描写了一个被爱着的人的毁灭,伯德,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于玛格丽特来说,也成为精神意义的象征,就像米歇尔对于让娜,对于哈德良墙上的少妇,对于“辽阔的苍穹的化身”。

只是当现实还在一如既往地发生,那种永恒已经越来越淡漠了,让娜和埃贡终于离开巴黎去往了瑞士,那一把火焚烧了让娜的手稿,埃贡过着无声无息的生活,而米歇尔呢,在奄奄一息中看见让娜送来的花之后,在流淌的眼泪中走向了生命的寂灭——这是“归途坎坷”的记录,接下去,或者还会写到让娜在米歇尔死去不久之后也死于癌症,还会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奥地利、意大利和希腊的生活情况,当然也一定会写到玛格丽特探索生命永恒的片段经过……只是,不透明的生死之门上终于无法书写永恒,生命之开始是偶然,之结束更是偶然——在《归途坎坷》一章结束写作之后,玛格丽特终于没有能最终完成《何谓永恒》的创作,那时她距离给这“世界迷宫”三部曲画上圆满的句号仅仅差了五十页——五十页是翻不过去的五十页,是生命停止的五十页,是永恒缺失的五十页,曾经玛格丽特这样说过:“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也许我将继续写到一九一四年,写到一九三九年,一直写到笔从我的手里滑落为止。大家等着瞧吧。”

终于没有让大家瞧见,或许真的是因为“绊脚石就是上帝”。

北方档案

编号:C38·2170722·1400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3213
页数:290页

关于父系的家世,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直接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然后缩小视野,集中在人物身上,从19世纪到第二帝国,从体面的夫妇到遭放逐的父亲,最后是一个女孩。没有子嗣,改变姓氏,她最终选择了与家族决裂的道路——家族的命运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历史纵然拥有作为佐证和借鉴的力量,但人类总是重复错误,悲剧性似乎不可阻止。这种被自己成为“相反”的回忆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只是“不再在一个家族历史硬邦邦的绳索上停留”,也正是将家族放在漫长的历史中,才会有一种接近现实的感觉,“这个家族,或者说这些家族,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的父系家世,我将试着超脱地去处理他们,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对于无限的时间而言,他们的位置是微不足道的。”


《北方档案》:让我们跨过尘埃

他专门请人为自己在左胳膊上刺上六个字母,那大概是在与贝尔特结婚之前的事,那六个字母是,ΑΝΑГКН,意为“宿命”。
——《宿命》

刺下的六个希腊字母,会有血流出来?或者会有灼灼的伤痛感?关于肉体的某种铭记会触及心里的某个角落?“宿命”是一种关于命运的延续:米歇尔已经像父亲或者祖父一样,在流亡生活里新招自我的意义,在冒险中开启生命的存在方式?“宿命”是对于家族故事的一次预言:妻子贝尔特三十八岁死在俄罗斯街的套房里,三十三岁的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也在那里死去,贝尔特之死使米歇尔在一年后娶了费尔南德,四年之后,玛格丽特因为灾难而降生?

不管是流血还是疼痛,为什么又是左边?左边是右边的左边,当一种“宿命”被刻写,米歇尔或者还在未结痂的时候凝望过着六个字母,那仿佛是一种必须被时时提及的符号,即使用衣服遮掩着,也无法从肉体里清除。选择左胳膊,一定是对于宿命的最好诠释,当和莫德的七年以肉体的方式开始的时候,逃脱世俗甚至秩序的生活,一定是他难以释怀的记忆:当他在那个温暖但灰蒙蒙的下午,用地上的那根绳子将自己的左手绑在休闲椅子的背上,然后随着一声响,中指终于耷拉下来,“只有一点点皮肉与第一节指骨连着,鲜血穿过金属椅子的孔眼滴下来,像从漏勺里漏出来似的。”

这是残忍的方式?比六个字的“宿命”流了更多的血,有了更多的痛感,但是为什么对于米歇尔来说,这截下的断指翻到成了滑稽的“纪念物”?医生把它用手帕包起来,他却把它扔到了小女佣的脖颈里,在他看来有趣,小女佣却吓晕了过去,只是最后的痛感和流血还是让他在坐上农用马车的时候晕了过去。这像是一个游戏,起先是毫不在乎,甚至带有恶趣,但是最后却成为了一种无法愈合的伤痕,在肉体世界里变成了永远的符号。

左胳膊的字母,左手指的伤痕,自戕或者自残,对于米歇尔来说,是个体意义的“题写”,而实际上,对于莫德抱怨的反击,费尔南德结婚之前的忽略,肉体之于女人,似乎永远是一个悖论式的关系,即使在手指留下永远伤疤的时候,他后来还是认为:“如果说为一个女人去自杀是美好的话,那么为她而牺牲两个指节却是很傻的。”所以在七年没有结束的新生活里,两个人又像是曾经承诺时一样甜甜蜜蜜,“他俩常去伦敦,她逛商店,他则去买书、上剧院,而且对欧文和埃伦·特里十分着迷。”傻傻的自杀,其实只是伤了一个指节,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冒险从来不会去牺牲整体,从来不会断命,而一种宿命被注解,在走进和贝尔特婚姻世界之前,即是一种续承,也是一种突围。

米歇尔之前是米歇尔-夏尔,米歇尔-夏尔之前是米歇尔-多纳西安,米歇尔-多纳西安之前是米歇尔-达尼埃尔——这是玛格丽特父辈有关的族谱,当在《虔诚的回忆》追溯了和母亲费尔南德相关的历史之后,《北方档案》就必然是以父亲为轴线展开“世界迷宫”,只不过和对于母辈历史追溯的方式不同,在这里直接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回忆:“在这本书中,我想采用相反的办法,直接地从遥远的未经涉猎的地方出发,最后,逐渐缩小视野(但仍是精确的),更多地集中于人物身上,直写到十九世纪的里尔,直写到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大资产者和一个坚定的女资产者——那对体面而不太和睦的夫妇,最后再写到我的那位老遭放逐的父亲,再写到一位小姑娘,她在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在法属佛兰德的一处丘陵学习生活。”从蒙昧时代到梳理出谱系网络,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似乎更接近家族的传承,而实际上,玛格丽特的用意似乎就是于在那个被刺在左胳膊上、流过血、存在过灼灼伤痛的六个字母:宿命。

“这些已不复存在的人,这些尘埃,让我们跨过他们,直达尚与他们有关的那个时代吧。”跨过尘埃,是面向现在以及未来,当未来成为未知,只有尘埃的世界才是已知的,即使被覆盖在那里,只要轻轻挥去那些尘土,世界也会清晰地呈现出来,降落而沉淀,成为时间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再无被改写的可能。所以,从过去向现在,这样一种时间轴线和方向,就明摆着那一个宿命观,而对于宿命之存在,玛格丽特其实并非是安于宿命,作为一种活着的“我”的审视视角,在时间的脉络中希望看到的是尘埃之下的那些真实的生命体,而不仅仅是被抽空了细节的历史整体,“我并不把历史当成一种荣耀,对今天已是法国北方地区的几户默默无闻的家族的拜访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被曲解的力量和利益几乎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

一代人活着,一代人死去,一代人出生,一代人成长,“太阳在烘烤着那薄薄的活泛的地壳,让蓓蕾绽开,让腐尸发酵,在从土壤中汲取水汽,然后再把它蒸发掉。”这也是蒙昧时代的转承关系,如果只是描述历史整体,关于先人无非是一串数字:“在父系中,唯一使我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八五〇年代的四位曾祖父母,共和二年前后的十六位先辈,路易十四年轻时期的五百一十二位先人,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四千九百六十位祖先,一百万死于圣路易前后的祖先。”数字其实只是一种备忘,而家族谱系对于玛格丽特来说,从来不是一种“为人的虚荣心服务的科学”,因为那必将导致羞辱:“因为我们会感到在这么多人之中自己是极其渺小的,然后导致的则是眩晕。”

甚至在宏大叙事中,个体呈现的是一种脱离状态,从族谱到家谱,实际上是一种返回尘埃并试图跨过去的努力,而在这跨越过程中,那个左胳膊上的六个希腊字母便若隐若现地出现了。宿命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流亡”:高祖父米歇尔-达尼埃尔曾经度过七年的流亡生活,最后流亡归来的夫妇只带回来他们的消息阿尔-奥古斯丹,而米歇尔人-夏尔呢?或者并不能叫流亡,在他的生命中凸显的那个词叫毛冒险,叫旅行——那一次,他和表兄弟亨利便坐上了轻便四轮马车出发了,夏尔-奥古斯坦给他们的一张一万法郎的汇票,成为他们旅行的所有开支来源,而这样的安排,并非是浪漫的,实际上就是一次冒险,“据说罗马乡村和西西里盗匪猖獗,无处不在的巫婆妖女会劫掠年轻男子,蒙骗他们,窃取他们的金银,在他们的血液中注入一种致命的毒药。”

实际上为什么冒险也是一个宿命的开始,当默东的那列火车发生车祸,一节车厢的四十八个乘客,却只有米歇尔-夏尔幸存了下来,这是生命最幸运的写照,当死亡就在眼前,甚至伸手可及的时候,活下来甚至变成了一种伟大,而这种伟大之出现更加凸显了命运之无常,暂时将宿命掩盖起来,享受着冒险带来的刺激和快感,这或许就是米歇尔-夏尔在生命转折中被刻上去的符码,“我们大家都被粘在其上的蜘蛛网的丝非常细:那个五月的星期日,米歇尔—夏尔差点送了命,或者说是侥幸生还,让他又活了四十四年。与此同时,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们包括我在内的后代,拼命地在撞那并不存在的大运。”

旅行几乎改变了米歇尔-夏尔的生命意义,他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面对着火山那白雪皑皑的陡坡和疲惫带来的死亡威胁,承受了双手双脚冻僵的考验——几乎已经走向了死亡,于是,和凡尔赛的那次车祸带来的痛楚经历一起,这种向死而活的状态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凡尔赛的冒险经历宛如一个分娩的宗教仪式,米歇尔—夏尔头先来到人世间;埃特纳火山的冒险则是死亡和再生的宗教仪式。这两次几乎是神圣的意外事件对一位伟人生平的开始是会有好处的。”在仪式之后,一切似乎都被归结为劫后余生的体验,所以他会厌恶那些所谓的舞会,所以他会反驳征服的特派员,所以,他会接连三次被解职,也所以,他会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利用放假之机带他到国外去做短暂旅行,”必须让孩子学会了解世界。”这是他对于自我的一次总结,也是对于下一代的期望。

而对于米歇尔来说,那次马车撞击事件似乎也像父辈经历的凡尔赛车祸一样,让生命充满了无常,米歇尔-夏尔的女儿加布里埃尔死于马车撞击,而几年之后,另一个女儿玛丽在她三十三岁时像她姐姐一样死于非命。这或者是留在父辈米歇尔-夏尔身上的宿命论,而对于米歇尔来说,他的出走是对于陈规的厌恶,在一种渴望自由的欲望里,十五岁的他用一两个路易就制定了未来的计划:“去比利时(那是越境,这就够迷人的了),一直到安特卫普,在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邮船或货轮上当个见习水手、洗碗工或舱房服务员什么的,然后再去中国、南非或澳大利亚。”辗转而奔波,是一种逃避,却在接近自由的个人主义中开始了另一种带着极端的生活。

这或许是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凸显在和女人的那种关系上,米歇尔-夏尔在过了混乱的假期之后,开始整理旅行笔记,对于他来说,是归于秩序的开始,“以用一些古代大理石碎块做镇尺为乐的米歇尔—夏尔也许是个现实主义者。”当诺埃米小姐和马雷街二十六号成为他冒险之后的归宿,就是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开始,“这不是一桩伟大的婚姻,甚至也不是一桩美满的婚姻,这是一桩很好的婚姻。”“很好的婚姻”是关于名誉和地位,关乎财产和收入,但似乎并不关乎爱情,诺埃米被称为“平庸的深渊”,是“把自己的丈夫不是当成奴仆就是当作利害相关的人”的那种妻子,玛格丽特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岁,“身材臃肿笨重,在黑山城堡的走廊里踱来踱去,如同瓦尔特·德拉·梅尔一部小说中的那个在空荡荡的家中徜徉的令人难忘的锡东阿姨,在看着她的孩子们的眼里成了死神或恶魔的化身。”在玛格丽特看来,她既不爱上帝,也不爱自己,甚至也不爱儿子米歇尔——当丈夫将他带去旅行的时候,她却将“每一分钱的花销都事先在家里计算好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刻薄、平庸、现实的女人为米歇尔提供了一种反证,所以这种逆向的生活方式在米歇尔身上变成了“反宿命”,而反宿命和宿命无非是一对双胞胎,其中隐含着的矛盾完全是一回事。当高中时期年轻的神甫将手悄悄放在学生的光腿上并往上挪的时候,有关欲念的回忆便在米歇尔心里挥之不去——甚至,这也变成了一种反宗教的实践。无论是投笔从戎还是在军中被解职,秩序对于米歇尔来说,已经荡然无存,他反而在双腿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秩序。

七年和莫德成为情人,从那张带印度床幔的大床上颠鸾倒凤开始,对于米歇尔来说,完全是在秩序和道德之外,而在离开家庭离开法国的自由旅行中,他完全释放了自己,成为一个流亡者,就像高祖一样——也是七年。“在这个不承认自己走错了道的年轻的流亡者心中,在安特卫普船坞边闲逛的少年情怀又再现出一点来了:对于这种桅杆和烟囱的交织,那些因海水侵蚀而生锈和结垢的船体,以及那些各个种族、各种肤色、有的头裹缠巾光着脚(肯定他们中有一个是向莫德的店铺提供黑色果酱的),穿行于红皮肤、黄皮肤或灰皮肤的土著人中的那些人的熙来攘往,米歇尔是百看不厌。”横渡大西洋,从美国回来,即使被医生“判决”存在巨大的生命隐患,米歇尔依然无法停止欲望的放纵。但是在七年的自由生活中,和一个有妇之夫颠鸾倒凤的生活到底会又怎样的结果?那一根断掉的手指似乎在书写着一种代价,“她原本在伦敦生活得好好的,在这间小屋的破炉灶上做饭,把她的纤纤玉手都弄糙了;米歇尔像所有法国人一样不光明正大,他甚至都不会为她牺牲一个指头。”仅仅是因为这一个抱怨,米歇尔便以自戕的方式回归到“宿命”的世界。而当和贝尔特结婚之后呢,从此开启的十三年是不是就回到了秩序?

无论是逃亡英国,还是和狂热的加莱成为朋友,无论是远离家人,还是泡在达尔马提亚海岸边的小赌场里,米歇尔对于人生的注解其实已经变成了荒唐,“他曾经经历过的、思考过的、承受过的或者喜爱过的,全都深埋在心底,那十三年是一个几乎全无配角的舞台,而且我们也不了解它的后台。”这或许是作为女儿的玛格丽特对于父亲的一种宽容和谅解,但实际上,米歇尔这种逃避式的生活最终还是付出了某种代价,贝尔特死亡之后,加布里埃尔在四天之后,死在同一套公寓里,他们的死笼罩在混乱之中,神甫竟然以加布里埃尔是离婚的女人,而以蛮狠的方式予以拒绝。秩序其实荡然无存,对于米歇尔来说也是如此,贝尔特死后一年娶了费尔南德,费尔南德又死于产褥热,对于结过三次婚有着很多情妇的米歇尔来说,似乎生命的秩序永远在无序中展开的。神甫那只从双腿间往上挪的手,父亲鼓励他去见识世界的冒险,都是一种宿命式的开始,而接下去的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发生:“未来为他保留着他最伟大的爱情,那是—个特别值得他爱的温馨女子,是他唯一为她写下几首保存下来的漂亮诗句的女子。他还有一个奇怪的恋情,也许并没有任何性欲的因素,那是他对一个怪僻的女病人的爱:她帮助德·克先生把他剩下的财富弄得个精光。”

结婚之前就刻在手臂上,结婚之后的漫长时间都没有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走出来,米歇尔提供的样本其实是关于历史中个体的存在方式,混乱也罢,自由也好,欲望也罢,贪婪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好,其实在只有一次的生命之途中,历史也只能有限地发生一次,而对于后代来说,当那种秩序已经存在,它必然是带有宿命的成分,从尘埃中跨过去,或者看见的是愚蠢、暴力和人的贪婪,也或者在疯狂之中能够找到足以冷静的力量:“自从人被疯狂攫住,自认为无比强大时起,只要人类在地球上同另一种物种一样也只是一个物种的话,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错误和罪恶就会变成致命的。”

虔诚的回忆

编号:C38·2170722·1399
作者:【法】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7年02月第1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23.10元
ISBN:9787532770212
页数:293页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世界迷宫”的第一部,《虔诚的回忆》从自己的出生开始讲起,以全景式的描写手法回溯了母亲家族的历史,把焦点放在从未谋面的两个舅公奥克塔夫和费尔南,以及因产褥热去世的母亲费尔南德身上。尤瑟纳尔使用大量口述材料、信件、照片、贵族家族年鉴和遗留物品来构筑母亲家族的全貌,尽可能地追根溯源,上溯到最久远的过去,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让一个个先辈的形象跃然纸上。她不甘于描绘家族里的各色人物,而是试图借此阐明“永恒”这一主题,将世代相袭的家族浓缩为大千世界宏观时空里的一个象征,而她立于时空之外,冷眼观察,抒写人类的命运,揭示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第19页写道:“这个才出生一个钟头的小女孩,已像落入网中一样,被现实中生物的痛苦和人类的不幸控制住了。”


《虔诚的回忆》:生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

费尔南德把一方小毯子盖在身上,漫不经心地打开一本书,抚摸一下蜷卧在脚边的小狗特里埃。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
——《费尔南德》

把一方小毯子盖上,母亲费尔南德的身边大约没有米歇尔,温暖与柔情都仿佛只是自己完成的一个动作,对于费尔南德来说,这个在自己二十八岁时成为丈夫的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注解了这个时代隐隐的伤痛,那次在饭桌上,她欣赏他的是一双骑士和锻工的大手,却没有发现左手中指第一个指节被切断的伤痕。米歇尔经历了什么,似乎被隐藏了,但这似乎并没有让费尔南德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找到超越女性的、虔诚的东西。

被忽略的伤痕,一定记录了某个时间,而且纯属个人的,就像我的出生,就像费尔南德的死亡,都在个体意义上逐次展开,却充满了无知,“有关这些我们还一无所知:生之门和死之门都是不透明的,这两个门都很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不透明的世界里,只有自己看见,甚至在生与死的出口上,连自己都会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茫然而盲目,便猝然而至。所以在那个费尔南德漫不经心打开一本书的夜晚,显示在时间屏幕上的面庞并非是我看见的,费尔南德似乎也只是隐隐地发现了生命的悸动,于是降生,打开了生之门,而米歇尔被切断而留下的伤痕永远在不透明的地方成为一种生命的标记。

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这个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以确定的方式被打开,而且具体到“将近早晨八点”这个时间,当玛格丽特·尤瑟纳出生,是扯开嗓子喊叫,是表现出可怕的生命力,“每一个生灵,甚至大多数人漫不经心挥一下手弄死的昆虫都充满了这种力气。”这一幕一定是被母亲费尔南德,甚至父亲米歇尔所见证,长久的欣喜也罢,一瞬间的感动也好,对于玛格丽特自己来说,总是无知的,就像在卷首引用禅宗公案所问的那样:“在您的父亲和您的母亲尚未相遇时,您是什么模样?”

时间追溯到父亲和母亲没有相遇之前,大约对于个体之生来说没有了任何意义,它在时间之外,甚至在可能性之外,没有相遇自然不会有爱情,没有爱情自然不会有一千天的订婚旅行,没有订婚自然也不会有米歇尔在四十九岁时的第二段婚姻,没有婚姻当然更不会有他们让我的生命开始结合的那一次,生之偶然,就是以猝然的方式出现在自己的时间里,但是一旦打开了门,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再次回溯历史首先是确认:“这个孩子就是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怀疑。”这只不过是个体的身份的确认,甚至所有的小事“本身并无意义”,但是“这些小事却比我们每个人的历史,甚至比历史本身都有更深远的影响”。所以,在确认个体的身份之外,我们需要做的是另一种“创造”:“为了部分地克服对我自己身份的怀疑,我就像重新创造一个历史人物一样,不得不让我挂靠上一些回忆的残丝碎片,那都是二手材料或经过十多次辗转反复得到的,从人们不经意地扔到纸篓里的残缺信件和笔记中采录些信息,除此之外,我们还贪婪地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克服身份的怀疑,是克服父母未相遇之间我们在哪里的不可知论?还是克服幼小的个体在历史中的无意义?其实,当玛格丽特如此说到历史的时候,就已经从一种单纯的活着状态走向了构建式的创造时代,身为法国人的父亲,身为比利时人的母亲,列日这个城市的过往,埃诺定居时的故事,甚至那些和家族传承、改变有关的一切,其实提供了足以庞大的背景,但是所有的背景都在一些个体的历史交错中,个体命运的辗转中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它是不能改变的,但是却折射出一个时代。

就像“我的面庞开始显现在时间的屏幕上”的时候,一种不透明的生之门却也打开了一种不透明的死之门:十八日晚上,费尔南德因为患上了产褥热并发腹膜炎,告别了人世,那时,刚出生不久的玛格丽特还睡在摇篮里,之前,米歇尔关于费尔南德的体温和脉搏记录里却迷信似的缺失了十三号,或者也是在之前,费尔南德关于我的可能未来嘱咐丈夫:“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像是最后一句话,提到了修女,就是提到了宗教提到了信仰,提到了在超越生和死的信仰,她这样留下遗言的意义在于:“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

虔诚的十字架被保留了下来,还有奔向上帝的宗教感情,为什么她会觉得生灵是一种虚无造作?却为何在逝世之后十五天亲戚和好友受到了与她有关的通讯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虔诚的回忆录”——回忆录记载着生命的荣光,指向死亡被打开的那道门,完全可以看成这是费尔南德用自我的符号绘制了关于生与死的另一种解读,“从某一方面来说,她是为了逃脱这个女性的、虔诚的,也有些平淡无味环境才嫁给克先生的。”这似乎也解释了那最后的遗言,而当我在五十三年后重新去寻找费尔南德相关的点滴,听到的是这样一种说法:“无论如何分娩是女人分内的职务:费尔南德是在属于她的战场上死去的。”费尔南德几乎是自己冲进了而这个战场,即使米歇尔不想让她为自己的第二段婚姻传宗接代,但是做出的让步里,终于让她成为了母亲,终于让玛格丽特躺在了摇篮里,也终于在生之门和死之门几乎同时打开中看见了透明的时代。

这或许也称得上是伟大,所以在玛格丽特为费尔南德专写的那一章里说:“费尔南德似乎也像当时许多妇女一样,心灵里总潜伏着一个受了创伤浑身抽搐的赫达·卡布莱。那位喜好音乐的男爵的影子有时会在地平线上重新升起。”潜伏在那里的是一个受伤的形象,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孩如何看见了自己内心里的伤痕,如何在虔诚奔向上帝时却为又留下迷蒙的光线?又为何在有限构筑未来的时候连米歇尔那个被切断的伤痕也看不见?兄弟姐妹中的残疾和死亡或许是一个原因,父亲阿尔蒂尔和那慕尔那个女人之间的堕落行为或许是一个原因,甚至生下了十个孩子的母亲玛蒂而德在费尔南德十四个月的时候暴病身亡更是一个原因——母亲病逝的时候,“至于费尔南德,还在摇篮里睡觉,跟后来她死的时候安排自己的女儿睡在摇篮里的情况一样。”这似乎也成为命运之一部分,但是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她的死之门留下的是关于一个虔诚女孩在时代中的挣扎。

她进入了寄宿学校,被热情的天性和安静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莫尼克所吸引,为了她,费尔南德甚至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胡乱答题”,把第一名留给了她;而在某种暧昧中,她突破了那种为女性订立的严格规矩,“还谈不上身体的完全接触,只在—次接吻或匆匆擦过的爱抚中发现了肉欲的快感,或是这快感的征兆。”在被人指责标新立异的时候,她甚至开始阅读让《苔丝》、《菊子夫人》和《残酷的谜》等母亲害怕的那些危险小说;她爱上了精致高雅的男人赫男爵,这个被虚构的姓和这个男人一样,其实是费尔南德的单相思,她的第一个亲吻和第一次被爱抚和那个穿着短裤的年轻森林管理员有关,“她委身于这狂暴的温情,这力量撼动了她的全身。”可是一切都最后都消失了,不是费尔南德对于爱的渴望消失,而是这两个男人一去不还,“这种梦幻的样式虽然平淡无奇,但不妨碍其中包含着主要的成分:她需要爱情,费尔南德用文学的云雾把这需要笼罩了起来;还包含着享受生活的渴望,这一点她并不承认。”米歇尔的出现,并非是关于爱情和婚姻完美结合的象征,“剩下来的就是只要她爱上一个既没有想到她也暂且没有想到结婚的男人就行了。”一段维持了15年的婚姻,一个已经叫有人叫他爸爸的男人,四十九岁的米歇尔成为费尔南德结婚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次自我牺牲,只不过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以旅行这种充满了自由和浪漫的方式发生的——他们在一千天的旅行中,感受到了某种不被束缚的感觉,“米歇尔和费尔南德倒更像流浪者而不是真正的旅客。他们不知疲倦地作着季节性的迁徙,重回一个个中意的景点和旅店。”

玛格丽特·尤瑟纳:每个人都有一张虔诚的回忆卡

这或者是最主要的,尽管失去,尽管矛盾,泪流满面之后还是开始了虔诚的生活,宣布结婚必须穿着丧服也毕竟只是一个朦胧的想法,甚至最后成了被掐灭的玩笑。对于费尔南德来说,即使世界是一个迷宫,也是以虔诚的方式活着,以及死去,一种关于生命的标志,其实是对于身后世界的意义,或者是创造另一个历史的意义,“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能证明个人无足轻重了,我们却对此那么在乎,而代表或象征着它的东西也飞快地消散、损坏或丢失。”当玛格丽特如此评价母亲的死,在她心里这个和个体身份有关的生死之门就已经通向了整个时代。

在《城堡的巡礼》中,玛格丽特以一种返回的方式,“了解先人的过去”,那些家谱、地方志、费尔南德的回忆,都组成了零星材料,从零星材料展开的是一段被记录的历史,无论是享有教廷爵位的加蒂埃家族,还是保留着全景图的福雷马尔城堡,无论是让农民们仇恨的巴蒂斯特,还是那个外祖父母生活过的苏阿雷,即使伸入到具体的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那种存在于时代的烙印也需要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梳理出来,“我不仅痛惜这所房子的下场,以及园子里五棵一丛的树木,还痛惜整个一片土地,遭受到工业的蹂躏,就像经过了兵燹。”这或者是一种悲观的想法,个体的无奈在玛蒂尔德生下的十个孩子里成为一种命运的缩影,“在她长大成人的八个孩子里,只有四个女儿留下了后人,加在一起也就是九个孩子。而在这九个人中,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三个又有了下一代。这种减缓生育的现象不管原因如何,绝对应当庆幸。”所以在那一段用材料构筑的历史中,不透明的生之门其实不是指向出生,而是生命,就像费尔南德,在女性的、虔诚的世界里,最后看到的只是虚无造作,从这个意义上阿尔蒂尔和那慕尔女人的堕落,却变成了自由选择,“我的外祖父结婚以来,生活肯定是暗淡无光,这一桩毫不精彩的艳遇也许是唯一新奇别致的部分,唯一由他自己做主的选择。”所以他在写给奥克塔夫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您被禁锢在我们中间的嫌恶心情……这是个悲惨的国度,一直没膝的污秽泥泞,人们都为一些与利益相关的事情忙碌,嘴里说着公斤、公顷、公尺、公分,或者是没收财产、订立合同、排空积水、挖掘矿藏;所有的人都在数字上举棋不定,筹划计算,没有一点空闲,也没有时间与人为善……

宁静失去了,工业开始吞噬,内心的虔诚失去了,变成了虚无,而阿尔蒂尔为什么给奥克塔夫写这封信?他称他诗人,而玛格丽特称他是“奥克塔夫舅舅”,作为远亲,奥克塔夫和弟弟莫雷却成为“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曾经佩服姨夫在生死面前的斯多葛主义,曾经沉醉在令人心碎的青年时代,曾经是一个时代很少的文人,曾经在窗户和书桌之间里构筑世界,奥克塔夫或许在弟弟莫雷的世界里找到了另一种和时代有关的虔诚之心。莫雷是自由的激情主义者,是爱好旅行的冒险主义者,是达尔文主义着,是爱情无所谓论的实践者,也是实证主义者,但是当他以自杀的方式决定了生死,对于奥克塔夫来说,就是生命的启示录:“还很年轻时,他就觉得雷莫是他的上帝和第二个化身。这些厚重的帷幕一直到最后都束缚着他真正的个性。”所以在他的笔下,触及灵魂的是那些“很长的菱形”,时间是“此刻是不存在的。只有从过去到未来的飞逝……”“精神是“一种雌性的生物,只有情感给它授精之后才能受孕”。

沉睡或者唤醒,憎恶制度却无法成为斗士,为别人的不幸而痛苦却还是特权人物,所以当他死去的时候,呼喊的声音里永远是一个孩子:“我不行了,就要死了。永别了,埃米尔。饶恕我,上帝!对不起了,母亲!”他的“虔诚的回忆卡”上写着其中一句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在虔诚中活着,是因为我站在地上,站在世上,站在生之门里,所以当奥克塔夫和莫雷这两个人成为“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其实个体的生死意义就在于他们站立在时代之中: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

而于玛格丽特来说,这也是另一种延续,“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于是有了作品《苦炼》,于是有了泽诺,“我与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很简单:我炽烈地尊重雷莫;‘奥克塔夫舅舅’有时让我感动,有时惹我恼火。而我爱泽诺,就像爱一个哥哥。”

脉搏

编号:C38·2170722·1398
作者:【英】朱利安·巴恩斯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2月第1版
定价:36.00元亚马逊19.70元
ISBN:9787544742566
页数:284页

“我记得那是一段无比恐慌的时光,但这段时光也有其严谨的日常逻辑。只要你遵循逻辑,恐慌就好像走投无路了。”在巴恩斯的感官世界里,日常逻辑是不是还需要遵循?两位相交甚笃的女作家重提昔日的床笫之争;一对孩子气的夫妇在园艺之事上争论不休;凡事皆有计划的徒步旅行爱好者在与新女友的旅行中审慎地规划着恋情;失去嗅觉的丈夫求助于中医,希望神秘的脉搏带他重新找回妻子身上的美好味道……作为巴恩斯继《柠檬桌子》后最新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在十四个温情而又彷徨的人生故事里,有着巴恩斯步入晚年后对爱、渐老、死亡更为通透的体察,而这些主题似乎在理性的逻辑之外,又构建了一个感官世界缺失的象征世界。


《脉搏》: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

“该死的狐狸,”他轻声说道,不太确定玛莎是否已经醒,“要不就是该死的猫。或是该死的松鼠。总之,是该死的自然。”他站在窗旁,有些恍惚,不知自己是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慢慢开始新的一天。
——《园丁的世界》

站在窗前大约是看不到狐狸、猫和松鼠的,它们都在和夜有关的另一个世界里,但是当一只陶烤炉被碰翻的时候,他从声音能够判断盖子碎成了两半——看不到和判断出,以不同的方式搅乱了这个原本就已经安睡的晚上,如果把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当成一种结果,把“该死的自然”看成是事件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在结果面前一切的原因都可以被忽略,是不是只有在最后的无奈中才会想到自己该何去何从?

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它是两条道路,下楼是打开门,走到花园里,检查陶烤炉被弄碎的盖子,或者试图去寻找背后的肇事者,那只狐狸如何穿过木栅栏,那只猫如何从屋顶跳下来,那只松鼠如何离开那棵树,之后的情境可能还会在不同的原因引领下走向夜的深处,拿起棍子赶走狐狸,用石块扔向猫,或者大喝一声让松鼠逃离,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吗?“嗯哼。真正的园艺家期待严冬啊。寒冷可以杀死所有的害虫。”就像一种期待会走向最后的结局,可是那土壤里根本不含有土,只有“灰尘、草根、黏土、羊角芹、猫粪、狗粪、鸟粪,诸如此类”,即使在那个春天他改善了土壤,把该挖掘的地方都挖开来,开始了同接骨木做漫长的斗争,甚至在那个朋友一起来的聚会中宣布“租了一块地”,但是对于肯来说,一切只是为了让土壤看上去含有土。

而如果不下楼,不打开门,不寻找狐狸、猫和松鼠的踪迹,而是回到床上呢?床上躺着已经结婚八年的玛莎,她已经入睡,当那个陶烤炉的盖子碎成两半的时候,她没有听见,当然也不会像肯那样在梦中遇见狐狸、猫和松鼠,梦在别处,肯是无论如何也走不进去的,那么即使回到床上,和玛莎睡在一起,就像他们之前太累了躺着的时候,只是漫无目的地闲聊晚上的事情,“互相安慰聚会很成功”,却不再有阅读和性的兴趣——即使他开始习惯玛莎按菜谱做菜、用地图去城里,即使他试着改善土壤让玛莎的黑莓能够生长,即使现在他们不再争吵正走向“两个人的民主的婚姻”,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切是不是可以消弭八年来的隔阂?“他不知道,自己做着这一切是因为深爱玛莎如初,还是仅仅因为要履行丈夫的职责,好让周围的人看出自己多么爱玛莎。”

内衣这样的礼物已经少了情色联想,“正是我要的”渴求好久没有听到了,在只有相互安慰聚会成功的夜晚,生活和那不含土的土壤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下楼和躺回床上有什么区别?当两种选择都变成了礼貌,变成了做作,变成了职责下的形式,所谓的民主是不是变成了“可怕的荆棘”?“嫉妒、贪婪、憎恶、吝于夸赞和满口谀辞、愤怒、情欲、垂涎,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孽,他都记不真切了。”在一个园丁的世界,其实根本没有选择,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就像狐狸、猫和松鼠,都是“该死的自然”的一部分。

“该死的自然”是不是变成了一种隐喻?在婚姻故事里,隐喻是明显的,《婚姻线》里的他们也一样,起初他们把卡鲁姆的小岛叫做“岛屿之爱”,起初他们还没有结婚,起初她戴着一枚婚戒,但是她身上的那件毛衣的花纹不是和渔业和信仰有关,也不是海洋与沙地的描述,而是从横越肩膀的一系列锯齿形图案中看到了婚姻中的波折,“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婚姻线。”于是时间变成了“那一年”,于是他们变成了单数称呼的“他”,于是夏天只有他和卡鲁姆一道去挖蛤,而在看见小岛最后那遮蔽现实的层层叠叠云雾中,“他浮想联翩。他想到了婚姻线和衣服扣子;想到了沙中的竹蛏和岛屿性爱:想到了失踪的小公牛和变成灯油的管鼻鹱;想啊想,最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卡鲁姆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但眼泪并非因此而流,也并非为自己而流,甚至都不是因她而流,因记忆而流。这眼泪,是为他自己的愚笨和自以为是而流的呀。”

他们和他,复数和单数构成了生活中的两种选择,就像躺回床上还是下楼构成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样,其实根本没有区别,它们就是所谓的“同谋”——在《同谋》里,“它表示两个人之间的心照不宣,也可以说是一种先知先觉。”那么一种感觉能直接影响到另一种感觉?一个人会爱上和自己一样有强烈渴望的另一个人?“二十岁那年,我竟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而她对我的这份爱慕和情欲却全然不知。”总是希望是一种同谋关系,在被警告“不得暴饮暴食,不得懒惰、不得给学校抹黑;不得贪婪,不得辜负家庭;不得妒忌,不得愤怒,不得给国家蒙羞”的“我们”世界里,可以找到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但是她的肢端末梢为什么会血液不畅?为什么有人戴拇指套时下面真的会有一根大拇指?为什么心照不宣的两个人会忘记在场的另一个人?

隔着厚厚的衣服,肉体和肉体之间的爱慕和情欲当然无法成为同谋,“衬衫袖子、毛衣、夹克、雨衣、厚呢短大衣、无袖套衫——还有呢?没有什么再裹着肉体了吗?这么说来,我们之间隔了六层布。要是她在毛衣下面还穿了件带袖的内衣的话,那也许就隔了七层了。”之后就变成了柔情之后倏然勃起的阴茎,变成了可以被脚踩着的剥了皮的荔枝,变成了对一个断臂的人做爱的想象,而到最后,她起身,她面带微笑,她把手放在餐巾上,甚至“指关节抬了起来是我触碰到了她”,最后还是和她的疾病一样,在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下,“导致无法到达肢端末梢”。

但是欲望呈现为病态之一种,脉搏的跳动还正常吗?“她先给你把脉。按照中医原理,共有六条脉,左右手腕各三条。但左手腕的脉更重要,因为它们关涉人体主要器官——心、肝和肾。”《脉搏》里的父亲这样对我说,一个丧失了味觉的人在非常专业的医院里进行把脉,在关乎心肝和肾的治疗中,能恢复所谓的感觉?经常醉酒的父亲,成为酒徒的父亲,其实是被母亲拉回到了正常生活中,这是一种“脉搏”之外的拯救,这种拯救当然和爱情,和婚姻有关,但是这仅仅是道德拯救?当他们不再有性生活,亲密无间代表着正常的生活?

这或者为我和贾尼丝的婚姻提供了一种样本,“我之所以羡慕他们的婚姻,部分原因在于我自己的婚姻十分失败。”没有举行婚礼,向别人一样提前拟好了离婚协议,结婚十八个月后争吵中说起各自的婚外情,“你有婚外情,我有婚外恋。这算不算直面事实呢?”在“纳税,缴养老金,有人寿保险;我们享受国民医疗服务,力所能及地捐赠行善”的中产阶级人士的世界里,这些似乎都是生活方式之一,甚至缺失了道德约束,也不再像父母那样把这一切看成是病态。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当父亲闻不到母亲的香味,当母亲变得迟钝,他们的亲密无间,他们的道德拯救,还会成为一种样本?“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夫妻都会找到一种相处之道,基本上来说,这种相处之道很不真实。就好像这种关系取决于相互保证的自我欺骗。它错就错在定位上。”当贾尼丝这样描述婚姻生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脉搏”式的治疗也看成了一种自我欺骗。

父亲在四个疗程之后渐渐有了嗅觉,母亲在越发迟钝中患上了运动神经元,当母亲奄奄一息的时候,我想象他们在一起,“父亲坐在床边,亲吻着妈妈,不知道她是否能感觉到他在亲吻她,他对她说着话,不知道她是否能听到他的话语,也不知道即使她能听到他的话是否能明白其意。”看上去依然是一种自我欺骗,他爱着她也好,她拯救他也罢,亲密无间也好,相互依赖也罢,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形式?就像父亲自己说的那样:“我一直在熟睡,直到被火烤醒了才意识到房子着火了。”脉搏还在跳动,婚姻还在维持,却在一场大火中看见了灰烬——回到“应该躺回床上,还是下楼”的选择中,一切是不是就取消了意义?

“所有生命都是败笔,艾丽丝如是解读世界,而简把失败上升为艺术的陈词滥调,不过是缥缈的幻想而已。”上床和下楼的问题在《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里其实也导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艾丽丝解读生命中的败笔,当人生出了差错,就去寻找严肃的解决办法,譬如皈依上帝,然后用轻松的方案,比如自嘲或者自杀,而简则是用艺术的方式变成一种幻想。当两个人踏入婚姻殿堂之后又各自离婚,他们或者开始做园艺,或者玩填字游戏,或者写赤裸裸的小说,但是都不再从性生活中寻找乐趣,所以“与约翰·厄普代克上床”就变成了一种嘲讽,就像简所说:“不过,如果你和他睡过,那么我极有可能也睡过吧。”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后还是回到了无差别的状态中,回到了和文字赤裸裸的关系里,而所谓的男人,也都变成了简单生物,“一切的一切也许真的源于一件狡猾的胸衣。”

爱情、婚姻、创作、阅读,以及上帝,意义都被解构了,没有性生活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当现实丧失了选择的权力,一只狐狸,一只猫,以及一只松鼠就只是简单生物,所以在《在菲尔和乔安娜家》里,就变成了明喻和隐喻的阐述,“眼下,欧元和英镑相隔数英里,所以它们的关系是隐喻的。甚至可能是形而上的。然后它们慢慢靠近,就像明喻,最后就一体化了。”简单说来,明喻是“更相似”,隐喻“更具隐喻性”。在菲尔和乔安娜家的四次讨论中,大卫、麦克达夫、苏、迪克、彼得,以及菲尔和乔安娜这些发言者其实都隐匿在对话中,当所有的论述在引号里被展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走向了没有分界的一体化之路上,当希拉里·克林顿承认竞选失败、伊拉克战争、戒毒专制主义、因特网革命、信贷危机、英国大选等等社会问题成为话题的时候,他们到底看见了现实的明喻还是生活的隐喻?

如果抽烟只损失一年的寿命为什么不抽到老,这是一种明喻?烟民和酒鬼就是大骗子,这是一种隐喻?酸橙与肠癌也许存在联系,这是一种明喻?“所有伟大的追根溯源都是错的”是一种隐喻?而其实不管是对伊拉克问题六四开,还是橘子酱和肠癌的关系,不管是“丛林法则是强暴,而不是假装性高潮”,还是“‘我们中五分之一的人相信或认为什么什么’开头的句子都是不足为信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存在主义,以及一切和身体有关的疾病,一切社会存在的问题,都在那些泛化的对话中变成了无意义,“这深更半夜的,一切都是隐喻。”当一切都是隐喻,六四开也是五五开也是三七开也是一九开,2月14日,不是浪漫的情人节,而是“爱情与阳痿一起庆祝”,“也许多达五分之一的人”永远不会认可。

“局部的,局部的。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感觉:全都失控了,来不及了,我们束手无策……”这就是没有选择的现实,生活无非是《擅入》的故事里,琳在漫步过程中不管孢子会钻进胃里致癌,不管布拉舍尔-素帕丽特靴子是不是掉进了蕨草,不管30年代金德·斯考特非法入侵事件,“我告诉你了,我只是想喊一声。”喊一声就是原因,喊一声也是结果,喊一声是目的,喊一声也是过程;现实也无非是《画师》里的那个工匠,只选择和自己所画的母马在一起,“十二年来,她一直是他的伴侣,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他,从不留意他们俩在森林中独处时他嘴巴里发出的噪音。”而所谓的政治便是《东风》里不戴避孕套却也不调情的男女,体育丑闻带来的疾病刚好免除了危险,与爱情无关,与欲望无关,与隐喻无关,“这窗外的景色总是佯装成一成不变的样子。不过呢,从前倒有一排木屋住了视线。后来有人把木屋烧了个精光。”

总之,脉搏还在跳动,话题还在讨论,剥了皮的荔枝会找到同谋的关系,毛衣上的花纹不断翻新,土壤测试器会知道花园里到底有没有土,狐狸、猫和松鼠会接着碰翻陶烤炉的盖子,2+2=4,上帝住在天堂,天下可以太平,大脑用来性交,所有的现实,“也许有五分之一的机会”。

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三册)

编号:S37·2170619·1397
作者:【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4月第1版
定价:198.00元亚马逊91.10元
ISBN:9787020122844
页数:1416页

安娜·阿赫玛托娃,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1911年在阿克梅派杂志上首次发表诗作,逐渐成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二十三岁时出版首本诗集《黄昏》,二十五岁时出版第二本诗集《念珠》,这两本诗集使她名声大振,但她的第三本诗集《白色的鸟群》因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而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苏联时期,阿赫玛托娃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直到1950年代才恢复名誉。1989年,阿赫玛托娃百年诞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将这一年命名为“阿赫玛托娃年”。《阿赫玛托娃诗全集》首次出版中文全译本,共分三卷,收录了俄罗斯著名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从1904年到1965年间创作的所有诗歌。


《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痛苦成了我的缪斯

对谁,什么时候说过,
为什么我远离众人却没有消失,
苦役折磨死了我的儿子,
鞭子抽打死了我的缪斯。
我在尘世罪孽深重,重于所有人——
那死去的,将来和现在的人。
我活该躺在疯人院的
病房里——这是伟大的荣誉。
——《对谁,什么时候说过……》

1958年,阿赫玛托娃在波尔舍沃的七号房间发现“四分之三的读者/都已经湮没于冥河深处”,1958年,阿赫玛托娃看见新婚后被人弃置一旁的花冠下“那个驼背的侧影”,1958年,阿赫玛托娃发现自己的诗篇都化成了“最后受审判讯时的话语”,1958年,阿赫玛托娃在科马罗沃向上帝发出了“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的疑问……这是痴呆的1958年,这是聋哑的1958年,这是唱起“第七首哀歌”的1958年:“我沉默无语——我沉默了三十年”……

但是还在写诗,还在说话,诗歌里她不是沉默的人——1958年,阿赫玛托娃的诗集《诗篇》出版。而从诗歌向外,1958年的履历绝不仅仅只是单一的片段,如果向后回望,那些听到的、看见的、感受到的一切是如此真实:1957年10月,阿赫玛托娃的好友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再往前的2月,阿娜德·埃夫隆从流放地回来,她是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女儿,16年前的1941年,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在卡玛河畔的叶拉堡市自缢身亡;再往前的1956年4月,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终被释放,但是从劳改营回家的列夫认为母亲没有全力帮助自己,母子关系陷入紧张……

朋友被作协除名,曾经自杀的朋友女儿回来,身心疲惫的儿子不理解她,当阿赫玛托娃面对这样的现实时,或许真的只能沉默,真的只能唱起哀歌,但是于自己来说,这一个单一片段,这一种痛苦生活,只不过是漫长人生中的一个缩影,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在各种不解、苦难、打击中似乎只能承受生命之重,当面对“重于所有人”的罪孽,阿赫玛托娃感觉自己就像是“躺在疯人院”里的疯子,所有可能说出的话都会被当成疯话,而更为可怕的是,无论是罪孽,还是疯狂,都变成了“伟大的荣誉”——这是一种讽刺,一种压抑,一种必须沉默的哀伤。

谁能把经历过的这一切命名为“伟大的荣誉”?一定是在个体之上的那个无形的原告,它高高在上,它颐指气使,它发出的声音就像题辞中的那句话:“于是有人命令我:‘说吧,/回忆下一切……’”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在这首名为《讯问》的诗里,就传递着无法抗拒的权力,它在命令,它在询问,所以当1958年的阿赫玛托娃被这样的权力所控制,关于人生的一切回忆,都变成了某种变形的“臣服”,而臣服是不会有观众,不会有读者,甚至不会有自己的,“对谁,什么时候说过,/为什么我远离众人却没有消失”?似乎只剩下一个病重的身体,一张沉默的口,一种不堪回首的记忆。

曾经有诗歌,有爱情,有音乐,有美好的故事,这曾经的故事都会成为可以回忆的一切,而在命令之下,阿赫玛托娃却并非是屈服,并非是谄媚,并非按照命令描述自己罪孽的荣誉,当苦役折磨了儿子,当鞭子抽打了缪斯,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或者真的可以在苦难的夹缝中看清自己所走过的那段路,并且要告诉别人,“众人随我而行,我的读者们,/我带你们走的是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独一无二的路必须走上去,那里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有自我、他人,有对美的赞歌,对爱的憧憬,对人生的感悟,当然也有在流离中的收获。

如果寻找这条独一无二的道路的起点,1904年的《百合花》似乎就标注着阿赫玛托娃人生的某种走向,那是美丽芬芳的百合,“它们像一群纯洁天真的少女,矜持而羞涩,/那些花瓣颤抖着,沾满了露珠,/我从上面啜饮了芳香、宁静和幸福”,但是这芳香、宁静和幸福似乎并不是百合花唯一的呈现,它也是暗淡的,而当阿赫玛托娃尝到了痛苦,“我的心战栗地揪紧”,揪紧之后是释放,暗淡之后是明亮,“重新想起了远方的自由,/在那个国度,我曾和你相依相伴……”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远方的自由便是爱,如百合花一样纯洁的爱。爱是双唇间“鲜红的爱意”,是“乳房洁白,胜过高山的冰雪”,是“天蓝色溪流的潺潺絮语”,“我会爱。我的吻期待着你。”爱是手上戴着的闪光戒指,是四十个温柔的姐妹,是从手掌中触摸的温暖——爱是尼·古米廖夫的带来的魔力,爱是儿子列夫赐予的闪烁光芒。

从1903年在皇村相识,到1910年走向婚姻殿堂,在到1912年儿子列夫降生,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人生的开端的确像“百合花”一样,呈现出生命中最美好的一面。但是,这一种美好似乎注定是短暂的,在结婚之前,古米廖夫经历了四次求婚,当被阿赫玛托娃拒绝之后,他数次自杀未遂,而当1909年阿赫玛托娃答应做他的妻子,她只是相信自己的这个婚姻是命中注定的。而在他们去往法国度蜜月的时候,生性敏感的阿赫玛托娃又感受到了一种美好事物被破坏的覆灭感,她在《简短自述》中说,“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法国的诗歌。”而结婚之后的生活,似乎也掺杂着各种矛盾,1913年她说“我的身边是灰眼睛的新郎”,1914年她感慨:“谁也不曾占据我的内心,/谁也不曾使我备受煎熬,/甚至那个因痛苦背叛我的人,/甚至那个宠爱并忘却我的人。”几年之后,阿赫玛托娃甚至说出了“美人鱼已经死亡”的感叹,而这便成为和古米廖夫感情终结的标志。

古米廖夫早期诗歌中的阿赫玛托娃时而是美人鱼,时而是魔法师,时而是凡间女子,时而是天上月亮,但是当1910年结婚结束6年马拉松的恋爱,对于他们来说这命中注定的爱情却变幻出暗淡的色彩,“我们俩作未婚夫妻的时间太长了,我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在巴黎,等到1910年结婚时,他的激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婚后古米廖夫不堪家庭的束缚开始了漫长的非洲之旅,而阿赫玛托娃一头扎入了诗歌的创作中,直到1917年他们最终离婚,而对于离婚的原因,在古米廖夫来说,他不愿屈从于任何“魔法”,要保持不向任何人屈服的男人的尊严,他认为,两个诗人的结合是荒谬的。而对于阿赫玛托娃,似乎那百合花的情结还在,她要确信自己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女性,而在更深意义上,她天生具有的忧郁气质最终使得在那一份爱情中的自己变得“沉默不语”:“而忧郁,用它那不朽的光线/照射进我的生活,我却默然无语。”

《致尼·古米廖夫》,1912年这首写于皇村的诗直接以丈夫的名字如诗,此时距离他们结婚只有两年时间,阿赫玛托娃就让自己在忧郁中沉默,在爱情的迷离中,她说“我也许成不了您的妻子”,但却通过男性的口吻说出了某一种美好的祈愿:“我爱你,从来没有爱过别人。”而她写给薇拉·伊万诺娃的诗,则完全变成了自我评价,“对于我,这个罪孽深重、游手好闲的人,/只有你一人从来没有过责难。”于是,从百合花开始的美好期望,变成了欺骗,变成了死亡,变成了盲目,变成了陌路:“我们将不会从同一只杯子/喝水,或是饮甘甜的美酒。/我们不会在大清早亲吻,/而黄昏时一起眺望窗口。/你呼吸着阳光,我呼吸着月亮,/可我们在同一的爱情中生长。(《我们将不会从同一只杯子……》)”就在这分道扬镳的现实里,阿赫玛托娃走向了另一种孤独:“在新挖出的壕沟中,我要一个人/布置好新居(《在喀山或是沃尔科夫……》)”

阿赫玛托娃: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而这也并非只是在爱情中的态度,她听到了皇村“庄严而低沉”的声音,感觉到不堪忍受的寂寞会把自己拖入世界末日,“皇宫在垂死的梦境中安息。”她赞美灰眼睛的国王,因为他代表着“无休止的悲伤”,她感觉自己孤单一人,“啊,甚至魔鬼都不需要我,/我究竟该去哪里?”她在煎熬,因为看见了“死亡的时刻”,“而众人来到后,他们将埋葬/我的肉体,和我的声音。(《我奄奄一息,被不朽煎熬不已……》)”她把自己比喻成酒鬼和荡妇,“而那个女人,正在翩翩起舞,/注定也要进地狱之门。”而上帝,似乎也变得虚无,“请赐给我病痛的艰苦岁月,/赐给我窒息、失眠和高烧,/请夺走我的孩子,我的朋友,/还有我歌唱的神秘天分——/在经历那么多沉重的日子后,/我跟随你的弥撒这样祈祷,/祝愿黑暗的俄罗斯上空的乌云/化作白云,为光芒所照耀。(《祈祷》)”也许,只有在疯狂投入诗歌中她才能看见那一束光,而越是投入,敏感而忧郁的天性却又让她难以自拔——似乎是一种悖论,“是缪斯/夺走了上帝给我的赠品。”

其实在和古米廖夫出现危机的时刻,阿赫玛托娃的身边出现了另一个男人:鲍﹒安列普,1918年当她和古米廖夫离婚,便来到了克里木度假,当时安列普夫妇也住在那里的别墅里,他们过从甚密,阿赫玛托娃的诗集《白鸟集》和《车前草》里的大部分诗歌都是献给安列普的,但是这时的爱情已经变成了一股洪流,它在某种意义上带给阿赫玛托娃并不安心的担忧,“当我疲惫而又慵懒地/远离幸福,心怀无法形容的战栗,/憧憬着这样的宁静,/我就会把自己想象成这般模样:/如同死后的灵魂,到处漂泊游荡。”这种漂泊游荡一方面是阿赫玛托娃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现实跌宕的反映: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身为白军军官的安列普被迫逃亡英国,而阿赫玛托娃表达了“不与抛弃故土的人为伍”的决心,她甚至宁可抛弃爱情也不选择逃避,于是,这一种漂泊变成了某种爱恨交错的情感。在阿赫玛托娃看来,安列普的逃离是“傲慢蒙蔽了你的灵魂”,“我知道,你病入膏肓的原因——/你在寻求死亡,却又害怕死神的降临。”她甚至骂他是叛徒,“你这个叛徒:为了绿色的岛屿/你拋弃了,拋弃了热爱的国土,/弃了我们的圣像,我们的歌曲,/还有寂静湖畔的那棵松树”

“不与抛弃故土的人为伍”,是作为一名诗人更作为一个公民留下来,爱情逝去了,但是却留下了另一种爱:对祖国之爱。这种爱一方面似乎远离了私人性的小爱,“在那座有裂缝的大桥上/在如今已成为节日的那一天,/结束了我的青春。(《在那座有裂缝的大桥上……》)”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人民,“我擦净你手臂上的血液,/内心掏尽你黑色的耻辱,/我要用崭新的名字/覆盖你的创伤与屈辱。(《当人民在自杀般的痛苦中……》”思考土地,“因为我们热爱自己的城市,/而不是展翅飞翔的自由。/我们为自己守护好/它的宫殿,灯火和河流。”思考时代,“这个世纪比先前的世纪糟糕在哪里?莫非/是它在悲痛与不安的昏醉中/沾染了最为恶毒的瘟疫,/却难以治愈。”也思考俄罗斯的命运,“另一个时代正在临近,/死亡的风叩打着心扉,/而神圣的彼得之城将为我们/留下失去自由的纪念碑。”

这是阿赫玛托娃的一次转变,不仅仅是她的诗歌从百合花情结过渡到了国家情怀,也使她的人生之路变得多元和宽广,“当我奄奄一息,才变得温顺。/我躺在你白雪般的胸膛上,/你那颗阅历丰富的心是何等欢畅——它就是我祖国的太阳!(《你久久凝视的目光让我疲倦……》)”而这一跨越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似乎包含着希望,她把逃离的爱人放在了身后,把个人的愁绪放在了身后,把一切的不快都放在身后,“我要和亲爱的人们品尝蓝色的葡萄,/一起畅饮冰凉的美酒/还要一起观看,银白色的瀑布飞流而下/注入潮湿的乱石堆积的潭底。——《最好让我大病一场,在高烧的呓语中……》”而这一切又变成了自我审视,“感到羞愧吧,不要在世俗的妻子那里/恳求有助于创作的痛苦。/这样的人已经被流放到了修道院/或在高高的篝火上面烧死。(《你怎么可以,刚强而自由的人啊……》)”她需要的是刚强和自由,需要的是火一样的热情,需要再浓烈的爱,但是,经历了战争,经历了新生,和阿赫玛托娃一样,俄罗斯的命运是不是可以永远在刚强和自由中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

“当大战过后,/染血的云朵在空中飘荡,/他会听见我的祈祷/和我爱情的话语。(《站在天堂洁白的门槛……》)”1921年阿赫玛托娃发出这样的声音似乎有着太多的理想主义,就在这一年,古米廖夫在彼得堡郊外别尔恩伽尔多夫卡村被执行枪决,罪名是“反革命阴谋罪”,尽管曾经有过矛盾,尽管他们已经离婚,但是古米廖夫的死还是让阿赫玛托娃陷入悲伤,“你没有幸免于难,/没能从雪地上站起。/二十八处刺刀伤,/还有五处枪弹的痕迹。”在古米廖夫被处决的第二天,阿赫玛托娃写下了这首诗,而在之后,她有写道:“我把那枚光滑的十字架贴近胸口:/请还给我内心安宁吧,上帝!/冰凉的床单上散发出/甜蜜的令人晕厥的腐烂气息。”古米廖夫的死,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绝不仅仅是一次私人情感的释放,而在于对整个国家命运的担忧,“我为朋友缝制了/一件痛苦的新衣。/俄罗斯大地啊,/它热爱着,热爱着新鲜的血滴。”

俄罗斯大地热爱着新鲜的血滴,这一片浸染着鲜血的土地是不是会被笼罩在黑暗中?会不会还有安宁的生活?其实,古米廖夫被处决其实只是苦难历史的一个起点,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之后儿子列夫的数次被判决,自己被审判,以及疾病的折磨,构成了生命的第一种苦难,“我,被褫夺了火与水,/被迫与唯一的儿子别离……/站在可耻的不幸的断头台上,/却像站在帝王的伞盖下……(《我,被褫夺了火与水……》)”而更多的苦难是在听说、看见中演绎成了国家的苦难:1921年,俄罗斯地理学家,教授弗·尼·塔甘采夫因被指控反对苏维埃政权而被枪决;1925年12月26日,谢尔盖·叶赛宁写下绝笔诗,28日拂晓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投缳自尽;1934年5月13-14日夜间,诗人奥西普·曼德里施塔姆被捕,当时,阿赫玛托娃正好在场,目睹了他的被捕经过;1941年,茨维塔耶娃在卡玛河畔的叶拉堡市自镒身亡……

被捕、审讯、流放、自杀,他们组成了俄罗斯苦难者的群像,阿赫玛托娃听到了“监狱钥匙的哗啦声”,看见了“恐惧和缪斯在轮流值班”的诗人,听到了灵魂“从内心,像从海绵里,挤压出生命”,那时的阿赫玛托娃是悲愤的,“因为我极端厌恶地诅咒过全世界,/他们把失语症作为对我的奖赏,/他们让我尝够了太多的侮辱,/他们让我喝下了太多的毒药/而且把我流放到天涯海角,/不知为何留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觉得城市里的疯子真好,/能在临死前的广场上游荡。(《所有人都走了,谁也没回来……》)”面对苦难,阿赫玛托娃一方面相信他们终会获得公正的判决,“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的评判中,/每一时刻都将证明我们无罪;/在世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有人比我们活得更高傲和纯粹。”另一方面则积聚力量,发出了“我和你,毫无疑问,会沿着/塔甘采夫之路,叶赛宁之路/或者马雅可夫斯基的大路并肩前进……”的呼声。

一种力量是诗歌,1940年3月3日她在《马雅可夫斯基在1913年》中写道:“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像闪电射入沉闷的大厅,/如今举国上下都珍爱着它,/如同吹响进军的号角,嘹亮动听。”在她看来,诗歌是“失眠的残渣”,是“弯烛的遗泪”,是“温暖的窗台”,更是尘埃,是黑暗,是激情,“愤怒的呼喊,焦油新鲜的气息,/墙壁上神秘的霉菌……/这是诗句发出的声音,充满激情和温柔,/给你们带去快乐,让我痛苦不已。”另一种力量则来自于卫国战争中涌现的民族精神,“列宁格勒的人们队列整齐地出发,/那些生者与死者。对上帝来说没有死人。”这里没有投降,没有逃避,只有免于奴役的勇气,只有对只有和纯洁的向往,而当1945年战争胜利,阿赫玛托娃的决心更加强烈:“现在让我们庄严地宣誓/并把誓词传给下一代/但愿这从战火中赢得的美好世界,/成为我们唯一的天堂。(《迎着旗帜,迎着我们的凯旋……》)”

当土地被解放,当战争走向胜利,这一种民族精神却为何变成了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他把自己的灵魂融入了这个城市,/他令我们摆脱了不幸,——/这就是为何莫斯科无法遏止的心灵/如此的坚定和年轻。”他有着鹰隼般的目光,他宣布人民是全球的改造者,他绘制了国家未来的宏伟蓝图——当对领袖的赞美变成了崇拜,当英明、伟大成为修饰词变成了谄媚,当对国家的期望变成了口号,阿尔赫玛托娃是不是沉沦了?实际上,当战争取得胜利的时候,阿赫玛托娃却是一个被批判的“无名者”:1946年,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受到批判,“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而在列宁格勒文学界大会上,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著名”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

被国家体系排除在外,阿赫玛托娃为什么还要高唱赞歌?其实阿赫玛托娃是牺牲自己的情怀向这个社会做出妥协,在她写下“祖国啊——苏维埃的俄罗斯”的1950年,上书斯大林希望释放自己的儿子列夫,但是之后苏联国家安生科全部特別会议判处列夫劳改10年徒刑罪名是“参加了反苏小组,有恐怖企图,并从事反苏宣传。”为了拯救儿子,改善和当局的紧张关系,阿赫玛托娃写出了这些讨好的诗歌,甚至还发表了组诗《和平万岁》。一种妥协,一种讨好,对于阿赫玛托娃来说,一定是一种折磨,她一直被一种叫做权力的东西所掌控,所以当1958年关于人生的回忆变成一道命令,当讯问的绳索套住了脖子,阿赫玛托娃只能选择沉默,“到处都可以听到我的沉默,/它充满了审判的大厅,/它在一切事物上都打上自己的烙印。”

诗歌变成了“最后受审判讯时的话语”,诗人成为了“杀死的野兽”,“痛苦成了我的缪斯,/她和我勉强一路走过,/那里禁止通行,那里只有別离,/那里有头猛兽,品尝着罪恶。(《痛苦成了我的缪斯……》)”对于阿赫玛托娃这个个体来说,由苦难铺陈的这条路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戕害,精神的折磨,自由的泯灭,不仅仅是亲人的别离,朋友的死亡,也是对整个命运的怀疑,对信仰的动摇,“我因响亮的诅咒成了聋子,/我把短棉衣一直穿到破烂不堪。/难道说在这个星球上/我比所有人都罪孽深重?(《仿卡夫卡》)”她曾经渴望死去,也拒绝复活,因为在她看来,所有的不幸和痛苦,都是因为在肉体意义上无法摆脱那些束缚,是因为必须成为罪孽的存在,“诗人不是人,他仅仅是灵魂”,所以当1966年2月,饱受折磨的阿赫玛托娃写下了最后一首关于安静的诗:“贫困终于自己安静下来,若有所思地走向一旁。”两个月之后的3月4日,她写完最后一篇日记,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疗养院里离开了人世。

她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从百合花开始,到贫困中的安静,诗歌不死,爱不死,而最终在痛苦的生命终结之后,在苦难的大地上留出的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路,那里开出的是另一种美丽:

死亡和生活。
请全部拿走吧,
除了这枝鲜红的玫瑰
让它带给我新鲜的气息。
——《最后的玫瑰》

道林·格雷的画像

编号:C37·2170619·1396
作者:【英】奥斯卡·王尔德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32.00元亚马逊15.60元
ISBN:9787533946838
页数:248页

“如果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那该多好啊!为了这个,我愿献出这世上我拥有的一切!我愿以我的灵魂交换!”少年格雷的话一语成谶,但是永葆青春的背后却是放纵的欲望,却是覆水难收的罪孽,当他最终举刀向画像刺去的时候,并非是一切的终结:《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年出版后受到抨击:“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评论家们纷纷称道林·格雷为“恶魔”,最终王尔德被判“严重猥亵罪”入狱两年。犯罪、惊悚、男主人公之间的暧昧情愫……这个构思精妙、想象丰富的故事背后是王尔德关于艺术、爱情和人生的洞察。在一百年多后的今天,我们惊奇地发现王尔德写在书中的一句话可谓该事件的注解:“世人所谓的不道德之书,其实展现了世界本身就有的耻辱。”


《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怕的是死亡的临近

真悲哀啊!我会变老,变得可厌可怕,但这幅画将会永远年轻,永远停留在六月这特别的日子里,不会变老……如果能反过来就好了!如果永远年轻的是我,而变老的是画,那该多好啊!为了这个……为了这个,我愿献出一切!对,我愿献出这世上我拥有的一切!我愿以我的灵魂交换!
——《第二章》

精致、高贵、典雅的画框只露出一角,一张关于青春的画就是一个男人的秘密,它在那红色帷幕的后面,被隐藏,被遗忘,是不是在保存着一种永恒的美?镀金的西班牙皮革做成的屏风挡在前面,然后拉上窗帘,关好百叶窗,最后锁好房门,一层一层,似乎要把一幅画包裹在最黑暗的地方,禁锢在无人看见的世界里,但是当画像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变成一种永恒?永恒而存在,是因为不被人看见,但是当一个人面对他的时候,画像为什么会出现奇形怪状的影子?当西比尔自杀之后,画像的嘴角为什么会流露出残忍?当画家巴兹尔被杀死,为什么画像上的一只手会渗出黏湿亮晃的恶心红色露滴?当詹姆斯被猎枪误杀,为什么画像上的污渍会像可怕的疾病爬上皱巴巴的手指?

红色的血,映衬着红色的帷幕,里面的红色,外面的红色,正在发生的红色,正在被遗忘的红色,其实都是红色的死亡,污渍,血迹,而且还在滴落,不会老去的画像如何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而所有的变化是因为它的面前站着一个人,一个隐藏它而又揭开它的人,一个用肉体和艺术对换的人,一个害怕死亡却又制造死亡的人。当被揭开、被看见,假象的永恒变成了现实的可变,艺术的永恒变成肉体的可变,在永恒和可变之间,似乎只有死亡才具有两者的特点:可变的死亡,永恒的死亡——当那把沾着血迹和罪恶的刀刺向画像的时候,却是刺向了道林自己,“它会杀死过去,而过去一旦死了,他就自由了。”自由是永恒,美是永恒,可是在一个肉体之上,永恒如何可能?唯有死亡,才能成全所有的欲望,才能洗净罪孽,才能让画像用不打扰,而肉体之死,在被置换的场景中,就像道林最初的愿望一样,也是灵魂之死。

“一切艺术皆无用。”艺术之死,就是无用之死,当没有不可原谅的崇拜,当没有了制造者的狂热,当没有了能照见自己的镜子,甚至当最后刺死了画像中的自己,还有什么是艺术的表现形式,还有什么是美的载体?无用的艺术是如何诞生的?或者可以在《序言》中找到其推理的过程,“艺术家是美的事物的创造者”,艺术家创造了艺术,所以艺术家制造了美,但是,“呈现艺术,隐去艺术家是艺术的目的。”把艺术家隐去,其目的就是只留下艺术本身,只留下美本身,当艺术的作者不见而只留下美的艺术的时候,艺术已经交给了艺术家之外的人,“懂得美的事物仅仅意味着美的人,才是上帝的选民。”需要有懂得美的人,这是艺术之美成为有用之物的条件,但是必须加上另一条:“制造出有用之物的人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不崇拜它。”而艺术之外的另一个人是观众,“艺术真正反映的是观众,而不是生活。”观众就是艺术面前的人,面对面,就像站在镜子前面能立刻发现美还是不美,而如果是艺术之美变成无用之物,那一定是观众,是镜子前面的人,将它变成了无用之物,“制造出无用之物的唯一借口,就是制造者狂热地崇拜它。”所以在没有了艺术家,在观众制造了狂热的崇拜中,最后的结论是:一切艺术皆无用。

但是无用只是在实用意义上缺席了作者和观众,无用为什么最后会成为一种死亡?或者当死亡以红色降临的时候,是不是艺术之美达到了真正的无用?死亡,一定是一场悲剧,而死亡的悲剧意义却又在艺术的世界里制造了另一种的美——艺术和美的悖论,在这样一种推理过程中变成了可能:美制造了无用,无用制造了悲剧,悲剧又变成了美。在这样的循环中,生存和毁灭,道德和罪恶,青春和死亡,灵魂和肉体,也在悖论的意义上变成了“一切艺术皆无用”的阐释主题。

所以当道林提出让画像变老,而使自己的肉体呈现不变的青春时,这个悖论其实已经启程了,它将抵达的是美,是艺术,但一定会经过观众的崇拜,经过镜子前的面对,经过血滴的悲剧,最后是走在永恒意义上的死亡。而在悖论启程的开始,一定要有一个作者:画家巴兹尔,一定要有一件艺术品:道林·格雷的画像,一定要有观众:道林·格雷自己,或者还有亨利·沃顿勋爵,还有爱上他的男人,爱上他的西比尔——他们组成了对于艺术之美的观众群体,而正是这种群体性的崇拜,使得艺术渐渐变成了无用之物,渐渐走向了悲剧。

画家巴兹尔看起来是画像的唯一作者,他创作了这一幅画,作家创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单向的,但是在这幅特殊的画像里,巴兹尔不仅仅是一个独立于画像之外的作者,他实际上把自己也画入其中,也就是说,“我在这幅画里倾注了太多的自我。”他喜欢道林,他甚至爱上了道林,在道林的肉体里,他看见了青春,看见了美,而这种青春和美也映射到自己身上,仿佛道林就是另一个自己,“每一幅画家用感情所作的肖像都是艺术家本人,而不是坐在那里的模特。模特只是提供了一种偶然或者诱因。画家在彩色画布上所表现的是画家本人,而不是模特。我不想展出这幅画的原因在于:我恐怕在画中表露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

也是秘密,而这个秘密就是对于个人主义的维护,“才貌超群者往往背负宿命的悲哀”,这是巴兹尔在亨利勋爵面前谈论的一个论点,在他看来,亨利勋爵的地位和财富,自己的才智和艺术,道林的青春和容貌,就是上天赐予他们的才貌,而这些都无法实现永恒,因为无法永恒就是一种宿命,而宿命最后都会走向悲剧,“我们都得为此付出代价,可怕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代价?巴兹尔其实看到了那些崇拜的观众,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画作作为一种艺术,创造了全新的风格,实现了全新的突破,“没有什么是艺术表现不了的,我也知道,自从遇到了道林·格雷,我所完成的作品都很好,都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但他的人格魅力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向我指明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全新的风格模式。”这是一种有用之物,是浪漫主义的激情,是希腊精神的尽善尽美,是灵魂和肉体的和谐统一,但是当观众开始崇拜,就意味着这种美会被“疯狂地分离”:“创造出一种粗俗的现实主义和一个空洞的理想。”那个时候,不仅自己的这幅画像会成为无用之物,连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道林作为一个美的化身,都将化为乌有,“别从我身边夺走一个赋予我的艺术一切魅力的人,我的艺术家生涯还要靠他。”

巴兹尔的观点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但是在个人中心的浪漫主义,它拒绝观众,拒绝崇拜,拒绝被窥视的自己,也就是拒绝平庸的现实主义,“我十分认同英国反对所谓上层社会恶习的民主风潮。民众觉得,酗酒、愚蠢、伤风败俗是他们特有的财产,我们中间要是有谁干了蠢事,那就好比入侵了他们的领地。”而这也正是个人式的浪漫主义最危险的地方,它是完美的,却也是脆弱的,它是高傲的,却也是孤立的。而对于有着地位和财富的亨利勋爵来说,他生活在世俗世界里,同样渴望青春和美,渴望艺术,但是,在他那里,艺术呈现的美是一种享乐主义,他对巴兹尔说:“你所告诉我的事确实很浪漫,或许可以称作艺术的浪漫,而任何浪漫的最坏之处,就是置人于不浪漫的境地。”为什么浪漫会变成不浪漫,因为在他看来,巴兹尔的自我欣赏,就是在割裂艺术美和功用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割裂就是不道德,“因为影响一个人,就是把自己的灵魂给他。他就不会依从自己的天性思考,或让自己天性的激情燃烧。他的美德不真的属于他。他的罪孽,要是有罪孽存在的话,也都是借来的。他成了别人音乐的一个回声,一个并非为他而写的剧本中的演员。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进步,要完全释放自己的天性——这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人世的目的。现如今,人们竟怕起自己来了。”怕自己被观众崇拜,怕自己被别人分享,这就是一种享乐主义的不道德,而享乐主义的意义就在于展现自己的美,展现自己的青春,而展现的意义不是自己一个人欣赏,不是像巴兹尔那样不把画像公开展览,而是向自我、向观众开放,“世界真正的神秘存在于可见之物,而非不可见之物——是啊,格雷先生,诸神眷顾你,但诸神赐予你的,他们很快会再取走。你可以真实、完美、实在地生活的时间只有几年。”

独享、分享,“无所畏惧……一种全新的享乐主义——正是我们这个世纪所需要的。你可能就是其实实在在的象征。凭你的个性,你无所不能。世界只有一个季节属于你……”而这种享乐主义在道林那里,就应该是,“靠感官拯救灵魂,靠灵魂拯救感官”,而这种灵与肉的结合就是一种所谓的道德,而其实,亨利是用不道德来构建道德,那是男人的道德,是富人的道德,是享受的道德,当道林爱上了西比尔并和她订婚的时候,亨利认为,“女人是一种装饰性的动物。她们从来无话要说,却总说得让人着迷。女人代表着物质战胜了思想,正像男人代表着思想战胜了道德。”正是站在男人的道德立场,所以他总是俯视女人,俯视爱情,而站在制高点的道德就变成了一种自我享乐的和谐,“‘善’,就是要与自身和谐。”——“穷人的真正悲剧在于,除了自我否定,他们什么都负担不起。美丽的罪恶,就像一切美的东西一样,是富人的特权。”当西比尔最后自杀的时候,亨利却告诉道林,死亡制造的是悲剧,就是一场戏,而享乐主义的人只是冷静的观众,而不是演员,“如果这些美感真有艺术性,那么整个悲剧就只会吸引我们去关注戏剧性效果。突然,我们发现自己不再是演员,而是这出戏剧的观众,或者不如说两者都是。”

巴兹尔的个人意义上的浪漫主义,亨利道德制高点的享乐主义,在道林那里就变成了混杂着的唯美主义。这种唯美主义首先是身体意义的,他风流倜傥,他嘴唇绯红,他线条匀称,他的眼睛清澈透明,他的头发金黄柔卷,远离一切世俗的玷污,他是坦诚、纯洁和热情的,所以巴兹尔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喜欢他,亨利以享乐主义的角度爱上他,而演员西比尔在他身上找到了神圣的爱情,对于一个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她在道林给她带来的爱情中发现了一种伟大的美,“爱情比钱重要”,所以会爱得义无反顾,所以会在伤害时走向死亡。而对于道林自己,他也欣赏自己的身体之美,但是他对于身体却有着害怕,害怕自己会变老,失去青春,所以当巴兹尔给他画了画像,他的理想是活着的自己和画像进行对换,让画像在岁月中变老,而还来自己的肉体永不变老。

这当然是一种象征,道林的唯美主义是为了维护纯洁、天真和浪漫,是为了永葆青春、艺术和美,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当成了一件艺术品,只有艺术品可以永恒,所以一个人也必须在这样的艺术世界里永恒。但是这种象征无法在现实里实现,他会变老,他会死去,他会腐朽,美将不在,灵魂将不在,甚至肉体也将不在,正是这种不在带来的恐慌感,所以他要摧毁那些不美的东西,摧毁短暂的意义,摧毁世俗的一切。

而制造死亡是他保留美的唯一法则,在道林的唯美主义世界里,他制造了四次死亡,直接的或间接的,亲历的或看见的,只为一种美的存在。他在剧场里爱上了西比尔,和她约会,和她订婚,看上去是一种爱情,甚至西比尔被道林命名为是一个神圣的人,而其实身为演员的西比尔似乎给道林提供了一种镜像,“她简直天生就是个艺术家。”所以他把爱情看成是一种艺术和美的表达,“我爱西比尔·文恩。我要把西比尔置于金色的宝座上,看着整个世界膜拜我的女人。什么是婚姻?婚姻就是一个不可变更的誓言。你因此而嘲笑婚姻。啊!可别笑。这正是我要立下的不可改变的誓言。”正是如此,这种艺术和美就必须面对观众的崇拜。道林到爱情推到了虚幻的制高点,也是他将艺术推向了死亡的深渊,当那次演出时西比尔表演恨拙劣的时候,他立刻觉得她已经从美的高度跌下来,从艺术家变成了平庸的女演员,在他面前,“今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罗密欧是丑陋、年迈和虚假的;意识到果园里的月光是假的,布景庸俗的,我不得不念的台词是不真实的,不是我的话,也不是我想的话。你给我带来了更高尚的东西,让一切艺术成为它的镜像。”在他看来,表演爱情已经变成了对爱情的亵渎,平庸的女人扼杀了艺术和美,也扼杀了爱情。

奥斯卡·王尔德:唯美画像里的人生

西比尔在悲伤中选择自杀,而这样的死亡虽然不是道林直接制造的,但是却是死在他的唯美主义中,而当西比尔死去,一开始他怀着愧疚的心理,但是在亨利享乐主义的影响下,他无情地将西比尔的死亡看成是另一种艺术,那就是悲剧,“我必须承认,这件刚发生的事并没有对我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我来说,它似乎只是一出美妙戏剧的美妙结局。它具有希腊悲剧所有可怖的美,我是这场悲剧的主角之一,但没有受到伤害。”像亨利一样撇出了他人的道德,在悲剧之上发现了美,而死去的西比尔反而又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只不过用生命拉演绎道林的这出悲剧,对于西比尔来说,实在太残酷了。道林甚至在巴兹尔面前谈论西比尔的死,“她身上有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她的死具有殉道所有的那些悲哀的无用,所有被荒废的美。”

道林把这样的认识看成是从男生到男人的转变标志,“我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我与以前不一样了,但请一定同以前一样爱我。”而这种成长也是受到了亨利的影响,那本黄皮书是道林走向另一条道路的开始,他在书里看见了一个巴黎青年,一个迷恋自己美的人,也迷恋灵顿堕落的人,这是“以崇拜美来使自己完美”的典型,而这种典型的意义更具有唯美主义,因为罪恶也变成了美,“它要教会人珍视生活的一个个瞬间,而生活本身就如同一个瞬间。”而正是这种泛化的美让道林开始寻找生活的刺激,他研制香水,他沉迷音乐,他观看悲剧上演,他迷恋珠宝和刺绣,甚至对教会的祭衣也情有独钟,更可怕的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熟知各种奇怪的下毒手段——头盔、点燃的火把、刺绣手套、宝石扇子、镀金香丸和琥珀手链,都让道林感受到了一种美。

这是变态的美,这是罪恶的美,而这种美完全从最初对于肉体的自我享受变成了对于灵魂深处恶的挖掘,所以当他邀请巴兹尔来到自己的房间,拉开画像让他看自己的灵魂时,巴兹尔看到的是一张好色之徒的脸,一双魔鬼的眼睛,而这个已经开始蜕变的画像早已经不是巴兹尔浪漫主义的化身,所以对于道林来说,邀请巴兹尔不是为了分享这一种丛林滚深处涌现的罪恶之美,而是要杀死当初的那个自己,而唯有杀死作者,才能使自己完全实现蜕变。“那位朋友,是他画出了一切痛苦之源的致命画像,已经毙命。这就够了。”作者之死,用刀子只是刺杀了他局部的身体,他还以逼迫的方式叫来了自己的朋友、化学家艾伦,让他用科学的方式毁尸灭迹,让作者彻底消失。

这当然不是科学的胜利,就像亨利所说的那样,科学拯救的仅仅是我们无法达到的哲理,也就是享乐主义已经在科学的幌子下变得直接,而科学和哲理的关系,就如感官和灵魂的关系,它们需要相互协作,一起抵达享乐主义的终点,“靠感官拯救灵魂,靠灵魂拯救感官”,这就是道林的秘诀,“在鸦片窝点,可以买到遗忘;在恐怖之巢,可以用新罪孽的疯狂来毁掉旧罪孽的记忆。”而这是这种堕落,他遭遇到了第三种死亡,西比尔的弟弟詹姆斯之死。

道林为什么会越来越陷入到罪恶的深渊?靠感官拯救需要的是欲望满足,靠灵魂拯救需要的是罪恶刺激,这是双重的灾难,“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有时候,犯罪的欲望,或世人眼中的犯罪的欲望,会强烈支配一个人的天性,以至于身体的每一根纤维和大脑的每一个细胞,都似乎本能地产生了可怕的冲动。”失去自由意志而无法控制,别无选择而扼杀良知,但是对于道林来说,他其实内心还有道德感,还有善与恶的区分,只是很微弱,所以当他在鸦片交易的时候遇到西比尔的弟弟詹姆斯的时候,他才会害怕,才会恐惧,才会对西比尔之死的忏悔心态,但是这种微弱的畏罪状态却找到了庇护所,那就是自己未变的青春容颜,让詹姆斯觉得自己认错了人,这是“青春的面具救了他”,但是虽然没有被他报仇,但是道林却陷入到恐慌之中,他总是看见有人监视着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猎杀、诱捕和跟踪。

一种幻觉的产生,是灵魂陷入到了深渊,又渴望被人解救出来。而当詹姆斯被人误当成猎物而枪杀的死后,道林感觉到了一种解脱,“他知道,自己安全了。”而这种安全只是表面的,因为在内心深处,道林已经无法从彻底的罪恶中得到救赎,尤其是亨利还认为至美的道林根本不会去犯罪,“一切犯罪都是庸俗的,恰如一切庸俗都是犯罪。道林,你天生没有犯谋杀罪的品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道林是不是反而变成了一个符号,自己世界里不曾老去青春的符号,亨利信中永远是美的符号,而符号的意义就是艺术呈现出来的无用,就是在观众的崇拜中,在狂热的自我镜像中,成为一种虚无。《哈姆莱特》上的那句台词是“就像悲伤的画像,有脸,无心。”当道林的肉体和画像进行置换之后,其实有脸无心的不是那张陈放在秘密之处的画像,而是这个不老的道林本人。

他渴望改变自己迎接新生活,所以他没有让乡下姑娘赫蒂神化他而成为第二个西比尔;他袒露了自己杀死了巴兹尔,尽管没有被亨利相信;他摧毁了那面让他在青春的容颜中自足的镜子。所有的一切都是道林自我拯救的努力,但是这一切的真正源头是那副画像,因为他和画像置换的过程中,他真正的肉体和灵魂已经变成了画像的一部分,他的艺术和唯美也是画像的终极表达,所以当他打开密室,当他解除屏风,那副画其实就是自己生动的原型,苍老,颓败,邪恶,以及从手指、脚上滴落的可怕的血,他在画像前忏悔,是向真实的自己忏悔,他杀死画像,就是杀死那个自己,“画像就像是他的良心,是的,它就是他的良心。他要毁了它。”

第四种死亡降临,从西比尔的爱情之死,到巴兹尔的作者之死,再到詹姆斯的威胁之死,最后是自我画像之死,道林制造了每一种死亡,而他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死亡,当西比尔成为平庸的演员的时候,在道林看来是一种理想艺术的死亡,于是他害怕;当巴兹尔发现自己的画像已经变成了罪恶的符号时,在道林看来是善良之死,于是他要毁灭;而当詹姆斯拿着枪要报仇的时候,对于道林来说,是一种肉体面临的恐惧,所以他需要安全。“我怕的是死亡的临近”,而当他终于将刀子插向画像的时候,死亡的悖论就无可避免地降临了:画像早已经是那个自己,刺向画像不是让作品死亡,而是自己抵达了死亡。画像是艺术作品,而自己自始至终都是那个被崇拜,被异化,被想象的作品,于是,他死变成了自死,自死既是肉体之死,也是灵魂之死,既是唯美之死,也是享乐之死,即使瞬间之死,也是永恒之死,于是置换重新完成:

他们进到屋内,发现墙上挂着一幅主人光彩夺目的画像,与他们上次见到他时一样,神奇地保持着极致的青春和美丽,真是奇迹。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穿着晚礼服,心脏部位插着一把刀。他形容枯槁,满脸皱纹,面目可憎。直到看了死者手上的戒指,他们才认出他是谁。

转型与重建

编号:W14·2170611·1395
作者:孟超 著
出版:中国经济出版社
版本:2017年01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13602099
页数:212页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共享资源之一:它不仅是市民的休憩之所,更为市民提供了一种城市的“可视性”;它关乎城市形象、城市活力和城市文化资本。鉴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意义,笔者重点考察了出现在北京城市中的几种公共空间重建/再造方式。 笔者认为,在传统城市中,市民的生活世界与公共空间是“耦合”的,与市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小商业、寺庙、功能混合的邻里和街道构成了公共空间的核心。重建一种现代的公共空间、重建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联,不仅有助于维护一个更加民主、美好的城市,而且有助于市民重建与城市的联系、反制城市空间的宰制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