茵梦湖

编号:C37·2170219·1364
作者:【德】施托姆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49.00元亚马逊23.20元
ISBN:9787532158058
页数:320页

从青梅竹马到命运各异,从情人相见到远走他乡,在这一出爱情悲剧里,如何描绘“爱情的氛围”?如何表达“美好的激情”?被施托姆视为“德语诗文之明珠”的《茵梦湖》里,“是我母亲的意愿”成为一种被现实劫持的感伤,也成为这一出情感的主基调,而施托姆也希望这部成名作在他身后“还将长久地以其诗与青春的魔法抓住老少读者的心灵”。本书除《茵梦湖》之外,还收入了作者其他六篇作品:《在大学里》、《来自大洋彼岸》、《三色紫罗兰》、《双影人》、《骑白马的人》和《汉斯熊》。这些作品弥漫着一种凄凉柔美的诗意,气氛的渲染、情节的铺排、对人物命运的揭示格外富于感染力。此书为“企鹅经典”丛书之一。


《茵梦湖》:尽可能长久而美好地生活

我禁不住要向高贵的女主人高声大喊:“消除这萦回于你脑际的幻影吧!这个幻影和你亲爱的父亲就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他曾误人歧途,又曾在苦难中煎熬过!”
——《双影人》

童年的美好时光是一种幻影,还是那留在记忆中父亲挥拳殴打母亲的记忆是一种幻觉?幻觉之产生是因为曾经故意掩盖了那些故事,还是现实重新让它们找到了出路?总是有一个岔口,有人在这边,有人在那里,有人已经死去,有人还活着,他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他们不拥有同样的记忆,于是不同的岔口指向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演绎着不同的幻觉。可是,这个岔口最终会走向同一个终点吗?

这个疑问在克里斯廷欣那里,其实是有意避开的,现在是林总务官夫人的她显然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选择了遗忘,高贵而优雅,无论如何她只在自己现在的生活里成为另一个女人,但是这种现在的稳定且固有的生活或者只是一种表象,在“我”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过去的一切会依稀出现在眼前。我无疑是是那个把熟悉的故事唤醒的人,“这位夫人每次转脸对着我的时候,我总是不失时机地竭力想在她的面庞上寻觅熟悉的特征。”表情,语言,以及那个可以回想起来的名字:约翰·汉森,但是林总务官夫人却把它称作是幻影,三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八岁的时候父亲突然离开,在漫长的时间中,存在于记忆之中的也只有幻影,而要把幻影唤醒为一种现实,到底是应该感恩还是一种残忍?

闯入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为了寻找不同岔口最后的那个终点,但是这种寻找的意义何在?当克里斯廷欣已经完全变成了林总务官夫人,当她的生活变得平静而安逸,还有必要重新揭开埋葬在记忆之中的那段带着幻影的往事?“我不愿她在某个时候再知道这些情况,不然就会使她童年所尊敬的父亲跟她那幻觉中一再出现的怪影重叠,但遗憾的是这个怪影并非纯属幻觉。”而其实,当林总务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完全回答了这个问题,已经把幻影从夫人身上接触变成了必要的事——不是幻觉,不是幻影,是真实发生的一切,甚至是覆盖在心里的一段阴影。

“我常常觉得,在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过去还有个亲父亲。我很害怕那个父亲,他对于我、对于母亲不是大声咒骂便是出手殴打,我总是远远地避开他。”这是林总务官夫人所说出的真实故事,一个亲父亲,一个使人害怕的亲父亲,一个大声咒骂母亲甚至出手殴打的父亲,一个只能远远避开的父亲,这一定是夫人内心最恐怖的记忆,或者三岁是的母亲之死,八岁时的父亲离开,都和这个记忆有关,这个记忆明显以选择性遗忘的方式放在了最角落里,但是这种遗忘不是彻底地去除,它只是暂时沉沉睡去,而当我闯入并且寻找,一定是会唤醒它,而且唤醒的真正意义不是面对,不是复原,而是消除幻影真正的虚拟性存在,从而回归到应该的终点。

那个叫约翰·汉森的父亲到底制造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怖的记忆?回溯而去,是那个名字背后的经历,是那些发生的悲剧的原因,为什么会参与那起破门抢劫的空前大案?为什么会在牢里呆了六年?为什么会拥有一个“约翰·交运城”的绰号?又为什么会把童年的美好时光变成了令人恐惧的幻影?一种出生似乎注定了这些“为什么”背后的故事,在底层的世界里,那些成长,那些爱情,那些生活,其实都变得有些艰难,就像那个许下誓言的枯井一样,其实是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的隐喻,跌落,像极了正要发生的死亡,但是在濒临绝境的时候,却是对于现实最原始的挣扎,“那我是不会欺侮你的——但你要是愿意的话,我想跟你结婚!”男人和女人,曾经坐过牢的男人,和脾气暴躁的女人,枯井里的那一幕爱情更像是他们隔绝了现实上演的一个童话,但是终归是要从枯井中上来,终归要接受被人注视的目光。

结婚,生下女儿,不是对于现实可能的逃避,反而是越来越陷入到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中,“是女的一味任性,还是他俩沉睡已久的躁性子在放纵的爱情欢乐之后又从深处爆发出来,越发不可收拾?抑或这男人心里的一种无可抵赎的负罪感突破禁锢,吐出郁积的肝火?难道确是因为前些时候老东家突然离开了人世,在痛苦与忧伤中仅仅为了抑制住难受的心情,他此刻终于坐在路边,敲着石子?”其实根本没有答案,造成一切的痛苦像是源于无法解决的天生的原因,终于,他失手打死了妻子,终于他背负了一种罪,即使履行诺言还清了妻子的棺材钱,即使得体地安葬了妻子,但是对于约翰·交运城来说,他根本无法改变这发生的一切,但是现实的意义不是提供了你无法改变的出生和性格,而是在可能的未来里,提供了最本质的爱苏醒的机会。

三岁时母亲去世,八岁时父亲离开,都变成了已经发生的一切,而它们的本质区别是:前一种制造的死亡是无奈制造的悲剧,而后一种消失是寻找着改变的自我——不让女儿去讨饭,是要用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属于她的生活,消失是为了给克里斯廷欣留出一个位置,那个位置里没有苦难,没有耻辱,甚至那些变成幻影的记忆,也只是一种想象。所以父亲的离开是一种自我牺牲,他把自己推向了那个无法转身的岔口,而把女儿放在了可以望见未来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成为林总务官夫人的现在,“这不是约翰·交运城,而是一直活在他女儿心中的约翰·汉森,是他女儿昨天采撷不易枯萎的蜡菊编成花环献给他的那个约翰·汉森,这个约翰跟那个面目酷似的人的影子毫无联系。”

曾误入歧途,曾在苦难中煎熬,一个父亲是活在曾经中的父亲,被幻影覆盖的父亲,但是一定是唯一的父亲,一定有着最深厚的爱的父亲,一定是用自己的离开换来生活另一条道路的父亲,“就让那绰号的第一个音节——‘交运’这两个字眼留在你的身边吧!它是忠诚的,因为它也待在恰当的地方啦!”一个闯入者“我”唤醒了真实的情感,也让“双影人”变成唯一的父亲。“我”之存在,其实并非是一个外来者的介入,不是为相隔离的两个人寻找同一个终点,而是为各自的世界打开一个理解的窗口,他们能相互看见,能相互感受,能相互对话,能让双影的幻觉归于寂灭,让唯一的现实成为所有。

一样是父亲和女儿,《三色紫罗兰》里那个导向不同之路的岔口也是一种幻影,当女孩莱茜看到父亲带着新婚的妻子回来的时候,她叫这个陌生的女人“妈妈”,看起来像是一种和谐,像是没有必然的矛盾,但是在她来说,“妈妈”根本不是“母亲”,母亲是那个生她的女人,是那个以一幅画的方式存在的女人,是内心里无法撼动的形象,或者说,“她只叫死者母亲。”母亲是独有的称呼,是唯一的称呼,甚至象征着死亡,而妈妈,只是一个和“阿姨”一样的泛指,如此,这样一种隔离的关系便无形之中竖立起来了。

施托姆:如何迎向“庞大的开阔的世界”

当然还有那个从来不开放的后花园,“那里是一座坟墓!伊莱丝,或是你倒更加喜欢这过去岁月的花园。”这是莱茜的父亲鲁道夫对新婚妻子伊莱丝说的话,当伊莱丝以女主人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家的时候,她需要的是什么?她需要的是大家的友好恩爱,需要的不带偏见的生活,需要的是幸福,其实是简单的,但是当莱茜叫她“妈妈”而不是“母亲”,当鲁道夫锁上了那道门,甚至还在孤寂的时候回想起“业已不在人世但依然风姿绰约的形影”,无论如何对她来说,也是一种带有幻影的生活。

“叫孩子喊我母亲吧!”伊莱丝恳求鲁道夫,这样是不是可以将“妈妈”撇到陌生的世界里,这样是不是可以成为莱茜真正的“母亲”?或者这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更换,伊莱丝的努力终于变成了自己肚子里的一个孩子,也终于可以使自己真正成为“母亲”,但是莱茜的那句话却又像一句咒语,“她只叫死者母亲。”一种不祥围绕着她,“这像是阴森森的黑夜使她忐忑不安,从暗地里闪现的这一念头有如一条毒蛇缠成一团,昂起了头。”但是即使把自己放进了一个如死亡一样的命名中,伊莱丝的勇敢和智慧,也会让她可以去除内心的阴影,她把自己当成莱茜的母亲,真正从内心里呵护她的母亲,而且她也要努力去除鲁道夫对于亡妻的记忆,让活着的自己取代那个“依然风姿绰约的形影”,所以她对鲁道夫说的那句话是:“我得分享你过去的欢乐,你得把全部幸福跟我谈谈。还有,鲁道夫,你应当把她的那幅惹人喜爱的画像挂到我们两人的卧室里。在你跟我讲述过去的事情时,她也一定要在场!”

这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把自己完全放在那个“母亲”的位置上,“鲁道夫,我发现一个情况!你把我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移到字尾拼拼看!它读什么来着?”字母位置的更换,伊莱丝变成了莱茜,或者说,莱茜变成了伊莱丝,这像是一种文字游戏,而游戏的本质意义就是消除那种隔阂,在共同参与中体会美好和快乐。字母的更换,名字的组合,以及“母亲”角色的重新定位,伊莱丝不仅勇敢,而且是完美,而这种努力所要证明的是生活的意义,或者是对于爱的一种最本质的追求,就像鲁道夫从她的作为中得到的启示,现实是什么?“活着,伊莱丝,尽可能长久而美好地生活!”

活着不是妥协,是用爱来消除误解,而这种爱似乎早就以符号的方式注定成为生活的必然,《双影人》中的约翰·交运城象征着忠诚,《三色紫罗兰》的伊莱丝和莱茜字母变化的一体性,还有《骑白马的人》里的“白马”,毫克为了那一个需要改造的沟渠,为了那一道海堤,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大家的生活,却在一次洪水中和家人一起淹死,大自然像是那匹被魔鬼控制的“白马”,但是却在他爱的作用下成为最好的朋友,“没过几个星期,白马的饲养改善,渐渐地,粗硬的毛消失了,闪着蓝色圆斑点的毛皮显现出来。”还有《汉斯熊》里的母熊,汉斯被从小母熊喂养,成了“汉斯熊”,而当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成为国王之后,再次找到母熊的时候,它已经濒临死亡了,但是汉斯还是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尊敬它,最后,“它朝国王和他的美丽的妻子投去一瞥感激的目光之后,摊开了四肢死去了。”

无论是白马还是母熊,其实他们在爱的世界里,慢慢去除了动物性而具有了人性,也是在这种消除了隔阂的努力中,无论是毫克还是汉斯,也都成长为一种英雄般的人物,“国王汉斯熊与他美丽的妻子治理这个国家好多年,人们的日子过得幸福、安宁。”像是一个童话。无论是和名字有关的象征意义,还是和和动物有关的命名,其实关键是如何去除那道幻影,如何取消岔口,又如何消除隔阂。《来自大洋彼岸》似乎提供了另一个文本,还是关于父亲和母亲,还是关于一种阴影,来自印度尼西亚小岛的燕妮为什么要离开母亲而被父亲送到欧洲?“他往往只在晚上来,他住在城里的一栋大房子里。这是妈妈告诉我的,我没去过那里。”这是一种空间上的隔阂,但是在最本质意义上是文化的隔阂,因为父亲认为母亲是那个小岛上落后种族的代表,而燕妮呢,“你因为有你母亲的血缘关系,永远也进不了你父亲的社会。”

和种族有关,所谓的家,所谓的爱被打上了烙印,于是父亲生生地把她从母亲身边带走,于是母亲生生地失去了自己的女儿,这是一种隔阂,“是谁给了你权利,让你用我母亲的痛苦换取我的未来!”而另一种隔阂是,当燕妮冲破父亲的阻隔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母亲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受害者,反而也变成了隔阂的制造者,她要把燕妮嫁给那个有钱的混血儿,也就是说,这样的婚姻依然是一种无法消除的隔阂,甚至依然是母亲悲剧的再次重复,而父亲的那句话似乎也得到了应验:“这个种族是改造不过来的。该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我早就料到了!”所以对于燕妮来说,她承担了一个自我突破的角色,她在和阿尔弗雷德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就找到了那种爱,就如她写在纪念册上的那首诗歌:“我是一朵玫瑰花,快快把我采摘;我的根儿已经露在外,风雨好厉害。”

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人为的伤害,一朵玫瑰需要的是有人采摘,而那枚送给我的镶嵌着玳瑁的金戒指就是这种爱的呼唤,还有那只只给阿尔弗雷德握的左手,“左手我是没有必要给别的人握的。”诗歌、戒指和左手,这都是唯一的写照,也在书写着那个唯一的爱,所以在燕妮离开之后,阿尔弗雷德终于奔向了唯一的爱:“同燕妮在一起,无论如何也要一起回来!”是燕妮对于爱的呼唤让他们在一起,而这种呼唤去除的正是所谓的“人类的原罪”,就是去除母亲“压根儿产生不了高贵人的苦难的卑贱的所在”。

何来原罪?何来卑贱?何来隔阂?其实是一种种族的差异,是一种文化的不同,甚至只是社会阶层的相异,但是这种差异和不同,造成的是爱的缺失,造成的生活的异化,《茵梦湖》里的伊丽莎白和赖因哈特本是两小无猜的孩子,在他们童年时代就种下了那萌初的爱,“赖因哈特在伊丽莎白的帮助下在这儿用草皮搭了一个房子,他们要在夏日傍晚住在里面。”但是正如赖因哈特在讲完那个童话故事之后的感叹:“根本就没有天使。”当童年远去,他出去求学,当两年之后回来,他发现了陌生的伊丽莎白,而当他再次离开,当十年后再次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这是我母亲的意愿。”这是伊丽莎白写给赖因哈特的信里说出的话,“从前我的所爱,都要从心里忘怀。”虽然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另一个男人的妻。而这种错爱并不是因为时光带来的分离,而是一种隔阂,伊丽莎白嫁给的是拥有茵梦湖的埃里希,埃里希曾经是赖因哈特的好朋友,但是这种纯真的友谊在所谓的财富面前,似乎也变得脆弱。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爱情的隔阂其实从曾经的陌生感就开始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身份的差异,所以在伊丽莎白的目光中,赖因哈特的离开反而是坚定的,“没有回顾,他疾步直行。寂静的庄园在他身后逐渐地隐没,而他面前升起了一个庞大的开阔的世界。”不是悲伤而离开,而是奔向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随后他把椅子移到书桌旁,拿起一本翻开了的书沉浸于研究之中,从前他把他青年时代的力量都用在学业上了。”这是他的生活,而那个错爱的故事放在了身后,它的意义在于回归到童年时那种纯真,就像茵梦湖里的那朵睡莲,它是美好的,它是纯真的,它是在记忆之中不死的,“我从前熟悉它,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赖因哈特那里,只有睡莲才是他永远不会有陌生感的爱,才是永不逝去的青春。

这是对诗意生活的呼唤,但是睡莲只留在记忆中,童年只留在影子里,茵梦湖只留在故事里,“面前升起了一个庞大的开阔的世界”又会带他到何处去?像是没有岔路的人生,或者是岔路在最终极意义上回到了诗意的终点,不管是对于名字的再次命名,还是是和动物有关的隐喻,不管是消除隔阂的勇气,还是走向更开阔人生的信心,它们似乎都是美好的,都是走向了幸福,而唯有《在大学里》却传递出一种无奈而死亡的悲剧。一个裁缝的美丽女儿罗拉,似乎注定了人生的方向,当我在跳舞中爱上她的时候,她对我的拒绝是:“找你那些高贵的小姐去吧!我不愿意跟你往来,不跟你,也不跟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当“拉丁”孩子克里斯多夫爱上她的时候,似乎是一种属于共同阶层的爱,但是爱好舞蹈的罗拉却又不甘心这样的婚姻,最终她骑上了“野伯爵”的人那匹马,甚至成为了伯爵夫人,而这种命运的不合理性又变成了障碍,正如瘸腿的玛丽所说:“那些漂亮的高贵的少爷毕竟不是为她而生的。”她不是高贵的小姐,高贵的少爷又不为她所生,如此,这种隔绝变成了无法改变的宿命。

宿命是无法改变的命运,即使有岔口,最后也走向一个确定的终点,所以罗拉最后以跳湖自尽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这或许是她对于宿命的最后一种阐释,“苍白的面孔静静地挨在海岸的沙滩上,那双跳舞的小脚现在从裙下露出来,一动也不动,马尾藻和贝壳挂在那滴着水的黑发上。那朵白玫瑰已经不在了,它也许飘到大海里去了。”跳舞的小脚是一个符号,黑发上的白玫瑰是一种象征,它们是罗拉一生都想要的自由与爱,也是纠缠在自我世界里无法摆脱的宿命,而最后当它们都以死亡的方式走向终点的时候,也是对于一个时代的告别:

在大学城教堂墓地上,长着很高的杂草的一边,立着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写着:“莱诺拉·波莱佳——三个生活在德国不同地区的同乡立”。

拳头

编号:C39·2170117·1363
作者:【意】彼得罗·格罗西 著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本:2015年07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6.60元
ISBN:9787532157228
页数:216页

《拳头》是意大利新生代作家彼得罗·格罗西200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曾入围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维亚雷焦奖和斯特雷加奖,并获得意大利坎皮埃罗欧洲文学奖,其英文版入围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收录意大利版《拳头》的三个短篇《拳头》、《马》、《猴子》和格罗西200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马蒂尼》。“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个地方,我还可以算得上一个人物、一个传奇,可以势均力敌地跟别人战斗。”前三篇分别讲述了几个男孩如何面对现实、努力在成人世界里生存的成长故事;《马蒂尼》讲述的是一个当红作家如何从辉煌转而消失于公众视野的故事,刻画了存在与表相、内心的煎熬与外在的举止之间的深刻差别。


《拳头》:宣布:最后为平局

他是这样写的:“很滑稽,忽然之间,你看着四周,你意识到,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界限,忽然之间,因为某种奇异的组合,你觉得更加孤单。”
——《马蒂尼》

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看见和看不见的界限在哪里?自我和世界的界限在哪里——当被四周的世界包围的时候,自我是不是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当个体被吞没的时候,界限是不是也消融在这样的关系里?而且不仅仅是静态的消失,它以不可预料的力量实现着“奇异的组合”,最后世界还是那个世界,自我却早已经变成了他人。

“好吧,当你手里握着一颗炸弹,你的下场有两种:你担心这炸弹会很快爆炸,希望不要伤及无辜;或者你把它扔到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地方。”一种极端的方式?炸弹会爆炸,但是在爆炸之前可以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这种“扔到能掀起轩然大波的地方”是不是在制造新的界限?而当新的界限在爆炸中被确立,是不是另一种牺牲?“了不起的马蒂尼”是一次爆炸?马蒂尼和米里亚姆被斯坦顿所掌控是一次爆炸?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消失也是一次爆炸?但是不伤及无辜的爆炸之后,那个界限会为自己保留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的,在某个时刻,也就是炸弹炸开的那一刻,那些烟火让杰伊的某个东西破裂了,我一直在想: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会在极端之后出现?而且是不是必然出现?当才华横溢的马蒂尼对我说我能成为一个好作家,那是不是也是一次必然的爆炸?而成为作家的标准就是看见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仿佛是一种悬浮的状态,“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然而人们能读到,能看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的疑问直接关系到我们和世界之间的界限会以何种面目出现。而在这一切的爆炸发生之前,在那个看不见的东西被看到之前,马蒂尼却以一种偶像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他本身就代表着一个世界,代表着一种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年轻帅气,才华横溢,“一个顶仨”本身就是区别于普通人的评价,所以对于看见他的我来说,“我也想成为和他一样的人”,一样的彩色裤子,一样的护腿,一样像小流氓一样的眼神,一样的微笑,他是在高处的统治者,“我感觉那嫉妒从胃的深处涌上来,就像加勒比海的热浪一样,让我的全身都在沸腾。”所以当马蒂尼对我说“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以一种界限的方式定义了我,而对于我来说,这种定义却带着他被放大的影子:我爱上了那些东西。如果世界朝着被定义的世界发展,那么它的尽头一定是另一个马蒂尼,而不是那个“我”。

但是马蒂尼作为一种偶像式的存在,一个定义别人的人,一个期望别人看见“那个东西”的掌控着,自己却又被别人掌控,米里亚姆以及斯坦顿,其实都开始定义他,而真正掌控的是电影工业这个强大的世界本身,那个被崇敬的人在重新洗牌的现实面前慢慢被巨大的世界吞没,马蒂尼甚至变成了一个词,一个在电台节目中谈及的话题,一个和女人有关的风流男人。电影工业、现代娱乐,以及广播传媒,他们定义了另一个马蒂尼,也迫使马蒂尼终于像一个炸弹一般扔了出去。

必然爆炸,而爆炸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界限被重新制造,也就是说,在扔出炸弹的那一刻,马蒂尼反而变成了“那个扔炸弹的理想地方”,马蒂尼成为爆炸本身,当不影响无辜的情况,他只是以自我破坏的方式回归到一种自我——一个悖论,脆弱的悖论,无奈的悖论,以及必然的悖论。这个悖论的意义在于,爆炸不是那些掌控者制造的事故,而是自我从被吞没的现实里进行的突围。于是马蒂尼隐居了,于是马蒂尼消失了,于是马蒂尼成为了另一个他者。

他者必然是站在别人的角度的命名,但是看得见那个东西的我还在,终于在伊斯坦布尔我发现了他的行踪,在一家小餐馆的后厨里我看到了他,如一个幻觉,马蒂尼是被他们扔到了“他乡”,还是自己选择了理想的扔炸弹的地方?“各种好处。你一个人待在那里,远离混乱和麻烦,让热水经过你的手,然后清洗这世界的一部分;你还能挣到钱。”马蒂尼这样对我说,那时候他只是一个洗盘子的下手,是一个不被电影工业因影响的人,不被斯坦顿掌控的人。其实炸弹并不一定要爆炸,让这个世界找到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才是最重要的,远离混乱,远离麻烦,用水清洗这个世界,都在创造着界限
都在寻找着可以看见的那个东西——而随着新的界限的出现,那曾经被定义的东西必然会以消失的方式离开,“哈,那些书啊,那些书已经没有了。二十年前,我已经把书卖给一家出版社了,一次性,无期限。”以及名声,以及话题,以及那个她——“不是她消失了,而是我。”

消失也是没有消失,在自我定义的世界里,看见有时候就意味着看不见,逃避,隐居,改名,都可能成为保持界限的一种方式,它们其实和爆炸一样,是为了不在“奇异的组合”里被最终吞没。“丹尼尔看着哥哥离开,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他觉得,这次哥哥可能要比平时离开更长时间。”在《马》的叙事中,一样也是关于奇异的组合,一样是关于消失。纳坦和丹尼尔同时拥有父亲给的马,这是一种没有界限的开始,甚至他们在老潘其亚那里用自己的劳动让马驯服成为自己的一部分,也都没有所谓的界限。但是两个人本身就不可避免那种天生的界限,纳坦说:“去他妈的。谁他妈要这些马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丹尼尔却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有马了,所以跟我们有关系了。”纳坦总是往城里跑,他翻过山丘,翻过山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丹尼尔却和马在一起,在马的世界里演绎着故事。

他在农庄看到了一匹将卖给屠宰场的患病母马,他用很少的钱买下了它,然后用老潘其亚的方法治好了它,甚至偷了种马让它怀孕,最后产下了小马。这是一次拯救,从病马到健康的马,再到生下小马的母马,它不仅被拯救,还产生了效益。所以当这匹本来应该被屠宰的马被取名叫“第一笔买卖”,就表明马进入了丹尼尔的世界,而丹尼尔也进入了马的世界,这个纳坦进入到城里一样,是区分了界限,是区分了他和我。“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利用这个世界,然后到达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有人用刀子杀人,有人用刀子小苹果,有人进城寻找生活,有人拯救木马感悟生命,但是当“第一个出生”这匹小马驹出生之后,他变成了看见的那个东西,庄园那个卖他母马的人开始找他,认为他欺骗了他们,他们打他,“第一笔买卖”也被抹了脖子。

在矛盾和冲突中,农庄主人赶走了那几个工人,这是一种消除界限的办法,母马和小马驹又变成了丹尼尔的财产,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丹尼尔最想要的结果?从一开始就一样的两匹马,最后和纳坦、丹尼尔一样走进了有界限的生活,而当农庄主人赶走了滋事的工人又把马匹还给了丹尼尔,和曾经拥有一样也是无界限的结果,但是,“同样的刀子,这两个用途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界限是永远存在的,它必定要有人进城有人留下,必定要有马死去有马活着,“这匹叫‘代替品’。”重新被命名的母马,重新被命名的人生,代替而产生的界限终于伴随着丹尼尔的消失而出现:“丹尼尔看着哥哥离开,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他觉得,这次哥哥可能要比平时离开更长时间。”

《马蒂尼》的消失是一种自我放逐之后的自我寻找,而《马》里的母马被命名为“代替品”以及纳坦消失在街道尽头,更像是被现实赶走而终于不回来的无奈。但是都是平静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而当皮耶罗成为那一只猴子的时候,诡异的世界让一个人异化成了一种动物。“他赤身裸体,蜷缩在床边,在那里玩一堆开心果壳,真像一只猴子。”曾经只是玛利亚说起弟弟的一个传说,至少对于尼科来说,这像是一种药拒绝自己的谎言。尼科的身边似乎不缺女性,辛辣刻薄、“子宫里面全是水泥”的安吉拉,一直沉浸在那不勒斯温柔之夜的贾达,会在电话里不停笑的齐娅拉,她们对于尼科来说,并非是一种“奇异的组合”,只有当从来没有距离他一米之内的玛利亚拥抱了尼科,并且告诉了他自己的弟弟做起猴子来,这样一种“奇异的组合”才真正开始。

那些女人对于尼科来说,像是一场一场的演出,“忽然间他觉得自己无意参加了一场演出,一场他所不知道的演出。”这是一种迷失,就像马蒂尼那时意识到的那样,“所有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界限”,而当皮耶罗的传说出现之后,失去的界限仿佛又回来了。尼科走进了皮耶罗的家,拥抱了皮耶罗的姐姐,然后真的看到了正在玩开心果的皮耶罗,这是一个寓言?爱情在迷失中来到,是不是一种自我意义的回归?当人变成猴子,是不是凸显了人性和动物性的界限?在没有成为猴子之前,尼科和皮耶罗在最后一次对话中谈到了“我们的梦”,“我们的梦,被那些比我们来得早的人粉碎了。”被粉碎的梦,其实根本不是梦,它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梦和现实的界限被无情分解了,一个连做梦都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就是被现实吞没了。

但是皮耶罗却逃离了这个“他们”的世界,他独立于人之外,而当尼科回到家瞥见自己的父亲赤身裸体跑进了房间的时候,是不是另一种“逃离”?“就好像,我忽然意识到,实际上我父亲是另一个人,比如说是一个可以光着身子待在家里的人,因此,他也是一个平常人,是一个可以和我妈妈一起生活三十五年的人。”我们总是被现实蒙蔽在那个应该的世界里,我们总是被他们定义为那个应该的人,所以没有了界限,所以人不是猴子,所以父亲不能裸体,所以才华横溢的马蒂尼一定要在电影工业中成为被膜拜的人,所以一匹患病的马必须进入屠宰场。

但是当那些界限重新出现的时候,是抛弃规则,是寻找自我,是坚持理想?而其实界限之湮没,界限之重新创造,都是一种悲剧化的体现,都失去了一种平等、安全的感觉,甚至失去了“出场”的机会,所以在《拳击手》里,消除界限的唯一办法就是:站在拳击台上,在平等的世界里宣布:最后为平局。“在台上,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拳击这桩事,让我非常迷恋。”并不是拳击的攻击性让人有疯狂的自我实现的意义,而是它保留了一种平等的关系:“那里面有某种逻辑,在那里面没有人能逃得了,你逃不了,别人也逃不了。”被圈在一个世界里,在众人的注目中,其实不管胜利还是失败,他们都是平等的,而这种平等需要的就是“出场”。

我是放弃了钢琴而坚持走上了拳击的道路,但是身材不适合练拳击的我得到了“芭蕾舞男”或者“芭蕾舞女”的外号,即使在训练时无人能敌,在交战中大获全胜,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上场的机会,直到我看到了“山羊”穆格奈尼,“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有能力和我抗衡的拳击手,这对我是一个打击。”找到了对手,是一个打击,而这个打击其实全都是荷尔蒙激发的兴奋,因为没有遇到对手意味着自我出场的无意义,意味着平等的无意义。而“山羊”这个聋哑人,本身带着身体的缺陷,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似乎也充满了不平等,当他在给老黑的纸条上写下:“在和‘芭蕾舞男’交手之前,我不会参加任何比赛。”也意味着他找到了对手,找到了平等的感觉,找到了真正出场的机会。

一种平等的对决取消了我身材之不足,取消了“山羊”病态的身体,却在“出场”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那个自己是左拳和右拳,是转身和跳跃,是裁判和观众,是博弈,“忽然之间,我意识到我们是同一类人,两个倒霉的边缘少年,为了他们的生命做斗争,为了那片四方形的、被现实污染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生,把所有一切重新排列在一起。忽然间,我有一点儿明白,我们两个人中没人能胜出,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平等、出场、有安全感,不只是拳击带来的启示,而是在有界限的世界里突围的意义所在,当最终判定为平局的时候,这两种相异的命运找到了各自最温馨的表达:“他抓住我,然后把我从那个游戏世界拉了出来,”而最后我收到“山羊”的奖牌,其实也是“山羊”自己从游戏世界拉出来的努力,“你们俩是一类人”,没有奇异的组合,没有必然爆炸的炸弹,没有“代替品”的母马,世界变成了生活本身。

居伊·德波:诗歌革命

编号:H23·2170117·1362
作者:【法】樊尚·考夫曼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01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28.50元
ISBN:9787305110177
页数:351页

居伊·德波一生都在刻意地避免传奇,避免把传奇与可视物、表象以及当前越来越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自传风潮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拒斥后来很快被称作景观的东西。他从来不遵守强加于生活的可视规则。他创立自己的规则,创作文本和影像,以避免受到完全世俗和总是如同侦探片般模糊的当代传记评判眼光的暴政。他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这种挑战被错误地解读为对影像的固有仇恨。但是,他竭尽全力拒斥一切试图认证、指定和适应的评判。为此,他进行了真正的战斗,这是他希望带给这个社会的深刻内核。樊尚·考夫曼从一张照片,从他写的书、拍的电影以及有关他的资料和故事中去窥看并试图理解他,也试图让别人理解他,理解那些那些影像,以及他在这个毕生战斗的世界上为刻画自己标记所采取的那些行动。


《居伊·德波》:这个词永远使用复数

在哪里找寻德波?如同在许多其他照片中一样,德波就隐藏在这张照片中。尽管照片中没有德波的模样,但这就是他的照片;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属于他的照片。
——《引言:没有个性的读者》

不是找寻,而是它以出现的方式推向一个读者的视野里。依次打开《居伊·德波——诗歌革命》的封面,打开法语书名的书页,打开中文书名的书页,打开《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的总序,然后再翻过《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的绿雅园照片,出现的便是1951年的照片,紧接着便是1977年的照片,如果在一瞥之后再次按照页码前行,在经过《巴黎心理地理学指南》之后,便是1952年在《离子》上的照片——然后戛然而止于前进的方向,而是以回顾和反复揣摩的方式把三张照片集合在一起,那么居伊·德波是不是真的从隐藏的世界里出来了?

1951年、1952年和1977年,其实并非是要建立关于时间顺序的轴线,在出现而被集合的照片世界里,那个德波是不是就是“诗歌革命”的德波?1951年的照片里,是正面的德波,脸颊瘦削,表情凝重,目光里含着某种不确定,深色的衬衫和外套仿佛提供了他对世界的一种态度,而模糊的影像似乎也覆盖着一层尘土,樊尚·考夫曼说:“就像一个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人,对自己的出现还很是犹豫不决。”但似乎并没有刻痕,它像一张照片,而且德波就是一个被拍摄者,他为面前的摄像机留着一个位置。但是1952年呢?他倚墙而立,头偏向一侧,双手插在口袋里,而右腿和右手仿佛已经消失在明亮的灰尘后面,而那双曾经有着不确定目光的眼睛缺几乎被蒙住了,还是模糊,但是照片本身多了许多刻痕,还是正面为摄像机留着一个位置,但是中景的景别让德波和摄像机保持着最大的距离。

还有1977年的照片,几乎是一种特写,但是德波没有正面看着摄像机,过低的对比度,过度的曝光,使得眼前的德波像是在一种苍白的世界里呼吸,而前面的裂纹像是被枪击中了一般——闪光灯对着一个布满斑点的镜子拍摄,镜子的反光终于“抹杀了一部分本应该清楚显示的面庞”,在樊尚·考夫曼称之为“是反射的反射,是表象的表象”的照片里,德波不再为摄像机留着一个位置,而是为一个敌人,为一把枪,为一颗子弹留着穿透身体的位置。

位置在变化,摄像机在变化,景深在变化,所以影像在变化,而在这种种变化中,那个叫做德波的被拍摄者是不是也在变化?回答当然是肯定的,1951年照片里的那种不确定是德波的一种出现,那些灰尘还没有真正覆盖到他,而1952年的照片,他也是出现,只不过从满是灰尘的世界里出现,而这样一种出现可以叫做“回归”,而1977年的照片呢,镜子、闪光灯、斑点和苍白的面容,“他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为了见证时间的流逝”。而其实,在三张照片里,德波一直在消失,从他不确定的目光到被黑色斑点覆盖的脸,再到完全被抹杀的面庞,意味着“都在逃避当前”——当前是面前的摄像机,是面前的位置,甚至是面前打开而看到他的读者,而在种种的逃避面前,他却只留下了时间:1951、1952和1977年,只有时间是确定的,只有时间是存在的,只有时间是被记录的,“创造一个人的传奇,意味着把自己交给过去,交给逝去的、溶解的和无法改变的时光。”

时间在别处,当自己成为“更隐秘的德波”的时候,是要在时间的凸显中模糊自己,还是在时间的刻痕里让自己重生?1951年或者正是德波的起点,1931年是德波诞生的时间,但是他却在自己20岁之后的1951年选择成为自己的出生的纪元,在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中,他把自传的故事定在了1951年,“本世纪中叶我在欧洲一些国家游历,当时我19岁,开始完全独立地生活。”为什么那些时间被抽离于自身之外?为什么独立生活是生命的起点?樊尚·考夫曼用了一个词“迷失的儿童”来概括德波的选择:“德波选择对童年保持沉默”。

童年时代他外公的鞋厂走向衰落最后破产,童年时代父亲患上了结核病而无法触摸他,童年时代,年轻美丽的母亲对他漠不关心,而童年时代,他也被剥夺了继承权,所以这样一个“没有遗产、没有继承人”的童年,注定是德波迷失的童年。当然这些都是外部让他迷失的因素,而在内心来说,德波害怕死亡,回避一切葬礼;德波蔑视一切,他希望摆脱所有的道德观;德波像是在沉默和黑暗中生活,而在这沉默和黑暗中,他自己也变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所以一开始是外部因素的剥夺,是内心世界的拒绝,而最后却变成了一种自我抽离:在他22岁的时候,在第一部影片《为萨德疾呼》中,最后的影像是无声的,是黑暗的,长达24分钟的静默和黑屏,代表着他的迷失观,就像最后一句台词所说:“我们未终结的冒险就像迷失的儿童”。

24分钟的沉默和黑屏,20岁才选择生命起点,这就是德波作为“迷失的儿童”最显著的特点:“迷失的儿童只有在沉默和夜晚中适合提及。他们是黑暗的一部分,令人难以捉摸,并且为迷失而生。他们的冒险不仅没有终结,而且保持隐秘和沉默。”而迷失是不是被抛弃,黑屏是不是被控制的黑暗?24分钟是不是被制造的沉默?其实一切都不是德波在被动状态下的无奈,而是主动选择了迷失,“迷失是找到自我的一种方式。”就像1951年的照片,那种目光中的不确定就是在表达迷失的“重生”,1952年的黑色斑点就是一种字母主义式的回归表达,而1977年的照片是德波撰写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就是有划痕的影像,其目的就是“对表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他不想在发表的影像上被看得太清楚,就是为了确保他身体优先于自己的影像。而这种对影像的主动破坏和拒绝就是为了解构面前的这架摄像机,解构为观者保留的位置,解构许多年以后看见照片的“他者”,而这正是迷失的儿童的最显著特点:“由始至终,迷失的儿童一直忠于自我、忠于迷失。由始至终,他都拒绝成为榜样,拒绝置身于别人的注视之下、变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前提,迷失一开始是因为被迷失,外部的那些力量制造了迷失的儿童,而到了后来,迷失却成为一种主动选择,只有放弃那些表象的东西,只有关闭他者的目光,才能使自己成为迷失的儿童。而这也正是1951年出生的20岁的德波在电影最后24分钟用黑屏和沉默来表达的目的,他变成了自我没有客体的主体,变成了取消影像的身体,变成了抽离了内容意义的符号——1952年他加入了伊索的字母主义,而这种加入对于德博来说,也是决裂的开始,《为萨德疾呼》不是一部字母主义的电影,24分钟完全黑屏和静寂取消了影像本身,而1952年的《离子》,甚至不仅画面完全消失,脸字母主义那种符号化的痕迹也完全不见踪影,“他所放映的影像永远无法看到,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在他所宣布的死亡的电影中消失,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电影确实存在过,那么他将要宣布电影的灭亡。”就像拍照为了取消影像一样,迷失是为了显现。

“童年?它就在这里;我们从未离开过。”“迷失的儿童”是那些拒绝失去自己童年的孩子,而他们的目的不是逃离,而是返回其中,永远不愿离开。德波第一部电影《去/来》以一种悖论的结构表达着这种迷失,开始和结束,出现和消失,就是去和来的状态;《为萨德疾呼》中“虚拟”版本的配音里说:“在这个故事的开端,有些人是为了将它遗忘而出现;美好时代比迷宫更容易让人迷失。”而他的《回忆录》,在没有经历自己的人生之前就开始撰写,“这本书完全是由预制元素构成的。”而在写作之后呢,直到1993年才得以出售,“不是为阅读而作,也不是为不让人阅读而作”的《回忆录》变成了“反书籍”的一种努力。

居伊·德波:迷失是找到自我的唯一方式

当“迷失的儿童”成为德波的存在状态,当“从未离开”成为德波的一种内在逻辑,他其实在寻找一种自我显现的方式,他喜欢饮酒,关于生活的传言很多;他谈过很多次恋爱,对爱富哦的女人保持忠诚;他的作品中没有色情描写;他从未独居,甚至体验着一夫多制的不同魅力;他游历甚广,在近似冒险的出行中寻找域外风情——而这样一种关于激情的生活就是对于“巴黎不复存在”的实践。那是他们的生活》那是他们的制度?那是他们的爱情?那是他们的巴黎?就像那张被灰尘和刻痕覆盖着的照片一样,保留在德波世界里的永远不是供人观看的影像,而是属于自己的身体。所以当1968年的“五月风暴”发生之后,起初德波把它看成是“一次真正的对话和对社会的重新发现”,是确定了十年之后社会的“分离原则”,但是最后它却变成了“我们永远不会见面”的迷失——在《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中,德波称之为“辉煌的分散”,分离分散,之后绝不和解,绝不回头。

不回头,既是显现,也只是分离之一种,“我们被沦陷,被彼此分离。许多年过去了,但我们什么都未能改变。”迷失之后又回到迷失,德波永远是一个迷失的儿童,永远在忠于自我、忠于迷失的是世界里。而在“迷失的儿童”这种自我存在之外,德波在“没有作品的艺术”中书写着“迷失的作品”,从字母主义到字母主义国际,再到情境主义,德波的迷失依然在拒绝读者,拒绝被阅读的作品,“没有形式,没有作品。在美学方面,德波和他的字母主义同谋者坚持他们的原则。”他所作的是在情境主义无文本、反书籍中寻找生活的艺术,那就是心里地理学的运用,那就是漂移,“在情境主义者的各种实践中,漂移是一种穿过各种各样周围环境的快速旅行的技巧。”漂移是一种欲望,这里有政治性的欲望,有意识的欲望,以及欲望的意识,而当所有的欲望在“阶级斗争的结果”中成为一种革命的时候,德波其实走向了另一种迷失,一种总体都市主义构建的乌托邦,一种景观社会模拟的“另一个世界”——当情境主义国际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先锋派形象换取毫无新意的野心勃勃的无产阶级救世主的拥戴”的时候,纯政治阶段的革命或者已经变成了“迷失的组织”。

“从根本上说,情境主义是分享的观念,是广义上的参与,侵入所有生命领域的广义的集体,并最终将其取代。”漂移变成交往,个体体验变成了总体主义,德波在情境主义国际的第二阶段提出的总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消除个体,消除一切令人尊敬的外表,要保持的身份、头衔和荣誉的“景观”事物,从而在总体交往中实现情境主义。总体性可以达到“没有观众”的迷失状态,但是这种“消极的整体”背后也是权力对欲望的控制,哪里有总体交往,就意味着必须没有艺术,而只有行动,并且是联合行动,而联合行动最终以革命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迷失的组织”——组织共同的创立者仅仅以一起迷失他们自己为目标。于是最后的问题变成了:情境主义在哪里?德波在哪里?

他被掩藏于无产阶级领袖中,被掩藏于1968年“五月风暴”占领工厂运动中,他忘记了自己是情境主义者,在总体的革命和迷失的组织中,“他的隐匿的愿望实现了。”这种诗歌和政治结合的方式最后变成了战斗,变成了游戏。战争在《为萨德疾呼》中是马岛战役的装甲舰,是雅典街头被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是印度支那的法国步兵;战争在《关于在短时间内的某几个人的经过》中,是日本工人和警察的冲突,是英国警察镇压示威者,是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画面;战争在《分离批判》中,是手持军刀的官员,是在刚果士兵用枪托驱散引发的骚乱,是身着古老制服的西点军校学员;战争在《景观社会》中,是首次引入的核潜艇,是发射导弹的航空母舰,是越南战争、俄罗斯内战、沃茨暴乱、布达佩斯起义……

而德波也成为战士德波,罪犯德波,分裂者德波,他与社会格格不入,他拒绝主流社会,他反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他甚至拒绝一切无产阶级先锋派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德波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结构中,去除了那种“景观社会”中的权威。反对只是其中一种方式,当他成为战士德波的时候,“他隐藏在自己的隐藏在文字去分裂、煽动冲突,制造分歧的能力中。”所以在宣布“电影院已经死亡”的同时,他提出了“让我们进行讨论吧”,讨论时冲突,是战斗,是游戏,是与公众建立敌对关系,“我身处他人力图用伪造的证据消灭我的地方,因为我总是已经脱离它的注视,因为我的独特工作是成功地逃脱它。”

为了脱离而加入,与为了显现而迷失一样,德波的战斗变成了一个游戏,变成了一个恶作剧,“在这个意义上,1968年‘五月风暴’由一系列街垒战和暴力冲突转而成为一个狂欢节。”而把游戏规则编进书里,制作25*20的战争游戏棋盘,德波完全以在“迷失的权威”中进攻和防御,他瞄准生活,瞄准观众,瞄准权威,瞄准景观,瞄准字母主义,瞄准电影院,而一切的瞄准最后都无关输赢,“德波的一生都在游戏,充满诱惑和战争,挑衅和隐蔽,各式迷宫,以及字母主义圆桌骑士玩‘管他谁赢谁输’游戏的地下墓穴。”

迷失的儿童,迷失的作品,迷失的组织,迷失的权威,迷失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而德波把迷失形容为“敢死队”:“一切与迷失有关的范畴,包括我的迷失,流逝的时光,消失,逃离;更广义上包括事物的流动,从主流社会的理解或是从最普通的时间概念来看,可以称为浪费时间,它与古老的军事术语‘敢死队’奇特地相遇,在对未知领域的发现和探索中相遇;各种形式的研究,冒险和先锋派。而敢死队这个词在德波的作品中永远使用复数,“因为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孤单毁灭。”毁灭成为漂移,成为交往,成为分享,成为总体,而当这一切变成复数的“迷失”之后,那个站在盖满灰尘后面的人是不是德波?那个在刻痕的反光中被放大的人是不是德波?

其实一切的问题也没有了意义,寻找德波也变得徒劳,他是隐秘的,他是总体的,他是迷失的,“这一切的迷失是因为德波甘愿在自己的迷失里,而从来不需要读者,”在景观的世界里,樊尚·考夫曼“阅读的是德波的所有作品”有什么意义?1951、1952和1977年的照片里辨认德波还有什么意义?甚至当我在自己的位置上打开和合拢《居伊·德波》还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中那句话是:“如果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则一切皆可。”

太平天国

编号:Z58·2170117·1361
作者:【美】史景迁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09月第1版
定价:56.00元亚马逊33.20元
ISBN:9787549507108
页数:440页

太平天国历时十年,数千万生灵涂炭,中国一流的政治人物、兵力财力几乎尽耗于此,史景迁在试图追寻洪秀全心中的宗教热情时,也在思索:有些人坚信自己身负使命,要让一切“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极少计算后果,而这是否就是历史的大苦痛?对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人们并不陌生,学术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史景迁在前言中说:“我无意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也无意阐述洪秀全宗教信念的各个层面。我当然也无意说洪秀全对中国的社会、宗教,还有他军事神学的思想都是混沌一片,不够完整。本书的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并说明当他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脉络合拍的时候,吾人便能追索他行为的逻辑。”


《太平天国》:他的上帝带他回家了

既然耶稣是上帝之子,也是洪秀全的兄长,那么,洪秀全自然就是上帝在中国的儿子。
——《第五章 启惑》

英文书名:《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翻译成《天平天国》,或者是在宏大叙事中隐没了个体的生存宿命,对于天平天国这一晚清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来说,洪秀全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不论是“God's Chinese Son”的身份定义,还是“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的“国家”属性,在史景迁看来,天平天国就是洪秀全的天平天国,就是以上帝的儿子的名义启示的天平天国,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许多问题仍无答案,最关键的或许是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有何关系。”

从创建拜上帝教,到《原道救世训》的传道,从恶梦中看见善与恶的抗衡,到不断与上帝的对话,从天平天国的建立,到对《圣经》的大幅修改,其实对于洪秀全来说,这一个组织,这一个天国,这一些教义,甚至这一拯救,都是为了看见天启式的灵魂,并在启惑中得到救赎,而天启在本质上却属于洪秀全个人的启示,也就说从《圣经》中得到力量、灵感和使命感,却在最后都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存在,而这种个人化的天启,在命运的沉浮中,最后也变成了个人化的一种极致表达,所以洪秀全的矛盾就在于:自我的拯救是是不是反而会造成更多的悲剧,史景迁将这一矛盾阐述为一种历史的宿命观:“那些从事这等使命的人极少算计后果,而这就是历史的一大苦痛。”

宿命而天启,其实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悲剧气氛,而对于洪秀全来说,当1936年的他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就以一种更替的方式走上了救赎之路,而在这条路上,洪秀全的所有努力都是从否定开始的。1836年,是进不了广州城的洋人们城墙外张望的1836年,是洪火秀到广州参加府试而落第的1836年,是一场两英寸的厚雪制造异兆的1836年,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在否定而肯定的世界中打开了那扇门。从大时代来说,当洋人们用目光注视广州城高高的城墙,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就开始了微妙地改变,虽然1836年的“十三洋行”只住着三百零七个洋人,“虽然洋人进不了广州城,但中国人的生活却将洋人那一小块地团团围住。”而这种反包围的方式在最后却成了另一种“侵入”:那些官府的通事闷闷讲着洋泾浜英语,那条新豆栏街上开出了西医的医院,那些“西洋镜”吸引着市民的注意。

侵入并不只是觊觎之后的武力,还有文化、宗教的渗透,1832年10月来到广州的牧师埃德温·史蒂文斯带来了基督教,他在广州遇见了更早接触了西方传教士的梁发,这是东西方的相遇,而这种相遇在信仰意义上变成了一种在否定中找寻出路的启示,梁发编写的《劝世良言》在广州刊印,在街头分发,这是基督教走近汉语世界的开始,而这种走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次汉化,梁发从启蒙者米怜那里知道了基督教的教义,却用汉语编撰了这一著作,也正是这种“汉化”洞开了生活在否定状态下的中国人。而史蒂文斯更是用布道的方式给看不到希望的中国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此刻,那些小册子或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冀望吗? ”当福音书取代了皇帝的诏书,当耶稣的感召超越了权力统治者的控制,当天国的幸福化解了现世的苦难,变成了救赎者,一本书,一句良言,其实远远胜过一道命令,一种道德的规矩,“中国的普天万民凭什么被拒于基督教之外?这统治者的权位是篡夺来的,他们剥夺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乐的机会,只是人民无力抵抗;他们累世历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犹然,而且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与能让他们的生活得着福佑的事物无缘。”

而就是在1836年,在府试中落第的洪火秀在广州的街头接过了梁发的那本《劝世良言》。对于洪秀全来说,到广州参加府试,本身就想进入中国的儒家政治体系中,但是落第的现实将他拒绝在这扇大门之外,而在一场异兆的大雪降下之后,洪秀全在这天启的文字里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小册子的目录上有带“洪”的文字,诺亚方舟之前的洪水是摧毁秩序的破坏力量,而这个浩劫就是创造万物的“爷火华”的旨意,而“火”又与洪火秀的名字相契合,于是洪水、火焰就像是刻在他身上的劫难标记,而将自己改名为洪秀全,却找到了与上帝之命的相同之处,于是在偶然变成了必然,于是否定变成了肯定:“洪秀全落了第。他留下了这本书。”

这看起来是一次简单的改名事件,而在史景迁看来,却是一种“天启式的灵魂”被打开的重要节点。在思想领域,洪秀全生活的时代,一遇到干旱、饥荒、水涝和疫病,几乎只求助于那些民间的佛,《玉历至宝钞》是当时流行较广的一类代表,书中描绘了地狱的情境,而要摆脱地狱,就必须去恶向善,而其实这种善恶更多是佛道的轮回,它以控制人的精神为目的,而失去了自我主宰的力量。在1837年洪秀全得病期间,几乎被这一轮回带入了地狱,而在痛苦中洪秀全的那个梦,却让他看到了一丝摆脱佛道轮回的希望,他在梦中看见了耶稣,看见了救赎,甚至在呼唤着他皈依,于是噩梦变成了奇异的梦,洪秀全开始唱歌,开始自称皇帝,开始用朱笔写下了“天王大道君王全”,甚至,“他公开驳斥父亲,否认自己从他所出,他与兄长争辩。父亲、姐姐、兄长、来访者皆为他的言语刺伤,听他自称有评判世事、分辨妖魔善人的责任。”

否定的梦,否定的现实,否定的求仕之路,终于变成了一种“启惑”,而这种启惑对于洪秀全来说,却也是一次中西方文化的共契,“洪秀全及其信徒在一种天启式的灵视之中步上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浩劫,其根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在西方来说,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信仰,而在中国,“宇宙是秩序、繁荣与黑暗、混乱、毁灭这两种力量之间脆弱但又僵持不下的平衡”却在古籍中早有所阐述,《易经》中的“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都是关于善战胜恶的先知预见,而最后的结论就是“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以对于洪秀全来说,他一方面开始了否定以儒家和佛道为代表的轮回以及道德的惩戒,而另一方面,把自己当成天启者,却又开始了另一种权力的获得和统治。

“《劝世良言》探讨恶的本源和善的意义,在许多方面正合洪秀全的胃口。此书内容驳杂奇诡,它向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发声,也对广州一带在1839至1842年的战火喧嚣的世界发声。”内心发生,就是一种唤醒,就是对于统治力的打破,“那个叫以赛亚的人似乎又通过梁发的传译预见了这场噩梦,他这样说道:又败坏将并落于悖逆获罪者之上,又舍弃神爷火华者将被灭矣。”耶稣三十岁开始公开宣教,而那时的洪秀全也刚好三十岁,无论是名字还是年岁,都让洪秀全有一种被预言的感觉,所以他自然成了上帝的代言人,“明示神天上帝特差其降世之旨意,劝谕世上之人,务要悔改一切奸邪恶端,丢弃各样假菩萨之像,转意归向崇敬神天上帝为主。”于是不再进入考场,不再妄想功名,不再追寻虚灵之志,而是在这一种内心的呼唤中开始了洗礼的仪式,“洪秀全在天上剖腹换心的仪式是他受洗礼的预兆。”也从此,他把自己当成了上帝的儿子:God's Chinese Son。

从偷偷洗礼到开始讲道,从离开家乡出游,到紫荆山下传教,洪秀全和冯云山、曾云正、卢六等人走向了“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的道路,甚至最后建立天平天国,对于洪秀全来说,一直把自己当成是上帝的儿子,当成是耶稣的兄弟,一直在“出游天下,将此情教导世人”中开始救赎,而正像史景迁提出的那个疑问:洪秀全的性格和他挑起的那场天启运动之间到底有何关系?而这个疑问的核心要素是,当洪秀全用被翻译的基督教文本来获得他的信念和命定感的时候,其实缺失的是一种真正的宗教道德,也就是说,洪秀全在书中看到的天启式灵视其实只是看见了自己,所以一种个人化的救赎,其实把所谓的“拜上帝会”、天平天国带上了不归之路,“这等于再次说明了在没有引导的情形下,传递这么一本有爆炸性的书,是非常危险的。”

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洪秀全把“全世”看成是“秀全的世界”, 把“全然公义”变成““秀全比黄金更可羡慕”,甚至开始撰写自己的传道书《原道救世训》,他内心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人间天堂”:“‘人间天堂’不只是一个地方而已,而是全天下,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得民心,除妖魔,如此人人皆可和乐平安,直至升天见天父。”但是这个“人间天堂”只不过是私人的人间天堂。从拜上帝会到天平天国,从紫荆山到金田再到南京,洪秀全一步步建立他的“人间天堂”,也是一步步变成“秀全的世界”。

这在所谓的制度建设上尤其明显。在冯云山广西创立“拜上帝会”的时候,洪秀全提出要遵六戒:“一为去淫戒色,二为不忤父母,三为勿杀害,四为勿偷盗,五为勿行巫觋,六为勿赌博。”看起来和传统民间的劝诫相差不大,但是却明显具有了反儒家的色彩,他打翻孔子的牌位,怒斥孔子的愚蠢,其目的就是解构将其拒之门外的所谓道德,甚至他通过梦来阐述这种破坏的合理性,“在这添油加醋的梦境中,洪秀全的天父独一真神皇上帝称《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所述字字为真,绝无谬误;反观儒家典籍,上帝斥之为‘甚多差谬’,有‘推勘妖魔作怪’之罪。”梦之预言,其在实践意义上则是反规则,反官府,他把统治中国的满人及其宫府爪牙定为应予消灭的妖魔,在把攻破的南京改名“天京”之后,这种反抗越来越彻底,在地名中将直隶省改为罪隶省,北燕改为妖穴,而把当时的皇帝咸丰名字上加了反犬旁,连“鞑”也加了反犬旁。把既有秩序中的一切成为“妖魔”,甚至极端化将老百姓也变成了敌人,在1852年天平军攻克全州之后,见人就杀,“不到两日工夫,全州居民全遭杀戮,只有及时逃离的人得以幸免。”而在南京,也是对僧道粗暴对待:“南京城中许多道观、佛寺都被太平军焚烧殆尽,佛像石雕被捣毁,许多僧道出家之人被剥去衣裳,甚至被杀掉;必须认同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教义,才能幸免于难,而太平军也手持刀剑来宣教。”

史景迁:如何读懂中国历史?

“手持刀剑来宣教”这正是天平天国悖论所在,一方面洪秀全以上帝的儿子之名来破坏一切旧传统,这种破坏让他拿着刀剑,把一切的人都归于妖魔和敌人,而这种杀戮式的破坏其目的却是口口声声的宣教,是将人从水火之中解救出来,所以洪秀全的“人间天堂”到最后却也变成了人间地狱,而这种悖论式的存在还是回到了其宿命的起点:把天道当成了一种私人化的启示,在否定中建立的肯定却又以否定的方式推向灭亡。

文字中不得带有“鬼”字,“太平天历”不用朝廷钦天监所定的节气,“耶稣”、“基督”译“天”、“圣”、“神”、“帝”、“天父”、“天兄”等词不准用作他途……在制度层面,这是否定之后的肯定,而肯定的意义却在解构所谓的天道,天王洪秀全的“洪”字,他人不能用,须以发音相同的字来替代,这何尝不是私人化的权力?在永安,“天王为了使这未来的许诺更形完备,于是给太平天国首领及其妻儿大封官爵,并规定称谓与礼节。”颁布的三份诏令许诺,“果能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就能“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而攻破南京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乐声四起,洪秀全身着黄龙袍,脚蹬黄龙履,坐在金碧辉煌的轿辇上,由十六名轿夫抬入城中,城中百姓夹道拜倒。”洪秀全俨然成了统治者;建立天京,对于洪秀全来说,是一种政权的固化,所以一切都被合法化了,他建立了宫殿,对高官拥有妻妾宽容大量,其中东王、西王各可拥有十一名,其他封王和洪秀全的兄长可有六个,高官可有三个,中级官员两个,小吏和一般人一个。而在任职上,洪仁发、洪仁达,洪秀全的妹妹,正宫赖氏的族人,还包括洪秀全大哥的八个儿子和二哥的两个儿子都变成了“专信”的族人;而洪秀全自己,在宫中拥有嫔妃达八十八名之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这个由宫女组成的大家庭;而洪秀全对于《圣经》不停地修改,就是为了保住家族的荣誉。

当欲望膨胀,在上层高官之间便演化为权力争夺战,杨秀清在太平天国一直扮演着代上帝发言的角色,一方面他代言上帝的旨意,实际上掌控着审案的决定权和太平天国最高的指令,就如上帝的话语一样,“谁也不能更改”,在不断的扩权中实际上已经开始独断朝纲;而另一方面,他公然指责太平天国的那些高官,1853年杨秀清声称上帝驾临了12次,上帝对韦昌辉和秦日纲这两名洪秀全的心腹大为不满,甚至杨秀清还借上帝之口指责洪秀全专横擅权、苛待宫女、纵容幼主,杨秀清责怪洪秀全事母不孝,太子天贵杨秀清贬抑,也不同意洪秀全提出给秦日纲和胡以晃封王。正是这种利欲化的“为上帝代言”逐渐演变为权力争夺的黑幕,史景迁认为,杨秀清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儒家君臣思想,而他代上帝之言就是为自己走向另一个权力顶峰铺设条件,洪秀全称为天王,是“万岁”,而自己则是“九干岁”,“这乃天差地别,让杨秀清心中不平。”所以他把最忠于天王的将领派以要务:石达开被派往西边的湖北省,秦日纲被派往江苏丹阳,北王韦昌辉被派往江西南昌。等众将领带兵离开南京之后,杨秀清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洪秀全,他也想有“万岁”之衔。这无非是司马昭之心,“杨秀清如此重申若干以往的核心价值一直存于儒家经典之中,若是蔑视之,则危及太平天国;洪秀全这些年苦心构建的教义,杨秀清却直捣核心。”

于是在扩权路上,在权力争夺战中,杨秀清被发动事变的秦日纲、韦昌辉杀死,而且他们在事变之后并不管当初只杀杨秀清一人的承诺,“如今所部不顾于此,见人就杀,无分男女、官位、老幼或职业。杨秀清的首级被割下来,挂在街心的一根木杆上。”这是太平天国内部的杀戮,在全力争夺找之外变成了内讧,石达开因指责韦昌辉滥杀,而被韦昌辉和秦日纲包围,而他们的杀戮行为也激起了洪秀全的愤怒,甚至韦昌辉还图谋囚禁洪秀全,洪秀全先行一步,让亲兵杀了韦昌辉,把韦昌辉的人头送给石达开,不久,秦日纲也被诱骗回城处死。

“1856年的腥风血雨之后,浮现了信心与信任危机”,即使之后组成了由自己亲信组成的领导层,即使开始了再次封王,但是对于太平天国来说,权力体系已经岌岌可危,而随着石达开最后离开太平天国“西征”,这个所谓的人间天堂已经瓦解。“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这是李秀城对于此事件的一个总结,但是对于洪秀全来说,并没有意识到天平天国的严重危机,当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断修改《圣经》,实际上他已经走向了权力的虚妄深渊。

这种虚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缺乏宗教教育之后,把信仰变成了权力,从最初的《劝世良言》到后来自己编订撰写的《原道救世训》,从最初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到后来把人间天堂看成是“秀全的世界”,从最初根据《圣经》传道,到后来大肆修改原文,完全变成了洪秀全个人的信仰,学养丰厚的传教士翻译麦都思在研读了天平天国的书刊之后,说太平天国宗教是一种“伪造的启示”,它虽然以《旧约》为基础,但“掺入迷信及谬误成分于其中”。罗孝全本来是作为朝廷、洋人和太平天国之间紧张关系的调停者,最后却被任命为洪秀全外交大臣,而那时洪秀全就告诉罗孝全,他越来越相信自己说话有如麦基洗德,乃是上帝的最高祭司与国王。

在虚妄的世界里,洪秀全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做梦者,天平天国的内讧和兵变根本无法唤起他改革的欲望,在无数次的梦境中,在不断地闭门修改经文中,在越来越陷于官兵的包围中,他最终却安静地死去,“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多,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这是李秀城在1864年春天对洪秀全说的话,天平天国已经进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饥饿并未让天王畏惧,他还是把心思放在了圣经上,当仔细读了《出埃及记》第16章后,告诉李秀城,上帝会保护忠诚的太平军,保佑在西乃荒漠里的以色列子民。在5月30日最后的谕旨中说,他去天国的时候到了,并请求天父天兄遣天兵来保卫天京。

死去进入天国,或者是对于洪秀全最好的安慰,但是对于天平天国来说,这绝对是最后的灭顶之灾,1862年1月26日的那场大雪,似乎回应着1836年的异兆,“历五十八个小时方止,积雪达七十六厘米厚,经过风吹,有些地方的积雪更厚。”灾难降临,却再也无法突围,无法救赎了,十二幅图描绘当时清军节节胜利的图片直观地记录了天平天国的覆灭,1854年7月25日,官军在湖南洞庭湖畔的永州破太平军,解长沙之围;1855年10月的桐城之役,自此太平军无望再取湖南;1856年12月9日,官军夺回武昌;官军在1864年10月擒拿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太平天国至此告终。

天启式的灵视最终在这样一种悲剧中落下了帷幕,作为上帝之子的洪秀全没有亲见天平天国的覆灭,在他平静死去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看见了和天国一样的“人间天堂”,也不是完成了“乃有奇美新造,天民为之赞叹”的使命,当然更不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在黑暗、混乱、毁灭的世界里找到了救赎,天平天国的理想只是一个人的理想,甚至是一个人的空想,而当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诡奇的人和事件之一”以这样的方式落幕的时候,他的上帝只是把他带回了家,而剩下的世界只是一片死寂,“洪秀全的天兄耶稣也是默不作声。甚至那位在生他时疼痛号叫并奋力保护婴儿不被七头龙吞食的天妈,此时也在天庭沉默不语。”

最后之人

编号:C38·2170117·1360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10月第1版
定价:23.00元亚马逊13.70元
ISBN:9787305140600
页数:123页

“必须一再地前进,以她所能行使的全部自由,走向那一个她以为看见过我在看的点,但是,对她而言,这个点就宛如迷失在人群中,和其他人并无不同的一个人,其中将这人与众人分开的只是那太过坚实的确信,那些他不得不抛掷进一段无尽过往之中的一具具界限确然的躯体。”那个点在哪里?她能看到吗?或者只是我自设的一个入口。布朗肖似乎在思想的转折点里制造了迷宫,向“零度写作”的转变旧是通过对“最后之人”的叙述实现的。“最后之人”是尼采意义上的末人,他以一张毫无表情的脸面对着黑格尔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与大循环封闭之后的历史境况。在上帝死去之后,对死亡和终结本身的描述是对残剩之物的肯定,不再有否定,在那里,一个人在场却已没有任何人了;在那里,甚至死都是不可能的,知识已是对不可能性的经验,是非知识了!


《最后之人》:然后才是垂死的他

不含糊的话语之激荡——且当它不语,它并非不语:我可以从中区分出我自己,只要听着它同时听着我内含于它,那恒久说着“我们”的巨大话语。

“第一夜”会消失吗?以及如何消失?当这一个问题被提及的时候,那个发出问题的人并没有消失,他是我,在“第一夜”里说话的我。我是不存在于引号中的我,我只是一个读者,在没有引号的第一夜以及另一夜打开莫里斯·布朗肖的《最后之人》的我。如此,在第一夜和另一夜组成的复数世界里,我也变成了复数:第一夜,我在微凉的夜晚抽出这本书,然后凝视着封面上的那副图,正面的脸是一个男人,突出的喉结证明了一种明确的性别,于是这个人就是他,他在凝视,他在张望,但是他却不在说话;而在他之左右,却是另外两张脸,左侧和右侧,不仅是方位的不同,还有着特点的差异:左侧的脸腮远远鼓于右侧的脸腮,左侧的眼睛也远远大于右侧,甚至左侧的眼神也以平视的方式区别于右侧的俯视。

正面、右侧和左侧,三张脸也是组成了一个复数的世界,是三个不同的他,还是一个他具有的三张不同的面孔?如果暂且把这样的疑问搁置一边,从第一夜的翻开,到进入其中,叠加的页面也是复数之一种,包括从“一”到“二”的章节也组成了小说复数的结构。但是第一夜的复数并没有以完成的方式终结,当书签被插于其中某一页的时候,第一夜暂告一段落,就像小说被时间打断搁笔在一个逗号里一样。于是从第一夜到第二夜,重新从封面的三张脸开始,从第一夜翻阅到被中断的那一页,然后继续进入其中——或者第二夜也并非是结束,它依然可以从第一夜的中断继续,依然可以像第一夜一样留下逗号,接着是第三夜,第四夜,在无数的夜晚,把《最后之人》拉出一个长长的未终结的段落。

但是必须有一个终结:第123页,最后一句话被安放在引号里:“之后,他……”这是最后的句子?最后的章节?最后的结局?之后是不是也是一种未完的继续?引号里的省略号是不是一种不被终结的符号?在这个和“自己关联”的句子里,谁给“他”一个引号的话语权?谁给了“他”一个没有说完的可能?引号、省略号,以及一个“他”,其实把一部小说带向了“第一夜”之后无数的夜,带向了我之外无数的“他”,带向了最后之人永不最后的结局。

复数的脸,复数的夜,复数的省略号,复数的他和自己,以及在书和小说前面不带引号的我,是不是这一切就组成了那个复数的“我们”?是不是就开启了那恒久说着“我们”的巨大话语?起先是不语的,起先只有一个我,但是,“且当它不语,它并非不语:我可以从中区分出我自己,只要听着它同时听着我内含于它”,于是我们从我身上涌出,从小说里涌出,突破了第一夜,突破了封闭的房间,突破了可以合拢的书,在我们的合唱中,“向海的某处”是所有关于我们“持续不断地赞颂我们之所是”:

我们之外有什么?回答是:“无人。”谁是远的,谁是近的?回答是:“这里的我们,那里的我们。”谁是最老又是最年轻的?回答是:“我们。”谁该被荣耀,谁走向我们,谁等待我们?回答是:“我们。”这太阳的光来自何处?回答是:“惟来自我们。”那天空来自何者?回答是:“我们内中之孤独。”那么谁该被爱?回答却是:“是我。”我们之外是无人,我们是远的,是近的,我们是在这里,在那里,我们是年轻的,是年老的,我们享受荣耀,我们走向我们,我们等待我们,我们产生光,我们的孤独变成天空——我们是复数的,我们全部在这儿,我们“挺立在一体的孤独中”,我们发出合唱声,但是为什么唯有关于被爱的人只有我一个?

当我是一个,是孤独的单数的时候,我就在引号里,不是拿着书从第一夜开始阅读的我,不是翻到最后一个看见省略号的我,而是在书中的“我”,那么这一种孤独,这一种单数,是不是就是书里的那一个词语,那一个将要说出来的词语?而我之存在区别于我们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被爱”,被动地爱,我的对面一定有一个主动爱的人,在这样互动的关系里,我是因为另一个人而存在的,或者说,另一个人因为我而存在,存在是爱,是隔绝孤独,是区别于我们,那么那一个人是谁?

是他?他其实是先于我而存在的,第一句:“自从这个词得以受我运用,我即表达出一直以来我心中对于他的想法:他是那最后之人。”一个关于他的词,被我运用,然后再滋生出一种想法,所以他是我之前的主动者,是他把我纳入到这个词语范畴里,“他是最后之人”的命名,当然是先于我存在的一种现象。他是谁?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他对于她的故事的叙述经常曲子书本,“对一些人而言,他极容易接近,而且是奇特地容易;而对于其他人,他就像被天真包围,其外部极为光滑,内里却是由坚硬水晶构成的突刺,以至于只要一接近,就有可能使他被自身无辜且又长又细的针所刺。”很明显,他的存在总是和他们有关,和复数有关,这是这个复数和“我们”形成的合唱,我们挺立的孤独不一样,他实际上是远离他们而存在的。

他们一定在说话,他们一定在叙述,他们也一定在聆听,这其实就是他们世界的规则,而当他“不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他自然成了“最后之人”:“他说他不能够思想到他自身,对其他的、特定的某一个还可以,但那就像是一支箭,从太远的地方被射出而无法抵达目标。然而,就在它停止并坠落的时候,远处的这目标却开始颤震低鸣,然后向它迎来。”最后之人是无力的,是无奈的,甚至是无人的,他无法抵达目标,所以不和任何人说话,但是“他说”却又把他变成了言语者,那么他向谁说话?他为什么说话?

他是一个词语,当被我受用而成为“最后之人”的时候,他是在向我说话,于是我和他建立了第一种关系。从一个词语开始,我看见他的眼神是带着银质的光彩,“他脸上就有着某种孩子气的东西,他的表情邀请着我们予以关爱,乃至某种模糊的保护感。”他需要被保护,而且正是邀请我们予以关爱,而我们之中的我,以不一样的方式走近他。或者是:“某个我所阅读、所书写的话语,为了让位于他的话语而闪避。”或者是:“我经过他的房间,我听见他咳嗽——像一匹狼,他说——那的确是种冷冷的呻吟,某种独特、严峻、略带野性的声音。”又或者是:“我以关注,以计算,以希望,以怀疑,以遗忘而最终以怜悯包围他,但我总是保护他免于其他人的窥探。”这种我和他的关系,其实渐渐模糊了主动和被动的区别,他可能是他们中最无用、最多余者,但是他却改变了我,“我无法想到我,就是有一个可怕的什么横在那里,一个困难点,一个障碍,它逃逸,它不被触及?”是的,在这个主动提出的问题里,他却在我这里被触及。

一个多余的人,一个最后之人,是对于他们而言的,所以我需要从他们那里将他剥离开来,从世界的整体中抽离出来,“我说服自己相信我首先认识的是已死的他,然后才是垂死的他。”一个已死的人,却是一个垂死的人,死不是一种在第一夜发生的终结,它在继续,在垂死的状态中不死,而这种不死之垂死,是因为和我发生了关系,像一支箭,即使没有抵达目标,也不至于在停止的时候完全坠落为无。所以,“时时刻刻,我被赦免于这样的想法:他,最后之人,并不会是那最后之人。”而当我主动将他命名为垂死之人的时候,是不是我让他不死,让他在死亡的状态中进入我和他的关系里?“他不能死,因为欠缺未来。”未来在死亡的对面,只有在垂死的状态中,才可以“然后向它迎来”。

但是,在我之前已经出现的他,在他们之外的他,在垂死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另外的故事,而我只不过是被他带向了一种歧误中,“那么,是谁遇见他呢?又是谁和他说话?谁没有想到他?这我都不知道,我只是预感到那绝对不是我。”不是我,难道是我们?当我还未从我们中抽离出来,他是不是也以他们的方式在世界之中?他们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体的?所以这个谁的问题就可能是一个本质问题;“也许他就在我们之中:首先就在我们全体之中。”是的,他在他们之中,在我们之中,全部的人之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他的在场,而正是因为他的在场,所以他需要被忽略,“他必须成为那多余之数:多出的一个,单单是那多出的一个。”

于是是最后之人,但又不是最后之人,“我相信从他身上对我们漫散出一种幻想,激荡着我们,欺骗了我们,并且开启了我们对于一个不让人思想的思想的揣想。”而在这样的在场和“需要被忽略”的过程里,他从他们中抽离,我从我们中抽离,然后以相同的方式相遇,以相同的方式成为谁,“但也许他不过是我自己,一直以来即是无我之我——如此一种我不愿开启的关系,我拒斥着它,它也拒斥着我。”但是当他不过是我的时候,那种歧误却更为明显了,在场而被忽略,那么缺席呢?是不是会在死亡中变成垂死的状态?

垂死而不死,一种过程里的死亡似乎就要解开“最后之人”的全部意义,那个谁终于出现了,是她,我之外的她,他之外的她,男人之外的她。一个年轻女子,曾经和我认识的人,当她变成谁出现之后,我和他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改变。“她早我数年来到这里。因此在她眼里我曾是个新人,一名越过门槛、跨进离弃惑域的无知者。当他到来,我便也成为旧人。”这只是她称他为教授时最外部的关系,当她在我面前被锁定被关注甚至被命名为新人的时候,当她开始询问他的时候,我似乎就是他,而且以一种推动的方式让她在他面前,“对她,他不会噤口不语,而她一看见他,也肯定会来到他身边,和他说话。”她不是把他当成我,而是把他从我们之中再次抽离,于是她走近他,于是她远离我,于是他和我在谁的关系中变成两种状态,我不在场,他在场,“我和他没有任何一种的关系。这状况才应该将我完全占据。”

言语开始了,“我喜欢他的眼神,那也许是他所拥有的之中最美的。”她说,“我或许可以认为他美。”她又说。一种言说就是一种命名,就是一种关系,垂死的人第一次在她面前变成在场,她身上那种透明的光仿佛正如他眼睛里如孩童一样的眼神,在被需要被保护中回到了谁的那个问题。但是我又在哪里?“我意识到一段无止境的距离不仅将我与她隔绝,也将我和我自己隔绝,并且让我感觉到我们其实正在远离彼此,虽然我们同时也朝着对方接近。”一个女人与我隔离,一个男人隔离了我和我自己,当她和他在一种言说里共同在场的时候,即使是缺席,也变成了一体,“她并不显得特别担心,甚至当他的缺席达到最长的时间之际,她又变得几乎是全然平静了。”而这平静的一体性也让她不惧怕死亡,“死亡,我想我是可以的,但受苦,不,我做不到。”

死亡之不怕,是因为他就是垂死之人,他用一种在场的方式让她在死亡中不在场,相反,在缺席的状态中她也很高兴和他在一起。而我在哪里的意义又何在?我是无我之我?我是他者之他?或者说那个被词语受用的我本来就是另一个他,那个和她走近而成为一体的他就是另一个我?“可怕的梦思,我满足不了的思想,且在其中我认不出我自己。”当我认不出自己的时候,我就是最后之人,而当她说:“是的,我不知道,但我接受他。”她接受他,他便是那个垂死之人。在我和他的这种分解而模糊的关系里,我是不是还是主动者?“若我必须是他的命运,就让这命运降临他,而不要贬损他。但我随即想到:这更卑懦,这让我保住了灵魂平静且受护卫的尊严。”

其实,在这个因为她而使得垂死变成一种在场事件的时候,我和他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远的也是近的,是最老的也是最年轻的,是我们走向我们也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发出太阳一样的光也制造孤独,我们是我们之所是的我们,我们是一体的孤独中的我们。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一体中海油“该被爱”的那个我?那就是从我们转身回到自身,“这一部分对每个人都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全都结合于这一点直至我们的分离里,仅只结合于此而非别处,这将是终极目标。”转回自身,是在最后之人的垂死中,是在一体的孤独的开放中,是在她之出现和接受中,是在不明的言说中,是在缺席的在场里,“日与夜,日与夜,那儿即是我们所在处,而秘密的缺席便是我们的处境。”

这其实是真正的我们,“我们必须融化至彼此。你为结束者必将是我内中的起始。你不受循环之幸福吸引吗?你领先我,爱慕的记忆,不曾有过之事的回忆。你像个希望般领先我,而我却也是你所该追及的,你将可重新连接上的。想想吧,把这也加进那极限思想里。”不是一种复数,不是一种独立,是一切期待的不被期待者,是不可预知的确定,于是在“之后,他……”的省略中,在最后一页和最后一夜的返回中,没有引号的我再次看见那封面上的那张脸:不是复数,不是面具,不是最后之人,“我,要的是你成为一张脸,成为一张脸中那可见者,而你,是要为我再一次成为一张脸,成为一个思想,但却是一张脸。”

約會

编号:S29·2170114·1359
作者:[台]周夢蝶 著
出版: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版本:2002年07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9574443574
页数:208页

在《还魂草》、《孤独国》出版之后,时隔三十七年,周梦蝶的诗集《约会》出版。《约会》得诗54首,风、云、鸟、兽,无一不可入诗,文字纯净、简单,且时带谐趣。而周梦蝶孤独的身影孓然独行于城市,虽摆脱生活的羁绊,却无所遁逃生命孤独的本质,所以他不断自我对话,向山水问情,与静物约会,往佛经里找智慧,遂婉转成他笔下似有情又绝情的诗句,欲言又止,止于当止。而诗中的“跋”“小序”“后记”等更是可观,向传统取经,挑战现代,每段均是最动人的小品。


《約會》:彼岸明明就在我们的眼前

甚么是我?
扑朔而迷离:
一禾
一戈。虽然
禾非我
戈亦非我
——《花,总得开一次》

那时,还没有八十九岁“蹲在/一百一十六度的瓮底”的惆怅,还没有九十岁“走了近九十多年的路”的颠簸,当然也没有“白骨之白”的坟墓式想象,依然是从时间的句号里寻找那个逗点,从《一种鸟或人》回溯到《约会》,一个诗人的印象似乎还没有走在“我选择不选择”的不执中,即使提出了“甚么是我”的哲学性命题,那自我的隐喻里还有具象的“一禾”“一戈”,柔嫩也好,坚硬也罢,当自我被一种物所比喻,自是在欲罢不能的困境中寻找我的定义。

扑朔而迷离,恰恰是一种自我迷失的现实,七十岁自寿,未来长与不长都是未知,甚至从来没有过望到尽头之后回身的渴望,但是在不见未来而至的现在,七十却也是经历了种种人生的变故,离家而别妻,战祸而故国,在“岛屿写作”中,那一条武昌路,那一摊的书籍,那一身的孤影,对于周梦蝶来说,也是如梦的幻影,蝴蝶似乎已不再可能振翅,只在庄周的梦里,折了飞翔的可能,在符号的世界里安睡。所以当时间已经远离的《孤独国》,远离了《还魂草》,三十七年,似乎只有那诗句,还在生命的河流中发出一点声响。

梦却不是为沉睡而来,人生当然也不是为了孤独而去,七十岁,也是一个逗点,“凄迷摇曳,蝌蚪也似的逗点”,不想结尾,是因为“花,总得开一次”,如何开,开得多盛,也并非是一个诗人所能掌控的。而在花开一次的期许里,七十岁却完全呈现了苍老的自己,“顶从来秃面从来皱齿从来豁”,肉体的一切都在走向衰老,每过一日就是老了一岁,老了一岁之后是两岁三岁,直至老得不能再老,而老到七十五岁的时候,也是生日,也是自寿,那老去的只有自己,于是感慨说:“你的路,虽为自己而走/却不为自己而有。(《七十五岁生日一辑·所以,睡吧》)”不为自己而有,甚至不为自己而走,而在自己所有所走之外,是“天可坠日可冷月可冥”,是“无边的草色将不断绿着湿着你的/更行更远还生的笛子”,它们继续着它们,一切的变化似乎都和自己没有了关系,“虽然/有江河处就有你的波涛/而一颗星的明灭同于你的喜戚”,但是这脱离了它们的我,是如何不能在时间的流向中一直走下去,“所以,睡吧”,恰是回到了梦中的庄周,回到了庄周的梦蝶,“所以,睡吧,一笑而得其所哉的睡吧!”

而且,这苍老绝不是远离了它们的苍老,绝不是孤独着自己的苍老,那肉体比心灵似乎更容易看见不可避免之句号,于是患病,于是不起,“予以荒诞,不戒于风,端午节前夕,窗开四面,裸身而卧。次晨,乃大咳而特咳,伏枕三昼夜未下楼,强咽馒头一枚,饮姜开水二十余大杯,十日后,小瘥,勉以长短句代简,驰白巷藐、阿璞、阿敏、赖云根、苏敬静、严婵娟诸善友。”窗开四面裸身而卧,或许是一直以来保持的习惯,这种一直以来的生活终于在风的侵害下患病,不管是病时的“大咳而特咳”,也不管病后的“抢咽馒头一枚,饮姜开水二十余大杯”,即使病后可起身,也是如抽丝一般,再不能回到以为一贯而健康的体魄,于是周梦蝶用“荒诞”来感慨,荒诞的不是风,不是病,而是对自己的陌生,对自己的茫然,仿佛这一具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

《病起二首》里是听到了窗外石榴花开的声音,听到了锦雀在对山咕咕咕咕的叫声,甚至还把这咕咕咕咕的叫声当成了梦里的声音,而且还在呼唤“梦中出现的那个人”,“锦雀啊!莫非,你就是我的名字?”而这虚幻终究还是虚幻,病体不离自己,锦雀终将飞去,于是在阳台负手而立的时候,追问的却是最现实的问题:“活着是否等于病着?”病着,是改变了身体的一种状态,甚至是结束了“荒诞”人生的一种惩罚,仰望着的那只在头顶七尺七寸的椅子,却发现早已不是原先的那只,也早已不是原先的星期五,“是我,以自己为样本/为你,单单只为你而编的?”这一种疑问里,星期五其实是两个星期五,从前的星期五和现在的星期五,仰望的星期五和平视的星期五,当自己在低处的时候,当自己只是看见了样本的星期五,其实再无高处的那种孤悬,亦如人生,便是被隔离了那梦境般的诗意,“明天太阳会不会从星期五的足下升起?/孤悬于我小木屋之一隅的椅子/已自七尺七寸的高处取下/且拂拭了又拂拭再拂拭;/林荫道上的落叶是扫不完的!(《仰望三十三行》,又题:两个星期五和一只椅子)”

甚至,还想到了死亡,那死亡是不远的死亡?如果顺着“活着就是病着”的思路,则必是最后身体之泯灭,必是“白骨之白”的归宿,《白云三愿》中,周梦蝶听说了西藏地区的天葬,“其亲属以刀斧碎其骸骨,置之高台,以饲乌鸢鹰隼之属,名曰天葬。”天葬是让死亡抵达高处,让尸身回归大地,引用南华经庄子之语:“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吾葬具岂不备耶?”所以无忧无惧,当弟子说:“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却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此与彼,何其偏也!”上和下,乌鸢和蝼蚁,又有何区别?而对于周梦蝶来说,似乎并非如庄周所说,对死亡完全是一种淡然,“天若有情,念力若不可思议/愿此乌此鸢永不受身为乌为鸢/我亦不复受身为我”,天若有情,此乌鸢不是彼乌鸢,那么我也不是我身之我,而当我不是我身之我,那么必然之死亡也不是我之死亡。

或者是一种规避,念力之不可思议,对于现实的残酷来说,死亡何来不死,天葬何来归宿,此生何来彼世,所以,周梦蝶说:“愿昨死今死后死/永不复闻天葬之名——”不闻天葬之命,也缺了庄生的淡然,而那句“悉答多步答腊。悉答多步答腊”更像是一种祈求,祈求“不复受身为我”,祈求“不复闻天葬之名”,也是祈求不在“活着就是病着”的迷失中,所以在这样的祈求中,年过七旬的周梦蝶反倒是看见了有欲求的自己,所以即使“顶从来秃面从来皱齿从来豁”的现实里,即使在“一直老到/老得不能再老”的人生里,总还是希望“蓦然/心头电光一闪”,于是,隔院的仙丹花开了,于是自七十而流向“吾十有五以前”,而听到“坠地的呱呱声从来不断”——而还来一个“一禾”“一戈”,无论柔弱还是坚强的我。

这反倒是回到自身的一种努力,也不是顺着必然之河看见自己的归宿,于是时间在流转,却是“无无所依依无无无所依”,于是人生在说话,却是“以有言印于无言”,所以也非一种唯一的看法,于是“所有的落叶都将回到树上,而、所有的树都是你的我的/手的分枝:信否?/冬天的脚印虽浅/而跫音不绝。如果/如果你用某种眼神看冬天”——某种眼神,看某种冬天,还有什么落叶,还有什么分枝,还有什么浅浅的脚印?所以细雪是“永远的十三岁,不识愁为何物的你”,于是深夜是“黑得可以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于是有限和无限,从容与慷慨,都是那极好的风景,都是近在眼前的诗意,都是抽离了彼此之隔的存在,人生,无非是一种活法,“你痛极时会哭/乐极时也会哭啊。”人生,无非是一种态度:“远梦与归期/彼岸到时/恻恻:恰是此岸”,而最需要看见的是那个自己,那个独特的自己,那个唯一的自己:“有你的,总是有你的!/不信?满园的秋色/一树的枣子/为甚么?只红了你一个/欸,只单单红了甜了消魂了/你一个(《重有感·之一》)”

世界有果后果,有因中因,有缘外缘,有“眼不见眼”的迷惘,有“一痛更不复痛”的麻木,有“使曾经成为曾未”的努力,有“而隔日之次日之又次日”的变更,但是这种种,到底是是不是“愚中之最愚,抑慧中之至慧”?这“如是如是如是”该如何找到“只红了你一个”的独然?听得阿雄说,院子里的瓦钵有露珠,露珠里有月影,当月影被照见的时候,颗颗都是圆的,而周梦蝶却一直在疑惑,为什么自己院子里的月亮是缺了一角?天上之月亮,露珠之月影,月亮之蚀,月影之圆,这是此和彼,这是你和我,这是观者之不同,这是世界之分别,而在阿雄的世界里,周梦蝶分明是被启示了一种圆满的存在,不是物本身,而是心境,是“用某种眼神看冬天”,是“不可能之可能”,是将“美中之不足”点化为“不足中之美”。

在“如是如是如是”中找那个“只红了你一个”的你,会不会也陷入到所执的迷惘中?周梦蝶的“怪谈”系列似乎就是在寓言的世界里寻找真正的启示。《黑发》之本事里,武士家贫,旋而弃妻儿入赘宦家,骄悍之妇终让他归家,而抵家之后夜色中才看见家中有女子临窗而坐,泪眼相向,而等到第二天推枕而起,才发现是骷髅一具,而那握着的也只是黑发一缕。离开是寻找另一种生活,而归来是不是就是一种念情之举?那存放在“过去”里的东西并不会在这转身之后依然如故,那无非是一种“迟来的忏悔”:“这缕缕髯髴来自玄古的绝壁早春的瀑布似的温柔/幽幽,幽幽幽幽地/将那双剑眉/迟来的忏悔——覆盖。”而在《雪女》中,樵者终没有被荒野中的白衣女子锁强,“好头颅可惜”让他回归现实,只是在三年之后在荒冢外遇到女子,才知是被村人议论的女子,而当灯下小酌,发现就是曾经荒野废屋中的那个女子,“具陈前事。女色变。拂袖竟去。某吞泪。以所织红拖鞋追贻之。已无及矣。”三年,两种相遇,是所执?“任使抉眦,断舌,焚指,摘发/任使鞭打自己的喜悦一百次,一千次,一亿次/也永不能:使曾经/成为曾未。”

《黑发》和《雪女》中的男子和女子,以奇异的方式相遇,却并非是所谓的缘分,只是一种执念而已,而这种执念就在自己身上,对于七旬的周梦蝶来说,也是从“怪谈”中看到了那种异化的爱,对于再无走向因缘的周梦蝶来说,也是人生的一种启示,虽然织女和牛郎“一步一漪涟/一步一两心共喻的冷暖。向彼岸/彼岸的藕花深处/缓缓的荡开……”但是世界何来银河之隔?“怪就怪在:我们的彼岸/明明就在我们的眼前”,爱之彼此,其实也是无法用这样一种分隔的方式抵达,就像那枕着的竹枕,知道是一妇人所做,“余自得此枕,耳存目想,朝钓天而夕华胥,自谓蒙庄化蝶之乐不是过”,却也不再打听谁是谁,“千水中的一水/千月中的一月/或然之必然,偶然之当然/不相知而相照:居然在掌上,在眉边。”

水和月“不可待不可追不可祷甚至不可过”,也是让自己在掌中在眉边“相知相照”,所以不是分离为我和你,不是隔开为彼和此,不是区别于执和离,《碗中武土》最后喊出那句“吞下我!吞下你自己!”就是洞彻了人生之自我与他者,碗中之影是自我的投射,是自我的惶惑,是自我的束缚,最后“力战不敌。哭笑而死”却也成为执着的悲剧。所以从那本事的怪谈中,周梦蝶所看见的是一个远离了执着的自己,即使是柔弱之一禾,即使是坚硬之一戈,也非我,而花开一次的意义就是在超越着物我的构筑中,不再是彼岸的诱惑和想象,此岸亦是彼岸,而我也如那超度自己的如来:

世界坐在如来的掌上
如来,劳碌命的如来
泪血滴滴往肚里流的如来
却坐在我的掌上

十三朵白菊花

编号:S29·2170114·1358
作者:[台]周夢蝶 著
出版: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版本:2002年07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9576742262
页数:214页

“世界老时/我最后老/世界小时/我最先小/而当世界沉默的时候/世界睡觉的时候/我不睡觉……”对于周梦蝶来说,这首名为《蓝蝴蝶》的拟童诗似乎传递着没有物求的淡然心态,就如那依旧清香的白菊花:“六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于自善导寺购菩提子念珠归。见书摊右侧藤椅上,有白菊花一大把:清气扑人,香光射眼,不识为谁氏所遗。遽携往小阁楼上,以瓶水贮之;越三日乃谢。六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追记。”本书收周梦蝶三十多年来稀有珍品为最新诗集,十分可贵。


《十三朵白菊花》:孤独最最不能忍受孤独

往日的崎岖,知否?
那风蓑雨笠,那滴滴用辛酸换来的草鞋钱
总归是白费的了!
路,不行不到
行行更远
何日是归?何处是满天
迎面纷纷扑来的鹊喜?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冷空气而来,阴雨中满是萧杀的味道,一叶凋零便知季节之变,这是否是一种必然的冷?坐于被窗隔绝于外界的房间里,周梦蝶的《十三朵白菊花》在开放,只是当门窗紧闭的时候,外面的雨,外面的风如何在我之外表达一种冷意?只是穿多了衣服,用以抵御这季节转变,其实多了一种自设的安慰。所以在不闻风雨声的世界里,在一部诗集里所读到的冷也成为无法行到的虚幻。

却只是那一朵最盛的白菊花,在绿色的封面右侧绽放着。一朵白菊花,十三朵白菊花,是不是也是风雨的真切和阅读的虚幻之间的关系?它再挺立,它在开放,它在默语,却也如周梦蝶那样,在一种单数的世界里渴望看见那众多的孤独,看见众多的冷。“生于冷养于冷壮于冷而冷于冷的”,是什么?当冷到绝顶,当冷到陌路,当一朵白菊花开到纷乱而散的时候,那世界必将纷纷扬扬。白菊花掉落就如那预想的雪片,片片不落别处,就落在最孤寂的时日,落在最冷寂的诗里。

“冷到这儿就冷到绝顶了/冷到这儿。一切之终之始/一切之一的这儿”,还是从最绝顶的冷返回,就如对于周梦蝶的阅读,从最后即将进入坟墓的“白骨之白”,到看见“就在我们眼前”的彼岸,从“人已婵娟为一影梅花”到现在的“片片不落别处”的雪花,《有一种鸟或人》是不是已经飞远?《约会》过后是不是已经各自回家?《风耳楼坠简》的风是不是还让人害怕?当《十三朵白菊花》只剩下最后一朵在开放,时间在开放之后该走向何处?“已他乡了/且已不止一步了的/匆匆的行人啊/何去何从?”以时光的回溯方式重新站在一九六五年以来周梦蝶的诗歌世界,似乎多了那如十三朵白菊花一样多的质疑。

行人何去何从?往日的崎岖知否?行行更远的路何日是归?在问号的世界里,周梦蝶所要寻找的是关于冷到绝顶之后的雪,如何“片片不落别处”?亦或是走在他乡的自己,如何在匆匆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应有的身世。雪是冬天必来的圣灵,尽管崎岖地走过,尽管匆匆地走过,尽管走到了更远,但是还是希望能够以返回的方式找到“一切之终之始”,在冷到绝顶的季节里感受到一种存在的温暖,“山有多高,月就有多小/云有多重,愁就有多深/而夕阳,夕阳只有一寸!”一寸的意义也是存在,如一朵白菊花,一切之一也有始终,如一个人的匆匆,所以所有的疑问,所有的单数,想要的是“迎面纷纷扑来的鹊喜”,雪花般的从满天的世界里而来,又落入不在别处的世界,所以这样的绝顶之外,始终之外,是有“另一双眼睛”,有一个预留的位置.

“一切从此法界流,一切流入此法界。”《华严经》的引语不再于“一切从此法界流”,而在于“一切流入此法界”,流出而流入,流入而一切,那另一双眼睛就是你,就是必须睁开在应所在的地方,“无限好的事物都安立在/一一无限好的所在——/鸟和他的巢/莺花和他的啼笑/有你的,总是有你的(《于桂林街购得大衣一领重五公斤》”,这个位置是为你而留,是为你而在,是鸟和它的巢,是莺花和它的啼笑,是岸和等待的水,是时间流逝中的“独身与兼身”——当一朵菊花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开放,当一朵雪花在绝顶的冷中落下,所谓独身,但是在呼唤你,在留着位置的无限里,当你出现,便是无限而成为有限,而一个独身的我也有了兼身的理由。

苏格拉底说“兼身”是万万有其必要的,而这种兼身便是“若得妻而贤而才且美”,那一种陪伴,那一种幸福,是我和你“流入此法界”的象征,“纵使恶星照命,与一所谓鸠盘茶者共枕百年,水滴石穿,她依旧能造就你成为豪杰或哲学象。”所以在化身为具体的时间,化身为具体的无限,化身为具体的兼身,便是意义之所在,“淅淅沥沥/在点滴都很哲学/且希腊的马路上”。但是《于桂林街购得大衣一领重五公斤》毕竟是生活之一种,它是具体的,它是直接的。在周梦蝶的世界里,那贤而美的妻子,似乎一直是一种意象,也是为什么要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引语中化身为哲学的象征,实在是他在颠沛中有所顾忌,一种念想,更多的是编织一种想象式的幸福。

民国六十八年的除夕,周梦蝶梦见了废园,里面是荒烟蔓草,却独独有紫花,于是低回沈吟,便也成了四节二十行的诗歌,但是醒来却发现那些句子都零散了,再也找不到完整,只有最后的半首能够忆起,于是“每欲足成之。苦不就。恨恨而已”,于是那梦,那紫花,那想念都变得有些虚幻,“没有谁知道甚至春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痴痴/浪费她的美;/乃不知有摇落,更无论/美人的娇眼与采摘(《绝前十行》)”而在书摊中出现的十三朵白菊花,也成为一种编织出来的幸福,民国六十九年的九月,回到书摊捡到了藤椅上有一把白菊花,“清气扑人,香光射眼,不识为谁氏所遗。”那主人在别处,只留下着白菊花,当周梦蝶将其养在小阁楼里的时候,他想到的是那个白菊花身后的主人,“花为谁设?这心香/已晞未晞的宿泪/掬自何方,默默不欲人知的远客?(《十三朵白菊花》)”

留着位置,却也留着遗憾,那在身边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找不到可见的一切,紫花在梦中遗失了大半,菊花在书摊中缺失了主人,于是在这样的际遇中,周梦蝶的感慨是那一种缘分,“想不可不可说劫以前以前/或佛,或江湖或文字或骨肉/云深雾深:这人!定必与我有某种/近过远过翱翔过而终归于参差的因缘——/因缘是割不断的,/只一次,便生生世世了。”只一次便生生世世,一朵而十三朵,一梦而无数梦,象征意义的解构,是因为周梦蝶留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位置,而这样一种扩展和想象,首先要拆除的是自己生命有关的时间阻隔。七十一年元旦,从外双溪搭早班车到台北,在经过至善路的时候,看到邻座的一个老妇人,手上捧着一段红梅,“花六七朵,料峭晓气中,特具艳姿。”不认识的妇人,不说话的相遇,却在那早梅的开放中“颇多感发”。老妇人易老?时间或者在她的身体里留下了记号,但是那早梅却又背叛了时间,“香影/不由分说/飞上伊的七十七/或十七(《老妇人与早悔》)”,七十七的老人,那么十七的人又是谁?她是眼前这个拿着早梅的老人幻化出的另一个人,另一双眼睛,“春色无所不在!/老于更老于七十七而幼于更幼于十七/窈窕中的窈窕/静寂中的静寂:/说法呀!是谁,又为谁而说法?”七十七岁是真实的老,十七岁是虚幻的幼,在这其实和年龄无关的纪实和虚构中,周梦蝶就是在真实的故事里找到那个必须被虚构的位置,她是十七岁的少女,她是在时间之上的存在,她是兼身里那个“而贤而才且美”的人,所以春色无处不在,“花开在树上。树开在/手上。伊的手/伊的手开在/地天的心上。”

只要有心,只要是美,只要是春色,便是另一个人的诞生。所以周梦蝶寻找你,就会处处是你,就会时时是你,就是让我变成你,让我走进你,就会让一朵菊花变成十三朵菊花,就会让好雪都“片片不落别处”。那个你是“人面石”,“以你为轴心,我流转/千匝复千匝。”如伴着母亲的围绕,那个你是“再来人”,是“未波之水/弦前弦后之月色”你是“想飞的树”,“那冷冷的十字,我背负着的/便翻转来背负我了”,你是“山泉”,终于“听见我听见你的听见的”。

而有了你,也有了方向,有了归途,有了时间之外的时间,有了你我之中的你我,“怀着只有慈悲可以探测的奥秘/生生世世生生/你以一片雪花,一粒枯瘦的麦子/以四句偈/以喧嚣的市声砌成的一方空寂/将自己,/举起。”举起的时候,其实也是抵达生命的某种高度,不是道德意义上的高度,而是在诗意中离开那一个人的世界所看见绝顶的冷,看见不落别处的好雪,看见一次而成生生世世的永恒。于是,在举起了自己的世界里,那宇宙中的日月,那自然中的鸟虫,都变成了我和你的投影。起先也是疑问于我和你在哪里,“天上的月何如水中的月?/水中的月何如梦中的月?/月入千水 水含千月
/那一月是你?那一月是我?”然后是我和你从何处来,“说水与月与我是从?荒远的,没有来处的来处来的;/那来处:没有来处的来处的来处/又从那里来的?(《月河》)”没有来处的来处,是不是也在消弭你我之区别,消除单一和复多的矛盾?但是这最后无非是“我是你”的归宿:“过积雨的牯岭街拐角/猛抬头!有三个整整的秋天那么大的/一片落叶/打在我的肩上,说:/“我是你的。我带我的生生世世来/为你遮雨!(《积雨的日子》)”

《月河》于来处的喜,《闻雷》于静处的动,《积雨的日子》于“我是你的”相合,于是在宇宙和自然中,有的是“不即不离,生于水者明于水”的荆棘花,是“好一团波涛汹涌大合唱的紫色!”的牵牛花,是“一笑更不复笑的”昙花,是“并坐在隐隐只有一线天的柳枝儿上”的胸红岛,是“爱红甚于一切/吃胭脂长大的”的红蜻蜓,是“不蓝于蓝甚至不出于蓝的”蓝蝴蝶……每一种东西都像那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每一个你我,都如积雨的落叶,“生生世世来/为你遮雨”,即使从那一饮而尽的酒中也能识得“饮之趣与醉之理”,也能在绿影摇漾的空杯中感悟圆满,“在举头一仰而尽的剎那/身/轻似蝶,冷冷然/若自维摩丈室的花香里散出/越过三十三天/越过识无边空无边非想非非想乃至/越过这越过……(《空杯》)”

无时间的时间,无你我的你我,无痛处的痛处,那一种编织的想象,那一些兼身的幸福,都像十三朵白菊花,次第开放,都像冷到绝顶之后的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可是在被填满了想象的世界之外呢?“是圆满,招来了缺陷?抑或造物/嫌忌太亮与太白?/经过不可说不可说劫的磨洗与割切/多么可怜!而今只剩/剩千万分之一的一瓣了(《白西瓜的寓言》)”生活是不是“白西瓜”的寓言?是不是辩证的存在?当“冷是不怕冷的”,当“美,恒与不尽美同在”,当“所有有限的/成为无限的了”,周梦蝶所看见的一方面是从缺憾到圆满的想象式构筑,但是另一方面却也可以感受从圆满到缺憾的那种空,“同样的土壤,同样的阳光/同样的/上帝的雨雪和慈悲/何以?蓼红而芦白/荠甜而茶苦/玫瑰的身上纹着密密的刺(《咏叹调·之二》)”世界更多体现的是相异性,而相异的世界里,一朵菊花就是一朵菊花的孤独,一片雪花就是一片雪花的冷寂,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独身。

还有不再返回的死,那个十九岁的女孩沈慧,当患上血癌而独自面对生命的时候,当爱情“死在这一种病里”的时候,她选择了另一种痛苦中的痛苦,“当爱情、友谊、健康失去时,我是一个疯狂的自虐者。”自虐就是抹除自己,连这个“我”都不在了,还有什么你?当世界沉默,还有什么“回音”?当死亡降临,还有社会么过去和现在?“昼夜是以葵仰之黑与鹃滴之紫织成的/重重针毡。若行若立,若转若侧/醒也不到彼边/梦也不到彼边(《回音》)”即使周梦蝶说:“如果人人都是莲花化身/没有昏夜;没有怨憎,爱别离,求不得”,那也只是一种“如果”。

孤独最最不能忍受孤独,宇宙也罢,自然也好,虚设的你我,虚幻的梦境,在真实的现实面前,“一痛,永痛!/一次疤等于/饮十次刃,换百次骨/轮千次回。(《疤》)”,所以在被设想之外,人生的意义是走向已知,走向存在,走向归途,走向所在:“实在参不透这不得已/究为谁所主使/既生而为花/既生而为蝴蝶/你就无所逃于花之所以为花/蝴蝶之所以为蝴蝶(《率然作》)”,率然而作,一朵白菊花在冷风未至的地方独自说话。

風耳樓墜簡

编号:E29·2170114·1357
作者:[台]周夢蝶 著
出版: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09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9866377303
页数:325页

“诗作之外,你不能错过的尺牍珍藏。”在一个“诗坛苦行僧”的文字后面,其实是另一面的周梦蝶。《风耳楼坠简》收录周梦蝶多年来与友人、读者往来之书信,及日记、手札、随笔杂文等,或细碎片语,或累累长篇,一字一语,诗人诗心,于随笔断简中更可见其真性情。书名乃因诗人所居之外双溪风大,遂为其居处取名“风耳楼”,取苏东坡“万事都如风过耳之意”,诗人淡泊,亦由此可见。全书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收录1970-1978发表于《幼狮文艺》之文章,中篇收录1978-2007发表于《联合报》副刊之专栏文章,下篇则是收录未曾发表之尺牍文章。


《風耳樓墜简》:人已婵娟为一影梅花

她说“阁下公余作何消遗?”
“剪剪草。”
“万一剪草也被禁止呢?”
“看草生长。”
——致史安妮

剪草而消遣,是一种闲适的生活,也是一种参与其中的体验,只是当剪草而成禁止之事的时候,又该如何消遣,回答是“看草生长”,看是一种旁观,是一种距离,即使是眼睛的参与,也与那必剪的草隔着距离,而这距离并非是自己不愿接近,不愿深入其中,只是有人禁止,有物阻隔,或者有自身不便之妨碍,于是,“看草生长”多了份欲近不得的无奈,多了份欲脱不能的无助,只是在心里安慰自己:都是草,都是我,都是消遣,都是人生。

民国五十九年写给史安妮的尺牍,其第一首“之二”,关于剪草的对话其实引自《华氏四百五十一度》的电影,记下也是民国五十六年十月的事了,而这“之二”的对白也是为了注释那第一首“之一”的大珠和尚《入道要门论》:“众生自度。佛不能度。佛若能度众生时,无量劫来,无量诸佛,众生应已度尽。吾辈不合流浪生死。”《入道要门论》的引用,《华氏四百五十一度》的对白,以及致史安妮的尺牍,对于周梦蝶来说,民国五十九年或者正是自己作为众生“自度”的阶段,他告诉史安妮:“今岁农历正月二至九日,与道俗三十余人,在北投居士林,参禅习定。于香板声中,小有解悟。”而几天的解悟结果是呈偈四首。

第一首是:“诸法从此生,诸法从此灭;三十里草青青,江寒秋月白。”一切的生和灭,都在这此生之中,三十里草青青和江寒秋月白,也都是不被更改的自然。第二首是:“不见一法生,不见一法灭;枯木倚寒岩,春风吹蝴蝶。”终于是有了“我”的位置,我之存在是为了入法?见和不见当然是把此生看成了法生,把此灭看成了法灭,而这见与不见的过程中,“枯木倚寒岩,春风吹蝴蝶”,变化也已开始。第三首是:“后念不生,前念已灭;瞥尔回光,是真消息。”在见与不见之后,“我”已是这主体,既有前念又有后念,甚至是“瞥尔回光”的体验,而到了第四首:“真消息实无消息,果如初熟月如规;步犹未举家先到,青青元自在须眉。”已经开始行走回家,已经开始感叹,看上去一切没有改变,但是在“真消息和无消息”中似乎也开始了某种选择。

四首偈语,似乎是一种承接的过程,也像是在回应那电影里的对白,草之为草,也是诸法生灭之一种,而剪剪草便是“我”我走到了见与不见的位置上,而后的变化是“剪草也被禁止”,是后念还是前念,是生还是死?最后把真消息当成无消息,也就只是看草生长,远离了体验的过程,只在“果如初熟月如规”依然的人世中过自己的生活。所以对于周梦蝶来说,小有解悟的参禅西定的生活是在接近另一种自我,这种自我无论如何也是消遣式的“剪剪草”,而并无遭遇所谓的“被禁止”的无奈。

所以“剪剪草”的生活里,周梦蝶感受到的是“智慧就是坚毅”:“成就愈大、精神境界愈高的人,内心愈寂寞。因之,也最易于感动。所有的门,为所有的人而开。”所期待的是“人人爱人如己,物物各得其所”的和谐,“有耳的地方都没有墙,有墙的地方都没有耳。甚至虎须也可以把玩,而山与山海与海都像兄弟姊妹一般……。”所注视的是前方,“回忆是自人生的战场上败退下来的人的食粮。你年方稚,来日正多,岂可为一叶之落,而寒尽天下之秋?”所采取的方式是自省,“你眼下最迫切的课题是,赶快寻回你自己。我也一样。所以,我常常把眼睛回过来,朝里看!”这一个我,是剪剪草的我,是消遣的我,是参禅的我,是见与不见的我,我是超然的我:“当超人,一旦对于自己狂暴、孤独、不可一世的生活感到厌倦时,他已不是超人而是人了。”我是自我珍惜的我,“在所剩无几的未来岁月中,除了尽人难免的死,我想,大概不至于有什么奇祸飞落到我头上来吧!除非我不自珍惜,自己杀自己。”我是安身无忧的我,“离得自己一尺,便见得自己一尺;离得一丈,便见得一丈。若得尽离,至于离无所离,则吾人之本来面目无不现,而百千万亿胜妙功德无不明矣。此尤读书之极,行路之极,亦所有有生之伦所以安身立命之极也。”我是自我启示的我,“吾生本静,其扰也,吾自作之。人心非险,其险也,吾自启之。”我也是镜中之我:“以吾心之明镜,照人之心,则人不过如此而已。所以照人者自照焉,则吾之所以为吾,亦不过如此而已。”

这种种的我,对于周梦蝶来说,就是在“剪剪草”的消遣中无忧的我,他在《致王穗华》的信中说:“谢谢你的关注!我很好。十四年了,在这儿。阳光的香味。尘埃的香味。风雨晦冥的香味。排骨,油烟,杏仁牛奶,铁观音和菊花的香味。……有时候,仿佛永恒就在我对面,懒洋洋的坐着;世界昨天才呱呱坠地,我是振翅欲飞的第一只蝴蝶。”十四年,都是美好的味道,都是真切的生活,都是一种可以抵达永恒的理想,而周梦蝶似乎也成了那一只“振翅欲飞的第一只蝴蝶”。具体而微,即使这一年“一天到晚,不知忙些什么”的无聊,即使发出“可邻啊,一尊无泪的泥菩萨”的焦虑,即使欲放洪淑华而在山重水复中不遇,遂生出“而是想见你的心太切,欲速不达,遂观面失之耳”的感慨,即使三百六十五个昼夜只是“读大智度论一过;听楞严经四卷;作分行小块散文二首;拔蛀牙一颗;医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各愈其什之九”,如是而已的生活,对于周梦蝶来说,也是一种知足。

“来年三月,桃花开时,便是灵魂儿飞上天时也”,充满了期盼,充满了乐观,似乎剪剪草会成为永远的消遣生活,所以那时的周梦蝶告诉那个想要“快”的朋友C说:”我喜欢慢。我要张着眼睛,看它一分一寸一点一滴地逼近我;将我淹没……”慢就是一种无忧,就是一种满足,“微明即起,搭第一班车,看第一轮红日,自台北桥下,澹澹寒波中涌现!”所以,这样的生活多少是一种未曾被禁止前的那种理想主义。正因为知足,所以害怕失去,正因为害怕失去,所以不顾念那可能到来的忧患,这是周梦蝶的一种脆弱,他在《致洛冰》的信中提到了“约法三章”,第一时不许他问周梦蝶在武昌街摆书摊的生意,“我的生意怎么会好,怎么会不好?好又怎样,不好又怎样?”一九五年开始在武昌街明星咖啡厅门口摆书摊,对于周梦蝶来说,也并非是做生意,卖书而看书,看书而看人,如此而已,“你知道,我这个人,天生是侩命,而且是‘江湖一把伞,兴吃不兴攒’的云水侩。”所以这只是一种生活,不是生意,好与不好都无关紧要,反正一身的蓝布马褂,反正只为看那第一轮红日,反正是“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

第二件事,周梦蝶所反对的是谈论他的健康问题,或者说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其实,你不要看,我这个七零八落的身体,虽不是铁打的,倒极少生病。偶尔天不转路转,来次把次小感冒(我是从来不吃感冒药的),只消喝两大杯热开水,倒头酣睡四小时,到附近汀江浴池浩浩荡荡出一身猛汗,之后,面着太阳,一口气,打它五个到七个结结实实淋漓尽致的喷嚏——信不信由你,本来就没鼻子没眼的我的感冒,就这样,一溜烟就不见了。”身体是瘦成了一行诗,但是周梦蝶却认为不生什么病,即使有点小感冒,睡几个小时,出一身猛汗,打几个喷嚏也就无碍了。这种无恙的生活也是为他“剪剪草”的消遣提供了可能,而不生病之身体在周梦蝶看来,其隐喻的是生灭的随常。

但是终究是所执了,终究是“被禁止”,终究是只能看看了,先是在龙山寺泡澡的时候,看见自己有了不堪入目的腹部,那镜中的自己仿佛不是自己,却又是真切的自己,于是开始了“损之又损”的计划:“自明日起,开始节食——改四餐为三餐。十日之后,倘立竿而不见影,则削减为两餐:若一年,若两年,若三年……且看这个蠢蠢然,不事生产,唯以吸收、消化为能事的怪物,还会不会作怪?”向身体挑战,为的是还回自己入目的身材,对于一个“我一向馋嘴,吃什么都有滋味”的人来说,这何尝不是所执?对于身体所执,到了患病那一日,却终于看见了那个被忽视的“我”,后来在双十节的前三日,发现右脚背出现了一个隆起的东西,又痒又热,最后又溯洄到腿窝,生出一个批把大小的肉球,别人说,是毒气所生,是细菌入侵,周梦蝶听从他人建议,到龙山寺泡热水,不想之后真的有了效果,红肿消退,于是,周梦蝶又不免乐观起来,“而周之与梦,梦之与蝶,又栩栩然一而三,三而一矣。”

但这或者是身体的另一种信号,民国六十九年五月,终于那胃病无法熬过了,五月五号住院,七号开刀,十八号上午拆线,下午出院,“这足足两个礼拜的病房经历,其感受之多之锐之深且巨,实前此所未有。”前所未有之病症,之痛苦,也正是开始了“被禁止”的生活,这种真切而具体的痛或者也是对于身体所执而加重的疾病,所以最后是身体意义上的“被禁止”:“酒和茶,与我都缘浅。自从有了胃病,遵医嘱,酒已点滴不入口;至于茶,虽然我天天都守在茶店里,三年多以来,不要说喝,连看都没有好好看它们一眼过。”而在这种身体被禁止之外,也是自足式生活的解体,民国六十九年六月六日《致钱灵珠》的信中说到了病后重新回到武昌街的时候,看到那信箱,就生出了诸多感慨,当里面的信笺积累过多,仿佛收信人“我”已消失不见,那个“好难索解,我也不过是少了几分之几的胃而已!何以此身此心此世界,遽而有如许可惊之不同?敢情我已非我?种种以前,从里到外,自顶至踵,统已换过?”而在住院期间,钟离灵恰好出国出阁,正在发生,却独失了“我”之见,“同样的五月十日,同样的太阳照在同样的穹苍和屋顶上;而彼此心境之悬绝,咸淡与冷暖,真的,就像谁说的:如人饮水,只有自己知道罢了。”而在住院生病期间,周梦蝶也第一次看到了“我”之外的种种存在,“我以前观念错误,以为我生我老我病我死,全是我自己的事,与世界无关。经过这番折腾,才幡然悔悟——人是人,也是人人。你笑,大家都跟着你笑;当你受割,说不定,也有人暗自为你滴血。”不是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不是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社会,是朋友,是人人。

这一场病,带来了身体之痛,带来了习惯之改变,也带来了之后不再卖书的转折,而真正触动的是“被禁止”之后我该在何处,我该何为,这让周梦蝶想到了自己走过的那些岁月,“余幼时,亦会失足自高椅跌下,至今额头尚有疤痕一寸如卧蚕。二十四岁那年,避日寇乱,潜匿山中,一日,敌机来袭,仓皇入石窟中,触石棱,左门牙亦小破损。此外,如耳薄、顶秃、鼻仰、肩削;以及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膝肘寒湿、贫血等种种疾患,殆指不胜屈。”这是具体的周梦蝶,这是真实的周梦蝶,这是带着身体之伤的周梦蝶,这是只能看草生长的周梦蝶:“所幸天不绝人,五十九年之光阴,如秋色无边,自远而至。人既不以此病我,我亦蠢蠢闷闷,自忘其情之孤、影之寒与形之陋。”所以在开刀幸免于难的一周年又二十一天,周梦蝶决定去成都路东亚大饭店吃碗面,“重温去年此日与你与丛子同坐,那一寸亦短亦长的时光。”

身体之生与灭,身体之苦与痛,都是现实的,都是可见的,都是自我的。而对于周梦蝶来说,第三件事,则是反对谈及那个“你燃灯的窗口,有再来的人”。周梦蝶在大陆的时候有结发的妻子,妻子也生了孩子,只是在战乱时代从此天各一方,到台湾之后,周梦蝶却拒绝那个“再来的人”,他告诉洛冰的是那个“最美丽的谣言”,有个叫“梦蝶”的人死了,朋友张罗了后事,有一次在墓地发现一个梦蝶生前从未提及的少女,朋友很奇怪,最后却在少女的在场中仿佛看见了“梦蝶”之不死,“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反而觉和他更接近——不是隐隐约约,而是踏踏实实的。真的,现在不管我走在那里,坐在那里,站在那里,总觉得他也在。这使我惊异、欣慰、充实、宁定而又神魂飞越。仿佛他从种种彷徨与桎梏的‘过去’跳脱而出,投入于我,劫夺了我,而成为我……”这一个从未见过的少女,这一个在墓地中出现的少女,“举止严静,双眸澄澈,而孕满异光。”却也是以奇幻的方式给了一个缺席的人一种在的证明,于此,周梦蝶也把这“最美丽的谣言”当成了对自己的安慰,也使得他从此也不再提及“你燃灯的窗口,有再来的人”。

在那些尺牍里,周梦蝶劝朋友要争取自己的爱和幸福,他在写给雷震泽的信中说,“你与罗璧来往已数年,情好甚笃,了解至深,怎么到现在还停滞在云遮月隐、山高水深的阶段?”周梦蝶要他只对她说三个字“我爱你”,再加一句就是“此生此世非卿不娶!”对姜晓岚也是劝她:“把你的原则‘我爱爱的’调整为‘我爱爱我的’”,并告诉她,缘分是你自造的;对姚安莉说:“天上有一颗星,地下就有一个坑。水做的和泥做的这两种狼狈的魂灵,命中注定,是要生生世世你为我我为你,而忧而喜而乐而苦而死而生的。”致萧碧云说:“男女之事。大智度论以为:就像一大筐黄豆里面,碰巧有那么两颗红豆;而且,这两颗红豆,碰巧不前不后,不左不右,肩挨肩,面对面的挤压在一起。在《答许丕昌》中说:“一瓢即三千。只此五字,已抵得一部爱经。愿天下有情人心铭而骨刻之!”

爱是““此生此世非卿不娶!”的唯一,爱是缘分自造的主动,爱是“生生世世你为我我为你”的永恒,爱是“碰巧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缘分,爱是“一瓢即三千”的刻骨,可是对于自己的“窗外人”,却为何一再拒绝和否认,周梦蝶说是因为自己“无心”,是因为“各各不相知”,而在他内心来说,或者也是一种害怕,有种自我封闭,致张信生中说:“唉,我这辈子之所以萧然无侣,之所以不长进,孤陋寡闻,想来跟我乖僻离群,过分的自护、自律、自囿而近于自虐的,这要命的鬼天性不无关系吧!”他告诉光云:“我怕风。真的,我怕风,什么风都怕。我每到一处,不分秋冬春夏,总把门窗关得严严的,死死的。无可否认,对我来说,这世界上若远若近,最温柔也最酷烈的风是女人。”似乎是天然的斥之,拒之,周梦蝶倒宁愿是在“被禁止”的世界里,看别人的草生长,而自己也再无心去“剪剪草”了,即使在梦中见到一女子,也是“以何因缘而相与陷身于此绝境?都茫昧无所觉知。唯力撑其倦眼如枯鱼,以待长夜之将尽而已”。在他看来,“无论为笑影或泪影,刀痕或吻痕,只要是有过,发生过的:都永新而常在。”

有过,发生过,武昌街卖书做生意曾经有过,身体之病恙发生过,而窗外的“再来的人”也曾在梦中出现过,这便是周梦蝶“约法三章”的生活,一种见与不见,舍与不舍,执与不执的矛盾,才是周梦蝶真实具体的生活写照,所以当朋友K,冲着几分酒意问他:”你你你你为什么不出家?弱不禁风贫无立锥的你,一片树叶落下都怕打在头上的你,为什么还不走?是长安市上的香尘,熏瞎了你的眼睛?还是,你真的相信:‘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莱尔’”他的回答是:“究其实,这一切一切对于我,只有八个字:‘痴病难医;痴病难医’而已!”痴而绝情,痴而癫狂,痴而淡然,痴而梦蝶,怕风吹过窗前,怕风扰乱宁静,怕风剪断草茎,却也是让自己成为另一种风——其居处取名“风耳楼”,就是取苏东坡“万事都如风过耳之意”,一种淡泊,也是一种伤感,一种低处的沉吟,却也是风必过耳的无奈,梦蝶而已,“醒来时,人已婵娟为一影梅花,在自己的暗香里悠然微笑着。时间改变一切;人也能改变时间。究竟谁是谁的奴隶,也不是片言可定的。”

有一種鳥或人

编号:S29·2170114·1356
作者:[台]周夢蝶 著
出版: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
版本:2009年12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9866377327
页数:143页

“我选择紫色/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对于周梦蝶来说,人生并非是一道必选的选择题,而是在人世的变迁中看见诸多的可能性,最后却也是“我选择最后一人成究竟觉/我选择不选择”。2009年,周梦蝶九十大寿前夕,出版了诗集《有一种鸟或人》,本书共分四辑,收录周梦蝶2000年至今最新诗作共38首。新世纪以降,周梦蝶云淡风清,一派轻松自适,笔端转趋诙谐幽默,唯诗心如泉汩汩不竭,繁复归于简约,诗心回到本然的纯净,流露天真幽默之“谐趣”,题目多“戏拟”、“戏答”,内容更是妙趣横生,可见其超然洒脱。


《有一種鳥或人》:再没有流浪可以天涯了

话说到天亮也说不完
我偏爱句号。更爱
凄迷摇曳,蝌蚪也似的逗点
——《九行·之二》

生命之末端,沉沉寂寂的句号必然要写在一本书的最后位置?句号是八十九岁生日时,“五十八度的我,蹲在/一百一十六度的瓮底”的惆怅?句号是在“山外山断简”里“颠颠簸簸走了近九十多年的路”的归途?句号或者是“我可以指着我的白骨之白/起誓”的最后死亡?迫近于一种生命的状态,当“孤独国”在孤独中远去,当“还魂草”在岁月中凄然,一个穿着蓝布长褂的诗人如何在“十分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的句子里按放下那“凄迷摇曳,蝌蚪也似的逗点”?

句号之后的“。”,逗点之前的“,”,一种符号,却也是周梦蝶寻找的人生注解,而对于只写九行的诗人来说,当“想回到尚未出生以前/怕是不可能了”,当“不如/不如将错就错”地在至深至黑的井底,在松尾芭蕉的句下,“觅个悟处和小歇处”,便是从句号返回到逗点,便是从末端回望起始,便是把整个可以天亮的夜又重新拉回到漆黑的开始,就如开卷读鹿苹诗集那样,每一行都是开始,每一行都是逗点,每一行都是未诞生之前的自己。

开卷而读,似乎要顺着时间之河逆流而上,在一个还没天亮的夜晚,我的阅读也像“九行”一般,从末端回溯于从前,从句号偏爱于逗点。从《化城再来人》认识周梦蝶,在纪录片的语境中那个瘦削的诗人似乎也走向了其生命的终点,只是在“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的世界里,周梦蝶只是作为一个诗人而存在,没有读过他的诗,如何都是一种片面的观望。在老马去台湾之前,便让他去书店找寻及册周梦蝶的诗集,这也算是对于大陆市场诗集空缺的一种弥补。书带来了,一共四册,封面里那个独坐的老头就是《化城再来人》里的周梦蝶,从影像里的苍老开始,进入到充满禅趣的诗歌世界,多少也是一种回避句号重新爱上逗点的象征。

而且,选择性地从最后一册文集《有一种鸟或人》开始,从生命的最后时光,沿着诗歌的河流,回到《约会》,回到《风耳楼坠简》,回到《十三朵白菊花》,如此,从句号开始而回到没有画上终点的逗点,则必然是返回式的阅读。其实,在我展开文集阅读周梦蝶的时候,他果真已经如他诗歌所说在“墓穴里。我将以睡为饵”,但是打开就是一种复活,因为诗歌不是肉体,诗歌也无法变成白骨,它反而以一种动感构筑了没有天亮的生命之旅,正如《泼墨》里的那个诗人:“会以怒气写竹喜气写兰,亦会/于酒酣耳热之后/一头栽进墨汁里,之后/又一头撞到宣纸上”。

不管是怒气还是喜气,不管是酒酣还是耳热,不管是静处的墨汁还是宣纸,总得有一个必然闯入的逗点,才能打开那漫卷的诗书,才能写下那不羁的灵魂,“栽进”和“撞到”里全是生命的力量,一个瘦弱如蝌蚪般的逗点,如何能改写人生必然之句号?的确,如周梦蝶最早的《孤独国》一样,他一直在那种孤独的状态中,特别是走到暮年的时候,这种孤独看上去更是和时间反抗时的无奈和寂然,八十九岁生日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酣醉的酒,“从来饮者与圣者与大道与青天/总一个鼻孔出气:/而诗心与天地心之萌发/应自有酒之日算起(《止酒二十行》)”,但是似乎再无酒了,一种身体的疾病已经远离了酒,那么不是饮者的诗人也看不见圣者的模样,看不见大道的方向,看不见青天的广阔,当然,也似乎看不见和天地之心同质的诗人,于是人生变成了一种痴等的疑问:“尽痴痴等黄河之水之清到几时?/愈老愈清愈醇愈辣而有风调:/五十八度的我,蹲在/一百一十六度的瓮底,频频/复频频呼唤再呼唤你:/只剩一半了!/真的,只剩一半了!/一半是多少?有几个一半?”

周梦蝶: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

一半是多少?一半其实是全部的无,而再过一年,九十岁的时候,连一半的渴求也不再有了,“颠颠簸簸走了近九十多年的路/毕竟,你是怎样走过来的?”这是谁的问题,这又需要谁的回答?走过来是一种必然的方向,是看见了最后的句号,但是即使转过头去,也是“不敢回顾”,甚至,“不敢笑也不敢哭”,因为“生怕/我的笑将为我的哭所笑/而我的哭又为我的笑所哭(《山外山断简六帖·之二》。山外之山,人外之人在何处?笑之为笑在何处,哭之为哭又在何处?“山外山断简”里有“一阕生复生的桃花水”,有偶尔梦到从前的鞋子,有出生婴儿的哭声,但是对于颠颠簸簸走了九十年的诗人来说,更多的静物,更多的声音,只是一种渐行渐远的意象:“梦到/长安市上的香尘与落叶,袅袅/欲与渭水的秋风比高:/与雁阵一般不知书不识愁/刚刚只写得个一字或人字的(《山外山断简六帖·之三)”。

“好大块大块的黑与黑”轰然来到,便是“海棠前的我”,便是“手中的拄杖与项下的钵囊”,便是“自吹自绿自成灰还照夜的腐草”,而最后一定是“在墓穴里”的归宿,那里只有“白骨之白”的自己,只有“以睡为饵”的状态,只有“比风雨复风雨更嘈切的静寂”。这是最后必然画下的句号?大块大块的黑与黑,就是永不天亮了,哪里还会有说得完的句号,哪里还有凄迷摇曳的逗点?但是或者就是这一种早已看见了的“黑与黑”,早已预知的“白骨之白”是一个终点,才会使得周梦蝶做出另一种选择:“在墓穴里/再也没有谁,比一具白骨如我/对另一具白/更礼貌而亲切的了”,一具白骨不是寂然,不是孤独,而是对另一具白骨的礼貌和亲切,而是白骨之白的誓言,白骨在说话,白骨偏爱逗点,白骨“以睡为饵”:“垂钓十方三世的风雨以及静寂/比风雨复风雨更嘈切的静寂(《在墓穴里》)”。

被垂钓的寂静已经不再寂静,已入睡的白骨也不再入睡,从句号开始,那个世界里是无数个逗点,它在呼唤,在等待,“是谁说的:再也没有流浪/再也没有流浪/可以天涯了。”有去时的路,就有来时的路,有昏月就有晓日,有婆娑的泪眼就有张开的手臂,有寂静的死亡就有动态的生命,“谁是旋转谁是轴?依旧/拱桥。依旧荷香绿波藻荇和游鱼。虽然/麻雀老矣,赋格又不同于律绝/而非非想诸天鼻梁之孤直而长且高/也不是一飞而可冲的。(《赋格·乙酉二月廿八日黄昏偶过台北公园》)”呼唤和等待,是打开另一扇跨越生死的门,“门无所不在。/门说。你把这扇门关了/另一扇门会自动的打开;/纵然你把所有所有的门关了/而比所有所有更多的/门的鬼魂是关不住的——”而打开那扇门的是诗歌,是“菲菲雨雪”,是“是依依杨柳”,甚至是“牛顿的头,爱因斯坦的烟斗。”

诗自己能解开诗的环节,人自己能解开生死的宿命,因为“脐带是剪不断的”,因为“我,犹未诞生”,因为“你心里有绿色/出门便是草”。生命在旋转,时间在逆流,而这种逆流并非只是简单地向死而生,并非是将逗点代替句号,而是在生与死,来与去,开与闭,以及逗号和句号之间看见更多的自己,“水之逝与月之亏盈/霓虹之白与七色/谁能分割?这连体婴:/十分之十与十分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矛盾而一体,便是自己的整体,便是诗歌的整体,便是在十分之十里的句号里,一切都是安插在生命里必然经过的逗点,因为只有在整体的自己里,只有在一体的诗歌里,在十分之十的句号里,每一个存在都有意义,“九千九百九十九只之外之外/唯一的,唯一的那只/迷途的羔羊/有福了(《之六》)”。

有福,便是另一种开启的意义,当没有酒饮,当病体缠身,当世界寂然,当“眼见得/字越写越小越草/诗越写越浅,信越写越短”,当“梦里不是雨便是风/却从不会出现过蝴蝶”,但一定有着一个被打开了门的四月,便有一个在轴中旋转的季节,“且喜四月已至。四月/孟夏的四月是我的季节/听!这笛萧。一号四号八号十三号/愚人节儿童节浴佛节泼水节。(《四月》)”四月是孟夏的四月,是时间里平常的四月,但是时间的意义只有赋予自己,才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种自我意义的书写必然是唯一的,“红的红,紫的紫,葳蕤的葳蕤/狼藉的狼藉——/如是如是如是,晴丝有多长多袅
美丽与哀愁就有多长多袅”。所以玫瑰是用来“你去爱,去成仙或成灰”,所以,水仙只为自己而开,所以潮水不习惯于等待,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种缘,“去去!向孤峰顶学高/向众壑学深,学下/向雪学忍/向尊夫人学怀孕……(《惘然记》)”

而自己呢?不梦见蝴蝶,是因为那个梦在门那边,不做饮酒,是因为酒已超越了那必饮的时间,在从句号返回到逗点的感悟中,一梦一蝶一酒其实超越了原初的存在,在生命的逆行中更看到了它的透明,它的淡然,它的禅趣,以及它于时间之外的诗意。还是一个人,却已是在“岁月之后之后乃至我有赤裸”,赤裸的世界里是“与子兴云雨,齐寒温,永终始”的超然,是“关心我的怕只有饿了”的本真,是“飞或沉,醉或醒”的自在,是“直到最后最后,只剩/一犬一弓一矢/连山也不见了”的淡然,即使“山鬼”也罢,却也是“谁管得?且倾身营一饱吧!”的自我,即使天涯已远,却也是“只须于心头一跳一热,微微/微微微微一热一跳一热”的生活,于是,一人是一世界,“以一粒米为粥,由/来自三世十方/托钵的云水僧/分饱。且一饱/永饱。众饱。信否”

一饱而永饱,而众饱,其实一人一世界不是单一的我,而是整体的我,是所有的我,“让所有的人,所有的/让所有的仇非仇/让所有的友非友,手牵手/同心圆一般的/旋转吧(《旋转十二行》)”当超越了所有人,流浪是所有人的流浪,天涯是所有人的天涯,生死是所有人的生死。一个人打开的世界,是参悟,是容纳,也是无我,我所执而我所不执,当那只不及一寸高的沙瓶升满如鱼鳞细沙的时候,也是一个世界的所在,正如汤显祖还魂记所说:“这瓶儿空像,将世界包藏。”,又如王船山诗:“多少游鱼嚼空影,衔花来听读书声。”禅悟,禅趣,就在于人能看见世界本相之外的东西,“醍醐的月色与潮汐的钟盘/若智若愚若有情若无情非想非非想/一闻千悟。且无须启请/三藏十二部如来密因/已声声流出瓶外(《酬答二首·咏沙瓶 迟奉满济上人》”。还有那只紫砂葫芦,当四年前赠送的女诗人忽然在某禅院削发为尼,一切的变迁却又只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变,“傥亦昔人云汉影月醉醒外之无情游乎?”

沙瓶是一世界,紫砂葫芦是一世界,而这并非是此一世界和彼一世界的不同,就像人与人,不是单一在自己的烦恼和忧愁中,不是孤独在自己的生命和死亡里,它打通了彼和此,“谁能使已成熟的稻穗不低垂?/谁能使海不扬波,鹊不踏枝?/谁能使鹅鸭不八卦/而,啄木鸟求友的手/不打贾岛月下的门?(《九行·之二》)”谁是谁的谁?谁其实都不是谁的谁,自己是他人,生是死,句号是逗点,在整体的世界里,选择就是不选择,不选择也是选择:

我选择紫色。
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
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
我选择非必不得已,一切事,无分巨细,总自己动手。
我选择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
我选择以水为师——:高处高平,低处低平。
我选择以草为性命,如卷施,根拔而心不死。
我选择高枕;地牛动时,亦欣然与之俱动。
我选择岁月静好,猕猴亦知吃果子拜树头。
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
我选择不妨有佳篇而无佳句。
我选择好风如水,有不速之客一人来。
我选择轴心,而不漠视旋转。
我选择春江水暖,竹外桃花三两枝。
我选择渐行渐远,渐与夕阳山外山外山为一,而曾未偏离足下一毫末。
我选择电话亭:多少是非恩怨,虽经于耳,不入于心。
我选择鸡未生蛋,蛋未生鸡,第一最初威音王如来未降迹。
我选择江欲其怒,涧欲其清,路欲其直,人欲其好德如好色。
我选择无事一念不生,有事一心不乱。
我选择迅雷不及掩耳。
我选择持箸挥毫捉刀与亲友书别时互握而外,都使用左手。
我选择元宵有雪,中秋无月;情人百年三万六千日,只六千日好合。
我选择寂静。铿然!如一毫秋蚊之睫之坠落,万方皆惊。
我选择割骨还父割肉还母,割一切忧思怨乱还诸天地;而自处于冥漠,无所有不可得。
我选择用巧不如用拙,用强不如用弱。
我选择杀而不怒。
我选择例外。如闰月;如生而能书;如深树中见一颗樱桃尚在;如人呕尽一生心血只有一句诗为后世所传诵。枫落吴江冷……
我选择牢记不如淡墨。(先慈语)
我选择稳坐钓鱼台,看他风浪起。(先祖母语)
我选择热胀冷缩,如铁轨与铁轨之不离不即。
我选择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止乎其所当止。
我选择最后一人成究竟觉
我选择不选择。
——《我选择》

运动-影像

编号:B83·2161222·1355
作者:【法】吉尔·德勒兹 著
出版:湖南美术出版社
版本:2016年04月第一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21.70元
ISBN:9787535671660
页数:338页

《运动-影像》研究的不是电影史,它是分类学,一种对影像和符号的分类尝试,它在此讨论第一种影像类型,运动-影像及其主要变型:知觉-影像、情感-影像、动作-影像、符号(非语言学范畴),它们构成了影像的特点。质-力量通过面孔表现,它呈现在“任意空间”中,揭示出原初世界,有时在假定为真实的世界现实化。电影大师用各自的方式创造、创作影像和符号。它们对画家、建筑家、音乐家来说充满对抗性,对思想家亦然。不应抱怨视觉和听觉侵犯了思想,也不应对这种侵犯持乐观态度;而应当展现出思想如何对既属于运动-影像又属于更深层次的时间-影像的视听符号发生了作用,这样,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运动-影像》参考了美国逻辑学家皮尔士关于影像和符号的基本分类,以及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的《物质与记忆》和《创造进化论》。


《运动-影像》:总之,它必须绵延下去

当没有任何一种不确定性中心来扰乱运动-影像的时候,我们如何拆解自己,又如何让人拆解我们?
——《第四章 运动-影像及其三种类型》

那一双眼睛,分明是在注视着。淡绿色的封面,像是一层蒙版的存在,可是目光不是潜伏在蒙版背后,而是以一种隐藏的方式构成了看见的运动:在它眼前的是一个陌生化的世界,是一双亟待打开图书的手,是另一双渴望阅读的眼睛——目光和目光之相遇,就是一种运动产生的张力。而且,在假装阅读完这一本书,用最后一页覆盖之后,封底的那张黑白照里也分明是一个看见的人,H.Bamberger拍摄的影像,标注着这个名叫吉尔·德勒兹的作者,而在封底之外,就是那一层淡绿色的可拆解的封面。不管是在蒙版后面,还是被封面覆盖,那个作者,那双眼睛,那种运动,其实都是可见的,它无法逃离,他无法遮蔽,它无法成为静态的存在。

运动之产生,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影像世界里的那双眼睛看见,另一种则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见那一双蒙版和封面后面的眼睛,所以眼睛之于眼睛,其实变成了双重的“看见”,而在这双重看见的系统里,看见和被看见,被看见和看见,是不是构成了一种整体?而这种整体是不是始终有一个中心?是知觉?是情感?是精神?而在这个看见和被看见的整体中心里,谁需要被拆解?谁又需要拆解别人?

一种图书版式的设计,对于吉尔·德勒兹来说,似乎是一种对于所谓运动-影像的背离,他引用柏格森的运动论述,所强调的其实是一种不确定的中心,是用光来捕捉“事物内部和空间的所有点”:“它一直在扩展,尚(未)被发现”,也就是当眼睛看见的时候,它不是看见眼睛之外的一切,而是让眼睛存在于事物之中,存在于光影像本身之中,也就是说,把视觉纳入到事物和影像的整体中,让它自身去扩展和发现影像,而这种影像变成了视像,一种不为任何人,也不针对任何人的自身影像。

所以实际上,这种自身影像就是电影世界里的元电影,当眼睛以照相术的方式捕捉到并冲洗出那些光的时候,就是在自身影像上构成了一种整体性,“将光与精神摆在一起,把意识变成了一束光,光把事物从其天生的阴暗中呈现出来。”而呈现出来的整体影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类型:有生命的影像或物质”,而这样的生命影像就需要不确定的中心,即使眼镜成为知觉之一种,也是“既在感觉中心,也在运动中心,度量着自身关联的复杂性”。而这种不确定的中心,甚至要变成一种“纯洁”:“在它无中心的纯洁中、它的原始变化体制中、它的热与光中,发现运动或运动-影像的真实模样。”无中心的纯洁、原始的变化体制,热和光的捕捉,带来的是运动-影像的真实模样,而这样一种真实模样的发现就需要拆解人作为自身影像的那个中心。

拆解自己,又让人拆解我们,不只是简单的看见,也不是在看见和被看见双重意义上的运动,它其实在无中心的整体中变成了运动-映像,变成了流动-物质。而这种影像的运动,这种物质的流动,正是需要拆解一种静态的存在,一种仅仅在空间范畴中的镜头,一种被分割的运动。“我们用几乎一闪而过的画面来反映正在流动的现实,由于这些画面是这种现实的特征,所以我们只需用一个抽象的、统一的、不可见的变化将它们串联起来,而这种变化存在于这种认知机器的深处……感知、智力活动、语言一般都是这样产生的。”柏格森在《创造进化论》中论述了流动的现实带来的创造意义,吉尔·德勒兹正是从柏格森的运动论述中找到了构建整体性运动,寻找运动-影像的一种突破。

柏格森在论述中认为,运动是一种现在时,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分割,也在每一次分割时改变了原初的性质,但是当运动仅仅变成一种空间上的经过行为时,它变成了一种可分割的静态行为,一个瞬间和另一个瞬间相分离,一个区间和另一个区间相对立,一种时间和另一种时间相独立,如此割裂,是取消了运动的现在时,是抹杀了运动的不可分割性,吉尔·德勒兹更明确地指出:“经过的空间全部属于同一种同质空间,而运动是异质的,彼此之间不可代替。”1907年柏格森将这种对于运动的错误表述命名为“电影幻觉”,这种幻觉将静态分切替换了动态分切,将镜头的空间范畴覆盖在时间范畴里。

电影是每一帧的组合,是瞬间的连接,是时间意义上运动,当机器来展示画面的时候,影像的瞬间分切就需要有“一个运动或一个无人称的、统一的、抽象的、不可见或不可知觉的时间”,电影把这种移动运动的特殊瞬间转换为任意瞬间,把空间意义上的静态分切变成时间意义中的动态分切,用机械连接代替停顿运动,而这便是柏格森对于运动的重构,“我们把电影定义为一个用运动与任意瞬间对接来复制运动的系统。”就如那些音乐剧一样,它在弗雷德·阿斯泰尔的“舞蹈-行动”启示下,把发生在任意地点的舞蹈连接成时间范畴中的运动,在街头,在便道上,在车流中,实现了任意瞬间的整体运动,“当人们将运动交给任意时刻时,人们应该变成在随便一个任意时刻都能够思考这个新的生产,即奇特和特殊时刻的产生:这是向哲学的彻底归依,也是柏格森最后打算做的,给现代科学补上适合它的和它所缺少的形而上学,这是缺少的另一面。”

而这种向哲学归依的形而上学运动,就是柏格森所提出的“绵延”:“不仅瞬间是对运动的一个静态分切,运动也是对绵延,意即整体或某个整体的动态分切。”绵延不仅仅是一种运动产生的变化,而且它处在不断变化中,处在任意瞬间的变化中,这种绵延产生的运动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宇宙的绵延只能用创造的自由制造整体,因为这里有创造的一席之地。”而整体的意义就是一种开放,它不断变化,不断创造新的东西,不断处在绵延里。所以真正的运动,它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集合,它穿梭于物和局部之间构成了一种关系,同时,它以绵延和整体的方式保持着世界永远的连接。所以吉尔·德勒兹从柏格森的理论中理出了运动-影像的三个层面:首先运动不是一种静态的分切,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瞬间影像;其次,运动影像必须是一种绵延的动态分切;再者,在超越运动的绵延中产生了时间-影像,具体表现为绵延-影像、变化影像、关系影像、体积-影像……

吉尔·德勒兹:影像的整体性就是一种可能性

作为绵延的影像如何在电影中实现它的整体性?在观看电影时,看见的往往是一种物质化的呈现,那就是所谓的镜头,这种镜头产生的语言对应着在创作时的取景,取景的取舍自然区分了镜头内外的世界,那么这种区分是不是在割裂整体性?“画框告诉我们影像不只是用于看的。它既是可看的,也是可读的。画框具有这种暗示功能,不仅只记录声音,还记录视觉信息。”但这种画框的物质性也在取消着整体,所以在可见的画框之外,还必须把运动绵延到画外,也就是说画外从来不应该是一个否定,“任何取景都确定着一个画外。”画框就像一个集合,看起来是封闭的,但是当画外被确定并从画框里绵延出去的时候,整体性就慢慢构筑起来,它像一条绵延的线,穿越集合,赋予每一个集合和另外的集合实现联系的必要可能,而且几乎没有穷尽,在一种开放的关系中形成时间意义上的运动。所以画外看起来是“别处”,是旁边,是周围,但是这种别处、旁边和周围,却“体现着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存在”,这种不安的存在就是“延续”的结果,“是一种更彻底的、处于异质空间和时间之外的别处”。

也正是运动的绵延把画外变成“更令人不安的存在”,所以突破了画框,突破了取景,突破了镜头在空间上的物质性,而变成一种开放的整体,“镜头,就是运动—影像。由于它把运动带给一个变化的整体,所以它是绵延的动态分切。”但是这种对于画外的绵延只是柏格森运动论述的理想状态,如何实现这种绵延,如何创造运动-影像,吉尔·德勒兹认为按照柏格森的这一理论,要确定一个整体,必须通过衔接、切换和虚假衔接等手段,而这些手段归结为一种,那就是剪辑,剪辑可以建立联系,可以组建关系,可以表现运动,正如爱森斯坦所说,剪辑表现了影片的整体,而这种整体就是思想。“属于剪辑的东西,在它本身上,或在其他东西上,是时间、绵延的间接影像。”无论是“一种强大的有机表现牵带着集合及其局部”的美国学派的有机倾向,还是用对立剪辑取替平行剪辑、用质的飞跃剪辑取代一致或协调剪辑的苏联学派的辩证法,无论是“首先关心运动数量以及确定数量的度量关系”的法国学派的数量说,还是隐藏着“阴暗的沼泽生命”的德国表现主义张力论,都在用剪辑的方式达到运动-影像的绵延世界,创造一个动态分切的整体性,“剪辑唯一的普遍性就是它让电影影像与整体都与设计为开放体的时间发生关联。”

但是这种整体性是不是需要去除自身影像的那个中心,也就是说如何把眼睛存在于光影像本身之中,从而捕捉到那些空间上的所有点。这便是“如何拆解自己,又如何让人拆解我们”的难题,生命影像之存在,它的主观知觉一定会产生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感觉中心,也是运动中心,它和自身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所以当运动-影像遭遇这一个中心时候,它其实完成了一种变型:知觉-影像。而当知觉不知不觉过渡到人的动作之后,又产生了第二个变型:动作-影像;运动成为一种生活体验之后,变型继续,它就是情感-影像。知觉-影像、动作-影像和情感-影像,是三种运动-影像的变型,“而我们每个人,作为特殊影像或可能中心,我们只是这三种影像的装置,是知觉-影像、动作-影像、情感-影像的加强体。”

人变成了特殊影像,变成了可能中心,变成了装置工具,是不是会减弱甚至消除运动的绵延,甚至取消整体性?贝克特在《电影》里用一种特殊装置来化解“存在即被知觉”的可怕现实,他提出了三种时间的影像记录,一种是当一个人行动时,摄影机只拍他的背,在角度不超过45度的情况下,摄影机只是在记录动作,所形成的只是动作-影像,“如果跟着他的摄影机超出这个角度,这个动作就会被截止、消失,人物会停下来,藏起他惊恐的面孔。”第二个时间里,摄影机的角度变成了90度,在人走进房间的时候,可以通过摄影机看到人的主观视觉,房间以及房中的物品与动物一览无余,但是摄影机却还是以客观的方式记录人的知觉。第三个时间,在人躲藏、蜷缩的时候,摄像机后退,但是当人昏昏欲睡的时候,摄像机靠近他并且拍下他的正面,在这个过程中,摄影机的客观眼睛代替了人的主观眼睛。

第一种影像可以称之为动作-影像,第二个影像是一种知觉-影像,而第三种则变成了情感-影像,在摄影机和人建立的这三种影像世界里,那个中心是不是逐渐得到了拆解?主观知觉从最初的隐藏到之后的暴露,再到最后的代替,实际上也在空间意义上完成了变型:全景镜头基本上是知觉-影像,中景镜头是动作-影像,特写镜头是情感-影像。但是在第三个被拆解了中心的知觉映像里,虽然主观知觉消失了,但是摄影机却又承担起了情感的知觉传递任务,也就是说“当人们拆解了前两者后,还会继续存在的知觉”,那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知觉,而这也是在寻找无中心的纯洁中遇到的最大危险。

情感-影像表现为特写镜头,表现为人的面孔,这是一种放大的知觉,这是一种生命影像,甚至它成为一种权力,在任意空间里构成了一种力量,“如何将一个任意空间从指定的事物状态、特定空间中抽离出来?”所以化解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意义就是把任意空间“去权力化”,影子、白色和不同的色彩,可以构建任意空间,而这种构筑方法就是制造一种虚无空间,在空间的虚拟状态中,可能性抹杀了中心,开放性取消了情感,希区柯克在《爱德华大夫》里,当一杯牛奶充斥银幕时,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白色影像,这是不是一种可能?在布莱松的电影里,空声的出现是不是“显示了发生的和被表达的事的可能关联”?

实际上,虚无空间的可能性,任意空间的开放性消除了情感-影像的中心化,对于更有危机的精神-影像来说,也不啻是一种方法,当我们观看希区柯克的《眩晕》时,我们进入到了真实的眩晕里,当《后窗》的主人公利用镜头聚焦后窗里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我们也像变成了无能力的人,用摄影机构筑了我们看见的世界。吉尔·德勒兹将此命名为动作-影像最后一个变形:精神-影像,“希区柯克的创新之一是将观众带入影片,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人物本身应否以较明显的方式为观众所接受呢?但这样会出现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精神影像不再是动作-影像以及其他影像的完善,而是对它们的性质和身份的质疑。”这种质疑是不是在破坏整体性?是不是在消解可能性?观众的精神世界被取代,那个无中心的纯洁世界如何发射出那一道捕捉运动世界的光?

所以当精神变成影像的中心,绵延似乎也就停止了,在这样的危机面前,吉尔·德勒兹提出了一种随机性的运动-影像:“电影总有遇到不可预见的事或即兴发挥的时侯,即叙事现时下某个鲜活现实的不可抗拒性,而摄影机也不能先找到自己的即兴发挥才开始工作,即兴发挥既是阻碍,也是不可或缺的手段。”随机制造可能,可能表现绵延,绵延完成整体,所以影像里是被打碎的、延伸到空间里去的纤维,是散步、游荡和反复不停地踱步,是没有整体性世界中的连接和整合,甚至是“底片意识觉醒”。

但是这样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完成运动-影像的解救?拆解是去中心化,甚至是去生命化物质的努力,但是在拆解的意义上,知觉、运动和情感形成的影像如何照亮瞬间时间,并最终形成绵延的整体?开放或者是需要的,电影的可能性是“拆解动作、剧情、情节或故事的欲望,以及将曾经贯穿文学的雄心带向更远的欲望”,但是欲望之后却又是另一个欲望,那些散步、游荡和不停地踱步,那些脆弱的关联、分散情境,也在形成新的危机,所以吉尔·德勒兹认为,不妨把这些看成是一种运动-影像整体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构成影像本身,而必要条件的目的是形成一种关系,形成一个实体:“新影像必须真正变成思想和思想体,哪怕它为此而变得更加‘难懂’。”而难懂的意义就在于寻找,就在于超越,就在于用“总之,它必须绵延下去”的运动来构建新的影像世界,构筑不停歇的运动状态。

内在体验

编号:B83·2161222·1354
作者:【法】乔治·巴塔耶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6月第一版
定价:46.00元亚马逊30.20元
ISBN:9787549579877
页数:381页

“由于我们内部不断增长的理智形式的奴性,我们是时候完成一场比前人之所做更加深刻的献祭了。我们再也不必用祭品来补偿我们对动植物和人的滥用。”《内在体验》集中展现了乔治·巴塔耶哲学观点中最重要的一些概念——耗费、逾越、祝祭、神圣情色等,其观点振聋发聩,曾令萨特大为惊愕,著文批判。在《内在体验》中,巴塔耶的行文方式深受尼采及克尔凯郭尔影响,他以哲理名言、思考札记形式构建全书,用饱含激情的方式表达他对生命、死亡和内在体验的思考,妙笔生花,富于哲理。此书为巴塔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为其 “无神学大全”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书出版于二战期间,是巴塔耶治疗肺病期间智力劳作的产物,他的主要哲学概念,他有关生命、死亡与内在体验的沉思,均赖此书得以深刻展示。


《内在体验》:他将突然停止成为上帝

非知裸露。这个命题乃是巅峰,但应这样来理解:裸露,所以我看到什么样的知识藏身于此,可如果我看到了,我也就知道了。
——《第二部分 刑苦》

藏身于此,并且看见,首先必须是一个打开的过程。打开是打开一个夜晚,打开一条道路,打开一种状态。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说出了一句话:“无月,在18℃的天下行走。”对着自己的影子拍摄一张照片,背面,逆光,局部,然后发送,然后成为一种公开的展示,成为被别人知道的一个信息。昨天就这样向他人打开了我自己,可是在昨天已过的今晚呢?还是无月的夜晚,还是18℃的天下,但已没有了背面、逆光、局部的照片,甚至没有了一条道路,没有了一句话,也没有被别人知道的状态,我在我书房之中,我在我自己之中。

而且赤裸。18℃的初秋是有些凉意的,在有风吹来惊醒了身体的时候,添加衣服成为一种原则,但是这种添加是不是“藏身于此”的做法?并非是毫无感觉,而是在一种自然设定的春夏秋冬里,我们太习惯于躲避,用身体护卫,用衣服包裹,18℃甚至只是成为我们之外的数字和知识,毫无知觉,就是毫无可能抵达和身体有关的体验中。所以当回到房间,我甚至解除了那张照片里所描绘的影子,还是背面,还是逆光,还是局部,但是没有了短袖短裤——在一种把身体裸露出来的状态中,只是保留了最隐秘的部位。

那么,这种打开而裸露的状态是不是身体的一次体验?裸露却是为了另一种打开,端坐在夜晚,翻开一本书,在没有任何腰封的情况下,我看见了一个名字:乔治·巴塔耶,以及早已熟知的题目:《内在体验》。作者和书名是不是在我未打开之前就“藏身于此”?或者说,他们是不是作为一种知识在打开之前成为一种无知?没有阅读过任何巴塔耶的著作,不知道所谓的“无神学大全”,也没有听到过耗费、逾越、祝祭、神圣情色等概念,那么在我打开之前,它们以无知的方式存在于我之外,而我翻开之后,是不是看到了,甚至知道了“藏身于此”的知识?用一种赤裸的身体来完成打开、看见和知道的动作,是让无知逐渐变成知识,但是这一种知识还会返回到裸露的状态?

一本书,一个作者,一些概念,在一个夜晚里,在一种裸露中,只是成为了我的对象,而对象成为知识,在消除了无意义而成为意义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达到“非知裸露”的巅峰命题——是无知,不是非知,是对象,不是交流。当巴塔耶说:“我要让非知成为它的原则”,裸露的内在体验必须取消知识,取消知识被看到,取消知识被知道,甚至取消知识作为无知的存在,也就是说,内在体验的裸露状态是一种迷狂,是一种出神,是一种冥思,是一种神秘状态:“但我想的与其说是人们至今不得不坚持的忏悔体验,不如说是一种赤裸体验,它摆脱了对任何忏悔的依附,甚至摆脱了一个本源。”

不是为了忏悔,没有本源,赤裸体验所需要的回应仅仅是我之生存的必要性,就是对一切事物永无休止地质疑和追问,它不是无意义之后的意义,是无意义本身,不是把“藏身于此”的知识裸露而看见和知道,而是成为非知,那是不在于结果和目的的极限:“现在,我可以大笑,酗酒,沉迷于感官的快乐,献身于言词的谵妄;我可以在一场刑苦中大汗淋漓,我可以死去:如果我还没有让我身上的世界完全地解体,那么,我就仍屈从于必然性,无法拿我自己冒险,即便是在喜悦、刑苦或死亡当中。”那是不是我也是我的所是的瞬间:“在心醉神迷的完满里,只有瞬间本身是要紧的,我逃避了共同的规则。”

但是在所是的裸体到来之前,在可能性的极限通达之前,我们的内在体验总是被“藏身于此”的状态所限制,它会以一种教条预设的方式存在,教条本身成为知识化的知识,它遮蔽了无知的我们,在敞开的时候,我们也被藏身其中了,即使看见,即使知道,我们反而成为了知识的一部分,所以巴塔耶说:“一个已经知道的人无法超出一个已知的视野。”还有信仰,当上帝成为绝对者,当它成为和四节的根据,即使“我看到的东西逃避了知性”,但是上帝作为绝对者和世界的根据,当他离开知性的范畴,何来被看到?甚至,看到和知道会成为一种谋划,谋划就是制造目标,就是建立对象。还有苦行的体验,当苦行把自己从对象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当它杀死于对象相连的欲望的时候,它实际上还是把体验变成了一个对象:“一个人没有杀死对对象的欲望,只是为欲望提出了一个新的对象。”

乔治·巴塔耶:在病痛中是否敞开了自身而裸体?

所以巴塔耶说,内在体验“除了它自身外,它不能有其他任何的关注或目标。”当我向内在体验敞开了自己,他本身就是权威,当我以决断的方式摆脱了无能,才能支配“可能性”,才能通达可能性的极限,当我取消了知识甚至无知,才能在“非知主体”和“非知客体”的融合中成为交流的“自身”,不是一种道德态度上的教条,不是一种知识意义上的科学,不是一种以实验的、审美的态度去追寻充实状态,在教条、知识、信仰、谋划和苦行等被取消之后,才能确立内在体验的方法和原则:内在体验本身就是权威。

非知的自身,交流的自身,赤裸的自身,极限的自身,在场的自身,沉默的自身,自身就是向自己敞开,自身就是权威,“关键不是风的陈述,而是风。”看见和看不见,知道和不知道,在它自身敞开的体验里,即使沉默,也不再有对象和目的。所以在这个敞开自身的可能性极限处,巴塔耶说:“体验无论如何要求一种弃绝:停止想要成为一切。”没有目的,没有绝对者,没有上帝,但是弃绝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交流,体验的交流意义就是在“成为这种海洋”中通向极限,就如尼采所说:“人的所有伟大和最伟大的江河究竟流向何处?难道没有为它们而存在的海洋?——你成为这种海洋:那么,这种海洋就:存在了。”停止想要成为一切的弃绝,是让体验成为可能性的全部,如在沉默中表达:“真正的沉默在词语的缺席中发生;一根针应在那时落下:如同一次锤击,我惊跳而起……在这从内部做出的沉默中,不再有任何的器官,它是完全的感受性,是已然膨胀的心。”

但是这一种内在的体验在巴塔耶看来,却变成了一种迷失:“我的全部生命——其古怪、放纵的时刻,还有我沉闷的冥思——在解决这个谜题的过程中逝去。”在他看来,就像论述内在体验一样,敞开自身的弃绝本质上是一种“绝望”,当我们在迷宫中前行的时候,总是希望去辨别道路,总是希望“为理智的步伐安排一条精确的通道”,甚至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用来完成使命的人,去解决所有的难题:“那个谜题甚至如此苦涩,它让我陷入了一种如此势不可挡的无能,以至于上帝——如果他存在的话——会得到和我一样的体验。”无能是因为想要看见,想要知道,想要在目的中成为权威,想要在确信中得到答案,他问自己的那个问题是:我们会以何种方式让自己体内想要成为一切的欲望平息?“献祭,遵奉,诡计,诗歌,道德说教,势利,英雄气概,宗教,反叛,虚荣,金钱?或数种方式并行?或所有方式齐聚?”而种种的方法论似乎都源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确信的知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两种确信,即对我们不是一切的确信和对死亡的确信。”

确信是不是反而让我们遭受“刑苦”?那些苦恼,那些颤栗,那些哀求,那些遗忘,包围着我们,当人在这样一种世界中存在,“无法摆脱;这是窒息,是沉重的无知,是不可容忍之事。”那些确信只不过是在苦苦寻找“教人化苦为乐的艺术”,只不过是要“赐予荣耀”,但是在巴塔耶看来,这些化为苦恼的苦恼依然是苦恼,它只是在分解着所谓的痛楚的苦恼,“如果只作为人而存在没有让一个人‘死掉’,那么,人就永远只是个人。”但是在巴塔耶看来,真正的刑苦不是对象化的苦行,而是让人通达到那个极限处,那个“绝对地一无所知”的极限,那个发生一切可能性的极限。极限是黑格尔杀死了“现代人”的死亡,极限是克尔凯郭尔作为基督徒在“上帝的缺席”中的绝望,极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痛苦中的羞辱,极限甚至是我们在《一百二十天》里达到淫乐巅峰时的恐怖,死亡、绝望、羞辱、恐怖,在这些极限里,人如何通达到一种可能性?在巴塔耶看来,我们对极限的误解在于用一种终极的状态取消了可能性,它变成了一场谋划,一种行动,而内在体验是行动的反面,是“通过一种谋划逃离谋划的领域”,“所以,言说,思索,至少,开玩笑或……就是躲避生存:这不是死着,而是死了。”

死了是结果,是目的,是一种完成状态,是看见和知道,是知识,是信仰,是谋划,是言说,而“死着”总是以一种取消行动的方式通达极限,在交流中成为“非知裸露”的一部分——是苦恼,是迷狂,是非知,所以“非知交流迷狂”就构成了刑苦意义的“死着”,而这个死着的状态就是布朗肖所说的“最后之人”:垂死着体验死亡最后极限的人。而这是对于死亡确信的解构:“正是死着的时候,我才无可逃逸地,察觉到那建构了我之本质的撕裂,而我已于其中超越了“存在的东西”。”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就会满足于来来往往,满足于一种妥协,关于我,成为我,取代我,这种来来往往和妥协,也变成了和世界的“陌异”,它不是敞开自身,不是非知的主体,也无法得到一个非知的客体。

“为了死去,一个人必须是一个神。”取消死去而要“死着”,巴塔耶认为只有在我的超越中才能敞开自身,而这个超越就是把自己放在“不可通达的死亡”里,没有上帝,听不见什么,在“神圣之恐怖”中死着,“自我,就像我谈论一种可怕的死亡一样死着,就像一条狗一样对理性漠不关注,把它自己封闭在了其自身之自由意志的恐怖里。”恐怖变成腐烂的白骨,在时间的“脱节”中被标注了一种深刻的革命,巴塔耶命名为“灾变”,灾变浮现了一种幻觉,就像死亡,“把我从一个杀死我的世界中释放,事实上把这个真实的世界封闭在一个死去之自我的非现实里。”所以在在变中,在时间的脱节里,在死亡的幻觉里,通达才可能发生,“当我在苦恼的中心,温柔地乞求一种陌异的荒谬时,一只眼睛便在顶部,在我头颅的正中,睁开。”睁开不是为了看见,是为了通道中的交流,站在那个“尖顶”之上的不是上帝,不是从死亡中救赎的上帝,不是作为绝对者的神,而是在内在体验中参与和交流的自身:

只有通过一种病态的表征——通过一只在我头顶——在天真的形而上学确定灵魂之座席的地方,睁开的眼睛———被遗忘在尘世的人类——例如,我今天就向自己揭示了自己:坠落的、了无希望的、处于湮灭当中的——才能够突然地接近那场向着天空之压虚无的撕心裂肺的坠落。

无处的存在,个体置于尖顶之上,以神的方式通达极限,并把存在把握为神圣的。而这个个体的神性需要在交流中达到普遍,“自身,无限小的微粒,这不可预测的、纯粹未必可能的偶然,注定想要成为他者:成为一切和必然。”他者是自身的他者,是普遍的他者,是存在的他者,是超越的他者,但是也一定是不充分的他者,“我们什么也封闭不了,我们只能发现不充分性。”不充分性敞开了可能性,可能性成为“死着”的人。

这时巴塔耶在《刑苦前记》中论述的内在体验,它以关照死亡的方式探寻存在的意义,当死去让一个人神,在尖顶之上自身成为“圣中之圣”,但是这种神圣性是对世界的陌异,只有在不充分的他者进入其中,只有在可能性的死亡变成“死着”,才能寻找到它作为普遍性的意义,才能在死亡的头颅中睁开。而在《刑苦后记》中,巴塔耶探讨人“非知”的意义。“一件让人精疲力竭的蠢事就是,在一切手段显而易见地缺乏的方面,一个人无论如何声称自己知道,而不认识他的的无知,不承认未知。”知识的言说,是不是可以告别未知?笛卡尔所想像的对上帝的认知,首先是对于自己的认知,而这也是“对无限者的认知要先于对有限者的认知”的一种尝试,人似乎从来不会让自己在“彻底无为”中缺席,但是巴塔耶认为,“只有通过否定——令人窒息的否定——断舌的意象,一个人才能谈论上帝拥有的对他自己的认知。”不是言说,是沉默,不是认知,是体验,甚至不是未知,而是非知——非知主体和非知客体,在非知意义上,自身成为可能,自身的迷狂成为可能,“它没有认识到自身,它被其自身的未知所吸收;在这未知里,它迷失了自己,消灭了自己。没有这种对非知的渴求,它会立刻停熄。火焰是上帝,但这个上帝在其自身的否定中毁灭。”而正是在这种非知里,自身的一切才能给予他人,才能在“上帝应该死了”的献祭中成为另一个上帝,“我试着认识他:很快,我就变成了非知,变成了上帝,未知的、不可认知的无知。”

非知的上帝是否会在顶尖上?是否会在死亡的头颅中睁开眼睛?“我们不是一切的确信”和“对死亡的确信”是我们之生存的两种确信,而这两种确信变成了教条,变成了神秘主义,它构建了一个知识体系,构建了一个神性的上帝,构建了对死亡的谋划,构建了一种对象化的苦行,但是这些教条、信仰、谋划和苦行,最终是要构建一个对象,一个目的,一种“死了”的状态,当人死了,何来体验?当自身被关闭,何来内在体验?它应该是敞开的,是非知的,是可能性的,甚至裸体于一种非知交流的迷狂——非知是不充分性的体现,交流是敞开的标志,迷狂则是通达极限的态度,所以在不可言说的沉默中,在超越性的存在中,在自身给予他人的共通体中,内在体验便成为一种“裸体”:“这,其实,既不是我的缺席,也不是我,既不是死亡,也不是光——并且,既是我的缺席,也是我,既是死亡,也是光———阵轻盈的笑声从我身上升起如同大海,它无边地填满了缺席。”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

编号:B83·2161222·1353
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 著
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4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6.40元
ISBN:9787562497363
页数:97页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这意味着,它不言明自身,或者,它如此不可言明, 以至于任何的言明都不把它揭示吗?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其存在的方式时,我们都预感到,我们只是抓住了那使之缺场地存在的东西。”南希?巴塔耶?杜拉斯?于黑暗中追随布朗肖临近这一共通体。一方面,《不可言明的共通体》所回应的共通体的迫切要求正在这个世界里遭到遗忘,甚至这一遗忘的后果也难以察觉;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源于一个隐秘的共通体,那既是书文的共通体,也是爱的共通体。阅读共通体的书写,首先就面对着共通体的缺席。然而,至少为了试着在黑暗中没有方向地向着这一共通体接近,有必要倾听几个不愿言明自身的模糊的声音。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否定的共通体”,下半部分为“情人的共通体”。


《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必须为沉默而说话

“她对你说:那么你对我提问题吧,我自己提不出来。”
——玛格丽特·杜拉斯《死亡的疾病》

“她在房间里睡觉。她睡觉。”两个句号,两个她,重复而无扰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睡眠在蔓延,房间里的不幸在增长,那么,这一种睡眠是她的在场,还是她的缺席?在这个封闭的形式里,她是被动的?还是需要被发现?神秘的睡眠是另一个阿尔贝蒂娜?当被书写成一个可以打开的文本的时候,一种睡眠是不是已经被描述了?

首先只是看见,甚至是端详着她的安睡,他经过,他发现,他停留,但是睡眠还是睡眠,她在自己的神秘世界里不应该醒来。但是当神秘的睡眠被看见,也就意味着要被破译,而当叙述者成为破译者的时候,他其实变成了一个“你”——“这个难以平息的‘你’,在一个先于一切法则的义务里,确认或维持着它对之诉说的那个男人。”“你”不是为了确定身份:一个男人,一个他,而是为了和她,和睡眠,和房间里的在场-缺席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建立过程中,最先应该对他,以及一个男人做一种属性的归类:一个男人,他从来只知道同类,只知道其他的男人,“那些男人只不过是他自己的增生”,甚至,当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与他相连的女人只是合约的一部分,甚至让草率的批评家会谈起一个妓女。

他只在自己的同类,或在自己的增生世界里,当他看见了她的时候,当房间和睡眠提供了在场的证据的时候,其实在场也是缺席。他变成“你”是一种合约里的规则,那么当这个你走进房间看到她以及她的睡眠的时候,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她的被动性就变成了一种迎接,一种供奉,一种屈服;而他在变成“你”进入合约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睡眠就成了对一个绝对的他者的“死亡描述”:“你只明白死人的体态优雅,你同类的体态优雅。”——“你发现在这里,在她身体里酝酿死亡的疾病,展露在你面前的这个形体宣布了死亡的疾病。”

死亡的疾病之出现,是不是继续着“你”的契约?双重的建构其实是脆弱的,一方面当她的被动变成迎接、供奉和屈服的时候,她其实还在那里“独自一人真正地说话”,所以当他走进和看见的时候其实根本无法看见“其不可能的总体,其所有的方向”,只是以“死亡的疾病”来命名一个整体,她睡着了,是对他的拒绝;而他却变成了“你”,于是把这一场睡眠,这一个女人,当成了另一种在场:“你不认识她,虽然同时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在旅馆中,在马路上,在列车里,在酒吧里,在书里,在电影里,在你自己身上……”而最后用一种死亡的疾病来定义:“你望着这个形体,你同事发现地狱般的威力、可怕的脆弱、软弱、无比软弱上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死亡的疾病’不再是男人的唯一责任,他忽视女性,或者,即便知道了女性,也对她一无所知。疾病同样(或者首先)在女人身上得到激发,她就在这里,并用她的存在宣布了疾病。”死亡的疾病建立起了他和她,你和他者的关系,两种命运是有差别的,一个在追求被拒绝的爱情,一个则通过体态的优雅“为爱而生”。所以这具有双重性:它是一种受阻的爱情,也是一种爱的纯粹运动,“两者都召唤深渊,召唤‘撑开的两腿’令人眩晕的空洞所揭示的黑夜。”

“死亡的疾病”其实是超越了死亡,而是“对一种从未到场的生命的离弃”,而这种离弃是对于“无法与之交合的女人”的缺席的主动出击,仿佛“死人真是怪得很”的判断一样,走向了柏拉图所说的“只有相爱的人们肯为对方牺牲性命”。而其实,这种“死亡的疾病”并不只是一个男人的命名,而是女人在封闭性的世界里接受另一种合约,“同意把自己和他关在一起。”当“自己”出现的时候,那种神秘的睡眠似乎正走向一种对话,“最初几天,我不知道把这个病叫什么。后来我就能够叫了。”

同样从缺席到在场,“好几天……甚至可能整个一生”的时间,“你说:试验爱”的互动,“从来都不是出于一个意愿”的多元,组成了“死亡的疾病”的序列和谱系,当他从无语之欲中得到了求知之欲,“或许你从她那里获得了一种你从未有过的乐趣,我不知道。”当她为他敞开了孤独,“他会在她突如其来的缺席所创造的新的孤独中,体验到一种感伤,一种再次见她的欲望。”一种共通体之建立,其实是让他和她在不可通达之处通达,在共有之物的陌异性中共通——共通体解散了他之存在的“增生的自己”,解散了“她在房间里睡觉”的无限蔓延,“仿佛爱,总不可辩护,没有假定独一无二的、无法预见的相遇。但,带着他的天真,他或许比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走得更远。”

莫里斯·布朗肖:我永远是匿名的自身

所以在解散了自己而以“死亡的疾病”建立的共通体中,自己却以所有人的名义发问,“她对你说:那么你对我提问题吧,我自己提不出来。”“我自己提不出来”是一种个体的封闭和缺席,却成为所有人的在场,或者成为共通体内部整体的在场。这是“情人的共通体”,弱化自身的追求,和集体达成妥协,而那些偶然意义的“疯狂的爱”、死亡的激情,都隐藏在“可恶之过度”的共通体里:“只要一个偶发的共通体在两个为彼此而生或不为彼此而生的存在之间形成,一台战争机器就设立了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灾异的可能性:此灾异自身承担了普遍之湮灭的威胁,哪怕是以无穷小的规模。”

情人的共通体,出现了“灾异”的可能性,而在布朗肖那里,灾异不是灾祸,它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所以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为阐释样本,布朗肖将之命名为一种“不可言明的共通体”:“这意味着,它不言明自身,或者,它如此不可言明,以至于任何的言明都不把它揭示吗?因为每当我们谈论其存在的方式时,我们都预感到,我们只是抓住了那使之缺场地存在的东西。”“不言明”的两种解释,一种是不言明自身,另一种是“如此不可言明”,就如睡着的状态一样,在在场和缺席之间形成了一个共通体,“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保持沉默是为了说话,而说话就是不可言明的命名,这是否定的共通体,这是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

“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这是乔治·巴塔耶在1952年1月23日的笔记上写下的一句话。共通体为什么需要无共同性者?那些无共通性者是不是像在情人共通体中一样,是一种不可言明的状态?共通体,涉及到的另一个词是共产主义,共通体者当然就是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者看来,共产主义这样的共通体其最根本的基础当然是平等,也就是说,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全人类平等地得到满足。这是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社会类型,甚至当有人把它定义为一种透明的人性原则基础上的共通体,这种为了完美性而具有的平等性如何建立?透明的人性原则,如南希所言,是一种本质上“只为自身而生产的人性”,也就是“内在”的人性,当它变成绝对的内在性的时候,其实是阻止了将自己设定为纯粹的个体现实,“一种越是向一切敞开,就越是封闭的现实。”

在场就是缺席?是什么让绝对的内在性反而消解了纯粹的个体现实?甚至这种内在人性还会产生一种病态的极权主义,那时的共通体就变成了一个团体,一个群体,一个议会,以及一个集体的人所共有的东西。而布朗肖在巴塔耶“否定的共通体”中希望看见一种“否定的共通体”,一种以“他者”来实现“完美的脱轨”的共通体,一种以共通的方式敞开自身的共通体,一种以缺席的原则适用存在的共通体。而其关键一步是导入一种“相互依赖性”的东西,这种相互依赖为的是给”缺席”留下一个位置:“缺席的共通体时刻准备着把自身转变为共通体的缺席。”

谁将缺席?自身的缺席?任何人的缺席?“任何人都有资格属于我的共通体之缺席。”其实是“我的”缺席——“我的”是一种被约定的从属关系,它存在着一个悖论:我的是我的“我的”?“共通体的缺席如何依旧是我的,除非它是“我的”,就像我的死亡是不可更改的,只能毁灭对任何一个人的一切从属关系,同时还有一直隶属于我的专有关系的可能性?”我的书,是不是属于我之整体?而整体如何产生隶属关系?悖论之存在,就是为了让缺席变成一个不充分的存在,这就是“不完满原则”:“从根本上,存在需要他者或他物,好让自身得以实现。如果存在只是独自一个,它就封闭了自身,落入睡眠和平静之中。”

独自一个就是那场从不醒来的睡眠,就是独自说话的言说,它是封闭的,它是在场的,但是它从不敞开自身,“我不独自思考我所思考的东西。”乔治·巴塔耶的这句话其实让“我的”的从属关系在“不可言说”中变成一个缺席,而在缺席的世界里,自我隐藏在共通体的背面,而它所出现的存在是一个“他者”:“这个不可还原的他者,一直与那个考虑他者的人,在其平等中保持一种不对称性,那么,一个彻底不同的关系就强行提出了自身,并强加了社会的另一种形式,而这个形式,我们还几乎不敢命名为‘共通体’。”同者和同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他者的引入,这就是一种相互依赖性,而他者就是为了在自身的封闭世界里寻找一个缺席的突破口:“每一个存在的生存召唤一个他者或诸多他者。”

共通体不是为了让自身迷狂,也不是为了让成员融入高度统一的整体,前者是一种个人主义,后者是一种极权主义,只有他者之存在,才能在缺席中完成不充分原则,才能敞开自身,才能达到共享的目的,而死亡也一样,它所建立的缺席意义在于:“一个活着的人,看到同伴死去,就只能在他自身之外继续活下去了。”而布朗肖将其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与你一起死却没有你,让我自己死在你的位置上,接受这个超越你我的礼物。”所以在共通体的建立阶段上,首先是要寻求一个共通体,然后以缺席的方式“反攻”另一个共通体,然后在不充分原则之下变成“否定的共通体”,不可言明的共通体、巴塔耶的“无头者”就是这样一个共通体,里面的成员从来不确定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们是缺席的,但是当他们提前进入到“虚无”中的时候,他们却暴露给了外部,“它意味着同团体的法则决裂,那法则建构了它,把它暴露给超越它的东西,而不让如此的超越只是团体的超越,即把它暴露给外部,而这外部也是团体之独一性的亲密关系。”这一种行为被称为“献祭”,“献祭不是杀戮,而是离弃和给予。”巴塔耶说,献祭就是把自身和共通体联系起来,但是以离弃的方式造成缺席,正如他者和死亡意义一样,是为了敞开自身和共享。所以,最后“无头者”的共通体中便消除了“头”这个权威,这个理性,这个领袖,甚至是这个自我的自身

“共通体,平等者的共通体,让它的成员经受了一种未知的不平等性的考验,如此以至于它不让一个人臣服于另一个人,而是让他们在这责任的全新关系里,可以被不可通达之物所通达。”所以在文本的写作中,读者变成一个未知者;在友谊中,友谊就是“献给没有朋友的未知者”的友谊,而那个沉睡中的爱情,也变成了“死亡的疾病”这一共通体。共通体就是一本书,一本匿名的书,一本未知读者的书,一本却在缺席中共享的书:“如此的匿名性,通过同未知者的关系,创建了巴塔耶所(至少有一次)称呼的‘否定的共通体:那些无共通性者的共通体’。”

图像的肉身:在绘画与电影之间

编号:B83·2161222·1352
作者:【法】莫罗·卡波内 著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6月第一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5.00元
ISBN:9787567549401
页数:186页

“肉身”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似乎既久已有之、又十分新近。作为梅洛-庞蒂后期哲学的关键性概念,“肉身”一直隐现在诗性的语言与暧昧的界域之中。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在传统哲学中尚且无名”,“既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实体”的“存在之元素”?作为当代著名的梅洛-庞蒂研究学者,莫罗·卡波内教授在《图像的肉身》中,从“可见性”的角度对肉身进行了解读,这不仅是对概念本身的梳理与明析,更是对梅洛-庞蒂感性哲学的进一步深化,尤其通过对新的观看方式的描述、以独到的艺术视角对图像在当代文化中特殊地位的分析,一步步呈现出由艺术到政治、渗透于生存经验之中的肉身哲学亦即对存在之境的敏锐体悟。《图像的肉身》从现象学的视角对于图像文化的反省非常独特,深刻又轻盈。本书为“轻与重”文丛系列之一。


《图像的肉身》:一些空窍迎接着旋律

窗口模式令我们相信可以将可见物固定在它“所在之处”,而显然在屏幕模式下我们“依据或借助”它来看。
——《导言》

或者是阅读之前的看,或者是阅读之中的看,最后或者是阅读之后的看,看见的是一幅画,一个肉身,一种命名:《游魂》,保罗·高更,1892年——它被复制,被印刻在封面上,以一种缩略而小巧的方式呈现在“图像的肉身”这个标题之下,仿佛是一种注解,在中间的小小窗口里,那个裸身的女人躺在床上,头微微偏向右侧,以一种睨视的方式保持着向下的姿势。

被复制,被缩略,被刻印,其实和1892年的那幅画产生了某种位移——不仅是时间的位移,还有色彩的位移,大小的位移,而当我在阅读之前、阅读之中和阅读之后看见它的时候,它或者已经从单数和唯一的画作位移成了我看的对象。这是一种窗口的模式,尽管在时间、色彩和大小中产生了位移,尽管在阅读的不同阶段具有了看的不同感觉,但是它毕竟是我看之物,也就是它是被固定在它的“所在之处”,我看的最后目的只是关于高更绘画的一种固定知识,它无法逃逸,不是潜在,就在“所在之处”成为我的对象。

成为我的对象,是因为我让它固定在可见物的“所在之处”,而我似乎也成了看的主体。主客体的对应甚至对立似乎无法从知识的层面看见“比习常所见更多”,它是处于“第二位的东西”,是“可见的”图像。连同这一本作者为莫罗·卡波内的书,连同对于梅洛-庞蒂的哲学,都是在这“处于第二位的东西”的固定属性中,变成窗口模式下固定在它的“所在之处”的可见物。但是这一种看,我作为主体,似乎永远是不在场的,游魂在哪里?为什么裸身?睨视的目光朝向谁?当一切疑问的答案都远离我的时候,我就是被隔绝在现场之外——另一个被固定在它“所在之处”的可见物。

裸身的女人侧向右边的目光,是不是在寻找一个在场的人?甚至是不是在看见我从而把我带向那一幅画在场的世界里?我看它,她看我,在超越时间的相互对视中,看见其实依然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神话,所以当我们期望“令不在场者面向我们在场”的目的论中,我们真正看的意义在于“进入一个潜在的存在”,是在可见的固定物之外“不可见”的那一部分,那种“所见更多”的“超视觉”,那种使在场者“当下化”的存在,而这一切的实现,便是要我们“依据或借助”它来看,便是要我们从窗口模式走向屏幕模式。

这就是梅洛-庞蒂拷问,“它不是令不在场者当下化,而是创造一种特殊的在场,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在场。”它扩展了“可见的凸显和深度”,它发现了“可见之中蕴含的不可见”,它让“想象的肉身”成为可能——“它本身并不是物,而是事物的可能性、潜在性和肉身。”而当以肉身定义这种可见性,定义潜在性,定义“准在场”,揭示的是“人与存在的关系”,而这种图像的转身,在卡波内看来,并不仅仅是为了“依据或借助”看见更多,并不仅仅是打破“所见之物”的固定模式,并不仅仅是面向一种自身的在场,而是在一种可逆性中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解构传统的二元对立,解构肉身的“自恋主义”,而是在“视觉与可见的之间互为先导的交错旋进”中找到哲学新的身份。

肉身在绘画中,在可见的视域里,也在它的窗口模式下,其实“肉身”从来就是一个误解的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状态下凸显和深化的概念。海德格尔说“石头没有世界”,是因为它只是在大地的“触及”中,而不是像蜥蜴一样被触碰;胡塞尔说,肉身是大地,是“下方支撑着我们的大地”;米歇尔·亨利说,肉身必须和道联系在一起,是不可分也不可割;弗洛伊德在本体论的精神分子中,把“肉审和身体”和情欲相关;而德里达拒绝将肉身与任何可能超越“模糊、惯例性的隐喻”用法的意义联系起来,拒绝将其“世界化”。

肉身和自然,肉身和大地,肉身和石头,肉身和黏土,肉身和政治,肉身和情欲,以及肉身和身体,无论哪一种对于肉身的定义,似乎都将肉身置于主体-客体的体系中,都将肉身放置在可见的窗口模式下的“所在之物”。“我在圣彼得堡,躺在自己的床上:在巴黎,我睁开双眼看到了阳光。”梅洛-庞蒂在《眼与心》里这样说,圣彼得堡在此处,巴黎在彼处,地理空间隔阂了一张床和一双眼,就像1892年属于高更的时间和2017年属于我的时间,被隔离在不同是世界中,但是当《游魂》中的裸身女人睨视着窗口外的一切,当我“依据或借助”而看见更多的时候,它们却能让缺席之物在场,甚至在视觉的无所不在中拥有一种“超视觉”。

肉身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它不再我们的身后,而是处于“永恒的分裂”之中,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实体,而是“一切存在者所属的共同肌理组织”,是在每个身体的差别中出现,但是这种差别却具有同一性,感知者和可感者同时从属于“肉身”,以原始存在或原生存在的方式包裹在没有主客体之分的世界中,所以肉身是世界化的,它拥有历史的肉身、语言的肉身甚至观念性的肉身,与身体不同,肉身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也是一种感知物,它是“可能的世界,一个已然存在的世界”,而要打开这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存在的世界,需要的是在同一性中找到一种“他异”:“于此:相同是另一个的另一个,而同一性是差异的差异。”而按照卡波内的说法,当与法国人相比,他异的体现是:我是一个意大利人,而与美国人相比,他异则是“我自认为是欧洲人”,也就是这种他异,在肉身的存在意义上具有了某种“潜在场”的意义,成为“可见之中蕴含的不可见”,在“想象的肉身”中存在,也就有了某种“依据或借助”来看见更多的屏幕模式。

窗口模式的“所在”是可见的,屏幕模式的“依据或借助”则更多是“不可见的”,从1892年的《游魂》作为一种起点,当然是打开可见的窗口,在一次时间、色彩和大小的位移中看见裸身的“肉身”,梅洛-庞蒂也是在这样的在场中进入高更的世界,而这种进入状态是一种发现“原生生存”的肉身意义,也就是在“现代原始艺术的原初、首创者”高更的图像世界里,找到一种肉身的“野蛮存在”,那种原始的力量,那种无限的神秘,那种想象的产物,在梅洛-庞蒂看高更和高更看梅洛-庞蒂的双向“世界化”中,成为可能,而这种“对野蛮存在的表达”的更大意义在于致力于一种全新的“基督教身体的解构”。

德里达在肉身中看到“无法抹去的基督教隐含意义”,也就是说,肉身成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肉身,就拥有某种“内部先天的神圣原则”,而更高用石头或木材这些天然的材料来寻求肉身,利用自然元素来重建肉身,虽然最后是在雕像的神圣化中表达了野蛮存在,但是却自然消除了基督教隐含的意义,“重新肯定肉身与皮肤的整体存在,意味着将肉身从与内在性的割裂状态,也就是从模糊的精神化观念中解放出来,不再顺理成章地认为肉身仅仅是内部先天的神圣原则。”它是一种原始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让梅洛-庞蒂看见了世界化的肉身,看见了作为野蛮存在的肉身。

这是“使人们看见”的第一步,就如保罗·克利所说:“艺术并不复制可见之物;它使人们看见。”“使人们看见”是让不可见之物具有可见性,就是在展现创造中“生成”一种图像,而这种生成也成为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抓住正在生成的世界的意义或历史的意义”。可见之物的不可见性,不可见之物的可见性,都构成了一种新的本体论,是感性意义下的本体论,而这种本体论就是要解构柏拉图主义中的理性本体论。感性而被看见,看见而显露不可见之物,这个过程变成超视觉的一种“肉身”,就如通灵者一样,是超验的,“事物与可见世界……始终位于我视野中看到的东西的背后,在界域边缘,而我们称为可见性的正是这一超验性本身。”这种超验性带来的超视觉,就是“令我们看到那不在场之物”,如保罗·克利所说“再现的誓愿”那样,“观看因此意味为协助”——协助一种被遮蔽的事物显露自身,“同时也通过遮蔽的行为将被遮蔽之物揭示出来。”

所以生成,所以创造,所以不可见而被可见,“实际的、在场的、最终的也是最初的存在物本身,原则上都通过各自不同的视角,在透明中被把握,因此仅仅向那些意图看见它们,而不是拥有它们的人显露自身;那些人不是将它们夹在镊子尖上或固定在显微镜下,而是任它们存在,并协助它们持续地存在,仅仅满足于把那空洞,把它们反复要求的自由空间归还给它们,给予它们需要的共鸣。”这样一种共鸣在超越了图像之后,超越了窗口模式之后,进入到了“依据或借助”看见更多的屏幕模式,那边是梅洛-庞蒂面向电影的思考。

把“电影视为感知的对象”,不仅电影具有图像的意义,而且形成一种时间性的形式,在蒙太奇的节奏中,“每一幅画面的持续时间”构成了一种生成的可见性意义,可见和不可见的肉身形成了整体,“对话与沉默的间隔设计正是为了使画面的效果达到最大化”,而这种最大化在另一个意义上创造的是同一性的“他异”:“(电影)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摹仿客观的运动,而是表现视角的变化,呈现出从一个人物到另一个人物的转换,或者从一个人物向事件的滑移。”图像不再是固定在那里的“所在之物”,而是在互逆旋进中带入到一个不可见的超视界中,在“一句话凭借”中看见更多。

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不是一种对立,不是一种反面,甚至不是一种矛盾,它以整体的方式凸显,它以互逆的方式旋进,而思想,同样需要“建立在一种光与影之间本质的互补性之上”。可见不是在真实中去除不可见的阴影,而是在“再现”中开启幕布,在电影式的构型中形成“一种全新的光的理念”。“艺术正是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所说的‘无言的呐喊’,它‘好似光的声音’。而一旦出现,它将会在日常视觉中唤醒一种沉睡已久的预先存在的力量。……这内部的激荡、可见的闪耀正是画家以深度、空间、颜色的名义找寻的东西。”光是照见阴影,照见不可见之物,光是唤醒,光是自我表达,所以肉身之光就是逾越那种障碍,在另一幅屏幕中散发自己的光亮,从而在提供自身意义上勾勒出“逻各斯”,勾勒出本体的肉身,“因此,肉身之光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照亮了肉身的光线,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时它也是由肉身透射出的光线。”

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正是肉身的双重意义,正是差异化中的同一性,正是他异中的自我,所以很明显,肉身的可见性隐含着不可见性,不可见性凸显着可见性,“因为对这个词的选择使它避免了指向某一主体或客体,同时集主动性、被动性于一身。”它是整体性,它是世界化,它是超视界。而从图像到电影,梅洛-庞蒂并不只是在“依据或借助”中看见更多,当拆解了肉身和图像的可见性和不可见性,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隔离之后,梅洛-庞蒂实际上是要在生活和哲学之间建立一种感性的理念,是要在哲学身份的改变中寻找“非常规哲学”:“真正的哲学是对哲学的嘲讽,它是非常规哲学。”为什么嘲讽?什么是常规哲学?在梅洛-庞蒂看来,就是因为哲学与非哲学,与感性与心智、想象与现实、主动性与被动性、主体与客体一样,变成了形而上学里的二元对立。

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只是看和被看,只是窗口之内和窗口之外,只是身体和意识,而从“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肉身概念中寻找到的“非常规哲学”,就是破除此处和彼处,自身和副本之间的决定论,而走向一种“作为感性的内里和深度的理念”,这是生成的,是创造的,是“依据或借助”而看见的,梅洛-庞蒂把这种存在叫做“空窍”:它迎接着旋律,迎接着理念的诞生,而当人与世界相遇,当可见的和不可兼得肉身相遇,便在空窍中产生“共鸣”。共鸣从存在开始,“一个创造的进程在我身上自行启动”,于是取消了作者,取消了主体,而在迎接的相遇中,客体也被解构,在没有了主题和客体的对立中,空窍在迎接中相遇,在相遇中共鸣,于是便是最后的交织:“一切与存在的联系都同时是把握和被把握,把握就是被把握,把握就是记载,就是被记载在他所把握的那个存在中。”

从图像学转向,也是肉身的一次转向,转向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整体,转向超视觉的屏幕,转向一种感性理念的存在,于是肉身开始启动了那一个没有形而上意义的“我思”,仿佛是梅洛-庞蒂在空窍里发出的启示:“这个空窍通过现在的流逝于滞留在我身上自动形成,并不是我使我思,正如也不是我命令我的心脏跳动一样。”

火与玫瑰

编号:E38·2161109·1351
作者:【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著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本:2014年08月第一版
定价:58.00元亚马逊21.50元
ISBN:9787553448121
页数:375页

意大利文书名《LETTERE 1908—1926》,直译为《1908—1926年书信集》,是《狱中书简》的姐妹篇,收录葛兰西自1908年至1926年被捕前的189封书信。葛兰西从卡利亚里、都灵、莫斯科、维也纳和罗马,写给家人、恋人、战友共计189封书信,它们是火——一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成长历程的生动写照:艰难困苦的学生生活,积极参加并领导工人运动,同法西斯作艰苦卓绝斗争;它们是玫瑰——一位撒丁青年丰富情感(亲情、友情、爱情)的自然抒发;尤其是写给朱丽娅的50余封情书情真意切、动人心弦:“我想当我们在一起生活时,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甚至找到粉碎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个自由、美好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奋力斗争,仿佛以往从未这样斗争过,运用我们从未有过的智谋,不屈不挠,竭尽全力,清除一切障碍。”


《火与玫瑰》:像历史飓风中的小小树枝

真理是:在历史上一个政党从未最终定型,永远不会。由于党一旦定型,它就变成全民,即是说党就消逝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直至它的消逝,它会历经一系列暂时阶段,并且一次次地以两种历史上可能的形式吸收新成员:以个体加入或以或大或小的集团加入。
——《1924年2月10日 致泰拉齐尼》

1924年,是葛兰西已经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的1924年,是正在维也纳从事革命活动的1924年,是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夺取了意大利国家政权的1924年,是和妻子朱丽娅·尤尔卡分离而想念的1924年,是患了严重的神经疾病和贫血而依靠药物减轻痛苦的1924年——对于葛兰西来说,1924年正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中间阶段,虽然没有看见明天却坚持未来会迎来胜利,虽然不知道两年后会被捕但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而在一个从未定型的政党建设时期,葛兰西就是在“暂时阶段”,面对内心的那团革命之火,面对已经开放的爱情玫瑰。

安东尼奥·葛兰西,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和20世纪最富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1908年至1926年被捕前写下的189封书信,不仅是他在革命生涯中逐渐看见了革命的“真理”,同时也见证“火与玫瑰”的人生,党没有定型,党没有消逝,党还在暂时阶段迎来她的发展和壮大,而对于人生来说,也在“永远不会”的状态中持续着,生长着,革命着。

但是从那些书信里,分明看见了一个痛苦的个体,一个艰难行走的人,甚至是一个挣扎在疾病、孤独中的苦难者。1895年,因女仆的一次不小心,他被跌落在地,造成了残疾。这是疾病在四岁的葛兰西身上留下的永远印痕,也从此开始了他苦难的人生,而离开家求学似乎是他摆脱苦难的一个起点,也是对于命运发起的挑战,但是在一个人的求学生活中,家境的贫困依然让他无法远离痛苦,一方面,物质的匮乏使得生活难以为继,从1909年到1913年写给家里的信可以明显看出,他生活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中,“我走出屋门,冻得发抖,穿过城市,回到冰凉的屋里不能暖和过来,两三小时牙齿还一直在打战,你想想会是乐事吗?”1911年12月20日写给家里的信她这样说,寒冷,贫困,无助,他只能向家里求助,他需要付房租,需要买衣服,需要上课,甚至他写信的目的只是为了催促家里寄来钱,而当钱迟迟没有寄到的时候,他甚至充满了抱怨,“为什么你们认为事情进展顺利,仿佛在家里那样,而我在这里不得不在恐怖之中等待。”1911年11月17日写于都灵的信,最后的落款是“亲爱的父母之情万岁”,但是那种恐怖生活却像一种阴影包围着他,在无助之下他只能抱怨,甚至愤怒。

葛兰西当然是想通过学习来改变生活,这种欲望变得迫切,而在渴望面前,他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痛苦,4岁时留下的身体残疾,或者已经成为过去的伤痕,在新的人生道路上,似乎也在不断被身体的痛苦折磨,“过错在我,我感到了;我本应以另一种方式行事。我不应当脱离生活,像我以前所做那样。我有两年生活在世界之外,有点儿在梦中。我让把我同世界和人们相联系的所有连线一根又一根地掉。”1916年,他从都灵寄给“最亲爱的戈拉吉艾塔”的信中这样说,脱离生活,是为了忘记自己的身体苦难,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梦想,但是却又给他带来了新的苦难,梦想也变成了一种噩梦,就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两年来我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生活,只为我的利己主义痛苦生活”,他变成了穴居的狼,当知识、思想不停地装满大脑的时候,他却发现“大脑受到了痛苦的折磨”:“整个头都疼,最终只能想到头。”

从思想回到大脑,从精神回到肉体,这一种苦痛只是一种形而下的身体叙事:因患支气管炎卧床不起,采用远足疗法减轻痛苦,剧烈头痛难以消除。在1913年写给父亲的信中是一个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亲爱的爸爸,因为我顽强地学习了一个月,只是导致我眩晕,头疼欲裂并患脑贫血症,使我的记忆力衰竭,脑子里空空如也,使我不时地发疯,靠散步、卧床或在(如同发怒者)地上打滚都不能恢复平静。”而这些疼痛、疯狂、自我解脱,在葛兰西的身体里几乎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以致在1924年写给妻子的信中还谈到了自己的疾病:“今天我服用了含铁和砷的药剂,我患了神经疾病,但比神经疾病更严重的是贫血,因此需服后种药剂。”

身体的疼痛仿佛是一场噩梦,而在他求学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看见了社会的疾病:自己的贫困从而何来?“我的造反本能从孩童时就针对富人,因为我在小学各门功课都优秀,却不能继续学习,而肉铺、药店和布店老板的孩子却可以上学。”阶级的分化使他和家庭处在社会底层,所以那种对立自然成为他革命的原动力,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却也让他在疾病加剧、处境艰难中选择了一条革命道路,1911年在卡利亚里被警察带走也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第一次实践,“由于爆发了一次罢工,而纳纳罗又是地方工会的会计,警察想要知道他的地址,以便没收工会资金并制止罢工。”罢工、逮捕,以及自我的逃离,变成了葛兰西1911年的主题词,也从此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活。

两年后他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让他用火的力量来反抗社会,来寻求救赎,也让他看见了那个“从未最终定型”的政党如何在暂时阶段中一步步走向强大,一步步形成自己的阵营,一步步团结更多的群众。1914年他在写给民族青年团的信中强烈谴责了“某位无耻狂妄的骗子”:“显然,这个人肯定既心怀恶意又极端自私,他旨在利用这种或那种古怪念头的表现(靠报刊传达),把令人尊敬的民族青年团体变成城市门房里长舌妇的无聊谈资。”所以他呼吁捍卫阻止的名誉和尊严,捍卫社会主义文化团体的纯洁,而这种捍卫在葛兰西看来,就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团结意识,在给《前进报》编辑加莱托的信中,葛兰西翻译并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一切都在运动”来表达这种想法,运动就是“打倒世界语,正如打倒一切特权、一切机械货色、一切生活的最终及僵化形式、败坏并侵蚀不断变化的社会的死尸”,运动就是把自己称作是革命者、历史主义者,运动就是“那些自发出现并通过社会自由活力活动得以实现的(语言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活动形式是有益和合理的”,而“一切的都在运动”的唯一形式就是团结群众,唯一过程就是开展群众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争取最大广大群众。

这是葛兰西的“群众路线”,1923年他在莫斯科写给“最亲爱的同志”的信中说:“……这样的前景提出革命无产阶级团结的必要性,存在唯一共产主义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在写给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总书记帕尔米罗的信中说:“我们确信先进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会被我们所吸引和吸纳。”在写给陶亚蒂的信中说:“群众是围绕着各个政党组织起来的,他们根据所追随的政党的‘标记’,位移并列队。”所以他提出了要在区分首领和群众的基础之上,“提出实际建议并为群众指出行动及组织的实际方向”,所以他反对社会党内部的分裂,所以他希望建立“一个能持续地、系统地争取最广大群众的合法讲坛。”——1923年他建立创办《团结报》和《新秩序》杂志,用刊载贴近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最紧迫最根本问题来团结他们。

而开展群众运动的最根本目的是让党团结一切力量开展斗争,1924年已经到了维也纳的葛兰西在写给乌尔巴尼的信中说:“一个共产党的内部生活不能设想成议会性质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不同派别起着由其不同渊源决定的作用,就像在议会中不同政党的作用一样,而不同政党由社会不同阶级决定。党只代表一个阶级,而党内一次次地变成思潮和派别的不同立场,是由对发生事件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所决定的,因此不能固化为持续性结构。”三年前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葛兰西是创始人之一,并在第二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对于新成立的政党,葛兰西一直坚持群众路线,并把它看成是永远的事业:“今天,我们走到群众面前,进行讨论,并建立群众队伍,不是只存在几小时而是存在一生。”

葛兰西:苦难和疾病构成的个体叙事

在这条群众路线中,葛兰西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一是在国家舆论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彻底清算革命意识形态的派别”,那些右翼政党和派别开始剥夺报刊的传统读者,这是一种分化,所以他认为,“就在意大利目前形势下,党要特别注意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的方法。”《无产阶级批判》成为新的刊物。另一方面,多数派代表和少数派之间也出现了分裂,这是党和运动形势遇到的严重问题,在写给费里的信中,他也剖析了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由于害怕被称作野心家和不择手段者的人,我们没有创建一个派别并且努力在全意大利组织此派别,由于害怕造成工会分裂并过早地被开除出社会党,我们不想赋予都灵工厂委员会一个独立自主的、并能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领导中心。”

但实际上,对于1924年的意大利共产党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法西斯掌控了国家政权,这是1922年10月发生的事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与法西斯进行对抗,1924年3月1日,葛兰西写给斯科齐马罗和陶里亚蒂的信中提到了意大利极端混乱的局面,而最主要是“法西斯主义现象所造成”,民族缺乏团结,国家正在瓦解,所以他指出:“我国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这一格局为我们指出行动的方向。”具体包括:开展对工农政府口号的细致、持久的宣传;开展反对工人贵族、即改良主义的斗争;重新组织党,进行彻底、充分的政治教育;特别关怀移民。

“我们仿佛走在一座沸腾的火山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确信掌握无限权力的法西斯分子,火山突然爆发了,喷出的炽热岩浆淹没了整个国家,震撼了整个法西斯主义体制。”1924年6月22日葛兰西写给妻子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担忧,同时也表达了自信:“我认为,在这些天我们党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但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这种担忧渐渐变成了现实,1925年,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总编辑乌大维·帕斯托雷被逮捕,《团结报》编辑费利切·柏拉图和罗马诺·科吉也遭逮捕,自由意大利被解散,发对组织的新法案也成为“迫害我们的可怕工具”,面对这样的局势,葛兰西在写给亨伯特-德罗兹的信中提出:“我们正在研究采取一些适当措施,以能维持最低合法性,同时又不失为一个群众组织。”而在1925年“致共产主义者敬礼”的信中他认为:“反对派已经四分五裂。我们必须制订一个完整计划,让群众尽摆脱他们的影响。”

但是关于重新开展群众运动的“完整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制定并实施,1926年11月,35岁的葛兰西就被法西斯当局以“非常措施”逮捕了他,从此开始了他备受折磨的狱中生涯,而在被捕前,他的内心仍然燃烧着革命之火,1925年10月14日,他在写给意大利政治局的信中,表达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信心:

同志们,在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尤其在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不能统一生产力的国家内更是如此。此外,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呈现出某些特征,那里的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已经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但仍产生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产生行会精神和工人贵族阶层。然而,如果无产阶级不以牺牲行会利益来克服这种矛盾的话,就不能成为统治阶级,即使成为统治阶级,如果不能为了阶级的普遍与长远利益而牺牲那些直接利益的话,也不可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

火是革命之火,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一团火从童年时遭遇不公就开始燃烧,从学生时代到罢工运动,从意大利社会党到意大利共产党,从苏联革命到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到维也纳,一直在燃烧,这团火化成革命的力量,化成群众运动的动力,化成无产阶级对抗的信心,未曾熄灭。而在这一团革命之火之外,在葛兰西的心中还燃烧着爱情的火焰,从1922年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治病期间结识了病友杰尼娅的妹妹朱丽娅开始,他一直把这种爱当成是自愈自己的良药,是自己人生中超越困境的力量,“我常常回想我们在银色森林一起度过的那个著名夜晚。”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维也纳,那一封封信里有初恋的羞怯,有热恋的激情,有离别的忧伤,有企盼团圆的急切。这是一种生活的信心:“以前我认为自己的感情园地完全干枯,现在我发现自己身上有忧郁的小溪(涓涓细流)和皎洁的明月(边缘泛着蔚蓝光)。”这是对抗孤独的希望:“亲爱的,你应当来,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自身的一部分,我不能远离我自身。我仿佛悬在空中,似乎远离现实。”这是不向现实妥协的勇气:“生活是统一的,各种活动相互巩固,爱情巩固了全部生活,不真是如此吗?爱情在其他激情和情感中创造了一种平衡、一种更大的力量。”

怀孕、孩子出生,这些信息是政治之外的感情寄托,对于葛兰西来说,完全走向了一种个体体验,所以在朱丽娅面前,他也会忧伤:“我认为你和我有同感:书信使我们的各种情感变得贫乏,就像一个倒置的漏斗,把清澈的液体搅浑。 ”他也会孤独:“我生活非常孤独,在一段时间内这不会改变。我感受到你不在身边,我觉得周围空空荡荡。”甚至,在这个从小就带着身体残疾的男人身上,感受到的是一种脆弱,他害怕长久的分离,他看见世界“既庞大又恐怖”,他在革命斗争中甚至有一种“尽力逃脱这片纯粹政治的沙漠”的渴望,这是一种回归,回归到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苦难的人,所以葛兰西问朱丽娅,也问自己:“我是否能爱一个集体而从未深爱过每个个体”?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仿佛悬在空中,似乎远离现实”的人,似乎也是在那一团革命之火的内部,看见了一个灵魂的另一种挣扎。

“有时我想自己就像历史飓风中的一个小小树枝,但我拥有足够力量尽可能保持冷静并履行自己的职责。”1924年他写下了这句话,他看到了残酷的现实,看到了必胜的未来,两年后当他被逮捕时,这句话就演化成了另一个革命版本:“你们把意大利引向毁灭,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挽救它。”就是在监狱中,他遭百般折磨,却仍以坚强的意志研究革命理论,写下32本《狱中札记》,这是意大利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但是当火与玫瑰构成了葛兰西生命中的两种意象,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看见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人,一个在政治的飓风中的小小树枝,一个丈夫,以及一个父亲:“我愿为你找回所有平静,可能出于我的自私,出于满足我享受一段欢乐时光的不可遏止的愿望。亲爱的,紧紧地拥抱你和孩子们。”

三国史话

编号:Z55·2161109·1350
作者:吕思勉 著
出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6年01月第一版
定价:16.00元亚马逊5.90元
ISBN:9787560975757
页数:160页

《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吕思勉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吕思勉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只眼,是故本书成为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三国史话》:为公家谋乃真

以解释古事、批评古人,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不过要很谨慎,限于可能的范围以内罢了。谨守着这个范围,我们能说的话,实在很少。然在这些少的话中,却多少见得一点事实的真相。其意义,要比演义等假设之以满足人的感情的,深长得多。
——《历史与文学》

历史是谨慎的,历史是少言的,历史却需要真相,站在“现在时”的吕思勉似乎已经距离历史有些距离了,当以回首的方式“解释古事,批评古人”的时候,这一条史学的原则又如何体现?吕思勉面对历史的时候,其实他设置了一个参考背景,那就是文学,而对于三国来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文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文学,“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文学。

可以说,文学里的三国在给人们带来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历史本身,吕思勉回忆自己教授历史多年,很多学生对历史知之甚少,但是“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在他看来,这自然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作为中国行销最广的书籍,《三国演义》几乎成为了通俗教育的一种范本,而在他看来,这只是文学之一种,并非是史实的记载和评述,“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的这首诗很生动地描述了说书的在通俗教育中的作用,而口头的说书变成书面的平话,只是文学意义上的升级,而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消闲”:“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不少。”

这其实就指出了小说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区别,文学是用以消闲的,所以在演义中,重要的一种手法便是假设,而它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感情,那些离奇变幻的情节,那些拍案惊奇的故事,都是表达一种文学趣味,所以既可以洋洋洒洒来叙述发生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观点来评析那些人物,这是文学的一种自由。但是这种创作在吕思勉看来,却是一种“浅薄”:“所以演义一类的书,所说的军谋和外交手段等看似离奇变幻,神出鬼没,要是我们真肯用心,凭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极幼稚,只好骗小孩子罢了。”很明显,吕思勉把文学归类为“浅薄”之学,称之为幼稚,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学是为了满足一种私欲,“因为文学是刺激感情的东西”,满足自我的感情当然和满足私欲,所以在“私”层面意义上,文学离讲述“事实的真相”的历史很远。

获得无意义的知识,是一种私,刺激并满足感情,是私,这甚至不只是文学的趣味,在历史中同样有一种要不得的私,《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作为中国历史学著作之一,《汉书》的地位很高,但是在吕思勉看来,这无非也是班固满足私欲的一种表现,“把王莽说得如何坏,又说当时海内的人心如何思汉,怕只因写《汉书》的班固本是汉朝的亲戚;他又是一个无识见的人,根本不懂得历史是国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罢?”这是一种有功利性的私,因为和汉朝有家族利益这种私的存在,所以班固在写作《汉书》的时候,掺杂了太多个人的主观,而这种主观把作为国民的公物变成了“一家的私物”。

这是吕思勉的破,“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而私的反面当然是公,所以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公”,撇出私的目的和趣味,导向公的作用,吕思勉在驳斥文学的浅薄的同时,也慢慢建立了自己澄清谬误的历史观。而在纷纭变幻的三国时代,吕思勉以“史话”的方式,用通俗的语言来谈三国的人和事,其实也是对于三国通俗文学作品反唇相讥的一种手法,演义取得了特殊的教育效果,那么通俗的史学作品是不是也能起到另一种澄清谬误的教育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谬误在哪里?宦官真的只是阉割的人所做的官?亲戚二字是在古代就是指异姓而言,从而变成了诟病的“外戚”?董卓的扰乱仅仅只是一个群雄争霸的政治问题?在种种的问题中,吕思勉其实侧重于对曹操进行评述,侧重于在魏武帝的史实中阐述“公”的意义。

在“褒刘贬曹”的《三国演义》中,曹操是奸臣,是奸贼,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对他最不齿的事情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吕思勉认为,《三国演义》的这种说法全来自于流行于民间的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是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在吕思勉看来,曹操能够击败各路群雄,在北方立足,也是一种“相当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太多的关系,一方面当时的天子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对于一个傀儡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挟不挟的必要性?而从曹操本身来说,他也根本不需要“挟天子”壮大自己的力量,他二十岁被举为孝廉,后来做了济南相,在政治上应该初露锋芒;后来辞职之后,他的想法甚至是出世的:“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以待时之清。”这是一种高尚的志趣,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富贵利达的人;而当他出兵讨伐董卓、破降黄巾军三十余万,才是他政治生活真正的开始。

为了汉室,他讨伐了董卓,为了大局,他扑杀了伏皇后,为了稳定,他征讨吴国和蜀国,种种都使她成为汉末的政治领袖,“我失败了,国家也要有危险。”所以在最后,他执守臣节,不肯篡汉,这一点吕思勉认为是一种道德:“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三国演义》说他是汉贼,就是一种低级趣味,而在和“狭天子以令诸侯”无关的成功中,她考的是“政治清明,善于用兵”。也正是因为如此,吕思勉认为曹操是当时的英雄,就像他引用明朝王阳明说的那句话:“莫要看轻了豪杰。能做一番大事业的人,总有一段真挚的精神在内。”

而这样一种英雄完全是建立在公的基础上,吕思勉在《论学集林·蒿庐论学丛稿》的《论“魏武帝”》中说:“夫惟无意于功名者,其功名乃真。公初仅欲作郡守,后又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虽至起兵讨卓之后,犹不肯多合兵是也。惟不讳为身谋者,其为公家谋乃真。使后人处公之位,必曰所恤者国家倾危,身之受祸非所计,更不为子孙计也。然其诚否可知矣。”不为私之利,只为公家谋,所以曹操说:“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吕思勉对他的评价是:“从古英雄,有能如是坦白言之者乎?”

“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者。”在从两汉到魏晋,中国历史的确走向了一种大裂变,究其原因,吕思勉认为这种政局降落的原因就是道德的沦落,让那些狡诈之人得势,在他看来,应该对这种政治道德沦落负责的不是曹操,而是司马懿,他“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对比明显,一个是坚贞坦白的真英雄,一个却是满足私欲的窃权者。一个是封建时代的光明面,而另一个则是黑暗面。

而在评述这段封面时代尾声的时候,吕思勉在魏武帝之外,还提到了另一个人物,那就是诸葛武侯,“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他认为,当历史进入到封建尾声的时候,他们却成为了封建时代的光荣。而在诸葛亮的身上,最大的体现也是一种为公思想,在《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中他引用给出师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献给国家,也是对于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达,而这种“读史者以为美谈”的故事所传递出的“公心”其实也并非诸葛亮独有,夏侯惇又“陛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的想法,徐邈有“赏赐皆散与将士,无人家者”的实践,邓芝也有“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的品德,吕岱有“在交州,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的做法。,“其所为皆与亮同。”甚至,陈表说:“家财尽于养士,死之日,妻子露立”,而朱桓则立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及桓疾困,举营忧戚”的志向,种种做法,却更是牺牲自己,“则尤有进焉者矣。”

列举这些史实的目的很明确,当吕思勉读《三国志》中曹操的故事,“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当谈及诸葛亮为公的举动,“读史者以为美谈”。这种包含个人感情的抒发,也是为了在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意义,虽然吕思勉反对“前车之鉴”的说法,“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史事绝不相同,失败者只在历史本身之中,但是在历史真相中启示后来,却也是一种史学观,所以在谈到“外戚”的演变时,他说:“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个皇帝被打倒,又立一个皇帝一样。当一种制度的命运未至灭亡的时节,虽有弊病,人总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这制度不好。譬如我们现在,天天骂着奸商,却没有人攻击商业制度一样。”在谈及曹操的用兵时,引用他的说法:“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吕思勉提出的问题是:“自清末孕;民国,军人纷纷,有一人知念此者乎?”

并非映射,只是期盼,期盼一种“为公家谋”的人,期盼一种坚贞坦白的真英雄,期盼一种平定天下的好首领,“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

明朝历史的教训

编号:Z58·2161109·1349
作者:吴晗 著
出版:台海出版社
版本:2016年08月第一版
定价:33.80元亚马逊12.50元
ISBN:9787516810866
页数:288页

一个泱泱大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恢弘建国、气势逼人、一统天下走到最终的风雨飘摇、千疮百孔、不堪一击,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三百多年的明朝历史会给如今快速发展的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吴晗说:“三百年前,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本书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秉着对历史严谨公正的态度,简单叙述了明朝政治、制度、社会、人物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真实史料为基础,深入挖掘出明初的恐怖政治、卫所制度、科举情况,以及晚明流寇、农民起义等表象下隐藏的真相,揭开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明朝历史的教训》:两个轮子的亡国论

我们回顾这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无论向心或者离心,都是以独夫之心,操纵数万万人之事。而历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把得不稳,于是大量引用戚族,举全国人的血汗,供一家之荣华富贵,荒淫奢侈。自今而后,我们需要向心,我们更需要统一,但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
——《第十二章 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被回顾、被研究,以及被追念,都写在那腰封之上,只不过从历史已经发生的被动状态进入到面向未来的主动迎接。“鉴往事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实是提供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和往事兴衰有关的史实研究,注解在下面这句话里:“武汉三十年心血铸就,历经多次删改,终成传世佳作”;另一种是和当今“现在时”的发展有关的借鉴,注解在再底下的另一句话:“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历史学家武汉讲述明朝的兴衰与个人的得失”。而这样的“继往开来”的主旨在腰封另一面则注解得更为明确:“勿忘昨天的历史教训,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服明天的伟大梦想。”昨天、今天和明天,历史、使命和梦想,构筑的三段论更像是一本契合当今政治宣传的小册子。

而对于历史教训的审视,吕思勉在《三国史话》中以否定的态度驳斥了所谓的“前车之鉴”:“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不同为同,是察之不精,其实是对于历史的一种误读,而偏偏就是这种误读把教训变成了经验,试想,往事之兴衰完全是一种“历时性”的现象,它和史实有关,是完全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发生的一切,如何能以“共时性”的态度移植到活生生充满未知的现在和将来?

但历史的意义或者真的不在于总结教训,提炼经验,而是以考察的方式看见我们未见的东西。而作为“明朝奠基者”的吴晗,其研究中心也一直在明史研究方面,《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朱元璋传》等经典著作也都是围绕着对历史的考证上,都和往事兴衰有关。而这一本《明朝历史的教训》并非是吴晗的专著,甚至只是吴晗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汇总:《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章节是“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旧稿”是为纪念甲申三百周年而写的专稿,《历史上的国民身份证》则写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刊载在《中国建设》五卷四期,《明代之农民·苛政猛于虎》一篇原载于天津《益世报·史学》第十二、十三期上,《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则原载于《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五、六期。

时间上没有承续性,体例上没有系统性,当然各篇章之间也没有统一性,如此杂糅在一起,可能也非吴晗自己本人的意愿。甚至书名《明朝的历史教训》看起来也并非是吴晗亲自确定的,它很可能来源于最前一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演化而来。在纪念甲申三百周年的文章中,吴晗把明朝亡国的历史的教训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皇帝、宰相、兵部尚书和军队将领的不作为,弘光帝“还是满不在乎,人生行乐耳,对酒当歌,南京沦陷的前夕,他还在排演当代有名的歌剧燕子笺!”宰相马士英则“凭了一点拥立的私恩,独擅朝权,排斥异己,摈史可法于江北,斥刘宗周、黄道周于田野,迎合弘光帝的私欲,溜方多似狗,都督满街走!”而阮大铖则勾结马士英、奉承弘光帝,“居然做了新朝廷的兵部尚书”,“综全国军政,负江防全责”。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则按兵不动,坐观兴亡。在朝廷之外,则是麻木的人民,“后方的都市,后方的乡村,却像另一个世界,和战争无关,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在这样一副国家图景之下,“从当局到人民,从将军到文士,都只顾自己的享受,儿女的幸福,看不见国家民族的前途,个人的腐化,社会的腐化,宣告了这个时代的毁灭。”

清兵入关,明朝沦亡,三百年前的这一幕在吴晗心里是完全的痛恨,而他的目的当然是指向三百年后的现在,“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所以,“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是明朝走到最后一步的死亡论,而要论述明朝二百多年历史中出现的教训,则完全是另一种思路,而从在各个时期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中,虽然大致可以总结出明朝历史的那些教训,但是却丧失了学术著作最主要的系统性,所以,对于《明朝历史的教训》,并不应当成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对于历史史实和人物的一种简单陈述和梳理。

明朝是从推翻元朝统治开始的,作为开国皇帝,吴晗更多笔墨在于朱元璋时代,从他起兵到建国,其实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作为起义者,朱元璋是从反抗开始的,一方面是对于社会压迫的仇恨,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异族统治的抗争,吴晗将这种“划时代的转变”称作是“民族革命”:“这一鲜明的划时代的转变,更掀起了过去百多年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仇恨,得到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深切同情,地主们也因旧秩序的维持和利益的保全而加入合作,在各阶层支持之下,这一新兴势力在十年中便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把整个汉族从蒙古人铁蹄之下解放出来,民族革命成功了!”政权重新回到汉族人手里,这种民族的解放是成功的,但是在解放之后,朱元璋的矛盾性便体现出来,一方面当他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属性而成为统治者的时候,当他具有了独立行动能力的时候,“便决然地舍弃这双重的、矛盾的策略——肤浅的、欺骗的神话宣传,和已经失去时效的、冒牌的复宋掩护旗帜”,从下层爬到上层,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是和朱元璋一样成功的领袖的社会属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带来的一个危害,就是“为胜利之杯所炫惑”,吴晗认为,他们“忽略了革命之所以发生的背景,和最初所指出的社会病态”,可以说,明朝的建立“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功,同时也是一个最严重的失败。”

失败似乎从建立明朝就开始了,于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来说,他把皇帝的正殿命名为“奉天殿”,把皇帝诏书的开头规定为“奉天承运”,就是表示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明朝是承方兴之运的,“谁能反抗天命?谁又敢于违逆兴运?”他禁止一切邪教,他规定十年一次的劳役,他建立里甲的组织,他实行独裁,都是他在成为统治者之后反过来开始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在各种制度中具有了合法的性质,所以吴晗认为,专职独裁的统治术在本质上并没有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就中华民族本身而言,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特权,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所以为了维持政权,朱元璋用两套法宝来巩固皇权,一是军队,用武力镇压,二是官僚机构,用公文统治,“皇权假如是车子,军队和官僚便是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这两个轮子是为了巩固皇权,所以在皇权之外的一切,都可以用这两个轮子,在统治阶级内部,非淮人和淮人之间、相权和皇权之间的斗争,都通过镇压的方式来化解,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胡蓝党案,相关联的人被杀大约在四万人左右,还有开国功臣被杀系列案:“洪武八年( 1375)德庆侯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十三年( 1380)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1384)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1392)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修的暧昧罪状被杀;二十七年( 1394)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宋国公冯胜。”而对于贪官,朱元璋更是用了极刑:“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十八年( 1385)的郭桓案,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员,追赃牵连到各地许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荡产,旧地主阶级的力量更进一步被削弱了。”

朱元璋的统治术,其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任何对皇权有威胁的力量,军事镇压和残酷统治或许是一时的极刑,而在长远利益上,朱元璋更是通过兴起文字狱、兴办国子监等手段,从禁止和提倡等两方面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 1384)到二十九年(1396 ),前后达十三年。一开始是和自己有关的禁忌,之后却变成了广义的禁忌,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等名字,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洪武二十七年,还特别敕命组织了一个《孟子》审查委员会,将里面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篇章删除,“刻板颁行全国学校”。而这种文字之禁和处罚相结合,在国子监,一大批违反规定的人被处死,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学校变成了刑场。

吴晗:历史的另一个符号

而另一方面,大量奴化的新官僚被培养起来,“是整个学术文化界、思想界、政治界,从童生到当国执政,都向往三王,服膺儒术”。而庶民通过科举和学校教育,于旧官僚形成了明代的新仕宦阶级,他们“有地位,有大量的土地和金钱,剩余的财货的投资目标是兼并土地和经营商业”,在明朝后期,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仕宦阶级形成了贪污之风,“内外上下,贿赂公行,终至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并形成了“废弁弃官,凑钱投资使某某一人入阁执政,事成后以中外要官为酬佣分红之报偿,再从所任官上科敛搜括,收回资本和利息”的明代吏治,骄奢淫逸盛行,也促使了明朝的亡国。所以吴晗认为,当“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成为他们的终极目标,这样一种风气和制度下,明朝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

而在另一方面,明朝农民的负担却一直沉重,“皇室、中官、外戚、勋臣、地方官吏、豪绅、地主、胥役……这一串统治者对农民重重压迫,重重剥削,他们的财富,他们所享受的奢淫逸的生活,不但是搜刮尽农民身上的血汗得来的,并且也不知牺牲了多少农民的性命,才能换得他们一夕的狂欢。”,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里,农民一方面被活活折磨死,另一方面不堪剥削而成为流寇,最终形成了农民叛乱,和明末的奴隶解放运动一起,成为威胁统治者的最大力量。

所以在两架车轮的统治之下,在社会矛盾日益白热化的现实面前,明朝走到了它的末路,而这一切吴晗提炼出“教训”来说,则是政治中出现了离心力。实际上,作为中央集权的时代,它应该表现的是向心力,因为不管是军权还是政权,不管是法权还是财权,都握在中央政府之手上,“中央之于地方,犹躯干之于手足,令出必行。地方之于中央,犹众星之拱北辰,环侍唯谨。”但是明朝为什么让向心力变成了离心力?在吴晗看来,这无非是统治阶级忽视了社会的结构好而矛盾之所在,就拿朱元璋的残酷镇压来说,“他没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专制的寡头独裁政治,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舞弊是分不开的,封建统治是以剥削人民为基础的,不推翻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单纯地用严刑重罚,流血手段来根绝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当然,站在历史中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看到封建统治的弊端,而吴晗从“鉴往事之得失”角度出发,似乎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回顾这两千年的专制政治,无论向心或者离心,都是以独夫之心,操纵数万万人之事。而历朝皇帝,都生怕天下把得不稳,于是大量引用戚族,举全国人的血汗,供一家之荣华富贵,荒淫奢侈。自今而后,我们需要向心,我们更需要统一,但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其实,《历史上的政治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篇章完全可以以深化的方式探讨中国古代政治,但是“颇有不知从何处说起之苦,并且篇幅也不容许”的写作要求使得他只能“用简笔的办法,举几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最后只是画出了粗线条,没有对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利弊做充分的阐述,而“考当今之得失”的目的论又让他早早做出了结论:“我们必须向心于一个民主的政权,我们必须统一于一个民主的政府之下。”

何为民主政权?何为民主政府?既然政治的向心力表现的形式是中央集权,那么民主政权如何处理好集权和民主的关系,或者说如何从明朝历史的教训中提炼经验,为现今社会服务,这些都是欠缺的,而这种简笔画的风格也完全体现在各篇章中,当本应有的历史研究被抽空,所谓的交心也变成了简单论述,甚至变成了材料的堆砌:《明代之农民·苛政猛于虎》在20页的书页内容中,引用材料多达43处,《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生活与文化》中,在讲述“缙绅士大夫至以赌博为风流”的现象时,引用了祝允明、皇甫冲、何士璧、韩上桂、顾亭林、申涵光、吴伟业、沈德符等人的叙述,24页竟引述材料达75段。

历史的教训只是写在材料上,放在引文里,发生在历史中,“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其实,三百年前的政治已远,三百年后的现在何尝不在这种“简笔”法和急功近利中变成了一种空泛的口号,一种被抽空的现实。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

编号:C55·2161109·1348
作者:【美】唐·德里罗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一版
定价:42.00元亚马逊15.50元
ISBN:9787544749466
页数:225页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是唐·德里罗出版的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德里罗从1979年至2011年创作的九篇作品。书中的九个故事,是关于欲念与执着、失落与悔恨、狂喜与伤痛的人性时刻,这些故事发生在加勒比海小岛、地球上空的飞船、布朗克斯的贫民区……在小岛度假的爱侣无法离开;两名宇航员在太空俯视第三次世界大战时的地球;两位修女在南布朗克斯区确证了社区里的一个奇迹——死去的女孩埃斯梅拉达的幽灵出现了……九种独立的生命体验,定义了“现代文明”中的人类经验。这些故事写在不同的年代,但却模糊了时空界限,《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完全地展现出德里罗的“预言家”视野和文字的魔力。


《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阿门,一个古词隐士

在图书馆里,我一口气读完了一百多页,字体又小又难认。我离开时,就把那本书留在了桌上,在我读到的那页摊开放着。我第二天回到图书馆,那本书还在桌上,还是翻开在那一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

书留在桌子上,只不过是图书馆的一种状态,当空无一人的时候,如何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子夜?在一本被写好的书里,在一个有着人物的故事里,翻开和不翻开其实允许着两种可能,进入的可能和退出的可能,虚构的可能和现实的可能。子夜在2009年到来的时候,是在美国的一个书桌上,是在唐·德里罗的故事里,翻开在那一页,其实是要把一个不存在却真实的子夜包含进去,它叫伊尔戈斯卡斯,它叫俄罗斯。

为什么第一天摊开的那一页,到了第二天的时候,还是翻开在那一页?翻开的人是伊尔戈斯卡斯还是罗比?空无一人,其实是取消了名字的意义,不论是谁,翻开就是一种进入的过程,而翻开在那一页,就是把进入的状态放在一种永恒的状态里;而从第一天到第二天,也是取消了时间的差别,进入就不再有终点,它就在那里,无始无终,没有了国别,没有了日期,没有了主人,什么没有了所谓的作者和读者。

但是总是被联系在同一页里:他是一个1990年从战争中出逃的人,他是一个穿戴兜帽的男人,他是一个说着“假和非假”逻辑的老师,但是这种统一,仅仅是图书馆里那本一百多页的图书被翻开在被阅读的一页,它是虚构,它是命名,它既无法走进2009年的文本,也无法离开1990年的战争,“世界终结之处就是逻辑的终结之处。”当逻辑还没有终结的时候,尽可以让那本书保持在国定的一页,于是2009年的今天,不再有帕维尔,不再有米哈伊尔,不再有阿勒克西,甚至不再有带字母k的维克托,而1990年的那时,也不再有克罗地亚,不再有塞尔维亚,不再有波斯尼亚,只有一个伊尔戈斯卡斯,只有一个俄罗斯。

“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是一种叙事的牢笼,一种虚构的囚禁,假和非假构成了逻辑的二元性,二元性却恰恰解构了可能的真实,所以假和非假都是逻辑的终结之处,就像和我在一起的托德,当我们把剩余的时间花在找出我们之间的差异上面,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从纯粹无力世界的层面逃脱,我和托德,带兜帽的男子和“昼夜不停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以及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在假和非假的逻辑命题里,根本没有了差异,他们一起走向了世界的终结之处,逝去的时代,就只有消失了的边疆,那本书被打开在昨天和今天的时间里,却再没有人能够合上。

“在这个语境里,成了一个俄罗斯人。”活在一种被命名的语境里,逻辑当然已经走到了尽头,最后只有那个穿着连帽大衣的老人,甚至连他也转向他住的街道,周围一切都是空白,而我自己则完全置身在世界之外,“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件事的发生。”永无2009年的现实,永无1990年的战争,永无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里的俄罗斯人,也永无在那片冻住雪地里的美国人,永无写下笔记的作者,永无不再翻过那一页的读者。

其实,在2009年被阅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午夜》之后,那一页是被人翻了过去,这是时间的序列,2009的下一页是2010年,2010年的下一页是2011年,它们都有战争和现实,都有俄罗斯人和美国人,甚至都有作者和读者。像图书馆一样,2010年是一所监狱,而2011年是一个电影院,封闭世界里,只有作者和读者在一起。起先出来的是读者,我,一个被围在石头砌成的高墙内,被围在密布的铁丝网里,所能阅读的故事是关于两个女儿的电视节目,她们在一档儿童节目里,在监狱之外的世界里,但是电视节目也像是被封闭的牢笼,也像被围住的高墙,也像被囚禁的铁丝网,我的婚姻生活去了哪里?我的事业去了哪里?甚至我希望能够自由出入物理界现实的幻影去了哪里?

那一刻,渴望成为幻影的我,其实是想成为一个自由命名的作者,而狱友诺曼却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作者的范本,“我怀念我那些墙。”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把墙当成了艺术品展示的地方,那些收藏的艺术品似乎只有在一面隔绝的墙上,才能保持自由独立的品质,怀念那些墙,就是怀念一种自由的时光,怀念艺术的生活,甚至怀念身为作者的身份。但是在监狱里,一切都在被解构,那个渴望成为《圣经》研究学者的人,那个在四处跑步的人,以及确定播放儿童节目的最年老犯人,他们都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观念化的本质,激进的范围,一个如此随意却又如此行为,导致已在这里待了一年的诺曼,还要待上六年,忍受上下铺、诊疗室、排队吃饭、厕所里干手器发出的尖锐噪声。”只有身为作者,才能不被另一种现实所影响而失去自由。

作者必须制造词语,作者必须虚构现实,“新的旗帜,新的横幅。”“锤子和镰刀。”那一句句口号里,都是一个个的词语,锤子是词语,镰刀是词语,“就像阿布扎比。”而锤子和镰刀,本身指向的是一种政治或者革命,它起初是在现实的反面,其实在本质上却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沦陷在现实的巨大困境中:财政赤字、巨额债务负担、可能出现的违约……词语沦陷,现实变异,作者看见的或者只有归于寂灭的死亡,“我们信赖新闻终会消失,我父亲说。然后我父亲成了新闻。再然后他消失了。”找不到自己的父亲,那么背着词语的孩子是不是也会消失?只有“消失”这个正在发生的词语,在2010年的现实里,没有艺术,没有自由,没有可以逃离的虚构,“现在我意识到这是为什么了,因为她是我的妻子,非常奇怪,萨拉·梅西,慢慢地在脱掉她的衣服,束腰长袍和宽松长裤,一套奥黛。”我在自己的梦里成为作者,而其实,这一个和胡志明有关的城市之梦里,和站在吊扇之下的她有关的梦里,消失是必然的结局,一场战争正在发生,一个故事正在解体,幻影过后是死去的作者和死去的读者。

女人站在吊扇底下,是一种危险的存在,而在2011年《消瘦的人》里,女人总是出现在一个黑暗的电影院里,也是一个梦,一个虚构的梦,一个像是幻影的现实。在幻影之前是另一个女人,我生活中的妻子弗洛里,苗条的女人,但是那只胸罩挂在壁橱的门把手上,为什么好几个月了都在那里摇来晃去?好几个月是一种持久的状态,它和十几年后的生活一样,没有丝毫的改变。这是一种现实的描述,而更为真实的现实是,弗洛里有了叫阿夫纳的男友,有一个在华盛顿的儿子,以及总是裹着黑色的衣布,把一个让胸罩挂在壁橱把手上的女人离开了我。另一种生活而已,弗洛里的离开只不过是为了进入另一种生活,或者只是为了寻找另一个作者。进入是为了离开,我一个叫利奥的男人,无非是在此处的世界里,让她感觉到一种禁欲而死去的生活,于是不再吃肉、不再投票,不再在社区协会戏剧表演,对于弗洛里来说,就是要永远离开一种此处的生活。

她创造了一个阿夫纳的男人,她是自己的作者,而利奥在“她的胸罩挂在壁橱的门把手上,摇来晃去”的日子之后,也希望成为另一个作者,一个女人,一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一个进入大型电影院的女人,女人其实在利奥眼里就是一个词语,一个新造的词语,也是一个复仇的词语,用词语编写的故事里,他们一同在街上,一同进入影院,一同回家,可是街上只有她露出消瘦的背影,电影只发生在黑暗中,而那个房子只有一扇门在她进去之后被关上。所以利奥的故事里,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喃喃自语:“我老是想起一部我大约十年前看过的日本电影。深褐色的色调,像发灰的褐色,时长三个半小时,一个下午在时代广场那边放映的,那家电影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对她说,他把她放在虚构的情境里,他甚至想要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像弗洛里一样,开始另一种生活。

其实只不过是幻影,虚构另一种生活,可那壁橱门把手上的胸罩总在眼前摇来晃去,“所有的人类存在都是由光引起的幻觉。”作者是幻觉,读者是幻觉,故事是幻觉,另一种生活里的“消瘦的人”也是幻觉,她或者就是弗洛里,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符号,“如果他眨一下眼,她就会消失。”如果不消失,他就必须把她命名为“消瘦的人”,而那个在壁橱门把处的胸罩必须永远摇来晃去。幻影总是扩大到现实之外,2010年的监狱里有幻影,2011年的电影里有幻影,包括2009年图书馆里的那本书,幻影世界总是以介入并且虚构的方式去除了现实的影子,但是从2009年往上回溯,其实和时间一样,隔着遥远的距离,幻影终究无法产生一个陌生的作者,产生一个孤独的读者。

更为现实的2002年的《巴德尔-迈因霍夫》,一个死去的人,一个在墓地里举行的葬礼,为什么会进入到《被枪杀的男人》的画作里?一个二十五年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在一个名字的启示中走向恐惧?“那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恐怖分子,还有他们之前的乌尔丽克,也是恐怖分子,并不是不可饶恕的。”恐怖分子不仅仅是制造了爆炸,而且将现实的一切都解构了,婚姻失败不是一个借口,甚至在那场葬礼之后,她看见的男人也无法消除她的恐惧,“交个朋友”的邀约背后,却是“你必须得走”的拒绝,抱起了她又怎样?那个世界一直没有放进二十五年后一个幻影的位置,只有一个人,只有一幅名叫“葬礼”的画,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

更为现实的是1988年的《跑步的人》,一个跑在前面的女人,说着关于一个孩子的遭遇,被男人抱上车,男人是他父亲?可是母亲又在哪?或者在经过的路边,在偶遇的事件中,男人仅仅是从梦幻空间里冒出来的陌生人?谁会相信梦幻会在一个现实事件中成为可能?谁会相信一个过客会记挂一个小孩的安慰?又或者,她对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谁是真正的作者?谁又会阅读故事的读者?“她脸上挂着奇异而痛苦的微笑。他往后退了一点儿,然后倾身去跟她握手。他们就这样互道晚安。”看起来是和谐的,是互助的,但是现实只是一扇冷漠的门,当电梯滑向两边被打开的时候,那一个夜里,全部的故事是:“他独自一人从大楼的中心上升而去。”

2002年的现实提供了一种死亡的范本,1988年的现实提供了冷漠的风格,而1988年的《象牙杂技师雕像》里偶尔出现了幻觉,却是一种更为残酷的现实:地震。地震的时候,大地在晃动,天空变得阴暗,而所有的人都在逃命,对于女人凯尔来说,地震对于她来说,不仅仅是自然灾害,在她和所有人一样逃离的时候,她其实把自己带向了一个二元论的困境中,就像2009年的那个“假和非假”的逻辑一样,走向的是世界的终结之处。“世界已被缩成了室内和室外两部分。”凯尔的逻辑在这里被展开,她害怕地震来时的室内恐怖,却在室外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都没有自己可想象的作者,也没有自己可以面对的读者,那个叫埃德蒙的男人,似乎正在她孤寂的夜晚帮助她寻找词语,然后用词语保护自己。

词语其实就是一种幻觉,那个古希腊的赫尔墨斯神像,是力量的象征,但是在地震中却粉碎了,神而成碎片,词语在哪里保护?埃德蒙的那一个象牙雕像复制品,似乎是在灾难中找到的新词,一个公牛跳跃者,一个女性,在扑面而来一跃而起的瞬间,超越了恐惧,超越恐惧就是超越现实,超越地震,“让你记起你以前活泼、乐观的自我。”可是,这依然是幻觉,埃德蒙去北方了,地震在第八天却发生了最严重的余震,于是她只在那象牙雕刻品的世界里,在幻觉中成为另一个自己——一个自己书写的自己,一个自己阅读的自己:“灵巧、年轻、乐观、现代;咆哮的公牛和震动的大地。没有什么可以将她和那个艺术品里面的心灵、某位象牙雕刻匠联系在一起,公元前一千六百年,被离她如此遥远的力量所感动。”

对于幻觉的最直接体现,仅仅是“把它放进自己的口袋,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在灾难的现实里,“带着它”仅仅是幻觉一种,而当“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的时候,幻觉就是一种被现实改变的幻觉,1983年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很遥远,它不再现实里发生,而我和福尔默在执行轨道飞行任务的时候,就构建了一个谁都没有经历过的幻觉时刻,那个时刻称之为“人性时刻”,而其实只是“战争时刻”的变异,和199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一样,根本没有被虚构的胜利。在这个“人性时刻”里,被确认的现实是我包里1901年的银币,是福尔默的毕业照、瓶盖和小石子,甚至是在太空中被听到的那些广播节目信号。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甚至地球也不再有盘旋的风暴、明亮的海洋、呼吸热气、烟雾和色彩,只是凡人的栖居之所。但是一个经理了战争的人,如何能把地球设想为另一种生活?

“每到星期日我还是会沮丧。”战争中的武器,战争后的全球战略,都变成了福尔默口中的话题,远离地球其实根本无法远离记忆,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在地球上发生,却在一个人的“人性时刻”里发生,福尔默是曾经的读者,是现在的作者,“过去是,现在也是,战争时刻。”没有远去的死亡,没有远去的伤痛,没有远去的地球,渴望一种人性时刻,却只能在太空的虚幻中忘记自己,“他全部的时间都待在窗边,俯暾着地球。他话很少,或完全不说话。”不说话,就没有了词语,就没有了作者,在飘荡的太空里,地球最终会去往哪里?

逃离地球,一种是科幻的方式,另一种则是神话的模式。《天使埃斯梅拉达》里的那个画在墙上的天使,只不过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明,在非法居留者的地方,在满是涂画的地方,竟然变成灵魂升华的救赎之地,这无非是一种讽刺,甚至还有那些修女,那些修士,谁能为死去的人建造一个归宿之地?“每次当这里死了一个孩子,他们就在墙上喷绘一个天使来纪念。蓝色和粉红色的天使几乎占据了那面高墙的一半。”可是当那个名叫埃斯梅拉达的女孩被人强奸而从屋顶上被扔下去的时候,天使的画像在墙上绘制完成,可是却只有母亲的哭泣,救赎只不过是幻觉,最底层的现实里是没有信仰和希望的空荡荡的街,连修女说出的那个“阿门”都在现实之外:“一个古词,源自古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实在地一手触到她的腹部以完成用身体形的十字架。”

“它根本上的虚假性会让你感到羞愧吗——所有的微妙之处和渴望的剪影?或者超验的力量会延存,某事件违反了自然力量的感觉,某种神圣的东西在火热的地平线跳动,你渴望异象因为你需要一个神迹对抗你的怀疑?”被玷污的神迹?被虚构的救赎?天使埃斯梅拉达只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死者,她的名字只不过写在“受护”的墙上,而信仰也只不过在早晨、中午、黄昏,“都向你吟诵”。不被救赎,其实也不被降生,一切的战争、死亡、现实,一切的胸罩、雕刻、电影,一切的男人、女人,其实在“阿门,一个古词”的祈祷中,纷纷告别作者,纷纷远离读者,而所谓的“创世”无非是一个在“航班延迟”之后虚假的伊甸园。

从多巴哥群岛乘船到机场,为的是离开,而当飞机满员到航班延误,从待定人员到无法离开小岛,这曲折的过程,越来越将两个陌生的男女固定在隔绝的世界里,“创世之梦在庄重的旅行者探寻的边界露出光芒。一览无余。”离开变成不离开,克丽斯塔和我甚至在欲望的世界里开始寻找一种刺激,不是神圣的感觉,而是拖入到一个不再出去的幻觉世界里,创世,是逃避而已,“外面他们说那架飞机坠入该死的海里了。”即使只是一个延误的消息,当接受了现实之后,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幻觉中离开,在幻觉中变成不是自己,“她完全封闭了自己,浑身一动不动。”这是创世的开始?还是末世的沦陷?男人和女人,欧洲和美国,以及离开和逗留,当不再是自己的作者和读者之后,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一个词语:“没事的,没事的。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最后的几个小时,仅此而已。而且你可以跟我说德语。”

韩东的诗

编号:S29·2161109·1347
作者:韩东 著
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一版
定价:52.00元亚马逊19.20元
ISBN:9787539972299
页数:445页

“我一直在努力,不是为了一两首好诗,是为了与诗歌结合。多半是幻觉,但这却是一个根本的幻觉,我愿意被它指引。”“第三代诗人”韩东在“根本的幻觉”里写下了对现实的而态度。韩东的诗歌充满现代感,充满对人性的深切的悲悯与洞察,以民间的立场崭露于诗坛。这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韩东诗歌集,是其此前三十余年诗歌写作的系统性的总结。作者对所选作品进行了认真系统的审订,对同一首作品的不同流传版本进行了认真甄别。本书为“做天下最好的诗集”系列之一。


《韩东的诗》:我想后面应该是海水

一条水蛇游了过来,昂着头
撑船人一篙打在它的七寸上
怎么可能呢
两件事都不太可能
——《在水上》

不太可能的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不太可能的是一种死和另一种死,不太可能的是一种动和另一种动。水蛇昂起头是否看见了船上的人,达下去竹篙的人是否看见了水上的动静?它们其实都在同时发生,却并不是走向同一个结尾,作为一种“不太可能”的叙事,船和水其实都在后面,都在并不看见的睡梦里。而在眼前的其实是那个对岸,那里的草又青又黄,那里的白云是白色的,那里的一棵树和所有的树在一起,总之在看见的岸上,一切都是美好的,“我无限向往岸上的生活”。

岸上和船上,构成的都是必然的关系,都是看见的一切和唯一, 在水上看见岸上美好的东西,在岸上却“向往这条绿水”,看和被看仿佛都是另外的风景,那么又青又黄的草是不是“不太可能”?白色的白云是不是“不太可能”?一棵树和所有的树“不太可能”?当然这也意味着“在水上”和“在岸上”构成的只是看和被看的双重想象,于是水蛇游过来,穿过一艘船又游过去,于是一篙打下去仅仅是溅起了水花,于是从午后到黄昏落日,“我在竹排上/像在房子里一样地睡着了”。

“在水上”,如果重音在“在”字上,那一定是关于存在的现在时,就如“在马里昂巴德”一样,无法成为一种想象的虚构,无法成为一种“不太可能”的叙事,它在“在”的语境下扩展为一个叙事,一种状态,以及必然性,无法逃离,也无法改写,但是当“在水上”仅仅是“在水上”,就像一棵树和所有的树一样,其实区分不了虚构和现实、现在和记忆、存在和想象的关系,也区别不了岸上和船上、午后和日落、竹排和房子的偶然和必然,因为一切都在“像”的状态下睡着了,没有美和不美,没有可能和不可能,没有我和非我。

这是338页的一首诗,这是《在水上》的命名,这是19行的一次梦境,一首诗和所有的诗在一起,就像岸上被看见的集合,它组合成的是一本叫《韩东的诗》的诗集,它汇集的是从1982年到2013年的创作时间,它收录的是330首诗歌,一个集合其实可以有打开和合拢两种动作,可以有过去和现在两种时间,可以有作者和读者两种身份,但是只要停留在“在水上”这单一的文本,听见“我”这单一的人称,看见睡着了的单一状态,它都会在“不太可能”的解构中把一本诗集都叫做一首诗。

一首诗就是“韩东的诗”,它是一个整体,单一的整体,从338页回到第一页,再回到封面,那个戴着眼镜,那个秃着头顶,那个留着花白胡须的人是不是就是韩东?这是具象的一个诗人,或者就是一个具象的人,他在注目,他在呼吸,他在看见,以及他“在水上”。如此强调一个作者,一个我,一个明确的诗人,其实就是要在一本合集里看见和韩东有关的“一棵树和所有的树”,看见白色的白云,看见又青又黄的草,以及看见不太可能的两件事,实际上,不管是1961年5月17日出生的韩东,还是主编《他们》的韩东,无论是获奖的韩东,还是写有《知青变形记》等小说的韩东,如果他只是睡着了的时候“在水上”,那么对于这一个具象的诗人,也都是陌生的,实际上,不如把一种具象的照片和名字放在背后,把韩东的名字放在背后,在单一的文本里只看见一首诗,一首“在水上”的诗,一首第338页的诗,一首关于时间和想象的诗。

水蛇游过来的时候,它的确是昂着头的,这是一种俯视的视角,在1982-1984年开始的时间起点,“韩东的诗”也的确以昂着头的状态游了过来。“活命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大海还在汹涌”,《海啊,海》的确是超越了那一条有撑船人的河,也看不见那些岸上美的东西,只有海,只有水,只有如生命一样的漠然,年轻的时候的确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都和还有关,最后也变成了无法走出的宿命,当“时间和死亡再也不是敌人”,那一种“不太可能”的状态会取代必然的生命归宿,即使海底的钟声会在确定的地方敲响,而且“除了他,不会有人听见”,但是生命之海,已经在一种必然中被解构。

海是生命最后的终点,但其实在那个发生了许多故事的年轻时代,海是一种向往,“海是有的,但十分遥远”,遥远而无法抵达,即使是不可能,也是一种必然,所以作为《山民》,最后无非在时间中提早走向生命的终点,“所以没有等他走到那里/就已死在半路上了/死在山中”,没有死在海上,死在水里,依然在无法跨越的山中,一个终点就是一种宿命。而1982-1983的宿命还有那个做了我老婆的女人,生下一个哑巴儿子又走出了那座大山,却只是我不认识的一个女人;还有那些“我们的朋友”,风尘仆仆的面容,浑浊的眼泪,最后不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只是“屋后一记响亮的耳光”。当然,那种宿命还在“有关大雁塔”的英雄覆灭里,它本来是一种情结,一个证明,一种昂起头的目标,“有很多人从远方赶来/为了爬上去/做一次英雄”,但是在想象之外,“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

爬上去,再下来,高度不是目的,英雄不是终点,没有在上面大喊一声,没有在那里振臂高呼,只有简简单单,下来,其实是回来,回到地面,回到现实,回到必然的生活,所以那时候的大海在山的背后,那时候的女人在爱的背后,那时候的朋友在友情背后,那时候,“你见过大海/你也想象过大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你见过大海》)”。人人都这样,所以那时的我就是我们,那时候的英雄就是凡人,那时候的生命就是活着,那时候的大海也只是一片水。

而其实,在“有关大雁塔”的英雄主义解构中,我们还是有可能昂起过头的,有可能真的在爬上去的时候不想下来,有可能一辈子的山民可能想做一个诗人,“艺术家有一双工匠般的大手/用来抚摸他制作的一切(《艺术家的大手》)”,或者遥想那个逝去的诗人:“一把木剑高悬/手指悠闲/布衫整洁/阳光也照不见尘埃(《逝去的诗人》)”,即使“热爱石头和天空的画家/只画石头和天空(《只有石头和天空》)”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英雄情结,“在巨石上/我想后面应该是海水/还有更多的什么”。但是那只不过是不确定的“什么”,甚至是虚无的“什么”,最后昂起头的蛇在水里被不太可能的竹篙打到了七寸,于是艺术家只能“用他的大手把自己盖好”,于是诗人的世界里“风倒挂其上/也已多年”,于是石头只是石头,天空只是天空,于是我们爬上去,于是我们下来。

下来是一片大地,甚至只是一双脚的位置,在日常生活中行走、停留,继续行走,继续停留,“走了两条路/两只拖鞋/一只落满灰尘/一只满是灰尘——(《拖鞋》)”,没有沧桑的感觉,只有被覆盖的现实,于是这个位置只有“从不吵嘴/任凭那灯泡儿轻轻摇晃”的“下棋的男人”,只有“抚摸过的肉体/从毯子下面消失”的“远行的人”,只有“街头上的孩子应该回到街头去”,只有清脆、激越,却“被握在手中”的杯子,只有“向我的鞋子敬礼”的人们,只有“铁锹在土上拍打”体会快感的叔叔,未来的建筑师在玩着游戏,郊区的一所大学只用来计算走向学校大门的时间,想听听母亲声音的只是一个善良的小偷。

这是一种对崇高、对艺术、对英雄、对生命的消解,当返回地面的时候,大雁塔只是“有关”的一个意象,石头的后面没有水,人人都只是一个人,而在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时间,也都没有了敬畏,《二月一日》“街道空了,我仅是一个骑单车的人”,整个三月,“工地日夜不停/让我们向往四月的大厦/而书中已预言了它十六种方式的倒塌(三月的书)”,从三月到四月,“我记得你多次离开”,当五月来临的时候,“我们应邀扮演劳动中合作并沉默的男女(《丰收的比喻》)”,六月的时候,“我听见过多的雨水/冲刷白色的石头的广场”,甚至到了冬天应该是下雪的十二月,“雨以雪的方式降落(雨衣 烟盒 自行车)”。空空的街道,预言的倒塌,离开的你,沉默的男女,被冲刷的广场,以及代替了雪的雨,仿佛都在错失的时间里,“如果你在街上走/我也在街上走/白天黑夜上午下午把我们错开/这一个小时不是前一个小时/后一小时你已到家坐下/我仍在街上走/一次红灯下一次是绿灯/我走着并被街景迷惑(《在街上寻找偶尔碰面的机会》)”。

偶然碰面,甚至也只是一种残存的想象,因为我们在街上,只不过是“绕着一个地方转圈”,起点走到终点,终点回到起点,从日常到日常,到存在到存在,从活着到活着,“他的全部想法就是经过”。而这种偶然的必然性,这种时间的错失,这种轮回的宿命,最后慢慢变成了一种否定,《二十年前剪枝季节的一个下午》已不在记忆里,甚至也不再想象中,“我想否认那孩子是我/我想否认那孩子的耻辱/是我的耻辱”,因为那人已经从天上消失了,我们只是站着,既不会爬上去,也无需走下来,既不能当一回英雄,也不会留下沾满灰尘的鞋——有关大雁塔,甚至连“大雁塔”这样的命名也取消了。

取消而否定,这是消解的另一种可能,灯下没有了一只小虫,空白的纸上没有一个字,《在湖边写作》时“云的影像已转到眼球背后”,《熟睡的少女》世界里,“画家曾坐在她的对面,拿着笔/后来椅子上换上了我们”,在《十月》的故事里,“你在凋零时凋零/你在盛开时无言”,甚至老师不再承认“你是我的学生”,甚至学生在整个中学时代杜认为“你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于是生命变成了一顿美食:“打鸟的乐趣中也不包含冒险/枪声过后是冬日黄昏的哀伤/雪花飘落最细小的羽毛/像鸟儿入林,他也要赶很远的路/回到自己的家,回到/麻雀汤的晚餐和乌鸦肉的夜晚(《打鸟的人》)”;于是死亡失去了仪式,“荒草中不起眼的坟冢像生前小小的害羞的乳房/和巨乳肉袋一起献给上面永恒的天空/她骨灰的煤饼燃烧新鬼的美色,三年了——/因乳腺癌割去的双乳弥补于一座荒坟!(《追悼》)”;于是那有名字的“任辉”变成了剪纸的任辉、吃饭的任辉、睡觉的任辉、富有的任辉、今天的任辉、伤感的任辉和慷慨的任辉,“将四十个任辉集中在一起工作/四十幅杰作出自他的一天(《四十个任辉》)”。

消费的生命、肉体的死亡,命名的泛化,一切都指向了符号,所以男人和女人,最后都在否定中变成了甲和乙,他们“从床的两边下床“,他们“系鞋带”,他们看见了移动五厘米的树枝和头,他们闭上了两只眼睛,即使甲曾经在四岁时学会了系鞋带,五岁受到了表扬,六岁已经很熟练,七岁感到厌烦;即使感到厌烦之后是七岁以后的某一天,三十岁的某一天,其实岁的某一天,但是在系好鞋带的时候,却忘了另一个乙,“只是把乙忽略得太久了。这是我们/(首先是我们)与甲一起犯下的错误”——错误的世界里,乙记系了鞋带,乙从另一边下床,乙面对一只碗柜,乙看见了家没有看见的餐具。但是看见和没看见,忽略和没忽略,在甲和乙的符号世界里,还有什么意义?七岁以后,三十岁的某一天,七十岁的某一天,其实只是甲的某一天,而对于乙来说,在这看见的一天,在这系鞋带的一天,在这错失的一天,在这否定的一天,“当乙系好鞋带起立,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

“本属于”在甲乙的世界里,其实还是有一种归属感,只是在冷漠、隔阂中他们成了彼此,成了甲乙,成了符号,下床的动作和从大雁塔下来有着某种回归地面的相似感觉,但是在“大雁塔”的故事里,还有过曾经的英雄主义,但是在甲乙的世界里,只有一种叫做精液的欲望物,它只是流下来,然后一定是擦去,洗干净了手,走在空空的街上。所以在这个原本属于爱,甚至是性的叙事中,从错失到否定,最后变成符号化的虚无,三十遍的抚摸之后,情欲产生又平息,“这赤裸的爱,它的热烈无人理解/衣服像影子一样隔在我们中间/在宽大的床上渐渐起皱/又被我温热的手最后熨平(《抚摸》)”于是女人的“服饰比身体更令人羞愧”,于是女人“的青春在搬动桌椅中度过一年”,于是女人美丽、神秘的微笑“映在我的脸上,成为我的微笑”。还会有爱吗?爱是单方面的爱,爱是“借着别人爱你”,爱是“爱另一些躯壳”,爱是美好,仅仅是关于天气的美好,无关你我,无关男女,甚至无关甲乙:“多么美好的一天/你给我打来了电话/号码正确无误/天气晴朗,通讯正常(《美好的一天》)”

所以,当个体、特殊和唯一,甚至可能的东西变成了虚无,那么在生命、时间、爱的宏大叙事中,一切都只是一种分不清彼此的集合:“他没有说两种可能:开始或结束/两种性别:男人和女人/根本没有提及量词:一个,或者一双/哦,这前途莫测但命中注定的旅程!(《飞着去,游着回来……》)”没有开始和结束,没有男人和女人,没有量词,没有可能,甚至已经没有了肯定和否定,一切都在游走,一切都变成了响亮却稍纵即逝的喷嚏:“啊嚏啊嚏啊嚏”,都变成了从国光苹果到橘子皮再到肉的皮肤,变成了从砧板到杯子的“一声巨响”,变成了不再相信的“下雪了”,变成“进屋,并踏上这截木制楼梯”的友谊宾馆,而日常也都变成了诗,“附近的菜市场里有人在巨大的汽油桶里杀鸡/后面的大楼上一个诗人苦思冥想要写一首人类之诗/下面的棚户区里两个女人为争夺一个酒鬼的爱而不惜大打出手(《人类之诗》)”

一首诗不再是一首诗,一首诗是关于人类的诗,所以人类从来不是崇高的集合,从来不是诗意的群体,从来不是深刻的类群,与时代、大海、土地一样,消失了形而上的意义,而330首诗集合而成的韩东呢?他成为他,最后一次露脸的时候,显然完全摘去了封面上的眼镜,分明剃去了花白的胡子,“我仍然是韩东,人称老韩/老韩身体健康,每周爬山/既不极目远眺,也不野合/就这么从半山腰下来了(《这些年》)”这些年是时间和生命有关的这些年,但是“只是爱,不再恋爱/只是睡,不再和女人睡/只是写,不再诗歌/我经常骂人,但不翻脸/经常在南京,偶尔也去/外地走走/我仍然活着,但不想长寿”,错失和否定,韩东不站在高处眺望,也不坦露肉体野合,他开始重新做人,他开始爬上去“从半山腰下来”,但不是大雁塔,也不是仅有的一次,是“每周”的动作,是再分不清时间的集合,再分不清你我的老韩,再不写诗歌的诗人。

“夜里我们去抓鱼,/为抓鱼我们走夜路,/走夜路是想大家在一起。(《抓鱼》)”鱼在水里,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另一片水,另一些鱼,另一个我们,只需要转过去,就看不见大海了,就看不见时间了,就看不见自己了,目的就在过程中,生命就在口水里,诗歌只在“不太可能”的必然里,岸在岸上,水在水里,但是,怎么可能呢?就像把第338页的一首诗翻开又合拢,就像把《韩东的诗》合拢又打开,重新写诗和重新做人,两件事都不太可能。

后汉演义

编号:C26·2161109·1346
作者:蔡东藩 著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定价:39.80元亚马逊14.70元
ISBN:9787514609844
页数:596页

“本编续《前汉演义》之体例,始于新莽之篡汉,终于司马氏之代魏,中历东汉、蜀汉之二百数十年,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而于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在《后汉演义》中,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的蔡东潘依旧实践着其“演义救国”思想,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刘秀光武中兴至三国混战这一段历史,蔡东潘以正史为经,轶闻为纬,体例特殊,写成一部自批自注的演义作品。而在汉史演义中,蔡东潘也独创了编写体例,那就是将秦朝附在《前汉演义》之前,三国附于《后汉演义》之后,首尾相对也是一个无独有偶的创格。


《后汉演义》:妇寺原为乱国媒

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甚么一定系绪,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便是此意。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从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到刘秀起兵南阳重建汉室,从曹魏披着汉禅假象,到司马氏篡魏改元,后汉二百数十年的历史,有多少是所谓的正统?有多少是天道使然?陈寿的《三国志》事事回护曹操,那么,“操得为忠,王莽如何为逆乎?”而最后司马炎燔柴告天,其实和曹魏当初受汉禅故事一样,也无非是“天道之循环”,是一种历史的循环报应而已。所以蔡东藩“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地演绎后汉演义,只不过是为了揭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本质,这并不是为历史寻找一种合理性,而是在所谓朝纲紊乱中发现其必然性:阉祸何来?兵争何起?甚至朝代覆灭何因?“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

蔡东藩其实从一开始就绘制了后汉二百多年的兴亡路线图,“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讧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宫闱。”无论是君主专政,还是外戚擅权,无论是宦官横行,还是最后乱党交讧、方镇纷争的“三国演义”,其实在后汉一开始就显露了端倪,“岂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讧于后?”

而这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混乱秩序,也正是西汉灭亡的根本,当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前汉后汉的人为分界也是一种乱世的必然。王莽新朝踩着西汉灭亡的尸骨前行,所谓改朝换代,却并不是结束汉朝的腐败,而是加剧矛盾,制造纷乱,王莽无疑是一个寡头政治的代表,“莽不问民生疾苦,只知遣兵征剿,百姓外遭胡寇,内受兵灾,除死以外,几无他法。”他课税民间的做法,他毁坏帝王庙室的举动,他横征暴敛的作为,以及年老时依然酒池肉林的享受,无不是把自己推向了欲望的深渊,六十八岁还用黑墨染须毛虫壮年男子,最后将一百二十人添居宫内,想要轮流召幸,甚至当年老体衰的时候,还征召方士入宫制合仙药,无不反映着篡权者荒诞的权力。

王莽之衰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强大的西汉王朝会断送在他的手里,又为什么他的个人权力达到极致的顶端?而在这荒诞的权力更迭中,是不是就是实践着“败为寇,成为王”的规律?王莽自然不是汉室正统,但是当王莽篡权的时候,汉朝官员龚胜说:“我受汉家厚恩,愧无以报,今年已老迈,旦暮入地,难道尚好出事二姓么?”绝食24天最后气绝身亡,这是不是正统论的一个牺牲品?而南郡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翊,这些因廉直而得名的官员,齐人栗融,北海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这些洁身自好的儒生,他们用托病辞官的方式消极对抗王莽新朝,是不是也是一种忠诚?而在王莽后期,从南阳兴兵的刘秀,是不是作者光复汉室的伟业?

蔡东藩把“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的刘秀称作“汉朝龙种”,称作“真命天子”,看起来也是寻找一种正统论,汉景帝七世孙、长沙王嫡派,这种出生似乎为讨灭王莽寻找了合理的解释,但其实刘秀起兵,在某种意义上是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而他的神勇,他的权略,他的指挥,也只是在历史中看见了际遇,也为自己找到了位置。作为汉家后裔,刘秀在哥哥刘縯的倡义下一起起兵,但是在后期显露了自己的才华,“遵时养晦,一飞冲天,秀之才实过乃兄,宜乎兄无成而弟独得国也。”乃至昆阳大捷,最后奠定了汉室光复的基础。而这种光复论,也并非是要延续一种正统思想,强华的“赤伏符”像是一个策划好的剧本,从天道意义上为刘秀继位找到了合理性:“大汉本尚火德,赤为火色,伏有藏意,故名赤伏符。所云四七之际,四七为二十八,自从高祖至今,计得二百二十八年,正与四七相合。四七之际火为主,乃是火德复兴,应该属诸大王,愿大王勿疑!”而最后受朝之举,则是在这种合理性中更多了一种仪式意义,“届期这一日,巧值天高气爽,旭日东升,萧王刘秀,戴帝冕,服龙袍,出乘法驾,由诸将拥至南郊,燔柴告天,禋六宗,祀群神,祝官宣读祝从。”

合理性和仪式感,看上去是一种正统论的实践,而蔡东藩也指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阴谋而已,“少康复夏,宣王绍周,历史上传为美谈,若汉光武之中兴,亦夏少康周宣王之流亚耳。自鄗南即位,而帝统有归,当时之盗名窃字者,至此始逐渐湮没。盖明月出而爝火无光,理有固然,亦何足怪?必假强华之呈入谶文,资为号召,得毋犹迹近欺人乎?”但是不可否认,汉朝还是在王莽建立新朝的断裂带中,再次得到了延续,而刘秀的意义在于在纷乱的世事中建立了一种秩序:“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退武臣,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并且崇尚气节,讲求经义,耳不听郑声,手不持玩好,与王侯等持盈保泰,坐致太平,比那高祖谩骂儒生,诛夷功臣,纵吕后祸刘,实是相差得多哩!也是确评。”

而这种盛德对于后汉初期的统治来说,也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后在位十八年的明帝、在位十三年的章帝,“承袭祖考遗业,国势方隆,事从宽简,朝野上下,并称乂安。”尤其是明帝在位时,谨守建武制度,使外戚不得封侯干政,即使馆陶公主求郎,也是加以拒绝,““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一或失人,民皆受殃,所以不便妄授呢!”所以当时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成就了后汉初期的繁荣。但这或者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从和帝开始,似乎就慢慢进入了历史循环论,不到十岁的和帝就是由窦皇后临朝训政,而窦氏家族的窦宪等把持朝政,任所欲为,等到和帝欲除窦氏,却为时已晚,“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而外戚专权之后,当时最荒谬的一个现象是,后宫生子多殇,宫中竟视为凶地,遇有生育,都到宫外,寄养民间,当时邓后在后宫生有两子,长子患有痼疾,而少子生才百日,就是在宫外寄养。

这就是汉安帝,十三岁继位,也是由邓后临朝,虽然她以贤德见称,但是最后也是专顾私亲,而安帝本人确实沉湎酒色,等到亲政时也是委政于外戚内阉,“听信群小,黜逐正人,汉之纲纪,自此紊矣!”而在三十二岁时南巡殒命之后,顺帝继位,十一岁的皇帝也是太后临朝,阎太后构废济阴王、迎立北乡侯,也是专欲的表现,虽然顺帝“退乳母,责阉人,宫禁肃然,其与乃父之庸暗不君,似不可同日语矣”,但是“一时之明察,终不敌群小之欺蒙,虽有直臣,挽回无几”。之后的质帝竟然只有两岁,又是梁太后临朝,而这个幼主竟被外戚毒死在宫中,当时的梁翼把持朝政,包括桓帝在内,都由他掌控,而在梁后、梁翼的独断独行中,汉室完全走向了失统的地步:“惟梁氏一门,前后七人封侯,三女得为皇后,六女得为贵人,父子俱为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又有七人,子尚公主又有三人,外如卿将尹校,共五十七人,真是一时无两,备极尊荣。”这种失统也最终导致党祸之起,桓帝延熹八年,竟缉捕至二百余人,而桓帝本人朝夕纵欢,在三十六岁时德阳前殿瞑目归天。而之后的汉灵帝也是在皇太后临朝中登位,乃至亲政的时候,竟然提出了一条敛钱的方法:“就西园开张邸舍,卖官鬻爵,各有等差,二千石官阶,定价二千万;四百石官阶,定价四百万;如以才德应选,亦须照纳半价,或三分之一;令长等缺,随县好丑,定价多寡;富家先令入钱,贫士至赴任后,加倍输纳。”

皇权更迭,是如此的怪诞,如此的残暴,如此的腐败,如此的荒淫,所以所谓的正统,也无非是将祖宗的基业尽将毁灭,所以这是一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必然规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而当黄巾军解揭开了汉末乱世的序幕,谁又是正统?当汉室王朝在这个特殊时期,却还在那一种荒诞的故事里,“少帝于四月嗣位,九月被废,相距仅五月间,改元两次。至献帝既立,又复改元,一岁中有四个年号,也是奇闻。”于是在这种式微的背景下,群雄逐鹿的格局慢慢形成,他们自称讨贼,却是各怀心志:“董卓为汉末乱贼,人人得而诛之;关东各路之兴师,名正言顺,谁曰不宜?独惜各牧守有讨贼之举,而无讨贼之才;且推袁绍为牛耳长,使主齐盟,绍固一引卓祸汉者,奈之何以门望相推也?”

蔡东藩将董卓称为“乱贼”,把曹操称为“汉贼”,而群雄也成了群贼,“李傕郭汜,贼也;张济杨奉董承,亦无一非贼;至如李乐韩暹胡才,则固以贼自鸣,更不足道矣。堂堂天子顾委身于贼臣之手,尚有何幸?其所以间关跋涉,苟延残喘者,贼胆尚虚,未敢公然篡逆也。”而身为汉室宗族的刘备,蔡东藩自然在与曹操的对比中将其视作是一种希望:“刘先主起自寒微,以一贩履织席之贫民,独能具有大志,交结英雄,为国讨贼,较诸曹阿瞒之已为朝吏,奉遣出兵,其难易固属不同,其忠义亦自有别,正不特一为汉裔,一为阉奴已也。”这种褒刘贬曹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表明着一种苟延残喘的正统论,甚至蔡东藩完全以罗贯中《三国演义》为线索,开始书写自己的“三国演义”,从六十回《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到最后第一百回《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在四十回的“三国演义”中,详尽叙述了群雄争霸的汉末格局,而他的书写,针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小说文本,进行了历史性的还原。

“虽曰小说,亦不应穿凿失真,一至于此也。”这是蔡东藩历史小说的观点,也就是不应“穿凿失真”,所以在赤壁之战中,他认为将战船锁上铁链,并不是庞统献计,而应是周瑜;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候,都是罗贯中“褒扬失实”的表现,不符合历史事实;而诸葛亮三气周瑜,“亦属无稽,尽信书不如无书,况燕谈郢说乎?”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蔡东藩认为,诸葛亮祈风之说太过荒诞,他根本没有这种神奇的本领,而且与刘备长坂坡被曹操所追形成了自相矛盾,所以,他说,“予幼时阅《三国演义》,至赤壁一战,联篇叙述,多至七八回,每叹罗氏演写此役,最为刻意经营之作;及年稍长,得见陈寿《三国志》与各种史籍,乃知罗氏所述,多半附会,虽未始不足餍阅者之目,空中楼阁,总觉太虚,且反足滋后人之疑窦,毋亦所谓得半失半欤?”罗氏《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到了蔡东藩这里,就只剩下短短的一回目。

这或者是历史小说写作的分歧,“事必纪实,语不求深”是蔡东藩所追求的写作风格。回到所谓的正统论,当蜀汉政权最后失去历史机遇,曹魏统一,蔡东藩却感慨:“汉事已完,墨干笔秃。”不免有一种落魄的感觉,而当汉宗绝祀之后,曹魏并没有被单列而演绎一部新的历史,也没有纳入到《晋史演义》中,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汉贼”的一个小插曲,所以当最后司马炎建立晋朝的时候,也不免嘲笑曹魏,“若夫司马氏之篡魏,实为天道之循环,不有曹操父子之作俑于前,何有司马昭之效尤于后?故篡魏者晋,实则魏自诒之也。”

王莽建立新朝是一种篡位,曹魏让汉宗绝祀也是一种篡位,而司马氏建立晋朝,当然也是一种篡位,如此循环,看上去是群雄扰攘的必然,但是内中却有着深深的正统论影响,这种正统论也为蔡东藩的历史小说找到了一种真实论,批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荒诞神术,就是为了回归历史本体,回归历史正统,“中国小说,往往谈仙说怪,酿成近世义和团之乱;救国不足,病国有余,罗氏其流亚也!”

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编号:C55·2161109·1345
作者:【美】大卫·范恩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9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0.70元
ISBN:9787532152827
页数:258页

由五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构成的《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并非是不同主题的组合,六个故事形成了一条主线:叙述者罗伊·费恩的父亲与别人有染,家庭破裂,两度离婚,后来他在阿拉斯加的一座无人小岛上买下一间木屋,请儿子罗伊去那里住一年。大卫·范恩希望的就是在真实故事里产生出某种和现实的碰撞,“我把发生在我家庭里的故事、我家族的过去和我喜欢的文学形式结合起来,并融汇我所学的语言,这三者在无意识形成的转化中发生碰撞,创造出真实的笔下世界,让人物生动逼真,具有行动力。当这种碰撞发生时,激起的火花给人以真实感,就像原子碰撞发出的光,读者能察觉到实际发生的事,能置身其中,受到感染。”


《一个自杀者的传说》:我需要和它有关系

她说有时候,在高空的气流中捕捉到一种充满希望的、持续不断的拍打声时,我差点以为我的父亲最终又重生了。
——《飞上青天》

高空气流其实只是那根滑翔机背带悬挂在天花板时制造的眩晕感觉,那时,他穿着黄色的荧光防风衣,戴着无带的运动头盔,而且还竖起了大拇指,于是在哪一种眩晕感觉中,“然后飞了起来。”这是一个夜晚必然发生的故事?这是没有人在场必然的死亡?可是不被看见的时候,死亡又如何成为如此具体的一种真相?

其实,那一个夜晚发生的死亡叙事就在传说里,小区大门外的杂货店,每天都很早就开门,店主是一个略胖的中年男子,在我曾经看见的日子里,他总是面带微笑,那眼神在眼镜后面传递出某种友善。匆匆经过,或者付两块钱买一瓶矿泉水,如此而已,便是和这个世界发生的所有关系。但是当那高空气流制造出一种眩晕乃至窒息的效果时,我并没有看见——而且和他发生关系的世界也没有看见。一种死亡就降临了,一种传说就诞生了,在某个小区的群里,大家都在说着那晚发生的事,或者是凌晨,万籁俱静,一个人的他用绳子结束了生命。

没有看见的传说,只是传说,没有铺垫的死亡在发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走向了终结,后来那扇卷闸门就再也没有拉起过,我还是匆匆经过,只是瞥了一眼就走开了,好像和死亡不会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口袋里的钱包或许还有在死亡之前找零给我的若干纸币。现实里的死亡叙事,其实无法纠结于原因,也无法更正传说的诸多版本,但至少在一个看起来正常的男人,在一个看起来平常的日子,选择一种死亡,一定是必然的行动。

必然或者距离真相很近,不用猜测它也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向终结。但是当现实的必然拉上那扇铁闸门的时候,在黑暗中,在痛苦中,那悬在天花板上的背带是不是能承受生活之重?而在必然的现实之外,当“我”的父亲“然后飞了起来”之前,却“朝我竖起了大拇指”,那是一种欣喜,那是一种满足,那是一种欲望?那是一个被我看见而且不是传说的真相:“我应该从更贴近真相的地方讲起。”是的,在面对我,在朝我竖起大拇指的时候,父亲一定是看见我的存在,当父亲告诉我他曾经相当一名画家的时候,我在那里;当父亲迷上意大利甜品萨白利昂的时候,我在那里;当父亲穿着皮大衣看见北极光的绿色阴影时,我在那里;当然,在父亲把自己绑在背带上的时候,我也在那里。

我就是父亲需要和世界发生关系的见证者,那一间坐落在山顶附近小丘上空荡荡的屋子,那一个带着应急用的糖的下午四点,那一片一片寂然的树林,都是父亲和世界开始对话的证明,但是过着独居生活的单身汉,用罐头和饼干盒计量人生的男人,偶尔还能看见白天光线的父亲,却让我看见了他生命的最末端,他在自己的世界里编织“飞上青天”的故事,而我呢?为什么我看见,我证明,我被带向他的世界,“尽管心里有点抗拒,但这里还是有一种家的感觉。”为什么最终一个男孩活了下来却并不在“更贴近真相的地方”?当飞上青天的父亲最后坠落在地上,变成了一小块大理石板,长在母亲农场附近的原野上,那时的世界,其实没有我,只有自杀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我母亲喜欢有他陪在身边,还号称他们的交谈比往日更好了。”

生命的最末端是被我看见的场景,死亡的飞翔姿势是我制造的传说,“有时候,在高空的气流中捕捉到一种充满希望的、持续不断的拍打声时,我差点以为我的父亲最终又重生了。”这是不是父亲所需要的那一种关系?和我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而在“飞上青天”之外,那种关系也是和鱼类有关潜游在那里的关系,在不幸运的一年,在见面的四天里,是我游向了父亲,还是父亲游向了我?“三年后,在我和我母亲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我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鱼缸,并决定成为一名鱼类学家。当然,我的父母已经离婚。”鱼缸是礼物,离婚是不是另一种和世界发生关系的证明?丑鳅鱼、银币鱼、彩虹鲨,它们应该生活在水里,甚至海洋里,不论是我出生的埃达克岛,还是我乘坐上的船,其实他们都和水有关,都被海围绕着——埃达克岛上的那只白色澡盆,是我活下来的证明,是属于母亲叙事的一部分,“她将我放在一只普通的白色澡盆里,里面注满了凉水,我活了下来,甚至变得更强壮。”而那只船呢?是我走向海的世界的一次努力,和父亲有关的叙事却走向了摇晃的感觉,“这让我分心;然后我忘记了是什么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也失去了对鱼类的兴趣。”

两种叙事以离婚的方式对我产生了影响,母亲和父亲,表面之上和表面之下,陆地和船,但都有一个无法逃离的我,无法逃离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让我成为我,“留下了我母亲和我。因为从未飞到任何高度,我们也无处坠落。”当父亲最后在头痛病的折磨中开枪自杀的时候,那种悬在天花板上的感觉变成了我的眩晕感觉,就像我在鱼缸之外看见了炸碎、溅落的鲑鱼内脏,看见了喷水鱼的钩状嘴唇,一种是死,一种是生——当钩状的嘴唇射中那一只疯狂飞舞的苍蝇,生与死的关系变成为了另一个关系:“然后是那只苍蝇,落入水中,释放着数百万道、传达它的痛苦的细密涟漪。”

飞上青天的终结,苍蝇死了,像一个传说一样跌落在水里,但却不是一条鱼。即使当我在父亲第一次走上歧路的凯奇坎寻找那些死亡真相的时候,依然像一个传说。在阿拉斯加的父亲的朋友希利是不是遁入了父亲体内,成为了另一个他?歌厅里的歌莉娅·希尔斯和比尔·道格拉斯结婚之后,是不是让父亲再次进入她的身体里?这是幽灵之城,这是自杀、出轨和谎言遍布的地方,这是生命归于尘土的地方,当我走向它的时候,我在寻找父亲的真相,还是传入了一个孤独的传说?“我整个人都站在水里,试图告诉自己,要放逐掉原来那些感觉,也许多年以来我想象出来的、长久塑造着我的生活的那些悲剧、离婚和自杀,都是另外一种样子,至少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但是,然后,我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依然像一尾鱼,红绸鱼的眼球凸出,嘴里喷出鱼鳔,“它们像是来自一个重力和空气都截然不同的世界,归根结底,一个被虚空承载的世界。”

父亲,一个和鱼缸、岛屿有关的名字,一个和离婚、自杀有关的男人,一个和飞翔、坠落有关的死者,那么另一边的母亲呢?也是一个传说,一个关于“好男人的传说”,父亲之外他叫安吉尔,叫莱恩纳德,叫艾米特,叫帕特,叫梅瑞尔,叫约翰,“你不会和任何人结婚了。”这是母亲在那个叫梅瑞尔的男人录下自己和女儿的朋友性爱过程录下来之后,说的那句话,她把父亲之外的这个男人叫做“愚蠢的男人”,但是在梅瑞尔之后为什么约翰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第二次出现,不是为了和母亲约会,是因为我用点22的手枪射掉了家里的窗户和门,作为一名警察,约翰看见我挥动了双手,就像他和母亲约会的时候,我欢迎他的姿势。

好男人是一个传说,母亲的身边只有愚蠢的男人。而母亲之外的罗达呢?这个父亲曾经离婚之后再结婚的女人,这个曾经和父亲又一次离婚的女人,他的右眼皮总是无法抬起,“她毕竟只有一只眼睛。”就像这个传说,总是不能看见全部的真相,她的左眼和右眼里有不同的父亲,当然也有一个不同的我,而我的世界里呢?父亲会飞上青天,母亲会骂愚蠢的男人,而罗达在我看到他闭上可以闭上的那只眼睛之后,世界就变得有些扭曲了:“我看到她的脖子往后拱起,划过空气,翅膀从她身上升起。我听到枪响,尖叫起来。”

大卫·范恩:哪一把手枪可以打掉这灯泡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不论是罗达还是我,总是会听到各种枪声,点22的手枪,点30的卡宾枪,以及点44的马格南手枪,对准头部,当那一声清脆的声音变成沉闷的声音,脑袋会像鲑鱼一样,在炸碎中溅落,但是当在没有邻居、没有朋友的苏宽岛上发生这一幕的时候,这个传说的主角却是父亲的儿子罗伊,“头颅里的某些东西是白色的。他一直在等它们变红,但是它们并没有。很快就有小苍蝇、昆虫还有蠓飞来,落在他儿子的头颅里面,在里面爬跳着。”但是罗伊是他,不是我,父亲也是他,是吉姆——罗伊和吉姆,是父亲和儿子的名字,当他们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出现的时候,我消失了,而这种消失是不是意味着那悬在天花板上的背带消失了,意味着摇晃的鱼缸消失了,意味着母亲所说的愚蠢的男人消失了,意味着罗达无法睁开的右眼消失了?

传说也消失了,他和他组成的世界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接近真相的地方。但是真相没有肥沃的田野,没有平坦的土地,没有漫游在田野上的野兽,只有人类,愚蠢又虚弱的人类,扭曲和嗜血的人类,以及把世界弄得变形的人类,“为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攀爬过别人的身体。在攀登的过程中,他们把对方背部的毛发都扯了下来,直到最后所有人身体都变得光溜溜的、冰冷又嗜血,他们还是紧紧地抓着世界的边缘。”这是父亲吉姆对儿子罗伊说的话,那时父亲和母亲已经离婚,他带着罗伊来到了苏宽岛,“到达那里的唯一的方式是水路,乘水上飞机或者船。”像是一个荒岛,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吉姆的想法似乎在寻找一种原始的归宿,他像鲁滨逊一样在岛上住了下来,在挖地窖、挖雪洞的过程中,远离那些抓着世界边缘的人类。

或者就是一种逃避,“有的地方产生了罪恶感、离婚还有金钱,还有国税局,这些都完蛋了。”但是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真的能够让“每样东西都明白无误地是它自己”?真的能够逃脱那些错失的东西?真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或许吉姆一个人来这里的话,这样的欲望会更合理,但是他带着罗伊,带着一个懵懂却看见了世界的男孩,看见了害怕寂寞想要回家的儿子,“他觉得恐惧。他就这样绕屋子走了几圈,想他的母亲、妹妹、朋友们,还有他抛在身后的一切。”世界其实在另一个真实的地方,离婚、自杀和国税局又有何妨?但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和朋友在一起,和心目中的女孩在一起。

父亲带着罗伊来到小岛,仿佛就是为了书写一个传说,“问题是,我的某部分出问题了。我无法做正确的事,成为我应该成为的人。我身上的某个东西阻止我那样傲。”吉姆在寻找机会,却总是毁灭机会,甚至这种毁灭在罗伊的生活里变成了另一种死亡。在悬崖很近的地方,吉姆曾经跌落下去;在黑暗笼罩的地方,吉姆曾经几天没有回家‘天气糟透的时候,吉姆就读书,天气只是一般糟糕的时候,父亲就独自去远足。他把罗伊放在了另一边,他需要自我解脱,需要自我救赎,却总是在一种哭泣声里回到更冷酷的现实,而罗伊在被他抛向一种虚空的时候,还要承受自己无法排解的痛苦,“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知道你在这里。但我还是太孤独了。我无法解释这一切。”

于是当吉姆消失在树林里的时候,罗伊走向了死亡的真相,“击锤已经被拨到后面,他能看到里面的铜弹。他把枪管朝向别的地方,将击锤拨回到前面。然后又拉开击锤,将枪管对准自己的头,开了枪。”曾经是吉姆的手枪,曾经是吉姆求死的欲望,却变成了罗伊的行动,即使在知道儿子自杀之后,他将枪管对准他自己的头部,但是又放下了,“你甚至都不敢自杀。”他被自己架空了,而罗伊实现了他自杀的想法,这是一种替代,死亡的替代,传说的替代——罗伊本来是为了怕父亲自杀而一起来到了小岛,却在那种隔绝状态中选择了死亡,他变成了父亲。就像父亲曾经说过的那样:“我需要这个世界有生气,我需要它和我有关系。我需要知道当一座冰川移动或者一头熊放屁时,它和我有些关系。”

一种死亡,让吉姆和世界发生了关系,当罗伊成了他,他也成了罗伊。但是这种发生的关系却并不是自足的,甚至它会变成一种罪,当他把装在睡袋里的罗伊埋葬在小岛上的时候,他无法完成让儿子回家,为他举行葬礼的愿望,而库斯警长面对死亡,却开始怀疑那时一种谋杀。“我是名牙医。这太离谱了。我没有杀害我的儿子。”吉姆的解释无法消除疑虑,当他逃离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那艘去往墨西哥的非法船只老板说:“只是杀了我自己。”罗伊是为了父亲而走向了死亡,吉姆因为一种负罪感而把自己推向了死亡,在这个复杂的关系里,谁意味着真相,谁只是一个传说?

“我,吉姆·费恩,谋杀了我的儿子,罗伊·费恩,在去年秋天,大概九个月之前。我用我的鲁格.44马格南手枪近距离朝他的头部开了枪,那把枪后来应该被警长重新找到了,我想。我当时想自杀,正在无线电上和我的前妻罗达谈话,她说不想和我复合,还要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了,我太懦弱不敢自杀,于是我杀了我的儿子。”吉姆最后的供词是在船上的那个梦里完成的,那时他放弃了逃跑计划,他想用自首的方式为自己赎罪,但是,无论是曾经他带着儿子寻找慰藉,还是他内疚地埋葬儿子,他都没有成为另一个自己,他只是让别人完成了死亡的仪式,而自己依旧在无法摆脱的死亡里,继续一个罪恶的梦:“他很难相信这只是海水,他也很难想象它们在他脚下无休无止地延伸。他挣扎着,感觉永无止境,但时间也许只过了十分钟,然后他开始感觉麻木疲倦,开始吞咽海水。他想到罗伊,罗伊再也没有机会感受到这种恐怖了,他的死亡在瞬间就结束了。”

死去的是罗伊,死去的是吉姆,死去的是儿子,死去的是父亲,而那一个“我”呢?那一个试图接近真相的我呢?当全知全能的视角终于代替了我的主观世界,真相只能是另一个想象,无论是生,还是死,都在传说中制造了最后的关系:“有时候,在高空的气流中捕捉到一种充满希望的、持续不断的拍打声时,我差点以为我的父亲最终又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