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炉

编号:C28·2110406·0802
作者:贾平凹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1月第一版
定价:37.10元
页数:607页

自动解除腰封?一册《古炉》厚重得超过了贾平凹此前的所有作品,67万字的容量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但是尴尬的是,在当当上,折扣优惠达70%。而在没有腰封的时代,在封面上写着一行:“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贾平凹首次直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最大历史运动。”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够出版这样一本把视角对准中国历史上引起争议的政治事件,或许也是一种信号。作为贾平凹的第十三部长篇小说,在里面到底会传递怎样一种人生际遇和历史观点,他在书中说:“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大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籽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


《古炉》:疼痛的现实主义

终于翻到了最后一页,最后一个句子:“杏开怀里的孩子哇哇地哭,像猫叫一样悲苦和凄凉,怎么哄都哄不住。”历时近一个月的游历终于安全地合上了–这是一种完全背离现实生活的游历,完全是过往存在记忆中的游历,它因为太真实所以看起来不真实,它因为少许的魔幻而让现实主义很稠密,足可以把人淹没在繁琐的阅读中。猫叫的孩子已经成为另一种听觉,而婆已经瞎眼,狗尿苔那嗅觉也再也没有出现,五官也都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到了新的使命。

这就是结束?当一个月的阅读还原成一本合着的书,当所有的历史还原成710*1000毫米,1/16开本,670千字这些数字的时候,一种文字上的轮回正在形成新的牢笼,在现实主义的疼痛中不断重复,不断宣告历史的终结只是一种虚无,“直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最大历史运动”的腰封已经完全蜕变成一张瘦弱的纸,在我书桌的某一个地方,或者随风飘散: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段不可回避的历史,贾平凹首次直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最大历史运动。这就是一个作家对于那段历史的态度?想来也是被提炼的文革后遗症,它存在,并且标榜着一种思想的解放,但是如此噱头般的腰封和题词往往解不开历史深处的那种焦虑。于是,我只是那么欣赏那个类似铁皮鼓里的小男孩狗尿苔,他在外面,一直没能走进历史深处。

“狗尿苔怎么也不明白,他只是爬上柜盖要去墙上闻气味,木橛子上的油瓶竟然就掉了。”这是书的第一句话,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婆说:闻啥气味,哪儿有啥气闻?!狗尿苔说:有气味,我闻到着一种气味。”贾平凹说,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到也觉得那种闻到气味的现实正像我阅读的状态:一本书就是一个新鲜的世界,从嗅觉开始,过敏地把我带向一个我本不愿进入的世界。狗尿苔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古炉村几乎没有人看得起,“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他是蚕婆捡来的弃儿,从小被抱养,没有父母,生活在古炉村,没有地位,只是一个贫下中农,因人境逼仄,只得与动物、植物交流。而贾平凹在小说中,就是通过这个人物来展现那段历史中的农村生活,展现底层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狗尿苔在古炉村的政治生活中或许是个悲剧,他没有什么地位和权力,分救济粮、分死掉花点子牛的牛肉没有他的份,以霸槽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不怎么理睬他,狗尿苔连想象着飞翔都要被他奚落,自然他也不能加入榔头队或者红大刀队,他几乎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游离在外的一个人,而正是这种身份,又使他成为各派清白的证明人,双方都让他作证,在那个草木皆兵的时代,狗尿苔倒成了没有污点的好人,也就透露出历史无非是一种游戏。

站在对面的是狗尿苔,而那些进入历史的却在现实面前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找不到行走的方向,这里有着男盗女娼,这里有着尔虞我诈,这里也有着横征暴敛,有着政治的理想主义者,也有着物质至上主义者,有着猪牛鸡狗,有着狼群的威胁,有着疯子和革命派,也有着被食物噎死的村人,这里有炸药才能毁坏的白皮松树,也有从州河里升起的雾气,有院墙上的一帘喇叭花,也有那叫春的猫,在这个叫古炉的村子里,其实一切都是按照原来的节奏存在着,血雨腥风的到来完全是被加在他们身上欲罢不能的历史悲剧,他们都是蝼蚁一般的人,在历史的洪流中随波逐流。

在破四旧之后,村子里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村人分成了两派:榔头队或者红大刀队,榔头队在金箍棒、镇联指的联合下,在古炉村对红大刀队进行了武斗,这场武斗看起来毫无理性,政治判断已经草木皆兵,水皮因为喊错成”拥护刘少奇打到毛主席“而进了政训班;灶火,因为买了毛主席像章挂在胸前而被认为是在勒毛的脖子;秃子金因为说猪圈里的猪”万寿无疆“而被定性为反革命……在这样一种政治斗争中,那种无人性无理性的斗争像那疥疮一样成为了一种传染病,也渐渐把古炉推向一个覆灭般的境地中。

贾平凹将古炉村选定为展现那段历史的标本,就是为了把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的现实当成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内在爆发因素:

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的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像铁匠铺子都卖刀子,从不想刀子也会伤人。他们一方面极其地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面对着他们,不能不爱他们,爱着他们又不能不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怜的族类啊,爱恨交集。是他们,也是我们,皆芸芸众生,像河里的泥沙顺流移走,像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轮回。没有上游的泥沙翻滚,怎么能下游静水深流,五谷要结,是庄稼就得经受冬夏冷热啊。如城市的一些老太太常常被骗子以秘鲁假钞换取了人民币,是老太太没有知识又贪图占便宜所致。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

我其实很难理解贾平凹对于贫穷导致的无知作为小说的一种观点,其实他或许想要在”病病恹恹“的现实中找到一种突围的办法,那就是洗脑般的政治,而那段历史可以轻而易举实现这样的目的,所以在贾平凹掺杂“个人记忆”的乡村图景中,我们更容易找到另一种“国家记忆”:“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写“文化革命”这一段,实际写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对于国家困境,贾平凹其实在寻找一条解救的办法,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有着贾平凹影子的善人,他通今博古又略懂医术,但更看透的是人世的缘,他批判男不孝悌女不贤良的万恶世界,贾平凹说:“善人是宗教的,哲学的,他又不是宗教家和哲学家,他的学识和生存环境只能算是乡间智者,在人性暴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这也正寄托着贾平凹自己对于人类自身解救的理想。

“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在贾平凹67万字的背后,是一个逼真得让人感觉繁琐的现实世界,而狗尿苔、善人作为古炉村子事件变动的旁观者,其实都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而那场政治斗争也成为古炉村原本平衡生态破坏的“外来者”,在这样一种无法稳固的结构中,我们对现实的感觉就只有无休止地疼痛,其实那个世界不曾被埋葬什么,他们在一个人的记忆里鲜活地存在着:

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

耳光响亮

编号:C28·2110116·0793
作者:东西
出版: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版本:2005年10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253页

应该是很久远的事了,2003年的小说,2004年变成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我都没有看过,我想我是忘掉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那里的世界又被我遗忘的地方,而当我在一个新年初临的时候注视的时候,是方力钧的光头和烟,是“Voices in the Light”,是“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简介上说:《耳光响亮》以一个普通平民家庭的故事,写出了六十年代出生的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仪式,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启蒙过程进行了真实再现。从某程度上讲,它就是这一代人的心灵史。本书聚汇了那些破碎的、不健全的心灵,他们既被别人伤害,同时又伤害着别人,甚至还不时地相互伤害。一切既定的传统伦理关系在这里都受到了巨大的怀疑和肢解。书的第一句:“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


《耳光响亮》:给父权一记响亮耳光

当当网上7.5折优惠,对于东西的作品,或者并不能用这样的价格指数来衡量,但毕竟是有些久远的东西,2003年就出版了《耳光响亮》,当年还拍摄了电视剧,只是拙劣而娱乐地改成了《响亮》,但对于我来说,东西的作品还是陌生的,这位广西作家似乎越来越走向制度化生存,但在无限接近中却总是擦肩而过,《耳光响亮》成为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响亮》中的蒋勤勤因出演牛红梅而获得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入围,或者提名,都在走近体制,“我们的目光愈拉愈长,仿佛看到了共产主义,我想那才是我最向往的生活。”在目光“愈拉愈长”的体制内成长中,似乎我们听到了那记响亮的耳光。我是因为看到封面上方力钧的绘画才买下的,男人和女人,橘红色的欲望在升腾,却被他们陌生的目光所阻挡,光头,烟夹在手上,仿佛世界就这样凝固了,那种“最向往的生活”已经不能随目光“愈拉愈长”,东西说:“他的画我很喜欢,画中夸张、荒诞、泪水之后的微笑,苦难却又不失理想,其中蕴藏的复杂性与我作品的精神气质相似。”但那眼神不像是被扇过响亮耳光的眼神,冷漠,麻木,没有方向,很多认都在问,这样一个一代人的悲欢故事中,到底谁扇了耳光,或者说,谁被扇了耳光。

父亲牛卫国、母亲何碧雪、姐姐牛红梅、哥哥牛青松、以及叙述者“我”牛柏翠,一家五口,像一只手的五个手指,张开,扇将下去,一个时代便出现了红色的手印。或者这样的简单的数字化寓言正是东西在作品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隐喻,一代人的成长仪式,一代人的心灵史,里面有着时代给我们留下的记忆碎片,但是对于我们所要批判的或许不仅仅是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在一系列荒诞中我们其实在寻找黑色幽默背后的那记响亮耳光。其实,那耳光就从叙述者档案开始,最喜欢的书:《毛泽东选集》;最喜欢的歌:《红旗下的蛋》。

作为那个时代的一种集体记忆,这两种文本阅读会让我们毫无悬念的进入那个颠倒的历史现实,“从现在开始,我倒退着行走,用后脑勺充当眼睛。那些象征时间的树木,和树木下纷乱的杂草,一一扑入我的后脑勺,擦过我的双肩,最后消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个“普鲁斯特”回忆录式的开头方式,就是为了表明一个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而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个体陷落在巨大的陷阱中,讽刺也好,警世也好,生命的时光无法逃脱,1976年的记忆,毛泽东逝世,这样的回忆直接把小说带向寓言的起点,那就是父权的丧失,作为那个时代政治信仰和民众记忆最强烈的记忆,毛泽东的辞世就是把一个父权社会带向一个崩溃的边缘,权威丧失了,没有了方向,也就没有了信仰。

我睡在20年前某个秋天的早晨,一阵哀乐声把我吵醒。我伸手摸了摸旁边的枕头,枕头上空空荡荡。我叫了一声妈妈,没有人回答,只有低沉沙哑的哀乐,像一只冒昧闯人的蝙蝠,在蚊帐顶盘旋。窗外不太明朗的光线,像是一个人的手掌,轻轻抚摸对面的床铺。我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两声哈欠,朝对面的床走去。父亲已不在床上,只有哥哥牛青松还睡在迷朦的光线里,鼾声从他的鼻孔飞出来。

把这个故事设置成这样一个起点,后面的个体荒诞便顺理成章,空空荡荡的世界突然出现在面前,于是父亲牛正国毫无预兆的失踪了,只留下一封遗书,又一个父权消失了。国家父权和家庭父权的双重消失,让这个家庭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惘中,所有的秩序似乎都在瓦解,也都在像一种真实状态靠拢。在追悼毛主席的现场,出现了一个一丝不挂,精神分裂的杨美,杨美用作为国家舆论工具的报纸遮住了脸,她的这一举动似乎在消解时代的权威,而她被拒绝进入,小孩们则围住杨美喊:聋子、哑巴、坏蛋、神经病。而在这样一个丧失最起码尊重的时刻,“杨美的哭声中,飘出一串清晰的语言:主席不只是你们的主席,他也是我的主席。你们可以悼念他,我为什么不可以悼念他?你们可以叫我坏蛋、神经病、流氓,不可以不让我开追悼会。”在别人看来,她没有尊严,更没有任何话语权,但是即使在一个被界定为神经病的病人身上,也有着不能消除的对父权的盲目崇拜。

当父权瓦解的时候,正像杨美一样,是需要寻找另一种父权带代替丧失的父权,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对父权的寻找逐渐成为变本加厉的行为,一个是牛红梅,她和初恋情人冯奇才约会被发现,然后被流氓宁门牙糟蹋,怀孕。但是对牛红梅来说,这是一个计划外的怀孕,宁门牙不可能成为孩子的父亲,父权的丧失又一次出现,牛红梅为了给孩子找一个爸爸,不惜向长相丑陋的邮递员曹辉求婚,竟然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她做了手术。在认识杨春光之后又怀孕,但是在杨春光背叛的计划面前,牛红梅再一次流产,最后在刘小奇按摩店里,再次被强奸,但是昏睡过去的牛红梅一无所知,直到自己被检查出再次怀孕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牛红梅三次怀孕,却三次在孩子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被推向一个悲剧的高潮,这样的隐喻对于作品来说,无非是用残酷的手段表现没有父权下的无奈和痛苦。

另一个是金大印。和母亲何碧雪好上之后,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对自己成为一个爸爸的强烈渴望让他的人生现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举动,金大印“渴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真心诚意地叫他一声爸爸。”于是他在抓小偷时,用小偷偷生的欲望满足他做父亲的渴望,他把那些叫他爸爸的小偷放掉,然后,内心充满着“如果是放了小偷,他会格外兴奋和自豪,会不停地笑着说他叫我爸爸,哈哈,他叫我爸爸了。”在这样扭曲的人性需求下,金大印似乎一直在人生的边缘,他希望用父权来树立自己的地位,但是遭领导非议等一系列不公之后,他却用一种英雄的存世方式来挽救自己的道德信仰,他按照记者马艳三个信封做的一些事情,包括照顾邢大娘,救一名儿童,直至成为新闻人物,到处作报告演讲,金大印不是真正的英雄,他在虚拟的英雄光辉下寻找自己的父权地位,而这一切在那个时代只能是一场闹剧。

更啼笑皆非的闹剧还不止这些,当最后“我”需要30万元作为拍电视剧的资金时,金大印答应出资,但是条件是和牛红梅结婚,目的也只有一个,生孩子。当最后和牛红梅签订结婚合同书的时候,那种荒诞的文本后面,其实是一个乱伦生活的开始,而倡议者竟然是金大印的相好,“我”和牛红梅的母亲,在这里,仿佛人性中那种扭曲的东西被放大到极致,而他们的出发点无非是为了换回失去的父权。最讽刺意味的是,在数次流产、堕胎中,牛红梅其实已经丧失了生育功能,在一纸合同中,所谓建立父权秩序的努力变成一个十足的讽刺。而更为讽刺的是,最后父亲牛正国在越南芒果街被找到,而此时,父亲已经没有了记忆,从失踪的父亲变成失忆的父亲,他的存在只是父权社会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

从毛的逝世作为起点,从牛红梅的“不知谁是父亲”的质疑到金大印“他们叫我爸爸”的虚荣感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父权社会的人性悲歌,从信仰膜拜到道德困境,一代人并不能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撑,在分崩离析的现实面前,这些所谓的追求显得可笑可叹,我们仿佛听到那岔开手指突袭而来的耳光,沉闷地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响起。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编号:C28·2110116·0791
作者:韩寒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215页

《独唱团》死了,2010年岁末,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韩寒只能在1988和世界谈论一些东西了,他现在是一个爸爸,他亲自关闭了那个世界的大门,1988字符的后面是一个青年的无奈,走在路上,却没有喝彩。对这本书的注解,出版社用煽情的句子概括:首印量达到空前的70万册,韩寒称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长篇小说,也首次开创了“公路小说”的新概念。但其实,这里面有着韩寒一直以来的不安和困惑,他说:这部小说完成在2009年至2010年之间,我从2009年的夏天就开始落笔,多事之夏,最终停滞。到2010年初的冬天继续开始,再停滞。一直到2010年的夏天,一样多事之夏,但完成了1988。书的第一句是:“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我开着一台1988年出厂的旅行车,在说不清是迷雾还是毒气的夜色里拐上了318国道。”和《独唱团》里的句子一模一样,不知道命运是不是也一样。


《1988》:那一道青春留下的抓痕

书的秩序原来是这样的:《1988》在下面,《1Q84》第三季在上面,终极版的《1Q84》压着韩寒据说是自己写得最好的小说,我翻了个把《1988》抽出来,秩序颠倒了,我说的是那个书名,韩寒说,正是因为《1988》和《1Q84》有着冲突,所以几经周折,在“内心已经无法更改”的尴尬中,他最后把书名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读起来有那种小孩叫板大人式的自信,但其实,这里没有瓜葛,我把书的秩序翻过来,看起来只是完成了一场行为艺术。

和《1Q84》或者只是时间概念上的冲突,但其实他们都不涉及真正的时间,1Q84是个规则变化的世界,虚拟和现实难以分辨,而《1988》只是一辆自我命名的越野车,在物理时间里,我倒是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这种不对称是阅者和作者之间的不平衡,恕我对于《1988》的简单处理,这本韩寒从2009年夏天至2010夏天完成的小说,我只是用急促的1个半小时便阅读完毕,那中不能体会作者创作艰辛的感受让我一直找不到很愉悦的快感,它呈现给我的只是一个故事的简单文字,属于有限的夜晚。我抚摸套在外面的塑料,有一种很柔软干净的感觉,然后撕破,扔进垃圾箱,翻开,里面是韩寒很酷形象的一枚书签和他的签名海报,作为图书的附属物,我只会在阅读完之后再把它们收录进去,完完整整地合拢,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是它早就发生了故事,我说的是《1988》的那段开头,在《独唱团》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上,去年的那个秋天午后,我用心阅读了韩寒的那段青春记忆,但只是这部首次开创了“公路小说”新概念的小说在杂志上显得那么孤独,也充分说明了独立刊物的无奈,在这样的绝唱面前,“我和世界谈谈”显得很有必要,但其实只是大人设的一个圈套,世界才不会理睬你。

我想我也必须在撕破图书那层宛如处女膜一般的塑料之后,阅读一段公路奇缘。这是一个激发回忆的故事,有着不一般的经历,但绝没有经典,它像一段自由流动的空气,你没法阻止它,但是你却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抽根烟,或者在夜色中住宿下来,前方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目的地。但我们必须在某一个时段前进,因为有人在等着我们,等着生活继续前进,等着“要跟他们,跟这个世界谈谈”。“空气越来越差,我必须上路了。”这样一个凯鲁亚克式的开头使我觉得接下来的很多东西都可能没有终点,我们在路上,而我们的行走像极了行为艺术,“因为我坚信,世界就像一堵墙,我们就像一只猫,我必须要在这个墙上留下我的抓痕……”那道抓痕说明我们曾经来过,至于那抓痕会在墙上留下多深,谁也无法知道。

抓痕是成长的必要仪式,在这里,一个青春的故事被安排进了我们需要跟随的目标后面,看起来那个目标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我”的朋友和丁丁哥哥。朋友给我留下一辆车,就是那辆带着死亡气息的1988,曾经只有壳子和车架的报废车,但是朋友让它成为一辆车,一辆可以在公路上开,可以遇见妓女,也可以运载回朋友的骨灰;丁丁哥哥,帮我摆平来自小地痞的刁难,带我兜风,为我唱歌,教我踢球的时候要做假动作,但有一天,他去了一个地方——北方,再也没有回来。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紧紧跟随的精神寄托,“我总是发现,当我在发呆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思考了,当我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已经行动了,当我行动的时候,他们已经翘了,然后我又不敢行动了。翘了的他们就成为我生命中至高的仰望。我天生佩服他们,希望他们身上的血能够温热我的身体。”在我身上,似乎有着那种瞻仰的感觉,生活在下,必须仰起头,高于自己的理想就是我们精神的全部,尽管现实中有着种种的磨难和不平,有着那个吞弹子的10号,但毕竟我们都是需要那些精神支撑的孩子,“只爱一个人,刘胡兰”式的英雄高度是我们对现实的一次超越,于是我们用卡通的圣斗士来武装自己,保持着“生命中最重要的台词”。

“我也是被他们笼罩着的人,他们先行,我替他们收拾着因为跑太快从口袋里跌落的扑克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

继续前行是一次青春的仪式,无可避免会有那些爱着或不爱着的人,那些记忆中的爱情或者爱之外的遇见,这是年少的必须经历,而我的故事在一段有形的路上展开,那里没有刻骨铭心,却有着无法摆脱的情结。于是便有了出卖肉体的娜娜,或者叫姗姗,或者还可以叫田芳。她是一个乐观的人,对生活的希望是延续自己肚子里不知道谁是父亲的孩子,要给他教育,要不让他走自己这条路,这个把台灯当成红外线照射仪器,把嫖客当成医生的妓女,似乎一直在自己默默承受的轨道上行进,对于她来说,对于爱或者喜欢只有10元钱的一个标准——只要喜欢的人她只收10元钱,仅仅是一种象征而已,但是对她来说,剩下的身体也已经不能成为资本了,在底层的生活中,她其实是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尊严,她甚至只为了孩子去赚钱,而当面对我作为一个真实的听众,她会把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告诉我,而我,似乎一直就是一个不和她发生意思感情,却愿意听她故事的人,自然,那些回忆中触动了我的青春记忆,关于女孩,或者关于那些爱,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子”,还有那个想着出名的演员孟孟,但是这些所谓的经历对我来说,并不心里刻骨铭心的东西,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后来却把我叫做“反革命”,而且和10号一起在路上成为牺牲品,而那个孟孟,只是一个爱出名爱赚钱的不入流演员,娜娜,或者孟孟,对于我来说,都是那段青春里的抓痕而已,“我们一生很难对婊子动情,很难对戏子动心,纵然我对婊子动情,婊子也很少赠我真情,纵然我对戏子动心,戏子也未必还我真心。”那种哀怨似乎正是青春难以摆脱的宿命,“似乎只有违背现在的生活,才真正懂得了生活。”

违背生活其实就是走向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朋友死了,只留下一堆的骨灰,娜娜死了,只剩下那个孩子,“我带着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孩子上路了”。在路上,生活是看不见尽头的旅行,我们有时候自己把握着方向盘,有时却是被搭载在自己以外的车上,韩寒在《1988》序言中写道,“以此书纪念我每一个倒在路上的朋友,更以此书献给你,我生命里的女孩们,无论你解不解我的风情,无论我解不解你的衣扣,在此刻,我是如此地想念你,不带‘们’。” 青春的记忆里,有些纪念也就足够了。

1Q84 Ⅲ

编号:C41·2110116·0790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1年1月第一版
定价:39.50元
页数:416页

空气蛹的世界难道会让人回到现实?小人物难道操纵者一切?青豆和天吾难道错失了他们的爱情?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1Q84 BOOK3》可能也只是一个悬念。腰封上明白地写着“1Q84突破性完结”似乎要把这个故事带向最后的终点,村上春树说:“如果能够反复阅读BOOK3,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我看来,这一部完全不同于前两部。”我还是愿意把BOOK3当成是一个过渡,其实在前面,一个虚空的环境下,你已经随时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告别“1Q84”了,只是你把悬念当成了永恒,便再也无法走出那个“空气变了,风景变了,规则也变了”的1Q84年。


《1Q84》BOOK3:粗鄙的现实没有血

距离已经拉大了,去年十月之后,我没有仔细观察过月亮,不论是秋天还是冬天,当回归到初春的阴雨时节,月亮的世界还仿佛是记忆之中呈现着,小五说像香蕉,我则茫然地想不出比喻,月亮终究是一个未知的天象,它不是我思绪的进口,当然,也不是我退会自己安然的出口,它只是那么有规律地出现和消失,那么没有象征的阴晴圆缺。当然,更没有两个月亮,没有“一大一小两个月亮。大大的黄月亮和形状诡异的绿色小月亮。母体与子体。”

我甚至很少在某个夜晚认真阅读《1Q84》的第三卷,我只是零碎地翻开合拢,插上书签,书签是另外一本书上,只是一本图书出版的讯息,叫《优雅的汉语》的古代诗词读本,谢有顺说:“粗鄙的心灵是配不上优雅的汉语的,但优雅的汉语却能拯救那些日益粗鄙的心。”看起来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我崇拜,汉语的优雅,优雅的汉语,对于一本非汉语的小说,我仿佛有一种被界定成粗鄙的人的无奈,村上春树,日本作家,尽管施小炜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了“优雅的汉语”,但是从《1Q84》呈现的语言美感来说,显然只是一种被转换的符码,还有关于韩寒在《1988》里说的那种时间命名上的冲突,让我觉得这样一张书签仿佛是故意策划好的,所有的故事可能都不是优雅的,里面有着我们未知的粗鄙和不可解读。

就像那个1Q84年。青豆终于没有用枪上的扣机结束自己,生与死只有几厘米,那把枪她后来藏在了自己的口袋里,成了在孤独公寓里的自卫武器,至始至终,青豆都没有用枪作为武器,自杀或者杀人:他用那枚针杀死了“领袖”,而监控的牛河却是被Tamaru闷死的,那么一把枪,出现在小说中,没有派上用场,“手枪或许到最后也不会开火。好像违背了契诃夫的原则。”这似乎涉及到小说情节和道具设计的技术性问题,“契诃夫原则”并不适用,那是因为“和契诃夫生活的时代相比,情况总有些不同。”时代变了,技巧变了,规则当然也变了,因为这是1Q84年。

而在青豆看来,1Q84年的存在并不是让枪成为一种摆设,更重要的是“除了自绝性命,没有办法能逃离1Q84年。这么做就可以换回天吾的命。”在1Q84年最后的期望就是拯救天吾,拯救爱情,青豆像是一个孤独的守护者,要把世界从某种出口解救出来,对她来说,这是唯一的使命,也是活着的唯一理由,在牛河跟踪和追查中,青豆一直在寻找那两个月亮的标志,因为只有寻找到这个1Q84年唯一的标准,就可以找到天吾,找到遗落20年的爱情,找到逃离1Q84年的通道。所以她在“临睡前一定要读几页《空气蛹》。因为那是天吾写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她在1Q84年生存下去的指南。”这仿佛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留在1Q84是为了解救,是为了逃离1Q84,“世界的出口也是入口”,而那些迷幻我们的就是两个月亮的不真实场景,那个让我们寻找母体与子体的寓言。

现实世界到底在哪里?不在手枪里,也不在两个月亮的凝视里,“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啊,到哪一步为止是假设,从哪一步开始是现实?一针刺下去会流出殷红的血来,那地方就是现实世界。”到处都是假设,到处都是虚幻,NHK的收费员仿佛是处在昏迷状态下的天吾父亲,对着住户大喊大叫却终于没能有效敲开住户的门,收取应该的NHK会费,而最后天吾的父亲之死也显得奇怪,没有可以证明是器官衰竭,但总之是不复存在了,NHK的收费往事在天吾的记忆里也最后消失了。或者现实就是母体,那些虚幻和假设才是子体,深绘里和天吾合写了《空气蛹》,她也成了那个母体世界衍生出来的子体,通过她,在雷电之夜,使青豆怀上了的孩子,在没有性行为情况下怀孕的“处女怀胎”,使青豆成为“作为伦理不可避免的承担者”,这就是1Q84年才有的子体,是感知者和接受者。

对于青豆来说,有了1Q84的子体,便需要和天吾的相逢,这是必然的情节,而这样的相逢仿佛简单,在一个过于虚幻的1Q84年,有很多东西却比现实更为直接,青豆和天吾在滑梯上相见顺理成章,而且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阻力,“两人在冰冷的滑梯上无言地双手紧握。一个孤独的少年和孤独的少女”,天空中有两个月亮,如此“二十年的漫长岁月”变成了一个夜晚的握手。这简单的相逢看起来是欣喜的,是自然而然的,是开始也是结束,“我们就是为了与对方相逢,才来到这个世界的。虽然我们自己都浑然不知,可这就是我们进入这里的目的。我们必须经历种种困阻。不可理喻的事物,无法解释的事物,奇妙的事物,血腥的事物,悲哀的事物。”而等待他们的就是一个目的:离开1Q84年,回到“天上只有一个月亮的世界。我们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小小人无力作乱的地方。”于是,他们从阶梯上爬行,走回到“首都高速公路三号线”的出口,离开1Q84年,回到1984年,而回来的标志也只有一个:世界只存在一个月亮。

离开1Q84年的出口对于青豆和天吾来说,似乎轻而易举,这不像《海边的卡夫卡》那个石头后面的出口,有一种暴力和毁灭,而这里,仿佛只要按照既定的目标走出去就行了,这样的简单容易却越发使人担心和不安。那个错综复杂的1Q84年终结了,或许月亮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方法,但是对他们来说,世界还是如此陌生,他们已经找不到原来的现实,他们的疑虑是:这里会不会又是一个不同的场所?我们会不会只是从一个不同的世界,走进了更加不同的第三个世界?谁也无法知道真正的原来的世界到底怎么样的,但是对于青豆和天吾来说,这些似乎并不重要,“还未判明这是个怎样的世界。但不论这个世界结构如何,我大概都将留在这里。这个世界里恐怕自由相应的威胁,会潜伏着危险。”他们义无反顾,离开猫城离开1Q84年,就是为了寻找属于他们的世界,管他到底是不是以前必须的世界。

似乎到了这“突破性终结”,1Q84该全部落幕了,青豆和天吾重逢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但是我一直觉得这是村上春树设置的又一个圈套,1Q84真的都远离了现实?青豆“处女怀胎”的子体还在,那就是不可逃脱的延续,而且会越发变得复杂,越发变得虚拟,而牛河死后,他尸僵状态下嘴巴里出来了六个小小人,在空中抽丝,织起“空气蛹”,“灵魂的一部分现在即将化作空气蛹”,仿佛更大的寓言即将上演,在“入口即出口”的1Q84仿佛并没有关上大门,相反,却现出巨大的诱惑,要把世界重新拉回到假设和现实混杂的地方。

“突破性终结”终将是一个未知的出口,1Q84年还在,猫城还在,村上春树还在,而这个下着初春细雨的日子,天上是不会有月亮的,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我们已经丧失了最基本辨认自身存在的方法,那个大大的“Q”覆盖在书页上,仿佛是我们逃离不了的问题question,那根尾巴一直拖在我们的头脑中,“人是一边活着一边逼近死亡的。”是的,小小人还在闹腾,世界永不安宁。

知青变形记

编号:C28·2100929·0789
作者:韩东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2010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30页

腰封和封底很变态,夸耀的头衔和密密麻麻各类人的评价,显得杂乱和轻佻,我忽然发现韩东早就在变形了,从诗人开始,从小说作者结束,他的“口语诗歌”主张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化写作,1998年,他与朱文发起“断裂:一份问卷”的调查,言辞激烈地与现存的文学秩序宣告决裂:“如果我们的小说是小说,他们的就不是;如果他们的是小说,则我们的就不是”。在文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实那时的激情和反叛恰恰暴露了韩东的迷失,我之前不喜欢他的诗歌,后来我也不喜欢他的小说。但是他想他一定在不停地寻找突围的方向,在不断的进行蜕变,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生活中真正的荒谬和真实,触摸,并且有痛感。《知青变形记》第一句:“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


《知青变形记》:诗人韩东的时代补语

罗晓飞其实早就死了,和那只”闺女“耕牛一样,只是一个符号的消亡,“死了八年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尽管他还活着,还在罗晓飞的墓前鞠躬,还在用阿Q胜利法安慰他,而在这之前,他一直想把自己恢复到罗晓飞的知青身份,一直想回到南京,回到记忆之中的那个城市和那个自己,从物化到人化的渴求如此强烈,当最后回归到范为国的时候,他只能将一切都埋葬,虽然他拥有土地、妻儿和安全,但他还是一个符号,接下来的所有命运只能是一个被制度驱逐的悲剧。

我之前没有看过韩东的小说,有限的只是他的一些诗歌,作为一个对汉语进行反叛的作家,韩东的文字里有着和精英写作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些东西被称为口语,在群体上是汉语诗歌“第三代”和“他们”,在与知识分子诗歌写作之争中充当着先锋者甚至导师作用,在转型之后,韩东开始写小说,从中短篇到长篇,乐此不疲,但是在小说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那个作为诗人的韩东,审慎、严谨和冷静的韩东,平淡、写实和安全的韩东,不管在语言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韩东没有多少改变,所改变的只是把一个寓言讲得更像故事,仿佛近在眼前就可以触摸。

我并不想说这是韩东的进步,或者是突破,尤其在《知青变形记》这样一篇长篇小说中,还是有着明显的口语诗的影子,有着日常生活诗意解构的欲望,当变成长篇之后,故事就变得更加荒诞而缺乏必要的逻辑性,甚至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难过,它颠覆了故事应该的结构,颠覆了小说必要的想象,也颠覆了阅读的必要体验,在一个符号和隐喻表达的空间里,你会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

其实,故事的内核很简单:来自大城市的中学毕业生罗晓飞一夜之间成了知青。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他要求饲养生产队唯一的一头耕牛。谁知耕牛因病趴窝,竟将他卷入一个充满谎言和报复的政治旋涡,跌入噩梦般的深渊。然而,命运在极其偶然中出现转机——村里一对农民兄弟争吵打架,致使哥哥误杀了弟弟。村民们为保哥哥脱罪,集体决定让知青罗晓飞来冒顶弟弟的身份。于是瞬间,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知青变成了原住农民,同时也接收了范为国的一切——包括老婆孩子房子和所有的亲戚与乡亲。

当罗晓飞变成了范为国,一个符号便代替了另一个符号,知青变成了农民,村妇便是女友,乡村便是城市,今天便是明天,生便是死,他人便是自己。而这一切却是那么悄无声息,那么顺理成章,罗晓飞逃避了政治罪责,打死弟弟的范为好逃避了刑事处罚,所有的生活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而唯一改变的是罗晓飞的符号特性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物,我们悲凉地看到的,并非偷生的庆幸,而是那个顶着农民“为国”名字生存的人,事实上在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已经失去了灵魂:

此时村子上的人声渐渐远去,就像随着那个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躯壳,轻飘不已,不由得一阵眩晕。继芳慌忙伸过两只手来,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紧很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这是命运的妥协,一夜之间,难逃的宿命之下,他似乎获得了温暖与安全,也淡漠了生死、身份的纠缠与焦虑,他再也不会问“我是谁?”身份的转移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物物的交换,“她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呀?”“我不也是失去了一个女人,又得到了一个女人?邵娜不是也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 生活变成简单的算式,所有的荣辱与尊严,所有的欲望和人性,都在这荒诞的一夜泯灭了。抛却故事的内在混乱逻辑不讲,这种无物交换的荒诞感其实在复制着卡夫卡《变形记》里传达的那种西方式的想象。小职员格里高尔·萨姆沙突然变成一只使家人都厌恶的大甲虫,就是揭示人与人之间——包括伦常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极为孤独和陌生的实质,在荒诞的、不合逻辑的世界里描绘“人类生活的一切活动及其逼真的细节”,泯灭了幻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虚幻与现实难解难分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

和《变形记》不同的是,卡夫卡试图传递的是超越时空的限制,对事件的交代极其模糊,不指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深邃的寓意体现人类的某种常常被遗忘的存在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中,这样的寓意是明显带着时代特征,是特殊时代下特殊制度的产物,身为南京的曹寇说:

在罗晓飞的命运轨迹里,不难发现,他完成了以下几次“变形”:由城里人变为农村人(下放制度),学生变为农民(知青制度),男人变为女人(工分制度),无辜者变成奸牛犯(司法制度),罗晓飞变成范为国(宗法制度),被迫的范为国变为虔诚的范为国(道德制度)。变化的最终结果是,二者融为一体,归位于一个“人”而已。

但其实,罗晓飞变成范为国,逃脱政治罪责和制度扼杀,成为一个牺牲品本身就是带着对那个时代制度的全面反抗,但是这种反抗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一种悖论。当邵娜来信,希望他回城的时候,那种物物交换后的生活泛出了“死水微澜”,回城、争取知青证明,这一切虽然看起来是挣脱物化,回到人化生活的一次努力,但其实在本质上还是希望把自己纳入到另一个制度中,只是当纳入制度的所有渴求仍然是以牺牲那个稳固的农村生活为代价,他还是最后选择了妥协,并且很坚决的和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符号告别:他来到“知青罗晓飞之墓”,对着坟包三鞠躬,说:“听好了,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长或短,都是一样的,都得死,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分彼此了。”

卡夫卡《变形记》里,成为异类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努力试图与亲人以及外界交流失败后,他的等待只有死亡,从这种等待死亡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内部的黑暗王国,也看到了本属于我们的人性之邦,世界的陌生、怪异和难以理解才是它的真实状态,而在韩东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批判,我们所看到的是灵魂在制度下不会复活的生存,在反抗制度无果的情况最后只能屈从于制度,妥协于制度,是一只苟活着的甲虫,连死亡的勇气也没有,看起来是超越生死,其实是一次沉沦。

封底的乱弹评论和腰封的荣誉罗列,使这部小说看起来有些浮躁,我只相信韩东是个优秀的诗人,《知青变形记》故意把时代属性凸现出来,无非是想把罪责全部归于历史,归于制度,而弱化了人性中的那种逃避和妥协,韩东无法超越的正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这种宿命,而这也正是他本质上作为一个诗人的宿命。“我1961年出生于南京,八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在生产队、公社和县城都住过。”对于知青生活,韩东不是亲历者,只是知情者,所以在这部“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次努力”的小说中,韩东希望通过一个诗人的想象还原那一段历史,“真实历史总是比单纯想象更加精彩纷呈、复杂吊诡、充满意韵,这就给我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广阔空间。趁这一茬人还没死,尚有体力和雄心,将经验记忆与想象结合;趁关于知青的概念想象尚在形成和被塑造之中,尽其所能乃是应尽的义务。”“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的构想使整部小说大面积的细节只能源于韩东的少年经验,在情节推演和叙事动力上,则全部依附他的诗人想象。我们或许能够在这首早期诗歌中找到韩东在小说中的影子:

在桥上

你将我领到一座桥上
我们看见架在同一条河流上的另一座桥
当我们沿着河岸来到它的上面
看见我们刚才俯身其上的拱桥
和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完全不同
有两个完全不同于我们的身影
伏在栏杆上,一个在看粼粼的水波
一个在闷热中点燃了一支烟
与我们神秘地交换位置
当你俯身于河水的镜子
我划着火柴,作为回答
我们是陌生人的补语
亲密者的多义词
只有河上的两座桥在构造上
完全相同

羞耻

编号:C38·2100929·0787
作者:(英)萨尔曼·拉什迪
出版:凤凰联动
版本:2009年6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48页

三获布克文学奖、囊括欧美三十余项文学大奖;世界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当代英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被誉为是“后殖民”文学的“教父”,又有人把他和奈保尔与石黑一雄并称是英国文坛上的“移民三大家”;“文学天才”和“文痞走狗”的不同评价使他饱受争议,1988 年他因第4 部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而遭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追杀”,命令至今有效,使得拉什迪不得不一直生活在严密的保护中。而在去年,他与第4 任妻子、名模演员加主持人帕德玛·拉克希米(Padma Lakshmi)分手,之后便创作了“撇清任何政治影射,全情醉心于历史”的第9 本小说《佛罗伦萨妖女》中。出版于1983年的《羞耻》影射了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近代史,这本书的腰封上写着:时至今日,他依然活着。但曾经有很多人为了使他的作品在一个个国家问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就是:萨尔曼·拉什迪,欢迎他光临中国。


《羞耻》:野兽穿过一堵砖墙

这个雨天看起来不合时宜,作为传统元宵节的气氛渲染,我还是有一点隐隐的不安,更不安的是我竟然捧读的是一册异国的《羞耻》,S-H-A-M-E,五个字母在那褐色的封面上闪着黑色的光泽,秃顶的拉什迪正用一种讽刺的眼光看着这个传统的佳节。四周有鞭炮响起,作为驱逐年兽的仪式象征,这将是新春最后的声音了,但是在不久,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这噼啪作响的声音会疯狂涌来,占据我们的耳朵,占据城市的天空,占据我们每一寸的呼吸。

《羞耻》也是。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大规模出版拉什迪作品,而这将意味着20年来只在流言和有限专业读者阅读中被传播和塑造的拉什迪向普通读者自由地敞开了。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第一次把一个生于印度、迁住过巴基斯坦,定居在英国的极端写作者推向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不仅仅于此,拉什迪就是因为作品中的宗教批判,使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号召穆斯林在全世界追杀拉什迪。他仿佛就是一头野兽,“当它确知自己的力量,它便看准时机,一跃而起,穿过一堵砖墙。”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元宵节,猛然走过一个中国读者的书桌前,于是纷纷扬扬,向那些噼啪的声音一样,无可阻挡,“潘多拉,被她盒子里那些未释放的东西占据了。”是的,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所有我们逃避和追求的东西都一一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头野兽,就像苏菲亚·齐诺比亚·沙克尔,体内蛰居着的野性随时可以爆发,“是某种本能的东西,暴力的化身,纯粹是那头野兽的恶毒力量。”

“这是一部充满讽刺、揶揄与怪诞的小说。”在阅读中,这样的腰封是被撤出的,我用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手段来阅读这样一部带着野兽光芒的小说,起初是按照惯例,从头开始,再三天之后用书签插着中止了阅读,不是因为晦涩,是我无法是自己集中有限的精力,将目光转向一个毫无瓜葛的宗教纷争中,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放置不理,一个月,甚至更长,我甚至遗忘了这个极端主义者还在用讽刺的眼光看着我们,等到那么一个晚上,我忽然心血来潮端坐在黑夜中,仔细阅读一个伊斯兰的寓言,读完了书签之后的内容,然后便是从头开始,从第一页“升降机”直到最后的“决斗”,在书签之前的页码用被我温习,仿佛一个圆,用不合规则的方式画完,时间是3天。对于这样一种错乱的阅读感受,我只能用某些自诩的话来总结,仿佛我的身体里也长出了那“一跃而起,穿过一堵砖墙”的野兽,把秩序弄得支离破碎,才觉得是一种颠覆,是一种革命。

“所有故事都被可能要形成的故事的鬼影纠缠。”当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害怕拉什迪制造的伊斯兰罪恶会带来多少政治上的变故,它只是一本小说,一本伊斯兰纪年的小说,文采飞扬,寓意深刻,情节饱满,回归到一部小说也就够了,尽管外界的革命正在发生风起云涌,在埃及,在也门,在伊朗,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旧秩序中。

在旧的世界中,是没有野兽的,有的只是我们固守的那个堡垒,那所大宅。体内生长着野兽的苏菲亚·齐诺比亚·沙克尔,她的丈夫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曾经生长在这样一所大宅中,出生在外祖父死去的床上,大宅是外祖父老沙克尔修建的,他在本镇居民的聚居区和殖民者的军营区之间建起了这么座宅院,而他的他的三个女儿被幽禁其中。老沙克尔死后,三姐妹敞开大门,请来军营区的英国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大部分镇上的本地名流都没得到邀请,舞会过后三姐妹便在镇上居民的咒骂声中成了Q镇的耻辱,而在狂野之夜,其中一个怀孕了,而她们都成了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母亲,在Q镇居民的咒骂中,她们关起院门,同时做起了孕妇,仅靠一架升降机与外面联系。外部世界,无论居民还是真主,都被她们拒之门外。“她们是如此衷心地希望跟姐妹一起成为母亲,一起把未婚怀孕这一公开的耻辱,转变成拥有梦寐以求的集体婴儿这一私人的喜事。”于是“羞耻,羞耻,红罂粟般的羞耻”开始了,它深入在久闭的大宅中,深入到在同为人母的三姐妹中,当然,更深入到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的心里。羞耻,说到底,她们拒绝的是那个世界里的羞耻,既然逃不出那世界,就把自己幽闭于其中。然而,在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12岁的时候,因为一个生日愿望,他逃离了大宅,但是却永远逃不出那种羞耻的宿命。什么是羞耻?拉什迪说:

在羞耻与无耻之间有一个轴,我们转动它,两极的气候条件都是最极端和恐怖的类型,无耻、羞耻:暴力之根。

对于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来说,他其实在寻找远离羞耻的东西,那不是仅对大宅的逃离,内心里有些东西却是根深蒂固,“羞耻的反面是什么?当沙拉姆被缩水之后,还剩下什么?当然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甚至比羞耻更为要命,肥硕、懂催眠的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自此开始了自己“不知羞耻”的政治之路,他和伊斯坎德·哈拉帕臭味相投,在伊斯坎德40岁时,这个“人民阵线”的总理把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踢到一边,他又用自己的催眠艺术成了拉扎·海德的女婿,也就是苏菲亚·齐诺比亚的丈夫。

这似乎是一个男人和男人的故事,又或者是一个男权和男权的故事,伊斯坎德·哈拉帕和拉扎·海德,政治争斗没有停止过,那种倾轧、谋杀构成了一个动荡的社会图景,总统被推翻,伊斯坎德·哈拉帕上台,之后伊斯坎德·哈拉帕被推翻,拉扎·海德上台,而当最后的示威和起义重新燃起的时候,拉扎·海德和妻子毕奎斯,连同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又一起回到了大宅,回到了那个羞耻的渊薮之地,三个人都疟疾病发,奥马尔·海亚姆·沙克尔“红罂粟般羞耻”的三个母亲并未救治他们,也无药可救。毕奎斯病死,海德活过来,却被三位母亲杀死在升降机里。男人死于女人,而他们同样沾着羞耻的血。“男人会把他们的最爱,献给他们荣耀的残酷祭坛上。”其实,小说中很突出地强调了性别带来的羞耻,伊斯坎德·哈拉帕的妻子和拉扎·海德拉妮和拉扎·海德的妻子毕奎斯是表姐妹,她们都嫁给了追逐权势的男人,但都被自己的丈夫所冷落。而他们的仇恨延续到下一代身上,拉扎·海德的儿子在毕奎斯身体里被脐带缠死,作为一种补偿,毕奎斯生下了苏菲亚·齐诺比亚,但她因为一场脑炎而成为白痴,而伊斯坎德·哈拉帕生下的女儿阿朱曼却被称为“铁裤处女”,她“厌恶自己的性别”,所以白痴苏菲亚·齐诺比亚和“铁裤处女”阿朱曼更像是羞耻对于男权社会的报复,而这便成为最后那头“野兽”毁灭旧有秩序的开始。

苏菲亚·齐诺比亚因为羞耻,一开始就会脸红,“当她父母承认她不可改变的性别,按信仰的要求,顺从真主,就在这一瞬间,拉扎怀中这个崭新而安静的生命开始——这是真的!——脸红了。”她智力低下,生长缓慢,而最可怕的是她体内有着一头“暴力的化身”的恶毒野兽,一旦爆发,“这个世界就疯了”,她撕咬了很多搅得她母亲心神不宁的火鸡,在自己妹妹的婚礼上又差点咬断自己姐夫的脖子,而对于白痴苏菲亚·齐诺比亚来说,她自己也会被消耗殆尽,可以说,她是恶毒的制造者,也是牺牲者,“必须告诉家人,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他们全部是苏菲亚·齐诺比亚事件的同谋。”而当她像一头野兽一样穿透砖墙,消逝的时候,真正的灾难便降临了,人们传说中的白豹几乎就在眼前,残害生灵,却没有人真正见过,巨大的恐惧打这个社会变成分崩离析的存在,直到最后拉扎·海德家族在大宅中覆灭,而大宅也在爆炸中毁灭:“他的身体被抛离,像一个昏头昏脑的醉鬼,之后她体内那头野兽再次退去,她站在那里傻乎乎地眨眼,双脚不稳,仿佛她不晓得所有的故事必须一齐结束,不晓得那火正在聚集力量,不晓得在那个惩罚之日,法官也不能豁免受审判,不晓得那头羞耻的野兽之力量,不可能永远被约束在任何血肉之躯的框架内……”

家族的毁灭,羞耻却仍然不肯散去,“所有故事都被可能要形成的故事的鬼影纠缠。”是的,我们总是能读到痛出,里面有着马尔克斯般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大宅、催眠、乱伦、暴力,令人着迷,又令人反感,“好消息”每年从她肚子里洪水般流出的婴儿,那27个孩子仿佛是背离常伦的游戏,刺激我们的神经,“四脚的情妇们”、“地震是由天使从石缝里出来时引发的”、“他死翘翘从子宫出来”、“想象让一条鱼爬进你的肛门,一条鳗鱼在你内脏里吐沫”……这些要从纸上溅到人脸上的粗言秽语,在小说中让人难受。

抛却政治和宗教的意图,拉什迪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多彩的伊斯兰社会图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评价拉什迪时说:“他的作品使我们在绝望的境地产生勇气,其诗意能够承受任何最残酷的东西。”在诗意中建立他的文学帝国,或许这正是他这头穿墙而来的野兽来到我们身边的意义。

亲切的游戏

编号:C28·2100917·0785
作者:鲁羊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6.00元
页数:329页

鲁羊在序言中说:“我现在觉得,把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甚至希望降减至合适的水平,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似乎能让我遇见写小说的动机和途径。”一场大病之后的创作欲望会无限膨胀,这就是“创作机会主义者”鲁羊的自白,或者可惜,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鲁羊没有作品问世,也就没有什么大病,健康是福,鲁羊应该深谙此道。几年前,我曾经这样评价《在北京奔跑》和鲁阳的的小说:读鲁羊的小说你必须明白“我”的意义,他说:“没有名词,我认为所有的名词都是代词。”当然他不是在语言上苦心经营的小说家,他在情节上往往让你有一种受骗的感觉,沉稳不是他的风格,先锋也不是他的目标,他只是在叙述他的生存状态,那就是“断裂”。


后半夜的“银色老虎”

那枚书签被我从鲁羊的小说中取出,坚硬如铁,却没有一丝血迹,我曾经说过,我对鲁羊小说的阅读显得很散漫,里面杂夹着一些无奈的惰性,所以在长达两个月的断断续续阅读中,我的书签总是很有力地插进某一个篇章中,某一页和另一页文本中,插得次数多了,我便下意识以为那些书页和文字已经遍体鳞伤了,但是当我形式般翻阅到最后一页,把书签放在灯光下照耀时,发现它还和起初一样,坚硬,干净,无所事事。

我喜欢鲁羊的小说,喜欢字里行间那种忧伤和孤独,喜欢一直以来坚持的先锋体验,但是我把鲁羊放置得太久了,从书桌到枕头,从初夏到深秋,若即若离的鲁羊活在小说中,我只是那么有限地在夜晚想起他,想起90年代的寓言,想起一张书签的孤独,我想,那么这些夜晚沉淀下来,我和鲁羊都是不幸的。当然,我的不幸还表现在对文字的遗忘,在如此漫长的阅读中,我会很意外地有一种读不下去的感觉,如果排除生理上的毛病,我可以归纳为对90年代的陌生,我总是在下定决心认真阅读的激情中开始,在近似迷糊瞌睡中掩卷,而当我第二天再次打开小说,接近文字的时候,我发现我又遗忘了过去那个夜晚的所有故事,他们像未曾发生过一样,从我的夜晚开始新的体验,如此重复,如此健忘,当最后一页被掩卷终结的时候,我仿佛只记住了鲁羊这个名字,只记住了90年代的后半夜,只记住了落城和马余。

这样的遭遇让我很是不安,我曾经幸运地以为,我和鲁羊一样还活在90年代,活在那个“九三年的后半夜”,还在用后半夜的虚拟语气抵达我们的精神王国,是的,看起来是这样的,鲁羊的这本《亲切的游戏》小说集几乎都是90年代的作品,每篇小说都标注了发表的杂志和日期,他说是“为了检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怀念,它还说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但其实,很早的时候,他有过一本名叫《在北京奔跑》的小说集,我大概是喜欢他的语言,所以重复购买了两册,而这个现象更深层次的症结在于我从来没有认真记住鲁羊小说中的情节,包括鲁羊这个名字,和这本小说对我的遭遇一样,我是在激情与怀念中开始遗忘之旅的。这就是我和鲁羊最大的区别,我翻阅了我曾经写过的所谓小说,原来也都是90年代的呓语,而我曾经把《后半夜的虚拟语气》作为90年代小说的总括,现在想来,我是中了鲁羊的毒,他早已用两册相同的小说集,在“九三年的后半夜”,把我的精神彻底征服了。

说起来,这就叫宿命,但看起来像是一个寓言,这和作为小说作者的鲁羊的身份一致,鲁羊曾经长久地迷恋于制造寓言,他甚至提出过“新寓言主义”的口号。在《青花小匙》中他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一段时间,我不喜欢讲故事。尤其在我自视认真的写作中,经常回避讲故事。也不喜欢别人在写作中把讲故事作为一篇作品的核心内容。我经常有意破坏故事的形成,我说,别人要看的,我尽量省略。而别人不要看的,我却要不厌其烦,反复描述。

这可以说明我曾经迷恋文字的一个原因,那种称作虚构的东西,在鲁羊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那个叫做“落城”的乌有之乡,那个叫做“马余”的虚构人物,都是鲁羊实践他寓言王国的需要,在这里,一切外在现实的因素被解构,你找不到对立点,你复原不了生活,而在这个虚构王国里,只有鲁羊可以得心应手,可以纵横捭阖,可以让他活着和死去,如此,鲁羊则是最接近小说精神的一个。

多年来我的叙述,基本上局限在落城界内,落城和北京的区别很多,首先可以指出的一个区别就是真与假,现实与虚构的区别,落城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一座架空的城池,随着叙述的深人,在落城的虚线轮廓之内,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貌似真实的街巷和人物,整个落城的虚构性质却不会因此而改变,纵观我这些年的叙述,多半内容都处于虚构的阴影中,不能解脱。

但不能不说,鲁羊闯入那个叫“北京”的地方,纯粹是一次恶搞,对于读者来说,似乎是对可触摸现实的回归,对天马行空的拘束,但实际上,北京并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并不是我们心中的首都,它也只是一个汉字的组合,和“落城”的虚构指向一样,是故事的一个陷阱,是对中心的解构,里面有着年轻的、金色绒毛的、奔跑着的、带着北京公厕气味的茁壮的爱情,可以说,鲁羊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北京的奔跑”中,你几乎看不出他对现实的逃逸有多么急切,在寻找中他其实把你带进一个新的寓言王国,里面全是隐喻,里面全是幻想。

而他的背后则是接近孤独的渴求,作为曾经的诗人,里面有着诗人最无边无际的冥想,“你知道我很孤单,你看看我这只眼睛,我和它一样孤单。”在《青花小匙》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孤独的影子,以及影子背后博尔赫斯式的叙述。不得不承认,鲁羊的世界里到处都有盲者博尔赫斯开启的叙述结构。

在《银色老虎》中,我们看到了鲁羊对于大师的膜拜,博尔赫斯是一个对老虎有奇异感觉的人,他有一本诗集名为《老虎的金黄》。而鲁羊在这部小说中,把童年深处的那种护身符一般的隐喻挖掘出来,“在见到银色老虎的日子里,我不知道那就是老虎,也不懂得那种颜色和光泽”,就是在这里,鲁羊找到了生命的光泽,“它使我的说话方式得以丰富。同时又作为一种景象,在我一生的经验领域内大放光芒。”

随着岁月的流逝,
别的绚丽色彩逐渐把我抛弃,
如今只给我留下
朦胧的光亮、难测的阴影
和原始的金黄

——博尔赫斯《老虎的金黄》

从落城到蓉塘镇到北京,鲁羊总是喜欢脱身变成一个名叫“马余”的人,“作为一个艰苦写作的人”,马余并不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的形象,相反,你看到的马余是多面的,不确定的,甚至是误入歧途的,就像那只“银色的老虎”,“它不是由血肉、骨骼和毛皮构成的人间动物。它仅仅是一种通体银色的影像。”这样的影像,让他感到安全,所以,育邦说:“鲁羊的小说就是他的退缩之地。从广阔的世界,回到密密麻麻的文字之穴。”

一个虚构的夜晚结束了,鲁羊结束了,当我拔出书签的时候,黑色的夜汹涌而来,在一个2010年的前半夜,我再一次跌入不安全的孤独中,“如果说我对于自己的生命存有梦想,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更多数的别人,让更多数的别人化为自己。”我仿佛变成了落城的那个马余,用“银色老虎”的光泽把自己遣回到不再反复的九三年。

1Q84 Ⅱ

编号:C41·2100723·0783
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0年6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页数:352页

据译者施小炜先生透露:《1Q84》BOOK2中,除天吾和青豆两条线之外,还会加入一条新的线索,最后诸线索合一。我忽然觉得,BOOK2出现得太快了,她封面上“7月-9月”似乎和现实中的这个夏季没有什么关系,1Q84是村上春树的时代,即时你扒光了她的衣服,你也不一定了解她的规则。BOOK2的最后一句是:“青豆把手枪插入口中,把力气送上了手指。”


明天,就是1Q85年了

黑色的夜,并不是全部的黑,灯光和星光,支撑着我们的视力和活动范围。关于一只蝙蝠,不是乌鸦,不是在村上春树故事里出现的那只被称为“卡夫卡”的乌鸦。从窗帘上掉落,又停留在窗帘上,我的腰以下部位,我按下阳台开关的时候,它就出现了,而且用一种常见的拥抱的动作紧紧依附在窗帘上,依附在灯光明亮的居室里。我看见了,也看见了我,姑且因为它好奇的眼睛让我觉得它在看我,但其实不是视力,是超级波。只有人类的视力才能看见黑暗之外的灯光和黑暗之中的通道,富有想象力,就像不期而遇进入1Q84里,那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1Q84年”

接下来陷入了一场恐慌。

蝙蝠在房间里飞翔,黑色的点,在有限高度的空中飞翔,慢慢幻化成无数的点,它用自己的超声波不断盘旋在我们的上空。小五狂叫着把我抱住,对他来说,这个不速之客侵扰了它最正常的生活,而且还在盘旋,还在飞翔,还在来回中把我们覆盖住。是的,它不是“卡夫卡”,它只是一只蝙蝠,只是一只被城市的夜空忽略的蝙蝠,一只经常光顾又经常逃离房间的蝙蝠,一只被无限象征着“瑞福”的蝙蝠。我打开窗户,抚慰小五,又伸出手,在窗户的另一面设置了障碍,让蝙蝠在大开的窗户中找到回归的出口,就像30岁的青豆找到1Q84的起点,“通过这个避难阶梯,走到下面的二四六号公路上时,我的世界就被调换了。”

没有费多少周折,蝙蝠的1Q84进口找到了,它用一种被黑夜覆盖的黑色逃离光明,它回到了城市的夜空,无影无踪,进口也就是出口,那扇窗又重新被关上,一切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小五惊骇已定,跳绳、洗澡、刷牙、睡觉,进入梦的进口,与现实有关,或者,无关。梦中那只蝙蝠会回来,但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出口,从小五的虚拟世界中再次出逃。

我想着,说,夜晚是个巨大的窟窿。某个城市的某一个黑夜,某一只误闯的蝙蝠,某一本小说,都来自现实,都被书写成另一种虚幻,这里也是1Q84的起点?这里也有空气蛹?这里也住着小小人?或者,当蝙蝠飞离,当小五入睡,当我打开《1Q84》的BOOK2时,这里其实只是2010的9月,这里只有352个页码,这里都是我一个人的幻想和经历,文字不是真正的现实,1Q84也不是真正的密码。

是的,只有我,我是Perceiver,我也是Receiver,感知者和接受者,从空气里抽取丝,编制着“空气蛹”,越来越大,白色,流畅,像花生一样的形状,“凹下去的优美曲线,两端柔软的装饰性圆瘤”,然后,从最上端开裂,里面有着微弱的光,一个子体,逃离了“共同体”的子体,和母体一模一样,却是另一种存在。台灯微暗,黑夜无限,空气蛹降临在文字深处,可是30岁的青豆和天吾却擦肩而过,那对10岁时拉手就产生了永久恋情的男女,却成为一个子体和一个母体,无法相逢,爱情便在虚拟的世界里找不到突围的出口。

“我已经置身于这1Q84年。我熟悉的那个1984年已经无影无踪,今年是1Q84年。空气变了,风景变了。”青豆置身在一个快满30岁女人的世界里,却被《1Q84》置换了身份,也置换了那份爱情,父母为证人会的信徒,十岁出外独立,中学时身为垒球选手,之后成为健身教练与暗杀者的双重身份。当冰锥扎入那个男人的身体的时候,她闻到的不是死亡的气息,而是生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精神帕拉图式的天吾出现在她脑子里的时候,她才软弱不堪,他们之间的爱恋与她自己孤独时的自慰的经验是外界谁也无法涉足的私密。

而天吾,也被拉进了那个“1Q84”里,三十岁的天吾,存有母亲于一岁半时的肉体影像并深深为之困扰,在他重新代写十七岁美少女深绘里的作品《空气蛹》之后,他便成了那个世界不能逃离的人,因为他看见了夜空中的两个月亮,这是1Q84的象征,而在父亲几乎走向死亡的边缘中,天吾望见了空气蛹中那个子体的青豆。但是,那仿佛就是梦境,取代了现实的真实。

“我要找到青豆,天吾重新下定决心。不管会发生什么,不管那里是怎样的世界,不管她是谁。”这是最后一句。我合上书,把BOOK2合在灯光微暗的2010年9月的时候,那个空气蛹,连同“Q是question mark的Q的“1Q84”一起,被关闭在厚厚的书页里,我的逃离和那只蝙蝠一样,只是用最原始的手段寻找到出口,出口即入口,没有攻击,没有恐惧,向着黑夜更深处飞行。

我望着窗外,没有两个月亮,现实还是活生生的现实,我观察着熟睡的小五,梦境还是他的梦境,1Q84年到底有没有降临?这小说像现实的季节转换一样,我在9月读完了“1Q84年”9月的所有故事,青豆和天吾,第一次,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从1Q84年的入口开始,从空气蛹的世界开始,有了重逢的可能,两条线索像他们存在或不存在的爱情一样,开始交汇,又开始分离。而这样的重逢,让你感到村上春树一直站在背后,他以前是不露声色的,而现在他若隐若现,甚至强加给那个世界一个现实的外壳,精巧、复杂的结构变得顺理成章,却没有了诱惑。

接下去呢,村上春树是不是会站在前面,像那些小小人一样,成为这个世界完全的主宰和权威者?“先驱”教主已死,新兴宗教并不是和现实没有关联,相反,却在村上春树现实的指挥下,呈现出颠覆现实的巨大威力,是的,村上春树必定是站在最高处,把虚幻的1Q84还原成真正的现实,两个月亮、空气蛹、小小人,都将成为真实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实,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虚拟的东西远比现实更真实,你把所有的阅读想象强加到现实中去,到最后,你反而觉得现实多么的不真实,多么的充满尴尬,仿佛一触摸,就会感觉到恶心和不安。

2010年的9月,《1Q84》BOOK2完结,我知道还有BOOK3将会出现,10月到12月,冬天,岁末。这是否意味着第三卷就是《1Q84》大结局?是否会落入“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窠臼?我不知道,图书还没有露面,文字还在那个世界里存在,我却觉得在这个沉沉的黑夜,我用一只误闯的蝙蝠,一盏微暗的台灯,和没有两个月亮的夜空,完全读完了那个“空气变了,风景变了,规则也变了”的1Q84年,而剩下的那些,就是另一个通道,因为从明天开始,就是1Q85年了。

死亡匣子

编号:C55·2100607·0780
作者:[美]苏珊·桑塔格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9年8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374页

苏珊·桑塔格的第二部长篇,一部闪烁着卡夫卡式光芒的难以言传的心理惊悚小说。迪迪,显微镜公司职员,一位“很难不讨人喜欢,连灾难也会避他三分”的好好先生、曾经自杀未遂的离异男子,一次出差途中,他在隧道里杀死一名铁路工,却无法确认此事的虚实,在摇摆的车厢里,他爱上一位盲女以求慰藉。从此他与心魔搏击,试图逃离真相。然而在死亡的诱惑和负罪感下,虚弱的迪迪再次进入那个黑暗的隧道,可怖的谋杀再现,他也终于步入了死亡之匣……


《死亡匣子》:一只苍蝇不可抵达的真相

通体都是黑色的封面,包裹着白色的的纸张,那里面究竟有一个怎么样的故事,第一页开始,我就做好了准备,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迎接一切可能的恐怖和不安,幸福和希望。都是陌生的,连同被称作“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的作者苏珊·桑塔格,书柜上只有一册未曾翻动的《反对阐释》,她的奠基之作,和书一样,这个美国文艺女青年正用一种藏匿的方式走近我,令我的呼吸和封面一样,找不到一点可以宣泄的亮色。

这便是某一个进口,《死亡匣子》的进口,撕掉薄膜,拿掉黑色外面的另一个封面,我不知道是进入了故事的中心还是故事进入了我的中心,总之我是小心翼翼,没有章节的序号,故事的段落之间只有5行的间隔,我不喜欢这种编排方式,仿佛汹涌的巨浪一下子把你淹没,没有呼吸的出口,它压抑着我可能放弃的阅读欲望,“‘好人迪迪’正出差在外。”这是第一句话,没有危险,也没有寓意,一切都很平静,我以为就像迪迪这个“好好先生”一样,故事会温馨地走向和谐的一面:

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不会虐待妇女,从不丢失信用卡,洗碗时绝不会失手打碎盘子,对工作尽心尽责,对朋友慷慨大方,不管多么累,每天半夜都要出去溜溜狗。

然后后来危险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出身于中等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年三十三岁、就职于一家老牌显微镜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的广告部门的好人,却经历着别人未知的中年危机:婚姻失败,事业未成,缺少亲情,没有朋友,在极度抑郁和孤独中于一个月前自杀未遂。“迪迪并非真正地活着,而只是有一条生命。”活着只是一条命,对于这样的落差,我是如何也不能确定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性情随和、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克己敬业的人,也不能确定接下来的故事和真实的死亡无关,我越来越感觉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怖正在慢慢逼近,仿佛那一体的黑,要把一个“一条生命”活着的人包裹进去。

谋杀出现在第77页,在这之前属于迪迪的谋杀已经发生了,在铁轨旁,一列休整的列车旁,谁也没有成为证人,迪迪失手杀死了那个对他态度不好的铁路工人尹卡多纳,一切都是黑暗中进行的,除了迪迪身上的味道,什么也没有留下,在没有旁观者作为证人的现场,对于迪迪来说,恐惧不是来自他成了一个杀人犯,而是他却不能证明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死亡事件,这一点甚至开始折磨迪迪,在毫无预谋下尹卡多纳沉沉死去,迪迪离开铁轨,上了火车,一切都按原计划行进,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灾难,仿佛处在虚幻之中,因为没有任何关于死亡的答案。所以新的谋杀出现了,在第77页,我说的是关于一本书,关于文本的谋杀,第五行,靠右,一只苍蝇的尸体,扑在文字上面,压住了“心灰意冷”的迪迪,那个“心”字是靠推断出来的,苍蝇的脚伸展出来,整个尸体完整呈现着,在76页的同等位置,是一滩淡淡的血迹。

我无法知道这是不是也是一次无人在场的死亡,和迪迪的那次失手一样,它允许我展开想象,这是一本刚刚撕开塑料封膜的新书,374页,2009年8月第一版,未曾发现漏页错页、撕页等不合印刷规范的错误出现,从苏珊·桑塔格写作开始,经过翻译,经过校对,经过排版,这一切都在我想象之外,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印刷中,冬季的一天,一只调皮的苍蝇落在了即将装订的页码上,然后便是机器的定制,苍蝇毫无准备,被卷进了机器,然后便被成为了文字的一部分,和心灰意冷的迪迪一起,进了书店,进入某个人的阅读中。

不在现场的死亡显得虚幻,我不知道那个真相在哪里,看不见,也早已过了时间,在两年的时间里,一只苍蝇的死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等到她被发现的时候,死亡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它成了一个标本,成了好人迪迪之外的另一种被阐释的文本。这个发现让我有些兴奋,我仿佛看到了迪迪最致命的不安,它同样来自对真相的无能为力,“怕什么?是真相……人们唯一害怕的不就是真相吗?”在迪迪和盲人女友海丝特的争吵之后,迪迪发现自己身上的恐惧与日俱增,他摆脱不了这样的折磨,尽管他对海丝特说起过那次死亡,但盲人海丝特并不能见证什么,即使有真相,她也看不到什么。

这是最大的无奈,对于迪迪来说,真相已经越来越远,他几乎被遗忘了,在和海丝特做爱的生活中,在另外一个城市,谁也不会记得这件事,而最可怕的是,迪迪连自己都不能保证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铁路工人尹卡多纳是不是真的死了,或许整个过程只是他的一种想象。我们看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迪迪一直在证明是他杀死了尹卡多纳。他初识海丝特和她做爱时便告诉她自己杀了人,“我想我一定得跟人说说,否则就太不真实了。”后来他寻找当地的电视和报纸,希望看到尹卡多纳死亡的消息,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死亡最后也成了无人问津的普通事故,他考虑过出席尹卡多纳的葬礼,希望在验尸中发现死亡是非正常的,但是他的希望一步步落空,没有人提出验尸,而且尸体是要火化而不是土葬,这对他来说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在他看来“入土并且慢慢腐烂的尸体是真实的东西”,而一旦被火化,所有的证据,所有的可能都会不存在。迪迪又假装铁路公司拜访尹卡多纳的妻子,在被拒绝之后,迪迪梦见了自己成为尹卡多纳,和他的妻子儿子在一起,“不仅除掉尹卡多纳其人,还盗用他的身份?”他的一次次努力都是为了证明尹卡多纳的死亡和自己有关,但是他越证明,那种真实性却越淡化,甚至到最后他都不知道尹卡多纳到底有没有死,那次死亡事件是不是只是自己的一个想象。在巨大的不安中,他只能寻找与海丝特疯狂的爱情。

作为一个盲人女孩,对于迪迪来说,海丝特似乎可以拯救他的灵魂。对迪迪来说,他所看到的一切都使他痛苦,使他不断地想象,这种想象“既牢牢粘附着对于过去所看到的一切的怀疑,又忐忑不安地凝望着未来”,所以他认为眼睛是有罪的,而海丝特双目失明却可以让他感觉到安全,这种安全完全是建立在对世界的自我命名,因为海丝特失明而拥有了某种特别的智慧,能看到平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他甚至假设把尹卡多纳的眼睛给海丝特,那样,“也就不会罪不可恕了”,在他心里,海丝特代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幸存也没有负罪感的世界,所以迪迪才会把海丝特当成是自己的爱的对象,照顾她,甚至合二为一,在做爱的高潮中“得到宽恕之感”。

而最后,迪迪为了证明真相,他亲自带着海丝特走进了隧道,去重新开始那场死亡的谋杀,这一点匪夷所思,但是在迪迪看来,却是唯一真正可以看到的真相,“由于第一次下手时半心半意,我只好回头重来一遍。”在他面前,尹卡多纳又出现了,他又一次抡起铁锤杀死了他,只有这样,那悬在心头为被证实的死亡才会变成现实,而最后,赤身裸体的迪迪似乎印证了“死亡=人生百科全书”的哲理,在满是尸体的古墓里寻找到死亡的终极意义。

“更多的房间。迪迪继续走着,寻找自己之死。迪迪制作了他的最终图表,画出了他的最后地图。迪迪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名册。”这是《死亡匣子》的最后一句,我仿佛看到了迪迪最后和死亡融为一体,黑色匣子打开又关上,只不过这次,他把自己关了进去,或许,只有自己抵达最后的死亡才能真正实现永在。死亡的诱惑不是去发现和活着的区别,而是为了证明真相。这一点或许就是苏珊·桑塔格一生在追求的主题,她似乎一直在穿透那些被某种“阐释”所遮蔽的现实真相,她反对把“影子世界”取代“真实世界”去阐释,因为“阐释”会把那个无比复杂、多元的世界变得可怜和简陋。所以迪迪的一生都在寻求别人对死亡的阐释,所以他才会那么痛苦,才会备受折磨,而我掩卷着黑色的《死亡匣子》的时候,那只苍蝇的死亡影子还未曾消退,它死在第77页,我却在没有兴趣去想象被印刷成书的那个瞬间,不管是复杂还是简单,我们永远接近不了那个真实的存在。

案·情

编号:C28·2100601·0778
作者:卢洪营
出版:青岛出版社
版本:2010年1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321页

我不知道中国还有所谓的“悬疑小说”,一部电视剧放大了这样的小说类型,放大了卢洪营本人。我只是感兴趣这书的包装,一只牛皮纸袋,看上去像若干年前孟京辉的那本《先锋戏剧档案》,袋子上分门别类地写着策划、作者、设计、技术等人的名单,也是按照编号、姓名、职务和性别来标注的,当然还有一段“备注”。牛皮袋子不能轻易打开,仿佛里面关押着潘多拉:“未经购买不得翻阅”写在红色的印戳上,边上是两句话:豪华绘事版,限量9999册。看起来充满了悬疑,而图书所赠的东西除了这个黄色的牛皮纸袋之外,还有《河图洛书》+《梦笔生花·六道天书》。


《案·情》:伪噱头下的臭皮囊

“未经购买,不得翻阅”的提示印在书后,和牛皮套子一样,上面是两个黑色宋体字:绝密。如此编排的目的一目了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不购买就没有知情权,不花钱就打不开绝密文件,最下面的定价:28元,把这些所谓的绝密都一分一角地解开。封面的《案·情》也是黑色的,却像沾染了血渍,浓浓淡淡化不开来。编号1-7列出了“天书文化”策划人的目录,从姓名、职务到性别,四方表格,像一个囚禁的牢笼,所有工作人员像是杀人犯一样,备注栏写着如下文字:“专家组鉴定:罪犯作案手法专业,案件纷繁复杂,感情线索众多。需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以期在最短时间内结案。”

321页的文字里到底藏着怎么样的悬疑故事,一副皮囊综合了所有可以想象的元素,把一个通俗的小说烘托出来。最关键的倒是《案·情》书名下面的那段类似腰封的说明:“【潜伏】作者推理悬疑力作!”,压住了那个叫卢洪营的作者。1985年出生的卢洪营似乎还是个学生,白衣卿相称之为“小卢”,我曾经以为,电视剧《潜伏》的热播放大了小说文本,但其实,那部大红大紫的电视剧《潜伏》的原著作者是龙一,而不是卢洪营。卢洪营的小说《潜伏》只是和龙一的同名罢了,却并未改编成电视剧,也就是说,那句“【潜伏】作者推理悬疑力作!”的类腰封口号只是一个“伪噱头”,和余则成、左蓝、翠平毫无关系。就是因为“潜伏”的符号陷阱,让我误以为是电视的放大效应。电视和文本是两个概念,两种境界,在“后潜伏时代”,这样一本被高度包装策划的小说,它的终极目标依然是电视,策划人白衣卿相公开说,这部小说“也将非常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届时就将是荧屏观众之福了。而本书的读者诸君,算是先睹为快。”

这是小说最终极的命运?这是文本最快捷的通道?所以我们看到,用档案牛皮纸的封面,关闭了所有可能通向外面的门,甚至连窗户也没开,而真正的悲剧在于,你根本不知道卢洪营到底是谁,他潜伏在文本后面,或者潜伏在《潜伏》后面,却丧失了真正走出来的可能。

其实,这故事没有什么悬疑的魅力,这“案·情”也绝非被描述成耸人听闻的“纷繁复杂”:一场神秘的纵火杀人案件,将《洛城晚报》的首席记者曹云近和公安局城南分队队长付乙卷入其中。两人在商界精英秦浣的协助下,费尽力气挖掘线索。然而当真相逐步显露,案件幕后的大集团的面纱即将掀开时。付乙却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曹云近设好的圈套……可以很简单地概括小说的故事情节,推理其实并没有充分展示,曹云近过早被剥开了真实身份,让前面营造的那份悬疑彻底瓦解,我们要做的就是顺着揭开的谜底,一步步走下去,知道按照设定的线路走到终点,在路上,没有猜测,没有假设,没有荡气回肠,没有峰回路转,大路朝天,什么都告诉了你,你就可以把小说称之为“故事”,然后合上最后一页。

在案件中增加情感成分,不是首创,也不是高潮,那种纠葛激不起你遐想的欲望,在从头至尾打上通俗小说符号的文本里,你很安静,甚至不用费力思考,在一目十行的浏览中完成对故事整体的阅读。这是今年来读得最轻松的小说,加起来不超过3个小时的浏览,使我觉得有时候阅读真的会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错误,我甚至认为,在这个夏季,我的阅读呈现出一种骇人的低俗倾向,牛皮纸档案袋、河图洛书、梦笔生花,这些皮囊式的元素把我的阅读习惯引向了谷底。我并不是说故事写得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文本,不喜欢豪华的策划下掩盖着的虚弱文字,如此,这28元的“拆封费”算是对我阅读趣味调整的代价。

《先锋已死?》的谩骂是对真正精英文化的渴望,而《案·情》中的通俗至死,则让我彻底无语。短短的夏季,里面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无奈,我不知道,我似乎在这样的图书策划营销时代被逼到了死胡同,然后转身,我便看到了纷纷扬扬的欲望,压着我,让我觉得出路已经被完全堵上,我只好在里面守着我的皮囊,来一次彻底的意淫。

1Q84 Ⅰ

编号:C41·2100527·0776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0年5月第一版
定价:36.00元
页数:400页

故事还是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一个人要去谋杀另一个人,另一条线索则是一个人帮另一个人改书稿,有这两条线索,最终接近了一个连警察都无法靠近的秘密组织。于是,那个《1984》的影子出现了,是“追究奥威尔《一九八四》式思想管制的恐怖和本源恶的现实批判小说。”从而探讨了“善恶界线崩毁后世界上的幸福的绝对性”。我们似乎也依稀看到了1995年3月造成3800人死伤的奥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可是,我们的阅读是要超越文本,超越作者,超越那个低调而又传统的男人:“他(村上春树)从不去银座等地方喝酒,一生只爱自己的老婆。”

风雅颂

编号:C28·2100410·0775
作者:阎连科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版本:2008年6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332页

该书面市后,就引起了外界“诋毁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的质疑,而书中对《诗经》的解构也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争议。但毕竟这是阎连科的实验和创新,书的封面也以“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来定位他。而当我们手捧332页、纸张略有粗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惊喜重重袭来:从形式创新改革开始,到总价目8.5折结束。第一章《关雎》这样的描述:“他趴在我妻子身上,宛若一只晒干的虾米缩在一条白条鱼的身上。这一黑一白,一肥一瘦,一明一暗,让我当时就想,他们难有性高潮的到来。”


《风雅颂》:精神家园的荒诞突围

大块的色彩组合,在封面上跳跃,雄鹰被遗落在黑色的影子里,花草泼墨,写意人生,大致是抽象的,和风雅颂传承的文字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探究和复古。其实,在新书上,那些写意的抽象题图是被腰封遮挡住的,可是我买的时候,腰封消失了,这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封面之一,曾经还窃喜了一段时间,那句轰炸式的“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 阎连科”的注解终于没能影响我的阅读,但后来想想,失去了腰封也就失去了一次直观感受文本主题的机会,也就失去了“钝刀割肉,佛头作粪”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传达。

最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文字,风雅之颂,颂的不是诗经的浪漫主义,不是一个教授的济世美德,也不是退守“诗经古城”的坚守,颂的是在知识贬值、道德沦丧,以及无所不在的利益博弈下,荒诞世界会生长出最后的精神之光,妥协和懦弱的背后是一个对现实的超越,蝴蝶振翅中仿佛发现了我们弥久被封存的天启幸福:“每个人无论你最初沿着人生的新途走到哪里,但最终都只能沿着老路走回去。”

我一直觉得杨科是个乐观的人,多年评不上教授,又遭到妻子的背叛,却想着自己对诗经的著作能够开启新的对文明研究的新思路;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逃后与妓女群厮混,却想着用自己的收入把他们从肮脏的世界里解救出来;最后成了杀人犯却想着自己在“诗经古城”发现了被孔子删除的诗经遗篇……一路下来,却是欢歌笑语、希望永存的,而正是这样的乐观生存,才凸显着社会的荒诞和不可理喻,这样的张力让我的阅读充满痛苦,活生生的知识分子被折磨,在最边缘的地方,一个个希望被泯灭,而最后,杨科依然建设着他的伊甸园:

但我在死亡的生命之上,确实看到了飞舞的粉色蝴蝶,看到了天地之间的雪花,也还有雪后的一丝初晴。

《风雅颂》,最早的名字叫做“回家”,而小说就是展现一个知识分子的国家之路,他的家园,不在清燕大学,那里只有利益的博弈和道德的沦丧,也不在天堂街,那里只有女人的肉体和对生命的践踏;他的家园也不在寺村,在情人玲珍去世、玲珍的女儿小敏嫁人之后,这个村落对杨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家,在《诗经》里,在传说中的诗经古城里。爱上了小敏之后的杨科,无法忍受小敏将要出嫁的现实,他杀死了小敏的丈夫李木匠,也最终从高高的知识分子神坛跌落,成了亡命天涯的杀人犯。然后,否极泰来,在天涯的尽头,他找到了黄土下的古城,和城墙上刻着的一首首被孔子从《诗经》中删去的诗。在小说的结尾处,杨科坐拥诗经古城,不但收纳各处不为世所容的专家、教授,更吸引来无数自愿投靠的妓女,于是,一座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就此诞生。阎连科,和杨科一起,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完成了对世界的超越,也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升华。

这看起来更像是一次虚妄的精神胜利,“软弱、不承担”的知识分子劣根性正是在这个荒诞社会里解救自己的良药,至少那些爱情和精神,在扬科身上是无论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他那种战战兢兢的人生态度和处世之法正是让他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杨科与12位小姐在春节期间连日狂欢,在身体上相敬如宾,在精神上却完成了无与伦比的高潮,特别是他给小姐们讲《诗经》,众人同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场景,淋漓尽致,壮观不已。纵观《风雅颂》全书,那一次,不但是杨科人生的最高潮,也是知识分子惟一一次体现出自己的生命价值。

当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由经院走向市井,由庙堂走向市井,并与市井大众文化合流,在市井化中获得了大众的支持而实现新生的时候,精神家园也就成为最底层生活中折射的温暖和关怀,而扬科在这样的家园寻找中完成了最后的突围,虽然这样的突围仅仅是个体,仅仅是偶发。

作为一种精神自传,阎连科这本小说出版后备受争议,有教授说,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我忽然觉得小说情节活生生在现实中得以展现,阎连科说,“任何对号入座的事情都太荒诞,比我的小说本身还要荒诞。”其实,“唯荒诞,才真实。”文本和现实的互为关系被阐释得天衣无缝,如此,我们才会宿命地觉得现实更是个挣脱不了的荒诞牢笼。

乌拉尼亚

编号:C38·2100307·0772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7.00元
页数:254页

乌拉尼亚来自希腊神话,原意为天文女神,小说中引申为“天上的国度”。勒克莱齐奥以其优美的笔触构建出一座美丽的天国——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在坎波斯居民仰望天空的节日中,时间与空间完美地融合在那一双双闪烁着星光的眼睛里。阅读《战争〉是在10多年前,那时的世界呈现着一种混乱和荒诞,戴着面具的战争其实在每个人心中,而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使译介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成为时尚,这本“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辞中说:“尽管,这一过于理想的乌托邦最后还是在当今物质文明面前归于失败,但是,小说中的"坎波斯"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梦想,因为人类不能没有梦想。而勒克莱齐奥所做的,正是艺术地说出这一梦想。”


《乌拉尼亚》:没有时间的乌托邦

时间已经逃离了我们可能的想象,在广袤中自由行进,这是在一个枕头靠着的小五得到的最无力的知识,那是在夜晚,即将入眠,我说到了光年,说到了星空,说到了时间,一颗被我们瞧见的星星却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的那一颗,它不和我们在同一时间轴上,看到的时间是被某种速度抛弃的。这个知识点对于孩子来说,是想象所无法完成的,我后悔把知识变成了必须知道的东西,“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就是读到了这句话,在我的手上,我还没有完全展开,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乌拉尼亚》

这样的契合明显不是我刻意制造的,而且把那种苍白的想象带进小五的梦境里,我只是很偶然说到星星,说到时间,说到“数星星的孩子”,但是和小说无关,我只是在那个夜晚准备打开小说,阅读一个寓言小说家对于人类遗忘的虚构。其实,这本小说已经存放在我的书桌上近一年了,我翻阅过,又合拢过,后来一直没有继续,一直没有更深入知道所谓的知识和遗忘,我承认,它让我的阅读陷入一种难受的状况中,我不做笔记,我记不住那些复杂的人名,它只是轻轻掠过我的脑际,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每次继续的时候,我都要去寻找曾经的阅读线索,但最后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在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走进《乌拉尼亚》的时候,我也举得这是一本并不适合我阅读的小说,里面是一个寓言,我没有能力穷尽所有的寓意,甚至连文本的基本含义,我都觉得是晦涩模糊的,对于这样一种乌托邦的虚构故事,或许真的需要一种遗忘的精神。

但是时间之外,知识之外,在星空缺乏想象力的解说中,我仍然要把里面的一字一句挖掘出来,以示我对小五讲的那个关于光年和距离的知识是多么可怕,我们老了的时候,或许很多星空里的故事都没有来得及发生:

我们看到的这片天空,这片拥有太阳和繁星的天空,正是我们的祖先曾经看到过的,也是我们的孩子将要看到的。对于天空而言,我们既是老人又是孩子。

“现实是神秘的,人只有通过梦想才能接近世界。”是的,现实不能穷尽世界的所有,它只是我们站立的一个点,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神秘,不知去向。所以我们需要乌托邦,需要另外的现实,“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天上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再然后,“古老传说与现代生活模式的对抗”,创造了一种语言和文字:埃尔门语,对于现实颠覆从命名开始,一切便滑向一个未知的世界,那个叫坎波斯的小镇,没有贫富,没有阶级,没有压抑,天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张扬,甚至小孩也可以成为大人的精神导师;人们在那里聊天、听故事、做梦、看云;在那里学习做人,学习生活,学习自由和真理。“我们既不知何日,也不知何时”,甚至没有时间。所有坎波斯人都是流浪者,都是没有归宿的人,“都是走投无路的人”,而在这里,他们忘记了他们曾经的自己,忘记了自己的语言,甚至忘记了爱情,奥蒂说:“爱是人每天都要经历的,它会改变,会转移,会回归。她说一个人可以同时爱着几个人,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甚至一只动物或一株植物。”在这个“泛爱论”的地方,一切苦难都可以被泯灭,包括将人类学家的背叛、唐托马斯的孤独、朗波里奥的破败和坎波斯居民的受逐。

对于坎波斯的人来说,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忘记自己,而“仰望星空”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在手臂上刺画北斗七星,“对于所有在大地上生活的——不仅是在大地上生活,对于所有生命来说——天空是一种补偿。”因为那里浩渺,那里空阔,那里有着那些星星,“请你们仰望天空,任自己迷失在空间里。”但是对于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来说,仰望星空却会陷入另一种孤独和无助,坎波斯参事贾迪对拉法埃尔·扎沙里说:

你在用虚荣认识天空,而你却并不认识你自己。你可以看到昴星团的七颗星,你把它们印在手腕上。可是你知道吗?只要借助一副简易眼镜,你就能看到四百多颗星,借助一架望远镜,你就能看到成千上万的星星!在你看来,星星像是一家人,可是你知道吗?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几百光年!如果你的寿命可以超越人的一生,比如活得像一棵树那么久,你就会看到它们彼此分开,更换位置,甚至改头换面!你需要的不是知识,恰恰相反,是遗忘。

在时间中必须学会的是遗忘,这种遗忘也是为了抵抗现代社会造成的苦难,朗波里奥这是人类学家的山岗,却是真正的现实社会,这里有教士、社会学家,还有“我”一样的土壤学家,在这里有着社会的等级与偏见,“在浓厚的殖民地氛围中举办各种会议并教授课程”,让“人类学毫无争议地成为人文科学中的皇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对周边的居民们进行了挤压和欺诈,利用科学来满足他们的权力追求,以机械的手臂打破了这个世外桃源的平静生活。最后,坎波斯的居民被迫迁移,再度寻找他们的理想国。坎波斯被驱赶到了半月岛,但是对于一个乌托邦来说,这种驱逐却是另一种社会的开始,“在这个王国里,没有任何人会来驱逐我们,我们可以将一切重新开始。”上岛后的第一个夜晚,奥蒂就希望大家仰望星空,找到最真实的黑暗,这或许就是乌托邦最不能泯灭的理想和精神。

“乌拉尼亚真的存在,我们曾是它的见证人。”当旅行者变成了海上的遇难者,那个理想的社会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逝,他们继续迷路,继续在虚空中寻找苦难的遗忘,当”时间不再是从前的时间了“,乌拉尼亚便成为最后我们的记忆,其实乌托邦的实现并不是一个一个小镇的安宁和平等,而是回归到自我,学会遗忘苦难,学会遗忘时间,“每个人都应该回到来时的地方。”

海边的卡夫卡

编号:C41·2100307·0771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521页

“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叫乌鸦的少年,15岁,被母亲抛弃被父亲诅咒,孤独、顽强,和村上春树很多作品一样,少年一直在探求世界和自身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多少带着一点荒诞。《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通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村上春树在序言中说。作为《1Q84》之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1Q84》进入中国大陆出版市场之前的热身阅读,或许在这里能找到进入村上春树最新语言世界的钥匙。


卡夫卡的隐喻

对夜的恐惧无论如何是伴随着人的成长而与日俱增,认知范围的扩大意味着非认知东西的增多,几乎是一种二律背反。不是少年的小五已经感觉到了这样黑夜的无尽,而且要在黑夜中进入非现实的梦境,更需要一种面对的勇气。我没有细细探究小五的心态,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心底有一种白天无法体验的害怕,在我们相处的夜晚,他的要求是在他身边,让他安然进入梦乡。

这样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他会做出宁愿让我先上网写博客,他独自玩,而后陪他睡觉的牺牲,因为醒着可以抵挡更多黑夜带来的不安,而入睡之后隐喻便会大面积进攻,因为有我在,小五至少会感觉温暖的。我不觉得小五是敏感的,这是一个成长必经的阶段,我答应他,用我的力量把黑夜各种可怕的可能化解,以此,将进入一个他自己感觉踏实的世界。

我坐在床上,旁边的灯有些阴暗,小五沉沉睡去,我没有猜测接下来的梦中情节。他的计划安排倒让我有了时间可以很明白地去触摸夜,以及做一些只在夜晚可以做的事情。很安静,我几乎有些遗忘地拿起掩卷很长时间的小说,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片段地连接起来,生活不及一本书完整,我的阅读看上去是收拾断裂的记忆,一个人的夜晚,是一个人的隐喻,患有性别同一性障碍的大岛曾反复对少年卡夫卡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我相信了,在这个夜的中心,在小五沉沉入梦的路口,我看到大片的隐喻蜂拥而至。

连起点也是:444页,第44章:《中田沉沉睡去,不再醒来》

好像是进入了书中那个奇幻的入口石,里面有着我们无法预知的秘密,隐喻是现实最后的堡垒,田中君在睡梦中死去,安详,满足,像完成了一件最伟大的工作,一个失去战争记忆,一个看不懂文字的老人,当烧掉佐伯所有罪过承揽下来的文稿时,他已经完成了使命,不解的历史被毁灭,隐喻也就消失了,“世界是隐喻。”文字其实是一个符号,而当“海边的卡夫卡”成为音乐,成为画像的时候,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的时候,隐喻消失之后,整个世界就“如剪纸一样立起,开始独自行走”。

入口石合拢,少年田中又成为少年卡夫卡,在经历了杀父、奸母、与姐姐做爱的“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其实少年的寻找就已经划上了句号,先前“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已经不是不可及的目标,而已经变成现实一种,弑父奸母这个人类最大禁忌,最后也会得到宽许和容忍,所有少年的逃避都是在还原一个隐喻,而当隐喻以现实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弄明白活着的意义”就是“最好先睡一觉”。一切使用语言的思考和表达是彻底缺席的,剩下的就是“一觉醒来,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文字和一切文艺手段的创造都是虚幻的,是无法抵达“卡夫卡”这个隐喻中心的,不管是田中君在入口石之后的死亡还是少年卡夫卡的入梦,所有的现实和非现实的命运都可能没有终点,“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当心扉关闭的时候/无处可去的斯芬克斯/把身影化为利剑/刺穿你的梦。”正像《海边的卡夫卡》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理解,以及反复的寻求隐喻,或许是越走越远,或许你也成为文本的一部分而无法突围。

一直喜欢看村上春树的小说,从《且听风吟》到《挪威的森林》,从《寻羊冒险记》《奇鸟行状录》,他的世界错乱而怪诞,却总是让人感到安详,“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他说。我在阅读这本小说的初期,总是把那个已经经典的卡夫卡联系起来,小说的悖谬和荒诞让我一开始就跌入经验主义的漩涡中,而且那个出走少年的孤独就是另一个卡夫卡。译者林少华说,“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的意思,少年卡夫卡、一个叫乌鸦的少年……这些词语含混在一起,让我对于故事的入口充满了恐惧,却充满了诱惑。高明的作者总是这样,诱惑你进入,但是你一旦进入,安全脱身将变成一件难事。在《海边的卡夫卡》里也有时光隧道,它的入口是森林深处,门口守卫着两名身穿帝国陆军野战服、手持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士兵。慢慢进入,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怪诞的世界:集体失忆、人与猫交谈、天降鱼雨和蚂蟥雨、生活在凝结时间中的美貌女性、性别是女子却始终以男子身份生活的图书馆管理员……

当情节本身成为你通行的阻力的时候,当故事在你看来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小说还原成文字的组合,正是因为文字里面的内在张力,温文尔雅,才让我在断裂阅读中依然能有到快感,一个少年的成长,从出逃到回归,在我们绞尽脑汁的理解中,真相其实简单明,命运无非是一个嘲弄人的微笑。

在最后7章的翻阅中,我一直陪伴着小五,或许,在他安静地睡眠中,也没有什么隐喻,甚至没有梦境,经验主义的猜测会让我们感到恐惧,感到深入其中而无法自拔的恐惧,那年,我们每个人懵懂而莽撞地扎入社会,但其实,隐喻正在一批批死亡,夜很黑,只是夜而已,世界是如此真切,“一觉醒来,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编号:C28·2100109·0769
作者:莫言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340页

据说历时三年写成,关于计划生育的主题,或许从这个很表面和现实主义的主题下,我们可以找到精子、繁衍、制度等等关键词来解说,但是对于从《红高粱》而来的莫言来说,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进行另一种文本革命,书信体这种古老的形式在这里复活,一位日本友人的来往信札,蝌蚪的倾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反现实主义的标签。还是在高密东北乡,还是民间习俗和欲望之间的某种矛盾,我想,找不到妈妈的蝌蚪一开始是没有什么记忆的。


《蛙》:计划以外的生育秘史

大约对于计划生育,我是耳闻多于体验,这项决策1978年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那时父母基本完成了承宗庙、繁子孙这个族类最根深蒂固的生殖道义与职责,我和姐姐这样的组合符合那个时代父母的理想,而这项国策执行到位,都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但是基本在80年代后,才渐渐多了独生子女,邻居家超生了一个男孩,村里据说也是声势强大的抓捕,但最后的结果是大事化小,基本国策变成了每年800元的罚款。去年,这个比我小8岁、用800元买来生命的孩子也结了婚,开始了自己承宗庙、繁子孙的生育之道,只不过对于他来说,已经告别了父辈抗拒国策顺从天意的生活,反而成了一种习惯。

在“4+2+1”的人口模式中,中国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而在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上,却微妙地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计划生育30年,政策变还是不变,而备受关注的二胎放开政策,也进入了一个历史关口,各方激辩不止,也使曾经闻名于世的中国计划生育在30年之后走入了一个转折性时期。

因为在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而如今面对老龄化这一社会问题,人口政策已经不太适应社会现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这些数据已经远远低于2.0左右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的“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从学术界蔓延到了政界,从体制外蔓延到了体制内。

《南方周末》之后是莫言的《蛙》,在这两个文本的选择上,可以说是偶然,我花了1个小时浏览了报纸上有关的政策对话,而同样我用简短的6个小时阅读了莫言22万字的最新长篇小说,两种文本放在一起,我还是觉得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对于我来说,仍然是耳闻大于体验,依然是活在历史深处的一段秘史,作为旁观者,我甚至远离政策和人权,在纯文字的喟叹中,我忽然发现小说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尤其让莫言来叙说这样一个触及“心灵之痛”的题材,植入现实,在生和死的大苦难面前,我读不出莫言想说的原罪和救赎,也看不到这基本国策如何在生命权利的抗争中保持威严,掩卷之后,我只是很触动地看到了封面上那只手舞足蹈剪纸蛙,像一个图腾,折射着人类最诡异的悲凉。

蛙却只是一个被现实弯曲的象征,莫言借用姑姑的口说:

人跟蛙是同一祖先,“蛙”与“娃”同音,为什么婴儿刚出母腹时哭声与蛙的叫声十分相似?为什么人类的始祖叫女娲,“娲”与“蛙”同音,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的。

莫言兜了一个巨大的圈子,目的无非是想把生育赋予一种崇高的外衣,借以说明生命的降生是一次天命,是不可违的道,而尴尬现状和困境又不得不使像姑姑这样掌握生死大权的人,面对“一尸两命”的悲剧,在虚拟的象征中得以救赎,泥塑娃娃终究是一个道德安慰的工具,而剩下的也只是敷衍和苍白。

“姑姑”代表着一种权威和制度,这是小说中唯一没有用人体部位和器官命名名字的人,这种独特性使莫言人为地设置了文本叙述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故事展开时变得得心应手。“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而道义与职责的有限与无限,显然是一个无法得出对错的终极性命题,但这个终极性命题中的困厄得由凡间的人来承担。“姑姑”多少是在自酿的悲剧里寻求答案。

但是,很明显,姑姑作为一个女人,接生了许多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孩子的悲剧缘由仅仅是某种政治斗争。看上去是设置一个巨大的悖论,但是这种转嫁衍生出个体命运的无奈,实在牵强,包括“我”——作为剧作家的“蝌蚪”,年近六十,膝下无子,遭遇的原因也是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使怀孕7个月的妻子大出血死亡。我有一种有无处诉说的悲凉,也有为了政治生活的自责,而当“代孕生子”成为现实,实现了中国男人最重要的繁衍理想的时候,那种忏悔又变成了老来得子的喜悦,生命的无可替代性在这里变得功利和世俗,生的尊严大抵抵消了死的罪责,仅仅是活着,已经变成了最大的理想。

天命无非变成了时代变迁中的游戏,而代孕公司的出现以及“孕奴”陈耳的遗弃,都带着莫言一贯的批判现实主义,可惜太唐突,太功利,甚至太苍白,生命沉重的母题在世俗的纠葛和莫言的急功近利中,反而弄巧成拙。加之,如对时下毒奶粉的批判,对新生儿“V”字手势等桥段过于流俗,行文又欠收敛,阅感有遗憾。莫言终究还是收不住。而蝌蚪对杉谷义人的写信倾诉格式,看起来是一种文体的变革,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语言或者形式的游戏,完全没有必要带进这样的中国式困局里。

基本国策终究是触及心灵之痛的,而莫言在尴尬中还是无法自如地展现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尽管莫言一再声称“作家就是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人性,不惧敏感”,但在奔花甲之年而去的年纪,下笔到底也顾忌颇多?他这部“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的力作”终究激不起多大浪花,在6小时的匆匆阅读中,我仿佛看到了找不到母亲的蝌蚪,在文本的池中游弋,却终归是变体,此时,蛙声已远。

你好,忧愁

编号:C39·2091107·0768
作者:【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11月第一版
定价:29.90元
页数:366页

弗朗索瓦丝·萨冈,离经判道的法国女作家,2004年9月24日患肺栓塞久治无效在法国北部港口城市翁弗勒去世,享年69岁。她18岁就得到了荣誉,创造了一个神话,但孤独、危险也一直伴随着她。《你好,忧愁》便是写于18岁,一举夺得当年法国的“批评家奖”。这本关于少年、爱情和孤独的小说,在五年之内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在全球的销量高达五百万册,还被改编成电影,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和出版现象。


《你好,忧愁》:我知道,夏天结束了

“这‘狂乱’一词是从何而来的呢?”年轻的英国人从桌子的另一头问道。
“根据利特尔词典的解释,那是一阵为宣告失败而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一个博学的人说。
——《狂乱》

一个单词,一些声音,以及一种心情,当被命名为“狂乱”,是从一种语言学意义进行的解读,年轻的英国人不懂法语,博学的法国人教授了词典的解释,他们在一种翻译中对话,当然他们也一定是面对面的。但是,听到这个词的解释时,安托万和吕茜尔却保持着一米左右的距离,一米是拉开的长度,是左右的位置,更是不再走近的隔阂,对于他们来说,一米让他们不像年轻的英国人和博学的法国人那样面对同一个词语,甚至不再听到词语眼神的隆隆鼓声,一个已经嫁给了夏尔,一个已经是出版集团的经理,在克莱尔家中的这次见面,他们如同陌生人一样,而和他们故事有关的人,也让狂乱变成了一个无声的词,“就像狂乱并不能让他们回想起任何东西那样,克莱尔的宣称也没有引起他们一丝的狂笑。”

保持一米的距离,两年之后的重聚,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平静的?但是在那个夏天,当他们赤裸着身子坐在床上的时候,他们也听到了“狂乱”的声音,安托万的肩膀很宽,骨架子顶着皮肤,吕茜尔挣脱了他的手,把脸颊靠在他的胸脯上,这时,“她听到他的心跳得很猛烈,跟她的心一样猛烈。”“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就是两个人很猛烈的心跳,他们面对面,彼此呼应,彼此狂乱,那时候安托万就告诉她这就是狂乱,但是吕茜尔却问他:“狂乱,它到底是什么?”安托万没有像博学的人那样翻开利特尔辞典,没有说出这个词的解释,而是说:“你自己去查字典好了。现在我没有时间对你解释。”没时间解释,安托万是故意留下了悬念?还是他要让吕茜尔自己去翻阅词典?甚至是让她自己去现实中找到答案?

安托万也许是随意的,但更多有着一种隐含的意义。两年前和两年后,自己查字典的狂乱和做出了解释的狂乱,以及以前的面对面和现在的一米距离,这就是变化,而生活似乎自始至终都在两种狂乱的交替中,从“心跳得很猛烈”到“宣告失败而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激情会变成距离,爱欲会变成责任,以及爱情的胜利者会变成被鼓声伴随的失败者。在安托万和吕茜尔赤裸着面对彼此之前,他们的生活似乎还没有交集,五十岁的吕茜尔是和同样年龄的夏尔共同生活了两年,“假如人们可以把居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看见相同的人们,有时候还分享同一张床叫做共同生活的话。”两年的共同生活是不是没有了最初的狂乱?当春天的气息被闻到的时候,欲望和爱开始成长起来:“突然,她的脸颊碰到了安托万的上衣。他一把抓住她,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脑袋埋进她的头发中,他什么都没说。她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宁静落在他们的身上。”

从夏尔到安托万,吕茜尔一定是从平静跃向了狂乱,这一跃是对于两年“共同生活”的背叛,而背叛似乎也是夏尔的选择。一个富有的男人,一个帅气的男人,“平时沉默寡言,但开口时又恰到好处”,夏尔起初是克莱尔的情人,但是两年后他摆脱了她,他爱上了吕茜尔,爱上的理由是:“她快乐,有礼貌,有时却很古怪,但是她固执地拒绝谈论她自己,谈论夏尔,谈论她的打算。”不谈论自己,不谈论夏尔,不谈论自己的打算,吕茜尔本身就做好了要从这个夏尔背叛之后的共同生活中跃出来,随时地——当她看到安托万,“一股欲望、怀恋的风顿时拂过餐桌。”随时准备跃出来,也终于跃出来,这就是吕茜尔固执中的挣脱,就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害怕衰老,他们害怕失去他们原有的东西,他们害怕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害怕烦恼,他们害怕无聊,他们终日生活在永远的恐惧和永远的渴望之中。”所以她不是“他们”,不是被原有的东西禁锢的“他们”,不是害怕衰老害怕无聊的“他们”,她不被任何人、任何东西和任何恳求阻止她去找安托万的女人,她是渴望得到安托万的肉体、气息和嗓音的女人,她是了解他也了解他的欲望的女人,夏尔,难道必须真正地去爱,就是说,要有一种不幸的激情吗?难道为了生活你就必须辛勤地工作,去谋生,去做一些事情吗?”

吕茜尔无疑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两年的共同生活之外还有什么?还有随时跃出来的激情,还有赤裸着面对面的狂乱。在肉体构筑的欲望中,在身体组成的爱恋中,她和他甚至撇除了精神的共谋,“安托万的精神可以显得对她很敌视,他的肉体却依然是她肉体的朋友,它需要她的肉体以便体验自身的完备,它会懊悔的。”夏尔对此的解读是:安托万爱着吕茜尔是“跟你在一起得到幸福”,而自己爱着吕茜尔是为了“你幸福”并“独立于我的幸福”,两种爱,两种幸福是不同的,吕茜尔面对安托万,也需要这样一种在一起得到的幸福,“有时候,他们感到那么的幸福,以致他们似乎觉得他们已经不再相爱。”因为随时跃出来,所以随时可能消失,而充满了激情和狂乱的幸福似乎只维持了一个夏天,“他知道,夏天结束了,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夏天。”夏天是充满激情的,夏天却是短暂的——只有短短的一章故事,最美丽的爱欲便结束了。

吕茜尔开始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夏天结束后的秋天,她对安托万说:“因为你希望我去工作。你希望我对‘生活’感兴趣。我当然可以假装它一下了。”但是后来却不再只是假装一下,她怀孕了,她只剩四万法郎,她被生活击倒陷于困境,“在这个世界中,不负责任是要被惩罚的。”被惩罚的吕茜尔一定听到了“为宣告失败而敲出的隆隆滚动的鼓声”,一定感受到了当初和安托万赤裸着面对面时不一样的狂乱,她把孩子打掉了,她找到了夏尔说:“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这你知道。我憎恶占有。”不占有也是随时可以跃出来,从安托万在一起的幸福中跃出来,从被生活惩罚的现实中跃出来,跃出来而保持一米的距离,而当她和夏尔结婚的时候,她也再没有回到过那个夏天,那个永远结束了只有激情和狂乱的季节。

但是,吕西安也没有走到过冬天,它就这样结束了,它就这样自然延伸到了明天。从狂乱到狂乱,从幸福到幸福,从在一起到宣告失败,其实吕茜尔并没有失去了什么,“我对幸福做了神奇的研究,没有任何人能逃避它。”蓝波的那句诗写在这个故事的题辞上,幸福是一种不能逃避的存在,就像狂乱,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结束的那个夏天也还一直存在。同样保存着夏天的还有《你好,忧愁》中17岁的少女塞茜尔,“只有在清晨,当我躺卧床上,听着从窗外传来的巴黎惟一的车水马龙之声时,我的记忆才偶尔背弃我:夏天和它的所有回忆重现了。”那时在巴黎,那时安娜已经死去,那时的她和父亲“像一个鳏夫,还有一个孤女”,整整一个月足不出户,一起吃晚饭,一起吃午饭。但是当夏天的回忆重现的时候,当“安娜”的名字成为内心的一种呼唤,它变成了另一个词:忧愁——“我的心中倏然涌上了什么,我闭紧眼睛,呼唤着它的名字来迎接它:你好,忧愁。”

引用保尔·艾吕雅《直接的生活》这首诗,忧愁刻在爱人的眼底,忧愁会被吐露,忧愁是爱的组成部分,所以塞茜尔说:“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即使所经历的那段感情是自私的,让人感到羞耻,但是忧愁却是一种高尚的存在。在抵达忧愁的路上,必然要经历一些东西,或者是“温馨玉体的爱”,或者是“喷涌而出的温馨”,或者是“沮丧的面孔”。那个夏天之前,有无忧无虑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有善良、慷慨、快活和对我满怀爱恋的父亲西蒙,有待人和气、头脑简单、从不装摸做样的爱尔莎,当然还有父亲和爱尔莎之间没有约束、轻松自在、混合着情欲的爱——一开场,每个人的性格都被定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都被明确了,似乎故事就是简单而直接的。但是,这一平静被打破了,魁梧而漂亮的希里尔出现了,美丽而冷漠的安娜出现了,他们引发了“我”和父亲各自的爱情。

萨冈:狂乱是爱的心跳,是失败的鼓声

“我相信,她肯定有些瞧不起父亲和我,瞧不起我们醉心于寻欢作乐,沉湎于琐碎细事,因为她瞧不起一切过度的放荡行为。”这就是我眼中的安娜,当然安娜总是被定位在秩序的破坏者行列,而父女所崇尚的爱情是随意而定的,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在他看来,这样做与温柔、爱慕并不相悖,他越是希望温柔和爱慕仅像昙花一现;越是知道它们来去匆匆,这些感情在他身上来得也就越容易。”但是安娜却是一个习惯于给事物规定一个范围,给言词规定一个意义,“她以高尚的情趣和优雅的温情作为规范,人们也不难在她突然的退缩中,在她不悦的沉默中,在她的言谈话语中领悟出这些规范。”也就是说,她在秩序之外,却总是制造秩序,命名事物,甚至破坏自由。所以“我”反对这样的命名和规定,我害怕安娜解构一直以来的简单生活,害怕她参与到父亲的爱情中,害怕破坏我理想中“卑鄙无耻”的生活——“罪恶是在现代世界中延续着的惟一带有新鲜色彩的记号。”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我付诸实践的信条:在投入希里尔的怀抱时,我就完全沉浸在肉体的幸福中,“我们具备了一出戏中所有的因素:一个男性诱惑者,一个半上流社会的女人,一个有头脑的女子。”

所以,“我”的这种害怕终于慢慢变成了矛盾,在戛纳的那个晚会上,安娜和父亲一起,竟然丢下了爱尔莎,我气愤地质问父亲:“我去……我去对她说,我父亲找到了另一个和他睡觉的女士,请她识相乖乖地让开,是吗?”父亲在咆哮,而安娜竟打了我一个耳光,这是我对安娜不满的真正开始,而这种不满并不全在安娜的规定上,父亲对爱尔莎的背叛,对他生活的背叛,以及对我的背叛,才是安娜建立秩序的原因。而之后安娜在我面前宣布她和父亲要结婚了,父亲也期待着新的开始;之后安娜看见我亲了希里尔就开始用责任来驯话,“不要抗辩,你十七岁了,现在我要对你负责,我不能让你轻易毁了自己。再说,你还有功课要做,这够你每天下午忙的了。”被改变的生活,被改变的秩序,安娜主宰了一切,而这就是一种解构,“我,生来就是为了享受幸福、亲切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由于她,我陷入了一个充满责备、疚悔的世界,我这个不善自省吾身的少女,在其中丧失了自我。”

“她给我带来了什么?”这是“我”面对被改变的生活发出的疑问,她依然是安娜,但是父亲会成为安娜的丈夫,“我”会成为她的“女儿”,所以“我”不再是自己,而我从来就是活在“卑鄙无耻”的生活中,感受到世界中“罪恶”这一新鲜的符号,“自由自在地思想,自由自在地瞎想,自由自在地少想,自由自在地选择我自己的生活,选择我自身。”“选择我自身”是“我”对于那个问题的回答,而选择最后变成了一个计划:让爱尔莎重新勾引父亲,“帮帮我的忙吧,爱尔莎。我恳求你了,为了你自己,为了我父亲,也为了你们俩的爱情。”我对爱尔莎的祈求被爱尔莎一语中的:“你捍卫的是你自己的命运,爱尔莎。”捍卫自己的命运,就是“选择我自身”,就是回到原有的秩序中,但是回归或者阴谋论中的“捍卫”是掺杂了太多的私利,甚至纯粹变成了肉体上的快感:我和希里尔做爱,感受身体最大的诱惑,父亲被爱尔莎着迷,重新回到了欲望世界——“我们——父亲和我——需要外界的骚乱。”

但是这一切又被安娜规定了:“你就这样自甘堕落下去?”而“我”和父亲依然选择放荡的生活,尤其是父亲,要将安娜从生活中驱逐出去,需要父亲沉浸在美好的快感中,沉浸在不贞的情爱中,“我希望父亲心中的欲望骚扰起来,动荡起来,让他犯错误。”利用了爱尔莎,利用了父亲,“我”还荒诞地让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希里尔依偎在爱尔莎的怀抱中……这一景象蹂躏着我的心,我和他,还有爱尔莎,三人一起把这一景象调整得那么恰当,却没有想到它竟会产生出那么大的力量。”我自己也痛心,而安娜看到这一幕便选择了离开,“你也好,他也好,你们谁都不需要别人。”不被需要的安娜留下了这最后一句话,当她愤然离开,三个人成为同谋的计划其实已经超过了对安娜的惩罚,甚至演变成了一种闹剧,于是在不安中想要给安娜写信,但是噩耗传来,安娜死于一场交通事故。

安娜以死亡的方式最终被驱逐,甚至在我看来,安娜的死也和“我们”的截然不同,“假如我们想自杀,我父亲和我一不妨设想我们具备这股勇气——那也只是往脑袋上开一枪,留下一份扰得当事者永远心绪不宁,睡不稳妥的遗书。然而,安娜却留给我们一份豪华的礼物,使我有极大的可能性相信这是一出事故:恰在一处险地,她的车技又不高超。我们将迅速变得软弱无力,而不得不接受这一礼物。”安娜不是自杀?在交通事故制造的结局中,安娜的死变成了一种悲剧,而面对悲剧,“我”第一次得到了成长,对于希里尔也不是纯粹的爱,“我凝视着他:我从来不爱他。我觉得他心地好,吸引人;我喜爱他给我带来的快乐;但我并不需要他。”安娜死了,希里尔走了,那个夏天也结束了,从自由的生活到被规定的秩序,再到“选择我自身”的反击,最后是一切的逝去,而这便组成了一种叫做“忧愁”的东西。

夏天结束了,属于四十岁的吕茜尔和安托万面对面狂乱的夏天结束了,属于十七岁的塞茜尔“选择我自身”的夏天结束了,它们都是短暂的,却也是长久的,它们结束了,却也是另一种开始——夏天之存在,是作为一种生活的标本而被保存下来,它可以猝然而至,它会随时发生。《某种微笑》里,“我”和男朋友贝特朗一起去见了他的舅舅,在认识的那一刻,夏天就来了,“他有一对灰色的眼睛,神色疲倦,几乎显得忧郁,透出一种独特的美。”于是在吕克抓住我手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喜欢他。他有点老了,可我喜欢他。”两个人年龄相差那么大,两个人还有着伦理的束缚——吕克甚至和妻子弗朗索瓦丝过着幸福的生活,为什么这突然而至的激情会是一种爱情?引用罗杰·瓦扬的那句诗:“爱情,就是/发生在两个相爱者/之间的事”。爱情属于相爱者,和年龄无关,和家庭无关,就像肆无忌惮的巴黎,它是一个“属于对它毫无奉献的人”的城市。

发生着,正在发生必将会变成已经发生,因为爱情不只是属于两个相爱者的事,爱情也不是永远相爱的事,最后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做爱,“吕克并不爱我。”这是爱情最后的样子,于是在离开之后,我又成为了一个人,茕茕孑立,但是就像夏天一样,“我是个爱过男人的女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没什么大惊小怪,是因为起初是不可阻挡的,是因为后来发生了,是因为最后结束了。《你喜欢勃拉姆斯吗……》几乎一样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一样是跨越了年轻的两个相爱者的爱情,只不过和“我”爱上舅舅吕克不同,在这里是二十五岁的律师西蒙爱上了比自己大十四岁的宝珥,而且宝珥还有爱着的罗捷,但是西蒙的说法是:“星期天,您独自一人,吃晚饭,您独自一人,恐怕就连……就连睡觉,您也常常独自一人。要是我,我就会紧挨着您睡觉,整夜搂着您,在您睡梦中吻您。”这是一种在一起的感觉,只有两个人,只有爱,但是对于宝珥来说,“我已经三十九岁了”成为她无法释然的存在,而问题或许不再年龄上,当西蒙说“如果你愿意,明天我就同你结婚”,当西蒙承诺“你比我大十四岁,可我爱你,而且会爱得久长”,是不是就是一种属于夏天但会转瞬即逝的感觉?

还是离开了,西蒙“顾不得拿行李就往外跑”,宝珥趴在楼梯上叫着他的名字,又感叹了一句“西蒙,现在我老了,老了……”而之后她接到罗捷的电话,罗捷说自己有一顿业务晚餐。三十九岁的宝珥在两手空空中过完了那个夏天,最后都是回到了生活的轨道上来,简单的故事,偶尔的忧愁,最后的离开,有时是心跳得猛烈的狂乱,有时是失败而敲出隆隆滚动鼓声的狂乱,但最后,它待在利特尔词典的某一页上,和前后左右的词都隔着一米的距离。

河岸

编号:C28·2090713·0766
作者:苏童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291页

《河岸》是苏童自三年前完成重述神话作品《碧奴》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该书呈现的是上世纪70年代的残酷青春,故事展现了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展现了生命的卑微与顽强,青春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苏童这部新作率先赢得了评论家的好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认为:“苏童的世界令人感到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工整精妙,却是从骨子里就掏空了的。在这样的版图上,苏童架构或虚构了一种民族志学。苏童再度证明他是当代小说家中最有魅力的说故事者之一。”


鱼图腾

苏童“三年三易其稿”的《河岸》被我不到三天时间读完,这是我今年看得最没有阻力的小说,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的,在作者看来的重量可能对于阅读者来说,仅仅被一次疏通文字的努力所化解。

当然,我还是要向苏童道歉,在购买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中,我把“河岸”当成是一个偏义词,一直朝着“岸”的意义来理解,所以有了“河对岸有什么”的疑问,其实,看完才知道,河与岸是组合在一起,是矛盾的两个面,是小说中有疆界的两个世界,苏童说:“岸上是油坊镇人们的家园,也是未获罪者的乡土,河上则是向阳船队船民们的家园,是被放逐者的乐园,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却是一组参照物。”

我从岸上开始,逐渐进入苏童的河,苏童的河是内敛的,是凝重的,甚至是悲剧的。而这种悲剧在那样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把一切都归咎于那个时代,但是如果仅仅是对历史的讨伐和谴责,那可能不是苏童,或者说不是我们曾经阅读过的苏童,不管是《米》,还是《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苏童几乎从来没有把小说背景定位在文革这个敏感的时间段,我觉得这是苏童的计谋,是苏童的逃跑,而在这部小说中,苏童切入到这个荒诞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追求人的虚无和渺小而期望引起读者对于那个时代的谴责与反思,而是希望破解关于历史、关于记忆中后面那个“最嚣张,最狂暴的潜在的大人物”。

所有的命运改变无非是一种秩序的颠覆,“我父亲曾经是邓少香烈士的儿子”,但当历史被重新描述父亲不再“担任”烈士儿子时,他成了发誓永不上岸的“河上”人、鱼人,“我”则成了“空屁”,这显然是对那段非正常年代的隐喻,“河上”与“岸上”的对立是时代的顽疾。而作为这个对立最直接的标记便是屁股上的鱼形胎记,这是一切命运的直接掌控者,不管是谁,包括傻子,只要有鱼形胎记,就可能会造就一段个人新的历史,这样的盲目崇拜掀起了探究亲朋好友胎记的狂潮,而盲众的暴民心态和对权力的渴求恶化了历史和现实的混乱。

其实,父亲库文轩不仅不能还原历史,反而被历史戏弄,当烈士的光环消失,烈士牺牲的标志性地点棋亭被拆掉,纪念碑被遗弃。最终,谁也无法确知历史的真面目,人们的探究行动早已变成窥私欲望的发泄渠道。而曾经引以自豪的鱼形胎记被逐渐淡化,最后父亲用一种几乎悲壮的行动,绑着石碑沉河自尽。但是历史还是没有真相,个人仍然被异化。

真正的异化是一条河,而“我”无非是一个参照物,参照历史,参照命运,“父亲从被放逐,到拒绝上岸,获罪,救赎,似乎是一条必由之路,他其实没有逃,是在承受,儿子则在不停地逃跑和奔突,他在精神上也是个孤儿,始终在恐慌中,也始终在成长的煎熬中,他们父子一静一动,但都被困在河流中了,只是父亲已经做出永不上岸的决定,儿子却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

“我”一直在父亲的命令下逃跑,这个动作让我想起了以前苏童的小说“香椿树街”系列,而且我一直迷恋于“小孩,快跑!”这样的叙述带来的快感中,那是一种少年的狂放被监视的无奈,仿佛一句箴言,逃往的另一个意义就是救渎。“我”的背后不仅是迷乱的历史,更有找不到归宿却盲目崇拜权利的父亲,他们像一只巨大的黑手控制和虐待着青春期的少年。

“由于父亲的出身成了悬案,我们也成了来历不明的人,父亲需要赎罪,他带我到向阳船队,也许不是下放,不是贬逐,是被归类了。”
——《河岸》第三部分《天堂》

而在这样不停的逃跑中,我始终没有突围,我一直被挟持着:“从此以后,岸上的每一条道路,不是我的左舷板,就是我的右舷板,我要小心地走,从此以后,油坊镇就是一片伪装过的水面,我要小心,我要格外小心地走。”

格外小心地走,“走”是岸上人的生活形态,而对于不肯上岸的父亲来说,区别于岸上现实世界的标记就是“鱼形胎记”。在我个人有限的认知中,鱼的隐喻多半来自生殖崇拜,而在这部小说中,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但是它的母题仍然是关于性的,父亲被放逐的很大原因也是性的放逐,而他的自残行为除了政治赎罪,更多是性惩罚,而“我”在父亲的监视下,则萌生了反叛的性张力,这种性张力是伴随着性压抑开始的,这是两极必反,当红慧仙的出现,在短暂的意淫中满足了我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唯一后果就是精神的被绑架。

“我父亲从岸上消失很久了,他以一种草率而固执的姿态,一步一步地逃离岸上的世界,他的逃逸相当成功,河流隐匿了父亲,也改变了父亲,十三年以后,我从父亲未老先衰的身体上发现了鱼类的某些特征。”看完小说,我还是先入为主地喜欢苏童的开头,这里保持了苏童原先的世界格局,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仍是那个来自香椿树上的少年漂泊,只不过苏童在适应时代和自己的努力下改变了少年的最后命运,松散和看似不再悲剧的的结尾虽然不那么压抑,但是也彻底消解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集体的迷障。

王干说,《河岸》宣告了先锋文学的终结,也是一份先锋文学的总结文本。是的,苏童已经上岸,而我似乎,还在鱼形胎记的隐喻中,随波逐流,不时冒出一两个气泡。

一句顶一万句

编号:C28·2090625·0765
作者:刘震云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80元
页数:302页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农民杨百顺,杀过猪,种过菜,在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后,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后半部写他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缓解仇恨、化解矛盾、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


一句话的孤单

我基本上是害怕回到老家的,这与长期在外漂泊的禾子不同,他对故乡的感情是间隔的、怀念的,甚至是在“心随月色回故乡”的虚拟中,但毕竟是温热的。我时常担心我是作为一个外来者回到故乡,与那些原本不太熟悉的人走在两条田埂上,过去仅仅是过去,我只是停留,在孤独中一次一次地出走。

因为离得太近,因为回得太勤,这种心态也和刘震云不同,“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刘震云每次听闻延津人从孤单变为孤独,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于是有了《一句顶一万句》,说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虚拟延津的历史和社会中,“说”变成了一场异常艰难的寻找过程,变成了人类内心秘密的历史延宕。变成了“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几代人的历史循环。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这个说明更像是一次不成功的策划,说实话,这样的策划反而掩盖了作品内在的张力,让读者沿着马尔克斯魔幻般的“羊皮纸”前进,但却是背道而驰,刘震云小说中的孤独是贴近现实的失语,是寻找中发现小人物的位置,孤独应该是一个主动适应的过程,而延津那些底层手艺人的生活,却是被生活所迫的离开,这是一种行而下的孤单,是无法理解牧师老詹“到哪里去”的无奈和尴尬。

寻找话语权,寻找历史的真实定位似乎是小说中要表现的母体,《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70年的历史在几代人的寻找中,但是刘震云的计谋在于,历史永远是一条暗线,看似相似和巧合,但是结果却永远不会是你想要的,在最后,牛爱国历经辛苦所获得线索一条一条断了,那句吴摩西临终前的话永远像是一个虚拟的符号,令你触摸不到。

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还是宋解放,他们几乎都不善言辞,都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生活,也曾有过那样的反抗和自主,但是在个人无力的年代,小人物往往是被命运捉弄,他们的朋友几乎就是有着孩童智慧的小辈,从吴摩西和巧玲无话不谈,到牛爱国、宋解放因为百慧“变得会说话了”,他们唤醒了心中那种孤单,被释放出来就会感到有活着的力量。而相对于曾经的朋友,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最终一刀两断,“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因为寻找,杨百顺改为吴摩西,又改为罗常礼,“顶着另一个人的名字,活着剩下的人生”;因为寻找,牛爱国甚至远赴广州寻找当年和自己一夜说不完话的情妇,这和道德无关,和伦理无关,在他们心中,唯一终极的目标就是摆脱孤单,说话和“被说话”。

在我从媒体获得的印象中,刘震云在公共场合里总是穿着一件对襟的黑色夹袄,说是妈妈亲手做的,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个乡下来的手艺人。而刘震云的写作更像是他寻找话语权的一个手段,替延津乡亲说话实质是替自己说话,他用文字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快感,寻找击破小人物心中不说话壁垒的武器。海子说:“孤独不可言说。”其实到最后,不管是吴摩西还是牛爱国,并没有真正寻找到摆脱孤独的话语权,相反,反而在寻找的过程中逐渐消解了言说的可能,也许,那不过是人类臆想中的“巴别塔”: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巴别塔,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

在我的这本书封面上,小五用拙劣的笔写下了一个汉字“马”,在素洁的封面上显得很不协调,我不知道这个马字的具体意义,所以没有询问,把这个仅有三笔的字还原为一个汉字的时候,我想,它没有劫持我的想象,而对于小五来说,他写下“马”字的那一刻,也是在寻找他内心的话语权吧。

凶年纪事

编号:C73·2090527·0763
作者:【南非】J·M·库切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1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187页

结构致胜,视觉的精巧,宛如赋格。书的每页都分作三栏,三种声部同时各自发音而又彼此缠绕、相互呼应,以复调形式在文本中、故事里荡展开来,对位谨致,和声恢宏。库切提供了不断更新的解码,时间慢慢流逝,而我们即使掌握了答案,也无法把一生串成完美的一条线。“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库切如是说。


《凶年纪事》:分割线后面的迷宫

我一直希望探究《凶年纪事》在分割线后面的故事,或者希望给分割线后面的世界下一个定义:羞辱、恐怖、创新、无聊……这条黑色的线条曾经很明白地躺在我的博客里,size=1,修饰的颜色为默认,以下内容可以和上面截然分开,但在一篇Diary里可以成为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界线,宛如一条花花公子的皮带。

我不知道库切是不是系皮带领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知道是不是系皮带写下了《危言》和《随札》,但是从文本中一个年过七旬老头孤独的写作状态来看,基本上是睡袍加身的,否则不会出现安雅似的幻觉:

他从烘衣架上偷了我一条短裤,这我可以肯定。我猜他在我离开后就解开扣子用我的内衣裹住自己那玩意儿,闭上眼睛把我美艳的形象召唤回来,让自己达到高潮。然后系上扣子回到约翰·霍华德和乔治·布什那儿,那都是恶棍。

这样的意淫对于JC来说,是有点羞辱的,洗衣房偶遇,招为打字员,然后灌输那些时论,在讨论中把一个女孩和同居男友硬是分开了,而且在最后的最后竟让女孩生出了这样奇怪的感觉:“我不在乎他对我的那些绮念,但乐想他孤单单一个人,你知道,不想让他临终时没人照料,他没有孩子,没有家,我知道他不是这儿的人,没有人会为他做什么安排,这样不好,不合适,不知道你听没听懂我的意思。”

是的,我几乎没有听懂,30岁的她竟然希望72他在弥留之际,能够和他在一起,那种互相猜测的游戏而最终衍生出爱情,真真匪夷所思,直到最后,我回过头来看到《危言》里的国家主义、国家的耻辱、恐怖主义、关塔那摩湾以及恋童癖、身体和《随札》的色欲人生等论述,我才略为懂得,一个只系皮带的绅士男人是如何不会让自己蒙上羞辱,继而在精神上把一个艳丽的女孩占为己有。

所以,从25页开始,前23页被分割线分为上下两栏的格局被打破,而出现了三栏,也从此把安雅的心思袒露在中间,这种结构上的变化把我刚刚适应的阅读习惯又完全颠覆,我只好装作单纯的把书翻阅了三遍:第一次阅读72岁老头的臆想,第二遍进入安雅的矛盾,第三遍则正襟危坐记录一个西方作家对于时事的议论。

时间跨度:半年。从5月27日购来到昨晚读完,其间的6个月时间我把情节故意模糊了,所以在掩卷之后我才发现库切设置了迷宫,在强大的分割线后面,我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肉体只是形式,精神无非空虚,关于梦的意境被发掘出来,难怪安雅也在惊呼,为什么要给我讲一个从梦开始的故事?

三条分割线,很自然想到从系皮带变为既系皮带又系领带,而且几乎掐出血丝,令人窒息,只有这样,你才能严格区分三段论,掌握库切所说的遭遇:“我也总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归隐了,而肉身还要在混沌现实里搏击好多年。”

“混沌现实”这四个字似乎是对“凶年”的一种概括,可以肯定,小说的重点应该是那一篇一篇应约而为的檄文。这些政论是库切对世界的看法,里面充斥了西方左翼的怪论与偏见,并将其发挥到了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些文字的调性与整个调情故事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显得突兀。这样的文字无疑成为了“书中之书”。但是,库切的矛盾也在于此,《Diary of A Bad Yeay》的英文题目的主题应该是对于“A Bad Yeay”的叙述,故事是第一的,而不是思辨的檄文,所以,对于阅读着而言,应该把《危言》、《随札》部分颠倒在分割线以下,或者像一个人,把他倒置过来,头痛医脚。

不妨把库切的矛盾看作是他的写作策略,库切苦心经营的结构和故事无非是一种诱惑,在“凶年”的沉沦中,我们大体可以把那种我们期求的故事一一淡忘:美艳的打字员安雅也好、她那个白手起家生命力超级旺盛的男友艾伦也罢、甚至是全书的统帅者老作家JC都将随时光消隐。剩下的亦只有结构迷障下的思绪了。这样的结果或许倒正是库切私心欲求的呢。

小团圆

编号:C28·2090411·0762
作者:张爱玲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9年4月第一版
定价:28.00元
页数:283页

这本书的噱头很多,据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张爱玲就已经完成了“自传”长篇小说《小团圆》,然而,这部融合了她家史和情史的小说当时却没有得以出版。而后,张爱玲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提到,要销毁《小团圆》手稿,这部倾注了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小说差点就永“不见天日”。直到今年2月23日台湾皇冠出版社率先出版发行繁体版《小团圆》,4月8日大陆发行简体版。两者都宣称“直接发表当时原稿,不作任何删改”,还被冠上“浓缩张爱玲毕生心血的巅峰杰作”的头衔。


《小团圆》:因为完全是等待

她不过陪他多走一段路。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随时可以上岸。
——《五》

她说:“你像六朝的佛像。”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她说:“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她对着他说,言语中都是充满了未知,都在一种模糊的状态中接近,在没有目的的河上,在跨不过去的时间里,“随时可以上岸”就是随时可以离开,而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他一定想把她带向对岸,带向确定的码头。

这是九莉和邵之雍之间的距离,后来邵之雍真的走了,九莉从来不想起他,也从来不想要孩子,这两个“从来”就是把自己永远搁在了岸边,以确定的方式看着那一只船远远而去。但又不是真的决然,有时候无缘无故的痛苦又会回来,有时候感觉肚子里有了孩子,而且后来还真的见到了邵之雍,他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她开始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是一场梦,金色的梦,当最后从梦中醒来,“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梦带来了一些快乐,是因为又进入了二十年前的影片里,是因为又遇到了十年前的人,一切都是过去的复原和演绎,而在梦结束后的现在,以及未来,是不是一定不会走向他确定的码头?

所以时间变得悠长,不如说时间就在她上岸的时候停滞了,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但是只有二十年的影片,只有十年前的人,只有金色梦里一起划过的船,真的像是没有到达过最后的码头,随时上岸的九莉站在原地,看不见未来,她得到的是一场战争最恐怖的一幕:“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

“因为完全是等待”,出现在第一章的第一句,也出现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闭合在整个故事里,九莉就这样在“完全是等待”中关闭了未来的门,而在时间这个金色的沙漠中,“从来不想”的世界是如何以这样的方式让她上岸?这一种情绪,这一种态度,是她在香港时对比比说的一句一句话:“我怕未来。”怕未来,是因为未来不确定,是因为未来达到的码头是他的码头,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不再是那个小孩,所以九莉不想要孩子的原因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母亲报仇。”这是一种情结?这是一个阴影?那个叫“乃德”的男人只有一张名片留在九莉的记忆中,这是她母亲背后对父亲的称呼,听到母亲总是亲昵的声口,“她非常诧异”,诧异是因为这一段感情存在着太多隐秘的东西,甚至伤害,乃德进过戒烟医院戒掉了吗啡针,两个人后来离了婚,九莉对于离婚似乎是赞成的,甚至“替母亲高兴”,因为觉得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那一场离婚是隐秘的存在,之前的故事就是三姑楚娣口中的“逃婚”,不管是逃婚还是离婚,总之就像父亲戒掉了吗啡,所以九莉之后画小人总是画成母亲蕊秋的样子,“纤瘦,尖脸,铅笔画的八字眉,眼睛像地平线上的太阳,射出的光芒是睫毛。”但是蕊秋和九莉之间的母女之情也处隐秘中,伯父没有女儿,于是九莉过继给大房,母亲便成为了“二婶”,而对于伯父母,也不叫爸爸妈妈,而是叫“大爷大妈”——一次过继似乎双向取消了九莉的归宿感,既不叫生父生母,也不对养鱼养母叫爸爸妈妈,在缺失了一种秩序感的命名中,童年似乎正沿着某种断裂的方向发展。但是,于九莉而言,当蕊秋说要找一个归宿的时候,她忽然又看到了一个希望,穿过幽暗的穿堂,旧式黑色帽架两翼有一面镜子,下面可以插伞,一切都是秩序的体现,“像她小时候住过的不知哪个房子,但是她自己是小客人,有点惴惴的站在过道里,但是有童年的安全感,永远回到了小客人的地位。”

童年的安全感是九莉对于过去唯一记住的东西,即使父母离婚,即使自己被过继,她依然可以不害怕那种变化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随着局势的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奢望,表大爷被两个穿白衬衫黄卡其袴的男子暗杀了,绪哥哥离开上海去了北边准备找个落脚的地方,九莉想和三姑一样到国外去,考上了,护照办好了,后来去了香港修女学校,但是日本人又开始进攻香港,剑桥出身的安竹斯被炸死,学校里乱成一团,“死啰死啰”嚷成一片,那时候九莉在考试试卷上写着:“死囚吃了最后一餐。绑赴刑场总赶上大晴天,看热闹的特别多。”大晴天要上刑场,死囚之外是看热闹的看客,这一种战争状态当然是去除了安全感,而对九莉来说,经历了两次沪战,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害怕,而是对一种时局的不满,“昨天枪林弹雨中大难不死,今天照样若无其事的炸死你。”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国家主义”看起来也是谎言,不信教的九莉把国家主义看成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但却是一种遮羞,“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壕洞里没有无神论者。”宗教式的国家主义也解救不了有神论者,所以对于九莉来说,回到上海似乎变成了一种逃避,又像是回归,童年的安全感在哪里?过去小客人的地位在哪里?她需要保护,需要力量,当邵之雍进入她的生活,她的确是看到了通向未来的那条路。第一次和邵之雍遇见,是去了战前的文人向璟的家里,邵之雍坐在沙发上和两个人说话,九莉有一种震动的感觉,因为“她第一次看见他眼睛里轻藐的神气”,就像编辑文姬在邵之雍写了批评文章被关进监牢后所说:“邵君失去自由了。他倒是个硬汉,也不要钱。”那时候的九莉没有见过邵之雍,却只是从文姬的这句话里想到自己要救他出来,后来日军顾问荒木拿着手枪冲进了看守所,作为汪精卫政府的官员的邵之雍才被放出来,才和九莉有了第一次见面。

“眼睛里轻藐的神气”震动了九莉,那一刻九莉就开始崇拜他,甚至她还将邵之雍走后留在烟灰盘的烟蒂收集在一只旧信封里,但是她没有告诉邵之雍自己的崇敬之情,“她一直觉得只有无目的的爱才是真的。”保留在心里,也是一种安全感。但是后来邵之雍吻了她,“一阵强有力的痉挛在他胳膊上流下去,可以感觉到他袖子里的手臂很粗。”又是一种力量的外化;之后看了她的手相,邵之雍直接问她:“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九莉反问道:“你太太呢?”邵之雍又是明确地说:“我可以离婚。”他吻她,他想和她永远在一起,他答应离婚,一切都是肯定的,都是明确的,但是九莉却对他说:“我现在不想结婚。过几年我会去找你。”

她崇拜他,她震动于他眼中轻藐的神气,她收集他吸剩的烟蒂,当他用明确的方式表达爱意的时候,为什么九莉“不想结婚”?是的,她曾对比比说过:“我怕未来。”未来是不清晰的战局,是出不出的去的疑问,是生与死的可能,但更多是不确定的等待,没有目的地只有随时上岸的终点站。而更为关键的是,九莉对于邵之雍那种刹那间的震动和崇拜,就是“随时可以上岸”的冲动,他顾自划船独自远行完全是一种个人主义。他讲起许广平和鲁迅的故事,讲起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关系,男人似乎都在等待女人投入怀抱,和九莉“因为完全是等待”不同,邵之雍的等待是一种站在自己轨道上的自信甚至自负,“我是像个孩子哭了半天要苹果,苹果拿到手里还在抽噎。”是听从自己的意愿的占有,“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而九莉的等待是茫然无期甚至充满恐惧的不安,当她知道他最怀念的是第一个妻子,她说:“我好像只喜欢你某一个角度。”后来她写了一首诗,里面说,“他的过去里没有我”,但是她还是要跑进去,喊着:“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邵之雍大约是没有听见,“他的过去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空虚,在等着她来。”只不过是要让等待变成一个位置。

只是喜欢他的一个角度,她也欣喜于邵之雍说要离婚;他说:“我是像开车的人一只手臂抱着爱人,有点心不在焉。”她只是感到一丝凉意;战争爆发后他对想要跟他在一起的她说:“还是爱人,不是太太。”她却像是听到了赞美的话。他终于还是那个苹果拿在手上还在抽噎的人,她终于也成了只喜爱一面却劝说自己喜欢全部的人,但是未来还是没有真正等来,等来的是他要离开上海逃避到一个边远的小城,那张写着“邵之雍盛九莉签定终身,结为夫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婚书终于成了她等来的唯一依靠——这是确定的未来?这是最好的归宿?这是最终的承诺?

可是在离开之前他为什么还问比比:“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为什么逃亡的前夜她有种茫茫无依的感觉他却睡着了还背对着她?后来千山万水去找他在昏黄的油灯里重逢,他却只说是感激?问了比比那个“同时爱两个人”的问题,后来他的生活中又有了小康小姐,甚至当她说:“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他的回答是:“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不要选择只要拥有,两个人的爱,三个人的爱,他总是在等待并空出新的位置,而于她来说,痛苦就像火车“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她感觉他所说的“四年”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她甚至还有自杀的念头,“她只听信痛苦的语言,她的乡音。”即使痛苦不再是金色梦里的船只,而是日夜没有一点空隙的火车,随时上岸的是他,那一句“也很好”就是他的人生态度——“你这样痛苦也是好的。”她这样说。

终于在那天早晨她用双臂围住了他的颈项,叫了他的名字,“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还是在过去,也像是她对自己的安慰,“他们至少生活过。她喜欢人生。”也像是始终不想走到真正的未来,于是她在笔记本上写道:“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因为下雨,才会有理由不来,因为下雨,才不是处决囚犯的大晴天,也因为下雨,河上的船一直在金色梦中划动,但是对于她来说,是故意取消了未来,在自我安慰的等待中,仿佛死了,“九莉尽量的使自己麻木。也许太澈底了,不光是对她母亲,整个的进入冬眠状态。”

所以那些后来发生的事,那些和未来的等待有关的事,都慢慢在时间的河流中沉没:从此之后到二战结束,她保持着表面上的平静,“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多年以后他在华盛顿的僻静街道上看到一个淡棕色童化头发的女孩,攀着小铁门爬上爬下,“她突然憬然,觉得就是她自己。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一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十几年后她在纽约,完成了打胎,抽水马桶里是一个男胎,“凹处凝聚的鲜血勾划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模糊了时间,看见了死亡,感受到了隔离,未来对于九莉来说,是不是雨永远不停时那种找不到岸的茫然?是不是随时想上岸又无法登陆的幻觉?这一种茫然和茫然中的幻觉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发生着,“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张爱玲在一九七六年的信中这样说,《小团圆》终于未能在她能够确定的未来出版,当然也没有被销毁,这也是一种万转千回之后、完全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东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