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e气

	编号：C38·2151109·1235
	作者：【英】格雷厄姆·格林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6月第1版
	定价：28.00元亚马逊10.50元
	ISBN：9787532156818
	页数：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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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犯下原罪，但上帝的宽恕是无限的，这一点很重要。也正因此，那些事实上没有告解的人，与做了告解但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些自大的、敬神的人，是有区别的。”《二十一个故事》收录了格雷厄姆·格林自1929至1954年的短篇小说12篇。《地下室》中的男孩在小时候目睹了一场偷情与意外，导致他悔恨、疑虑一生，这篇故事是通向本书其他故事的钥匙——恐惧、遗憾、暴力、对恋情的追求和背叛是全书的基调。少数故事有着喜剧的讽刺乖张——《可怜的马林》中，马林先生的腹鸣能模拟任何声音；其他则带有冷漠怪异的悲剧感：《情色电影》里一对夫妇撞见了丈夫年轻时的失检行为；《毁灭者》中少年帮伙无目的的毁灭行为让人震惊；《散场》中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心灵感应在捉迷藏游戏到达到了恐怖的高潮。每篇小说均带有格林标志性的道德拷问意味，也是了解战时和战后英国心灵图景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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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个故事》：仿佛肉身消亡得太快

你瞧，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品位，可怜的马林的肚子卓有成效地学会了空袭警报的声调，但是不知怎的，这肚子从没学会警报解除信号。
       ——《唉，可怜的马林》

身体里的腹鸣，是一种声音，却不是自我控制的声音，它会无缘无故地出现，会在静默中制造哀鸣，悲悲戚戚取代其乐融融，这当然是一种破坏。可是，这种破坏对于身体之主人的马林来说，让他变得可怜。可怜是因为面对无奈的病态，他会“在印刷商从狼藉的茶点前直起身体，舒坦地靠上椅背的时候，传来了一首勃拉姆斯协奏曲开始的几个小节”，不是设置好的音乐，不是烘托现场的气氛，却在若有若无中带向某个遥远落魄的角落。

而真正的可怜或者并不是面对身体无奈的病症，而是在他人世界里，变成一个嘲笑的目标，马林找医生的时候，医生笑他，在舞曲播放的时候，晚会现场的人笑他，甚至在两个新闻纸业公司合并的关键场合里，即使合并耽搁了二十四个消失，他们也还是在笑他——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在这个具有某种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马林发作的腹鸣更像是对于胜利的破坏，而这种破坏似乎能找到真正的根源：“我小的时候，喜欢听德国乐队……”德国乐队代表德国文化？德国文化象征德国情感？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对于德国的意义，也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和破坏，马林在这个特殊日子以一种病态的方式破坏合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隐喻，腹鸣就像是身体里再也无法根除的德国情结，成为制造病态之后再也无法解除的警报，把肉体的象征意义推向一种逆构：马林是Maling，对应于装病以逃避工作者的malinger，却也是装病逃避历史的一次逆构。

肉体是可怜的，是可笑的，是逆构的，它指向的是背叛，是无法解除警报的逃避。《艾奇韦尔路附近的小地方》里克雷文在向海德公园行走中，却看见了整个世界的庞大和黑暗，像墓穴，连接着每一个人，“为了死人，地球被弄成了蜂巢的结构。”这是一种肉体死亡的归宿，在一个没有一身好衣裳，没有一辆好轿车，没有一套公寓，没有一家不错的旅馆的生活里，肉体必然会指向死亡，但是即使你在梦中发现尸身不腐这个惊悚的细节，即使你在醒来成为乐观主义者，即使你有一丝宗教信仰的庇护，但是肉身之死必然要发生，无法阻挡。克雷文也是无法摆脱一九三九年这个时间，而在“默片之家”的地方，他拼命赚钱相信爱情可以在肉体以外生长出来，也无非是一种自我安慰，库伦马厩弄里发生的惨案，就是覆灭了人之生存的唯一肉体，一个男人的脖子被人用切面包的刀从左耳根切到了右耳根，在这桩恐怖的凶案面前，克雷文或者只是听说，但是那个电话分明把他带向了恐惧的起点，带向了肉体的终点。

“这种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在我身上？”我完全变成了一个物体，“身上”就是肉体唯一位置，那不是梦，是另一个自己无法逃避的陷害，“他向前倾着身子，看见电话上方镜子里自己的脸，脸上星星点点的是细细的血滴，像香水喷雾器喷出的水珠。”没有传说，没有梦境，没有信仰，血如水珠一样滴落下来，滴进一九三九年的恐怖之中。克雷文是想要逃避的，他用梦，用赚钱的方式，是想要有一个身体之外的爱情，但是当爱情真正远离肉体之外，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情色电影》里是有着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卡特和卡特太太在某个夜晚走进情色电影院，似乎是无聊，也似乎是寻找刺激，但是这只过不过是对于“某种腺体功能缺陷”的弥补，是对于种种冷淡表现的唤醒，但是徒劳，甚至陷入更深的肉体背叛中，那部情色电影却原来是三十年前的老片，而卡特就是主角，那个女人是个妓女。“他们付她钱了。五十英镑。她非常需要那个钱。”这是三十年前的理由，而三十年前的理由下，卡特所展露的无非是和金钱有关的肉体，所以在三十年后他还是在回归的肉体中，和卡特太太保持着某种刺激。

这像是一种拯救，情色电影无非是利用了肉体赚钱，它应该和爱情无关，和忠诚无关，但是三十年的肉体一样陷入到沦陷的尴尬中，人到中年，只留下一个颓败的肉体，进入卡特太太的身体也仿佛是对于肉体蔑视的报复，“上帝啊，我希望她死了。”在“别停，别停。”的呼喊声中，肉体承载的意义是救赎，是满足，还是另一种亵渎？“卡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有一点孤独和内疚。对他而言，在那里，他背叛了他唯一爱恋的女人。”肉体是无法转向的，即使三十年的遗忘，即使“别停别停”的呼喊，在已经寂灭的肉体世界里，在沦陷的现在时态里，生活只能指向背叛。

这是迷失的肉体必然要行走的道路，从生到死，从忠诚到背叛，从过去到现在。而在拯救肉体的努力中，总会有一种叫做精神的力量。《铁证如山》里那个为社团专门作集会的菲利普·韦弗，似乎就是一个拯救的神话，印度军团退休少校，对于菲利普·韦弗来说，这是一个属于过去的身份，过去的身份对应于过去的身体，但是在他看来，过去没有死去，相反，它在“铁证如山”中又走向了现在，走向了精神的绝对不死，即使现在患上了癌症，菲利普·韦弗也还要证明自己的不死甚至永恒。“真可悲，卡拉肖想，这个病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放。如同生命是个濒临死亡的独子，而他仍希冀与之保持某种交流……”这是真的可悲，还是同为军官的卡拉肖上校对于历史的选择性遗忘？

但终于是变成了在场的死亡，变成了集会上众目睽睽的死亡，变成了布朗医生口中匪夷所思的死亡，“这个人死了肯定有一个礼拜了。”见证过战争期间有人开枪自杀，有人丧命于野地，却从未看见过如菲利普·韦弗一样的死亡，“面部的肌肉好似熟过头的水果，一碰便会掉下来。”但是却在“铁证如山”中维持了精神的不死，“或许他所说的铁证是指精神比肉体更长久，精神经久不衰。”精神超越肉体，精神维持活着，像一个传奇，也像是对于灵异社团的一次证明，但是这个证明最后却取得了反证的效果，菲利普·韦弗的确死了，而且精神也死了，“然而他实际上所展示的却是，在没有肉体的协助之下，精神如何在七天内腐烂为喃喃的胡言乱语。”

精神不是拯救肉体而带向永恒，却是制造了胡言乱语，不是改变了和物质相对的价值观，却一同和肉体走向死亡，“铁证如山”证明的不是不死，而是必死。必死的爱情，必死的婚姻，必死的肉体，必死的时间。就像《纯真》里，我在三十年之后想要的是找回纯真的味道，是要从“带着柴火的烟味儿，带着黑暗中潮湿的铺路石沁出的凉意”的现实重返童年，那个八岁的女孩，那种懵懂的爱，看起来就是一种永恒，“我相信，从她之后，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至少我再也没犯过对孩子的爱恋大加嘲笑的错误了。”即使回忆还在，那张洞里的纸片还在，却以完全隐喻的方式颠覆了纯真——纸片上画着的不是童年纯真的爱恋，而是赤裸裸的色情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对应着一个身体和另一个身体，而首字母的缩写就属于我，所以这个幼稚的色情图是我关于童年无法抹去的记忆，却只和身体有关，但是当纯真变成了色情，寻找只是徒劳，“只是当我觉得这幅画不堪入目时，三十年的光阴已然逝去了。”

三十年光阴逝去，最重要的逝去当然是身体，所以指向肉体的色情图作为一种记忆，完全变成了关于身体的沦陷。无论是马林的腹鸣，还是克雷文的恐惧，无论是韦弗的胡言乱语，还是那张幼稚的色情图，都在肉体世界里成为一种象征，但是在这陷落的身体之上，需要的是一种拯救，解除警报是解救，“铁证如山”是解救，重新定义纯真是解救，而在肉体世界里，最后的拯救或者是找到上帝，找到信仰。但是上帝在哪里？《里弗先生的机会》其实没有机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只有随时叮咬的蚊子，只有肿胀的黑人尸体，只有帐篷和脚踝，“或许你会相信上帝，那个体恤人性脆弱的仁慈的上帝，会乐意给里弗先生三天幸福的时光，从咬噬的齿轮上解脱的三天，而他正穿越丛林开始返乡，带着外行的伪造签字，还有被感染的黄热病血毒。”所以在这生死考验里，在这肉体威胁中，上帝无非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当你深陷丛林，满目枯草，被死亡重重包围，无人生还，不会抱有坚定的精神信念。”那一个带着肉体不死精神不灭的上帝，其实抵不上他对远方的妻子说的那一句话：“照顾好自己。别忘了喝啤酒和牛奶。”

上帝在哪里？这是只有深陷在困境中才会变成一种无奈，这仅仅和拯救有关，却是对于信仰的背叛。“我有一种直觉，神是存在的，我的人生路上有种种非比寻常的巧合，它们像丛林里为豹子设下的陷阱，拦住了我们去路，于是偶尔，我也会惊诧喟叹，几乎就此产了信仰，然而，神就可以将他的创造物弃于‘自由意志’的滔天罪恶之下吗，我在理智上厌弃这样的神。”《剖白之暗示》里那个火车旅行中的旅伴，似乎就将这种背叛抛向了关于造物主和自由意志之下罪恶的矛盾，上帝像是因父亲，而旅人的天主教徒父亲就是将他抛向了深渊，“他的手段就是腐蚀我，让我堕落。他制定了一个精巧的可怕计划。”计划或者会改变，意志或者会动摇，但是身体呢？如何逃脱死亡的威胁，如何避免堕落的痛苦？上帝在别处，对于每一个无法拯救的人，或许只有背叛。

背叛的爱情，背叛的纯真，背叛的上帝，似乎这个时代总是响起马林那悲哀的腹鸣声，一九三九年，或者一九四〇年，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事件：战争。战争制造了恐怖，战争带来了死亡，战争动摇了信仰，战争的世界里只有而“尔虞我诈”。“牛津圣安布鲁斯学院”，这个在战争中出现的学校，其实没有真正的学校，没有真正的教师，没有真正的秩序和仪式，有的只是骗子和谎言，“普利斯盖特在这儿就是科学课程导师了。我管历史和文学。我想你嘛，亲爱的，可以搞定——经济学吧？”文学士芬尼克、药剂师普利斯盖特组建的函授学院无非是一个没有实体的空壳，所以在芬尼克外甥女伊丽莎白看来，这就是一个骗子学校。不仅“学校”里充满了欺骗，生活里似乎到处是谎言，骗子学校看见德莱弗爵爷，便录取其儿子，一方面骗子学校需要这样一种有地位的人的加入，另一方面，德莱弗爵爷接受儿子被录取，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谎言，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儿子身子还在监狱里，但是他把监狱说成是教养学院，让儿子说是在那里服役。谎言里套着另一个谎言，这一个谎言对应着别人的谎言，所以不管是授学位的仪式，还是最后爵爷的儿子和伊丽莎白之间相亲，也都是欺骗事件的继续：“他们没来由地相爱了，就在公园里，为了省几个两便士铜币就坐在长椅上计划着如何去骗那两个老骗子，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青出于蓝。”

战争带来了“尔虞我诈”的现实，所以在这种欺骗中，所谓的婚姻和爱情也都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在这样一个没有人能摆脱的游戏世界里，肉体的意义在不断地被消解，而在肉体消亡中，精神即使作为一个象征也没有了救赎意义。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死亡，一切也都是毁灭。“我的房子哪里去啦？”在托马斯先生从厕所里出来，逃离沃姆斯利公地帮孩子的恶作剧之后发出的这一声疑问，不是针对孩子，而是针对这个充满着“毁灭者”的世界，孩子们拆掉的只是“小气鬼”的房子，却在深层意义上是对于这个到处是爆炸的世界的模仿。房子就像人的肉体，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放置自己的地方，房子去了哪里？肉体去了哪里？信仰去了哪里？只有破坏，只有消亡，只有毁灭，“片刻之前，那房子像个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人一样庄严地矗立在轰炸废墟当中，然后，砰，哗啦啦，什么都不剩了——一件不留。”

	编号：C38·2151109·1234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1月第1版
	定价：59.00元亚马逊26.50元
	ISBN：9787208124431
	页数：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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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婚夫妇》的故事是意大利十八世纪最负盛名的作家曼佐尼的代表作，据说在一堆距今至少有四百年的烂纸里发现，而这部小说也奠定了现代意大利语言的基础。故事讲述的是胆小如鼠的神父堂·安保迪奥被两个打手劫住了！他们威胁要给他好看，除非他拒绝给伦佐和露琪亚主持婚礼。伦佐和露琪亚是一对快乐的情侣，沉浸在幸福中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并且，即将被卷入时代的洪流，去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作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约婚夫妇》是所有意大利人童年时代的噩梦，这本卷帙浩繁、人物繁多，没有几个人能耐心读完的作品，却让埃科爱不释手，以至于他情愿把这个千头万绪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从头为我们讲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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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婚夫妇的故事》：就这样，上帝开恩

如果你们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或许你们有问题要问我这个讲故事的人，其实我也很想问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小说作者曼佐尼先生，其实他也应该关注一下你们，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问题是存在的。世纪文景出版，软精装封面，59.00元定价，而且文字作者是翁贝托·埃科，在被塑膜包裹的封面上，这一切以一种豪华而且经典的方式凸显出来，不是“只见其表”的外观式判断，诸多因素结合起来，这个世界就应该指向这一条没有岔道的路，所以在小心翼翼撕掉塑膜，认认真真读完腰封，仔仔细细打开书本的时候，是分明带着一种致敬的态度来阅读这个故事。但是在一个以“在很久以前……”为开端，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为终结的故事里，其实没有了欣喜，没有了致敬，包含着马可·罗兰采蒂大量插图也只能撑到126页的故事，以翁贝托·埃科的大名却缩写到33000字数的小说，也在我不到一个小时的翻阅中合拢。

作为“留住故事”系列的一部，意大利的霍尔顿学院和“共和国图书馆-艾斯布雷索出版社”创意推出的这个系列是为了留住经典，“专门拯救那些近千年来即将被历史长河淹没的文学故事。”带有那个“留住故事”的标志，说明这个故事已面临被遗忘的危机。包括《唐·璜的故事》、《罪与罚的故事》、《大鼻子情圣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在内的“留住故事”系列，很明显面对的是孩子，也就是埃科所说的“你们”，而在这个被塑膜包裹起来的豪华而“经典”的世界里，是看不见“你们”的，看见的只是“致敬”，只是软精装，只是59.00的定价，只是像标签一样的“翁贝托·埃科”。

而所谓的致敬只是“那个给我讲了这个故事的人”，翁贝托·埃科把他称作是“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的人，“因为写这个故事的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先生，是二百多年前米兰的一位显赫人物，他长着一张漂亮的马脸，看上去有些忧郁，就是这个人，执着地在一堆距今至少有四百的烂纸里发现了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这个事大约发生在一六几几年。”一六几几年隔着翁贝托·埃科两百多年的时间，而隔着我则是完全未知的距离。据说，《约婚夫妇》是一部“卷帙浩繁、人物繁多，没有几个人能耐心读完的作品”，却是意大利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和《神曲》并称意大利文学双璧。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地位，所以在意大利，它成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目，但是却也成为意大利人童年时代的噩梦。

这里似乎就有一种谁是读者的问题，翁贝托·埃科在《这个故事从何而来》里也说到：“有些成年人看见你们在读这个故事，就会让你们别再读下去，因为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写的这本《约婚夫妇》实在无聊，既没意思又不好读。”曼佐尼用20年的时间写成这部小说，并成为意大利的文学经典，当然是意大利文学的骄傲，所以埃科就把它提升到一种国家意义，“《约婚夫妇》这本小说在意大利读者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以往的二百年中，意大利的长篇小说乏善可陈，而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却涌现出了传世佳作。由此看来，曼佐尼的《约婚夫妇》的确是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小说，它对所有后世作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那些认为它没意思的人。”二百年的时间影响了许多作家，当然包括埃科，但是这似乎并不适合学生阅读，所有小说必然会遇到读者的偏差问题，也就是说，在学生读者和曼佐尼的经典之间有着某种隔阂，而埃科似乎就是为了化解这种隔阂，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于是曼佐尼的经典，在埃科那里变成了这个故事，埃科讲述的这个故事，又会变成“留住故事”——他和你们之间，埃科既是一个读者，也是一个作者，他阅读故事，他也书写故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埃科起到了一种“读者创造”的意义，而这种创造是微弱的，完全改变的语言习惯和叙事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探索，而是一种功利。

没有读过曼佐尼的小说，于是便把自己放进了一个陌生、未知的埃科世界，这是一种普及，一种留住，仅此而已。所以在这个简单的近似童话的故事里，读到了从杀人者而出家做修士的克里司多福罗，读到了专横跋扈的堂罗德里戈，读到了被拆散的约婚夫妇伦佐和露琪亚，读到了被救赎而皈依的无名氏，读到了暴力和宗教，读到了集会和抗议，读到了阴谋和瘟疫，读到了善良和拯救。而种种经历，种种遭遇，目的便是在弘扬一种美德，“好像曼佐尼先生是为穷人撑腰的，穷人总是成为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此外，他对坏人也绝不心慈手软。”
 
露琪亚·蒙德拉和伦佐·特拉马利诺，是两个相爱的人，在他们本应该享受爱情和幸福的过程中，却遭遇到了坏人，堂罗德里戈老爷拥有权势，也欺男霸女，雇佣打手把两个人分开，而在露琪亚和伦佐被拆散之后，他们无法在一起逃亡，于是各奔东西，一个进了修道院，一个流浪遭遇了抗议和革命。而在这个过程中，似乎还有着不同的坏人，专横跋扈的贵族青年埃吉迪奥，被引诱而变坏的吉特罗黛，肆无忌惮的浪子无名氏，打手尼比奥等等，在这些坏人面前，露琪亚被抓被打。而另一边的伦佐，则在“三十年战争”的前沿，遇到了抗议的人群，最后却认为他是在煽动民众反封政府而被逮捕，最后又在混乱中跑出了城，但是他似乎一直没能越过米兰打工的地盘，前往威尼斯共和国。

实际上，没有去往威尼斯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抛弃了政治救赎的理想，而转向道德和宗教救赎。曾经一起见证了露琪亚和伦佐的爱情，并让他们成为约婚夫妇的修士克里司多福罗本来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甚至还把仇人杀了，但是他最后做了修士，“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逃避仇家的追杀，而是因为他内心饱受煎熬，真心渴望悔过。”悔过是因为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曼佐尼这样安排是因为，在他看来，“忏悔和原谅比报仇雪恨需要更大的勇气。”而在露琪亚逃亡过程中，她遇到的那个恶霸无名氏，也是在一种忏悔中起了善心，露琪亚跪倒在他面前，央求他放过自己，并说出了一句他从未听过的话：“上帝会因为一个仁慈之举而宽恕你很多罪恶！”

为什么铁石心肠的无名氏产生了怜悯之情和悔恨之意？是因为他看到了上帝，而看到上帝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许多罪恶，所以实际上在无名氏的内心里，善恶是分明的，只不过露琪亚的哀求刚好打开了他内心向善的那道门，“人性本善”似乎是曼佐尼的一个信条，“人当然会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状况变得卑劣或邪恶：堂安保迪奥当神父并非出于本心，因为对于穷人来讲，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来摆脱生活的困境；吉特罗黛走入歧途是由于那个时代不公平的继承法所造成的，她的家人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孝子贤孙”；堂罗德里戈是个流氓无赖，这是当时那个建立在特权基础上的社会所造成的；也许那些助纣为虐的打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在这样一种社会性的恶面前，人只要不丧失良心，只要自己主导行为，就可以像无名氏一样。
 
“就这样，上帝开恩”，杀人的卢道维柯成了神父克里司多福罗，作恶的无名氏变成了“开明士”，上帝成为他们皈依的目标，而在约婚夫妇的流浪过程中，使得他们最终走在一起的似乎并不是上帝的力量，或者说并不是完满的拯救，而这也正是曼佐尼小说存在争议的地方。本来露琪亚已向圣母发愿，“所以就再也不能嫁给伦佐了，还要彻底将他忘掉。”但是在露琪亚万念俱灰中，在伦佐颠沛流离中，一场大瘟疫，让他们阴差阳错地走到了一起。一场瘟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多人染上瘟疫死去，而伦佐也染上了瘟疫，但是最终死亡却没有降临在他身上，而在他回去之后奇迹发生了，感染过瘟疫的露琪亚也痊愈照顾者一个恢复中的女人。他们在瘟疫中团聚，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最后，伦佐、露琪亚和安妮丝夫人一起搬到了贝加莫，在那里伦佐慢慢有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小缫丝厂，他和露琪亚也没有忘记为这个世界添上一群孩子，安妮丝的小外孙们每天都要在爸爸的面颊上留下亲吻的痕迹。”

用制造瘟疫的办法让伦佐逃离坏人的追逐，从而顺利回家，最后和露琪亚团聚，重新开启新的生活，在曼佐尼那里，不管是坏人变坏，还是降临的灾难，似乎都看成是一种天意，“正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埃科这样说，也就是说，曼佐尼设定了一种天意，无论是好人的庇护，还是坏人的从善，都是在天意之下转变过来，“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人们才会说，他心中的道德标准就是一切要顺应天意，上帝自有安排。”这自然符合曼佐尼的世界观，但是当瘟疫也成为一种天意的时候，却存在着某种争议，瘟疫的确清除了很多污秽，“它让堂罗德里戈和格里佐一命呜呼，让堂安保迪奥复归平静，让人们忘记暴动的事，这样就不会有人再为难伦佐，它还让伦佐与露琪亚劫后重逢。”用瘟疫去除污秽，用瘟疫让爱人重逢，但是瘟疫毕竟是灾难，露琪亚和伦佐经历了瘟疫不死，只能说是一种幸运和偶然，要将此归因于天意，似乎有一些勉强，甚至是对灾难的消费，而在瘟疫下，天意也变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从来不给任何人面子，通常把好人和坏人一起打击，让他们葬在同一片墓地中。”米兰三分之一的人丢掉性命，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难以逃脱天意，所以在这样一种灾难中，曼佐尼的选择性设置看起来主观味道太浓，也把整个故事当成了一种道德说教。

“曼佐尼先生告诫我们要笃信天意，其实是想鼓励我们要有扶危济困的善良意愿，就像他小说里写的那些帮助弱者的人一样。”虽然埃科还是给曼佐尼一种正名的解读，但是在这个“上帝开恩”的故事里，道德和宗教也完全贴上了标签，甚至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曼佐尼的原著没有阅读，实际上在埃科“留住名著”的缩写中，曼佐尼本身也成为一个标签，一个空洞的符号。“留住故事”是为了留住读者，而当读者的对面从作者曼佐尼变成作者埃科，或许留住的只是一个标签，一个符号，“因为你们读了我的故事，而且还没有厌烦。”

	编号：C27·2151022·1223
	作者：萧红 著
	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5年03月第1版
	定价：29.00元亚马逊16.70元
	ISBN：9787201091747
	页数：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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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40年初刊还原版”，收录了萧红最重要的长篇代表作《呼兰河传》及两部短篇《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畔有萧红儿时最纯真的快乐和最宏大苍凉的人生感悟。多年的漂泊之后，她在人生的末端回顾童年，写下《呼兰河传》这样一部充满童心、诗趣和灵感的“回忆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后花园》里，伴随着花园里花草的热闹，不经意地讲起寂寞的磨倌冯二成子，以及他灰暗沉闷的生活。萧红在淡淡的叙述中融入了她深沉的历史悲剧感。《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品，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调载满了她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翠姨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独自承担生命的孤独和悲伤。萧红在对翠姨爱情悲剧的描述中，也寄托着自己无奈的人生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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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的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呼兰河传》

似乎这一年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似乎这人生只有受得住和受不住两种，可是，受得住的只是自然的结果，那么也无关毅力和运气，而受不住的在“自然的结果不大好”的世界里，到底是谁拉着他离开？一种外力，巨大的外力，无法躲避的外力，从何而来？又如何以“离开这人间的世界”的方式告别人生？受得住的是自然的结果，受不住的是外力的结果，实际上，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活着和死亡的人生，大约都是在自古的循环里，大约也是无法改变的规律。

所以，当时间的坐标定格在“小城三月”的时候，那个春天果然就只有很短的命运了，冬天过去了，夏天还没有到来，这是自然的结果，看起来也应该是“受得住”的，而且，“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风吹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是带着一种呼唤的，我的翠姨爱上了绒绳鞋，而且看到了妹妹出嫁，那是一种心灵的萌动，但是这种萌动像春风一样吹到了心坎里，带着呼唤，却也带着蛊惑，她爱上了堂哥哥，秘密的恋爱，是无论如何不能大声说出来的，无论如何是要带进坟墓里去的。

不是因为春天太短了，而是春风的蛊惑里带着一种宿命，如果是要自然的结果，她是会和一个未来的丈夫结婚，“人长得又低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这是确定的婚姻，也是确定的人生，或者就会是确定的“自然的结果”——订婚三年，就要出嫁了，嫁妆里会有长穗的耳坠子和高跟鞋，但是翠姨却不肯回去，她的理由是要读书，“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这是一种拒绝，实际上是在春天里听到了呼唤，呼唤即为蛊惑，那个堂哥哥其实不在那里，不在春天里，不在自然的结果里，所以，读书的理由最后变成了那一个“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念了书，不久开始咳嗽，咳嗽，不久开始闷闷不乐，而在这个这种病态的春天里，翠姨是无法躲开约定和礼仪的，因为婆家说，娶过去之后，“病新娘娶过来一冲，就冲好了。”

读书的人是把这种说法叫做迷信，可是在他们看来，这还是自然的结果，所以最后根本无法躲避根本故无法拒绝，所以翠姨的世界里就期盼着一种死：“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她说是因为自己任性，是因为自己有不从心的脾气，那时她是对堂哥哥说的，而这样的自我折磨，这样的求死，是没有一点办法可以逃离那一声不响的力量，春天来了，又去了，最后直到翠姨的坟头再长出了草，春天就又回来了：“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的和土粘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小城三月里，“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而在“后花园”的五月，似乎更短，当花开过了，就在六月结了果子，黄瓜、茄子、玉蜀季、大芸豆、冬瓜、西瓜、西红柿，以及爬着蔓子的倭瓜。开花结果，对于在后花园磨房里的磨官冯二成子来说，那萌动的感觉只是一瞬间的感觉，站在他面前的是赵老太太的女儿，晒着那双湿得透透的鞋子，只是偶尔抬头，便看见了她，而看见之后，也是赶快低下了头。赵老太太的女儿是否看见了他，是否有过一瞬的感觉，冯二成子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这个六月很快就会过去，因为赵老太太的女儿后来出嫁了。

萧红：呼兰河之后，我也不见了

那看见的一瞬在冯二成子心里是如春风带来了呼唤，他在梦里羞怯怯地红着脸，在夜里想着她没有熄灭的灯，但是身份太低，一切都只是在自己的心里听到呼唤，后来她出嫁了，他娶了王寡妇，再后来，王寡妇生了孩子死了，孩子也死了，再后来，“以后两年三年，不知多少年，他仍旧在那磨房里平平静静的活着。”——只是在后来的后来，那春天是不是又回来过，那六月是不是又结了果，冯二成子不会知道，所有人也不想去知道。和三月里死去的翠姨不一样，冯二成子的呼唤最后似乎没有成为蛊惑，他也没有最终被带离这人间的世界，一年四季在那里循环，人生的生死在那里循环，没有悲伤，只有平静，没有求死，只有自然。

但是，三月的翠姨和后花园的冯二成子，却都看见过希望，都听到过呼唤，都在春天里有过一种惊喜，这不是自然的结果，那种萌动其实是可贵的，是积极的，尽管是在轮回的春天里，有人在坟里，有人离开，但是这短暂的命运还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在呼兰河这个小镇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春天到来，并没有呼唤，甚至没有蛊惑，只有飞着清雪的冬天，只有混沌的天空，只有冷寂，“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这是只有两条大街的小镇，这是只有冬天的小镇，对于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天是“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这里的一年是“人们四季里，风、霜、雨、雪的过着，霜打了，雨淋了”。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春天甚至也没有看见，而在严冬裂着口子的大地上，发生的一切却都和那种“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力量有关。比如那个泥坑，就在街上，有人掉下去，有人陷进去，有人来帮忙，有人不肯伸出手，泥坑仿佛就是那个裂口，“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所以有人最后死在那里的时候，仿佛也是如小猫小狗小猪一样，王寡妇家的孩子掉到河里死了，王寡妇发疯了，可是后来却又平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疯性发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的活着。”

死亡变得麻木，而死亡像是呼兰河这个小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东二街上的扎彩铺，是和死人有关的，而且就是为是人预备的，“人死了就完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这样说，所以当死亡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不管是像看客一样，还是和自己有关，都是冷漠的，而这种冷漠，在呼兰河小镇上，竟也成了一种风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习俗是热闹的，但是热闹的背后却都是和死亡有关，家里有人病了，跳大神驱邪，唱秧歌避祸，或者七月十五放河灯让冤鬼脱生，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为鬼祭奠，“跳大神有鬼，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看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把灯放给鬼，让他顶着个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襄鬼”，一切和鬼有关，但当然，便和活生生的人无关。

这是一种荒凉，一种内容空虚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在这之前或者都是听说一些习俗，听说一些死亡而已，在呼兰河镇之外的世界里，我是在祖父身边，在大花园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我拉着祖父就到后同里去了，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祖父、院子和我，是不可缺少的三样东西，像是春天里的希望，像是在内心呼唤的春风，像是在翠姨和冯二成子世界里出现过短暂的美好，但是春天之后，那园子里便只有凋零的花，只有衰败的生命，“一切花朵都灭了”，像是那种把人拉走的力量赶走了一切的美好。

团圆媳妇，十四岁的女子，是应该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的，但是那么早就嫁了人，后来还听说被公婆打，几乎整个呼兰河镇都听得见，大娘婆婆说：“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的抽了她几回，打得是着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婆婆说她有病，需要跳神给她赶鬼，需要请大神，需要“抽帖儿的”——“画完了，把钱一算，抽了两帖二十吊。写了四个红纸贴在脚心手心上，每帖五吊是半价出售的，一共是四五等于二十吊。”而这吊钱都要团圆媳妇自己出，五十吊钱要在黄豆地里爬二十几天。而在这迷信的世界里，团圆媳妇也终于慢慢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夜里说话白天发烧，嘴里说着的“回家”被理解成“回阴间地狱的意思”，于是在跳大神的时候，把她的衣服撕了，大众洗澡，大神打着鼓，团圆媳妇便昏倒在大缸里昏迷。

水是太热了，一个晚上就烫了三次，而且烫一次就昏一次，而在这昏迷的折磨中，又想到给她扎纸人赶鬼——“穿布衣裳为的是绝对的像真人一擦脂抹粉，手里提着花手巾，很是好看，穿了满身花洋布的衣裳，打扮成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但团圆媳妇并没有好转，她的辫子整个掉了下来，她被人说成是妖怪，而在这愚昧的世界里，在被仪式化的迷信中，团圆媳妇终于死了，终于“回去”了。

而对于有二伯来说，似乎并没有像团圆媳妇那样，遭受非人的折磨和痛苦，六十多岁的有二伯没有地位，他只是和天空的雀子、院子里的大黄狗聊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所以有二伯是在人之外的，这似乎是一种幸运，而且是在我家，所以即使偷了东西，也只是被父亲打了一顿，即使自己跳井，最后也是有人救了。还有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竟也看不上了隔壁的王大姑娘，祖父说，她一看就不是好东西，一个磨房的磨官和一个坏女人在一起，是不被人所接受的，甚至有二伯也说：“好好的—个姑娘，看上了—个磨房的磨官，介个年头是啥年头！”所以在呼兰河镇的世界里，他们被人瞧不起，也瞧不起别人，他们自己在荒凉而空虚的世界里，也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荒凉空虚的世界。

后来有二伯死了，大约也是无声无息地去了，后来，冯歪嘴子死了，是在他的女人产后死了之后死的，带着两个病歪歪不长大的孩子告别了，再后来祖父也死了，后花园的主人也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团圆媳妇是受不住的人，在各种愚昧的迷信里，她是被带着寻求“自然的结果”，而那些离开的人，却像是受得住的人，和那些小黄瓜，大倭瓜一样，在循环的世界里，来了又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蜒，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那些来过的看见了春天希望的人，那些死去的经受了严冬的人，那些离开了像春风一样被蛊惑的人，那些消失了永远沉默的人，都在这受得住受不住的呼兰河镇里成为循环世界的一部分，荒凉也罢，空虚也罢，悲哀也好，冷漠也好，当一切都变成了似真似幻的记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四季循环，人生轮回，终究是没有人去改变、去反抗那背后“把一个人默默的一声不响的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的巨大力量。

	编号：C38·2151022·1222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7.00元亚马逊21.20元
	ISBN：9787532145768
	页数：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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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才中止。主人公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强大的经营能力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生活的艺术就在于舍弃一种低下的欲望去追求一种更为高尚的欲望。”但是在《蛇结》里，这样高尚的欲望在哪里？那宗教气息的蛇只不过是一种最邪恶的东西，是撒旦的化身，没有救赎，只有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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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结》：“那个人”将为我作证

我感觉到，我看到，我触摸到自己的罪孽。我的罪孽并不全部都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结里；这是我对亲生骨肉的仇恨，我的报复欲望，对金钱的嗜爱；我的罪孽在于拒绝在这团相互纠缠的毒蛇之外去寻找别的东西。
——《第二部》

可是，却死了。死了如何感觉，如何看到？如何宽恕缠绕在蛇结里的罪孽？如何摆脱欲念和报复？如何寻找那一种爱？仿佛就是一种悖论，罪孽永远在生命之中，永远束缚人的心智，等到感觉到和看到的时候，生命却走向了最后的尽头，那唯一的人生之路上，是那个收获的秋天，是葡萄园里的烟雾，是夕阳中昏昏欲睡的生活，却不是唤醒——“我应该爱的人都死了，本来会爱我的人也都死了。对于还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靠拢他们，重新发现他们。”

只有死去之前才知道应该爱的人，而爱的人却又全部死去，包括玛丽内特，包括吕克，包括私生子罗倍尔，甚至包括结婚40年的妻子伊莎。那一本笔记本里本来也应该记载曾经活着的这些爱人，可是这临终前私密的笔记本却不是忏悔罪孽，而是报复——一个贯穿了一生的报复行为，甚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还是以毁灭和背离的方式被唤醒，直到最后一刻，完全变成了沉默的阴谋。一种家族式的阴谋，一种自小成长起来的报复，是源于爱的覆灭，是源于对金钱的占有，是源于对宗教的憎恶，“我明白，我将永远站在有产者这一边。”

“我要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在涉及我们的家务，我们深刻的矛盾是你一味保持的沉默。”68年的人生，40年的婚姻，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早就写好了结局的故事，而这一切却源于家庭、身体和现实。我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我是患有咯血疾病的人，我是拥有巨大财富的继承人，孤独而变得富有，富有却变得空虚，所以从小我便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讨厌‘感情’。”——当身体垮掉的时候，我考入大学的雄心壮志破灭了；被逐年增长的财富所包围，我的青春成了慢性自杀；我锻炼口才仅仅是想在学习小组中憎恨宗教。为什么会无情，为什么会冷酷？就是因为我对于财产的畸形占有，甚至将感情也变成了交易的砝码。

和伊莎结婚，应该是对于青春和爱的一种尝试，可是当一个被母亲“用围巾包过头”的独生子，娶的是“出生在一个人多势众、组织完善、等级森严、因循守旧的家庭”的丰都台日家的小姐，起初的种种惊喜最后却变成了了对立，在我看来那原本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是对财产的争夺，“妈妈不愿讨论年金；她坚持给你的嫁资要付现款。”所以在我看来，“在耶稣受难日啃块牛排，这就意味着你们休想在我有生之年掠夺我的财富。”多我来说，财富或者是我唯一的象征，唯一可以成为在我的生命中征服和占有的条件，所以当婚姻掺入了太多的物质欲求，我便把一切的所谓爱都看成了虚伪。

而且，“你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会叫过另外一个未婚男子的名字。”伊莎曾经承认，在那一个夏天，在埃克斯度假期间，她曾和素味平生的青年男子订婚，这更加剧了对于这场婚姻的不信任，“我们在爱河中沉溺，浮到水面上时却多了一个人：那个陌生的鲁道夫突然出现。我刚用双臂搂住你，就把他从你心中唤醒了。”唤醒的不是爱，而是怀疑，与男子热恋之后不满一年，她怎么又会爱上我呢？这种对婚姻的怀疑继而变成了对于爱的怀疑：“全都是假的，她对我撒了谎，我并没有得救。我怎么能相信一个少女会爱慕我！我是个没人爱的男子！”所以生活在一个寡妇的家庭里，我始终在缺失的世界里，而终于把眼前的一切都叫做虚伪。

而伊莎所谓的宗教呢？在我看来，只是每星期陪着去做弥撒的一种形式，“这是一个阶级的礼拜，一种为资产阶级专用的祖传宗教，一套除了社会意义之外已失去任何其他含义的礼仪。”而对于和伊莎生下的儿女，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想继承我的财产，“热纳维埃芙这个已是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为了她的无赖女婿竭力想从我手中诈取四十万法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我膝上的模样。”所谓救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那种“你们竞相瓜分财产的幻象——这一争夺将使你们彼此扑向对方：围绕我的地产，围绕我的证券，你们会像狗一样撕咬。地产将落到你们手里，可是证券不再存在”。

对婚姻的怀疑，对宗教的怀疑，甚至对于子女的怀疑，在我的人生之中，处处充满了虚伪，处处是复仇。我告发了儿子，我躲避了妻子，我只在自己一切的心里话都写在笔记本里，然后锁进保险柜，只有沉默，只有报复，只有怀疑，“到六十八岁，我才清晰地看到，我之所以拒绝一切艳遇，并非出于什么美德，而是出于猜疑和吝啬。”爱在哪里，爱只不过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恶心勾当。

从小缺失父爱，也让孩子缺失父爱，从小生长在财富世界，也让整个家庭陷在财富的争夺中，从小体弱多病，对于人生的一切都变得病态。68岁的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被写好了最后的结局——孤独地死去，恐惧地死去，像一件物品一样死去？人生变成了一个虚无，“对死亡的畏惧，就是怕肉体痛苦，最后咽气时的痛苦？不，那是因为死亡意味着再存在，意味着只能用负号表示的虚无。”但是在这虚无的现实里，在这负号的人生中，我曾经却看见过那一丝的微光，一种爱的温暖和纯洁。妻子的姐姐玛丽内特的丈夫在死亡之前曾留下遗嘱，可以继承一大笔财产，却不能再嫁，否则绝大部分遗产就得归他的侄子们所有。但是三十岁的玛丽内特却选择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她宁肯不要七百万的遗产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是对财产的蔑视，也是对爱的追寻，而我曾经就牺牲了一切，让她成为我的女友：“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呼吸透出一丝生机。”这是爱的回归？或许是我想要的那种纯真，那种不受财产羁绊的生活，“我记得你夜间身上的芳香。要相信肉体的复活，也许先得克制肉欲。纵欲过度的人甚至不能想象肉体还会复活，这便是他们受到的惩罚。”而这也恰恰是我最缺失的，物质主义的生活是糜烂的，是纵欲的，是腐朽的，是不道德的，但是玛丽内特却打开了一扇窗，她允许我进入，而在这进入的世界里，我甚至从玛丽内特的儿子小吕可身上看到了更多的那种叫爱的东西：“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天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纯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孩子，但愿如此。”而这一种纯洁也是玛丽内特的某种复活，“那股曾经在她身上涌出而又随她返回地下的清泉，再一次在我跟前喷涌。”

也是一个悖论，我为什么会爱上玛丽内特？无非是在财富的无尽占有中需要一股清泉的气息来唤醒沉睡的爱，但是在金钱的世界里太久，玛丽内特和小吕可仿佛又成为浮光掠影，甚至反过来又使我陷入到更深的物质主义的窠臼中，所以矛盾，所以痛苦，就像被毒蛇压得窒息的生活，已经浸透了毒液，再也无法挣脱出来，“这个蛇结是无法解开的，必须用快刀、利剑一下子斩断：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快刀在哪里？利剑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伊莎，缆绳已断；我在漂流。是什么力量把我席卷而去？一股盲目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也许是一种爱……”

其实没有泯灭那一份爱，没有泯灭那一种信仰，只是被财富的尘土覆盖得太厚，被贪欲的心遮蔽太久，既然那小小的窗口被打开了一个口子，外面一定会有某种微弱的光芒，是的，对于私生子罗倍儿似乎就是一种拯救的机会，“若干年来，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我一直萦怀于心。在我可怜的生涯中，我始终感到有这个儿子存在。”在名正言顺的家庭之外，在占有和被占有的规则之外，罗倍尔的存在也是一种爱的唤醒，秉性纯朴，眷恋亲故正好是对于自己亲生子女那种贪婪的对立，所以在剥夺他们的继承权的同时，却又给他每月一千五百法郎。金钱和物质，曾经在我的生命中占据而变成一切的衡量标准，而随着报复行动的开展，财产的意义其实变成了一种羁绊，我反而讨厌一切的羁绊，“我曾设法把它送人或是丧失它，我甚至不能随心所欲支配它”，但是在爱的问题被唤醒之后，丧失和支配也变成了另一种束缚，“忽然间，我觉得自己对于它已十分超脱，它已提不起我的兴趣，已与我无关。”

放下是为了另一种寻找，爱人之死，孩子之死，纯真之死，还有什么是存在的？死亡不是失去，而是醒悟。当伊莎在我之前死去的时候，我曾经靠得最近的死亡仿佛变得遥远，甚至死亡的报复意义荡然无存，“我每念及我妻子，总要想象她成了我的遗孀，热孝在身就去开启保险柜，必定心里有愧。”看不到保险柜，看不到笔记本，也看不到我邪恶的内心，看不到他们的贪欲，“她死了，死之前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并非一个怪物，一个刽子手，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阴谋最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虚无，一个负号，而她在笔记本上写下的话又仿佛是一次救赎：心灵的花束，“我非罚人堕地狱者，我名耶稣。”这是引用圣弗朗索瓦·德·沙尔的一句话，心灵上盛开的花束，是不是需要底下的清流？不是贪求而入地狱，而是如耶稣一样在受难中复活。

结婚前的另一个男人的名字，结婚后和子女对财产的觊觎，伊莎在我内心来说，从来不代表爱，但是在她死亡之前却以一种对爱呼唤的方式表达内心，那种被遮蔽，被误解的爱何时会被看见，何处被感觉到？就如我的罪孽，我的仇恨，我的欲望，也都在死亡降临之前，变成一种救赎。“我想必须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需要某个人。是的，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那个人是存在的，在我对玛丽内特的爱中，在对小吕可的照顾中，在对罗倍尔的赡养中，它不曾完全泯灭，而现在一切的爱人都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却需要“那一个人”走进内心，“我在寻找那个唯一能完成这个业绩的人，那个人必须本身就是所有心脏的心脏，是一切爱恋之情的火热中心。”

收养雅妮娜或许是我死亡之前做的最后一件和爱有关的事，“雅妮娜逃出疗养院，我把她收留下来，已有一个月了。”一个被嗜酒的丈夫拖累的女人，一个在爱情中劳作和负担的妻子，一个被父母误解甚至抛弃的女儿，是需要那一种爱的拯救，而对于我来说，是在“那个人”的指引下的真正回归：“我在临死之前但凡能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也感到很幸福了。”死在写字台上，脸贴着打开的笔记本，我死得并不痛苦，甚至笔记本以打开的方式出现，也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报复的阴谋。“他曾是一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一道奇妙的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照亮了他。”

这是雅妮娜写给我的儿子于倍尔的信里说的话，作为死之前唯一感受到那道奇妙之光的见证人，雅妮娜也是这个充满斗争和占有欲望家族最后一个希望，从我的寡妇母亲开始，到我对于金钱、物质的疯狂而变态的占有，到我的子女对于财富的争夺，所有人都是看不清真理的罪人，所有人都像死去的人，但是，正是这一种肉体的死，才能最后发现那道奇妙的光，“外公是我见过的唯一信教的人。”——这是爱之光，这是信仰之光，”如果我对您直说，哪儿有他的财产，哪儿就没有他的心，您会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在最后的救赎中，“那个人”会为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作证。

	编号：C38·2151022·1221
	作者：【法】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33.00元亚马逊18.90元
	ISBN：9787532145744
	页数：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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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抬头看着他年轻的妻子，那眼神活像一条挨了揍的狗似的。”病态的感官带来病态的爱情，而这种病态却也是时代的一声叹息，主人公让·佩罗埃尔丑陋的长相和身体的孱弱就是一种生理的病态，而他在极端自私的父亲驱使下，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孩诺埃米为妻。诺埃米非常讨厌让，只是由于父母贪图地主的财产，不得不从命出嫁。婚后不久，让发现诺埃米对他就如同给“麻风病人”的吻一样，纯粹是出自妻子的义务和怜悯。于是，让每天娶看望身患肺痨的朋友，希望染上重症，尽早离开人世，结束妻子的痛苦。但当他即将达到目的，奄奄一息的时候，却又因为发觉年轻、帅气的医生深爱这诺埃米而万分嫉恨。让死后，诺埃米在命运的逼迫下，拒绝了意中人的求婚。《给麻风病人的吻》揭开了莫里亚克进入创作成熟期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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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麻风病人的吻》：她重新塑造了丈夫

她直视着她的丈夫，好似一个相信天国的生命垂危的女人凝视着死亡一般，她的嘴边露出微笑，仿佛人们在欺骗一个行将死亡的人时所表现出的那样。

望见丈夫，却像凝视死亡，露出微笑，却是一种欺骗的表情。在诺埃米面前的是让·佩罗埃尔，他是丈夫，她是妻子，在一种合法的婚姻里，谁在不停地拒绝，谁在制造着假象，谁得到了满足，谁又品尝了痛苦？他和她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微笑和死亡之间，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总有一个巨大的存在，将他们隔开，将他们分离，“分离是罪中之罪”，让的父亲热罗姆先生的这句引用，就是把他们之间的阻隔带向罪恶的边缘。

在这场婚姻里，热罗姆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朗德平原上的豪门地主，无论如何都代表着土地、财富和权力，但是妻子的逝世，本来就是一个缺席的寓言，所以他以一种近乎封闭的状态中行驶着自己的权力，“他在午休时，整个屋子都处于一片麻木状态之中：既不得开门，也不得关门；既不许吭声，也不许打喷嚏来扰乱这不可思议的寂静。”世界仿佛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不开门也不关门，不吭声也不扰乱寂静，在无和有之间，是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和谐，实际上更是变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如死亡一样，将这个世界推向了“永无尽头的安息”，而那个女仆加黛尔，“对于革命、战争以及那么多的历史事件竟然一无所知；而每年过圣诞节宰杀的猪却使她那已近干涸的泪水浸湿了沾有眼屎的双眼。”在这个绝对安静的死亡里，也分明只是一个和自己饲养的猪一样，在封闭的世界里寂灭。

而对于儿子让·佩罗埃尔的婚姻，他也以自己的权威将他封闭起来，因为财富，因为权力，年轻貌美的十七岁少女诺埃米根本没有否定的理由，就完全变成了儿子的妻子，变成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爱。爱是一种结合，但实际上无论是对于让·佩罗埃尔还是对于诺埃米，都是一种分离。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得像“罪中之罪”，甚至，它在结合过程中还走向了对于人性和欲望的满足。让·佩罗埃尔从来都有着男人的欲望，缺少母爱，包围在父亲“永无尽头的安息”里，在让·佩罗埃尔身上是萌生出一种反抗的，他痛恨自己的丑态，他挑战自己的孤独，甚至他追求自己的所爱，那把二十四毫米口径猎枪是他想要打破这种束缚的努力，“这枪是本地区所有的喜鹊都熟悉的；让·佩罗埃尔是喜鹊的死敌。”

是的，一把枪可以制造对抗，在让·佩罗埃尔的世界里，还有另一把枪，那就是尼采，他阅读《尼采文选》，《善与恶的彼岸》里的那句箴言是：“它阐述了两种道德：主子的道德和奴才的道德。”主子和奴才组成的二元关系，恰恰也是自己家族存在而无法打破的结构，父亲或者权力，是主子的道德，而自己的丑陋和孤独，或者只能有奴才的道德。尼采对于让·佩罗埃尔来说，是一把猎枪，可是他没有太多的能力握紧这把猎枪，或者在制造的反抗中，他更多的是妥协，忍让，所以在尼采之外，他读到的是宗教，是上帝，“什么比世上任何一种邪恶更为有害呢？那就是对卑贱者和弱者所表现出的恻隐之心。”这是一种拯救，不是对于卑贱者的恻隐之心，而是在忍让和禁欲中感受上帝的荣光，这是另一个父，一个庇护者，所以宗教对于他来说，成为一个避难所，“它为这丑八怪的孤儿拉开了安慰的帷幕。”

但是这样去理解救赎，这样去信仰上帝，其实是空洞的。当诺埃米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欲望和人性世界里成为了一个男人，一个想要的男人，一个有追求的男人，一个不受束缚的男人。“宛如一株玉兰花绽开在花瓶外面”的连衣裙，“像狗屁股一样向两边摆动”的臀部，“宛若一株向前捧出果子的树”的“沉甸甸而柔软的胸脯”，在让·佩罗埃尔面前的诺埃米完全是身体意义的，这身体意义带来的是刺激，带来的是欲望，对于可怜、丑陋、孤独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从没生活在没“不可思议的寂静”里的让·佩罗埃尔来说，对于信奉禁欲主义和忍让精神的让·佩罗埃尔来说，这无疑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他不仅看见了诺埃米的身体，也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肉身。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如何让爱不变成荒漠

“在教堂做大弥撒的过程中，当诺埃米穿越正厅而轻轻碰到让·佩罗埃尔的椅子时，他几乎不敢吸入被她的高级薄纱裙拂动的空气，她身上的香皂气息和干净内衣的气味。”身体却在大弥撒的教堂里，这是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带来的一定是冲突，他开始变得向另一个人，扮着鬼脸，手舞足蹈，引用诗句，在诺埃米面前，他像一个活着的人，展现自我，表达欲望，“这是个怪人，有点疯疯癫癫。”这是人们对他的评价，而在这个世俗世界里，让·佩罗埃尔的欲望是无法得到认可的，但是他无法阻挡自己，甚至想着那一个“她将属于他的”夜晚。

在父亲的权力之下，让·佩罗埃尔似乎轻易就抵达了那个夜晚，他娶诺埃米为妻，在那个持续了六小时的战斗之后，他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却也终于把自己又推向了矛盾的两端，“佩罗埃尔浑身汗水淋淋，一动也不敢动，他待在一个终究要被抛弃的僵尸身边，真比一条蛆虫还要令人厌恶。”他知道这终于爆发的欲望里，“有人要送命；大地要颤抖……”这不仅在自己身上，有着违背禁欲和忍让的罪恶感，因为在他看来，美丽的诺埃米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答应过这场婚姻，这是一种违背，在信仰上帝的路上，他是犯了错的。而对于诺埃米来说，这样一场婚姻也是违背自己的本性，她曾对父母说，自己害怕结婚，“她希望进卡尔泰修道院。”在让·佩罗埃尔释放欲望的时候，她是用“退了色的圣衣和祝过福的圣牌”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她一直希望摆脱这样一种婚姻，但是在父母的安排下，她又无法拒绝，“她是那种在婚姻中毫不追求肉体快乐的女人，安分守己，一切听从上帝和丈夫的安排。”

在让·佩罗埃尔那里，婚姻是一种罪过，在诺埃米那里，婚姻只有顺从，所以即使有那个汗水淋淋的夜晚，即使诺埃米怀孕了，但是他们得到的不是人性和欲望的满足，不是幸福与和谐，而是背负着罪恶感的痛苦，“让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罪人；而她则痛恨自己没有能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妻子。”于是他找借口出去打斑尾林鸽，从而远远离开她；而她也像凝视着死亡一样看见丈夫。但是这样的分离依然是“罪中之罪”，在逃离和欺骗中，对于谁来说，都无法浇灭内心的欲望。

让·佩罗埃尔出去找妓女，“他一一清点着这群消瘦的母狼的数目。”而对于诺埃米来说，除了有一种没有按照上帝的意志做一个好妻子的负罪感之外，她也有一种欲望难以抑制的痛苦感。皮厄雄医生是出现在她眼前的陌生人，“她不知不觉隐隐约约地想象着在她脑子里留下了印象的那个陌生人的面孔。”陌生的面孔打开了她的世界，她寻找，她想象，甚至，“心中漾起了一阵极其甜蜜的感情波涛，以致耽搁了上床就寝的时辰。”是的，这是一种本能，和让·佩罗埃尔当初对于她的欲望一样，是无法从道德意义上加以否定的，但是这种欲望却在萌芽状态下，也就面临着扼杀的危险，她反思，她为自己敲响警钟，“她不得不重新开始背诵各种祈祷经文，这使她心头出现了第一次恐慌：在上帝和她之间有一张棕褐色的面容在微笑。”

棕褐色面容，微笑的面容，是上帝在看她，还是她在看上帝？是上帝制造了隔离，还是她自己制造了隔离？上帝或者是她所设想的上帝，甚至她也成为里主宰自己的上帝，“她重新塑造了丈夫，使他不再令人厌恶，因此，丈夫在她的脑海里留下的只是一副狡黠的、经过整容的形象。”这是去除世俗的一种努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欲望里看见了自己的欲望，她在让·佩罗埃尔的离开中看见了自己的忍让，所以重新塑造丈夫，就是重新塑造自己。但是在让·佩罗埃尔那里，这一种“罪中之罪”甚至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救赎，他去看望身患疾病的朋友，为的是自己染上重症，为的是脱离世界，为的是结束诺埃米的痛苦。

让自己患上疾病，在让·佩罗埃尔看来，自己曾经违背诺埃米的欲望就是一种疾病，所以他以一种殉道者的身份为自己也为诺埃米救赎，当他真的患上了疾病，真的病入膏肓的时候，对于诺埃米来说，却是一种真正痛苦的开始。完成了对于丈夫的塑造，他已经是一个去除了世俗评价的人，而在疾病面前，她也终于为他带来了“给麻风病人的吻”——这个来自耶稣的圣迹，是仁慈带来的新生，是自我修炼带来的救赎。“他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啊！倘若他能恢复健康，她会多么爱他！”这样一种爱是建立在让·佩罗埃尔自我牺牲之上的，是建立在诺埃米仁慈和感动之上的，当然也建立在她拒绝医生的贪欲之上的。

同样是欲望，对于医生来说，完全是一种羞耻的征服，“他不相信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年轻的医生认为自己对这类女人是熟稔的：他大概已经跟神甫为争夺这只母羊而在进行角逐了。”在他看来，让的疾病会让她投入自己的怀抱，这是一种自私的爱，甚至是一种堕落的爱，所以在让·佩罗埃尔死亡而重生的救赎里，诺埃米看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一切，她拒绝了医生，她第一次把丈夫叫做“漂亮的”，而且她为他的死守丧三年。让·佩罗埃尔在疾病和死亡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那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忍让，而是一种超越欲望的牺牲，而诺埃米在丈夫的自我牺牲中感受到了虔诚，似乎上帝在她之间只有笑容。

这是爱的回归？让的欲望，诺埃米的欲望，医生的欲望，或者是三种不同的人性写照，而在欲望的世界里，总有道德和宗教的力量，无形地改变一切，让·佩罗埃尔的自我牺牲让自己成为一个麻风病人，而正是这样的疾病，才能得到上帝的吻，得到上帝的救赎，而在高过自己的植物丛中划破了手的诺埃米，也在这经历中学会了自我牺牲，那一种对于陌生面孔的暧昧向往无法承担起对于自我的救赎，她的吻献给了让·佩罗埃尔，也献给了自己——她也成了另一个需要获得新生的麻风病人：“沉重的鞋子里满是沙子，她不得不紧紧抱住一株枯萎的橡树，树枝上焦黄的枯叶，在火焰的冲击下簌簌地响着——一株与让·佩罗埃尔相似的忧伤的橡树。”

	编号：C38·2151022·1219
	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3年08月第1版
	定价：38.00元亚马逊22.60元
	ISBN：9787532761845
	页数：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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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焚尸炉拨火，犹如献身于照料麻风病人一样。恶意与美德不过是偶然的或任意而为之。”不相信才会让任何东西无意义，无意义才会让一切都变成可以为之的行为，“既无所谓赞成，也无所谓反对，杀人者既不错，也不对。”在这种几乎荒诞的存在中，加缪提出了反抗的主题。笛卡尔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想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标志、唯一条件，而加缪在《反抗者》中，则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我反抗故我在”，将反抗视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标志与条件。但是，有时候反抗却还是一种荒谬，“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为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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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

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里，在“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历史上的反抗》

因为荒诞而矛盾，因为矛盾而反抗，因为反抗而死亡——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当反抗彻底变成一种行动意义上的革命的时候，“故我们存在”变成了合目的性的要求，而“我们是孤独的”命题又把反抗拉回到虚无主义的世界，虚无主义不是制造，不是存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就是一种否定自己的行为，在革命的旗子下最终变成专制，变成恐怖，变成暴力，“虚无主义在今天已登上王位。声称以革命的旗帜引导我们的那些思想实际上已变成随声附和的而非反抗的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来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抗，革命本来是一种制造新存在的行动，但是在反抗历史的标本中，这样的形而上学和革命，反而变成了一种恶，架设了断头台，树立了敌人。

“我公开地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往往在神圣的夜晚许诺要忠贞地爱它，至死不渝，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一无所惧，决不蔑视它的任何一个谜。这样一种致死的纽带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引用荷尔德林在《恩培多克勒之死》中的句子，加缪其实不是为了为妥协寻找一种借口，而是“忠贞地爱它”，是“承受其命定的沉重负担”，是“绝不蔑视”，是为了“把我和它联结在一起”，积极乐观，是面对“严酷痛苦的大地”采取的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但是这样的解放无论如何还有着某种神圣性，甚至有时候脱离了反抗的内在需求。在加缪看来，以神性的力量来化解悲痛，是一种精神的至上主义者，但是在现存的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回到反抗的自我意识这个主题上来，“反抗必须自我审视，以便学会驾驭自己的行动。”自我审视之后才能驾驭自己的行动，才能找到“神圣的夜晚”，才能保持忠贞，才能面带微笑，才能一无所惧。

如何审视自我？加缪把罪恶放在这个链条的开端，罪恶变成信仰，罪恶取代理智，罪恶制定法律，罪恶控制哲学，“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加缪把我们时代具有的罪恶归结为逻辑罪恶，“自从人们信仰一种学说，自从罪恶受理性控制，它便如同理智本身一样繁衍增多，有了三段论一样无可争辩的性质。它如同呼喊一样是孤独的，同科学一样是普遍的。它昨天受到审讯，今天却制定法律。”这是奇怪的逻辑，这是荒诞的罪恶，实际上乔装打扮的罪恶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就是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荒诞推理而衍伸为逻辑罪恶，所以当荒诞变成这个时代的普遍意义，罪恶也就无孔不入地实施着自杀和杀人的事情，而要消除荒诞，在加缪看来，就是要进行反抗：“我大喊我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是荒诞的，但我不能怀疑我的呼喊，至少应该相信我的抗议。我这样便在荒诞经验之内得到了最早的惟一明显事实，即反抗。”

一切都是荒诞的，一切都需要反抗，反抗诞生在无理性的场景中，反抗面对的不公正的生活，反抗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反抗是寻找一切消逝事物那个统一性，也就是说，反抗的最终目的不是拒绝，不是死亡，而是发现合理性，所以在加缪看来，反抗的反抗者是说“不”的人，但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他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突然意识到人身上有某种东西应该是属于自己的，哪怕这种情况为时短暂。”这就是反抗者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超越个体，也就是说，我的反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是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也就是人有互助性的天性，“这种互助性是在镣铐中产生的。”它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是一个群体相信有某种正当的权利，“反抗表现出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对自身的意识越来越广阔。”

“在荒谬的经历中，痛苦是个人的。一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成为集体的，成为众人的遭遇。”尊重人，符合人性，这是反抗所要建立的世界的意义，而这个世界也是超越了圣宠的感恩世界，所以加缪把反抗作为生存权利的一种“类行为”，包含着人类性和社会性。而这种“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在加缪看来，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反抗，因为“它否定人与创造的目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行动，不是为了目的的反抗，而其要脱离神圣的恩宠世界，就是要摆脱神性而恢复人性。所以形而上反抗精神从起源上来说，是和宗教有关，从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到杀死其弟亚伯的该隐，再到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所说的人化的神，加缪认为，在十八世纪末才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其标志人物是戴着镣铐的哲学家萨德。27年的监狱生涯似乎是将萨德推向了一种饱尝罪恶的深渊，所以他怀疑神性，否定上帝，“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否定上帝，是为了得到本性，而本性在萨德那里就成为一种自由，自由是毁灭罪恶的力量，自由是创造王国的手段，自由是本能的自由，自由是权力意志，所以萨德的自由主义到最后“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这就是那个“唯一的人”，是终结世界也是成为上帝的人，“‘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徒无穷尽的想像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

而萨德的“唯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他和囚徒站在一起，其自身也有了恶的特点，“它仅仅热衷于塑造不法之徒、善良的苦役犯、豪爽的强盗之类的形象，借以阐述要求自由的深沉的运动。”所以当浪漫主义以花花公子的形象开创自己的反抗世界的时候，他创造的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就如波德莱尔的罪恶花园，罪恶在其中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为稀罕的品种，而恐怖自身变成了细腻的感觉。浪漫主义的反抗是对于上帝的反抗，所以它以恶来回答恶，以高傲来回答高傲，甚至用沉默来回答沉默，所以说，浪漫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上帝。但是这种对于上帝的回答是建立在一种“好意”基础之上的，甚至它自己成为另一个上帝也是为了创造秩序，所以这样的反抗无法走向更远，它最后被虚无主义“一切皆被允许”而走向了其反面。

“我们否定上帝，我们否定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解救世界。”尼采的那一声宣言是虚无主义对于反抗的阐释，否定上帝，而且上帝已死，在本质上是否定上帝的道德性，所以击垮一个圣殿，建立一个新圣殿，其最终的指向是单一的“不”，或者单一的“是”，在尼采那里，不管是否定上帝，而是自己成为上帝，都是一种单向的目的论，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只有放弃一切反抗，甚至放弃想要产生神明以纠正世界的反抗，反抗者才能成为上帝。“若果真有个上帝，如何能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所以这样的反抗只是虚无主义，“用完全投入这个世界来代替一切价值判断，这样，便从绝对的失望中进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发出极大的自由。”

而在超现实主义那里，反抗变成了另一种绝对的理论，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它对一切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阿蒙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所以有了兰波诗歌之外那腰带里带着的八公斤黄金，有了安德烈·布勒东“无情的权力”与专制带来的政治狂热，有了破坏的混乱，有了必需的死刑，也就是说，超现实主义害怕的是承担责任，它想到的是破坏，不管是诗歌的诅咒，还是物质的锤子，他捍卫的就是不合理性，而这种不合理只有一个主人：“我反抗，故我存在”。

从自由主义到浪漫主义，从虚无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是对恶的抗议，但是这种抗议最后变成了”过度的绝对“，也就是反抗精神也变成了虚无主义，最后吞没了创造的力量。而其实在加缪对于反抗的阐述中，除了形而上的反抗之外，历史上的种种反抗行动，似乎都在这一个“过度的绝对”中走向了反抗精神的反面，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历史上反抗的实践似乎都指向一个词：革命，“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的合乎逻辑的继续。”革命是因为向往自由，革命是为了抗议压迫，革命是为了获得正义，而革命却必须拿起武器，所以革命当为了建造一个新政府的时候，它其实就已经变成了断头台为标志的时代。

“一个被法庭判处死刑的骗子竟说他要反抗压迫，因为他要反抗断头台！”本来，断头台是压迫的最明显的象征之一，但是在怀疑一切的革命时代，断头台已经变成了革命的标志，已经变成一个绝对的符号，甚至变成了自由，所以在革命式的反抗中，这种断头台的象征意义一直存在着，而在非道德主义、科学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等理论的补充之下，破坏一切的革命甚至走向了恐怖主义，建立政府的革命则走向了专制主义。1878年俄罗斯女子维拉·查苏利奇开的那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是镇压与革命的对峙，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伦，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

不管是国家权力的加强，还是革命力量的破坏，多于反抗精神格格不入，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加缪看来，都变成了一种暴力，变成了另一个帝国，“原则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人世的代表。二十世纪的革命杀死了上帝在原则本身中的残留之物，并使历史上的虚无主义神圣化。不论这种虚无主义以后借用了什么道路，从它想摆脱一切道德规则而在本世纪进行创造之时起，便建造了恺撒圣殿。”这不是合理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最可贵的反抗，甚至这样的犬儒主义都变成了虚无主义，反抗甚至也开始否定自己，“从而陷入最极端的矛盾”。

而加缪一开始就认为，反抗者不仅是那个说“不”的人，也是一个说“是”的人，他否定荒诞和不公平，却也应该创造秩序，寻找自由，“我们不存在，但应当通过一切手段来存在。我们的革命就是通过制造，在一切道德规则之外获得一种新存在。”所以反抗在更大意义上是“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也就是说，反抗不是为了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而是“把心灵献给严酷痛苦的大地”，是“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所以加缪在艺术创造中找到了反抗精神，“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加缪把艺术中的创造视为反抗的精神，特别是小说，是对于世界的修正，是对于死亡的超越，在小说描绘的世界里能感受到巨大的反抗力量，“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惟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

艺术或者才是形而上的反抗，也是实践意义上的反抗，“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但是在艺术世界里，体察反抗精神的时代意义或者并不完整，所以加缪在《南方思想》中发出了疑问：“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在他看来，这种呼唤就是反抗，就是生命运动的反抗，就是生命站立起来的反抗，不是虚无主义，不是革命暴力，而是一种尊重个体生命，建立公正世界，符合人性需求，超越自己而共同享有的力量：“我们每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