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徽

编号:C41·2040130·0694
作者:(日)横光利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75页

《家徽》是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文集中的一册,收入了其长篇小说《家徽》。孤独的发明家雁金八郎研制一种新酱油的过程中,山下的儿子久内娶了与雁金已私定终身的敦子为妻……这部作品与《寝园》都是以“第四人称”讲述的。作者认为,要更深入地描写或挖掘人物的行动、心理和自我意识,三个人称已经不够,于是设定了第四人称的模式,试图探索自我意识深处的心理的现实性。


《家徽》:恶战苦斗皆源于世人的蔑视

他穿过这片豪宅时心中暗想,这些人都不过是依靠生产或贩卖他人的发明品而暴富的。世上万物,除了自然存在的以外,都是由某人发明而产生的。
——《家徽续篇》

年近四十而没有属于自己的感情归宿,自己苦心付出的酱油发明专利又一次次胎死腹中,对于雁金八郎来说,人生或者就是寂寞潦倒,只是当他再次走上大街的时候,西装口袋里依然装着两个小坛子,“衣袋里的东西很轻,只要沿着海边大道前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自己长年从事研究的沙丁鱼群。”这是被人忽视的发明,却也是自己毕生的心血,只有带在身上,只有陪伴左右,才能让自己有某种存在感,甚至有成就感,像沙丁鱼群,总是成为自我生命的一种写照。

像是逃离,但是是带着一生最爱的东西逃离——雁金离开的是“社会上最成功的事业家门的聚居地”,离开的是鳞次栉比的豪华别墅区,其实也是离开某种家徽荣誉的象征,一种割裂其实就活生生展现在他面前:他是一个发明者,但是却处在极度贫困之中,而那些生产或贩卖发明的人却成为暴富的人,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不再是个体间物品的转移,而是从脑力劳动转移到资本市场,那暴富的手背后是操控市场的人,这便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这样的差距面前,“他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违反了神的旨意,因而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

而雁金的逃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避开感情的那个漩涡,夜宿在久内家里,对于雁金来说,一定会涌现出复杂的感情:因为久内的妻子敦子曾经是自己的未婚妻,甚至在离开之后两个人还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但是即使敦子之后嫁给了久内,他们的婚姻也并没有朝着幸福的方向发展,久内和初子保持的情人关系,初子和雁金曾经的恋人关系,使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处在复杂的纠葛之中,即使久内和敦子经历了冷战和争吵,也重新开始相互体谅,但是当雁金夜宿家里,那种涟漪似乎又被荡漾开了,和久内夫妻同住一个屋檐下,对于雁金来说,是种奇怪的感觉,一个是曾经的未婚妻,一个是旧情人却也是最被信赖的人,他所面对的不是现实的尴尬,而是对可能结局的悲观:“他想,倘若自己与敦子的婚约真的付诸实行的话,那么现在每天一定会是这个样子。但是,自己接二连三地遭受失败,两个人无疑会成为一对最为悲惨的夫妻。”

而对于久内和敦子呢?似乎也一样不是在感情上的所谓的嫉妒和无奈,久内处在一种自责当中,不仅是自己作为博士的父亲和研究所所长多多罗的设计陷害使得雁金的发明遭遇重大挫折,另一方面,是自己要和雁金一比高下的好胜心才使得两个人陷入某种僵局,甚至在感情上,和敦子、和初子之间总是有某种角力的成分,而当看到雁金潦倒的时候,久内的一个奇怪想法是:“这两个人真的有过婚约吗?”一个是穿着又脏又皱的外套,一个是亭亭玉立的妻子,他们怎么可能会有相配的婚约,而初子,当初和敦子一样,是家产超过二百万圆的富家小姐,她们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空有名门、小雪都没毕业的雁金而发生争夺战?所谓天壤之别,也是一种割裂,而对于久内来说,内心的浮想还在于自己也曾与这两个女子有过不解之缘。

而在这个屋檐下的敦子呢?当初是自己离开了雁金,取消了婚约,之后又与久内结婚却走向了分居,最后能够相互体谅走到了一起,但是面对雁金,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嫉妒、怨恨、焦急等这些伴随着爱情的复杂心情早已远离敦子,她之所以能接受这些,恐怕是为了填补空虚的内心吧。”空虚的内心所填充的早就没有了爱情。如此,不管是雁金,还是久内、敦子,所谓的爱情都已消弭,他们在一起,除了遗憾、无奈、嘲笑、空虚,还剩下什么?甚至在没有了爱的世界里,他们的关系早就退化成简单的合作,他们眼中所见到的一切也只不过是人在社会上存在最表象的一部分。

仿佛就是那一群沙丁鱼,被捕捞,被加工,在牺牲了自己的同时,却也让别人成为了富翁,让别人住在了豪宅区,让别人享受幸福,而所有这一切的结局是不是在他们的身份转变中就已经注定?敦子和初子曾经是富家小姐,久内是名噪一时的博士之子,他们本来就是富人,本来就应追逐享乐生活,但是当家族遭遇破产,当父辈遭受争议,他们自己反而陷入在泥潭中,甚至难以自拔。而雁金更是一种典型,“家族代代勤王为荣”,这便是所谓的“家徽”的荣誉,但是这个家徽一样是表象的东西,随着时代的变迁,祖先传下来的家徽荣誉变成了现实的讽刺,小学没毕业成为雁金最现实的处境,所以在家道中落的时候,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始走上发明创造的的道路,研发新的酱油成为他一生的付出,的确,他以自己的天才完成了发明,并引起了业内的反响,但是在阴谋论中,无论是研究所工作还是自己搞研发,最后终是无法逃离那一套规则,终是成为他们暴富的牺牲品,造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可以说雁金其后的恶战苦斗皆源于世人的蔑视。”这句话似乎点出了雁金陷于困境的原因,不仅仅是个体的争强好胜,不仅仅是内心燃起强烈的希望,而是整整一代人的疯狂和无奈,“世人的蔑视”是什么?为什么会在蔑视中迷失自我?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家徽的荣誉属于过去,而这个过去无疑也成为一种包袱,当人被丢掉了一切而走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时候,荣誉甚至变成了阴影,正是在这个阴影里,蔑视出现了,那种无法看见你成功的人一定会以蔑视的目光审视你,嘲讽你,所以愈发要激起斗志,也愈发陷入到割裂现实的困境中,长久以往,便像是一种牺牲品,找不到自我的定位。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在“欧洲精神蔑视日本精神”的时代中,雁金、久内,甚至敦子、初子,在被摘掉了头顶那桂冠的同时,已经看不清自己应该的定位,从而也失去了一个时代最积极的相应。

发明创造是向着那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前行,薯类生产酱油,鱼干生产酱油,这是创新,这是革命,从资金,从材料,从智力,雁金都投入其中,“雄心勃勃的雁金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次机会,同时也开始了他冒险的旅程。”所谓苦心旨意便是要告别这个被蔑视的时代,但是在努力告别蔑视的过程中,新的蔑视产生了,当发明成功,当报纸把他捧上天,他也依然无法逃离计谋,逃离资本的控制,“雁金只是一个纯粹的发明家,对于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一窍不通。”最后终于在研究所多多罗的计策中身无分文,还陷入了长久的专利战争。与发明一样,对于感情,雁金也在不被蔑视的争强好胜中,“是的,我奶奶去年去世了。要不是为了怕我奶奶操心,当初我就跟初子结婚了。与敦子相比,我更喜欢初子,如今,我愈发对她放心不下了。”是因为奶奶,才在感情中陷入两难,而“奶奶”无非代表着一种“家徽”,它是压在雁金身上的另一个负担,所以最后既无法和敦子结婚,也无法和初子走在一起——因为自己专利的事,雁金错过了和初子和好谈论结婚的事,这仿佛也是一种暗示:为了旧有的家徽而错失,为了新的荣誉而迷失。

而久内也难以逃脱这一种束缚,和敦子结婚又和初子来往,同样是名门之后,久内仿佛是游手好闲的一代,而初子则是家族破产的第二代,所以他们的交往也是在去除“蔑视”:“看样子久内仿佛是在下意识地与初子赛跑,看谁往下滑得快,他无由地疯狂欢呼,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十分怪异。”那一句“没等初子家破产,我这儿倒要先走一步了”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而久内对于雁金的关注,表面上看是对于他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敬仰,当他终于自谋出路时,满溢着对雁金的感谢:“我是个不肖的儿子,至今一事无无成,现在能够使父亲不再为我操心,也皆得益于雁金先生美德的感化,我对他怀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感激之情。我也讲不好,就是代父亲说几句话。”甚至在交往过程中,雁金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人,两个人仿佛都在理想的路上奔跑,“啊,雁金这个人是堂吉诃德,而我就是桑丘·潘沙。”

但是,这无非是另一种虚妄,久内对善作说:“我从他的身上受益匪浅。我从现在开始拥有爱情和正义这类高尚的东西。我将渐渐地恢复自我,你现在还远不是你自己。”是雁金唤醒了他内心高尚的东西,而这些高尚的东西成为回复自我的象征,便是告别蔑视重新回到“家徽”荣誉的轨道上。所以久内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被人蔑视,所以即使雁金是自己的敌人,他也能从敌人的世界里发现自己的意义,这便是他所命名的自由:“正因为是敌人,他的行为才清楚地告诉了我什么是自由。表面上,我一直是输给雁金的,其实最终我还是赢了。”而最终他想让自己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控制,就像他看的那本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书:“人类的幸福逐渐变小了,但是这种事于我无关紧要,因为鹫诞生了。我已不爱人类了,我开始爱的是以人类为食维持生存的鹫。由此,我宣布无历史的人类已经寿终正寝,人类的历史毫无疑问就是鹫的历史。”

对人类历史的重新命名,就是用鹫取代人,就是用争夺取代自由,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多多罗和父亲设计陷害雁金,何尝不是普罗米修斯的那只食人的鹫?和敦子分居是为了寻求自由,见到多多罗的女儿又想起了初子,是不是又是那只渴望控制人的鹫又复活了?以及做了保险销售员拉善作进来使他成为牺牲品,“为达到目的,久内狠下心肠,决心先拿善作开刀,他选中善作的另一个理由是,怨恨善作不久就要夺走初子。久内突然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惊喜地发现了一个自己能够发挥全部力量的场所,而且与金钱毫无关系。”如此,“家徽”不仅没能从他的骨子里被去除,而且一直处在这样一种阴影下,当用不同的计谋试图消除那种被蔑视的感觉,其实反而加重了被蔑视的体验感,“随着煎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久内迎来了春天。他想,这一切都是自己自作自受,所谓心灵上的痛苦超过赚钱的辛苦指的就是这种工作吧。”

雁金活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只不过他将其转化为对于发明的自觉行为,久内也处在自作自受的世界里,他则是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困境的制造者,而当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审视三个人以及更多人之间的关系之后,“愈发感到自己窝囊无能”的感觉根本没有改变,甚至变成了新的轮回,只是,在《家徽》之后,在《家徽续篇》之后,这个循环并没有走上终结,当雁金离开久内的家,离开那个富人居住区,小坛子成为他唯一信赖的东西,而沙丁鱼的自喻将他又推向了蔑视而努力,努力却再被蔑视的未来中。作者最后的附言是:“我计划将这部作品继续写下去,最后归纳成一部单行本。此次只作为第一部告一个段落。”

第一部告一段落,这是未完的结局,雁金会走向何方,久内会如何生活,都是未解的迷,而其实这个未知的世界没有多少悬念,因为所有的路都已被预设,甚至一直在发生着,就像家徽,“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只是一种轮流,而对于这一现实,有一个人却在俯视着,那就是横光利一笔下那个特殊的“我”。从一开始,我是和雁金在一起的故事人物,甚至雁金追逐着敦子的车辆,我就是目击者;之后,我去找善作,知道了敦子和雁金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故事的参与者;之后,我在银座看到了久内和初子在一起,于是我又变成了旁观者;后来我又读到了久内给我他写的稿子,在文章中他描写了自己的内心生活,一种私生活小说展现在我面前,我则成了阅读者,“在这篇小说里,若从雁金与久内聚餐那晚回去的描写中抽出一小部分就更精彩了,我决定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动,当然,文中雁金、敦子、久内及初子用的都是化名,为防止产生混乱,我自做主张打算把这些名字都换成真名。”之后,我又听说了雁金和研究所多多罗之间的关系,听说了雁金成功发明了新的酱油,还读到雁金那天晚上写的公开信的草稿,这一切也将我变成了听说者;只有也遇见了久内,也收到了雁金的论文……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称,既出现在小说中成为其中的人物,也通过不同的线索讲述着故事推动故事的发展,而在整个故事里,我其实也可以被抽去,而成为全知全能的人,但是在个人展示内心世界的时候,我又退了出去,成为无主观的存在,失去自己的判断——如此,“我”便是所谓的“第四人称”——在你我他组成的传统人称之外,第四人称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使得小说也脱离了传统,而这个复杂、多元的“我”是不是也在用另一种方式离开单一的现实,离开既定的命运,离开家徽的循环,而进入到一种未明的时代状态中?

春天的马车曲

编号:C41·2040130·0693
作者:(日)横光利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2001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56页

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作品集,内收《蝇》、《头与腹》、《太阳》、《宝贝儿》、《播种幸福》、《春天的马车曲》、《花园的思考》、《恶魔》等21篇中、短篇小说。横光利一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旗手,他率先在《太阳》、《蝇》、《头与腹》、《春天的马车曲》等中短篇小说中使用新的感觉和新的文体,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他一人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新感觉主义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横光利一就没有日本的新感觉主义。


《春天的马车曲》:刹那间,苍蝇飞了起来

此时此刻,我发现所谓我的存在与活的时候相比,倒是死的时候倒会成为有用的东西。
——《眼见的虱》

春而勃发,是生命的一个轮回,在被唤醒的季节和生命状态中,活着并不仅仅是可以遇见,可以看见,甚至并不意味着可以虚构,可以假想,存在和活着是那一篇《眼见的虱》,而死变成有用的东西却是另一篇的《一只活虱》,比喻和自拟,在文本之外,在虚构之外,或许接触到了生命之外那种模糊的存在,那种残酷的暧昧,而被感觉到的“一丝古典之美”仿佛成了这个社会“不断酝酿着怎样美好的转变”。

我的存活总之如一只小小的昆虫的状态,被风从这一处吹到另一处,没有归宿,没有安定,却也变成了“意想不到的惬意的避暑”,飘荡在这个无人认识的社会里,我的存在或许就是在纯自我的生物状态中,所以即使H的眼神中有那种正在寻找爱情的渴望,关于未来的社会和爱情,在我看来,似乎也只是被垂下的广告牌碰了脑袋,或者自己咬了自己的舌头。他人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构筑一种假象的活法,而作为生物存在的状态,我实际上不管是和H那些年轻人,不管是和女演员S,还是和死在O桥上的乞丐,都不一样,他们的活法和死法,似乎都在一种不被自我观察到的层面上,或者从来没有认识到自我的可能性,而我作为一只小小的昆虫,最先看见的是一个无用的存活,他们在我的外面,在“惬意的避暑”的外面,以假眼的方式回应生活。

但是站在旁观者的自我,又如何逃避得掉那扑面而来的死亡?我成为某大学的尸体管理员,面对着各种尸体,就是面对各种丧失了观察、丧失了自我的生命形体,他们被浸泡,被当成标本,甚至被解剖,而成为无用的生物,就像死在O桥上的乞丐,甚至不知道尸体所在地面属于哪一个区管辖,而对于尸体的最直接反应是,谁应该出面处理,谁应该富有责任。而我管理尸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激活尸体的意义,“一具尸体会充分养育那些围绕着团团转的未来医师的,它强过任何一种养分。不久之后,他们就将拯救世上的病人。”以及可以成为实验对象,研究起作为人存在和死去的一种标本。

“我开始练习把人看成是一条条的鳕鱼。”这是将我从一只小小的昆虫变成一个旁观存在的尸体管理员的转变,在这个转变里,我寄生在尸体上而成为“一只活虱”,而当遇见与我分手的妻子辰子的时候,那种活虱的感觉越发不可改变,一个偶遇的女人,一个生病的女人,甚至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是活着,却在社会的伦理道理之外死去。而在这种死去里,对于我来说,却远非对于一具尸体那样简单而直接,也远非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观察者那样独立,因为我曾经爱过,甚至现在也爱着她。相遇像是一次激活,但是并非是要将一切逝去的感情重新找回来,那只是H一样年轻人所虚构的现实,而我的矛盾就在如何在生与死,在灵魂与肉体,在旁观和进入中寻找一条“有用”的方法。

我是小小的昆虫,她是目光烁烁的长尾林鸮,我是尸体管理员,她是回旋在三个男人中间的妓女,我是爱着他的男人,她是必须要从我的生命中消失的妻子……在两种状态,两种生活,两种存在里,矛盾和痛苦或者就是既不能成为他者,也无法成为自己,所以我甘愿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简单的存在着,以实验的方式回应着自己的生和死,回应着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回应着自己的旁观和参与:“实验是这样设计的:当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时,让辰子在隔壁的房间里接客。我要将那时我的精神在我的肉体中产生怎样的变化——如实地报告给博士。”那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的砒霜似乎是实验的必要手段,“当它不见了的时候,那就是咱俩中有一个人已经把它吃掉了,你明白吗?”我和辰子似乎在接受一种非此即彼的命令,一种自由选择的”有用“——不论是我的存在和赴死,还是辰子的肉体和用途,其实都构成了另一个必要的实验,那就是必须有人消失,必须有人被称为别人的观察物。

横光利一:在感觉的世界里体验刹那

必须其实是一种模糊的选择,是我想杀死她,还是想叫她杀死我?一包砒霜似乎只有一种可能的结局,但是在这非此即彼的存在中,我陷入的是一种社会化的评判体系,或者说我就已经成为无用的一环,辰子在离开时说的那句话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叫做厌世的沉重的奢侈品与那轻快的喜悦进行交换呢?”也就是说,生与死,灵魂与肉体,自我和他人,并非是对立的,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而可能是一种交换,厌世也罢,喜悦也好,昆虫也罢,林鹗也好,是不是都是一种活着的存在,甚至尸体作为生物世界的一部分,也在某种感觉意义上达到了它自身的意义。所以在那种交换的思想下,我扔掉了砒霜,成为一个平和的人,“就如同一条仰慕苍穹的鲤鱼,即使在浮到水面上的一瞬间也要看一眼光明。”治愈我们的不是生存的方式,而是活着的意义,而在这交换之中,当辰子最后最后以离开的方式留下一种“古典之美”的时候,或许是有用的死亡变成了真正的存在意义。

“是的,因为我已经不是纯洁的了。趁你还没有讨厌我时,必须得走了。”辰子离开是说,而站在对面的我呢,是真正的讨厌,还是真正的依恋?灵与肉,生与死在一种痛苦挣扎之后,辰子用交换的心态唤醒了其中的爱,可是必然是要离开,因为无论从道德评判还是社会舆论,都会逼迫一种污秽侵染一个人的身体,无从逃避,而我从小小的昆虫,从一名尸体管理员,从爱着堕落妻子的丈夫,却在一具尸体、一包砒霜、一部小说中重新又站在了旁观者、批判者,甚至屠杀者的角色,而在这样的转变中,面对辰子的离开,面对各种评论,我或者已经像一个死去而无用的人,“我因为自己的脸与曾经从福尔马林池水里浮上的那个死人面容相似而成了被博士所认同的男人。”所以那种拯救,那种自我,无非是要杀死固有的感觉,杀死不变的命运:“我必须丢弃我自己。我不能认同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像一发子弹,必须射杀掉那只使我如此虚弱无力的‘一只活虱’。”

活虱而死,旁观而死,自我而死,却可以在死亡的形式中找到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微笑》里当栖方完成“杀人光线”这项新式武器之后死去时那种飘荡着的冷笑:“看,把视线从扇页上离开的那一瞬间,就知道它是转动的了。我也立刻就要飞出来了。看!”是《时间》里十二个人在背叛和不忠交杂的最后逃亡中看见的希望:”我把‘罗汉们’传过来的宛如月光落下的水滴不断滴人病人口中。”是《静静的罗列》中Q川和S川在此消彼长的统治和被统治中最后迎来的改变:“于是,无声的陨石不分昼夜地带着新的生命,再次不断地降落在裸露的三角洲上。”但是不管是转动的飞翔,还是逃亡的希望、战斗后的新生,是不是真的在感觉里抵达了另一种生命形态,真的看见了有用的死亡?

《花园的思考》里,那个妻子因为患病正在向死亡靠近,无可逃避的死亡,必须逝去的生命,在丈夫“他”看来,是不是意味着悲痛,意味着生离死别?那种感觉在何处?“对这两人来说,时间早已不是爱情的伸缩,而只是使二人眼与跟之间或明或暗的太阳光线变化的清楚体现,是静谧的真空般的虚无。”当爱情不再,时间变成一种虚无,是泰然还是无奈?是应该“把这无数的痛苦和悲哀都看成是假的”?而他对妻子的劝慰是:“我也很快就死。我不想这样疲疲沓沓地活下去。像你这样走在别人前面倒不错。”走在前面的死亡,留在后面的存在,前后构筑的矛盾和痛苦,也只有那存在着能够感受到,这又是一个关于时间制造的悖论,虚无其实并不存在,而当人在存在的意义上命名一种虚无的时候,很可能只是一种虚假,所以那些渔场的鱼,或者花园的花,也像被虚构的种种存在,装点了痛苦弥漫的现实,“只要她在花园里,她的痛苦就会继续,而且肯定比鱼吐烟雾的时间要长。”

人死的感觉如何颠覆?如何在生命寂然中达到一种有用的状态,无论是劝慰,还是给她喜欢的东西,无论是陪伴,还是抱着她,或者都是作为一种旁观的无奈,都是作为一种痛苦的妥协,而在妻子真正抵达死亡的时候,肉体的消亡或者并不是呈现其残酷的一面,是在感觉的重新命名中有了那一丝古典的美,“他望着眼前显现出来的死的美,恍惚地呆立着。没过多久,他像一片飘浮的纸,步履蹒跚地向下面的花园走去。”这就是死,这就是美,这就是感觉,这就是新生。而在《春天的马车曲》里,同样是患了肺病的妻子,同样是劝慰和陪伴的丈夫,却在一种忘记死的状态中得到存在的意义。那新鲜的鸟的内脏,那朗诵的圣经,那可以给对方的所有爱,都毫无保留地成为死亡道路上的存在。而这种存在里的美,以一种叫做“栅栏里的理论”而被维系,全身的兴奋,是要破坏那种即刻降临的命运,是要改变无法更改的现实,但是肉体并不仅仅只是维系在“栅栏里”,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束缚,“他的理论却又系在她的栅栏上转圈,以致于她在栅栏里制造的病态理论的锋芒,每天加速地破坏她自身的肺组织。”

当她的左肺甚至不存在了,像婚姻里的两个人,像被栅栏维系的生命,都滑向了一种虚无,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妻子只一句“呀!真美啊!”又将生命推回到微笑的世界里,“这花乘着马车,沿着海岸边,最先把春天播撒到人间来了。”无非是一种感觉,无非是将春天当成了一种“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无非是“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的触发物”,无非是一种超越事物表面的创造,所以,在这样的触发中,在这样的创造里,“妻子从他手中接过花束,双手把花紧抱在胸前。然后,她将那苍白的脸,埋在明丽的花束中,如痴似醉地闭上了眼睛。”

“春天的马车曲”唤醒了生命的另一种感觉,抵达了命运的有用死亡,以花的方式超越客观世界,以美的感觉装点生命意义。此一种感觉,是从生过渡到死的创造和超越,而在命运里,却还有另一种感觉,是从死到生的复仇。《太阳》从一开始就设置了太阳与月亮的矛盾,不弥国的公主卑弥呼和卑狗长兄似乎就活在两种不同的世界里,太阳和月光,几乎是颠覆式地存在于他们之间。卑狗独自期盼月亮,而美艳的公主卑弥呼身上的粉红色衣服,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她仿佛就如太阳的吸引,将另外男人的欲望烤焦。

长兄卑狗成为她的丈夫,而迷途的旅人长罗在误入不弥国之后,却也被卑弥呼的美貌吸引,从而在回到自己的奴国之后对不弥国发动了进攻,杀死国王和王后,杀死了长兄卑狗,俘虏了卑弥呼,但是在这场暴力的背后,却也是奴国宿祢被长罗杀死,而宿祢的儿子诃和郎又背负了为父亲复仇的使命。当卑弥呼被抓到奴国,迎接她的不是另一场暴力的婚姻,而是她的美貌被奴国国王吸引,最后长罗又杀死了父王,而卑弥呼被诃和郎掳走,共同的复仇计划又让他们结为夫妻。但是在流落至耶马台国的时候,诃和郎又被该国的国王反耶的弟弟反绘杀死。对于卑弥呼来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祸害,她的第一任丈夫卑狗、第二任丈夫诃和郎均被杀死,“几天之内,第一个丈夫被刺死,第二个丈夫遭到箭射,她悲痛至极。”而在两任丈夫被杀死之后,她又要面对反耶和反绘的兄弟仇杀,而在这连续的仇杀里,卑弥呼一直是无可逃避的因,种种的死亡都因她而起,但是这种连环的死亡却更有男权之间的争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卑弥呼只是一个牺牲品,而在情杀和仇杀之中,为什么最后死去的却都是男人?

就像卑狗一样,男人实际上是月亮的化身物,而卑弥呼却成为太阳的象征,怒火、力量和引诱,都变成了她“对于暴虐的男性握有地上特权的反叛和怨恨”,所以在悲剧降临的时候,在她哭泣的时候,内心燃烧着的是不灭的怒火:“啊!天父碰到了我的手。我将升到广大的天空。啊,大地之主看看我吧。我将在你上面如同太阳那样闪耀,光芒万丈。”她变成了太阳,毁灭月亮的太阳,不仅卑狗、国王、诃和郎、反耶、反绘,以及长罗被杀死,而且不弥国被毁灭,奴国被毁灭,耶马台国被毁灭,而在这男权不断被毁灭的悲剧面前,她反而变成了另一种统治:“不久之后她就能统治不弥国、奴国和耶马台国三国了。到那时,她还可以用这三股力量把长期相互攻击的各国暴虐的国王踩在脚底下。”

一种暴虐的死,一种权力的死,在卑弥呼面前,却变成了另一种生,变成了有用的东西,变成了对死亡真正的超越,变成了对悲剧的颠覆,而这种超越和颠覆,就是复活了主观认识“物体自身的客体的活动能力”,复活了“跃入物体自身主观的直感”,也只有在这生与死之间,才能感受到被剥去自然表象后探入内心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美,一种有用,甚至是一种将客体主观化的触发物,无不实现着“有用”的价值,无不从“眼见的虱”变成一只“活虱”——活虱就是那一只“从车篷飞到车夫那耷拉下来的斑白的脑袋上,然后再落在濡湿了的马上,去舐那上面的汗水”的苍蝇,它不关心马车什么时候出发,不关心那个农妇的儿子是不是快要断气了,不关心姑娘和小伙子是不是会说出“再跑呗”那句话,不关心母亲和男孩对于“马,马”的叙述,也不关心乡村绅士是否给儿子买了西瓜才能两全其美,当然更不关心当马车从悬崖上跌落至河滩,只剩下“一堆重叠着的人、马和板片”,生和死是另一个世界的叙述,它只在自己的感觉里“变成有用的东西”:“但是此刻大眼蝇使劲展开它那双经过休息完全恢复神气的翅膀,独自优闲自在地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

是的,“刹那间,苍蝇飞了起来。”刹那间,一只活虱被射杀;刹那间,病人死在花丛中;刹那间,男人们倒在女人的美色里,也是再刹那间,发现了“春天的马车曲”里的美——刹那的感觉里,“我必须丢弃我自己。我不能认同我自己。”

白银时代

  编号:C28·2040130·0692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08页

“时代三部曲”之一。这是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回忆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是反乌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白银时代》:向死而生的时代寓言

这是一本永远带着运动特性的小说,从横向空间来看,对它的阅读横跨浙江、福建两省,途径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州等地,又原路折回,南来北往,辗转浙闽,对于208页的这本小说来说,够得上长途奔袭。但是对于空间距离来说,永远是阅读者的体验,书页只是粗糙的纸张的组合,文字错落,甚至有一点标点排版的细微差错,却并无任何因距离而产生的损失。但是一本小说的运动,在空间之外,还有时间。而这才是最关键的,是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时代,历史创造了一个时代。

我必须坦白,这是一本存放在书橱里长达七年的书,2004年的那个冬天,10.00元的单价让王小波符号进入我的视野,但都是一些虚拟的阅读,买了视作是自己拥有了,所以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以为“白银时代”未曾远去,它就在狭小的书房间里,那年,王小波逝世已经七年了,都是七年,这是一个巧合,七和七之间是多么不同,一个是死亡的时间,一个是诞生的时间,这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就像在《未来世界》里所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而“我的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这是一个王小波式的时间循环,所以我会被认为是另一个“舅舅”。在七年之后,我也把《白银时代》当成是新的文本——像从来没有存放于我的书橱过。我现在在动车的车厢里打开,看到《白银时代》的第一句话: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

谜语出现了:世界是银子的,前面的定语是:将来。这是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寓言,关于银子,关于银色,关于白银。两个舅舅,一个是患上心脏病的小说家,那是2020年;一个是没有执照的画家,那是2015年。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舅舅们并没有在未来世界里寻找到他们想要的生活,反而在世界的荒诞中遗失了自己最原始的身份。“我的舅舅是个作家,但是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有发表。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我舅舅是个无照画家,和比人不同的是,他总是忙些正事。“一个是心脏病患者,一个是外斜视,身体的疾病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里,丧失了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荒诞的现实中他们甚至只能依靠肉体的错误来拯救自己身份的缺失。但其实,这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写未来就是为了寻找历史,未来和历史都可以远离现实,远离现在,在一种虚拟的世界中猜谜。

于是有了历史法,其中规定了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无矛盾解释”。而对于史料,则是:1,文献;2,考古学的发现;3,历史学家的陈述。所以对于这一规定,“你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只要弄张历史学家的执照就行了。”另外,还有一部小说法,其中规定,“小说必须纯出于虚构,不得与历史事实有任何重合之处”。历史和小说,我和舅舅,于是有了某种乌托邦的味道,有了某种离合的快感,因为对于虚构来说,“历史是一种护身符。”

在护身的历史中逃离,或许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但并不是全部,那个有关将来是银子世界的谜语,才是解开小说的至关重要的钥匙。什么是银色世界,从金属物质的理解来看,银的原子核是既不聚变也不裂变的,所以很契合王小波所说的未来世界,但其实这和金属没有关系,它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历史分期方法,和元素周期表或金属材料的报价单一样,分成金、银、铜、铁四个时代,神创造了四代或五代人类,然后又不满意,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销毁,这里面有个不幸的规律,即人的品质与冶金技术的发展成反比,不过最后一代人类并没有被销毁,他们反而销毁了众神。王小波说:希腊神话里说,白银时代的人蒙神的恩宠,终生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境都像儿童。死掉之后,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白银时代有着欢愉和痛苦,有着光明和黑暗,也有着神性和人性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样一个过渡时代,既没有直露错误,也没有影射错误,一切安好,那么走进历史实际上就是走进未来,走进一个充满诱惑、人人向往的白银时代,但这是一种陷阱,对于未来世界来说,其实是取消身份的历史,是充满寓意的历史,在这个非现在的时代,一切的美好都很恶毒,“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

我被取消了身分,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分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的钱财帐也两清了——这笔帐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

在一个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名字的未来世界,只有代号,只有F或者M,或者,舅舅也只是一个符号,不管是写小说的大舅舅,还是画画的小舅舅,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却一无所获,他们只在性爱中获得最起码的自我认同和尊重,在历史和未来的双中矛盾中,生活呈现出乌托邦的虚无和反乌托邦的痛苦,也就是说,未来并不是解脱的地方,甚至更为荒诞,更为无奈,“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历史和人都会犯映射、直露的错误,也都会丧失最起码的身份认同,所以在“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的谜语面前,只有更深的痛苦和无奈:“此时,我已是鲜血淋漓,在剧痛中颤抖着。只有最残酷的痛苦才能是我离开埃及的沙漠,回到这白银世界里来。”

其实,对于未来的白银时代,我并不解其意,我就像是一个符号,在文本的游戏中穿梭,但是直到掩卷的时候,我才发现读懂这208页也绝不是容易的事,现实没有穿越,只有存在,七年是一个历史的短暂时刻,来了又去了,小说继续着小说,历史继续着历史,在一段动荡的铁轨上讲述向死而生的故事:

假如这个故事有寓意的话,它应该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

黄金时代

编号:C28·2040130·0691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定价:7.00元
页数:375页

王小波在1982年开始写作、经历十年,《时代三部曲》之一。 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里,那个叫“王二”的人是一个青年的象征,总是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中,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他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王二是一个活得下去的无知者,“我记得那些日子里……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王二明白:“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王小波以梦为马,自由驰骋在男人与女人的梦中。《黄金时代》呈现了种种观点差别。


《黄金时代》:我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

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革命时期的爱情》

不动声色地开始阅读,读到一个地方,便感觉不对,好像早就已经读过了这本书,625页的《青铜时代》,里面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都似曾相识,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确定:我的确已经读过了,而且认认真真地读过了。读过是一种过去时,发生了的过去时,为什么在现在时的阅读状态里,会形成一种暂时性遗忘?是记忆会出现了偏差——因为在把《青铜时代》当成未读书目的时候,却把《黄金时代》标记了未读。遗忘之后是找回记忆,找回记忆之后是重新调整,把《青铜时代》放进了书柜,开始阅读《黄金时代》——过去时还留在过去的记忆中,现在时一定要进入现在的状态。

小小的插曲,从过去调整到现在时态,一切看起来变得正常,疑惑的是,“时代三部曲”为什么会首先看《青铜时代》,然后是《白银时代》,最后才是《黄金时代》?是不是一种逆反?三个时代或许并没有真正的序列,是作为读者自我的设定罢了,而当从遗忘中把时间纠正了过来,仿佛一部小说真正开始了叙述,但是叙述在无形之中,像时间一样不动声色地发生了转变:为什么“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第一人称是“我”:“小的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是色盲。”或者,“前几年,夏天我们到欧洲去玩。当时我是个学生,乘着放暑假出来玩,和我一道去的还有我老婆,她也是个学生。”也或者,“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既不是画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做豆的工人,而是一个工程师。”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前几年,甚至“已经四十岁”,都是把“我”置于现在的状态中,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之于我,才不会越过边界,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

但是,小说第一句却一下子把世界拉向了一种客观的存在,“王二年轻时在北京一家豆腐厂里当过工人。”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甚至到了1993年夏天,这个已经是现在的时间里,那个四十二岁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的人还是叫王二。王二是王二,不是王一,也不是王三,所以在王二被命名开始进入叙事展开情节的时候,王二是一个人,他活着的意义和其他第三人称的人一样,是被叙述的,但是在还没有真正展开情节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干涉了王二的存在方式:“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作‘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和其他王二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毛发很重的人。”王二是王二,王二不是王二,因为很多人都叫做王二,而作者在不是王二的时候,没有插过队,身材结实,毛发很重——作者是作者,而作者就是“我”?

把王二称作是同名兄弟,其实是“王二们”的存在,当然不是作者,也不是我,但是那个叫王小波的作者为什么要把同名兄弟都叫做“王二”,有时也把自己叫做王二?《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的第一句是:“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似水流年”的第一句是“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而在“三十而立”里,第一句是“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一方面把王二从作者的世界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又把我叫做王二,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在我和他之间,叙事的主体和角度发生了改变,过去和现在交汇在一起,很多人和一个人混杂在一起,于是,在符号的解构和建构中,小说进入到了关于虚拟和真实的世界里:在真实的世界里,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小时候我跑到学校的操场上,看到了一片紫色的天空”,当胳膊被划破,比必须要“我”出场,“这是因为第三人称含有虚拟的成分,而我臂上至今留有一道伤疤。”一条疤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因为一条疤代表着疼痛,代表着伤害,代表着真切的感受,“讲到了划破了胳臂,虚拟就结束了。”

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王二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都在一种被叙述的层面上,都具有同名兄弟的虚拟性,也都没有那条疤的真切感受,只有返回到第一人称,才是真实的,才是现在时的,才是面对自己的,所以在虚拟结束之后,我才进入到真实世界,正是因为虚拟和真实之间存在的隔阂关系,王小波才会在这样的文本叙述中才能找到一种混杂的并置,“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在隔阂和并置中,才会有一种脱离而进入、客观而主观、规范而叛逆、无性而有性、阴和阳的体验刺激,才会在牵强附会、最不可信以及处处受阻中拥有性爱的快感,“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就像“革命时期的爱情”,革命和爱情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三人称的牺牲品和第一人称的体验者,在分离和交融中,在取消主体和恢复主体中“自发地做一件事”。

革命时期里有作为厂长的老鲁,有“帮教”者的X海鹰,有帮助会,有强化治安运动,它们构成了第三人称“王二”的存在维度,“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明其妙的就会成了牺牲品。”革命时期所有人都可能成为王二,他们都是“王二们”,所以对于我来说,“在革命时期里,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已是一只猪,来换取安宁。”这看起来是某种逃避,但是在从第三人称转换成第一人称时,我想要的安宁变成了另一种革命:我会用父亲五八年的宣传材料擦屁股,我会在X海鹰对我进行教育时磨屁股,我会在作画、写程序中成为一个诗人,我会喜欢马尔克斯小说中创造的句式,“我喜欢的是他创造的句式,比方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简直妙到极处。仿此我们有:革命时期的发明,革命时期的爱情,等等。”从第三人称的王二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的过程中,最真切地体验是,“我常常梦到X海鹰,把她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先亲吻,爱抚,然后剥光她的衣服,强奸她。”

吊在树上,亲吻之后是爱抚,爱抚之后是强奸,这是爱情还是暴力?或者说,当爱情变成爱欲,当爱欲变成性欲,当性欲变成暴力,“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完全变成了“爱情意义上的革命”,革命的政治性、思想性、运动性完全被解构了,它在一种反政治、反思想和反运动中变成了另一种暴力,而对于我来说,“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货真价实才是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真正意义,这种从革命到暴力的转变,从虚拟到真切的改写,既是对所谓革命的一种悖逆,也是对革命的顺从,而这便成为了奇异的辩证法,“有一句古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了革命时期,就是X海鹰治人,王二治于人。X海鹰中正彩,王二中负彩。她能弄懂革命不革命,还能弄懂唯物辩证法,而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不是虚构,因为站在X海鹰面前的只有一个我,不是想像,因为在这种对革命的消解和悖逆的过程中,它已经变成了行动,甚至用最极端的死亡方式体验暴力的快感,“我在X海鹰家里,双手擒住X海鹰的手腕,一股杀气已经布满了全身,就是殴打毡巴,电死,蹲在投石机背后瞄准别人胸口时感到的那种杀气。”最后作为我,在这样的行动中成为了一个具有完整性体验的男人:“它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使我勃起,头发也立了起来。”当X海鹰终于从“帮教”房间里出来,当她脱去了鲜红色针织内裤,当她赤条条地躺在棕绷大床上的时候,我的革命也就完成了,而从革命开始,到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它不是一种逻辑,在反逻辑意义上它甚至具有了普遍性,“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暴力快感、革命激情和性爱欲望,在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变中获得了真切的感受,而在《黄金时代》里,这种悖逆式的解构更成为一种在人性意义上的“不无辜”。“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已经结了婚的陈清扬找我要证明她不是别人口中的破鞋,这个要讨论的事情有两点疑问:一是陈清扬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是破鞋,二是她为什么找我证明?这两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从让大家信服变成了让自己信服,因为关涉到的陈清扬和我都无法完成证明,甚至于证明本身就是从无辜走向不无辜:无辜意味着要符合大众的评判标准,意味着人是合理合法合规地生活着,或者说,“无辜”本身就是一个讨好别人的态度,而推翻“无辜”的观念,走向一种“不无辜”,就是走向自我,走向本性,走向自由。

陈清扬来找我,是因为大家都说她是破鞋,破鞋意味着结过婚的女人偷过汉,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既不是权威,也不是领导,在不知道陈清扬私生活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无辜也变成了伪命题,而我提出的证明方式则直接指向了身体叙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大家设想的破鞋指向陈清扬的道德问题,而道德所直接反映的便是作风,便是和身体有关的行为,所以我以身体叙事回击别人的身体误读,也正是从虚构的身体回到真实的身体,无辜也便成为了对于不无辜的证明——用返回人性的不无辜推翻别人口中的无辜,解构就开始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这种否定式的肯定,或者肯定式的否定就是在本能意义上的消解,所以我对于不无辜的证明方法便是:陈清扬是处女;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一方面是这两点在别人那里都是难以证明的私事,所以不再是无辜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些私事又和我与陈清扬两个人有关,所以揭开了不无辜的生活:我在21岁生日那天在放牛的荒僻地方有了一次雄浑有力的勃起;我开始关于自己的欲望,想爱想吃想在一瞬间变成半明半暗的云成为了我的真实想法;甚至我想和陈清扬性交,想研究她的身体结构——走向真实身体,走向私有生活,走向本能欲望,这种不无辜便是让我们进入到了“黄金时代”:“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听了这话,我笑起来。”在山上的小屋里,我和陈清扬好上了,我的小和尚开始直挺起来,陈清扬脱光了衣服乳房坚挺,在不无辜的生活里,我们走向了那个时代的反面,或者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便是真实,便是赤裸,便是面对面的身体,“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

但是两个人要证明自己的不无辜,显然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乌托邦,因为无辜依然充满了荒诞的力量,党代表、队长、人保组、团长,都拥有集体话语权,批斗、斗争差,都构成了对于私生活的剿灭方式,“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写交待材料,他还说,我搞破鞋群众很气愤,如果我不交待,就发动群众来对付我。”而我们只能以逃跑的方式来对抗,而最后的胜利其实证明的无非是不无辜的可能意义,“但是谁也没权力打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即使之后和陈清扬分开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在两个人的黄金时代,不无辜成为维护自身的实践,成为真实的身体叙事,反倒变成了真正的证明。《黄金时代》之后是《三十而立》,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已经和二妞子结婚,已经在大学任教,“三十而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社会人?已经被纳入到了社会规范体系里?

其实依然是不无辜,依然是身体叙事的再展开——我邂逅了曾经交好过的小转铃,一种重逢揭开了身体的记忆,而记忆之中的那首诗就直接指向了身体的敏感部位:“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倒挂的性器官,性器官入诗,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人的颠覆。除了性意义上对于婚姻的颠覆,我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虚伪》,首先证明的是作者王二的不存在,“我那篇论文是这么开头的:假若笛卡尔是王二,他不会思辨。假若堂吉诃德是王二,他不会与风车搏斗。王二就算到了罗得岛,也不会跳跃。”这种不存在具有一种普遍性,“不但王二不存在,大多数的人也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大多数人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在虚伪的社会中不会写和阴茎相关的诗歌,而在虚伪的规则和不存在的“王二们”之外,我作为第一人称便成为了存在本身:“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存在本身是赤裸的身体,是倒挂的阴茎,是不无辜的生活,甚至是生命本身——在那个父母使用避孕套的夜晚,因为是旧货,后来破了,我便漏了出来,有了生命——从性生活本身开始,在一种社会性的束缚中漏出来,这种生命的诞生既回归到了欲望本身,也突破了规则,三十而立,立的就是和身体有关的真实欲望和存在本身。而在《似水流年》中,离婚和父母住在一起,又遇到了旧情人线条,而线条是李先生的妻子,这种关系又遭遇到了社会性的问题,但是正如不无辜一样,正如性器官倒挂一样,在“似水流年”中我的回忆变成了另一种身体叙事。回到那个年代,是李先生从香港赶回来贴大字报,最后被人蹿了一脚导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是贺先生无法忍受批斗从楼上跳下,死去时那个东西却直挺挺在那里——一种是和政治有关的受伤,却最后成了留在身体里的符号,一个是和政治有关的死亡,却最后变成欲望的不死,“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

打击和死亡,是那个时代在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常事,它们最后都回归到了和身体本身,所以对于我来说,和线条“似水流年”的生活,便也成了对于自我本能的一种展现,“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甚至暴力、死亡本身也是生命力的体现,“临刑前的示众场面,血迹斑斑酷烈无比的执行,白马银车的送葬行列,都能引起我的性冲动。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就是我从小盼望的事。”社会性的革命,时代性的暴力,最后变成了私有的、欲望层面和革命和暴力,即使似水流年,也不是矫饰,也是一种真实,“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的能量。”

死和活,政治和欲望,规则和生活,权力和身体,无辜和不无辜,都构成了一种对立,但是从云南插队时的陈清扬,到回忆中的小转铃,以及旧情人线条,在和女人的关系里,作为王二的我充分展现了性意识和性仪式,回到存在本身,创造黄金时代,这是一种对道德意义的颠覆,这是一种对荒诞时代的改写,这是对社会规则的涂抹,但是个体力量真的可以在不犯矫饰之罪中让阴茎挂下来,真的可以在不无辜中让生活具有最原始的冲动?《我的阴阳两界》似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患了阳痿——与其说我是身体上的阳痿,不如说我是政治上的阳痿,“阳痿根本就是一种思想病。换言之,上面的思想端正了,下面也会端正。”就像我干不正经事写小说,被退稿到党委办公室,退稿信里不是关于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建议对投稿人加强思想教育”,所以当阳痿成为一种社会症候,其实折射的是阴阳两界存在的对立。

“这叫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生活,它也有阴阳两界。在硬的时期我生活在灯光中,软了以后生活在阴影里。”光明和阴影割裂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一个是思想端正的,一个是道德低下的,一个是文明社会,一个是野蛮社会,就像李先生所拥有的汤恩比的历史哲学,其中说到,“人类的历史分作阴阳两个时期,阴时期的人类散居在世界各地,过着吃了就睡,睡足了再吃,浑浑噩噩的生活。后来人类又到一些河谷平原聚群居住,有了文明,一切烦恼就由此而起。”当文明意味着正常、规范、有思想,它必然造成另一个世界的阳痿。而我的医生却是女人小孙,在性接触开始的治疗中,身体却被激活了,“后来她把身体俯得更低了,这时我能感到她呼出的热气。等到事情完了,她在我身边躺下时说道:咱们俩同时达到了性高潮。”但是这却是一个悖论,或者说在阴的同时阳存在着,在硬的同时软存在着,我们达到了性高潮,然后是结婚,然后是分到了房子,然后我知道小孙是个女权主义者——在重新回到社会层面,回到正常、规范、有思想的世界之后,我的阳痿便成为一种过去式,但是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阳痿的开始?我开始参加学校会议,我开始成为中年骨干,我开始准备去美国进修,“院长对我说,咱们医院懂电子的人少了,你的病好了,就得多干点。”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又成为普遍主义的“王二们”,我又进入了第三人称的叙事中,但是在讥讽中,在戏谑中,“不免就要改变口吻”地成为我自己,在不无辜的证明中,在存在本身的黄金时代里,在阴茎倒挂的似水流年中,我就在反熵过程中回到了只属于自己的身体本身,“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已,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反熵过程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

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编号:C28·2040130·0690
作者:邓一光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
页数:238页

邓一光说,“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是因为主人公常常在地图上“看”着城市的变化,他收集了大量的城市信息,仿若生活在“城市”之中,实际上这种怀念是精神上的。改编为19集电视连续剧电视剧《城市下的星空》后,演绎了一对手足兄弟如何反目为仇的故事、三个男人共同爱着同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生死恋人如何飞蛾扑火的故事、一起两种文化多元生存演绎的故事和一群理智者如何心想事成的故事。

一个人的排行榜(上、下)

编号:C28·2040130·0689
作者:谢有顺(主编)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3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00元
页数:814页

谢有顺主编的“一个人的排行榜”,收录了1977到2002年17篇中国内地中篇小说。从反抗总体话语,走向个人——反抗现实制约,走向虚构——反抗形式崇拜,走向私语,到“对话时代的来临”,谢有顺认为叙事力量的显现,是小说全面解放的出路;展现个体与总体间的错位感,是小说获得丰富层次的手段。在中国,1977——2002年的文学中也始终存在狐狸与刺猬的争执,小说家们梦想成为刺猬,他们渴望求得一个坚固的阿基米德支点,由此可以撬起世界。寻求支点的努力轻易地演化为偏执的地图学热情;我们在哪儿?知识分子?人文理想?日常生活?边缘?民间?“下半身”?……

四十一炮

编号:C28·2031101·0684
作者:莫言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3年7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445页

看起来是小说的主人公在诉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但其实是小说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用诉说创造自己的少年时光,也是用写作挽留自己的少年时光。借小说中的主人公之口,再造少年岁月,与苍白的人生抗衡,与失败的奋斗抗衡,与流逝的时光抗衡,这是写作这个职业的惟一可以骄傲之处。 继《檀香刑》之后,莫言潜心创作两年,推出这部富有浪漫主义、传奇色彩以及现实意义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四十一炮》。

鲜花和

编号:C28·2031101·0682
作者:陈村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1年9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301页

《鲜花和》在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作长篇,它以随笔化的松散结构、自言自语般的说法,描写了一个中年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整部小说弱化了故事情节,强调评论的机智。而对于小说的主旨,陈村说,这部小说“不是讲爱情的发生的,是讲爱情的维护。”

九月寓言

编号:C28·2030701·0678
作者:张炜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5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375页

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殿军之作,它所描写的是一组发生在田野里的故事,具有极其浓厚的民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村落的寓言,一个爱情的寓言,一个时间的寓言。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1-5)

编号:C28·2030411·0673
作者:陈思和 主编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5.00元
页数:2757页

“世纪末”对文学来说似乎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在这套冠名为“逼近世纪末”的丛书中,我们对世纪末的理解仅仅为一个世纪的九十年代,难道九十年代就一定带有世纪末的征候?显然,陈思和的目的不是把世纪末仅仅限制在时间概念中,他希望在这些文本中能让读者看到启蒙,看到民间,看到知识分子。卷一为1990-1993年本,卷二为1994年本,卷三为1995年本,卷四为1996年本,卷五为1997年本。


《逼近世纪末小说选》:请叫他最后的艺术家

当我依赖小说这种形式想说点真话时,我便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想说真话的愿望有多强烈,我所受到文字干扰便有多大。
——王朔《动物凶猛》

时间总是以错乱的方式在记忆中显现:那时应该是1994年,根据王朔的《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杭州路演,坐在观众席上的我亲见了宁静、夏雨等主创人员,当然姜文并没有现身。这是一部刺激了我感官的电影,对于里面所传递出来的政治隐喻似乎并没有多少被解读出来。这便是1994年微弱的一点记忆,当过去了27多年,当《阳光灿烂的日子》都已经三刷的时候,重新进入电影的原始文本,对于《动物凶猛》却完全是陌生的,甚至连电影本身也在这种对小说的阅读中模糊了——就像王朔在小说中写道的:“我悲哀地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

从真实到虚构,“技术”似乎是一座桥梁,在王朔的文本中,“技术”又指什么?似乎指向了记忆本身,“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作故乡。”尽管故乡是一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是在技术化的处理中,它呈现的是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的功用,而想象式书写无疑具有这样的功用:我的记忆中有一个叫“米兰”的姑娘,当我用“万能钥匙”打开了那间少女的闺房,里面的世界完全构成了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的虚构致敬,“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于是我成了她的弟弟,和她同居一室,保持着亲密无间的纯洁关系;当然在青春期的萌动和懵懂中,除了对“米兰”进行虚构之外,我也对这个世界进行了虚构,“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帝国主义被摧毁,战争英雄将诞生;破坏欲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青春之歌》、《苦菜花》之中涉及性爱描写的张页被翻得格外旧。

米兰、闺房、世界大战、战争英雄,以及发白的性爱描写,这是青春期荷尔蒙下的书写,但是这一切都在记忆这一“技术”的世界里完成,所以当走出那扇门,无法还原真实便成为“动物凶猛”式的自囚,“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小说《动物凶猛》,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也都被关在那里欣赏时才是安全的,而当在27年之后再次返回“技术”的虚构世界,错乱的时间里已经安放不下很多东西,甚至曾经有些狂热地拥抱的“世纪末”也变成了一个苍白的词汇——跨过了如杨克所形容“短暂的进入/那美妙的一瞬啊”的世纪之交,进入了全新的21世纪,甚至一〇年代都拉上了帷幕,在疫情肆虐而看不到希望的2021年,回到世纪末并“逼近世纪末”,是不是连记忆本身都无法还原真实?

五大本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是从某个被灰尘覆盖的角落里重新找出来的,它们平整,它们静止,它们沉默,它们早就消解了那仿佛即刻发生却又手足无措的“逼近感”,是不是如主编陈思和在第一册“序言”中所说的那种状态:“一旦时代跨越了这道门,极大值又会回复到极小值”?但是很显然,1995年在黑水斋写下序言的时候,陈思和是和当时很多作家那样处在“逼近”的位置上,一个问题是:为什么90年代会有“世纪末”的情绪以及情怀?所谓的逼近是不是只是对于时间的一种人为虚构?以及那道世纪末的门是不是也如王朔所说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设置?显然,那篇序言是陈思和对于中国小说未来可期的某种预言,他认为,长期以来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只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都成了时间上相交替的符号,成为当代文学教科书编写的捷径。”所以他自设的问题是:“世纪末中国小说的多种可能性是否存在?”

这个问题也是他编选这套小说选集的原因,他乐观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世纪末小说具有的多元性特点打破了现代小说自身的城市化,使得小说的生命力在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无数次魔方式的演变中经受住了考验”,即使小说未来的前景变得有些暧昧,文学的可能性依然成为了文学与人生关系的一种象征,小说集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小说本身的作用”。无疑,他认为世纪末小说的可能性带来的多元性意义是小说以及文学立足于自身发展而做出合理的评估。但是他赋予了世纪末小说在时间意义上新的可能,“世纪回眸的悲怆和当下况景的沮丧所构成的尖锐冲突把人的精神无情地逼向一座绝壁,随之而起的是轰然爆发如焰火绽开,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精神现象”,或者绝望颓败,或者脱胎换骨,或者百无聊赖,或者发现生存智慧,最终对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依然一往无前地探寻新的安身立命原则”。这种寻找在“大文化前提”的层面来说,表现的是“极端个人化的多元并存”,是对文学研究者沾沾自喜的思潮、流派、风格之类概念的解构,所以以“逼近”的方式,世纪末小说创作就是一个“永远存在于过程”的状态,自身永远无法明确界定自己,也没有终极的理论界定,甚至当跨过而来那道门,极大值又会回复到极小值,但所有这一切构成的是“时代总体精神现象”。

世纪末小说打破了程式化,世纪末文学具有迫近感,世纪末文学创作表现个体性和多元性,这就是站在1995年的陈思和面对世纪末的逼近对文学以及小说做出的判断,由此他认为,“对编选历史性或者时下性的某些文本来说,根本的意义似乎在于使自己获得再造一次生命的机会,从而也是对自己曾经消失了的生命的再一次挽留。”这是一个逝去和诞生、去蔽和解蔽的时期,而以“小说选”的方式对文本进行关照和审视,无疑也是一种标本化的尝试,所以对于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元故事”写法的赞誉,无疑就是一次佐证:在“1994年卷”中,陈思和如此评价:“真正揭开九十年代小说序幕的,我认为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于1990年底的《收获》杂志上,在当时一片荒芜的文坛上突然树立起一个新的航标。”

揭开90年代小说序幕的《叔叔的故事》到底具有怎样的航标意义?“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小说开篇就说到,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一部分则来自于传闻和他本人的叙述,另一部分来自“我亲眼目睹”,这两部分都是作为文本而存在的,所以,“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这无疑是一种技术手法,王安忆也做好了无法还原真实的准备,但重点不再这里,选择如此技术化,就在于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充满主观色彩的故事”,从而一反以往客观写实的特长,“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好讲。”这是讲故事的悖论,这是技术书写的“反噬寓言”,而“叔叔”之存在,在真实和虚构中就是一个悖论和反噬的存在,就像叔叔的那句警句:“”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首先由叔叔来“书写”的故事,在描写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小说中,叔叔用一头小驴子的第一人称表达了从个体农民到公社社员成长的过程,第一人称的小驴子具有了充分的自觉性。但是叔叔自身的经历却在悖论和反噬中逐渐被涂抹了:一个右派青年死了,一个关于“流氓的问题解决了”,于是他新生了——当文革结束,叔叔开始了新的生活,但是这种新的生活更像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原先小说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叔叔可在小说的世界里满足他心情上的某种需要;如今现实则变成虚拟的世界,为小说的现实提供依据和准备。”离婚以及发现孩子“要杀他”都在他新生之后发生了,于是,“叔叔的故事的结尾是:叔叔再不会快乐了!”而我讲完这个故事,也就意味着再也不会讲快乐的故事——从快乐到不快乐,从死亡到新生,是时间的两种行进方式,它们构成了完全逆反的命运,那么,这个关于故事的故事,这个纯粹技术性的处理,是不是在悖论和反噬中反而变得真实?

“叔叔的悲惨遭遇,人性受到的压抑,以至屈辱、丑陋的阴暗心理,都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但后来时代变了,他终于苦尽甘来,成了一名知名作家,可是在这个光辉的年代里 ,又出现了腐烂的东西,后来他的儿子出现了,他从儿子身上看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丑陋一点也没有消失掉。”陈思和在小说之后做了这样的点评,从小驴子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到叔叔新生的故事,到我充满主观色彩讲述的故事,故事在技术上形成了嵌套结构,但是嵌套并没有形成相异性,虚构和真实也没有走上隔阂之路,它以返回的方式关照了时代、社会、人性,甚至意识形态上的痛苦历程。这样一种在时代中体会反噬之痛苦的还有陈染的《无处告别》,还有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还有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陈染小说中的黛二作为一个女性,被困于闭经、阴道痉挛、经前期紧张、性感缺乏等女性压力症中,看起来都是和肉体有关的体验,但是这种肉体正是女性“无处告别”的象征,麦三和丈夫墨非“像秋天里金黄的麦浪起伏跌宕”的做爱、缪一与“谁谁的儿子”同居选择,以及黛二的出国、结婚,都是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而问题之症结在于“这一代人”无法自我突围,和母亲争吵时,母亲骂她:“中国的未来要全是你这种人接班那就完蛋了。”而黛二的反唇相讥是:“中国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才有希望。”

观点的争锋,却没有换来实践意义上的胜利或失败,回国式的回归在象征意义上代表着一种茫然,而最后在气功大师前“把自己封闭了许多年的心灵交付出去”无疑是另一种囚禁,身体完全变得赤裸,“这种突然而来的全身心的投降与缴械之感立刻将她吞没……”反噬的悲剧在于告别于“无处告别”之处,“然而却永远无处告别;她知道自己在与世界告别的时候,世界其实才真正诞生。”《老旦是一棵树》中也是一种无处告别的告别,当老旦让儿子大旦娶了环环做他的女人,实际上也只是自己命运的延续,而环环和仇人赵镇的通奸,更是将这种无处告别推向了新的深渊,“大旦一连贴了二十七贴膏药,伤口终于长出了新肉,但被狗咬断的懒筋再也没长在一起。他成了瘸子。”而一棵树的成长需要的是粪堆里的养分,“老旦说你儿子一打开柜子箱子闻到的全是我老旦的气味。”宿命一般,是无法回到完全独立的个体层面的,黛二是女性集体受难者的代名词,老旦是男人权力阉割的代名词。而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灾民也成为了一个集体名词,甚至在一九四二这个宏大历史中被抹除了,“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想从时代的禁锢中冲出来,想以仪式的方式自我命名,但最后都是“叔叔的故事”,只是完全技术意义上的逃离和消失。但是在另一些文本里,它直接以虚构的方式解构现实本身,孙甘露的《忆秦娥》构筑了“双重虚构”的文本,就像亨利·詹姆斯的小说《阿斯彭手稿》和索尔·贝娄的《贡萨加诗稿》形成的是平行结构,它在另一个意义上是抄袭,但是,“庸人模仿,天才抄袭”,无疑“忆秦娥”之“忆”就是带向一种天才般与成人世界相去甚远的平行世界,旧时代完全成为了背景,“她像正午的沙漠灼热而又荒凉,彻底地袒露在哪儿,遥远而又切近,没有玄学的意味,却又使我执迷于此,正如别的事物,别的人之于其他的个人。”而残雪的《饲养毒蛇的小孩》则以寓言的形式描写了和现实格格不入的异相:拥有一张空洞洞的脸,声称自己生来就是捉蛇,能听懂小动物的声响,肚子里的花蛇就是自己养的,最后连父母都忘记了“砂原”这个名字到底来自于何处——这仿佛是真正的告别,告别出生,告别命名,告别人之存在规则。

“无处告别”的告别,是“1990-1993”这一卷所构筑的主题,这是陈思和《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的第一卷,将四年刊载的小说汇集在一卷之中,本身就具有某种“逼近”的整体性,而从1994年开始,选集完全按照“年度小说选”的方式推荐和编目,似乎又回到了以时间命名的结构中,而它所呈现的文本也趋向了单一化。在“1994”卷中,陈思和也对年度创作态势做出了总结,“我们在94年度的选集里有意偏重这一类作品,除个别的(如蒋子丹、叶曙明、王小波等)以外,大多数作家都比较年轻,被称作‘晚生代’或‘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这种时代式的命名就组成了“他们”,“他们的创作力多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不仅没有领教过以往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没有感受到知识分子广场的荣耀与辉煌,他们一开始就是以赤裸裸的个体生命来直面人生艺术的双重语境,但他们恰恰没有比那些以过来人身份出现在文化市场充当弄潮儿的作家更虚无更潇洒。”这里就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新”特点,一个是他们已经慢慢离开了意识形态的书写,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创作,另一个则是市场对文化的约束渐渐形成了气候,他们无法更虚无更潇洒地面对,但是这两种特性带来的是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的逐渐淡化、民间立场的不断强化——但实际上从选本中的小说来看,“他们”更为共同的一个特点是:在文本中抵御着现实的种种劫难。

蒋子丹的小说《桑烟为谁升起》就是关于萧芒“消失”的文本创作,“故事定然关于女人,同时定然关于爱情。”小说中描写萧芒不用婀娜多姿、千娇百媚的字眼,小说让萧芒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喜欢暮春,小说安排了萧芒的职业、爱情和婚姻,设计了她去西藏天葬台,而所有围绕萧芒的情节,目的只有一个:“萧芒最终都离开这里。”离开,便是消失,即使“我”最后希望她看到小说后主动和我联络,“我将一直等待她的消息,直到我自己的面容与岁月同样苍老。我不甘心她的命运永远没有结局。”所谓等待也只是自我预设的一个不断死去的循环——萧芒其实被囚禁在文本里,她的到来和离开是造物主的设计,而作者就是那个造物主,“上帝赐给献身生活的女人一杯蜜糖说,快去享受爱的甘甜,然后给献身理想的女人一杯苦酒说,快去做爱的苦役。”

北村的《最后的艺术家》更像是一个纯粹技术层面的寓言。艺术家叫杜林,和《反杜林论》里的杜林一样,其他的艺术家包括画家柴进、诗人谢安和经纪人王明——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命名背后是对历史、经典的消解,而“当年风云变幻的樟坂”就是一个所谓艺术家的乌托邦,在他们逃避的命运中,在他们对艺术的“捍卫”中,解放同时就是囚禁,“最后的艺术家”所透露出来的荒诞就是艺术之死的悲剧性时代主题:“我现在知道啥叫后现代了。杜林说,就是他娘的没意思,生不如死。”孩子叫“畜生”,瓶子里放着的是月经带和风干的大便,诗歌的题目叫《0》,而柴进死于那只“创作”了后现代艺术绘画的猪,最后杜林疯了,“杜林的故事到此结束,所以叫他最后的艺术家。”像是一个时代的荒诞挽歌,“最后的艺术家”或者也死于自我的命名。而鲁羊在《九三年的后半夜》中对和“世纪末”这个敏感词一样的“后半夜”做出了解释,“我说过,后半夜是怎样的时刻,后半夜是明日灾祸的发源地,而且我说后半夜本身就是灾祸,我说出了貌似判断的一种感觉,然而癸巳日的灾祸,马车撞崖或者最强烈的毁容幻觉,都发生于阳光充足的白天。”在后半夜的大柴垛顶部,是一个来自虚无、归于虚无的苏轼,作为一个行无定处的老游子,苏轼是和“白痴”联合起来被命名的,而他在后半夜所想要到达的是一个叫“故乡”的地方,但在世纪末根本没有故乡,“故乡”只是一个词,就像“苏轼”一样,完全不具备经典的意义——当最后经典被解构,小说创作也变成了“闭门造车”,而对当下的关注也成为了一种彻底的虚无,“苏轼在涌向未来的人群中已无立足之地,趁着后半夜的夜色,他独自返回大柴垛顶部(没有帮助,他是怎样爬上去的呢),从今以后的灾祸与幸福都成为遥远景象,他和他的寓言底座将焚毁于当下的感觉中,这话我说过么。”

柴进死了,杜林疯了,苏轼在“闭门造车”,这就是书写的“世纪末”病症,而到了年度的“1995”卷,陈思和用了一个明确的词形容当年的小说创作:平淡,在他看来,这种平淡折射出的是“文学的无名状态正在形成”,时代的大镜子所折射出的是“共名”状态,但是在镜子碎成碎片和粉末之后,这种共名变成了无名,对于小说创作的知识分子来说,他还是要直面人生直面时代,他也必须以“无名”之名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和心声。李锐的《无风之树》像是对时代批判的一次返回,关于“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出摧毁人性的闹剧,最后一段的六十三“呜哇哇哇哇……啊哇哇哇哇……呀哇哇哇……”便是时代的“无名”和“失声”。而朱文的《食指》以真实存在的诗人“食指”为原型,构筑了一次“秘密的诗歌旅行”,放置在他已经死去的一九八九之后的一九九四年,这场诗歌旅行本身具有的启蒙意义也完全变成了行为艺术,“现在是一九九四年,我仍然活得好好的。天啦,你不知道,对每个人而言,这都能算上是一个最大的奇迹。”邱邱华栋带着揶揄的方式对时代提出了批评,《环境戏剧人》中说:“我只放先锋戏剧,我是一个环境戏剧论者,我将我的戏拉出了舞台,彻底地改变了舞台与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静止关系。从而可以把戏剧放到社会的各种环境去演出。因为每天发生的各种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世界变成了一出戏剧,现实就是一幕环境,而每个人无非是上面的演员,生死都已经被写好了,“在这样可怕的城市里,如同回不到爱达荷一样,我们永远都不能卸妆,并准备再一次登场。”

1994年每个人都活得好好的,1995年不卸妆的我们“准备再一次登场”,而1996年到了,在陈思和所说的“艺术的真正诗意来自朴素的叙事和个人的民间立场”中,所谓的诗意在民间立场中是不是更具个体性?郭平在《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中构筑的就是一个1996年的异托邦,《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是一部来自外域的电影,方小虎对李艳说,宣传画没有把字写错吧,“库”字丢了个“衤”旁,而李艳说,是人名,又不是裤子,要什么“衤”旁——去除了衣字旁,就是远离了现实的诗意,小提琴、三幕戏剧以及爱情,能拯救没有“衤”旁的生活?“《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叙事曲》洞穿了方小虎,他以为自己的昂然之物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耷拉下来,但它并不理会他,似小提琴,骄傲地翘着。”翘着和欲望无关,它只是身体的一次行为艺术,或者是行为的一次“身体艺术”,于是许辉的《碑》中的悲剧意识和古典主义,李凡《临时诊所》的寓言结构和先锋语系,都变成了和身体有关的行为艺术,甚至变成了单一的身体叙事。

到了1997年,陈思和以两篇序言总结了这一年的文坛特点,他认为作家的立场变得复杂和多元,语言更具个人化,甚至预言1997年的文体变革将是“第二次实验浪潮的来临”,所以撸起袖子准备在理论上做出准备和呼应。但是,无论是严歌岑的《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对现实问题的批判,还是李洱《鬼子进村》中枋口村史怪事连篇的寓言结构,或者叶兆言在《王金发考》中对历史的考证,都没有呈现出陈思和所说“新的批判力度”,似乎“逼近”的动力在渐渐靠近那个“世纪末”确切的时间点中反而丧失殆尽。甚至,大门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关闭——从“1997卷”之后,陈思和再没有续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当1998、1999或者2000都成为了缺失,当“逼近”以中断的方式终结,“最后的艺术家”之后可能真的没有了艺术家,小说创作、文学书写、文本选编都回到了无处告别的告别——也许《王金发考》也是对于“逼近”命运作出了最后的寓言:“王金发毫不犹豫地革了别人的命,偏偏忘了革自己的命。”

到灯塔去

编号:C38·2030317·0667
作者:(英)弗吉尼亚·伍尔夫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0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90元
页数:221页

作为一个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观念与她的女性立场是息息相关的。基于广泛的阅读和对英国社会现状的考察,她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迫切解决的妇女问题,《到灯塔去》也是她对自己女性观的具体诠释。这篇小说出版于1927年,主人公拉姆齐夫妇是以伍尔夫自己的父母为原型塑造的。在小说中,她否定了以拉姆齐先生为代表的男性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同时又赞美拉姆齐夫人身上感性直觉的气质,很显然,《到灯塔去》更是一篇女性主义宣言。


《到灯塔去》:他将永远也达不到R

 

到灯塔去。但把什么送到灯塔去呢?死亡。孤独。对面墙上灰绿色的幽光。那些空着的座位。这就是构成人生的一些成分,然而,怎样才能把它们凑合成整体呢?
——《第三部 灯塔》

这一边的别墅,那一边的灯塔,他们之间隔着一片可以制造圣诞节大风暴危险的大海,隔着人去楼空甚至死亡的十年,隔着一幅包含所有色彩和线条的画,“到灯塔去”是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一种成长,却在充满危险和漫长的时间里,变成一个遥远甚至不可企及的目标,而正是将这被隔开的现实完全纳入其中,灯塔才最后变成一个整体,一个满足了凯姆死里逃生和冒险感觉的行动,一个在詹姆斯跃起而宣布“根本没有上帝”的真理,一个莉丽表现了某种意念内涵的作品,一个拉姆齐先生露出微笑对詹姆斯说出“干得好”的称赞。

隔着那么远,其实是隔着不能跨越的现实,“到灯塔去”像是一句宣言,也像是一个命令,它凝结着一种对于理想的追逐,对于自我的超越,对于远方的向往,有人说“到灯塔去”的时候,谁又会说一声“但我不愿去”呢?似乎对于所有人来说,那个“但”字都不会说出来,不会在理想、超越、向往和证实中转折而回,但是“到灯塔去”却又是如此脆弱,一个已经计划好的行动,似乎已经触手可及,“好,要是明儿天晴,准让你去,”这是拉姆齐夫人对六岁的詹姆斯说的话,只要明天天晴,只要詹姆斯很早起床,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而且,即使明天不晴,明天的明天也还会晴,未来的诸多可能都会满足“明儿天晴”的客观要求,但是,这一个非同寻常的喜讯,这已成定局的行动,这势在必行的远游,这盼望多年的奇迹实现,却如此不堪一击,“明天晴不了。”就是拉姆齐先生这简短的一句话,将所有的一切都击碎了。

“明天晴不了。”就是一种客观,一个现实,它就像拉姆齐先生一样,永远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他说的是事实,永远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他从不歪曲事实;他也从来不会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婉转一点,去敷衍讨好任何人,更不用说他的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必须从小就认识到人生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让步的,要走向那传说中的世界,在那儿,我们最光辉的希望也会熄灭,我们脆弱的孤舟淹没在茫茫黑暗之中,一个人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真实、毅力。”所以这一句话是一种理性,一种抵达真实、客观和赤裸现实的理性,而在这无法改变的现实和理性上,拉姆齐先生的人生中就一定是不让步的态度,是熄灭理想的无情,是勇气、真实和毅力支撑的品质。

这是可贵的,还是可憎的?这是无情的,还是有意的?“明天晴不了”才是隔着别墅和灯塔之间最大的障碍,所以对于拉姆齐先生这样一个处处体现权威,处处遵从理性,处处揭露真实的人来说,人生反倒变得有些茫然了,一个卓越的脑袋,一种追求理性的思想,对于人生的设定充满了秩序感,“如果思想就象钢琴的键盘,可以分为若干个音键,或者象二十六个按次序排列的英文字母,那么卓越的脑袋可以稳定而精确地把这些字母飞快地一个一个辨认出来而不费吹灰之力,一直到,譬如说,字母Q。”二十六个字母是人生走向的不同阶梯,只有一步一步向前,按照次序排列,才能达到一个个目标,但是“在整个英国,几乎没有人曾经达到过Q”的现实带来的却不是荣耀,不是骄傲,而是一种失落,“对于Q,他是有把握的。Q,是他所能够阐明的。假如Q就是Q——后面是R”,是的,Q之后是R,甚至R后面还有S,还有T,“究竟能有几人,可以达到Z?”没有达到R,无法达到Z,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被隔在永远达不到目标的地方,隔在再来一次也无法企及的理想的前面,“他将永远达不到R”就像“明天晴不了”一样,是无情的现实,是赤裸的失败。

“但他不愿躺在那儿束手待毙;他要寻找一片悬崖峭壁,他要站在那儿,凝视着暴风雪,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目光仍力图穿透那茫茫的黑暗,他要站着死去。”拉姆齐先生的勇气、真实、毅力是一种品质,却也是一种站着死去的悲剧,但是在这个“明天晴不了”的现实面前,拉姆齐先生却并不是孤立的,因为他有拉姆齐太太,一个博爱、宽容的女人,一个理想意义的太太,她对于丈夫的冷漠态度,似乎是反对的,“如此令人吃惊地丝毫不顾别人的感情而去追求真实,如此任性、如此粗暴地扯下薄薄的文明的面纱,对她说来,是对于人类礼仪的可怕的蹂躏。”但是,他在她那里,却也成为一种敬意,“再也没有比他更受她尊敬的人了。”拉姆齐夫人甚至完全生活在编织梦想的世界里,她即使知道明天晴不了,也对詹姆斯说:“也许睡了一宵醒来,你会发现太阳在照耀,鸟儿在歌唱。”似乎理想就在自己的心里,似乎理想从来不曾泯灭,而在生活的现实里,拉姆齐太太的理想就变成了一种弥补,“当他走开去的时候,这脉搏的每一次跳动,似乎都把她和她的丈夫结合在一起,而且给他们双方都带来一种安慰,就象同时奏出一高一低两个音符,让它们和谐地共鸣所产生的互相衬托的效果一样。”

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窗口望见永远的灯塔

理想就是一扇窗,是打开可以看见远方的窗,是心怀目标而望见灯塔的窗,在拉姆齐封闭的屋子里,这一扇窗的打开就是为了让风吹进来,让远方不消失,让世界多一种期待,“窗必须开着,门必须关起来——就这么简单的事儿,难道他们就没人记得住?”所以她希望莉丽像一个正常的女人那样结婚,因为在她看来,“一位不结婚的妇女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部分”;所以,她认为卡迈克尔先生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妻子,才导致了不幸的婚姻,“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大哲学家”;所以,即使明天去不了灯塔,她也还是认真地织那双准备送给灯塔看守人索尔莱的袜子。在她那里,似乎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一切都为了抵达那个灯塔。

所以,灯塔对于她来说,不仅仅只是一种目标,更是一种永远放在心里的念想,通过那一扇打开的窗,“她的目光越过海湾望去,就在那儿,毫无疑问,穿过波涛汹涌的海面,有规律的灯光先是迅速地闪了两下,然后一道长长的、稳定的光柱在烟光莹凝之中直射过来,那是灯塔发出的光芒。塔上的灯已被点燃了。”灯塔上的光,是照耀自己的那种快乐之光,是照耀别人的博爱之光,是击破现实的理想之光,她在这种凝望中,似乎才抵达了自身,“只有作为人的自我,作为一个楔形的内核,才能获得休息。”所以虽然拉姆齐夫人在丈夫和孩子面前,从不反对什么,和和气气,但是当她独处的时候,她总是看见自己无法逃避的现实,“她清晰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某种真实的、纯粹属于个人的东西,她既不和子女又不和丈夫分享的东西。”

也是真实,也是纯粹属于个人,也是无法和别人分享,其实和拉姆齐先生一样,她需要的勇气、真实、毅力,面对镜子的自己,看到两鬓花白的自己,五十岁仿佛就已经苍老,拉姆齐夫人所面对的是生活,生活是爱情的欢乐,生活是事业的抱负,生活也是“孤独地在阴暗的地方忍受不幸的煎熬”,所以在生活面前,拉姆齐夫人像一个战斗者,“他们之间一直在互相较量,她处于一方,生活处于另一方,而她总是尽可能地去战胜对方,就象对方要战胜她一样。”战胜生活才能拥有理想,拉姆齐夫人不是去拥抱生活,而是在从窗户里看见灯塔,并用灯塔的理想之光对抗生活,而在这种对抗中,她才感觉成为了自己,才拥有那个楔形的内核,才会保持到灯塔去的向往。“她的目光离开了她手中编织的袜子,她抬头望见灯塔的第三道闪光,对她来说,这好象是她自己的目光和自己的目光相遇,那灯光,就象只有她自己能够做到的那样,深入探索她的思绪和心灵,把其中的实质精炼提纯,剔除了那个谎言,一切谎言。”

明天去灯塔,明天是一种理想的持续状态,是一种不被现实泯灭的自我时间,所以拉姆齐夫人也不愿自己的孩子长大,她希望孩子们能够永远是淘气的魔鬼,是欢乐的天使,“永远别看到他们发育成腿儿长长的庞然怪物。”因为长大就意味着会失去天真的乐趣,就会像镜中的自己被生活改变,就会被“明天晴不了”的现实击碎。但是不愿孩子长大终归要长大,生活里的时间总会无情地改变理想,看起来,在和生活的对抗中,拉姆齐夫人处在了下风,甚至她也开始了妥协,终于她对詹姆斯说明天去不了灯塔,“不,明天不去,她说,但是不久就可以去,她向他保证,下一次天晴就去。”是的,明天会下雨,窗户会关上,袜子也没有织完。生活的时间,时间里的生活,都在无情地改变着一切,明天似乎就变成了一个跨越十年的漫长等待。

十年里有悄悄溜过的光线,有到处摸索的空气,“它们似乎有着轻如羽毛的手指,并且象羽毛般轻柔持久,它们疲乏地、象幽灵一般地俯视床上那闭着的眼睛、松弛的手指,然后它们倦怠地折起它们的长袍消失了。”时间就那样改变着一切,岁月流逝,是从“像一个处女的早春”变成了“大地苏醒”将临的夏季,是从“海风又派遣它的密探前来侦察这幢屋子”的夏天到“炎热的天气令人昏昏欲睡”的盛夏;岁月流逝,是“拉姆齐夫人已于前晚突然逝世”,是普鲁·拉姆齐走进婚礼的教堂却最后难产而死,是安德鲁·拉姆齐在一颗炸弹爆炸中立即死去,而这有着一扇窗户的屋子里,“铁锅已经生锈,草席已经朽烂。癞蛤蟆小心翼翼地爬了进来。”还有将近七十岁的管家婆麦克奈布太太和肢体僵硬的贝茨太太。

十年,从战争到和平,从活着到死去,从热闹到冷寂,从童年到长大,“那地方已经破败不堪了。只有灯塔的光柱在那些房间里照耀片刻”,是的,灯塔的理想之光还在照耀,所以当十年之后的明天到来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新的开始,拉姆齐先生还在,但是那种勇气、真实、毅力却在拉姆齐夫人死去之后,变成了一种需要别人给予的同情,“他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他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强迫她们给予他所需要的东西:同情。”而实际上,这样的同情虽然可恶,但毕竟是一种适应性的改变,宽容、博爱、对他崇敬的拉姆齐夫人毕竟不会永远在身边,当被时间夺走了一切之后,拉姆齐先生真的必须面对真实的现实,他无可逃避,人生意义不是启示,它只是黑暗中的一根火柴,一刹那点亮希望,就像别人同情的目光,就像灯塔里发出的光,所以拉姆齐先生在十年之后走进了生活,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去灯塔,在涨潮时刻启航,即使凯姆没有准备好,詹姆斯没有准备好,南希忘了吩咐厨房准备三明治,但是“到灯塔去”就在没有明天的现在,就在不管下雨天晴的此刻。

而“到灯塔去”变成现实的行动,反倒在真正的航行中看见了真实,拉姆齐想起了圣诞节遭遇大风暴而沉没了船只的往事,在颠簸中,凯姆在心里默念起那条誓约:抵抗暴君,宁死不屈,而对于詹姆斯来说,当他真正抵达灯塔的时候,才发现曾经隔海相望保持了十年的向往,却只是“光秃秃的岩礁上的一座荒凉的孤塔罢了”,但是这种理想的差异也让他体会到了一种满足,一种征服的满足,一种成长的收获,当拉姆齐对他说“干得好”的时候,不仅是拉姆齐冷酷性格的改变,“‘但我曾卷入更加汹涌的波涛,’拉姆齐先生喃喃自语遗。他已经找到了那幢屋子,而发现了它,也就在那儿发现了他自己。”而同时,也是詹姆斯成长蜕变的象征,灯塔不是不可触及的明天,不是遥远的存在,而是一种可以抵达的现实,“根本没有上帝”的宣言打破的是一个自我想象的神话。

“我们灭亡了,各自孤独地灭亡了。”这是拉姆齐的感慨,灭亡不是终点,灭亡其实是新的起点,因为它指向的是新生,所以“永远也达不到R”的命运其实是一种自我封闭,秩序是可以被打破的,就像“明天晴不了”的现实,只需要一种行动就可以重新构筑希望。而在这十年“到灯塔去”的等待和抵达中,那个一直想要完成一幅画的莉丽,似乎收获了更多。她是一个老处女,从来没想着和别人结婚,“她喜欢独身,她喜欢保持自己的本色;她生来就是要作老处女的。”而她的画似乎就像她自己一样,“这幅画是她三十三年的生活凝聚而成,是她每天的生活和她多年来从未告人,从不披露的内心秘密相混合的结晶,让别人的眼睛看到它,对她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同时,它又是一种极大的兴奋。”

三十三年的生活凝聚而成,再加上岁月流逝的十年,对于莉丽来说,似乎这幅画就包含了生活的一切,那些色彩,那些线条,都是生活的一个整体,“抹在画布上的一根线条,就意味着她承担了无数的风险,作出了许多不可挽回的决定。”但是当她再次来到拉姆齐先生家的别墅里,在人去楼空中似乎感受到了真正的生活,而拉姆齐先生的“到灯塔去”的决定也终于将她置身在生活的整体中去,置身在事物本身里,“她重新坚定地站在画架面前,不顾一切地说:抓住它,从头画起;抓住它,从头画起。”也是一种理想,却必须包含着生活的所有,一幅画是一座灯塔,在大浪中遇见灭亡,在看见“荒凉的孤塔”里揭示“根本没有上帝”的真理,所以当拉姆齐先生最终抵达灯塔的时候,莉丽的那幅画也大功告成,“是的,包括所有那些碧绿湛蓝的色彩,纵横交错的线条,以及企图表现某种意念的内涵。她想:它会挂在阁楼上;它会毁坏湮灭。然而,她扪心自问:这又有什么关系?”

生命的死亡,岁月的流逝,画作的湮灭,何尝不是生活的整体?何尝不是另一种现实?明天会天晴或下雨,成功会达到Q或R,人可能结婚或者独身,但是只要“到灯塔去”从理想变成现实,从明天回到今天,世界总是真实的,总会抵达内心的,总能照耀一切,“那个关于人生意义的伟大启示,从来没有出现。也许这伟大的启示永远也不会到来。作为它的代替品,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小小的奇迹和光辉,就象在黑暗中出乎意料地突然擦亮了一根火柴,使你对于人生的真谛获得一刹那的印象。”

都市新人类

编号:C28·2030316·0666
作者:邱华栋
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版本:1997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322页

平心而论,我不喜欢邱华栋的小说,他总是毫无阻碍地穿行于日新月异的大街小巷,出没于九十年代的欲望现实,熟悉这座现代大城市的种种去处就像自己的掌纹,在他的都市小说中,映入瞳仁的,只有门扇不停旋转的大商场,节奏紧张的写字楼,以及灯光恍惚暧昧的酒吧、舞厅、俱乐部……他的小说批判有余,意义不足。

鞋癖

编号:C28·2030316·0664
作者:韩少功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4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310页

“小说只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韩少功在这样的写作中似乎已摆脱了“寻根”时的某种理想,开始以一种世俗化的情感来体验记忆体验生活体验过去,然而在神神鬼鬼的叙述中又始终有一种智者理性的抗争。在他的小说中,他以幻想重新裁剪了时间与空间,打通各种隔阂,让过去、现在和来世同时发生,让阴面与阳面穿透转换。

睁大眼睛睡觉

编号:C28·2030316·0663
作者:毕飞宇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95页

毕飞宇的小说渗透着哲辩的思想,在字里行间让你有思考的空间,《林红的假日》中的林红似乎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睁大眼睛睡觉》中的“我”也是在寻找一种归宿。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毕飞宇小说《睁大眼睛睡觉》、《林红的假日》和《青衣》三篇。

痛苦比赛

编号:C28·2030316·0662
作者:东西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74页

东西的小说没有深奥的意义,他只是在非常平实的记述中表现荒诞,而这种荒诞只是轻轻掠过你的头脑,没有痕迹。在《痛苦比赛》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红色的幽默”。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东西小说《痛苦比赛》、《肚子的记忆》和《慢慢成长》三篇。

苏通之死

编号:C28·2030316·0661
作者:鬼子
出版:北岳文艺出版社
版本:2000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181页

在《苏通之死》中,我们读到了一种受难式的救赎,苏通的个人经历似乎在昭示着一种精神的死亡是多么可悲,而“我”总是以过客的身份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本书为“名家三连发”之一种,收录鬼子小说《苏通之死》、《农村弟弟》和《被雨淋湿的河》三篇。

卡尔维诺文集(三卷)

编号:C38·2030316·0659
作者:(意大利)卡尔维诺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1年9月第一版
定价:59.00元
页数:1076页

其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因当年去世而与这个奖项失之交臂的卡尔维诺是意大利二战后最具实力的一位作家,他以融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创作风格著称于世,对习惯于传统阅读的人来说,卡尔维诺的作品也许是一个挑战。三册文集共收录作品《寒冬夜行人》、《帕洛马尔》、《美国讲稿》、《通向蜘蛛巢的小路》、《烟云》、《阿根廷蚂蚁》、《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宇宙奇遇》和8篇短篇小说。


《卡尔维诺文集》:我丟失了自我的故事

这本小说的开头愈是没有特色,愈是时间、地点不清,你和作者他就会冒更大的风险来把你们的一部分与我这个人物等同起来,因为你们尚不知道我的历史,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急于要脱手这只箱子。
——《寒冬夜行人》

这个季节不是寒冬,这个晚上也没有夜行人,甚至“你”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称,但是当“我”出现的时候,必定要选择一个对应的人称,以表示“我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不是随机的,不是可能的,而是必然的,因为没有“你”在,“我”就是一个第三人称。而在这个冒着风险做出等同的动作之前,在“寒冬夜行人”出现之前,我是需要去除那个引号,把自己带进一个时间和地点明确的现实里。

一本书,两本书,三本书,卡尔维诺文集,从最上面,到中间,再到最下面,整整齐齐叠放在桌子上,其实这一套文集是五卷本,2001年9月第一版,译林出版社出版。当以三卷的方式出现在我的书橱里的时候,我是遗忘了为什么不将另外两卷也一起买来的原因,什么时候购入,哪个书店购买,都已经成为一种悬疑,当时间、地点不清的时候,书其实是摆脱了背景,它就是以一种独立的方式变成我阅读的对象。没有文本相关的历史,就是把那个和书本有关的“我”抽离到现在时,没有书店,没有橱窗,没有遇到女读者,没有看到打折和优惠,当然也没有“击退这些书的进攻”带来的难题,书不是“你早已计划要看的书”,不是“你多年来求之不得的书”,不是“与你现在的工作相关的书”,更不是“你希望放在手边随时查阅的书”,没有无限量的数量,也不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它只是三本书,可以翻开的书,可以阅读的书,当然,也是可以合上的书。

甚至,当我翻开第一页,阅读那一句“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的时候,我甚至从来不知道伊塔洛·卡尔维诺是谁,但是它出现了,第一句就要我认识这个人。但是小说中的这句话提到的“伊塔洛·卡尔维诺”,是不是就是封面上那个用左手抵住嘴巴,发出平静目光的那个人?专注却不焦虑,当视线从封面延伸到书本之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就在看我,看我如何从书橱里翻出三本的著作,看我如何认识一个叫卡尔维诺的人,看我如何打开一本书从第一页第一句开始阅读,或者看我在读完这一句之后是否起身看看现在是不是是寒冬,外面有没有夜行人,看我是否在看完第一页之后又翻到封面略微疑惑地注视这个叫卡尔维诺的作者——他看我,我看他,在这种对应的关系里,其实谁都不知道“我”的历史,我不知道在我之前的卡尔维诺在何时写作《寒冬夜行人》,他也不知道在他之后的我何时会将三卷的《卡尔维诺文集》翻开又从《寒冬夜行人》开始阅读他的小说。

看见,却看不见,我和卡尔维诺站在书的两个维度,当然是一种无法直接对应的关系,所以自始至终历史是不存在的,“这只箱子也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如取消和我有关的这个夜晚的背景,取消卡尔维诺作为一本书作者的历史,“请你先放松一下,然后再集中注意力。把一切无关的想法都从你的头脑中驱逐出去,让周围的一切变成看不见听不着的东西,不再干扰你。”所以实际上取消我,就是让我变成了那本小说里写到的“你”,而卡尔维诺在进入小说之后也变成了“作者”,你和作者共同组成的“你们”,而直接对应的关系是“我这个人物”,一起进入故事,一起成为叙述的对象,一起做一场冒险,而在这个奇妙的组合里,“这只箱子”终于是慢慢打开了。

卡尔维诺:我看见你了,你像我一样只是一个作者?

可是,这本书有关的你还是出现了,但是和我无关,和一个在不是寒冬、没有夜行人的读者无关。“你”不是理想读者,也没有理想的阅读姿势,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出版了,只是在书店的橱窗里看见了这本书的封面和书名,只是走进了书店在新书陈列的地方挑了这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只是离开了书店怀着迫切的心情回家,只是回到家从封面看起然后认真地从第一页开始阅读,而当这一切都发生了之后,“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小说的第一句话却恰好把你故事都写进去了。

那么,你就是小说的主人公?或者你早就是被卡尔维诺设计好的一个理想读者?但是从第一句开始阅读,第一次认识卡尔维诺,却并没有按照顺利的计划新进,后来你从第一页的前几行看起,在看了三十来页的时候,你渐渐对它产生了兴趣,把书又从头重复看了一遍,跳回到17页,好像不是为了领略一本小说的无限魅力,因为你想到了曾经在书店遇到的一个女读者,她可能也这样拿着这本书在看,你和她,同时拿着书,同时进入故事,走进书里又变成了另一个故事,“你们要念的这个故事上面蒙上了你们可能要经历的故事——你与她邂逅的续编,或者说你与她关系的新编。”然后就像在密林中行走那样,你知道了那个女读者的名字,以及她留下的电话,你还打电话过去,问她看了这本书的感受,但是接电话的是她的姐姐罗塔里娅,她还极力证明没有你想找的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给她不太熟悉的人留我的电话号码,她说要利用我使别人不能接近她……”但是这电话的确是柳德米拉家的,而且柳德米拉也在电话中最后现“声”,你们一起说到了那本书,也说到了其他的书,那本夹有白页的书,一个圈套,其实是另一种可能,你甚至就是喜欢这种新的可能,意味着你们可以以相同的遭遇和欲望去探寻和这个白页有关无关的阅读。

是的,之后你们去找教授乌齐-图齐,了解新梅里亚语的写作,了解年轻诗人乌科·阿蒂的那本唯一的小说,当然你们也开始阅读这本小说,但是最后小说在某一处中断了,找不到书籍的下文,其实预示着你们又必须从这一本未完的小说中返回,从另一种语言中返回,打开了另一本小说,是作者用笔名写的小说,但是不管是波兰小说《在马尔堡市郊外》还是乌科·阿蒂的《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管是《不怕寒风,不顾眩晕》还是《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它们和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也毫无联系,作者没有联系,而读者是不是需要建立某种联系,除了是你,除了是柳德米拉,除了你们两个,其实和你们无关的人都没有参与到这个故事中来,而你们的打算也是和作者一样,画出一条明显的界线,“我愿意做个看书的人,因此时时注意站在界线的这边。否则就会失掉读书时不掺杂私心的那种愉快感,变成另一种人,我可不愿做另一种人。”

但是阅读改变了生活,这是变成另一种人的前提,当小说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当小说被禁止发表,甚至被套上假的封套,是不是会变成“另一部书”,另一部书对应着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对应另一个读者,甚至在你和柳德米拉之间也出现了另一个人,所以最后你变成了第三人称,变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你从第二章起就以第三人称出现了,这是因为一本小说要成其为小说,必须有个第三人称,必须使第二人称男性与第三人称女性之间发生某种事情,再进一步发展,或以喜剧的方式结束,或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即人生的各个阶段。”第三人称叫做男读者或者女读者,或者是被男读者阅读的女读者,是被自己阅读的男读者,在这种被第人称改变的故事里,唯一可以找到的线索,那就是制造小说的作者,“只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真相,那就是作者。”

谁是作者,是苦闷作家还是多产作家?“任何一部小说的作者都是真实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是在虚构之中代替作者的一个替身。”作者并不是固定的,苦闷作家和多产作家,可能是写出了同一小说的两份抄本,可能是被两份手稿搞混了,也可能是被一阵风吹乱了手稿,或者是有人故意将多产作家换成了苦闷作家,又将苦闷作家换成了多产作家,而小说的发展出了这些作者的无限可能之外,当小说变成电子计算机处理过的小说,是不是作者就是那个机器?一本是《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另一本是《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内容毫不相干,作者当然也没有意义,当计算机储存的小说被消磁器抹掉的时候,那些情节,那些人物,那些可能都被换成了“il il il il,di di di,da da da da, che che che che”互不关联的词,“那本小说被粉碎了,瓦解了,再也不能复原了,就像一堆沙被风刮平了。”当小说被瓦解,就如小说变成了无法阅读的禁书,那么在文本和作者缺席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寻找精神意义上的存在?是否应该寻找普遍意义上的真理?

仿佛就是和“我”有关的箱子,一种巨大的冒险解构了读者,解构了文本,也解构了作者,谁是真正的我,谁是真正的你?如果再从《寒冬夜行人》的第一句开始,这个过程其实只是小说中的故事而已,不是被阅读,是被写作,《寒冬夜行人》的第一句是:“故事发生在某火车站上。一辆火车头喷着白烟,蒸汽机活塞发出的声响掩盖了你打开书本的声音,一股白色的蒸汽部分遮盖了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覆盖了小说的第一章第一段,以及第一句,是一股白色的蒸汽,是一列冒着白烟的火车,“某火车站”的不固定性为这个故事展开奠定了诸多可能,但是在“某火车站”相关的可能叙事里,为何会有“我”,“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在小吃部与电话亭之间穿梭而行。或者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叫‘我’。”在某个火车站,在没有名字的城市,我作为主人公,是一种从排斥状态进入文字的努力,因为这样”他不需要再详细描述主人公了“,去除了历史,我变成了不在时间和地点里的人物,所以当”严被杀害“之后,我其实没有任何威胁,因为我只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寒冬夜行人”。

而与“我”的出现相反的《在马尔堡市郊外》,“这本书里一切都非常明确,什么东西叫什么名称以及它们给人什么感觉。”所以我又变成了一个具体人物,一个看见了相片上的题字的人,一个被拳头击打到脸的人,也变成了双重形象:“当我与蓬科分开时,尽管我想用唾沫擦洗干净绒背心上的血迹,那也是徒劳无益的,我已经具备了双重身分。”双重身份有时是一种逃避和虚化,又是却是另一种冒险,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一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救赎,而是趋向世界末日的轮回,“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从明天中午十二点起在今后几天里顶替他。”在《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里,世界的一切都变成了普遍现象,而不再有偶发事件,所以当有逃犯的信息向我发来的时候,我感到宇宙的秩序出现了一道裂缝,它分裂着故事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分裂着替代者的我和真实的我。而另一种分裂在《不怕寒风,不顾眩晕》里,就是性别的分裂,“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拿枪,而你们男人可以拿枪呢?真正的革命只有当妇女拿起枪时才会发生。”在战争的故事里,有人正在秘密酝酿一场改变人体与性别的革命。在《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里,这种分裂就是生者和死者的分裂,“我们这时所干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一种仪式,是做给死者看的。”分裂成相互连接的线和相互交叉的线,那里的电话,那里的镜子,不是将双重的形象变成一个人,而是自己成为自己的劫持者,“由镜面组成的墙壁无穷尽地反射出我的形象。难道我被我自己劫持了?”就像既是女儿的恋人又是母亲的情人,一个男人如何在欲望和伦理中走出来,而那个空墓穴无非是无数相同脸型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一次阴谋,那么,《最后结局如何》?我成了他们的人,但是我却在自己的裂缝里陷入到无法再回来的深渊里。

那个双重形象,那个替代者,那些男女革命者,以及母女的恋人,在故事里都变成了分裂的人称,他和我,我和你,以及你和她,而这种分裂其实也是作者主人公的分裂,那么读者是不是在暗处发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将一切的分裂都看成是一种故事?如果从文本中脱离出来,返回到读者的世界里,那么谁能成为理想读者进入那些小说找到真正的“我”?读者可以用游移的目光阅读,可以“一刻也不能离开书本”地阅读,可以重温已经读过的书,可以把读过的每本书当成“我通过阅读逐渐积累起来的那本综合的、统一的书的一部分”,可以是为了寻找童年的记忆,可以是为了看书前的一刹那,可是把结尾看成是书的重点,而在这诸多的阅读者里,还有一个叫做“你”的人,你发言是为了表达自己读书的趣味,而当那些小说连成一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读者就是作者?“寒冬夜行人,在马尔堡市郊外,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怕寒风、不顾眩晕,向着黑魃魃的下边观看,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在空墓穴的周围……‘最后结局如何?’他问道,急不可待地欲知下文。”

最后结局如何?当作者变成读者,或者当读者变成作者,最后的结局是作者写就的小说的结局,也是读者阅读的现实的结局:最后的结局是第三人称又变成了第二人称“你”,最后的结局是你决定要和柳德米拉结婚,最后的结局是柳德米拉合上了自己的书,关上了自己的灯,最后的结局是你说:“再等一会。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你是《寒冬夜行人》的读者,你又在《寒冬夜行人》里,离开也是为了进入,第二人称也是第一人称,作者也是读者,所以每一个人都会看见那个“命运交叉的城堡”,不管是七十八张一套的塔罗纸牌,还是马赛牌,命运和这些牌上的人物有关,也和讲述故事的“我”有关,和自己发生的故事有关,也和别人讲述的故事有关,“每个故事都与另一个故事相对,一个同桌摆出他的牌行后,另一个则从其尾端反向引出自己的另一个故事。”无论是宝杯骑士,还是宝剑国王,无论是倒吊着,还是异教神,无论是情欲,还是战争,也无论是犹豫不决者的故事,还是复仇的森林的故事,无论是自左而右组合成哈姆莱特的故事、俄底浦斯的故事,还是自下而上组合成掘墓人的故事,女巨人的故事,它们都交叉在一起,叙述者的作者会变成下一个故事的读者,而读者也会成为下一个叙述的作者。

但是在这种连环相套的故事里,“我”又在哪里?在无法言语的沉默中,还是在所有的牌最后中间空出的位置上?其实我是丢失了自我的故事,“这一切都像言语自身所含的一场梦,只是通过写作者才得到解放,同时也解放了写作者。”宝剑骑士、隐士、巴尕托都是我,是我想像的自己,而当我成为别人的故事的时候,我其实是混在了“由众多故事构成的那团尘埃中”,而这样的结局之有一个:“我得到了自我的解脱。”被困囿于词语中,被写进在句子里,被虚构在小说里,被陷害在阴谋中,我其实是无奈而无力的,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带入一个命运昭然而没有悬念的结局中,但是真正的命运必然是交叉的,作者和读者的交叉,叙述者和旁听者的交叉,帕洛马尔各种数字序列的交叉,马可·波罗和可汗对于看不见城市的交叉,甚至是我和柳德米拉、卡尔维诺的交叉,时间地点不清,人物的关系不清,只有这样那一场冒险里才会看见意义:“可是我觉得只依照一定的严格的规则所进行的游戏才有思想,那就是每个故事都必须与另外的故事交叉,否则就分文不值,自给也不要。”

所以在这个不是寒冬、没有夜行人的时候,我把三本书合拢叠放在一起,用左手抵住嘴巴,却学着卡尔维诺和“你”的语气对自己说:“再等一会。我这就读完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了。”

乔伊斯短篇小说选

编号:C38·20201231·0658
作者:(爱尔兰)乔伊斯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6.00元
页数:235页

其实这本小说选就是他的《都柏林人》,这是乔伊斯早期的作品,在这里,文字还没有那么晦涩,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当时都柏林人的生存空间,以幼童面对死者起始,以成人回忆死者做结,其间十数篇,急管哀弦,离合聚散,诉不尽生者伤心尴尬无奈事。《都柏林人》是乔伊斯为爱尔兰人谱写的清明哀歌。

南回归线

编号:C54·2021226·0657
作者:(美)亨利·米勒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5年1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31页

亨利·米勒写完《北回归线》,又写了一部《南回归线》,这可能是他寻求某种对称之美。实际上《北回归线》也不是惟一的题目,北回归线,英文是Tropic of Cancer,巨蟹座回归线的意思。由于巨蟹座代表肆无忌惮横行霸道,米勒很喜欢这个意象,认为可以概括他的生活态度,在小说中,无拘无束的性爱体验把所有文字都指向一种肉体的归宿,而这种归宿在米勒看来,意味着恰恰是一种解放。

瀚海

编号:C28·2021109·0655
作者:洪峰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7年1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644页

曾经洪峰在先锋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后来他又一改以往那种反讽式的叙事腔调,不再动不动就瓦解某种观念,颠覆某种价值,而是试图重新拷问人的信念、责任与年龄之间所构成的隐秘关系,他大量调用一些现代叙事手法,频繁地更替叙事视角,转换故事流程,并且将凶杀、绑架、艳情等流行小说的元素引入故事之中;再后来,他在经商中消失了。此为洪峰小说自选集·短中篇小说卷。